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赤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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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据统计,法国年人均光顾医疗机构14.8次,每年有1300余万人次住院治疗,约占全国人口的22%。1995年,法国人均医疗支出12000法郎,年人均向社会保险机构报销医药费20次。法国用于医疗方面的总支出为7820亿法郎,其中69%由社会保险报销,约5400亿法郎。
医疗保险制度构成和承载方式
法国医疗保险是其12种社会保险之一。它主要分为三种主要保险制度。第一种是基本保障制度,由医疗保险组织起草。据2009年底的统计,基本保障制度所惠及的人数已经接近5700万人,相当于法国总人口的89%。基本保障制度主要对抗五类风险,即疾病、生育、伤残、死亡、工伤或者其他职业病。它是改善人口健康状况的一种有力管理手段,能在加强健康保障系统工作效率的同时,调整健康及医疗的支出改革。
第二种是农村特保制度,由法国农业社会互助组织管理中心起草,辐射所有农业及矿业劳动者。
第三种是个体医疗保障制度,覆盖艺术家、商人及其他自由职业者。
此外,还存在针对特殊行业、特别工种的医疗保障制度,如法国国家铁路公司的医疗保险制度。如此一来,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基本覆盖了全民。
法国医疗保险的运作机制同其他类型的保险一样,建立在如何应对疾病治疗引发的经济及财务风险之上,还同时承担着社会财富包括政府支出的分配任务。
医疗保险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承载形式。
其一,医疗保险涉及经济支援保险。社会个体由于面临风险而得到保险,比如事故或者疾病;以及个体需要照料关怀而得到保险,包括医疗药品的支出成本、医疗护理、健康体检等。这两项将根据法国医疗保险费率表进行补偿。
其二,医疗保险组织构建了一张关怀网络。医疗保险协会联系相关的药品供应商及医生,通过订购一系列的医疗服务,对网络内的会员进行健康关怀,或者将所购买的药品卖给需要的人群。在这种组织形式下,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被保险者没有自己选择医生的权利,但是他们享受免费的诊疗或者获得全额补偿。
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制度可以由国家承担,也可以由相关的私人机构承担。医疗保险的组织形态完全自由。医疗保险的受益人在参与公共保险的同时,可通过保险公司或者互助组织选择购买私立保险。
保险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包含两种补助形式,一是与疾病相关医疗开支的部分及全部补偿,即非现金补偿;二是因停止工作造成阶段性工资损失而进行的现金补偿。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疾病医疗保险还包括残疾抚恤金。
法国政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制定了医院收费、自由医师酬金、医保药品范围和价格标准。医院收费、自由医师酬金由疾病基金会与代表医师的劳动工会间签约确定;由医疗保险支付的医疗服务、药品范围及其价格,由中央政府卫生健康经济委员会与药厂和行业协会协商后统一确定,并不定期调整;医保范围外的药品遵循市场自由定价,由个人自付。
法国的医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医生是普通全科医生和一般专科医生。第二类医生是有名望的专科医生。他们可自由选择工作地点,拥有提供医疗服务数量的自由权利,其报酬来源于对患者的服务次数和按服务项目的收费。
因为医疗资源非常丰富,法国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自由执业医生和医院过剩的现象,这也给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
在法国,患者可以自由选择医生。不过88.7%的参保患者在生病后还是会首选第一类医生。
不得不提的是,法国的药品消费位居欧洲之最。在90%以上的就诊中,医生都会开药,年人均消费50盒以上的药品。参保人一般个人自付30%的医疗费用,有的药品要自付65%,其余费用由医疗保险地方管理处与自由执业医生或医院按月结算。
一般医疗补偿金将在患者使用健康保险卡就医后的五日内,通过银行转账,将资金划转至被保险人及权利所有人的账户内。但针对住院治疗的患者或者与医疗保险支付中心签订协议的医生、药剂师,可以采取第三方发放医疗补助。被保险人只能针对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补偿部分的医疗支出进行申请补偿。该部分费用将由第三方直接划转至医生或者药店账户。
除了医疗补助,在职人员在病假期间可以领取原工资50%的生活津贴,产假、工伤获全额补贴。经济困难人员还可以适当提高补贴比例。
三大管理体系
法国医疗保险体制采取“政府决策,民间运作,垂直管理”的模式。医疗保险决策由中央政府提交议会批准,法令通过后颁布实施。中央和地方医疗保险机构作为政府的受托人,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协议具体实施政策规定,经办社会保险业务。
法国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主要分为基金征收体系、医疗保险管理体系和医疗保险支付体系。
法国基本社会保险是混合筹资体系。疾病医疗保险在垂直管理模式下,实行基金“收支两条线”。基金由国家社会保险基金征收中央管理处,及下属的地区社会保险金征收办公室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征收又称社会保险金的分摊。个人基于工资收入水平分摊一般社会保险金,雇主依法每三个月主动缴纳一次社会保险费。逾期未缴纳的人员,地方社会保险金征收办公室先电话提醒,两周后仍未缴的发书面警告,对拒不缴纳的有权直接用其账户或财产强制抵费。
医疗保险管理体系是由国家医疗保险管理结算中心及下属的医疗保险地方管理处组成。它是法国医疗保险管理的领导和核心部门,在医疗保险中起着重要作用。
顾问医生是法国医疗保险地方管理处中一个特殊的角色。其直接隶属于中央管理机构,在地方社会保险机构中独立行使控制管理和调控职能。其控制管理包括对失业、残障、工伤等的保险金赔付、过度医疗服务等滥用行为的控制,及对医疗服务契约双方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其调控职责主要体现在通过加强与医疗机构的交流来控制和规范医疗行为,清算卫生事业管理经费;协调医药公司与医保的关系。
顾问医生还有权检查患者的实际健康状况,缩短和取消休假;对发放残疾补助金的患者进行残疾程度的鉴定;检查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服务的真实性和必要性,拒绝支付虚假病情的治疗费用等。
医疗保险支付体系由国家和地方医疗(养老)保险结算中心组成,主要是直接支付经审核合格的医疗保险费用。
法国个人医疗费用的77%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其余的12.5%由补充医疗保险支付,1.5%由国家救济补助,9%由家庭及个人承担。
振兴计划抵御危机
社会医疗保险经费的筹措完全受社会保险资金管理办法的制约,当然该项法案对社会保险资金的筹措也起到了保障作用。每年,议会根据社会保险资金管理办法所确定的预算支出进行投票,进而确定每年医疗保险支付的主要目标。
近年来,法国社会保险的预算赤字已经出现急剧恶化的趋势,赤字从2008年的440亿欧元发展到2010年的1160亿欧元。2009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及社保基金缴纳总量的下降,对整个预算赤字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在此背景下,法国健康卫生部与预算部已达成较为一致的协议,即控制医疗卫生的财政支出,并于2015年实现医疗保险账户的收支平衡。
医疗保险戒备委员会是由议会负责的致力于医疗保险事业支出改革的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解决如何在遵循议会卫生预算的前提下,改变政府及社会保险账户与预算不协调的问题。
法国各届政府采取的措施,无一例外都是在确保卫生健康蓝图不变的背景下,探索如何在短期内重建预算平衡。所有这些医疗卫生制度的计划与改革的目标都存在局限性,无非一是针对医疗卫生的费用支出,二是增加有关此类项目的资金筹措力度。
针对增加医疗卫生资金筹措的方案,有如下四个方面:通过扩大社会缴费基数及重塑资金筹措体系,包括完善医疗津贴、家庭补助津贴及工作补贴,增设社会基础交费项目等;在失业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协调处理自主缴费比例;将养老金账户中更多的收入结存至社会保险账户,以便用于将来的养老支出;改善政府资金筹措方式,设立社会保险资金筹措管理办法。
对于医疗保险组织而言,如何做好风险抵御对策才是他们的工作核心。为此,法国医疗保险在2004年经过一次变革,并将其抵御危机的规划与行动进行了新阐释:发展医疗卫生预防工作;医疗卫生系统内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尤其是加强医疗保险受益者和医生之间的沟通;控制医疗资源减少,或限制不必要的支出;建立医疗服务尤其是提供保健服务的相关组织;正确引导及控制医疗服务体系。
公共补充性医疗保障
基础疾病保险制度不能报销的部分是患者医疗费的自理部分,额度随补助金类型、保健产品的不同而不同。法国建立了补充性社会保障,以此抵御健康风险。如果缺失补充性社会保障,将直接导致其受保人放弃保健。
居民放弃保健的意愿和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低,放弃保健的意愿就越大,家庭受补充性制度保护的程度就越小。求助于保健体系的程度取决于投保者收入剩余的负担程度,即他们需要直接从收入中缴付的金额,而不是由第三人缴付的金额。
1999年7月27日,法国通过的普遍医疗保障法案是一个补充性疾病保险制度。它面向所有月收入低于606欧元的人,取代了省级免费医疗救济。受保者在支付费用后,便可以免费享受一揽子保健措施。
普遍医疗保障包括医疗费自理部分、医院包干费、假牙和眼科基本价格的有限超出部分。根据宪法对最低收入人群保健的保护原则,这些享受普遍医疗保障的人不能享受医疗费豁免。
普遍医疗保障的建立,使受保人放弃保健的可能性明显降低。
为了获得这一体系中的补充性补助金,受益者可以自由向四个机构求助,分别是基础性疾病风险组织、互助机构、互济机构和保险公司。
截至2006年底,普遍医疗保障基金的受益者共有490万人。在这个补充性医疗制度服务途径的选择上,88%的人选择疾病保险互助会,12%的人选择互助机构或者保险公司。
普遍医疗保障基金按包干的形式报销健康支出,其资金主要来自补充性疾病保障组织营业收入的分摊金、国家疾病保险基金的捐赠、国家财政补贴和酒类饮料分摊金的调拨,以及部分烟草消费税。2007年,法国普遍医疗保险保障基金的预算为17亿欧元。
篇2
关键词:粒子群算法;自适应排斥因子;蒙特卡洛模拟;多峰问题;局部最优解
中图分类号: TP18
文献标志码:A
0 引言
粒子群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1]是群智能算法领域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算法,其概念简单,相比其他算法具有控制参数少、容易实现等优点,已被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学者广泛应用[2-5]。但基本粒子群算法在优化复杂多峰问题时,由于种群多样性的丧失,算法极易陷入局部最优解,使得基本粒子群算法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限制。为更好地将PSO应用于实际问题的求解,国内外许多学者针对基本PSO提出了一些改进策略。比较经典的改进算法,如Clerc等[6]引入了收缩因子,在基本PSO基础上,提出带有收缩因子的PSO变形。Mendes等[7]提出完全信息粒子群算法,充分利用了种群中粒子的各维信息,以提升种群的潜在搜索空间。Zhan等[8]和Riget等[9]提出新的粒子学习策略来提升种群向全局最优解收敛的概率。迟玉红等[10]提出一种基于空间缩放和吸引子的粒子群优化,它利用对搜索空间进行缩放的边界变异策略有效控制了粒子搜索范围,保证了算法全局探测能力。
申元霞等[11]提出相关性粒子群优化模型。该模型采用Copula函数刻画随机因子间的相关结构,而不同的相关结构和相关性程度反映了粒子对自身经验信息和群体共享信息的利用策略的差异,同时给出了基于Gaussian Copula的相关性粒子群优化模型的实现方法。陈志敏等[12]提出自适应粒子群优化的新型粒子滤波来提升算法的性能及应用。最近,Blackwell等[13]提出一种动态更新规则粒子群算法以提升算法的运行效率。Wan等[14]和聂新立等[15]提出混合算法来改善粒子群算法的性能。
总之,目前已有的各种改进算法都是从种群多样性、粒子学习样本改进、算法的混合等角度展开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求解精度上仍有改进空间。
因此,为有效地提升算法跳出局部最优解的能力,提升算法的求解精度,本文提出一种自适应排斥因子粒子群算法。首先,采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方法模拟了种群飞行轨迹,得出种群极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原因;然后,通过定义粒子间距离、粒子间最大距离和粒子间平均距离,提出一种自适应控制粒子自身最优位置(pp)和种群最优位置(pg)间距离的排斥因子来提升种群跳出局部最优的能力;最后,将所提出算法与其他几种算法进行算法收敛性及统计分析对比。
3.3 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分析
由于本文提出的自适应排斥因子粒子群算法(ARFPSO) 是在基本粒子群算法基础上引入了相应的策略,因此,需要从计算复杂度上分析引入的策略是否增加了算法的计算复杂度。用T表示最大迭代次数,N表示粒子总数,D表示决策变量的维数。自适应排斥因子的计算复杂度T1(N)=O(N×T),基本粒子群算法的计算复杂度T2(N)=O(N×D×T),这样,ARFPSO算法的计算复杂度为T(N)=O(N×D×T)+O(N×T)≈O(N×D×T)=T2(N)。因此,理论上ARFPSO与基本PSO算法的复杂度在同一数量级上。
为进一步测试算法的计算复杂度,将三种算法在检测函数上Rosenbrock,Ackley和Griewank上,采用仿真平台Pentium Core Duo,1.8GB RAM CPU,2GB RAM,Matlab R2008b,每个检测函数独立运行30次,每次迭代3×104次函数评价,对每种算法运行时间取平均值。表2给出每种算法的独立运行时间,可以看出,ARFPSO与其他算法在运行时间在同一数量级,引入的策略并没有增加计算复杂度。
4 结语
针对基本粒子群算法在求解复杂的多峰问题时,算法极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缺陷,本文提出一种自适应排斥因子粒子群算法。首先,采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模拟了种群运行轨迹,得出种群极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根源在于,在算法迭代后期,粒子自身最优位置(pp)和种群最优位置(pg)间距离过于接近,导致种群速度接近于0,种群静止,失去进一步探索能力。针对这一结论,提出一种排斥因子,自适应地控制粒子的进化速度,来提升种群跳出局部最优的能力。通过在Rosenbrock,Ackley和Griewank三个检测函数上的仿真实验表明:1)相比其他算法,ARFPSO算法具有较快的收敛速度及较好的跳出局部最优解的能力;2)相比其他算法,ARFPSO算法所获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3)ARFPSO算法引入的策略没有明显增加计算复杂度,与基本粒子群算法在同一计算复杂度上。因此,ARFPSO算法是求解复杂多峰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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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构性减税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今年,它还要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而发挥作用。既是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那么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当然不能只有定性而无定量,只有方向而无规模。也就是说,有关实施财政扩张的操作,需要引入量化的指标。
构性减税的规模界定,可从如下两个层面入手:
其一,财政赤字的规模。构性减税,当然要在财政赤字的约束下加以实施。一笔特定的财政赤字,既可以支撑增加支出的安排,也可以支撑减少税收的安排。故而,财政赤字的规模在总体上锁定了构性减税的最大量。
财政扩张力度的大小,直接决定于预算赤字的规模及其边际效应。立足于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将通过举借国债弥补的赤字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赤字合并计算。可以认为,我国2012年的预算赤字或将与2011年的规模大致持平,或将在2011年的基础上有少许增加。这就意味着,较之以往年间,实施财政扩张的力度将有所节制,而不会或不必再现以往的全面或大规模扩张的势头。2011年,就预算数字而论,当年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9000亿元和1500亿元,两项合计,当年预算赤字总额为10500亿元。就决算数字而论,当年通过举借国债和动用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的财政赤字分别为8500亿元和1500亿元,两项合计,当年决算赤字总额为10000亿元。以此为基础,可以预期,2012年的预算赤字,应当掌握在略高于10500亿元的水平。
其二,增支减税的对比。前面说过,在既定规模的财政预算赤字约束下,可以有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两种操作。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在今年,“减税”将成为继续实施财政扩张的主要载体。既然主要载体是减少税收而非增加支出,并且,财政赤字的规模已经确定为略高于10500亿元的水平,那么,可以预期,2012年的减税规模,当掌握在不少于6000亿元的水平。
篇4
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化涉及所有的经济活动,也包括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等。其中,资本市场中非居民的比重是反映资本市场开放的主要指标。在美国国债市场上,非居民的比重为22%,德国为77%。受金融自由化思想的指导以及IMF的压力,俄罗斯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很高,如1997年在俄罗斯国家有价证券市场上非居民的比重为30%,在外汇债务市场上为40%。
俄罗斯的银行是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到2001年初,财政部发行的债券的50%掌握在银行手中,第二大投资者是非居民。根据中央银行的资料,在2001年初,非居民手中的国债为450亿卢布,约占市场的24.6%。其余20-25%的份额为俄罗斯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占有。截止到2001年4月,中央银行持有总额为2560亿卢布的联邦债券。
俄罗斯卢布证券市场的特点是债券集中度很高。市场是一个批发市场,大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市场的主体,它们可以操纵市场价格。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权利和利益无法得到保护。高风险是俄罗斯金融市场的特点之一。1996-1997年投资于短期国债和股票的巨大收益到1998年变成了巨大的损失。
俄罗斯国家有价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财政部、证券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来完成。由于分工的混乱和利益的争夺,这3家监管机构经常发生激烈冲突。
2、国家有价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收益结构
在1993年,俄罗斯的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开始形成,但是直到1995年之前,由于国家预算赤字的缺口主要是靠中央银行多发货币来弥补,所以国内债券市场规模不大。当国家宣布发行国债作为补偿国家预算赤字的主要手段后,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在1994年只有3%的预算赤字是靠发行国债来补偿的,到1995年已经达到60%,1998年依靠短期国债补偿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80%,国债市场规模开始急剧增长。可以说,1999年以前的俄罗斯有价证券市场的核心主体是短期国债。
1992-1998年俄罗斯预算赤字总量达到1.3万亿卢布(1998年价)。从1995年开始,预算赤字开始由发行有价证券来弥补,这导致了国家有价证券市场规模的急剧增大,到1998年达到了最高点。
在危机之前,俄罗斯金融市场上占优势的是12个月偿付期的国家短期无息债券。短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成为俄罗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指标。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的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投入到了国家有价证券市场上,主要原因是短期国债的收益率较高,而且投资短期国债的流动性也较好。
金融危机使国家有价证券支付期结构更加不合理,如到2000年末,短期债券的比重不超过1%(在危机之前为31%)。2000年2月16日,在金融危机以后第一次发行2期,总额为50亿卢布,偿付期为196天和98天的短期国债,以后又多次发行。2000年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交易量缩减到60亿美元,只有1997年的1/25。截止到2000年12月1日,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债务总量为2297亿卢布,到2001年6月短期国侦和联邦债券的市场规模为1950亿卢布。
金融危机过后,俄罗斯将金融危机以前发行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中的部分债券的支付期延长。1998年12月12日,俄罗斯政府颁布“关于国家有价证券创新的决定”,并授权俄罗斯财政部将在1999年12月12日到期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转换成3-5年的国家长期债券(ОФЗ—ФД和ОФЗ—ПД)。
金融危机使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持有者受到了很大损失。由于1998年8月的国债重组,投资者损失总额达到450亿美元,其中75%的损失落在俄罗斯投资者身上。在1999年,人们对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兴趣下降,1999年1月28日,在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进行了重组后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新发行。到1999年4月30日,国内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重组工作结束,总的重组规模达到1733亿卢布。
3、俄罗斯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作用
国家的有价证券市场政策与国家预算情况密切相关。1996-1998年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发行短期国债来弥补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发行不仅为国家预算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也减缓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说,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对经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有特殊意义。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国家预算收入开始好转,相应的国家有价证券市场的情况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金融市场吸收资金变得不是十分迫切。俄罗斯政府提出了用吸收的资金加快偿付内债,以减少内债规模。
国家有价证券的发行市场普遍成为国家预算补偿的主要工具。为了补偿支付缺口,国家需要短期卢布有价证券。在预算的1年框架内,预算的进项与支出在时间上很难一致,由此在预算的收入与支出上存在短期的缺口。与长期债券一样,在西方也发行短期国债,如美国和英国的短期国库券的发行期(偿付期)为91天,日本为60天。短期国债也用来保证商业银行资产的清偿。银行投资于短期国债,这些资产不仅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稳定的收益。
篇5
希腊国债违约的形式倒不是支付不起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很有可能是IMF的重组方案,对现有较低利率债券再融资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软性违约”,即单方面地以新债券代替现有的债券,而不支付现金。但是,不管何种形式的违约,债权人不会得到全部赔偿。
要想避免违约,唯一的办法就是削减预算赤字,直到国内外投资者接受为止,也就是阻止债务占GDP比重的进一步上升。
为了实现此目标,首先要把目前赤字占GDP14%下降到5%之内。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盟成员国应该将债务和GDP比率控制在60%内,赤字占GDP比控制在3%之内――这也是欧元区财长们要求希腊在2012年前必须达到的目标。
把赤字占GDP比重削减10%,意味着政府开支方面的巨大削减,或是税收大幅增加,最好是两者的组合。而从政治上来说,要想实现此目标就会导致内需疲软,产能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目前希腊的失业率已经高达10%,GDP预计会下降4%,这会进一步推升失业率。
高税收和减少政府预算还会导致经济进一步萧条,这会导致税收进一步缩水和失业率上升。这样看来,计划减少欧元赤字小于实际的欧元缩水,为了实现将赤字控制在3%之内,政府预算就不可能削减10%的赤字占GDP比重。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都不能减少赤字规模和伴随的经济下滑:希腊国债违约难以避免。
如果希腊不加入欧元区,或许能避免这个结果的出现。货币贬值会刺激出口,抑制进口。由此拉动的内需使得GDP增长,从而税收得以增加和公共支出减少。简而言之,如果希腊拥有自己的财政政策,现在的情况就会好得多。
希腊加入欧元区也是目前预算赤字的原因。因为希腊已经有十多年不发行本国的货币了。市场上也无法对债务激增作出警示。
如果希腊没有加入欧元区,而自行发行货币,大量发行的国债会使得本国货币贬值,债券利率上升。但是,由于希腊欧元债券被看做与其他国家欧元债券密切相关,大量发行的国债没有导致利率上升――直到市场认为有可能违约为止。
篇6
提出这个问题就犹如在询问美国的信贷额度是多少。理清这个问题对理解美国的债务很有帮助。因此,既然美国没有还款计划,那就让我们为它创造一个吧。假如美国的债务总规模为15万亿美元(2012年时,美国实际债务规模达到这一水平)而且有着非常低的利率,同时年度还款额度为5000亿美元,那么约30年才能偿清全部的债务。虽然30年并不是特别苛刻的限定时间,但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偿清全部债务的难易程度吧。
为了能够有效地偿清这笔债务,美国将不得不先消除掉1.6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赤字。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将这一数字设定为1.5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启动为时长达30年的漫漫债务偿债之旅,将需要获得一笔总额为2万亿美元(5000亿美元的当年财政支出+1.5万亿美元的既有预算赤字=2万亿美元)的税收资金。而当前,美国从税收中可以获得的年度财政收入约为2万亿美元――约9000亿美元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约1.1万亿美元的资金来自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一些税收收入。
所以,为了启动这一还款计划,美国需要将总征税数额增加100%或是将个人所得税增加200%。这种做法无论在政治层面或是经济层面上都是行不通的,而且这一情况还要在假定财政预算赤字不再增加、还贷利率始终处在今日极低水平上才会发生。无论采取何种措施,美国庞大的政府债务都是一种不良资产。
当然,在当前借钱给美国的那些人群中,谁都不会特别在意美国是否有能力还钱,因为就目前而言,美国尚有能力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尽管如此,那些供给此类资本的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有时会说“是适可而止的时候了”。大多数的人要说这将是在孙子辈时才会出现的问题,原因又是为何呢?那些外国投资者倘若停止借钱给美国,根本不需要等待整整一代人那么长的时间吧?他们可以随时终止自己的借贷行为。
篇7
关键词:腊肉品质;近红外光谱;图像处理;支持向量机;粒子群优化算法
Predication of Chinese Bacon Quality Grades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GUO Peiyuan, LIU Yanfang*, XING Suxia, WANG Xinkun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quality problems of Chinese bacon such as acid values and peroxide values exceeding the national standard, color fading, oil exudation and sticky feeling to the touch have received growing attention. With that in mind, a fast, accurate and practical detection method to evaluate Chinese bacon quality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We established a predictive model for bacon quality detection by using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approach based on the near-infrared spectral data (acid value, peroxide value, volatile base nitrogen) and microscopic image data (the total number of microbial colonies). Moreover, the model was optimized by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algorithm.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SVM model and the biochemical method were consisted for bacon quality classification. Besides, the predictive accuracy of the classification mode was increased from 97.5% to 100% after optimization. The SVM model optimized by PSO proved to be able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detect Chinese bacon quality.
Key words: Chinese bacon quality; 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 (NIR); image proces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
DOI:10.7506/rlyj1001-8123-201703006
中D分类号:TS25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123(2017)03-0030-05
引文格式:
郭培源, 刘艳芳, 邢素霞, 等. 基于支持向量机及粒子群算法的腊肉品质等级检测[J]. 肉类研究, 2017, 31(3): 30-34. DOI:10.7506/rlyj1001-8123-201703006. http://rlyj.pub
GUO Peiyuan, LIU Yanfang, XING Suxia, et al. Predication of Chinese bacon quality grades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and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J]. Meat Research, 2017, 31(3): 30-34. DOI:10.7506/rlyj1001-8123-201703006. http://rlyj.pub
中国腊肉是世界饮食文化的宝贵遗产,腊肉以其独特的风味闻名于世,其制作工艺要求不高,在贮藏和运输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质量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也相应提高。腊肉主要成分包括脂肪和蛋白质,评价脂肪的降解指标是酸价和过氧化氢值,评价蛋白质的降解指标是挥发性盐基氮[1-3],这些也是传统饮食安全的主要检测指标。在实际腊肉样品检测中发现微生物菌落总数对腊肉的品质也有重要的影响[4]。目前,对于腊肉品质的检测主要以理化检测为主,但是其检测时间过长,且具有破坏性,不利于卫生检疫部门对腊肉品质的快速检验,因此急需一种新型的快速准确实用的无损检测技术。
近红外光谱(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y,NIR)作为一种新型的光学检测技术在食品检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在肉类品质检测中对肉制品的保水性、肉色、新鲜度等的检测具有突出优势[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腊肉的食用品质检测做了很多研究,杨昆程等[6]以腊肉为对象,探讨了高光谱技术在亚硝酸盐含量快速检测的可行性,贺稚非等[7]对川味腊肉在货架期间的品质变化做了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使我们对影响腊肉食用品质的因素以及腊肉品质变化的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是腊肉食用品质检测方法仍有待改进。本实验以腊肉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将近红外光谱检测到的酸价、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和显微图像处理得到的微生物菌落总数进行多数据融合,建立腊肉品质等级检测模型,并利用粒子群优化(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算法进行模型优化。以期为检疫执法部门提供一种快速检测技术,保证消费者的食用安全。
1 材料c方法
1.1 材料
广式腊肉 广州皇上皇集团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FoodScan近红外全光栅透射光谱分析仪 丹麦Foss公司;BI-2000医学图像摄像电子显微镜 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恒温恒湿箱 北京雅士林试验设备有限
公司;8011S组织捣碎机 美国Waring Commercial公司;OPUS6.0光谱处理软件 德国布鲁克光谱仪器公司。
1.3 方法
1.3.1 数据采集
将不同批次共计10 个腊肉样品粉碎成肉糜状,18 ℃恒温箱保存。每隔12 h分次进行酸价、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的理化数据及光谱数据的采集,并采集样品的微生物菌落总数,采集12 次,共得到120 组包含理化、光谱、微生物菌落信息的样本数据。其中酸价与过氧化值按GB/T 5009.37―2003《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分析方法》[8]
测定;挥发性氨基氮按GB/T 5009.44―2003《肉与肉制品 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中半微量定氮法来测定[9];近红外光谱数据采用福斯近红外光谱仪,每个样品连续扫描32 次,取平均值,得到120 个光谱数据;微生物菌落总数采用电子显微镜,采集100物镜下的显微图像,并将样品菌落图像进行平滑去噪处理然后进行黏连菌落分割计数,最后进行归一化。
1.3.2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腊肉品质等级检测模型建立
首先将采集的120 组样品数据随机分成校验集(80 组)和预测集(40 组)2 部分。
其次利用自组织映射(self organizing maps,SOM)神经网络[10]将生化实验测得的酸价、过氧化值以及微生物菌落总数进行模式识别及分类,将腊肉样品的品质等级在相关国家标准[11]的基础上划分为4 级:放心食用、可食用、不推荐食用和不可食用,从而细化分类等级,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
然后将近红外光谱[12]采集到的校验集的酸价、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光谱与样本所对应的理化值利用偏最小二乘方法建立定量分析模型[13]并用遗传算法进行特征光谱选择,将优选后的波段作为支持向量机的特征向量。同时利用计算机视觉获取样品显微菌斑图像[14],将菌斑图像进行平滑去噪处理然后进行黏连菌落分割计数,并对计数结果归一化,将归一化后的结果作为支持向量机的另一特征向量。
最后采用支持向量机[15-18]对处理后的酸价、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数据和微生物菌落进行多数据融合,建立腊肉品质检测模型,对腊肉的品质等级进行快速识别。图1为支持向量机多数据融合结构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腊肉品质等级检测模型预测结果
2.1.1 近红外光谱处理结果与分析
利用近红外检测技术采集校验集样品光谱得到如图2a所示的原始光谱图,其横坐标为波长,纵坐标为样品进行归一化处理后的吸光度。图2b、c、d是用遗传算法进行特征光谱选择后得到的酸价、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的结果图,深色纵带为图中指标所对应的波长段。优选的波段主要集中在863~873 nm、895~900 nm、930~963 nm和1 012~1 022 nm这几个波段,虽然检测指标不同,所选取的波段不同,但是所用波长总数依然是整个波段波长数(198=1048-850)的1/3。可以看出遗传算法对波段进行波长选择,能使模型精度提高,建模所用波长数减少。
2.1.2 微生物菌落处理结果与分析
图3a、c、e分别是第6、14、28天某样品的微生物菌落原始图像,其中白色代表菌斑;图3b、d、f是样品菌斑图像进行平滑去噪以及黏连菌落分割处理后的图像。第6天菌斑是作为发酵剂的微生物所引起的,国标中允许在腊肉表面残留一定的微生物,这些作为发酵剂的微生物有利于增加腊肉的特有风味。第12天菌相开始发生变化,说明在这个时间样品的优势菌种已经发生改变,而且此时菌斑数量明显增多。第28天菌斑数量较之第12天增加更多,通过计数得知,此时的菌落总数为32 854 CFU/g,已经超过了国标[28]中10 000 CFU/g的标准。
图4是一个月内校验集样本微生物菌落总数变化图,通过数字图像处理方法得到的菌落总数与通过国标人工计数的方法得到的菌落总数几乎相同,这证明了通过数字图像处理技术可以获得微生物菌落总数,提高效率。
2.1.3 支持向量机模型分类预测结果与分析
SVM是Vapnik在多年研究统计学习理论线性分类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设计最佳准则,其最终决策函数只有少量的支持向量决定,所以具有较好的鲁棒性,简单高效[29]。由于本研究只有酸价、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菌落总数4 项指标,所以建立SVM腊肉品质检测模型可以很迅速地实现腊肉品质的准确分类。
本研究样品存在非线性不可分的情况,可以用低维空间的非线性问题转化为高维空间的线性问题,然后在这个新空间中求解最优超平面。这种非线性转化是通过定义适当的内积核函数实现的[30]。选择正确的内积核函数可以使原空间到高维空间的非线性映射计算量大大减少。
为得到新空间中的函数集合,需要选取最佳的惩罚参数c和核函数参数g。采取交叉验证(cross validation,CV)的方法,可以避免欠学习和过学习的现象。本研究在采用k-CV方法时,得到的分类结果准确率是97.5%。这种算法虽然可以找到最佳的c和g,可是因为本研究寻找最优c和g的网格范围较大,用k-CV方法会遍历网格内的所有参数点,较为费时,而且准确率还有待提高,所以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来进行模型优化。
2.2 基于PSO算法的优化模型分类预测结果与分析
粒子群优化(PSO)算法是通过模拟鸟群觅食行为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基于群体协作的随机搜索算法。每个PSO算法的“粒子”表示的空间中可能的解,每个粒子具有由适应度函数来确定一个相应的适应值。PSO粒子群算法优化SVM分类预测参数选择结果如图5所示。
图 5 PSO粒子群算法优化SVM分类预测参数选择结果
Fig. 5 Selection of parameters for predictiv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bacon quality by the optimized SVM model
由图5可知,得到最佳惩罚参数c和核函数参数g分别为0.707 1和1.414 2。将预测参数选择出的最佳惩罚参数c和核函数g参数带入到SVM算法函数集合式中,得到经PSO算法优化后的支持向量机分类预测模型的准确率为100%。所以,采用PSO算法寻找最佳惩罚参数c和核函数参数g,不但可以解决人工选取惩罚参数c和核函数参数g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解决人工反复实验选取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优化已建立的支持向量机分类预测模型,提高模型的精确度和泛化能力。
2.3 优化支持向量机模型与生化方法分级预测结果对比
表1是用生化方法对腊肉进行分级预测的结果。利用优化后的SVM模型对预测集40 个样品采集的数据进行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
对比两表中各项数据可以看出,2 种方法所得分级预测结果基本相同,证明可以用粒子群优化支持向量机模型对腊肉等级进行准确检测。
3 结 论
本研究对腊肉品质进行分级预测的结果与使用生化方法对腊肉进行分级预测的结果基本相同,证明所建支持向量机预测模型可以对腊肉品质等级进行准确的分类检测。而且经粒子群算法优化后的支持向量机分类预测模型准确率从97.5%提高到100%,运算时间缩短5.3 s,模型的准确率和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
本研究在国家相关食品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支持向量机对影响腊肉品质的因素进行多数据融合,建立了腊肉品质等级检测模型,并利用粒子群算法进行模型优化从而对样品腊肉品质等级进行模式识别及快速判别。本研究建立的检测模型较传统理化检验方法有如下优点:1)传统理化检验操作复杂,检验周期为15 d左右,而本研究模型在保证精度的同时可以简单迅速进行现场实时检验;2)传统理化检验是一种破坏性的检验,而本研究为无损检验。所以本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供一种快速检测技术,保证消费者的食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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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当前荷兰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约为4.6%,根据欧盟委员会规定,荷兰需将预算赤字占GDP比例在2013年降低至3%。正是由于为了满足欧盟预算赤字要求,荷兰政治联盟已经历了长达七周的谈判。而由于联盟主要党派反对预算紧缩计划,致使谈判破裂,并直接导致上述首相吕特的辞职。由于在女王考虑首相辞呈期间政府还在工作,因此荷兰财长德亚赫4月27日称,荷兰议会可能会部分批准预算削减计划,以避免预算在9月12日选举前突破欧盟规定的限制。修订后的预算计划包括提高增值税,对矿物燃料和烟酒额外征税以及削减医疗福利支出。紧缩举措还包括公务员工资冻结两年以及对银行的新增税率提高1倍。虽然有一些小党派支持这一紧缩计划,但是工会和其他反对党对这一协议大加抨击,称这将损害经济,并警告选举后这些举措将形同废纸。
我们知道荷兰是欧元区为数不多几个仍拥有AAA评级的成员国之一,更重要的是荷兰是二战之后欧洲统合中除德国和法国之外最重要的核心国家。欧盟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4月18日成立的欧洲煤钢联营(ECSC)。1950年法国外长舒曼提出“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即“舒曼计划”)建议:“煤钢生产的联营将保证欧洲联邦共同基础的建立和发展,还可以改变这一地区长期生产武器使它自己成为牺牲品这一命运,”“这样结合起来的联合生产意味着法、德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可能。”此后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六个西欧国家开始在此计划基础上进行谈判。1951年4月 18日上述六国在巴黎签订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条约》,它标志着欧洲煤钢联营正式成立。欧洲煤钢联营以后又发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后发展为今天的欧盟。
欧洲债务危机发展到今天,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观察都超出了最初一些欧洲政治家的预判,而证明了当时一些更悲观的估计是有见地的。这些相对悲观的估计实际上是基于以下两点观察。
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开始对用财政赤字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标准和分析代际分配的手段提出质疑,因此需要寻找替代财政赤字的方法,从新的角度观察财政平衡问题。1991年提出的代际核算方法就是这样的新视角,代际核算方法实际上是用数据检验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能否实现代际平衡。从代际核算方法提出到现在,近30个国家建立自己的代际核算体系,代际核算方法已经被用来分析财政政策的各方面问题。许多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都采用这套核算体系来分析财政政策。而该方法的主要特点就是在分析财政问题中考虑了人口老龄化的后果。熟悉欧洲利用代际核算方法所做国别研究的人都不会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发生感到奇怪,因为这些研究早已讨论了欧债危机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阐述了欧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以转化为财政危机,进而演变为债务危机的原因。
篇9
这种本末倒置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当前的政治文化,尤其说明了国会是如何脱离美国民众所遭遇的一切的。与此同时,当华盛顿的人们谈论赤字和债务时,大部分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而且说最多的人其实了解得最少。
也许最明显的是,那些国会一直依赖的所谓经济专家,他们不止一次地完全错误估计预算赤字的短期影响。自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那些偏好从传统基金会得到经济分析的人们一直在等待预算赤字使得利率飙升。现在每一天都如此!
虽然他们一直在等待,但那些利率已降至历史上的最低点。你可能会认为这些事实会使那些政客质疑他们所选择的专家。或者你可能这么认为,如果他们都不知道任何我们的状况,怎么算了解政治。
但华盛顿并不只是对短期形势感到困惑,而且也对长期形势感到糊涂。虽然债务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我们的政治家和学者认识债务的方式却都错了,还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担忧赤字的人描绘到这样一个未来,当我们需要借贷时,我们会变得一无所有。他们认为,美国就像一个大家庭,他拿出太多的抵押了,一旦经济状况不佳,分期付款也变得艰难。
然而,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说,上述观点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比喻。
首先,家庭要偿还其债务,但政府却不用。所以他们需要做的是确保债务的增长速度远比其课税基础慢。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债务根本没有偿还,随着美国经济增长以及应税所得额的增加,它只是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
其次,这点几乎没有人想到,一个超额借贷的家庭欠的是别人的钱,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债务实质是自己欠自己的钱。
债务帮助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是真实的。那时的纳税人被套入债务的圈套,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也远高于今天;但这些债务其实也由纳税人拥有,正如所有的人买储蓄国债一样。因此,债务并没有使战后的美国更穷。尤其是债务并不能阻止战后一代经历美国历史上收入和生活水平最大的提升。
但这个时代有什么不同吗?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样的不同。
没错,外国人现在持有巨额的美国的债务,包括相当数量的政府债务。但每一美元的外国人购买的美国债务中,就有89美分是我们购买国外的债务。外国人往往在美国投资安全、低收益的资产,美国实际上从它的海外资产赚取的收益远远超过支付给外国投资者的数额。如果你想象的是一个国家已经对中国负债累累,那你肯定是被误导了。我们并不是在这个方向迅速前进的。
不过,联邦债务与美国未来的抵押贷款不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债务是无害的。必须征收税来支付利息,不需要成为右翼理论家,我们也承认,如果没有从生产活动到避税逃税行为所造成的资源转移,税收会对经济施加一定的成本。但这些成本远不如之前超负债家庭的形容的那样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需要一个稳定的、负责任的政府。历史表明,当情况允许的时候,如果政府愿意施加适度的高税收,它能够在更高水平的债务中生存,这远比今日的常规思维所让你相信的要多得多。特别是英国,在过去170年里的历史中,有81年里其债务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当凯恩斯撰写消费的必要性,以摆脱经济大萧条之时,英国有着比今天任何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更高的债务。
当然,从某个意义上来说,由于美国国内有着疯狂的反征税保守运动,可能没有一个这样负责任的政府。但错误并不在我们的债务中,而是在我们自己。
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产出-吸收效应;储蓄-投资效应;汇率效应
作者简介:丁骋骋,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一、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理论综述
国际经济学经典理论往往只将国际收支不平衡归于五个原因:临时性不平衡、结构性不平衡、货币性不平衡、周期性不平衡、收入性不平衡,却很少将它与财政政策联系起来。在Sidney Stuart Alexander1952提出的国际收支吸收分析法(Absorption Approach)中,我们可大致看到财政政策-国际收支最早的理论分析。亚历山大认为一国国际收支差额(B)为国民收入(Y)与国内吸收(A)之差,即:B=Y-A,而A=C+I。当一国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时,A增加,国际收支(B)就趋于逆差。但问题是,财政政策对Y也会产生影响,这样一来,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另外,我们通过国民收入账户可以得到等式:Y=C+I+G+X=C+S+T+M,也即:I-S+(G-T)=M-X。当投资与储蓄相等时,财政赤字与经常账户赤字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但如果I≠S,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国民收入账户,都仅把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而且主要是贸易账户)纳入分析框架。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历来存在很大争论,学界有两种几乎对立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存在关联,财政赤字引起经常账户赤字。如新剑桥学派认为:由于私人部门的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大体相等,因此投资与私人储蓄之间的差大体为零,因此政府预算赤字增加,就引起外部赤字上升。Vinals, Minford和Melitz(1986)区分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种不同条件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预算赤字的扩大必定导致经常项目恶化。[1]另一方面,在预算平衡时,财政政策扩张仅在浮动汇率制下才会导致经常项目赤字。Sachs等人(1994)还区分了政府支出暂时性增加与持久性增加对一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认为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家,政府支出增加都将恶化国际收支,而对实行资本控制的国家却没有任何影响。Obsfeld和Rogoff(1996)的跨期迭代模型中则认为人口变化趋势和税收的代际影响也是决定国民收入和经常项目的重要因素。政府预算赤字引起经常项目出现暂时性的恶化,但在第二期后又回到以前水平。[2]另一种观点则是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无关论,认为财政政策对经常账户不平衡没有作用。这种观点的理论源头一直可以上溯到19世纪提出的“李嘉图等价”。后来经济学家,如Vinals,Minford与Melitz(1986),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对此进一步发展,指出财政政策-国际收支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或者两者关系很小。[1][3](825)
在关于财政政策与经常账户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结论:(1)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财政赤字与一国国际收支赤字成正相关。例如,Eisner(1991)使用净出口占GNP比重作为因变量,使用经过价格调整的充分就业下的财政赤字占GNP的比重作为自变量,建立了一个单一方程的最小二乘法方程,最后发现美国预算赤字对贸易赤字存在正效应。Roubini(1988),Normandin(1999)认为政府财政预算赤字会引起贸易赤字的更加恶化,在美国,财政赤字增加1美元会引起0.22―0.98美元的外部赤字。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
研究也得到了较一致的结论。(2)Evans(1988),Bussiere(2004)等人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赤字仅对经常项目产生微小的影响。Erceg, Guerrieri和Guest(2005)[3]发现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增加一个百分点,将引起贸易余额(与GDP之比)恶化0.2个百分比。(3)Roubini和Kim(2003)通过结构性VAR分析得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结论,扩张性的财政冲击会改善经常项目。[4]
二、财政政策影响国际收支的三个作用机制
通过文献解读,本文发现,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作用机制来实现的:(1)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国民收入账户I-S+(G-T)=M-X推导可知,经常项目盈余等于储蓄减去投资,即CA=S-I。一国的储蓄与投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该国财政政策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可能通过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于财政政策对储蓄与投资的影响,这里称之为储蓄-投资效应。[5](2)从吸引分析法来看,B=Y-A,一国的国际收支等于总产出与总吸收之差。财政政策影响总吸收,同时也关系到总产出水平,因此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改变产出和吸收从而影响国际收支。这个机制主要是侧重财政政策对产出和吸收的影响,这里不防称之为产出-吸收效应。(3)如果把经常账户再扩展一下,经常账户为贸易余额与国外净资产收入之和,即:CA=TB+iB-1,TB为贸易余额,iB-1为国外的净资产收入。贸易余额又由实际汇率决定,因此,财政政策可能使得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导致经常项目赤字。
(一)财政政策的储蓄-投资效应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跨时期的预算约束引入微观分析中,在萨克斯以及Obsfeld、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又将跨期预算约束引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本文主要讨论跨期预算约束模型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暂时性增加支出与持久性增加支出两种不同情形,通过储蓄-投资机制怎样来影响国际收支。
1.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如果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暂时增加,如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政府暂时性支出增加必定以增税为前提,假定第一期政府支出G1和税收T1等量增加,第二期政府支出G2和税收T2保持不变。从跨期消费模型可以知道,由于增税消费者收入减少,第一期消费C1将下降,但幅度没有T1上升那么大。因为税收的暂时性增加意味着可支配收入的暂时下降,所以试图维持稳定消费的家庭在税收暂时提高时凭未来收入作担保去借债,这样一来,私人储蓄就会下降。通过等式I-S+(G-T)=M-X我们可知,对无法改变世界利率水平的小国而言,投资不变而储蓄下降会降低其经常项目余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暂时性增加会造成经常项目的恶化。对实行资本控制国家而言,私人储蓄的下降将造成国内利率的上升,而不是经常项目的恶化。如果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大国,一旦储蓄下降影响着世界利率水平,促使其上升,但同时又会使该国经常项目恶化。世界利率水平提高将使世界其它地区的储蓄增加、投资下降,从而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经常项目。[2]
2.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在以更高的税收来融资的政府支出的持久性增加中,G1和G2增加相同的量ΔG,两个时期的税收T1和T2也增加相同的量ΔT。政府储蓄保持不变。持久性的税收增加导致的可支配收入持久性下降,因此家庭将整个消费习惯作出调整,将支出减少,而且幅度比在税收暂时增加的情形要大。因此,在政府持久性的税收增加的情况下私人储蓄不会下降太多,甚至根本不会下降。因此,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小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而小国是无权决定利率高低的。在资本实行控制的情形下,储蓄有较小的下降,但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利率上升。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国经济中,私人储蓄下降幅度很小,因此对经常项目造成的影响也较小,利率有小幅上升。
我们总结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两种不同的冲击类型下,对经常项目的不同影响结果,得到表1。
(二)财政政策的产出―吸收效应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作用的第二个微观机制是产出-吸收效应。财政政策一旦实行扩张,不光增加投资与公共消费,使进口增加,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如此,两者关系就变得扑朔迷离。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的汇率制度,不同的财政支出结构,以及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才能得到结论。
Mundell-Fleming模型强调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增加对国内产品的公共支出以及提高税收将会相应引起国内产出增加,但经常项目保持不变。因为产出和税收都增加,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变。另一方面,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扩张导致对国内产品需求增加,会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导致经常项目赤字。但经常项目赤字又会被最初总需求的增加冲销,使国内总产出保持不变(见表2)。
以此为基础,Vinals、Minford和Melitz[1]提出了一个跨期非均衡模型,他们认为,当经济体是经历着凯恩斯主义的失业,还是经历着古典失业,真实产出对扩张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经常项目是产出与支出之差,经常项目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反应也是完全不同。另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需求潜在的反应对其也不同,因此就须做跨期分析。
1.由于需求过低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1)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如果政府通过税收融资,暂时性增加支出提高对非贸易产品的购买,使该类产品产出增加,这就会引起对货币的过度需求,导致汇率升值。本币升值使可贸易产品价格下降、需求上升,结果就是短期经常项目赤字。如果政府通过发行货币而不是增税来实现扩张,那么就不会有过量的货币需求,只会引起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的增加,而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和经常项目不变。如果政府支出持久性增加,消费者认识到未来持续增税,则私人消费就会减少。结果,当前对不可贸易产品的需求就下降,引起货币过量供给导致本币实际汇率贬值,可贸易产品净供给增加,由此改善经常项目。由于贸易部门的产出上升、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出下降,因而整个就业与产出是否增加不能确定,但经常项目改善。(2)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将在当前增加不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也就不变,因此经常项目也不会受到影响。在经常项目不变,暂时性的财政预算扩张会增加就业。如果政府购买持久性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需求下降,因为预期税收增加减少个人财富,结果导致不可贸易产品产出和就业下降,对可贸易产品的支出也下降,因而改善经常项目。
2.由于实际工资过高引起的古典失业的情形:(1)在古典情形中,政府支出扩张只有在货币数量同时增加时才会提升就业,而这种情况只有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时才发生。只有当可贸易产品的产出增加,财政政策扩张才会增加就业,因为不可贸易产品产出既定。然而,可贸易产品产出提升,实际汇率就要贬值,但这种情形仅在货币供给增加汇率允许变动的情况下发生。(2)在预期未来财政预算扩张的情形下,现期的总产出和就业都不会有变化,因为第一期汇率是由货币市场单独决定的。另一方面,因为预期未来增税私人财富下降,私人对所有不可贸易产品的当前和未来的消费缩减。现期可贸易产品产出不变,可贸易产品消费下降导致经常项目盈余。
值得注意的是:与税收融资相比,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提升了家庭财富,因而增加了当前的消费支出最后使经常项目恶化。这无论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还是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都有相同结果(见表3)。
(三)财政政策的汇率效应
财政政策第三个对国际收支发挥作用的途径是汇率效应。一国的汇率分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如果一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即使赤字没有被货币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导致本国利率水平上升,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引起本币升值,最后又将导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即:财政政策扩张利率本币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当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时,又会通过汇率渠道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当货币发行增加,导致价格水平上升。我们知道,实际汇率用公式表示为e=EPP,其中EP为国外的价格水平,P为国内的价格水平。如果本国发生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也将引起本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即:财政赤字增发货币通货膨胀实际汇率升值国际收支逆差。
三、基本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现有著作中,目前还缺乏对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两者关系的系统研究,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财政赤字持续多年,但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几乎没有人会(表面上似乎也没有必要)关注财政赤字对国际收支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但问题是,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并非一种常态,一旦国际收支逆差(即便顺差),财政政策究竟对国际收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具有超前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另外,在国际收支调节的政策选择上,受蒙代尔 “有效市场政策指派原则”影响,大家习惯上都认为财政政策仅对内部均衡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进行调节。这样,人们相应地忽视财政政策对于外部均衡的调节作用,将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割裂开来。理论模型及实证研究都表明,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通过微观机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微观作用机制包括:储蓄―投资效应,产出―吸收效应以及汇率效应。这本来是一国当
局为实现内部均衡而实行扩张或紧缩的财政政策时,对外部均衡产生的一个被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握了其中的内在关系,就可以主动地运用财政政策来实现外部均衡,当然这一定是在特定的环境下。
从以上三个作用机制的分析来看,财政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的最基本前提是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从储蓄―投资效应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则无论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政府支出增加,都会引起国际收支经常账户的逆差。但如果实行资本控制,则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经常项目没有影响。与之同时,从汇率机制这个角度而言,要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也必须以资本开放为前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财政政策扩张,利率上升,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汇率机制也就失效。从以上两个角度考虑,财政政策对我国目前外部均衡的影响甚微,但随着对外开放度不断加大,资本账户在我国必定实现可自由兑换,在此情况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对外部均衡实现调控,就值得密切关注! 从跨期非均衡模型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三个重要政策启示:第一,在凯恩斯主义失业的情形下,通过货币发行(或在固定汇率制下通过税收融资)政府增加对不可贸易产品的购买从而增加政府暂时性支出,可以扩大产出和就业而不至于引起经常项目恶化。第二,在古典失业的情形下,通过改变对不可贸易产品政府支出以达到扩大产出和就业的目的是一项无效的政策。但如果是浮动汇率制,暂时性减税并通过发行货币能够在改善经常账户的同时扩大产出和就业。总之,暂时性或持久性地提升政府支出并不一定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增加,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量增加使本币贬值,因而导致可贸易产品产出上升,这种扩张效果才能见效。第三,如果我们考虑到政府债券构成居民的净财富,通过暂时性债券融资而形成的预算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如果是发行货币来融资,这种强相关关系就不存在。
我国人民币还是以固定汇率制度为主要特征,并且总体上失业也主要由于总需求的不足引起,所以从理论上讲,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常项目不会造成明显影响,只有在举债融资的情况下有可能使经常项目逆差。因此我国在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来达到财政扩张的目的时需慎之又慎!
主要参考文献:
[1]Vinals, Jose,and Patrick Minford and Jacques Melitz, 1986, Fiscal Policy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Economic Policy, Vol.1, No.3.
[2]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Erceg, Christopher J. and Luca Guerrieri and Christopher Guest, 2005, Expansionary Fiscal Shocks and the Trade Deficit,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s”.
[4]Roubini, Nourel & Brad Setser,2004,The US as a Net Debt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S External Imbalances,stern.nyu.edu/globalmac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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