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文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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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世纪，法律实践活动经众多比较法学者的不断研究，曾分为多种研究范畴，这些研究成果对比较法律文化研究及法律文本翻译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以“法统”为标准，对世界范围的人类法律实践活动进行时间和地域差异性的科学分类，可分为东方型法律文化和西方型法律文化两大类型。东方型法律文化重视在社会整体利益背景下个人形象的塑造，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个人为集体缩影的法律文化体系，藉此可见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赋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东方型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支配民族区域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对国家发展，宗法社会安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型法律文化则注重个人权利多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以维护个人政治、经济方面上的一系列权利为制定法律的价值。以“法体”为标准，可将世界范围的法律实践活动分为成文法型法律文化、判例法型法律文化、混合法型法律文化三大类型。成文法型法律主要是由专门立法机关制定的文字形式的法典、法律、法规等来体现，并将法律行为、实施程序及性质进行了详细规定。成文法律不适宜于现实生活，“大陆法系”属于此类。判例法型法律是以民族正义精神或习惯为表现形式，具体体现为法院对一系列案件做出判例，法官借由以往判例中某种抽象的法律原则来协调现实案例中的正义精神及道德的不和谐，“英国法系”属于此类。混合法型法律是判例制度和成文法以某种方式的结合，在具体案例应用中，既可避免成文法不能随机应变的缺陷，又能避免判例法无序的不足。在判例法逐步抽象的过程中，成文法典汲取其可见成果，并形成新的法条，在国家法律尚未涉及的领域中有现实作用。

二、法律文本的语言特征及功能对等翻译

(一)法律文本的特征法律文本是法律内容的载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法律文本翻译一直是翻译界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法律文本的严肃性需翻译达到法律效应上的对等，因此其翻译的严谨性不容小觑。法律文本因其自身的专业性特点以及法律句式的严谨规范性，实属一种特殊文本。为了使法律概念表达精确，法律词汇多采用英语古旧词汇，且表现形式复杂。因此使得法律文本翻译极为艰涩枯燥，对于译者而言难度较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统揽全局，亦要把握原文的法律功能及源语法律条文细节，并依据功能对等理论进行翻译，实现源语信息的功能对等转换。

(二)法律文本的功能对等翻译在法律文本翻译实践活动中，功能对等理论对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实现法律功能对等性，即源语与译文在法律上效果及作用的对等，是法律文本翻译的长期目标。如此正好印证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奈达曾提出，译文接受者与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不同国家区域之间本就存在法律文化的差异性，从比较法律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能够比较、分析不同法律文化中的专业术语及概念意识，在于人们从中可以找到相互间的“功能对应物”(functionalequivalents)［2］。这给法律翻译带来了启示，翻译者需在法律领域与其他国家区域有更多的接触和互动，不仅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而且还有必要涉足比较法律文化学，以求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把握法律翻译内容。

三、比较法律文化视角下法律文本的对等翻译

(一)中西法律文化的对应及其翻译从比较法律文化学的角度，不同国家区域的法律文化各有差异，法律文本相互间的“功能对等物”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就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而言，结合法律翻译，可分为“重叠对应”、“间接对应”和“零对应”三种对应关系［3］。在中西法律文化中，所谓的“功能对应物”有呈现交叉的现象，即“重叠对应”。如法律中的“人权”(humanrights)概念，之前词汇的意义为道德权利和自然权利，通过与世界法律文化的长期交流，而后形成人权独立的概念［4］。对人权概念的跨文化理解，需将其语境扩展到“人治”和“法治”的外延上。虽然传统中国社会并未实现过真正的法治，但法律存在于传统中国的道德体系之中。“人治”这一概念，所主张的是君主个人的贤明治理，属“为政在人”这一思想范畴。在法律翻译中，跨文化法律翻译作用在于“理念援助”，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将“人权”这一概念做相关的一系列翻译，如freedomoftheperson(人身自由)，rightofpersonality(人格尊严权)，personalright(人格权)，rightofpersonalliberties(人身自由权)，personallibertieslaw(人身自由法)等。再者是“间接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制”文化与西方法制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自汉代独尊儒术后，法制文化更是欠缺，因此中国文化与西方法学中基本概念的“对应物”不易寻见。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里，刑即法，法即律。在西方，“法”更强调的是权力和规律，中文“法”则侧重于制裁和惩罚。因此，中西传统法律文化虽有差异，实则是侧重点不同。最后是“零对应”，中西法律文化内涵的不同，导致文化意识的缺项。如西方法学各个派别所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契约”、“自然理性”等，已成为现代法律制度的常用语［5］。而中国，法律制度主要源于政治，权力制衡概念空缺，如parityofpowerandresponsibility(权责平衡)，systemofseparationofpowersintolegislative，executiveandjudicialdivisions(三权分立)，judicialindependence(司法独立)，separationofpowersandfunctions(全能分立)等，这些用语常引起功能对等翻译的困难。当然，在中国法律文化中，如“礼”“仁政”观念，社会主义司法原则等在西方法律文化中也属于“零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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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法律的移植、法治建设与本土资源这一话题在中国的法学界却引来了激烈的纷争。支持以纯粹性的法律移植作为我国法治变革的主要手段的先论者认为：在国际法治趋同化的浪潮当中我们不应该固守本色，而应该通过法律的移植积极合理的引进外国先进的法律制度，以此来达到弥补我国法治建设当中的不足和与世界接轨的目的。同时企图通过国家强制力强行实施那些经过理性简单加工的空降式的法律。而作为强调以本土资源作为我国法治生长基本土壤的反对派的代表的苏力而言，这种空降式的法治变革模式实在不足取。其在《变法，法制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当中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法律的移植不仅仅是对外国法律本身的照搬或是经过理性加工之后的简单适用，而是对外国法律背后的传统习惯的批判式的挖掘性引进。同时他认为我国的法治改革应该立足于对本土资源和当代社会的全面背景的充分考虑。他意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缔造了这个民族所赖以信任的法制，而法学家所创造的却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任何社会只有在本土资源中才能找到它存在的意义。其中对本土资源论的提出则是对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的反思和挑战。他认为不论是变法还是法治的实现都需要对本土资源的深切关怀。政府推进性的现代化与法律移植上升为简单倾向化，都值得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基于对传统习惯与法治变革的思考苏力首先从重新理解法律本身入手，他极力反对传统对法律本质及其功能的工具性定性。他认为法律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为人们的行为生活提供一种预测，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除了成文法之外，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种习惯和惯例也具备这样的功能。上述关于法律的预测的阐述与美国大法官关于“律师的行动是一门预测的艺术”这一论断颇为相似，都是为了向特定的或是不特定的受众提供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作为本次报告人的莫静在其《法律演进与法律发展中的本土资源的继承》一文当中，对于苏力在其《变法，法制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一文当中的所有论述给予了不加批判式的高度赞扬。同时，她认为法律和习惯作为制度形式的两种形态，都具有这种提供相对确定的预期的功能。而且习惯较之法律而言，更符合人类意识中的常理，因而易于被接受与认同。

对于苏力以及莫静在其文章中关于“在法律移植的同时，更需要对本土资源即古代法治模式和现代生活习惯和惯例的批判式得提炼与升华”这一论述我表示赞同，但对于苏力仅仅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挖掘应该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视角来论述变法与法治的问题我认为其论述的角度过于片面。苏力立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论断而过分地注重经济发展对于法律的影响这一点我不敢苟同。而莫静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当中利科的相关理论对法律的显功能与习惯的潜功能作出比较性的分析，但由于其行文的片段性和不连贯性，导致了其制度经济学的论述陷于了中途夭折的境地。其在开篇所引用的利科的观点从全文来看则略显缀余。但无可否认，莫静试图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范式分析法治变革的思路是很独特的。事实上，莫静在其行文当中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承认了苏力关于法律与市场经济绝对相关性论述视角的正确性。

而我认为法律的发展与市场经济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但作为影响法治变革的因素来讲却过于单一。法律作为民族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民族对于法律的态度和认识。每一部能够为民众提供大致确定预期的法律其本身都承载着该民族的法律文化和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以法律和法学为基础的社会人文范畴，它包括语言、行为、情操、观念、精神、传统、风尚、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等非常丰富的内涵。且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则具有不同的法律文化。虽然法律文化的基调应该是以公平正义和法律权威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但在不同的法环境当中其具体内容却有所不同。这一点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就指出了法律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等具有非常密切的内在关联，所以：“为某一国国人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国民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因此，对于法治变革与本土资源的研究和论述更多的应该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给予更为宏观的关注。社会当中的个人无不处于社会文化的统摄之下，当然作为社会文化当中的互动主体也同样受到法律文化的熏陶和长时期的感染。同时作为法律文化的载体，由于其与法律文化的长期互动，个人已经在潜意识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虽然，每个人的理性和法律观念基于个人的生活情景不同而表现出略微的不同，但只要是在同一法律文化当中不断熏陶过的人，其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却总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倘若从法律的行动逻辑这个角度来讲，不同的民族则拥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而这种法律的行动逻辑和守法逻辑本身乃是法律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

基于这样的一种民族性的守法逻辑，个人对于空降而来的法律自然难以给予法律应有的信任和起码的遵守。在这种意义上讲，法律的移植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法律本身，而更多的则是法律条文背后所承载的外国的法律文化。因此，在试图通过法律移植这样的方法简单弥补我国现阶段法律暴露出来的不足的同时，我们似乎应该考虑到外国的法律文化能与我国的法律文化相融合吗？其次，倘若能够融合，那么融合所需要的时间究竟有多漫长呢？因此我们不等不对于法律移植所引起的法治成本做深入的考虑，以及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影响做充分的考虑。而作为能够提供确定预期的另外一种规则的习惯和惯例则显现出了它所独有的优越性。习惯和生活惯例本身就是法律文化的一个方面，因此其根本不存在与现有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问题，所以立足于本土资源和社会背景来对我国的法治进行变革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律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时间也会因此而大大缩短，对于减少法治变革的成本来说也更容易获得法律应有的社会效果。但我并不是否认法律移植在即使弥补法律漏洞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不过这种移植应该是一种带有文化批判性的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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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华法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19-01

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系

在初民社会，各个族群在适应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家往往用“文化”或“文化模式”来称谓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文化”的要素之一，与宗教、道德以及习俗等秩序规范相互交叠，几乎融为一体。人类进入有国家的社会以后，族群之法被整合起来，形成了国家之法。然而国家的形态多种多样，法律也千差万别。伴着各国交往频繁和深入，出于自愿、强制或其它原因，开始借鉴或移植对方的法律。随着历史进步，一些国家的法律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并在世界的法律格局中形成了“法律家族”。这种家族式的法律至少包含两个国家的法律体制，这些法律体制具有某种亲缘或地缘关系，在内容或形式上存在相近之处。比较法学将此现象称之为“法系”。

二、传统法律文化的法系渊源

（一）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可追溯到罗马法，其中包含了基督教和日耳曼的某些因素。它内在体现了理性主义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追求，外在表现为成文法典化的形式，并重在事先以明确的规则确定人们的权利，具有“权利法”之称。在诉讼程序上，大陆法受到教会法纠问式程序的影响，表现出职权主义的特征，法官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大陆法的发展进程中，法学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法学家法”之称。大陆法系的核心国家集中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自清末变法以来，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的影响。

（二）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起源于英国。随着英国的对外殖民扩张，英国法被移植到世界各地。英美法系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表现形式是判例法，即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判例形成的法律规则。这种法律以解决纠纷为主旨，注重事后救济，有“救济法”之称。由于法官在法律发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英美法也有“法官法”之称。英美法系的特色在于法官在法律的创制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在诉讼环节中却异常消极，扮演“仲裁人”的角色。这种诉讼程序称为对抗制诉讼。英美法系的国家以英国为摇篮，以英国和美国为核心，以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作为骨干，影响范围波及全球各地。

（三）中华法系

中国古代法对东亚诸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法是一个集天理、国法和人情为一体的复杂法律系统。中华法系包含了法家的智慧，但自汉代以来，主要体现了儒家的思想，注重道德教化。中国古代重视成文法传统，法典编纂的水平有相当的造诣。中国古代法与大陆法重视民法的传统相比，重刑轻民；与英美法相对独立的司法程序正义相比，更加注重实体正义。但中华法系作为中国唯一本土化的法律文化体系，其生命力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才是。

三、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解读

如何对传统进行现代解读，应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秉承“礼法合一”和“天人合一”的中国法观念的自然追求

入礼于法，天道观念，这是中华法系别于其它法系的标志性特征，也成了中国独特的法观念，这一点恰好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在内在机理上有惊人相似。通过呼唤心灵以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虽然有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未来的法律发展道路上秉承这一点将非常有价值。

（二）努力开创法典化编纂与判例法适用的有机结合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以成文法见长，法典编纂技艺高超，却存在诸多缺陷，如能吸收判例法的功能，这些缺陷将会得到弥补。因此，法典化编纂与判例法适用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完善制度和公正司法。

（三）建立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互为依赖和补充的法律制度

中国的法律传统由于司法行政化有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作风，不过此处所讲的程序与古代的典礼制度中的程序不是同一内涵，更加侧重于审判案子时的公正性。在这方面中国是有缺陷的。因此，在注重审案的效率之时也应该兼顾程序的正当性，探索着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以增强司法的公信力。

（四）构建法律信仰与守法信念相得益彰的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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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文化差异法律术语翻译策略

一、 文化与法律文化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曾把文化表述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以及其作为社会上洗的的能力与习惯。"[1]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一种根据职业划分的次文化，是使用法律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的群体所特有的方式和现象。法律深植于文化之中，必须有文化的支持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 "文化具有特性"[2]，因此不同的民族文化存在差异，法律文化同样如此。

二、 中英法律文化差异及对法律术语翻译的影响

根据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 中的解释，文化差异指被表述的事物、概念、行为等在不同文化中所指的含义不同。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廖七一认为"语言是文化最根本的统一，具有储存、描述、表达和传播文化信息的功能。"[3] 因此，文化差异与语言差异之间存在着互为映照的关系，认识文化差异是分析语言差异的基础。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上体现的最为突出。在法律文化中则反映在法律术语中。法律术语是某个国家法律制度中所特有的事物、关系、行为和程序。大部分法律术语不是在概念意义上而是在法律文化意义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词源差异

法律英语主要指普通法国家在立法、司法及执法中使用的文体。法律英语术语多来自于日常用语, 也有本专业所特有的专门术语、行话。法语和拉丁语构成了法律英语词汇来源的主渠道。在法律英语中仍可见诸多的法语词汇,如：attentat (谋害,谋杀) 、clause commissoire (如不履行即使合同失效的条约)、court en banc (全体合议庭)等。拉丁语词汇如 de facto fort(事实上的侵权行为 )、ratio dicidendi（判决理由）、proviso( 限制性条款 )等。法律文件中的古词语如hereafter,hereof,hereinafter,hereon,thereby,thereof等。中国法律术语中也存在古词语，如 "自首"、 "诉状"、 "大赦" 等及一些文言虚词，如 "兹 "、"现"、"本" 、" 上述 "、"颇"、"未"、"均"等。

（二）法系差异

法系是根据若干国家和地区基于历史传统原因在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而进行的法律的一种分类[4]。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是当今世界两大主要法系, 我国是中华法系，法律制度因传统的原因主要受大陆法系的影响。英美法系是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各国法律的总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者在法律渊源、法律结构、法官权限、司法组织与诉讼程序等存在明显的差异, 并且最终体现在法律文化上。在不同的法系中,相同的语言符号可能会表示不同的概念。如：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员"是"juror",而中国的(人民) 陪审员则译为"judicial assessor "。

两大法系在法律制度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如英美法系有专门的侵权法, 而大陆法系则没有, 大陆法系有公法和私法之分, 而英美法系则没有。我国 一 些 独 有 的 法 律 制 度 在 英 美 国 家 则 不 存 在 。如 在 中 国 法 律 语 言 中" 劳 动 教 养 "( Indoctrination Through Labor)是专门的法律术语, 有着独特的含义。" 劳动教养"是指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行为而又不够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的行政处罚措施。而在英美法律制度中根本不存在类似的法律制度, 因此其法律语言中也就没有对应的法律术语。

（三）宗教差异

英美法系的国家都有浓厚的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在英美法系的体制下，法庭的审判过程中，无不体现出基督教的影响。而中国几千年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法庭审判无不体现儒家色彩。如下面的誓词内容, "god is the witness, I swear that everything here I say is …"如果翻译为"上帝为证，我宣誓我在此所讲的一切……"。在不信仰基督的中国人看来，这是依据毫无意义的话，其中蕴含的对基督教徒的巨大心理约束的信息根本无法传递出来。

（四）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英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英汉民族在观察事物和现象时 所采取的角度和思维方向有时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也表现在语言上，如Theft(防盗窃法) 、Law of Unfair Competition（反不正当竞争法）、Statute of Frauds(防止欺诈条例)。又如英语法律文件中的"Put an X"应译为"签字画押"。英美的画押多用"X",有时也用"十"字或"T"字（通称为cross或mark）。因此在翻译为汉语时不能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译为"画'X'号"。这种差异也是中西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造成的。

以上文化差异给法律翻译工作者造成很大困难。不同法律制度的大部分术语在概念上是不一致的，有些法律术语在别的法律制度或法系中没有对应词[5]，因此中西法律制度中的法律概念在翻译过程中会产生功能上的不对等。由此看出，法律文化底蕴对法律英语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中英法律术语翻译策略

由于法律术语翻译比一般语言的翻译更为复杂，"法律翻译并不是用译入语中的概念和制度来替换原来的法律体系中的概念和制度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包括语言转码和法律转码的双重解码过程。[6]"因此，译者必须仔细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做出各种必要的转换，使译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

（一）形式对等

1.使用确切对等词

法律文本具有庄重，严谨的特点[7]，对法律术语的翻译一般强调忠实性。奈达的功能对等的翻译理论也要求翻译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要求形式对等，因为形式也可以传达意义。如果直译的话既忠实于原文，又易于读者理解，并且能正确传达原文的信息的话，就可采用形式上对等的形式。

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确切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尽量选用确切对等词而不宜任意自创新词，以免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如"fixed term -sentence"应译为"有期徒刑判决"，"civial law"译为"民法"，"criminal law"译为"刑法"。诸如此类以形式对等来翻译法律术语的例子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2. 形式对等加注解

在没有确切对等而无法达到形式上的对应时，译者可以采取音译加注解法。如"discovery"一词的翻译就适合采用音译加注解的方法英美法系中的discovery指英美国家在法庭开审前诉辩双方在向法官提交所掌握的证据的程序，而中国的民事诉讼程序就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程序规则。因此，该词的翻译就可采用形式对等加注解法，将其照字面译成"发现程序 "再加上注释。目前常见的另外一种处理方法是按其内涵翻译为"证据开示程序"。

（二）功能对等

对等的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8]。如果形式上的对等会导致意义上的不明或错误，造成读者的理解困难时就不应使用貌合神离的 "假等词" 而应对原语做形式上的调整，来创造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词来实现功能上的对等。奈达认为，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别越大，调整的需要也就越大。由于中西文化在法律制度、、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为了达到语言和法律功能上的双重对等，译者可通过选用恰当的功能对等词、释义、译借的方法来实现双重功能的对等。

1. 使用功能对等词

如果汉语或英语中确实没有确切对等词时，译者可以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选择功能对等词，以保证译入语中的术语的概念与源语中的术语的概念对等。如法律英语中的"prison"与"jail"两个术语在汉语里的功能对等词就有所不同。"jail"的功能对等词应为"看守所"或"拘留所"。而"prison"的功能对等词则应该是"监狱"。又如"old dog"功能对等词不是"老腿"而是"惯犯" [9]。 "Power of Attorney"不应译为 "律师的权力 "而是 " 授权委托书 "。同样，汉语的结婚证不应以形式上的对等直译为"marriage licence"而应根据其内涵翻译为"marriage registration paper"。"straw man"应译为"挂名负责人"而不是"稻草人"。因此，选择最接近的功能对等词可以保证英汉法律术语在没有确切对等词的情况下获得较准确地翻译。

2. 释义

释义是指舍弃源语中的具体形象，直接用译入语将其意图内涵表达出来[10]。在翻译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法律术语时，在译入语中找不到确切对等词而加注解又使译文烦琐时，也可采用释义法。释义法也是解决缺少确切对等词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如 "quiet possesion"按字面意思翻译为 "安静占有"，读者很难理解。实际上，在法律文本中，该术语表示 "不受干扰的占有使用"。同样，将"yellow dog contract"直译为"黄狗合同"，读者肯定不知所云。这里就可以释译为"不准(雇员)参加工会的合同"。 "挂职干部 "一词也只能采取释义的方法，即"cadre serving in a lower level unit for a period while retaining his position in the previous unit".

释义法既可以使法律译本简练,又不损害对原语信息的表达。在采用释义法时，译者必须准确把握原语的实质含义，以免造成误译。

3.译借

由于英语此和汉语词在发音、书写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以英语法律术语翻译为汉语法律术语时可采用译借的翻译方法，即在音韵上或书写上稍微经过改动，使之与汉语的本土词语相似。如"anti-trust law"是英美法系中的一个概念，在中国的法律制度里没有确切地对等词，可以通过译借的方法译为 "反托拉斯法". 又如："solicitor"和 "barriter"的汉译就可采用译借法，分别译为"沙律师"和"巴律师"，因为"solicitor"前两个音节似"沙"而"barriter"的前两个音节似"巴"，然后再加上"律师"两个字对起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又如"morgage"译为"按揭",因为"morgage"后两个音节似"揭"而得到此译。这样汉语读者能够把这两个词所代表的含义直接与外国所特有的事物联系起来，弄清这一概念的内涵，以免望文生义，产生误解。

四、结束语

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方面，法律术语的翻译不仅有其本身局部的意义，而且对整个翻译工作也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重现原语词汇的信息，根据原语词汇在特定文化中的内涵、功能等对上述方法创造性地加以选择、融合和补充。无论采取上述哪种翻译方法，都应该以两种语言的法律术语的内涵为依据来翻译，使译文和原文得到一致的理解，保证译文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实现法律术语语言学和法律上的双重对等，保证英汉法律术语翻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Nida , E. A. Language ,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 M ]. Inner Mongolia :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梁治平. 法律的文化解释[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94.

[3]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李慧 .法系间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J].大学时代，2006

[5] 肖云枢. 英汉法律术语的特点、词源及翻译[J ]. 中国翻译, 2001, (3).

[6] S?arc?evic?, S. (1997).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7]李克兴，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8] 钱立武.功能对等理论在法律术语翻译中的适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6

[9]宋雷.文化差异对法律及经贸英语翻译的影响[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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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院;法律;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7－0187－01

我们都清楚的了解到，任何文化建设都是一项伟大而且长期的工程，它不仅需要经济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政治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扶持，只有他们统一合作，文化文民才会散发出炫丽的花朵，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也不能例外，它需要充足的资金、人力以及物力的推动，当然，也需要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到人民群众当中，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应该转化为法院具体的行为，通过法院这一机构向社会输出法制精神，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选择。本文将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现状出发，对当下法院的法律文化进行一定考察并进行反思，以便更好的建设法院法律文化环境。

一、法院法律文化含义

对于法律文化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目前形式而言，法律文化的定义具有多元化，法院作为专业性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实现司法公正的职责。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建设什么样的法院法律文化才能有利于法制国家的实现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

法院是具有独立审判权的机构，是我国法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存在很多失误，这就在直接或直接上弱化了司法的公正性，不利于法院对某件纷争的解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

(一)形式主义

我们现在的法律文化建设很多情况下都注重形式，只是关注法律制度的建设。将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作为一件必须的任务来完成，就如同警察在严厉打击黑暗势力采取的棘手措施所取得的效果是有相同效果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这只是表象，不能肩负起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内涵，时间久了就会失去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稳定性。

(二)混淆角色

为了追求高效率的结案率，并达到当地平安要求的行政目标，法院运用自己的法律权利，片面强调调解或是强制调解，并不是从群众的最真实需要出发去解决纠纷，从而维护社会的正义，法院只是作为行政目标追求的工具，使得很多法律案件积压下来，这就促使法院和法律在社会的公信力受到损失，法律信仰逐渐失去社会的根基。

(三)情大于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和新闻媒体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刻影响，同时也对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向法院诉诸的问题有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就使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紧张起来甚至发生冲突。由于受我国传统影响以及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法院对于案件的处理很多情况下都注重民情，这就忽视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依据”。

三、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认识

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要具有超越性和实践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需要突出法律性和制度性，法律是人们在追求和平和安全中产生的，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并没有影响法律作为追求理想的必然手段，很多都是从罗马法中借鉴过来的。法律中的许多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法律本身是超越时代的，法院法律文化应该追求长久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法院法律文化不应该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现代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应该注重破案效率的培养，严格遵守法律实效规定的时间，积极处理法律相关的案件，对人民群众负责，向社会输出正义，追求法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法院法律文化要人民性和权威性相结合，这就要求法院对于群众的法律诉求要及时应对，并合理有序地解决矛盾问题，但也不能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价值层面还涉及到物质方面，有时还包括外在行为和内在意识，在物质的支持下，意识和行为统一，文化才会大力发展。

四、小结

法律文化本身建设就是一种需要进行不断探索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而法律文化作为法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是一件长期并且艰难的过程，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不仅要体现法律文化所共有的，还要站在法院的层面，形成特有的特色。本文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出发，探索了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措施，为更好地促进法院法律文化发展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朱文林，田亦尧．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J］．人民司法应用，2011．7．

［2］席书旗．法律权威与公众认同问题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5(2)．

［3］郝耀武，梁华．论法律文化及其构建［J］．学术交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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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统治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传统法律丈化的优秀部分应该在当今文化建设中施以其必要的影响力。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我党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十七大报告对我国文化建设取得成就进行了概括的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没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建国六十年,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较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建设有巾圉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在思想道德文化上,我国不断探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新发展,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促进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文化发展上,逐步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并将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党的十六大又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战略目标,从巾央到地方都积极贯彻党的会议精神,积极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体制上,党和同家政府一直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政府的主导下,部分事业单位进行了企业化运作的改革,广播电视集团、报业集团、出版集团等纷纷建立,文化体制改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我国颁布了诸多的政策,降低文化市场的准入门槛,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到文化产业中来,活跃了文化市场,此外伴随着文化的资本运作的发展,全国各地文化企业的直接或间接上市公司不断增加,拓宽了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文化企业的竞争力。

    我国的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文化的模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整个文化事业和产业的繁荣有序。“即国家从整个文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把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消费等活动纳入国家所确立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化发展目标,以提高文化事业建设的整体效应,保障文化事业持续、稳定和健康地发展。”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所谓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丁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一般说来,中周古代有四大类法,即礼、乐、政、刑。现代人习惯将政、刑作为中国古代的正宗的法,而诸如礼、乐却被视为法外之物。然而从发展事实看,礼乐是中国封建社会君王平天下最重要的法。礼乐的体系的崩溃,才进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而所谓的政刑其实仅仅为维护礼乐制度而设,对违反礼乐制度的一种震慑手段而已。“礼乐”和“政刑”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整个社会秩序有条不紊的运行。即《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与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自从它们诞生就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的积淀,它们存在于普通民众的心理、习惯、行为中,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惯性机制,传统法律文化自始至终影响着整个社会长期发展的各个领域,以其特有的规范、凝聚、评判的作用,与社会生活交织在一起,制约着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是不断修正其民族习性和法律传统的过程;也是不断消化,吸纳别国和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的过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古代贤人提出了适合他们时代的法律文化,而经过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延续后,虽然时代相距遥远,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可以为当代法文化引进一种新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了数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实践,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思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了诸多对现代社会的有益内容,其中许多不乏对当代社会的法律文化建设有积极的作用,如“富而好礼”、“秩序和谐”、“义利诚信”、“贤人政治”等。而诸多的传统法律文化思想都是当今社会发展有益的借鉴,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思诚者,人之道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法立而无犯,刑设而不用”。

    三、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在当代文化建设的指引下,建设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现代中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而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理念,也需要一种维护和谐的法律制度。建设和谐的法律制度,必须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将传统法律文化中进行现代转换。

    总体来说,应当从两方面人手,即一为观念方面,二为制度方面。在观念方面,主要是增强学法、用法意识,只有在真正懂法的基础上用法律在更深的领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制度方面,主要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方面完善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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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司法改革；复仇；刑事和解；刑罚执行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也是一个几乎被滥用的词汇，我们很难对它做出恰当而精确的界定。通常认为其包含着两层含义，即实体意义与方法论意义。实体意义的法律文化，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对法律的思想、意识形态、情感认识与直觉。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文化，是指一种研究法律的方法与立场，立足于文化阐释法律现象，以文化的视角解读法律现象背后的意义。我们在实体意义上使用法律文化的概念，认为传统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对法律的理性、感性认知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其中既存在有利于中国司法改革的因素，也存在不利于司法改革的糟粕。

司法改革是推动我国司法制度不断前进的方法，是制度适应现实需求的反应。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其具体技术性操作是建立在向西方学习制度基础上的，这些制度建立在西方经济基础与法律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如果硬性要求我国的司法制度既吸收西方的技术又全盘接受西方的法律文化，无疑削足适履。这样做既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又不能被我国公众所接受。所以，现行中国法律制度，应该被赋予中国的灵魂，与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势内容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做出应有贡献。

鉴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庞大与复杂，我们仅从复仇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司法改革中某些环节进行对接，力图为我国司法改革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思路。

二、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复仇

在现代人看来，复仇是一种十分落后、野蛮的解决纠纷矛盾方式。今日中国，人们已经习惯性地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尽管有可能介入关系、人情等因素，通过裸的暴力发泄受伤害的不满已经不再是常见现象。然而，古代法律文化中，复仇确实对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英国哲学家、法学家边沁曾说，“愤怒与复仇已经指导了最早的刑事法律。”这体现了人类早期社会法律中对复仇观念的吸收与借鉴。在中国古代社会，复仇不仅没有在法律中被彻底禁止，甚至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复仇被公开地予以鼓励和赞赏。

在主张“仁”、“爱”的儒家看来，复仇是一种天然的义务。《礼记》记载，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史记》中记载了二十多则复仇故事，太史公以激赏的笔触赞美了复仇，并没有因其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而加以斥责。

汉章帝时期，有儿子因他人侮辱自己的父亲，便杀死了他人，章帝赦免了此人的罪。在汉和帝时，因大臣上书建议禁止复仇杀人，又采纳其意见，明确禁止复仇杀人。汉朝以及南北朝时期，官方对复仇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更加强了民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总会出现一些通过自己的孝心打动皇帝的案例出现。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复仇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官方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会严厉处罚杀人行为，但是杀人偿命的观念与手刃敌人的复仇观念直接始终存在矛盾。在文人创造的艺术作品中，对复仇的亲属予以高度赞扬，在国家法律中对实施了复仇的人大多数时候采取了惩罚的措施。在法意与人情，法统与道统的冲突中，复仇传统依然保持了生命力。

三、复仇文化对司法改革的影响

（一）刑事和解中重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态度

在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专门规定过了刑事和解程序。这种制度是一种通过以协商合作达成共识，和平恢复案发前原有秩序的刑事案件纠纷解决方式，在刑事诉讼中，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通过真诚悔罪、经济赔偿、书面或者口头道歉等形式取得被害人谅解后，公安机关可以提请检察院从宽处理，检察院可以提请法院从宽处罚，法院对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免除刑事处罚或者从轻、减轻处罚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体现了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复仇心态的高度重视。

刑事和解的达成，前提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自愿实现谅解。我国处于熟人社会，人情关系是社会交往当中的重要内容，如无必要，没有人愿意与熟人结束亲密的关系。有些时候，在熟人之间有可能发生刑事纠纷，如果不是极端情况，双方往往不愿从此成为路人，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往往多会主动达成谅解，和好如初。此时，法院的审判应充分尊重被害人对加害人的侵犯与谅解，重视其复仇心理的弱化，在不是极其严重侵犯社会关系的情况下，允许双方达成和解，促进和谐。陌生人之间发生的案件，由于双方不存在熟人关系，难以沟通交流，因此不论哪一方都必须是自愿达成刑事和解，法院不能诱使或强迫被害人或加害人选择和解，不能强力压制被害方的复仇心理。对于被害人而言，复仇怒火的消减，只有在自愿参与和解的情形下，他们才会认识到刑事和解制度的公正，不会产生法官故意偏袒一方的错误认识。加害人必须基于自己的意愿真诚悔罪和赔偿才能实现刑事和解，他必须彻底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发自内心的忏悔才能熄灭被害人的怒火。如果仅仅是单处对被害人予以经济赔偿，摆出一副有钱可以买通一切的样子，则不仅不会消除被害人复仇的意志，还可能起到火上浇油的副作用。

刑事和解，仅仅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就刑事侵害案件的经济赔偿方案达成自愿的协议，这种协议必须要经过公检法机关的审查和认可。它是通过对刑罚国家主义的反思，是对复仇观念的高度重视，从和谐、人道的角度，在司法层面有目标地限制国家刑罚权运用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能有效提升被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的主体参与地位，确保被害人的意志自由、实质利益得到实现与保护。我们发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由于罪犯得到了刑罚惩罚后认为自己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被害人或者其家属最终只是拿到一纸无法落实的赔偿判决。在刑事和解制度中，加害人对被害人主动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既平复了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得到充分谅解，又可能获得来自法院酌定从轻处罚，这样基本上消弭了双方纠纷。重视对被害人复仇心理的平复，既能充分保证被害人获得物质补偿和精神抚慰，又能鼓励加害人改过自新，使其认识到犯罪给被害人、给自己、给国家带来的伤害，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回归社会，还能展现法院在社会冲突解决中的公正与权威，一举多得。

尽管对被害人复仇这一传统法律文化要表示重视，但是刑事和解要建立在国家权利主导的前提下。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听取加害人和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意见时，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充分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在实践中，对可以和解的刑事案件要加以限制，不能完全任由犯罪人与被害人随意和解而使国家权威受到损害。所以，要限制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围：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侵犯公民财产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类型犯罪案件。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尽管能够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但是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表现了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能放任其利用和解减少刑事处罚。

（二）刑事执行中重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态度

减刑、假释过程中，刑罚执行机关与人民法院应高度重视被害人的复仇态度。罪犯积极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给予被害人及其家属充分赔偿的，可认定为是犯罪人有认罪悔罪的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有些罪犯在刑罚宣告阶段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给国家、被害人及其家属带来的危害，没有重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感受，因此没有从惩罚中吸取教训。通过在监狱行刑中的矫正教育，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罪过，认识到给被害人及其家属带来的灾难时，则可以看做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对他人情感的重视，可以在减刑、假释的时候予以从宽处理。

如果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犯罪人确有履行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能力而不履行的，则可以认定犯罪人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属带来的伤害，没有重视其他社会成员的感受，还没有在刑罚执行中接受矫正。对这样的罪犯予以减刑、假释，有可能造成被害人认为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原定的刑罚没有得到执行，复仇心理一旦发作则可能对减刑、假释出狱的罪犯实施报复。他们也可能认为罪犯实施了贿赂等行为，从而质疑司法公正，因此对有能力赔偿而不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积极赔偿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

（三）对复仇的禁止与对法律权威的尊重

在国家机构不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不足以保护公众的生命、自由、财产，只能利用个人复仇自行寻求赔偿与保护，以防止危险与危害扩大。在古代国家机构发达之后，复仇不能任意进行，生杀大权由国家掌握，“擅杀”的复仇成为一种严重侵犯社会秩序的犯罪被严厉禁止。现代社会，国家权力足以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等权利，无需私人复仇弥补国家权力的空白，因此复仇被禁止。在司法改革中，需要重视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复仇情绪，这实质上是对他们权利的关注。这种关注，不能替代法律，在惩罚犯罪人行为的同时，同样要树立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法制观念。

随着历史的传承，传统法律文化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小觑的思想力量，它根植于中国深厚的传统社会基础，深刻影响着普通大众的法律观念、行为模式及生活细节，它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复仇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现代司法改革要给予复仇高度重视，但是不能丝毫撼动法治基础――法律的权威。法律要求得到公民的普遍服从，在法治国家中，法是衡量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标尺。法律在一个国家的所有的行为规则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我国进行司法改革，难题不是缺乏法律制度，而是如何使人们改变已经形成数千年的与法律规则构建下的法律秩序相悖的传统法律文化观念。所以，在我国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更应关注的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吸收、借鉴、改造方面的内容。使民众能够在思想意识上高度认同法律制度，将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观念摒弃。

参考文献

[1] 明辉.法律与复仇的历史纠缠――从古代文本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J].学海，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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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讼”，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无讼的直接含义是没有或者说不需要争讼（诉讼），引申为一个社会因没有犯罪而无需制定和实施法律或者虽有则搁置不用。”[1]中国传统的“无讼”法律文化观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出于阶级统治的目的，使民不争，维护社会的安定，而培养的一种法律意识。该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原因，总得来说在于古人“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和儒家“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而架起它的物质基础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连的宗法家族制度。

（一）传统道德观念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独特产物，而孔子则成为“无讼”文化的奠基人和倡导者。孔子所说的“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一般被认为是“无讼”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其基本含义是没有或者不需要诉讼。孔子的“无讼”观“说明儒家会儒家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纷争的和谐的社会。”[2]汉代以后，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改进和发展了自孔子而始的儒家学说。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德主刑辅”和“三纲五常”等主张成为封建社会法律观的主干原则。“无讼”思想得到确立和发展，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追求。总体而言，儒家的“无讼”思想包括如下内容：和合观，讲求天人合一，礼法合一，推崇礼，讲求道德教化，反省内求，重人伦，轻法律。

（二）小农经济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一种思想观念的长期盛行，必然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在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使“乡村里的人口似乎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3]，这也导致了家族制度的发达和儒家思想的盛行。乡村是一个狭小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村民世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很少和外界交换东西，这就消除了纠纷产生的经济基础。同时，在一个封闭的熟人社会里，以“五伦”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也很容易被接受，而对所有人、所有事都“一视同仁”的法治精神则较为陌生。这就导致了纠纷产生后民众宁愿选择调解，息事宁人，而不愿受诉讼所累，影响到日后的生产与生活。

（三）宗法制的家庭结构是“无讼”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与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相伴随的是以地域、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一方面，封建大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生产单位，家庭成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所属的大家庭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通过稳定家内秩序达到巩固国家统治的目的，官方承认了家族法的效力。因此，家长制的宗族制度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起着缓冲法律对乡村秩序直接冲击的作用。对于家庭纠纷，通常家长作为调停者加以调停。这种调停，“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尽量避免纠纷的发生；即使发生纠纷，也要相互妥协，和睦相处。”[4]中国古代的家族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就了国家承认家长、族长自主治家之权。[5]

（四）君主专制统治是“无讼”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

在古代社会，讼的实践一直被统治者认为是关乎民众对正当权益得以伸张的要求，被视为是对王权秩序的干扰和冲击，法律仅仅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前提。它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进而影响到当代中国公众，使之产生工具性的法律认同，把法律单纯的视为实现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忽视其作为普通公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功能。同时，在历代的统治者看来，“争讼”本身是对和谐稳定的破坏，是百姓刁蛮、“人心不古”的表现，都是应当加以排斥和压制的。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大力宣传教化、劝讼、止讼；另一方面对“好讼”者采取坚决的镇压手段，决不姑息手软。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当以上三个原因不足以解决村民之间的纠纷的时候，官府通常采取调解、拖延等方式。

二、乡村社会的“无讼”之现状

不可否认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明清时期一样，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人们价值观念的移位等诸多因素，“无讼”观念的理论基础也发生动摇。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农经济的解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施以及科学技术的提高，使得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不再依赖他们的相互帮扶的结果就是村民之间开始变得淡漠。同时，随着外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队伍日益壮大，也突破了以前那种“以村子边界”的活动范围。这一系列的原因致使“熟人社会”的同质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一步也使“无讼”理念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纯粹基于“熟人社会”、“碍于人情”的伦理性“息讼”观念已经淡化。正如朱苏力先生所言“中国乡村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而是‘半熟人社会’了”。[6]传统的以人情为纽带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开始逐渐的受到一系列的挑战，这一变化迫使“无讼”观念异化，但是法制的观念又未彻底的成型，所以当前我国的大部分乡村出现了一种无序的状态，既不是传统社会中的消极“无诉”，也不同于法制化国家以法为本的解决方式。

（二）核心家庭的成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法律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7]这种所谓的核心家庭，正如所言的西洋家庭一样，“夫妇是主轴，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个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8]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至于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而是“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就加剧了。现代化的冲击使得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已经解体，中国古代的宗族制度在预防纠纷以及解决纠纷方面的固有功能也日益衰退。“在这种新的秩序里面，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又是文化的最小实体。舍此则社会无以维系，传统无由立足”。[9]

（三）价值观念的移位

价值观念的移位主要体现在人们对传统道德的信仰，转而对经济地位的狂热。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的确立。都市化的进展，识字率的提高，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得人们接触了更多的传统道德观念以外的其他价值观念，同时也对既有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既而开始怀疑、思考，最终甚至批判。由于现代化进程迅速，村民接触外来思想的手段日益多样化，传统道德的束缚力也日益遭到削弱。对于经济的重视和强调，使得金钱的工具理性被无限扩张，即使是传统的中国乡村也进入了一个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物价膨胀的时代。[10]当贫穷被视为耻辱，原则被当作顽固的时候，有德的长者不再被人推崇，有钱的恶棍却被追捧，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无讼”文化观上的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由于法律在乡村施行的各种不合理因素，为了防止规则的阙如，因此构建一种自治制度，培养“无讼”的法律意识，使之农村内部能够自己解决相关的纠纷，法律只在起着引导和威慑作用，当穷尽乡村社会内部途径亦不能解决时，法律再以其平等的价值观念介入，可能是现阶段最优的备选方案。如何时最大程度的发挥该方案的功效，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加快经济发展

乡村经济相对落后是乡村出现价值观念发生移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文所述，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财富的多寡成为衡量人的重要标准，传统道德中的诚实信用、为人本分甚至转化成了贬义，人们对金钱的崇拜使得“从林法则”主导了很多人的与行为。纠纷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双方实力的博弈，这其中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依然是经济实力。因此，加快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缩小村民之间的经济差距，至少在“以钱压人”这个层面上，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同时，经济水平的提高也能相地促进精神文明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减少下一步道德重建的难度。总之，能过合理的方式，促使乡村的劳动力得到解放，提高家民的收入，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为道德的重建提供物质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有效地降低了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又能在纠纷发生之时，能够以更为平和的方式进行解决。

（二）重建传统文化

在“熟人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旧的道德观念受到怀疑、考验乃至批判，而新的道德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村民所受到的束缚是非常微弱的。同时由于处在转型期，村民价值观不统一，因此选择的行为规范亦是大相径庭，最终也会导致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增加。“蕴涵于传统中的道德规范的解体，他以自己的欲望为最高目的，把其他人都视为与己无干的人，甚至视为自己的敌人。”[11]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能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动荡和混乱进行有力的矫正与修复。与此同时，道德教化对犯罪具有预防作用，可以使人们从心里认识到不应该犯罪，不愿犯罪或者不想犯罪，从而起到治本的作用。强调道德教化对纠纷的解决更为有效，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不仅可以化解矛盾，同时也可以起到减少纠纷、预防犯罪的作用。自然，对传统文化可以有选择地加以转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无讼”观念的范畴内，村民在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首先考虑“情”，其次考虑“礼”，再次考虑“理”，最后考虑“法”，依然值得推崇。[12]传统文化的重建的最终价值主要体现在建构一套这样的普遍存在的合理道德规范，从内通过自我约束、从外通过舆论压力来选择行为模式，尽可能的减少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三）架构自治组织

根据罗伯特·达尔的相关理论，架构乡村自治组织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并且是可欲的。同时，按照卢梭对于民主的观点来看，乡村无疑也是最适合民主制的。[13]赋予乡村自治权力的目的在于，通过村民之间的自治，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能够内部消化，并且在自治的过程中，学会如何避免这些纠纷的发生，提高他们的预防意识。如果该村民组织能够进行有效自治，人们就将习惯自己解决自己可能面临的大部分问题，而不必事事依赖国家，尤其是在纠纷发生之际，并不必然选择诉讼这种成本过高的手段。村民自治的另一功能在于，它能显著的提高村民意识进而有利于消除因地域扩大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自己乡村主人翁的观念，能够强化对乡村的认同感，消除被边缘化的感觉，最终使现阶段的“半熟人社会”恢复至传统的“熟人社会”。至于怎样构建以及构建怎样的自治组织，囿于本文的篇幅，则不作过多的讨论。

结语

“无讼”观念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对其进行适当的改良以消除其不良影响，既而适用于现代乡村社会里，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毕竟，争讼本身是不好的，这种事不仅有悖于礼仪，而且破坏了宇宙秩序的自然和谐。[14]相对于传统的“无讼”法律观念，本文所提及的经过改良的“无讼”观念，不仅能够将村民的人格从封建专制和宗族制度中分割出来，不再依附于其他人身关系，形成独立自主的纠纷解决意识；并且能够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逐渐加强权利观念。最重要的是，这种在经济发展、道德重建以及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无讼”法律意识，能够从根本上来减少纠纷产生的可能性，它不同于过去那种进行封建统治而发展出来的“无讼”法律观念。

注释：

[1]张中秋：《比较视野中的法律文化》，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3]：《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4]舒国兵：《浅谈儒家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5]何勤华，陈灵海：《法律、社会与思想》，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6]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7]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8]：《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9]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10]艾素平：《“亚当·斯密问题”对道德重建的启示》，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1]秋风：《中国需要道德重建与社会建设运动》，载《南方周末》，2007-02-08

[12]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篇9

本届法律文化节不仅是北大法学院的盛会，也是北京市各法律高校学生的盛会。利用此次活动将法学院的影响扩至北京各高校及法律从业圈中，使同学们了解法律实践的操作方法并有机会亲身参与、体验，对法律在职业层面上的意义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并有机会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参与社会中的法律观念普及事业；在于兄弟院校共同举办赛事、活动中，增强同学们作为北大法学院学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提高大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显示出北大法学院作为北京乃至全国的法律院系的实力。

本次法律文化节以锻炼同学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为主旨，尽量多的安排旁听、参观、模拟论坛、模拟法庭等形式，将去年一讲座为主转变为以互动性、参与性活动为主，精品讲座（主要有法学社承担）为点缀并兼有其它学科热点讲座的格局。很多活动面向全校乃至校外同学。

*活动时间：

XX年3月底至5月初，4月底期中考试之前结束除闭幕式以外的所有活动，五一假期结束后尽快完成闭幕式。

*承担机构：

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会、北京大学法学社主办，邀请清华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生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会协办，并在一些跨校赛事中设立各校主场。

*主要活动形式：

1、“网络时代的法律”主题论坛（作为开幕式，详见附件 1）：主要就网络立法的需求及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网络时代的法学教育发展方向。以一个的网络侵权案作为切入点，邀请实务界、理论界多位知名人士参加。

2、模拟法庭：

a、参与人群：根据99、XX及同学的不同专业知识层次各组织1—2次。

b、案件来源：可提前向大家征集案件素材，请相关方向的老师和研究生帮助把握方向。

与98级正在进行的“诊所式法学教育”相结合，来源于现实中的案件。

从海淀法院、市中院获取一些成案或在审案件作为素材。如有机会可以针对 一个未审结的热点案件提前进行模拟审判，待法院做出裁决后组织同学们旁听。

案件内容可涵盖刑法、民法、国际经济法等领域。

c、操作方式：

将案件素材公布，列出所需角色要求，按年级自愿报名参加，分好控辩双方后集体讨论案情，分头准备发言词。期间可分别安排老师的点拨与指导。“开庭”之前面向全校公布“案情”，并于当天安排外校同学及一些法律从业者旁听，由一至二位法律专家进行点评，并请双方代表介绍对案情的分析和理解。

d、宣传攻势：

面向全校乃至外校；与北京各专业及大众媒体联系报道；与凤凰卫视中文系作录像报道；与中央电视台《社会经纬》、《今日说法》、《12演播室》等节目联系，争取作专题报道。

e、“特别”模拟法庭（作为闭幕式，详见附件2）：

在前几次模拟法庭的基础上，邀请清华或人大法学院共同完成。事先确定案件素材及控辩双方，各自准备，互不沟通。双方约定庭审日期后各自调查取证、会见当事人，完全模拟真实审判程序进行。开庭当日双方在法庭上亮出“底牌”，由作为陪审团或法官的第三方当庭做出裁决并制作判决书（裁判过程中可安排教授进行点评及由在场嘉宾、学生进行讨论）。拟联系媒体进行直播或录制节目。

篇10

[关键词]法律文化；全球化；西方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刘家昆，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助教，辽宁阜新123000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10－0128－03

一、法律文化的概念和属性

1．法律文化的概念

世界各国对法律文化概念的阐释存在较大的争议。美国学者弗里德曼认为，法律文化“指针对于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态度和行为方式”。法律文化也可以是“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相关的习俗本身”。埃尔曼则以“政治文化”概念推及“法律文化”概念，试图运用比较法律文化的功能和历史的方法对法律文化加以阐释。日本学者大多将法律文化视为观念形态的东西，经常用“法律观念”、“法律意识”、“法律感觉”等词语对法律文化加以论述。

中外法学家把法律文化总体上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法律文化是指物质法律文化和精神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精神部分。本文在这里采用广义的概念，即“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或者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以及学说理论的复合有机体”。

2．法律文化的属性

(1)法律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与普适性。法律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一个民族的法律文化是该民族所特有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法律文化。一个民族在生产和生活等实践性活动中，将自己民族固有的观念和目的注入到实践性活动中，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习俗、信仰、艺术、价值观念、道德、文化。法律文化就是在这一系列创造性活动中产生的，自然就带有本民族深深的烙印。法律文化的普适性，是指各民族的法律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是由于产生法律文化的实践性活动有相似之处，所以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中就含有一部分各民族都认可的文化内容。

(2)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历史性。法律文化的时代性，是指存在于某一个时代的法律文化具有该时代的鲜明特色，是当时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精神世界真实的反映。法律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总是和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当旧的法律文化不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时，就会被新兴的法律文化所取代。法律文化的历史性，是指一国的法律文化是绵延千百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这种历史性奠定了法律文化世代传承的客观基础。时代性是历史性的基础，历史性是时代性的结果。

(3)法律文化具有相互的兼容性与排斥性。法律文化的兼容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兼收并蓄。不同的国家在社会历史演变中产生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体现了民族的价值追求，蕴涵着民族法律调整的丰富经验和民族智慧。一种法律文化对于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可以借鉴，为自己所用。法律文化的排斥性，是指一种法律文化对其他法律文化的不认同，彼此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民族彼此之间习俗、信仰、实践活动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不同，甚至矛盾和对立。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法律文化就相应地存在矛盾和冲突，这就表现为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不认同或相排斥。

二、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从古代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活动就一直存在，下面以罗马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在古代。就存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历史现象

古代罗马法产生以后，它适应罗马奴隶制社会较为发达的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要求，形成了发达和完备的法律形式和完整的法律体系，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罗马法的内容和立法技术也远比其他奴隶制法更为详尽、完备和发达。它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像“一事不再理”、“条约必须遵守”、“诚实信用”等原则。罗马法以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法权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法律变革与法律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罗马法是人类法律文明演进历程中法治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的始作俑者。

2．在近代社会。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罗马法律文化的广为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法律发展模式。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文化发展到处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无论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还是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即便是普通法系领域，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步与发展，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诸多原则。

3．在现代社会。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罗马法对现代法律(尤其是民法的发展)依旧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当今欧洲的法律统一化运动中，罗马法传统对于欧洲联盟成员统一它们的民商法律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的民法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罗马法传统的影响。

罗马法律文化的复兴及其全球化的进程表明：“以不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都能够接受的常识为基础，建立一套法律体系是完全可能的。”

三、法律文化的全球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人类交往、生产、生活国际化的趋势明显加速。在经济活动等各种交往中，大家需要遵守共同的活动准则。由于不同国家间的法律文化各异，造成了在交往过程中的困难和不便。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减少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法律发展的国际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法律自身价值的普遍性认同与信仰。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生长于不同土壤之中的各国法律文化从其理念、制度和内核来说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发展，原本有较大差异的各国法律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即从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革命性的转变。其次，法律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社会根源则来自于社会交往规则特别是现代化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共同的法权要求。现代世界主要国家先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人类之间的交往空前加强了。经济的全球化逐渐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的传统模式，进人到超越国家、民族范围的发展时代。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在信息方面连成了一体，加速世界共同意识的形成。生态、资源、反恐等

全球性问题更需要世界各国协调一致来共同解决。在这种世界性大趋势下，需要共同的规则来规制和调整。因此，法律文化全球化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

四、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

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经历了相近地区间法律文化趋同化到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发展趋势有其内在的原因，符合法律文化发展的规律。在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中国法律文化该作出怎样的选择?如果单方面抗拒法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明显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这种做法不可取。如果参与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那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个进程的参与者，还是仅仅是这一进程的被动接受者?如果是参与者，我们就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处理好法律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法律文化的历史传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正如本文前述，法律文化的全球化已是自古有之了。前人在面对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各种探索和尝试，以求中国本土法律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能得以完善和发展，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吸收和借鉴。

1．全盘西化的错误

有些学者主张，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先进的法律文化，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产物，对之应以全盘的吸收和借鉴。《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说过：“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各国法律文化产生和生存的地理、气候、文化、土壤等要素都有较大的不同，这就使得法律文化出现多样性的特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好的物种只能生存在适合自己的环境下。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移植到中国，并不一定能起到预期的效果。盂德斯鸠曾说：“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的凑巧。”显然，主张把西方的法律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中西方法律文化产生的土壤极其不同，法律文化差距非常大。首先，中西方法律文化追求的价值观不同。中国法律文化一直将“秩序”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法的目的，就在于保障等级秩序不受侵犯。西方的法律价值体系则是由正义、权利两个部分组成。正义作为最高的法律价值，在古希腊便已存在。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乎正义。”其次，中西方对诉讼的态度不同。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和官府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百姓对于诉讼的态度是“耻讼”、“厌讼”、“惧讼”，“无讼观”深入百姓的骨髓。西方的诉讼观念是鼓励人们利用诉讼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人们是“好讼”的。清末修律时，主持者沈家本在移植西方法律时，对中西社会状况和法律文化的差异尽可能地进行了考究。他认为“考欧美之规制，款目繁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大清光绪新法令》卷19)，骤行西法必会引起社会震荡。所以我们在法律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西方法律文化可以是我们借鉴的对象，但绝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2．立足传统。面向未来

在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进行现代法制建设时有一个误区，但凡遇到疑难之处就往西方法律文化处去寻解救之法，理由就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我们不应闭关锁国，应该顺应潮流而动，吸收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西方法律文化并不是法制文明的标杆，它仍然存在种种缺陷和不足，西方国家正通过各种办法对法律文化进行完善和发展。那种把西方法律文化等同于法制文明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一味向西方学习，到头来仅仅学了人家的皮毛和过时的东西，不如立足本土法律文化，汲取先人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