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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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系统公司管理系统会计信息系统

一、引言：

纵观会计发展历史，会计已经从简单地记录事项并向所有者报告管理者经营业绩的阶段演变到向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会计的目标相应地也从报告解除受托责任拓展到优化配置资源。但是，从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现状来看，会计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甚至有时还误导了资源的流向，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会计信息质量不高，与会计人员素质。会计法规和准则等方面均有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本文试图另辟蹊径，立足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共生关系，从理论层面揭示会计信息质量是怎样受制于环境并积极地影响这些环境。作者的观点是，会计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它同公司的管理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密不可分的。在一个管理有序、治理完善的企业中，会计必然运作良好，它为企业内部、外部决策者提供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从经验来看，那些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一般都在企业管理上比较薄弱，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笔者进而认为会计信息失真的深层次原因是在于我国许多企业缺乏完善、健全的公司管理系统和有效的公司治理系统。会计职责的履行和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企业管理和治理结构，只有将会计置于公司管理和治理系统中加以考虑，才能理解会计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才能找出现实中所存在问题的症结，寻求对症之药。

二、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摸型

目前，有关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研究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公司治理研究只考虑狭义的公司治理范围，其中主要研究内部监控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而公司管理研究中，又只注意企业外部环境、公司文化、管理风格的影响，而很少把公司管理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结合起来综合研究。

其实，公司治理与管理是存在紧密关系的两个方面，按柯克兰和瓦提克（CochranandWartick）的研究结论：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之间潜在冲突是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内容之一，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就包括协调公司的治理和公司的管理。[1]治理与管理的区别依赖于经济学上定义股东与管理者关系的企业理论模型：股东拥有企业仅不参与经营管理，股东通过选举董事会作为他们在公司决策中的人来监督经营者的行为。据此，公司治理被看成与公司的内在性质、目的和整体形象有关，与该实体的重要性、持久性和诚信责任等内容有关，而公司管理则更多地与具体经营活动有关。可以认为，治理与管理的差别在于：（1）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而管理的中心是内部的;（2）治理是一个计放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3）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理是任务导向的。简言之，公司治理关心的是“公司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公司管理关心的是“怎样使公司达到上述目标”的问题。同时，企业治理和管理又是密不可分的。公司治理和管理都可能直接对公司管理运作过程产生影响，但在通常情况下，公司治理系统主要是通过影响公司管理系统来达到间接影响公司管理运作的目的和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与管理效益的。在实践中，通常认为专司公司治理的董事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企业管理。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家的治理结构中，董事长往往又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许多高层经理又是董事会成员。鉴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这种交叉关系，国外有学者指出应该将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描述性模型。我国有学者借鉴其思路，构造了一个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整合分析模型[2]。

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我国公司法确定阶“三会四权”制衡机制就是典型的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控机制是指一股股东、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社会舆论和国家法律法规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

公司管理系统在这里被描述成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企业战略目标与决策系统；二是企业组织结构与组织管理系统；三是企业文化与价值系统。按照著名的麦肯齐企业管理系统的7—S框架（因素包括结构、战略、体制与程序、人员与班子、技能、作风。共同价值）来分析，上述第一和第二部分主要是硬件要素，第三部分主要是软件要素。从控制角度看，在公司管理系统中，决策体制、管理组织体制、管理规程与制度以及会计、审计系统等构成了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对企业管理行为形成了内在的和制度化的约束。

模型中还有两个相关的系统。一是企业外部环境系统，这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顾客、供应商。竞争对手、资本市场等因素，它们既影响公司治理系统，又影响公司管理系统，还构成公司治理系统的一部分。二是公司信息网络。它应是公司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共同组成部分和赖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强调这一点，对于我国企业现阶段在企业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国很多股份企业治理结构发挥不了作用，除了制度上的缺陷，本身能力差之外，再就是缺少支持有效决策和有效行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常常是企业管理的自我调控系统，特别是会计和审计系统提供的。

三．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

当现代经济已客观地表现为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三重世界时，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信息网络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数字形式表现出来的会计信息系统[3]。会计是企业管理活动的一部分，它产生于企业管理系统中，以管理当局的名义向外披露会计信息，并对其可靠性、真实性负责。会计亦是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公司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只有根据会计信息了解并监督企业管理活动，进而作出相关决策。会计信息系统和公司治理和管理系统的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

公司治理系统由内部监控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组成。内部监控机制是主要股东①、董事会、监事会对企业经营者进行监控的机制。在一定情况下内部监控机制是公司治理的主体。它一方面利用企业管理当局披露的会计信息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约束和激励。另一方面因为内部监控机制的特殊地位，它有义务保证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审计系统向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外界披露提供系统、及时、准确的会计信息。美国公司董事协会在描述董事会职责范围时就认为董事会在检查和监督企业内部管理控制工作方面的作用包括：“辨别董事会对信息的需求，并安排这些信息的及时提供；每年对流向董事的信息进行评价，以确保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合理性。”[4]

外部监控机制包括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等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资本市场起着为通资金提供者和企业间的信息，在企业间配置资源的作用。资本市场上的决策者主要是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由于他们不直接监督经营者，因此要求公司向他们提供详细、可靠的财务数据，要求证券市场管理者制定公平交易规则，来规范会计信息的供给。而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企业积极地披露保留的信息，市场又能将企业披露的信息及时地反映出来实现对企业的正确评价。产品市场对企业的监控是通过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纵向竞争”来实现的。现代企业间既存在竞争又有相互协调。竞争性是产品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而社会化大生产又要求企业间相互协调合作，保持一种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在交易过程中，合作双方提出的条件常常会直接影响另一方企业的经营方针和管理方式的具体内容，因此双方都需要全面收集对方的经营状况信息，以决定合作的内容和方式。而这种所需要的经营状况信息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企业向外披露的会计信息。在有效的经理市场上，企业经理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其价值取决于市场评价，市场评价的标准除了知识、经验以及城信度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经理任期内的经营绩效。经营绩效又主要是通过企业反映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动状况的财务会计信息表现出来的。如果经营绩效良好，经理人员不仅可以获得优厚的回报，其在经理市场的价值也会大大上升，如果经理出现经营劣迹，其价值会一落千丈，最终会影响其职业生涯。综上所述，现代财务会计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完全可以看作是会计对现代企业冶钢结构的逐步健全完善而作出的一种积极响应。而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又确保了这种相辅相成关系的正常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

（二）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管理系统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公司治理系统中内外监控机制的有效运作和作用发挥，主要取决于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如果没有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支撑，董事会、监事会及外部监控机制的任何决策都可能盲目无效。为此，有必要在企业管理层面上，将产生并保证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的系统称之为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它从企业有效管理的角度在财务上对内部管理进行控制，主要强调管理行为与法规制度的一致性以及可靠财务信息的畅通。公司治理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确保公司内部存在一个有效运作的自我调控机制，这是达到公司目标的必要保障。

什么是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呢？美国管理会计协会（CIMA）的定义是：它是这样一个整体系统，由管理者建立的，旨在以一种有序的和有效的方式进行公司的业务，确保其与管理政策和规章的一致，保护资产、尽量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正确性[5]。因此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是指企业的会计系统和内部审计系统。完全可以认为，现代管理会计内部审计制度的确立并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是现代会计适应现代企业管理发展而作出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公司管理系统中的一些硬件要素也构成了一定的约束控制作用。这些硬件包括（1）决策控制机制；（2）管理组织体制；（3）管理制度。它们与内部会计、审计系统一起构成了公司管理的自我调控机制。

由上可见，以会计、审计系统为核心的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主要服务于企业进行有效管理，但它也是公司治理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控机制运作的信息基础。三者处于一种互动的状态。会计信息系统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股东、债权人等组织外部相关者同组织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会计信息系统内最终是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管理决策信息；二是帮助企业内外监控者对企业管理者进行的监督激励和评价[6]。

同时会计审计系统的有效运作亦离不开公司内部科学合理的决策体制和管理组织体制以及完善的规章制度的有力支持。公司治理的内部外部监控机制与公司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也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董事、监事和社会公众要从企业管理系统中获得会计信息，而企业的会计、审计系统又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董事会或监事会的领导。为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以会计、审计系统为核心的管理系统的自我调控机制及其与公司治理系统整合的模型。

四、公司治理、公司管理与会计治理三者互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年代里，尽管出现了复式簿记这样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巨大突破，但会计的发展始终是缓慢的，仅停留在简单的记录阶段。工业革命到来之后，科技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组织上的变革和创新。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属为特征的股份公司的产生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组织上的创新。现代流行的大部分经典性会计思想的产生都源于股份公司的实践（尤以美国为甚）。今天的绝大部分管理会计的方法都产生于1825－1925年，而这一恰恰是公司制逐步完善的时期。作为现代生产技术的先驱者的纺织工业，首先将制造一件产品的所有生产过程内部化并一体化于一家工厂。这些纵向联合企业中的经理们要求会计系统提供每一道工序上半成品的单位成本数据，以便于将自制半成品成本与外购价格作比较。然而，真正引发会计大发展的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工商企业——铁路公司的出现。它们首先雇佣大批支薪经理，建立起大规模内部组织机构，严格划分各部门，并明确了各部门的责任和权力。当时铁路公司的高层经理都深深懂得，内部信息的不断流通对于新兴大企业的有效经营是至关重要的，他们首创了会计和统计报表制度用以监督、评估经理们的工作。由于对精确信息的需要日益迫切，因而收集、整理和分析企业日常经营中所产生的大量各种各样的数据的方法也大有改进，更重要的是它导致了会计制度的改革，促成了会计脱离管理的领域而自成一门学科。新的会计制度分为三大类：财务会计、固定资本核算和成本会计。当时还就新的会计在有关铁路的杂志和许多新出版的金融杂志上展开了广泛热烈的争论，从而形成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会计大讨论。这些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构想出并于以后几年逐渐完善的会计方法，很快便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首批大工商企业所采用，直到进入二十世纪相当一段时期，它们一直是美国工商企业的基本会计方法和基本控制手段。[7]

到了19世纪后期，许多大型的工商企业纷纷学习引入铁路公司的管理和监督方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安德鲁·卡内基的美国钢铁公司。正如霍利所指出的，工厂生产速度的大增，使其对经理的要求也大为提高。由于金属生产的每一个生产过程都牵涉到不同的活动，因此全面的协调和监督是困难的。为了对分管各个冶炼阶段的工头们进行有力的管理监督，他们发展了一套实行协调和监督所不可缺少的统计数据。特别是引进了“会计凭征制度”，每个车间在完成每一订单后，都要填列所消耗的材料和人工的费用。记载着生产每吨钢轨所耗费的各项原材料成本的日报和月报及时地送到卡内基手中，成为卡内基最主要的监督工具。

其后在二十世纪初，对公司制的演进和会计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是杜邦炸药公司，它是历史上最早的权力集中的、按职能划分部门的联合企业。与其它的联合企业一样，公司由董事会的执委会领导。除董事长之外，执委会的成员们都负有双重责任，既要对分管的职能部门的业绩负责，又要对公司作全盘性的管理，而第二项责任居于优先地位。执委会在执行工作时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由财务部门所算出的日益复杂的、关于成本会计和固定资本核算的资料。杜邦公司分管财务的副董事长皮埃尔·杜邦在公司合并完成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统一所有参加合并公司的会计制度，为公司的所有工厂和办事处制定出一套相同的会计程序，并牢固地控制流动资本的稳定供应。他们在完成这些工作时，在现代工业会计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首次将会计上的三个基本类型—财务会计、固定资本核算和成本会计——有效地结合成一体，从而有助于为现代的资产会计奠定基础，到1910年，他们已发展出一套后来成为二十世纪工业企业标准会计程序的会计方法和会计监督。二是设计出投资回报率（ROI）这一指标（即后来被广泛运用的杜邦财务指标分析体系）。利用这一指标，杜邦公司的经理们得以明确地说明，现代管理对利润率和生产率所作出的那部分基本贡献——通过对经由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材料流程进行管理协调而得到的节约。这些会计上的创新成果成为了企业经理必不可少的管理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才使管理上的有形的手在协调和监督经济活动方面得以取代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8]

在1925－1975年这段时间里，美国企业的会计系统则受到了税法和会计准则这些外部因素的极大影响。在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中，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会计领域变得相当复杂，早期单一的会计方法不再存在，有效的会计方法尚未建立起来。在会计艺术观的指导下，美国会计界呈现一片混乱景象。当时，对资产计价，流行多种方法，包括原始成本、重置成本、现行市价等，对收益的性质来源，都存在不同的理解，，由于19世纪后半期至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缺乏完整、严格的法律等外部约束公司的治理行为。这时会计便真正成为企业家们粉饰公司业绩，欺骗股东，追求个人利益的“艺术”了。由于当时会计实务如此混乱，1929－1937年的经济危机一开始，就有人猛烈批评会计界，甚至有人认为，松散的会计实务是导致美国资本市场崩溃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情形下如何从外部强化对企业的监督和治理日益受到重视。美国国会相继于1933年和1934年分别通过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规定所有证券上市公司都必须提供统一的会计信息，并于1934年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并要求该组织负责制定上市公司所必须遵守的统一会计规则，从而使财务会计进入了接受准则规范的时代。经过SEC、APB、FASB等准则制定机构及其相关利益团体的不懈努力，到50年代中期，美国已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会计准则体系。而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是一个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奕的过程，希图通过制定具有强制性的“公认会计准则”来贯彻自己对企业进行治理和管理的思想，以最大程度实现自我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准则就是现代企业强化公司治理与管理的产物。

1975年以后，现代工商企业所受到的最大冲击莫过于信息技术革命。技术创新必然导致组织创新，此时日本走在了企业革命的前列，创新一系列诸如适时制造系统（Just一in－time）、灵活生产体系（contingencyproductions

system）等新的生产管理制度。从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工商业者开始产生危机感，并对传统的生产管理制度进行了认真检查和深刻反思，许多公司决定学习日本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并推行新的“适时适量生产和存货控制制度”，全面改革了生产管理方式。但同时，现代管理会计的观念仍是老一套，没能与这些新的生产管理制度同步发展。因而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会计界指出了管理会计已出现严重危机，1987年约翰逊和卡普兰两位教授出版了轰动西方会计界的专著“相关性消失了——管理会计的兴衰”，认为现行的管理会计体系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才能符合当今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其后十余年中西方会计界在对管理会计反思的同时亦进行了创新和变革。大力吸取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现代管理科学，不仅对原有的知识体系进行了改造，还产生了适应现代生产管理制度的新分支，如全面质量管理会计、适时制度系统会计、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等。

通过以上历史考察可见，会计系统作为企业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它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技术革命引起了企业组织的变革，管理的需要呼唤着会计的发展，创新的会计系统又成为了企业管理顺畅进行的重要保障；而另一方面，当企业组织还不够完善，企业缺乏外部约束时，会计系统又可能成为内部人所控制的，用来欺骗股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工具，而要纠正这一切，又必须依赖于企业内外部法律、规章制度，组织结构即治理和管理系统的健全和完善。

五、启示

当将会计信息系统置于公司治理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相整合的框架中加以研究时，可以发现：会计信息系统一方面是联系治理系统与管理系统的纽带，是治理系统和管理系统共同组成部分和得以正常运转的基础；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系统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企业内部科学、严密的组织管理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其的引导和控制。三者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

联系我国现实，在会计信息失真时，人们往往对会计本身横加指责，认为缺乏真实、相关的决策信息是会计本身的失职。显然这种就会计论会计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当企业内部监控机制中的董事会、监事会只是一种形式而产生不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及监控动机时；当企业外部资本市场成为众多对企业经营状况并不关心的中小股东进行投机炒作的场所时；当企业管理者更多地是以行政方式委派到伦业而不是从经理市场中竞争产生，甚至还无所谓经理市场时；当企业还沿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惯性进行管理时；会计信息是否还能发挥其作用？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健全规范的公司管理和治理系统就不会有对决策相关的会计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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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大、安全性要求高的特点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属长线投资者，只有参与公司治理才能更好地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成果。通常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措施主要有：

1、沟通磋商。养老保险基金就其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可以以信函、电话、私人访谈等非公开形式与目标公司管理层碰面，沟通思想，提出建议，尽量避免在年度股东会议上通过提交议案等公开形式发表批评性意见和建议。

2、提出公开批评。养老保险基金往往对公司的不良行为，如冒进扩张计划、管理层不合理的薪酬、不合理的收购行为等予以公开批评，舆论上制造声势，号召社会公众监督，向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压力，迫使公司改善经营。

3、提出议案。股东议案是股东提出的要求管理层采取某些特定行动的简明报告。议案一般只有建议性质，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议案是否公开取决于股东与管理层的沟通情况，通常机构投资者会私下将议案提交管理层，然后视议案采纳等情况决定是否公开，公开议案会相应暴光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裂隙，往往会引起股价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4、争取其他股东投票权，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目前证券市场允许股东签署投票权授权文件，授权人代替该股东在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替其投票。委托投票程序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等股东有机会通过争取其他股东投票权，大大增加养老保险基金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力。无论何种方式，既要积极主动，又要合乎现行公司运行规范，既要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又要遵循一定边界。

二、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障碍因素分析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面临的障碍因素有：

（1）优化养老基金本身的治理。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以及个人帐户基金采用的是信托投资方式，信托投资能有效保障资产的独立性，且能有效的保障投资收益。但是信托投资产生了多层次的委托——关系，而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够成熟，委托方与方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易产生过度的机会风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市场的不够完善。当前受托管理养老基金有部分是证券投资管理基金，但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不完善，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相对较差。可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并参与公司治理，它应以开放式的证券投资基金方式直接进入股市，养老保险基金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是相互的.

（3）养老基金过于分散。目前，养老保险除少数省市实行的是省级统筹，多数实行市县级统筹，统筹帐户的基金积累额由于现收现付，基金的积累额有限，基金的保值增值压力相对较小。但个人帐户基金在做实后，保值增值的压力较大，而过于分散的现状导致各统筹地区的基金规模不太。因此应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在省级成立养老金投资机构，负责基金的投资运营。

此外，养老保险基金更注重投资的流动性和短期收益；基金管理公司缺乏足够的监督力量；监督企业的收益不确定而成本较大，以及存在利益冲突等等因素是也是妨碍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的因素。

总的来看，养老保险基金是我国现有机构投资者中最有可能参与公司治理的，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但目前发展仍有许多障碍，因此这一过程必须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离不开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提高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并需要相应的制度及法律环境相配合。

参考文献：

[1]刘子兰.社会保障基金和企业年金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李淑娟.社保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7，（04）：113-115.

[3]王信.养老基金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02）：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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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就是提供一种组织框架和制度安排，借以协调公司各大相关利益主体（高级管理层、股东董事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实现公司的共同经济利益。对于公司治理主体，理论界一直存在着“股东至上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在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中，股东收益最大化是首要的经营目标，以股东利益为核心成为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在现实中,随着公司规模和业务的扩大，仅仅依靠股东的力量难以使公司获得持续发展，它还需要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导致企业必须调整其公司治理结构。

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出企业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契约联结体”，其所有权不同于财产的所有权，因此要素所有者（包括股东、企业经理、企业员工、债权人、顾客和供应商等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就不应该仅仅设定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的雇员、供应商、债权人和客户等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股东作为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一样都拥有对企业的所有权。

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独特的地位和历史条件限制，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一些与企业治理结构不同的地方：

1.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债权人利益保护机制

银行与一般企业最显著的不同点在于银行是经营存贷款业务的特殊企业，是高负债运营的企业。一旦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或面临较大流动性风险，将对债权人利益产生严重损害。因此银行对债权人的责任与对股东责任相比较而言更为重要。同时，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人是由众多的不具有信息优势，且不具备监督控制积极性的存款者构成。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债权人集团缺乏一般企业债权人所具有的对企业的监督与控制能力。

2.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缺乏自身利益保护机制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具有内在的脆弱性，经营获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均较低。在我国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肩负着为经济转轨提供金融支持的任务。大量不良债权的存在对于中国的经济运行，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危机。虽然由于政府的隐性担保机制没有使这种潜在的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但是改革的深化必须要逐渐化解这种潜在的危机，并且要逐渐消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产生的内在机制。

3.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对员工参与公司治理机制

商业银行除了提供通常的存贷款业务以外，还提供风险管理、财务咨询等高度人力资本密集和风险较大的产品，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理层人力资本的质量和运用。但是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员工参与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广大员工的利益也未得到有效保护，更没有建立一种员工参与治理的企业文化和机制。在改制过程中一味地裁员和片面地薪酬改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关键是如何调动和激发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到银行的改革和公司治理中来，并使其利益与银行的价值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4.我国国有商业缺乏外部治理机制

由于政府作为外部“保护者”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被接管的危险，减少了银行控制权市场的争夺，银行就部分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同时，政府对银行业的强参与影响到银行的股权结构，一是对股东身份和持股比例的政策性限制，体现在对外国投资者参与银行股权的制约;二是政府股东的广泛参与。由于政府持股银行的存在，存款人与管理者利益摩擦更加依赖于政府的信誉。所以从银行的特殊性质和竞争压力的缺少两个角度分析，银行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公司治理。

三、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采用所有者理论的原因和措施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其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公司治理有别于一般的企业，再加上银行作为重要的资金融通渠道和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力量，政府对银行的关注程度和参与更多。这些不仅要求银行治理必须照顾到存款人和股东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到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体系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应该接受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

1.应特别注意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在我国目前存款保险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代替广大中小债权人参与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建立有效的银行外部监管体系，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建设，增强银行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接受相关利益者和社会的监督，从而保护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对于银行内部来说，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监事会制度或独立董事制度，代表股东及广大债权人对银行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

2.应体现国家作为最大股东的治理特殊性，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和金融调控作用

目前，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家仍将是这四家银行的绝对大股东。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要充分体现国家作为股东所代表的利益。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应当体现国家作为股东的治理特殊性，即不仅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银行价值的最大化，而且还要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作用和金融调控作用，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做好服务和保障工作。

3.应注重银行自身利益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

在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商业银行自身利益的保护，尽快建立适应现代国际金融环境的经营管理体制，消灭不良资产产生的内在机制，使国有商业银行走上健康良性的发展道路，逐步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同时从政策上看，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回收贷款提供更为有利的法律支持系统，并且大力开展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信用管理体系，积极培育信用中介机构，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不良信用的惩罚机制，使恶意逃债的企业受到法律和经济两方面的惩罚。

4.应充分发挥经营管理者和广大员工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逐步建立和培育银行内部的公司治理文化

合理的绩效评价制度和有效的激励制度是使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与银行的经营成果紧密结合，确保落实银行经营目标的有效保障。另一方面必须完善稽核评价机制。依据审慎会计原则和加强透明度建设的原则，有效运用由内外审计人员所做出的工作指导，在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建立起董事和行长（经理）等人员的薪酬与公司绩效和个人业绩相联系的激励机制，并且保证报酬办法与银行的战略目标、管理环境和企业文化的一致性。

5.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督管理

目前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多头管理，不仅影响管理效率，而且影响银行的正常经营。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督分为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三块内容，提高监管的效率，更好地解决问题，通过政府的外部监管来督促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

6.培育公司治理结构的生成环境

首先，应加强金融法律建设。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应当允许一定限度内的综合经营。其次，要完善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的购并和控制，使公司治理中的财产权能灵活地进入或退出交易领域，强化市场对银行管理的力量和作用。最后，要理顺外部监管部门的关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理顺国有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体系，同时要加强行业自律监督，强化银行业公众的自律监督。引进和加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评级机构等社会中的监督，保证国有商业银行财务状况的真实性，通过外部监管来促进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善。

参考文献：

[1]李政: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9

[2]李维安曹廷求: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基于商业银行特殊性的研究.南开学报，2005.1

[3]徐昶刘小差: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新金融，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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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治理；财权分配；股权分置

在公司制以前的企业形式中，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基本上是统一的，出资人承担无限责任。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原有的经营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企业组织形式和财务管理要求，不能满足股东、债权人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权利划分及利益要求，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应运而生，对财权的划分进行制度规范。目前，上市公司中出现的部分问题，主要是因为财权分配而产生的。

一、上市公司财务治理存在问题

1．公司组织机构不完善或不能发挥应有职能。

上市公司是现代企业形式的最佳体现，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建立规范的组织结构。《公司法》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应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主要目的就是使其能够互相制约与监督。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组织机构设置不完善，或设置完善但部分机构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这就使、损害股东和企业利益事情的发生成为可能。

2．控股股东专权，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国有企业改组实行公司制后，公司也设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但实际上国有股一般都控股51％以上，占绝对控制地位。根据我国公司法律制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聘任经理人员，由于股东按其出资额比例具有的表决权，监事会、董事会的意见，实际上成了大股东的意见，经理的人选实际是国有股股东的人选。因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来的公司里，普遍存在着一股独大的情况。而正在迅速发展的私营上市企业，由于大多是家族企业，家族控股一般占到公司股本的60％到70％以上，形成了一股独大的局面。

3．债权人权益时常遭到损害。

债权人分享一定的财务治理权源于保障债权人资金安全的需要，特别是当债权人(主要是银行)对某个企业的贷款数额大、期限长、流动性差，或进行连续贷款，以至于该企业的经营非常依赖于该债权人时，债权人就会要求一定的财务治理权。上市公司滥用公司法人资格侵害债权人权益的表现主要有：公司设立上市公司时股东出资不实或不充分；股东抽逃出资或通过其他方式榨取公司财产；“脱壳经营”等。

4．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随着公司的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经营者接收所有者的委托对公司进行管理，并接收所有者给予的报酬。由于委托人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受托人在实现股东目标的时候希望自身利益应首先得到满足，在对经营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财务治理中的问题。

二、问题分析

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中之所以出现上面几种比较典型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公司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不当所致。

财务治理权是对公司资金进行计划、调配、使用、监督和控制的权力，主要包括财务收支管理权、财务剩余索取权和财务监督权，而财务治理是一种财权在企业有关掌管方之间划分的制度规范。在所有者和接受委托的经营者之间，各方如何划分财权则依据谁对财产最终承担责任而定。但是，不同层次经营管理者和所有者各自拥有多少剩余索取权，不同层次的财务监督者或监督机构各自掌管何种和多少监督权，事先必须用明确的契约或制度来规范。

我国的公司法律制度对上市公司财权在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及具体财务管理人员中的分配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具体如下：第一、股东大会（即所有者）拥有公司财产所有权，因而，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行使着公司财产所有者的全部权利。股东大会在公司拥有的财权主要包括出资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财产索取权，对公司重大财务战略决策权等。第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闭幕期间，代表股东行使财权，同时它对公司的经营进行指导。第三、监事会代表所有股东行使财务监督权。监事会接受委托，对所有者财权进行监督，代表所有股东对上市公司财产行使财务监督权，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第四、经营者层的财权，主要是行使公司法人财产的经营权中包括董事会授权的公司重大财务问题执行权。经营者层除了全面掌管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外，还表现在财权的配置上。而财务经理以及其他具体财务管理人员，由经营者授权后具体行使日常财务活动的执行权和控制权。他们负责具体的财务事项和业务的处理，仅有岗位职责范围内的执行权和授权范围内的控制权。

上市公司的财权经过明确的分配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再辅之以相应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每一环节都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责任中心。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出现我们讨论的四种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有章不循，循而不正。不能使监督主体与决策主体有效分离，监督主体与执行主体相互串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

三、解决办法

1．建立明晰的公司产权制度

上市公司必须根据公司法律制度和财务治理理论的要求，设置完备的组织机构，并在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间合理分配财权，实现委托有效，清晰，执行合理，监督有力的公司运行机制。

国有资产必须建立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实现国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实质性分离。国家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理顺产权关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保障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落实企业经营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旨在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监督机构的职责、企业的权利和责任，理顺企业财产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工监督和企业经营的相互关系。该机构受托实施国有资本的运作管理，对同级政府负责，接受政府的审计监督，对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承担法律责任。其操作难点在于增加了环节，延长了链，会有新的风险产生。因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实行政企分开，理顺产权关系，切实解决国有资本所有者虚位的问题。明晰的产权关系除了将投资者所有权与法人经营权相区别之外，它还要求实现产权结构的合理化，以及要界定清晰的具有独立或相时独立经济利益的主体即财务主体。

2．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首先，应当完善相关法律规法体系。我国最新修订的《公司法》已经对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了更详细有效的规定，这使中小股东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有了更多的法律依据。新法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且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有限公司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股份公司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份公司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原公司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按照这种投票制度，股东在选举董事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待选人数的乘积。投票时，股东可以将其表决权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候选人，通过这种局部集中的投票方法，能够使中小股东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监事，避免大股东垄断全部董事、监事的选任，增强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话语权。

其次，进行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目的是解决不合理的股权结构，为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从而保护投资者长远利益。在上市公司股改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大多采用送股或缩股的方式，这将使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下降，股权结构分散化。解决了股权分置问题，市场上存在的一切问题如大股东恶意圈钱、大股东肆意挪用巨额资金等都会迎刃而解。管理层和大股东将会致力于公司业绩的提升，上市公司的发展障碍会完全消除，步入良性发展趋势。

其三，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中小股东作为股东之一，首先应享有基本的公平剩余索取权和参与控制权；其次作为外部股东，在控制权的参与方式上一般为知情权、监督权和重大事件的参与决策权。中小股东作为弱势群体不仅应通过了解自身的权益从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还应当充分借助社会外部力量，利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法规及其他制度防止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即使在合法权益被侵犯之后，也可通过向行政机关请求救助或者向法院提出诉讼。

3．重视债权人在财务治理中的地位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银行实行了“拨改贷”的政策，债务融资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在我国，债权人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只能到期收本得息，这就使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约束和限制力较弱，这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债权人在财务治理中的地位。从现实来看，我国目前允许银行向部分企业投入股权资本，这样银行就可以同其他股东具有平等的财权。另外也可采取在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中吸纳银行等债权人代表的办法，对经营者进行事中监控，防止企业以改组、破产等方式逃离高额债务，以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合理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

建立合理有效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应做到如下几点：首先，建立经营者人才市场，公司可以到市场上选择经营管理者。这样就强化了人才竞争机制，能够找到懂管理有能力的经营者，同时也强化了经营者的风险意识。其次，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允许经营者持有公司股份，使经营者成为公司的所有者之一。在全球排名前500家大企业中，有近90％的企业采用了股票期权制度。这种激励制度将企业经营者的个人所得与企业的长远利益、企业的资本升值及广大股东的利益得以很好地结合，不仅有利于激发高管人员经营管理的能动性，更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和素质。其三，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重视对经营者的事业型激励。作为企业的经营者，实现个人价值的心理需求是多方面的，物质激励的要求将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因此，应加强对经营者非物质激励，如：职位升迁，终身雇佣，政治地位和社会荣誉等。这种综合性和社会性的激励机制，对经营者更容易保持长期激励的效应。其四，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强化内部控制。企业选定一些必要的指标，建立绩效考核体系，对公司经营管理者定期进行考核，强化其经营意识。同时，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岗位间的相互牵制和约束。激励和约束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效的约束是激励作用完全发挥的前提条件，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激励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丧失。

参考文献：

[1]王继仓，程国辉．生产力研究．山西：，2005．

[2]熊蓉佳．美日企业财务治理的比较和启示．财会月刊．2004．

篇5

公司治理本质在于处理产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的权衡问题。任何经济实体都是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采用何种公司治理模式，取决于：股东、董事、职工等关系人各自利益的博弈。公司治理可分为两大理论，即传统狭义的“股东治理模式”，即经营者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目标；以及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强调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包括职员、债权人、社会影响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上。利益主体结构决定着着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着各关系人在公司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影响其积极性，最后影响整个公司的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有以下四种模式：

1.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英美国家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公司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大投资回报率；

2.利益平衡模式：以荷兰和德国为代表，公司治理不仅考虑股东权益，还综合考虑各相关者的利益；

3.公司利益模式：以法国为代表，在任何情况下，董事都应该为企业利益行事。

4.职工利益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终身雇佣制、年幼序列制和企业工会是三大法宝，都体现了职工利益至上原则。

上述公司治理模式都是基于国家的自身背景与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形成的，都对国家产生了巨大作用。但无论哪种模式，董事会都非常重要，其代表谁的利益成为了公司治理的焦点。

二、我国公司治理现实国情

1.股权结构不合理。独有的股权分置使非流通股与流通股股东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基础。一方面，非流通股股东关注企业控制权，但流通股股东关注股价；另一方面，非流通股投资相同股份的成本远低于流通股，却获得同份额的红利分配，造成成本与收益不匹配，流通股股东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2.“一股独大”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上市公司存在着严重的控股股东掏空资金行为，关联交易下的利润转移以及资金占用现象普遍，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截至2005年，两市还有480家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的问题，占款金额累计480亿元，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去年上半年净利润的一半。在小股东相信自己的资金是用于公司的投资实体项目、可以获取未来收益的预期下，大量资金却转移到大股东的手中，且其用途无从考究。

3.董事会不懂事，监事会不监事。由于我国为大陆成文法系，公司治理的结构很大程度上参考二元模式。董事会由中小股东根本不可能参与的股东大会选出，同时由于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董事会一般由大股东内部人员担任，不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监事会的成员则多由内部离休职工组成，缺乏专业知识结构，起不到在财务上监督董事会的作用，形同虚设。

4.“企业办社会”。职工“铁饭碗”思想仍然严重，缺乏积极性，且企业内部包办上学、治病大小事务，导致成本巨大，效益微薄。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司治理结构

纵观我国现实，参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笔者认为，在选择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时，应当考虑以下问题：

1.本国文化与法律背景。集权意志的根深蒂固以及缺乏勇气的中庸性格使得一元模式在我国不适用。英美国家之所以能成功运用一元模式，原因在于信仰平等、自由、公开的基督文化，中小股东有着很强的维权意识。另外，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迥异也决定了我国不能照搬一元模式。英美股权分散，小股东占多数，因此其法律体系更侧重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中国不具备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障，只能采取集中持股。

2.必须理清利益关系。在复杂的公司内部与外部（主要是股东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在可预见的短期里无法解决的问题。

3.“人多管理难”。庞大的人口使得我们必须采取集权制度，致使公司治理层次过多，治理困难。

面对如此复杂的国情，同时也由于公司多样化的存在，各种公司治理模式在我国都有成功案例，要笼统地总结出一种模式来概括我国的模式是不现实的。若要寻找一个最适合的大致模式，应当是各种模式精华之荟萃。

（1）公司治理理念——利益相关者理论。庞大的人口与科学发展的执政理念，都否决了“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支持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2）公司治理结构——二元模式加入一元模式元素。成文法下，我国公司应当设立董事会与监事会，同时设立独立董事。模式关键在于制衡源头——大股东的过大权力以及复杂的政治博弈，寻找出约束大股东滥用权力的机制，允许小股东进入股东大会，使董事会与监事会脱离大股东的控制。而独立董事应是职工代表或债权人。

（3）公司治理核心——国有企业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机制改革。要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集中力度改变股权长期不平等的现象，信息透明度则是其核心。

（4）公司治理灵魂——人力资源。具有整体意识与扎实专业知识、业务能力的管理层才是治理的支点。高素质的董事会才能做出正确决策，高素质的监事会才能有效地监督与制衡董事会。国家应大力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企业也应任人唯贤，而非“关系就业”。

对于公司治理的外部条件，包括立法、职工权利保障、证监会监督作用等，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仅就公司微观层面探讨。但笔者认为核心在于解决一环扣一环的政治博弈问题，然而改革必然会引起大范围影响，因此应当慎重考虑。

参考文献：

[1]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中国公司治理报告（2007）：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社会责任.复旦大学出版社.

[2]杨松等.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研究——根源、作用和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瑞士)MartinHilb.新型公司治理.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篇6

关键词：公司价值评估；成本法；市场法；折现法

本文研究的公司价值指公司内在价值，外延止于股东权益，亦可称之为公司权益资本价值。

依据公司内在价值的定义，评估方法应是现金流量折现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并不拘泥于这一种方法，而是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对一家公司进行价值评估。在企业持续经营的前提下，人们评估企业价值的方法有十几种，但总的说来，可以把这十几种方法划分为三大类：成本法、市场法和折现法。

一、成本法

成本法也称重置成本法，使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公司价值实际上是对公司账面价值的调整数值。这种方法起源于对传统的实物资产的评估，如土地、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的评估，而且着眼点是成本。成本法的逻辑基础是所谓“替代原则”：任何一个精明的潜在投资者，在购置一项资产时，他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超过建造一项与所购资产具有相同用途的代替品所需的成本。因此，如果投资者的待购资产是全新的，其价格不会超过其替代资产的现行建造成本扣除各种损耗的余额。

成本法在评估公司价值时的假设是企业的价值等于所有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成本之和，减去负债。成本法在评估公司价值时，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今天购买的所有资产并把这些资产组装为一个运营企业需要多少成本？这种方法强调被评估企业资产的重置成本。使用这种方法，主要考虑资产的成本，很少考虑企业的收益和支出。在使用成本法评估时，以历史成本原则下形成的帐面价值为基础，适当调整公司资产负债表的有关资产和负债，来反映它们的现时市场价值。

成本法在评估公司价值时的优点是账面价值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成本法以历史成本的帐面价值为基础，而会计学上对历史成本原则的批评，直接导致了人们对成本法的种种非议。

历史成本原则是现代会计核算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会计原则之一，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应用。但是，对历史成本原则的争议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批评者认为，历史成本的最大特点是面向过去。从会计确认的基础看，历史成本会计是建立在过去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基础上的。不论权责发生制还是收付实现制，都是针对已发生的过去交易而言的。前者指因过去交易而引起的权利和义务；后者指因过去交易而引起的现金收付。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在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的基础上。因此，总的说来，历史成本提供的是面向过去的信息，相对于未来缺乏决策相关性。以历史成本的帐面价值为基础估算公司内在价值，缺乏逻辑和经济学基础。具体而言，成本法是以企业单项资产的成本为出发点，忽视了企业的整体收益和获利能力，而且在评估中不考虑那些未在财务报表上出现的项目，如企业的组织资本，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企业的销售渠道和企业的服务等等。

二、市场法

当未来自由现金流量实在难以计算时，分析家经常转向市场。将目标公司与其他类似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并选用合适的乘数来评估标的企业的价值，这就是公司价值评估的市场法。市场法的关键就是在市场上找出一个或几十与被评估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参照物企业；分析、比较被评估企业和参照物企业的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修正、调整参照物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后确定被评估公司的价值。

市场法的逻辑依据也是“替代原则”。根据替代原则，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在购置一项资产时，他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不会高于市场上具有相同性能的替代品的市场价格。由于市场法是以“替代原则”为理论基础，以市场上的实际交易价格为评估基准，所以市场法的假定前提是股票市场是成熟、有效的，股票市场管理是严密的，目标公司和参照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股票市场越发达、越完善、越有效，市场法评估的公司价值就越准确。在股票市场存在重大缺陷、不充分、不完善、缺乏效率的情况下，难以采用这种方法。

在运用市场法时，选择什么样的公司作为参照物对分析的结果起着决定作用。交易所涉及的公司、市场坏境和结构方式各不相同，如何确定参照物呢？从内在价值的定义而言，可比公司意味着公司应当具有相似的未来现金流量模式，以及一定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这些风险应当是相似的或者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可以量化的，这样才能对目标公司的现金流量采用合适的贴现率进行贴现。

在实际操作中，选择可比公司的方法是，通过考虑增长前景与资本结构等方面，选择相似的同行业或密切相关行业的公司，这样可以从大量的上市公司中选出几个可比的上市公司。然后，对这几个公司进行分析、对比，判断这组可比公司乘数对目标公司价值的意义。所以，在实际设计分析过程和使用分析结果时都要慎重，不能脱离实际。

市场法以目标公司的市价作为比较对象，而股票市价存在着不稳定的问题。比如，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价非理性的大幅波动，而公司的“内在价值”是不应该这样剧烈变化的。这样，市场法评估出的公司价值不是客观的，所以评估所选择的时机非常关键。我们从网络公司价值的涨跌之中，或许可以体会到更多市场法的缺陷。

除此之外，在非公开上市市场兼并中普遍存在的控制权溢价问题也无法在公司比较分析方法中发现出来。作为谨慎性原则的另一种表现，在决定兼并价格时通常要在交易价值的基础上增加30%~50%的控制权溢价。当然，如果把参照物限定在最近发生兼并或收购活动的公司，那么可比公司价值就变成了可比兼并价值。在这种模型中，可比性公司的权益市场价值和调整后的市场价值都是根据相关交易的收购价格计算得出的。由于交易本身考虑了各种定价信息，由此得出的交易乘数中已经包含了控制权溢价。

三、折现法

折现法（即收益法）是计算公司的内在价值是最妥当的方法。企业的内在价值即是其未来能产生的收益折现。

折现法依据折现的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股利折现法、现金流折现法和以会计净收益（利润）为基础的折现法。折现率则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在三种折现法里，一般公认现金流折现法最科学合理。但是这种观点的基本理由是认为只有现金是“真实的”，会计利润不可靠，典型的论调是声称“现金流是至高无上”。这种观点在已经发生的会计年度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在预期的世界里，难道现金流量的真实度就一定超过利润吗？事实上，预期现金流量是在预期净收益的基础之上调整而得出的。有研究指出，在三种折现法的对公司内在价值预测的差异最终将集中在上述公式的终值确定上。

关于折现率，一般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还有的通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统计计算类似风险的上市公司必要报酬率来确定。

折现法还有两个“改进型”：一个是“调整现值法”（APV，AdjustedPresentValue）；一个是“经济附加值法”（EVA，EconomicValueAdded）。APV指出，对公司总体业务统一使用WACC进行折现不够科学，应该根据产生现金流的不同业务事项单独估计他们的资本成本并折现，最后将各部分折现值相加。EVA的基本思想是：利润率不能超过资本成本。一个公司或生产单位仅在它的营业收益超过所利用的资本成本时才为其所有者创造了价值。公司的价值等于投资资本加上预计经济利润现值。其中，预计经济利润等于投资成本乘以投资资本回报率与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的差额。经济利润模式将现金流量折现模式中的价值驱动因素、投资资本回报率和增长率转化为单一的数字，因而可以了解公司在任何单一年份的经营情况，而自由现金流量法却做不到。

折现法在使用时有其局限性，比其他确定价值的模型更偏向于理论化。不管是上述哪种折现方法，他们都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公司的未来预期收益能够预测，并可以用货币来计量；（2）与公司获得的预期收益相关联的风险可以预测量化。

可是，由于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很难准确预测公司未来的收益和相关风险。上述折现法的演进过程根本对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毫无帮助，只是折现模型自身的完善和发展。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它来计算公司价值。为证明某个数字而提出的支持材料堆了一堆，其详细程度似乎已经有些过分。确定公司价值的行为正在陷入机械地把各种模型的结果平均化的泥谭中。尽管这些模型看上去似乎高深莫测，但是结果或者是大部分未得到验证，或者是可笑的。

四、小结

合适的公司价值评估方法依赖于了解评估的对象和目的，这可能也是所谓的“相机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将三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获得多个价值指标，然后经过比较、调整，获得最终的价值数据，他有可能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而是一个数值范围，或者还有概率分布。每一种方法使用的前提和条件不同，帐面价值为基础的成本法有可能决策更相关。每一种方法使用的前提是不一样的。使用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前提是，企业的未来预期收益和获得这种收益相关联风险是可以预测的。如果不了解或忽视每种方法的使用前提条件，那么评估出来的结果是不可靠的。在中国证券市场波动较大，市场很不成熟，对市场法的使用必须非常慎重；至于中国上市公司盈利和风险预测的可靠性就更值得怀疑。而且这种状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好转的可能性都不大，因此，仅从理论上讲，在中国上市公司相关价值的理性决策中依赖市场法或折现法的可能性较小。虽然，人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包括帐面价值在内的会计数据心存怀疑，但是以帐面价值为基础的成本法决策相关性和可靠性可能都要好于市场法或折现法。

参考文献：

1．亨利戴维斯，威廉姆席勒著．屈李坤等译.财务反超——重塑企业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篇7

关键词:制度环境,内部机制

一、制度环境对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研究文献普遍认为集中的股权结构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当一个公众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到少数大股东手中时，这些大股东既有动力又有能力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然而，大股东在享受监督努力的回报的时候，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首先是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努力，小股东能够成为免费“搭便车”者，其次是大股东要放弃多样化投资组合的好处。因此，大股东只会存在于集中的所有权的利益超过其成本的公司中。

法律体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在于，完善的法律体系可以保证外部投资者的权利得以实施。无论是Jensen和Meckling(1976)，还是Hart(1995)都指出，投资者的权利实施依赖于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一方面，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强的情况下，公司的信息比较透明，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并且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股东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精力对管理者进行监督。但是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差的情况下，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不容易被发现，大股东为了监督管理者可能需要拥有更多的资本，以行使其控制权，股权集中就成了法律保护的替代。另一方面，在投资者保护程度差的情况下，内部人(包括经理和控股股东)可以轻易采取各种方式侵占外部投资者，公司发行新股的吸引力减小，只有少量的投资者愿意购买公司股份，从而促使股权结构走向集中。因此，法律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程度与公司股权集中具有负相关性。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Vishny,R.W.（1998，下称LLSV）设计了一个股东权利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少数股东权利保护的质量。他们运用这个指数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法律质量是负相关的。Himmelberg等(2002)、ElstonandRondi(2004)、Boubakri等(2005)实证研究的结论均支持LLSV的观点。

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其实早就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国内学者俞鸿琳的研究认为，政府往往通过控制企业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政府为了获得对企业的控制,就会在企业股权中占有较高比例来获得控制权地位。这样所形成的股权结构就是股权高度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格局。而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又会使董事会、股东大会、公司控制权市场等多种治理机制失去效率。可见一个国家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高，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就越高。Bortolotti和Faccio对1996年以来OECD国家的141家经过私有化的公司控制权结构演变进行了考察。他们惊讶地发现，政府在私有化之后并未真正放弃控制权，这样的私有化被作者戏称为“不情愿的私有化”。在2000年，作者发现，在所谓私有化的公司中，有62．4％的公司要么最大股东仍然是政府，要么政府仍然通过种种方式行使特别控制权。

二、制度环境对公司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

董事会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核心，其主要职能是代表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管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控制，而独立性是影响其监督控制效率的根本因素。董事会独立性是指董事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在决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公正、不偏颇于任何一方利益的价值取向，它既独立于股东个体又独立于管理者，旨在实现全体股东价值增值，并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理论认为，内部董事与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存在人事或工作上的联系，很难指望内部董事对管理者起到监督约束的作用。而外部董事则会更客观地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因此可以用董事会中外部董事的比例衡量董事会的独立性，外部董事的比例越高，董事会的独立性越强，从而治理效率越高。

由于外部董事相对于内部董事能更有效地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小股东希望有更多的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但是公司管理者却不欢迎外部董事,公司大股东也不一定欢迎外部董事，因为他们可能利用手中的控制权与管理者合谋掠夺小股东的利益。因此，除非法律能够对小股东的权利提供保障，小股东是很难影响董事会构成的。例如，小股东想通过股东议案和后续选举的程序任命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必须要有正式的法律程序对这一过程提供监督和保障。由此看来，法律对小股东权利较强的保护与董事会独立性是互补性的治理机制而不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股东权利保护较好的国家，小股东能够影响董事会构成，他们会选择更多的外部董事进入董事会，从而董事会的独立性更强。KennethA等（2007）采用14个欧洲国家的大公司样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证实了法律对股东权益较强的保护确实会提高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Klapper和Love(2004)、Krishnamurti等（2006）、Doidge等（2007）、实证研究的结构均支持这一结论.

政府为了实现对企业的控制，除了在企业保持较高的股权外，还控制了企业的人力资源市场（俞鸿琳，2007）。上市公司的高管甚至董事会成员大多由政府或代表政府利益的国有大股东直接任命，这些高管、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往往就是来自上市公司内部或者控股股东单位，而不是来自外部的人力资源市场。政府对董事的任命会直接降低董事会的独立性，而政府对公司高管的任命又会使得这些具有政府背景的管理者具有较强的能力排斥外部董事，也会降低董事会的独立性。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就会越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就越差。

三、制度环境对公司激励约束机制的影响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中，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管理者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而增加自身利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即出现了第一类问题。消除这类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起有效的对管理者进行激励约束的机制，使股东的利益与管理者的利益相一致。

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强的情况下，虽然公司的信息比较透明，管理者的利益侵占行为容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由于公司的股权会比较分散，小股东获取公司信息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能力和动力会下降，他们更希望公司能力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来促使管理者努力工作。而且此时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更强，公正、客观、高效的董事会也会有助于激励约束机制的不断完善。而在法律对投资者权益保护弱的情况下，公司股权的集中使得公司中出现了控制性大股东。控制性大股东的出现导致了公司的第二类问题—控制性大股东与管理者合谋侵占小股东的利益。合谋使得大股东的利益与管理者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者都在大股东的控制之下，甚至管理者本来就是大股东利益的代表。大股东通过与管理者合谋进行“隧道挖掘”可能比对管理者进行激励约束增加公司价值更有利于自身财富增长。激励约束机制必然会弱化。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对公司的控制力也越强。政府除了在股权方面的控制外,还会控制公司的人力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大多由政府任命,而并非从经理人市场中遴选出。政府控制公司具有实现国家产业政策、稳定就业和经济发展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程度很难对单个公司进行考核，也就难以在公司内部建立起激励相容的目标函数，此外,由政府任命的公司高管人员大多有其行政级别,相对于薪酬激励来说，行政级别的提升是一个更重要的激励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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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股权分散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外部治理

一、公司治理的源起

法人治理的概念最早由贝利和米恩斯在1937年发表的《现代股份公司和私有财产》中提出，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公司法人治理的概念是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出现的，但是，早在200多年前，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对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合伙，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想要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的伙伴那样用意周到，那是难以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经营上难免的弊端。”①古典企业的特征是所有者经营管理自己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个人有限的合伙企业，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不存在法人治理的问题。19世纪初，西方发生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种情况，“工业革命是由市场规模扩大开始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也使组织变革。”②越来越多的行业需要相当规模的组织管理，单一的企业家、家族或合伙人的小集团没有能力参与到这些行业当中，人数众多的股东也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只有专职经理才是适当的人选，所有权与经营权因而分离，公司治理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二、公司治理的模式

自从公司治理的问题产生后，企业界和学术界一直在寻求一种解决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至今都不存在至善至美的公司治理机制，人们的探索仍在继续中。

（一）两种治理结构

国际上，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股权分散模式，另一种是股权集中模式。前一种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被认为具有“外部人”、“长臂”等特点，这类公司规模大，股东人数多且流动性大，他们在证券市场上比较活跃，具有严格批露信息的要求，市场的透明度较高，公司的控制权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动；后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具有“内部人”、“以控制为基础”的特点，这类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被少数人持有，具有很强的个人利益，市场透明度不高，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也不高，很少通过市场的变化而变动控制权。“外部人”是指公司的股份被分散着的股东拥有，而不是由少部分人控制。“长臂”指的是由于股东人数众多，持股比例比较分散，股东对公司保持着较长的距离，授予公司管理者较大的经营管理的自由权。

（二）两种公司治理模式差异的成因

英美和日德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任何制度的构造都受其本土环境的影响。

1.政治原因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人对权力的集中有一种持久的不信任感，无论这种权力集中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美国的分权联邦体制有利于形成分散的金融体系。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都倾向于权力集中，德国在俾斯麦统一德国后，通过创造大银行作为经济引擎来发展德国经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大的企业是财阀，财阀和大银行之间关系密切，而大银行被家族控制，二战后日本银行仍保有强大的实力。

2.经济原因

美国目前有700多万家公司，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1983年就有注册公司807817家。③公司的发展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发达的证券市场使公司更容易取得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德国的证券市场规模较小，1990年德国证券市场资本化总额只有5610亿马克，而同期美国证券交易所为三万亿美元。1988年，德国的股票量为84.5万股，而在纽约交易所为4100.7万股。④

3.法律原因

美国长期以来对银行都采取歧视政策，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设立了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导致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离，之后虽然银行开展跨州的混业经营业务，但1956年《银行投股公司法》又禁止银行投股公司拥有多于5%的非银行企业的股票。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如保除险公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也由于法律上的原因难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日德的法律则允许银行持有公司股票，根据德国的全能银行原则，银行可以混业经营，银行可以无限制地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1986年，德意志、德累斯顿和考曼芝三家银行共同控制了西门子32.5%、奔驰61%、大众7.9%、拜尔54.5%、巴斯夫51.68%的股份。据1988年统计，德国银行持有公司的股票约占上市公司的9%，个人托管储存在银行的股票金额达4115亿马克。两者总和占德国上市公司股票的50%。⑤

三、公司治理的理念

（一）股东大会中心主义

从公司法理上讲，股东完成了出资后，就不是公司财产的所有人，而是不同于所有权的股权持有人。所有权向股权嬗变过程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股东权利主要体现为享受公司盈利分配和控制公司经营的权利，股东权利是控制公司是最高权力，与此相应，股东大会便是公司机关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这种以股东利益为公司最高利益的“股东本位”与以股东大会为公司运行的权力核心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成为公司的首要理念，并且，私法自治原则上的公司自治亦应当体现为股东自治。我国的《公司法》秉承的就是这种“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理念。

（二）董事会中心主义

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已经发生偏离，现代公司自治已不能等同于公司股东自治，公司自治基于交易安全的考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股东自治，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股东本位”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受到挑战，“利益相关者本位”和“董事会中心主义”应运而生。这种利益相关者多边治理理论认为，公司作为一种有效的契约组织，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的契约关系网络，公司不仅是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联合体，而且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连接点。

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嬗变，在公司法理和公司治理实践上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疑问和挑战。现代公司理念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移，实质上触及的是公司权力分配这一核心问题，在“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原则下，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只不是是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董事会完全受控于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可以通过公司章程的变更来调整。在“董事会中心主义”原则下，股东大会的权力由法律和章程明确限定。除此之外，所有经营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均由董事会行使，股东大会不得干预。但是，由于“董事会中心主义”不能完全符合当前现实及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独立董事制度在美国形成并迅速引发了全球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我国现在正在展开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的探索，无疑是对这一全球运动的积极回应。

四、我国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建设的思路

（一）公司治理理念与模式的选择

公司治理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到“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这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需。随着股东大会地位的形式化，“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已经不能承担保护股东权益的任务了，而且，公司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公司治理中适当考虑债权人的利益有其合理性。另外，允许职工参与公司治理也是必要的，在我国开革开放的进程中，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法律有必要为职工提供保障。我国如果放弃“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允许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将更有利于保护相关权利人的权益，调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加快国家经济建设。我国的公司治理模式，类似于德日的股权集中模式。在公司的内部治理上，我国采用的是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履行执行和监督职能的二元治理型，这种治理形式在理论上要比英美的一元体制更具有有效的监督能力。但是，我国公司监事会形同虚设，实际没有尽到其监督职责，因此加强监事会的建设是我国公司治理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全方位建设

1.加强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由于德国和日本对证券市场的管制十分严格，使其证券市场和英美相比相对落后，德国和日本的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治理也相对较弱，法人治理机制中最有效的部分就是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和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是银行可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不仅包括传统的银行服务，还包括投资和证券业务，不动产交易，进行并购等。所谓主银行，就是指企业接受贷款数额居首位的银行。

日本的主银行对企业的治理方法表现为相机治理：银行作为公司的股东，当公司财务良好时，只是作为“平静的商业伙伴”而存在；当企业经营出现问题时，主银行在不改变公司法律地位的情况下，由主银行所代表的股东集团来行使控制权，对陷入困境的公司进行救助。有鉴于此，我国的银行应当成为理性的经济人，改变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使我国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培育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对小股东在法人治理中寄予很大希望是不现实的，重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已是当代公司治理的重要趋势。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崛起，小股东可以不再选择“用脚投票”这种消极的方式，而是通过机构投资者争取公司的控制权。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有利于防止公司内部人控制，能对公司治理起重要作用。

3.重视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建设

美国公司治理的实践证明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我们对公司外部治理的建设也应重视。美国公司内部治理的机制也有缺陷，但是相对于我国的情况，我国因公司治理缺陷带来的消极影响要比美国严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有良好的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我国也应该从建设外部环境入手，完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

（1）加强上市公司董事及高层管理人员的责任。

（2）完善上市公司相关审计制度。

（3）强化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4）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一个良好的公司外部环境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美国有健全的证券市场，能够有效地使股票的价格反映出公司的实际价值，这就使经营者不敢懈怠，因为公司经营不付佳，股票就会下跌，公司就会成为战略投资者收购的目标，股东也会“用脚投票”对经营者做出否定。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也使得经营者时时存在被取而代之的风险，促使其认真经营。这些外部治理的因素，使经营者不敢背弃所有者的利益，限制公司因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在我国，内部治理机制改革没有好的途径的情况下，尽快完善公司的外部治理机制，是切实可行的现实选择。

注释：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3页．

②道格拉斯·C·偌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6页．

③④张国平．公司法律制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88页．

⑤纪谓．股份制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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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会计会计信息系统公司治理

一、会计信息系统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有着天然的联系，有效的会计和审计信息披露是公司治理中至关重要的手段。根据当代企业理论和证券市场理论，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在公司治理领域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助于抑制“内部人控制”。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是出资人如何激励或约束经理人员，使其尽可能地努力经营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现象，增加管理的透明度，从而达到控制成本、抑制“内部人控制”的目的。

第二，有助于遏制管理腐败。尽管有效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对遏制管理腐败的作用程度与公司治理的模式有关，但这种作用是其他治理手段无法替代的。

第三，有助于完善CEO和执行董事的激励机制。CEO和执行董事的报酬如何与公司的绩效相匹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激励效果，是公司制度中倍受瞩目的课题。一般认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短期激励应以会计盈余为基础，长期激励则以市场价值为基础。所以，会计盈余的计量也是激励机制的核心基础之一。

第四，有助于资本市场对公司的监控。尽管国际上自80年代之后，人们对资本市场监控公司的有效性存有怀疑，但充分有效的会计信息有助于增进这个有效性则仍是共识。尤其是如年代以来，通过资本市场重构公司的浪潮一直未见消退，如何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有效性，以降低资本重组的代价，广受关注。

第五，从根本上说，有助于投资者信心的提高。因为充分有效的管理和信息披露机制有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有效地保护作为"委托人"的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增强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笔者认为，除上述这些方面外，有效的会计信息系统还与公司治理的下述层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一，董事会有效性的提高和对股东责任的履行。在公司治理实务中，董事会的角色日益受到关注。为了真正对股东负责、确保公司目标的实现，董事会成员必须在推动公司的全面成功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这种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效的会计信息。

第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责任的履行。公司的目标不能只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还要考虑与其有长期利益关系的其他人员的利益。80年代以来，美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州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改，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仅为股东服务。保障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应有权利、维持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同样需要建立在可靠、丰富的会计信息基础上。

第三，CEO业绩目标的确定。尽管CEO的业绩目标取决于公司对CEO职位角色的认定，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目标价值取向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CEO的业绩目标总会包括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的业绩要素，这些业绩要素往往需要用一定的会计指标予以反映，业绩实现情况也需要通过会计信息系统加以披露。

第四，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业绩评估。与CEO业绩评估不同的是，对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业绩评估主要在于对它们自身活动有效性的评估，而不是判断公司日常业务决策的有效性，因而这种评估往往不是以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作为出发点。尽管如此，这类业绩评估仍会注意到公司财务的成败，而且评估程序和披露途径也仍要涉及到会计信息系统。

第五，人力资本定价。人力资本定价是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报酬的确定基础。只有在对人力资本恰当定价的基础上，对管理人员的各种激励机制才能有效地运作。而人力资本定价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行为，它也必须依赖充分有效的会计信息。

综上所述，要达到公司治理目标，必须进一步认识会计信息系统的作用，切实维护会计和审计活动的权威性，提高会计和审计信息质量。

二、管理会计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为什么财务会计信息不能完全满足公司治理的要求

要全面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单靠财务会计系统显然是不够的。由于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一项公开性很强的行为，受到下述一系列因素的限制：

第一，信息披露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必须遵循一定的会计标准。财务会计信息更多地承担对公众的责任，因而必须严格遵从“透明性”的要求，强调信息的规范性，在性质上完全是强制性的。

第二，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以财务信息为主。尽管现在财务报告也强调要提供某些非财务信息，但毕竟这些非财务信息只具有补充性质。

第三，成本效益原则的遵循。尽管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效益往往难以准确计量，但这并不妨碍信息提供者在披露信息时对与之相关的成本与效益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规定的基本信息之外，只有那些被认为能给企业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信息种类，企业才有可能“额外地”予以披露。

第四，商业秘密的限制。任何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尤其是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信息，企业在披露问题上一定会持谨慎态度。

第五，市场和文化背景。市场和文化背景，如对信息不足与信息过剩的不同理解、对“自愿披露”的不同接受程度等，对信息披露的数量也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财务报告所承载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无法从现行财务报告中得到充分的信息满足。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判断。如据吴联生博士调查，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认为未来机会与风险、财务预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对会计信息的分析等信息是有用的，都占60%以上。这些信息传统上均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显然在现行财务报告中缺乏有效地披露。这样，提供满足公司治理目标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依靠管理会计系统，管理会计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维持治理结构的高效运转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传统理论的局限性，现有的管理会计系统还很难承担起这个责任。因此，拓展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必要性，己显得十分重要。

三、围绕公司治理的需要，拓展管理会计体系——目标构造与方法构造

(一)目标构造

1．管理会计目标所包含的两大问题。会计目标实际上包含了会计信息向谁提供(服务对象)和提供什么(服务范围)两个问题。管理会计现行理论在这两点上的定位都有缺陷。

就服务对象而言，长期的误区是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区分为对外服务和对内服务，一般的描述是“财务会计主要满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的需要，管理会计主要满足企业内部需要”。这个提法在理论上非常含糊，导致了许多歧义。最受非议的是，难道企业内部管理者不关心财务会计提供的财务报告?人们还注意到，现在公司外部对过去认为属于管理会计范畴的许多信息也十分关注。因此，会计信息系统的内外区分法已越来越与现实相悖。实际上从满足企业系统的最终目的看，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并且应该为公司的内外部服务，一切形式上的不同均源于信息披露强制性程度的差异。况且，财务会计信息的披露范围和质量要求，与政府政策需要也有直接联系，而并非一成不变。因此笔者认为，对外财务报告和对内管理报告的称呼，不如用“强制性信息报告”与“非强制性信息报告”的名称更为恰当。也就是说，凡按法定要求必须公开披露的信息，均属于“强制性信息报告”的范畴；没有强制性披露的要求但也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有关的其他信息，则属于“非强制性信息报告”的范畴，由企业自行决定向谁提供、提供多少和如何提供。

就管理会计的服务范围而言，西方的主流观点是：第一，为制定决策和计划提供信息，并作为管理队伍的成员参与制定决策和计划过程；第二，协助经理们指导和控制经营活动；第三，激励经理和其他雇员完成组织目标；第四，计量和评价组织机构中业务活动、部门和其他雇员的绩效；第五，评价组织机构的竞争位置，并与其他经理一同保证组织在产业中的长期竞争力。这样的表述尽管己涉及到公司治理领域，比如激励经理完成组织目标，但从整体上看，它还没有全面反映公司治理的客观需要。笔者认为，管理会计目标必须明确指出服务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双重要求。服务于公司治理是管理会计创新的根本需要。借用“相关性消失了”这一名言，当代管理会计所失去的最大相关性恰恰是没有充分关注公司治理的需要，以服务于公司管理层面为主的传统管理会计理念在解决现实信息需求上已显得极不适应。

2．管理会计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根据上述分析，会计两个子系统的总目标可否作这样的表述：财务会计是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充分有效的强制性信息，管理会计是为实现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多重目的提供非强制性的相关信息。围绕其总目标，管理会计的具体目标是:

第一，向公司利益相关者提供非强制性相关信息。在这个领域内，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未来预测信息。相对于财务会计报告反映企业过去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等状况，未来预测信息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经济决策的相关性更大。至于预测信息披露的范围、程度和方式，在信息的供求双方自会达到“均衡点”。二是非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有助于对企业深层次的了解和评价，同时也有助于预测企业的未来。对信息使用者而言，非财务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比财务信息具有更大的价值。三是社会责任信息。包括对债权人、职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社区和公众等方方面面责任的履行情况，都需要适当披露。

第二，辅助和审核管理决策。尽管这是管理会计的传统职能，但要从体现企业战略发展的需要和在长期经营中最佳使用经济资源的要求重新认识。

第三，服务于内部控制、快捷准确的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这里所言的内部控制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适应公司治理的需要，对执行董事和CEO的控制；二是作为公司管理的重要形式，CEO对公司日常运作的控制。

第四，建立激励与补偿系统，为业绩考评和确定报酬方案提供依据。包括对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各责任中心及其各类员工不同层次的评价和激励。

第五，为企业经营创新和组织制度创新提供信息支持。

上述具体目标没有区分哪些是服务于公司治理，哪些又是服务于公司管理，因为在实务中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但管理会计必须为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两个层次服务的目标指向是明确的。

(二)方法构造

目标构造决定了方法构造的基本方向，而方法构造的质量又将制约目标构造。

当前管理会计方法体系存在的两个主要缺陷是：①直接针对“公司治理”层面的手段薄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高层对管理会计的重视；②方法之间多半是简单堆积，缺乏系统整合，与企业管理其他领域的界限也不清晰。

从实现公司治理职能的角度，管理会计应创造新的方法或对传统方法实施改造，以适应下列要求：①公司价值(或企业核心能力)的评估；②前景财务资料的编制；③内部会计和审计控制；④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信息披露；⑤CEO业绩责任的制定；⑥各个管理层次的业绩评价和激励补偿系统的设计(包括针对高层管理人员的奖励与补偿合同的制定)；⑦人力资本定价，等等。

至于实现公司管理职能的各种管理会计方法(如预测决策、预算编制、成本控制、责任会计等等)，主要是满足内部决策与控制、实现最佳资源配置的需要。这类方法(包括理念)也同样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尤其是要在管理会计活动中贯彻战略管理的指导思想。

(三)对管理会计定义的再认识

根据对管理会计目标和方法体系的讨论，有必要量新认识管理会计的定义。

美国会计学会(AAA)下属的管理会计委员会(CMA)所下的管理会计定义是：管理会计是运用适当的技术和概念来处理某个主体的历史的和预期的经济数据，帮助管理当局制定具有适当经济目标的计划，并以实现这些目标做出合理的决策为目的。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的常设分会“财务和管理会计委员会”所下的定义是：管理会计是指在一个组织内部，对管理当局用于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信息(财务的和经营的)进行确认、计量、积累、分析、编报、解释和传输的过程，以确保其资源的利用并对它们承担经管责任。这些定义的出发点都是为公司管理当局服务，显然已不完全符合管理会计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为了能够同时反映公司治理方面的特征，管理会计的定义可以表述为:管理会计是企业会计信息系统的一个分支，提供各种强制性财务报告之外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目的是满足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中的特殊信息需求。

从管理会计定义的讨论，还可以引出以下一些思考:

第一，对“财务报告”名称的质疑。如上所述，当今会计系统所处理的信息实际上已不再局限于财务范畴。1994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发表的《论改进企业报告》，概括了用户所需信息的五种类型，即财务和非财务数据、管理部门对财务和非财务数据的分析、预测信息、关于股东和管理部门的信息、公司的背景。同显然已经无法用“企业财务报告”的名称来囊括所有这些内容。因此，本人认为将来可以用较有容纳力的“企业经济报告”来代替财务报告的称谓。企业经济报告包含由资产负债表、收益表、现金流量表和全面收益表四组成的“核心报表”(属“强制性信息报告”范畴，主要提供基本财务信息)，以及由企业基本概况、分部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人力资源报告、财务预测报告和特殊管理会计报告等构成的“报告”(大体上属“非强制性信息报告”范畴，提供扩充的企业经济信息)。这样既可满足企业报告的多种目标，报告的提供也比较便利。尽管遵从习惯，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沿用“企业财务报告”的称呼，但其内涵实际上已在发生变化，今后势必会发生更多变化。

第二，对财务报告提供机构的认识。单靠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财务部显然己无法完成当今信息披露的所有需要，目前财务部的职能实际上已接近于一个综合信息部。比较彻底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职能较门的机构，比如称之为“信息部”(包容现行财会部门的职责)。也可考虑按不同的功能分设财务部和综合信息部，将一部分提供信息的工作交由综合信息部来执行，但这总不如单由一个部门来运作更有效率。若企业内仍沿用财务部的设置和名称，则应明确其职能已不再局限于提供“纯”财务信息，同时其他职能部门也必须有清晰的责职和程序来配合财务部的信息披露工作。否则，“财务部”这样一个职能复杂、任务繁重的机构，与企业其他职能部门协调信息披露方面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困难。

第三，对管理会计原则的认识。管理会计系统中引进公司治理这个理念后，对传统的些管理会计原则需要有新的认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理会计活动不能按过去理解那样通常可以不考虑会计标准，否则管理会计信息无法满足公司治理层面的需要；二是不同层次对管理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有时是有矛盾的，比如同样是运用在管理决策上的信息，董事会与CEO对稳健原则的要求就可能不一致。

第四，对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融合论”的认识。对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关系，一直存在“融合论”与“分立论”两种观点。作为会计信息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原本就甚为密切，从理论上说，在一个企业里完全没有必要同时存在两个不同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系统。也许多年以后，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将使企业只要采集和提供源数据，至于信息的筛选、加工和分析完全可由信息使用者通过专门的计算机软件自行操作完成，到那时就不再需要学者煞费苦心地去区分哪些是财务会计信息、哪些是管理会计信息了。但是，至少目前还无从实现这样的理想，信息的提供还只能以成品形式而不是原料形式。同时，正如前面所说，由于财务报告的局限性，目前财务会计不仅不可能包容管理会计，而且还需要更加充分地发挥管理会计在信息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因此，会计信息系统中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分支既不是完全分立的(如在原始数据的采集方面)，也还无法完全独合(如在信息报告方面)。“管理会计报告”或称“非强制性信息报告”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仍会处于独立存在的状态。

四、推进管理会计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要完成管理会计体系的拓展和改革，任务艰巨，有关理论也远末成熟。关于推进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途径，本文不再重复诸如管理会计职业化、创办管理会计专业刊物、在企业管理者和会计人员中普及管理会计知识等在会计界已形成共识的意见，仅阐述以下三点想法：

第一，应重视管理会计系统的环境因素。环境和组织的改变意味着应用于决策制定的信息类型和信息用途的改变。公司治理理论对管理会计的对象、任务和特征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思路，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管理会计系统必须直接为公司治理服务，因此，公司治理自身的特征和状况也会直接影响管理会计系统的质量和效率。一旦决策层与管理层真正分离，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构成和功能更加完善(比如外部董事、非执行董事的监督权得到强化，董事会内的提名委员会、工薪委员会、投资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等机构比较俱全并且发挥作用)，势必会更有效地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此外，还要深入研究在现行社会经济环境下管理会计的定位问题，既要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以进一步发展管理会计，又要使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更加适应企业环境的要求。

第二，管理制度创新与规范的结合问题。在管理活动中，创新与规范相辅相成。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尤其是新创体制往往没有及时地予以规范。例如:0财务总监制这几年发展较快，但如何使其运作更为有效，还没有与传统会计系统(包括管理会计系统)的改造结合起来考虑。①企业改制中虽然成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但其素质要能保证治理结构的有效性，离不开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财务和会计知识背景，否则就不能承担起监控公司业绩的职责。②现在许多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CEO的态度，从规范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内审机构更应直接对监事会或董事会负责。较大规模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是否应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权限和职业如何清晰地界定，便其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的运作如何与管理会计系统相互配合，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监督效率，这些都需要探讨和实践。

第三，充分认识会计信息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公开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由于信息披露中外在性的存在，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发挥作用。因此，不仅是财务会计信息，对管理会计信息的规范性，政府机构同样应予关注。另一方面，从信息市场的角度来说，会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取决于信息需求者，所以会计信息的提供从根本上说会形成“买方市场”。现在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却或多或少是一种“卖方市场”的心态，“我提供什么，你得接受什么”。然而，无论是财务会计报告还是管理会计报告，任何改进若不听取广大信息需求者的意见，终将于事无补、劳民伤财。因此，建议设立专门机构便会计信息的需求调研经常化，除不断改进财务会计报告(“强制性信息报告”)外，还要逐步对管理会计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以及需要公开的管理会计信息的披露(“非强制性信息报告”)提供各种指南，以利于提高管理会计基本概念范畴的规范性和管理会计实务运作的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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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onaldW·Hilton·管理会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4

6李天民·管理会计研究·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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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治理结构财权配置资本结构激励约束

一．对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认识

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内含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关于企业财权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可以说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财务治理结构可理解为：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以融资结构为基础，在股东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的一套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发挥效力的依据，只有解决好财务治理结构的相关问题，才能切实地提高财务治理乃至公司治理的效率。

二．财务治理结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

公司治理是一种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安排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来解决问题及经营者选择问题，而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公司相关成员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如何协调和解决好这种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是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从公司治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可将公司治理分为：财务治理、生产治理、人事治理、市场治理等几个方面，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财务治理以企业财权为核心和纽带，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和约束。财权是关于企业财务方面的一组权能，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测权、财务决策权等。而这些权能如何配置正是财务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且财务治理的财权配置最终从两个方面影响公司治理：首先是形成一种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制度上影响；其次是形成特定的财务结构（或资本结构），从结构上影响。

三．建立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公司财务治理结构

（一）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一般说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分层财务决策机制构成了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财务治理结构就是明确划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各自的权责利界区，以形成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制衡关系，最终确保财务制度的有效运行。简言之，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功能就是配置权、责、利。在这三个要素中，财权的配置是前提，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建立的基础是公司财权的配置。在公司的权利结构中，财权是一种最基本、最主要的权利，因为公司的各种经营活动最终都会通过资金和资产的相互交换或转变加以完成并在财权上有所体现。因此，以财权配置为核心建立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可以说是抓住了公司财务治理结构中的“纲”。这种治理思想的优点有：（1）可以加强控制的广泛性和渗透性。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财权的涉及面最为广泛，大到重要投资、小到日常收支都受其影响。因此，以财权配置为中心构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可以提高公司财务治理中的控制力和控制范围，减少失控区域。（2）可以有效地防止人的败德行为的发生。人败德行为的主要目的是谋取私人利益，这种利益集中体现在财务利益上。而以财权配置为中心建立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可以通过财权的恰当配置和约束机制的设立，堵塞资金漏洞，防止利益流失，从而有效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3）反映了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本质。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实质是有关公司财权安排和利益分配问题，这种财权安排和利益分配的合理与否是公司财务绩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从总体上看，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一个有关财权的合约安排，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二）资本结构是财务治理结构的基础

资本结构是指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关系，只有选择合理的资本结构，才能协调好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有效的财务治理结构。可以说资本结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财务治理效率的高低，股东和债权人如何在企业治理中发挥作用，是研究资本结构在企业财务治理中作用的关键。因此说，资本结构对财务治理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是财务治理结构的基础。

（三）分层财务决策机制的建立是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关系，他们之间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就是依赖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所有者、经营者、财务经理人员分工协作的分层财务决策机制。具体内容如下表：

财务决策层次财务治理主体财务决策内容

所有者财务所有者，股东（大）会

经营者财务董事长，总经理

财务经理财务财务经理，财务人员①决定经营方针与投资计划②选举董事③批准企业财务预决算④决议公司清算、分立、合并

①具体财务战略②合理的组织③有效的控制批准预算④动态协调⑤聘任或解聘财务经理

①拟定各种计划②具体日常财务决策③财务分析与报告④实施财务预测

此外，还需专设监事会，对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的活动进行监督。监督权不只是配给监事会，另外还包括委托关系链中上层对下层的监督权，这些监督权的分布是：股东会对董事会的监督权，董事会对财务经理的监督权等，即对某一财务决策层人员来说，既要接受上一层级的监督，又要接受监事会的专门监督。（四）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是财务治理结构实现的重要前提

现代企业理论研究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结合体。由于股东、董事、经理各方各自拥有不同的信息，从而导致了他们各自之间存在着信息非对称性和利益不一致性，于是就产生了经理人员运用其信息优势进行“偷懒”和谋取私利的“机会主义”行为，出现“欺诈”和“偷窃”现象。因此，经董事会与经理人员之间所签定的合约必然是一份不完全合约，不完全合约必然会影响企业各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内部必须建立起激励与约束相匹配的机制，这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建立相应的财务激励机制，促进经理人员的经营决策与公司长期发展利益相一致。按照现代委托—理论研究的结果，通过实行对“剩余索取权”的合理分配可以建立相应的财务激励机制，具体实施措施如经理人员持有大量公司股票，对经理人员实施股票期权等长期激励方式，从而激励经理人员不断努力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企业市场价值越大，其自身价值也就越大。当然，激励机制离不开一个完善有效的财务资本市场，而其作用的发挥则有赖于财务治理结构乃至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其次，建立相应的财务约束机制可以减少经理人员的“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财务经理人员的制度约束主要包括：①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包括透明公开的经理人市场，信息披露透明真实的资本市场，有约束力惩罚措施的接管市场，公平竞争的产品市场等，用以加强对财务经理人员的约束，控制“内部人控制”和防止经理层财务行为的短期化等。②通过监事会加强内部审计，切实加强企业的财务监督。③培养财务经理人员的责任观，强化对财务经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参考文献：

[1]张栋，杨淑娥.论企业财权配置—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视角[J].会计研究,2005,(10)

[2]伍中信.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会计研究,2005,(10)

[3]林钟高,叶德刚.财务治理结构:框架、核心与实现路径[J].财务与会计,2003,(4)

[4]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纲[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5)

[5]汤谷良.经营者财务论[J].会计研究,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