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美术史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工艺美术史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由外及内——现代装饰不仅是外部视觉的体现

更是内部功能性的强化工艺美术运动的思想启蒙者拉斯金称造型艺术为“大艺术”，称建筑和工艺美术为“小艺术”，他认为“艺术家不应该脱离生活，应该为社会民众服务”，强调了设计的社会功能，那些沉迷于古希腊和意大利的迷梦之中、脱离功能性的设计是错误的。工艺美术运动在设计上强调设计合理、精致简单、朴实无华。威廉•莫里斯的“红房子”充分体现了其前沿的设计思想，在设计上，他不仅把功能性摆在首位，还从统一协调的设计思想出发，亲自设计室内的家具，从外部建筑风格出发，设计室内陈设装饰，由外及内都追求设计风格的统一和谐，形成了统一完整的设计环境。拉斯金和莫里斯认为设计的作品应该是实用的实体，也提出了“同时也是装饰”的观点，“同时也是装饰”指明了设计师应追求的终极目标。在手工时代，装饰都是工匠做的活，所以现代设计中，抽象艺术家都在避免与“装饰”这个词扯上关系，事实上他们做的确实不是装饰，但人们往往最看重的就是作品中的装饰部分，设计师做的不应该是表面装饰，应该摒弃装饰表层意义的“好看”，去探究更深层的功能问题。以现代主义建筑装饰为例，装饰艺术的情感性经常与理性的特性相磨合，当结构和形式的建筑装饰相结合，建筑就具有了双重特性，是建筑结构的理性和装饰的感性组合。现代主义建筑的功能性处于主导地位，奥地利建筑家卢斯（Luce）在《装饰与罪恶》一文中认为装饰就是罪恶，其中的罪恶是指为少数贵族装饰中的奢华之风，其反对的是无意义的繁文缛节和画蛇添足。将功能性列在首位，是现代主义设计的主流观点，工艺美术运动主张设计的实用性和现代主义装饰的态度也是极其相似的。《大英百科全书》有关装饰的概念是解释功能性装饰的主要依据，装饰装修主要取决于有机材料的属性，来获取视觉的美观。德国建筑师森佩尔（GottfriedSempes）认为建筑的材料装饰和功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他从自然物和人体装饰研究，探索功能和材料装饰之间的联系，认为应该师法自然，依自然发展之规律探其内在的规律原理，避免对自然固有形式的表面形态的模仿，更注意其规律原理的研究。卢斯（Luce）则在森佩尔理论之上提倡功能性的深层装饰，他认为建筑物应删去表面多余的装饰，而像织物和地毯的耐用性有限，保持表面装饰的时尚成分是必要的。在这里卢斯没有完全否定装饰，而是使功能性物品的装饰更经济适宜，以适应工业化背景下的装饰，明确区分了外部表层装饰和内部深层装饰之间的不同。20世纪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Lecorbusier）的观点，是对卢斯装饰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他认为“手工艺”已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批量生产，甚至应该被淘汰，柯布西耶认为人们应该过上经过类型化处理的“标准化生活”，他明确提出了“房屋是居住的机器”，他的观点是对卢斯观点的延伸，其观点是对装饰外部体现和内部功能性强化的协调和思考，也是对生活方式设计的思考，至此，装饰已走上了不仅是在外部视觉体现，更是内部功能性的强化的道路。

二、由繁入简——繁复的装饰语言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淡去

工艺美术运动在设计中更多地关注了设计的功能合理、精致简约、朴实纯良，莫里斯的代表作“红房子”的设计语言就证实了这一点，至此，人们不再迷恋和崇尚巴洛克的繁复与华美，这不仅仅是人们审美意识的转变，也是人类作为工业化的主体的价值意识的提高，繁复的装饰语言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淡去是设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既然手工时代繁复的装饰语言在工业革命到来之时引发了人们对“装饰”的思考，那么是不是要完全放弃和否定它呢？我们来看看拉斯金的关于装饰的观点。他提出：“一切美丽都建立在自然形状的法则之上”，他认为建筑中美的形态都是从自然中模仿而来，他鄙视印第安人的刺青和涂面，认为那是一种丑陋而野蛮的自满，他反对装饰的无意义的堆砌和机械装饰的粗制滥造。拉斯金严肃指出装饰必须出现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在人们用来工作的工具上的装饰是多余的，应重点在人们休息的地方进行装饰，为人们营造愉悦轻松的环境美感，实际上拉斯金的观点阐明了设计应该把社会功能放在首位。当时年轻的威廉•莫里斯与拉斯金的思想不谋而合，他认为装饰之中应摒弃矫揉造作的传统古典风格，而主张吸取东方装饰艺术特点，推崇设计的自然主义，设计风格多借鉴了日本式的平面装饰，以花卉、禽鸟、卷草为主，使设计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然风情。他主张设计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是为千千万万的大众服务的，而不是为少数人的活动服务；二是设计工作是集体的活动而不是个体的活动。这场运动打破了传统为贵族服务的矫揉奢华主义盛行的沉闷之风，引起了艺术家和全社会对工业模式下产品设计的关注，艺术家肩负起了社会责任感。历史的车轮往往是不会等待任何人的，势不可挡的工业革命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显然，作为反机械的工艺美术运动的消极避世观，注定成为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的载体，必然得不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新艺术运动也难逃此厄运。但是，它们带来了人类对于设计，对于生活的思考，思考工艺与技术的矛盾关系。德国现代建筑师沃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Gropius）似乎率先找到了答案，提出艺术家与技术工人合作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人情化与机械化结合的必要性，他推崇装饰语言简单利落，实际上是强调了设计应该是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观点。从拉斯金到格罗庇乌斯，设计逐渐从繁复走向简约，从建筑设计到平面纹样，从工业设计到装帧设计，即使在生活格式化效率第一的今天，装饰已不再是功能的附属品，可以以视觉语言的形式直接把信息传递给人们。可以说，繁复的装饰语言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淡去，是设计风格发展的必然。追溯装饰设计的历史，实际上是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审美价值取向的体现，装饰自始至终是设计师们关注的问题，透视现代设计的发展我们看到了装饰的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们达成了这样共识：我们应该更多的专注于设计的具形化和肉身化，在后现代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今天，希望我们能拿出设计的热情，投入到“装饰”的生活中，使我们的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

作者：曲向梅单位：大连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

篇2

例如，笔者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中，根据“什么是工艺美术？”“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工艺美术史？”“怎样学习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三个问题，设计制作PPT演示文稿，在讲授课本知识之前，利用2～4课时的时间给学生进行讲授。在“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工艺美术史？”单元中，运用21世纪初我国的几个重大国际性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的设计实例与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关联性知识，给学生进行详细的实例讲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的申奥标志设计、奥运会标志设计、吉祥物设计、火炬设计、奖牌设计、领奖台设计、礼仪小姐服饰设计等，分析这些设计中所运用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中的元素、符号或寓意，让学生了解这些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更能让学生意识到本门课程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化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教学方法的改革教学方法是教学中吸引学生听课兴趣的重要环节，单一的讲授式教学已无法吸引90后学生的兴趣。而设计史论课程所涉及的图片资料丰富，还有一些历史故事，原本应该是一门趣味性较强的课程。这就要求授课教师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注重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自发学习、善于思考的能力，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1）以讲故事的形式开场，激发学生的兴趣。故事，对于学生来说往往比枯燥的理论更具吸引力。在史论课教学中，教师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文章，搜集资料，将对应章节中的知识内容串联成一则动人的故事，激发学生的兴趣以吸引他们更认真地倾听接下来的内容，以利于知识点的深化和记忆。

例如，《中国工艺美术史》中的“汉代的工艺美术”一章中，可以以故事“西汉女尸挖掘之谜”将汉代的漆器工艺、染织工艺等串联起来，重点介绍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长沙国丞相利仓侯夫人辛追墓的挖掘情况，故事结合图片的授课方式给学生以直观的了解，以便于理解和记忆。2）用图片、视频辅助教学，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背景下，90后学生对于文字的敏感度大大低于图片和视频。毫无疑问，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图时代”，图像能刺激我们的眼球，激发我们的求知欲。在史论教学中，教师应广泛收集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图片与视频资料。例如，在讲授《世界现代设计史》中的“包豪斯”这一章时，教授完课堂知识后，教师可利用20～30分钟的时间给学生播放“包豪斯”的纪录片，使学生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包豪斯学校的教师、建筑风格及工作室情况，更有利于教学目的的实现，学生可以更主动、更轻松地完成课程内容。在讲授“后现代设计”时，可以适当地给学生播放关于后现代设计大师的访谈、作品介绍的短片，如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矶崎新、扎哈•哈迪德等，让学生对他们有更详尽的了解，全面掌握其设计风格特征。3）化被动为主动，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单一的讲授方法已无法适应现代教学的需要，这就要求教师应化学生的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钻研、探索。在每门史论课程开始上课之前，教师应给学生列出学习本门课程所需要阅读的相关书籍或需浏览的专业网站，明确规定学生应通过图书馆或网络资源进行课外阅读。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时也可要求学生以PPT电子演示文稿的形式完成，让学生主动搜集资料素材，在作业中学会利用各种资源进行学习的方法，并将长期收益。教学资源的拓展设计理论课程不同于其他的文化理论课程，除了在课堂上、书本中学习外，博物馆、美术馆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最佳场所。尤其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学习中，利用博物馆、美术馆作为教学资源，学生可以切实感受到设计实物，认识到我国深厚的美学和文化底蕴，体悟到先人们借助何种思维方式、材料、形式、工艺、产品风格等载体实现某一功能的需求。设计史论教师可要求学生在进行外出专业考查、写生或寒暑假旅游时，参观当地城市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并撰写观后感，提出自己的想法。

考核方式的改革传统的以闭卷考试和论文撰写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已不适应高职类艺术设计史论课程的发展需要，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传统的闭卷考试让很多学生为了考试而死记硬背，“高分低能”；论文撰写对于理论文化水平有限的高职学生来说也不切实际。期末考核应该是从知识和能力两个方面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笔者认为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史论课程的考核方式可采取“开卷考试＋平时作业＋课堂交流和分析问题能力”的方法。将“平时作业”作为考核的重要方面，例如在《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中，可以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章节知识中的主要纹饰进行图案创作，这又可与专业基础课程《装饰基础》相结合，让学生学以致用。在《世界现代设计史》教学中，讲授完某一设计风格后，可让学生就这一设计风格设计一件作品或一幅图案。通过这种作业形式，学生不必死记硬背就能更深刻领会所学的知识，提高学生的造型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意潜力。另外，教师还应该注重学生课堂交流与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在《世界现代设计史》教学中，可要求学生课后了解自己所学专业领域内的1—2名设计师，查找他们的代表性作品，分析其设计风格特征并制作成PPT演示文稿，在课程结束后集中安排作业讲评，学生利用三五分钟陈述自己的作业研究过程及主要内容。这既是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一个方法，又可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教师也可从中做出评定。不过大班教学方式严重影响了这一考核环节的进行和最终效果。但实践证明：即便是大班授课，教师通过鼓励学生主动进行作业陈述，也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在设计史论教学中，应注重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入手，大胆进行改革创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潜能，加强学习、研究、分析、解决设计问题的能力，从而达到设计水平和理论素养双向发展的目的，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设计人才。

作者：刘静静 单位：北海艺术设计职业学院

篇3

关键词:“十一五”；当代中国；美术研究；学术成果；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识码：A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⑤

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仅就“十一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统计，2007年度为18项，2008年度快速递增为29项，2009年度为30项，分别占当年立项课题总量的21%、30%及29%，连续三年居各学科之冠。“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部分的结题数量也高居各学科之首，2007年度为18项，2008年度为9项，2009年度为12项，分别占当年结项课题的53%、50%与40%。

② 统计资料来源于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

③ “十一五”期间，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的课题立项数占当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项目总数的比例约为23%（2007年）、25%（2008年）、31%（2009年）。

④ 如“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发展”（2007年度国家重点）、“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2007年度国家重点）、“闽台民间美术渊源与流变”（2007年度国家一般）、“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7年度国家一般）、“毛南族传统织锦技艺的抢救与研究”（2007年度文化部课题）、“安徽省徽州雕刻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2008年度国家一般）、“现代社会湘西南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生态与保护研究”（2008年度国家西部）、“赣闽粤边区客家服饰的艺术人类学研究”（2008年度国家青年）、“中国苗族刺绣艺术数据库”（2008年度国家数据库）、“中国现代手工艺术的发展研究”（2009年度国家重点）、“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2009年度国家重点），“全球化背景下的岭南莨纱绸服饰文化资源保护与复现对策研究”（2009年国家一般）、“布依族摩教艺术调查研究”（2009年度国家西部），“民间美术资源的调查研究”（2009年度国家西部），“撒拉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以青海河湟地区撒拉族民间艺术为例”（2009年度国家西部）。

⑤ 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历年立项课题汇编（1983-2009）》统计。

Primary Analysis on Research State for Chinese Fine Art in the 11th Five-Year Period

ZHENG Gong

(Institute of Fine Art,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篇4

一、雕塑材料与中国传统雕塑发展

《圣经》云：上帝用尘土按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世上第一个男人亚当。中国神话也载有女娲“抟黄土为人”。似乎人类一开始便与万物结下不解之缘。雕塑的起源不是本论文的主题，但雕塑的产生与物质材料分不开，雕塑形象是借助物质材料呈现出来的。雕塑史的发展，撇开雕塑语言自身发展规律外，与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制造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具，后创造形象。从削制的石头工具和用黏土涂在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上经火烤而成的陶器工具开始，似乎雕塑这个词的“雕刻和塑造”的内涵已经具备。后随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在雕塑材料里添加新的成员，再由铜制、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大型的石雕、木雕成为可能。随科技的发展，不仅雕塑形体的尺寸不断扩大，制作工艺的精细也成为可能，当然这里涉及到材料来源和其他诸如运输、安装等基础科学技术。在传统雕塑中，材料只是作为一种媒介，从属于选择地位，雕塑几千年的发展，对材料的运用已非常成熟。

中国古代掌握雕塑材料的情况如下：

*130～5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打制粗糙的石工具。

*2万年前：母系氏族初期。打制兼能磨制石、骨工具，并在贝壳上钻孔穿连，用为装饰，形成雕刻艺术雏形。

*6000年前：母系和由母系向父系过渡的氏族时期。磨制各种各样的石器工具，雕磨玉、牙等装饰品，烧制泥塑的各种陶器以及简单的人物、动物造型，成为中国最早的雕塑的起源。

*4000年前：父系氏族时期。除各种石、玉、牙、陶等器具和装饰制品外，人像和人体雕塑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殷商时期：已熟练地冶炼铜锡等金属，雕铸为各种青铜器用具、象形青铜器，雕琢玉石象牙等装饰品和人物动物雕刻制作。官府手工业，有土、金、木、石、兽（皮革）、草（苇席）等六工。

*周代：更有珠（翠）、象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玉、石、木、金、革、羽等八材之分。

*战国：雕塑艺术走向精致。在青铜器方面，镶嵌错金银技术有突出的发展。

*秦汉：雕塑走向成熟，在制作大型雕塑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

*唐代：在雕塑表现形式上，所有的石雕、铜铸、木雕、泥塑、陶瓷塑以及夹纻、锤碟等，唐代已普遍盛行。在雕塑材料上，紫檀、黄杨、玉石、犀角、象牙以至竹根等，已是应有尽有。在雕刻技法上，雕、琢、镂、刻、剔、嵌等，亦无不刀凿兼施，五光十色。

*宋、元、明、清时期：宋代有雕瓷出现。元代在工部以下，有出蜡局、铸泻局、银局、镔铁局、玛瑙玉局、石局、木局、竹局等。这个时期，除雕漆以外其他工艺美术，如石雕、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工艺无不得到发展。

二、雕塑材料与中国传统审美

雕塑是造型艺术中与材料最直接相关的一门艺术，虽然材料只是一种媒介，但在雕塑的审美中，材料占有重要的位置，没有它，美就没有形象性、具体性和直观性，就不能作用于人的感观而成为审美对象。由于雕塑形象的呈现是借助物质材料而呈现的，材料本身的表面肌理也构成了形象呈现的一个方面，使得与触觉相联系的质感具有了审美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传统雕塑中，材料本身质地与雕塑作品二者的审美结果不一定成正比的。一件大理石的作品或许是失败的，一件泥制的作品可能是杰出的。雕塑作品的审美就其本质而言，是有和物质材料不同的特征，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它不能归结为物质的特征和属性。一件作品的泥稿、石膏、铸铜三个形式，其审美价值应该在浇铜之前已经存在。当然，媒介材料有时也直接对雕塑的人物性格起象征作用。同一作品用大理石或花岗岩雕成，前者温柔，后者刚硬，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在所有传统雕塑材料中，对材质美感的认识方面，其他材料是很难与玉石相匹敌的。在古代中国，玉器的被注意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器渐次萌芽之时。玉质的天然美既深得奴隶主的爱好，而玉工的传统技巧又得到新工具（青铜器）补助大有提高，故大量玉器被制作。

因硬玉和软玉都有温润之光和不可描写之色，深为人所好。“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糜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礼记·聘义》第四十八篇）。这里不仅把玉看作坚贞温和、不屈不挠的高尚品格的象征，而且把玉作为人生行为至好标准的代称辞（如玉人、玉色、玉立等）。似乎玉石的材质审美已高于用玉石做媒介的雕塑本身。

象牙与黄金也是贵重雕塑材料，象牙不仅稀少，而且材质纯洁光润，所以很珍贵。黄金为贵金属，产量不多。材料本身的珍贵使得雕塑的审美效果大大提高。

在传统雕塑中，人们最爱用而且用得也最广泛的材料是青铜。以中国青铜器为例，根据历代著录及发掘所得，大约成品已超过万余件。虽然铜的合金有好几种，但由于长期受腐蚀，最终的质感差别不大，铜制雕塑数量虽多，其材质美感已成定式。木材与石材一样，材料资源丰富，石材坚固永久，木材的人工雕凿肌理丰富，两者加工工艺成熟，很受广大制作者青睐。

纵观中国古代雕塑，一方面与绘画相比，雕塑只是工匠们的“皂隶之事”，使得雕塑难以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思维形态，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雕塑实物资料，却没有留下系统的雕塑史论的专著。另则雕塑一直没有摆脱宗教与墓葬两大服务，由于题材和仪规的限制，极大地妨碍了雕塑工作者的艺术想象。对雕塑材料的探讨也仅局限于工艺品之类。[next]再者对雕塑材料的探索还跟材料的加工工艺紧密相连，在工业文明之前，手工工艺从某种意义上也有其局限性，其耗费的精力远大于机械加工手段，机械加工所带来新的材质美感从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雕塑审美的发展。

三、材料探索与西方现代雕塑

赫伯特·里特写的《现代雕塑简史》是从罗丹开始的，罗丹本人对雕塑材料有很好的描述，他说大理石近似人的皮肤：“抚摩这座像的时候，几乎会觉得是温暖的。”在现代雕塑发展过程中，通过对雕塑材料的探索，产生了立体派、构成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而对材料自然属性的探索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布朗库希的雕塑形式是“在两个颇为使人折服的观念下发展进行的——普遍的和谐及材料的真实性。”1布朗库希本人也曾表示:“当你雕琢一块石头时，你将发现你手中的这块石头的精神及其他属性，你将跟着对这块材料的思考而展开你的艺术构思。”2布朗库希所使用的雕塑材料，从现有的作品看仍是铜、大理石、木材等，但他对材料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抛光、着色以及从对材料的观念出发下的形式等，在现代雕塑史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布朗库希，现代雕塑的特征进一步被奠定——对自然材料的重视。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方现代雕塑史：

虽然毕加索在1909—1910年完成第一件立体派雕塑《女人头像》，但在随后两年间，立体派的“纯形式”理想渐渐被一大堆各种物体的“掺杂”所代替——浆糊纸、油毡、木片和细绳，其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件用集合手法做成的雕塑《苦艾酒杯》，是用蜡模翻制的青铜作品，上面放置一把真正的汤匙来平衡整个雕塑。

构成主义的倡导者——塔特林，从毕加索那儿得到了启迪，开始“一种新型的雕塑，用原材料和现成物品构成艺术品，并将它安置在真实的环境空间中，严格摒除任何再现的意图。材料有着各自的造型品格，用木头、铁、玻璃等表面质感来组织一幅艺术品，‘真实空间中真实材料构成’。”3《第三国际纪念碑》这件作品不仅仅用合适的材料来象征这个新时代可能获得的成就；更进一步说，一种新的艺术也依赖着新的材料也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社会意义。

而后，康定斯基、嘉博、佩夫斯奈、罗德钦柯和李西斯基相信艺术的功能更为直接——对空间、量感和色彩基本因素的深入研究，如他们所讲，去发现“美学、物理和功能上的容量”，雕塑和构成的浮雕似乎是揭示这种物理和功能的容量的最好媒介，也提供了生产上最终的益处。

在包豪斯学校，构成主义的教学分为基础课和设计课，前者指材料和工具的训练，后者指观察、表现和构思的训练。而后的基础课指导老师莫霍利·纳吉创作出活动的雕塑，而且采用了一种新材料“树脂玻璃”，到1943年他完成了第一件树脂玻璃与铬管的雕塑。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从未同具像传统作出过决定性分裂，而波丘尼的未来主义则相反，他不仅仅是工业技术文明的第一批艺术家：他们的原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来自技术——动力和运动、机械的节奏和制造的材料。他还宣称人类的整个艺术体系的基础都将被改变，同新体系相符合的应是新的形象、新材料、新的社会功能。

对于雕塑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绘画、浮雕、圆雕和现成品之间消除任何形式上的区别。现成品艺术由此产生。这样的艺术品已经远远不是通常的雕塑、绘画所指的涵义了，而是一件不能具体规定的物体。超级秘书网

轻视思想上的母题，导致雕塑家迈向金属材料的选择，金属易拉长，拉长成丝；易锻打，可以锤击成形；还可以熔和铸。现代雕塑家充分利用金属的这些特点，开始制作金属焊接雕塑。

由以上的西方现代雕塑各流派的发展得出：材料的探索对雕塑的发展意义重大。

虽然，在亨利·摩尔的作品中青铜作为最终材料不断出现，但他的雕塑设计随材料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在雕塑中发现的材料真实性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特质。每种物质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质，只有当雕塑作品直接地与材料发生关系时，物质材料才能作为观念的一部分发挥作用。例如岩石是坚硬和凝固的，它不可能超出它的物质结构之外去勉强达到一种柔软的程度。

随着雕塑概念的解构，现代艺术家已从生态学、大地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多样艺术入口，将艺术与人的感官和环境、时间、空间等紧密地联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起来，各种艺术的可能性正在探索。材料的内涵已不仅是传统雕塑材料中的金、石、木等，而是指包括多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介。

参考文献：

篇5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美术理论及美术批评均是它的主要内容。美术学要研究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鉴赏、美术活动等美术现象，同时也要研究美术思潮、造型美学、美术史学等。此外，美术学还要研究本身的历史即美术学史，就像哲学要研究哲学史一样。美术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对美术学的研究还可以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美术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例如美术社会学、美术心理学、美术市场学、美术信息学、美术管理学等等。这里，“美术”二字的涵义有时会扩大到书法及摄影等造型艺术领域。通过这一界定，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构成了对“美术”这一现象的研究，这在我国已经形成美术学的基本框架。

然而遍览欧美各地大学的学科设置，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术学”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与“美术学”对应的英文词汇。欧美的美术史研究，且以德国为例分析，强调美术史本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派别影响最大。特别是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主流，美术史巨子贡布里希更将图像学的观点进一步推延到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等等。在此意义上，美术史实际上是借美术的外壳，承载社会文化的历史内容与含义。设在综合性大学里面的美术史学科，大都拥有独立的系别。如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些知名大学均有美术史研究的专业。另外也有将考古与美术史并置的，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就有名为“考古与中国艺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学科，常设在综合性大学的哲学系美学专业。当然，也有一批艺术院校有美术理论专业。

总之，国外还没有一个可以能够包含史、论、评含义的美术学概念。同时，也似乎不存在一个学科管理意义上的美术学。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便是这种体例。谢赫在这部著作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览。”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即品评绘画的六条标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这六条标准成为此后绘画批评中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批评理论和美术作品研究也可以进入史的范畴，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汇其中。

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学科，它们却构成美术学的基本内容。美术批评学可以作为美术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加以研究，当然在批评学领域，美术批评学也可以作为批评学的一个分支，与文学批评学、音乐批评学等并列。美术批评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题材、内容、思想和风格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价值，分析其优劣，或者对美术现象，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活动进行分析评价，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这种活动就是美术批评或者叫美术评论。美术评论和当前的创作实践活动联系比较紧密，批评家要参与美术活动，及时了解创作动向，推动创作活动的发展，美术批评家有时还可参与策划美术展览，组织创作研讨等活动，因此美术批评也是一项操作性、现实性比较强的活动。而美术批评学则是从理论上总结批评规律，提出批评观念、批评标准和方法，或者总结历史上的批评成果，建立起理论形态的批评学科。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发掘、研究、探讨，客观地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科学。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是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先河。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大艺术家传》。这部书记录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为后人研究文艺复兴美术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该书首次出版于1550年。西方艺术史学科的真正建立应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出版《古代艺术史》作为标志。这样，中国的《历代名画记》早于瓦萨里约700年，早于温克尔曼约900年。所以，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立实际上始于盛唐。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作品也可以包括书法及摄影的功能与作用、基本特征、形式、结构、语言、风格及其中的审美规律和思想活动，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术批评理论也是美术理论的组成部分，但鉴于美术批评理论和美术评论活动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美术批评和美术理论常常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探讨。

在对美术史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客观地揭示作品的创作年代、材料、作品的题材内容等，但当美术史家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探索时，也必然要与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和艺术观念及价值标准对作品做出评判，而在这一过程中，批评或明或暗地在起作用。固此美术史不可能完全离开美术批评。美术批评还是联系美学、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美术作品的桥梁。由此看来，美术批评与美术史、美术理论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三者成为美术学的基本内容。

篇6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学理论；学科目录；专业目录；比较研究；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会员会颁布实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以下简称“2011学科目录”）。新的学科目录（本文把面向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目录简称为“学科目录”）在“艺术学”门类下设了5个一级学科，但未设置二级学科，并明确说明：“《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是国家进行学位授权审核与学科管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依据，适用于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学士学位按本目录的学科门类授予。”①

时隔一年半后，201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以下简称为“2012专业目录”）。新的专业目录（本文把面向本科生培养的专业目录简称为“专业目录”）在艺术学5个专业类（一级学科）下设33个专业（二级学科）。至此，纷纷争争的新一轮的学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已经尘埃落定。按照规定“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本科教育中称为“专业类”）和二级学科（本科专业目录中为“专业”）三级。”②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而言，新独立的“艺术学”门类所具有的“合法”目录是：5个一级学科，33个二级学科。

但是，尘埃落定并不意味着存在的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意味着“合法”的就是“合理”的，特别是对于新独立的“艺术学”门类而言。但是，尘埃落定却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学科目录设置管理办法规定：“一级学科的调整每10年进行一次”，“二级学科目录每5年编制一次”③。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也明确规定：“《专业目录》十年修订一次；基本专业五年调整一次，特设专业每年动态调整。”④尽管如此，鉴于学科、专业目录是引导艺术学门类建设和艺术教育发展的指导性、规范性文件，既涉及严肃的学科范畴和学科逻辑建构的学术问题，也涉及面向社会现实需要搭建艺术人才培养目标体系的系统工程，我们更有必要对学科、专业目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在未来5或10年的调整时机能够有所进益，使艺术学门类的学科、专业目录日臻合理和完善。为达此目的，系统地比较、分析国内外艺术学门类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状况，认识不同的设置理念和原则，并思考我国艺术学门类学科、专业设置的合理取向，当是一条重要的借鉴途径。

一、美、英、德、俄四国艺术类学科、

专业目录的设置与分析

作为高等教育的规范性指导文件，学科目录及其下属专业的设置，根本的原则理应是既符合学科和学理逻辑又符合国家教育实际和需要。纵观当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学科目录，各国作为独立学科门类（或称学科群）“艺术”或“艺术学”都有自成体系的学科和专业群（参见表1⑤）。同时，它又是和其他学科门类有着明显的交叉、融合优势的生长学科群。不过，由于艺术教育自身所包含的“艺术技能教育”（术科）与“艺术研究教育”（学科）的天然差异⑥，各国在学科目录中对艺术学科门类名称的概括是不同的，只有德国最理性和客观，并列使用“艺术，艺术学”作为门类名称。但是，各国在一点上又是相同的，即该门类中都包含有艺术技能教育（术科）和艺术研究教育（学科）两类学科、专业，凸显了现代专业艺术教育“学术”与“技术”并重并相互结合的学科教育理念。

分析世界主要国家艺术学学科目录的设置，大致可归为两类设置逻辑和设置状况：一类是以艺术的“种”概念划分为基本根据的、学科数量较多又相互独立的设置格局，突出艺术品种、种类的专才教育。同时，又通过开设“综合”或“其他”学科，为艺术种类融合或艺术与其他学科交叉等新艺术学科、专业的拓展留出发展空间。这种设置格局以美国、英国等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以艺术的“类”概念划分为基本根据的、学科数量较少并相对独立的设置格局，突出艺术类型、类别的通才教育。同时，它一般又在学科类别中设有少量的独立专业，或依据传统在个别学科中保持有较多独立专业。这种设置格局以德国、俄罗斯等国为代表。

下面不妨选取美、英、德、俄四个国家的艺术学学科目录为例，做些比较分析。

（一）美国的学科目录最初是由统计高校现实的学科专业状况而产生的，因此不具有指令性职能，但近年来对高校的指导性作用已开始显现。CIP-2000于2002年定稿，划分为38个学科群（相当于“门类”），下设326个学科（相当于“一级学科”）。按学位差别总体上又区分为三大类：一是以学术型学位教育为主的学科群，共13个学科群124个学科。主要是人文、社科、理学、交叉学科等。二是以应用型与专业学位教育为主的学科群，共13个学科群168个学科。主要包括工学、医学、农学、法学、神学、教育学、管理学、艺术学、建筑学、新闻学等学科。三是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学科群，共12个学科群70个学科。包括军事技术、各种职业技术、家庭科学、休闲健身等学科。为便于比较，我们可以不计它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群，这样美国的学科目录（适用于研究生和本科生）就是26个学科群292个学科。

在美国的学科体系中，艺术学属于“应用型与专业学位教育为主”的学科群，下设9个学科（一级学科），52个专业（二级学科）。但它依然包含技术和学术两类学科和专业，并且在学科和专业两级都以设置“综合”和“其他”的方式为交叉和新兴学科、专业留出了发展空间（参见表2）。这是美国学科目录设置的一大亮点。这种亮点还表现为它在学科群中就独立设有“交叉学科”、“文理综合”门类，下设22个一级学科，为业已兴起的新兴、交叉学科和专业开绿灯。与我国艺术学目录的第二个明显不同，就是保留有“工艺、民间艺术与手艺”一级学科及其专业，为传统手工艺术形式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教育保障的途径。第三个显著不同是二级学科（专业）的设置显然是根据各一级学科艺术种类的发展和专业实际，采取“种”观念来设置的，专业数量较多，且各一级学科之间显然是“不平衡”的。以“美术”为例，二级学科（专业）并没有被整合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专业，而是按“画种”分设的。第四个特点是设有大量艺术与市场结合的专业，比如“戏剧艺术经营”、“影视制作与出品”、“艺术经营”（实为美术经营）、“音乐商业营销”等，为艺术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传播和发展提供专业支持。

此外，美国的“艺术教育”是被归在“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特定学科与职业教师教育”中，设有“艺术学教师教育”、“音乐教师教育”专业。在“神学”门类下设有“宗教音乐”的一级和二级学科。“建筑学”是独立的门类，下设有8个一级和二级学科，其中有“建筑环境设计”、“室内设计”、“风景建筑设计”等学科和专业。在“农学与农业经营”门类中有“应用园艺/园艺经营”一级学科，设有“观赏园艺”、“风景与庭院美化”等专业。学科目录还设有“传播与新闻学”门类，下设有“传播与媒体”、“广播、电视与数字通讯”、“公共关系与广告”等一级学科。

（二）英国的学科目录也是由统计、综合高校现实的、具体的学科专业状况而产生的，至今对高校不具有指令性和指导性职能，至多只具有参考作用。JACS产生于2002年，由20个学科领域（相当于“门类”）组成，下设159个一级学科。其中，“创造艺术和设计”作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共设有10个一级学科，44个二级学科。

“创造艺术和设计”门类所设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状况与美国相似（参见表3）。一级学科层面也保留有“工艺”一级学科及其具体的二级学科；在二级学科（相当于“专业”）的层面，英国在部分专业的设置上比美国略显概括，比如用“音乐类型”、“舞蹈类型”等概括了具体的种类，又为按种类、类型设置和实施专业教学保留了空间；同时，在一级学科用“宽口径学科”、“其他学科”、在二级学科用“未分类学科”的方式，为新兴、交叉和综合学科、专业留出了发展空间。

与美国和中国学科目录明显不同的一点是，它在一级学科中设有“想象性写作”学科，下设“剧本写作，诗歌写作，散文写作”专业。这对我国不失为一种启示，为艺术界呼吁将“文学”纳入“艺术学”门下提供了一种思路。其实，要将“文学”全部纳入艺术学门下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不要说作为门类的“文学”，就是作为一级学科的“语言文学”也不能全部纳入艺术学。这里的关键是区分“语言学”和“语言艺术”，只有创作性的语言艺术才是属于艺术范畴的艺术种类之一。第二点不同是，美术学科下设有“精美艺术保存”专业，这应该是针对美术品的修复与保护专业。这个专业放在艺术门类中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第三点不同是，英国的艺术类学科、专业中似乎不涉及“电视艺术”领域，在学科目录中另行设有“大众传媒和文件”学科领域（门类），其中有“媒体研究”、“媒体生产”等学科、专业。

另外，英国的学科目录在“历史和哲学研究”门类的一级学科“专题历史”下设有“艺术史”、“建筑史”、“设计史”等专业。但“音乐史”、“舞蹈史”、“电影技术及摄影历史”等却设在“创造艺术和设计”门类中，这应该与他们的学科教育传统有关⑦。还有，他们的学科目录中没有明确设置“艺术教育”学科和专业，在“教育”和“创造艺术和设计”门类中均未见明确的艺术教育专业。或许包含在“教育”门类中所设的“教师教育-专门化”、“专业教育理论研究”等相关专业中。“建筑学，建筑和规划”是独立的门类，下设6个一级学科，在“园林设计”学科下设有“园林建筑”、“风景研究”等专业。

（三）德国的学科目录也是由统计高校现实具体的学科专业状况而来，对高校不具有指令性和指导性职能，只具有参考作用。德国的学科目录有两个体系，一是“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录”，用于“学生和考试统计”；二是“专业群、教学与研究范围和专业领域目录”，用于“人员和岗位统计”。简单地说，前者是学生学习专业的目录，相当于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后者是教师教研和科研专业领域的目录。相比而言，前者比较概况，后者比前者所设学科专业要多、也详细得多。

2004年的“专业群、学习范围和学习专业目

录”共计10个专业群（相当于“门类”），下共有83个学习范围（相当于“一级学科”）。其中“艺术，艺术学”门类下共有5个学习范围，30个学习专业，相比于美国和英国的设置要概括、简洁得多。显然，学生学习的学科、专业都要宽泛得多，以某种“类”性质来归纳，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参见表4），可谓宽口径培养策略的体现。以一级学科为例，按我国的习惯来看，其设置基本可以概括成“艺术学、造型艺术、设计艺术、表演艺术、音乐艺术”5个一级学科，我国刚公布的“2011学科目录”与之有相似性。下设专业仅在“设计艺术”和“音乐艺术”中略显具体，其他专业均较概括。第二个明显的不同是德国重视“艺术研究”学科和专业，不仅是传统的艺术史和单科艺术学（如戏剧学、音乐学），而且为普通艺术学设置了艺术教育、艺术品修复学、艺术和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等专业。这不仅使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有了丰富的专业支撑，也表明该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专业内涵、发展空间和现实价值。这是非常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和借鉴的方面。第三个不同点是将“艺术教育”的专业设置在“艺术，艺术学”门类下，既有综合的“艺术教育”研究专业，又有单科艺术教育（如舞蹈教育、音乐教育）专业。这种关于艺术教育的学科归属和层次设计，突出了专业性质和依托关系。

另外，在德国“建筑学”不是独立的门类，属于“工程科学”门下的一级学科，有“建筑学、室内建筑学”专业。在“农学”门下有“园林建筑”专业等。

（四）俄罗斯高等教育传统的学制和学位制度比较特殊，经过近20年的引入国际通行制度的改革，形成了现行的大学教育的两种学制和学位体系（俄罗斯的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均属于大学后教育范畴）：一是由学士到硕士的学制（4+2年），二是培养文凭专家的学制（5-6年）。前者获得“硕士学位”，后者获得“专家资格”（如工程师、经济师等），两者大致相当，都可以报考研究生，攻读副博士学位。这种设置大致可以理解为有如中国全日制研究生中的学术学位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之别。另一方面，俄罗斯近20年来也在努力改革传统的、以窄口径的“专业”培养人才造成的弊端，实施按照新的、宽口径的“方向”来培养学生的新模式，这方面主要集中在工科、技术科学等领域。同时，还在整个学科目录中设置了“跨学科专业”门类，为新兴、综合和交叉学科与专业的发展开辟了教育实施途径。这样，就形成了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学科目录在结构上的特殊性。

2000年俄联邦教育部了最新的学科专业、方向目录，具有指令性职能。这个目录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培养学士、硕士的方向目录，其中包括自然科学与数学类、人文与社会科学类、教育类、技术科学类和农业科学类，共5大类95个方向。二是培养文凭专家的专业目录，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类、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文化艺术类、教育类、农业经济类、医学类、服务类、跨学科类以及信息安全领域中的专业类，共计10类170个专业。三是培养文凭专家的方向目录，其中包括技术与工艺类、农业类、艺术与建筑类、语言学与信息学类，共4大类84个方向。由于三个目录的学科门类与专业设置是相似的，本文以“培养文凭专家的专业目录”为分析依据。

俄罗斯学科目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艺术”相关的专业或方向在三个目录中都有设置，且归属多个学科类，比较分散（参见表5），并大致表现为学术型、专业型、技术型的层次差异。在培养文凭专家的专业目录中，独立设置“文化与艺术专业”门类，其下设有可归属于不同种类艺术的专业30个。笔者按中国一级学科的习惯，大致归并了戏剧、舞蹈、音乐、电影、美术、设计与工艺、文学制作、图书馆与博物馆等8类，属于艺术的共7类27个专业。第二个特点是，专业目录在层次上只设两级，即学科类（门类）、专业或方向（二级学科），不设一级学科。与美、英目录相比，在专业或方向的设置上俄罗斯还是比较概括的，注意了宽口径的要求，但又用“按类型、按领域、按种类”等要求为保持专业性留出了空间。第三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将专业化、应用性比较强的“文化”专业与“艺术”归为一个门类的设置作法，这其中应该包含着主张两方面结合的理念，特别是在“博物馆业与文物保存”、“社会文化活动”等专业方面，艺术与之联系密切又有共通性是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归入这个门类的比较不同的专业是“文学制作”，这也是在其他国家的艺术学学科目录中未曾有的专业。第四个不同之处是，它的“艺术学”和“艺术教育”专业设在其他门类中，前者是“人文-社会专业”门类下的专业，后者设在“教育学专业”门类下，有“音乐教育”、“造型艺术教育”两个专业。

在另两个专业目录中，比如在培养学士、硕士的方向目录中，“人文与社会-经济科学”门类中设有“艺术”和“建筑学”等专业；在“教育科学”门类中设有“艺术教育”专业；而在培养文凭专家的方向目录中，在“艺术与建筑学”门类下又设有“建筑学”、“纺织与轻工业产品的艺术设计”两个专业。

综合比较上述四个国家“艺术”或“艺术学”门类的学科和专业设置情况，有共性又有各自明显的特点，都是在各自国家的文化传统、大学教育理念和高等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总结设置的，具有学理逻辑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各有所长。总结其中体现的设置学科的学理逻辑和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至少有两点是明显的：一是引导艺术学门类下领域和形式各不相同的学科和专业，相对独立地自我发展，突出其“种类”的专业性，以“窄口径”培养具有专精的专业创作和实践能力的艺术专门家，或具有深入的种类艺术学专业研究能力的专家为主要人才目标的教学理念。典型的代表是美国的学科目录。当然，这样的理念并不否定艺术类学科的综合、交叉等创新学科和专业的教育，专门辟有这方面的学科和专业发展途径。二是引导艺术学门类中相近、相关领域的学科和专业融合发展，突出其“类型”的专业性，以“宽口径”培养具有兼容的艺术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领域艺术家，或具有专业素养的艺术研究、艺术学研究专家为主要的人才培养目标。这以德国的学科目录为典型代表。自然，这种理念也并不否认专业技能教育，它的实施得益于建立在比较发达的艺术学研究基础上的、学术与技术并重的专业教育。

二、中国学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

专业设置的历史与现状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的变化历程，自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来，主要经历了四次变化⑧：第一次是1983年公布试行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含11个学科门类，64个一级学科和647个二级学科（含1985年增补的军事学门类）。同时，还有自1984年以来国家教委分科类先后公布实施的本科专业目录。第二次是1990年公布实施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90学科目录”），共设置11个学科门类、72个一级学科和620个二级学科，设试办专业34种。同时有1993年公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93专业目录”），设10个门类（不含军事学），下设专业类71个，504种专业。第三次自1997年开始，《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以下简称“97学科目录”）增加了管理学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增加到88个，二级学科调整为382个。后经1998年和2005年两次补充修订，调整为89个一级学科，392个二级学科。同时有1998年公布的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98专业目录”），设11个学科门类（不含军事学，增加了管理学），专业类71个，专业249种。第四次是2011年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增加了艺术学学科门类，共设置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未设置二级学科目录。与之相应的是新修订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设12个学科门类（新增艺术学，不含军事学），专业类92个，专业506种。

下面以1990年以后学科目录、专业目录中的“艺术学”学科为例，统计其学科、专业设置数量的变化（参见表6），结合历次修订原则，概括分析其变化轨迹。

1.“90学科目录”中，“艺术学”属于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16个二级学科，2个试办专业。另在文学门类“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有“文艺学”二级学科；在法学门类“民族学”学科下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在工学门类“建筑学”学科下设有“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和“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业，在“纺织”学科下设有“纺织品设计”、“服装”专业；在农学门类“农学”学科下设有“观赏园艺学”专业。“93专业目录”中“艺术类”下设43个专业，另有控制设点专业3个（参见表7），还在“新闻学类”下设有“广告学”专业；在工学“土木类”下设有“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在“林业工程类”下设有“室内与家具设计”专业，在“纺织类”下设有“纺织材料及纺织品设计”、“服装”专业；在农学门类下设有“观赏园艺”、“风景园林”等专业。

对于这次修订，“90学科目录”中写道：与之前的目录相比“有一批专业拓宽了专业面，调整、充实了专业内涵；同时，删掉或归并了一些划分过细、偏窄的专业，增加了一批新专业。”⑨这种修订原则也贯彻在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中，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修订后的专业数减少了309种。不过，这种拓宽专业口径和内涵的理念在“艺术类”方面并不明显，从对照表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学科目录还是专业目录，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仍较多，且专业划分比较具体，突出的是以不同的艺术种类为基本专业的理念。这种设置状况很类似美国、英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当然，目录在整体上也显示了归并的意图，这在“90学科目录”的二级学科设置上比较明显，在“93专业目录”中也显示了把设计与工艺、戏剧与戏曲、电影和电视设置在一起的意图。比较好方面是，目录在各个种类的专业群中，多设有研究、教育专业；另外，设有独立的“文化艺术事业管理”专业。

2.“97学科目录”中，“艺术学”仍属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下设8个二级学科。另在文学门类“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有“文艺学”二级学科；在法学门类“民族学”学科下设有“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在工学门类“建筑学”学科下设有“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和“城市规划与设计（含：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业，在“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下设有“纺织材料与纺织品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在农学门类“林学”学科下设有“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98专业目录”中，“艺术类”下设20个专业（参见表8），另外在“新闻学类”下设有“广告学”专业；在工学“土木类”下设有“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在“轻工纺织食品类”下设有“服装设计与工程”以及包装、纺织工程等专业，在“环境生态类”下设有“园林”专业等。

这次两个目录“修订的主要原则是：科学、规范、拓宽；修订的目标是：逐步规范和理顺一级学科，拓宽和调整二级学科。”⑩修订后与之前的目录比较，二级学科（专业）种数大幅减少，专业的内涵被大大拓展了。以艺术类为例，学科目录的二级学科被统一以“学”归并为8个学科，本科专业被归并为20个，专业名称设定为综合性很强的“类”概念。如“音乐表演”专业，涵盖了“93专业目录”的“指挥；演唱；键盘乐器演奏；管弦（打击）乐器演奏；中国乐器演奏”等5个专业，“美术学”专业包括了原目录中的“美术学”、“美术教育”专业，“艺术设计”囊括了原来的7个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归并了原来戏剧、影视学科中的5个专业。这次修订使学科目录规范、简洁了，但也造成了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和专业方向之间名称的重复之弊。而且，二级学科“艺术学”之下未设本科专业，“舞蹈学”之下未设“舞蹈表演”专业，原“93专业目录”中的“工艺美术学”、“工艺美术设计”专业完全被“艺术设计学”、“艺术设计”专业取代等等，这些显然也是不得当的。同时，“文化艺术事业管理”专业被取消，另在新设立的“管理学”门类下设有“公共管理类”，下设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可授管理学、教育学、文学或医学学士学位）。

3、“2011学科目录”中，艺术学设为独立门类，下设5个一级学科；另外在工学门类下设有“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等一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下设“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但新的学科目录中未明确设置二级学科目录，这必然造成本科专业目录中的专业设置将成为学科专业目录体系中的二级学科之实。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在艺术学5个一级学科下设29个基本专业、4个特设专业，共计33个专业（二级学科）（参见表9）。

另外，将艺术教育方面的专业集中移至教育学门类的“教育学类”下，设有“艺术教育”专业（可授教育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在管理学门类的“工商管理类”下增设“文化产业管理（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专业，在“公共管理类”下仍设有“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类”下设有“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专业；在历史学门类下设有“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T）”专业；在工学门类的“纺织类”下设有“服装设计与工程（可授工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服装设计与工艺教育（T）”专业，“建筑类”下设有“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可授工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和“历史建筑保护工程（T）”等专业；在理学门类“地理科学类”下设有“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可授理学或管理学学士学位）”专业；在农学门类“植物生产类”下设有“园艺”、“林学类”下设有“园林”专业。

在2010年《教育部关于进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的通知》中，对“98专业目录”的评价是：“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本科教育观念，确立了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对引导高等学校拓宽专业口径，增强适应性，加强专业建设和管理，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谈到存在的问题时说：“现行本科专业目录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不能很好地满足高校多类型、人才培养多规格的需要，存在着与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划分不够一致、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困难等问题。”纵观20多年我国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轨迹，从1990年的修订原则到2010年的修订思路，可以清晰地看到，拓宽专业口径以增强适应性，改变过分强调“专业”的本科教育观念，确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观，是国家这些年来学科、专业目录修订的贯穿思想。这种理念的直观体现就是学科、专业的名称越来越向上层概念靠拢，含义越来越包容，学科和专业的数量越来越少，但专业指向性也越来越模糊。问题是，这种越来越普泛的学科专业目录，作为针对各个学科的全国一刀切的指令性、规范性的学科专业规范，是不是“能很好地满足高校多类型、人才培养多规格的需要”？是不是解决了“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专业设置困难等问题”？从艺术学门类和艺术教育的情况看，并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三、从中外比较中反思我国艺术学门类学科、

专业目录的设置问题

前文在比较分析美、英、德、俄四国艺术类学科专业目录中，可以看到各国的目录设置是各有特点的。总结其中体现的学理逻辑和人才理念，不论是基于“种”概念还是“类”概念的划分，体现“窄口径”还是“宽口径”的理念，其目录的设置逻辑是统一的，内涵是一致的，理念的贯通的，且很好地体现了现代专业艺术教育“学术”与“技术”并重并相互结合的办学理念。

我国近20年来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始终存在着要求将“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下独立出来的呼声。如今，“艺术学”自立门户，但也面临着自身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含学科、专业目录的建构）方面的若干问题。这方面的建设并非单纯的学理问题，还必须结合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从中外学科、专业目录比较的角度，探讨和反思我国艺术学门类的学科和专业在设置方面的相关问题，无疑是会用所收益。

1.既整合又分离：学理基点和逻辑不统一现象

从总体上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总体布设方面类似美国的体系，在具体学科专业归并方面又类似德国体系，试图将两种体系的长处结合起来。美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与艺术、艺术学教育相关的学科专业不仅集中在“艺术学”门类下，也按主要属性散布在一些相关学科门类中。但德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极少有这样的现象，突出学科归属清晰的逻辑取向，除了“建筑学”下的“室内建筑学”、“农学林学”下的“园林建筑”专业外，基本没有艺术相关专业设在其他学科门类下的情形。而且，这两个独立设置的专业与“艺术，艺术学”门类中“设计”学科下的专业也没有交叉之处。在这方面，英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也有相似之处。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整体布设方面显然更类似美国的学科目录取向，“散布”现象明显（参见表10）。

基点和逻辑是统一的，可以概括成以理论研究为基点的“艺术学”、以创意应用为基点的“设计艺术”、以形象创造为基点的“造型艺术”、以形体演艺为基点的“表演艺术”、以音律创作为基点的“音乐艺术”五大类，而中国的五类归并显然是原“97学科目录”中8个学科的合并，虽然照顾到了学科间的相关性，但又不能说学理基点和逻辑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在专业层面，德国目录比较概括，特别是“艺术学”、“造型艺术”、“表演艺术”学科中的专业，似乎还含有专业融合的倾向；只在“设计艺术”和“音乐艺术”学科中还保留有部分相对具体的“种”专业。对比可见，我国的“98专业目录”比德国更概括，已难以看到具体的“种”专业，几乎只剩下“类”概念。“2012专业目录”在总体上延续了这个特点，除了新增专业和4个特设专业外，其他专业没有变化，只是按新的一级学科并置（比如“音乐与舞蹈学类”下的专业）或合并（比如“戏剧与影视学类”下的专业）在一起而已。目录中最“显眼”的变化，是设计学一级学科下的“艺术设计”专业，一夜之间又退回到了“93专业目录”的状态，变成了7个比较具体的专业，其中新增的专业有“公共艺术”、“数字媒体艺术”，其他5个专业多为过去曾列入目录的专业的更名。一方面是“聚零为整”地拓宽口径，一方面又“化整为零”地缩小口径，我国“艺术学”学科专业目录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在一级学科和专业双重层面的既整合又分离、学理基点和逻辑不统一的现象，透露出在“艺术学”学科建设和教育理念方面的紊乱问题，这方面问题的影响将是长远的，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宽口径或窄口径：专业和人才培养口径问题

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自1990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改革原则是：拓宽专业口径以改变过分强调“专业”的教育观念，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观。这在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上取得了明显的改观，例如“98专业目录”中的艺术类专业均概括成“类”概念。但是，这种改革在我国艺术类学科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中的实际收效却甚微――几乎所有招收艺术类专业的高校，不论是专业艺术院校，还是综合性、师范性、理工医农类大学的艺术专业，均是在“98专业目录”所列“专业”后面以括号加注“专业方向”的方式来实施招生和专业培养的。例如：绘画（油画方向）、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方向）、音乐学（音乐教育方向）等等。这说明，过于笼统的“类”专业是难以实现专业艺术教育的，存在着培养“口径”模糊之弊。那么，对于艺术学门类的学科建设、专业教育而言，究竟是“窄口径”还是“宽口径”更适合学科逻辑和人才培养，即艺术学门类的学科和专业的设置基点定于什么宽窄度更适合？对于这个问题，恐怕难以一概而论，各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存在宽窄两种口径就说明各有所长，同时又与各国的传统和国情需要相吻合。

以美、英为例，艺术学门类的学科是按照通常的艺术种类划分的，专业主要是按照“种”概念区分，但又没有无限扩张，主要是按照领域、品种来概括的；同时，也有类似“音乐演奏”、“音乐类型”、“舞蹈类型”等比较概括的专业，但又为按种类、类型设置和实施专业教学保留了空间。四国中德国的专业设置最概括，但在“设计艺术”和“音乐艺术”等品种差异较丰富的学科中又保留有较具体的“种”专业，这也可以说明某些艺术专业完全以“宽口径”恐怕难以实施。俄罗斯的学科专业目录具有和中国相同的指令性性质，并向实施“宽口径”专业方向改革，专业设置较概括，突出了“类”概念，但是又用“按领域”、“按类型”、“按种类”等要求为保证专业性留出了空间。上述国外的设置作法表明，只有平衡把握好专业层面的“类”和“种”的设置关系，才能真正有利于艺术学门类实施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鉴于艺术学各学科自身种类和关系的复杂性，专业（二级学科）设置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学者们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3.综合性与专业性：理论性“艺术学”专业的平衡

一般说，欧美国家的艺术教育体系中是比较重视理论性的“艺术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这方面我们有相当大的差距。主要有两种体系，一是类似英国和俄罗斯的体系，将“艺术史”或“艺术学”专业设在人文社会科学类的学科中，又在艺术学门类中也设置部分种类艺术史专业。同时，把“艺术教育”设在教育门类下。这种体系突出了这类专业的人文和理论基础，以综合型学术性见长。二是德国的体系，将艺术学研究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设置在“艺术、艺术学”门类中，不仅重视传统的艺术史，也重视普通艺术学，而且将艺术教育、艺术品修复学、艺术和艺术学的跨学科研究等专业设于其中。同时，在各类艺术一级学科中也重视专业艺术学（如戏剧学、音乐学/音乐史）和专业艺术教育（如舞蹈教育、音乐教育）的建制。这种体系突出了艺术学研究专业的艺术专业和理论基础，以专业型学术性见长。

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对待综合型学术研究性艺术学专业始终不够重视，长期未设置普通艺术学学科和专业，基本上是把艺术研究局限于专业之内，如在艺术类各二级学科中设置音乐学、美术学……舞蹈历史及理论等专业，以及音乐教育、美术教育……舞蹈教育等专业。这种状况在1990至2010年间实施的学科目录和专业目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97学科目录”中虽然下设了独立的“艺术学”二级学科，但在“98专业目录”中并未设置具体专业――也就是说，不在本科层面实施理论性“艺术学”专业教育。还需说明一点，“90学科目录”和“97学科目录”中，都在文学门类下设有“文艺学”二级学科，有人视为中国式的独立“艺术学”专业，但是，究其实毕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而且同样不在本科层面实施“文艺学”专业教育。中国艺术教育的这种局限于艺术类型的史论专业、艺术教育专业的传统，虽然突出了专业性，但又极大地牺牲了人文性和理论性，难免导致艺术类学术研究的分裂和弱化，进而导致艺术学科教育被定位于技能型教育，普遍而轻视它的学术性属性，不仅造成了艺术学研究长期滞后于文学研究，而且长期误导了学术界、艺术界和社会大众――认为艺术基本没有、也不需要学术性研究，甚至是学艺术不需要多少文化水平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艺术教育的严重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在当前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在“2011学科目录”中，“艺术学理论”虽被设为艺术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但其在“2012专业目录”中仅仅设了“艺术史论”一个本科专业。这根本无力弥补中国艺术教育体系和现实的缺陷，也无力扭转悲剧性的误导。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借鉴德国的经验，既重视专业艺术史论的专业建设，更要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普通艺术学、艺术史学、比较艺术学、艺术管理与产业、艺术学跨学科研究等专业建设，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目录的导向作用，树立艺术学门类学术性与技术型并重的专业品格。

4.传统专业与新兴专业：并重扶持的学科理念

欧美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对待传统艺术专业和新兴艺术专业的作法，也值得我们学习。在保留艺术传统专业方面，他们均将“工艺”和“民间艺术”纳入目录，为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教育保障。例如：美国在“设计与应用艺术”学科之外独立设有“工艺、民间艺术与手艺”一级学科及其专业；英国也在“设计”学科之外开设有“工艺”一级学科及其大量的具体二级学科；俄罗斯也保留有“装璜应用艺术与民间手工”、“民间艺术制作”等专业。众所周知，基于工业革命而兴起的“设计艺术”与传统的“工艺美术”并非艺术取向和专业技能等同的专业，两个专业领域可以有借鉴乃至部分交叉，但并不能相互替代。我国原有的工艺美术学院先是纷纷并置开设“工艺”与“设计”专业，后又纷纷更名为“设计学院”而放弃原有工艺美术专业，一律改为“××设计”专业，终至将“设计艺术”与“工艺美术”混为一谈、“工艺美术”被清除出学科专业目录。这种做法的危害到今天已经显示出了恶果，特别是在大力倡导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尤需我们及时纠正错误。“2012专业目录”在“设计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了“工艺美术”专业，可视为一种拨乱反正的举措。不过，笔者觉得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挽救“工艺美术”自身众多专业的颓势。

在对待新兴艺术专业方面，欧美国家均将重要的、业已显示出发展方向特性的专业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为开展必要的新兴艺术专业教育保驾护航。例如：美国不仅在艺术学门类的“美术与艺术”中设有“多媒体”专业，在“设计与应用艺术”中设有“设计与可视传播（综合）”专业，另外还在“传播与新闻学”门类下设有相关一级学科；英国也在一级学科“设计研究”中设有“交互及电子设计”专业；德国则在一级学科“造型艺术”中设有“新媒体”专业等。在我国，艺术院校开设“新媒体艺术”、“数字媒体艺术”、“网页设计”等专业方向，挂靠在“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学科名下招生办学的历史早已不是三年五年，但它们迟迟难以列入艺术类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虽然这次“2012专业目录”在“设计学”一级学科下设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可谓一大突破，但是，类似的很多新兴专业依然面临着难以“名正言顺”的尴尬局面，比如下面谈到的“艺术管理”等专业。这里的关键是要设计出一种灵活的目录设置机制，能够保障社会所需新兴专业能够有“合法”的成长空间。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中对“特设专业”规定的“每年动态调整”，“批准设置的新专业列为特设专业”等政策不失为一种改革。另外，这方面我们不妨借鉴美国的目录设置方式。

5.艺术学科与社会：艺术教育的职业需求专业

当代艺术学科和艺术教育已不再仅仅是技能教育，也不再局限于艺术自身的创作问题等小圈子中，而是更多地与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文化遗产保护、文博工作等相结合，使艺术类专业在学术性、创造性、技能性教育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与社会需要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和产业教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目录中设有大量的艺术与市场结合的专业，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为艺术在现代经济社会的生存、传播和发展提供专业支持。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俄罗斯在文化和艺术结合方面的理念，将与艺术关系密切的专业化、应用性比较强的“文化”专业与“艺术”归为一个门类，其中设有“博物馆业与文物保存”、“社会文化活动”等方面的专业。同时，可以看到英国在美术学科下设有“精美艺术保存”专业，德国在“艺术学”中设有“艺术品修复学”专业。

对于上述专业，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均不视为艺术学门类的专业，分别设置在别的门类和学科中（参见表10）。“93专业目录”中曾设有独立的“文化艺术事业管理”专业，到“98专业目录”中竟因新增设“管理学”门类而被取消了，改在“管理学”门下设“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有“公共事业管理”（可授管理学、教育学、文学或医学学士学位）。这种改变对于艺术学专业似乎没有多少作用，虽然有些院校在“公共事业管理”名下自设“文化艺术事业管理”专业方向办学，但更多的艺术院校照样在“艺术学”下自办“艺术管理”专业、在“音乐学”下自办“音乐管理”专业、在“美术学”下自办“美术管理”专业等等。这说明我们的学科、专业目录不免脱离社会实际，也缺少新兴专业的生存空间。这种状况即使在“2012专业目录”中仍未改变，依然不在艺术学门类中设立我国当代文化艺术发展急需的管理类、经营类或产业类专业，而是归在管理学门下。除了原有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又在“工商管理”学科下增设了“文化产业管理（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专业。这种设置格局虽然可以有所补益，但在实际办学中，这类艺术管理和艺术产业类专业又难以脱离艺术学基础。

类似的情形还有，我国的“文物与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一直设在“历史学”门类下，“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通常设在“建筑学”学科中，没有像美国那样设置在“交叉学科”门类中。近年来，艺术院校中也有开办“文物鉴定与修复”、“文化遗产”等专业的实践，并有不断增长趋势。就专业属性而言，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文物修复、文博工作等专业当然不完全属于“艺术学”范畴，但是历史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类项，又都属于艺术品和民间艺术范畴，对它们的修复、保护、传承和研究都离不开“艺术学”的基础，离不开与艺术学相关学科的结合。因此，在艺术学门类中开设相关的艺术遗产保护、鉴定和修复等专业，也是合理和可行的。英、德、俄的学科专业目录也说明了这种可行性。

6.文学及其他：需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两点

欧美国家的学科目录，还有两点需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一是艺术学门类中设立“想象性写作”学科和“文学制作”专业的启示。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种类和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诗歌、小说、剧本、散文等早已为全世界贡献了无数的经典作品。但由于艺术类学院教育的形成晚于语言文学教育，导致文学和艺术的专业教学长期分立，乃至“艺术”曾被长期置于“文学”门下的学科历史。笔者认为，这种倒置和分立状况最大的危害，是导致专业艺术院校日益走向单向度的技能教育，艺术的思想性、文化性、学术性乃至创造性日益贫弱。这种状况在中国的专业艺术院校中尤为明显。艺术院校应该开设“语言艺术”学科和专业，一方面是健全和完善艺术学门类的学科、专业体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文学的敏锐、思考与创作，文艺学的批评、学术与厚重来激励姊妹艺术，共同创造艺术学门类的丰厚与辉煌。虽然这是笔者的理想，但并非乱想，英国学科目录的启示，我国延安时期“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今日艺术学院设有“文学系”的实践，以及艺术院校现有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等，都证明这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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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业设计；工程硕士；培养目标；课程建设；交叉学科；设计艺术学；艺术设计

中图分类号：J50 文献标识码：A

1984年由国家教育部提出、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制正式出台，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其中“工业设计”或“艺术设计”方向工程硕士教育在教学模式、课程与师资建设、社会实践方面有所探索，为促使工程硕士教育有更快的良性发展，有必要对此专业方向中有违工程硕士教育宗旨、模糊混淆工程硕士教育与本科以至高等职业教育分工的一些失误现象加以检讨，以期工程硕士教育有足够的品质保证。

一、“工程硕士”的培养目标和

“工业设计”的“交叉学科”性质

2009年国家批准了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制，是为了弥补“学术型硕士”实际操作能力差的缺点。就“工业设计”（含艺术设计，下文同）方向而言，这一缺点与国外相比却正好相反：国外研究生读完硕士，就是进入社会设计部门工作的介入点；只有实际操作能力弱或有意于史论学术研究者才进入博士层次的教育。事实上中国的“工业设计”方向“学术型”硕士生弱于实际操作能力的同时也同样弱于“学术型”独立研究能力。其原因之一是“工业设计”的“交叉学科”性质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真正认识，很多时候“工业设计”被看作类似“美术设计”的画图，在课程设置上没有脱出“美术学”的框架。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在学术理论方面和工学硕士并无二致，差异只在于前者侧重于“实践”，后者侧重于“应用”，工程硕士更侧重于“学术实践”。“工程硕士”的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复合型”的“工程设计”人才，“工业设计”的工程硕士就是要能对设计物的“技术”提出要求的人才，是能以“艺术”的能力对“技术”（含材料）整合、匹配，使之成为新的终端产品的人才，远非“图形”（不论是手绘还是CG制作）的制作者。这一点是基于科技史的一个基本史实――一件新产品的诞生首先是有“设想”的“计划”，在生产技术经验有相应累积条件下才可能使“设想”的“计划”有所实现。如蒸汽机早在50年（中国东汉刘秀做皇帝的时候），就有古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在他的力学著作中提出了构想，直到17世纪才有了切实的“实践”。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曾做过惠更斯助手的帕潘独立研制成功第一台有活塞的蒸汽机。到了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英国约・凯伊发明织布飞梭，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至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瓦特完善了联动式蒸汽机，使人类生产能力飞跃至一个新高度。虽然如此，瓦特及一大批热衷于“发明”的“发明家”们，并不清楚蒸汽机工作的“科学原理”。过了60多年，到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才有焦耳测定出热功当量，使“技术”有了“科学”的依据，也从此使新“技术”的产生、更新加快了速度。“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工业设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设想”的“计划”既考虑到对已有“技术”功能的应用，也往往在“设想”中会提出超越现成“技术功能”范畴的新的“功能要求”，这就突出了“工业设计”和“技术开拓”的互动关系。20世纪是机械工业、电子、微电子工业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各门类新技术的终端产品在人类生活、生产领域普遍应用，人类生活与生产形式的改变速度加快了，“工业设计”与“技术开拓”的互动关系越趋紧密，20世纪也因此被称作“设计的时代”。以“手机”的“工业设计”为例，当“设计”要求其厚度不超过9厘米时，会引起一系列零部件体积的改变。如芯片的厚度要压缩，又带来封装技术的改进。其结果是“技术”突破自身已有的“工艺”模式，出现新的“技术”与“工艺”。计算机最初由主机、显示器、键盘组成，学过设计的乔布斯向他的技术主管提出要制造出一种“可以在牛仔裤上操作游标”的工具，结果是产生了“鼠标”。从这点说，“设计”催生了新技术、新产品的诞生――“工业设计”为技术的再突破提供了“路标”的作用。从技术自身更新的方面说，不同的技术有不同的应用功能，“工业设计”可以对不同的单项功能技术有目标的整合和匹配，推出新的多功能应用价值产品。仍以手机为例，手机的产生最初是希望有可以不依赖“有线”而更自由方便的通话方式，经过科技的努力制造出“蜂窝”式结构的讯号传播网络，“手机”的诞生有了可行的基础，于是出现“语音”通话的“大哥大”。“工业设计”再整合已成熟的其他技术功能，很快使单一“通话”功能的手机从无线通讯技术兼有网络光纤技术，拥有摄像、录像、录音，及文字、图像网络传输等一系列电子、微电子技术功能；“手机”从此不再仅仅只是通话的工具。这种整合技术功能的“工业设计”在工业社会发展之初就开始了，1867年，法国莫尼埃发明了新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解决了金属与“土”的有效配比，为超高建筑的平面、立面艺术设计提供了可以应用的成熟的材料技术条件，于是就有了1931年第一座摩天高楼――纽约帝国大厦。公元前的苏美尔人发明了“轮”，改变了此前的搬运物体方式；到1893年，麦基尔・派德森发明了自行车，把“轮”的“技术”作为基础，整合“齿轮传动”、“方向控制”等“机械”方面技术，设计出安全便捷的个人交通工具。今天“自行车”的“工业设计”仍然新产品层出不穷，原因在于“工业设计”就是具有不断整合、挖掘多种“技术”的“实用价值”，并使之成为“衣食住行用”各领域终端产品的性质和能力，满足“人”对丰富生活内容、提升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即便是农耕手工业时代的“工艺美术设计”，其宗旨也和工业社会的“工业设计”一样，都是“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只不过前者的速度缓慢。所谓“生活品质”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产品功能带给人们实际生活的“物质”性的安全、便利；另一个是产品形态带给人们“精神”性的愉悦、舒适感。“衣食住行用”的生活领域有各自不同形态的产品，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为“人”所用，最终改变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如桌、凳、椅的“高家具”，改变了中国汉唐以前千余年的“坐”、“卧”方式；釉瓷器的出现，提供了更易于清洗的饮食器具，但真正取代陶器，成为乡镇普通人家的餐饮器，还是近100多年的事……所有这一切虽然都在不同方面提高了人的“生活品质”，但“提高”的速度非常缓慢。尽管如此，还是反映出不同材料和技术，都是在“艺术设计”的统筹下才成为可用的产品形态的历史事实。如果“技术”只停留在经验层面，“科学”只囿于实验室范围，技术和科学的社会意义就难以展示。“工业设计”则以终端产品形态把技术、科学的社会意义、经济价值“实践”化，所以工业设计是科学技术“实验室”阶段的后续或“前导”（提出功能要求由技术部门解决），和“科技”研发同属一个系列，也是工业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工业设计”包含了“艺术设计”与“技术完成”两部分内容，是“艺术”与“科技”的“交叉”，也是“文科”和“工科”的“交叉”。工业社会的“工业设计”中的“艺术”部分和农耕手工业社会的“工艺美术设计”不同，“设计艺术”在这里已经成为“设计”的一种“方法论”而自具完整体系，前期从市场调研分析开始，定位产品消费要求、产品功能到材料选择，然后出概念图、效果图、文案编写，再出模型，形成一个“程序流程”；其中结构图、施工工艺图一般由相关技术人员制作。如上所述，“工程硕士”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复合型”的工程人才，在“工业设计”方向来说，即是有统筹匹配、整合运用不同技术能力，具有“艺术创意”基础和相应艺术表达能力的设计师、工程师。与之相应的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人才是技术操作熟练的技师，即“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参见教育部《国家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2011-2015年）》），至今已“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中包含了“CG”（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技术）制作技师，为“工程硕士”的“工业设计”培养配备了足够的社会人力资源。

篇8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引发了争论，中国艺术界只有立足当下，正确理解“现代性”，客观地对待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区别对待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与文化艺术。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实现传统艺术真正的现代化。

前言

由于“现代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地区、民族等因素而产生不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发展的方法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民族性”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

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

除了纯艺术领域，在应朋艺术领域也要特别注意防止中国本土文化识别特征的丧失、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由于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及它本身所具备的易推广、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几十年内广泛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这种“繁殖”迅速的现代艺术设计，却会因为他的标准化、可量化、科学化的特性却极容易使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艺术设计丧失殆尽。在现代艺术设计刚刚在欧洲推广的时代，莫里斯的新工艺美术运动就是欧洲传统手工艺在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反抗。我国目前的艺术设计正在重蹈覆辙，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已被许多开口包豪斯、后现代的现代设计师抛掷脑后，难怪一位日本设计师看过了浦东蔓延的摩天大楼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没有现代设计!”。因此，在学习利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时，不仅要看到它的优势，更要认识到他的局限：过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没有文化底蕴，放之各国皆准却而没有民族特色。这种统一的设计思路和模式将会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双赢的结合战略，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与我国的“民族性”相结合，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有机的结合，才既能实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又能保持了艺术的中国身份。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注重功能、标准、量化的特点与我国传统设计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审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现代化；认清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工业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这个事实，就会知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思想，更要考虑到我国的当下社会发展阶段，更要考虑我国本身的艺术传统。只有这样，才既不会陷入设计领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不会失去艺术的中国身份。

篇9

(一)当前艺术设计行业现状分析目前，国内市场艺术设计行业品牌竞争激烈:（1）优势品牌成为市场的亮点。一些具有优势的艺术设计企业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日益成熟和壮大，逐渐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也成为艺术市场的亮点。如一些名牌家具公司、服装公司、平面设计公司、建筑设计公司、动画公司等，但是大品牌不多。（2）产品日益丰富，品牌增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内市场艺术设计行业品牌众多，其中大多是小、微企业，虽然实力弱也极大的丰富了市场。（3）外资品牌在中国艺术设计市场依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例如动画行业的美国华纳、梦工厂和福克斯，服装服饰行业的迪奥、夏奈尔、ZARA、LV，建筑装修设计行业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KAINDL必美、grzywinski+pons设计事务所、英国的百安居公司，平面设计行业的21TORRGmbH、25records、afterlab、AKADEMIKS、Anatomique-Edition，等等。（4）我国艺术产业资源迅速向大企业流动，大企业队伍壮大的同时，生产规模并未扩张，反而呈现收缩趋势，企业发展方向已经由追求规模效益的成本路线转向谋求高附加值的效益路线。（5）受到政策、成本、市场等因素影响，中小企业特别是生产、施工、加工型中小企业遭遇生存危机。相应的艺术中小企业队伍逐年扩大，但向纯设计类企业流动的趋势明显，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待遇不高，再有就是设计师的价值不易得到实现。可以说艺术设计行业对于艺术设计专业的毕业生需求日益增多，艺术、技术的要求也愈来愈高。

（二）艺术设计专业生源素质现状分析当前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新构建,为本专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生源整体素质比前些年明显偏低是目前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的突出的问题。由于当下艺术设计专业招生人数扩大而生源则明显减少,造成学生的整体素质相对偏低，呈现的普遍特点有：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学习热情不高,吃苦精神差，喜欢享乐，对社会回报期望值明显偏离现实。艺术设计专业招生的假象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我们：每年的艺术设计专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时，无论是省考还是校考都是报名者众多，队伍排得很长，我们也许就此认为生源数量巨大。仔细分析，这种现象是有其现实原因的：中国考生的传统是理科成绩不好就考文科，文科也考不上就考艺术，因为艺术类专业的文化分数线要低很多；在升学的激烈竞争中，文理科成绩都不好的考生，就此找到一条捷径——学习美术，它不是特长而是专业，并且还是捷径专业。当然，考生中也有很多人属于真正爱好美术，并且有较高艺术天分的，但整体看，生源质量不高。

（三）教学目标比较与分析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家B•S•布卢姆将教学目标分为三个方面:“知识、情感、技能”[2]。其中知识、技能目标在评价时候比较容易把握，而情感领域的目标较难，在传统的教学中，我们将布鲁姆的教学模式一刀切的分成了单纯知识传授和技能教育，把教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虽然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各占一定的比例，但是学生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再则，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与市场需求出现了较大差距，这与课程设置有着较大的关系。很多院校不是按照设计专业的逻辑、结构的需求，而是根据现有教师的教学研究方向来安排教学方案和课程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教学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艺术设计专业的理论课、选修课、理工科等交叉学科的课程教育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四）艺术设计专业传统课程体系分析经调查，我国各个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所开的教学设置内容大致相同，主要包括三大块：艺术类课程、技术类课程以及糅合了以上两种课程的实践类课程。通过对辽宁省十余所高校的调研后发现也有较大出入的地方，首先，开设课程的课时量不同，比如个专业方向的主题设计类课程，有的开设144课时，有的开设156课时，有的开设168课时，有的开设220课时，最多的开设了340课时。在充分考虑到学生基础、社会岗位需要、学校环境、师资等条件后，多少课时量合理，没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与研究；再者，对于每个学期要开设的课程，各个高校也不一样，根据知识技能结构和循序渐进的人才培养规律来看，每门课程在整个专业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安排在哪个学期上，上哪门课程，直接关系到最终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各个院校在课程顺序安排上是不一样的。目前艺术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大致包括这些主要内容：专业基础课——素描、色彩、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史论类课、专业方向效果图技法、专业方向结构课、专业方向技术课（制图、施工）；专业方向课——艺术设计各专业方向的主题设计、课题设计、实际或模拟制图及施工实践；专业选修课——艺术设计专业的边缘交叉类课程；实践环节课程——认识实习、生产实习、课程设计、专业考察、毕业设计等教学环节。中国各高校艺术专业对这四类课程的设置比例各不相同，有的偏重理论知识，有的偏重动手实践操作，还有的对艺术类边缘交叉学科更为重视一些，从整体看，体现为实践类课程偏少而且执行力度不够，对理工科等交叉学科的课程更是设置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设置。

（五）教学组织分析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按照大纲和课时数比重组织教学，组织工作主要围绕课的类型、结构、场地设备的布置等，按照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以掌握理论知识为目标去设计一堂课，教学组织形式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训技能教学为辅。由于教学内容繁多，课时有限，各科目各自为阵，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教学体系，仅仅是根据科目的个性特点拟定教学计划，过分强调各科目的独立性，忽略了各科目之间的相关性。受课时的制约，学生只能上统一的内容，学生的个性发展得不到重视，教师安排的教学内容、组织练习方式等都被一一地禁锢在统一模式中，根本体现不出“因材施教”。还有就是高校任课教师集体备课少，相互观摩少，信息交流少，人为的割断科目间原本存在的内在联系。忽视了自身课程特点，不重视学生技术能力的培养。教学组织形式仅限于课内教学，而忽略了课外技能实训、校企合作单位的联系。随着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在教学中应重新组织教学，课堂教学与校内外实训有机结合，学校与企业紧密联系。可以打破原有的班级建制，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兴趣学生的需要，重新组合上课，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倡导开放式、探究式教学，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六）教学手段和方法分析教学手段是指在专业教学活动中教师为了完成某一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教和学所用的工具或设备等；教学方法是指教师为达到教学目的，对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方式方法。在教学手段上,绝大部分课程仍然是沿袭传统的教学手段，教师教学生学,现代科学技术在教学手段中逐渐得到了加强。在教学方法上,艺术类课程教学多采用课堂讲授的教学方法,教师是课堂的主角,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讲授，学生成为配角，成为课堂上的听众，老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教师的思维代替学生思维,使学生不得不跟着教师的思维走，学生的思考时间少,独立自主的机会少，学习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变成了教师成为主体。传统的教学方法，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式训练,违反了高职教学规律，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发展开发不够，不利于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这种单向、注入式的教学方法,严重影响到教学效果的提高。已经跟不上当前教育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艺术专业人才的需求。

（七）评价内容与方式分析艺术设计专业由于教学内容较多，项目复杂，类别繁多，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各门课程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教学评价与检查，所以整个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内容的学习评价五花八门、不尽相同。艺术史、生产管理、市场营销等学习评价内容为理论考试或论文形式；美术设计基础、艺术设计各专业方向的效果图技法、主题设计等课的评价内容为平时作业上交数量和作业质量；工艺、施工操作等课程的评价内容为上交作业的数量和质量、课堂表现、出勤等。在对学生学习评价中，教师对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理论知识的评价、平时作品的评价最多。对学生的动手操作、技能评价相对较少，而且只是在工艺类课上体现技能评价较重视，总感觉在学校掌握书本理论知识，有理论素质了，技能到工作岗位再实践也晚不了。导致上到教师下到学生都不重视技能学习，大部分教师都将考试成绩作为教学评价的内容，弱化了学生的学习过程的评价，导致学生的评价片面。传统的考核一般是单纯的理论应试考核，教师根据所学内容出题考查学生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观点的掌握程度，评价机制陈旧，考试形式单一，许多学生平时不用功，考试前临时突击，卷面成绩照样很好。这样的考试结果，失去了它的教育性和公平性，对学生走向社会开展工作，有害无利。

（八）高校艺术专业师资队伍现状分析目前中国多数院校师资队伍参差不齐：1.师资队伍来源的复杂。中国很多艺术设计专业都是由并校前的几个学校的美术、工艺美术、艺术专业等组成,大部分新教师基本上是直接从院校毕业招聘来的，从学校走向学校，没有企业生产经验，缺少必要的社会岗位工作能力。因此，在专业知识面上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给专业设置调整与改革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教师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有些质量不高，与教育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2.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偏低。经调研，中国各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师的学历比例为：本科毕业占51%，硕士毕业占48%多一点，博士毕业生不到1%。由于并校前很多学校是培养大专生，而现在基本都是本科院校，所以教师队伍学历高层次就明显偏低。其中,正高职称占6%，正高级职称比例偏低，缺乏专业、学科带头人，科学合理的学术梯队尚未形成。3.由于大部分教师来源于高校毕业生，其所受的教育主要是从以学科体系为主的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技能为辅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他们从学校到学校，缺乏生产实践过程，实践技能较差，不能完全胜任培养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师资队伍的要求。4.由于教学需要，各高校均从企业外聘了一些企业技术人员补充教学，经过教学反馈的信息，发觉这些外聘教师均为某一领域的具有较强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处理现场复杂问题能力的专业人才，能指导学生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问题，且本人又具有较强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好评。

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发展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课题组经过调研、比较、分析后认为，执行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实践“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是一个可行的出路。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就会变配角为主角,从设计构思到产品完成的每道工序、每个步骤都经过观察、思考、分析、探讨,然后再动手操作，学生就会明白理论与实践要具体结合,就能懂得变通调整,并学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从而提高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最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了顺利完成这一教学改革，需要做下面几个工作：

（一）教师素质的提高从理论与实训分开教学到理论与实训一体化教学,对教师是个严峻的考验，必然要求老师在理论和实习指导教学上做到合二为一。但目前讲授理论的教师对实践操作生疏，而实践操作教师对理论讲授不太顾及。因此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结构合理、学历层次较高、素质作风过硬、实践能力较强的教师队伍。高校应该培养、使用和鼓励“双师型（教师、设计师）”教师。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是关键，美籍华人教育学家柯领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教师首先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学科教学专家，要热爱与尽可能精通所教学科的内容，并深入体验与掌握‘讲课教学式、自学教学式、讨论教学式、活动教学式、实践教学式、综合教学式’这六种教学模式的优缺点，结合教学内容能灵活应用……”[3]。

（二）实训硬件条件的突破由于受资金、教学空间等的约束，艺术设计专业的实训场地和设备不足，严重制约了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施。在过去理论与实践分开的教学中，实习设备准备不足对硬件配备不足与理论教学矛盾冲突不明显,在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是要求“教、学、做”一起进行，理论的讲述必须和实践操作紧密结合,要求实习设备与理论知识完全匹配。所以硬件条件的完善是实施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基础。

（三）加强师生对一体化教学模式教学组织的理解“一体化”教学是通过科学的组织教学，使学生掌握艺术能力和技术能力的教学模式。它要求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教室与实训场地、实践指导教师与理论教师完全深度融合，而在具体实施过前及实施过程中,要求师生充分理解并积极参与其中。避免理论教师与实训指导老师分开，造成教学出现脱节现象，甚至互相推卸责任，影响教学效果。这就要求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充分了解每个教师的特点，在暂时没有那么多“双师型”教师可用的情况下，做好设计教师与技术教师的共同备课和教学衔接工作。

篇10

关键词：龟兹研究；考古；研究意义；新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K8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125-09

中国有很多石窟，著名的如甘肃敦煌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但是它们处在中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就，唯有龟兹石窟处于古代西域地区，反映的主要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即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而龟兹民族只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9世纪，以后就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么一个神秘的民族留给我们的是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龟兹石窟。因此，研究龟兹石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认识在古代新疆历史上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龟兹民族，更是为了更好地、更正确地认识今天新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历史根源。有鉴于此，龟兹石窟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更新、更重要的意义，使我们能够用历史的事实来驳斥民族分裂主义的谬论。

一、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从公元前1世纪

起，新疆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

版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中央政府建立西域都护府来管辖包括龟兹等西域地区的军事、政治事务。第一任都护郑吉为会稽（今江苏苏州）人，曾多次随从出使西域，对西域事务比较熟悉。宣帝时，他担任侍郎一职。作为宫廷的近侍，他深得宣帝的信任。后西域有事，被派赴渠犁（今新疆尉犁西）屯田，不久，他率领士卒攻破不服管辖的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晋职为卫司马。由于他熟悉西域政务，又建有军功，故被委派为第一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

从郑吉开始，西汉中央政府派赴管理西域各国政务的西域都护共有18人，其中政绩突出的有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如都护李崇的官印“李崇之印”于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被发现。其印呈方形，龟纽铜质，阴刻篆书。

到东汉时，东汉中央政府继续沿袭前朝的建制，设置西域都护来管辖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各国的政务。当时政绩比较突出的都护有陈睦、班超、任尚、段禧等，这些人的事迹在《汉书》中都有记述。

西域都护的政治地位很高。《通志卷五十七 职官七》中说：“比二千石，月百斛，西域都护。”二千石是汉朝政府中郡守一职的俸禄标准。汉朝的行政区划实行郡县制，郡是地方行政中的最高机构，直属中央管辖。可见当时汉朝中央政府是把西域地区作为郡一级的行政机构来看待的。所以西域都护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郡守。西域都护又经常“加衔”为骑都尉。《通典卷三十二 职官十四》中说：“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骑都尉在汉朝是对最高武官的称谓，所以西域都护“加衔”骑都尉一事，说明他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遣在西域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不仅掌管派遣在西域的屯田戍兵，而且有权指挥和调遣西域地区的各族军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天凤（西汉末年王莽的年号）三年，乃遣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戍巳校尉出西域，诸国皆郊迎，送兵谷，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骏等将莎车、龟兹兵七千余人，分为数部入焉耆。”可见当时西域都护李崇等人指挥的就有西域国家莎车、龟兹的军队。

西域都护的办事机构叫西域都护府，西汉时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镇），东汉时即设在龟兹国的都城延城（今新疆库车县城中），所以说，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中央政府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始，龟兹等西域地区已经在西汉王朝的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自建立之日起，一直把维护西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统一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中心任务，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1）认真贯彻执行汉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汉书卷七》中说：“（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讨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2）输入先进的中原地区生产技术，帮助西域地区在经济与生产技术上同中原地区接轨。古代龟兹在农业生产上技术落后，首先是缺乏金属生产工具。《汉书西域传》中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桑弘羊曾提及轮台、渠犁“旁国少锥刀”；其次是不知牛耕。《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记载，说到西域地区在公元6世纪初甚至还“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这些落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汪宁生先生说：“在注宾河（今流经库车、轮台的库鲁克河）上，为了引水灌溉，还出现了一个拦河坝，这是屯田将领索励组织焉耆、龟兹、鄯善三地军民共同兴建的。”[1]故而上面提到的沙雅县长达100多公里的汉代沟渠遗址至今仍被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称之为“汉人渠”。（3）代表汉朝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直接任命、册封西域各级地方行政长官，即《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绥。”在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汉归义羌长”印，铜质篆文卧羊纽。这是汉朝中央政府颁给当时在此地为官的羌族某个酋长的官印，说明这个羌族酋长就是当时汉朝中央政府任命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

所以，“自从西汉设立都护府管理西域之后，西域地区和内地即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十分重视，除通过都护府的呈报随时了解西域各地情况外，还经常派遣中央官吏——都吏巡行，以了解和督察西域地区的政务。新疆出土的汉简中，即有汉朝中央政府派遣都吏葛卿出巡西域的简文。”“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一些地区，特别是今东疆地区的城郭诸国的地方基层组织，采取了同汉时中原地区一样的乡里制度。乡有‘三老’，里设里正等。从罗布淖尔出土的汉简中，即有‘庚戌旦出坐西传日出时三老来坐食时旧舍’的简文，就是证明。”[2]（P323）

总之，汉代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使历史上称为西域的新疆地区，从此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由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所证明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铁证如山的。在龟兹石窟中，我们可以用很多材料来有力地证明这一观点。

在库车县的阿艾石窟中，其侧壁最外处有这样一条汉文题记：“清信仏弟子行官年五月十五日拜。”那么题记中的“行官”条作如下解释：“唐制，节镇、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给牙前驱使，行官受差遣至各地公干。”《资治通鉴》卷216有唐天宝六年（公元747年）的如下记载：“（王）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副都护京兆程千里、押牙毕琛及王滔等”，胡三省宋元之间的史学家，先后撰成《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篇和论十篇，对《资治通鉴》全书作了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在古史学上很有价值作注曰：“押牙者尽管节度使衙内之事。行官主将命往来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这清楚地说明，牙官是搞内勤的，而行官是跑外勤的。那么，唐朝的行官为什么出现在龟兹呢？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曾在克孜尔石窟获得一件文书，名为《唐建中五年（公元784年）孔目司贴》，这是唐安西都护府的官方文书，其中有多处记载行官段俊俊、薛崇俊、高崇辿、赵壁等人。因为当时唐朝中央政府建立的安西都护府已管辖着几乎整个西域地区的政务，那么汉族行官在龟兹地区行使是很自然的了。

龟兹石窟中出现的“行官”或“行官道场”，反映了当时唐朝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已经覆盖到包括龟兹在内的整个西域地区。

日本人香川默识在其所编之《西域考古图谱》中曾记述了当年日本“探险队”在库木吐拉石窟中盗窃所得的一块壁画上有“大唐 （庄）严寺上座四镇都统律师道”的题记。按“都统”一职在《辞源》中释义如下：“官名，晋太元中，前秦苻坚兴兵侵晋，征富家子弟二十以下者共三万余骑，命秦州主簿赵盛之为少年都统。都统官名始于此。唐乾元（萧宗年号）元年置都统，后又置诸道行营都统，掌征伐，兵罢则省。”由上可见，“都统”是一名武官。而“律师”则是对善于背诵、讲解佛教律藏的僧人的尊称。那么从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四镇都统律师”作整句分析：“四镇”指唐时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龟兹、毗沙、疏勒和焉耆等四个都督府，称为四镇。《唐书·兵志》中说：“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这是一个军事单位，“都统”就是它的最高军事长官。“四镇都统”应是率领龟兹等四个都督府所有兵马的最高长官。但是“都统”怎么又跟“律师”连在一起呢？可能库木吐拉石窟壁画题记中的这位“都统律师道”是参加唐朝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军事行动的一位武僧，由于军功攫升为“都统”，又因为是一位有佛学才能的高僧，故委任他为管理四镇辖下所有佛寺和僧尼的一名僧官。而僧官一职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高僧传》卷六中记载：后秦时，“秦主敕选道劼法，师为僧正，僧迁为悦众，法钦、慧斌掌僧录。”并记“僧正秩同侍中。”在中原的汉唐时，“侍中”是皇帝的近臣，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很有权势。在历史上，僧官之名多有变迁，除僧正外，还有僧立、沙门统、昭玄统、左僧录、右僧录等，但从未见“都统律师”之名，这大概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僧官名录中的一个创新吧。不管怎样，这位“四镇都统律师”应是由唐朝政府册封的掌管安西四镇佛教事务的一名僧官，也就是说当时四镇之内的佛教事务统统由唐朝政府派出的官吏进行管理。

在库木吐拉石窟的题字中出现了很多汉寺的名称，45号石窟有“大宝寺”，沟口第七号窟有“金沙寺”，49号窟亦有“金沙寺”，《西域考古图谱》上卷刊布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从库木吐拉石窟割走的唐代壁画汉文榜题中有“楞严寺”，而《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龟兹有“大云寺”、“龙兴寺”等。这里所谓的寺很可能是库木吐拉石窟中的某一个窟。因为在中原地区就有把石窟称作寺的做法。比如当年武则天捐助脂粉钱两万贯在龙门山镌石凿造的供奉高达1714米的卢舍那佛像的奉先寺，就是今天龙门石窟中的大像窟。武则天还特在敦煌镌造了一尊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即《莫高窟记》中的“北大象”，今天的敦煌石窟第96号窟。据刘进宝先生的考证：“这个窟（指96号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4]（P37）所以说，文献中所记的龟兹地区的汉寺实际上就是龟兹石窟中的一个窟，难怪马世长先生也说：“有金沙寺一例为证。该寺的确切位置，现在尚不能断定，它可能在库木吐拉附近寺院遗迹中的某处，也可能是某个汉风洞窟的名称。”[5]（P323）

为什么在龟兹地区有那么多佛寺呢？这和当时龟兹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册府元龟卷九九一》中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正月，立龟兹王布失毕之子白素稽为龟兹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又拜白素稽为都督，以统其众。又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这条史料明确地说明这时的龟兹已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单位了。接着到武则天的“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6]唐王朝到武则天掌权，佛教十分兴盛。武则天自诩为弥勒佛转世，并策动僧人怀义、明法等人献《大云经》以验证，还下令于全国各州府及京都地区建立大云寺，寺中各藏《大云经》一本。[7]于是，上面一个号令，下面各地方州府纷纷响应，这样就到处建起了“大云寺”，甘肃敦煌有大云寺，河南龙门也有大云寺。作为安西都护府治下的一个府，龟兹自然不能例外，也建起了大云寺。所以龟兹地区建立的一些汉寺，如龙兴寺、大宝寺、金沙寺、楞严寺等，都是唐朝的中央政府教化普及的成果。

此外，龟兹地区曾出土过大量中原钱币，记得我在克孜尔千佛洞文保管所工作的时候，在洞窟前的流沙中时不时发现一枚“五铢钱”。对于此类“五铢钱”，有的学者说这是“龟兹五铢”，是古代龟兹人铸造的。我不同意此类看法，我认为在龟兹地区发现的“五铢钱”是“中原五铢”，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的。据《辞海》“五铢”条解释：“中国古铜币名。钱重五铢，上有‘五铢’二篆字，故名。最初铸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废止。但旧五铢继续在民间流通。五铢是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流通最久的钱币。”根据该词条上的图示，“五铢”的“五”写成字，这是汉篆的写法，而我亲自见过的三枚出自克孜尔石窟89-3号窟的“五铢钱”，“铢”字隐约可辨，“五”字写成形，因此明显是中原的“五铢钱”。

除“五铢钱”外，克孜尔石窟的36号窟、98号窟、新1号窟等处还发现过唐“大历元宝”钱，共六枚。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克孜尔石窟出土过“大历元宝”钱。20世纪初来库车地区“探险”的法国人伯希和曾在该地出土过“大历元宝”16枚、“建中通宝”32枚。同时期的英国人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等也都在库车地区出土过数量较多的“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钱。而库车县文管所则收藏有30多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特别要指出的是1992年5月中旬在新和县（属龟兹地区）城东北部一垃圾堆发现过三千余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据王永生先生的记述：“1981年5月在焉耆通往为库车路边的兰城子唐遗址中，出土一藏钱陶罐，内装钱币约五六公斤，处于好奇，要了8枚，其中‘开元通宝’1枚”。[8]（P565） 在五六公斤重的藏钱罐中，王永生先生只要了8枚，却全是中原钱币。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不仅中原钱币流行很广，而且已作为一种保值的储藏手段了。

从龟兹地区大量中原钱币流行情况来看，这显然不是少数几个中原商人或游方僧尼在龟兹地区活动所能造成的结果，而应该是中原钱币在当时的龟兹地方已经作为官方货币流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永生先生说：“库车古称龟兹，唐代又称安西，是唐朝经营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发现完全集中于这一地区，这说明它们应该是在库车地区铸造的……即是唐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造发行的。”[8]（P566） 因此，汉唐时期中原钱币在龟兹地区作为官方钱币大量流行的事实，也说明当时的龟兹地区以及整个西域地区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二、龟兹石窟研究表明，新疆不是哪个

民族的新疆，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共同家园在龟兹石窟的壁画或题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古代龟兹地区曾有许多不同种族的居民在此地生活和劳动。

克孜尔石窟第212号窟左侧壁上部有一幅“亿耳因缘故事画”，长692米，宽07米。在这幅画内发现了一行用龟兹文书写的文字，大意是：画家鲁玛卡玛来自叙利亚，他作完这幅画后，画了彩色圆圈，作为这幅画的标志。从译文的语气看，题记并非是画家本人的手笔，而是由一位熟悉情况的后人题镌，以此表达对画家的垂念。[9]（P255）而德国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在《古代库车》一书中也提到有叙利亚和耶稣圣地的画家在克孜尔石窟作画之事。可见，当时确实有一些操着伊朗语的白人在龟兹地区居住工作。

此外，日本人羽溪了谛在《西域佛教之研究》一文中说：“他们（指覩货罗人）居住的地方不仅限于赫色勒（即克孜尔），广延到塔里木盆地北边一代诸地。勒霍（Le Coq）在这地方探查研究的报告，末了说：……到公元8世纪中叶，在古代库车、喀喇沙尔或者到吐鲁番止，都被覩货罗人所侵略，他们占有诸地。”[10]（P63）

按“覩货罗”为中亚古国，《隋书》、《北史》、《唐书》，称“吐火罗”，其地在今之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间，即今之阿富汗北部。吐火罗人是一种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白种人。他们在龟兹地区的活动，通过交往和联姻，使龟兹居民的血统中增加了白色人种的成分，难怪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古代的龟兹居民是白种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新疆简史》第一册中说：“随着佛教等宗教的传入及商业交往的日趋频繁，葱岭西操印欧语的居民越来越多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吐鲁番盆地定居下来，使这一带的民族构成增添了新的成分。考古发现的属于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和书写这些语言的文字，应该主要就是他们的遗留；壁画雕塑中出现的白种人形象也应该主要就是这些人的形象在艺术上的反映。”[11]（P18）这样，白种人在新疆民族历史的形成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正壁有可辨认的岩画94幅，基本以马、鹿、羊、牧人骑马和射箭等形象为主。[12]（P159）为了明确这些岩画的制作年代，我查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写的《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但是在95号窟的说明上没有注释该窟的时代背景，只是在题记一中注出：“西壁中部有了横列刻写的婆罗谜文字。”据周连宽先生的考证：“从4世纪起，龟兹人民已开始借用婆罗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4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13]（P61）可见在克孜尔石窟第95号窟中刻画这些岩画的人很可能是古代的龟兹牧民，这就是他们所留下的物证。

克孜尔石窟第131号窟正壁刻画有马、驼、鹿、羊、禽鸟、人和人骑马、驼的形象。马的身体瘦健，头部较小，颈部披满长长的鬃毛；驼皆双峰，背部载物或人；鹿的头部很小，双角粗大，生出排叉，四肢修长，劲健有力；羊的数量较多，皆有大角，尾短而上翘；禽鸟可辨认的仅两只；人物较复杂，共有6个，其中4个站立，1个伸双臂，有尾饰，另一个手臂有动作但不清，有尾饰。吴焯先生对这幅岩画做断代时说：“对比最近在新疆且末昆仑山脉莫勒恰河出山口发现的岩画，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动物中大角羊和鹿的形象，二者完全一样；且末岩画中的人物亦有尾饰，尾饰的装饰方法和形式也基本一致。据称且末昆仑山麓的岩画是古代羌人的作品，时间大约在公元前3千年，还可以研究，但它属于古代羌人的作品这一点，基本是可信。”[14]

其实，羌人在龟兹地区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在今拜城县黑英山乡喀拉达格山的岩壁上保存的东汉时期的刻石《刘平国作列亭诵》中，记录着当年在此劈山开石的劳工中就有万阿羌、程阿羌两人，此两人应是古代羌族人无疑，因为“两汉时期，河西、新疆地区，取名‘羌’‘羌女’等，均为羌族。”[15]

在我国的古文献中也大量地记载着羌人居住在西域各地的情况。《汉书·西域传》中说道，楼兰东南有若羌、于阗，南有若羌、西夜、蒲类、伊耐、无雷，“其中类羌氏行国”，可见羌人居住之广。这一切都说明古代新疆居住有羌人，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劳动，共同生活，为古代新疆的繁荣做出过贡献。

在龟兹石窟中，我们看到了古代汉人曾经大量地、频繁地在这里活动所留下的痕迹。光在克孜尔石窟就有一批窟中留有汉文题记：有汉族僧人留下的，有汉族百姓留下的，有汉族官员留下的，如第105号窟的“官王进”。其中最早的有105号窟的“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十四日”，有220号窟的“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十一”，有220号窟“大历（公元766—779年）四月”，有222号窟的“贞元十年（公元794年）”。

而在库木吐拉石窟则存在着一批汉风洞窟。这是指在壁画题材内容、布局构图、人物造型、装饰纹样、绘图技法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原地区的汉族佛教艺术的风格，或受到中原佛教艺术强烈影响的洞窟。[5]（P287）初步统计，此类汉风洞窟约有24个之多，这些汉风洞窟共同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经变画的出现。经变画是唐代以来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宗教绘画的表现。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中的经变画，其构图形式与中原汉族地区完全一样，经变画中的人物形象、建筑、装饰等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同类壁画如出一辙，加之这些经变画中多标有汉文榜题，一望便知是出于汉族画工的手笔。二是尊像图的出现。这些尊像图大多是佛与菩相间成组次地出现，形象完全是汉族式样，像旁也标有汉文榜题。三是观世音菩萨像的出现。观世音菩萨是汉化佛教的代表人物，它能救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苦难，它不厌弃任何人，不分贵贱贤愚，只要念观世音的名号就能得救。这是中原汉人最崇拜的佛教神仙，她也出现在库木吐拉石窟壁画之中。四是汉化的装饰纹样的出现。如汉式朵云图案，这是中原汉族画工用来表现天上景观的，在汉化绘画中又称为行云、祥云，成为中原地区绘画中衬托天空天景的一种常见的纹样，如今也被用到了库木吐拉石窟的壁画中。五是汉式供养人像的出现。如库木吐拉石窟第46-1号窟壁画中残存的四身女供养人像，她们束髪于顶，绕成一髻，坠向脑后，额头上方的头发中，横插一木梳。衣服宽博、交领。左手握拳，似擎一花。供养人像前有竖写的长条汉文榜题：第一身为“赵什四”，第二身缺，第三身为“新”，第四身为“宝妹梁 宝妹”。供养人的服饰、发型和插梳装饰完全是汉式，题名中的“赵什四”、“宝妹梁”也应是汉人。

那么，为什么在库木吐拉石窟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汉风洞窟呢？这与当时的龟兹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十分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相关。据史书记载，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军击退西突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又大破吐蕃，克四镇，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并派汉兵、官吏，还有大量来自中原的僧人和商人，他们巡礼佛教石窟而留下的汉文题记和题名数量极多，不下数百。除已经介绍过的克孜尔石窟外，库木吐拉石窟中就有“建中六年”、“大顺五年”等年号。“大顺五年”（即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已是唐代末年的纪年了，可见汉人在龟兹地区活动时间之长，特别是有些汉僧就在龟兹居住下来，建造寺庙，在当地安居传教了。

综上所述，龟兹石窟就是一座历史纪念碑，上面明明白白地记录着新疆历史上存在过的多个民族在龟兹以及新疆土地的活动情况，他们与龟兹以及新疆人民在一起，共同开发与耕耘了这片土地，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龟兹文明以及西域文明，为古代新疆的开拓与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三、 龟兹石窟研究表明，佛教文化先于

伊斯兰教文化传入新疆公元4世纪时，中原的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来，称述龟兹佛教盛行，说到彼处王欣寺有青年沙门鸠摩罗什，才智过人，明大乘学。时高僧释道安正好在长安，听到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就请当时前秦王朝统治者苻坚迎他来中原。但此事几经波折，二十余年后才得以成行。当时长安的统治者已是后秦王朝的姚兴。鸠摩罗什到长安时，年已五十八岁，姚兴对他十分器重，待以国师之礼。很多宗室显贵如姚旻、姚嵩、姚显、姚泓等，都信奉佛法，尽力维护，公卿以下莫不归心。后来他应姚兴之请，住逍遥国西明阁，开始译经。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他先后译经35部，294卷。著名的佛学家任继愈先生在总结鸠摩罗什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时说：“鸠摩罗什在中国佛教史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极为深远。”他把之归结为五点：（1）从鸠摩罗什开始，佛教译经正式被作为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由国家提供资金，组织人力；（2）鸠摩罗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后来的中国佛教学派和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翻译成汉文的；（3）由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后秦王朝首先创立僧尼管理机构，历北魏至隋朝，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僧官制度；（4）参与鸠摩罗什译经的弟子达500～800人，从他受学、听法的弟子多至两三千人，他们分布于大江南北，对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有直接影响；（5）鸠摩罗什的译经传教，既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也对当时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16]

从鸠摩罗什的一生业绩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文化不仅在龟兹地区已十分繁荣，而且在整个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还强烈地影响中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一）公元4世纪前后龟兹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与繁荣

据统计，从公元3世纪起，龟兹的佛教徒去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诚的居民。佛典《开元释教录》卷二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论，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又据同一佛典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由于白（帛）姓为龟兹的国姓，所以白（帛）姓的佛教人士应该都来自龟兹。

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晋书·四夷传》说龟兹有“佛塔庙千所”，而梁《高僧传》中说鸠摩罗什时龟兹有僧尼一万人。《汉书·西域传》中记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虽然《汉书·西域传》中说的是公元1世纪时的龟兹人口，到公元4世纪，经过三百年多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循。

而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明朝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记载着一个印度僧人锁喃嚷结来中国传教的事，他在路过龟兹时是这样写的：“王号木文毱多。宫殿整齐，人民男妇赤色。敬重三宝。”季羡林先生说：“推锁喃嚷结天竺之行，约在明代万历年间，或在天启初年（那已经是公元16世纪末17世纪初了），龟兹佛教文化流传时间之长可见一斑了。”[17]

正是龟兹佛教的兴盛才造就了龟兹石窟的繁荣。目前，在古龟兹地区尚保存着佛教石窟遗址9处，现存洞窟573个。这么大规模的石窟建筑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都反映了龟兹地区人民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佛教文化的巨大吸引力。

在龟兹石窟建筑的延续时间上，最早的数克孜尔石窟，其第118号石窟约建于公元3世纪，[18]相当于中原的东汉末年或魏晋时期。最晚的数库木吐拉石窟，其第79号窟约建于公元10～11世纪，[5]（P329）相当于中原的宋朝时期。也就是说，龟兹石窟持续存在了九百年，创造了佛教文化史上的奇迹。

（二）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曾经传遍了天山南北和葱岭内外

仅根据成书于公元4世纪的《高僧法显传》、《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记》和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记载，古代西域各地佛教文化的传播情况就充分地反映出整个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繁荣昌盛的概况。与此相应的是现在新疆各地都保存着一批佛教遗迹。以佛教石窟为例，吐鲁番地区现保存着雅尔崖石窟、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和胜金口石窟，共有洞窟165个，还遗留着大量古代精美的佛教壁画和塑像；焉耆地区有西克辛石窟，保存洞窟12个，而霍拉山沟南北的石窟中则保存着大量古代的佛教文物，光佛头就有80余件。另据考古发掘，在和田地区有著名的热大寺，寺中有高塔，寺院的壁上塑着40余尊彩色的佛和菩萨像，北墙上还绘有一组壁画，画出佛、比丘、供养人的图像；在若羌地区有三座佛寺和八处佛塔的遗址，佛寺的壁龛上塑有佛像和天王像；在吉木萨尔地区有回鹘王朝时的佛寺遗迹。寺内塑有一尊九米长的涅槃佛像，涅槃佛在侧而卧，神态安详。还有二十余尊佛、菩萨、罗汉、天王等塑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形象地看到，在古代西域地区佛教文化在整个地区的意识形态中确实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佛教文化存在的同时，当时还存在着其他的宗教文化，如摩尼教、拜火教、基督教等文化。

古籍《酉阳杂俎》中记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斗畜的风俗，是拜火教萨迪火节的遗俗。[19]（P71）而日本人羽田亨所著《西域文化史》中也记载着：“英国人斯坦因在敦煌所获文书中有唐光启元年书写的沙州（今甘肃敦煌）、伊州（今新疆哈密）地方的地方志残卷中有关于哈密地区的火祅庙记有‘火祅庙中，有素书形象无数。’这里的‘素书’为‘素画’的误写。‘素画’指彩画塑像。”根据上述记载，可见古代西域地区存在过拜火教文化。

摩尼教本来是波斯地区流行的宗教，后来遭到统治者的打击，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纷纷外逃，大概在公元5—6世纪时传入西域地区的北庭、高昌、焉耆、龟兹、喀什噶尔等地。《隋书·音乐志》中记载的龟兹乐中的《善善摩尼》就是一首摩尼教赞美诗。古代龟兹语文献中还发现了《摩尼赞美诗》残卷。据薛宗正先生说，摩尼教早在隋朝就已传入龟兹。

基督教约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西域，唐时已在西域各地流传。日本人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说道，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附近一小寺院的废址中发现有关基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城，即“圣枝节”（Palm-Sunday）情景的壁画断片以及与此有关的别的断片。还说：绢画的小断片上残有持十字杖的坐像的一部分，应为基督教绘画，也发现于高昌。而据薛宗正先生说：“13世纪穆斯林作家卡兹维尼（Kazwini）记载库车及其附近的拜城等地有基督徒在那里定居生活。他还说：‘有迹象表明，当时的佛教、摩尼教与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之间是和平共处的，相互矛盾不大。其中佛教仍然占主导地位。”[19]（P82）

所以，古代新疆文明就是在以佛教文化为主导的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

维吾尔在隋朝时称韦纥，在唐朝时称回纥，又称回鹘，原居住地在漠北，建有强大的回鹘汗国，但由于长期与吐蕃征战，国势逐渐衰落，后来漠北强邻黠戛斯人乘机进攻，烧毁了回鹘国都喀喇巴拉噶逊城。失去国家和土地的回鹘人纷纷向西四处逃散，有一部分人来到了天山南麓的龟兹地区，后来历史上称之为龟兹回鹘。这些事都发生在公元9世纪中叶，从此龟兹的历史进入了回鹘时期。

回鹘人在漠北时期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信自然灵力，以天为上界，诸神所居；以地为中界，人类所居；地狱为下界，恶魔所居。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有四名摩尼教传教士来到回鹘国，并获得了回鹘大汗的信赖，允许其在国内传教。《佛祖统记》卷41中记：“（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迴（回）纥遣使同摩尼伪人来朝”《旧唐书》卷195中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十二月二日，宴归国回纥摩尼八人，令至中书省见宰官。先是，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赞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以摩尼为回鹘信奉，故使宰臣言其不可。”可见此时摩尼教在回鹘国内已很是流行了。到回鹘人西迁到西域后，除信奉原先的萨满教、摩尼教外，同时也信奉基督教的一派——景教。《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中说：“九月二日，西行四日，迭屑头目来迎。”据俄国人伯雷狄斯考释：迭屑乃波斯文tersa之译音，波斯人称基督教徒为迭屑。[20]（P469）刘义棠先生说：“唐末回鹘西迁后，除信奉其原先之摩尼教外，同时亦信奉景教。”

回鹘人于公元9世纪中叶西迁到龟兹定居以后，就和那里的居民生活在一起。由于龟兹人信奉佛教，回鹘人在长期接触以后也逐渐信奉起佛教。这些都在龟兹石窟中有明显的反映。如库木吐拉石窟第79号窟被称为“回鹘窟”，因为这个洞窟是由当时居住在龟兹的回鹘贵族建造的，窟内的壁画中绘出了好几个回鹘供养人的形象。这是一个在龟兹回鹘时期由回鹘人开凿和供养的一个佛教石窟。在库木吐拉石窟群中这类被称为“回鹘窟”的佛教石窟还有第75号窟，汉文榜题中有“骨禄”、“思力”的回鹘人名字，而第70号窟中则留有回鹘文的题记。

所以说，维吾尔族人民在历史上信仰过多种宗教，伊斯兰教只是其众多信仰中的一种信仰而已。

大约在公元8世纪初，伊斯兰教因阿拉伯帝国势力的东扩而传入中亚地区。公元10世纪在葱岭西部出现了一个由回鹘人和突厥人葛逻禄部共同建立的一个政权称喀拉汗王朝，最强盛时期其领土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七河流域、河中地以及今新疆西部，政治文化中心在八拉沙衮（唐碎叶故域东）和喀什噶尔。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王朝。这时西域的基本形势是容纳多元宗教的高昌回鹘，传统的佛教国于阗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鼎足三分。但是，正如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佛教几乎是以和平方式传播的，而且在流布地区遇有土著民族的宗教和哲学时，也总能毫不勉强地与之和平共处下来，像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儒教与日本的神道，都能协调共存而形成了当地的生活模式。相反，基督教和其姊妹宗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排他性的，在多数情况下是靠暴力强制推广的。”[21]于是在西域就出现一场伊斯兰教讨伐佛教的战争。信奉伊斯兰教的喀拉汗王朝与信奉佛教的于阗国之间爆发了被称为“圣战”或“护法战争”的宗教冲突，双方对抗了40年，结果以于阗国的失败告终。这已经是公元1001年了。这样，伊斯兰教初步由今喀什噶尔推进到了和田，而与继续信仰佛教的龟兹、焉耆、高昌三国形成佛教与伊斯兰教东西对峙的历史格局。

公元14世纪时，蒙古族察合台汗国首领秃黑帖木儿改信伊斯兰教，并利用伊斯兰教的“圣战”口号进行武力扩张，征服了龟兹，强迫当地人改变信仰，到处捣毁佛寺、佛像，迫害佛教僧侣，引起当地万余名佛教徒的反抗，遭到统治者的残暴镇压，著名的古龟兹佛寺、石窟寺如昭怙厘大寺、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的毁坏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但是据明朝旅行家陈诚在其所著的《西域行程记》中谈道，公元15世纪上半叶，吐鲁番等地仍有佛教信仰，只是已在衰微之中。到公元15世纪后半叶，吐鲁番等地才改奉伊斯兰教。而新疆之维吾尔族人民完全皈依伊斯兰教应在公元16世纪时。刘义棠先生说：“目前，维吾尔族人仍为单一伊斯兰教信仰者，其习俗，虽不无夹杂教外之遗风，然其整体而言，则仍为伊斯兰教文明也。”[20]（P515）这说明世界上没有一种纯之又纯的文化，古代新疆文明就是由多种宗教文化融合、交汇而成的。

（三）龟兹的佛教文化曾经强烈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

1.开创了中国佛教石窟文化的先河

中国的佛教石窟数量众多，分布甚广。但是我们如果作一个深入思考，就会发现那些分布在甘肃、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的石窟都是发轫于龟兹石窟。这有三个原因：首先，龟兹石窟是古代西域地区的最大一处石窟群。尽管在古代疏勒、于阗等地也曾建有一些石窟但数量极少，其影响和价值决不能与龟兹石窟同日而语。其次，佛教是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先是传入到龟兹。而龟兹最早的一批石窟开凿于公元2到3世纪，中原地区最早的石窟则开凿于公元4世纪，在时间上是晚于龟兹石窟的。可以说，中国的佛教石窟文化滥觞于龟兹。当然，这只是从历史角度来说的。再次，中原石窟文化以龟兹的石窟文化为嚆矢。比如说，在石窟建筑上，中心方柱支提窟这种窟形被称为“龟兹窟”，因为它不同于印度的支提窟的原型而有所发展变化。而敦煌莫高窟第19号窟、西千佛洞第4号窟也都为中心柱型支提窟，与“龟兹窟”十分相似，显然是模仿而成的。在石窟壁画的内容和风格上，龟兹与中原地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显示着相互之间的继承关系。季羡林先生曾说：“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基本上是由印度或西域一些小国的高僧来华传教……而实现的”。[17]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龟兹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2.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

在佛教传入以前，我国尚没有一个全民族信仰或者拥有众多信徒的宗教，人民精神生活中的主要信仰是祖先崇拜。《尚书·盘庚上》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这是说，要领先公先王的庇佑而发达兴旺，因此对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事无大小，均用占卜，求告于祖先。以上说的是商代，到了周代则发展成宗法制度。据《说文解字》释：“宗，祖庙也；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其本义是宗庙。”这是说周人有共同的祖先与宗庙，有特定的祭祀仪式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至今，黄帝仍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年年清明节都要在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痕迹。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心理状态，丰富了中国艺术的传统形式。在魏晋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文学、绘画、音乐、舞蹈以至于工艺美术，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影响。特别是雕塑，从魏晋南北朝直到清代，在地面上保存下来的作品属于佛教系统的几乎占绝大部分。

3.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容

从建筑艺术上来讲，我国古代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体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谓。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可见中国古代建筑是以平面基础，是在平面上展开的。

佛教传入后，受龟兹石窟建筑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些向外发展的立体形建筑物。如敦煌莫高窟是沿着岩壁向高处立体地一层又一层地开凿的。先开凿最低一层，开完后就向高处的第二层发展；又开完后再觅更高处的第三层发展，以此类推。当整个建筑完工后便形成了一个立体形建设物，看上去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

从绘画艺术上来讲，凹凸法是表现物体阴阳明暗的一种透视法，它来自印度。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壁画的人物画就采用了这种技巧。随着佛教的东传，在龟兹石窟的人物画中也出现了许多用深浅不同的颜色对人体的眼窝、手臂、胸部、腹部和双脚作晕染，使之富有立体感。这种对印度凹凸法的巧妙运用，使龟兹石窟艺术更为绚丽夺目。龟兹石窟壁画中使用的晕染法也传入到敦煌。但是晕染法传入敦煌后至少发生了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晕染已变成更富有象征意义的粗单线，例如当胸和胸下只剩下纵横两条单线；二是这些单线已经变形而程式化了，例如腹部和膝盖只是用一个圆圈以显示过去曾有表现筋肉隆起的企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三点：（1）佛教文化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主导性的重要作用；（2）新疆古代文明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结合拜火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3）在新疆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文化进入的时间虽晚，但却起过一种承先启后的作用。

最后，以季羡林先生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文的一段话为本文的结束语。季羡林先生说：“在古代新疆一带是东西文化汇流的地方。这里曾住过许多人种不同、语言不同的部落或部族。6世纪以前，伊斯兰教还没有兴起，现在住在那里的许多说土耳其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还没有全部迁移过去。所以无论从宗教方面来说，或是从人种方面来说，当时这一带的情况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22]（P97）这是科学的结论，这更是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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