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鉴赏过程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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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情可鉴的可行性———“博观”、“六观”、“沿波讨源”

不过，刘勰不是简单的指出知音难遇的种种原因所在，他的论述也没有仅仅停留在“知音其难”、“文情难鉴”这些现象层面上，而是建设性的提出了一个相反的理论命题，即“知音”可遇，文情可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的论述了人们能够克服偏好，作出公正而全面批评的可行性。对此，刘勰提出了具体可行性的方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此处，刘勰对鉴赏者在品鉴作品时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至于如何实现这种要求，他提到两个方面:一是批评鉴赏者的修养，一是批评鉴赏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鉴赏者而言，首先应针对“圆照之象”，提高自己的修养，“务先博观”。所谓“圆照”，是指与偏好相反，能进行全面而合理的批评。要做到“圆照”，必先“博观”。所谓“博观”，则含有多积累、多观察、多体验的意义。鉴赏者还应摆正自身的态度，通过阅读考察大量文学作品及其情状，加以仔细的比较研究，摒除个人的爱憎好恶，评价作品不存私心，鉴赏态度上不带偏见，从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鉴赏者的修养和态度，是做好文学批评鉴赏工作的根本条件。但要解决“文情难鉴”的现实困难，最终实现“文情可鉴”，还必须有较为具体的途径可循。接着刘勰指出鉴赏者还应从六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考察来判断其优劣。其文曰: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一观位体，注重考察作品所采取的体制问题，见于《体性》篇;二观置辞，注重考察作品如何运用辞采的问题，见于《丽辞》、《比兴》、《夸饰》等篇;三观通变，注重考察作品的因革问题，即考察此部作品与前代作品有何承继关系，又有什么独创之处，见于《通变》篇;四观奇正，注重考察作品在奇与正两种表现手法上的表现，即如何“执正以驭奇”的问题，见于《定势》篇;五观事义，注重考察作品如何“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的问题，见于《事类》篇;六观宫商，注重考察作品的声律问题，见于《声律》篇。“这六个方面中，位体、置辞、宫商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通变、奇正、事义三者和内容有关，但又与表现手法有密切的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提出判断好的诗文作品有“六义”即六条标准，首列“情深而不诡”;在《附会》篇中论述作文的四要点，首列“以情志为神明”。他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六观”，主要着眼于形式与艺术表现，却没有直接提及“文”与“情”的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刘勰轻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其实，《知音》篇所谓“将阅文情，先标六观”，就是说若要了解文情，先得从“六观”入手，但又不是止于”六观”。《知音》篇又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他要求批评鉴赏者“披文以入情”。位体、置辞等六个方面，主要是就作品的形式和艺术表现而言，也就是作品的“文”;鉴赏者就必须通过“博观”，“六观”，循着作品的文辞去探讨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如“沿波讨源”，是“虽幽必显”的。所以说，刘勰在这方面并没有轻视作品思想内容的倾向。

二、创作者与鉴赏者的潜在交流过程———“情动辞发”、“披文入情”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这两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之间的逆反过程。刘勰强调文学鉴赏过程的实现要以情感投入为前提，这是非常独到的见解。诚然，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鉴赏，都是饱含情感的精神活动，而正是在这一契合点上，鉴赏者通过阅读与创作者也才有了潜在交流的可能。历史上众多的文学鉴赏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豪爽》言:“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边尽缺。”引文所载，晋朝大将军王敦与曹操一样，有着老当益壮的雄心壮志，故常常吟咏曹诗来宣泄一己之情怀。南宋文天祥读杜甫诗时，亦有同样的切身体验。其《集杜诗自序》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代为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至于刘勰将“知音”作为文学鉴赏活动的目的，强调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更是精到之见，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序》云:“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亦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意谓不能以杜解杜，也不能单从别人的诠释中领悟杜诗。揭示了鉴赏者与创作者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性。然而，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欣赏过程又是相区别的。就创作者而言，应先“情动”，有了思想感情，然后“辞发”，并把它体现在一定的文辞形式中;就鉴赏者者而言，首先“披文”，接触的应是作品的文辞形式，然后“入情”，通过它来领会体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是所谓“沿波讨源”。二者的过程虽然相反，但文辞形式这个要素对于创作者和鉴赏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必须凭借优美的文辞形式来表现思想感情，从而实现打动和教育读者的目的;鉴赏者只有仔细考察文辞形式，才能较准确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深度，最终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合理而公正的判断。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谈文学的创作问题，刘勰在《镕裁》篇就有所论及，提出了“三准”之说:“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所谓“三准”，是指写作过程中的前面三个步骤，也就是先假定作者已有了一定的思想感情，然后考察如何采取恰当的文辞形式来表现它。与“三准”说不同，刘勰《知音》篇的“六观”，是从批评者的角度来谈文学鉴赏问题的。鉴赏者接触的首先是作品的文辞形式，因此必须通过文辞形式来探求作者的思想感情。除了“六观”之外，刘勰还指出了关于鉴赏者的鉴赏能力问题。他说:“事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弃?”刘勰认为，能否真正做到觇其文而见其心，关键不在于作品的深奥难鉴，而在于鉴赏者“识照”能力的高低。所以他又说:“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样，刘勰便把鉴赏者主观方面的能力问题作为鉴赏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提了出来。正因为在文学作品和鉴赏者之间，鉴赏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他提出“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的问题。所谓“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是说由于鉴赏者“识照”能力不够，导致文学作品鉴赏中典雅深奥的作品遭弃，而平庸浅薄的作品却得以兜售的不良现象。在刘勰看来，这是由于鉴赏者修养、识见低下所致，因而他提倡鉴赏者自身鉴赏能力的培养。因为只有提高鉴赏能力，才能正确地进行鉴赏并且获得艺术美感的享受，也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充分显现出它的艺术魅力。至此，刘勰的《知音》篇为我们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一个包括创作者、作品和鉴赏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作者“情动辞发”是该系统的重要前提，鉴赏者“披文入情”是关键途径，“觇文辄见其心”则是鉴赏活动的最终目的。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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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学美术；国画教学；技法

中图分类号：G623.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190-01

美术是学生了解艺术、陶冶情操、提升素养的重要课程。国画历史悠久，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和中国古代美术的典型代表，是教师引导同学分享历史文化，积极参与本国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国画在小学美术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受制于传统的应试教育教学方式，不利于美术教学目标的实现和学生自身艺术技能的提高。国画教育往往以传统方法为主，内容单一枯燥，绘画技法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小学生创造性和艺术天性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小学生对国画的持久兴趣。如何将小学生国画教学与小学生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开发其潜能，发展和张扬小学生的个性，让他们画出能够充分表达其内心的、属于自己的画，从而让他们更广泛、深入地了解美术，提高自身的审美能力，成为国画教学实践中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一、结合实际，善于引导

教师在小学美术课堂教学中，需要根据小学生的心智特点及实际能力选择国画教材，初期以讲授小学生容易接受并能通过简单联系加以掌握的国画技术。针对国画知识中理论性较强的内容，需要教师注意转换成对于学生通俗易懂的语言实施教学。同时需要注重国画的审美性，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并考虑小学生的生活经验，激发小学生的积极性，拓宽教学内容，促进小学生发散思维，必要时还应考虑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二、体验美感，增强兴趣

教师利用简单的国画技法为学生展现国画的独特魅力，增强学生学习国画的兴趣。例如在国画课程开始前，教师利用画笔勾勒简单的水墨线条，形成学生所熟悉的动物图案，使学生感受到国画简约而不简单的文化内涵。又如，教师在绘画开始前为学生展示调和水墨的方法，引导学生进一步体验国画的独特美，勾起小学生对国画学习的兴趣，同时带领学生进行国画兴趣练习，使学生在兴致高昂时加以练习。

三、掌握技能，训练技巧

学好国画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教师应着重对学生进行国画基本技能的训练。首先是绘画中的握笔姿势，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手把手的训练以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这对于学生国画绘画的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其次是训练学生笔墨技巧，用笔技巧主要是创作中的毛笔绘画方法及蘸墨方法，用墨技巧则是需要教师指导学生在实践中观察不同墨色的差异及使用方法，并通过对比的方式使学生直观的感受到不同的笔墨技巧所塑造的国画艺术效果。

四、学会鉴赏，热爱国画

学会鉴赏是学生艺术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在小学的国画教学中，对国画的品鉴是更高层次的国画学习，美术教师在国画鉴赏过程中引导学生多学习历史上国画大师的作品，在欣赏中不仅开阔了小学生艺术品鉴的层次，增加人文素养，有助于提升小学生的审美水平和精神境界。不仅如此，对国画的鉴赏更是对我国民族穿透文化瑰宝传承和保护的重要途径，欣赏名家作品，提升小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豪感，由此更加热爱国画学习。

五、小结

国画博大精深，是美术教学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加强小学生国画教育，将会对小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想象力的丰富，形象思维的发达、创造能力的增强都有好处。因此，教师在小学国画教学中应根据小学生特点，发挥小学生的个性，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创新，让小学生热衷于学习和表现国画，并使其创新精神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得以升华。

参考文献：

[1]谭国恩.全球化背景下中小学中国画教学的现状与发展[D].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美术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S].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侯令.美术教育和人文精神的涵养[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李媛.小学国画教学初探[J].现代教育科学，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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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学是人学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但人们在论述时往往忽视文学的表情因素，本文从文学创作动机的发生、文学创作的过程、文学接受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强调了正是在富于表情性这一点上才使文学成为人学。

文学是人学，这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在阐释这一命题时，一般认为包括这样三个方面:文学是人写的;文学是写人的;文学是写给人看的。这三个方面能够论证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但笔者认为这样一种阐释没有突出强调“情感”这样一个最使文学具有人学特质的因素。无论是文学创作动机的产生、创作过程的进行、还是文学的接受以及文学社会价值的体现，都离不开情感的活跃，情感在整个文学活动中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首先是一种“情学”，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才成为人学。情感的指涉对象是人，离开了人就无所谓情感，所以文学作为“情学”也必然是人学。

一、文学的创作动机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情感

谈论文学活动，作家创作动机的产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文学理论研究者们曾作过多种多样的解答，至今仍无一致的结论，但无论其原因多么复杂，情感因素无疑是促使其产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创作动机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情感。《毛诗序》中这样讲:“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指出了情感对创作动机的催生作用。刘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以及“蚌病成珠’的说法，同样强调了情感对创作动机的催生作用。当代评论家钱谷融先生曾经指出:“一个作家总是从他内在要求出发来进行创作的，他的创作冲动首先来自社会现实在他内心所激起的感情上。这种感情的波澜，不但激动着他，逼迫着他，使他不能不提起笔来;而且他作品的倾向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朝哪个方面奔涌的;他的作品的音调和力量，就决定于这种感情的波澜具有怎样的气势和多大的规模。这就是艺术创作的动力学原则。”钱先生这段话十分明确地阐明了情感对创作动机的产生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当然，我们这里的“情感”不是狭义地仅指喜、怒、哀、乐等一般的情感反应，而是一种由生活促发、积淀的审美情感。作家在其生活当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当他的所历所遇迎合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时，他会产生由衷的兴奋，有一种表达喜悦、展示成就的冲动。当他的所历所遇不符合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时候，他会形成一种“心理缺失”，产生痛苦、悲愤的情绪，从而要不平而鸣，渲泄自己的压抑，形诸文辞，追求一种审美的超越，寻求心理平衡。这种表现喜悦和排遣悲愤的欲求就会形成一种特定情感，激发作家去展开形象思维，进行艺术构思，借助于一定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曹雪芹在《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中这样讲:“漫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说:“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缤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不独令观者感慨零涕，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正是人世沧桑的感悟、儿女情长的体味促使他们产生创作的冲动。

二、文学创作的过程是一种情感活跃的过程

刘碍在《文心雕龙·情采》中这样讲:“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列夫·托尔斯泰更是把艺术视作体验情感与传达情感的活动，他说:“艺术是这样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文学创作的过程说到底始终离不开情感的活跃。文学创作起源于艺术积累，而艺术积累中最重要的是情绪记忆。作家在进行日常的艺术积累时，一方面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一切，获得外部世界的材料，另一方面还要用自已的多愁善感的心灵去获得情绪心境的聚积。在熟悉和把握周围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性人物的同时，还要十分细致专心地倾注于自已的内心情感世界，随时随地张开爱憎分明的情感之网，去捕捉人物身上和自己身上的情感信息，把深深激动了自己的人事情景，连同自己那神态独特、方式各异、色彩多样、力度不一的情感表现贮存起来，形成情绪记忆。夏中义先生在他的《艺术链》中说:“除手记外，作家主要是靠记忆来储存素材的。作家对素材的记忆不象背数理化公式或外语单词那样冰冷，而会伴生一种明显的情绪氛围。回忆不仅将作家带到当时、当地的往事里去，而且还会在这往事背景上抹上一层契合主体感受的情绪底色:忧郁的淡紫，恐惧的血红或令人羞涩的浅绿……有时发觉自己竟瞬间惜了，再记不清青梅竹马时小恋人的姓名，若干细节也淡得象一缕融人碧空的烟云，但决忘不掉那朦胧的面影和童贞时代的圣洁初恋。素材中的情绪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比表象记忆留下的痕迹更深刻。”作家在创作当中，会在特定情感的导引下，调动相应的情绪记忆，融人艺术形象。

作家在创作欲望的驱使下进人艺术构思，他在构思当中是始终处于特定情感笼罩下的，这种情感也就是促使他产生创作的冲动的情感，虽然它一开始是模糊的、难以言说的。正是在这独特的情感状态下，他才有可能产生灵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定情感是灵感产生的基础。在这种情感状态的笼罩下，作家调动自己的情绪记忆，把自己幻化为笔下的艺术形象，展开充分的联想和想象，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形象当中，从而使形象具有了情感感染力。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中谈到明清感伤文学思潮的时候，这样评说《红楼梦》:“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语，大概也还有语千言要说，因此，本书倒不必给这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奇瑰多留篇幅，总之，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上述具有深刻根基的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升华。其实，正是这种思潮使《红楼梦》带有异彩。笼罩在宝，爱情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啃叹么，”由这段论述我们再回想一下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慨叹，显然可以看出，曹雪芹在构思当中是始终处于感伤情感笼罩下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情感状态下，作家才塑造了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节，从而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情感感染力。

作家艺术构思的过程是一个形象思维的过程。在思维中，情感起着一种导引和催化功能，从而使作家展开充分的联想和想象。在特定情感的导引下，作家在记忆中捕捉一个个可以酝酿成形象的感性细节，然后在那情感基调的感染和润泽下，沟通各种审美心理形式，驾驭为情感所陶醉的想象去构建有机完整的审美意象。作家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传达特定审美情感的过程。巴金曾经这样描写他三十年作时的情景:“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象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巴金先生正是在这情感的驱使下展开形象思维把那种悲愤和压抑融铸在其艺术形当中的。在艺术构思当中，情感不但是思维的动力，同样也是思维的主要成分，完美的艺术形象是在作家情感的汁液中浸透了的，所以曹雪芹才有“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慨叹。

三、情感感染是文学接受和文学价值实现的必由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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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课本中的文学作品教学强化形象思维训练

文学作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汇集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语文课本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的基本教材。

1.利用小说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比如：在讲授《守财奴》时，我向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概括葛朗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学生通读课文之后，头脑中就会勾画出一个嗜财如命、贪婪吝啬、专横冷酷、虚伪狡诈的守财奴的形象。久而久之，学生既领会了艺术形象的感染力，也训练和培养了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2.利用诗歌教学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语文教学中善于运用比较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鉴赏力和形象思维能力。比如虞世南的《蝉》，骆宾王的《咏蝉》，李商隐的《蝉》，都是唐代托咏蝉以寄情的名作。但是这一形象在不同作家的笔下又有不同的内涵。虞世南的《蝉》表达出诗人对自身内在品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自信，这与当时唐太宗屡次称赞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的写作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利用写作教学训练发散思维

发散思维是创造性思维的基础。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思维是从给定的信息中产生信息，其着重点是从同一的来源中产生各种各样的为数众多的输出。”

1.多方面选材

让学生围绕同一命题或中心，从不同的方面去选择不同的题材，力求选材新颖、与众不同。这种训练既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又能培养学生的聚合思维。比如以“欣赏”为话题，可以有如下立意：

从实立意：欣赏山水风物，欣赏楼台亭榭，欣赏诗词歌赋，欣赏渔歌村笛……

从虚立意：欣赏激情，欣赏闲适，欣赏过去，欣赏未来，欣赏创造……

肯定立意：欣赏是一种自我创造，欣赏是一种感动的过程，欣赏是一种人生历练……

否定立意：欣赏不是一种被动接受；欣赏不是走马观花……

纵向立意：欣赏力的提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不懂欣赏到学会欣赏，从体验欣赏之乐到领悟欣赏的要义……

横向立意：欣赏不是孤立存在的，欣赏与许多能力联系在一起，比如欣赏与学识，欣赏与趣味，欣赏与风俗……

2.多形式表达

引导学生对同一内容采用多种形式的表达方式，以求构思新、表达巧，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在写作顺序结构安排上，可采用顺叙、倒叙、补叙、插叙、先分后总、先总后分、先因后果、先果后因等多种形式。在语言表达上，可运用不同的句式、修辞，生动自如地表情达意，写出自己的“活语言”。

三、利用自然科学类或社会科学类的文章培养学生抽象思维的能力

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也属于创造性思维类型。正如文学作品是形象思维的产物，科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则是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的产物。语文教材中部分科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论文（主要是议论文、说明文），即是培养学生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的可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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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课 语言运用 学习效果

一.思想政治课中语言积极运用的必要性

（ 一）.有助于师生间的情感交流

教师在思想政治课堂中运用好语言，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解知识点，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例子。这样一来便可以调动课堂的气氛，能够感染到学生投入到课堂的学习中来，以达到学生在知识上和情感上与教师产生共鸣，这就会大大提高学习效率。思想政治课中教师对语言的积极运用，还可树立教师个人独特的教学个性。在讲授过程中，能够营造出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这样的思想政治教师也更容易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也会有着促进作用。

（二）.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课堂美育功能

美育是在对自然社会和艺术鉴赏过程中，通过情感活动的体验、判断、选择和创造，培育正确地审美观点，提高对于美的鉴赏能力和创造、培养正确地审美观点，提高对于美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教育。而思想政治课正是一门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科。是一门以美为中心的教育学科。思想政治课堂中，教师对语言的积极运用是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教师可通过自身生活丰富的语言和有创意的提问来使学生体验到课堂的快乐。教师还可以运用语言上的引导，使学生对抽象的知识更易理解，是枯燥的知识变为具有美育性质的人生经验。

（三）是其他教学设备工具所不能代替的

思想政治课堂中教师对语言的积极运用是教师教学的技能和技巧，它也反映了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效果。教学语言是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提炼出的精华，是教师教学的基本功。尤其是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注重对学生的启发教学，提高学生的觉悟，从而改变学生的观念，影响学生的行为。所以无论现在教学手段多么丰富，多么科技化。都不能代替思想政治课教学语言的作用和地位。

（四）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思想政治课在新课程改革下，反对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强调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身心的发展，反对“繁、难、偏、旧”的教学内容，强调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使学习更多的与生活相联系。这便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不能仅仅是紧扣教科书，更重要的是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做到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而思想政治课教师的语言的积极运用便显得尤为重要。思想政治课语言要丰富多彩，体现时代色彩，又要通俗易懂，富有幽默性。这样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培养出全面发展的素质型人才。

二.思想政治课堂语言积极运用的有效对策

（一）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思想政治课教师不仅要把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更要把教育作为一份事业。并且要热爱这份事业，要求自己不断进步。充满热忱的投入到课堂的教学中，以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的教学语言进行讲授，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思想政治课教师还要善于与学生进行交流，沟通。平日里要多关爱学生，对每一位学生负责，承认学生间的个体差异。而教师对学生的这种爱自然会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教师教学语言的积极运用。可拉近师生间的距离，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思想政治课教师应该加强个人修养和个人魅力。教师平日里的言谈举止、待人处事、品格涵养等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学生。尤其是课堂上教师的教学语言，它会直接传达给学生，如果教师不具备良好的个人修养和个人魅力。便不会受到学生的喜欢。也就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形成。思想政治课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品德修养和审美上的教育。要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思想政治课教师在课堂上运用丰富、严谨、生动和与时俱进的语言，抓住了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并给学生以良好的道德示范。

（二）提高教师科学文化素养

需要思想政治课教师在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积累和扩展专业性知识。要对基本原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有广泛而又准确的理解。这样才能在课堂上展开灵活的教学。思想政治课教师还要学习和掌握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这样更有助教师展开教学，实施因材施教，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

（三）加强思想政治课教师语言运用能力

教学语言要精炼。思想政治课教师要简明扼要的表达出基本原理、难点和重点。对学生已知的或不重要的知识点到为止；对学生不了解或重要的知识要恰到好处的讲解。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善于诱导，紧扣教材，言简意赅。从而有利于学生的智力发展和学习效率的提高。教学语言要符合科学性，富有教育性。教学语言用词要准确，不能模棱两可。思想政治这门学科更是如此，它的基本概念、原理、观点很多，都有严谨的科学性，因此绝不能含糊不清。教学语言要富有逻辑性。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语言运用要前后一致，上下承接，首尾呼应。还要将书中的知识点串联起来。这样学生便能层层深入的学习，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学语言要有节奏。思想政治教师要根据教材的内容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来控制语速和语调，要做到快慢得当，高低适宜。教学语言还要抑扬顿挫，这样可以调动课堂气氛，使学生受到情感上的感染，乐于接受教师所讲。语言要充满感情。首先表现为思想政治课教师对学生充满感情。其次表现为在讲授的过程中，教师要充满感情的讲解教材。

（四）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思想政治课传统的教学观念导致思想政治课成为了枯燥无趣，为应付考试而存在的学科，因为思想政治课本身的原理就有些抽象，加上教师不重视知识与实际生活相联系，所以造成了这种局面。所以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学语言上，多运用生动活泼、轻松自然的话语，要在教学中与学生产生共鸣，让学生多获得真善美的智慧。思想政治课教师不要只拘泥于课本上的内容。应做到与时俱进的灵活教学。并且要由居高临下的讲授转变为对话式的平等教学。用生动的语言去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用热情的语言去启迪学生的智慧。最终使学生达到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张铭红.于清泳 文学性语言在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期刊论文]-潍坊教育学院学报 2010（3）

[2] 曾岭平 幽默艺术在思想政治课上的运用[期刊论文]-文教资料 2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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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的《文心雕龙》包含的美学思想，是“龙学”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开拓的领域。本文论述了刘勰对美的本质、审美原则和标准、审美感知等问题的认识；对刘勰美学思想研究中的不同见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对刘勰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美美感方法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博大精深，历来被认为是我古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自60年代以来，“龙学”研究者开始从美学角度对《文心雕龙》加以研讨，开掘其中深邃的美学思想，成果显著，遂使这一当代显学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另有些问题则有待深入开掘和拓展。这里谈谈个人的见解，补苴罅漏，故名之曰“发微”。

一

对美的本质，作为一种美学思想是必须首先加以界定的。刘勰一方面从宇宙本体论出发，认为美就是“文”，而“文”则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作为“道”的一种形式原出于“自然”。这就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又从人类中心说出发，认为美是作为万物的中心的人创造的，“文”作为心灵的显现原出于人。这就又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美的主观性。同时，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美划分为三种范畴，即自然美、人文美、艺术美。从宇宙本体论出发，他认为自然美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人类中心说出发，他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带有主观性；而人文美则是天人合一的产物，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这就是刘勰对美的本质的认识。

对自然美，他认为这是先于人类，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它不是精神的产物，而是自由自在的。《文心雕龙·原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在他看来，天地、日月和动物、植物即天下万物都有它美的形式，它不但不是人工所为，而且为人的创造所不及。这种认识源出于老子的“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荀子的“王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一类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对人文美，他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人文美是与人类的生成所俱来的，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之美，天与地之间出现了人，也就有了人文之美。《文心雕龙·原道》：“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文之元，肇自太极。”

在他看来，天、地、人是所谓“三才”，即构成世界的三种本质因素，而人在三才之中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精华所在，是有性灵之物。人有性灵，便会有语言文字借之以表达思想感情，这种用以表达思想感情的语言文字就是人文之美，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认识源于《易传·系辞》所表述的宇宙生成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太极”。如果我们把“太极”理解为一种精神实体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与前面所说朴素唯物主义也不无内在联系。或者可以说刘勰朴素唯物主义的美学观中不无唯心主义成份，客观唯心主义的某些观点中又不无唯物主义的含理内核。

至于他把人文美与自然美合而为一，相提并论，则是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观点，《庄子·齐物》说：“天地与我并在，万物与我为一。”这种物我同一，人与天合为一体的境界为最高境界的观点，即天人合一的观点。既然天人合一，那么人之外的自然有其美，人也有其美，人文美也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然美。这也是合乎逻辑的推论。刘勰把人文美等同于自然美虽然不尽科学，但人体之美，语言文字之美说它具有客观性也是不无道理的。其实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人体自身也是一种物，不过是属别于“无识之物”的“有心之器”罢了。

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美，他从人文合一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美是人的创造，人具有这种创造能力和需要这种创造也是很自然的。《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情采》：“若乃综述性灵，敷写气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在他看来，人受之于天而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种种情感，人与外界相接触或受到某种刺激，就会有所感发，通过不同形式的感发来表达思想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也即人文合一的观念，它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他还认为这种性灵的抒写就是一种美。显然，如果说《文心雕龙·原道》所说“文之为德”之“文”指自然更美，“人文之元”之“文”指人文美，那么这里的“立文之道”之“文”就是指艺术美了。而且艺术之美既包括文学之美的“辞章”，也包括美术之美的“黼黻”和音乐之美的“韶夏”。它们都是人的创造，而人之所以能有这种创造性，则为“神理”所支配。这“神理”便是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由天道自然的宇宙本体论而天人合一，由天人合一而人文合一，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

在对刘勰的美学思想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勰论美的出发点是“心”，美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产物，就此提出，在《文心雕龙》中“‘心’是美的内核。”〔1〕与此相近的观点，还有人认为“刘勰把感情视为艺术的本源，灵魂和血液。”〔2〕这种观点似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我们肯定刘勰把艺术美视为人的创造，但同时也肯定刘勰把这种创造的本源归之于客观世界，这在前面的阐述已清晰可见。那么，如果把美或艺术美的核心、本源仅止于艺术家的内心或感情，那就不仅不符合《文心雕龙》的本意，而且无异于把刘勰对美的认识归之于唯心主义的一派了。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二

美学原则和审美功能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对美学原则，刘勰认为创造艺术美尤其是文学之美应当以圣人为楷模，以经籍为典范，象他们的作品那样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即自然和谐之美。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在《原道》之后设《征圣》，《宗经》的本意。《文心雕龙·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人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文心雕龙·宗经》：“致化归一，分教斯五，性灵熔匠，文章奥府。”这就是说，追求文学之美就应当向圣人学习，应当以他们的《诗》、《书》、《礼》、《易》、《春秋》这五经为典范。它们的创作原则都是一致的，作品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又要有华美的语言和巧妙的表达方式，此乃金科玉律。《情采》所说“文附质”，“质待文”；《才略》所说“文质相称”，“华实相扶”也都是此意。完美统一亦即“自然”这美的最高境界。

对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刘勰提出了“六义”说和“六观”说。《宗经》“六义”是：“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这里的“情”、“事”、“义”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感情深厚而不做作，事实具体而不虚妄，观点正确而不诡诈。

“体”、“文”主要是从艺术形式方面提出的标准，即文风简炼而不繁冗，语言华美而不靡丽。“风”则主要是指作品在社会中能产生积极的教化作用而不致造成思想混乱。《知音》“六观”是：“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位体”是谋篇立体，“置辞”是遣词造句，“通变”是继承与创新，“奇正”是新奇与雅正，“事义”是选材与用典，“宫商”是平仄与韵律。这里包括了文学作品的诸多方面，既有题材、主题问题，又有语言、风格问题，乃至创造方法问题等，刘勰对审视文学作品考虑得是非常全面的。

现在的问题是，对“六义”和“六观”到底什么是审美标准或批评标准，过去曾有些不同的看法，学术界引起过一些争议。郭绍虞和罗根泽等人认为“六观”是批评标准，赵盛德等人沿用此说。而陆侃如、牟世金等人则提出异议，认为“六义”既是刘勰对创作的要求，也是论文的六个批评标准。“六观”则是需要考察的六个方面。后来牟世金又在《刘勰论文学欣赏》一文中说：“六观，不过是从六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方法，而不是六条衡量优劣的标准。”“‘六观’就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3〕马白进一步指出：“‘六义’是刘勰所主张的文艺批评标准。其中‘情深’、‘风清’、‘事信’、‘义直’是政治标准，‘体约’、‘文丽’是艺术标准。”〔4〕如何看待这一分歧？我们肯定《宗经》“六义”是批评标准，也可以说是审美标准，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总体来看，它主要是从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要求的，所指艺术范围也更大些，而不是就文学作品的鉴赏与批评来谈的，所以它出现在总论《宗经》之中。然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就此来断言“六观”与批评标准“毫不相干”，因为刘勰在《知音》提出“六观”之后，紧接着就说：“斯术既形，优劣是矣。”这里的“术”固然可解释为方法、方面，那么，这里的“形”也不可忽视，“形”即表现。因而，这两句话就应当疏解为：看看这六方面的表现怎么样，作品的优劣也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作此疏解，刘勰所说“斯术既形”的本意就不能说无涉批评标准，因为人们常说的“这方面的表现怎么样”本身就是标准，自不待言。只不过是“六观”主要从读者鉴赏文学作品这个角度看问题罢了，所指艺术范围也狭窄一些。

如果我们再在内涵上把“六义”和“六观”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它们存在着一致性，即都强调了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中来要求和衡量文学作品，都强调了艺术的和谐完美。不同之处在于“六义”突出了作品的思想情感和社会效果问题，而“六观”则补充了创作方法（通变）和艺术风格（奇正）方面的问题。综观“六义”与“六观”，它们与前面所提审美原则是一致的，不过是在和谐统一这一美学原则下所派生的具体命题，“六义”侧重于创作方面来谈，所指范围大些，“六观”侧重于品评方面而言，所指范围小些，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刘勰的审美标准和批评标准。

对审美功能，刘勰很强调文艺的美感作用，认为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文心雕龙·征圣》：“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文心雕龙·宗经》：“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文心雕龙·程器》：“禽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刘勰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教化，表彰功德，修身养性，乃至军事都贵于有文采。特别是人文关系，文章因人的德行产生，人的德行又借文章以流传。所以孔子在文、行、忠、信四教中，把文放在首位，足见它的重要。

三

美感是美学中在研究美这个对象而外，需要研究的另一个对象，美感研究包括研究审美活动中的感知、移情、联想、思维及情感等实践活动内容。关于刘勰的美感论以前人们论及较少，一般都以为在刘勰所处的时代，对美感这一较复杂的美学问题还难以从理论上加以把提。我们认为，虽然《文心雕龙》中并未提到“美感”一词，“美感”只是在近代我国译介西方美学著作时产生的一个概念，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文心雕龙》并未论及有关美感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实际上，对美感接受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审美的认识过程，美感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等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都有所论及，只是尚未运用“美感”“审美”等现代美学概念罢了。刘勰美感论的基本观点主要反映在《知音》、《神思》、《物色》、《总术》、《养气》等篇目之中。

美感的接受基础包括人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等。生理基础即人的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一切感知、认识和理解，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美感自然也不能例外。感觉器官是我们产生美感的窗口。从这个角度来说，感觉正是产生美感的源泉。没有感觉器官也就无所谓美感。感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美感的第一步，它还有待于深入到人的内心，即实现对美的心灵观照，从而成为特定的思想感情，这便是美感的心理基础。刘勰《文心雕龙·养气》说：“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就是讲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美感的心理基础不仅是生理基础的高级阶段，而且是生理基础的依存条件和原动力。马克思曾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杂，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5〕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处论及创作和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的这种关系。他这样论及创作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神思》：“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刘勰认为，文学家作为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而后才能萌发创作冲动，而文学家之所以能对客观世界产生美感，首先要借助于感觉器官，即“物沿耳目”，“目既往还”，通过听觉和视觉捕捉、接受客观世界美的信息。舍此，无所谓美感，也无所谓创作。同时，刘勰还认为，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还需要上升而为审美的心灵观照，即“神与物游”、“心亦摇焉”、“心亦吐纳”。这种心灵观照也就是现代美学所说的“内在感官”或“黑箱装置”对客观世界所存在的美的深层感知。如果说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只是知觉到客观世界的现象，那么通过心灵观照所构成的则是审美意象了。

他这样论及艺术鉴赏中美感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心雕龙·知音》：“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文心雕龙·总术》“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刘勰认为，无论对自然美、人文美还是艺术美的鉴赏，美感的产生也都首先起自作为生理基础的感觉器官，即“目”、“视之”、“听之”，舍此，无法进入鉴赏过程，美感也无从谈起。但在鉴赏中感觉器官的审美感知同样有待于上升到作为心理基础的心灵观照，即“心敏”、“味之”、“佩之”，通过心领神会，通过咀嚼和把玩，才能真正触及美的意境和真谛。无论在艺术创造中还是在艺术鉴赏中，刘勰认为生理基础和心理基础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在敏锐的洞察力和较高的审美情趣。

美感在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中都有一个心理过程，即审美认识过程，只有通过这一过程在创作中才能构成艺术形象，在鉴赏中产生审美愉悦。审美认识过程是复杂而微妙的。刘勰对此也有形象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泽方美。”

刘勰认为，在创作中创作冲动由客观世界美的事物所引起，文辞这种美的表现形式则产生于作家由美的事物所激发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美感表现为“物——情——辞”这样一个心理过程。而在鉴赏过程中，审美主体首先接触到的是文辞，由文辞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唤起作家所体验过的情感，由此而认识世界。在鉴赏中美感表现为“辞—情—物”这样一个相反的心理过程。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对由审美鉴赏所唤起的审美愉悦，即“深识鉴奥”“欢然内怿”。刘勰引用了《老子》中的两段话来作比喻，一是第二十章中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一是三十五章中的“乐与饵，过客止”。这两个比喻形象而恰切地说明了艺术鉴赏中的审美。

在美感的心理过程中离不开移情和联想。所谓移情就是审美主体把情感外射到与“我”相对立的“物”上去，使审美主体的情感也为外物所具有，即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刘勰对这种移情现象也有生动的描述。《文心雕龙·物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文心雕龙·神思》：“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刘勰认为，“情”本为人类所有，自然物无所谓“情”，但在审美的心理过程中人的情感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转移到物上。譬如，无论春暖花开之日还是秋风萧瑟之时，都会牵动人的感情，在观赏自然景物之际把自己的特定情感象馈赠那样赋予自然物，自然物引起自己的兴致又象它对自己的酬谢一样，通过心与境的交融达到了物我同一。再譬如，富于情感的艺术家，登上高山似乎山都化作自己的情，面临大海似乎一望无际的海面都洋溢着自己的情。只有通过这种移情才能创造出美的意境，假若置身于良辰美景之中无动于衷，泰然处之，也就不会有美的创造。

所谓联想就是由此一事物而想到彼一事物，由彼一事物又想到相关的其他事物的审美想象，通过这一桥梁构成的以少总多，以一统万的意象。对此刘勰也有论及。《文心雕龙·物色》：“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刘勰认为，诗歌的艺术美的创造正是在移情的基础上，通过无穷无尽的由此及彼的联想，才能构成具有美学意义的意境。其实这也就是在现代美学中所说的艺术想象或形象思维。

美感有其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审美成为全人类的活动，使艺术创造和艺术鉴赏在人与人之间沟通起来，但美感又有其差异性，它使艺术创作五彩缤纷，也满足了人们在艺术鉴赏中的不同需求。刘勰论美感的共同性已如上文所论，它是全人类相通的“性情之数”，即人的共同生理和心理所构成的客观规律，亦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刘勰还注意到了美感的差异性。《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刘勰认为，由于美感的差异性不仅创作会有不同的风格，鉴赏也会有偏爱和异趣。

四

刘勰的美学思想在我国6世纪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可谓独步当时。对其后的美学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后来的中国古代美学论著所难以企及。先进的理论成果总是与先进的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文心雕龙》美学成就的取得与刘勰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方法论分不开。

早在50年代范文澜就已指出：《文心雕龙》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学方法论”〔6〕。60年代刘永济也认为，“彦和此书，思绪周密，条理井然，无畸重畸轻之失。”〔7〕70年代杨明照也曾盛赞“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而后王元化、马宏山人也都就其方法论有所论及，但专门进行探讨的论文还较为少见。80年代马白的《论〈文心雕龙〉的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及《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两文则是以新的科学方法探讨《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的专论。他认为，“从方法论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条红线便是朴素的初步的辩证思维方法。正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不仅使全书结构严密完整，而且分析剖视鞭辟入里，思想闪闪发光；也是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引起中国美学史第一次历史性的转折，从而使《文心雕龙》独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占踞极其重要的地位。”〔8〕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大胆而有见地的论断。还有人认为，刘勰的方法论是“折衷”思想：‘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确实是贯穿于《文心雕龙》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要求看到事物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方面，并且把这些方面统一起来，而不要只孤立地强调其中某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采取‘折衷’的方法，使得刘勰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比较全面，客观的。”〔9〕如果这里的“折衷”并非指不偏不倚调节过与不及的“折中”，而另有深意，那么，“折衷”也就是其辩证思维方法的一种含意。

总体来看，辩证思维方法是《文心雕龙》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方法，也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文心雕龙》的辩证思维方法表现在刘勰论美和文学的各个范畴和命题之中。诸如美与丑、道与文、心与物、情与采、文与质、通与变、古与今、奇与正、形与神、风与骨等相对范畴及相关论断，他都能够“撮举同异”（《明诗》），“左右相瞰”（《熔裁》），“会通合数”（《体性》）“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附会》），即把握它们的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具体来说，诸如文学活动中的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文学风格的异同关系，创作方法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等等，他都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来加以考虑和阐述。

例如就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鉴赏与批评的。《文心雕龙·知音》：“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这里一方面谈到作品本身的复杂情况，即文体的驳杂，内容与形式的诸多方面结合等；另一方面又谈到读者的复杂情况，即人们审美情趣和学识见闻的差异等。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复杂情况造成了鉴赏与批评的见解多异，因而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样也就避免了片面性。

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刘勰是这样论述作家创作的决定性因素的。《文心雕龙·体性》：“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这里刘勰视文苑为一整体，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局部，文苑的整体是由每一个作家的作品所构成的，所以出现了丰富多彩而又五花八门的局面。同时，他又视每个作家为一个整体，每个作家的创作又由他的才、气、学、习这四个局部因素所决定，所以出现了风格各异的作品。这样就把问题看得很全面了。

对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关系，刘勰是这样阐述情与采的关系的。《文心雕龙·情采》：“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郭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刘勰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剖析，首先看到了它们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接着指出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性作用，这样就使人们对作品的构成有一个全面、透彻的认识，而且在论述中，他把理论与意象的对立统一起来，给人以十分生动形象的理解，不可不谓手段高超。

再如《通变》中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则从历史的纵向阐述了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刘勰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在不同角度上，不同层面上展开的，而且有其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

五

刘勰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对儒、道、释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并在汲取它们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美学思想自然也受到儒、道、释的深刻影响。如儒家的天人合一，以意逆志，共同美感和论自然美等，道家的天道说、辩证法思想等，对此前贤已有所研究，但对其美学思想方法论渊源的研究却有待深入和拓展。

关于刘勰美学思想方法论的渊源，60年代刘永济就曾指出：“其思想方法，得力佛典为多。”〔10〕而后，杨明照也认为“他那严密细致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受了佛经著作的影响。”〔11〕王元化和马宏山等人则对此进一步指出是受了佛家因明学和“中道”论认识论的影响。这一点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但其说憾在阐发欠详。我国南朝佛教盛行，梁武帝曾推尊佛教为国教，而佛学中的因明学在当时的哲学领域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方法论。古印度在公元5世纪由哲学家无著和世亲汲取了重逻辑和认识论的正理派的学说而构成的因明称为古因明。古因明继承了正理派的五支作法来进行推理，五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合（应用）、结（结论）。6世纪古印度的陈那及其弟子将古因明发展而为新因明，新因明推理用三支作法，三支即：宗（论题）、因（理由）、喻（例证）。比起五支作法更为简捷明了。如：“宗”为某处有火，“因”为发现了烟的缘故，“喻”为若是发现了烟就会有火，象厨房等处。这“喻”、“因”、“宗”，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形式逻辑所说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所组成的三段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演绎推理方式，它的特点在于通过中项把大项和小项联系起来，从两个前提必然地推出结论，它反映了事物属与种之间的包含关系。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正是古因明学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历史时期。刘勰在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十余年，精通佛典，自然也就谙熟因明，运用自如，这也就必然使《文心雕龙》说理合乎逻辑，部类分明，严密细致，有条不紊。

另外，佛门的“中道”说也使刘勰的理论不偏激、不片面，做到他所说的“圆照”、“圆览”。佛典《大智度论》卷四十三：“常是一边，断灭是一边，离是二边行中道，是为般若波罗密。”佛门的“中道”论认为，“常见”和“断见”都是偏执一端的，只有离开“常见”和“断见”二边而取中道，即看到事物的迁流无常和又相续不断，才能把握真谛。这其实与儒门的伦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中道”或“中庸”相暗合。

在《文心雕龙》中对因明和中道的运用，可以说俯拾皆是。《原道》中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便是明显运用因明所作的演绎推理。《序志》“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便是对因明学中属种关系划分的运用。正因如此，所以全书在整体上“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至于“中道”论也是贯穿全书，《序志》批评“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却又不无自负而自信地说，“岂好辩哉？不得已也”。那么，他不同于他人的立论方法就在于“弥纶群言”，“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衷”。但是，他又并非不偏不倚，骑墙式地“折中”，而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同地，理自不可同也”。其“中道”的核心还在“势”与“理”。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方法论的第二个来源是以《周易》为宗的儒、道、玄各学派中的比较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对此一来源，80年代之前人们关注不够，专门研究甚少，范文澜和王元化等人对《文心雕龙》继承《周易》中的某些观点，曾有所提及，但尚未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加以评说。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首辟此说并加以探求，他说：对刘勰而言，“蕴含于《周易》、《老子》、《庄子》等典籍中的儒则是他辩证思想的重要渊源。”〔12〕该文从刘勰分析文学现象本身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指出了他对《周易》中“分而为二”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考察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勾勒“变动不居”的思想方法的运用；从刘勰辨别文学发展史的轮廓，指出了他对《周易》中事物的异同，深入揭示艺术思维规律，建立完整的文体论，指出了他对《周易》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思想方法的运用。这些都是颇为深刻的。关于“分而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除贯穿于刘勰的文学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和批评论中而外，似还应补充上：刘勰对创作与鉴赏、批评中的主观因素的辩证思维，即对主观因素的对立统一问题的分析，也是运用了“分而为二”的观点与方法。关于主观因素中的对立，《周易·系辞》：“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创作风格的不同时，认为由于作家“才”、“气”、“学”、“习”的不一，“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四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在《知音》中分析鉴赏与批评中的不同见解时，认为“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一切情况都是由“分而为二”的方法推演而出。关于主观因素统一方面，《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运用此法，刘勰在《体性》中分析不同创作风格的相反相成时，认为“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在分析鉴赏与批评中又需有大体一致的标准时，他于《知音》中又认为，“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这“衡”与“镜”则是它们统一的一面。只有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中主观上的对立与统一，才能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创作与鉴赏、批评，这其实也就是《周易》中的“分而为二”。另外，刘勰对儒、道、释、玄的认识，也是把握了“见仁见智”和“殊途同归”这两面的，因而能有一个空前透彻的看法。

六

我们认为《墨经》中墨家的形式逻辑应当是《文心雕龙》方法论的第三个重要来源。这一点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墨家的形式逻辑大体分为六个部分：明辩，言法，立名，立辞，立说，辞过。所谓“明辩”，《墨子·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异同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云云。“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的标准，否则无是非可言；“明异同之处”即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事物中，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他把“同”分为四类：“重同”即二名称一实体，“体同”即部分在全体之中，“合同”即共同组成为一集体，“类同”即以类相从而同。“异”也分为四类：“二”却二必异，彼不是此，此不是彼，“不体”即不由“兼”分出，不连属之体，“不合”即不同所，集合的范围不同，“不类”指分属各类。“察名实之理”即考察名与实的关系，概念与对象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之，“明辩”讲逻辑的对象意义。

所谓“言法”，《墨子·非命上》说：“言必立仪”，“言”是立论，“仪”是法度。确立思维的两大原则，即理由原则和同异原则。理由原则是“立辞必明其故”，同异原则包括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等。《墨子，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这是同一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保持自身同一。《墨子·经下》说：“彼彼、此此与彼此同，说在异”，这是矛盾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是A又是非A。《墨子·经下》还说：“合与一，或复否，说在拒”，这是排中律，大体如我们所说在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思维形式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总之，“言法”是讲思维规律。

所谓“立名”，《墨子·小取》：“以名举实”，即通过下定义来确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他把“名”划分为三种：达名，即范畴；类名，即普通概念；私名，即单称概念。至于下定义的方法，《墨子·大取》又划分为三种：“以形貌命者”，“以居运命者”，“以举量数命者”。确定概念的外延离不开对概念的分类即属、种划分，《墨子·经下》：“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这就是说要把同一属的事物划分为若干种。总之，“言辞”是概念论。

所谓“立辞”，《墨子·小取》：“以辞抒意”，即联合两个概念来反映事物的本然的联系，属判断论。所谓“立说”，《墨子·大取》：“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即演绎推理。“故”类于因明之“因”，“理”类于因明之“喻”，“类”类于因明之“宗”。《墨子·经下》：“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即归纳推理。所谓“辞过”则为谬误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墨家的形式逻辑之处也贯穿于全书。如关于“明辩”中的“明是非之分”，即确立是非标准，刘勰论创作与鉴赏、批评所确立的《宗经》“六义”和《知音》“六观”即是非标准。“明辩”中的“明异同之处”，即把握同在何处，异在何处，《序志》所说“同之与异，不屑古今”的方法就本源于此。再如关于“立名”中的属种分类“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唯是”，《序志》所说“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把天下文章分为“文”、“笔”两属，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又各分为20种，每种里又有子目，如《明诗》中再将诗分为四言、五言、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十分细密。“立名”中的“以名举实”下定义并以实加以说明，《序志》所说“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即是此法的运用，刘勰在论及每种文体时都首先下定义加以规范，并例举典型篇目加以说明，如《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再如“立辞”中“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演绎推理，《物色》所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即是此法的运用。“立辞”中“在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的归纳推理，《比兴》中“宋玉《高唐》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比貌之类也；贾生《鹏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即是对此法的运用。

刘勰的美学思想及其方法论都空前地达到了时代的高度，它不仅对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体系也有着重要意义。而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决不是它的终结。（收稿日期：1995年12月2日）

注释：

〔1〕胡学远，赵伯英：《“心哉美矣”》，《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易中天：《刘勰论美的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3〕牟世金：《雕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4页。

〔4〕〔8〕〔12〕马白：《美学纵横论》，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52、306、310页。

〔5〕《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44页。

〔6〕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31页。

〔7〕〔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页。

篇7

关键词：戏剧人物；角色；内心世界

中图分类号：J812.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29(C)-0213-01

儿时的我就对戏剧特别酷爱，对黄梅戏更是情有独钟。由于自己的不断追求与探讨，终于在1986年，我考取了江苏省淮阴市戏剧学校黄梅戏表演专业。

提起黄梅戏，不得不提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先生。先生一生饰演过无数个黄梅戏角色，也留下太多经典剧目供后来者学习、研模。在戏校学习时，老师就曾对先生做过专门的讲解，并且要求我们以先生为榜样，努力吸收黄梅戏的艺术精髓。于是就刻意寻找有关研究先生艺术特色的论文研读，以期找到最佳学习途径。

已故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在谈到严凤英的表演和唱腔时说：“严凤英的表演和唱腔，贵在具有真实的感情，她的唱腔、眼神、身段、脸上的表情，举手抬步，一举一动，一声一腔，充满人物的真实感情，正是因为有情，才能感人，才能抓住观众。她表演悲痛时，自己流泪，观众也流泪；她表演快乐时，自己喜气洋洋，观众也跟着欢乐。一个演员，如果只知在舞台上做戏，干巴巴地表演和唱，是抓不住观众的；反之，像严凤英这样的演员，演任何一个角色，既能出戏，又能出情，才能算上一个受观众欢迎的演员！”

梅大师的一席话，点透了严凤英表演艺术中以“情”字贯穿始终的最主要的表演特色，也为我学习黄梅戏找到了方向。在校四年的学习生涯里，我主攻青衣花旦。我的启蒙戏就是黄梅戏的看家戏《天仙配》。在这部戏里我扮演的剧中人物是主角七仙女。从老师发剧本的那天起，我就认真地研读剧本，认真探究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力图让自己与剧中人物合二为一，以期达到最完美的境界。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是的，通过我的不懈努力，我达到了预期目标，从第一场到第六场，我都能够充分地把握所演角色七仙女的人物性格特征，喜怒哀乐，一颦一笑，都做到恰如其分。特别是“路遇”以及“分别”这两个重要场次，我更是恰当地把握了七仙女的内心世界，让全场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的发展高低起伏，欢喜悲伤，以至于演出结束，全场爆发出雷鸣般掌声。我知道这掌声就是对演出的肯定，也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促使我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如何才能塑造好剧中的人物形象，并对角色赋予恰当的情感表现。通过多年的舞台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认真研读剧本，深刻体会剧中角色的内心世界，才能在演出时游刃有余，取得成功。

从戏剧学校毕业后，我回到盱眙县黄梅戏剧团。在剧团的日子里，我先后扮演了众多的戏剧角色，如《桃花梦》中的公主；《女驸马》中的冯素珍；《牛郎织女》中的织女；《春香传》中的春香；《罗帕记》中的陈赛金；《一文钱》中的杨氏；《红丝错》中的大小姐留月，以及去年参加全国黄梅戏第五届艺术节的《梦雪》中的母亲……在饰演这些角色的时候，由于我先期就把剧情分析的非常透彻，角色内心世界揣摩的非常精准，从而在演出中得心应手，也就能做到把每个角色都刻画到位而传神。我塑造的舞台人物形形、各具神采，而要塑造好这些形象，必须对所演人物的性格、感情深入开掘，并转化为舞台动作。在塑造舞台人物形象时，我抓住角色的性格基调，注意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运用“情绪记忆”与角色融为一体。这里，我是从一个“情”字入手，认真体会角色的感情，揣摩角色的内心所想，再加上自己的创造和想象，把角色在舞台上活灵活现的演了出来。

作为一名戏剧演员，我认为我们除了在唱腔艺术方面要精益求精，在舞台表演上同样也要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就应该对自己所演的角色认真揣摩，要力求让自己她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让人难忘，形成了自己“细腻真实、”“形神兼备”的表演艺术特色。从艺二十四年来，我通过不断学习戏剧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舞台实践，让自己的业务技能得以逐步提升。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黄梅戏演员，我得演技受到了观众的肯定，我也由此在全国黄梅戏第五届艺术节上荣获了殊荣――本届艺术节最高奖项――黄梅金奖。

篇8

1　艺术思维概念的界定

艺术思维是指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过程中人脑所进行的思维活动。艺术家在制作过程中，对生活进行观察、体验、分析，并对所取素材进行选择、提炼、积累，孕育成意象，最终形成较为完整、成熟的艺术形象，这就是进行艺术思维的过程。

广告审美的思维方式隶属于艺术思维方式，从广告作品的设计到广告作品的欣赏都必须有艺术思维的参与才能完成整个审美过程。

艺术思维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能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和人格追求，以美恰情，净化心灵和情感，提高审美需求层次，使人格趋于完美。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学校教育长期忽视艺术思维教育。又或者是在艺术思维培养上的方法、方式还不够合理，造成许多大学生情感单一。艺术修养低下的状况ⅲ。大学生艺术思维能力急需提高，该论文仅谈谈系列广告设计作品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在培养艺术思维中的作用。

2　对广告艺术形象的认识

形象是艺术反映生活的基本形式。口在我们生活之中所熟悉的视觉形象有绘画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电视、电影中的艺术形象，摄影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以及各种类型设计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等。广告设计作品中所塑造的各种广告艺术形象区别于一般绘画、摄影、电视、电影中的艺术形象，主要在于广告艺术形象符合广告美学的特性。它具有双重价值，即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作为广告美学来说。它是一门实用美学，广告设计作品通过塑造具体的艺术形象来传达广告设计者所想要表达的抽象概念或者说广告创意，所以广告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必须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正是由于广告艺术形象的实用价值，使得她更贴切我们的生活，更能够引起它在人们心中的共鸣。我们可以注意到不管是小孩还是成年人。对于自己喜欢的广告艺术形象总是铭记于心，例如“南方黑芝麻糊”中所塑造的怀旧艺术形象：“耐克”系列广告中所塑造的运动、活力形象等，这些优秀的广告艺术形象深刻的印入了人们的内心。而系列广告较之于单则广告作品更具有感染力，观者对广告的体会也更加的深刻，在本论文中以绝对伏特加为例来谈谈系列广告艺术形象的塑造在培养学生艺术思维能力上的一些想法。

3　绝对伏特加广告艺术形象分析

绝对伏特加经典的瓶形设计成为其品牌图腾，广告也围绕其延展开去。所有的绝对伏特加广告可以分为四种大的类型：其一是与世界文化的完美结合。虽然该品牌诞生于瑞典。但是设计者们不拘泥于本国，而是放眼世界，将融合世界文化作为自己重要的营销理念，所以成就了世界文化广告，让消费者通过绝对伏特加的广告就能领略到世界各国独特文化与风景。

作为纽约城市地标之一的布鲁克林桥连接着布鲁克林区和曼哈顿岛，其桥洞在图1中已经被换为伏特加酒瓶的形状。这座当年世界上最长的悬索桥，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钢材建造的大桥，曾被誉为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后的第奇迹和工业革命时代全世界七个划时代的建筑工程奇迹之一。它伴随了纽约200多年的发展，它是纽约市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见证。

其二是与广泛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从绝对伏特加第一则广告至今，广告中所展现的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应有尽有，油画形式、插画形式、摄影形式、涂鸦手绘形式、线描形式等等 。通过风格迥异的艺术表现形式所塑造出的艺术形象也让人目不暇接，耳目一新。

其三是与时尚流行风尚、音乐的结合。正如图5中将绝对伏特加经典酒瓶造型与爵士乐演奏中的典型乐器——小号结合，利用人们不自觉的通感想象能力。将视觉、听觉和味觉巧妙而自然的融合到一起。

其四是与人们生活细节的结合。艺术来源于生活，绝对伏特加将生活之中的各种细微之处融入到广告创意之中，通过人们非常熟悉的生活情节来打动、感染消费者。正如图6中经典酒瓶与香木缘(法语：柠檬)的结合。利用高光塑造酒瓶形象，酒瓶与柠檬形象的结合，让人们一看到广告就感受到绝对伏特加酒中那种柠檬ⅱ感的清晰与醇香，

4　由绝对伏特加艺术形象所得出的教学启发

在绝对伏特加数千件海纳百川，不断出新的广告作品中能够得到很多培养艺术思维的启发，

合理利用绝对伏特加系列广告形象来进行艺术思维培养不仅在引导和扩充学生内在图示上有比较好的效果，同时在培养学生艺术思维中的想象能力上也有我们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想象能力包括知觉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之前我们谈到感知是整个艺术思维过程中的基础要素，有了敏感的感知能力，丰富的内在图式，就需要想象能力将眼前看到的种种具体形象通过情感的融人进行重新融合塑造，从而满足进一步的审美需求。在绝对伏特加系列广告中设计者们给观者展现出他们超强的想象能力，通过运用多种创造性艺术设计思维方法，塑造出千变万化，充满奇特想象空间的艺术形象，每一则广告新颖独特、让观者浮想联翩。总结起来广告所运用的想象艺术设计思维有：发散思维、收敛思维、逆向思维、联想思维、多维思维。这里我仅以“绝对自由”这则广告为例进行分析。

在“绝对自由”这则广告艺术形象塑造中运用了“联想思维”的方法。作品中用监狱的窗栏形成一个类似于绝对伏特加的酒瓶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否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个窗栏形成的形象就是“绝对伏特加”的酒瓶，就必须是建立在之前的感知培养环节之上，只有通过“绝对伏特加”系列广告教学，学生对该品牌以及品牌图腾的瓶子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之后，才能更有效的进行想象能力培养的这一环节教学。这种由眼前事物所产生的想象就是知觉想象，在知觉想象中，我们能明显看到“内在图式”的基础性作用。

创造性想象的产生，是由广告整个创作表现手法来实现的。首先从视觉上来说，由铁栏形成的铁窗位于画面的顶部，视觉的立足点定在铁窗之下的位置，形成一种仰视的视觉效果，这是一种监狱囚徒的视角；其次铁窗周围斑驳的石墙，铁窗内的压抑、禁锢让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监狱。从监狱酒瓶状的铁窗望出去，是广阔的天空和一轮明亮的月牙，看到这皎洁的月牙作为中国人来说情不自禁就想到远离自己的亲人。由此，监狱压抑、苦闷的感受与窗外宽广、自由天地的感受形成强烈对比，让学生在感情上产生对自由、解脱、思乡的创造性想象。广告的创意正是希望通过人们对自由、亲人的想象，来表达出对绝对伏特加的渴望正如罪犯对自由和亲人的渴望一般。

篇9

关键词：书法；意象；艺术构造；意象构造

Abstract：Calligraphyuseslinesasthemainexpressionofvisualarts，andimageexpressionisitsmaincharacteristic.Calligraphyimage，conveyedthroughtheartisticstructure，ischaracterizedbytheconnotationofcreatingimagetoconveymeaningandofexpressingmeaningwithouttoomuchemphasisonimage，andbylogicaldirectionofnaturalnessandhumanity.Calligraphyimagestructure，asacomplexprocess，isintroducedbrieflyfromtwoaspectsofcreationandacceptance.

Keywords：calligraphy；image；artisticstructure；imagecreation

一、书法中的意象表达及其艺术构造性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书者，如也(或若也、或也)”。如什么呢?兹摘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数则：“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1]81-8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评》曰：“《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石门颂》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元燮造象》如长戟修矛，盘马自喜。《曹子建碑》如大刀阔斧，斫阵无前。”[2]822-823汉蔡邕在《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3]6元郑杓认为蔡邕的“象”就是“意象”。姜澄清先生也认为这指的是“创作者心中应存其意象”[4]71。“形者象也，势者意也。”韩玉涛先生对书之势做如是说：“势就是风骨，势就是境界，势就是意象”[5]110。由“书——如——象(像)——意象”的逻辑推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书者，如也，如意象也。

书法之所以具有意象性首先在于其载体——汉字本身的象形性特征。我们知道，汉字是由图像符号转化而来的，在早期的书法作品如甲骨文和金文中，还能隐约看到古人造字的图画性特点。但若据此认为书法意象性仅由汉字的象形特征决定就不够全面了。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指出“由象形变为不象形，是字体演变过程中最容易觉察到的变化。在整个古文字阶段里，汉字的象形程度不断降低。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本来大都很像图形。古人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它们逐渐改变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这可以称为‘线条化’。”[6]28公认的最具表现力的书法形式则是最为简化的行书、草书，这也说明了书法的意象绝不仅是状物拟态的模仿，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内涵。而作为意象性另一端的“意”也并非文字本身的释义。举例来说明，中国的文字书写具有双重意象。第一层意象是对事物的写征意象，属字的本意。如“劓”，《说文》云：“刑鼻也，从刀。”这是相当古老的一种鼻刑，刑始于兵，这种酷刑应是古老的征战中以割鼻报功演变而来。“劓”字的本意，给人是一种残酷的意象。然而作为书法书写出来的“劓”字，其字形的另一层意象则可以让人感觉到，左右偏旁的繁简疏密之间，就像一老一少相持而立，相安和谐。而书法的艺术意象就在于这第二层意象，这是书法艺术的象外之意象。文字书写之所以上升为书法艺术，是这第二层意象性在起决定作用。

可以看出，书法意象不是由汉字本身的象形性和表意性单独构成的，而应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构造结果。即是说书法意象是由创作者的主体投射，书写过程中的形式表达和欣赏者的联想和对作品背景的反观共同构成的。正如杨小清先生所说的“艺术虽不是客观的，但也不是主观的。艺术是‘类’的客体主观性在AB投射中由C的‘虚化’规则定位的，这是艺术存在的极其重要的属性。”[7]41书法意象正是这样通过作者、作品、欣赏者三位一体共同构造，并受时代审美趋向和艺术规则影响而形成的。所以书法意象的形成不是死板的、具体的，而是变化的、虚化的，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由主客观相互交汇作用产生的审美体验。

二、书法意象表达的逻辑指向

既然把书法意象的形成看做主客体双方共同构成的审美过程，可以将书法意象表达的逻辑指向归结为以下几点：

1.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象的内蕴

中国书法以“意象”论书的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易》学思想和道学精神上。《周易·系辞》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道德经》的第二十一章上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作为表意、表象的文字其文化指向是最初的意，作为表现文字美的书法恰恰通过合理的表达将这种美表现出来了。

古典书论中，最早将“意象”二字并提的是唐开元时期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瓘，他在《文字论》中说道：“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动。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拿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蟉盘旋之势。探彼意象，如此规模。忽若电飞，或疑星坠，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如观之，欲其骇目惊心，肃然凛然，殊可畏也。”[8]211他认为以翰墨构成的筋骨神情，足以体现万物之精魄，已将书法的意象表现性表达得相当完整。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一文之首指明“象”与“意”的关系：“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应当指出，书法中如“万岁枯藤”、“千里阵云”之类的自然物象，不是再现自然物之形，而是自然物象意态美的写征。亦是说，书法表现的是自然客体的情趣。可见，书法中象有可见之象，如笔墨线条的特征；有不可见之象，即通过可见的笔墨在特定语境和条件下以联想、通感的方式生成的象外之象。意，则书法所表现出作者的主观情绪、神情和意志。书者的心情、情趣不可能直截了当或者一目了然地展示给欣赏者，而是通过艺术作品之象来“暗示”书者之“意”。意象二字一隐一显，一本一用，概括得完整而精准，成为书法创作和赏评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2.书法意象的自然取向

晋卫夫人的《笔阵图》，其中将汉字基本笔画以自然物态之象表述出来，如横似“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其他如“陆断犀象”、“百钧弩发”、“万岁枯藤”、“崩浪雷奔”、“劲弩筋节”，均是以自然之象比拟书法，成为后世书法理论的一大特色。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写道：王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其飞白体“犹夫雾觳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9]135这其中“有天时意象，有景观意象，有人物意象，有色彩意象，有声音意象，有香味意象，有肤觉意象……”[10]115-116书法作为艺术表现形式必然是人类追求自由，渴望窥见自然变化奥秘的手段，因此以自然之象喻书或是由书想到自然之象，都如马克思所说是“对自我本质力量的确认”的表现。3.书法意象的人文取向

“若而书也，修短合度，轻重协衡，阴阳得宜，刚柔互济。犹世之论相者，不肥不瘦，不长不短，为端美也……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为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为尚也。”[11]313骨肉、筋骨、肥瘦等是人们最初用人体意象类比论书的范畴，也是常见的方法，如“颜筋柳骨”是也。书法中人的意象美，也在由表象到内在的发展。由此推及杨雄的“书，心画也。”三国钟繇《笔法》：“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法美的赏鉴本身就体现了古人对自己身体的认可与欣赏，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自然美的顶峰是动物的生命美。而最高级的动物美正是人类形体的优美。”[12]188对由人创造出的文字以美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书法给以人体美的类比不能不说是古人确认自我的自信显现。

书法意象的人文取向还表现在人的气质品味由书法作品中的反观。姜夔说：“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攲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13]393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觉得：王僧虔书如王谢子弟，奕奕有一种风流气骨；萧子云书，心胸猛烈，锋刃难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羞涩不真；袁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退缩……

三、书法意象的构造过程

1.创造过程中的意象构造

首先是意在笔先的构思过程，王羲之所谓“意在笔先”的“意”，“并不是指某种抽象的道理，而是指具有艺术完整性的构思成果，也就是在形象、理性和感情相统一基础上所构想的具有完整性的艺术形象”[14]290。作者在创作之前一定会对作品的整体风格、技法选择、气势风韵等作出一个全面的构想，在脑中形成一个整体化的形式，并在纸上臆想出结果。然后是创作过程中的具体操作，不谈具体技法，从空间构成上看，主要是对空间块面的分割。如果把书法创作看作用黑色的颜料在白纸上作画的话，整个书写过程就是以长短、粗细、浓淡不同的黑色线条将白纸空间块面分割开来，造成疏朗、紧密、浑圆、尖峭的不同空间块面，这种黑白对比的空间构成是形成书法意象的物质形式，对于审美意象的生成有着重要作用。最后是创作过程中的调整、安排，这可以分为创作中和创作后两个阶段。创作中的调整主要指对章法构成的安排，这其中涉及阴阳、刚柔、动静、疏密、巧拙、浓枯、畅涩等一系列对立风格技法的调和、转换。其目的是要达到古人所说的中和的审美要求。创作后的调整是指物化形态的变换、调变，如纸质书作的装裱、石刻、木刻等，这些形态转换对书法表现效果将会产生新的作用，如装裱产生的立体化效果，挂于壁上的可视效果，石刻的凹凸效果，经风雨残蚀的金石(这是非主观性的，但其拓本可以算作再创作的作品)效果都将对书法意象的生成造成影响。

经由以上几个步骤，书法作品被创作出来，它的物化形态之中蕴涵着作者及其所处时代、社会的风格特征与审美取向，这些都将沉淀为书法意象的内质，伴随着欣赏者的发掘而显现为艺术化的意象。

2.欣赏过程中的意象构成

普通欣赏者面对一件书法作品首先想到的是它的内容，即它用文字表达的那些词句是什么。这是不为专业鉴赏家和书法家本身所肯定的，因为书法不是写字。虽然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内，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是不分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古人欣赏书法是从实用性角度出发的，否则为何成篇累牍的书论以形象化的词句赞美书艺，而没有哪个称某位书家书写清楚、工整，便于识别。事实上到了文字成熟以后，书家们所孜孜以求的恰是突破篆隶那种对称、规范的书写风格，因而行草书成为最便于表达书法家个性风格的书体，过于规范缺少变化的书写则动辄被给以“如排印板”、“状如算子”的诟病。可见欣赏者首先应关注的应该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对于书法作品的形式欣赏是一个由总到分再由分到总的过程。先是整体观照，可以见到所书作品的大小，是何书体，字数多少，风格特征，这一步骤能使我们得出整体的评价，即书作是刚是柔，是雄强是秀俊，在心中生成或威武将军或罗绮美人的人格形象；或雷霆闪电或微风拂柳的心理感受。接下来细赏作品，可以见到字的大小对比，长短安排，虚实映衬，方圆变化，浓枯调和，章法上的起承转合，疏密穿插……这一过程具有历时性，如同欣赏音乐和舞蹈，当音符传至鼓膜，动作映入眼帘，触动心灵，唤起美感，但前一音节与动作将不再复现，仅是作为完整作品的一个环节和作品本身不可分割。这时的欣赏者看到的将是流动的意象显现，或如壮士扼腕，或如美人含羞，或如狮子搏象、或如鹤游碧霄，总之作品随欣赏者活了起来。最后还是会进行统观式的赏析，但这时的观照不同于最开始的，经过前两个程序的欣赏者已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带动、感染，不自觉地将那一系列美的感受回味，回头再来看作品，真是满纸活物，无需通过目光的移转整幅作品已动了起来。当然受欣赏者文化修养、见识阅历等因素的影响，每位欣赏者的构造结果不会完全相同。但可以共通的是通过联想与通感对书作中的自然物象特征与人自身生命力量的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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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黑格尔.美学(1)[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篇10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