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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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政治文明/法治/法治建设

有智者云：“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一旦越出了文明的轨道，最终可能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毁灭整个人类，特别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更是如此。”(注：虞崇胜：《浅析政治文明建设》，《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历史表明，政治文明可以带来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人类的和平；而政治野蛮则可能导致矛盾、冲突、战争，阻滞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甚至使一个国家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当今时代，世界各国大都重视政治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界已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以法治建设为根本。

一、政治文明及其对法治的呼唤

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提出了“政治文明”范畴，该草稿第七条这样写道：“执行权力。集权制和等级制。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国家管理和公共管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这里虽然没有界定和阐述政治文明，但足以引起人们对政治文明的思考和重视。我国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对政治文明进行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政治文明的内涵，提出了许多观点，如，政治文明是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造的胜利，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等等，各种观点，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政治文明是人类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民主的、法治的、正义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文明有重要作用。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文明的另两个部分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政治方向和政治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政治文明制约着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况，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

政治文明肇始于阶级社会的产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由低到高，渐次更新。人类历史上已经出现古代政治文明(奴隶制政治文明和封建制政治文明)、近代政治文明(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任何时代的政治文明相比，现代政治文明内涵更加丰富，它主要由以下方面构成：

1、人权保障。人权是人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人如果失去这些权利就意味着失去做人的资格”(注：李龙：《法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996版，第251页。)。人权对人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因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公开宣称：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只有确保人权不被践踏，政治才会昌盛。相反，“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中外宪法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279页。)。

2、民主。民主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的国家形式，是一种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行为。民主意味着主权属于人民，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人民积极参与政治，意味着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形成真实反映大多数人政治主体的政治主张。所以，民主有利于和平解决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冲突，也有利于制约权力行使，防止权力专横，达到政治文明。

3、制度载体。制度是维系和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社会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三个方面，虽然经济和文化制度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状况，但政治制度才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政治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文明的政治理念只有落实为进步的、完备的政治制度，才能转化为文明的政治行为，并保障这种政治行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邓小平说得好：“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327、146、327页。)

4、政党执政。现代各国大都实行政党执政。政党执政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产物，它是“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各种集团试图通过动员选民去支持那些对不同利益都有吸引力的政党以谋求公职而发展的”(注：范进学：《法的观念与现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138页。)；政党执政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因为它“使古代君主个人终身统治的专制政治转变为近现代政党的民主政治”，而政党民主政治“不仅使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和政治决策公开化、团体化、群众化、程序化、法治化、制度化”，“而且还能减少和消除各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滥用权力现象”。(注：周叶中：《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337页。)

5、权力分工与制约。权力一旦集中必然带来暴政，“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之手，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均可公正地断定其为虐政”(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6、264页。)所以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必然的。但分权并不必然形成政治文明，因为握有不同权力的不同官员可能将他们的权力集中起来并采取共同行动。这样，在分权之外，还必须有权力的相互监督、彼此牵制。“以权力对抗权力”，可以有效防止执政者恶性膨胀、防止权力滥用，形成政治文明。

6、法治。法治是一种法律的统治，而非人的统治；法治主张法律至上，而非个人权威至上；法治崇尚人的理性，抵制人的情欲影响；法治与人治相对立，与民主共和相贯通；法治否定特权、倡导平等、保护人权；法治既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略，又是一种平等、公平、正义的政治理念、所以，法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篇2

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法治环境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一项需全面调度,和谐并进,各要素互相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共同发展的系统工程,如老工业基地改造中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实体的转制,技术、资金、人才的引进,政策、制度、环境的保障,社会的稳定等。这些要素的综合状况如何,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展和成效,丧失或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将产生不良的影响,制约或阻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其中,法治环境的保障是振兴中不可缺少的条件,老工业基地振兴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环境。良好的法治环境既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振兴过程中的基本保障。本文试图就法治环境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影响、现实状况对法治环境的迫切要求、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应着力解决的相关问题等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离不开

良好的法治环境

在目前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进程中,人们普遍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资金和项目的引进,经济指标的提高,却往往忽略和轻视人文环境,法治环境,人的观念、意识等软环境的建设。而这些要素既能反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成果,又对老工业基地振兴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各种要素的作用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种要素的作用。这是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要求。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实现全国和谐发展的要求;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科技、人文、法治等的全面和谐发展,同样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目前存在的一种倾向是,片面地认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就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片面追求经济指标,这是不可取的。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央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工业基地要加快市场化进程,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有赖于完备的法律、制度、政策体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几乎无所不在。

首先,国有企业改革涉及诸多法律问题。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造关系密切。实践表明,构造多元投资主体,改变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内部化的财务预算硬约束机制,是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重要途径。建立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当前国企改革的核心。这场伟大的制度创新,需要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调节和保障功能。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区域经济民营化的同时,需要运用法律规范来调节政企关系。在国有资产运营、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等方面,要尽快建立明确的法律制度,用法律手段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规范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制止化公为私、逃避银行债务等现象出现,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其次,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法律的制约。政府职能转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振兴中的关键一环,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方案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为此要切实解决政企不分,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过多、过深,而公共服务又严重不足的状况,把政府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转到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和法规、规章等方面上来,全面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给投资者、创业者以稳定预期。政府应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优势企业的发展提供最大的空间。应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好《行政许可法》,完善重大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增强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提高办事效率,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切实放开搞活企业,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切实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各级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其中有的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妨碍经济发展,妨碍振兴,应及时加以改进。

第三,大力引进民营资本涉及诸多法律与制度问题。近年来,老工业基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民营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总量和效益同步增长的可喜势头。但是与发达省份相比,老工业基地的民营经济总量小、规模小、效益不高。事实表明,振兴老工业基地商机无限,老工业基地的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很大;同时表明老工业基地的国企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域外民营企业资本的参与。事实上,国家作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决策后,许多南方民营企业跃跃欲试,到东北考察咨询,洽谈投资,政府应予鼓励、支持和引导,并制定和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在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大型民营企业没有形成较强的核心竞争力,经营管理水平普遍较低,企业融资困难,缺少复合型人才等等,制约着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而一些民营企业偷税漏税,产品质量不高,缺乏诚信,不正当竞争,劳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认真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的行为,运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使民营企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还应做到严格执法,遏止侵害民营企业权益的行为。

第四,健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需法律制度的完善。老工业基地的就业问题不同于工业化过程中普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需要特殊的制度与政策扶持。为解决就业再就业问题,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一方面要用好普惠性政策,确保税费减免、小额担保贴息贷款、就业援助、社会保险补贴等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同时,针对老工业基地的实际情况,落实好特殊政策。在研究制定政策时,要切实把着重点放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放在就业和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上,强化对就业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把国家和地方的政策衔接配套起来,形成具有合力的政策制度体系。从促进社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增强消费动力出发,推动老工业基地改造。

第五,促进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需要法律与制度的完善。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老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困难,诚信的缺失就是目前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某些领域出现的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重新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伦理是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当务之急。重新构建诚信伦理,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完善失信的惩治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在全社会形成维护诚信的有效奖励机制。为此,应构建全国性的信用管理体系;制定专门的信用管理的法律和法规。

综上所述,振兴老工业基地有不可缺少的各种要素和条件,加强法治,实现法律规范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依法振兴,是加快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具备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有效保障老工业基地的顺利振兴。法治环境对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证稳定的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秩序。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经济发展,可能有各种直接的影响因素,如经济犯罪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犯罪影响振兴;违背市场规则和法律,侵害市场主体的各种民事权益影响振兴;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侵害管理相对人的利益影响振兴。解决这类问题有教育和管理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法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充分运用体现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才能排除影响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各种违法犯罪因素的干扰。第二,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也是法治的经济。市场的竞争,应是市场主体在公平、公正环境下的竞争,只有公平和公正,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假如没有公平和公正,情况将会如何?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市场何以存在和发展?若要实现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必须加强法治。第三,创新有效运行的机制和科学进步的制度。一方面,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包括了法律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一般意义上的机制和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法治的规范和保障。

二、现实状况要求加快法治

环境建设

如何评价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环境?笔者认为应当重点考察老工业基地的法治程度和水平是否与全国法治进步的程度相一致,是否与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要求相适应,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完善程度;②行政机关是否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严格执法,在行使行政权力时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服务群众;③司法机关是否能准确、合法、及时、公正地适用法律,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化解矛盾,解决纠纷;④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公职人员是否能带头遵守法律,抑制特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⑤广大人民群众是否能学法、知法、懂法、用法,既能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能进行法律监督,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⑥通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实际调整,使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违法犯罪行为受到应有惩治,社会关系和谐,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

为此,笔者专门调查了东北某市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的上述相关问题,本文仅就其中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状况进行简要评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在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过程中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是我们必须重视和加强的。

1行政执法的现状分析

(1)近年来该市行政执法的改进和取得的成绩

在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该市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正努力提高行政执法质量,消除和减少各种“低级执法”现象。近年来,在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优质服务,创造良好执法环境的形势下,各级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有益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同类权限”集中管辖的改革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谓“同类权限”集中管辖,是指将原来的两个以上行政部门对某一行政事务均可行使管辖权的管理,归口为一个部门管辖。其特点是:集中行使的处罚权范围广、项目多,执法重心下移;量化执法指标,执法行为程序化;机构精简,执法效率提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执法领域存在执法机构多、处罚重复、职能交叉、多层多头执法、执法随意性大等弊端。从“同类权限”的集中管辖的特点可以看出,它能解决一些执法中的“顽疾”。

(2)行政执法的问题和不足

由于历史、人们思想观念等多方面原因,一些行政机关和部门在行使执法权力和职能的过程中,出现各式各样的偏差、漏洞甚至违规违法行为。它不但背离法治的主旨和精神,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引发执法纠纷,而且还影响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伤害民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执法程序“随意化”。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执法均有规范的程序,但长期以来,一些基层机关的执法人员违反法定程序、胡乱执法、口头执法、以言代法的行为和随意处罚的情形比较常见。当前行政执法纠纷的另一个热点是,超越法律授权行使所谓的执法权,或者无限扩大法定的权限,严重偏离法治精神。第二,执法行为“利益化”。尽管行政执法机关财政基本实现收支两条线,极大地遏制了以法谋“钱”的行为,然而由于其中大部分单位实行按比例返还或超过基数返还的办法,即上缴的越多返还的也越多,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收入仍然与个人奖金息息相关,因此仍存在过度执法、乱执法、乱罚款等现象。还表现出在一些公共服务性、没有经济利益领域的“不作为”方面的问题。2司法现状的分析

(1)近年来该市司法改革取得的成绩

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过程中,该市的各级司法部门正积极努力工作,围绕“振兴”的主题,把工作重点放在促进发展和振兴上,努力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振兴老工业基地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司法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具体表现为:执行程序中的改革取得突破;审判监督中的责任体系形成;基层法院的基础工作出现新局面。

(2)司法实践的不足和问题

一是审判质量和效率仍有较大差距,审判作风上的问题尤为突出。有的法院积案仍然较多,裁判错误、人为拖延、隐性超审限、消极不作为的问题仍明显存在。出庭不准时,接待不守时,庭审不规范,精力不集中,对当事人语言粗鲁,态度蛮横,办关系案、人情案的仍大有人在。

二是审判管理监督机制仍不完善,完整科学的工作质量考评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些部门落实审判监督责任的规定不自觉、不认真、不敢负责任。监督体系不健全,导致质量评价参数不完整,有漏洞。

三是以人为本、优胜劣汰的竞争激励机制仍需完善创新,加大力度,持之以恒。一些法院不注重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注重对优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部门和单位的消极落后现象乃至违法违纪人员不敢管。

四是基础工作仍是影响法院整体水平和形象的主要问题。虽然多数基层法院的工作有了明显的变化,但对有的法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仍然意见较多。其主要原因不是物质装备条件差,而是领导班子的自身作用和管理水平比较低,审判的质量和队伍的廉洁文明程度比较低,在率先垂范、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方面有一定差距。

三、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应重视和

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法治环境的改善,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不仅相关国家机关、职能部门要负起责任,全社会都应积极介入。在法治环境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有的可直接服务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的虽直观看来没有直接作用,但间接作用仍不可忽视。

1努力做好地方立法工作

(1)对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如果原则性较强,需要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才具备可操作性的,地方人大和政府应及时制定相配套的法规、规章。此项工作做得好,既有利于国家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地方的法律适用。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要及时出台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2)对于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中出现的特别的法律关系需地方立法调整的,应及时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果国家法律已有原则性规定,应以已有规定为基础,适应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特殊要求,制定具体的法规和规章;如果尚无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则应以宪法和其他法律精神为指导,制定出符合宪法精神和其他法律精神的地方性法规、规章。

(3)对于国家目前尚未立法,现实又迫切需要强制性规范来调整的,深化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法律关系,应加以研究,适时制定出新的法规、规章。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及时调整新的法律关系,解决矛盾和冲突,做到有章可循,还有利于为国家的立法进行有益的探索,为制定全国性的法律奠定基础。当然,此类地方性法规、规章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应避免盲目性,既要探索,又要稳妥;要符合宪法精神和其他法律精神;要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2努力建立执法、司法机关的良性工作机制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的执法与司法机关的司法适应改革的要求,特别是为适应振兴老工业基地的要求,曾做出很大努力,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同时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这些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当前,在建立良性工作机制上,应重视解决如下问题。

(1)关于行政执法“随意化”、执法行为“利益化”的解决机制。目前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问题属“低级执法”行为,完全脱离了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其状态的形成既有客观环境的因素,也有执法者自身利益的因素,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如何解决此类问题?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准确限定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空间过小,将限制行政执法行为,自由裁量空间偏大,将为随意执法创造条件,适度的自由裁量空间的规范,应是努力追求的目标。当前的自由裁量权偏大仍是主要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法规规章自身的冲突、因利益驱使所作的利己解释、长期形成的习惯影响等。

第二,要努力破除特权思想。执法机关运用权力、行使权力,较易形成特权思想,传统观念的影响也较易为特权思想寻找到根据。因此经常能看到,一些行政人员对已实施的法规、规章不严格落实,一些行政官员在不准公众抽烟的场合随意抽烟等。如果行政人员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化身,那么在行政执法程序上的“随意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要切实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当前针对行政行为常设的监督机构有审计部门、监察部门和各级政府法制办。由于职责分工和隶属关系等原因,目前其监督作用仍很有限。因此应进一步加强这些监督机构的作用；还应加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以及人民法院的司法监督,从法定程序上,要充分重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作用。

(2)关于执法、司法机关的独立行使职权问题。法律赋予了执法、司法机关对行使职权的独立性,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干预。执法、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标志,也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只有执法、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才能使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得到公平的实现,才能使行政、司法人员的执法、司法水平受到客观的评价。但目前干扰因素较多,如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干预,同级其他机关的干预,某一机关内部领导的干预、部门之间的干预、同志之间的干预等,都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应当建立一种良性机制,排除干扰和不良影响。

(3)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问题。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的办错案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如主观恶意的枉法裁判,因业务能力较低导致的对事实认定的错误和对法律理解、适用的错误等。无论何种原因,出现错误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是视具体情况承担的程度有所不同罢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和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的质量,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目前尽管有责任追究的制度,但作用有限,效果有限,对错案的抑制程度有限。应当建立更为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产生足够的威慑力,使司法人员谨慎从事,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出现错误,就将面对不利的后果,而不仅仅是扣发奖金了事。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司法人员的流动机制,多渠道选拔司法人员,不称职的、出错较多的,应及时调离,转到其他岗位。

(4)关于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问题。目前人们对超期羁押、超审限办案的情况意见颇多。一方面,司法人员抱怨工作量大,无法按期办案;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工作时间进行各种应酬,不在岗位的现象大量存在。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何节省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是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而解决此类问题,重要的仍然是制度和机制的建设,解决的方式也很多。其中,解决法官超审限、提高审判效率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建立法官当庭裁决的机制。即改变目前的开庭、休庭、择期判决的状况,由合议庭将多数案件庭审后当庭判决。其意义主要表现为:①当庭裁决明确了主审法官的责任,有利于建立过错责任追究制度;②当庭裁决方式有利于防止人为干扰,增强裁决的公正性;③当庭裁决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节省诉讼资源。

(5)关于加大执行力度问题。人民法院对判决的执行难,是目前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如果判决得不到执行,将形成恶性循环,影响法院的威信,影响法律的尊严。虽然人民法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在媒体上曝光、对当事人拘留等,但效果仍不明显。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仍需加强制度和机制的建设。

3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法治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尽管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还不能满足于已有成就,面对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和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实际,法治教育仍需加强。首先,在对教育对象的法律认知程度的评估上,应坚持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总体上评价,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逐年增强,对法律的本质、功能和作用的理解逐渐深化,对法律的应用趋于理性。同时,不同主体的法律意识是不同的,法治教育应因人施教,突出重点。其次,在教育内容上,既要对有些法律进行重复性教育,又要注意对新颁布的法律的宣传教育。曾经进行过的教育,如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等,虽然曾是法治教育的重点,但由于教育对象的不同,教育时间较久而导致有效性弱化等,对于有些教育对象,仍有继续教育的必要。对于新颁布的法律,或者修改后重新颁布的法律,应当有重点地选择与教育对象和现实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作为宣传教育的重点。

篇3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先进的文化，“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自成体系，其中古代法典编纂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按照现代以前的任何标准来看，中国法典显然是自成一格的巨作，”（2）“有关正式的中国法律的文献不仅数量多，容易理解，而且其适用的时间，比所有现代国家法律的历史都更长久。”（3）至唐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到了顶峰，对周边东亚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虽然到了近代，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中国被迫国门洞开，被强行拉入了世界体系范围，在欧风美雨面前，中华法系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竟沦为“落后”、“野蛮”的代名词。从晚清“新取”开始，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法治近代化的历程，从那时起，中国法治变革的参照物就是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与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备受冷落，沦为受批判乃至受攻击的对象。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因此，“在法的问题上其实并无真理可言，每一个国家依照各自的传统自定制度如规范是适当的。”（5）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它根植于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相适应，有其存在的内在的合理性，那种单纯地以西方法律文化为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且只注重二者的分野，并进而由此得出结论，说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落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使我们在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上不至于妄自菲薄以致进而失去前进的勇气。

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时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宪政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美]D·布迪、C·莫里斯著：《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

（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泽文出版社，1984年，第2页

（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

（12）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17）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2页

（18）徐国栋：《中国法学怎样走向世界》，《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高军（1972— ），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 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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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州民主法治建设的回顾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进行长期努力。回顾过去五年广州在这方面的发展，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广州在民主法治领域进展有序、绩效显著、引人注目。在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政治文明建设内容之后。广州市委和市政府紧密结合广州实际，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为广州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法律的保障。概括起来讲，广州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主要有： （一）发扬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广州民主发展中，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的民意代表系统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同，形成“广州现象”；二是民意表达系统发达，作用显著。前者是在国家政权中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形式，反映了广州民主制度建设的日益成熟；后者是吸引公民自觉自愿参与政治生活，进行民间政治表达的渠道，反映了广州民主机制运行的良好状态。 广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在国内首创的一些人大工作的新形式，具有一定的民主示范效应，被全国各地人大及新闻媒体誉为“广州现象”。立法工作中，广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规案的起草、审议、施行、宣传等环节中，坚持开门立法、公开立法、民主立法，防止和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权利化、部门权利法规化的不良倾向。通过在报纸上刊登法规草案、召开立法听证会、建立立法顾问制度等民主途径，提高立法质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人大代表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通过持证视察、执法检查、询问、监督、立法等有效途径，实实在在地为市民排忧解难，显示出人大代表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荔湾区人大开展的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的活动，是一个把人大代表的荣誉与责任很好地统一起来的新举措，是基层人大工作的创新。而“羊城论坛”这个在广州影响深远的大型政论性电视公开论坛，是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和广州市电视台联合主办的，这是加强公民有序地参加城市管理，参与地方政府自治的一个有益而成功的尝试。多年以来，这个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论坛，及时把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让公民参与讨论、参加辩论，使政府官员更及时地听到公民的心声和呼声，论坛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大平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我国民主宏观上的制度安排，那么公民的多渠道积极参与才能提供民主坚实的微观基础。随着广州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政治参与形成了多渠道、大范围的参与特点，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广州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包括：（1）政府性民意表达机制，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信访制度、市民接待日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2）协商性民意表达机制，即主要通过政协和统战部门来实施的一项民主参与活动。（3）咨询性民意表达渠道，即各行各业的专家为政府重大技术性决策出谋划策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参与体制，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各专业科研部门以及专门的智囊机构等。（4）舆论性民意表达体制，广州市的传媒业实力雄厚，《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几大报以及广东、广州的几大电台、电视台成为传达管理者信息、监督管理者工作，帮助广大市民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播政治参与意识、锻炼和提高政治参与能力的重要载体。广州公民的民主法律意识今天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实在和浓厚，这是与市委、市政府注重制度安排，优化民主实现条件和途径，不断深化民主教育，正确引导民众有序参与的必然结果。 （二）实行依法治市，建设法治化城市 围绕着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内容，广州的依法治市工作在党委的领导和重视下顺利实施，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普法和法律服务、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有关法治工作全面展开，城市管理呈现出制度化、秩序化的趋势。 广州开始城市立法以来，广州制定的不少地方性法规，以其鲜明的先行性和地方特色，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广州市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条例》，出台了全国第一个议案条例，成为广州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一大亮点。为了使法律充分反映民意，调节多方利益，广州注重在法规制定过程中，努力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立法 的渠道，并且注重立法前的调研与论证以及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及时清理。为了严格执法，市政府建立健全了政府法制机构，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行政复议制度，规范行政复议工作，推进执法检查和持证执法制度，加强政府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广州市在政府法制建设上真抓实干，每项政府规章条令的出台都充分听取民意，严格科学论证程序，严把法律关。使政府行为，政事的运作都在法律之手的操盘之下，较好地体现了依法行政，行政为民的执政要求。在国家司法机关的鼓励和支持下，广州的地方司法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与完善，在市委政法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采取适时、适事的法律和司法政策措施，积极合理调配司法资源，完善司法为民，法律至上的工作机制。使公、检、法三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又互相配合，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为民护法的斗争，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此外，普法和发展法律服务业是依法治市的基础性工程，广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五年普法规划，至今“四五”普法已经实施完成，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得到重点推广，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认知水平和执法、奉法、守法能力大大增强。市民的法治意识得到很大提高；法律服务业也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扩大，到今天已逐渐形成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格局，并且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 （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树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 在国家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指导和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广州市政府改革的方向和途径得到明确。在机构改革上，与国务院改革相适应，广州政府机构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特别是近五年来通过调整撤销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促进政企分开；通过发展各种中介组织，将社会可以自我调节与管理的事务逐步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或事业单位，减轻了政府管理负荷，提高了政务管理水平。经过向市场、企业和社会放权的转变，广州政府职能转变成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工作内容集中到规划制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社会管理等方面上来。 人是行政体制的活的因素，人事制度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行政体制改革的效果。结合机构改革，建立起国家公务员制度。对政府机关新招工作人员，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实行面向社会公开考试、严格考核、择优录用。在公务员管理过程中，建立了公务员交流、回避、培训、辞职、退休等法规，健全了考核制度，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政府工作队伍。这支队伍秉公办事、依法办事、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全社会养成了遵法守纪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法律的权威一旦树立，社会秩序、城市法治就有了保证。过去五年，广州上下努力，民主与法治的环境正在不断好起来。 二、 广州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法律观是根本指导思想 广州的民主法治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的成绩，首要的经验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法律观为指导，以正确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和广大市民。广州市委、市政府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方略，将中央的各项民主方针和法治措施落到实处，为广州的民主、法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实践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法律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才能得以真正的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广州的民主法治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持久发展。 （二）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回顾广州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加强党的建设都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涵。广州市委、市政府在充分尊重国情、省情和市情的基础上，始终注意把国家的依法治国方略摆在民主法治建设全局工作的第一位，严格落实党中央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模范实践省委的各项方针、要求，重法务实，张弛有序，缓急相济，在广州的基础性工作中，既赢得了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良好的发展空间，又创造出了良好的政治法律声誉。 （三）继承与创新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发展的灵魂就是创新。广州正是因为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过程中，科学地处理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速度与社会变革的承受度之间的 关系，因地制宜地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从而不断开创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广州市委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始终注意科学地继承前人的智慧结晶，在实践创新的过程中，不忘自近代以来广州走向共和、民主、自由、法治目标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不忘继承已有民主法律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只有实现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尊重历史，尊重民主与法治的实践，尊重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发展趋势和国际进步潮流。才能在不断变迁的历史环境中谋得民主与法治的事业的一个个突破乃至长效应的成功与兴旺。 （四）点面结合是基本策略选择 广州民主法治建设问题在理论上隶属于区域政治法律建设的范畴。区域政治法律建设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好区域政治法律建设与国家政治法律建设之间的关系。广州在推进民主法律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妥善处理广州这个“点”与中国这个“面”之间的关系，立足全国，服务大局，准确定位，大胆实践，稳步推进，从而为自身的健康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和较为广阔的法律发展空间。 （五）以人为本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执政的合法性源泉首先在于民意的认可。民主法治建设如果不能够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民主法治建设的成果如果不能惠及千百万民众，民主法治建设也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广州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引下，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广州市委和市政府首先把民主活动与法律运行下的“办实事”作为始终如一的政治选择，把广州市民的现实民主与法律权益与长远的人权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着眼于广州的长远发展，使得民主法治建设获得了相对更快的速度和相对更大的成果，体现了民主性与法律性的兼容、人文性与科学性的融合。 三、广州发展新阶段的民主法治建设 根据广州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精神，广州的民主法治建设将有新的发展举措，更有新的目标和发展路径。新阶段广州民主法治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按照以人为本、民主为上、民生为重的要求，全面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用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作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为加快实现省委、省政府对广州提出的“精心打造经济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把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影响东南亚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要求，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坚实的政治法律保证。 为了民主法治建设目标的落实，需要将这一目标转化为具有反映功能的指标，以便能够对城市民主法治的文明水平进行客观描述和评估监测。依据广州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主要指标包括：（1）“民主科学决策概率”——城市政治法律文明的基础指标。（2）“法规结构的健全程度”——城市政治法律文明的重要指标。（3）“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状况”——城市政治法律文明的关键指标。（4）“腐败案发率”——城市政治法律文明的逆向指标。（5）“社会安全系数”——城市政治法律文明的关联指标。（6）“公民参与率”——城市政治法律文明的保障性指标。为了实现总体目标，满足各项指标要求，广州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设计，应当从机制创新入手，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实现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努力探索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途径。 （一）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今后应该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应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应以保证党员权利为基础，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扩大选人用人上的民主；进一步完善常委决策机制，增强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积极探索党务公开的新形式，落实党员的知情权；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确保权力的正确运行。 （二）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它真正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首先理顺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提高人大在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其次要探索新的形式，认真履行人大的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第三还要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人大代表的广泛真实的代表性。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时期的生机与活力也应该进一步增强，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市委和市政府的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后；保证民主党派参加地方政权的适当比例，充分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着重从知情、沟通、反馈三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切实增强政协民主监督的约束力和有效性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当家作主除了通过人大和政协等载体来实现外，还表现为公民的个体参与行为。为此，需要拓宽政治参与平台与渠道，重视新条件下城市工人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政治参与等。 （三）深入开展依法治市工作 在依法治市的领导体制下，改善党委的领导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坚持改革创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高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力，建立政府绩效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断增强行政行为公信力。促进公正司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完善以人大监督为核心的监督机制；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秩序，促进依法治企；依法治理社会问题，保障社会安全和稳定；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努力构建现代化法律服务体系。 （四）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继续推进政企、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在干部人事制度中引入竞争机制，扩大民主，以任期制推进干部制度改革，增强干部队伍的活力，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继续推进城区和乡镇的改革，推动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总之，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各种新生社会问题的不断累积，民主法治建设需要在充分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基础上，以广州的实际为出发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追求，进行不懈地探索。广州的民主法治建设，基础厚实，经验丰富，机制灵活，人才众多，加快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广州新的城市发展机遇和上千万广州人民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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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法律教育课程无法满足法律素质培养的要求2006年9月，全国各高校落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方案的要求，将原有的两门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合并为一门课程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但作为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基本课程，该课程根本无法满足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要求。

（二）问题的成因

首先，法治意识薄弱。虽然高校具有一定的办学自，高校学生管理也必须要以保障学校参与者合法权益为前提，但实践中，很多高校管理者缺乏法治意识，特别是在许多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评优、入党、处分等方面缺乏公正公平，高校在这些涉及学生利益的事务上必须注重程序公开、平等竞争、机会均等。通过这些对学生的管理事务法治化，也能培养学生的程序意识、法治意识。其次，权利义务不平等。高校在制定许多管理规范时，一味地强调学生的义务，学校的权利，而没有明确学生的权利和学校的义务。学生权利救济渠道不明确，诉求无处伸张，权利无处保障。

二、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的内涵

依法治校从法学角度来看，其理论依据经过了从特别权力说到法律保留说的转变过程。特别权力说认为公权力分为特别权力和一般权力。一般权利指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公民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的调整并要接受司法审查。特别权力主要包括学校等组织的内部管理，这种权力不受国家法律调整也不受司法审查。长期以来，高校管理均具有强烈的自治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原则在高校管理中也被逐步认可并接受，高校除了要重视自治权外，也要接受国家法律的调整，法律保留说应运而生。该学说认为，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等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加以规制，涉及学校的管理过程中学生的受教育权、学位授予等应由法律来确定。依法治校的实质就是运用法律来规范高校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对高校各种参与主体权利义务的明确，对政府和高校管理者权力的限制，从而保障权利主体和权力主体的有效规范运转。依法管理不仅是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或其他规章制度，其核心应当能达到民主和权利的平等行使。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涉及学生权利内容多，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必须在遵循学校法治化建设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学生管理法治化到服务学生法治化的转变，学校管理职能从主要为管理监督向协助服务的转变，实现民主科学的管理，有效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行政法治建设彰显制度健全

1.健全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近年来，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逐步扩大了高校办学自，但高校内部必须制定体现公平、民主、平等、合理精神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要以国家颁布的各项法律法规为基础和依据，注意制度的合法性；同时，要兼顾学生作为普通公民依法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注意在完善制度的过程中树立以学生、老师权利为本位的思想。在修订现有的规章制度时，要继承和巩固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使管理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连续性、一致性及权威性。

2.正当程序原则

完善的规章制度相当于血肉，再完善的规章制度没有程序的骨架支撑，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没有正当的程序保障，很难确保学生的实体权利不被侵害。高校要加强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建设必须建立完善的程序制度，让程序正义贯穿管理的全过程。比如听证程序的设立，代表学生利益的学代会、代表教师利益的教代会的设立均是程序正义的保障。学校在制度规章制度时，应明确听证程序的提起主体、提起条件、适用范围等内容。在学校作出涉及到学生、教师切身利益的决定，重大决策制度的出台等情况下原则上应当允许利益当事人提出听证程序，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异议权。

3.健全权利救济制度

要保障权利的行使就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救济途径。我国教育法和教师法都明确规定了申诉制度，但在实践中学生和老师对该制度缺乏了解，学校内部对该制度也缺乏相应的实施规定，当学生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往往不知道如何救济或盲目控告。在实现学生管理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完善行政救济的内部制度，分离行政行为作出部门和申诉部门，再做好相应的宣传，学校在作出相关处罚行为时应告知学生相关申诉权利。虽除了学校内部的行政救济外，还有司法救济，但笔者更倾向于在学校内部穷尽救济方法，避免学校内部矛盾复杂化和外部化，这样也更有利于学校内部形成民主、法治的氛围。

4.强化监督机制

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民主法治的重要内涵就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和监督。首先应当建立内部制约机制，增强内部监督。比如充分发挥学校内部纪检部门、审计部门的工作职责。因学生本人的力量是相当有限的，可以在学校设立学生维权组织，该组织可以吸收律师等法律人士参加，出现相关矛盾时，学生可以通过该组织学校管理部门提出诉求，并可以通过该组织予以协调。其次，强化外部监督。学校管理要接受有效的外部监督的前提应当是学校的各项管理信息及时有效地公开。学校应当建立管理信息公开的相关制度，及时、全面的公开相关管理信息内容。最后，应当拓宽监督的渠道，包括舆论监督、司法监督等方式，充分调动社会监督的积极性。

5.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

高校管理者大多是非法律专业出身，对学校法治的建设和实施无法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司考和执行。若单纯进行法律方面的培训，一方面管理者有其他许多管理事务在身，短时间的培训不容易得到很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法律的更新也不可能随时要求管理者进行系统的法律培训。所以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团队成为高校能更好更快实现依法治校的必然选择。首先，专业的法律顾问团队能从指定规章制度开始就参与协助，保障制度的法律专业性，把风险控制在源头，以最大限度减少纠纷的发生或发生纠纷后能以最小的代价、最便捷的方式来处理。其次，法律顾问团队可以作为学校或学生的人参与学校的其他活动，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最后，专业的顾问团队可以为学生进行普法教育，通过对社会实践中和学生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的讲解、分析，提高学生、教师的法律综合素养。

（二）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升内涵

高校法治文化建设主要以公平、正义等法治意识为本位。通过多渠道建设，让高校管理者、被管理者均树立法律至上、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深入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依法决策、依法管理。

1.丰富授课内容

现阶段，非法律专业的高校学生学习法律知识主要靠大学必修的法律基础课程，然而该课程内容多，涉及面广，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全面掌握各种法律知识是不现实的。比较适宜的做法就是结合不同类型的学校或专业的自身特点，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律基础课程。比如，针对艺术类院校的学生，除向学生讲授基础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开设知识产权类法律课程；针对烹饪类专科学校的学生，可以增加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培训。这样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能让学生学有所用。教学内容方面，传承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比简单教授法律法律条文更有意义。

2.改进授课方式

在教学中也应同时注重教学方式方法不断更新，满足不同时期学生需要。法治教育应是一个从认同到接受再到运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目的是培养学生自觉、自愿的学法、守法、用法的精神。老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采取丰富的教学形式，综合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方法。一方面，老师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多采用社会热点典型案例，结合舆论和媒体的观点，先让学生自行提炼出和法律有关的焦点问题，再引导学生就该焦点作出思考和讨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另一方面，要结合案例开展法律实践教学。比如学校应与司法一线单位如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建立合作关系，定期组织学生旁听法院庭审，有典型的案例参加庭后讨论，结合法院的最终判决加以提炼并予以吸收理解。此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参观监狱等部门，了解服刑人员的实际生活状况，让学生自觉守法、主动学法、畏惧犯法，并能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优化校园环境

良好的校园学习氛围、纪律氛围、规则氛围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法治理念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规则意识的形成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影响。高校还应当充分利用校园的各种媒介对校园法治文化进行广泛宣传，除了传统的校园广播、校园报纸、校园橱窗墙报等，还应重视对新兴媒介如校园网络、校园官方微信、微博等的法治文化建设。在特殊的法律宣传日，比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6.26”国际禁毒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以及新法实施、新司法解释出台等日期内都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专题学习，并可以发放宣传资料、举办知识展板、现场法律咨询、请有关法律专业人事作专题讲座等活动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在进行法律基础教育的基础上，专科院校可以结合自己的专科特色，力争打造出具有专业特色的法律活动，内容鲜明、形式多样、特色突出，并形成自己学校的品牌法治文化，逐步让特色文化常态化，推进校园法治文化的纵向发展。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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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文化；问题；举措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闭幕不久的党的十会议上，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作了重要部署。一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即意味在中国的各个领域，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方略自从党的十五大确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贯彻实施15年来，已经取得了可喜成就，但现实社会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人治、特权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手握重权的个别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依法执政”和管理社会的基本功远没有形成。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今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尤为迫切。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高职院校作为培养理论够用，实用为主的高级技能型人才的基地，其本身法治文化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到未来法治国家主体的法律修养，关系到未来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效。

一、法治文化的内涵

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现民主和法治精神的法律规范、制度、组织等构成的法律文化整体。高职院校法治文化是指高职院校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高校管理者、高校师生员工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体现民主和法治精神的法律规范、制度、组织等构成的法律文化整体。法治文化从其内涵来讲，应包含三个层面：

（一）法治文化是一种观念和意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法治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意识、观念文明，是高职院校依法治校的前提和基础。高职院校通过法治文化建设，传播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理念，树立法治权威，让广大教师、员工、学生逐步形成“法律至上、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和意识。

（二）法治文化是一种行为准则。

落实是关键。法治文化进校园，从增强法治观念到提高法律素质，形成依法办事的行为再到学校共同的法治文化的形成，应该成为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发展脉络。构建上至领导下到普通员工、师生的“人人学法用法、个个依法办事”的行为准则是关键。

（三）法治文化是一种由法律规范、制度、组织等构成的法律文化整体。

法治文化的形成是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完善法律规范、制度、组织的建设，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这种规范、制度下，法律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的是任何人都必需遵守，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学院管理者，即使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任何人或机构都不可以凌驾其上。有了制度保证，依法办事的实践，会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治信仰，从而进一步推动制度、实践的良性循环。

二、高职院校在法治文化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观念和意识淡薄

具体表现为：

1.“官本位”、“人治”和“权大于法”等思想在学校部分管理者中仍然有市场

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人治”的影响，在高职院校“官本位”、“人治”和“权大于法”等思想在部分管理者中仍然有市场，出现违法违纪或者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往往不是交由相关部门处理，而是根据肇事者关系、背景的大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造成了学校执纪不严和执行太软，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学校腐败频频发生。如在职称评定，学校招生，教学设备采购等方面，部分管理者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报道数见不鲜。另外，对一些违背了校纪校规师生、员工，比如：教师上课随意迟到、教学内容根据自己喜好而定，学生无故长期旷课，一学期几门课程没及格等事情因为人情、面子等原因相应的管理部门没有任何追究责任措施，这种现象在很多情况已成了普遍现象。由于他们的“示范”作用，学校的规章制度很难执行，这就导致人们崇尚权力和关系，而不是法律、规章，最终使法治观念难以深入人心。

2.部分高职学生法律意识淡薄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部分高职学生在日常学习和就业过程中，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差，不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个别学生在求职就业时，用人单位有的不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在合同中加重了学生的责任而减轻或者逃避企业的责任等，用人单位的上述做法虽然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由于学生对劳动合同法不甚了解，不能据理力争更不用说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1年，我们对大港区的部分公安干警的调查问卷表明：85%的干警认为高职学生的法制观念，预防犯罪及自我保护能力很一般；走向犯罪道路的学生中，80%以上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或者哥们义气。无独有偶，我院就发生过两个孩子发生纠纷，另一个孩子出于哥们义气出手相助而被刺死的悲剧。相关调查资料和个别学生恶性案件的频繁发生表明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迫在眉睫。

（二）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1.高等教育法的相关法规尚不完善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推进和教育法制建设的纵深发展，现有的教育法制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导致一些教育行为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从而影响到高校法治建设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虽然自1999年1月1日起颁布并施行《高等教育法》，但直至今日《高等教育法实施细则》以及其它法律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尚未出台，如：教师的聘任和解聘，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等方面缺少细则，尤其是对一些违反高等教育法的行为的处理措施不够明确，在实践中容易发生无法可依或者打球的现象。

2.部分高职院校的校纪校规有待完善

纵观部分高职院校的校纪校规，特点之一：重义务、轻权利，尤其是忽视广大教师员工和学生的合法权利甚至部分学校的规章制度制定及其管理行为与现行法律相冲突。比如有的学校用罚款惩罚违纪学生，如：学生在宿舍吸烟要罚款，殊不知学校是没有罚款权的。比如《教师法》中规定：教师有进行学术交流，参加进修或者培训的权利等，但在一些学校的管理规章制度中并没有为保证教师这一权利的实施做出具体规定，使得教师很难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或培训。特点之二：学校对普通教师管理严而对管理人员松。部分学校对教师的出勤、教学质量、工作量等有明确量化考核及奖惩标准，但对管理人员的工作绩效往往以难以量化为由不去考核。同时由于管理人员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致使在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中管理人员比普通教师享有更多的权利尤其是在评先、评优以及职称的申报评选等方面有更多机会。

（三）民主、自由精神相对缺失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公民中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这“三大理念”，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在要求。民主、自由是高等院校法治建设的基石和应有的一种精神，同样也是高职院校不可或缺的品格。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在高等院校民主、自由的精神普遍较为缺失，“官本位”、行政化在高职院校也不例外。领导掌握着教师员工的利益、升迁，但下级对上级几乎没有任何制约权，下级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毕恭毕敬。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等奴才文化同样在高等院校盛行。奴性、权力至上意识都是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

三、高职院校建设法治文化的具体举措

（一）普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上等为核心的现代法治精神，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在公众的心目中，高职院校教师的工作就是依据工作流程和技术标准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根本没必要谈什么精神，如果讲精神，讲的也应该是职业精神等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首先要求我们的公民具有自主、自强、独立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是公民产生权利意识的前提，只有权利意识增强，形成权利本位观念，才能用“权利”去限制“权力”，实现法治的社会秩序。对于高职院校来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利用校园网络、橱窗、板报，或者请法律工作者来校讲座等多种形式进行法律的宣传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普法重点不仅仅是普及法律知识，重要的是引导人们形成对法律的信仰，把对法律知识的认知升华为符合法治精神及其要求的法治观念；从过去更多地进行“听话教育”、“义务教育”转为更多地进行权利教育，告诉人们依法享有哪些权利，如何实现这些权利，权利受到侵犯时如何寻求法律救济，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帮助师生员工形成良好的公民意识。

依法办事的实践，胜过百场普法宣传的效果。要让法律被信仰，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要求高职院校必须“依法治校”，做到依法管理、依法奖惩。不能因人而异、因人情而异和因关系而异，校纪校规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学校做到“依法依规章治校”为全校师生树立榜样，师生才会信仰法律，逐步形成依法办事的行为准则。

（二）完善校纪校规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要使师生信仰法律，前提和基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和法律实施的正义性。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校纪校规。一方面，我国应学习国外高校先进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完善高校的法律法规，从而理顺高校与教师、高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的各种法律关系。只有这样高职院校的校纪校规才能有法可依，才会避免实践中由于缺乏法律依据难以处理的尴尬。其次，高职院校制定校纪校规时应组织上级领导、法律工作者，教师和学生代表参与校纪校规的草拟，初稿通过校园网向学校各个部门，听取广大教师员工的建议和意见，经不断的反馈修改然后再提交职代会讨论，通过后以文件方式正式颁布实施。只有程序合法，内容尤其是关系到广大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只有广大师生员工广泛参与，这样的规章才会有信服力。

“法善而不循法，法乃虚器也”再完善的校纪校规，不被贯彻执行，也是摆设。要想提升校纪校规的执行力度，要求高校设计一套提升校纪校规执行力的制度，尤其是问责制度。对于每件事情的执行情况都要进行公开监督，对不被执行，不被很好的执行的要进行问责。通过制度建设，保障每位员工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校纪校规面前，人人平等。久而久之，校纪校规得到有力的执行的同时，有助于建立师生员工对法律、对规章的信仰，形成依法依规办事的行为准则。

高职院校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法治文化建设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自身为法治理念、法治行为的形成所作的努力，还受整个社会法治建设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客观的讲，我国目前法治文化建设中还缺少必要的社会条件。一个完备的法治文化，应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还要以理性的社会意识为条件的。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正在建构过程中，市场经济远不够成熟和完善，而民主政治对我们来说，还是我国政治文明的目标。我们的理性化的社会意识，还在不断地构建过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高职院校法治文化的建设是艰巨的和长期的，为此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

参考文献

[1]吴艳.《高校法治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探析》.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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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核心要义为建设过程

城市建设法治化实施往往显现于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过程中。相关评价更多地作为一种绩效考核方式，通过确立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并基于此展开具体评价工作，进而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3个方面来实现对城市法治建设过程的广覆盖、全流程考核。这种考核更多地关注相关制度建设的实然成效以及从应然转进为实然的“要求－评价之主客体互动过程”①，其核心要义在于城市法治建设过程考核。相关城市法治建设评价指标编制工作，应作为城市政府针对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具体举措而主导推动的一项专门工作，其更强调就法治建设具体工作本身展开评价，而非就所在城市的法治水平予以衡量。故而相关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指标既应是法治建设评价的具体标准，也应成为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任务方向与达致建设目标的基本手段。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终极目的为全面法治化

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终极目的在于推动城市法治建设进程而实现城市治理全面法治化。城市建设法治化考核评价应围绕涉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之法治化相关制度建设和实际工作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具体问题这2个方面展开，并“要以创建法治城市活动为主导，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减少和消除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②。考核评价的内容既应指向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工作层面，还应关涉指引具体工作之法治思维的价值取向层面。故而设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时既要确保评价体系本身设计在建设目标、基本要素、考核指标权重等方面的科学性；还要强调考核评价结果的应用性，将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结果具体适用于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让全面法治化的实现程度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业绩衡量直接关联。

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各类考核评价具体工作在基本观念、功能、目标上保持相对一致。

（一）统一性与地方性相结合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统一性原则在于实现整体法治中国建设评价体系与局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相对一致。城市法治建设深深植根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它是一个在概念和逻辑上达致统一、自恰的周延命题，是法治中国建设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具体呈现。当前已经“形成了法治指标评估、大公开与阳光政务、打黑除恶、廉政风险点的排查与控制等法治城市建设模式”③。立足于差异化法治城市建设模式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同时，具体的城市法治建设评价体制机制不能与全国性评价体制机制相矛盾，必须符合后者的基本精神与要求。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地方性原则在于整体法治建设评价一般规律须与局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达致有机统一。在法治建设评价普适性一般规律指引下开展所在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工作，还应强调对不同城市、个别地方之特殊规律的具体依循。开展城市法治建设评价应着眼于所在城市法治建设中的具体问题，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客观评价达成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之各项具体工作，推动所在城市治理实现全面法治化。

（二）系统性与开放性并重

首先，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系统性原则在于相关评价既应涵盖城市法治建设的全部领域，又应涉及城市法治建设的各个构成要素。在把握所在城市法治建设宏观大局而开展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同时，还应注重设定正当、合理的实施评价之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应通过有序的评价流程设定推动城市法治建设实现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并在实践中依据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步步推进，方能取得城市法治化治理的整体最佳效果。在某个领域、具体环节的“单兵突进”式、“运动”式评价或许可取得一时之效而实现某方面城市法治建设工作的即时整顿、改观，但忽视评价工作整体协调性的做法终究难以谋求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全方位、长远的发展。“此情形下只能走渐进式法治发展道路，不能也不太可能一蹴而就”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不断积累，方能取得成效。其次，构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应遵循的开放性原则在于强调循序渐进地开展相关评价工作的同时还应注重引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法治建设评价的有益经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应以开放的姿态，批判性借鉴和吸收各类既有经验，进而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模式。当然引入、借鉴不应是全盘照搬的，应立足于系统性原则，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采取逐步国际化、本土化的策略。实现中国式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甚至回馈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实践而提供中国经验与参考模式，“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世界政治和国家发展模式，进一步丰富全球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为人类政治和法律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②。

（三）领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相协调

首先，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领导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前提。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直接关涉到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具体相对人对城市法治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开展相关评价工作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推动。“将法治建设各项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③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中的领导机制应是所在城市党委及上级党委领导下的分工合作制，在党委领导推动下完成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充分运用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去影响、推动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具体开展。其次，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是构建相关评价体系的关键。“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④开展相关评价工作应运用法治方式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各类评价主体的职责权限，实行责任追究制以形成有效工作合力。由于城市建设法治化本身既是以一个整体形象展现出来，又是由各具体部分和领域的法治状况来构成。“既包括法治的理论、思想、观念、意识、思维方式等精神性的隐性存在形式，又包括法治的种种规范、制度与组织架构等物质性的显性存在形式，还包括了通过社会秩序为直观面貌体现出来的法治的动态实践状况及其实际社会效果”①。故而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机制设定还应坚持宏观设计与微观展开、整体推进与部分落实的协调与统一。所在城市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就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做出长远规划和宏观设计，以确定相关评价工作欲达致的城市建设法治化之基本目标，进而通过开放、多元的评价工作而凝聚所在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广泛社会共识。

三、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各地城市建设法治化的实践事项虽不尽相同，但评价体系大体上可从评价组织、评价技术、评价内容这3个方面来具体设定。

（一）评价组织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组织体系应与政府绩效评价组织体系是互通互联的。皆可从评价主体、评价对象、评价流程与结果应用这4个方面来予以设定。其一，评价主体设定。可分为内部评价主体与外部评价主体。内部评价主体来自组织开展城市法治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上级职能部门审核监督评价与同级职能部门交叉互评2个方面，考核结果权重比各占50％。外部评价主体来自市民、舆论媒体、非政府公共组织等城市法治建设的具体相对人，包括定额问卷随机匿名评分与各方代表听证会公评2个方面，问卷匿名评分可设定更高的考核结果权重比。其二，评价对象设定。评价对象即为承担城市法治建设职责的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不同对象就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规划的实施以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情况，依职能分工、职责权限分别承担相应的考核责任。其三，评价流程设定。评价流程即实施评价的具体步骤与程序环节。设定正当、合理的评价流程本身就是政府绩效评价的应有之义，应强调总体评价流程简单化、透明化，具体步骤环节设定凸显可操作性、便捷性与低成本性。不能因过于繁复的评价流程设定给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与经费开支。可通过评价流程信息化、数据化、共享化，切实提升评价工作效率。其四，结果应用设定。评价结果固然重要，且必须与评价对象的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但是评价本身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评价结果的应用还需包括结果反馈，及时将评价结果、问题所在、原因分析等信息返回给评价对象，促成各类评价对象后续城市法治建设工作实效逐步改观才是推进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工作的初衷。

（二）评价技术

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相关技术手段应包括指标体系、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等要素。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必须反映所在城市法治建设的内在本质和价值要求，“符合被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指标名称、涵义、内容、计算范围、计量单位、计算方法、指标数量、指标权重等符合科学原则的要求”②。“执政指标、立法指标、行政指标、司法指标、普法指标、基层民主指标、经济法治指标、法律服务指标、社会管理指标、监督指标”③这10个一级指标可参考列为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的具体方面，就其达成情况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层级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模糊数学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等工具”④来设定相应指标权重、指标评分、评价周期与技术路径。具体而言，设定城市建设法治化评价技术应围绕下列事项展开：其一，所在城市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实施系列城市法治建设规划相关职责的作为（投入与产出）情况；其二，评价重过程、重增量变化甚于结果，应特别强调评价周期内相关指标的前后变化量；其三，规划的实施及城市政府执行结果相关监督措施的达成有其滞后性，评价周期不应恪守传统的年度考核，可实施跨年考核或3年左右的阶段性考核；其四，评价过程应是开放、多元的，相关技术元数据、源代码在充分尊重、保护相关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可向公众适当开放参与技术设计、技术升级的空间。

（三）评价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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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法治化；建设。

一、我国农村法治的现状

从历史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尤其在农村根深蒂固，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地方性的村规民约的适用性远远高于法律。农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对法律存在陌生感和不认同感。当自身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解决途径，而是依靠人情、关系、"走后门"。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于不顾，“以暴制暴”。

我国农村法治化进程中要面临种种困境，我们必须对其原因进行透彻的分析后，才能探寻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途径。

二、我国农村法治化难的原因

（一）涉农法规过于简单概括，操作性难

我国农村目前还是自给自足的纯自然经济生活模式，涉及的领域相对较窄而又较特殊。在农村，多数纠纷表现为灌溉引水、牲畜破坏农作物、赡养老人、邻里事非等方面。这些看似为琐碎小事，但却又是困扰农民生活的日常问题。我国的法律法规多是从整体上着眼制定的原则性规定，对于处理农村的这些些纠纷，实际操作性较难，于是"地方村规民约"及"传统族规、家法"并有了生存的空间，并取代了法律在农村的位置。还有的地方，村干部就是当地的"法官"，凭借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情道理对纠纷做出一些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主观判断。

（二）法律运行机制仍有弊端

我国目前法律运行机制存在着很多问题，尤其在农村出现很多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原因有三：

1、司法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从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状况来看，法院一般设在县上，经费主要由当地财政拨款，使得基层司法总会或多或少受到地方各方面权力的干预，影响了司法判案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2、司法腐败现象严重。

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地偏事微，当地的司法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必然会滋生司法腐败现象。甚至在农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法官肩上有天平，哪边钱多哪边赢"、"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3、农村司法队伍素质不高，司法专业水平较低。

由于农村生活条件相对较差，人才基础薄弱，很多司法从业人员都是转业军人或"子承父业"的接班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素养，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很低，这势必影响到裁判质量。

（三）农民的法律观念不强

1、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首先，传统礼俗文化的影响。多数农民出于一些乡亲关系的考虑，以和为贵，崇尚"有德无讼"，发生纠纷时多采取克制态度，避免诉诸法律，制约了法律在农村的施行。其次，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很多农民遇到纠纷就认为是家运不顺，不去求助法律，而是烧香拜佛，求得化解纠纷。

2、农民法律信仰的淡漠

受传统的"人治"观念影响，"唯权、唯尊、唯上"等"人治"观念使农民认为权大于法甚至权就是法，法律只是为了方便权力的行使，很难相信法律的公正性。另外，在农村执行难问题也阻碍了农民选择法律的步伐。

3、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

经济的不发达造成广大农民文化知识的缺乏直接导致其法律知识的缺乏，很多农民的违法都是源于不知法。

4、农民运用法律能力不强

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多数农民不会将自己的生活与国家法律联系在一起。此外，严格繁琐的法律诉讼形式使农民感到陌生麻烦，无从下手，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很好地运用法律。

（四）农村法治化成本较高

在农村地区，农民遇到纠纷是否采取法律途径，要看其承担的成本高低。这里主要包括三方面成本。首先是社会成本，长期在"以和为贵"观念影响下的农民，一旦将纠纷诉诸于法律，就会使原本较小的社会关系网出现"漏洞"，增加其社会成本的付出。其次是经济成本，农村经济薄弱，农民经济实力普遍不高，而诉讼过程中所需的诉讼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律师费、资料费等各项费用的支出无疑是农民难以承受的。此外，还有其他成本，比如现实中的司法腐败现象让农民在诉讼过程要承担一定的送礼成本、行贿成本，以及败诉所带来的风险。这些成本对农村的法治化进程起到了制约的作用。

三、推进农村法治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农村的法治化基础

从长远的社会发展来说，建立法治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道德规范等。这些基础都是相辅相成的，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基点，加强道德规范，最终构建一个和谐的法治农村社会。

（二）推进农村法治化的模式选择

根据我国农村法治的现状和特殊性，在模式选择上应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发展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治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存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等。

（三）加强农村经济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农村法治化的进程中，经济就是基础。只有经济发达了，才能为法治在农村提供生存的"土壤"。

（四）完善涉农法律制度

近几十年来，国家在涉农立法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业法》等涉农法律法规的颁布，在推进农村法治上取得了成就。但在完善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及政策的道路上依然还有很多路要走。

（五）改革司法运行机制

司法运行是国家法律转化为现实的重要环节，而司法运行机制的完善与否影响着法治化的进程。完善我国的司法运行机制，首先要保证司法的独立性，使其在人、财、物等方面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其次是完善监督体系，根除司法腐败，树立司法权威及农民的法律信仰。最后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注重提高司法人员廉洁公正的品德、专业水平及业务素质。

（六）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

根据农村和农民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开展普法宣传和教育工作。鉴于以往的普法内容多是以强调农民的"义务"为主，忽视了"权利"教育，使得广大农民对法律较为排斥。因此，在其后的法制教育中，要树立广大农民的权利观念、民主观念、守法观念。当农民的权益被法律充分保护时，他们就会对法律产生信任和敬仰。有了民主观念，他们能起到对基层司法监督和制约的作用。强化守法观念，树立法律的威严，避免农民以身试法。此外，在农村的普法工作中，实体法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程序法，要让老百姓懂得怎么去“申冤”。

在宣传和教育的方式上应该结合农民的特点，利用一些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动案例，使农民更好地掌握法律知识。

农村法治化是我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我们应从社会整体性和城乡差异性着眼，并进行长期而务实的研究工作，探寻走出农村法治的困境，促进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

参考资料：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时代风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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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考试司法改革意见阶段累进公务员考试

一、国家司法考试的渊源及现状

本世纪初之前，我国法律职业化呈多元化发展，法检系统及律师行业各有独立的职业资格考试，且互不认同，若要从事跨行业法律职业必须“从头再来”，此种状况不利于高等法学教育的发展和法律职业共同体及统一司法理念的形成。2001年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经人大常委会修订颁行，最重要一条修订即是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司法考试，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中选拔。2002年初《国家司法考试施行办法（试行）》正式生效，并于同年举行首届统一司法考试。从此标志我国司法系统人才准入制度的规范化和选拔标准的公平、公正化，更有利于我国法律职业思维和理念的形成和升华，对司法机关及律师行业的人员素养的提升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平台。

（一）司法考试制度对高校法学教育及教师职业的影响

1、我国政法院校及综合性大学法学专业是从建国初废除国民政法《六法全书》，摒弃民国法统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法学教育几乎照搬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育理念和模式，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形态色彩浓厚，缺乏法理性和法系比较性，法学毕业生毕业直接分派到法检系统从事实务工作，由此致使法律工作者大多成为政策的执行者而职业的法律人。期间，司法机关权威遭到践踏，使本来步履维艰的法制道路更是雪上加霜。后，部分法学院校开始恢复，但因为前期发展的迷茫和眼前的法制环境的严峻，导致法学教育及法律人才的培养出现浮躁的趋向，甚至出现很多速成型的培养模式，功利色彩浓厚，这在当时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确实起到积极作用，但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在此后20多年，法学高等教育不断规范，法检系统准入制度也不断提高并逐渐注重较高的法学素养，逐渐形成了西政、中政几个大的法学阵营格局。但21世纪初实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却使高等法学教育逐渐偏离主线，，因为法学专业的毕业生若要在法律职业舞台上有所作为，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因此很多院校开始注重功利性和应试性，而忽略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法律人格的培养，使得大学法学教育成为应试工具，特别是2008年考试政策规定：在校本科生大三阶段即可参加司法考试，这无疑导致大学阶段就是为了司考教材而学习，至于司考背后是什么似乎已无意义。其因缺乏独立的法理思维，大学四年的系统学习似乎只为司法考试，从而造就很多会考试而不会学习的“高素质人才”，这对今后司法精英化的发展是一个桎枯，也和司法考试设立的初衷相违背。

2、教师行业因其职业特点，交际面狭窄，个人的独立面不容易表现，所以教师职业虽然是个稳定的职业，但教师心态并不稳，又因现在司法考试及公务员考试条件比较宽松，所以很多年轻的老师多数抱着“跳跃”的心态在工作，因此很多老师相当多的精力不是放在学生身上和教学、课题研究上，而是把大量精力花费在司法考试上和公务员考试上，导致教师队伍不稳，阶层脱节，难以培养骨干力量。教师出身的占了每年公考和司考相当大的比例，在国家机关越来越要求社会在职经历的情况下这个现状不失为一个丰厚的资源备选。但是实践中一些不足也逐渐凸显出来。尤其在司法机关，这种缺陷比较明显。因为教师行业的特殊性，在应试上要比应届毕业生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每年的司法考试“状元”几乎全是教师出身，动辄430分、430分。然后再从事律师行业或者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司法机关，但在司法实务中，这些高分状元们却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原因，司法考试的单纯应试性让他们掌握了答对题的规律，但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哪怕一个理工科出身背了三个月辅导资料竟也高分通过，这不能不说是现行司法考试注重应试性和表现出工具性的一个弊端。

（二）司法考试对法检系统的影响

自新的《法官法》及《检察官法》颁行，法检独立的资格考试被取消，法官、检察官资格晋级必须通过司法考试，在中国法治建设是个质的飞跃。但也遗留下来一些问题，即改革之前已在法检系统工作尚未任命的干警不得不面对和新进干警同一起点的问题，有些工作多年的干警，实务经验非常丰富，但因精力和应试能力较弱，始终跨不过司法考试的门槛，给很多法检机关造成“能用的人不合格”的尴尬局面，而年轻的法官、检察官又缺乏实务经验，造成“业务断层”。这是特殊阶段的局部特写，但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在实务中即可感觉到，年轻检察官有深厚的学理基础和敏锐的逻辑思维，但缺乏实务经验，在实务中难免会现一些失误，但很多没有法律资格的老干警有非常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务经验，如果有老干警的帮教，送上一段路，会少走一些弯路。对年轻干警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也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二、对大学教育模式与司法考试制度的关系的初步探讨

司法考试主要是从接受过法学教育的人才中选拔应用型法律人才，而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通过法学本科教育来完成。因此，司法考试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产生重大影响，要求法学本科教育尊重司法考试的本质与规律，满足法律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加快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步伐，实现法学本科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正效应。

1、更新法学本科教育的观念法学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观念的更新，由于司法考试对法律职业提供的准入标准，我国的法学教育的重点应该是法律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主要对应法律应用人才，即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精英教育理念，着力塑造“高级专门人才”，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的培养，导致传统的法学本科教育普遍存在的法学教育与职业教育脱节，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脱离，法学专业本科生缺乏实际操作技能的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法学教育应当采用精英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素质教育理念，在注重对学生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培养的同时，要注重对学生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应对司法考试的需要，要实现师生原有角色的转变，并革新教学的方式、方法。教师角色应从知识的权威向知识的组织者转换、从知识的灌输者向学习的促进者转变；学生角色从知识的被动学习者向知识的主动探索者转变。据此，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是知识交往的主体性的伙伴关系。知识教学从“知识传授”转换为“知识对话”，既可激活教师的教育智慧，又可催声学生的学习热情。必须注重启发式、探讨式等有益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方式，采用“问题研讨”、“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等教学方法，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法律问题，分析和评价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熟悉法律条文的内容，领会法律的精神实质，掌握适用法律的技巧，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对学生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2、因法律职业需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生，法学本科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要紧密结合联系司法实践和社会实际，因此，还必须改变我国目前高校教师队伍较为封闭，与系统外部交流过少的状况，在学校和法律实务部门之间建立灵活的人员交流机制，使法学教师定期有机会参加司法实务工作，并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或专职教师，努力造就一支既有高超的法学理论水平，又深谙法律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以为法学教学内容的优化提供师资队伍保障。

司法考试影响着法学本科教育，法学本科教育要应对司法考试，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不是要把法学本科教育变成“应试教育”，而是要以司法考试为契机，推动法学本科教育理念、模式、内容与方法等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仅使学生具备法律从业者所应有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要培养学生的从事法律职业所必备的智识和能力。

三、司法考试与高校毕业生及社会在职人员的关系

司法考试从一定层面上为大家公平竞争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平台，其体现兼容并包的准入门槛也为我国法律职业增添了不少色彩。但是在目前毕业生就业环境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应当有意识的倾斜于此。社会在职人员的在工作上首先是有保障的，他们参加司考和公考为了是更有所作为，而在此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与其竞争并不占优势，在公务员考试中此种情况表现的比较突出。从近几年司考报名统计来看，全国近六百所高校有法学专业，法学毕业生在逐年增加，就业也日益困难。限定考试主体资格，要求报名者须具有法学本科教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法学教育备选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可以限定行业稳定，避免行业间频繁“迁徙”，比如教师队伍可以要求其工作满三年才可参加司法考试，五年才可参加公务员考试。针对招考进法检系统通过司法考试的非法本专业人员司法实务层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可以要求非法本专业通过司法考试后，须到律师事务所见习满两年才有资格报考法检系统。针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律法职业人才严重匮乏的现象，中央也实行了特殊的照顾政策，中西部地区报考条件降为法律专科学历，同时分数上也有所降低。但根据中央2008年底的《司法改革意见》精神：适当放宽西部司考报名条件并相应降低合格线，在新疆、等地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考试试点，完善司考通过制度，完善从普通高校毕业生中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合并进行。我们应该深刻领会中央《司法改革意见》，针对中西部的法检断层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立法上细化，改变西部法检系统僵化的人事布局，提高整体执法素养。

四、完善司法考试改革的探索

1、目前司法考试是有最高法、最高检及司法部共同组织的，以司法部为主。不同部门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每年的试题及答案也都引发了大量争议，诟病颇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考的权威性。因此司法考试领导机构的组成应当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不能只有“一家之言”，应当成立专门的司考组织机构，吸纳学理性研究人士及司法实务人士参与其中，应当尽量选用通说，避免争议问题的出现，并完善答案复议程序的透明化，最大限度的做到公开、公平、公正。鉴于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相脱节，原则上法官、检察官应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中选任，而实践中若要成为法检机关工作人员还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而律师行业却只需“一卷永逸”，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否定司法考试的权威性，而更多带有工具性。因此应当改善这种状况，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可以从法规角度细化，针对法检系统，可以分类别招考。对业务类司法人员，比如法官、检察官可以通过合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择优选拔，作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员，并经过两年审判或检察工作以后，通过竞争考核任命为法官、检察官。而非业务类人才招录应当并入统一公务员考试中，按行政机关标准录用。

2、改革司法考试模式，分阶段累进通过

近年来，关于司考取消一次性考试的消息很多，但都未得到官方证实，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目前“一卷定终身”的考试模式确实存在很多弊端，考试次数越少，结果的偶然性越大，一次性考试增大了非法律出身者侥幸过关的可能性。而在实务中这种弊端也较突出，有些所谓高分通过的非法律出身者竟然不会写状，问其原因，答曰，我只知道按答案去套，别的就什么不知道了，在法检业务中这种不足也有表现。有学者建议引用日韩等国的累进考试制度，避免一次通过的侥幸心理。因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能照搬套用，但日韩等国多年司法考试制度的实践和理念确实值得我们借鉴。日本司法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考试主要是针对不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者，采用单一选择和论文的方法进行。第二次考试是针对通过第一次考试和可以免除参加第一次考试者。第二次考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和刑法三个科目，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第二阶段考试以论文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合格者方有资格参加第三阶段考试,第三阶段以口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涉及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五个科目。最后一个阶段的考试成绩未合格的,其第二次考试前两个阶段的成绩不予保留。

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考试(其称为法官、检察官、律师考试)分为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为笔试,第三试为口试。第一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二试;第二试未录取者,不得应第三试。第一试和第二试的录取资格均不予保留。第一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实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参加第二试。第二试结束后,择优录取参加第二试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确定具体人数时还应当考虑法院、检察院当年需要增加的法官、检察官的人数)参加第三试。第三试为口试,主要是考察应试者的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考试的总成绩以第二试和第三试的成绩计算,其中第二试成绩占百分之九十,第三试成绩占百分之十,依总成绩之高低,择优录取。但第三试成绩未满六十分者,仍不予录取。

鉴于我国大陆具体国情组织三次以上累进考试不符合实际，但经过7年的司考实践探索，在我国逐步建立起两次累进考试制度。第一次为笔试，以基本法为主，注重“通说”，回避争议问题，主要考察基础法学理论，适当减少政论性试题，并适当设置每卷及格线；第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为笔试加面试，笔试内容以非基本法及实务案例为主；考试合格者有资格进入面试，面试主要考察法律思维能力及个人素养。面试合格者，按比例折合笔试总分和面试总分，然后从高到底划出及格分数线。针对我国通过司法考试并不能直接从事司法工作的情况，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精神，完善从高校法学专业及相关专业毕业生招录政法干警的办法，将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合并，因此法检系统的公务员考试可以放在第二次司法考试之后，将司考成绩（合格线以上）与公务员成绩按比例折合，从高到低择优录用。这样要成为法官、检察官预备人选就比从事律师行业多了一次法检公务员招录考试，但其又不同于现行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互不交叉的状况。

五、结语

纵观我国法治道路的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建国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就道路曲折，但总体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法治氛围也愈加浓厚。宪法修正案首次提出人权概念，这是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化，因此对政法机关的执法理念和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司法职业准入制度要不断完善，与时俱进，通过合理的制度和规范保证司法机关理性执法、文明执法。

参考文献：

[1]石勇冒朋举.对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思考[J].当代学术论坛.2009.(5):82

[2]两会特别报道.司法考试如何‘慧眼识英才’[N].检察日报.2008-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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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渊源

1.人文素养内涵及特点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素养即平日的修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人的生活与行为。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其鲜明标志，最大特点就是不可以量化。

2.人文素养的历史渊源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原指人的各种传统属性。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中断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和培育。《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大学》中说“国不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还有孟子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等等强调人文素养的格言警句一直流传至今。

近代，人文一词在西文中是Humanism，译作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在超越和反对中世纪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把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归依，来回皈世俗的人文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人们的人文素养处于受抑制的沉睡状态，而此时欧洲已经有了人文学科。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们开始重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价值观取向，其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们在反思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一味的发展而丢掉人文素养的培育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3.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

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二者即有区别又有联系。人文素养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人文知识是外在的东西，可量化。而素养是内在的“能力”，是一种精神。有人文知识又有人文素养者可称之为“君子”，有人文知识而没有人文素养可能成为“小人”，有人文素养而没有人文知识的可能仅仅是个“好人”。人文知识又无人文素养的基本上就是“愚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君子，抑制和改造更多的小人，合理使用更多的好人。因此，在培育人文素养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将二者兼顾，才能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关系

1.对法治社会及我国法治现状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是和人治社会相对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及亲疏关系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既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自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执法司法不文明、不公正、腐败问题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不可能长久安定，小康社会，“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

2.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

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是相辅相成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文素养的培育是基础，法治是手段。当今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多发，自私、贪婪、嫉妒、残暴等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被超级放大，造成社会矛盾冲突频仍，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影响巨大。只有“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基本信仰共同行为时，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真正进入德治的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

三、抓好人文素养培育，重在实现“四个统一”

1.培育人文素养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将外在的学习与内在思想行动统一起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人文素养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素养不是自然生成的，一定要大力宣传教育才能进入人的头脑中，进而变成人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由于利益冲突和公权力的滥用使人们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任，而去相信权力、关系、金钱，取而代之的是 “潜规则”。所以要扭转当今社会的不良风气，树立起法大于天的素养就是要培养人们的法治意识。让法治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有机会参与法治实施和司法审判。

2.培育人文素养要与民族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一个民族的素养高低、好坏是以文化积淀为基础，“仁者爱人”，“君子与人为善”，“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不义而富且贵，与吾如浮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善成名，积恶灭身”，“大丈夫”精神、还有仁、义、礼、智、信，孝，忠，我们应吸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实社会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服务。

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强调以德治国。这个主流价值观念不树立起来，高尚的道德情操就不可能在人的心里扎根，人的思想观念就会处于漂浮可变的状态，只有加强教育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才能固定下来。宣传教育一定要说在嘴上，表现在行动上，用生动的典型和实际行动，感化人教育人。

3.培育人文素养要从小抓起与学校的素质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培育和提高人文素养，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教育，马斯洛在《人本哲学》一书中写到：“力量如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好的人文素养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幼少青年是学知识的年代，更是人文素养积累的年代，我们的父母、教师、学校、社会都要承担起责任，把素质教育真正重视起来，让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有知识，更有高水平的人文素养。

4.培育人文素养要与广泛的全民读书学习风气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