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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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按照“十一五”规划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结合我市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形势，现就2010年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发展主题，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切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二）总体要求

1.认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切实找准问题，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

2.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激发创造性，形成共同推进改革的合力。

3.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二、改革的重点和任务

（一）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成县、区政府机构改革。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绩效工资制度，积极稳妥推进经营服务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的相关工作。（市编办、市人社局，各县、区政府负责）

（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服务）“两集中、两到位”工作，落实部门三定方案，实现审批事项“一门式”受理、“阳光式”操作、“一站式”审批。积极构建基本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平台，构筑服务城市大建设的基建审批服务新体系。（市行政服务中心牵头）

（三）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区属集体企业改制任务，加快推进县属企业改革，稳妥处置改制企业遗留问题。（市国资委，各县、区政府负责）

（四）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策划和组织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加强银企合作、央企合作，推动直接融资，做大做强投融资平台；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市发改委、市金融办、蚌埠银监分局负责）

（五）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结合振兴县域经济、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加强城乡统筹，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长效机制。（市发改委、市农委负责）

（六）加快自主创新试验区建设步伐。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开展产学研合作，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市创新办牵头）

（七）创新招商引资体制机制。突出产业招商和专题招商，组织重大招商活动。建立健全招商网络，提高招商能力。做好招商服务和项目实施。（市招商局牵头）

（八）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市场运行监测，大力推进农村商品流通改革，加快专业市场建设，做大做强现代物流产业，提高流通现代化水平。（市商务局牵头）

（九）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土地市场建设，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推进集体用地征收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加快土地流转办法的制定，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市场的建设。（市国土局牵头）

（十）加快林业改革发展。以实行林业分类经营为重点，推进林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林权保护，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加快国有场圃改革，推进森林资源流转，促进林业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组合；扩大林业开放，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主体发展林业，促进林业产业发展。（市林业局牵头）

（十一）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和完善促进就业的政策措施，全力推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加强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做好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统筹做好各类群体就业。办好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市人社局牵头）

（十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国家基本医药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着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建立财力保障和考核激励机制，确保医改各项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市医改办牵头）

（十三）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实施中小学布局优化调整，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工作。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市教育局牵头）

（十四）强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步伐。积极推进国有演艺团体和电台电视台资源重组。全面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促进政、事、企分离。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大力实施重大文化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品牌。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市文广新局牵头）

三、工作保障

2010年是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和谋划“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承担改革任务的各部门、单位对每一项改革任务都要明确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做到职责清晰、分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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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断推进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国家颁布的支持产业振兴规划为指导，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以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为契机，建立健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按照“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和保持稳定”的原则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力推进。对资产状况良好、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管理创新、加大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力度等方式，促进企业做强做大做优；对历史负担沉重、维持经营但后劲不足的企业，通过采取引资扩股、股权多元化及国有产权整体转让等方式，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对长期停止经营、资不抵债、盘活发展无望的困难企业，通过采取政策性破产、依法破产、低水平维持存续等方式，妥善安置职工，推动企业适时依法退出市场，确保社会稳定。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途径，进一步降低门槛、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大学生和各类下岗人员创办企业和到非公企业就业，特别要支持大学和科研单位中有自主知识产权及科研开发能力的人员创业发展。进一步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开放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改善行政执法和司法环境，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三）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加快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发展。实施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积极推进企业上市，扩大企业上市培育范围，充实上市后备资源库，做好重点拟上市企业上市的指导工作。协调、使用好省上市企业专项扶持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积极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改革土地供给制度，规范经营性用地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完善征地制度，强化市场对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制定引导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使用的政策措施，允许农村乡镇企业用地和符合城市规划的其它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在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以出租、入股、联营、转让等方式进入市场。消除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和分层性的问题。积极发展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强法制和舆论监督。

（四）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积极稳妥搞好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按照省里部署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工作。全面完成覆盖全市的乡镇和新型农民社区（中心村）的规划修编，以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允许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在加强耕地保护的基础上，加快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促进林业生态建设。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抓好章丘市以金融改革为重点的“省级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市”的工作。

（五）加快民生领域改革。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增值税以及营业税、消费税暂行条例，健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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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体制;深化改革

1经济体制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一致性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进行，社会发展中产生了诸多矛盾与困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为了化解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平衡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得经济能够正常运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支持。与此同时，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能使社会发展朝着稳步，健康的方向迈进，能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越发重要，改革越深入，越能化解社会中出现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加快推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有着独特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在相互竞争。这时候，建立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促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人民生活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措施。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大致相同，即力图化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深入进行。

2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和构建和谐社会

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一方面，市场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导致市场经济的运行的紊乱，市场调节的失衡，使得国家难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带来国民经济失衡，经济波动幅度大，物价无规律变化，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这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需要强大的后劲支持，但是当今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与水平的尚待提升，人才储备不足，专业性人才的缺乏使得经收稿日期:2016－11－18作者简介:樊园杰(1983－)，女，山西大同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为经济学。基金项目: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6041016－4);山西大同大学2014年度科研基金(2014K9)。济后劲明显不足。要大力提升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社会提倡创新创业，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的支持，还需要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支持。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化解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力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国民经济水平，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相一致。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之间的失衡状态，利用经济体制改革，将企业资本的所有权还给企业，企业自身控制内部生产活动，不断提升经济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步发展。

3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一体化，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之下，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不可逆转，这不仅仅是机遇，更代表了竞争的加剧。政治一体化的出现，欧盟联立，导致贸易壁垒现象日益加剧，如果中国不加强改革开放政策，固守自封，必然会落后在世界潮流之下，不断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构建，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稳定国内形势的必然要求。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要切实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例如: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科学创新力不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收入分配不均等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必须深化经济，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大科学创新研发支持力度，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后劲支持［2］。与此同时，一方面要平衡好市场调节与国家调控间的天平，合理调控市场经济，使垄断性权力达到遏制，为新的经济力量产生提供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国家要适当下放国家权力，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建立监督制约机制有效监管市场经济的运行，发挥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与优越性，维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改革中出现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难以完全消除的，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依次化解层出不穷矛盾的过程。在改革经济体制和不断解决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的矛盾下，要不断抓住主要矛盾，集中主要力量，将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搞好的情况下，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可想而知，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而艰难的历史过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主义国家的建设离不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逐步加强，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在愈演愈烈，为了极大降低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形为一个较为稳定和谐的内部环境就成为必然要求。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化解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使经济平稳运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3］。

4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改革中不断出现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经济正常、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构建和谐社会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既存在着相辅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又一脉相承相互促进，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物质条件，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化解困难，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也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环境。二者具有相一致的要求和目标，不断深化改革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改革的复杂性与长期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要求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平稳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樊园杰 王婷 单位:山西大同大学

参考文献:

［1］丁妮．和谐社会视角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J］．商场现代化，2015，0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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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时期;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分析

    一、事业单位的特征

    事业单位的特征主要有服务性、公益性及知识密集性。

    第一,服务性。服务性是事业单位最鲜明、最基本的特征,事业单位主要分布在卫生、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是保障国家文化、经济、政治等正常运转的一个社会服务支撑系统。

    第二,公益性。公益性是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求和事业单位的职能所决定的。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资源的配置主要以市场来操作运行的,但是在一些领域当中,某些服务或者产品,如市政管理、基础研究、教育等不能或者无法由市场来进行配置,国家为了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运行,就要由公共服务机构或者政府组织来从事公共产品的生产和配置,以满足公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知识密集性。大部分的事业单位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知识密集性组织,一些专业人才组成了事业单位的人员体系,利用科学技术手段为社会各个方面提供服务,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事业单位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伴随着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财务管理在事业单位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等的影响,一些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理念比较落后,在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中存在着监督体系不健全;财务人员素质低,缺乏财务管理的意识;会计基础工作较为薄弱;收支管理不够规范,对预算编制不重视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二,事业单位人力管理存在的问题。人力管理是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少事业单位的人力管理观念比较落后,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事业单位人力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人力管理的理念比较传统;没有像企业那样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绩效考核的体系也不完善、不健全;不重视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继续再教育工作等。

    三、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的策略

    第一,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要沿着市场化的方向进行。事业单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事业单位也要沿着市场化地方向进行改革。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要遵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准确地界定事业单位的市场界限。政府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是为了提供社会服务,主要的任务是指导、协调、组织,弥补市场资源配置失效,解决市场不能够或者无法处理的社会事务。社会发展和人们享用的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必须要由政府来进行管理和负责;对于那些由部分人享用的或者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而失去原有公益性质的部门或者单位,应当视其情况,进行逐步过渡,发挥各方面进行投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那些具有盈利性质的事业单位,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加快市场化的前进步伐,使其尽快地成为市场经济竞争的主体,真正地走出政府一手包办的状态。同时要从建立公共财政的需要出发,改变事业单位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局面,财政每年投入的经费很多,但是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财政支出方面,对于一些已经具备赢利条件的,且本身所从事的事业已经不再是社会公众都普遍受益的事业单位,不应当再列入财政拨款行列。通过事业单位经济体制改革沿着市场化道路方向前进,逐步改善事业单位的存在的各种管理问题,增强事业单位的市场竞争力,立足市场,靠市场来发展、来壮大。

    第二,完善预算编制制度。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预算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此,走市场化道路的事业单位,必须要加强预算管理。事业单位预算编制是一项具有综合性质的工作,是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一个关键环节,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及其配合,通过明确分工、相互协调等做好预算编制工作。只有在同一思想,严格按照预算法律法规进行编制,才能够保证预算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及完整性,才能够符合事业单位的发展要求。在实施“收支统管、流余节用、超支不补、定额补助、核定收支”的新的预算管理办法之后,事业单位要从事前、事中及时候三个阶段建构起完善的监管体系。首先,根据以往的项目成本以及目前的

各项成本费等合理的预测项目的成本,以次来进行预算编制,这是一个最基础的环节。要编制准确、合理的预算,需要项目管理的部门、项目组以及财务部门三者之间的互相配合,督促财务部门在了解具体情况之后编制预算。其次,通过监督来控制工程项目严格按照预算编制进行,以保证每一笔的支出都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第三,政事分开。多年以来针对传统高度集权制度,各自为“政”的事业单位发展体系,从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事业单位效益的高处入手,把为地方服务的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的同时,积极促进“还权于事”的改革,实行“政事分开”制度。所谓的“政事分开”,就是要在根本上解决政府与各个事业单位不合理的隶属关系,政府的主管部门只进行宏观调控于管理,而具体事务的操作完全由事业单位自主进行解决,逐步地扩大事业单位的财权、物权、人权及其他的自主管理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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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对改革不彻底、不规范的企业，要按照“三置换一保障”要求，继续深化完善；对“夹生饭”改制企业，要推倒重来，进行再次改制，尽快把产权明晰到自然人，把职工身份置换到位，确保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到位。加快企业股权流转和增资扩股，引导改制企业法人股本和个人股本到市产权交易中心进行规范交易，优先吸纳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争取2年内实现民营资本和外来资本占企业主体的目标。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深化企业内部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国有控股企业要积极引入独立董事与外派监事制度。规范母子公司管理体制，控股公司与子公司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优化股权结构，国有股权要积极寻求外来投资者，通过转让、拍卖、增资扩股等形式全方位地退出。

（二）深化企业技术创新体制改革。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行业协会实行多种形式的挂靠、联合，提高企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取消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改革和完善技改及新上项目贴息办法。

（三）建立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认真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努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发、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新品种，支持中小企业自愿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互助担保机构，扩大本市现有信贷担保基金规模，为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创业和发展服务。

（四）加强企业上市培育。已完成股份有限公司改造的企业，要规范运作，加快体制创新。对已进入上市辅导期的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和毛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目标管理，加强企业项目储备和论证，加强企业上市策划和包装，加快工作进度，年内力争实现我市上市企业零的突破。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要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加快财产分割和人员分流，深化和完善内部改革，加强与券商联系，年内要进入上市辅导期。

（五）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一、二、三各类产业和行业，鼓励民营经济向信息咨询、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发展，实行无门槛进入、无障碍发展。引导民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或与外地、本地企业联合。切实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融资、税费、政治地位等方面实行进一步优待。

二、深化商贸流通体制改革

（六）创新外经贸体制。现有外贸企业产权实现民营机制，优化经营主体结构。放开外贸经营主体，继续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取得自营进出口权。继续完善出口“免、抵、退”税政策，推进银贸、税贸合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企业到境外合资、独资、合作办厂，开展加工贸易，扩大对外工程承包，加强对外劳务合作。

（七）创新园区管理体制。加快市经济开发区、骆马湖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和县区工业园区建设，推行和完善“政企合一、实体运作”的管理模式，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推进一区多园、三级联动，实现招商信息和政策资源共享。创新招商方式，积极探索网上招商、中介招商、专业招商、派驻招商代表等新举措，拓宽招商领域，完善招商引资激励机制，促进项目进区落户。

（八）深化流通企业改革。放开流通企业，全面推进“三置换一保障”改革，全部实行民营化运行机制。改革经营方式，大力发展连锁经营、仓储超市、经销、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业态和现代营销方式。

三、大力推进社会事业改革

（九）全面启动事业单位改革。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产权清晰、分类改制的要求，凡中介类、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和可以放开经营的准公益类事业单位都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做到产权明晰到自然人，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同时，深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全面推行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制、职工全员聘任制，职称评聘分开制、人事制和收入分配多元化。

（十）创新教育体制。加速教育全行业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放开非义务教育，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完善义务教育的投入机制和管理机制，允许和支持民间资本、外来资本参与兴办义务教育。政府主要办“普九”存量部分，校长、教师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制，工资跟岗位浮动，深化和完善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继续整合教育资源，深化高中办学体制改革，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高中要逐步集中到县城教育园区，年内教师人事关系全部转移到教育人才交流中心，打破单位界限竞聘上岗。全面改革职业教育办学体制，实现办学主体市场化，政府主要通过购买职业培训成果支付报酬，2―3年内财政不再拨款。

（十一）深化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县及县以上医院与大医院、名医院的联合和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在政府统一规划下办医和参与现有医疗机构改革。加强卫生全行业管理，规范民办医院运行。整顿和规范医疗市场，实现医疗市场有序、公平竞争。加强乡镇卫生院出售资金的清收和管理使用，落实扶持乡镇卫生院发展的优惠政策，创新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完善农村防保体系，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十二）继续推进科技文化、体育、民政等事业改革。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外来资本、民间资本兴办或投资科技、文化、体育、民政福利等社会事业。加快文化、体育、民政事业单位产权制度改革，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文化、体育、殡仪服务产业化。加快旅游景点开发，允许将景点转让给外商、社会法人、旅游公司等经营，实行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分立。

四、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十三）巩固和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和完善农村“两工”使用和以资代劳管理，继续推行和完善农村“一事一议”民议、村报、乡核、县批筹资办法。严格实行农民负担监督卡和农民承担费用专用票据制度。严格规范农村税费征收主体，依法征收农业税收。继续调整农村教育布局，精减乡村干部。继续推行和完善村帐乡管、村务公开、乡镇政务公开制度。继续化解乡村债务，年内完成老债务化解任务，并遏止新债务的发生。继续整合农村合作基金。

（十四）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利益分配机制。完善乡镇土地信托服务站协调服务功能，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有序流转，2003年实现土地流转面积130万亩。继续鼓励和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科技人员、种田能手、专业大户承租土地，连片开发经营；引导和支持农民把土地折成股份，组建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镇村经济合作组织和农户采取出资、技术入股、土地入股等形式组建股份制企业，实现产加销有效衔接。继续深化林业产权、小型水利工程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把产权明晰到自然人。

（十五）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化建设，加强农村劳务中介组织培育，加强农村富余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育劳务输出特色区域、特色项目，提高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实现年内劳务输出130万人。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创新农村就业机制。

（十六）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经纪人队伍，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程度，引导农民发展特色产业、订单农业，进一步发展网上交易。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引导鼓励外地粮食经销、加工企业进入我市粮食市场，从事购销业务和建立粮食生产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粮贸合作、技术合作和联合开发。鼓励和支持我市粮食购销、加工企业和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产加销一条龙。

五、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十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进金融服务，充分运用承兑、贴现、信用证、保函等手段，保证重点项目建设。加大融资力度，保证技术创新项目、农业产业化龙头项目、生态农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投入稳定增长。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推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发放。积极做好国家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争取申报工作。

（十八）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凡对外商开放的领域，都允许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凡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允许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凡具备市场化条件的项目都要向民间资本和外资开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交通、水利、城市建设，参与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投资社会服务业。拓宽社会投资的融资渠道，构筑融资平台，加快市城建、水务、交通投资公司市场化运营。

六、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十九）加快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全面放开城市公用事业行业，鼓励和支持外资和国内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单位企业化改制，年内生产性、经营性和作业性事业单位要全部实行市场化运营。开放公用事业的经营市场，实行特许经营，鼓励有资质的企业通过公开竞标获得特许经营权。放开市政作业市场，允许社会力量组建作业公司，通过公开竞争承接作业任务。鼓励市政企业跨地区、跨行业经营。

（二十）完善城市土地使用权管理。加强城市土地管理和经营，完善城市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全面推行经营性用地挂牌交易、招标拍卖制度，非经营性用地批租透明制度。完善土地交易规则，规范土地市场，推行建设用地和市场信息制度，努力形成市场地价机制。

（二十一）创新城市管理执法体制。继续做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和完善工作，完善“棋盘式”管理方法，把城市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城乡结合部。加快建立和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加强和规范小区物业管理。

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二十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度清理和取消不符合世贸规则和妨碍市场开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巩固我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加强对已取消审批项目的跟踪管理，完善全过程制。规范行政性收费，建立全市统一的收费卡制度，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积极探索网上审批和电子政务，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加快建设电子政务，整合全市网络资源，全力办好“网上”。

（二十三）发展完善中介组织。进一步加强行业协会建设，理顺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的关系，按照“领导自选、活动自主、经费自理”的原则，完善行业协会职能，建立和完善协商共议、民主决策的运行机制和行业自律机制，实行独立合法运行。大力发展中介组织，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中介组织，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完备的中介服务体系，发挥中介组织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二十四）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清理和控制财政供给范围，全面实行部门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完善“收入集中入库、国库集中支付、会计集中核算、政府集中采购、资产集中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构建公共财政体系。

（二十五）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岗兼业和离岗创业。进一步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岗兼业、离岗创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和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和开发，建立农、林、经科研示范基地；参股或投资兴办工业项目；为企业和农村向市外推销各类地产品，提供各类服务和组织劳务输出；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在市区受聘兼职，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技术服务和项目研发。鼓励和支持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离开岗位，领办、协办、引办各类经济实体；从事专业招商，引进项目和资金；担当经纪人，推销地方产品；组建咨询中介机构，对内为企业、农民提供有关信息服务，对外组织劳务输出。切实加强对在岗兼业、离岗创业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实行动态、目标管理，完善考核办法，严格奖惩兑现，及时总结经验，促进健康发展。

八、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二十六）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制定全市统一的社会保险标准，实行市和县（区）两级统筹管理模式，建立集中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养老、失业保险覆盖面，依法把企事业单位全部职工和新办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劳动者纳入养老保险统筹范围。完善税务征收办法，建立与社会基金管理体制相配套的监督管理制度。加快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社会化管理进程，做好“三条保障线”衔接工作。

篇6

摘 要 我国30年来的改革采取了次优渐进的方式，这减少了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当前我国的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由于一些制约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需要次优思维。本文从关系型契约、行政性垄断、国际贸易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讨论。

关键词 次优思维 关系型契约 行政性垄断 国际贸易

由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推动的制度改革高度倾向于最优实践模型。这种形式的制度改革假定事先确定一套合适的制度安排是可能的，并认为向这种制度安排的靠拢是一种内在要求。我们能用注册一家公司的天数、在法庭解决一桩商业纠纷所需要的天数等这些指标来测量制度表现并在不同国家间作对比。这种方法基于最优思维，这种思维认为良好的制度应具有保护财产权、保护合同权、鼓励创业精神、促进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增进民主和问责制等功能。

但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所有这些目标都能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实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更多的制约因素，由于这些原因，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采用有别于发达国家的次优制度。与世界技术前沿相距甚远的国家，并且其主要挑战不是创新，而是刺激投资，在制度安排上给予已经存在公司一些特权可能使其获益，因为这些公司能产生支持必要投资的收益（Daron Acemoglu and Philippe Aghion，2006）。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自我约束性的政府组织机构安排可能比正式的制度更有效，因为建立正式的制度需要大量的固定成本（Avinash Dixit，2004）。

就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原因，钱颖一将其归因于采用了大量过渡性的和非传统的制度，这些制度在维护政治上强权阶层利益的同时提供了有效的刺激。林毅夫等认为中国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增量改革，这有利于减少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渐进式改革实质上就是一种次优选择，是从一个次优到另一个次优的不断演进过程。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已经发展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全面改革阶段，但由于一些制约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笔者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需要次优思维

1.关系型契约

基于关系型契约的治理和基于正式契约的治理是规约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两种治理模式。我国在实行市场经济以前实施的是基于关系型契约的治理模式。在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过程中，我国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方式，原来维系社会经济互动的关系型契约没有遭到很大的破坏。从当前我国的契约实践来看，契约关系的建立、存续和纠纷解决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人际关系嵌入性。由于市场机制所需要的法律基础设施仍很不完善，信息严重不对称，实施基于基于正式契约的治理成本高昂，基于关系型契约的治理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关系型契约是一种由未来契约关系的价值所维系的非正式协议，属于不完全契约。这加剧了产权关系（产权的本质是一组契约，这些契约规定所有权、使用权、剩余收益权和让渡权或交易权等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和组合）的模糊性。当产权的界定不完全或不清楚时，每个人都会尽力在没有支付代价的情下使用有价值的资源，此时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指某个经济实体的行为使他人受益或受损，却不会因之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即产生。依据科斯产权交易理论， 产权界定不清是经济活动外部效应产生的根源。同时由于契约不完备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也加剧了我国政府的寻租行为，这可能使得政府解决外部效应的努力失效。

由于外部效应，市场交易产生了严重磨擦，导致了市场供求曲线不能有效地反映社会的利益和成本变动关系，从而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资源配置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如果存在有利的外部效应，它一方面提高了受外来影响的一方的生产和效用，另一方面又使产生外部效应活动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从而造成对这种活动的激励不足；相反，如果存在不利的外部效应，外在成本又使得对某种活动的生产者而言，其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从而产生过度刺激。所有这些都表明存在外部效应的情况下，市场不能使社会资源的利用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市场运行出现“背优”行为。

2.行政性垄断

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等原因，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过度的行政性垄断，主要包括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前者是政府职能部门利用权力搞地区封锁或强制交易，让消费者买其指定企业的商品；行业垄断是公用企业和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强制交易或限制竞争行为，这种垄断在铁路、邮政、电信、航空和金融等服务性领域广泛存在。垄断行业企业会将价格定在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水平上以谋取利润最大化，这种定价方式使厂商的行为偏离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导致社会净福利损失。

根据寻租经济学，垄断会扭曲资源有效配置，从而造成两类损失：一类是社会净福利损失，通常称为哈伯格三角形。但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对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做出经验估计，得出这部分福利损失不足国民总收入1%的结论；另一类是消费者损失，即消费者转移给垄断生产者的剩余，又称为塔洛克四边形。从表面上看，消费者剩余只是财富的转移，并没有造成社会净福利损失。但是，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的研究表明，由于寻租和护租所造成的成本，租金最终将会耗散，结果也造成了社会净福利损失。而中国的行政性垄断造成的损失可能不止于此，如过勇、胡鞍钢认为中国垄断行业企业不仅耗散了巨额租金，还消耗了大量的国家应得的财政收入。

垄断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但垄断可能有助于提升创业精神。Ricardo Hausmann和Dani Rodrik.用一个独特创业精神模型对这一点作了讨论，这一模型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模型中，创业者提供了成本发现功能：通过从事新的经济活动，他们描绘出了新经济活动潜在的成本结构，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哪些生产有利可图，哪些生产无利可图的有价值的信息。在自由进入的条件下，由于从事成本发现的剌激完全消除了，这种信息溢出可能会导致社会创业精神不足。比如说，我发现制造菠萝罐头是有利可图的，我的利润会由于模仿者的进入而很快被社会化，但如果我发现投资于这项活动是一个错误，我得承担所有的损失，为了提升社会创业精神，有必要通过进入限制或其他方式保证一个租金使之实现平衡。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契约关系不完备及对财产权的保护不充分等原因，社会创业精神不足，适度的行政性垄断可能是必要的。

3.分享国际贸易利益

根据新贸易理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是国际贸易基本特征，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市场结构下，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经济只能够在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下运行。这为贸易政策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即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人们能够比自由贸易做得更好。迈克尔・波特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说明，国际竞争力弱的国家应当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作用，在合理使用基本要素（如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等）、有效培养高级要素（如通讯基础设施、熟练劳动力、专门技术知识等）以及培育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构筑一个动态的创新环境，以增强竞争能力。

一些发达国家大肆倡导自由贸易，建议通过去掉数量限制和其他贸易行政管理措施及降低进口关税实现扩大对外贸易、融入国际经济体系这些目的。但这无非是为了打开一些落后国家市场找借口。一旦自己的市场、本国的产业受到威胁，他们就会迅速举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由于国际贸易市场本身运行的结果处于次优的境地，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可能改善市场运行的结果并使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在国际贸易史上，通常是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主张自由贸易，而经济落后国家主张贸易保护；经济发达国家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领域主张自由贸易，而在竞争力较弱的产业领域实施贸易保护。

国际贸易实质上是各国以自己在一些产品上的优势进行的分工和交易，一个缺乏优势的国家无法享受国际分工的利益，而只能居于受国外产品和投资支配的附庸地位。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在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上仍严重缺乏竞争优势，国际竞争力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开放市场，不但不能占有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享受国际竞争的利益，还会把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压力引向国内市场，挤压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因此，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就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这有利于保护现有的贸易活动，发展新贸易活动，为经济发展创造增量的机会。

参考文献：

[1]过勇，胡鞍钢.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02）

[2]林毅夫，蔡.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

篇7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

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篇8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规律；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51-05

随着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做出的深刻总结，进一步明确了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和市场转向政府和市场

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阶段，改革的中心是如何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涉及的问题是在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运用计划的方式，哪些领域应更多地让市场来调节，以体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定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框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体现了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特征在理论上的总体认识。20多年前的这一认识，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概括具有的局限性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再局限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是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这一问题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社会化；二是经济发展的高度市场化。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决定发挥政府作用的客观性和重要性，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决定尊重市场规律的必然性和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和经济高度市场化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同时并存，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生产力发展高度社会化是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表现，经济发展高度市场化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反映了对问题实质的把握，体现了对问题的不断深化认识。

市场和政府是调节现代经济发展并保证其高效和协调运行的两种力量。市场的力量是借助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通过利益机制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政府的力量是借助行政权力，以“有形的手”的形式，通过行政、政策、经济的手段来调节各经济主体的活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只在于市场，市场引导的也不只是企业。事实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除了市场以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企业、个人，这种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引导除了作用于企业外，也会直接作用于个人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的作用也是覆盖全社会的。在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的两种手段，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经济活动可以通过计划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实现，但运用计划方式的时候是排斥市场的；同样，运用市场方式的时候也是排斥计划的。所谓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指在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计划调节来实现，有的领域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不是指在同一个经济活动中既运用计划方式，又运用市场方式。因此，严格地说，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只是从宏观上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运用不同的调节方式。计划和市场都不能覆盖全社会，只能是作用于不同的领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调节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这两种调节机制对调节经济活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不是同一层面上的关系，政府是一个主体，本身不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或方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必须通过一定的手段或政策，计划本身只是政府可以运用的一种手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并不排斥市场的调节，而是对市场调节后的调节，是对市场调节结果的再调节。

其次，政府和市场的调节机制不同于计划和市场的调节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实际上是指令性行政命令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实质是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政府调节从本质说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来干预经济活动，是一种政策调节和利益调节。

最后，政府和市场不同于计划和市场调节的地位和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不明确的，谁起基础性作用，谁在经济活动的调节中起主导作用并不明确，这就难以对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做出准确的定位。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对整个经济活动调节的地位和作用是明确的，即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起基础性作用，政府调节不能取代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

对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认识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转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深化，也更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计划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日趋弱化，在政府层面对经济活动产生中长期影响的是发展规划，这种中长期规划与原来的计划相比已经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和作用机制。政府的政策调节和运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是与市场调节并行不悖的一种调节机制，它不排斥市场规律的作用，相反借助市场机制来实现调节目标。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比计划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

二、尊重市场规律，明确政府的功能定位

尊重市场规律是对政府而言的，是要求政府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关键是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政府不能无限界定自身的功能，不能认为政府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好，不能把什么事情都看作自己的能力高于市场，政府必须把自身的功能定位在有限的范围内。政府不取代市场，实际上就是尊重市场规律。

尊重市场规律是因为市场规律能够高效调节经济运行，能够使各经济主体具有充分活力和发展动力，市场具有这样的功能在于利益机制的作用。市场是各经济主体彼此发生关系并从中获得利益的载体，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聚集，相互之间就会发生竞争，这种竞争关系一方面使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的经济主体，就能得到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竞争力只能被市场所淘汰。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在微观领域中使能够生存下来的经济主体都是高效率的。基于此，尊重市场规律就能够实现微观领域的高效率。

现代经济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使微观经济活动市场化，不断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最终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强调市场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肯定，也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取向的自信。这种肯定和自信说明市场化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充满自信。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经济活动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不影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和进行资源配置，与所有制没有关系，因为市场机制作用的对象是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而不是所有制。企业和经济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会自发地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调节自己的活动。否则，就会受到市场规律的惩罚而在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经济规律面前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所有制没有关系，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只要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都必须遵循市场规律的要求。以现代公司制为主流形式的企业，基本特征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成分构成的不同不会影响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关系，而是经济体制运行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政府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从尊重市场规律的角度看，政府功能定位在于不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并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规律在竞争中得到贯彻，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样在竞争中才能实现。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就必须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竞争是否平等是衡量竞争环境好坏的主要标准，现实中的竞争并不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竞争不能产生高效率。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的竞争，营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使不同的所有制经济、不同的企业都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中竞争。政府营造了这样的竞争环境，也就能够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有规范，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只会影响效率，而规范是通过法治来构建的。市场规范就是规定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做了不能做的事情必须要承担什么责任。带有强制力的市场规范只有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政府通过法治规范经济主体的活动，从外部环境为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提供法治保障。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活动。

三是为市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诚信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要讲道德、讲诚信，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关系，信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是以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的，而信任的基础是双方的诚信。诚信可以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诚信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信用关系的发展，也就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和诚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政府要用多种方法和手段来惩治不讲诚信的欺诈行为，培育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里，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贯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他们认为市场是一台灵巧的机器，能够自动、高效率地调节经济活动，保持经济协调发展。政府的职能只在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政府不具有经济职能，更多的是充当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的结果只能是破坏市场规律，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但这种观点很快被客观现实所击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经济危机证明市场并不能始终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说明自由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是有缺陷的，而克服这种缺陷的主要手段就是政府干预。西方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运行存在天然的缺陷，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不可避免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避免和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法是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进行反市场的干预和调节，政府调节和干预理论也随之产生。但在这一理论的主导下，过多的政府干预又使经济发展遇到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双重困扰。人们面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又开始对政府干预的问题重新进行反省。这种情况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离不开政府和市场的两种基本力量，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客观上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扩大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后，一方面市场调节具有的局限性也必然会暴露出来，另一方面原来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做法也不能继续下去，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具有哪些职能，政府的功能定位怎样才能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又能够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运行固有的局限，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的共性，这一关系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进程看，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政府怎样做才是尊重市场规律。从总的原则讲，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要干预市场经济的活动，因为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规律来调节，政府不要在微观领域寻求作为，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这就使尊重市场规律有了良好的保证，或者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干扰源，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到完善。

三、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发挥政府作用的重点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作用要与市场作用错位，这样政府作用才不会与市场作用相互冲撞、干扰和抵消。对政府和市场作用范围的基本划分是，政府主要作用在宏观领域，市场主要作用在微观领域，这一划分的根本依据是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两大趋势。

一是经济发展在微观上体现高度分散化，现代经济发展由众多的具有各自独立利益的经济主体的活动构成，它们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生产和经营都是个体行为，都是由每个经济主体自己做出决策，这种分散决策的依据是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成本最低，产生的社会矛盾最少，协调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容易。现代经济发展呈现的这一趋势说明，市场经济的形式是最合适的，市场机制调节具有高效率，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政府都不具有替代市场的这一功能，或者说不可能具有市场调节那样的高效率，这是被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的，也是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政府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让分散决策的事情由各经济主体自己去做，把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让给市场调节，使市场规律在调节分散化经济活动中发挥其优势和作用。

二是经济发展在宏观上体现高度整体性。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各主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相互之间结为一个整体。一方面，各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宏观环境，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需要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如经济发展必需的基础设施。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市场没有能力，或不具有解决的优势。这就要求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解决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不能解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事情。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运用一定的行政权力，在全社会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虽然不是纯经济问题，但与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宏观角度看，需要有一种市场以外的力量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另一种力量，并不是只在市场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才能发挥作用，而是在市场经济整个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发挥作用。其实，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是今天才认识到的问题，政府干预经济的实践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是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市场规律调节经济活动是有效率的，但市场调节又是有局限的。经济发展中的整体性问题、宏观领域社会性问题，由政府来解决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社会效益，很多问题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解决。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是根源于现代经济发展具有的整体性趋势。政府作用主要在宏观领域中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具体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制定经济政策。政府作用主要通过对经济活动的政策调控来实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提是科学制定和研究政府政策，解决好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一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经济发展一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就会得出不同的判断。所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具体说，政策的制定必须站在全局的立场上，以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为指导。特别是一些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更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这些政策也许并不能直接看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果，但从长期看，将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具有充分活力的社会环境。政策的制定不能只是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说了算，应该在更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制定，避免政策制定部门的局限性。政策既不能长期不变，也不能经常变动，要根据政策的不同类型，有的政策应该具有相对稳定性，有的政策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政策越符合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越能够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政府作用的发挥就越充分。

其次，实施发展战略。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对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政府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影响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是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关系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市场没有能力制定发展战略。实施发展战略需要经济发展的各领域和部门都要以发展战略为导向，政府则要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引导。如，通过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加强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等。增强了发展战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也就增强了政府的作用，这是微观领域市场规律作用高效率与宏观领域政府作用高效率的结合。从整个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发展在微观领域的分散化，必然要求在宏观领域加强整体性，才能使市场经济发展在整体上具有高效率，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具有广阔的空间。

篇9

一、基本情况

2011年我区开放型经济成效显著。

1.招商引资增势强劲。全年新批外资项目9个，实际利用外资6100万美元，同比增长15%；实际到位内资（境内省外）20.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6%。

2.对外贸易突飞猛进。预计全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4.1亿美元，完成年任务的157.69%，同比增长172.5%，完成外贸出口总额1.25亿美元，同比增长177.6%。完成加工贸易1200万美元，完成年任务的750%，同比增长200%。

二、工作措施

一是成立了区商务局2011年“推进改革年”专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由李毅任办公室主任兼联络员，负责“推进改革年”专项改革活动的日常工作和协调推动工作。

二是制定工作方案，召开会议。8月上旬，制定了《区2011年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旬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召开了区商务局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会议，明确了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

三是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为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由商务局主要负责人带队，对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四是积极行动，落到实处。一是大力建设我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平台。着力打造三大特色园区。

（一）是湘南国际物流园，重点发展物流业及公共平台，已经运行的公路口岸、省供港澳及出口农产品集中验放场，在建的铁路物流中心暨铁海联运三大项目，已经成为全市乃至湘南地区外向型经济及承接产业转移的平台，方便、快捷、高效的现代物流与政务平台，吸引了大量承接产业转移项目入驻。

（二）是石盖塘省级乡镇工业小区，重点集聚工业，已形成宇腾化工为龙头的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三一机械产品整装及零部件制造基地、华安电机为龙头的机械制造业、宏生纺织为龙头的加工贸易三大产业集群。

（三）是华塘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基地，重点集聚高科技制造业，总投资8亿元的烟叶复烤项目，总投资18亿元的隐晶质（土状）石墨生产项目已经开建。

目前，三大园区道路管网、通信网络、污水处理、生活配套等基础设施已经完善、配套齐全。

二是大力优化外贸经济结构。发展我区一般贸易出口，提高一般贸易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在注重发展一般贸易的同时，适度发展加工贸易，发挥加工贸易对产业的配套支持作用。

三是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在巩固香港、欧美等传统出口市场基础上，大力开拓日本、非洲、南美等新兴出口市场。

三、下阶段工作打算

1、要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抓住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加工贸易，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区，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投资领域，吸引外资加快向我区扩展，力争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带。

2、着力调整对外贸易结构。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促进对外贸易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抓重点商品。一直以来，石墨及石墨产品是我区主要的出口商品，但多属于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出口。积极鼓励石墨出口企业通过引资、引技、靠大、倚强，加大产品升级力度，将石墨出口向精、深加工产品出口。

二是抓重点市场。引导企业将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上，深度开发中东、南亚、东欧、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积极引导企业开发适合新兴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努力提高对这些市场的份额。

篇10

与会专家表示，中国的改革成为推动今后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应尽快形成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改革应兼具全球视野和中国现实的考虑，并与创新相结合。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无异于自己动自己手术，是艰难的，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吴敬琏：

设计“最小一篮子”改革方案

吴敬琏说，十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改革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得市场能够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上，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加强民主自由的政治化，实现国家法治，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但决定了方向，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十所确定的一些要求。”

“根据过去中国改革的两次大推进情况，我们需要做三件事。”他说，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历史中间，有两次比较大的推进，全面的、系统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另外一次是1991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甚至2001年。这两轮改革，特别是第二次取得了很大的实效。

从经验看起来，确定目标是第一步，这是三部曲的第一步。确定目标以后，第二件事就是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或者叫总体规划。第三件事就是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

所以如果对照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做出大体的设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工作要求的时候，就将此列在2013年六项主要工作的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2013年的要求，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人们普遍认为，今年提出意味着在今年晚些时候要求党政领导机关把这个路线图提出来。根据过去的做法，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会把这个路线图经过讨论，得到确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地推进改革。”吴敬琏说。

改革路线图的方案确认，首先是问题导向。我们现在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增长模式的问题，粗放的、旧的增长模式，几十年来一直得不到转变，以至于现在资源的短缺问题、环境的破坏问题、劳动者收入提高问题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严重；二是腐败的问题，腐败蔓延、猖獗，而且导致了低层群众低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要从问题入手，去研究制度上的根源，然后就可以确定应该做哪些改革来解决这些制度上的问题。

第二步就是把这些改革的项目按照改革的领域汇总，开出每一个领域，比如财政领域、金融领域要做哪些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多，需要改革的项目也很多，譬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前一个年会上，提出了大概三四十项改革的需要，不可能全面出击，一下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还有第三步的工作，就是要筛选、梳理，找出最需要改革的，而且关系比较密切的改革项目。然后设计出一个我们根据过去改革手法，叫作“最小一篮子”改革方案，这就是一个路线图。

吴敬琏认为，当前最需要做的也是最核心的改革有三方面：一是价格要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第二，政府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第三，对于市场监管，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要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这么几项最重要的内容，这是个核心。

另外，有些重点领域，比如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的运营，这个不可能是极其详尽的，而是大体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而且执行过程中还要调整。

他坦言，改革路线图，无论是从设计还是执行都会很困难。从设计来说，一个困难是理念、理论、思想，到底设计一个什么样的制度？作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认识上就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障碍是利益，总理前两天讲过的，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困难，解决意识问题还容易一点，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利益格局会碰到很大的障碍。预计在设计过程中，我们会碰到许多需要解决的障碍和困难。

“即使能够设计好，能不考虑执行下去？”吴敬琏说，这一方面需要领导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另一方面要有大众支持推动，这样就有希望实现改革的目标。

史帝芬·罗奇：

要考虑全球与内部两个方面

史帝芬·罗奇认为，在中国制订经济改革的路线图，需要考虑几个要点：一是出口增长所面临的全球逆境，这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二是中国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内部不平衡问题；三是关于消费再平衡的必要性。

分析中国的现状，他指出，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的增长模式正在从出口拉动转变，但是服务业还需要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目前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还是比较多，制造业和建筑业大概创造了35%的就业。未来的一个目标应该是让服务业取得大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