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鉴赏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艺术鉴赏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艺术辩证法；阴阳之道；意义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重和谐、求统一的朴素辩证思维，它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既包含矛盾对立又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在中国的艺术形式中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法。

“中国辩证思维形式，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易经》中的八卦艺术。”[1]《易传・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中八卦是上古先民对大自然的天地百象、日月轮转、昼夜交接、寒暑更替，水火相抵、阴晴变换、男女雌雄等等对立而和谐现象的最朴素、最直观的认知和体悟。

“《周易》可以视为艺术辩证法的源头与发祥地。”[2]《周易》是对上古文化的总结，“它对中国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规定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3]周敦颐认为“太极动而生阴阳”，即有运动才有生命，有生命才有阴阳，生命运动是阴阳发生的始源。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就是说阴阳标示一切事物的根本矛盾的对立双方的普遍属性。古代艺术辨证法范畴，无疑受到它的制约和影响。”[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又离不开气的范畴。”[5]中国传统艺术的最大的特色是以“气”为体系，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初始概念，也是贯穿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决定其基本发展方向的主要范畴。”[6]气论贯穿中国哲学史的始终，也贯穿中国美学史的始终，其理论形态和所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对我国古代哲学和美学思想特性的形成和演变有着关键性的意义。由于“宇宙事物皆以‘气’为基础，‘气’论于是自然而然地渗透到‘阴阳’学说中来了。”[7] “以两者的对应来概括一切事物现象内在因素的矛盾运动”[8]，从而具备了高于一般意义层次的哲学范畴的意义。从“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9]的表述所透露的存在和运动方式可知，“‘阴’和‘阳’是指性质对立的两种‘气’”[10]《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更是把“阴气”和“阳气”视为万物基始的动因，认为万物的内涵中都有这样对立的两极，它们互相冲荡而达于和谐。

气与阴阳不可分割，还因为阴阳来源于气的变化。《淮南子》谓：“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1]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元气未分，浑沌为一，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12]宋张载在《易传》太极阴阳说的基础止，提出了“气有阴阳”，“一物两体”[13]的学说，认为阴阳二气是物质实体，是构成万物的机始。气的运动源泉在于气本身具有克制与反克制的能力，这种克制与反克制的作用就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

纵观中国古典美学史，由春秋至晚清两千多年时间，最早将哲学中的阴阳刚柔说与审美和艺术相联的是《礼记・乐记》：“合生气之和……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14]强调音乐美的本质是阴阳刚柔二气的和谐统一。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15]在他看来，“气”的“清浊”会直接影响到诗文阳刚或阴柔风格特征的呈现。

总之，气是一，万物本原为一气，但一气分为阴阳，表现为对立的两个方面，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的作用下不断运动变化的。“阴阳二气的对立转化学说，不仅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有机统一性，而且也涵盖一切生命和人类精神现象，包蕴着自然物质的外宇宙与人类生命的内宇宙的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内涵。”[16]

阴阳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无处不在，“成为整个文化的鲜明特征，这个特征高度概括而又极为形象地表现为‘太极图’，此图堪称哲学思维的结晶。”[17]“太极图”是对阴阳哲学的辩证思想最直观的表述。该图是一个圆形，其间有一条“～”形的曲线将该圆平分为两条“阴阳鱼”。“阴阳鱼”中大的一端为头部，尖的一端为尾部，两部分分别用黑白二色涂抹，以示“阴阳”。在黑色“阴阳鱼”的头部有一白色的小点，在白色鱼的头部有黑色的小点，这两个小点被称为“眼”。“太极图”清晰、生动地体现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和美学特征。首先，黑（阴）白（阳）两部分，共处于一圆之中，形成一个整体，这形象地说明阴、阳两种对立的属性是存在于一体之中的，二者具有整体性、统一性。两种相互对立的属性之间，如果没有统一性，就不可能存在阴阳关系。所以，阴阳双方只能存在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之中。其次，一条互渗互补的曲线把圆分成的黑白两半中，这是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生的形象说明，不论阴或阳，都以对方的存在为其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类经图翼》说：“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生”[18]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阴阳双方相互依存，二者都要依赖对方才能生长变化，即阴的生长变化要依赖于阳的作用，阳的生长变化也要依赖于阴的作用。这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最大特点，是“中国和谐的内在依据，对立双方有内在的共同性。”[19]“阴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概念，具有涵盖万事万物的最高抽象符号的意义，成为辨证法范畴的原始型模式，包裹于中国文化和美学之中，体现于天文历算、中医、艺文等具体领域之中。”[20]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古人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既包含矛盾对立又和谐统一的整体，因而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也广泛存在着辩证统一的思想。中国艺术中的艺术辩证法思想，极大地扩展了艺术的审美空间，给鉴赏者留下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使鉴赏者的想象力获得了一种审美的自由。因此，我们在对中国艺术形式进行审美鉴赏的过程中，应综合把握艺术的辩证法意蕴，挖掘出艺术所具有的全部审美信息，全面把握艺术美的真谛。

【参考文献】

[1][2][4][5][16][20] 姜耕玉.艺术辩证法―中国艺术智慧形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1.29，29，30，33，31，31.

[3] 韩鹏杰.华夏艺术历程.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62.

[6] 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0.2.

[7][8][10] 涂光社.原创在气.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55，46，47.

[9] 国语・周语.

[11] 淮南子・天文训.

[12] 论衡.

[13] 正蒙注.

[14] 礼记・乐记.

[15] 典论・论文.

[17] 金开诚.文化古今谈.新世界出版社，2001.33.

篇2

   一

邓以蛰说：“历史分明是人类自身的事迹，分明有意志活动的内容”，“历史可以说是人类的精神生活的写照”。他主张研究历史，除了要注重事迹的编年，风俗的推移，还必须知道事迹风俗是由人类的意志实现出来的（意志是感情与知识的结合）。若要了解它们，研究它们，需要采取“先同其意志”的态度，即揣摩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感情活动和精神风貌，“非独考查事迹的片面和习俗的仪式所能了事”。在邓以蛰看来，任何历史上的陈迹，都可以随时原原本本的在他的精神里复活着；这样历史才可以永远存在。“殊知历史的存在在它的内容，内容没了则历史也就过去了”。。(PW研究历史不仅要看得见历史的蝉兑，历史的物质方面，而且要把它看成一个生命的有机整体。否则，把历史的发展当作一种无机体的物质研究，不考虑人类的精神生活、意志的活动，那么这种历史就变成考古学或者社会学了。

艺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审美意识活动发展的历史，人类审美意识发展的每一个历程也必然凝结成为特定的艺术形态。邓以蛰说：“艺术家研究艺术，是把前人的作品，意琢神磨，化为精髓，炼成种子，深深的注入他的手技心灵里面，再蜕变成新艺术，使历史上的艺术在这新艺术里面生成着。换言之，历史须在人生的精神里面生成着，不是生成在与人类漠不相关的书籍或人生以外的东西上面。”因此，一定时期的艺术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反映，一个时期人们审美意识必然形成那个时期艺术的独特风貌。研究美学就需要密切结合艺术发展演进，从艺术发展的历史中寻绎出人们的审美意识的发展，从而构筑美学理论的血肉之躯，才富有生命活力。

邓以蛰指出，艺术和美学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形而上的纯思辨，一种是流于形而下的形式分析。前者往往是脱离艺术实际，游谈无根，陷入空泛；后者则往往陷入技术性的分析，现象的罗列，缺乏理论的提升。两者都没有结合中国艺术和审美意识发展的实际和特点，因而存在着严重缺陷，于人有害无益。他说：“古人谈艺，论与史向不分。有此，正吾之优点。分言之弊，流于穿凿失真如今之美学流于形而上，则绘事即流于形式。影响所及，为害滋甚。他的书画美学研究，力求避免史论“分言之弊”，决不作架空论述，也不作纯理论的推演，而是运用黑格尔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紧密联系艺术创作和鉴赏的实际，从宏观上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内在规律。从早期的《国画鲁言》（亦名《中国绘画之派别及其变迁>)，直到晚年的《中国艺术的发展〉>，始终密切地结合艺术发展作辩证分析。

邓以蛰详细考察了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把中国绘画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商周为形体一致时期，秦汉为形体分化时期，汉至唐初为净形时期，唐宋元明为形意交化时期。书法历经了甲骨、钟鼎、篆、分、隶、行、草体的演变。甲骨文、金文、篆隶或刻于甲骨金石，或书于高文大册，都有所凭借，出于铭功颂德的实用目的，讲晋以后，行草出现，书法受“体”的束缚甚少，为人们自由抒发性灵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属于意境美的书体成为艺术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基本线索，也是邓以蛰对中国书画审美发展的认识。

邓以蛰指出：“艺术自身之发展，形成各时期之特殊方式1]<P201)因此，他在考察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时，不是作一般性的画史描述，而是紧紧抓住各时期的“特殊方式”，“极深刻、极细腻’地体验各个阶段审美意识的变化，扣住其特点，提炼出审美范畴，从而形成他美学思想的理论结构和独特方法。

 

     二

邓以蛰对中国绘画理论的研究，在理清中国绘画发展的演变过程中，抓住每个阶段的特征，提炼升华成理论范畴，形成理论结构。这就是“体一形一意”和“生动一神一意境（气韵)”两个互相联系，辩证统一的系统结构，它们是对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精辟的理论概括和科学总结，既是中国绘画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是中国绘画美学理论的逻辑进程，两者同体发展，相偕并行。

1. “体一形一意”理论结构的历史演进

所谓“体”是指具有初步装饰性“抽象之图案’的器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工艺。邓以蛰所说的“体”，不是指物质天然形体的体而是指人类手工制作的一切器用之体，诸如鼎彝铜器、漆器、陶瓷、石玉之雕琢、房屋的装饰和建筑，它们都导源于实用。但是，不是所有实用器体都是艺术而必须是“纯由人类之性灵中创造而有美观者方为艺术之体”这个看法一方面正确的说明了艺术起源于实用，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是对艺术之“体”范畴的科学说明，那就是作为审美范畴的“体”必须是“纯由人类之性灵中创造而有美观者”，其中蕴涵了人们的审美意识，这就不是一般意义的器体之体而是审美之“体’了。邓以蛰指出，艺术源于器用，人们造作物质是为了适应器用，而器用又适应于美感而成其形体，所以艺术是人类美感之表现，同时，美感亦因造作器用而显现。绘画之兴是为了装饰器物，“正器之位”，文字最初代结绳以记事，都与“体”紧密结合，有直接的实用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人类审美意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审美意识的增强，艺术逐渐脱离体和实用目的，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自由地表现感情性灵，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所谓“形”则是指附着在器物之上的含有审美意味的属性，是可以从器物的限制中剥离而独立发展的表现手段，后来演化为书画之画。在邓以蛰看来，中国商周时期的艺术和审美观念“形”与器物“体”紧密统一的，所谓形不离体体形合一。所以那时的绘画，其形之方式仍不免为器体所范围，并且还明显具有装饰性的实用目的。随着工艺技术和审美意识的发展，体形逐渐分化。到了战国时期原本装饰体的“形”渐渐摆脱器体而向着独立发展的趋势演进。

到了秦汉时期“艺术自求解放，自图不为器用所缚束，于是花纹日趋繁复流丽以求美观”，进入形体分化期。“汉代艺术无论铜玉器之雕琢，陶漆之绘画，石刻型塑，一皆以生命之流动为旨趣……盖艺术至此不自满足为器用之附属，如铜器花纹至秦则流丽细致，大有不恃器体之烘托而自能成一美观；至汉则完全独立，竟为物理自身之摹写矣；又不满足纯形之图案既空泛而机械，了无生动，因转而拟生命之状态，生动之致，由兹而生矣。形之美既不赖于器体；摹写且复自求生动，以示无所拘束，故曰净形。净形者，言其无体之拘束耳。”，“形”由其装饰的附丽性逐渐剥离、蜕变为独立于“体”之外的表现手段，由抽象之图案式转为对物理内容的描摹，方式上则是对生命状态的描摹，注重了形的生动之致。形之于绘画则是线条（邓以蛰称之为“笔画”）的游动，这样它就突破了器物的功利性束缚，获得了独立价值，成为表现人们审美意识的载体一一种独特的艺术形态。“形”的独立为形（绘画）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人们审美意识（表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进而成为独立完整的审美对象。

汉代到唐代为净形期，注重追摹物理，表现动物的外在运动状态。从现在存留的汉画像砖石和谢赫《古画品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的记载来看，邓以蛰的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汉代艺术以禽兽人物为主，舍形悦影，以线示体，注重人物禽兽的形的生动。发展到六朝、唐代则由生动到传神，由摹形到写意，逐渐脱离了形体的拘束，由此中国绘画进入就承续着写意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中国绘画独特风貌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邓以蛰立足于“体”去考察中国绘画的发展，看到了绘画从“形体一致”到“形体分化”再到净形、形意交化的历史过程，大体上符合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实际，是对中国绘画发展的富有美学理论价值的概括。

2.“生动一神一意境（气韵）”理论结构的历史演进

如果说“体一形一意”所侧重的是艺术发展外在形态嬗变的话，那么“生动一神一意境”则是侧重其内在理论逻辑的演绎，是对由“形”到“意”的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展开。

邓以蛰指出，中国艺术的发展，从殷墟发现的文物开始，迄今已经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了，始终是辩证地发展着。从静到动，从狭隘到开阔的发展。中国艺术从图案花纹发展到山水画，是一步接着一步地跳跃而致的，尽管中间有过多少次外来的影响，也只是吸收，并没有被引入到旁的道路上去。一般地看，汉代以前的艺术由于与“体”密切结合，还是在图案的、静的状态中发展着。到了汉代，动的、写实的形态就充分显露代替了静的图案纹样。

邓以蛰紧紧抓住汉代艺术的最主要特征一生动，作为其中国绘画美学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并且同样密切结合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展开其理论结构。他指出，汉代石画像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壁画变成垂久的缩本石刻。这些画的内容非常丰富：神话、传说、历史、经图、百技、风俗习惯，以及死者生前事迹，无所不包!这些画多是禽兽人物，造型生动；以写实的表现手法，把人物、动物的揖让驰驱、奔拿搏斗、踩跳翻转等等动作、状态描摹的惟妙惟肖。洛阳汉墓砖上的彩色人物画，大连营城子汉墓中人物壁画，以及朝鲜平壤附近一些汉墓中各种漆器上的人物画，所有这些绘画，其造型都极为生动。这种情况大体被长期沿袭下来，只是到六朝时期，随着佛像的大量出现，寓动于静，动静结合，显示出庄严气象，“于庄静华丽之风不无有助”。人物画发展到隋唐，大致在汉魏以来的特征线纹描法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佛画的画法，融会成中国人物花卉的固有作风。

邓以蛰说：“汉至唐既入于物理之描摹，然其理究有所囿。盖囿于生命世界,换言之,限于动物类也。”“此种限制却养成中国艺术最重要之要素，曰：生动也，神也。

六朝是中国绘画和美学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形神问题成为当时哲学和美学讨论的基本问题。邓以蛰没有对此作形上的探究，仍然是从绘画发展的具体情况入手。在他看来“人物(画）至六朝，由‘生动’入于‘神’亦自然之发展也。神者乃人物内性之描摹，不加注名位而自得之者也。”汉代人物画与六朝、唐人物画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前者虽静犹动，而后者则是虽动犹静，其根本原因是汉代艺术的审美观念是“取动”，六朝、唐之艺术的审美观念则是“取神'由对人物禽兽外在形的生动描摹，进入对人物内在性格即“神”的传达，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重要转变，使得审美意识向着“意”的方向自然演进，可以说，写动和传神为此后“意境”理论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意境，邓以蛰一个重要的看法就是“参入于自然”。他指出，人物至六朝、唐虽由生动入于神，但或是由于多为个体的描写，或为群像，其结构还是借助动作的呼应来连贯，还没有能够自觉地参入于自然而形成意境。这个说法当然还有进一步斟酌的余地。画史上为人熟知的顾恺之、宗炳、王微，不仅有描绘山水画作，还有专门的山水画论，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展子虔的《游春图》都已经有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自然）；《画云台山记》、《画山水叙》等虽是画论，但从其叙述来看，已经有以山水（自然）作为直接表现对象的画作。然而，其时毕竟是以人物画为主流，即使有山水树石，也如张彦远所说的那样，树如布指，树大于山，人大于树，人物与自然没有融为一体，换言之，“自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完全成为“表现”（意）的载体还谈不上有意境，所以并不影响邓以蛰的结论。在邓以蛰看来：“意境者乃由内而外，为主观的;若表而出之，其方法有异于人物。”原因在于禽兽人物为客观的，画家只是用传摹或状拟以取之，主要的功夫是眼力问题，还没有做到完全融入情感化为血液，成为不得不发的内在的主观的“意”。真正的意境乃是将自然看成一“全体”,由生动到传神，再到主观情意的观照，生动的自然便“形结气通而成一全体，含生动与神者庶几达于意境'水画的兴盛。他指出，有了生动，然后才能使唐代的人物画进到神韵的阶段，正如唐代张彦远所说：“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足见唐代画人物，以全神韵或气韵为要务。“以神韵或气韵为基础，来观察与了解自然，那么，自然中众多的个别的事物能联贯起来成一整体。这样就产生了山水画。中国艺术全部的发展是多么合乎唯物辩证律的!”生动可以描摹，神可以状拟，都需要艺术家眼观手动，而真正能够把自然中众多的个别的事物联贯起来成一整体的，是艺术家的主观之心意。“心所会者唯生动与神，生动与神合而生意境”。心为大，自然的形为小，以心观自然即以大观小，山水画家“酝酿自然于胸中，先已成一全体有不得不写之概，故其开山披水，解廓分轮，完全顺乎意境。只觉意在笔先，了无形体之拘束。在未动笔时为‘生动’与'神’之感所鼓励而先已成一意境，故曰意在笔先。”[1](P202-203〗画家一旦为山水自然的生动与神韵所感动，所鼓励，那么他眼界所限之一切形体如内外、远近、上下、凸凹都不足以成为障碍，笔墨间所流淌的是蕴涵其中的神理、气韵，所表现的完全是艺术家的胸臆。

由此可见，邓以蛰关于“体一形一意”和“生动一神一意境”的理论结构，无论是范畴的提炼，还是逻辑的推演，都密切结合中国绘画发展的历程，是对中国绘画历史和美学理论一种“明晰而周详”的阐述发挥确乎嘎嘎独造。

3.关于气韵生动

自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提出所谓的画学六法，首倡气韵生动起，嗣后的历代画家即把它作为审美追求，唐代山水画兴盛以后，特别是宋元明清文人山水画进入到“形意交化”时期，更是被视作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成为中国书画美学的无上法理。从一定意义上说，气韵生动是中国书画的生命，也是中国书画美学的民族特色，自然也就成为邓以蛰美学思想的聚焦点，不惮其烦，反复论说。

首先，邓以蛰从中国书画的发展，说明了气韵生动是中国书画的法理。他指出，气韵生动始于人物画，汉代石刻壁画人物禽兽已极生动之致，魏晋六朝集中于人物，不仅表现形之生动，进而要求表现人物的神情。顾恺之提出“迁想妙得”、“玄赏明识”,于人物生动之外,兼重气韵。

这一审美要求在后起的山水画发展中，也经历了刻画板滞之迹的写形阶段，唐以后的山水画强调寓丘壑于心，表现胸襟和意境。邓以蛰说：“意者为山水画之领域山水虽有外物之形，但为意境之表现，或吐纳胸中逸气，正如言辞发为心声，山水画亦为心画。胸具丘壑，挥洒自如，不为形似所拘者为山水画之开始。至元人或文人画则不徒不拘于形似，凡情境、笔墨皆非山水画之本色而一归于意。表出意者为气韵，是气韵为画事发展之晶点，而为艺术至高无上之理。”，1](K1«至于书法，邓以蛰指出：“书之气韵与画不同，亦无体裁问题夹杂其间，而纯为笔墨本身问题。”完全是心之表现，凡有形迹可求之于书法者，至气韵而极焉。气韵为书画的最高境界，美感之极诣。

其次，邓以蛰从艺术是心灵的直觉表现的立足点出发，阐发气韵生动的深刻内涵。他发展和改造了汉代扬雄“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和宋代米友仁“画之为说亦心画也”的传统美学思想，重新提出了“画亦心画”的美学观念。他指出，山水画是心画，“心画者，直写心中意境，由内而外，所谓一寤即发，与摹写物之形似，由外而内者不同。若理，若真若自然，若意境，若古意，若逸气，若书卷气，若士气，若天趣之旨，将归之于气韵而得见之于画者，莫非由内而外，一寤即发之意也。”，1<P251—252)中国山水画本着“借物写心”的根本原则，强调的不是物之形，而是心，是意境。“气韵出于胸中意境，则笔墨最为接近。”笔墨为人心中流美之事，不在于刻画物的形体，而在写心，画出“萧条澹泊”之意，表现“闲和严静趣远”之心，此意此心为画者创作之本创作必须要表现心内意境，而非摹仿物之形似，因此创作之表现当是气韵生动。鉴赏也不能拘于形，而要透过形直探画者创作之“心”、“意”，二者达于一致同契，这才是“真赏,“精鉴”。气韵便是沟通画家与鉴赏家的中介、津梁。长期以来，人们或视气韵为形似，或以气韵为画家之事，或谓“气韵第一乃鉴赏家言，非作家法”，2]<P454)都是偏颇的，邓以蛰对气韵生动与形似、画家、鉴赏三者关系的论析，可谓深及腠理的“通识'。

第三，邓以蛰阐述了气韵生动哲理上的价值。中国画“借物写心”的特质，表明它主形重的态度是由静观动。邓以蛰说：“由静观动，则盈天地万物之间者，莫非生气；生气运行实能以一贯之于万物。”他多次引述宋人董遒《广川画m>的话：“且观天地生物，特一气运化尔。其功用秘移与物有宜，莫知为之者，故能成自然。”并且指出：“气韵生动之理若自大处言之，则气实此一气之气。韵者言此气运化秘移之节奏。生动盖言万物含此气则生动，否则板滞无生气也。”这正揭出了中国画家对待自然的看法和创造艺术的根本法则。在中国画家眼中，自然万物由于一气运化而成一生命整体。邓以蛰进一步指出，中国画家“抓住宇宙万物都互相依赖，联成一气，一动全动，这一点，从艺术的成就来说，是了不起的。一气运化所形成的自然由画家的感性直觉来说，就是气韵生动。”，1<P357)中国人从泛神论的哲学观出发，看待自然，以抚爱万物的情怀目极无穷而又返回自我深心，俯仰往还，宇宙生命节奏与自我深心节奏和谐共振，通过笔画的自由挥洒，而构成富有音乐性（韵）的意象。宗白华先生说：“我们的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荡着的生动气韵。”，3]<P441)一气沟通了天地之心、画家之心和鉴者之心为一心，“求其画逼近于此心，方号成功。此心为何?吾犹曰：气韵生动是也。”邓以蛰不仅揭示了笔画为心中流美之事，是表现，而且指出笔墨之外，犹有一种宇宙本体的实在存焉一一气运化一气韵生动，它不仅是中国书画的价值所在，而且是价值之极诣。这一重新发现，无疑是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巨大贡献。

三

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一批学者留学海外的归来，在艺术和美学界掀起过引进西学，译介美学的热潮，其中有相当一批学者立志整理传统文化，并且积极着手运用现代西方美学理论阐释中国传统美学，进行现代转换，努力构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学的现代体系。就绘画美学研究而言，正如刘纲纪先生所说：“自'五四’以来，我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基本上是循着两条不同的途径进行的，一条着重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另一条着重于用滕固所说的'现代学问’，即西方近现代的哲学和美学来观察中国书画,企图对它作出一种美学上的理论的解释和说明。走着后一条道路，并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我认为有三位学者，这就是邓以蛰、宗白华、滕固。”[5此言诚然，宗白华、邓以蛰和滕固是有代表性的三家，而且他们各擅胜场。

滕固以善治美术史著称，著有《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等，试图从中国绘画的发展中寻求其内在规律，勾画中国绘画艺术风格的演变。邓以蛰在《滕固著〈唐宋绘画史〉校后语》中称赞滕固，打破了数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对绘画的形而上学、阻碍绘画发展的旧看法；滕固着眼于“风格发展”，认为“某一风格的发生、滋长、完成以至开拓出另一风格，自有横在它下面的根源的动力来决定”，这一论断突破了朝代的界限，门类的划分，为研究绘画史导夫先路；把绘画史“从艺术作家本位的历史演变而为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对于破除盲目崇拜古人的传统陋习是有帮助的。这个评价是符合滕固学术研究实际，实事求是的。

篇3

关键词：屈家营古音乐，保护现状，创新开发

 

廊坊自古为元、明、清三朝的京畿门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宋辽时期，两国疆界分廊坊于南北，杨家将守三关的英雄悲歌就发生于此，至今永清县仍保存着的宋辽古栈道，就是宋辽对峙时宋太祖赵匡胤所建的战争防御体系，被誉为“地下长城”。正是因为廊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才铸就了其璀璨的文化。

任何音乐文化都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熏染，在廊坊固安就流传着一个很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那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中国文化之瑰宝”的“屈家营古音乐”，与西安仿唐乐舞、湖北编钟乐、北京智化寺古乐并称为中国四大古乐。固安的“屈家营古音乐”，乐风古朴，音乐以其严格的教习制度，保持了古乐的纯净，直至今天仍彰显其特有的古韵。从永清县保存的“地下长城”到固安县的“屈家营古音乐”，就印证了廊坊悠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

近些年来各级文化部门对“屈家营古音乐”进行了多方面的保护工作。笔者在对“屈家营古音乐”现状进行了多方了解和调研后，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1.“屈家营古音乐”的现状

1.1“屈家营古乐”的历史渊源

“屈家营古音乐”创始于元明时期,源自佛寺，后流传于民间，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其演奏多以音乐会的形式出现。它的这种演奏形式也是我国保存较完整的古代音乐形式。音乐以吹奏和打击为主要的演奏乐器。论文大全。其演奏的乐器包括管、笛、笙、鼓、镲、钹、铛和云锣，也有用于集合会员和初会开道的大号铜锣。“屈家营古音乐”的音乐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宗教佛事、民间哀乐、故事传说、封建宗法、军政事务、自然生态、节令、动物、景致与儒家学说、人物、事迹等诸多方面。其现存的作品有《玉芙蓉》、《纣君堂》等13支套曲；《金字经》、《讨军令》等7支大板曲；《五圣佛》、《贺三宝》等20多支小曲和一套打击乐曲。由普通流行的传统曲牌和本身独有的曲目两大类组成。在演奏时，每一个演员都有其固定的角色，有总管、攒管、香首、师者和一般会员、会友等。

“屈家营古音乐”的演奏有其特定的时间。一般会在，农历正月初一与七月十五这种传统活动日中演奏。正月初一的演出是拜会和游庙。七月十五的演出是纪念祖师师旷和超度亡灵。除此之外，平时在赶庙会和给丧事送乐以及参加求雨等活动中演奏。

从“屈家营古音乐”的古乐文化，到演奏的曲目可以窥见，其音乐内容和演奏风格之丰富，乐谱之完整，技艺之精湛，显示了它的独特，更显示了它600年来声声不息的旺盛的生命力。

1.2 屈家营古音乐的保护现状

自1984年起，当地文化部门就开始了对“屈家营古音乐”进行紧急的抢救及整理保护工作。经国务院批准，“屈家营古音乐”于2006年5月20日，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等百余位中外学者及专家，曾慕名前往固安县考察“屈家营古音乐”。他们一致认为：“屈家营古音乐”的乐风相当于西方巴赫时代的音乐风格，音乐平和、古雅，是我们现在能听到的唯一的古代宫廷音乐。1987年6月19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亚太地区音乐学术讨论会，“屈家营古音乐”以其特有的音乐会形式参加表演。与会的二十多个国家的一百多位专家观看其演奏，之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屈家营古音乐”是世界古老的音乐艺术之一，堪称“世界音乐之根”。其“屈家营古音乐会”被世人所瞩目。

“屈家营古音乐”在受到国内外音乐界钟爱和褒扬的同时，河北省及廊坊市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也已经行动起来，对它进行保护和整理。2009年6月由河北省文化厅监制，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录制，由河北百灵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河北民间音乐传统曲目集成（CD）》中收录了全省31个代表性音乐会的传统经典曲目，共计432首，其中包括廊坊的屈家营、南响口等在内的十一个音乐会的录音和录像。收录廊坊的“屈家营音乐会”、“南响口音乐会”等音乐会乐曲160首，时长约14个小时。在录音、录像期间，演奏“屈家营古音乐”的民间艺人，尽情展示了自己的演奏技艺。其中最具特色的有双管演奏乐手，他能同时吹奏两个管子；双云锣手同时能敲击两个云锣，其技术之精湛、花样之繁多，让在场录音、录像及文字记录的专家们叹为观止。

1.3“屈家营古音乐”的延续与继承

从古至今，我国的音乐教习多以口传心受为主。“屈家营古音乐”就是仍保留着以身口相传为文化链接而得以延续的，可以说它是活的文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了解，那曾经古老沧桑的宫廷雅乐了，更多的是摇滚、爵士音的冲击。那么，要想使“屈家营古音乐”这一文化瑰宝得以继承，培养传承人，创造古乐更多的传承人资源，已成为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河北省文化厅已于2008年正式将演奏“屈家营古音乐”83岁的老乐师冯月池和32岁的年轻乐手屈炳庆，确定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屈家营村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员，按音乐会会规有条不紊地向老乐师学艺，为古音乐的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因为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其特殊性，河北省文化厅做出的这一决定，为传承人的保护和开发新的传承人资源，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论文大全。

1.4“屈家营古音乐”的建设

为了抢救、挖掘、保护“屈家营古音乐”及“屈家营古音乐会”之形式；为了发扬光大这一民族文化，从廊坊市到固安县都采取了很多有效地保护措施。其中，固安县出台并实施了抢救保护“屈家营古音乐”的“五个一工程”，出版了一本古乐图书（即赵复兴编著的《古乐奇葩》，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8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并录制了一套古乐光盘、还培养了一支年轻队伍、建设了一处阵地、形成了一个很具规模的产业。政府部门通过县、乡、村三级融资的方式，解决了音乐会堂土地使用的问题，先后完成了会堂通柏油路、通电、打井等基础性建设工程。2000年春，屈家营音乐会堂建设工程开始正式启动，会堂位于屈家营村东，占地9.8亩。2005年8月，会堂主体落成，建筑面积达966.5平方米。从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对“屈家营古音乐会”的建设，为喜爱和研究“屈家营古音乐”的爱乐者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2. 对屈家营古音乐的创新开发

2.1在现代文明下古乐保护的新矛盾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与它至今仍存在的环境即“生境”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保护古音乐不仅是要留住它的声和形，更要注重保护使之生存的这种“境”。正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它“不仅存处在一种历时性的‘传统’中，而且处在一种共时性的‘生境’中，……其共时性的‘生境’，也不会是一个封闭性的单一的‘点’，而是一个能和相关文化、相关生态、相互影响或互相作用的动态系统”（1）。也就是说，当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其所存在的文化生态，其性质就可能发生无法估量的改变。

在现代文明的经济大情境下，要想使具有古乐特色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并发展，一般地做法是把其推向市场。一些音乐制作者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在原有音乐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现代原素。那么，这种古乐进入经济市场就会脱离自身的生长环境，将失去原来固有的古韵之味。在市场化的今天，如果为了保留其原味而没有融入现代的理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屈家营古音乐”要进入经济市场，人们是否能接受这种“新”的古乐表演，也成为了一个新的矛盾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当今，若想永远的继承和保留“屈家营古音乐”，那么，进行科学的，全面的保护，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开发，形成产业化才是它的必经之路。产业化对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只有在这种发展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古韵之味如长青之藤永远不衰。

2.2 借高校教育优势，寻找专业人才

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的高低，首先要看其国人对其文化的知晓。那么，对国粹之精华的知晓首先要靠教育的传播。

2.2.1教育的传承与创新，给古老音乐注入了春天的魅力

高校是传承教育，施教学生的沃土，如能让古乐在课堂上响起，让年轻学子们感受古老的“屈家营古音乐”的魅力。聆听和观赏这种以笙、管为吹奏，云锣为打击的音乐合奏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研究和创作欲望，从而使他们成为这支研究队伍的生力军，让古老音乐永葆春天的魅力。

如果将“屈家营古乐”以音乐鉴赏课的形式引入课堂，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合理的改编创作，并与原来的古乐进行对比欣赏，这样还能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和创作热情。学生们还可将它做为毕业论文的一个研究方向，创建研究小组，对其进行专业的、多方面的、多角度的研究。

2.2.2通过高校教育培养的专业精英，建设多元产业化团队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产业化开发，既要保持原生态、又要有利于传承，还要进行表演上的创新、提高音乐的观赏性和传播性，是一系列矛盾的探索性的事业。那么，多学科的参与，与多元化、系统化的研究已势在必行。

屈家营村位于固安县中南部，隶属于礼让店乡,地处京、津、保三大城市的中间地带。可借助周边高校的人才优势和高校的学术环境，研究一套合理的开发战略，即通过高校教育培养专业精英，建设多元产业化团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战略手段。论文大全。在京、津及廊坊市各高校具有音乐、经济、市场营销、管理学、史学、传播学、旅游管理等众多专家，在他们的把脉和引导下，能从更高层次探索古乐的产业化之路，提升古乐的鉴赏价值，为产业化开发做科学的技术指引。

通过对“屈家营古音乐”现今的保护和开发，要想使这支古乐不像夜空滑落的流星，只有一闪即逝的光芒。那么，只有坚持走教育传播古乐文化，教育培养精英，政府为其制定专门之政策，大力做好传承人的培养，走产业化之路，才能使“屈家营古音乐”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永远不会流失的并闪光的钻石。

注释：

①杨晓.音乐学院与音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音乐创作,2007年第二期.

②周文中,邓启耀.总序――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周楷模,云南民族音乐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5.

【参考文献】

［1］固安县文化体育局.屈家营音乐抢救保护工作的情况.2009,3.

［2］中国艺术报莫让古乐再“断弦”——老音乐家与河北屈家营音乐会的保护.

wenhuacn.com/news_article.asp?classid=11&newsid=4576.2006-12-22.

［3］欧阳时来，查振华.音乐类文化遗产商品化模式探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阳腔”为例.

篇4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绘画美学 气 元气

一、“气”的哲学逻辑演进

“气”字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出现，许慎《说文解字》释作“云气”，西周之前，“气”的涵义仅是指物质的概念，还不具备哲学意义，直到西周末年逐渐演变为具有形而上的意义的哲学概念了（刘兆彬：《古代“元气论”哲学的逻辑演进》，《东岳论丛》杂志，2010年6月，第6期，第91页）。后经先秦子学对其哲学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和阐发，使“气”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逐渐成为解释宇宙万物根源及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概念。

先秦时期道家正式把“气”确立为调和并包融宇宙本体的“道”的气化因素，用“气”来解释天地万物混融统一的整体。两汉时期经过《淮南子》、《皇帝内经》、王充《论衡》等的阐发，成为说明宇宙万物及发展变化的哲学概念，并开始使用“元气”这一哲学名词。

由先秦经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玄学对“气”的完整内涵的发展，“气”（或称“元气”）正式被认为是宇宙本体和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状态的最高范畴。此时哲学范畴的“气”逐渐转化为美学的“气”，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同样也成为中国绘画美学中审美观照、审美创造和审美鉴赏等的重要理论原则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先秦哲学的“气”体现为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内涵的演变。

二、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气”

东汉王充对“气”的阐发最充分，最具代表性，他在《论衡》中有：“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论点，指出“元气”是万物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气”这种元素构成。两汉的“元气论”接近宇宙论概念，即对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及规律的探讨。而魏晋玄学偏重于对宇宙万物的存在根据和根源的探讨，接近于本体论概念，体现在嵇康、阮籍、张湛等人的经典论著当中。魏晋玄学是以复兴道家、易传并融合儒、释思想为特征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直接导致中国美学史上美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魏晋玄学以“元气”范畴指代“气”的完整内涵，为了把握宇宙本体和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都把“气”作为重要的概念和命题。例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 “逸气”、“文以气为主”的说法；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有“观气采色”、“导其神气”的说法；而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中更有“写气图貌”、“志气符契”、“情与气偕”、“骨气奇高”等种种说法。书法领域有王羲之的论断：“书之气，必达乎道……”王羲之认为，书法艺术一旦表现了这种“元气”，就可以达到“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的境界。这些文艺美学理论中“气”的概念和命题正是在魏晋玄学“元气”思想影响下提出来的。

可以说，哲学范畴的“气”转化为美学范畴的“气”的概念，几乎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包括文艺在内的所有审美领域。

三、魏晋南北朝绘画美学中的“气”

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的绘画理论极少，先秦诸子百家所谈到的一些审美概念和范畴大都不是专指绘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但时代精神却是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了魏晋玄学和开启了中国文艺美学自觉的时代。

在魏晋南北朝绘画美学中“气”一般表现为“气韵”、“气力”、“壮气”、“神气”、“生气”、“心气”、“气质”、“逸气”等概念或说法。这些与“气”相关的美学概念均与体现宇宙本体的“道”的哲学观念有关，具有显著的形而上的特征。例如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顾恺之“形神论”中的“神气”；宗炳谈审美愉悦的“抟气如神”；王微《叙画》中“气”（太虚之体）的概念等等。

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影响深远的“六法”论，并把“气韵生动”列为首要的绘画创作和品评的艺术标准。谢赫是在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有关“气”的思想基础上确立“气韵生动”的美学标准，同时把“气”同人物画的品评联系起来，主张“画家在表现人物对象时不应该停留在自然形体的描绘上，而要超越这种自然形体去表现一个人的‘神气’（樊波：《中国书画美学史纲》，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页）”。把“气”的概念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比“神”的概念更接近和通向宇宙本体的“道”。所以徐复观认为：“至于气韵之气，谢赫又以“风骨”、“壮气”称之。乃是属于作品的精神方面的……”（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4页。）。谢赫这种不把描摹外在形体为重点，而以探求宇宙万物的“道”为绘画最高审美追求的美学理论，使中国绘画美学自魏晋之后逐渐奠定了“气韵生动”、“以形写神”、“重神轻形”等绘画审美原则。“中国古代画家，即使是画一块石头，一个草虫，几只水鸟，几根竹子，都要表现整个宇宙的生气，都要使画面上流动宇宙的元气……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绘画（中国艺术）比之西方绘画（西方艺术）更富于哲学的意味。”（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绘画实践中阐发“气”的理论的还有顾恺之、宗炳、王微等人的美学思想。魏晋玄学崇尚人物品藻，重视人物的精神气质与外在形象的统一，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和“以形写神”等命题中的“神”即是艺术家在审美创造中对人物内在气质和精神的追求。自顾恺之之后“传神”的美学概念和气韵相结合，成为评价和衡量中国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

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部关于山水画审美的美学论著，宗炳在这部著作中提出“澄怀观道”、“山水以形媚道”等美学命题。宗炳的美学思想与道家、玄学、佛学都有重要的思想联系，他提出在审美观照中要做到“凝气怡身”的境界，“凝气怡身”的“气”是对老、庄的“抱一专气”、“纯气之守”的“气”的阐释和发挥，也就是审美主体通过对自然山水的观照、品鉴、意象创造，从而获得审美愉悦。

山水画家王微在其著作《叙画》中提出“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的命题，王微是用“太虚之体”来说明和规定“道”，所谓“太虚之体”就是阮籍、嵇康等人所说的“混元一气”、“元气”。 王微认为在对山水画的审美过程中一定要上升到对“气”的观照，即要求山水画要体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要体现映含宇宙阴阳二气的变化状态。如果画面具有了“气”，就会造成画面的律动和气势，自然山水具有这种律动和气势，山水画的审美创造也应该如此。应该说宗炳和王薇对于山水画“气”的这种超越境界的美学追求“最早地构成了中国文人画的基本精神内涵”（樊波：《中国书画美学史纲》，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总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化思想是与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庄哲学、《易传》哲学、两汉的“元气”论一脉相承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在绘画美学中的体现。著名书画美学家樊波先生说“不深入了解魏晋玄学‘元气’思想的丰富内涵，不深入了解从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有关‘气’的思想的演变过程，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魏晋南北朝书画美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也无法真正把握整个中国书画美学的基本精神”此见解异常深刻。

篇5

【关键词】 写实油画；边缘线；虚实；表达规律；艾轩

画家艾轩是中国最受美术爱好者欢迎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深受广大美术爱好者追捧和研究。本文主要介绍艾轩对油画中边缘线的表达规律，以供美术爱好者同仁鉴赏。

一、艾轩油画简介

艾轩，生于1947年，是我国著名的写实人物画家，擅长于画高原人物，以刻画小女孩居多。196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80年以来，六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创作了大量的题材的写实油画人物作品，是享益海内外的画家。艾轩的写实人物画，长以写实小女孩为主，描绘高原灵动地带的女孩形象。展现的是她们的内心世界，她们或者倚墙而坐、或者独立旷野。艾轩创作了一系列的高原作品，抒发作者想表达的一种孤独的情结，主要是抒发自己内心世界的感情。因此，他的作品与其说是风情画，毋宁说是他内心的独白。艾轩的写实油画创作，将绘画的各个要素表达的都很突出，比如人物造型、肤色的处理、质感的表达以及边缘线的把握，每一样都经过作者仔细的推敲。细观艾轩的油画，在所有技巧中，对边缘线的表达很吸引观赏者的眼球，也很值得广大美术爱好者借鉴。

二、艾轩油画中对边缘线的表达规律

1、明确各个部位，不同的部位边缘线有一定的区别

观察艾轩的写实油画人物，会发现画面中每个部位的边缘线都被画家区分的很精确，没有一丝的混淆感。在有些美术爱好者看来，不同部位的边缘线同属一类，所以在描绘的时候很容易按同类去描绘。显得较呆板，以至于使写实油画达不到更高的层面，而艾轩则区分准确，表达到位。以艾轩写实油画人物为例，正面的小女孩可以分成这些部位：面部轮廓线、五官的内外边缘线、头发的外边缘线、服装的边缘线等。每一部位的边缘线都有其独特性与独立性，与其他部位的边缘线不尽相同。这里试以脸部边缘线和嘴部边缘线来做比较，脸部边缘线要比嘴的边缘线相对清楚、明晰。嘴的边缘线分三个部位，指上下唇相合呈“一”字的部分，和上唇线以及下唇线部位，这三个部位中间那条线最清楚（以嘴唇合拢为例），下唇线次之，上唇线相对最轻。通过观察到这些微妙的区别还需将其理解准确的描绘出来，画家艾轩对边缘线的理解运用达到的境界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写实画家的一员。画写实油画有很多时候在于悟，悟到哪里境界就在哪里。模特是相同的模特，在写实画家冷军的笔下的风格是超越了照相机的写实，在画家艾轩的笔下，是一种凄凉的唯美的写实，而在写实画家王沂东的笔下是一种带有民族风味的唯美写实。都是因为他们对绘画的每一种要素的独具一格的理解和把握，包括对边缘线的理解和把握。和王沂东相比，艾轩更愿意将边缘线处理的对比技巧明显而张扬，而王沂东则更愿意将边缘线描绘的含蓄而内敛。在我国有很多初学者甚至将边缘线处理的与明暗交界线相混淆，这是非常明显的错误，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解读艾轩的油画，能够从中学到他绘画的精髓，从而为自己的创作获得更高的感悟。

2、单一部位里面边缘线也会表达各异，各不相同

观察艾轩的写实油画，发现单一部位里面存在虚实对比，整体的部位与部位之间也有虚实对比，并将宏观虚实对比与局部虚实对比的区别表达做得很到位。由于边缘线是有一定的长度，如果将边缘线的虚实画成一样就表现不出画面的空间感。在艾轩的油画中，我们会观察到其表达单一部位里的虚实变化总是分出层次感：最实、最虚、次实、次虚这几个层面。比如：脸部边缘线分出最实、最虚、次实、次虚变化，眼睛的边缘线也分出最实、最虚、次实、次虚变化，头发、衣服等都会分出几个层次变化。但从整个人物来观察，面部以及头发等仅属于局部的范畴，中国写实派大家都强调整体对画面效果的重要性要超过局部虚实的对比的重要程度。整体的虚实对比，即整体的部位与部位之间的综合虚实对比，与单一部位的虚实对比的不同之处相当于主体与副主题、旋律与副旋律。一首曲子总会有的迭起，也会有最舒缓的清音，但每种旋律中又有与低谷的局部差别。在艺术面前，理论与实践就如同凿冰，一旦凿通便一通百通。在艾轩油画中我们能够窥见其对整体虚实的处理规律也是分清最实、最虚与次实次虚的层次变化。虽然这种层次变化规律与局部虚实层次规律的理论相同，但在实际中却有宏观与微观的变化与区别。在整个画面中，是将人物的头发画的最实，还是将脸部画的最实，或者将服装画的最实，画家都会仔细推敲、精细考察，总会表达的整个画面和谐完美。这好比构图中的疏密对比法则，整体的疏密对比和局部的疏密对比应结合起来运用，只有这样，才能如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

3、宏观大气，相得益彰，核心是把握好虚实

在整个人物的边缘线中，我们很容易辨别出画家将那里画的较实，将那里画的较虚。能够观察到几种、几十种甚至几百种虚实变化，也会轻松驾驭表达这些虚实变化。但这会让初学者头疼，只有找到其中的宏观虚实把握规律和局部虚实把握规律中的脉络，才能真正了解虚实的对比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通常人们的判断是先需注意整体的虚实，然后在整体既定虚实部位的前提下划分局部的虚实层次变化，这样一来，整个虚实的思路就会很明晰。顺着这种思路去理解艾轩的油画就会有很大的共鸣。

艾轩油画无论从技法经营上亦或造型处理上以及色彩的运用方面都远远地超出同代的其他画家，他对边缘线的表达尤其引人注目，当今社会的美术爱好初学者们，对于学师们的美术作品，或许会找不到合理的理解思路，希望通过本文介绍，使大家能对油画中的边缘线表达规律加深理解，从而把握油画的绘画技巧。

【参考文献】

[1] 吴冠中.形式与内容（吴冠中文集）.上海：文汇出版社，1988.

[2] 何奎.油画形式语言探索[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3] 童庆炳.艺术创作和审美心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4] 魏运成.油画语言的中国精神[J].装饰，2003.12.

[5] 仝武帅.油画语言发展与创新的实验性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6] 许以冠.正法・真意――李铁夫油画语言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13.

【作者简介】

篇6

[关键词]隐喻 油画 当代

隐喻是当代油画中一种常见的手法，它是中国当代油画的典型特征，中国艺术家们将这个极其擅长的技术充分地发挥和泼洒，从而使隐喻油画区别于西方油画而独特地存在着。

一、隐喻的特征

隐喻，顾名思义是一种隐涵在显像背后的特殊寓意。它是一种特殊的视觉符号，暗示着作者传递的、不能从画作中直接解读出来的信息。它通常阐释着画作背后的另一种创作主题，或是揭示了社会上某种现象的实质，或是反映了某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必须要通过深入分析油画作品中具象物体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才能破解出来。作者在表达隐喻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一些具有认知度的，符合一定区域人们历史认知、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性的关联物体，极大预留观者的想象空间。读者在解读隐喻的时候，要充分调动自己已有的绘画鉴赏常识，结合作者一贯风格、创作背景和社会风俗等因素来分析。

二、隐喻存在的原因

1、思想原因。西方的传统美学基本都是外向扩张型的，重视自我宣泄和直接表达。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是以禅宗学说和道家学说为根基的，禅宗学说尤其强调心灵的顿悟和内在的感受，而道家则认为“意在象外”。这些都是隐喻存在的重要思想原因，为隐喻在当代中国油画中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社会原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相对含蓄和内敛的，人们通常不习惯直接表达意愿和喜恶。在艺术领域尤其讲究委婉和灵感，提倡曲径通幽和意象，这些都是隐喻的存在和发展的极好沃土。除此之外，极具变革和转型特征的中国当代社会，为隐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巨大的空间。人与自然的矛盾、贫穷和富有的对比、百姓诉求和法制缺陷的反差等等，这些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而涌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比比皆是，都需要艺术家通过作品去呼吁和表达。如何能引起社会的反响和民众的反思，恐怕隐喻的表现方式要远远好于直接表达，尤其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和文化背景后。

三、隐喻油画的代表作品

中国的隐喻油画并没有形成一个像文学史上“婉约诗歌”那样的流派，但它确实明显而庞大的存在，正处于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累积过程，并且越来越多的被加入了中国气息。在绘画主题的背后隐含了一个作家的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不仅丰富了画作的内涵，更延伸了油画的主题触角。

在当代油画的优秀作品中，具有中国符号的隐喻油画格外受到关注和推崇。比较典型的诸如岳敏君的《观鱼》、张晓刚的《家庭系列》、尚扬的《大风景系列》和毛旭辉的《家长系列》等等，这些以系列形式出现的隐喻油画作品，通过作者的深层次思考和特殊的艺术处理，将描述对象赋予背后的、独特含义的主题和思想。对于隐喻油画来说，这些致力于隐喻手法的画家所长期惯有的视觉语言是非常珍贵和独到的，他们也引导着中外观者的审美观点正朝着“由表及里”的走向发展，从注重画面的视觉效果向研读领悟作品的实际内涵慢慢转变。

除了上述画家和作品以外，油画家韦尔申的作品绝对是独树一帜的。他在当代油画中柔加进了哲理性的思辨，把现实生活中的捉摸不定和漂浮脱离赋予在画作之中，因而极大地挖深了中国油画的内涵，延展了中国绘画的疆界。韦尔申早期创作的《蒙古》系列作品，具有一种宗教般的庄重与恢弘，让人产生一种凝固、沉静乃至永恒之感。1991年以后，韦尔申开始将隐喻手法高频度的运用到作品中，所表达的精神世界更加深奥和热烈。画家本人曾经说过：“我想通过这种虚构的不完全真实的空间和场景，来表达一种理想当中的精神空间。”《守望者》系列、《温柔之乡》和《麦穗》系列，在画作中体现了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并选择了具有隐喻意义的望远镜和眼镜作为标志和象征，表达出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精神家园。实际上评论家们更倾向于韦尔申展现的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的状态，更是通过一种深刻的内在领悟展现出一个学者型画家的独特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张祖英.中国油画发展现状及对写实油画当代属性的思考[J]. 中国油画. 2010（01）

篇7

艺术理论是艺术设计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是艺术设计客观规律的总结，同时也是艺术设计品位与文化的结晶。故而，在艺术设计教学中，教师应该提高自身的专业修养，把握好艺术理论的真正含义，并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艺术理论传授给学生，使学生的艺术设计水平得以增强。

关键词：

艺术理论；艺术设计；艺术教学

无论是中国的艺术设计教学，还是西方的艺术实践教育，都离不开艺术理论的引导，所以，艺术理论一直是艺术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我国的儒家经典中有这样一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就是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有高远的理想，然后要有崇高的道德，还需要渊博的学识作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够自由地发挥、创造。故而，艺术理论是艺术设计的根本、核心，只有掌握了根本，才能真正了解艺术作品中所蕴含的意味，真正知道艺术的价值。

一、掌握艺术理论的重要性

学生要清楚地了解艺术的发展历史，要知道每个时期的艺术特点，要懂得鉴赏每一种艺术，只有清楚、全面地掌握了艺术的理论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艺术设计，使自身的艺术设计水平得以提高，艺术文化精神得以加强。教师要使学生深刻地认识到艺术理论的重要性，其原因就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程度影响着艺术设计的精神和品位。因此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艺术理论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而教师作为艺术理论的实践者、传播者，更要将艺术理论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并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会将艺术理论与艺术教学良好结合起来，更好地教授学生艺术理论知识，使学生的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完美结合。

二、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的影响

纵观艺术的历史，我们往往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艺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艺术的发展，制约着艺术的走向。在古时的中国，有过这样一句话：“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句话虽然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讽刺、警醒，却也影响了当时的艺术现象，如衣装服饰的设计、绘画色彩的运用、艺术精神的内涵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从而有了一些变化。在近现代的中国，先生是第一位提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家，正是有了他的支持，才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也正是有了他的思想，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精神的交流，推动了中国艺术的近代化发展。在西方的艺术界，曾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席勒，他提出艺术是一种自由，只有处在自由之中，艺术才会得以释放，这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席勒的艺术理论推动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也影响了18至19世纪的艺术理论和艺术设计。到了19世纪中叶，当时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拉斯金参观了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后，提出了一个新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当以人为本，重点突出人文关怀，这个理论的提出带动了一大批青年美术家投身于设计的改良运动，其中包括“西方现代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和拉斐尔前派的旗帜性艺术家但丁•罗塞蒂等人，而且之后展开的英国艺术与手工艺运动也基于拉斯金的艺术理论。

三、艺术设计教学中艺术理论的地位

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这是现阶段人们所公认的事实，而最早提出这个理论并将其应用到实际艺术教学中的学校是包豪斯设计学校。包豪斯设计学校是德国著名的艺术教学中心，在应用“艺术理论是艺术创作的强大推力”这个理论的初期阶段，包豪斯设计学校的校长格罗皮乌斯就邀请了当时杰出的画家担任学校的教员，如康定斯基、约翰•伊顿、保罗•克利、蒙克、费宁格等人，正是他们的努力，才将当时先进的艺术理念和艺术风格融入了包豪斯设计学校的教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康定斯基，他不只是一名抽象主义艺术家，同时还是一名艺术理论家，他曾在1910年撰写了《论艺术的精神》，其中，康定斯基重点指出了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的重要性，并且还对未来的艺术发展作出了假设，即“艺术创作的综合”。虽然这个理论并非康定斯基最先提出的，但他是第一个将此理论应用于设计教学的。格罗皮乌斯聘请康定斯基当艺术设计教员很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抛去康定斯基抽象艺术家的头衔，他还是一名艺术理论家，知识丰富，无论是美术还是物理学，康定斯基都有很深刻的认识，并且能将二者很好地融合起来，这对艺术设计教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艺术理论是艺术设计教学的基础，是艺术领域未来发展的旗帜，是增强学生艺术精神的必要知识。但是现阶段一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并不十分重视艺术理论的学习，他们更愿意学习艺术设计专业课程，这种想法是本末倒置的。故而，学校应该加大教学资金的投入，壮大艺术理论研究队伍，以丰富学生艺术设计的理论知识。同时，教师也要加强艺术理论的教学，将理论与设计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很好地理解艺术理论，扎实地把握艺术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增强其艺术创作的灵感，增进其与艺术交融的精神信仰。

作者：兰燕 单位：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

参考文献：

[1]金鹏.浅析艺术理论在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的作用.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1）.

篇8

什么是真正的“琴音”？从听觉形式上较为容易理解，即“鸣而振”是也。唐诗“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又“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又“鸣琴候月弹”，又“幽涧泉，鸣深林”，已列举种种。指法上即七弦迭用，按既入木，琴腹充满，生于池沼，一组音未停，他组音继现，响应动荡之际，产生了“鸣”之奥妙，而其中又夹杂有独音，振作清俊，使“鸣”者更显其澹荡，而“振”者尤能发其清远。中国文人向来所习称之“鸣琴”者，就琴音之形式特性而言者，尤其高手来奏，只一段单一的空弦散音，亦可使听者得鸣振之韵趣。而称之“秋琴”、“素琴”者，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专就其气质以言琴者，则远为吃力又是另一大课题了。

“清远古澹而微”勉强能概括出“琴音”之内质。“清”是琴音之体格，“远”是琴音之神貌，“古”是它的质感，“澹”是它特有的品味，“微”是它半隐藏着的深“旨”。“清”的一个基本是音音皆实，好比立体雕塑，边线的明确，即是真实的立体。琴学所言“心闲则手敏，张急则韵清”，琴弦促实饱满，才能避免慵沓迟怠的皮壳感，才能具备“清”的机会；进一步而言，所谓“清”，是指清骨、清音、清境。琴音“清”的特质是对美学极致的追求，也可属于某一琴家的独造风格。琴家各有所长，其风格未必属于“清”境之列，然而，若弦不实急，手不实至，出现慵沓之风，皮壳之感，这就有亏于琴音之特质了。

“远”指出了一种风貌，就直接的感觉来说，否定了局促紧张、痞滞闷塞，是舒缓伸张与虚灵，是一种于静止中而仍有动转的微妙。当然，快与慢，事实上对于琴音之“远”都没有影响，音色再浓厚，感情再丰盛，也都没有影响，乃是和润而远。

“古”在我看来有两个层次，就第一层次而言，它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文化世界，就是我们常常叫做“周文”的世界，“德者惠也”，直接来自这个世界。因此，就这一层次而言，“古”代表德音，如礼记乐记之所言“德音之谓乐”。这是直线地从周文礼乐贯彻而来的，它是“郁郁乎文哉”的优美缩影，它透发出琴音经常带有的一种温度，又通过“文”的途径而远致的自我提升。第二层“古”从心起始，向于精神。则似乎越过了周文而另有一种无所系属地超越的向往。“太音希声，古道难复”，“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这里以希声以言“古”。又云“羲皇之上”，就隐约地超出了周文。徐青山《溪山琴况》“古人以勤能涵养情性，为其有太和之气也，故名其声曰希声”，“未按弦时，常先肃其气，澄其心，缓其度，远其神，从万籁俱寂中，泠然音生，疏如寥廓，窅若太古，……此希声之始作也”，“调古声澹，渐入渊源，而心志悠然不已者，此希声之引伸也”，“松风远沸，石涧流寒，而日不知哺，夕不觉曙者，此希声之境寓也”。大费周章，极言“希声”这个难以讲明的层次。透过徐青山的努力，使我们隐约明白了琴音所云之“古”除了包涵大雅、古雅这个伟大的周文世界，还包含了越过周文的一种形而上的深入倾向，即太和、太古、希声。周孔儒家之“德”，老聃庄周之“忘”。

琴音的“澹”以及其反方向的“厉”，同时表达着对于人性精神性之向往，“澹”之气质较和缓，“厉”则更刚拔。“厉”必与“清”相偕，失于“清”则无以为“厉”了。由于自觉所向往的骨朴之质、清雅之境、疏越之音，自然就会生出对于纤媚的情绪的排斥力，并且就在排斥的同时，清骨开张，自我之精神性因之得到了无穷的激发。北宋琴家崔遵度言“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能于“清厉—和润”之分合中做出生计者，是真得“中和”之无限天机也。澹况云：“琴之为音，孤高岑寂，不杂丝竹之内，清泉白石，皓月疏风，萧萧自得，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斯之谓澹。”这是洗炼。再进一步“每山居深静，林木扶苏，清风入弦，绝去炎嚣，虚徐其韵，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这里所表达的，主要在于其中确有不易得到的一种转进，通过以“澹”为指引的这种转近，琴之“至音”遂出现，琴之“真趣”遂获得了。

认真地说来“微”只存在于“精”与“到”之中，我们很容易直接就某一个或某几个弹奏出来的单音，指出它是“清厉”是“和润”或“古澹”，却难以指出“微”。它与声响的快慢大小，都无关系，亦不在于之前的任何一况之中。澹静恬逸，有澹静恬逸之“微”，清厉刚拔，有之清厉刚拔之“微”，古雅和润，亦自有古雅和润之“微”。也有不失澹静清厉古雅，却无关乎“微”的。上澹况云：“所出皆至音，所得皆真趣”，若造设不“精”何来“至音”，不底于“到”，何有“真趣”？由“声”而“音”而“意”而之“琴”，以至于人，这整个过程中，若能底于“精”“到”自必生出“微”之深趣。“声”是“音”的气质品格，“音”可以有明确的律吕来纠正，而“生”却只能就正于心神。“意”则是“音”与“曲”的连结之处，属于听觉与心神之间的一种会悟。“琴”是一切发挥落实的完成体，连人都算进去了。“声”的气质品格成熟不深厚，谈不上“微”，“音”不达于至和精准，谈不上“微”，琴与琴室等具体条件亦然，如粗制或不理想“微”则难生。至于人，只有琴人精神上自身“精”“到”，才有可能琴音之“微”，以求成就一个“希声”之天地。

例如当代管平湖先生弹奏《秋鸿》，起初听来，只觉清澹怡人，精爽四射，与其它曲子不同，然又难以言喻。愈久，愈觉其清境夺人，脑海之中，平日印象深刻的各种美音，比照之下，都黯然失色、略显粗犷，于是忽然省悟，唯有“微”意盈于心胸，盈于斗室，盈于天地。唯有琴准，调准，弦音准，手准，曲音精，心神到，才能达到此景此境。论“微”之意略止于此，论琴音之意，亦略止于此。

篇9

关键词：环境设计;环境设计理论;环境美学

一、成就与问题

2012年中国教育部公布了新的学科目录，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下设音乐、美术、设计学等门类。在学科目录中，“环境艺术设计”更名为“环境设计”，与工业设计、工艺美术等专业并列成为设计学门类下的专业之一。之前，环境设计专业已经几经更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时期，为室内装饰（1957年）、之后为建筑装饰（1958年）、建筑美术（1962年）、室内设计（1980年）、环境艺术设计（1988年）、环境设计（2012年）。其中，1988年专业名称从室内设计改为环境艺术设计的初衷是将设计范围由室内扩大至室外，包括建筑内部与外部空间设计、中小尺度的公共环境与景观园林设计等，这一调整，也是当时国内外形势所导向，有其必然性和深远意义。而2012年“环境艺术设计”再次更名为“环境设计”，其初衷应该是希望该专业在教学目标上更强调“环境”而淡化“艺术”。这在艺术学下的设计学科已有先例，“工业设计”也曾将“工业美术设计”中“美术”二字去掉，以强调“工业”的重要性。回顾历史，195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室内装饰系成立之初，全系中心工作是为国家建设中的重点工程服务，主要从事室内与建筑外立面设计。这一期间著名的成果有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饭店等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设计作品。经历最初成功后，1960年—1975年是该专业的低潮期，全中国每年十名左右的建筑美术专业毕业生竟然难以对口分配，当时能到城市公园绿化部门工作算是较好待遇。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出现由于对环境设计需求剧增而产生的设计真空，使设计学科的天平向室内设计等专业倾斜，并持续给环境设计专业带来了近四十年的发展机遇。与同时期重要建筑常由国外建筑师领衔设计不同，大量国家级建设项目的室内外空间设计几乎全部由中国自己培养的设计师完成。大量的设计实践，取得了令人惊奇与瞩目的成就，并使一大批室内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快速成长为环境设计专业中坚力量。几个约略数字可以概括这一时期的发展：全中国开设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大专院校由1977年之前的一所，增至现在的一千余所；每年培养的该专业毕业生由1977年之前的十几人，增至现在的十余万人；2000年后，全国与环境设计相关的设计或生产从业人员维持在一千万人左右，产值年均二万亿元以上。[1]如果说环境设计的辉煌成果源于其一直倡导的设计实践，那么存在问题也在于由于偏重实践而欠缺对专业理论的梳理与研究。环境设计专业大多设在美术或设计类院校、少部分设在工科院校中，环境设计教学的理论主要是从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理论“拿来主义”式的应用，自有的专业理论一直没有形成体系。以作者所在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为例，本科学生在低年级的理论课程为艺术哲学、艺术史、设计史等，高年级的理论课程为设计程序、建筑史、园林史等。针对环境设计专业自身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得学科发展与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如：环境设计专业的学术地位与其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不相匹配；对专业水平的评价标准在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各自评价标准之间游走，缺乏本专业自成体系的评价方法与理论；部分学生或专业人员缺乏恒长的专业自信，难以终身投入环境设计事业等。

二、专业定位与理论依托

环境设计是由“环境”与“设计”二词构成，“环境”是对“设计”的定位与约束，“设计”是对学科与学术方向的表达。环境是个总体概念，从尺度区分，可以被表述为宇宙环境、地球环境、国土环境、生态环境等“大环境”；也可以被表述为城市环境、社区环境、建筑环境、室内环境等“小环境”。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对环境设计服务范围的解释是“公共建筑室内设计、居住空间设计、城市环境景观与社区环境景观设计、园林设计等”，明确地表述环境设计专业研究所指的环境为“小环境”。无论是“大环境”或是“小环境”，“环境”是环境设计专业的关键词，是专业研究的的核心概念。研究环境，是要研究在环境之中的所有关联者，包括人、其他生命共同体、物与事等各个要素在环境中的关联关系与变化关系。关于理论与实践孰先孰后问题，某些特定学科中，是理论指导实践，如在物理学、化学等理科研究中。在建筑设计学科中，理论与实践是交互跟进的。而在环境设计专业，实践先行、理论跟进是目前设计专业的一般常态。在当代学科互动的大背景下，艺术设计学学科的理论体系也在进行着交叉、重构的重大调整，原有的艺术学、建筑学、园林等经典理论与原则也被不断质疑和重新诠释。基于此，作者认为，在环境设计的专业理论探讨与教学过程中，除了已有的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等学科理论外，应加入对当代环境学、生态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是强化对环境学与美学交叉研究的成果——环境美学的研究，应使环境美学成为环境设计专业的重要理论依托。对环境美学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弥补当代环境美学对中、小尺度环境与美学关系研究的空白与不足，可能是环境设计专业建构自主专业理论框架的主要基础与路径。

三、理论研究的重点

作者认为，当代环境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思辨与论争对环境设计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环境设计理论研究的一部分重点应从此处开始。传统美学是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哲学观点探讨艺术问题，运用艺术来探讨美的哲学。传统美学源远流长，18世纪，由于康德的思想体系和启蒙主义运动，美学开始摆脱对宗教的附属地位，绘画、音乐、舞蹈、艺术与设计等在此背景下获得长足发展。时至今日，传统美学是中国乃至世界大部分国家艺术与设计教育的主要理论来源，传统美学的审美认知经验和艺术规律，如对称、均衡、节奏、对比、变化、统一等形式美原则一直左右着艺术与设计的审美方法和评价模式。长期以来，传统美学认为：高层次审美是通过对静止的艺术作品“无功利静观”而获得，而欣赏自然环境是无法达到“无功利静观”的。自然环境可以被普通大众欣赏，而艺术美只能被艺术工作者创造，并被艺术“熏陶”，懂得“美学趣味”的鉴赏者所感知，所以，艺术美始终高于自然美。自然美被置于艺术从属地位的另一个观念是作为传统美学分支的“如画性”（Picturesque）美学观，“如画性”环境就是适宜入画的环境，其主旨是像欣赏风景绘画一样地欣赏自然环境。在此理念下，自然环境被贬低为欣赏“如画性”环境的客体与素材，画家从大自然中挑选出诸如高大伟岸的树木、曲折有趣的小路、婉转的河流、巍峨的远山、神秘的建筑等入画，而人们依此“美学趣味”对大自然进行有选择的欣赏。“如画性”环境支配了人们的环境观与欣赏文化，并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中达到顶峰。应当客观地承认，“如画性”美学观对人们认识自然美、保护自然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直至当代，这一美学观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环境审美模式，成为整体与深刻地理解生态环境的“障眼油画布”，即使是专业人士，如环境设计专家或设计者在评价设计作品水平高低时经常有意无意地将“如画性”作为评价依据。当代环境美学对传统美学将自然美置于艺术美之下和“如画性”美学观的批判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起点。当代环境美学认为：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所存在的一切都有其内在联系与存在意义，都是美丽的，而非只有“如画性”才是景观；自然环境的美不仅在于传统美学所关注的形式、线条、色彩或构图，也在于隐藏在自然表面下的生态关联带来的健康的美。因此，将环境审美定义为风景画一样的主观审美是一种不成熟表现；除了“如画性”景观，包括湿地沼泽、雪山沙漠、海洋深处、平凡的日常景观在内的一切自然环境都应该成为审美对象。应借助生态科学、地理学、自然史等知识帮助人们对自然环境进行正确、深刻的鉴赏。在此基础上，当代环境美学提出“自然全美”的理念，倡导培养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具备包含伦理关怀和整体意识的新审美观。自然全美理念打破了传统美学对自然环境“有选择审美”的旧有意识，使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学、生态学一道，站在了哲学理论研究的最前沿。环境美学是衔接艺术学与环境学的重要桥梁，对环境美学理论体系的深入分析与参与研究是环境设计专业教育与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选择。当代全球学者对环境美学理论的研究尚属开端，其在宏观目标与大尺度自然环境（大环境）领域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城市环境、人工技术环境以及中、小尺度环境（小环境）与美学关系的研究多有欠缺，对这些理论盲区的探讨，应是当代环境设计专业理论建构的主要课题。

四、专业理念的再调整

以人为本，为人类生活而设计，是设计界一直遵循的定理。设计界据此理念，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当代，以人为本的信条正在逐渐被动摇。与以往思想观念的变革经常开始于艺术界或设计界不同，这一次变革的声音始于生态学界，尤其是深层生态学。1973年，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该文对当代人类面临的整体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开创了当代环境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层生态学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与逻辑思维，“深层生态学所持的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思想，是把整个生态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人类只是该系统的一部分，是生态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一个结。人类的生存与其他部分存在状况紧密相连，因此，人类无权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如果自然受到损害，人类也好不了。据此，人类应该对与自然的关系作批判性思考，并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性变革。”[2]其次，在对待自然资源与自然伦理问题上，深层生态学主张人类不是地球的主人，只是客居大地的居住者，地球资源由生态圈所有生命共同体共享，因此，作为具有强势的人类应该自觉发展一种使用较少资源满足基本需要的生活方式，当对资源的需求与其他生命共同体的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人类要学会谦让。再之，在环境教育问题上，深层生态学认为要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大众认识到当代消费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人类从自然环境中索取已经非常多、日常消费品已足够充足，应该认识到当前社会发展模式、人类价值观都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并将重点放在对环境的保护而非开发上。改变危机的方法只有对现有社会、经济、文化模式的深刻改造。在对待人类发展与建设问题上，深生态学呼吁应该最小而不是最大地影响环境与生态（最小干预原则）。对必须的建设行为应“手段简朴，目的丰富”（Simpleinmeans,richinends）。[3]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恶化已经持续几十年，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状况加速了深层生态学观念在学术界、理论界和普通大众中的认同感与支持率。深层生态学理念对设计界的影响早已存在，无论是理念探索、艺术创作，还是设计作品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生态与环境问题，并从各种角度回应环境保护、生态圈生命共同体繁荣与共存等时代问题。作者认为，环境设计专业作为以“环境”为本的设计专业，应当率先从宏观整体考量设计的本质与当代目标，适时审视“以人为本”原则是否仍可诠释环境设计的全部责任？是否应该把对生态环境、全生态圈与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作为新的服务目标加入专业理念中？

结语

通过全文分析，作者有以下几个结论：第一，环境设计专业是中国特有的专业，在国外学科目录中没有与之名称相同的专业，而在中国，它是具有本土特色、在特定历史时期创建，并逐渐发展成熟的独特学科专业。第二，环境设计专业有以设计实践为主的专业特征，设计实践的多元与丰富，是该专业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贡献。第三，环境设计专业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需要有其专业自身理论建设及学术支撑。除了已有的艺术学、建筑学、风景园林学理论基础外，也要融入对当代生态学、环境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深入探讨与研究。第四，建立在对传统美学反思与批评基础上的当代环境美学应成为环境设计的重要理论依托，对其研究与发展，应该是环境设计专业建构自主专业理论框架的主要路径之一，而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质疑与修正，体现出环境设计专业对当代全球关注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步共行。本文试图通过梳理环境设计发展脉络，尝试对其学科专业理论建设进行深入思考。文章定有偏颇之处，希望得到关注、批评与讨论，以共同促进环境设计专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曙旸等课题组，《中国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策略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杨文臣，《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0

[3]雷毅，《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4]江滨，《环境艺术设计教学新模型及教学控制体系研究》，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论文，2009

[5]ChristineTudor著，《AnApproachtoLandscapeCharacterAssessment》，2014

篇10

关键词：王朝闻；艺术学；艺术学思想；美学理论；唯物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王朝闻（1909-2004）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关于王朝闻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在他的雕塑、美学理论研究方面，而缺少系统阐发他的艺术学思想，王朝闻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自觉地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方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文艺的具体实践中，吸收中国传统诗学的精华，并且从文艺实践中总结理论，丰富了马克思艺术理论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研究的典范。本文就王朝闻关于艺术学的研究方法、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艺术学研究的民族特色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对当下的艺术学科建设有所启迪。

一、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两个支撑点：一是研究方法，二是基本理论框架。方法不仅是主客体之间的“桥梁”，也是客体内在的灵魂。黑格尔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在真理的认识中，方法不仅是许多已知规定的集合，而且是概念的自在和自为的规定性，这种概念之所以是中名词（逻辑推理的格中的中项），只是因为它同样也有客观东西的意义。……绝对的方法（即认识客观真理的方法）不是起外在反思的作用，而是从它的对象自身中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1]（P.532-537）这段关于方法在主客体之间的工具作用的思辨，被列宁摘入他的《哲学笔记》。[2]（P.207-208）独特新颖的研究方法往往成为一门学科新的研究范式，泽被后世。如王国维率先引入西方理论研究《红楼梦》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他取地上实物与文献遗存相应证的“二重证据法”影响到陈寅恪的“三参证据法”，甚至今天的艺术学研究采取文献、文物遗存、田野调查的民风习俗“三重证据法”也是接着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说的。因此，艺术学研究的杰出学者都非常重视方法的探讨。英国艺术史学大师贡布里希也非常重视方法的研究。贡布里希在方法上是讲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他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榔头和锯子比喻为方法，认为遇到问题，该使用榔头时使用榔头，该使用锯子时使用锯子。就是说，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方法。但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榔头还是锯子，都是砍砸拉锯的工具，都要将对象分开剖析，归根到底还是分析的方法。[3]（P.125）王朝闻运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艺术，丰富了艺术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从具体艺术实践入手，通过文本细读，经过比较，获得感性经验，并上升为抽象理论

王朝闻反对先有结论后找证据或者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他是从造型艺术实践转向艺术理论的，他的文章的特点“不是从定义出发然后找论据来论证既成的观点，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文艺创作和文化生活中的具体问题着手而进行分析、综合，往往把论断包含在具体分析之中。”[4]（P.655）因此，从实际出发，结合创作实践，通过对广阔领域的文艺作品的活生生解读，往往能深得艺术三昧。王朝闻的艺术学眼光独特，分析问题中肯。据初步统计，王朝闻论到的作品单是绘画、雕刻就达500余幅（件），戏剧、电影达280余部。例如，在《创造真实的形象——新年画观后》中，王朝闻对新年画中的一些具体作品进行评论，比较其中的较优秀的作品3幅和较差的年画作品14幅，分析原因，认为新年画的缺点在于造型简陋、“一般化”、不真实，甚至违反年画传统的特点和优点，年画要适应欣赏的需要，着重描写愉快、幸福和美丽的事物，构图要有重点不能混淆杂乱，色彩要有装饰性，不能是自然色的涂抹。要克服“一般化”就必须反复揣摩、研究生活，掌握客观事物的差别和适当的形式，才能创造新鲜活泼的、动人的、耐看的形象，达到说服、鼓动、教育群众的作用[5]（P.101-112）。显然，王朝闻的这种艺术理论是从具体作品中总结出来的，比较有说服力，能够对艺术家的实践有裨益。再如在《麦积山石窟艺术》中，论到一二三号石窟的供养男女的造型线条柔和而流利，神态温婉而庄重，在风格上与唐代陶制女佣比较接近，在塑法上是“适应了技能自由支配的材料（泥土）的性能和制作方式的特长”[5]（P.16）。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王朝闻对门类艺术进行比较，在差异中见联系，在联系中显差异，寻找艺术学（一般艺术学）的规律，“从各个门类艺术的差别与联系着眼，戏曲、书法虽属不可混淆的两门艺术，但它们都必须同样具有音乐感。我在这里所指的音乐感，即包括节奏和旋律所形成的对立统一的结构美。”[6]（P.346）王朝闻强调理论来自实践，他的文本细读并不是20世纪英美新批评派只重形式的解读，而是把艺术作品视为生命的有机体，既重视作品自身内在的有机联系，也考虑作品的创作和欣赏的关系，还有历史和美学的标准。因而，王朝闻的文本细读能够产生独特魅力。如《探索再探索——石鲁画集序》中对石鲁的绘画作品《东方欲晓》进行文本细读时指出，窑洞顶上的一群灌木缺少规范和确定的形体，但笔墨技巧上有创新，窑洞前的树枝恰当利用了水墨和宣纸的特性而画成的，画出了树枝在晓雾蒙蒙中的特性，从而与窗户上的灯光相配合，成为表达主题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窑洞窗户上的灯光，不只是作品中的人物生活的一种描写，而且成为代表革命群众说话的“人”，即使还不够“字正腔圆”，但比套用前人的成果其实言之无物要动听得多，石鲁的这幅画作吸取了枣园万紫千红的景色的灵感而虚构而成，继承了中国艺术的传统，生活为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也在艺术形式上体现了前人对诗词的要求：“用意须出人意外，出句如在人口头”，在空间和时间上把“昨天、今天、明天”和“近处、远处、深处”联系起来，而且把画家与观众在感情上联系起来，因而不是一般的风景画。[7]（P.340-349）从形式出发，把画家、作品、观众、生活有机联系起来，并上升到艺术理论的高度，既有现实又有传统的审视，结合戏曲和文学批评，使之很耐读。

（二）唯物辩证法是王朝闻艺术学研究方法的核心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矛盾运动和发展的。王朝闻把辩证法成功运用到艺术学研究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研究的新境界。王朝闻认为，艺术都是对生活的反映，只是反映的方式不同，反对把艺术灵感神秘化，认为创作的灵感好像神秘，其实并不神秘，“得之在顷刻，积之在平日。”[8]（P.1）把唯物辩证思想贯穿到艺术研究中。再如，在论文学书籍的插图时，指出插图对于文学作品既要有必要的从属性，又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论到艺术形象时也认为，不论是从观众的审美感受着眼，还是从观众思想上的影响着眼，形象必须是丰富而又单纯的。构成形象的单纯和丰富的统一，不只依靠剧本，常常也依靠演员；[8]（P.49）论主题的特性时，指出主题的深刻性和主题的明晰性是对立统一的，形象的丰富性和形象的单纯性是对立统一的。主题的深刻性要求形象的丰富性，主题的明晰性要求形象的单纯性。[7]（P.348）从“飞天”用长带加强飞翔的效果的特点，指出艺术要适当运用支配物与物相互影响的法则，体现了事物相反相成的关系；[5]（P.18-21）这些论述充满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王朝闻在论述艺术的多样统一规律时也充满了辩证法思想，“现实生活丰富多彩，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千差万别，人民精神上的需要多种多样，因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艺术，其风格、形式、体裁和题材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8]（P.1）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唯物辩证法普遍贯穿在人类社会、思维和自然的关系中，文艺领域也不例外，王朝闻学习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并把它运用到文艺中，其辩证思想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三版序言》里这样说：‘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的规律从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里加以阐发。’……我的实践经验使我觉得，恩格斯这一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点，对于我自己所关心的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的关系的认识，也有指导意义或间接的论证作用。……所以，我以为尊重而不把前人和别人已经取得的论断代替我自己的论断，这样的规律对我来说才是我自己所掌握了的规律。”[9]（P.19）从创作角度看，要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要充分考虑欣赏者的“视域”和审美要求；从欣赏角度看，要更好地满足审美要求就必须遵循欣赏的途径，从而接受作品的导引。“艺术的社会影响如何，要受接受者的制约，正如艺术对他们的欣赏是一种制约一样”。“这是欣赏与创作的辩证关系，这是授者与受者的要求的矛盾统一”。[10]（P.328）二是艺术特性的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王朝闻善于从门类艺术实践出发，以一般规律为指导去发现种种特殊规律，又利用特殊规律的知识来说明一般规律，如谈到艺术要真实反映生活，就必须要有对生活的真切感受是艺术的一般规律，但是不同艺术门类在反映生活的媒介、方式有其特殊规律，因此要有不同的艺术眼光。“每一事物有每一事物的特性，各种艺术不能一律对待。特殊性是与一般性相联系的，认识别种艺术，有利于认识雕塑艺术。雕塑家不研究戏曲、舞蹈，不利于专业水平的提高。” [8]（P.1）王朝闻的艺术辩证方法既是学习辩证法思想的灵活运用，也是继承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丰富而朴素的辩证思想的结晶，如《周易》及历代书画论著中，如王朝闻反复引用清代笪重光的《画筌》就有非常明显的辩证法思想。

二、艺术学的基本理论

王朝闻在卷帙浩繁的论著中阐释了艺术的创造和接受、艺术的特征、艺术的价值和艺术的功能、民间艺术等基本理论，构筑了艺术学思想的大厦。

（一）艺术创造的整个过程

王朝闻关于艺术的创造过程的观点可以概括为：生活艺术家对生活的本质的感受、分析、体验艺术所要表达的主题的提炼和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艺术形象又必须经过欣赏者的接受、批评，反馈到艺术家那里。这与美国艾布拉姆斯提出的作品的四个要素，即作品、作家、读者和社会[11]（P.5-6）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继承中国传统的“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艺术创造理论。王朝闻强调艺术要创造，反对模仿或雷同的艺术，通过艺术创造的大量事实证明，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和创造的不竭动力，只有深入生活，充分认识生活的本质，即不是对生活的概念化、一般化认识，而是有着独特的理解，才能创造出既有真实而深刻的主题，又富于创造力的形象。“没有深入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就没有生动的深刻的艺术形象。”[5]（P.90）艺术家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用什么形式表现生活，而且表现在对于生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时已有差异。

（二）艺术的特征

作为一个鉴赏家和艺术家，王朝闻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审视艺术的特征，他在《艺术札记》中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耐看”，即经得起反复推敲、欣赏，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含蓄、蕴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即也。”艺术的这种特性也就是“艺术性”，艺术要求马克思所说的“典型化”，才能具有“永恒的魅力”。艺术表现生活是“以一当十”、“不全之全”，艺术源于生活，但又区别于生活，“艺术较之现实更典型、更理想、更具有普遍性的形象，只能是经过提炼的形象。单纯化了的形象，应该承认就是提高了的、完整的形象。”[10]（P.167）王朝闻所说的“典型化”是指文艺家通过对有限的自然场景和社会生活的描绘，引起欣赏者对广阔的生活的联想、体验与思索，这样就把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和马克思的“典型化”结合起来了。王朝闻还把西方沃尔夫林关于造型艺术构图原则的“多样统一”规律进行了创造性地转换，认为艺术“耐看”主要体现的是“多样统一”规律。他认为，一切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既“丰富”又“单纯”的。说它“丰富”，是因为它对生活的本质的复杂性作了广阔、深刻的揭示；说它“单纯”，是因为它对生活的一切描写都集中、明晰于对生活本质的复杂性的深刻揭示，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就是王朝闻所说的充分“含蓄”而“耐看”的作品，“多样统一”规律体现在艺术作品的主题、形象、语言等层面。

（三）艺术的创造和欣赏

艺术的接受欣赏总是与艺术的创造相伴相生的，没有艺术的接受和欣赏，就不可能实现艺术创造的功能，也难以促进艺术创造水平的提高。王朝闻在的艺术学思想指导下，以其丰富的创作和欣赏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继承中国传统艺术学思想，对艺术的接受和欣赏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人民大众作为文艺的“接受者”，艺术家要创造出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喜爱的作品。王朝闻指出作品的创造要预先充分估计到群众的“欣赏能力”，既要适应它，也要提高它，要创造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并且还提出“能欣赏，不一定能创作；不会欣赏，定不会创作”的观点。王朝闻关于艺术的接受和欣赏区别于西方精神分析学和日本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研究视角，而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理论，中国儒家强调艺术要起到“化成天下”、“移风易俗”的感化作用，道家则认为艺术要体悟天地人生之道。王朝闻认为：“艺术欣赏区别于科学研究的推理，作品对他们的影响只能依靠形象的感染而不能依靠抽象的说教。”[8]（P.10）他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把艺术“创造和欣赏结合”起来的传统，认为“能欣赏，不一定能创作；不会欣赏，定不会创作”的说法，与清代画家龚贤关于“知画”与“善画”的关系的论述很相似：“知画”者不一定“善画”，如果专注于绘画，就会成为高手；反之，不“知画”作画，就一定画不好画。

（四）艺术的本质和功能

王朝闻认为，艺术的本质是意识形态与审美特性的有机统一。王朝闻认为，艺术都是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反映，是现实在人的观念中的反映。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指艺术归根到底受制于经济基础；审美性也就是艺术性，是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忽视了艺术如何反映生活的手段和形式的美”，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反映丑的艺术也是能够引起美感的审美对象。”“特定的形式不能不服从特定的内容，所以说美既在形式，也在内容；是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的统一体”。[12]（P.116、119）艺术性既包含对特定主题表达的恰到好处，又指形式自身的独立自足的美。所以，王朝闻反对题材决定论，政治即艺术等错误观点。认为艺术不可以代替现实，艺术对现实来说是第二性的，作为反映对象的现实才是第一性的，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艺术反映什么的自由选择，如何反映的自由创造，即艺术个性在审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当时认为艺术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王朝闻说，“是的，‘艺术就是宣传’。为了宣传得有力，再艺术些！”可以看出，王朝闻对艺术本质的深刻把握。王朝闻在创作和欣赏的关系中来把握艺术的价值，也就是艺术的审美和教育作用，“文艺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只有当文艺作品被欣赏的时候，比如说它所反映的生活被欣赏者所认识的时候，这种作用才不只是一种潜在的作用，而是实现了的作用”。[13]（P.315-316）王朝闻一方面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最正确也是最宽广，最富于创造性的道路”。同时要求，只有把艺术的思想性和艺术形式、风格多样性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实现艺术的价值，“观赏者获得欣赏雕塑（不是其他艺术）的愉快，才能深刻受到思想上的鼓舞。”[8]（P.3）

（五）艺术的分类

王朝闻对于艺术的分类也遵从约定俗成的分类标准，如绘画、雕塑、戏剧、舞蹈等，但是他看到这些艺术形式差异的同时，更强调艺术形式的共通性，而且要求门类艺术之间要相互借鉴，“我不反对绘画、雕塑向戏剧、舞蹈借鉴，因为艺术形象的塑造有共同的规律。”[4]（P.169）又根据地域特色对门类艺术进行细分，对戏剧研究要“把川剧和山西梆子、河北梆子相比较。不能否认它们在唱念做打等方面，都有它们那与众不同的特点。但是这些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绝对的。”[4]（P.309）再如王朝闻尤其重视学习民间艺术，认为学习民间艺术必须从正确的借鉴原则着眼，从效果上考虑，研究民间艺术产生的土壤，掌握学习民间艺术不仅在形式，更重要的在内容。他强调批判地继承，“为了建设、发展新美术，必须利用旧美术所积累的经验，应该着重民间形式。但某些只有承继而无批判的学习，忽视真正健康的成分，为满足猎奇趣味而抄袭不值得发展的成分，那就违背了正确的借鉴原则。”[14]（P.366）王朝闻非常强调艺术的地域特色，“文艺如果没有地方色彩，民族形式或民族风格的要求都会落空，也难于达到文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社会效果。”[4]（P.181）这对于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重点学科而言，强化张道一先生开创的民间艺术研究，凸显东南大学艺术学理论的特色有重要指导意义。

综上，王朝闻从欣赏的角度，认为艺术的特性是“耐看”、“喜闻乐见”，在艺术的创造和欣赏的关系层面上，搭建起艺术学的理论基石，从主观方面，艺术的接受者对作品是“以一当十”；从客观方面，艺术创造要“不全之全”、“多样统一”；创作要体现生活的原则“不似之似”；欣赏者对作品的把握是“不确定的确定”；艺术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创作是要适应欣赏者又要提高；学习民间艺术重在批判继承等方面，构建了他的艺术学思想。

三、艺术学研究的特色

王朝闻的艺术学研究有显著特色，即艺术学研究的中国化。他自觉地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中，形成了既不同于的艺术学研究特色，又有着深厚的中国艺术学研究的民族特点。

关于艺术的研究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它建立在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角度去考察艺术的本质，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的艺术学研究是自上而下的、逻辑严密的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但是强调从变革社会的实践出发，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因此，也就不同于它之前或之后的研究。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有相似之处，它从西方传入中国是在鲁迅加入“左联”前后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正式完成的，重视艺术在解放无产阶级思想方面发挥的作用，真正融入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理论而“中国化”了。但是，真正把中国化的艺术理论运用到艺术批评和艺术研究中的学者，当首推王朝闻。

（一）王朝闻把艺术理论同中国传统理论有机融合，探讨了艺术学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思想。

西方自希腊以来对艺术问题的研究与人对世界的认识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不直接探讨艺术创造中的具体问题，因此更多的是从哲学层面来研究艺术；而中国传统的诗论、乐论、画论等主要是从艺术创造和欣赏、艺术的教化功能和人生境界等具体问题入手，因此更多地是从鲜活的艺术实践角度来总结艺术理论，后又指导艺术实践。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西方也有从艺术实践入手来研究艺术，如《罗丹艺术论》就是葛赛尔记录罗丹的艺术理论，但是这些并不是主流；正如邓以蛰所说：“我们的理论，照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永远是和艺术发展相配合的；画史即画学，决无一句‘无的放矢’的话；同时，养成我们民族极深刻、极细腻的审美能力；因之，增我们民族的善于对自然的体验的习惯。”[15]（P.360）王朝闻从艺术实践出发，结合大量艺术作品，正如王朝闻一再强调，讨论文艺问题“不应从概念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出发。”[4]（P.159）既表明，艺术必须是活生生的形象，又说明研究中国艺术理论要从实践入手，深入阐释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可贵之处，论证了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起源于中国阴阳对立而又和谐统一的思想，并以这种艺术辩证法思想丰富、发展了艺术理论。

（二）区别于西方的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体系化，王朝闻的艺术学思想的表达形式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片断式、感悟式的随想的特点，但又有其自身的内在体系，凸现独特性和创造性。

西方艺术理论的优点在于分析细致，论证严密；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多是只言片语，却往往能把握艺术的真谛，但并不是中国没有类似西方的论著，如《文心雕龙》就是体大思精的艺术理论著作。王朝闻从艺术实践出发，借鉴了传统艺术理论的表达形式，如前面提到王朝闻认为艺术作品要“耐看”、“含蓄”，王朝闻多次引用严羽《沧浪诗话》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钟嵘《诗品》中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来说明，这也与中国传统的意境理论一脉相承，而“耐看”、“含蓄”又涉及到艺术形象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也与典型化相关，这样就丰富了的艺术理论。此外，像王朝闻的“以一当十”、“不似之似”等都是这种片言只语，却很深刻的表达方式。所以，王朝闻的艺术学研究著作读起来很轻松、愉悦、“耐读”，与他这种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有关。

总之，王朝闻从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关系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探讨了艺术与生活、艺术的创造过程、艺术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艺术的接受、民间艺术的继承与革新等基本问题，把艺术理论的逻辑性和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的特点有机融合，构建了中国化的艺术学研究的基石。其中个别的论述或许可以商榷，也打上了他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他关于艺术学研究方法、艺术学基本理论、艺术学的中国民族特色至今仍然对艺术学科的建设有启迪意义。（责任编辑：徐智本）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编译.人文与艺术科学：贡布里希文选[C].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

[4]简平编.王朝闻集·卷7[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简平编.王朝闻集·卷2[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简平编.王朝闻集·卷18[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简平编.王朝闻集·卷5[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雕塑谈[A].王朝闻文艺论集（第三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9]简平编.王朝闻集·卷11[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0]简平编.王朝闻集·卷3[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1][美]艾布拉姆斯著，丽稚牛等译.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2]简平编.王朝闻集·卷13[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3]简平编.王朝闻集·卷4[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