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经济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本经济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由我国生产力状况决定的；

三、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缓解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各种矛盾的需要；

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篇2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质量；市场化程度；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2-0045-08

当下中国环境形势日趋严峻和环境风险积聚增长，探寻有效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环境问题症结的关键“药方”[1]。国外的理论研究已经指出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中能够“担当大任”，事实上，由社会资本所驱动的社区治理、民间治理等自发式环境集体行动在国外早已盛行，并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相应的环境集体行动数量少、规模小、影响微乎其微，反倒是一系列的环境倒逼了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和模式。进一步来看，近年来各地区环境群体性抗议事件成急剧增长态势，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有的群体性抗议事件催生了政府逐步的改善环境治理方式，有效的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而有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逐渐的演变成冲突性，在威胁社会稳定的同时，反而并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环境问题。那么，这背后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资本到底有多少、是否能够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治理，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以中国日趋加剧和受关注的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从一个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探讨中国语境下社会资本是如何影响到环境治理的

，提出并验证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说，并提出以社会资本机制促进环境治理的相关建议。

1研究基础与逻辑起点

1.1社会资本界定及其度量

社会资本概念及其研究范式的提出是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内容和方法上的重要突破，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一起构建了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理论模型，并广泛地渗透到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环境资源经济学等各个学科分支当中。基于对以往研究的回顾和总结[2-5]，社会资本不外乎包括四种形式：一是信任关系；二是互惠与交换；三是共同规则、准则和认同；四是沟通、网络与组织。

社会资本并不像实物资本那么容易发现、看出及测定[6]，对于局外人而言实物资本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相比之下，社会资本几乎是完全不可见的，除非认真努力地去调查人们用以组织自己的方法及那些指导其行为的权力义务。

1.2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社会资本对增长、公平、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有重要影响[7]。许多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污染都可以被称之为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困境[8]。尽管环境集体行动迫切需要，但是并不会自发对环境公共产品需求做出响应。之前的研究已经指出有两类因素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好的制度和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事实上许多好制度可能属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在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三种机制影响到环境治理行为的交易成本，进而决定着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成败。这三类机制在个体、社区、地区和国家层面均能够发挥相应的作用。

在共享信息上，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信息的丰裕程度和对称程度决定着环境集体行动能否实施和成功完成[9]。环境集体行动的参与主体往往会根据所掌握的信息程度来选择行动的策略，一旦缺乏必要的信息或者知晓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其参与环境集体行动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而且作为一项策略互动行为，还将蔓延式的影响到其他参与者的决策。沟通、网络和组织通常可以有效的传播信息、扩大信息的覆盖面，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大大提高环境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在协调行动上，在环境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行为主体并不会根据事先所设定的程序按部就班的参与行动，而是会在参与过程中根据信息的变化来不断的调整集体行动策略，不可避免的是在调整的过程中利益冲突会不断的涌现，此时，如果社会资本相对充足，比如拥有较强的信任关系、互惠机制以及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参与者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会自发的降低，而且还会在其他社会资本的“干预”下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在集体决策上，集体决策是公共物品供给和市场外部性管理的必要条件，环境集体行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集体决策的过程，集体决策的过程往往也是意见达成一致的过程，意见一致的过程不仅受到决策规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决策主体信任、互惠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信任关系、互惠、社会准则和沟通网络组织等社会资本都能够直接的影响到环境治理行为及其绩效。

假说1：总体上看，社会资本有利于环境治理。

1.3制度环境（政府和市场）和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

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越多并不总是意味其收益就越大，社会资本本身还存在着一个最优区间或者水平，社会资本必须与所处（依赖）的制度环境相契合。在现有的研究中，绝大多数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个褒义词，但是，从当今社会制度文明和法制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要素在其中。如社会关系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政治上的裙带关系，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会嵌入到政治治理的等级结构中，使得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相结合，并进一步加剧腐败和不平等，继而影响到社会一般的信任水平[10]。不可否定的是，其中一些要素在制度不健全的历史时期中替代性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好比是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条件下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各地区环境结果迥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在地区社会资本过度或者社会资本不足所造成，如由于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互惠机制的缺乏以及社会组织网络（互联网络）的推波助澜（恶意传播谣言、网络大V），打破一种和平式的抗议诉求，直接演变为群体性冲突或者加剧群体间的不信任，非但没有解决环境问题，反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社会资本基础。因此，我们提出第2个假说：

假说2：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并不是社会资本越高、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环境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

推而广之，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不仅受制于其自身的社会资本水平，而且还会受到所在地区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资本的水平，较高的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抑制社会资本中不利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影响着社会资本的环境效应，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必须依托于所处的环境，政府环境和市场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需要指出的，政府质量和市场程度可以直接的影响和作用到环境治理，本文所探讨的重点是这两类因素如何影响到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往往能够有效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产品和要素市场相对发展、中介组织和法律相对健全[11]，这些都有利于培育、形成和积累社会资本。在公共服务水平更高的地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相对较高、社会鸿沟相对较小、社会凝聚力较高、社会环境相对优越，公共服务还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积累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12]。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下中国少部分地区的环境上升为社会冲突还与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质量密切相关，尤其是后者，由于政府效率低下、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不均等，再加之与公众之间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会进一步加剧社会资本不足或过度所带来的各类弊端。对此，我们提出假说3：

假说3：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政府质量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亦越大。

2社会资本测度

2.1度量方法：MIMIC模型

MIMIC模型的特性在于同时具有因的指标（cause indicators）与果的指标（effect indicators）。因的指标在SEM中即为外因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果的指标为内因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该模型可以得到所有因的指标和果的指标对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

MIMIC模型的结构决定了可测变量的选取将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本测度的准确性与可靠性。MIMIC模型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在合理选取指标变量之后测度社会资本的有效手段，至于如何选取指标变量更多的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理论形成和变化原因以及社会资本的综合影响，而且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指标的选取还必须立足于样本地区的实际。现有研究已经指出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政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13]。对此，我们选取了如下指标分别作为社会资本潜在变量的原因变量与指标变量，将12个指标分为四类：选择营商环境、全球化、收入差距来度量信任关系，使用就业状况、财政福利来度量互惠，利用财政风险和契约状况反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选择社会服务、社会组织、社会流通、信息共享和社会沟通来表示沟通、网络与组织。

2.2数据与测度结果

本文将社会资本作为隐变量，并充分考虑影响社会资本的原因，如全球化、收入差距、就业状况、财政福利、财政风险、社会组织和社会沟通等因素；并以营商环境、契约状况、社会服务、社会流通和社会共享作为指标变量，建立MIMIC模型，来测算社会资本的相对规模。

我们首先考虑一个封闭经济中的社会资本，从模型的最一般形式切入（不纳入全球化因素），逐步剔除统计不显著的指标变量和原因变量，根据卡方检验得到的概率值，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调整后的拟合优度（AGFI）、标准化残差均方根（SRMR）等检验值，综合考虑并确定模型，并根据增删变量来调整模型的拟合度，选出最适变量结构。根据原因变量的估计系数，我们进一步计算得到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4-2011年的社会资本，由于我们主要测算所在地区社会资本相对总量，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稳定性，本文无意测算社会资本的人均水平。

从2004-2011年，全国平均社会资本分别为0.017 675，0.017 261，0.017 551，0.018 018，0.019 496，0.022 297，0.025 436和0.029 265，呈现出较稳定的上升趋势，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总量最高，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后。

3模型、变量和数据

3.1模型设置与变量选择

在借鉴Hari et al.[14]和Papyrakis[15]等跨国和分地区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社会资本的平方项，观察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是否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构建如下的基本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EPI表示环境治理绩效指数，考虑到环境治理绩效的综合性，在参照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从污染物排放、污染治理以及生态环境三个角度进行合成，具体包括环境污染指数（PI）、污染治理指数（PCI）和绿化指数（GI）， 其中污染排放由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和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构成，污染治理指标则由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SO2硫去除率、工业烟尘去除率、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环境治理投资等7个二级指标构成，绿化指数则由绿化率表征。采用主成分方法合成环境治理绩效指数，首先对各项二级指标分别作标准化处理，然后逐级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为各个二级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分别得到污染排放指数（倒数化处理）、污染处理指数和绿化指数，最后再次采用主成分方法为上述三个指数赋予相应的权重，最终得到环境治理绩效指数。

社会资本（SCI）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社会资本还可以分解为社会信任关系（ST），社会互惠（SM），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SN），以及社会沟通、网络和社会组织（SCM）四类，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互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以及社会沟通、网络和社会组织同样采用主成分方法测算得到。X为引入到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集，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教育和对外开放以及气温和降雨。为了进一步考察社会资本所处的制度环境对其环境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策略做如下安排：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个指标，得到：

本文中，按照各地区2004-2011年平均政府质量指数和平均市场化程度指数将186个城市划分为政府质量较高地区和政府质量较低地区、市场化较高地区和市场化较低地区。但是简单的按照自变量的相关标准对样本进行分组，难以准确的反映各种门槛变量对差异的影响。在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发展的背景下，新发展出一种新的门限面板回归模型（threshold-old panel regression，TPR），该方法针对上述两种分组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改进，不需要给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槛值及其个数完全由样本数据内生决定，同时提供了一个渐进分布理论来建立待估计参数的置信区间，运用Bootstrap方法来估计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

对于政府质量指数的度量，本文借鉴了现有文献的做法并考虑到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主要从税收负担、公共品供给和产权保护3个维度来刻画地级市政府质量[16]，用本年应交增值税/（本年应交增值税+利润总额）来度量所在地区的税收负担，使用文化、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来反映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并以产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所履行的职能。在市场化程度指数的度量上，使用民营化、特定行业就业和市场化指数来进行度量，民营化用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度量，特定行业主要是指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行业，最后我们使用了樊纲[11]所提供的分省市场化指数，并假定一个省内部各地级市共享该省的市场化指数。

3.2考虑内生问题的稳健性检验与方法选择

在关注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时，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模型本身所存在的内生性风险。在系统GMM方法中还将引入上述部分论证的外生工具变量共同组成工具变量集合。一方面，我们需要根据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进一步选择Wind-meiger所提出的改进的有限样本标准差估计实现对两步估计标准误的纠正，使SYS-GMM的两步稳健估计比一般估计更为有效。再加之SYS-GMM方法比较适用于时间跨度小而截面单位较多的面板数据，本文所选择的8年1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恰好符合其特性。

3.3数据样本

本文选取了口径更为稳定一致的2004-2011年为研究的时间区间和其中的186座城市，共计得到1488个观察样本，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樊纲编辑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4实证结果汇报

4.1基本结果

4.1.1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表1汇报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效应方法的回归结果。与假设1预期完全一致，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改善环境治理、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和绩效。具体说来，表1的模型（1）和模型（2）报告的是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回归结果，社会资本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显著为负，当社会资本水平每提高1%时，环境污染可能会降低0.28%，当引入社会资本平方项后发现，二次项系数为正，说明社会资本与环境污染之间可能会存在着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值为0.074 2，当社会资本没有超过0.074 2时，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抑制污染，当跨过该拐点后，社会资本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会趋近于零并可能还会加剧环境污染。模型（3）和（4）报告的是社会资本与污染处理关系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社会资本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这表明，在一定的社会资本水平范围内，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激励和促进污染治理，社会资本与污染治理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值为0.078 8，即过度的社会资本可能并不利于环境污染治理。模型（5）和（6）显示的是社会资本与城市绿化之间的关系，依然发现，社会资本与城市绿化指数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拐点值为0.133，明显高于环境污染和污染处理回归中的社会资本拐点，这表明，社会资本在城市生态绿化方面可以发挥相对更为重要的作用。最后，在上述三类环境指标的基础上合成得到环境治理绩效指数，如模型（7）和（8）所示，社会资本可以有效的通过降低环境污染、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和生态环境建设来实现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当社会资本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治理绩效指数会显著的提高0.538 2%，引入社会资本二次项后，其系数为负，虽然不显著，但是通过前面三个指标的综合判断，可以认为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拐点为0.054 8。

4.1.2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进一步将社会资本分解为社会信任关系，社会互惠，社会准则、规则和约束，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考察各类形式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其差异，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发现，四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具体说来，当四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均提高1个百分点时，环境治理绩效分别提升0.26%、0.19%、0.21%和0.57%，单纯的从社会资本的内部构成来看，相比较社会互惠和社会准则规则约束而言，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以及社会信任关系对环境治理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类型社会资本的特征及其与环境公共事务的耦合度所决定。

4.2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

首先在原有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指数两个因素，发现（如有需要，回归结果作者可提供，下同），社会资本系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同时还发现，社会资本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依然呈现出倒U型关系，与原有基准模型略有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拐点值进一步增加，达到0.062 1，这似乎表明，政府质量因素和市场化程度因素可以有效的延缓社会资本拐点的到来，进一步延长最优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区间和范围。与社会资本类似，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均存在着倒U型关系，分别引入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的平方项，发现，二次型系数均为负，这意味着，单纯依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或社会机制，都难以独立有效的推进环境治理，任何一种机制作用的发挥都有赖于另外两种机制所提供的条件，尤其对社会资本而言，更依赖与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所提供的环境，这是由社会机制所处的相对较弱的地位所决定的。

为了进一步准确的判断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是否会受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分别依次设定为门限变量，通过观察门限值上下样本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差异，来更为贴切的反映制度环境的影响。首先，我们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来确定门槛个数。我们依次设置了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和两个门槛进行估计，得到F统计值和采用Bootsrap方法得到的P值，结果发现，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变量的单一门槛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而在双重门槛检验中，两项门槛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存在着单一门槛效应。接下来进一步确定具体的门槛值，根据门限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值分别为0.196和0.215，具体说来，当政府质量低于0.196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094，而当政府质量跨过0.196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则上升到0.189，增加了1倍；当市场化程度低于0.215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为0.114，当市场化程度高于0.215时，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率绩效的影响系数则稳步增加到0.153。这表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确实是影响到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重要因素。在此，我们还进一步比较了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作用于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程度的差异，根据前文的统计分析发现，平均政府质量指数为0.278，平均市场化程度指数为0.244，并且政府质量的核密度分布相较于市场化程度明显右移，但是尽管如此，政府质量的门槛值依然低于市场化程度的门槛值，这似乎说明，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在进行门限回归之前，我们还进一步按照各地区平均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将样本分为两等分，即政府质量较高地区和政府质量较低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并进一步比较了四类地区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尽管四类地区的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均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是政府质量较高地区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质量较低地区，且两地区的社会资本拐点分别为0.108和0.054；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系数明显大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且两地区的社会资本拐点分别为0.098和0.056。

4.3稳健性检验

4.3.1引入工具变量

考虑到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并采用考虑动态效应的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结论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

通过上述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到社会资本的拐点值，接下来有必要、也有可能进一步找到相对于环境治理率绩效的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相对过度地区。所测算的拐点值为0.062和0.077，分别将其作为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和相对适度地区、相对适度地区与相对过度地区的划分标准。选择这两个值，主要是基于这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且都控制了制度环境变量的影响，同时部分的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在环境治理上，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而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社会资本不足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公众参与环保行动目前仍处于传统模式阶段，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末端参与。社会资本分布的趋势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类城市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城市的数量和比重则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针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该放在努力增加社会资本上，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该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通过完善制度环境进一步拓展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区间范围；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在短期内，这一地区社会资本的容量和环境治理效应已经到了瓶颈期，现有的制度环境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发挥的需要，因此，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政府制度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上实现与社会资本有机对接。可以解释的是，东中西部地区同时出现环境的内在机制是存在差异的，中西部地区更主要源于社会资本的不足，即社会群体间尤其是公众与企业和政府间缺乏足够的信任，再加之沟通机制不畅，企业缺乏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社会规范和约束机制，使得这些地区的出现；而东部地区环境出现则可能是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尤其是所处的制度环境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要”所引发，以厦门PX项目事件和启东事件为例，两地区均处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两类事件均是由上马环境污染项目所引起的，由于两地区社会资本相对充分，使得社会公众在污染危害尚未严重发生之前就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进行反馈，如厦门PX项目建成之初，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的提案”，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之后随着事态的蔓延以及公众急速关注，当地政府较为迅速的开启多轮座谈沟通，进行了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和项目迁址，最后以平稳方式解决了这一危机；而启东事件自始至终，当地政府并未充分重视，而民众的利益诉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在集聚和反弹，直至最后演变为大规模。这两起事件恰恰说明：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越大越好，特别是当所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政府部门难以满足社会资本的“需求”时，社会资本反而会引致环境治理的低效；但是如果政府部门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自身的运行效率，引导和沟通机制顺畅，那么即使社会资本水平相对较高，反而会更有利于提升环境治理绩效。

4.3.2更换样本与指标

为了进一步证明本文结论的可靠性，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适用性，我们在已有的186座样本城市中，筛选出93座城市，筛选标准是这些城市均列入环境保护部公布PM10、SO2、NO2数据的113个大中城市中，同时将样本的因变量替换成PM10、SO2、NO2变量，来考察社会资本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分别采用门限回归、考虑工具变量的SYS-GMM方法进行检验，时间区间为2004-2010年，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

5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环境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社会资本、制度环境与环境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三个基本假说，我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总体上有利于环境治理，尤以社会信任和社会沟通（网络和组织）的效应最为明显；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存在着一个适度水平；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受制于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两种因素，政府质量和市场化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越大，同时，改善政府质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边际环境治理效应更高；从年均比重来看，社会资本相对不足地区占到85.15%，社会资本相对适度地区和社会资本相对过度地区的比重仅为7.39%和7.46%，目前中国环境治理困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绝大部分城市面临着社会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社会机制不全的困境。

本文结论对现阶段中国环境治理机制的设计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一是重视社会机制尤其是社会资本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持续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以及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对于积累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重视制度环境在形塑和提升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中的作用，良好的政府质量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强化社会资本的环境治理效应，拓展和延伸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广度和深度；三是重视社会资本与制度环境的匹配与衔接。对社会资本不同类型地区而言，各自侧重点和关注点应该有所差异，对于社会资本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重点应该放在努力增加社会资本上，社会资本相对适度的东部中等城市，应该同时兼顾社会资本和其他制度因素的同步推进，对于社会资本相对过度的地区而言，应该将重点放在制度环境的改进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亚洲开发银行.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2-5.[Asian Development Bank. Towards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Futu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alysis [M].Beijing：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2012：2-5.]

[2]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 （1）： 65-78.

[3]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39-244.

[4]Francis 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Global Economy[J].Foreign Affairs，1995，74 （5）： 9-103.

[5]Stiglitz J. Capit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stability [J].World Development， 2000， 28 （6）： 1075-1086.

[6]Ostrom E， Gardner R， Walker J. Rules， Games， and Common Pool Resources [J].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24-43.

[7]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Local Level Institutions Study 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48， 1999： 34-59.

[8]Duit A， Galaz V， Eckerberg K， et al. Governance， Complexity， and Resilienc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0， 20（3）： 363-368.

[9]Tsa T.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Regional Waste Recycling [J].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8，16 （1）：44-55.

[10]陆铭， 李爽. 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J]. 管理世界， 2008， （9）：161-165.[ Lu Ming， Li Shuang. Social Capital， the Informal Syste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Management World， 2008， （9）： 161-165.]

[11]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3-45. [Fan Gang， Wang Xiaolu， Zhu Hengpeng. China’s Market-oriented Index： Regions in Relative Process Report 2011 [M]. Beijing：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1： 23-45.]

[12]迟福林.公平与可持续：未来十年的中国追求[J].经济体制改革， 2012， （2）：5-7. [Chi Fulin.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Next Decade China’s Pursuit [J]. Economic Reform， 2012， （2）： 5-7.]

[13]Jones N， Clark J R A. Social Capital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 Coastal Areas： A Review of Current Debat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2013，80（4）： 12-19.

[14]Dulal H B， Foa R， Knowles S. Social Capital and Cross-Country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2011，20（2）：121-144.

[15]Papyrakis 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Socially Fragmented Countries [J].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conomics，2013，55（1）：119C140.

[16]陈刚， 李树. 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J]. 管理世界， 2012， （8）：55-67.[Chen Gang， Li Shu. How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People Happy [J]. Management World， 2012， （8）： 55-67.]

AbstractThe extent to which social capital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policy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ncreasing evidences suggest that social capital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or growth， justice，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the study object，puts forward three basic hypothes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adopts structural equation of MIMIC method to estimate the social capital level of more than 18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t the macro level from 2004 to 2011，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nd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system heterogene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capital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apital exerts the most obvious effects to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dilemma. Most of the cities are facing soci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apital shortage caused by incomplete plight. It’s not true that the greater the social capital level the better it is； especially wh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will lead to the inefficiency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f governments make effort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ir operation efficiency， guiding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re open，

and it is matched with social capital，it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is paper recommends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mechanisms， especially to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ert the role of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mechanisms in shap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promote cohesion and matching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ifferent focuses should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gions in term of social capital.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 that is comparatively short of social capital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creasing social capital.

Mediumsized cities in eastern region with relatively moderate social capital

should both consider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apital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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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必要性

一、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涵义

1、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含义和由来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由于约定的政治风险发生导致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减少海外投资风险和有效保护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安全和利益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世界各资本输出国的通行制度。

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常常遭遇战争、内乱、征收、国有化、外汇禁兑及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这使他们认识到对本国的海外投资还必须予以法律的保护，使本国的海外投资尽量避免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得以产生。

1948年4月，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根据《对外援助法》制定了《经济合作法》，率先创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此后又基于形势发展和海外投资者的需要多次修订法案，使这一专业保险体制不断改善。1969年，美国在修订《对外援助法》时，设立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成为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专门机构。鉴于此制度的行之有效，其他发达国家纷纷效尤。随后，此制度传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于七、八十年代开始为本国本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

2、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性质和特征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是一种民间保险或私人保险，而是一种政府保证或国家保证，其保险人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国家特设机构的性质，其保险也往往与政府间投资保险协议有密切联系。

海外投资保险具有以下特征：（1）海外投资保险的国际性。调整海外投资保险活动的法律规范具有国际性，因为双边或多边投资保险制度都以政府间的协议为前提，因而都具有国际性。在单边投资保险制度下，由于保险标的位于国外，使得单边投资制度下的海外投资保险也具有了国际性。（2）承保风险的政治性。海外投资保险所承保的风险是政治风险。这是海外投资保险区别于其他保险的重要特征。（3）海外投资保险的对等性。海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海外投资者的“国家保证”。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所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对等原则。（4）保险对象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对象仅限于私人直接投资，不包括在海外证券市场上进行的股票或证券投资。（5）保险作用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作用不仅在于当投资者由于政治风险遭受财产损失时予以事后的经济补偿，更重要的是它借助于两国间的投资保险协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地使风险事故不再发生。（6）保险目的的特殊性。海外投资保险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保险或政府保险，它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保护海外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目的。

二、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

（1）经济原则。第一，各国对本国内部及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利，不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涉。第二，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第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第四，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征用或收归国有。第五，各国对世界性经贸大政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2）公平互利原则。《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明确地把公平互利原则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有权充分和有效地参加为解决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问题做出国际决定的过程，并公平分享由此而产生的利益”。这样的愿望和规定同所有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构成了公平互利原则的丰富内涵。

（3）全球合作原则。全球合作强调全球各国开展全面合作，特别是强调南北合作，以共谋发展。其基本目标在于：实行世界经济结构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关系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使全球所有国家都实现更普遍的繁荣，所属民族都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为此，一切国家都有义务为实现世界经济平衡稳定地发展作出贡献。

2、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从法理上来看，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不仅可以指引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何正确地适用规则，而且在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则时，可以代替规则作为国际经济交往的准则，具有灵活性。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际经济法部门法之一的国际投资法中的重要制度。在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应该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有着积极的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承保制度，包括承保机构、承保条件、承保的险别、保险额、保险期限、保险费、赔偿和救济等。它是一国政府贯彻该国国际政治原则的间接工具和实施对外经济政策的直接工具。由此不难得知，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隐含着一国的国际经济利益和国际政治利益。坚持国际经济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是实现其利益的手段；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和有约必守原则，是维持其利益的保障。

相反，将本来仅适应国内的制度强加于国际社会，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国际法”，如一直为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津津乐道的有关征收和补偿的“赫尔原则”，显然在国际舞台上是站不住脚的。如资本输出国仅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而对资本输入国的利益熟视无睹，其承保机构仅对有利于自己的投资予以承保，而不顾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或不经东道国的允许，这显然会受到东道国经济原则的阻却，其代位求偿也将难以得到实现。这显然不利于国际经济交流，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繁荣。

第二，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存在为前提，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以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谈判为起点。“条约是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依据国际法所缔结的据以确定其相互权利和义务的国际协议。”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指缔约国一方为保证其在缔约国对方的投资而与缔约国对方缔结的条约。只有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和对对方当事国应有的尊重，双方恪守经济原则，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海外投资才能得到鼓励和保护。当投保人所投保的政治风险发生后，涉及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间的代位求偿权问题时，在这种纯粹的国际法主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必要的，也有利于争端的及时、有效解决。

在单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中，当保险人所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后，需依据国际法上关于外交保护的一般原则索赔，即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和国籍继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是对东道国（包括经济）的尊重。通过外交保护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争端往往耗时、耗力而且情态复杂。若双方能够秉持善意，既尊重对方经济又考虑到全球合作和公平互利，相信争端一定能够得到圆满解决。

（2）从当今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现实看，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必要的。1974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了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基本要求。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为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虽然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但国际经济旧秩序在许多方面仍影响巨大，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任重道远。而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也有所体现。如在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中，某些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常迫使弱小国家和地区接受不利条款。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改善不合理、不公平秩序的必然要求。

三、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必须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1、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守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应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指导思想，且贯穿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和运行的整个动态过程。在制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虽然要考虑国内、国外的情况，但应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坚持经济原则。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承保制度。根据经济原则，出于对东道国经济（包括对外资入境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应有的尊重，各国应当明确地规定：凡是前来申请投保的海外投资，都必须以东道国已明确表示同意接纳作为承保的先决条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贯彻资本输出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工具，一方面要促进本国资本的输出并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何种投资能为资本输入国接受，以利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代位索赔。

基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经济和利益平衡的考虑，并综合考虑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合格投资应符合以下三方面的要求：第一，从投资内容上看，申请保险的投资应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法律上的合理性以及对东道国发展的贡献性。第二，从投资形式上看，在投资形式上的限制不宜太多。第三，从合格投资的时间看，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承保的投资应仅限于经保险机构批准后才开始执行的投资。

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协定结合起来，依据协定中规定的代位权条款，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在理赔后便可依法向东道国索赔。这样就巧妙地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关系转化为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并将其提升到国际法保护的高度，这也使代位权的行使有了国际法的依据，解决了保险机构作为企业法人追诉国家而存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

缔结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作为缔约当事国行使经济的体现。当然，国家在对外缔结国际经济条约之后，基于权利和义务同时并存的国际通行准则，其经济和有关的权利难免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受到某种影响，如中法协定和美式协定都规定了东道国对外资实行征收或国有化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双边投资保险协定中，一国自愿接受对本国经济及其有关权利的某种合理限制，也是自觉行使其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结合。

2、在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过程中促进全球合作

全球合作原则应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指导思想，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和运行要有利于促进全球合作。

（1）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构建中肯定全球合作。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基于全球合作的考虑，承保条件中的合格东道国不应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一律予以承保。但在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下，合格东道国应与投资者母国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这样才可以确保国内立法效力向域外有效延伸，并与国际立法相配合，共同对海外投资提供强有力的保护。资本输出国在构建本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之间以及各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国际海外投资保险体制的融合，促进全球合作。

（2）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运行中促进全球合作。一般来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投资保护措施的三大支柱。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用的发挥，应重视双边投资保护条约的作用，各国应当实行双边的海外投资保险体制。唯有如此，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承保机构根据保险合同在对投资者理赔之后，才能根据双边投资条约中重要的条款――代位权条款，合法获得代位求偿权。承保机构根据代位权条款获得代位求偿权，承保机构才能够真正得以运作和发展。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担保业务为国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起到一种“拾遗补缺”的作用。因此，各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作为补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多边公约，促进全球合作。

3、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实现公平互利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贯彻资本输出国涉外经济政策的工具。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实施中既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考虑对方利益，体现公平。一方面要促进本国资本的输出并保证其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何种投资能为资本输入国所接受，以利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代位索赔。基于平衡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的利益，各国在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时，承保机构应当以投资经东道国的同意作为承保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 余劲松：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篇4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有关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然而，有关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问题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这也成为了制度构建中的障碍。

一、环境责任保险中“环境责任”的界定

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是环境侵权责任社会化的形式之一。随着环境侵权理论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深入，环境责任作为环境侵权理论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环境侵权是指依法应当承担环境责任的侵权行为。环境责任是指行为人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又称环境法律责任。在英美法系中，环境责任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责任类型。广义的环境责任包括环境行政责任、环境刑事责任、环境民事责任。而狭义的环境责任一般是指环境民事责任。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中的“环境责任”仅指狭义的环境民事侵权责任。因为我国的《保险法》本身属于民商事法律范畴，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都不在其保险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可见，环境责任保险是基于民事行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保险，而基于行政行为、犯罪行为导致的侵权责任则由《国家赔偿法》、《刑法》加以界定。所以，环境责任保险中的“环境责任”，是指民事环境侵权责任。

二、环境责任保险合同标的范围的确定

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国内尚无统一的概念，一般认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指由于排污单位发生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这一概念比较模糊地用了“损害”一词，而没有明确地说明是何种损害。与之相类似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这样界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可以看出，该条例把“损害”界定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那么，环境责任保险的标的是否也是指环境侵权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是否包括精神损失在内呢?普通民事侵权一般认为存在“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做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环境侵权属于民事侵权的一种，侵权人理应承担对于受害者的精神损失赔偿，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因环境污染造成精神损害赔偿的判例。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尚处于准备起步阶段，缺乏实践经验，以及碍于环境侵权本身的特殊性，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界定。对“精神损害”就更是各执一词，不仅难以确定“精神损害”是否存在，更难以界定“精神损害”的程度和赔偿数额。基于以上考虑，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应将保险标的限定为由于环境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至于环境损失，还不宜起步太早。

三、环境侵权与环境责任保险

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与传统的侵权行为相比，环境侵权有许多的特殊之处，这些特殊性也成为了环境侵权与传统保险理论相结合的障碍。我国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侵权的概念一般作如下理解：“环境侵权是侵权行为的一种，即因人为活动对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各种天然的或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施加不良影响，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从而使广大区域的公众的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遭受损害的侵权行为。”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环境侵权有如下一些特殊性：首先，环境侵权是一种间接的侵权行为。即侵权行为首先破坏的是环境要素，进而侵害人的利益。其次，因果关系难以确定。由于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间接性，从而导致了因果关系的不确定性。传统侵权理论的直接因果关系说在环境侵权领域似乎力不从心，所以环境侵权理论往往采用了盖然因果关系说、流行疫学因果关系说等等。再次，环境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由于我国对生产企业采用了行政许可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使得企业的排污行为在“形式”上似乎是合法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合法性仅仅是形式上的合法，并不等于实质的合法。实质的合法性，要从法律所追求的价值去考虑。环境侵权行为的目的正当和形式合法，也导致了被侵权人的利益更加难以得到法律的保障。最后，环境侵权往往损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环境利益。环境侵权行为的间接性、因果关系难以确定性和隐蔽性，似乎都与传统的保险法理论出现了出入，这些矛盾是值得我们思考并加以解决的。

1　承保范围涉及的侵权行为。从环境侵权行为是否具有形式合法性，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形式合法的侵权行为和形式不合法的侵权行为；即取得了行政许可，在排污标准范围内造成的侵权和没有取得行政许可或取得了行政许可但超量排污造成的侵权。我们要讨论的是，是否这两类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内。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应仅对具有形式合法性的侵权而造成的损害进行承保，由于违法的侵权行为(如违法排放)而造成的损害后果，则不应纳入到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内。原因之一，违法的排放，应由行政机关进行干预；原因之二，如果将这种违法行为造成的侵害后果纳入到保险承保范围内，则会使企业因为有了保险而肆无忌惮地排放，加大了保险企业的风险；原因之三，企业的违法排放可视为是企业的故意行为，根据传统的保险理论，保险人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的损害将不支付保险金。所以，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仅仅应对企业因合法行为导致的环境侵权后果进行承保。

2　因果关系的确定――保险近因原则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近因原则，是传统保险理论的一项原则，是指在风险与损害之间，导致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而不是指时间上或空间上最近的原因。如果该原因属于保险风险或保险事故则应赔偿，对不属于保险事故的，则不予赔偿。但由于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确定，导致实践中对于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往往采用盖然因果关系说、流行疫学因果关系说等理论。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险理论上确定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如果采用保险理论的近因原则，则面临着取证困难、受害者权益难以保护等问题；如果采用环境侵权的盖然因果关系说，似乎又不被保险企业所认同。笔者的观点是，保险理论应在环境责任保险范围内承认盖然因果关系说、流行疫学因果关系说。理由之一，环境责任保险的标的是由于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其主要解决的是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的赔偿问题，因而环境侵权是产生环境责任保险的基础。所以环境责任保险应承认和接纳环境侵权的特殊性，否则也不能称其为“环境责任保险”；理由之二，如果采用传统保险理论的近因原则，则会导致众多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也就失去了环境责任保险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应该采用环境侵权理论的盖然因果关系、流行疫学因果关系等学说来确定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

3　受益范围的确定。由于环境侵权损害的是一定区域内不特定的众多人的利益，所以如何确定保险的受益范围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采用了环境侵权理论的盖然因果关系说等理论，对于受到损害的人都要进行赔偿呢?笔者认为，首先，要从实际出发解决受益范围的问题。中国地域广阔，人口数量巨大，不可能在实践中广泛地给予赔偿，那样不仅会使得保险企业走向末路，也会阻碍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的建立，最终的结果还是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笔者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对受益范围加以限制，即地域限制和赔偿数额的限制。一般来讲，环境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都是有一定的地域性的，超过一定范围的损害能否归为企业的责任，是难以确定的。如果将超过一定合理范围的损害也归为企业的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在实践中，可以建议生产企业与保险企业在保险合同中，确定一个合理的范围，在这一合理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损害结果，由保险企业承担；而合理范围之外的损害，即使企业承担了侵权责任，保险企业也将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要对赔偿数额进行限制。实行环境责任保险赔偿限额制度，不仅有利于保障保险企业的清偿能力，使其实现“可持续”的赔偿能力，也有利于使投保人、受害者在损害发生之后采取积极的措施防止损害结果的扩大。因为超过保险赔偿限额的赔偿责任，要由投保人承担，而当投保人企业很有可能因为巨额的赔偿而陷入破产的境地时，受害者也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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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阅读教学课堂“儿童立场”缺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为谁教”的问题应引起教师足够的重视。在坚守表达本位的同时，亟待确立回归“儿童本位”，真正实现“为儿童而教”的目标。这是通往阅读教学的理想之境。

［关键词］阅读教学　儿童本位　低年级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04-027

语文新课标对语文课程的定位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福建师范大学潘新和教授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就提出了“表达本位”和“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观。“教什么”的问题似乎成了最近两年小学阅读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大家对这一问题逐渐达成了共识：阅读课应改变以学习课文知识和内容为主，转为以学习阅读方法和语言运用为主。现在我们在观摩一些公开课时，可以欣喜地看到这种变化。执教公开课的教师尽量去除那些非语文的东西，更多地关注语言的焦点、文体的特点、写作的支点、表达的亮点等，让语文教学充满浓浓的语文味。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阅读教学中越来越多的“儿童立场”缺失的现象。教学内容缺乏儿童视角的关照，教学过程缺乏儿童体验，甚至以成人的理解代替儿童的感悟。这些问题在小学低年级的阅读教学中尤为突出。不可否认的是，阅读教学改革不管朝哪个方向发展，“为谁教”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正像周一贯先生所说的那样：儿童是课堂的主人，而不是教师。我们教学的对象是儿童，一节成功的阅读教学课，应该以适合儿童的方式，让儿童得到全面而又适合自己的发展，最终提升儿童的语文素养。一节课绝不是看教师表演多么的精彩，环节过渡多么的巧妙，教学形式多么的丰富。“为儿童而教”提示我们阅读教学应基于儿童立场，以儿童的方式让学生学习积累、理解和表达。所以，当前阅读教学在坚守“表达本位”的同时，亟待确立和回归“儿童本位”的理念，真正实现为儿童而教的目标。只有坚持“儿童本位”，才能通往阅读教学的理想之境。

“为儿童而教”的基础是了解儿童，研究儿童。小学低年级课堂教学对激发儿童阅读兴趣，培养儿童阅读习惯，发展儿童表达能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阶段中，怎样坚守儿童本位的阅读教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回归儿童的自主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观告诉我们：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另一方面是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语文学科的学习不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总要涉及儿童原有的认知结构。在阅读教学前，学生往往已经进行了预习。这时，教师只有了解学生已有的自主建构的情况，才能更好地展开阅读教学。例如，教学苏教版二年级《学棋》一课，不少教师在导入时都会问学生：“小朋友们，你们看了题目有哪些疑问呢？”这时，有的问：“谁学棋？”有的问：“向谁学棋？”有的问：“怎么学棋？”还有的问：“学棋的结果怎么样？”每当这时，教师都会向提问的学生投去赞赏的目光。接下来，教师通过梳理问题，理清文章的主要内容。这一看起来很顺畅的教学环节，如果从儿童本位的阅读教学观来审视，它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学生通过预习对文章内容已经有了了解，并不是零起点进入课堂。对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他们心中已有答案。因此，这些问题是空问题、假问题。至于为什么要提出呢？完全是为了迎合教师。长此以往，恐怕学生都不会质疑了。教师应让学于学生，在教学时关注学生课前对知识的自主建构情况，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这样才能做到学生会的不讲，不会的重点讲，才能更好地打通学生已有经验和所学内容之间的通道，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回归儿童的生活实践

语言来源于生活，同时生活又是学生学习语言的源泉。语言的某些意义需要生活经验去感知，语言的魅力需要借助生活行为去体验。在阅读教学中，回归儿童的生活实践的主要方法是创设儿童的生活情景。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燕子》这篇课文时，由于地处农村，我让学生回家观察燕子，并记录下燕子的外形和动作。在学习文章时，我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中的两个比喻句：“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痕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出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赞歌。”我先提出一个问题：“这两句话分别把什么比做什么？这样的比喻恰当吗？”然后再让学生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燕子的外形和动作仿写比喻句。由于有了生活实践，学生写的句子都比较形象。

三、回归儿童的思维方式

低年级学生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他们往往给没有生命的事物赋予生命。一位语文教师在教《 春天来了 》一文时，问一个小朋友：“花儿为什么会开？”第一个学生说：“她睡醒了，想看太阳。”第二个学生说：“她想和小朋友比一比，看谁穿得最漂亮。”第三个学生说：“她也长耳朵，想听小朋友唱歌。”第四个学生说：“她张开笑脸，想看小草穿上绿衣随风起舞。”突然，一个学生问：“老师，您说呢？”老师想了想，说：“花儿特别懂事，她知道小朋友们喜欢她，就仰起她的脸，笑了！”听到这儿，学生们都笑了，那笑脸比花儿还好看。其实，只有教师知道，他原先设计的答案是：“春天来了，花就开了。”这里，正因为教师关注了儿童纯真的生活、心灵，了解儿童思维的特点，课堂才充满了人性之美，滋润了每一颗幼小的心灵，播撒了爱和希望的种子。教师没有固守预先设定的答案，否则课堂就会机械、僵化、生硬，失去活力。

四、回归儿童的情感世界

低年级学生好奇心强，活泼好动，有意注意的时间持续不长。他们的注意力多与兴趣、情感有关。在学习中，他们会经常出现不专心、回答问题不正确、理解不透彻等现象。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讲解时间，保持多种形式的转换，包括语调、节奏，听与说练习等。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根据小学生好奇、爱动、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安排一些富有情趣的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进一步活跃课堂气氛。有的教师运用角色扮演法，把游戏引入课堂，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饶有兴趣地获得知识。有的教师结合阅读内容，化抽象为具体，使枯燥、机械的回答变成浓厚趣味的儿童游戏，让孩子们在笑声中学，在笑声中记，巩固所学知识。同时，低年级学生学习动机简单，易受挫折，也易受鼓励，教师要努力引导他们树立学习的自信心。阅读教学只有回归儿童的情感世界，才能让儿童体验到学习语文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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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理由：“日本”这个词包含着国人复杂的情感，抛开民族情绪不谈，日本的确是一个旅行圣地。它可以是郭富城脚步舞动里的漫天樱花，热情如火。也可以是《非诚勿扰》里皑皑白雪中的那片绛紫色薰衣草。它是一幅静态的图画里的那个身着格子衫的女孩，更是村上春树笔下的那段青涩年华。它有我们熟知的动漫制造大师宫崎骏、音乐大师久石让，或是在某个孤独日子里悄然而出的《菊次郎的夏天》。最值得推荐的理由或许是因为它有安藤忠雄。

10月黄金假日来临之际，我和几名设计师组团东渡到日本溜达了一圈，做为一个中国人，日本是我很难用言词去表达的一个国家，历史刻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痕迹是那么的深刻，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日本与中国两个具有不同民族特性的国家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不管是人民的精神面貌抑或是经济发展，都有着不同层次的变化，日本的设计水平近年来备受国内外关注，因此这次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做为一次了解日本的机会，开始了我们东渡之行。

日本的发展速度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然而，让我个人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日本歧阜市信乐可自然公园的重山中，新建的一座专门收藏各国古代美术作品和日本古代艺术品的美术馆――美秀美术馆。它被原始森林环抱，建筑与自然和谐，并与自然融合。美秀美术馆与四周的山林融为一体，它是华裔美国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1997年在日本的大手笔，也是贝聿铭先生在日本的一个非常优秀而伟大的建筑作品，它向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个理想的画面：一座山，一个谷，还有躲在云雾中的建筑，许多中国古代的文学和绘画作品，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走过一个长长的、弯弯的小路，到达一个山间的草堂，它隐在幽静中，只有瀑布声与之相伴。那便是远离人间的仙境。

美秀美术馆从外观上只能看到许多三角、棱形等玻璃的屋顶、其实那都是天窗，一但进入内部，明亮舒展的空间超过人们的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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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收费；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委托；教育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 G6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2-0111-05

高等教育收费在本质上是一种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或者说，是一种高等教育财政制度性收费。要科学地实施高等教育收费，就必须准确把握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制度通常是指一定社会或组织中人们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在现代社会，高等教育财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满足一定公共高等教育需要而进行的公共理财活动，这种理财活动实质上是对公共高等教育经费及其税负所进行的分配。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来自税收，无论是否以公共高等教育需要的名义进行征税，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总是以税负的形式分摊给纳税人。政府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再通过财政分配形成公共高等教育经费。一般而论，当这种经费足以维持一定规模的高等教育正常运行时，高等教育免费就势在必行；反之，当这种经费不足以维持一定规模的高等教育正常运行时，高等教育收费就势在必行。

1.从制度安排意义上研究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体现了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及其总和作为构建社会经济运行理论体系核心概念的重要思想。经济学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础，而如此相类似的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当作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者认为：“我们必须发展制度理论，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不是处于由市场参与者参与其中的制度结构之中。”[1] 15在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下，高校只能是由市场自动决定的成本补偿的被动接受者，因而高等教育收费也只能是在“谁受益谁付费”原则支配下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体系中的组合要素。因此，只有在高等教育服务完全竞争的情形下，约翰斯通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论及其对高等教育收费的解释才是合理的。

然而，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所指出的那样，在现实世界中，制度是变迁的，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执行是要付出代价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交易是要有成本的，企业也不是生产函数的代名词，而是作为价格机制进而作为成本补偿机制的替代物与市场一起构成了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并不在于对完全竞争假设的质疑上。早在1933年被誉为“作为一箱工具而献给分析经济学家的”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出版，就正式宣告了“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它的研究重点是在被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所共同忽视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即制度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基础地位及其变迁问题，明晰的产权作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法律基础问题，交易成本作为组织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问题，以及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问题。这些问题作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重要的，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围绕这些重要问题而展开讨论的。因此，这里就没有必要过多地讨论这些问题提出的重要性，而在于从制度的作用与变迁、交易成本节约、产权明晰、委托理论和企业替代市场意义上把握高等教育收费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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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个人账户;住院费用;慢性病;经济承受能力;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经济负担;解决办法

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是依法对职工的基本医疗权利给予保障的医疗保险制度，是通过法律、法规强制推行的，实行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账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与养老、工伤和生育保险一样，都属社会保险的一个基本险项。

胜利油田社会保险管理中心自1996年10月成立，依据【1996】16文件精神，借鉴“两江”医改经验建立了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制度本身等多方面原因，到1999年统筹金出现了超支，为建立适应油田特点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好地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于2000年12月按照国发【1998】44号、鲁政发【1999】94号文件精神建立完善了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1．当年门诊医疗费超出参保职工个人账户造成的经济负担及解决办法

单位和个人均以上年度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个人缴纳的2%全部记入个人账户，单位缴纳部分，45岁（含45岁）以下的按2%划入个人账户，45岁以上按2.5%划入；退休人员以管理局上年年平均工资为基数，按4.5%划入。个人账户用于支付门诊费用。

建立个人账户用于支付门诊费用的目的就是为了抑制职工对门诊医疗服务的过度消费，因此，职工合理的年门诊医疗费用不高。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慢性病病人需长年吃药，且费用较高，他们的病种又没纳入油田规定的11中可报销的慢性病范围内，例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肝炎、红斑狼疮等病人每年拿药大约在1万元左右，由于他们的个人账户没有积累，他们会因门诊医疗费远高于个人账户当年的积累而出现自负过重的问题。

为进一步完善油田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医疗，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局社会保险管理中心于2005年下发了胜油保发【2005】7号文，实行参保人员门诊大额医疗费补助办法。油田参保职工，除规定11种慢性病门诊费用以外，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属医疗保险支出范围的门诊医疗费属门诊大额医疗费补助范围。门诊医疗费首先使用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金，个人账户金用完后，先由参保人自负，年度门诊医疗费自负额超过1000元（不含1000元）以上至10000元的部分补助80%，年度末，符合补助范围的参保人员可持相关资料，到所在社会保险事务所办理补助手续。经过7年的运行，大大降低了职工的个人经济负担，得到了广大职工的好评。

2.住院费中自负比例造成的经济负担及解决办法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金支付住院医疗费用设置起付标准和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一、二、三级医院的起付标准分别为500元、600元、700元，年度内第一次、第二次住院发生的起付标准由个人自负，以后住院时累计起付标准不足1000元的（含前两次发生的住院起付标准费用），应补足差额部分；统筹金支付住院医疗费的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4万元。根据年度住院费用支付限额大体可分三种情况加以考虑：

（1）年度住院费用在4万元以下，这类人员大约占所有住院参保职工的60%，若一职工住院1次，所住医院为三级甲等医院为例，年度住院费用为39000元，不考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外服务项目和用药，职工个人自负额大约在7000元左右，自负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部分，油田工会还补助60%，职工实际自负5000+2000×60%=5800元，这部分负担参保职工应该是能承受的。

（2）年度住院费用在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主要是一些重大疾病（恶性肿瘤、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衰竭等）和严重意外伤害而住院的职工，这类人员大约占所有住院参保职工的39%，住院费用数额较大，职工个人负担较重。

油田的多层次保障体系解决了此类问题，给每一位参保职工买了太平洋商业医疗保险，保险公司负责4万以上至20万元以下（含20万元）的理赔，住院医疗费、个人账户以外的普通门诊医疗费赔付90%，规定的11种慢性病门诊医药费中个人负担的部分赔付50%。但赔付的结果不容乐观，原因大致有几个：医院使用了自费药品，尤其是恶性肿瘤的化疗药物，大多进口药品价格昂贵，且不再报销药品目录范围内；医院使用的医疗器材价格昂贵，如心脏起搏器、心脏支架、吻合器、钢板、钢钉等，此类器材报销有规定限额，所以职工需自己自费大约50%的费用；住院期间的处方量较大，超出了正常治疗量。所以，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取决于病人的治疗情况，有的赔得多，有的赔的少。太平洋保险公司理赔后，剩下的自负部分由油田工会按实际自负额给予相应比例的补助。

（3）年度住院费用在20万元以上，主要是局外就医的重症晚期恶性肿瘤病人、肝移植病人，这类人员大约占所有住院参保职工的1%，住院费用数额较大，大约在30万至50万元之间，如果没有油田的多层次保障体系，职工个人负担相当严重。

油田为了给职工解决实际困难，除了像以上提到的第二种情况那样，即年度住院费用在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4万以内油田先按比例报销，4万至20万上太平洋保险公司索赔，20万元以上的部分由社保中心从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中出资给予职工50%救助，此项政策叫住院大额补助，这项补助完后，还可以进油田工会的36元补助，经过以上4项的报销、理赔、救助，最后职工的经济负担大约在全年总医疗费的10%左右，例如，2011年，我辖区有一肺癌病人，全年累计住院9次，总医疗费33万多元，给他计算一下，最后，他实际自负3万多元（非报销费用不包括在内，如自费药，超标床位费、空调费等）。

3.慢性病自负比例造成的经济负担及解决办法

社保中心规定了11种慢性病，都是些常见重症病种，门诊就医的费用，不占用个人账户，由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基金支付80%，个人自负20%，使用乙类药品发生的费用，先有参保人员自负10%，再按上述规定执行，以肾功能衰竭透析病人为例，全年透析总费用大约在13万元左右，自负3万多元。

油田为了解决这部分职工家庭的经济负担，规定他们也可以先上太平洋保险公司索赔，理赔后的自负部分还可以进油田工会的36元医疗救助，最后，此职工的个人经济负担大约在8000元左右。这样，即使经济收入一般的家庭也可以承受。

以上的算法都是在排除掉医院过度医疗、没有自费药品的情况下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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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补偿制度；体系化；民事补偿一般规则

“民法典是民法规范的体系化表达，体系化是其应有之义”。①民事补偿制度做为未来中国民法典的组成部分，在其所辖的规则之间，在其与民法的其他法律制度之间，都应该形成一个无矛盾的体系。然而，我国现行的民事补偿制度却在体系性方面不尽如人意。就民事补偿法律制度自身的体系性而言，构成民事补偿制度的各项民事法律规则缺乏内在一致性；而就民事补偿制度与民法体系的关系而言，民事补偿制度又与其他民事救济制度在调整范围上存在着交叉和重叠。因此，我国现行的民事补偿制度亟需实现体系化以适应未来中国民法典的要求。而在笔者看来，制定民事补偿一般规则是实现民事补偿制度体系化的最有效的途径。

一、法律概念的位阶是近代以来民法体系存在的基础

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在存在论上的基础是“法律概念”的位阶性。②即，“由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此等要素一般化。由此等要素可形成类别概念，而借着增减若干规定类别要素，可以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构成体系。”③尽管这种体系的主张遭到了后世学者特别是利益法学派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通过概念的位阶建构的一般概念式的体系是近代以来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体系基础。而且，即便是将价值纳入体系之中，法律概念的位阶仍然可以做为体系存在的基础，因为，“法律概念不但自逻辑的观点观之 ，从其概念的抽象化程度，在概念间或法律规定间可以构成位阶关系；而且自法律概念所负荷之价值的根本性之程度，亦即从其所负荷价值之具体化的程度，在概念间或在法律规定间亦可构成位阶关系。这些位阶关系所形成的关联结构，正与体系的构造相同。因此，只要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定间在逻辑上自其抽象化的程度，或在价值上自其具体化的程度，形成位阶构造，便有据以将之构成体系的客体基础。”④

二、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一般规则在体系的位阶构造中不可或缺

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一般规则在体系的位阶构造中起着连接下位的具体规则和上位的法律概念、价值的作用。在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定间，无论是根据逻辑上抽象化程度形成的位阶构造，还是根据价值的具体化程度形成的位阶构造，一般规则都是构造中必不可少的一阶。在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则间根据逻辑上的抽象程度所形成的位阶构造中，对具体规则加以抽象就形成了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一般规则，而对一般规则进一步地加以抽象，又形成了更加抽象的“较高等”乃至“最高等”的法律概念，这样才能使具体规则中所包含的逐步涵摄到少数“最高等”的法律概念当中，形成概念塔式的体系；而在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则间根据价值的具体化程度所形成的位阶构造中，一般规则又是承上启下的一阶。抽象的价值可以具体化为抽象的法律概念，抽象的法律概念可以具体化为一般规则，一般规则又可以具体化为具体的规则。可见，没有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一般规则就无法在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则间形成位阶构造，这些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则也就无法形成体系。

三、制定民事补偿一般规则是实现民事补偿制度体系化的最有效途径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民事补偿制度在体系性方面存在的缺陷，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对民事补偿的概念进行抽象界定的一般规则所造成的。故而，制定民事补偿一般规则就成为实现民事补偿制度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首先，由于没有民事补偿一般规则导致适用于具体情形的民事补偿规则与上位的概念以及上位的价值缺乏必要的联系，以至于上述规则在民法体系中的出现显得颇为突兀。若制定民事补偿一般规则，则无论该一般规则是采用逻辑抽象的方式得出的亦或是还是采用价值具体化的方式得出的，借助一般规则我们都会发现适用于具体情形的民事补偿规则与上位概念以及上位价值之间的关联。对民事补偿一般规则进一步加以抽象，我们又可以将一般规则的内容涵摄到“债的发生”概念当中，并进一步涵摄到“债法”等“高等级”的概念当中；若采用价值具体化的方法，我们同样可以借助一般规则将上位的概念、价值和下位具体规则联系起来进而得到一个位阶分明的民事补偿制度体系。

其次，由于没有民事补偿一般规则导致适用于具体情形的民事补偿法律规则的事实构成缺乏内在一致性以及价值上的一贯性，而制定民事补偿一般规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无论是采用逻辑抽象的方法还是采用价值具体化的方法，一般规则和具体规则之间都应该具有内在一致性。因为，若是采用逻辑抽象的方法，一般规则是由具体规则抽象出的要素组成的；若是采用价值具体化的方法，则具体规则是由一般规则演绎而来的。然而，若既要实现民事补偿一般规则与具体规则的内在一致性，又要实现各适用于具体情形的民事补偿规则的内在一致性，那么，应该采用由一般规则演绎推导出具体规则的方法。这是因为，各个适用于具体情形的民事补偿规则都是由一个民事补偿一般规则演绎出来的，它们必然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此外，将法律伦理经由具体化到实证法，以将公平正义实现与人间之追求至善的努力过程中，只要立法者和执行法律的机关一旦曾经为价值判断，它便必须将该价值判断贯彻到底，以符合正义所要求之“平等原则”，该原则贯彻的结果，使法律规范的存在状态在价值判断上具备一贯性。此亦为体系之特征。⑤于是，若从上位的价值具体化导出的民事补偿一般规则和具体规则必然具备价值判断上的一贯性。

最后，由于没有民事补偿一般规则对民事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进行一般规定，导致一些民事补偿规则与其他民事救济规则在适用范围上发生重合，影响整个民法的体系性。民事补偿制度和与之位属同阶的法律制度都是由相同的上位概念及民法的基本原则推导而出，因此，民事补偿制度和与之位属同阶的法律制度在价值和内容上的统一性自不待言。然而，由于各个独立的民事法律制度都应具有各自独立的调整对象，因此，在保证统一性的前提下能否避免适用范围的重叠对于整个民法的体系性而言至关重要。民事补偿一般规则是对民事补偿基本属性以及民事补偿制度适用范围的抽象的概括，只要在制定民事补偿一般规则时能够明确民事补偿制度与由同一法律概念演绎出的同阶的其他法律制度在适用范围上的界限，然后，根据一般规则对与其他民事救济方式在适用范围上发生重叠的具体规则加以改造，则构成民事补偿制度的所有法律规则都不会与其他法律制度发生适用范围上的重叠或混淆。这样，民事补偿制度就与由同一法律概念演绎出的同阶的其他法律制度就会各司其职，在统一的前提下分工协作，达成同阶法律制度之间的协同，进而保证整个民法的体系性。（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杨代雄：《私权一般理论与民法总则的构造》，《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37页。

②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页。

③[德]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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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医院成本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1、成本核算工作不牢固。在计划经济时期,医院的每项大小事业基本上有国家做主,国家财政收入就作为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上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直接领导医院,给医院下达各项指标,对医院的投入不计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这样的管理方式,医院的办事效率没有得到提升,处于低效率的运作状态。

2、成本核算与奖金分配之间的关系。现如今部分医院将奖金发放与成本核算相挂钩,这样医院就会对成本的投入更加关注。但是医院人员就会被误导,没有能够正确领悟成本核算与奖金分配两者间的关系,大多数人认为进行成本核算工作就是为了奖金分配做准备,成本核算是奖金分配的途径,这种错误的认识会阻碍成本核算工作的顺利展开。

3、成本控制没有完整贯穿始终。成本控制的内容包括计划事前成本、事中进行实际使用成本和事后总使用成本。但由于医院对成本控制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一系列完整的措施对成本控制进行合理管理规划,导致医院奖金产生是由收入与支出的差异构成,各科室的奖金按比例分配,这样由于奖金的驱使,最终会导致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失去原来的作用。

4、部分医院的领导和财务管理者,资产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管理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受旧习惯的影响,存在重钱轻物,重购置轻管理的错误思想,对资产的采购和处置随意性很强。有的医院资产采购的随意性很强,各医院间互相攀比,形成了某些资产短缺和某些资产闲置并存的现象。

二、构建医院成本核算新体系

医院应该把成本核算视为重点工作,应该立足于医院将各方面都要考虑到成本核算的工作体系当中,还要对成本发生的过程进行监控。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首先应该以医院为中心,结合医院的长远发展和竞争优势,积极配合医院的战略部署；其次以各科室为中心,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把科室构建成为一个团结稳定统一的医疗团队；最后以每项医疗项目为中心,把合理利用资源、控制成本、提高质量、稳定价格这些事物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最终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1、关于各科室的成本核算。各个科室的经济活动成本直接构成医院预算的实现以及绩效。医院的成本核算由各个科室之间的具体成本核算构成,每个科室都会对医院的成本核算产生作用,这充分体现了每个科室间的成本核算是医院成本核算的总和。成本核算的细化工作让员工了解到成本核算是关乎每位员工,这样的成本核算体系可以更科学合理的对医院进行管理,它的实施由医院的每位员工参与,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

（1）核算原则。科室成本核算应采取多种核算原则进行,这样可以更科学合理的对成本进行核算。包括分期核算、权责发生制、配比性。量化考核等原则。为体现公平性,量化考核就是针对医疗行为进行考核,对医护人员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等工作给医院带来经济效益为核心,综合考量科室员工的综合能力。

（2）需采用的核算模式。医院的利润来源于每个科室的盈利。需采用完全成本法,运用各种职能辅助科室减少成本投入以降低落脚点。需采用责任制成本,所谓责任成本管理就是强调责任这个概念,以责任制来制约成本。结合医院成本核算及各部门绩效考核的需要,划分各部门的成本责任范围。对不同的科室部门需承担的责任制定相应的权责要求,以形成完整的内部管理体系。

（3）科室成本核算不等同于奖金分配。医院成本核算与员工的奖金分配存在必然的联系,对员工的激励政策是成本核算的一种手段,不是成本核算的结果,之所以要进行成本核算是对科室的所有物资的投入与产出结果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从而对问题进行改进,使每位员工能够对成本与奖金有正确的认识,端正工作态度,提高工作效率。成本核算要遵循经济规律性,要充分运用奖金分配制度带动员工加入成本核算的队伍中,更好的完成成本核算工作。由于医院的特殊性,医院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所以成本核算的结果不能作为奖金分配的目的,应该视科室的具体情况而定,综合考量科室的医疗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产生的绩效等指标,合理的考核科室的工作成果并进行合理的分配奖金。只有把每个科室都纳入成本核算体系,对其进行综合考量,不断要求科室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降低患者的费用,提高社会效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提高医院的绩效对奖金的采用多劳多得,按工作考量原则进行合理分配制度。

2、关于医院整体成本的核算。医院虽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机构,而是追求医疗服务水平最优为目的,但医院只有盈利才能继续发展,所以医院必须做到以：质量、服务、管理、绩效四方面为宗旨,对成本进行核算,保障医院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因此医院就要加强对内部的管理,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自我的竞争力,这样才能发展壮大。医院要想能够获得长足发展,就要时刻对市场的动态进行了解分析,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开发自身的竞争优势,只有这样才不会被竞争对手淘汰。医院制定方针政策应以医院全方位进行考虑,关于成本的支撑力度和医院对成本的承受力要做综合分析考量。医院采取降低成本方法必须以医院和谐发展为前提,不能对患者构成威胁,切对医院的管理起到促进作用。医院的竞争力由医疗技术、医疗设备。服务水平、对医疗人员的培养、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等方面构成。应该采取多种措施,实现实物资产的有效管理,推进成本费用的有效控制。

(1)理清资产管理思路,增强医院国有资产管理意识。资产是医院占有或使用的经济资源,是执行医院职能的基本保证。如果一个医院家底不清,资产流失,就容易滋长腐败。对此,不能仅仅依靠审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来治理,关键需要医院领导和财务管理者充分认识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仅关注医院固定资产的政府采购行为,而且更加重视固定资产的使用和管理,处理好管钱与管物的关系,扭转重钱轻物,重购轻管的错误思想。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医院固定资产进行规范性管理和监督检查,从而有效地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加强资产管理的内部审计。医院成立了内部审计科,医院内部审计在资产管理的监督检查中,可以进行事前的资产采购预算监督,事中的资产管理检查监督,应加强采购成本管理,推行招投标工作并加强管理,搞好供应成本的核算与控制。及时发现医院资产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分析问题的成因,提出纠正或加强的办法和措施。建立健全成本核算组织体系,并实时监控调整。医院成本核算工作应实行院长负责制,在院长委托的主管领导或总会计师直接领导下,成立核算组,并与相关部门分工协作,对各科室的成本核算进行统一组织、统一管理,具体负责成本核算工作,制订有关规章制度、消耗定额及成本分摊办法,建立健全成本核算账簿体系,使会计法和相关医院财务法规的落实,真正体现到资产管理的工作中来,对违反者追究其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