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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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

篇1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法律与道德现实中的矛盾与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整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四、道德与法律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就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五、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道德评价，是指对一个事件、一种行为是否违法，是否犯罪，不是用法律作标准，而是以道德做为判断标准。如果将道德评价运用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它隐瞒着这样一个不言却潜在的公式，即：凡是违反道德的，也就违反法律的，因此，一切以道德为判断依据，而取消了作为法定判断标准的法律标准，这对实现法治是极其有害的。由于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是分层次的，个体化的，有“高”、“低”之分的，因此，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来作为评价依据。于是，对于一个有“高”道德观念要求的法官来讲，有可能将法律标准拔高为道德标准，要实际判决中会出现误判无辜，或者加重其当事人的法责或罚则。这都是由于失去了一个客观的，基本的法律的标准所产生的。

篇2

近期，一对母女身着日本和服在武汉大学校园内的樱花树下拍照，遭到武大学生斥责一事，在网上引发又一场关于“爱国主义”的热议。多数网友对该母女的行为表示不齿，对武大学生的行为表示支持，也有网友反对说，该母女的行为并未违法，有其表现的自由，横加指责未免偏激；更有网友对于这样的争论本身就持不屑态度，称之为无聊的“爱国主义口水战”。

凤凰卫视主持人闾丘露薇的博文可以代表反对方的一些典型观点。她对武大学生的行为提出质疑――在武大穿和服拍照的母女没有违法，为何驱赶她们的人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权力？是不是在无意识地欺负弱者？

要理清楚这点纠纷，还是免不了最滥的俗套――先梳理一下历史与现实。

樱花在抗战期间被侵华日军始栽于武大，无疑是侵略者对侵占地实行殖民化统治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殖民行动。虽然，樱花的寿命只有二三十年，时至今日，那批樱花早已死绝，武大的此樱花已经不是彼樱花，但是历史的印迹还在。而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日本朝野不断发生种种否认、抵赖当年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犯罪史实的事件，更通过强化、扩大日美安全条约的作用及范围，妄图插手、侵夺我，这样的现实更使中华民族不能忘记过去，并且更警惕日本的将来，不能不对该民族产生怀疑与反感。

而法律只是最低底线，并不是只要不违法的事情就是对的、合适的，就可以被容忍。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宣称是捏造的，也并没有“违法”，我们是否就可以容忍？！法律之外还有情理，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非常重情感、又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所以常言有所谓“法虽可恕，情理难容”之说。在中国的国家外交抗辩的说辞中，也常常可以见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样的严正表述。最近的例子就是自萨科奇不顾中国的劝阻警告硬要会见达赖后，法国一次、再次地在国际交往中被中国奉送耳光。外国人不大了解中国的民族秉性，交往中或会出现误判，但身为中国人却不自觉到这一点，可谓麻木无知。这对母女只有一点浅薄的爱美之心，但却没有对于国情民心的了解，做出这样的举动，是自取其辱。

至于说武大学生是否有因此驱赶这对母女的权力，我认为是有的。武大校园不是完全开放的公共场所，武大的学生也是武大的主人，因此武大的学生当然有权对于非本校人员在学校园区内做出的不适当行为予以制止并要求其离开。举个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的例子，甲乙两家人家比邻而居，彼此相熟，两家的外院对于对方都是“半开放”的区域。某日，甲家的孩子跑到乙家院中嬉戏，做出了某种不礼貌、不合适的行为，乙家的孩子不待父母指令，便要求甲家的孩子停止其行为并离开自家院落，岂非天经地义的事？！

此外，我倒是赞同闾丘露薇的这番话――驱赶她们的人，肯定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是在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为何不能够用一种尊重别人的方式来表达？

那对母女再麻木无知也是中国人，一般讲，当不会有故意挑战民族情感之意。对这种无心之失，更需要的是让其了解、懂得历史与事理。作为武大的学生，可以上前制止，并告知武大种植樱花的由来及樱花在武大人心目中烙下的特别印迹。然后以主人的身份告知她们，这样的行为在武大是不受欢迎的，请她们终止行动并离开武大。

中国拒绝缺德的制度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期抛出的“无厕”论――“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及其进一步公然阐明该策略“就是歧视穷人”，而根本原因就是“制度使然”的观点，一时令舆论哗然，纷争蜂起。

初闻茅先生的“无厕论”，还以为是节省建单元房卫生间的资金可为穷人建更多的廉租房之意，觉得倒也可聊备一说，却不料原来是为了制造一个“富人不喜欢”来避免富人掠夺国家本来给予穷人的好处！不是采取措施去阻止富人非法掠夺穷人而是去降低穷人的生活条件以使富人不屑于与之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承认富人的非法贪欲为合理，压榨、掠夺穷人的利益以谄媚富人！这真是惊人的奇妙创意！

更令人震惊的是，茅先生还公然声称中国目前的“制度”“就是歧视穷人”！不知茅先生说的这个“制度”是指什么“制度”？我猜测，还不会、不敢说是“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即常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以我的理解，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之一，即应是政府的更负责任的监管调控和对于穷人利益的保护。

茅先生显然是一位市场经济与资本的痴狂膜拜者。只不过他心目中理想的市场经济不是目前中国的模式，而是甚或比西方的市场经济还要更加“自由”的模式。在前段时间极力反对中央设定保护耕地面积的18亿亩红线的时候，茅先生就主张，一切都交由市场去解决，因为“市场能够最有效地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但是茅先生却忘记了资本从一来到世间就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茅先生所极力推崇迷恋的那个私欲极度“自由”扩张不受政府监控和道义约束的“市场经济”，可能会在资源配置方面“最为有效”――财富集中于豪强，但是却绝不是最“科学”合理的，必将导致社会的分裂以至毁灭。看看最现成的例子，美国的次贷危机怎么形成的？还有，令当今发达国家也颇为重视的“可持续发展”、“环保”理念的产生，这种“痛定思痛”的“痛”，当初是如何产生的？

前些年有网友借用当年鲁迅语，将只为自身富人利益集团说话的厉以宁讽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看来如今这样的“走狗”队伍还在洋洋得意地扩大。当今的许多所谓“知识分子”早已良知丧尽，脊骨全无，我很怀疑当今中国是否还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

不知“茅无厕”先生的居室有几多厕所？我以为多多益善。因为好容纳“无厕”先生诸如“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粮食产量取决于许多因素，耕地只是其中之一”这类的无常识、悖逻辑的屁话，以免其浊气逸出室外污染社会空气。

篇3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核心的问题之一。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不是法哲学的局部问题,而是贯穿于整个法哲学的全局问题。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规则的汇编。

一、法律与道德的学理含义

1.道德的学理含义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道德可以简单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2.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法律可以定义为: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

定。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以及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益。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

2.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二)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1.调整的对象不同。法调整的是人们的外部行为,即意志的外在表现,因为法定首要任务是要建立一种外在秩序。道德则不同,它同时要求人们的外部行为和内在动机都符合道德准则。它给人们提出并要求解决的不仅是举止行动,还包括动机和世界观问题,而且更注重后者。

2.表现形式不同。法是以“国家意志”形式出现的,表现在政权机关所制定的宪法、法律、法规、决议、条例、指示等规范性文件中。道德则是以“社会意志”形式出现的,作为“社会意志”,它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如医务道德、政治道德、商业道德、社会舆论、社会公约等。

3.调节人们行为的方式不同。法是通过为人们确定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通过建立法律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道德则主要是通过为人们指出在社会生活中的义务,在人们中间建立起以义务为纽带的道德关系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三、应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理论探讨的价值归宿就是服务于实践。实践中应尽力从两个方面来正确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是健全“法

制”与强化“德制”同步进行;二是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再造资源,构建区别于法律和道德又能对法律和道德予以双向弥补的第三种力量。

首先,在健全“法制”方面,应取向法律规范极限度周延并实效于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构建法制形式合理与价值基础相统一的“现代法制”。“现代法制”的起点就是对“传统法制”从法律观念、法律体系到法律实施予以系统性变革。

其次,在强化“德制”方面,应奉行道德制度化建设。道德制度化路径,是把道德调整由内在心里扩延至外在行为、由舆论谴责升格为强行制裁的过程。这种通过道德制度化赋予道德“硬”的约束力的做法,就可以迫使人们履行道德义务,或者遭受道德惩罚,在法律难以干预的地方,使用此“道德权力”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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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道德;分离性

法律与道德都是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规则。就其本质而言，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具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而道德是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的规范人们行为的共同标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时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性也存在一定意义。

1.法律与道德分离理论概述

自罗马法至法国的民法典，西方国家自古以来就比较重视研究法律及法学，为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性理论奠定了基础。自然法学派所追求的是至上的完美，认为法律如果不道德那么便不是法律。实证法学派是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追求相对良好的目的，但并不将这种想法归于法律范围内，这也是评价及修正法律时必须考虑的。分析法学家创始人奥斯丁则提出法律需与道德相互分离，反对自然法学派的“将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和实际存在的社会道德混同起来”的主张，提出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性[1]。新分析法学家哈特也认为必须将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并对奥斯丁的主张表示支持。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和影响，我国法学界也慢慢接受了法律与道德分离性的思想，但也不乏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分歧，如法律与道德的范围区分、法律针对风俗习惯的处理、利用法律有时难以处理不道德行为等[2]。

2.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可能性

2.1价值中立，无涉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执政阶级为规范人们行为而采取的行政手段，法律可以丝毫不与道德牵连，法律的存在具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法律当中存在部分道德术语，原因与其起源有关，也是为了加强人们的印象，同时也是为了让外行能够理解法律当中的部分语言[3]。此外，另一个原因是法律当中也存在与道德相重叠的部分，并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将两者联合起来所作出的努力正当化。虽然法律针对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并未进行制裁，而制裁的也并非都是不道德行为，但这并不能说明法律的存在与道德存在冲突。有很多行为属法律制裁范围却无关于道德，法律有很多理由对这些行为进行制裁，但这些理由却往往无关于道德。比如刑法，对很多道德上认为的邪恶行为并不予以制裁，这其中存在很多实际理由。法律当中存在很多强技术性和程序性的款项，这些款项完全与道德无关。法律当中即使牵涉道德，也主要是利用法律所维持的社会关系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道德性，而并不是一定要与道德上的理解保持一致[4]。

2.2法律与道德区分的本质

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可能性还体现在两者的本质方面。

首先，就其目标而言，道德的目标在于求善，道德求善的动机与结果是一致的，善是道德的根本目的。求善既是道德所追求的目的，又是道德所采取的方式，道德的目的与方式具统一性。而法律的目标在于求真，法律的行为目的必须与法律的相关规定相符，且行为的发生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具经济性和效率性，主张整体、社会、程序、安定，这些内容不一定具有善的性质，其实施凭借一定工具和手段，但法律的目的并不在于本身。

其次，就其内容而言，道德关注的重点在于情感，主张自证，在乎动机是否单纯。道德内容是不容置否的。道德具正义性、公正性、合理性，要求行为人的内心动机与其行为统一。而法律关注的重点在于行为本身，虽然法律也会考虑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但法律重在考量行为是否会对社会造成伤害。法律的内容是一种程序性的安排，可以与道德无关。

最后，就其评价标准而言，正义是法律和道德的共同评价标准。但法律上的正义与道德中的正义完全不一样，虽然两者也有重叠部分。法律是基于社会现实而作出的合理性安排，法律的正义更多地与社会要求相符，因此法律的正义不一定是道德上的主张。而道德的正义是出于一种自我负责的思想，是一种基于自身完善而达到与社会整体要求相符的思想。

3.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必然性

3.1法律必须裁断

法律所解决的问题并不一定都是道德所关注的问题，对于很多与道德无关的问题也必须进行解决。如在处理一些涉及财产法的案件时，法律虽然有两种衡平正义的选择，但必须选择一种，并综合考虑到确定性和一致性之后再进行选择。法律有时所解决的问题可能是双方当事人在道德上都无过错的损失承担问题。而同时，法律也必须解决很多在道德方面存在争议或无法下定论的问题，法律必须作出一个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是非道德的。因为法律截断是有时限的，无法无限延长期限。总体而言，道德主张可以无期限延长，特别是当其与法律相遇时，通常会将截断时限向后推。此外，道德的远期限延长具合理性、必要性。但是法律却不能如此，法律必须截断，而不允许无期限延长。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无法满足道德共识，法律的截断需以社会整体事实为前提进行判断和选择。

3.2法律具有权威性

本质而言，法律其实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威。法律的权威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强力，体现在其可改变人类行为。对于法律的部分规定，人类可以不认同，但是却必须依照法律的相关规定实施行为。道德虽主张公平、正义，但其权威性并非与生俱来。因此，人类在接受某种道德主张时，行为可与此道德主张相悖。道德不能排除法律而成立，但法律却可排除道德而产生，体现了法律的权威性。此外，法律的权威具合法性和有效性，因为法律的相关内容与社会现实选择、规范的制度设置所作用的结果一致。法律虽具权威性，但不体现在道德方面，法律的合法性权威可协调人们所认同的正确的理由，且起能动作用，这便使法律的主张具有特殊的权威性。

3.3法律效力等级

法律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安排，因此法律需有法定的程序及固定的效力等级，但并不一定要遵循道德主张。法律可以完全不同于某些道德主张，法律中的行为标准与审判制度有关。法律的某些内容可能具道德属性，仅仅是因为这些内容的制度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道德属性。法律中存在的道德因素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组成社会制度的规则都属于法律范畴。法律具有限制性和限定性，通常来说，法律都需以已有的效力等级来实施社会安排。法律原则当中包括很多道德内容，但是对于这些法律原则的理解却并非将其归于道德，对于法律原则的理解需从法律制度着手。相反，道德效力却只需要考虑主张是否合理、正义，道德并未要求有效力等级。虽然道德不要求一定与社会现实相符，尤其是一些历史传统道德，可能与所处时代不符，但却仍具有很强的效力，而法律却必须与社会现实保持一致，虽然法律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这也是法律所不赞同的，其主张尽量克服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现实脱节的法律，有可能会否定其效力。

3.4法律优先性

人类的行为理由有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道德方面，如公平、正义、合理等因素的影响，有些甚至是出于目的而纳入的理由。这些理由也许适用于很多领域，但在法律领域却是绝对不适用的。当涉及到法律，不管行为人的道德理由如何充足，法律也不允许此行为发生。虽然有时利用法律而产生的结果令人不满意，但却必须优先考虑法律是否允许，法律具有优先性。即便法律不完美，我们也必须接受，法律就是“以一种恶制另一种恶”。即便在某些行为当中人们有十足的理由反对法律的适用性，但仍必须先考虑法律。

4.法律与道德分离性的意义

4.1法律的权威性对法治建设的意义

不管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实证法学派，都关注社会政治生活，都希望能在政治方面谋求良善。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要想实现政治生活的良善还是需要依靠法治。虽然法治建设并不是单纯地指发挥法律的作用，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在进行法治建设时，必须以法律的权威性为主。我国传统思想各不相同，其中占领导地位的仍儒家思想，其提倡“以礼入法，以经决狱”，虽然与西方国家所提倡的

“以道德约束法律”的主张类似，但其本质却截然不同[5]。西方国家的“以道德约束法律”的思想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强调必须始终贯彻法治，肯定法律的权威性及最高地位。但我国的“以礼入法，以经决狱”思想却未重视法律的地位及权威性，将法律归于从属地位，认为法律是统治者执政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就我国目前社会现实而言，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肯定法律的最高地位，倡导“以法治国”。只有保证法律的权威才能利用法律规范社会行为，保障社会良善的实现，使社会有序、健康地运转。虽然法律的权威性要求其与道德分离，但并不是意味着法律不可吸纳道德元素。就本质而言，道德是良善的，在法律范围内，基于法律权威的基础上，我们可将部分道德主张法律化，同时道德对于法律的批评也必须有限，以免冲破法律秩序。

4.2法律对道德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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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道德；富勒；新自然法学派

美国法学家富勒（Lon L·Full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学术生涯的代表作《法律的道德性》中，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这本书同时也是富勒与哈特学术论战的产物。富勒与哈特针对“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展开辩论。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认为法律和道德是可分的。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了法律与道德不可分。为反驳当时实证法学的学术观点——“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富勒写就了本书。从书中“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对涉及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现有文献不满而展开”就可看出作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

富勒是通过证明“法律与制定法律的目的性不可分”来论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性”这一观点的。富勒认为，如果仅仅知道一条规则，而不知道制定该规则的目的，此种情形下，我们就无法知道这条规则意味着什么，进而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只有清晰地了解被观察者的目的，我们才能了解其行为的涵义，进而理解行为人的行为本身。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对法律和道德的不可分性这一主张的证明，是从法律的目的性出发进而到法律的道德性。他的证明思路概括如下：立法者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制定出了法律。因为我们可以对立法者立法目的和动机进行道德上的评价，所以出于一定目的而被创制出的法律就具有了道德性。

富勒认为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联系，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有与法律相联系。举例来说，接济穷这样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这样的道德和法律有关吗？答案是没有。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富勒详细地对与法律相联系的道德进行了阐述。从层次上将道德划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对人们必须做到的提出了要求，是人类行为准则的最低标准；而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人们可以达到的最好的、理想的程度的追求。前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不得不如何行为”或“你应当如何行为”；而后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最好怎样行为”。前者会对不遵守它的人施加惩罚或负面评价；而后者却不会因为人们没有能力达到它所要求的境界而施以惩罚。

富勒对法律的道德的另一种分类是将其划分为法律的外在道德和法律的内在道德。前者关注法律的实质性目的，而后者关注程序性自然法；前者是传统自然法所信奉的一些价值理念，而后者是位于法律内部的价值体系，由一系列程序性法律原则构成。富勒认为，制定法律的活动必须符合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被归纳为：公开性、一般性、清晰与明确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稳定与持续、不溯及既往、不作相互矛盾的规定、不要求不可能之事。富勒认为，违反法律内在道德——即以上原则的法律违背了法的实质，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法。法律内在道德的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自然法学界限的突破，是对自然法学超越性的发展。

而关于法律的目的，富勒以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富勒认为它们并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而富勒与哈特对法律的道德性展开思考与辩论的背景，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二战中为纳粹工作的司法工作者，在这场审判中为自己辩护，自己当时只是在适用纳粹制定的法律进行司法审判。二战中，纳粹采取法律的形式公然践踏公民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法律也会以追求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目标，产生恶法。关于法律的目的性，富勒仅表明其和与整个法条是无法分离的，如果将法律的目的与法律规则分开看，我们将无法辨别法律的规则构成的还是不是法律，而无论法律追求的目的是善还是恶。也就是说，富勒承认“恶法亦法”。

掩卷沉思，富勒的观点是对传统自然法学的突破与发展。他的学术观点对我国建设“法治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已有十五年。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步伐仍在继续迈进。我们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基本方略的同时，也应当关注我们所实施的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正义性等。而富勒对立法的目的的道德性的探讨，和对程序正义的强调，能使“忠于法律”的理想变得有意义，也才能真正地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

参考文献

[1][美]富勒，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M]．商务印书馆．2005

[2]孙笑侠，麻鸣．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3]刘维可．富勒思想研究：法律与道德的关系[D]．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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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律的触角若延展到人们的隐私生活之中，则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面临着公众的监督，此时法律的适用是对人们一种彻底的冒犯。所以，作者认为需要驳斥的观点是：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即使是对他人根本未造成任何伤害的行为，措诸刑律并予以惩罚是完全正当的[1]3。

德夫林勋爵认为不道德在一个侵犯了社会所共有道德的法典的意义上与叛国罪之间存在着类似之处。基于同样的证成性理由，镇压不道德正如镇压颠覆活动一样，正是法律职责所在。

在笔者眼里，德夫林勋爵过分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且将不道德和叛国罪之间强行画上等号。德夫林勋爵重点关注了连接社会这一功能，且将此功能无形扩大了。同时他将原本柔性的道德给予了强制力使其坚硬、冷酷。此时的道德不再是社会成立的根基，而是成为社会之上的构建。

作者认为对德夫林勋爵所引用的法律强制道德的例子可以解释为一种“法律家长主义”的例证，即运用法律去阻止一个人自伤或明显的同意别人伤害他。作者认为一旦家长主义被承认，必定会扩展到道德方面的家长主义（“道德家长主义”）[2]52。

但是作者也反对密尔对于家长主义太过绝对与武断的反对[3]91-96，因为密尔过于相信成年人个体总是一直知道他们最佳利益。

笔者个人同意适当的法律家长主义，但也仅限在个体成长的初期。法律的功能有：教育、预测、评价、指引和矫正等。人们可以将法律视为行为的标尺，从而采取规范的、不触犯法律的行为同时仍拥有自由的限度。

一、法律强制道德与社会维存

作者就本章的内容分析，先从四个问题入手，即“法律的发展是否曾受到过道德规范的影响”、“对法律或者法律体制的适当定义是否必须以某种方式援引道德”、“法律会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去面对道德的批判吗”，以及“不道德的行为就应该是犯罪吗”。

（一）腐蚀社会公德的图谋

对于肖案的认定，出版作品、利用们在《百艳图》杂志刊登非法广告而聚敛不义之财、图谋用《百艳图》的出版腐蚀社会公德。这无可置疑地致肖于有罪和被监禁的境地。通过肖案，作者指出，更为重要的是，法官复活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法院应该以其行动表明它“道德的当然看管人”或“公共行为方式的总监督者和守卫者”的身份。

同时对于本案，法官的处理有溯及既往的倾向。溯及既往是恐怖的，因为以后来的规定来惩罚先前的行为，并且赋予其正当的合理性。如果我们承认溯及既往，那么我们现在的每一个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犯罪，我们也必须接受惩罚[4]130-133。此时法律所含有的指导、预测的功能则消失了，有的只是冰冷、血腥的惩罚以及强制力。

（二）同性恋与

1957年9月，沃尔芬登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对两个方面都提出了相应的法律改革建议。对于同性恋行为，他们以12比1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不应该再视成年人私下自愿的同性恋行为为犯罪的提议；而对于，他们全体一致同意重申，虽然它本身不能再视为非法，但应该通过立法“把它从大街上驱逐”，因为他们认为在大街上拉客的行为是一种对公民权的无理而令人讨厌的冒犯。

作者指出，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沃尔芬登委员会的建议，更应该重视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结论的背后的原则。

笔者认为，斯蒂芬和德夫林勋爵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道德是社会存在的根基，所以对道德的冒犯则是对国家的侵犯。而在私人领域，只要没对别人造成伤害，则一切则应该是被容许的，而且不应该以被监督等方式潜在管理，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必要的自由。

二、对于法律强制道德的深度分析

（一）家长主义与道德的法律强制

作者指出：人们太容易认定，如果一个法律不是设计用于保护一个人免于其他人的伤害，那么其合理性基础只能在于它是被制定用来惩罚道德上的邪恶行为的，或如德夫林勋爵的名言，“去强制执行道德原则”[1]34-35。

笔者认为，适当的法律家长主义是必要的。正如中国的民法通则上将人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国的刑法、民法等也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有着特别保护。

笔者认为法律对人们有着教育和感化作用，人们在心智还未成熟时，法律教育他们并宽恕他们所犯下的无论是故意或者过失的错误。同时法律避免他们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虽然这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在个体还不能完全分辨自己的行为的时候，法律必须以强制的形式来保护他们存在的基本条件。

（二）惩罚的阶层

斯蒂芬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的犯罪之间道德上恶的不同将影响惩罚的程度，这就表明了惩罚的目的不仅仅是阻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还是“对大量不义行为的镇压”。

作者认为，这样的主张是由斯蒂芬的错误而来的不合逻辑的推论。作者认为有很多理由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希望以惩罚的严重程度来做区分犯罪严重性的法律阶层，不要与关乎它们之道德邪恶程度的一般判断评估相冲突。

笔者十分同意作者对于惩罚的观点。惩罚不仅具有对个体的评价功能，更是具有矫正功能。如果我们仅仅以单一视角分析惩罚，那我们会发现法律体系中无数的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并且这些矛盾以常态存在着。作者并没有为我们分析其中的复杂内容，只是证成我们不该以过于简单的态度来看待，并倡导我们以谨慎、敬畏的态度来审视它。

（三）隐私的不道德与公共场合行为不检

作者认为，真正惩罚重婚罪的原因在于它制造麻烦、惹人讨厌。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法律关注的是其行为对他人的冒犯，而不是因为私人生活中的不道德。重婚罪只有在以一种侵犯性或者伤害性的姿态出现，并且有可能破坏社会秩序时，才是能够被惩罚的。

“禁止重婚”在笔者眼里是一个“自我限制”。笔者认为每一个人生来都是有所欲望的，不断追更多的利益与欢愉[4]280。就如重婚而言，肯定是对先前的婚姻有所失望，并其自身渴望有新的婚姻能对自己在先前婚姻所受到的不满足进行慰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需要留意不可以超越界限，而这条界线仅仅只是不能对别人造成伤害。

三、法律强制道德的种类、后果及相关主义

（一）强制执行的种类

德夫林勋爵是一名持温和论论调者，且其主张也具有功利性质。德夫林勋爵一个关键陈述，即保持一个社会的道德对该社会的存在十分必要，如果我们把他的这种陈述解释为事实性陈述，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一个社会的维存对该社会道德的保持是不同的。

笔者认为惩罚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成为目的，我们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如果说惩罚是为了报复，那么则变相证明了这个社会的心理的变态。这个社会不是为了惩罚邪恶而存在，而是应该为了发展而存在。如果认为仅仅通过单一的惩罚来达到道德界层上的善良，那么这个社会必定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简单的价值思维观配上过于功利的心态，则这个社会注定会被淘汰。

（二）报复和谴责

斯蒂芬最让人厌恶的就是他的报复理论，即认为对罪犯的仇恨和怨恨是正当且“健康”的，同时应该对他们实行报复。他的理论建立在简单而又残酷的报复理论之上：对罪犯的惩罚之所以正当，是因为“仇恨的感情和复仇的愿望是人类本质中最重要的方面，他们应该通过公开的规则和合法的方式得以满足”[1]61。

作者认为：根据斯蒂芬脑海中虚幻的想象建构，他的论述有时候显得好像惩罚的功能与其说是报复，还不如说是谴责；与其说是去满足仇恨或者复仇的感情还不如说是对触犯者施以一种明确的谴责并且去“认可”他所践踏的道德。

笔者认为，对于已经伤害他人的行为适用惩罚必然无疑。但需要证明的是此时的惩罚只能说矫正而非报复。我们不应该将受惩罚的人当作一个恶人、罪犯，而是应该当作一个迷途者，惩罚只是矫正其错误行为、为其指引正确方向的一种手段。而对于未伤害到他人的行为，首先我们要尊重他的隐私；其次，若他自愿公布，但是其行为与实在道德相左，我们只能通过语言加以谴责，而不能运用法律强制力对其进行惩罚。若对于此，我们轻易地运用法律，导致的后果则是法律被滥用、职责被扩大，法律实际的样态则会亵渎了其本质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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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律；道德；冲突；协调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3-0188-02

1冲突问题来源于海因兹故事

1.1海因兹故事

在欧洲，曾经有个妇人患上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癌症，生命垂危。很多医生一致认为只有一种药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这就是本城的药剂师最近研发的一种新药。研发这种药的成本虽然为200元，但是药剂师乘人之危索价2000元。妇人的丈夫海因兹四处筹钱希望能够借到足够的钱来买这种药治疗妻子，但是最后仅仅借到1000元。海因兹迫不得已，没有办法只好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把药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账，没想到药剂师却说：“我研发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在深夜撬开了药店的门来偷药。

1.2问题的提出和对问题的分析

这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它反映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我们先看一下以下问题。海因兹应不应该偷药？海因兹偷药救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导致海因兹偷药的原因是什么？海因兹偷药虽然构成了犯罪，但是没有违背道德，应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处罚？

第一，海因兹偷药是为了救妻子的命，符合他自身利益的需要；药剂师卖药赚钱也符合自身利益的需要。针对这一点，为了各自的利益，海因兹和药剂师都没有错，也就是说两个人都是有各自的理由和原因的。第二，海因兹偷药尽管触犯了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但却是为了救人；药剂师虽然将趁机抬高要价，有些违背道德良心，但是并没有触犯法律。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条文，我们可以通过共同的协商和合理的程序来改变，而且社会中除了法律还有许多诸如生命的价值，全人类的正义，个人的尊严等道德原则。因此海因兹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在道德上认为海因兹有责任去救助任何人的生命。相反药剂师的乘人之危的行为即使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更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海因兹偷药这一违法行为。

2法律与道德产生冲突的根源

2.1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与道德的多元化的冲突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其本身的权威性、强制性决定了法律具有较强的预测性。此外，法律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只有这样才能适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但是道德规范并不具有这样的确定性。道德的动机隐藏于人性的深处。作为历史性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我们的需求极其复杂多样却又不断变化，因此形成了人的需求的金字塔层次。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又造成了道德动机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不同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行为的动机不同，同一主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道德行为的动机也会不断变化，道德动机已经无法转化为某种单一的机制。当今社会纷繁复杂、快速多变，因此法律的确定性、稳定性与道德的多元化发生了冲突。

2.2法律与道德规范的价值理念的冲突

法律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同样决定了法律追求的价值理念是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以及法律的明文规定能够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认可。当代法律的核心是以权利和义务紧密结合的调整社会关系和人的行为，即公民在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然而道德却不能完全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来实践，这是因为道德的多元化和以义务为核心的要求。因而当法律的普遍标准与道德规范不一致，冲突便应运而生。

2.3法律的移植与变革与道德的内容的冲突

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处于全面转型的时期，法律同样不能例外。由于法律的移植与变革，虽然带来了良好的景象，但是因为有意识的社会移植与变革也造成了与道德的冲突。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曾一度提倡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大同社会。平均主义的提倡者企图用小型的分散的个体经济来改造世界，试图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整齐划一的平均的手工业和小农经济，进而要求消灭一切差别，在各方面实现绝对平均。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平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平均主义抹杀劳动报酬上的任何差别，否认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3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如何协调

法律与道德二者虽然各有优势，但是都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法律与道德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若要很好地解决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二者的互补性的特点以便它们更为有机的结合。法律是道德的基础和依托，是使人们自觉守法、健全法制的重要保证。法律又是道德的具体化的表现，是道德的最低的限度。法律规范体现了人们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评价，法的公平正义原则恰恰反映了道德的愿望，体现了社会生活的道德精神和道德原则。同时法律是道德的支撑，没有法律的强大的后盾支持，道德的美好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因此要充分发挥法与道德的互补性，就要抓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环节。首先，在立法过程中要有一个准确的道德定位，但是这并不是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关键是道德在何种条件、何种范围以及何种层次上的法律化。这部法律是要调节哪方面的社会关系，保护哪些主体的利益。其次，不能忽视道德因素在司法方面的影响。在医疗纠纷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如果说出现了患者家属闹医院的现象，患者的行为已经扰乱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在这个时刻作为执法者的公安部门就应该本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精神，采取有效的措施对相关患者进行相应处罚，以维护医院的合法利益。最后，在守法方面，法律发挥实效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守法主体对法律的道德认同。社会中大多数人普遍认为医疗纠纷当中患者是弱势一方，因此理当医院来对消费者负责，并不管造成纠纷的原因和经过。将心比心社会民众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国家有必要对其加强守法道德的宣传，不仅使患者家属注意其行为方式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指导病患采取有效的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4解决法律与道德冲突对现实社会的启示

4.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应当考虑此种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官在裁决案件时只能以现行的法律为依据，不能仅仅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肯定导致法律一时之间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然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可以发挥其主观性来调整这种新生的行为现象。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的机制，因而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滞后，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以及道德的无力状态和被蔑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同样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4.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一部良好的法律表明法律要求包含某些道德价值，因而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复杂的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律是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南辕北辙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二者结合的有机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到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所以在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的问题时，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涵，巧妙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注入道德的血液进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总而言之，道德化的法律应当履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说教活动，法庭成了教育的场所。

4.3中庸之道-法治追求的品质

法律的真正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律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法官在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目的是彻底解决纠纷和平息诉讼。当代的法律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权威性，不可侵犯，人们必须要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温和的一面，比如法律要体现人道主义，法律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来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因为有这种强大的外部生理性的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主体时刻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全面否认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会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又会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发挥作用，否则一定会存在缺陷的，但是这种强制作用会使法律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和相对稳定。

参考文献

［1］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

［2］刘金山，蒋立山著.新编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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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德；利益；人性；思维

“课堂讲授有纪律，学术交流无”是对教师们授课的基本要求，作为教师我们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旗，明白无误地告诉广大学子，道德的应用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但过度的高大上讲法早已使这门课程饱受病垢，使学生们怨声载道，使讲授这门课的老师苦不堪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书中的语言属于官方语言，如何能够做到使书中的精髓内容通俗易懂，使广大学生能够容易接受，又符合社会发展的所需呢？就要从人性与利益的角度出发来释义。

一、道德的前提：人性的基本层次

在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代社会，谁也无法抹去人们对利益的渴求，因为利益不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它是人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存在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所以讲授这门课的基点，是要接地气，不否认人性中的基本需求，即不否认个人利益的存在，从而以此为切入点来解释道德，提高思想。只有这样，这门课程才能真正深入学生当中，才会真正起到思想航标的作用。

（一）人性是道德的前提

在人性中有善亦有恶，道德能否认人性的存在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人性是道德的前提，它不是路人甲乙丙丁，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忽视的东西，无论人性善与恶都构成道德。数千年前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今天依然是道德的基础，依然直指道德的发展，依然是夯实崇高道德的基石，依然有其现实而重要的存在价值。人性不同于天性，就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在天性中无所谓善恶，没有人是天生的好人与坏人。但长大之后的人却有百样，有好人与坏人之别，这就是人性本质的使然。

（二）利益是人性的起点

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时，曾经问过学生一个问题：“你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在什么时候？形成了什么？”大多数学生对这个问题没有自己明确的答案。也曾问“如何看待金钱等于成功”？少数学生的回答倾向性比较负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生们形成了比较负面的三观理解，把简单的金钱富有看作成功呢？也许是社会环境的因素，导致了人们思想的混沌。然而我们不能一概否认人性的弱点，即利益对人性的冲击。木心先生曾言：“群众没有观点。”所言极是，这如同利益一样，在人性中，人们对待利益少有观点，只有直觉，只有行动；就如同理想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的区别一样，理想中的我善良，现实中的我现实；也如《甄嬛传》中的甄嬛与《大长今》里的大长今，两人初入宫时都很善良，而到最后长今依然那么善良。那长今的利益诠释了什么？长今充分诠释了人性中的善，也是她追求的利益所在即善与正义；甄嬛变得比谁都会耍心计，这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利益，你说甄嬛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恐怕这个不能简单的下定义。但无论何种利益，都是以人性的选择为出发点的。

二、道德的基石：见利思义的二层次

人性是道德的前提，利益是人性的起点。无论人性好与坏，都是属于道德的范畴。如何扩大善道德，扩大道德的基石，抑制负道德，同时又能满足人们对利益的基本需求，这要求我们做到“见利思义”。“见利思义”与“见义思利”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只是我们已经过了那种只强调义，而忽视利的年代，充分尊重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与渴望，符合道德的发展规律。

（一）道德的见利思义

道德的见利思义，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正道德的中坚力量。“见利思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见利”同“仓廪实、衣食足”同属于利的范畴，而“思义”与“知礼节、知荣辱”同属于义的范畴，两者都是道德的调节范围。“见利”充分肯定了人们对利益的渴望与追求。“见利”能保障人们的基本需求，也能满足人们的更高追求。但如果只强调“思义”，过度拔高道德，忽视人们的利益诉求，道德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石。对待利益，道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因为道德是利益的基础，而且利益也受法律底线的制约。在日常生活中，要避免强调不讲利益，只讲道德的高格调言论，否则道德就如所谓的婚姻围城一样，不明就里的城外之人想冲进去,困于道德的城里人想逃出来。

（二）利益的道德教育

光强调道德，有没有副作用?钱钟书老先生曾言:“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发一场洪水,有时来一场瘟疫,有时就派个道德家下来。”这表明光强调道德也是有副作用的，过度强调高大上的道德，以致普通人达不到，就会导致人们对道德的背离，导致道德的崩塌。道德与利益的教育不是简单选择，不是舍利保义，这种单一选择肯定是不符合时宜的，二者是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我们要阐明道德的基础性，这是因为智慧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道德却是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所以看待利益，获取利益都要有度。同样，看待他人利益也不需要用放大镜，放大至无以复加，使他人本身利益的获取受到不应有的限制，受到道德的非理性禁锢。

三、道德的载体：厚德载物的三层次

如何才能“传递一种理念，启发一种思维”，使学生们能够在未来生活中找到“人性、利益、道德”三者之间的最佳契合点呢？“厚德载物”或许就是道德最好的载体。

（一）厚德与载物

曾有学生在我的思修课作业上留言：“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我的答复很简单：“厚德载物。”这个解读与通常的释义并不相同，而我只想表明一个观点，即你有厚德并不会吃亏。如果你有厚厚的德，就会给你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这种事例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如汶川大地震某凉茶的亿元捐赠，引发大众对该产品的疯狂购买，以至于出现让“货品下架”的另类购买说法。这是否是企业的“厚德”换来企业“载物”的直实写照呢？又如雷锋之所以被后人所铭记，不正是因为他的德之行。马克思曾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如何看待这句话，毫无疑问道德属于哲学的范畴，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充满着道德的痕迹，如一次让座，一个微笑都能温暖他人。这就表明道德哲学并不仅仅只是解释世界，也是完全作用于生活的。因为道德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是要实实在在落到实处的。生活中需要各种利，既有精神利，也需物质利。如何避免只物质非精神，这就需要我们做到真正看懂利、践行利的真正价值。利是改善生活的手段，而不应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改变世界。同样厚德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物质，也更加净化人们的人性与心灵，因为这种精神富足是物质富有所不能比拟的。

（二）道德认同的知与行

曾问学生：“你们希望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学生们的答案是如出一辙的，都希望生活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当中。然而在课堂上，我所讲过的某些观点，学生们会有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我说的，与他们现在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并不相符，甚至有同学直言，说我把社会讲得太过于美好了。对于学生的这种看法，我做出了如下回应：“如今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各种问题，但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也是不争的事实，你们认为老师讲得过于美好，过于理想，或许老师现在所说的某些话，你们可能都不太爱听，也不太相信。但在未来5年或10年后，你们一定会反复跟你们自己的孩子说，现在老师跟你们说过的同样的话，难道你们对这个会有疑问吗？你们能够对你们的孩子说这个社会如此怎么样现实吗？”我的反问式回答，学生们是无可反驳的，对于这点学生们也是高度认同的，这或许是我们能够给予学生们的最简单的讲解。然而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即如《捉妖记》中演员姜武的回答：道义我讲，但我不做。学生们普遍也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即学生们认同我所讲的，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或许不是单在思修课上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社会不良现象，也是社会共性。社会的改变不可能一朝一夕，然而我们要有信心它会改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有“最后一公里”的说法。老师与学生的距离只有一张讲桌，是更容易变成零距离的。但在现实中，就算老师走下去，学生们也不会有任何反应，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很严峻的问题。是学生从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听过了太多高大上的教育观点，而致学生们麻木不仁，还是社会现实使学生们已不再相信道德的价值，而只追求利益的存在，这始终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所应该直面的基础层面。如果不能关注解决学生心目中的这种困惑，再多的道德教育也只是说教，不会使学生们产生任何思考，更难于让学生们去相信与践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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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太白诗经[M].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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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康德　法哲学　法律　道德

一、康德理论中对法的释义

在康德的观点中，他肯定了社会契约论，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法存在的理性依据。他认为：法是一类人放弃其不受约束的自由而在宪法里追寻的安静的社会秩序。豍从康德对法所作的释义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康德认为“法律就是那些使任何人有意识的行为按照普遍自由原则确实能与别人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的全部条件的综合。”豎这个定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一）康德把人的外部行为作为法律追究的对象

现代法律认为，法律约束的是人的行为，而且对其规范的也仅仅是人的有意识的行为。对于在无意识状态下人们发生的行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比如：民法中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和刑法中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患有精神疾病或者无意识能力的人可以给予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

（二）法理学与法哲学在康德《法的行而上学原理》得到了很好的区分

法发的定义可以从法理学角度进行解读亦可以从法哲学层次的进行理解。康德认为：作为法理学理论的实在权利和实在法律体系，其科学范围包括一定的权利和原则。在法理学中不仅是立法理论，还包括法的社会性质、、法的主客体、法的内容（权利义务）。如果仅对法理学作实体性分析，就可以看出康德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同时，对现代意义上的法定义时正像卓泽渊教授《法学导论》一样，法是以国家意志作为其制定目的、以法律中包含的权利义务原则和思想为重要内容、其内在实质和外在形象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现代定义的法与康德的定义的法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印证上，缺乏哲学理论和抽象的解释，这也就是只把康德的法哲学划分在哲理法学派里的主要原因。

二、康德道德理论分析

康德关于道德的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形而上学”，也可以说是他的法哲学思想的灵魂。康德肯定德行伦理学说，他坚持认为道德具有纯洁性和严肃性。他认为：“一个人可以追求理想而生存，但是不能活在空洞的理想中，因为这不能称之为幸福。”在康德的道德理论中，道德是至高无上的，是一切价值追求的源泉，什么价值都要以道德为出发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西方其他哲学家远不及于康德的道德哲学观点。

康德在道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著名责任和意志的。首先他认为有道德的来源于于责任，一些行为如果仅仅以爱好或者是兴趣为出发点，其结果是没有多少道德价值的，甚至可能是一点都不存在道德的踪影。人应该作为一个具有理性且能够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将尊重道德法制看成是自己行为的动机，最好是赋予每个人以道德感。人的意志体现在现实中就是道德发展的动机。其次，“出于责任”在客观上体现对道德的遵循。豐道德规律是先天，意志来源于道德规律，且具有普遍性、必然性、有效性，这就是康德称之为自由规律的现象。康德认为道德规范是法律的根据。法律是在道德规律支配人的意识情况下的一种特定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与道德规律相一致时，法律乃善意的、合法的。在康德的命题中，责任连接自由原则和人的行为，责任是一个连接纽带。自由在责任的支配下不会成为虚幻。在上述观点基础上，康德著名的认为：“除非是愿意将自己置于大众的行为规范中，将约束自己的准则变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律，否则就不具备行动的意义。”这些分辨行为是善还是恶，是强制行为还是非强制行为。法哲学理论的发展乃至立法学的发展都深受意志原则影响，意志原则是“人为自己立法”的理性、自由主义法学强力支柱。康德的道德法则是这样实现的：在我采取行动之前，由我的自由意志来设想，如果我要采取的行动准则普遍化实施（也就是通过立法让所有人都执行）后会怎么样？在这里我的自由意志不能受到自私的欲望、外界强制（包括他人树立的道德榜样、道德格言或口号、甚至法律等造成的压力）、生理和心理状况（比如痴呆、精神病、恐惧等）等因素的干扰。也就是用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客观地考虑，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个准则行动后会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这个结果导致这个准则被取消，就是不道德的，如果可以存在，就是道德的。

三、从康德的法哲学角度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综述康德对法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分析，康德在法哲学独有的观念：他用道德哲学批判了法哲学中自然法学，道德哲学事以先天说学为基础的，同时也用实证法学进行了修正。值得强调的是，他研究开辟了法律与道德二者关系新的逻辑进路。

按照康德对社会分类的观点，最高层次的社会人的行为完全可以使用道德法则足足够用。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社会，存在这种理想意志的前提是排除任何外在的干扰。法律在进行评价时，对非善、不符合道德，甚至完全不道德的意志是否定的，对其在行为方式上可以分为违法犯罪、不道德但不违法等行为，从而依据行为的程度危害性来对行为人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罚。同时，作为一个自然人，人类本能的欲望或劣根性，很难排除个人意志的干扰，康德认为人活着的过程就是道德规律与个人意志不断作斗争的过程。道德规律就是自由规律，其目的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法律具有强制性的，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由，但是两者所处位阶不同。在理想社会不能达到的情况下，法律是社会安定的最佳保障，因为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意志支配自己的行为，必须给行为一个限定，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康德认为，法律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其方式是制约行为人滥用意志行为。在实践中道德法则可衍生为两个法则，一个是人的本体作为看作伦理法则来运用；另外一个是包含法律法则法则作为现象法则来运用，又包含个人的道德法则。区分道德法则做出后，康德进一步讨论道德规则的缺陷理论，如果单独使用道德规则，不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的生活，使人们的生活自由，有序，同时，康德也提出法律规则是指导人的行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康德认为：自由的规则是不同自然法则，其本身是道德法则。伦理法则是自由法则中关涉外在行为的理论，规定为我们行为的原则。一个与法律的法则一致行为，就具有合法性；一个与伦理的法则相一致行为，就具有道德性。前一种与法律的法则一致行为，可以理解为实践，后一种与伦理的法则相一致行为，可以理解为内心活动，它和意志活动的外部运用一样，都是理性法则所规定的。”

（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

在康德的理论中，法律不能简单的定义为法律制度，道德与法律，似乎是一个交织难辨的永恒主题。西方民谚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话套用过来就是“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其实，换个想法，两者的区别根源反映了当今社会下人们法治意识的觉醒。

从康德哲学的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法律和道德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1．管辖的范围不同。人的外部行为归法律管辖，因此人的外在义务是法律确定的义务。当然，内在的义务的要求在立法不能排斥。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着内在义务，是外界无法接触到的，法律上也无法做出直接规定。俗话说，思想犯罪并不是犯罪，只有在人作为或者不作为产生不良社会后果时，才能构成犯罪。现代法学理与康德的观念与是一致的。义务不同是法与道德的最大的区别，正所谓：法律是道德的最底线，道德是最高标准的法律。

2．立法的对象不同。人在社会生活中与其他人具有密切的联系，要完成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要不断与他人发生关系，通过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而道德可以运用人们的伦理观念阻止恶念，遵从社会秩序，道德可以指导人们行善积德。如在紧急避险的论述中，康德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法律与道德的巨大区别：他认为，紧急避险的本质是避免现实危险、保护较大合法权益。紧急避险的客观特征是，在法律所保护的权益遇到危险而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予以避免时，不得已损害另一较小合法权益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紧急避险的主观特征是，认识到合法权益受到危险的威胁，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目的，而实施避险行为。可见，紧急避险行为虽然造成了某种合法权益的损害，但联系到具体事态来观察，从行为的整体来考虑，该行为根本没有社会危害性，也根本不符合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不违法的行为不一定符合道德，很有可能破坏了对他人的义务。例如，最近在成都发生一个案子，大概是一对夫妇乘辆出租车，女的快分娩了，的哥发现这种情况就把他们赶下来了，男的苦苦哀求还是没用，最终女的在路旁分娩了，还好母子顺利，之后丈夫连拦了12辆出租车，让他们送他们母子到医院去，结果没有一个同意的。因为行业忌讳，出租车里不能见血，否则会带来晦气。后来是旁边的人打120才把她们母子送到医院去的，母子平安。现在我们不讨论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怎么样，假设丈夫在被赶下车的时候哀求不得，而孕妇马上又要分娩了，丈夫一气之下就用凶器胁迫司机，让他们送到医院，在丈夫的胁迫下司机勉强把他们送到了医院，司机没有受伤，或者在胁迫的周旋中司机受了点轻伤。在此时，丈夫的行为够不够成紧急避险。所以法与正义是否统一？这也是值得思考的。法律与道德间相互紧密联系：道德是最高的原则，法律是手段，是道德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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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斯霞（1978―），广东梅州人，广东金融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德育。

［摘要］道德叙事是中西方历史上都存在过的优秀德育模式，它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价值传递。在当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日益陷入枯燥说教的情况下，重新引入道德叙事这一古老传统，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递提供一种优良高效的模式。

［关键词］道德叙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德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037-03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19［本刊网址］ http：//省略

中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体系，过度重视道德理论的灌输与传递，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接受习惯与兴趣爱好，这让道德教育缺乏生动性和感染力，这种填鸭说教式的德育模式对受教育者道德养成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作为以培养大学生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加强大学生自我道德修养的基础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授方式一直是该门课程的教师们积极探讨的问题之一。

一、道德叙事概述

（一）道德叙事的含义

道德叙事是教育者为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和思想境界，采取讲故事的手段来传递丰富、鲜活的教学内容，从而潜移默化地来达到目的的一种教学活动和方法。其题材来源十分广泛，可以是寓言、神话、童话、歌唱、英雄人物、典故，也可以是教育者的自身经历或者他人的经历。人类古代的道德教育，无论是东方的《论语》、《孟子》，还是西方的《圣经》、《荷马史诗》等，都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进行的。它将人类最为朴素美好的道德价值观念通过故事的形式传递下去，激发人们内心深处最基本的道德遵从欲望。

（二）道德叙事的方式

1．道德叙事的题材。道德叙事作为一种古老的德育模式，有其特定的取材方式。其所阐述故事中的形象总是生动鲜活而全面，让人能够自觉浸润在其高尚道德情操的陶冶当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道德规范的传递，也是一个平等交流而非灌输与被灌输的过程，受教育者在其中所受的影响总是通过自觉判断而非死记硬背产生的。因为教育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道德叙事总是从生活中取材，通过适当的加工或拔高，让受教育者感受到道德故事中的人物就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当然，道德叙事的题材可以有多种，并非局限于生活中的故事，也可以是寓言、神话、童话、典故等，这类题材是对生活故事的提升与适当的神化，但其所要展示的道德规范总是贴近于人们的生活的，所以总能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2．生命叙事是道德叙事的重要模块。生命叙事是道德叙事方式中十分重要的模块，是道德叙事的主要应用形式之一。生命叙事就是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或生命中的某段历程进行叙说和诠释。叙事主体由于讲述的是自我或者对自我影响十分巨大的生命历程，因而在叙事当中总会倾注大量的情感，讲述的总是些值得追忆和反思的经历，并且总能够激发听者的强烈共鸣。听生命故事的人总是带有一种探轶别人生命历程的好奇心，渴望与别人分享生命历程中的种种快乐与忧伤。分享的过程也是价值判断标准产生的过程，听者通过对叙事者的讲述用善恶标准进行自觉判断，从而在善与恶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当然，作为培育祖国下一代的德育课程，所讲述的生命故事总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就算是消极的也应该是积极故事的反衬，是能够让受教育者从中自觉做出积极的道德选择的。

3．道德叙事主题的提炼。新品格教育者认为，听道德故事只是为我们达成品格教育的目标提供了某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现实化转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受教育者需要在建构故事主题的基础上理解故事的道德主题与寓意。因此，道德叙事在德育课程中的应用不仅是简单的讲述故事，所述内容还应该紧密围绕某一德育主题进行，让受教育者在感受道德故事的巨大感召力的同时，能遵循施教者的教育思维，达到实现道德教育的目的。主题是从故事文本中提炼出来的，是核心价值的体现。如果受教育者不能够从故事中自觉归纳出主题，则该道德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仍需要施教者进一步提炼主题，将主题与故事情节紧密结合，在适当的情节节点将主题展示出来，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

（三）道德叙事的作用

关于道德叙事的作用，詹姆斯•威尔逊认为：“道德故事以三种方式对我们产生影响：第一种是传递一种道德信息。故事传递的道德信息绝大多数都是因果论的性质，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故事鲜明生动让人经久不忘；第二种是激发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故事激起了我们体验他人承受的巨大不幸，或者体验他们取得胜利的喜悦，而这正是我们在日常环境中难以经历的。故事帮助我们体验他人的生活，唤起我们的热情，激发我们的道德情操；第三种扩展思想视界。故事扩大了我们的思想‘视界’，使我们可以超越时空，与人类的普遍性相协调。”

因此，道德叙事的内容大都展示着一种善恶皆有因果的论调，总是通过表现善的美好和恶的丑陋来引导受教育者自觉向善，培养善良的道德品质。其故事总是让人们在给予最基本的人性善恶判断的基础上，对更深层次的善恶做出自觉地扬弃，养成高层次的道德标准。这些故事能够激起人们内心行善积德的美好愿望，激发大家的同情心和怜悯心，唤起大家对社会道德的责任感和维护道德的使命感。道德叙事的题材总是取材于生活，有些经典的故事，经过一代代教育者的不断改编，十分贴近受教育者的接受空间，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让受教育者总是感觉到与自己的生活很相似，故事中的道德模范十分令人神往或亲切，是在演绎自己的人生历程，总能让受教育者在其中找到许多相似性，引起他们的共鸣，让他们在感受故事的趣味性的同时自觉扬善弃恶，总结出一些人性的闪光点供人生慢慢消化。

二、道德叙事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意义

（一）道德叙事应用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可行性

道德叙事作为一种德育模式，意味着德育从呆板走向鲜活、从填鸭式灌输走向言传身教。道德叙事提供了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道德行为样板，供受教育者在接受道德故事的趣味性的同时总结出应该遵从的道德范式，十分符合受教育者从感性认识中升华出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走向实践的思想认识规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课程的内容，是德育专家们根据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要求，结合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基本现实，总结出来的理性规律。而道德叙事则是通过叙事的方式将这些条理化的理性规律演化为一个个生动活泼的道德故事，重回到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感性认知上来。由此可见，道德叙事应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不光具有可行性，还将为该门课程的教授提供一种更为生动形象、更易为受教育者所接受的教学模式。

（二）道德叙事能够帮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摆脱枯燥

当前大学的道德教育，多流于形式化，学校不重视，老师也大多抱着应付了事态度，德育课堂形式主义泛滥，走过场成为了施教者和受教者的共同心态。如此下来，老师不用心教，讲课只是一个漫无目的的知识灌输过程；学生不用心学，学习课程知识也仅为应付考试，形成恶性循环，课程的开展就必将变得枯燥无味。所以，引入道德叙事这一生动鲜活的授课模式，通过选取富有感召力的、能激起学生强烈情感共鸣的道德故事，再适当运用课程情景设置等营造课堂气氛的手段，能将整个课堂的气氛从沉闷变为活跃、从枯燥变为生动，起到激发教师授课兴趣和学生参与积极性的良好效果。

（三）道德叙事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素质教育要求德育需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为本，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的综合道德修养。因此，目前教条灌输式的德育方法仅能够为应付考试提供考生和材料，完全不能满足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道德叙事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它讲述的是一个个生动的道德故事，把激发学生的兴趣放在第一位，是完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道德叙事不强制要求学生从故事中总结出教师要求达到的道德传授目标，而是通过讲授善的美好和恶的丑陋来让学生自觉扬善弃恶，充分尊重了学生的自主选择权。道德叙事通过讲述一个个古今中外鲜活的道德故事，将道德标准暗含其中，即起到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给学生的作用，又增长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见识，还提高了学生感知世界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将道德叙事应用到《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三、道德叙事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应用

作为解决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团结协作和心理健康等问题的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课程承担了十分重大的社会使命。因此，在教材编写过于注重理论编列、知识与生活存在差距的前提下，教育工作者应该努力让该门课程的教学不流于形式、课程内容不过于乏味、课堂气氛不陷于枯燥，师生互动频繁，学生所受的潜移默化多于知识性的灌输。

（一）道德故事的选取在引入了道德叙事这一鲜活的德育模式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应针对学生的实际心理，选取有感染力的、能够引起大学生情感共鸣的故事，如前文提到的生命叙事等。该门课程的教学，最终目的应该是达到价值观上的共享和认同。因此，道德故事表达的价值观念，是要能够为大学生所认同的价值观念，若将违反大学生基本善恶观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他们，则再优良的德育模式，也无法起到价值共鸣的作用。

（二）课堂气氛的营造

与其他课程相比，“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更需要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教学气氛，激发大学生的参与和互动，这是因为该门课程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体系，它不以培养大学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为目标，而是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其中，培养他们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健全的人生态度课堂气氛的营造，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进行。例如可以在课前就为该次课程设置一个前提，让学生们在该前提下对所要进行的道德叙事进行讨论，陶冶学生的情感，启迪学生的智慧，唤起他们主动学习的热情。教师还可以通过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情绪，来调动和感染学生的情感，“教师的教学情感对学生有着直接的感染作用，它能引起学生愉快的肯定的情绪体验，而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又是学生进行良好的学习的情绪背景，能使学生的情感与教师的情感在教学中发生共鸣”。此外，还可以通过设置情景模拟的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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