民事法律责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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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终止；环境侵害；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随处可见。我国新公司法的修改，降低了公司市场准入的门槛，公司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公司的成立随多，但是公司的终止也不少，而且留下了一些问题，公司终止后的环境侵害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公司终止后的环境侵害往往给受害人造成很大的损害，也带来环境问题，为了保护环境、保护受害人的权益，确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司终止是指公司丧失依法享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的主体资格消灭。公司终止的原因有多种，如破产，解散，还有合并与分立。对于因合并或分立而终止的公司，其责任依法由合并或分立后的公司承继，不存在责任主体缺失的问题。本文所讨论的公司终止是终止后没有责任主体承继责任的情形，即因合并或分立终止的除外。

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是指环境民事法律主体因污染和破坏环境侵害了他人的环境权益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是一种侵权民事责任，以环境侵权行为作为前提，侵害行为不一定违法，只要侵害他人权益就应承担法律后果。由于环境侵害的特殊性，环境民事法律责任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环境侵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都应承担民事责任。

1 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必要性

公司环境侵害是指由公司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或者其他行为而引起的，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环境权益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侵权行为。公司环境侵害行为是生产社会产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例如排放废水、废气，倾倒废物等造成环境侵害，但有些也是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如超标排放。公司环境侵害是一种特殊的侵害行为，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公司环境侵害多数是一种缓慢的侵害行为。在公司环境侵害行为中，由于环境侵害往往是经过很长时间和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才逐渐形成和扩大的，因而其造成侵害结果之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环境侵害一旦形成，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发生持续的不良作用，尤其是环境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很难治理。

（2）在公司的环境侵害行为中，由于环境污染的潜伏性，使得公司环境侵害不易被察觉，有些公司的确是在标准范围内排污，而且只是该公司排污的时候不是侵害，但是当它与其他污染物结合或者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时候就变成侵害。这对只具备一般常识的人是很难意识到的。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对一定区域内或生态系统内不特定的自然人受害，甚至是包括对后代人的侵害。因此，公司环境侵害的对象，常常是在相关区域范围内的人、物或土地，涉及范围广泛，具有较强的社会性。

（3）公司环境侵害更具复杂性。在公司的环境侵害行为中，由于环境的自然作用，加害主体、加害行为以及损害事实往往很难确定，而且公司环境侵害行为作为生产活动的副产品，与每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联系相当密切，确认是否污染以及如何污染都需要有相当的技术知识和手段，这样对证明因果关系比较困难。例如，日本著名的四大公害事件之一“富山痛痛病”就潜伏了几十年的时间。

2 我国现行制度的障碍

2.1 我国的公司法人责任制度不利于公司终止后承担环境责任

与民商法发达的一些国家不同，我国不允许设立无限责任公司。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一个独资公司，都只能是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我国的公司法人只能以其自身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则以其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对于超出公司全部资产部分的债务股东不负责任。虽然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仅有第20条、第64条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规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和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或股东权利致使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损害的情形，是否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中没有作规定，仍应适用有限责任制度。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或股东权利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的利益的情形尚且承担有限责任，那么公司法人一般情况下的侵权行为更是只承担有限责任。现行的公司法人责任制度，决定了公司环境侵害行为侵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时，股东不负连带责任，由公司自身负有限责任；当公司终止时，则意味着没有责任主体对受损的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直接承担责任。鉴于此，为有效救助受损害的利益，必须确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法律责任，对损害的救助提供法律保障。

2.2 公司的清算制度不利于公司终止后承担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在我国，公司除因合并或分立而发生的变更之外，公司的解散都必须进行清算。清算的核心是财产清算，包括收取债权、清偿债务和分配财产，根据我国《破产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公司进行清算，其分配财产的顺序是：（1）支付清算费用；（2）职工工资及劳动保险费用；（3）清缴所欠税款；（4）清偿企业债务；（5）股东分配剩余财产。在清算期间，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应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进入破产程序。破产财产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1）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2）破产企业所欠税款；（3）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债权人清偿要求的，按比例分配。从以上规定可见我国法律在规定财产分配时，并没有把公司终止后的侵权损害赔偿费用考虑在内，这样一次把公司财产分配结束，一点剩余财产都不留，不利于公司终止后承担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我们知道，公司终止便意味着失去主体资格，对于受害人来说，则意味着失去责任主体，但依据现行的清算制度，即使有责任主体，受害人也因责任主体没有可供承担责任的财产而同样得不到赔偿。

2.3 环境侵害案件的诉讼时效不够长

《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效起计算。”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二年不同。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当适用环境保护法的特别规定。 除此之外，民法通则还规定了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20年，这仍适用于环境侵害案件，即受害人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0年内（包括20年）可以向法院提讼。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20年后才发现的话，受害人即使向法院，因其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权利仍然无法得到保护。

3 确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虽然明确了如何确定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但是依据现行的法律，在现实中，还存在主体缺失的情形，公司的终止就是一个例子。当公司终止，其主体资格已经消失，这意味着没有责任主体，受害人只能自己承担损害，显然，此有悖法律公平正义理念。那么，为了维护受害人的权利，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如何确立公司终止后的民事法律责任呢？

3.1 建立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的法律制度

依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公司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只承担有限责任，我国新公司法虽初步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并不适用于公司侵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公司一旦终止便不再承担责任。对于公司环境侵害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应有特殊的法律制度做保障，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本着“谁侵害，谁负责” 的原则，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仍应由侵害行为者――原公司来承担，而不应由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我们应建立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的制度。从立法上可以借鉴美国公司立法，公司终止后不再继续经营业务，但并不立即丧失责任主体资格，即作为责任主体仍然存在一段时间。在美国各州的公司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01条规定，由于公司存续期限届满或其他原因解散的公司，可从期满或解散之日起，再延续三年，或按衡平法院的决定延续更长时间，以便依法进行民事、刑事或行政诉讼，逐步清算和终止其业务、处理和转移其财产、解除其责任，并向股东分配其剩余财产，但不得为继续进行公司业务而继续存在。 至于纽约州的公司法规定更为严格，体现在对公司的行为约束，该州公司法规定公司终止后，可成为被告，但没有时间期限。从表面上看，纽约州的公司终止后无论多久都有可能因终止前遗留下来的责任成为被告。但是因为除了公司法以外，各州的诉讼程序对各种不同的诉讼规定了长短不同的追诉期，所以公司在终止后成为被告的可能性并不是无限期的。因此，只要在追诉期内，已经终止的公司仍然像公司存续期间一样可能成为被告。 在借鉴美国的公司立法时，我们可以参照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公司作为责任主体在终止后的存续期限，该存续期限可规定为5年，我国的公司法人制度没有美国那样发达，过多的负担不利于公司法人的发展，但太短的期限则对保护环境权益的意义不大。

3.2 修改公司清算规定

即使是建立了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制度，但依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清算制度，公司在保留主体资格期间仍无法对环境侵害行为承担责任，因为这时候的公司已经没有财产存在。这样，受害人即使能直接追究公司的环境侵害责任，也无法实际得到赔偿，公司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制度的存在意义微弱。因此，在建立公司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修改我国《破产法》和相关法律确定的财产分配制度，规定在分配清算财产时，分配一部分财产作为公司资格保留期间的财产。具体可作为公司债务，与“清偿企业债务”同一分配顺序，数额可根据公司的环境危险系数、偿债能力以及是否发生过环境侵害案件来确定。

3.3 修改环境侵害案件的诉讼时效

基于上面分析的环境侵害案件诉讼时效问题，本人认为，对于环境侵害应当延长最长诉讼时效，因为环境侵害是一种具有很强特殊性的侵害，其潜伏期有些是几十年，如，日本水俣病案例，从排放含有甲基汞的污染物到大量出现水俣病患者，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因此，只有规定更长的诉讼时效，赋予受害人请求司法救助的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公民的环境权。否则会出现损害还没发生，时效已经届满的情况。

3.4 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责任基金制度

无论是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的制度，还是修改环境侵害案件的诉讼时效，其都是有期限的。当公司终止后保留责任主体资格的期限届满，受害人即使发现自己的权利受到公司侵害，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救助，因为责任主体已经消失。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建议我国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责任基金制度。基金的来源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终止前公司缴纳的环境责任基金；一是国家按比例从对公司所收取的排污费中拨付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公司主体资格存续期限届满后的剩余财产。公司缴纳环境责任基金的义务须由法律做出规定，具体可以在公司法中做出规定。至于公司该缴纳多少数额的基金，具体可以根据行业的危险系数及公司的排污量来确定。 这样，在公司责任主体资格存续期间，受害人可以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责任主体资格期限届满后，受害人则可以通过环境责任基金获得补偿。

4 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现实意义

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作为对环境侵害受害人救助的法律保障，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1)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为受害人寻求法律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按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公司一旦终止，人们就无法对一个不存在的主体提讼，当然也就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利。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法律责任，受害人在公司终止后发现损害也能通过追究侵害人的侵害责任而使受损害者得以补偿。

(2)公司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法律制度，除了维护受害人的权利外，还可以对公司产生一定的约束力，防止其为了规避法律，逃避法律责任而终止。现实中，就存在着公司为了逃避各种法律责任而终止的情形。如果公司终止后作为责任主体还存续一定期限，那么“终止”，就不大可能会是他们为了逃避责任而做出的选择。

(3)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有利于保护环境。终止后在一定期限内还得作为责任主体存在，而且环境责任基金的缴纳数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其危险系数，公司为了减少日后承担责任的风险，为了少缴纳基金，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自觉地控制污染源，减少排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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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平主.新编公司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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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外相关立法

1.美国的相关规定

在西方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注重保护持卡人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已经成为银行卡方面的国际规则。在美国，有关信用卡冒用风险责任承担的规定主要体现在《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诚实信贷法》这两部法案中。《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发卡人应该采取措施识别信用卡的使用人是经过授权的，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随后的《诚实信贷法》进一步规定消费者或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信用卡消费最多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包括信用卡被偷、被盗、被伪造）。总的看来，这两部法案的相关规定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来承担，而严格限制了持卡人或消费者承担风险的情形，体现了对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

（1）“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归属”的规定。

“未经授权划拨”（把所有英文符号改成中文）的定义是：美国《诚实信贷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偷窃或捡拾信用卡后使用的行为称作“未经授权划拨”.所谓未经授权的划拨是指由信用卡持卡人（消费者）以外的未获发动实际授权的人所发动的，从该消费者账户划出资金而该消费者并未从该划拨受益的电子资金划拨。

美国法律规定，消费者对用丢失的或被窃的信用卡发动的交易，包括消费者自己被迫进行的划拨，是未经授权的划拨，适用对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

未经授权划拨的责任限制：《电子资金划拨法》与E条例及其官方人员注释规定，只要持卡人以合理的方式向机构发出了通知，其责任将受到限制。并将持卡人对未经授权的划拨的承担的责任分为三个等级：五十美元，五百美元和无限责任。

未经授权划拨责任限制原则的起源：该法所确立的持卡人责任限制之原则，起源于1976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诉莫拉克案。在此案中，法院根据联邦法、州法律和判例，判决被告对这五百美元未经授权的支出只承担五十美元的责任。

未经划拨责任原则的适用：美国的《电子资金划拨法》和E条例还规定：“无论持卡人存在多么明显的疏忽都不影响对其适用责任限制”.在  Russenvs First American Bank-Michigan一案中，法院就持这一观点。该案中，消费者疏忽地将他的ATM卡个人密码写在与卡放在一起的纸上，并将卡与密码交给他女儿，后来他女儿丢失了两者，并因此造成了未经授权划拨的损失。美国法院判决认为：这种疏忽对消费者是否应对卡与密码的发现者启动的而未经授权的划拨承担责任，是无关紧要的，消费者不承担因此疏忽造成的损失。

尽管这种规定容易引发持卡人的道德风险，持卡人可能会谎称某项交易未经其授权而从中牟取不当利益。但是美国的法律作出这种规定的基础是相信绝大多数的持卡人是诚实的，当然这种信任有着庞大的征信体制作为基础。法律同时认为发卡银行在发行信用卡之前就应该意识到信用卡的风险，并且有义务在发卡之前对申请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调查，信用卡应该发给讲信用的人。况且，刑法上关于信用卡欺诈的罪名也能有效的克服这种道德风险的发生。

（2）“举证责任”的规定

美国国会通过的《消费者信用保护法》规定，信用卡的发卡人对信用卡是否经授权使用负举证责任。《诚实信贷法》则规定发卡机构若要求持卡人承担至多五十美元的责任，还存在进一步的证明义务，即必须证明未经授权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它要件，具体有：持卡人已经接受了信用卡；发卡人就潜在责任向持卡人发出过说明通知；发卡人向持卡人提供了在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时向发卡人发通知方法的说明；未经授权使用发生在持卡人己经将丢失、被窃或其它事件通知信用卡发行者以前；信用卡发行者已经提供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识别一张信用卡的使用者是未经授权的。

这种举证责任的倒置使得处于弱势的持卡人避免了因为举证不能而承担冒用风险的情形，而对于拥有强大技术支持和先进设备的发卡机构来说，这也没有加重其负担反倒有助于其积极采取措施维护持卡人用卡的安全。

（3）“消费者承担全部责任”的规定

美国的发卡机构一般与持卡人约定，在下述情况下，持卡人即使在挂失后仍应承担风险责任：第三人冒用为持卡人允许或故意将信用卡交其使用者；持卡人故意将使用自动化设备预借现金办法或进行其它交易之交易密码或其他辨识持卡人同一性之方式告知第三人者；持卡人与第三人或特约商店伪造虚构不实交易行为或共谋欺诈者等。上述例外条款的规定，不可谓不周全，而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强调了持卡人在保管和使用信用卡时的审慎义务。

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1）英国的有关规定。英国同行业公会制定的，要求银行会员共同遵守的《银行营运规则》规定，除非发卡银行证明持卡人存在欺诈或者没有合理谨慎使用各种银行卡，则信用卡丢失或者被盗后，对于持卡人挂失之前的损失，持卡人承担责任最多为五十英磅。

（2）韩国的有关规定。韩国《与信专门金融业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发卡机构应当自接到持卡人挂失请时起给持卡人带来的所有损失负责。

（3）澳大利亚的有关规定。澳大利亚《电子资金划拨指导法》对未经授权划拨消费者的责任也作了规定：在账户持有人不存在欺诈和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对未授权划拨只承担一百五十元或账户中的余额或账户机构被通知接入方法发生滥用、遗失或被窃，或是作为接入方法组成部分的密码的安全性受到破坏时己发生的实际损失。

（二）我国信用卡被盗冒用的现行立法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调整信用卡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有：民商法部门中的《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合同法》、《担保法》中的少数条款；经济法部门中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的一些相关规定。而专业调整信用卡法律关系及实践操作的只有部门规章，主要包括：1999年03月01日起施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央行”）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2005年10月26日由央行实施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以及央行于2001年07月09日实施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于2006年01月26日公布并于03月01日正式实施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其中都仅有少数条文对于信用卡的冒用责任做出了规定。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也没有行政法规，只有人民银行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信用卡冒用的法律责任作出了规定。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规定：“发卡银行应当向持卡人提供银行卡挂失服务，应当设立二十四小时挂失服务电话，提供电话和书面两种方式，书面挂失为正式挂失方式。并在章程或有关协议中明确发卡银行和与持卡人之间的挂失责任”,按照这条规定，当持卡人丢失信用卡后，发卡银行的“义务”是向持卡人提供挂失服务。但是，就在这个关于发卡银行的“义务”的条款中，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了发卡银行可以在章程或者协议中，自行制定信用卡冒用责任条款的权利。因此，目前关于信用卡冒用及挂失的法律责任，主要来源于我国各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三）我国商业银行的规定及实践

工商银行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电子银行章程》规定，信用卡正式挂失前的损失由客户自理。其在银行业首次提出，因客户未尽到风险防范义务而导致的损失，银行将不承担责任。

中国银行规定，信用卡必须通过电话挂失方能即时生效。中国银行的中银信用卡、中银都市卡、中银VISA奥运信用卡实行挂失零风险措施。信用卡遭遇丢失或被盗后，只需致电二十四小时客户服务热线，办妥挂失后即无需承担挂失后的风险。

广发银行去年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创的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计划，这项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失卡保障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未能及时发现信用卡遗失而造成的损失，更全面地保护了信用卡持卡人的利益和用卡安全，但是这项保障措施不包括ATM机、网上支付等须使用密码的交易。

招商银行于2006年4月推出“失卡万全保障”功能，比广发行仅晚了一个月，即挂失前四十八小时内发生的盗用损失，将由银行承担。其中，普通卡每人每年最高赔偿额为一万元，金卡为一万五千元，白金卡按照客户的信用额度为全包。

《交通银行太平洋个人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持卡人遗忘密码或遗失太平洋卡的，特殊情况下，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损失由持卡人承担，如密码重置前使用密码进行的各项交易等。此外，由银行承担挂失之后的冒用风险责任。

《中国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领用协议》规定，遇信用卡遗失或被窃，持卡人应立即办理挂失，挂失生效后，发生的非持卡人有意所为而造成的债务和损失不再由持卡人承担。总结以上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挂失的规定与实践，可以看出，我国各个银行关于信用卡冒用责任的规定包括以下两种情况：挂失之后，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由银行承担，除非出现免责的情形；挂失之前，绝大多数银行规定信用卡被冒用的责任由持卡人承担，目前只有极少数银行，如广发行和招商银行承担了挂失后四十八小时内，信用卡被冒用的部分甚至全部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了持卡人与发卡银行关于银行卡丢失或被盗的责任纠纷，法院也基本上支持银行方面的主张，判决消费者承担挂失前所发生的全部损失。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存在的不足

（二）我国现行立法规定

本文认为我国关于信用卡法律责任的现行立法存在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界定冒用风险的标准过于简单

我国法律对信用卡挂失的风险责任承担的有关规定，以是否办理挂失作为衡量持卡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决定因素，将信用卡遗失风险的分担义务由法律义务变为合同义务，对持卡人限额没有任何规定，扩大了银行要求持卡人承担责任的可能性。风险责任前提的简单化使得立法无法对复杂的风险发生情况做出有意义的划分，无法根据信用卡遗失情况及持卡人、发卡行过错程度的不同，对各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细分。

（二）对持卡人规定的责任过重

发卡行根据持卡人的申请核发信用卡后，持卡人就拥有了对信用卡的绝对控制权，应当履行妥善保管信用卡的义务。在由于持卡人的过错造成失卡并产生冒用损失的情况下，持卡人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论文格式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信用卡一旦丢失就必然会发生损失，失卡并不是损失的充分条件，因为信用卡消费不同于现金消费，它在时间、空间上的不连续性要求信用卡交易中持卡人、发卡行、特约商户三方主体的紧密配合。在持卡人失卡的情况下，只要发卡行和特约商户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相应的义务，不法分子通常很难达到冒用的目的。因此，信用卡挂失前的冒用风险应当根据持卡人、发卡行和特约商户在形成冒用风险中的过错类型和程度在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而不是把这种冒用风险全部强加于持卡人来独自承担。然而，从目前我国各发卡行信用卡章程和领用信用卡协议中的规定看，大部分发卡行仍规定信用卡挂失前的损失由持卡人自己承担，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三）对银行规定的责任过轻

从《银行卡管理办法》的体系上看，信用卡冒用的相关责任被规定在第五十二条发卡银行的义务当中，而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其实是在授予发卡银行极大的权利，将权利规定在义务中，这显然是种立法上的矛盾，从而也导致也各大银行纷纷在各自的章程或者协议中，扩大持卡人的责任范围，减轻银行在其中的责任。

从法理上看，将两个在经济实力上极为悬殊的主体其中弱小一方的责任交给强大一方来规定，结果肯定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必然对持卡人的权益造成很大的损害。虽然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合同关系，通常由合同法来调整。但发卡银行与消费者（即持卡人）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两者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上，而且还表现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拥有法律赋予的特权即行业垄断权。这显然违反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使得持卡人承担过多的风险，持卡人可能要承担不是因为其过失所导致的损失，这一点亦违反了过失责任原则。

另外，从信用卡被冒用的表现形式和原因来分析，不难发现信用卡被冒用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首先是技术层面，发卡机构、特约商户的防伪防盗设备和技术相比现今高科技高智能的犯罪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再者是人为层面，主要表现在发卡机构和特约商户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不高，程序操作不规范，持卡人没有谨慎的保管信用卡。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明显把冒用的情形简单化，甚至将银行自身由于技术问题产生的冒用风险完全转嫁给无任何过错的持卡人，是十分不合理的。

三、完善我国信用卡冒用民事责任的立法建议

由于中国目前支持信用卡挂失风险运作的基础—信用机制尚未健全。因此中国要想在信用卡领域取得成功，既不能照搬欧美的模式，也不能照抄台湾的经验，而是要根据中国的民族传统习惯，借鉴国际上好的立法技术，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自己的模式，才能使信用卡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尽早出台《信用卡条例》

2005年0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税务总局、银监会、外汇局共同的《关于促进银行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起草《银行卡条例》的构想。虽然这意味着在将来的立法规划中，银行信用卡业务还是将和借记卡等其他银行卡业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立法调整，但这毕竟是信用卡专立法中的一大进步。《银行卡条例》构想的提出，把规制信用卡业务的主要法律依据从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上升到了国务院制定并公布的行政规范，使之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其他有关信用卡的规章和政策，在调整信用卡业务的专门法律法规体系中初步形成一个核心，立法层次的提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该行政法规在内容上超越金融机构狭隘的部门利益，对信用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公平的法律保护。同时也应完善信用卡配套法律法规，颁布信用卡格式合同范本，加强对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二）明确挂失后冒用的损失由银行承担

挂失后信用卡仍出现被冒用，主要原因是在挂失人挂失与发卡银行向各特约商家发放止付名单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时间差的存在则是技术手段不够先进、存在缺陷所致。银行发行信用卡、开办信用卡业务，应当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风险，理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提供相应的健全的技术支持，将风险降低以至消除，这是银行的义务。同时，解决挂失后冒用风险的可能性在于银行技术与业务水平的提高，惟有银行才能有效防止风险发生。而作为信用卡持卡人，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挂失后冒用的损失应当由银行来承担。

（三）明确挂失前二十四小时冒用的损失承担

在信用卡脱离持卡人控制和挂失止付之间，往往存在一个时间差，而冒用人往往利用这个时间差，侵犯持卡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对这个时间段的冒用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笔者认为，二十四小时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段，如果规定的时间过长，比如广东发展银行的四十八小时甚至更长，会容易导致持卡人怠于挂失，可能导致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规定二十四小时内的责任归属，一方面可以督促持卡人及时履行挂失的义务，另一方面也能够很好地保护持卡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在这二十四小时中，持卡人应当承担限额的责任，特约商户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其余的责任由银行承担。

1.持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与责任限额

持卡人对于信用卡件具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当由于持卡人自身疏忽导致信用卡落入他人之手而任意取现或透支时，对此后果持卡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从原则上讲，持卡人应对挂失前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对于合法持卡人失卡后、挂失前的责任承担问题，由其承担部分的责任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其未能履行保管义务，且若挂失前的责任由发卡行或特约商户全数承担的话，无疑会诱发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增加金融消费领域中的不稳定因素。

2.明确举证责任由银行承担

笔者认为对信用卡冒用责任的承担最公平的解决方式是：采纳过失责任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金融机构承担举证责任；持卡人仅对其重大过失承担责任限额内的责任，其他损失的责任由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机构可就此向保险机构投保转移风险，且成本比持卡人低很多。

由此造成银行的损失可以向保险机构转移。这是指发卡机构通过向保险公司投保，在发生风险损失时，由保险公司补偿，从而避免或减少实际损失的一种形式。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策略，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过后，美国就开始了存款保险制度。现在信用卡风险管理中运用也越来越多，是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一种重要手段。发卡机构可以把开展信用卡业务的一些难以预料的意外损失，通过少量的保险费的支出而获得及时、满意的补偿，从而降低或减少风险，这对发卡行来说是非常经济的。

另外，在电子资金划拨中记录银行与客户之间交易的凭借是交易数据，与传统银行业务交易记录的纸质单据相比其具有两个特点：其一，交易数据都储存在银行的服务器中，交易过程的记录完全由银行制作和掌握，银行在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客户手中不掌握任何交易数据的备份；其二，电子数据易于篡改，被投机者利用的可能性极大。这种交易行为的特殊性，使得“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举证原则不能适用于银行与客户之间产生的电子银行业务纠纷。为了避免这种由于发卡银行掌握所有原始证据材料，而持卡人不掌握，却还要求持卡人进行举证的不合理做法，我国立法应当在损失分担规则中明确银行的举证责任义务。

（四）明确银行应当承担的责任

立法应当明确银行的责任：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发卡机构在信用卡被冒用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须承担该责任，甚至主要责任。这一点对发卡机构来说的并不是不公正的。从发卡行与持卡人的信用卡合约来看，发卡机构不仅是发行信用卡的机构，而且在发卡后更有保障持卡人安全用卡的义务。从技术层面来看，发卡机构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才，能够较好防御的信用卡被冒用的风险。反过来看，将冒用风险主要转移给发卡机构，也有利于其加强安全技术，加快设备的更新，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再从规避风险的便捷性看，经济实力雄厚发卡机构可以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将冒用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以有效减低银行和客户双方的损失。

1.银行应对信用卡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如果允许银行对信用卡的审查仅尽形式审查义务，让银行以已尽形式审查义务而免除其在真实信用卡下付款付息的义务，对存款人来说殊为不公。因此，从银行与存款人利益平衡的角度有必要让银行承担起对银行卡的实质审查义务。

《中国工商银行异地通存通兑业务管理办法》规定，“柜员审查所受理卡是否为已开通异地通存通兑业务行的牡丹灵通卡，卡片是否打测、剪角、损坏、涂改，是否有样卡字样”.从此表述看，工商银行规定其仅对牡丹灵通卡进行形式审查。银行的这种观点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柜台人员只能凭肉眼和工作经验对卡片和身份证件的材质、样式、颜色等进行一般的形式上的审查，对于其他只能由精密仪器才能鉴别出来的细微差别，银行则无法承担鉴别责任”.该种观点也成为银行方面一贯主张的观点。

但是，从信用卡合同关系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出发，我们有必要对此种认定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信用卡由银行签发，证明信用卡合同关系的存在，其真实性为合同法一般原则所要求。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确定信用卡合同关系真实性的前提之一，也为下一步银行鉴别持卡人身份奠定了基础。假的信用卡并不能代表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银行对信用卡真实性的鉴别是其履行付款义务的第一个前提条件，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以假信用卡对外付款的行为不应该消灭银行依据真实的信用卡合同关系所应负的付款付息义务。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银行对于信用卡真实性的审查应是一种实质审查，而不是形式审查，银行对自己签发的信用卡应尽到绝对的审查义务。

2.银行应对身份证件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否则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要求银行对身份证件承担实质的审查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在于：向金融机构提供真实有效的证件，是法律对开立账户当事人提出的要求，《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第六条对此有明确规定；另外，从银行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对当事人提供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也仅能作形式上的审查而无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因为金融机构本身就不是证件真实性与否的鉴定机关，也无权作出鉴定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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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教学；学生伤害事故；法律责任

由于体育教学的特殊性，学生伤害事故时有发生。本文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探析，并指出一些相关建议。

一、体育教学中学生伤害事故的分类及其法律过程构成

体育教学中的学生伤害事故是指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过程中发生的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可分有以下几类：①学校责任事故。②意外事故。③第三方责任事故。也即可归责于第三方的原因而产生的学生人身损害事故。

由于体育教学的固有特征，使得其伤害事故在法律构成要件上也表现出一些特殊性：①受害人是未成年学生。②事故发生在课堂教学生活中。③必须有导致伤害事故的致害行为或不可抗力。④客观上造成了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的后果。⑤主观上，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绝大多数是过失，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故意。⑥致害人的行为与伤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

二、体育教学学生伤害事故中各主体的认定及其法律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把学生伤害事故的民事责任主体规定为三类，即学校、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第三人。主体认定为其法律责任的承担提供了依据。

民事责任主要有侵权和违约责任。体育课堂教学中的伤害事故实际上是人身权受到伤害的一种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及公平责任原则。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在学生伤害事故责任认定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在下面的归责分析中将以过错责任为主。

1.学校责任

学校责任主要是学校或者教师的过错行为导致的学生伤害事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有：学校的场地、学校提供的教学器具不符合规定的标准或有明显的不安全因素；教学中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学生有特意性体质或特定疾病不宜参加体育运动教师知道但未予以必要的注意的；学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教师发现但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体育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责任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其他规定的。

2.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责任

体育教学伤害事故中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监护人的责任是指学生由于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伤害事故而应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学生违反课堂纪律，实施按其年龄和认知能力应当知道具有危险性，教师已经告诫、纠正，但学生不听劝阻，拒不改正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②学生或者其监护人知道学生有特意性体质，或者患有特定疾病，但未告知学校并因此而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

3.第三人责任（其他学生及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

它一般是指由教师及受伤害人之外的主体即第三人（一般为其他学生）的过

错造成的伤害事故应承担的责任。由于中学生多为未成年人，所以这类的承担者一般是其监护人。

三、学校与体育教师签订事故责任合同的效力

学校属于行政事业单位，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体育教师作为学校的教职员工，他的教育教学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履行职务的行为。我国行政管理法明确规定，依法履行职务的主体其履行职务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应由其所在单位承担。学校与体育教师签订的事故责任合同只是转嫁风险的一种形式，规避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责任主体及其责任承担的规定，因而是无效的。

四、体育教学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防范及处理对策

全面地了解过错的成因及其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做好防范措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而需要做好伤害事故的防范工作。

1.加强安全教育、以防为主

加强安全意识时刻不放松。体育教师不但自己应注意安全自查，同时也应经常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2.重视体育活动中的保护。

做好准备和整理活动，严格遵循科学的教学规律；注意检查教学器材，发现问题及时向学校报告；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加强责任心，端正教育思想，增强法律意识，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

3.发生伤害事故后应及时、妥善地处理，做到依法、公正、合理、适当。

体育教学中发身了学生伤害事故，首先体育教师应当及时、妥善地做好救护工作，并及时向学校报告。同时学校在伤害事故发生后亦应明析各方责任，以事实依据，做好依法公正客观的善后处理工作。

4.积极参加保险

学生和学校都应加强保险意识，积极参加保险。学生可以参保意外伤害人身事故保险，把体育教学中产生的学生人身伤害责任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这样做即合理合法，又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体育教学中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产生的相关法律问题还有很多，由于篇幅、立论点的关系，在此不能一一分析、详述。本文仅以上几个方面对中学体育教学中发生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后各主体的民事责任及有关问题作了一些浅析，并提出以上相关建议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献：

[1]《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释义及实用指南》.教育部政策研究与法制建设司、中国青年生活出版社，2002年9月

[2]钱星民、温世杨主编.《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4月

[3]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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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工伤保险制度实行至今，在工伤赔付与侵权赔偿出现竞合时，因法律规定不明，致使司法实践中受理机构理解不同，做法不一；当事人徘徊迷惘，不知所措。亟待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避免问题同类处理不同的结果。

关键词：工伤；民事侵权；竞合下的法律适用

自工伤保险制度实行至今，在工伤赔付与侵权赔偿出现竞合时，因法律规定不明，致使司法实践中受理机构理解不同，做法不一；当事人徘徊迷惘，不知所措。亟待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避免问题同类处理不同的结果。

一、工伤与民事侵权责任的竞合

竞合，是指一个法律事实将产生两种以上法律关系，并符合多个法律要件，适用多个法律规范。工伤是职工因工作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伤害，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保险作了明确的责任认定，同时对赔付标准也作了明确规定。该《条例》第14条规定了7种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尤其是第三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这两种情况，是职工在履行工作职责中被第三人致伤的，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双重或多重的。工伤职工不仅具有工伤保险赔付请求权，同时也具有向侵权人请求民事赔偿的权利。发生一个事故，产生了两个请求赔偿权，对于工伤保险赔付，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属于社会保障待遇，行政利益范筹；而对于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实行的是过错原则、公平原则、过失相抵原则，属于民法范筹。这就是工伤保险责任与民事侵权责任的竞合。

二、两种请求权竞合的相关规定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对两种请求权发生竞合时如何适用处理进行专门的、明确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相对不确定性、不统一性。

1．国家层面的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和《侵权责任法》对两种请求权的竞合均未作出规定。涉及工伤保险的规定零散分布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职业病防治法》第52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因安全生产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分析《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上述条款，可以直接看到工伤保险赔付与民事赔偿“双赔”的立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二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这一规定规范了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第三人与工伤职工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当工伤与第三人侵权竞合发生时，认定为工伤的劳动者有权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司法解释获得救济支持。该款延续了《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思路，由此可见，工伤赔付与侵权赔偿竞合时的处理方式虽然没有法律予以直接规定，但很显然地默许支持了可以“兼得”的结果。这一规定是竞合情况下被侵权的工伤职工得到“双赔”的直接依据。

2.地方政策的差异

仅就天津、上海、广东、西安的相关规定作一比较：《天津市工伤保险若干规定》第29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应当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含精神损害赔偿）总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部分。《上海市工伤保险条例》第45条规定：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由第三人支付费用。第三人不支付或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经办机构有权追偿。《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13条规定：同一工伤事故兼有民事赔偿的，按民事赔偿、工伤补偿的顺序处理。《西安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32条规定：工伤事故兼有民事赔偿的，先按民事赔偿处理，赔偿金额低于工伤标准的，补足差额。从以上不同地方的法规规章来看，在工伤与民事侵权发生竞合处理时，地方性法规规章与司法解释不一致，与上位法立法意图不同，规定不同或未作规定，导致处理结果各不相同，当事人接受程度不同，法律适用混乱。

三、两种责任竞合的法律适用

笔者认为，两种请求权竞合时，为充分保护劳动者权益和补偿救济最大化，工伤职工有权行使两种请求权并应获得法律、司法解释的坚定支持。工伤与侵权赔偿的竞合，主要基于两种情形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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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主体有两类，即公民(自然人)和法人。在随后不断变化的民事生活领域，除了自然人和法人之外，还有一类被称为“其他组织”的主体不仅可以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还可以参与民事诉讼，成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民法通则》之后颁布的许多民事实体法和民事程序法都对此作了规定。《民法总则》赋予此类组织以民事主体地位，同时考虑到“其他组织”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并非完全一致，不宜继续沿用以作为第三类民事主体的法定名称，第三类民事主体和法人一样属于自然人之外的组织体，且不具有法人资格，用“非法人组织”能够准确体现其特征。至于法人，《民法通则》作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之四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分类已难以适应新的情况。《民法总则》按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的不同，将一般法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此外，考虑到有些法人组织在设立、变更和终止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很难简单地纳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范围，《民法总则》专门规定“特别法人”这一法人类型，具体包括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

船东互保协会主要采用赋课式保费，即采取事后分摊的方式收取保费(会费)。中船保也是如此，其收取的会费主要分预付会费、追加会费、巨灾会费和免责会费等四种。预付会费由投保人在人会或续保时根据人会船舶的情况确定;在每一保险年度中或保险年度过后的一定期间内，董事会可以决定就该保险年度向会员征收一次或数次追加会费;当发生巨大灾害，其损失超过相关数额时，协会将收取巨灾会费;免责会费则是在特定情况下终止保险、停止保险或撤销保险时会员须缴纳的会费。船东互保协会采用赋课式保费制，是否影响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有的学者主张，权利主体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以其财产为基础，只要权利主体有足够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其以自己的名义和自己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即独立承担责任，独立承担责任与其成员承担有限责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观点显然未被立法机构采纳。《民法总则》相关规定所蕴藏的含义是:“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逻辑结果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权利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成员、设立人有限责任”是基于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其本质含义相同，可以说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述。因此，所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指组织体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对自己的债务承担责任，组织体的成员及设立人仅以其出资等为限对组织体债务承担责任。    

船东互保协会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债务除了可能来自于办公支出外，主要是对会员的保险赔款，当某一保险年度的保险赔款超过一定数额时，协会就要向会员收取追加会费或巨灾会费。或者说，对于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债务，船东互保协会不能仅以责任储备金等全部财产独立承担赔付责任，必要时还可以向会员收取追加会费，会员也不以已缴纳的预付会费为限对协会承担责任，存在着向协会缴纳追加会费的可能，而且从理论上讲，追加会费的数额是无限的，因而船东互保协会并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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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

(一)“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和事实根据

(二)“特殊立法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三)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评论

四 放弃现行法律适用原则的必要性和解决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一) 放弃“区分不同案件分别适用法律”原则的必要性

(二) 解决医疗侵权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代替方案

结论

三 《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答记者问见解的问题性[44]

如前所述，答记着问强调， 条例“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那么， 答记者问所说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处理上， 条例所体现的立法政策与民法通则所体现的立法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又是以什么事实为根据的呢? 被作为根据的那些“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现实呢? 即便符合客观现实， 以这些事实为根据， 是否能够证明条例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限制性规定具有政策上的合理性呢? 这些就是本节要检讨的问题。

(一) 条例所体现的特殊立法政策的内容及该政策的事实根据

条例第1条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疗安全，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指出， 修改办法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原则是“既要使受损害的患者得到合理赔偿，也要有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学科学的健康发展”[45]。答记者问的表述与卫生部汇报的见解基本相同， 但更为直截了当。它指出， 条例之所以要对赔偿金额作出限制， 就是“为了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换言之， 如果不对医疗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作出现行条例所作出的限制， 如果法院对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案件适用体现了实际赔偿原则的民法通则的规定， 那么， 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46]。由此可见， 答记者问所强调的特殊立法政策的“特殊”之处， 亦即在赔偿政策上条例与民法通则的不同之处，在于条例以保障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这一公共利益来限制患者或其遗属原本根据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所可能得到的赔偿这一个别利益。笔者在此将该政策简称为“公益限制赔偿政策”。

根据答记者问的说明， 条例所体现的公益限制赔偿政策是以下述被政策制定者所认定的四项事实为根据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 ② 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 ③ 我国医疗机构的承受能力有限， ④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对照条例起草者卫生部的汇报可以发现， 答记者问所提出的事实根据论，除了其中的第①项似乎是答记者问自己的看法(笔者不知道卫生部是否在其他正式场合表达过这样的见解)以外，基本上反映了卫生部在汇报中所表达的见解[47]。

以下， 笔者对“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进行分析和评论。

(二) “公益限制赔偿政策”的事实根据论的问题性

1． 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的正当性。

答记者问没有说明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与限制赔偿到底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姑且作出两种推测[48]，然后分别加以评论。

(1)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高风险性这一客观因素的存在， 降低了过失这一医疗侵权的主观因素在赔偿责任构成中的意义。人们应当承认以下两个事实， ① 在医疗过程中， 即使医务人员充分履行了注意义务， 也未必能够完全回避诊疗的失败及由此引起的患者人身损害的发生; ② 即使医务人员在实施医疗行为方面确实存在过失， 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与该项医疗行为固有的风险性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 在设计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时， 应当考虑到医疗风险这一客观因素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不应当把在客观上应当归因于医疗风险的那部分损失也算在医疗机构的头上。条例对赔偿数额作出限制反映了医疗事故损害与医疗风险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这一事实， 因此是合情合理的，是正当的。

笔者基于下述理由认为， 上述推论是不能成立的。① 医疗行为具有较高的风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不能反映现实中的医疗行为与医疗风险的关系的多样性。现实情况是，医疗行为不仅种类极其繁多而且存在于医疗过程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有的可能具有高度的风险( 比如确诊率极低的没有典型早期症状的某些疾病的早期诊断， 成功率极低的涉及人体某一重要器官的复杂手术，对抢救患者生命虽然必要但严重副作用的发生可能性极高的急救措施)，有的则可能几乎没有风险（比如在遵守操作规范的情况下的一般注射，常规检验，医疗器械消毒，药房配药，病房发药等）② 这种推论误解了医疗风险与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关系， 因而是根本说不通的。众所周知， 我国的医疗侵权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原则， 而非严格责任原则。既然如此， 那么在医疗损害的发生被证明为与医疗过错和医疗风险(特指与医疗过错无关的风险)[49] 二者都有关系的场合， 医疗机构只应承担与其医疗过错在损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医疗侵权法上， 风险因素与民事责任不是成正比而是成反比， 风险因素对损害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越大， 医疗机构因其医疗过错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就越小。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不是增加而是可能减轻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因素。只有在适用严格责任原则的侵权领域， 高风险性才可能成为增加民事责任的因素。

(2) 答记者问也许是想说， 如果事先不通过制定法(比如条例)对赔偿范围和数额作出必要的限制， 那么医疗机构就会因害怕承担其不愿意承担或难以承担的高额赔偿责任而指示其医务人员以风险的有无或大小作为选择治疗方案的主要标准，尽可能选择无风险或较小风险的治疗方案; 医务人员在治疗患者时就会缩手缩脚，不敢为了抢救患者的生命而冒必要的风险， 患者的生命健康利益因此就可能得不到原本应当得到的医疗保障。所以， 条例限制赔偿标准，有助于调动医师救死扶伤的职业积极性， 最终将有利于患者疾病的救治。笔者认为，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严重脱离实际的推论， 因而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① 在对赔偿数额不作限制(尤其是不作低标准限制)， 实行实际赔偿原则的情况下，医师果真会从积极变为消极， 对患者该治的不治， 该救的不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吗? 限制了赔偿数额，医师果真就会因此而积极工作， 勇于担负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吗? 这一推论符合医疗侵权的实际状况吗? 依笔者之见， 在适用民法通则的实际赔偿原则或赔偿标准高于条例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情况下， 医师未必会因害怕出差错承担较高的赔偿责任而该治的不敢治， 该救的不敢救， 该冒的险不敢冒。因为在许多场合， 采取这种消极回避态度反而会导致医疗不作为或不完全作为所构成的侵权。不仅如此， 因为这种消极态度可能具有放任的性质， 因而在其导致的侵权的违法性程度上也许比工作马虎或医术不良所引起的延误诊疗致人损害的侵权更为严重。② 医疗的宗旨是治病救人， 因而是不考虑风险违规乱干不行， 顾忌风险违规不干也不行的典型行业。医师必须遵循诊疗规范，充分履行注意义务，尽善管理。③ 限制或降低赔偿标准， 就算可能有调动医师积极性减少消极行医的效果， 也免不了产生降低医师的责任感， 纵容违规乱干的严重副作用。④ 按照风险论的逻辑， 条例规定的赔偿制度还不如办法规定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制度; 对广大患者而言， 他们的生命健康利益获得医疗保障的程度在条例时代反而会降低， 因为医务人员的救死扶伤的积极性由于条例( 较之办法)加重医疗事故赔偿责任而降低了。

2．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质， 以此为据限制赔偿也是根本没有说服力的。

答记者问没有(卫生部汇报也没有)具体说明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有何含意， 更未具体说明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与条例的限制赔偿政策之间有何关系。笔者在此参考有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和一些文章中的议论[50]， 分别对这两个问题的内容作出以下的推测。

(1) 我国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立医疗机构，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是公益事业单位，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而言， 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② 政府对公共医疗事业的财政投入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为公共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从而为广大患者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政府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实行税收优惠和合理补助的政策，为这些机构的福利性医疗服务提供了一定的支持。③ 政府为了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福利， 减轻患者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 在城镇为职工建立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在农村推行和资助合作医疗制度， 邦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在当地也能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④ 政府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负担能力， 对医药品市场价格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适当的控制。

(2) 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 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发生的医患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的特点。① 它是在非自愿(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法律上有义务向需要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的并且是非完全等价( 公共医疗服务的提供不以完全的等价有偿为原则 ) 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 患者仍需支付一定的医疗费用) 的当事者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在完全自愿等价有偿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换的当事人即通常的民事活动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赔偿关系。② 它是提供医疗服务利益的医疗机构和接受医疗服务利益的患者之间因前者的利益提供行为发生错误导致后者受到损失而引起的赔偿关系， 换言之， 是好心人办错事引起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通常的侵犯他人合法权利所引起的赔偿关系。③ 它在事实上又是以作为公共医疗的投资者的政府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不仅可能影响到政府投资的效益，而且可能使政府投资本身受到损失)同时以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为第三人( 赔偿问题可能影响到该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从而影响到利用该医疗机构的广大患者的利益)的赔偿关系， 不同于仅仅涉及当事者双方利益或至多涉及特定私人第三者利益的赔偿关系。

(3) 正是因为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决定了因医疗事故而引起的医患之间的赔偿关系具有不同于通常的债务不履行或通常的侵权所引起的赔偿关系的特征， 所以条例起草者才将该事实作为调整这种赔偿关系的特殊政策的依据之一。如果不考虑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 如果不以该事实为依据制定特殊的赔偿政策， 而是完全根据或照搬民法通则所体现的实际赔偿原则， 那么， 医疗事故赔偿的结果， 不仅对于赔偿义务人医疗机构可能是不公正或不公平的， 而且会使国家利益和广大患者群众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

笔者认为， 上述见解（假定确实存在）， 根本不能说明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合理性。

(1) 答记者问在论证限制赔偿政策具有合理性时， 只提“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不提我国的医疗行业和医疗服务在相当范围和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和商品化， 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还得不到医疗费负担方面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两个有目共睹的现实。这种论法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我国医疗行业具有公共福利性”这一事实认定，本身就是非常片面的; 这一“事实”作为答记者问所支持的条例限制赔偿政策的前提之一， 本身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的。

① 众所周知， 在条例起草和出台之时， 更不用说在答记者问发表之时， 我国的医疗行业已经在相当范围内和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第一， 从我国医疗行业的主体来看， 被官方文件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51] 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确实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所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 据说因其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 所以对接受该服务的患者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但是，在我国的医疗行业， 非公立的完全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早已出现， 其数量以及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所占有的市场分额均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民间资本或外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合资经营也已经成为常见的现象。它们扩大了完全商品化的医疗服务市场。由于它们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在价格上是放开的， 所以对接受其服务的患者而言， 没有福利性 ( 除非将来有一天把这类医疗服务也纳入作为社会保障的医疗保险的范围)。此外， 只有非营利性公立医疗机构才是中央或地方财政投入及有关的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对象。营利性医疗机构当然是自筹资金、完全自负盈亏的企业[52] 。第二， 从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的价格来看， 首先， 公立医疗机构配售给患者的药品和消耗性材料的价格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市场零售价(换言之，实际上往往高于或明显高于医院采购成本和管理成本的总和)， 具有明显的营利性(据说其目的在于“以药养医”); 尽管医疗机构所采购的一定范围的药品的市场价格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以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方式)， 但这种控制是为了保证基本医药商品的质价相符， 防止生产或销售企业设定虚高价格 (明显高于生产经营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总和的价格即暴利价格) 谋取不适当的高额利润[53]。因此这种政府控制价格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价格有本质的不同， 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即所谓“低价”， 而是比较合理的市场价格。所以， 这种价格控制， 虽然有利于消费者或患者正当利益的保障， 但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性。其次， 基本诊疗服务项目( 比如普通门诊和急诊; 一定范围的检验和手术; 普通病房等一定范围的医疗设施及设备的利用)的价格，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价格政策的控制， 因而也许可以被认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福利性， 但具有明显的收益性或营利性( 即所谓创收 )的医保对象外的五花八门的高收费医疗服务( 比如高级专家门诊、特约诊疗卡服务、特需病房、外宾病房等)在较高等级的许多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级甲等医院）中早已出现并有扩大的趋势。此外， 在许多医疗机构中， 原本属于护理业务范围内的一部分工作也已经由完全按市场价格向患者收费的护工服务所替代。所以， 被官方定性为非营利性公益事业单位的公立医疗机构，在事实上正在愈益广泛地向患者提供没有福利性的甚至完全收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服务。

② 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用的情况来看，第一， 加入了基本医保的患者，一般除了必须自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外，还须支付超出其医保限额的医疗费用。他们选择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保对象外的医疗服务，或选择定点医保医疗机构以外的医疗机构（包括营利性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因而完全自付医疗费的情况并不少见。同样是享受医保的患者，其享受医保的程度即自付医疗费占实际医疗费的比例可能不同; 符合特殊条件的一小部分患者，则可能基本上或完全免付远远大于一般医保患者所能免付的范围的医疗费[54]。第二， 更为重要的事实是， 我国所建立的社会基本医保制度，不是以全体居民为对象的医疗保险制度(比如日本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而是仅仅以城镇的职工(城镇中的所有用人单位的职工)本人为对象的医保制度[55]，加入者的人数至今还不满我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56]。换言之， 我国城镇的相当数量的居民和农村的所有居民是不能享受基本医保的(即完全自费的或几乎完全自费的)社会群体(除非加入了商业医保，但商业医保不具有福利性)。政府虽然已决定在农村建立由农民个人缴费集体扶持政府资助的合作医疗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且不说这一制度才刚刚开始进行个别的试点(更不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设施也不存在)，就是全面铺开，它为广大农村居民所可能提供的医疗保障的程度也是极其微薄的[57]。要言之， 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强调的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对于我国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 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比如公立医疗机构的部分诊疗服务的价格受到政府的控制)也许可以被理解为存在，也只是非常有限的，微不足道的。

笔者之所以强调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 并非为了批评现行的医疗福利政策， 而仅仅是为了指出以下两个多样性的存在。第一个多样性是医疗行业或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的多样性。医疗行业既存在福利因素又存在非福利因素， 既存在公益因素又存在营利因素;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福利性，有的医疗服务则没有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具有较高程度的福利性， 有的医疗服务只有较低程度的福利性。第二个多样性是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有的患者能够享受较多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只能享受较少的医疗福利， 有的患者则完全不能享受医疗福利; 能够享受医疗福利的患者既有可能选择具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也有可能选择没有福利性的医疗服务; 享受基本医保的不同患者所享受的医保利益又可能存在种种差别甚至是巨大的差别。据此， 我们应当承认， 支持医疗事故赔偿限制政策的公共福利论无视这两个方面的多样性， 严重脱离了现实， 因而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2) 即使医疗行业所具有的公共福利性能够成为限制福利性医疗服务享受者的医疗事故赔偿请求权的正当理由之一， 现行条例关于医疗事故赔偿的规定， 由于没有反映以上笔者所指出的患者与医疗福利政策的关系的多样性这一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所以它不仅违反了条例起草者卫生部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而且从公共福利论的观点看， 它又是显失公正和公平的。

① 根据公共福利论的逻辑， 条例原本应当将患者所接受的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服务与医疗福利的关系(即是否具有福利性， 具有多少程度的福利性)作为确定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数额的考虑因素之一， 原本应当采取赔偿数额与自费程度成正比与福利程度成反比的原则，使得自费程度较低的被害人较之自费程度较高的被害人，部分自费的被害人较之完全自费的被害人，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获得较低比例的赔偿数额。换言之， 使后者能够获得较高比例的赔偿数额。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条例竟然没有作出这样的规定(条例仅将医疗事故等级、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的关系作为确定具体赔偿金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第49条第1款))。

② 公正性是良好的法律制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如果答记者问和卫生部汇报所主张的公共福利论， 从所谓“患者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与该患者自付的医疗费用应当实现某种程度的等价性”的观点看， 确实还带有那么点“公正性或公平性”的意味的话， 那么， 卫生部在以我国医疗具有公共福利性为事实根据之一设计医疗事故的赔偿制度时， 就应当充分注意患者与医疗服务福利性的关系的多样性， 所设计的赔偿制度就应当能够保证各个医疗事故的被害患者都有可能按照所谓“等价性”原则获得相应数额的赔偿。很可惜， 现行条例的赔偿规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一刀切的错误。说的极端一点， 它使得医疗费用自付率百分之百的患者，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只能获得医疗费用自付率几乎接近于零的患者所能够获得的赔偿数额。

③ 从立法技术论上看， 卫生部的失误在于， 她将医疗服务的福利性这个因案而异极具多样化和个别化的事实，因而只能在各个案件的处理或裁判时才可能确定的事实，当作她在制定统一适用的赔偿标准时所依据的事实即所谓“立法事实”(具有一般性或唯一性并且在立法之时能够确定或预见的事实)。卫生部显然没有分清什么样的事实属于立法事实，可以被选择作为立法的依据， 什么样的事实不属于立法事实， 因而不应当被作为立法的依据，只能被选择作为法的实施机关在将法规范适用于特定案件时认定或考虑的事实。混淆二者，是立法上的大忌。如果将后者作为前者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一个因素或情节指示法的实施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加以认定或考虑， 那么，制定出来的法就不仅会因其事实根据的不可靠而可能成为脱离实际的有片面性的法， 而且在其适用中可能成为不公正的法。如前所述，为了避免条例制定的赔偿标准在适用中引起明显的不公正后果， 卫生部原本(如果她认为在政策上确实有此必要的话)应当将涉及福利性的问题作为医疗事故处理机关在具体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的因素之一，同医疗事故等级等因素一起，在条例第49条第1款中加以规定。 (3) 即使我国医疗行业具有相当高度的、相当广泛的、对不同的患者而言相当均等的福利性( 比如达到了日本或一些欧州国家的程度)， 以其为据限制医疗事故赔偿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① 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理所当然地受到现行宪法和一系列相关法律的保护。充分保障这一权利， 建立具有适当程度的公共福利性的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使每一位居民， 不论其经济能力如何， 都能得到相当质量的必要的医疗服务， 是政府在宪法上的责任。我国医疗行业保留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公共福利性，政府从财政上给予医疗事业必要的支持， 应当被理解为是人民权利的要求， 是政府对其宪法责任的履行， 而不应当被看成是政府对人民的恩惠。财政对医疗事业的投入， 并非来自政府自己的腰包， 而是人民自己创造的财富。在笔者看来， 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人民的宪法权利和政府的宪法义务这一基本的宪法意识，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看成是政府通过医疗机构的服务对百姓患者实施的恩惠。

② 如果说社会福利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国)的一个时期内， 曾被仅仅视为国家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或恩惠(不是被视为福利享受者的法律上的权利)的话， 那么就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它当然应当被首先理解为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我国只要还坚持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 就必须坚持这种理解。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鲜明的社会主义观念，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医疗福利仅仅理解为政府所采取的一种爱民利民政策。

③ 任何社会福利政策，只有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才可能真正为人民带来切实可靠的福利。笔者在此所说的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保障是指，不仅福利的提供要有法律保障， 而且在福利的享受者因福利的具体提供者的过错而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也要有充分的法律救济的保障。 否则， 提供福利的法律保障就失去了充分的现实意义， 人民享受的福利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福利。以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为理由的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 似乎缺少全面法律保障的观点， 它弱化了法律救济的机能， 使本来就程度很低范围很窄的医疗福利退化为残缺不全的福利。

④ 治病救人是医疗行业的根本宗旨， 严格遵守医疗规范、尽职尽责为患者服务、关爱患者、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神圣职责和法定义务(执业医师法第3条，第22条)。患者托付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是他们作为人的最为宝贵的健康和生命的命运。医疗事故恰恰是起因于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违规失职， 恰恰是背离了患者的期待和信赖， 恰恰是危害了患者的健康或生命。对性质在总体上如此严重的侵权损害， 如果认为有必要设定赔偿的范围或标准的话， 毫无疑问， 至少不应当在范围上小于、在标准上低于其它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医疗事故赔偿限制论怎么会如此的“理性”， 理性到无视医疗事故侵权在总体上的严重性质， 理性到搬出诸如医疗的公共福利性、医疗服务的不等价性之类的似是而非的理论( 无论是土产的还是进口的)。这些理论又怎么能够证明限制医疗事故赔偿的合理性或正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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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强.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价值研究――经济与道德的视角[J].中国法学,1999-08 。

[4]张玉敏.民法[N]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注解

①武奎.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民事法律责任[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10期:42。

②黄合水.明星代言的好处, /gb/content/2004-01/14/content_1113409.htm。

③郑强.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价值研究――经济与道德的视角[J].中国法学,1999-0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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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证员；法律责任；法律主体；防范

如何提高公证员的法律责任意识，防范公证法律责任风险， 树立公证行业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 ，是公证界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公证法责任是指公证员在行使公证职权的过程中职权的界定、使用不当，导致当事人其他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承担的法律后果。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公证员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公证员防范和免除不当或过失造成的法律责任提出了建议。

1 法律责任的概念

法律责任是指有责主体因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而应当承受的由专门国家机关依法确认并强制其承受的合理的负担。这一概念涵盖以下方面：第一， 有责主体即法律责任的承担主体；第二，立法为有责主体设定之法律义务；第三，法律义务违反之事实；第四，违反义务事实须由专门国家机构依法确认并强制追责；第五，基于违反义务之事实而应由有责主体强制承受之法律负担。对于公证员而言，法律责任是指公证员因行使公证职权不当，给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根据《公证法》规定，公证员的法律责任主要有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2 公证员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

其效力一般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并且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在非诉讼阶段一般不宜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如果当事人事后不提讼，法院可能会陷入被动局面。即使是在诉讼阶段，人民法院也不一定能及时有效地采证。反之，不论当事人愿不愿意提讼，也不论当事人是否及时采取维护自己权益的措施，证据保全公证都能更有效更快捷地为当事人凝固有效的证据、保留提讼的权利或使侵权人自动改过。可见，证据保全公证成了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一）刑事法律责任。公证员的刑事法律责任是指公证员在办理公证或履行其他公证职责中，违反了刑法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刑事处罚的法律责任。首先，《公证法》第42条，规定了公证员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私自出具公证书的；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侵占、挪用公证费或者侵占、盗窃公证专用物品的；毁损、篡改公证文书或者公证档案的；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其次，从《刑法》的规定看，公证员涉及一般的犯罪主体构成没有什么争议，但涉及到特殊的犯罪主体问题，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实践中也有争议。再次，从《刑法》的规定看，我国《刑法》并非没有规定公证员刑事法律责任，如刑法第229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民事法律责任。公证员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指公证员在公证活动中或其他与公证有关的活动中，违反公证法律、法规、规章，给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公证法》第43条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与公证机构因赔偿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见，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违反职务义务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公证赔偿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即由公证机构代替公证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行政法律责任。公证员在执行职务中一旦违反义务，不管是否应当追究其他责任或追究其他形式的法律责任如何存在争议，都不影响其行政责任的承担。《公证法》为公证机构设定的行政处罚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四种，对公证员设定的行政处罚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止执业、吊销执业证书五种。《公证法》中有关公证机构及公证员行政责任的设定，对规范公证行业和公证行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公证员法律责任的防范对策

（一）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加强民事制裁。建议修改相关法律，在法律中明确公证员被公证单位经营失败的责任不应归于公证员；承担责任的程度应有一定比例上限。同时在判定公证员法律责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确定下来，并增加其他保护公证员的法律条文。由于民事责任日益重要，必须尽快出台有关公证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文，并且要在更大程度上严肃对公证员的民事制裁，形成以民事制裁为主、行政和刑事制裁为辅的法律责任体系。

（二）保持公证的独立性。不论是事务所还是公证员，均应恪守独立公证准则，坚决摆脱各种关系困扰，按照真实、合法的原则办理公证业务。

（三）加强行业宣传。公证员行业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自身执业责任的宣传，使公证员和公证机构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四）完善公证机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客户风险等级评价和管理制度；建立充分了解和评价被公证单位制度；建立质量考核评价与奖惩制度；落实复核制度；严格公证员签名制度；建立技术支持与咨询制度等等。

（五）聘请熟悉公证员法律责任的律师担当法律顾问。无论是对处理公证过程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还是对应付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诉讼事项，寻求有经验律师的帮助都是公证员的明智之举。

（六）公证员应注重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办证能力，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

4 结语

不当或违法的公证行为将会造成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损害，此时，公证机构就存在一个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即公证员法律责任问题。因此，本文聚焦于公证员责任中的民事责任，并就该责任的性质及归责原则作了一深入的剖析，澄清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一些误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自己对于公证员法律责任防范的对策。

参考文献

[1]范国祥.公证员的法律责任[J].中国公证.2007.08.24-26.

[2]刘作翔，龚向和.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J].法学.1997.10.

[4]黄雅萍.浅析仲裁员之责任制度[J].仲裁研究，200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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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对于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规定的现状分析

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广告法》第二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广告主，是指为推销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设计、制作、广告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本法所称广告经营者，是指受委托提供广告设计、制作、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本法所称广告者，是指为广告主或者广告主委托的广告经营者广告的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该法第五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从事广告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从上述规定看，名人广告中的名人并不能被涵盖在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者中的任何一个主体范围内。名人广告中的名人不在《广告法》调整的主体范围之列。

《广告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中更是明确地将名人排除在虚假广告责任承担者范围之外。规定中以列举方式规定了“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却唯独没有规定自然人在虚假广告中的法律责任。因此可以说，名人广告中名人没有任何法律责任可言。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没有对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

据笔者检索，对于名人广告相对具体的规定目前只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3年的《广告审查标准（试行）》。该标准第十七条规定：“不得滥用公众对名人的信任感。聘用名人做广告宣传商品的使用效果，必须与其本人的真实使用情况相一致。”这一规定主要问题有三：一是该规定的层次较低——仅是部门规章；二是无法律责任的规定；三是该规定从语法分析，似乎仍是规范“聘用名人做广告”的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广告者，而不是名人本身。

综上所述，从现行法律、法规甚至规章的规定来看，我国对于名人广告的名人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分析

从宏观上来看，名人代言广告，是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基本经济权利；从微观上来讲，名人代言广告是否承担法律责任，关键要看法律有无明文规定。因为“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但哈耶克说过：“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和承受选择的重负，它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为的赞扬或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 ②名人一方面可以利用公众对自己的信任通过代言广告去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理应对自己的广告行为承担责任，否则于情不符、于理不通。但如何解决名人广告中名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必须从法理上进行细致的疏理。

1、从民事法律角度分析，很难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律根据。

首先，商业广告是要约邀请。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已明确规定：“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商业广告为要约邀请。……”民法理论通说认为，要约邀请在性质上是一种事实行为。③要约邀请的发出不是合同订立的过程，广告主作为要约邀请发出人，对于该事实行为无合同上的责任。而作为对要约邀请内容进行“担保”的名人，其实施的行为因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故难以被理解为合同一方的人（同时其以自己名义参与民事活动，也不同于人须以被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不能依据《民法通则》中关于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的，由被人和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来追究名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名人并非消费者与广告主（即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之间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商业广告存在虚假，消费者因轻信广告而购买该商品或者服务而受到损害的，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名人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存在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再次，名人在商业广告中的欺诈行为，难以被归入侵权行为的范畴。名人在广告中对虚假广告内容进行担保或者对商品的质量进行夸大，其侵犯的是公众对其名人个体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属于一种心理利益，无法形成法律所保护的独立的权利类型。这种心理利益也不是法律所应保护的精神利益。对于名人在虚假广告中侵犯了消费者何种权利，在民事侵权法领域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而如果说广告中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即广告主）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构成违约行为的同时也构成侵权行为，从而认定广告中的名人与广告主对消费者构成共同侵权，则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因为共同侵权的成立应当有共同的侵权行为，在广告宣传阶段，消费者尚未特定化，广告中名人的虚假宣传行为不能构成对特定消费者的侵权行为；而名人在广告中的虚假宣传也难以被归为与广告主的共同危险行为。④因此，难以根据民事侵权法的规定，要求名人对消费者承担民事责任。

总之，从传统民法中债的事由（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中考察，很难找到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律根据。

2、从一般民事法律原则中，能够寻找名人广告中名人责任的法理根据，但难以作为追究名人责任的具体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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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事法律责任；商事法律责任特性；民事法律责任

一、商事法律责任概述

责任到法律责任，以及商事法律责任，所表示的内涵由大而小，内容越来越具体。根据普遍到特殊的哲学原理，商事法律责任作为法律责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责任之法律本质内容，商事法律责任必定含有法律责任的一般属性。为了探究商事法律责任的本质内容，我们有必要对法律责任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商事法律责任的内涵。

（一）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在法哲学的角度上，有广义与狭义的划分，广义法律责任仅仅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但是狭义法律责任是指由违法行为而引起的不利后果。当然，学界在在给法律责任下定义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角度，大致有法律后果说、法律制裁说、法律手段说、法律状态说等，不过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以及多数学者看来，法律责任是承担因违反积极意义上的义务而应受到的惩罚或后果，即消极意义上的责任。

传统法律责任的分类里没有商事法律责任，但事实上，商事法律责任是客观现实存在的，当然这也与传统的法律责任划分标准是紧密相关的。[2]按照通说，一般根据法律责任的部门法性质，通常把法律责任划分为违宪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诉讼责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法的地位也凸现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有其特殊的调整对象，即调整商事法律关系。传统的商法是附属于民法而存在，在商事法律责任上沿用的是单一的民事责任。现代商法虽然与民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在商事法律责任上有其特殊性，并不是简单的套用民事责任。

（二）商事法律责任的概念

商事法律责任同其他法律责任的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与其相对应的义务相联系。从笔者查阅的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对于商事法律责任的概念理解是不同的。有的学者认为，商事法律责任是指，经营性主体（商事主体）违反本身具有的特定义务或者从事经营性业务活动中所产生的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以及经营性主体或非经营性主体实施商法调整的特定行为时违反相关义务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3]也有的有的学者认为，商事法律责任是指商事法律关系的各方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因为拒不履行法定和约定商事义务，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禁止事项，并且具备相应的的构成要件而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以及给予的制裁措施.[4]

上述关于商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在定义的时候，都是把商事义务作为商事法律责任的产生前提，这是符合法理的。商事法律责任概念在表述上虽有不同，但是其实质内容却大同小异，笔者认为，我们在研究商事法律责任，或者说在研究过程中要以宽容的心态来面对其概念，所以在对商事法律责任的概念也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笔者认为，商事法律责任的概念应当包含如下几层意思：第一，商事责任是由于违反商事义务而产生的，不违反商事义务，就不可能承担商事责任。商事义务既包括商事主体自身具有的特定义务，也包括在业务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义务，还包括实施商法调整的特定行为所应履行的义务；第二，商事法律责任在本质上是对于责任承担者的一种法律制裁，对于商事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而言却是对其商事权利的救济方式。所以说对前者来说是一种必须承担的不利后果，对后者产生的是一种使其权利得到保护的后果；第三，商事法律责任主要是由商事主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其他主体一般情况下不承担商事责任。

二、商事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关系

在中国，谈到商事法律责任的时候，总是与民事责任混为一谈，称其为民商事责任，甚至认为，民商法律责任又可统称为或者惯称为民事责任。在传统民法看来，商事法律责任是附属于民事责任的，跟本就不存在商事法律责任的概念，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民法的发展历史中，商法的历史痕迹也是贯穿始终的，尤其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商法的发展势头很迅猛。我们应当认识到商事与民事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理清商事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关系。

1、商事与民事的关系

商事，一般来说，就是指一切商事活动，包括现代经济社会出现的生产等领域相关的经济活动，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规模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还包括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大量新型经济活动，商事活动已经从买卖、票据、、运输、保险、海商等发展到现代的信托、证券交易、私募基金、融资租赁、知识产权等。民事是指民事活动，包括市民一般性的、普遍的事务。我们不难看出，商事与民事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商事活动的进行，必须有商主体，而商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事主体，需要具备法律上的能力。二者的联系具体表现在：第一，商事和民事都属于市民私法上的活动，二者相互依存。第二，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有着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第三，商事和民事都包含有社会经济因素。[5]

商事与民事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二者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表现在：第一，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民事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而商事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也就是说，商事更加追求经济效益，加快资本的流转，而民事追求的是人的的平等。第二，二者适用范围不同，民事主体范围非常广泛，适用于一切社会公众，商事主体范围则具有适用限制性，仅适用于商主体。第三，法律关系属性不同，民事一般所体现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强调的是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利益的平衡。商事则是强调商事主体在经济市场交易过程中所发生的商事关系，其所注重的是商主体的盈利和效率。商事与民事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商事法律责任与民事法律责任的关系。

2、商事责任与民事责任

商事与民事决定各自责任的特征，因此二者的联系也与彼此的责任有很大的相关性。商事责任与民事责任联系主要体现在：第一，二者都是因为违反相应义务所承担的不利后果。第二，二者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都可以表现为一种财产责任形式。第三，二者承担责任的主体具有共同性，民事责任主体与商事法律责任主体的范畴都包括了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团体，但是，法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商事责任主体，其民事主体也是为商事服务的，然而自然人依旧是很重要的民事责任主体。

商事法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二者承担责任的形式不同，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民事责任形式就不适用于商事责任。第二，二者主体范围不同。从事商事活动的商主体有其特殊性，不能涵盖一般民事责任主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第三，二者的后果不同。一般来说，民事责任比商事责任产生的后果要小，也就是说，商事法律责任后果的严重程度一般要大于民事责任承担的后果。

参考文献：

[1]赵万一.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范建，王志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樊涛.商事法律责任制度的独立性探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7（6）

[4]马德安.从比较的视野看商事责任的特点【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