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归集范文
时间：2023-03-14 15:04: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金归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跨行资金归集是现金管理中的一项功能，以前主要应用于企业业务的系统中。原因在于，企业财务往往设置有多个银行账户，为了便于账户资金的统一管理，尤其是应对一些大宗支付时，打通多个银行账户的资金归集功能就是非常好的工具。
借助于央行的超级网银系统，为个人用户而推出的跨行资金归集功能也在一些银行推出。卡多、账户多是现代人钱包的一大特点，而且每张银行卡都有特定的功能，不时也会有一定的资金入账，管理账户上的资金就很麻烦。跨行资金归集，就能够把不同账户上的资金统一归集到某一个账户上。而对于家庭来说，这一功能还可实现资金在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调配。
统一归集各账户资金
对于经常要处理多个银行账户的使用者来说，跨行资金归集的功能非常实用。施女士在一家服装批发市场经营着一个店面，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客户都会采用先汇款后发货的方式进行商品的采购。为了便于客户们转账，施女士在多家银行都开设有账户。尽管开通了网银功能，对施女士来说，管理这么多账户还是一件麻烦事。
“每家银行的网银都有不同的安全要求，有的是USBkey，有的是动态密码器，每天光是打开这么多账户就要花不少时间。”此外，如果把不同账户上的资金集中起来，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跨行转账手续费。
像施女士这种情况，使用资金归集功能的话就比较方便了。她可以选择自己最常使用的账户作为主账户，在网银系统内开通资金归集的功能。目前，像招行、民生、兴业等银行已经设置了针对个人账户的资金归集功能服务。这些银行的账户就可以设置为主账户，对于其它需要归集的关联账户，则并不要求已经开通了这一功能，据介绍，一般来说，已经开通超级网银查询功能和转账功能的他行账户都可以作为资金归集的关联账户。
因此，只要一次开通，就可以使用资金归集的功能。对于资金归集的方式，也有很多种选择。如对于归集的周期，可以选择以天、周或是月，使用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像施女士由于账户的资金来往比较频繁，就可以选择以天为单位，每天系统会在指定的时间将不同关联账户中的资金归集到主账户中。
而归集的金额也可以进行选择，像在招行的资金归集系统中，可以提供“全额归集”、“保底归集”和“智能归集”三种不同的归集金额。全额归集，就是说将关联账户中的资金全部归集到主账户中；保底归集，就是对关联账户留存的资金进行设定，比如为1000元，超出保底金额的资金都归集到主账户中；智能归集是指，为关联账户设置一个余额上限和下限，当关联账户余额大于上限时，自动把超出部分转账至主账户，当关联账户余额小于下限时，自动把差额部分从主账户转账至关联账户。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资金归集的功能是依靠超级网银系统来实现的，平时我们使用超级网银进行跨行转账时，一般都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跨行转账费用。但是，为了吸引客户，像招行、民生、兴业对于资金归集功能都采用了费用优惠的营销方案，资金归集时并不收取跨行转账的费用。对于资金转账次数较多的施女士来说，使用这一功能也可以节省一笔转账费用的支出。
“财政大臣”的管家工具
家庭资金往来并不像商户那样密切，因此，对于家庭来说，使用资金归集的功能，就可以把归集的周期设置得长一点，如以月薪为主要收入方式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月作为归集的周期。
值得一提的是，资金归集功能并不限于同名账户之间，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把家人的账户设置为自己的关联账户，这对于家庭资产的打理也是非常方便的。
林太太是家中的“财政大臣”，家中的各种开支用度、投资理财都是林太太一手打理的。看看她是如何使用资金归集的功能的。
林先生的工资卡显然是林太太的重要关联账户，不过，林先生经常在外，也少不了用钱的时候。因此，林太太所采用的资金归集方式是“智能归集”，举个例子来说，林太太设置的余额上限是5000元，余额下限是3000元。这样，一旦林先生账户中的余额超过5000元，超出的资金就会自动归集到太太设置的主账户中；林先生在发生花销之后，余额低于3000元的话，主账户中就会自动转入一笔资金到先生的账户中，保证他平时的花销支出。
而通过归集功能转入主账户的资金，林太太就可以用于家中的各种支付，像房贷、信用卡还款等等，剩余的资金林太太还建立了一个定投账户，用于为家庭储备未来使用的资金。
资金归集功能比较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各家银行的资金归集功能在使用的时候有哪些不同？
民生银行——在设定之后，民生银行的客户只需要使用专业版网银，在一个网银界面中就可以同时查询管理多家不同银行账户资金。根据客户的需求，可以自定义归集日期和归集金额，一次设置后，长期有效。系统将按照客户约定的时间将约定的金额自动从多家银行账户中转到客户的民生银行账户中。目前，网银跨行资金归集业务全免费。
此外，民生银行还推出了“手机银行跨行资金归集”的功能，在登录手机银行后，点他行账户功能，就能够将其它账户上的资金快速归集到一张民生卡上。
篇2
关键词：银电合作；资金归集；“现金池”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186-02
企业集团在其规模和地域跨度不断扩大，经营领域更加复杂的客观前提下，从集团整体利益考虑，就自身内部发展战略和外部竞争而言，能及时掌握旗下分公司和子公司的资金流动状况。
一、企业集团资金归集管理的“现金池”模式
“现金池”的资金归集管理模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最早是TCL集团在1999年与渣打银行合作的外币现金池。“现金池”管理模式也称“现金总库”是指由企业集团总部选定一家银行开立一个总账户，作为放置现金使用，各子公司在同一家银行分别开立子账户，并虚拟了各子公司有一个统一的透支额，在每天下午的某个时点，银行系统自动对子公司账户进行扫描，并将子公司账户清零，若某子公司账户有透支时，从集团现金池里划拨归还，记作从集团的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若某子公司账户有余额，则全部划到集团总账户上，记作向集团的贷款，并向集团收取利息。变“高存款、高贷款、高费用为低存款、低贷款、低费用”。现金池可以实现资金的集约管理，母公司一方面能够集中管理成员单位分散的资金，及时了解各子账户现金流量的情况，实现对整个集团的控制力。另一方面集团能够及时调剂集团与成员企业，以及成员企业之间的资金余缺，变外源融资为内源融资，减少了企业存款和企业贷款，降低了利息费用。
二、实现银电合作“现金池”管理之前——问题突出
A供电集团下设若干分公司和子公司，承担着A地区供电任务。虽说集团资金规模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与此同时，货币资金的空间差、时间差、行业差和流程环节差，严重影响了集团资金的有效运作。
A供电集团供电范围广，不但肩负着A地区电力供应任务，还肩负着电费回收的重任。其电费资金经供电所、分局、市局、省公司等环节层层上交。在实现集团资金归集管理之前，A供电集团电费资金管理普遍存在问题。绝大多数供电所营业厅、收费站地处偏远地区，且分布分散，周边银行网点资源有限，大部分供电所为了保证电费资金上交及保管安全，只能就近选择当地农村信用社网点开设银行账户。一方面，供电所收费站收取电费资金后要求每天存行，由于没有银行上门收费服务，客户大厅和各供电所每天下午4点结账资金需由专人将当天收到的电费资金存入专户银行，耗费人力物力，效率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络信息平台不畅通，无法实现各网点内部信息传递共享，所需账户开设过多，造成电费资金管理分散。
A供电集团在电费资金管理上的困难体现在：一是资金归集程度低，无法满足企业资金集中管理的要求；二是电费资金收集及上交过程长、环节多、风险大，资金回笼速度慢、效率低，电费资金的上交率无法得到保证；三是电费专户多、余额大，在各分局电费单独核算、对账的核算模式下，电费对账工作量过大。
全面完成电费资金安全高效地收取，上交归集是A供电集团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资金集中管理的需求迫在眉睫。
三、实现银电合作“现金池”管理之中 ——运用得当
A供电集团依托邮政储蓄银行网点星罗密布和服务设施齐备的优势，同邮政储蓄银行实行银电合作，实现了企业资金归集管理。在银行开设虚拟电费总账户，实现母子账户管理，企业电费资金通过银行实现代收代扣，于每日下午4点将各分子公司子账户余额归零，并上划总账户。
（一）A供电集团开展电费资金归集管理的合作历程
A供电集团同邮政储蓄银行的合作历程主要经过了三步走。
1.合作初期，首先以A供电集团下属两家分局作为试点，进行资金的归集。并先后撤销了这两家分局的农村信用社电费账户20多个，转而在邮政储蓄银行下实现电费账户归集的协商试点阶段。
2.通过两个分局试点的尝试，电费资金归集取得明显成效，A供电集团另外5家分公司也纳入资金归集合作范围。双方合作方式得到持续完善，并已实现了在邮政储蓄银行保留一个电费专户作为母账户，5家分公司账户作为虚拟子账户的归集，即在银行开设一个电费总账户，下设1～5个分账号。各分公司电费核算工作不变，仍然在每月根据自己的分号入账情况自行完成银行余额调节表工作。
3.通过合作，A供电集团及分公司电费账户及资金已实现归集，先后撤销农村信用社电费资金账户几十个，累计实现资金归集几亿元。 鉴于子公司电费资金管理模式类似于分公司，将这种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推广至子公司供电企业。A供电集团各子公司也先后在邮政储蓄银行开设电费账户，并将逐步撤销原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电费账户，已实现电费账户精简和电费资金归集的推广扩大阶段。
（二）A供电集团开展电费资金归集管理的具体流程
A供电集团电费主机系统与邮政计算机综合业务系统进行连接，实现双方数据实时交换。“现金池”管理的电费资金归集流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1.开户。A供电集团在指定的邮政储蓄银行开设一个用于代收费的专用账户，用于代收电费资金的统一归集和划拨。邮政储蓄银行利用自身信息技术平台，在该专用账户下设若干虚拟子账户，通过虚拟子账户进行对账，实现母子账户管理。
2.代收费。邮政储蓄银行负责在协议约定代收范围内所属网点全面开通代收电费业务，在搭建起双方代收电费系统平台的基础上，实现柜台现金、网上银行、委托代扣、电话银行特约商户号汇款、上门收款等交费功能。由A供电集团提供代收电费所需的专用发票及发票的打印项目和内容等。
3.资金划转和对账。每日代收费资金将于次日汇入A供电集团在邮政储蓄银行的专用账户，邮政方利用其信息技术，实现资金分流进入各虚拟子账户，对应A供电集团的分公司。双方需核对平衡前一天代收电费的收费情况，做到日清日结。每月1日（节假日顺延）双方指定专人对上月代收费金额进行对账（对账期为上月1日零时到该月底最后一日24时）。分局财务部同邮政储蓄银行进行总账核对，下属各分公司分别核对各自账务。
四、实现银电合作“现金池”管理之后——成效显著
A供电集团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合作，改善了电费资金管控难度大的问题，实现了资金集中管控，提高了服务质量和企业竞争力，成效明显。
1.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借助邮政网络平台，改变了每月结交一次电费资金的历史情况，实现了电费资金的实时划转，及时将分子公司电费上交到A供电集团，加快实现集团各级资金的归集，减少了电费资金的沉淀，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企业可将资金统筹调配，对于资金不足的公司采取拨款，节约短期借款利息，避免不必要的贷款，减少财务费用；对于闲置资金进行周密规划后运用于投资，提高收入，增加利润，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2.实现银行账户精简，确保电费各级账务清晰。实现了在邮政储蓄银行仅保留一个母电费账户的归集，改善了各分子公司下辖供电所均需开设银行账户造成电费账户过多的情况。通过母子账户的管理模式，在确保母账户资金集中的前提下，又能保证各分子公司虚拟子账户对账的便利，电费资金账务清晰。
3.减少电费资金收取、上交环节，规避走收风险。通过电费代收服务合作，提高服务质量，电费资金实时上划，在确保电费资金上交及时性的基础上，保证了电费资金安全。大幅度减少资金余额。邮政银行代收电费，有效防范了电费资金收取过程的在途风险。合作收取电费以来，尽管“走收”电费情况依然存在，但由于邮政储蓄银行也在增设其收费网点，“走收”范围得到了明显的缩小，“走收”电费人员携带的发票和现金金额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减少了资金存行过程中因时间长、路程远而带来的风险。
4.节约电费资金收取机会成本。邮政储蓄银行上门收取电费资金存入银行，有效节约了电费资金收取过程中的机会成本。由于在合作以前其他银行是不提供上门收取电费服务的，每年需支付租用押钞车费用、银行保险柜管理费用、人工收费成本等上千万元，银企合作后这笔开支得以节省下来。此外，企业集团还可以实时监控各分子公司的资金收付状况，全面实现资金的预算管理。
银企合作的“现金池”管理模式对于有效发挥企业资金、资源优势，提升企业综合实力，降低财务风险、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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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贵阳供电局
一、银电合作开展电费资金归集管理背景
在南方电网公司推行一体化、集约化的战略转型要求下，其供电企业的资金管理与使用，对于提高效益、降低风险、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贵阳供电局在肩负着贵阳地区电力供应任务的同时，也肩负着电费回收的重任，全面完成电费资金的安全、高效地收取、上交、归集，是南方电网公司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1、历史状况
贵阳供电局供电范围广，下辖7家分局、8家县局，由各分、县局负责所辖范围电费资金的收取和上交。其中县局作为贵州电网公司的子公司，收取电费资金后直接上交贵州电网公司；贵阳供电局下辖分局电费资金经供电所、分局、市局、省公司等环节层层上交。
图1 电费资金收取上交流向图
分局供电所
分局供电所
分 局
分局供电所
贵阳供电局
. .
. .
贵州电网公司
. .
县 局
县局供电所
贵阳供电局仅分局下设的客户中心所或供电所营业厅、收费站共计47个收费点，绝大多数供电所营业厅、收费站（点）地处偏远地区，且分布分散，周边银行网点资源有限，大部分供电所为了保证电费资金上交及保管安全，只能就近选择当地农村信用社网点开设银行账户。不少地区没有银行网点覆盖，部分地区虽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但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络信息平台不畅通，无法实现各网点内部信息传递共享，需开设账户过多，造成电费资金管理分散。电费资金的收取、存行、上交及管控等方面都存在很大风险。
2、资金风险
在同邮政储蓄银行合作之前，贵阳供电局各分局电费资金管理普遍存在两方面的风险。
（1）电费账户繁多
截止2010年7 月统计数据，贵阳供电局属7家分局共计开设电费专户 56个，其中农村信用社开设电费账户 28个（若含县局共计开设电费专户84个）。由于农村信用社各网点之间无法信息数据联通，其网络不支持账户资金跨区存转，造成周边有信用社网店的收费站均需单独在当地信用社开设电费账户，导致了贵阳供电局电费账户过多，不利于管理。
（2）分局供电所地处偏远
贵阳供电局7家分局除城南、城北两家城区分局外，其它5家分局供电所多，共计47个，且分布分散、偏远。一方面，供电所收费站收取电费资金后要求每天存行，资金需由专人每天存入当地信用社，存在资金在途风险。银行要求每天下午4：30前将电费资金存行，由于没有银行上门收费服务，客户大厅和各供电所每天下午4：00结账，将当天收到的电费资金存入专户银行。另一方面，地处偏僻农村和山区的供电所收费站，附近没有信用社网点，还采用“走收”方式。按台区打发票给电费“走收”人员，“走收”人员携带发票收费。由于路途远、附近又无银行，电费资金收取后往往要2至3天才能存入银行，“走收”人员在“走收”过程中携带发票多、资金有时超过万元，风险极大。
3、管理问题
以上现实状况及存在风险，造成了贵阳供电局电费资金管理上的困难。一是资金归集程度低，无法满足企业资金集中管理的要求。二是电费资金收集及上交过程长、环节多、风险大，资金回笼速度慢、效率低，电费资金的上交率无法得到保证。三是电费专户多、余额大，在各分局电费单独核算、对账的核算模式下，电费对账工作量过大。
面临电费资金流量巨大、电费资金回收风险巨大的两“大”困难，贵阳供电局迫切需要寻找到一条适合企业发展的电费资金归集管理之路。
二、银电合作开展电费资金归集管理的内涵
南方电网公司现时期正处于一体化、集团化的战略转型时期，资金的归集管理对于有效发挥企业资金、资源优势，提升企业综合实力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南方电网公司经营管理的发展方向，电费资金的集约管理是推进一体化进程的重点工作之一。
贵阳供电局作为贵州电网公司的分公司，同时也是贵州地区最大的供电企业，电费资金流量巨大。贵阳供电局同邮政储蓄银行的银电合作，依托邮政网点和服务设施，主要通过邮政电费资金的代收代扣，和开设电费账户，实现母子账户管理，电费资金实时上划归集、实时监控等方式，建立起了电费资金归集模式。一方面贵阳供电局实现了优质服务和资金归集，促进行业经营效益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另一方面，邮政行业也拓展了业务，延伸了服务领域，达到双赢。
三、银电合作开展电费资金归集管理的主要做法
1、合作缘由
邮政是我国拥有覆盖城乡二元经济网点最多的个人金融服务网络，是我国农村地区和偏远山区覆盖面最为广泛的服务网络之一，其柜台和收费点等服务网点在偏僻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和山区地区，覆盖区域大、分布广泛，邮政储蓄也成为偏远地区客户缴费选择的主要方式。邮政储蓄的这一特点能够极大满足贵阳供电局客户分布分散、偏远的现实情况，也促成了此次的银电合作。
邮政储蓄银行现行定位是：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金融服务，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互补关系，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贵阳供电局电费资金流量、存量巨大，也是优质的储蓄资源。此次合作，邮政储蓄银行在原有服务网络平台的基础上，不需提高运行成本，同时扩展了服务业务领域。
2、银电合作电费资金归集的主要阶段
贵阳供电局同邮政储蓄银行的合作主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逐步实现合作的成熟和双赢。
（1）协商试点阶段
自2010年6月双方协商合作，达成“电费资金归集”服务协议。合作初期，首先以贵阳供电局下属息烽分局、小河分局两家分局作为试点，进行资金的归集。截至2011年2月，先后撤销息烽分局、小河分局的农村信用社账户18个，转而在邮政储蓄银行下的实现电费账户归集。
（2）流程完善阶段
通过两个分局试点的尝试，资金归集和电费对账效果良好，继而自2011年2月起，贵阳供电局另外5家分局也纳入资金归集合作范围。截至目前，双方合作方式得到持续完善，已实现了在邮政储蓄银行保留一个电费专户作为母账户，7家分局账户作为虚拟子账户的归集。
同时，双方合作方式进一步扩大。2010年12月，成功搭建电费资金代收平台；2011年5月，电费资金银行承兑汇票纳入代收范围。
（3）推广扩大阶段
通过合作，贵阳供电局及分局电费账户及电费资金已可实现归集。截止8月数据，资金归集合作以来撤销农村信用社电费资金账户10个，累计实现资金归集27533万元。
鉴于县局电费资金管理模式类似于分局，下一步计划尝试将此合作模式推广至县级供电企业，并在合作过程中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及网络平台，提高资金归集程度和资金管理效益。
3、银电合作电费资金归集流程
邮政储蓄银行在贵阳市各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和邮政营业网点，通过柜台现金、网上银行、委托代扣、电话银行、特约商户号汇款、上门收款等多种方式，协助贵阳供电局代收电费。贵阳供电局电费主机系统与邮政计算机综合业务系统采用互设前置机方式连接，实现双方数据实时交换。
（1）开户
贵阳供电局在指定的邮政储蓄银行开设一个用于代收费的专用账户，用于代收电费资金的统一归集和划拨。邮政储蓄银行利用自身信息技术平台，在该专用账户下设7个分局虚拟子账户，各分局通过虚拟子账户进行对账,实现母子账户管理。
（2）代收费
邮政储蓄银行负责在协议约定代收范围内所属网点全面开通代收电费业务，在搭建起双方代收电费系统平台的基础上，实现柜台现金、网上银行、委托代扣、电话银行特约商户号汇款、上门收款等交费功能。由贵阳供电局提供代收电费所需的专用发票及发票的打印项目、内容等。
（3）资金划转和对账
每日代收费资金将于次日汇入贵阳供电局在邮政储蓄银行的专用账户，邮政方利用其信息技术，实现资金分流进入各虚拟子账户，对应贵阳供电局的7家分局。双方需核对平衡前一天代收电费的收费情况，做到日清日结。每月1日（节假日顺延）双方指定专人对上月代收费金额进行对账（对账期为上月1日零时到该月底最后一日24时）。局财务部同邮政储蓄银行进行总账核对，下属各分局分别核对各自分局账务。
图2 电费资金汇转流程
自动转入对应账户
汇当日营业款
银行开通商户号
供电所申请商户号
第四步
第三步
第二步
第一步
图3 贵阳供电局合作邮政储蓄银行资金归集流程
邮政收费点
贵州电网公司
邮政收费点
资金
分局虚拟子账户
邮政收费点
划转
. . 资金上划
. .
贵阳供电局母账户
. . 资金划转
分局虚拟子账户
. 分局对账
.
.
. . . . . .
四、银电合作电费资金归集管理成效
贵阳供电局和邮政储蓄银行的合作，改善了电费资金管控难度大的问题，实现了资金集中管控，提高了服务质量和企业竞争力。
1、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合作以来，贵阳供电局通过邮政平台实现实现电费资金归集2.75亿元（其中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资金归集2.40亿元）。
图4 银电合作电费资金归集进展图
借助邮政网络平台，改变了每月解交一次电费资金的历史情况，实现了电费资金的时时划转，及时上交到贵州电网公司，加快实现南方电网公司各级资金的归集，减少了电费资金的沉淀，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节约短期借款利息，实现经济效益的增加76.32万元（月均5.09万元）。
2、增强资金安全性
（1）实现银行账户精简
实现了在邮政储蓄银行仅保留一个电费账户的归集，改善了各分局下辖供电所均需开设银行账户造成电费账户过多的情况。在建立母子账户的基础上，找到了精简账户的有效途径，促使提高按照南方电网要求的“各大银行仅保留一个电费账户”实现的可能性。目前已核销10个农村信用社账户，预计其它网点合作成熟后将核销余下的18个农村信用社。账户总数得到控制，由2010年6月底的73个，精简至2010年底的68个，至2011年6月底已精简至58个，集团账户率达到100%。
图5 贵阳供电局银行账户精简变化图
（2）资金余额水平下降
货币资金余额的不断下降，从2010年6月底的20928万元降低至2010年底的7082万元，继而降低至2011年6月底的3127万元，体现出了资金归集程度的有效提升。
图6 贵阳供电局货币资金余额增减图
（3）减少电费资金收取、上交环节
通过电费代收服务合作，提高服务质量，电费资金时时上划，减少从资金解交层次，在确保电费资金上交及时性的基础上，保证了电费资金安全。截止至2011年6月23日统计数据，共计代收交易51.8万笔，交易金额1.23亿元。
图7 电费代收数据图
（4）确保电费各级账务清晰
通过母子账户的管理模式，在确保母账户资金集中的前提下，又能保证各分局虚拟子账户对账的便利，电费资金账务清晰。为执行南方电网公司的资金集约化管理做好了前期准备。
图8 收入资金归集管理模式
（5）规避走收风险
邮政银行代收电费，有效防范了电费资金收取过程的在途风险。合作收取电费以来，尽管“走收”电费情况依然存在，但由于邮政储蓄银行也在增设其收费网点，“走收”范围得到了明显的缩小，“走收”电费人员携带的发票和现金金额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减少了资金存行过程中因时间长、路程远而带来的风险。
3、节约电费资金收取机会成本
邮政储蓄银行上门收取电费资金存行，有效节约了电费资金收取机会成本。由于其他银行不提供上门收取电费服务，每年需支付租用押钞车费用866.88万元，需支付银行保险柜管理费用1149.75万元；另需支付人工收费成本年均142.50万元。经测算，同邮政储蓄银行的合作以来，节约机会成本2159.13万元。
五、银电合作下一步发展方向
篇4
国家规定奖金算工资
(一)生产(业务)奖包括超产奖、质量奖、安全(无事故)奖、考核各项经济指标的综合奖、提前竣工奖、外轮速遣奖、年终奖(劳动分红)等。
(二)节约奖包括各种动力、燃料、原材料等节约奖。
(三)劳动竞赛奖包括发给劳动模范、先进个人的各种奖金和实物奖励。
(四)其他奖金包括从兼课酬金和业余医疗卫生服务收入提成中支付的奖金等。
国家规定奖金计算范围
(一)津贴。包括：
1.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具体有：高空津贴、井下津贴、流动施工津贴、野外工作津贴、林区津贴、高温作业临时补贴、海岛津贴、艰苦气象台(站)津贴、微波站津贴、高原地区临时补贴、冷库低温津贴、基层审计人员外勤工作补贴、邮电人员外勤津贴、夜班津贴、中班津贴、班(组)长津贴、学校班主任津贴、三种艺术(舞蹈、武功、管乐)人员工种补贴、运动队班(队)干部驻队补贴、公安干警值勤岗位津贴、环卫人员岗位津贴、广播电视天线岗位津贴、盐业岗位津贴、废品回收人员岗位津贴、殡葬特殊行业津贴、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岗位津贴、环境监测津贴、收容遣送岗位津贴等。
2.保健性津贴。具体有：卫生防疫津贴、医疗卫生津贴、科技保健津贴、各种社会福利院职工特殊保健津贴等。
3.技术性津贴。具体有：特级教师补贴、科研津贴、工人技师津贴、中药老药工技术津贴、特殊教育津贴等。
4.年功性津贴。具体有：工龄津贴、教龄津贴和护士工龄津贴等。
5.其他津贴。具体有：直接支付给个人的伙食津贴(火车司机和乘务员的乘务津贴、航行和空勤人员伙食津贴、水产捕捞人员伙食津贴、专业车队汽车司机行车津贴、体育运动员和教练员伙食补助费、少数民族伙食津贴、小伙食单位补贴等)、合同制职工的工资性补贴以及书报费等。
(二)补贴。包括：为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上涨或变动影响而支付的各种补贴，如肉类等价格补贴、副食品价格补贴、粮价补贴、煤价补贴、房贴、水电贴等。
国家规定的奖金制度
1)奖金制度的实施必须建立在完整、科学、公平合理的工作评价制度基础之上，才能和员工的超额劳动实现紧密联系。
2)奖金制度在强调物质激励的同时，不能忽视员工之间团结互助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加强。
3)奖金制度在制定过程中，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工在制定之后试行一段时期。
4)奖金分配应尽快全部兑现。
5)在奖金制度下式实施之后，一方面整体上应保持稳定，避免短期大修大改;另一方面在具体细节，特别是有关劳动计量和分配方法上，应及时总结完善，做到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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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江苏国土面积占全国的1%，人口占6%，而GDP却占到全国的11%。“如果在江浙沪地区找不到好项目，那在整个中国都找不到好项目了”，江苏省创业投资协会会长李中和说。
“目前，基金管理人基本上都是在管理境外的基金，用境外的资本投资于中国市场，然后再到境外去寻找出口，其实很累，”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副总裁李建光有着多年投资中国企业的经验，“而国内有很多闲置资金，证券市场又不成熟，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国内民间资本，借助中国资本市场，这将是未来风险投资的大趋势。”
江苏省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公司总经理沈捷尔成为这笔巨额资金的女掌门。作为较早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的江苏省政府，此次设立如此规模的风险基金，目的是要推动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因此在与境外基金的合作协议里规定：投资地域范围主要限于江苏省内，可以适当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即：浙江和上海地区；鼓励投一些比较长期的项目，主要是一些有技术创新的初创企业。江苏省与合作伙伴的合作方式是，政府出30%，合作方出70%，这样，6.5亿人民币的资本，就可以吸引到20多亿人民币的资金。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还包括，所有合作伙伴，无论是合作基金的模式，还是合资基金的模式，都要求基金的几个管理人员要配套拿出10%的资金，同时主要负责人要拿出10%资金的50%，从而起到对管理者的约束作用。
中外基金的合作模式，一直是业内人士在探讨的一个问题，目前普遍存在的模式大概有六种（见《数字财富》杂志2002年第4期，《中外基金合力突围》），而此次与IDGVC的合作，可以定义为合作基金的模式。
所谓合作基金，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合作模式，合作双方不需要成立新的投资管理公司，资金保留在各自的账户中，需要投资的时候，双方再按照协议，拿出属于自己应投的那一份（美元及人民币合作基金模式图）。而合资基金，是双方要根据协定，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美元或者人民币），合资成立一个投资管理公司，公司所在地可以根据需要放在境内或者境外（人民币合资基金模式图）。
一直对IDGVC推崇备至的沈捷尔说，“跟IDGVC的合作比较特殊，我们采用合作基金方式，没有成立新的管理公司，但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只要是IDG投的项目，我们就要求跟投。”而李建光也非常看好IDGVC此次与江苏省政府的合作。“虽然，我们分属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但是，由于江苏省政府拥有境外投资平台，而我们IDG本身也拥有人民币基金的部分，所以，双方共同投资一个项目没有任何障碍。”
篇6
关键词：煤炭企业 预算资金 机制
在煤炭企业构建内涵式发展模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管控运营成本已成为业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从现阶段的有关措施来看，企业主要以制度管理为主导，兼顾针对人员的绩效管理办法。对此，笔者表示赞同。然而也需要指出，受到信息偏在现象的影响还应通过模式创新，来规避因监管缺位而导致的绩效管理实效的风险。为此，通过强化企业预算资金的合规使用机制，便成为本文立论的出发点。
所谓机制可以理解为原理，而它一定是由系统所构成的。煤炭企业所特有的事业部结构表明，在机制的设计和实施中需要把握好总厂与分厂的关系，以及分厂与班组的关系，这样才能全面实现预算资金的合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成本控制事宜。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一、煤炭企业总厂与分厂的内控特征分析
遵循上文所述逻辑，以下将从总厂、分厂、班组层面来进行内部控制的特征分析。
（一）总厂层面上的内控特征分析
事业部型又称作“M”型，其中的以产品为主线构成了煤炭企业各事业部划分的基础，包括原煤开采、煤炭深加工、煤炭运输仓储在内的事业部单元，共同形成了总厂内部运营环境。因此，从总厂层面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在目标管理模式下来进行。
1、目标分解。总厂根据目前市场需求环境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当前主要以产能增效为内容的目标设计。产能增效包括压缩现有过剩产能，并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煤炭资源的利用水平和深加工质量。这一总目标便需要在各分厂内部进行目标分解，进而转化为被具体执行的行动力。
2、目标协同。与其它根据生产类型所划分的事业部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各分厂的划分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即根据有机分工的技术组织要求所进行的事业部单元设计。因此，目标协同在这里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克服和降低非效率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需要尽量保持企业内部供应链系统的运营流畅性。
（二）分厂层面上的内控特征分析
分厂作为具体的实施单位一般以直线职能型作为内部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弊端，即因职能范畴决定工作内容而导致了各部门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如，原煤开采分厂中的生产部门追求工效，而后勤保障部门则追求安全质量。从而，分厂层面的内控还在于协同各职能部门的目标函数。
1、利益协调。在煤炭企业普遍采取的薪酬分配体制下，奖金这一块构成了分厂职工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生产岗位、生产辅助岗位、生产管理岗位的绩效考核标准不同，而使得各职能部门在为了获得奖金的同时而偏离相互合作的轨道。因此，利益协调便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
2、质量管控。无论是原煤开采还是煤焦油的提炼，都需要建立起质量管控机制，但在实施内控时却时刻受到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影响，这一影响便降低了分厂、总厂管理层的监管效能。因此，解决信息偏在现象便成为了优化质量管控的保障。
（三）班组层面上的内控特征分析
在工业企业管理中班组对于企业的发展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不仅是班组是企业价值创造的基石，更是实现煤炭企业目标落地的载体。建立起班组――分厂――总厂路径下的内控形态，实则成为了在目标协同下满足企业内控要求的路线图。从工作内容来看，班组层面的内控活动较为单纯，并在完成工作任务时的弹性和幅度都不大。因此，在实施内控中主要确保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和进度匹配性。
二、分析基础上的机制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针对难点，增强煤炭企业内控绩效的合理化模式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构建。
（一）总厂层面的合理化模式方面
目前存在着一个事实，即在科层结构下总厂的诸多制度安排过于同质性，而没有考虑到各分厂的实际，使得各分厂一半欢喜、一半忧。因此，总厂管理层应在践行群众路线的大背景下，切实到各分厂和内部的班组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以总厂制定原则、分厂制定实施方案，最终由总厂审批的形式来提供制度安排。在增强掌控全局的方面，需要考虑收紧各分厂的财务权限，从而建立起总厂权威。
（二）分厂层面的合理化模式方面
分厂层面所面临的难题主要归因于信息偏在的影响，因此对于两个方面的难点都需要从降低这一影响上入手。首先需要明确，信息偏在现象无法避免，因为企业内部不可能具有充分信息的条件。那么建立起与分厂职工相关联的利益，便能使他们从主观上采取配合的态度进行生产。因此，分厂可以在薪酬分配上以班组为单位，建立起生产质量和成本控制量化体系，通过考核公开、公正的给予班组绩效奖励或惩戒。这样一来，也能提到督促其它班组的效果。
（三）班组层面的合理化模式方面
笔者认为，强化班组成员之间的凝聚力需要通过构建班组文化来实现。遵循从上到下的企业文化建设路径，班组负责人应在生产安全和成本控制上做出表率，并通过传帮带机制来帮助青年职工快速成长起来。从中，来逐渐形成融合的、在工作中你追我赶的局面。
（四）三层次融合下的合理化方面
作为一个系统，增强煤炭企业的内控绩效还需要建立起三个层次的融合局面。融合的关键在于形成总厂管理层与分厂管理层、分厂管理层与班组负责人的协商、沟通机制。特别对于总厂和分厂管理层应消除国有企业特有的行政气息，而是放下身段切实倾听基层职工的心声。
三、小结
本文认为，在机制的设计和实施中需要把握好总厂与分厂的关系，以及分厂与班组的关系，这样才能全面实现预算资金的合规使用。
参考文献：
[1]郝光华.实施“人本管理”增强企业活力[J]. 工会博览：理论研究，2011（8）
篇7
关键词资本深化；技术进步；雇佣规模；工资增长
中图分类号F4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160-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24
中国工人工资的增长给企业经营带来成本压力，已引起全球性的关注。中国对最近的全球工资增长几乎贡献了一半，2008年和2009年全球实际工资平均增速分别为1.5%和1.6%，若不包括中国数据则增速降低一半，分别为0.8%和0.7%[1]。实际工资的上升意味着企业人工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这种影响在经济环境恶化时尤为明显，甚至可能使得一些微利企业在经济衰退中失去生存的机会。澄清工资增长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影响可以为政府和企业的决策提供依据。如果工资增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它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它会对资本深化带来怎样的影响？它又会对技术进步①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所有的这些，又会对就业产生何等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将劳动力边际产品与工资的缩减指数纳入模型，更为贴切地解释了中国新世纪以来的资本深化现象；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对企业的雇佣、技术进步、资本深化等现象进行分析，并利用微观数据对国企与民企在工资增长与雇佣规模、技术进步、资本深化等变量之间略有差异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1文献综述
关于工资增长的研究大多在宏观层面展开，国内研究长期关注职工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系[2-6]及其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7-12]。而有关工资增长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大多讨论工资水平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比如工资增长中是否存在“工资侵蚀利润”[13-14]、工资增长是否带来了更高的企业绩效[15-17]。事实上，工资增长中企业的经营选择才是其产生宏观或微观影响的基础，而近期有大量文献讨论工资增长中的资本深化、技术进步、雇佣规模调整的问题。
就企业层面而言，工资增长带来的成本压力也必然会带来企业经营行为的改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资本深化。低技能工人工资的上升一方面会让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另一方面还会让企业用高技能工人替代低技能工人[15，18-19]。Bernard等[20]发现随着劳动力成本压力的增大，美国制造业加速了资本深化和技能升级的过程，1972至1997年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更多地分布于资本和技能密集型行业。对中国而言，劳动需求的快速上升对工资的上升有积极影响，但工资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可能提高微观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企业加快资本替代劳动的速度，减少资本吸纳劳动的速度[21]。袁富华和李义学[22]利用固定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建立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调整和资本深化关系模型，进一步的经验分析发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情形正作为一种客观趋势在中国制造业部门广泛出现。
巫强：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雇佣规模调整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争论，其作用机制仍不甚明晰。我们经常观察到工资增长与就业增长同时出现、工资下降与就业下降同时出现，Elsby和Shapiro[23]的研究发现美国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产率降低的总工资的下降趋势影响了稳定状态下的就业量，这印证了Bruno和Sachs[24]、Staiger等[25]低工资带来低就业的研究结论。但一般而言，实际工资增长对就业产生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26]，因为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会造成工作岗位的损失，而事实上由于资本深化趋势的发展，中国的增加值产出就业吸收能力在持续下降[22]，另一方面人工成本的上升会通过影响新投资的进入而影响工作岗位的创造[21]。
尽管工资增长对就业的直接影响容易理解，但它的间接影响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讨论集中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上。工资增长会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既有减少传统岗位就业的直接效应，也有增加就业的补偿效应，大多研究认为技术进步会降低就业水平。程大中[27]对1978年至 2000 年服务业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并不是劳动增强型的，而是略微资本增强型的。姚占琪和夏杰长[21]使用2000至2002年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的截面数据，对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对就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工资总额的变动，其次是人力资本的增加，技术进步造成了就业的减少。叶仁荪等[28]对1990年至200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现阶段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朱轶和熊思敏[29]利用1985年至2005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二、三产业的技术进步在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同时并没有对整体就业产生促进作用，甚至在服务业产生了负面的就业影响。冉光和和曹跃群[30]利用1952年至2004 年时间序列样本数据分析发现，资本投入与劳动供需协调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技术进步则与劳动供需协调呈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偏离比较优势的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弱化了就业促进功能并加速了劳动市场的分化。
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正向的、不显著的或变动的。丁仁船和杨军昌[31]通过对全国数据的计量分析，认为1978至1998年间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力总的影响是增加了就业。唐国华[32]利用1991年至 2007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技术创新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总就业效应为正。冯泰文等[33]采用层级回归方法对1986 年至2006 年中国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劳动力价格与制造业的就业弹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弹性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齐建国[34]对1977至1999年的全国数据的分析显示，20 世纪80 年代的技术进步对就业有正面影响，90 年代技术进步则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宏观层面的研究占绝大多数，尽管大多文献的模型都是基于微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构建的，但对于理论命题的检验都是通过行业或省际数据进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理论预测与实证检验间的距离；尽管资本深化与工资增长的负向关系是明确的，但促使资本深化加速的原因并不明晰；技术进步对雇佣规模调整的影响存在争议，而且对技术进步对雇佣规模影响的大多基于行业特征展开的，而针对其他特征（比如企业性质）的深入探讨则少见。本文的工作正是试图在上述几方面对之前的文献提供补充。
2理论模型
对企业行为的分析需从其生产决策过程开始，设定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形式，假定i企业在t 时期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为实际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所使用的劳动力，A为技术系数。参数α、β、γ分别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产出弹性。用P表示产品价格，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等于工资w，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资金成本r（r为常数），即：
由于企业生产的收益需要在劳动者与资本家间进行分配，使得所谓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事实上既有来自成本的成分也有来自收益的成分。这就使得对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其实可以有多种理解，狭义的理解可以是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广义的理解可以是等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加上分享的收益，只是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与分享的收益其实
①袁富华和李义学[22]将资本深化定义为人均资本量的变化率ΔKLtKLt，而此处的人均资本量的对数差分值
LnKLi，tKLi，t-1在0附近与其在数值上极为接近，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极端值对计量结果的影响，从而为后续的分析带来一些便利。后文的工资增长、技术进步、雇佣规模调整均按此方式处理。
②事实上，在转型经济体中边际产品与工资的缩减系数δ也是一个变量，它在一定程度上由劳动分配率决定。在同等情况下，劳动分配率越高，意味着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成本更高，雇佣规模扩张将受抑制，资本替代劳动则受激励。
是很难区别开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至少有以下原因
使得工资w明显低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首先，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较低或工人组织的议价能力弱，“强资本，弱劳动”的状态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存在；其次，一度存在的劳动力供给增长带来的城镇就业压力；第三，部分企业在获取资本上的便利使其在劳资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如果以δ作为劳动力边际产品与工资的缩减指数，（2）式可表达为：
（8）式左边以对数差分表示的人均资本量增长率的即可衡量资本深化的速度①，增长率越大资本深化越剧烈。
一个经济中的人均资本量的变化路径是厂商对生产技术（投资）的选择结果，在“标准的市场体系”中，要素的比率决定于要素的比价，但对于转轨的经济来说，则有一些其他影响因素[35]。在这里，劳动力边际产品与工资的缩减指数就是一个在转轨经济体中的特殊影响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劳动分配率（劳动分配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对企业经营收益的分享程度），进而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②。
由此得到，
假设1a：资本深化速度受工资增长速度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劳动分配率决定。
由于国企与民企在经营目标上存在一定差异，在类似资本这样的资源的获取能力上也不一样，使得二者的劳动分配率也存在差异[14，36]，当劳动力市场趋紧时，二者反映在劳动分配率上的变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而使得二者的资本深化趋势不同。当然，即使不存在国企或民企这样标签式的区别，不同劳动分配率的企业在面对劳动力市场变化时的调整空间也不一样，因而资本深化的趋势也会表现出一定差异性。由此得到，
3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沪深股市上
①人均工资为人工成本总额除以员工人数，实际上是人均人工成本。人均工资与人均人工成本之间稳定的比例大致为7：10，因为人均人工成本与人工工资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五险一金，这部分约占职工税后工资的40%左右，若以税后工资表示人均工资则有前述的比例关系存在。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工资增长的问题，以人均人工成本代表人均工资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②根据对数据抽查的结果，出现翻番或折半的情况最大的可能是数据错误或出现并购、借壳上市等，对这些情况下工资增长、技术进步、雇佣规模等变量的讨论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畴，故将此类数据剔除。
③将变量中的极端值替换，使小于1%分位数和大于99%分位数的连续变量分别等于1%和99%分位数。
④本文所有计量分析均利用stata10.0软件完成。
⑤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皆取对数，回归系数即可视为弹性系数。
市公司2000至2011年相关数据，其中剔除了数据缺失的项。
根据原始数据计算了雇佣规模年增长率、人均资本量、人均资本年增长率、人均工资①、人均工资年增长率、劳动分配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数据。雇佣规模年增长率为当年与上一年员工人数的对数差分值，人均资本量为企业总资产除以员工人数，人均资本年增长率为当年与上年人均资本量的对数差分值，人均工资为企业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员工人数，人均工资年增长率为当年与上年人均工资的对数差分值。后续的分析中剔除了包含极端值的数据项，包括人均资本年增长率、人均工资年增长率大于100%（翻番）或小于-50%（折半）的项②。劳动分配率为人工成本除以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为人工成本、税收、折旧、净利润之和，其中涉及的变量均为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平减为2000年实际值，总资
产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为2000年的实际值。全要素生产率参考鲁小东和连玉君[37]使用过的LP方法估算出。人工成本、劳动分配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防止极端值的影响都winsorize到1%③。
本文所涉及的相关变量及变量说明如表1：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就2000年至2011年总体平均的结果来看，人均工资年增长率（0.11）大于人均资本年增长率（0.06），大于雇佣规模年增长率（0.02），劳动分配率均值为0.3，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2.31。
4实证检验结果
本部分应用前述数据对第三部分提出的假设命题进行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资本深化伴随着人均工资增速的上升而加剧，随着劳动分配率的提高而加剧。表3为根据（8）式构造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回归模型在（8）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数化资产、企业年龄、行业、年份为控制变量。2001至2011年平均的弹性系数由面板数据回归获得，在进行随机效应回归之后，使用stata④命令xttest0检验得到的P 值为0.000 0，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 模型。Hausman检验得到的P值为0.000 0，表明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2001至2011各年度弹性系数则由OLS回归获得。从结果来看，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系数⑤不论是总
①囿于篇幅，具体计算结果未在文中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图3、图4情况与此一样。
体还是分年度、分企业性质，都是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的，资本深化速度受人均工资增长的正向影响。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总体从2001年至2011年基本保持震荡上升趋势，也就是同样的工资上涨速度带来了更大的资本深化，可以认为总体上资本深化在加剧。图1中的总体弹性、国企弹性、民企弹性均来自表3，另增加了2001至2011年间上市公司劳动分配率中位值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总体弹性系数与劳动分配率的变化趋势极为相似。由此可以认为，这里展示的数据与资本深化受工资增长速度、劳动分配率影响的假设一致，假设1a得到验证。
国企和民企的资本深化趋势不同。从图1可以看出，对国企而言，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从2003至2011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对民企而言，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在2003至2011年间似乎在0.25至0.45之间震荡，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国企与民企在资本深化上的不同趋势，可能源自二者在融资成本上的差异。在本文的模型中假定资金成本r为常数，而事实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融资难度上有显著的差别，二者的资金成本也就完全不一样。对于资金成本更低的国企而言，面对工资上升更倾向于从资本替代劳动的角度寻求解决方案，所以人均资本增长的工资增长弹性呈上升趋势，而民企由于存在更强的资金成本约束而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趋势。由此，假设1b得到验证。
不同劳动分配率的企业资本深化趋势不同。图2展示了将企业样本以劳动分配率高低分组后计算的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①，首先将每年度的企业按劳动分配率的高低分为高于中位值的组和低于中位值的组，然后分别计算每年的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可以看出，对劳动分配率高于中位值的企业而言，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对劳动分配率低于
图1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分企业性质）
Fig.1Wage growth elasticity of capital per capita （grouped by enterprise property）
图2人均资本量的工资增长弹性（以劳动分配率分组）
Fig.2Wage growth elasticity of capital per capita （grouped by distribution rate）
中位值的企业而言则不存在这样的趋势。可以认为，劳动分配率更高的企业存在更为明显的资本深化倾向。由此，假设1c得到验证。
根据公式（9），以雇佣规模年增长率为自变量，以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营业收入年增长率、人均工资年增长率为自变量，增加对数化总资产、企业年龄、年份、行业为控制变量，应用面板数据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得到表4的结果。模型1、模型2、模型3中的样本分别是总体样本、国企样本、民企样本，模型4、模型5、模型6则分别对应于模型1、模型2、模型3增加了三个自变量上一年的值作为自变量。
从表4的结果来看，六个模型在自变量的符号上完全一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带来雇佣规模的向下调整，营业收入的上升带来雇佣规模的向上调整，职工工资的上升带来雇佣规模的向下调整。假设2a、2b、2c轻松得到验证。
同时，对比国企和民企的系数可以发现，与国企相比，民企的雇佣规模受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似乎更小一些（模型3的-0.108和模型6的-0.110的绝对值均比模型2的-0.131和模型5的-0.137小），受营业收入的影响也更小一些（模型3的0.173和模型6的0.169的绝对值均比模型2的0.225和模型5的0.233小），受职工工资变化的影响则没有显著差异（模型3的0.372和模型6的0.383与模型2的0.353和模型5的0.364差别并不大）。事实上真是这样的吗？这使得对不同性质企业特征的进一步讨论显得有必要。
图3展示了雇佣规模调整的技术进步弹性在总体样本、国企样本、民企样本中在时序上的变化情况。民企的雇佣规模调整对于技术进步的弹性值得关注。尽管总体样本与国企样本的技术进步弹性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趋
注：①模型1为全体样本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国企样本回归的结果，模型3为民企样本回归的结果，模型4、5、6分别对应模型1、2、3增加了滞后一期的变量；②控制变量：对数化总资产、企业年龄、年份、行业；③括号内为标准差；④*** p
势，民企的技术进步弹性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国企样本的，但民企雇佣规模调整的技术进步弹性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换言之，民企的雇佣规模对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敏感，这可以理解为在工资增长的趋势下，民企更倾向于通过技术进步来缓解人工成本上升的压力。
图4展示了雇佣规模调整的工资增长弹性在总体样本、国企样本、民企样本中在时序上的变化情况。总体样本和国企样本的弹性系数的绝对值在2001至2011年间基本呈上升趋势，而民企样本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可以认为国企的雇佣规模变得对工资增长越来越敏感。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及以后，国企和民企雇佣规模调整的工资增长弹性更加趋于一致，有可能是在2008年之后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力普遍上升，在高人工成本压力下，企业的雇佣规模选择变得更为相似。
5结论与建议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在工资增长的趋势下，以资本替代劳动是企业的理性选择，资本深化总体上呈加剧的态势，资本深化速度受工资增长和劳动分配率的影响。国有企业或许是因为拥有更好的融资条件，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以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表现得更是越来越强烈。劳动分配率较高的企业由于人工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其资本深化的倾向也越来越强。就企业的雇佣规模调整而言，技术进步和工资增长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营业收入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民企的雇佣规模调整对技术进步越来越敏感，国企的雇佣规模调整对工资增长越来越敏感。
本文的经验结论所蕴含的启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未来一段时间的就业压力仍可能较大，但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由以往的劳动力市场供给带来的压力逐渐转向为劳动力市场需求方的压力。由资本对劳动替代形成的就业压力，不是仅仅通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能化解的，而是需要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应对，比如鼓励劳动倾向型的技术创新等。其次，国有企业在资本获取上的优势应该受到限制。国有企业由于能以低于市场水平的成本获取资本，在人工成本上升之时也就更容易以资本替代劳动，同时也更不倾向于以技术进步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限制其低成本获取资本的可能性不仅有助于扩大就业也将促进技术进步。再次，在提高劳动分配率的同时要关注资本深化的趋势，尤其是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者工资的手段不能搞一刀切、不能靠行政手段，而应注意市场化手段的应用。当然，本研究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上市公司，相对于整体企业而言，上市公司的平均规模相对更大、平均绩效也相对更好，本文结论的稳健性仍可以在进一步研究中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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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中国M2余额高达104.21万亿元。如此充裕的资金流动性，却并未让实体经济感受到“如沐春风”。
巨量流动性，究竟流向了何方？
房地产强势“吞噬”金融资源
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只是在短时间内打压了市场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但长期来看，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市场预期依然存在，这就不断吸引着新的购房者投入资金，随着抱有获取高收益心态的投资资金持续增加，市场明显已经感受到房地产价格远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实体价格，已经感受到了泡沫还在吹大。
坐落在北京西南二环的一个楼盘项目，其二手房6月成交均价同比上涨了45.66%。“今年春节前我看时一平方米还5万多，两三个月时间涨了1万，匪夷所思。”一位打算购买该地段二手房的李先生对记者感慨道：“大家对房价上涨的预期依然存在，尤其是学区房、交通方便的，上涨空间更大。”附近一房屋中介机构的置业顾问表示。
由此可见，房地产依然是民间资金投资的“避难所”。与此同时，在房地产市场回暖后，银行信贷资金也纷纷涌入其中，房企占据了相当一部分信贷资源。
自2009年以来，大量投机资金涌入楼市，除了一线城市外，在鄂尔多斯、温州、太原等民间资金充裕的城市，通过借贷炒房的现象屡见不鲜。
央行研究局研究员邹平座认为：“房价上涨是中国发展所经历的正常时期，在土地资本化的过程中，政府也都会享受到资源红利。不过，近年来确实有部分地区房地产发展过度，资金追逐高利，融资资源也向房地产倾斜，在房价上涨的高预期下，加剧了泡沫的形成。”
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加速“吸金”
除了房地产市场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泡沫也不断聚集、膨胀。外资投行机构的金融行业分析师普遍认为，地方债大多为地方政府担保。“中国的理财产品、信托市场和债券市场都没有允许违约的先例，所以这些融资产品的风险几乎是零，而用这些方式融资的地方政府、房地产，他们面临相对较低的成本，所以，过度挤占融资资源的冲动一直存在。”花旗集团中国研究主管、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说。
这也意味着，大量资金投入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政府公共部门主导的基建项目，市场普遍判断是无风险的，因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领域利用高杠杆撬动投资，累积债务的同时向金融机构不断“吸金”，债务泡沫膨胀。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新增债券发行规模达3030.70亿元，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来偿还债务和银行贷款。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少地区过去几年的城建资金支出大部分来自土地出让金，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与当地GDP增长高度相关。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一些地方政府正处在一种恶性循环中：地方政府卖土地，搞基建，地价高涨，房价下不去，高房价套牢了购房者，其他消费无法释放，进而愈发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实体经济却难有起色，税收上不来，地方又想办法卖地，再搞基建……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地越来越少，最后无地可卖，到那时，依赖于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收入的经济增长泡沫就会破灭。”
如此恶性循环所带来的债务泡沫也在审计署的报告中得到证实。并且，市场普遍担忧地方政府的债务泡沫风险已超过了房地产。
审计署前不久公布了对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表明，36个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两年来增长了12.94%。在2010年的统计中，这36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便已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10.72万亿元）的31.79%。以此推算，全国的地方债务总量已达约13万亿元。
然而，部分地方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增长，但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偿债压力加大，一些地区当年的还本付息额超出了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
今年前5个月，社会融资总规模有9.1万亿元。“这么多的社会融资总规模中，银行贷款主要还是流向了国企和地方政府，尽管这些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经营性收入并不多，债务在高企，债务余额在增加，还本付息越来越多；但是，有一部分信贷投放却构成了这些企业和政府还本付息的来源，这对市场融资资金的占用非常可观。”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说。
利润回报率低勒紧资金瓶颈
从企业微观层面看，实体企业目前也面临着融资难和高负债的两难局面，金融机构若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也将承受着坏账风险的压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测算，2012年年底，中国经济中非金融部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整体债务规模为114.8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2012年GDP（51.9万亿元）的221%。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如果减去居民部门债务和政府部门债务，那么，2012年年末，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则为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约125%。这高出目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最高水平，并且是成熟经济体企业债务与GDP比例一般水平（50%至70%）的2倍。
与此同时，中国工业企业盈利能力（利润/销售收入）只有5%至6%，仅为全球平均利润水平的一半，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债务负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至4倍。
邹平座分析称：“去年，全国50万亿元的GDP根本无法支持11万亿元税收，企业承担着几万亿元的社会负担，银行再拿走几万亿元利息，加起来能有20多万亿元，占据了GDP的一半，也就是说，企业创造价值的一半被利税给拿走了，实体经济资本利润回报率低显而易见。”
负债率高、利润率低，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增加信贷供给左右为难，这就逼迫一些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或者通过其他融资渠道。
“倒三角的信用体系让货币政策左右摇摆，同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金融反而向实体经济抽血。两次信贷调控在加大信贷投放时客观上都强化了铁公基的投入，收缩时，大项目大企业资金收不回来，客观上就收缩了实体经济，很多中小企业钱出去了回不来，资金链被打断了。归根结底，中国金融市场的信用体系也存在着问题。”邹平座进一步分析称。
大量资金流向背离实体经济
今年以来，各地陆续公布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包括四川4.3万亿元、贵州1.7万亿元、浙江未来5年投资超10万亿元、广西1.5万亿元、江西6694亿元、广东7869亿元、云南3770.55亿元等，保守估计，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20万亿元。这些都需要银行信贷和各种融资渠道为其“输血”。
“从货币运用来看，今年绝大部分资金还是投向了制造业、基建、房地产领域。不过，在投资增量上，今年流向制造业的资金减少了，流向房地产的资金反而有所增多，还有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也是市场投资回报率所决定的。”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记者分析称：“制造业不景气，投资回报率下降，而房地产依然拥有较高的回报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虽然在信贷渠道有所收紧，但其他融资渠道依然打开，更重要的是它们依仗着政府担保的背景。”
数据同样表明，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总规模共有6.16万亿元，莫尼塔研究机构认为，在这大量的融资资金中比较实在的部分包括人民币贷款、信托贷款和债券的融资，总额为4.33万亿元，相比去年一季度的3.03万亿元增加了1.3万亿元。而值得注意的是，增量部分有1万亿元都投向了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
篇9
关键词：投资者；群体行为；羊群行为
美国的次贷风波引发的金融危机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还远未结束。对金融危机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又再一次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之一。投资者的群体心理和行为被认为对金融泡沫的产生和金融危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是金融泡沫和金融危机形成的关键因素。直接对金融市场中的群体心理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难度，一般需借助其外在表现形式——群体行为来进行推测和研究。金融市场中的群体行为，也称之为羊群行为，主要表现为从众行为，是金融市场中活动主体的群体心理的外在表现。羊群行为原意是指动物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致的行为或活动，后来也广泛应用在人类社会科学中，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中部分个体或群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决策以及行动特征。
一、金融市场中群体行为的运行规律分析
该领域中的研究主要是基于金融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来开展群体行为运行规律的相关研究，如在研究羊群行为与资产管理者、基金经理或股评家的从业资历之间的关系上，MichaelB.Clement&SenyoY.Tse（2005），LukasMenkhoffetal.（2006）研究都表明，对于资产管理人员或者基金经理以及股评家来说，随着其从业资历的增加，发生羊群行为的概率降低。另外，MichaelB.Clement&SenyoY.Tse（2005）研究还发现，随着分析师经纪的规模和产业关注数量的精简，分析师更有可能做出大胆而准确的预测，大胆预测更多的吸收了分析师的私人信息，比羊群预测能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而羊群预测则更多的和分析师的收益预测错误相伴。LukasMenkhoffetal.（2006）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基金经理的从业经历的增加，虽然其羊群行为的概率降低，但是其对风险的关注却增加了，并且伴随着过度自信。与此相对应，年轻基金经理其管理的资产组合的风险更大。
多数研究者认为，对从业资历较浅的资产管理者或基金经理以及股评家来说，由于其知识、技能和经验都有所欠缺，所以其资产的风险管理水平较低，但是随着其学习和资历的增加，其风险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资产管理组合的风险下降或做出独立投资预测，羊群行为的发生概率降低。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JonathanClarke&AjaySubramanian（2006）研究了分析师的预测行为和其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的收益结构和面临的雇佣风险导致了分析师的冒险预测和其先前的绩效存在着U型的关系，并且其冒险预测同其经历存在正相关关系。面临着较高的雇佣风险的绩效表现非常差的分析师，同面临着较低雇佣风险的绩效优异的分析师一样，都更有可能做出更冒险的预测。这一研究结论和其他学者研究结论不太一致，对于资历浅或年轻的分析师或股评家来说，其发生羊群行为的概率是高还是低，有待进一步研究。对于不承担资产损失责任或风险的分析师和单纯的股评家来说，由于其不负有资产管理责任，同负有资产风险管理责任的基金经理或相比，其决策可能会更加冒险，发生羊群行为的概率可能就会较低，可能这也是导致该研究结论同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但是该解释是否成立尚需进一步验证。
AmirRubin&DanielR.Smith（200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和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相关，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发放股利的上市公司，而减持不支付股利的公司的股份。NicoleChoi&RichardW.Sias（200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在行业投资上具有明显的羊群行为倾向，机构投资者在相邻的两个季度之间的行业投资的相关性平均为40%，其研究结果为“风格/类型投资”提供了实证支持。CharlesChang（2010）研究还发现新兴市场中合格的境外投资者(QFIIs)也存在羊群行为，并且存在对市场的潜在负面影响作用。
虽然国外的大多数学者都支持羊群行为的存在性，但是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如DanBernhardtetal.（2006）认为，分析师的预测是有偏的，分析师并没有羊群行为的动机。相反，分析师是“反羊群行为”的，分析师们基于他们的私人信息系统性的了有偏的反向预测，偏离了公众的一致预测。
国外的学者们还开展了关于羊群行为是否理性的相关研究，JacobK.Goereeetal.（2007）认为，连续的信息瀑布有可能会发生状态反转，通常这种反转是自我校正的，信息瀑布会转向正确的方向，这些结论得到了数据的支持。AndreaMorone·EleniSamanidou（2008）分析了在形成羊群行为的过程中关键性的假设，认为参与者的策略是参数依赖的，即不正确的羊群行为会发生反转，而正确的羊群行为是不会反转的。
二、群体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
关于群体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羊群行为对市场效率、股价波动性和流动性的影响等方面。国外学者在投资者的群体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方面存在众多争议，并无一致的研究结论。
从理论上来说，由于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准确地评价公司股票的价值，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就体现为共同买入价值被低估的股票或卖出价值被高估的股票，这种“羊群行为”和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产生相互抵消效应，使股价向其本身的价值回归，使市场更加有效。此外，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还可能是因为他们基于同样的基础信息而作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促进了股价对信息的吸收速度，提高了市场的效率。不少学者的研究均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Lakonishoketal.(1992)提出，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并不一定能导致市场的不稳定。Wermers（1999）以1975—1994年间美国股市的所有共同基金为研究对象，发现样本基金在整体意义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基金共同买入的股票比共同卖出的股票具有较高的同期和滞后收益，即收益差距将延续较长时间。Wermers据此认为，共同基金的“羊群行为”可能是理性的，并且加速了股价吸收新信息的速度，因而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SvitlanaVorankova&Martint.Bohl（2005），AndreasWalter&FriedrichMoritzWeber（2006）分别研究了波兰和德国金融市场上基金的交易行为，均发现存在羊群行为和正反馈交易，但是都未发现羊群行为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但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不支持上述假设。An-SingChen&Bi-ShiaHong（2006）使用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日度数据分析了在分析师对公司的收益预测披露的前后期间，机构投资份额的改变和收益回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事件日期间，机构投资份额的改变和收益变化之间存在确定性的关系，机构投资者的同期回报主要是羊群行为对日间价格影响的结果，这也暗示了对于存在更高水平的机构投资者的羊群效应的股票来说，存在更大的价格反应，说明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对股票价格构成影响，增加了股票价格的波动性。同时研究还发现在公司的属性特征和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之间存在关联，机构投资者倾向于买入股本较大的股票或者是收益波动较小的股票，卖出小股本的股票或者是收益波动大的股票。另外，对于存在更高的系统风险的股票、较高资产收益率的股票、更高的流动性或波动性的股票来说，在买和卖方面都更有可能发生羊群行为。AmirRubin&DanielR.Smith(2009)研究发现对支付股利的公司的股票来说，随着机构投资者投资份额的不断增加，其股价波动性增加。但是无论是对于支付股利的公司还是不支付股利的公司来说，随着波动性的增加，机构投资份额又都会出现下降。
关于羊群行为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的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较少。AmilDasgupta&AndreaPrat（2008）研究发现，基金经理对声誉的关注增加了羊群行为，降低了市场上信息的有效性，同时引发的羊群行为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
三、结语
现代金融理论在经历辉煌之后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证券市场中的群体行为就是其中之一。从群体行为对证券市场运行所起的影响作用来看是广泛而重要的，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地探究。首先，群体行为的运行规律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可以基于其理性的探讨来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群体行为可以分析理性的群体行为和非理性的群体行为，理性的群体行为和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在运行规律、演变机理等方面可能也有所差异，因此两类不同的群体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也有所差异。当前，大部分实证研究也并没有检验特定类型的群体行为。理性的群体行为可能会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但不会加剧股价的波动，与此相对应，而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却可能会降低市场运行的效率并加剧股价的波动。对这两类群体行为的市场影响进行
分类分析值得探讨，但是可能对于在实证分析中如何区分这两类群体行为并加以验证上述假设具有较大难度。另外，由于各个国家市场环境的不同，也会使群体行为对市场和股价波动影响的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这方面需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其次，由于投资者的决策和行为会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针对新兴市场特定的环境或背景，对群体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也有待探索。最后，基于群体动力学和系统科学理论对群体行为进行系统建模与仿真研究，以及对群体行为监管的研究和对房地产市场和风险投资市场中群体行为的研究等领域都将是有意义且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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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在《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简称《指南》)中,除全面介绍了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资助原则和要求,学科发展趋势和资助范围外,还重点介绍了各类项目的限项规定。2010年,基金委对限项规定有不少调整,现摘录部分要点,以提醒申请者注意。
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为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申请的项目数,与作为负责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不得超过3项。
限制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联合资助基金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中的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期限超过12个月的委主任基金项目和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包括应急科学研究专款项目、理论物理专款项目等)。
在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计入限制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为负责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以上类型项目数量累计达到3项的,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以上类型项目。
以上项目类型中,研究期限12个月及以下,以及特殊说明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的在研项目除外。
2.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与作为负责人承担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联合资助基金项目的数量合计限为1项;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联合资助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新的以上类型项目。
在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项目研究工作的前提下,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为主要参与者申请或者承担各类型项目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的限制。
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范围的项目类型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中除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之外的其他类型项目、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国际学术会议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数学天元基金项目、科普项目、重点学术期刊专项基金项目、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专项项目、青少年科技活动专项项目、各类委托任务或软课题研究项目、研究期限12个月及以下的委主任基金项目和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包括应急科学研究专款项目、理论物理专款项目等),以及特殊说明不受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的专项项目等。
各类型项目的具体限项申请规定
在遵守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制规定的前提下,还应当遵守如下各类型项目的具体限项规定。
1. 对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作为申请人当年申请的项目数合计限为1项;作为申请人或者主要参与者当年申请的项目数,与作为负责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数合计不得超过2项。
2. 对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请或参与申请的项目数合计限为1项;正在承担项目的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正在承担项目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不得因为申请新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经自然科学基金委批准退出项目后的1年内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新的以上类型项目。
3. 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请或参与申请同一类型的项目数限为1项;正在承担项目的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主要参与者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同一类型项目。
4. 联合资助基金项目,按照《指南》各联合基金项目的相关规定执行。
5.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当年申请数量限为1项。申请时不受申请与承担项目总数的限制,即作为负责人或者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计入限制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的项目数量累计达到3项的,可以申请;获得资助后计入限制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即本类型项目负责人申请其他计入限制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的项目类型时,应当符合本限项申请规定。
特殊说明
1. 处于评审阶段(基金委批准之前)的项目申请,计入本限项申请规定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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