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物安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当前，各种传染病仍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敌，老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发传染病不断发生，而微生物实验室在人类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微生物本身的特性和实验室安全防护方面的不足，出现了诸如2003年在新加坡和台湾分别发生的SARS病毒实验室感染等生物灾害事件［1］。生物安全在微生物实验室活动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本文仅对微生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若干问题作一探讨。

1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核心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即实验室工作人员所处理的实验对象含有致病的微生物及其毒素时，通过在实验室设计建造、个体防护、严格遵从标准化操作规程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确保实验室工作人员不受实验对象的感染，确保周围环境不受实验对象的污染［1］。

2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分级

2.1 分级起因

据记载，在微生物实验室中曾多次发生感染性疾病。在上世纪与实验室相关的感染性疾病有伤寒、霍乱、马鼻疽、布氏菌病和破伤风等病例。1947―1973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记录了109例实验室感染［3］。1949―1951年，Sulkin和Pikel发表的有关实验室感染的调查报告，使人们认识到实验室内培养基或标本的处理及含菌尘粒的吸入是工作人员被感染的主要途径［4］。1974年，美国CDC/NIH首次提出将病原微生物和实验室活动分为4级的概念［5］，作为从事致病微生物实验室工作的一般参考。随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制定的《微生物学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和WHO颁布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基本沿用了此种模式。

2.2 级别划分

由于病原微生物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感染方式对健康人体造成切实的或潜在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微生物的致病性、感染与传染的严重程度、有效治疗和预防措施的有无将其生物危害分为1―4级。我国制定的《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4989-2004），则根据实验室生物因子对个体和群体的危害程度分为4个级别（危害程度由低至高），为确保操作人员、周围环境不被微生物感染或污染，从事上述生物危害病原体检验或研究的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也分1―4级，简称为BSL 1―4（Biosafety level ，BSL）级，实行分级管理［6］。

3 生物安全2级实验室要求［7―8］

3.1 实验室建设和设施

实验室的建设和设计应着重考虑生物安全防护问题，确保实验人员和环境的安全，同时保护实验对象不被污染。例如，从事高致病性微生物工作时气溶胶形成的问题；节肢动物或啮齿动物横行造成的环境污染；实验室人员进出、样本检验、有毒试剂使用等工作流程问题。应从功能上划分清洁区和污染区，实验工作区域、休息场所、样本接收及处理、生物废弃物的处置、安放实验设备和耗材的地方均应清楚地加以区分。

实验室的墙、天花板、地面应光滑，易于清洗，防液体渗漏，抗化学腐蚀、可消毒，地面应防滑；工作台面应耐酸碱、有机溶剂腐蚀，耐中等以上的温度，防液体渗透，可消毒。实验室出门处应有洗手池，水龙头开关应设计成用肘部或脚操作，有紧急喷淋设备和洗眼装置，以保证紧急情况发生时可以立即处理。应有专门的污水排放管道，污水排放前应作消毒处理。实验室应考虑提供不循环的向内气流，如不能，则应考虑开窗，这时应安装防节肢动物出入的纱窗。实验室的同一楼中应有高压灭菌器、灭火器、可靠的供电系统和紧急情况下方便疏散的照明灯。在工作场所之外提供实验人员摄食和休息的地方，提供放置工作人员外衣或生活物品的设施等。

3.2 样本运送

应按照有关病原微生物或样本规范运送的要求，将样本放在可靠、安全、经检测合格的容器中运输，严防对人员、环境的污染。

3.3 实验操作

所有的实验操作应降低气溶胶或泡沫的生成，操作应在二级生物安全柜内完成。感染性材料的离心操作应使用安全的离心杯，或密封的离心机转子，在生物安全柜中开启或封闭感染性材料。禁止用嘴吸取液体。尽可能避免使用注射器。发生液体溅出、溢出等事故时应立即向实验室负责人报告，及时处理并有相关记录备案。

3.4 个人防护

应根据操作需要穿工作服（或防护服），离开实验室时应脱去工作服并留在实验室内，限制在实验室以外的场所穿工作服。接触感染性物质的操作，应戴防护手套，操作完毕或离开实验室，接触干净区域前应摘手套，防止污染其他表面或环境。应穿防护鞋（套），在特定区域操作时应穿特殊的鞋。当微生物的操作不可能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而必须采取外部操作时，应戴口罩、护目镜、面罩或其他个体呼吸防护用品、防溅出的保护装置，保护脸部皮肤和黏膜，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3.5 生物废弃物处置

生物废弃物是指经实验分析后被丢弃的含有已知或未知微生物的材料，废弃物管理是保障生物安全的最后环节［9］。实验样本在处理和进行实验时产生的废弃物如吸头、离心管、平皿等应放入适当的容器或防漏的高压袋内，实验结束后立即就地高压灭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性液体物质、废弃的液体标本、培养物等应放在盛有消毒液的防渗漏的专用容器中并及时加盖。实验中使用的锐器如针头、注射器、玻璃器具等应放入专用的坚固容器，加盖。高压灭菌器应规范操作，保证灭菌效果。

4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简介［10］

4.1制订严格的实验室操作和技术规程

要求实验人员应在处理致病性和致死性病原方面受过专业训练，并有监督机制。实验室人员工作时必须穿戴隔离服，所有与生物病原等操作有关的步骤，都应在生物安全柜或其他物理遏止装置内进行。

4.2 一级屏障

安装包括系列生物安全柜、各种密闭容器和其他为了消除或减少暴露于有害生物材料设计的工程控制设施等一级屏障。

4.3 实验室建筑设计符合二级屏障的标准主要用于防止感染性微生物逸出进入环境，避免相邻区域的工作人员和环境暴露于可能的感染性气溶胶之中。实验室工作区和公共通道分开，使用消毒设备和洗手装置；实验室工作区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实验室只设置密封结构的观察窗。整个实验室空气成负压状态；实验室的进风要经初、中、高效三级过滤，以清除或杀灭含有的病原体［11］，室内空气外排必须经过特殊装置过滤，百分之百地杀灭可能存在的各种病原体。所有物品必须要经过高温、高压的无害化处理才能带出实验室，以确保外部环境的安全［12、13］。

5 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7、8］

5.1 组织与人员职责

成立生物安全委员会，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参观者的生物安全负责。制订和修改生物安全管理计划，保证计划的贯彻实施并进行安全检查。实验室应任命协助管理层工作的生物安全员，生物安全员负责提交生物安全计划和培训计划，对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提出建议和指导，对微生物的危害性作评估，监督操作过程中的生物安全，及时发现隐患，提出解决方案。

5.2 生物安全手册编写生物安全手册且方便员工获取、阅读并遵照执行。内容可包括：① 评估实验中接触的微生物的危害级别；② 标准或特殊安全操作规程；③ 个人防护要求；④ 意外发生时应急处理程序；⑤ 生物废弃物处置；⑥ 实验设备安全消毒程序；⑦ 内务管理制度；⑧ 员工培训方法与记录。

5.3 内务制度在实验室入口明显位置张贴生物危害标志并表明实验室生物安全级别，出口处应有发光指示标志。保证工作区域整洁有序。非实验有关人员、外来参观、进修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实验室。实验室内禁止吸烟、摄食、饮水或其他与实验无关的活动，实验设备维护或运出修理前进行消毒。

5.4事故处理制订报告危险隐患或事故发生的程序。所有报告以文件形式保存，对事故原因、经过、处理及预防作详细说明。

5.5安全培训实验室专业技术人员必须清楚地了解工作中存在微生物的种类与危害级别，自愿从事实验室工作，接受安全教育，遵守生物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为防止出现差错、事故，避免操作人员获得实验室感染，必须经常地对所有员工进行生物安全培训，保证每个人有好的微生物操作技术，有识别和控制生物危害因子的能力，掌握接触病原微生物后预防感染的方法。新进人员工作前应熟悉操作规程和个人防护知识，通过岗位培训考核后方可独立工作。

5.6健康检查操作人员应定期作健康检查，从而监测实验感染所得的疾病。操作人员就职前进行体检，在健康时，采集血液并按规定储存，提供有效的主动或被动免疫，对孕妇等易感者免于接触或从事高度生物危险性操作作出规定，实验室发生事故或员工生病时应立即报告，对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个人作早期检查。需要时应向每个人提供医学评价、疾病监测和治疗，有关记录应存档。

6 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现状和对策

随着国家对实验室的认可和论证工作的全面展开，我国已经出台了《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的实验室安全的标准法律法规，从确保实验室工作人员、仪器设备、实验室清洁和消毒、废弃物处置等方面管理入手，使得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得到强化和规范。然而，由于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涉及面广，相关职能部门多，相关人员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意识和自觉性还有待强化，目前在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尚存在一些隐患。主要存在有关管理制度和措施有待完善落实，对相关人员的安全防护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的培训亟待加强，安全设施需要完备等缺陷［14］。另外，一些临床门诊实验室和非医疗系统实验室在生物安全建设和管理方面既缺少有效的防护设施，也缺少生物安全防护意识，是生物安全防护比较薄弱的领域，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基于上述现状，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上应进一步理顺管理体系，明确有关部门职能，形成有关部门各司其职、有机配合的工作格局，加大对生物安全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全面加强生物安全工作的能力建设；加强生物实验室建筑设计与施工的规范管理；加强生物安全知识的传贯彻力度等措施。只有采取多管齐下的对策，才能尽快将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纳入标准化和规范化科学管理的渠道，才能充分发挥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作用，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

7 工作体会

实验室生物安全不是新出现的学科。自人类开始有医疗行为时就存在有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问题。当一个生物样品从人体采集后，进行样品运送到实验检测，以及剩余样品的处置，直至检验报告发出这一连续过程中，始终贯穿实验室生物安全。

实验室生物安全以往我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实际工作中谈及的很少。自200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生了SARS病毒实验室感染事件后，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近年来陆续出台了有关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及规范管理性文件，将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工作纳入规范管理体系。

实验室生物安全作为体系管理，必将会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来系统管理，这样就会使原来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受到约束。为此，每个工作人员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原有的不规范的行为要干预，错误的陋习要改变，尽可能将对人员、环境的生物污染控制到最低。当然也要注意，不要因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而超越了实际工作现状，影响正常的临床诊断、疾病控制、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同时，必须考虑到实验室生物安全是有共性，亦有个性，要针对不同的实验对象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篇2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

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

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

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 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 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 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主权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 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 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 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 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

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 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 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篇3

关键词： 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 concerns of bio-safety aro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are a sophisticated sign in the process of inpidualization in industrial society， which， while indicating the supremacy of high-technology， warns us of the lurking of some unpredictable risks: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may be led to the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and thus a “risk society” may be imminent. Consequently， safety of eco-system， health， and social ethics & order is in more urgent need of attention in the new era of tech-revolution. The rule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in traditional law needs to be replaced by a new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While making bio-safety laws， it is required that social public interest be asc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so as to realize the genuin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While people are wondering about the outcome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legal market” is no more peaceful. The requirements of bio-safety legislation will disturb the balance of traditional supply & demand of law and ultimately conduce to the enactment of bio-safety laws.

Key Words:bio-safety; risk society; public social interest; supply & demand of 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 and 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 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 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兽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 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薛红．在个体化浪潮之中的性别身份和婚姻家庭——贝克的《风险社会》中的性别和婚姻家庭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1(3)：30．

［2］周桂田．风险社会之政治实践．［EB/OL］．（2008-07-16）．ccms.ntu.edu.tw/~ktchou/ documents/ risksociety.pdf．

［3］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4］秦天宝．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法律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9．11-18．

［5］韩跃红．护卫生命的尊严——现代生物技术中的伦理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

［6］李振基，陈小麟，郑海雷编．生态学：第二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6．

［7］曾北危．转基因生物安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46-47．

［8］蔡守秋．论生物安全法．［EB/OL］．cel.cn/show.asp?c_id=130&c_upid=322&c_grade=2&a_id=7939．

［9］周战超．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引述［J］．与现实（双月刊），2003，（3）：5．

［10］考夫曼．法律哲学［M］．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32．

［11］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47．

［12］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红，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1．

［13］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3．

［14］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0．

［15］高崇明，张爱琴．生物伦理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9．

［16］田兴军．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生物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32．

［17］曾北危．生物入侵［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84-86．

［18］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

篇4

生物安全在畜牧业生产中的重要性

当前，生物安全已经涉及到人和动物的生存与健康，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是全球生物安全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众所周知，疾病是影响畜禽生产性能和限制畜牧业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后，新的畜禽疾病不断出现，同时多病原体的混合感染亦日趋普遍，依传统方式通过药物来控制疾病变得越来越困难，效果越来越差，费用也越来越高，所以规模养殖场自觉执行一套严格的生物安全制度就显得更加迫切，并通过综合控制实现预期目的——最大限度地防止疾病传入和在畜牧场内发生与传播。因为生物安全的制定是根据传染病的3个重要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动物）来制定的，并且生物安全体系已经和药物防治、疫苗接种等共同组成了疫病控制的三角形体系，所以在实际畜牧生产中应用生物安全措施，可以达到尽可能减少引入致病性病原的可能性，并且从现有环境中去除病原体，为药物治疗和疫苗接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应用环境，防止畜禽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保证畜禽的生产安全性及畜禽产品的安全性，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总之，生物安全是规模养殖场目前乃至今后最有效、最经济的控制疫病发生和传播的根本保障。

当前规模养殖场在生物安全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1缺乏观念纵观现实，许多规模场至今仍按传统方式进行饲养管理，一直认为养殖场要做的防控措施就是消毒和打防疫针，头脑中根本没有生物安全的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笔者了解到某奶牛养殖小区，其车辆消毒池并未设在大门口，而是建在了入场50m远的位置，已基本丧失了阻击外来病原侵入的第一屏障功能。类似的明显错误，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也有极个别情况，将养殖场直接设在屠宰加工场内，其卫生防疫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又比如，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规模养殖场必须要有相对独立的患病动物隔离观察室，但事实上多数养殖场直接就把养殖栋舍中的个别空圈当做病畜隔离治疗间使用，经常导致疫情传播等不良后果。总而言之，对规模场来讲，健全生物安全制度已经到了迫不急待、非抓不可的地步。

2意识淡薄有的场主对生物安全有一定了解，但对生物安全制度在畜牧生产中的重要性却持怀疑态度，片面认为养殖场只要不从外面乱引种，抓好场内消毒与免疫工作，有病才治，不让外人入场就差不多了，而对发病控制、生物防疫等重要环节没看上眼，并没有把生物安全制度作为规模场的头等大事来抓牢抓实。有的场主为图方便、少开支，直接把养殖场建在主要交通干线旁边，而且也未设置任何防疫屏障。又如，有个别家禽养殖场主为增加收入，利用空余时间到别的家禽宰杀点从事兼职服务。另外，也有少数业主在1个养殖场内从事不同畜禽类别的混合养殖，如猪鸡混养、鸭鸽混养等。种种情况，不一而足。很明显，这类养殖场依然存在很大风险，一旦发生疫情，片面执行生物安全制度往往会导致规模场难以挽回的损失。

3投机取巧从现实来看，类似情况还比较普遍。例如，有的养殖业主为了节省投资，直接把养殖场建在河滩上，或者就建在自己住房的底层或下面，也有相当部份养殖场是直接建在居民住宅区内。再如，绝大多数规模场都没有修建单独的围墙作为必须的生物隔离措施，往往是直接就将圈舍的外墙当作隔离设施。实际上，通过上述生物安全制度的阐述，可以看出很多规模场不仅非常欠缺生物安全措施，而且严重违背了《动物防疫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有关规定。殊不知，一旦发生疫病则难逃厄运，甚至导致大型养殖场的覆灭。

规模养殖场健全和完善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议

养殖场应当依据《动物防疫法》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要求，切实抓好生物安全体系规范健全工作。

1畜禽养殖场的选址与建设

总的来说，场址的选择必须符合公共卫生安全和兽医卫生防疫要求。然而，一些养殖场由于选址不当、场内布局不合理及舍内外环境控制不好，造成疾病屡屡发生，损失惨重。所以，科学建造养殖场能带来无形的效益。

场址的选择（1）符合当地城镇建设综合规范和环保功能区划要求，应远离铁路、城市规划区、畜产品加工厂、化工厂1000m以上，距离公路、学校、居民区500m以上，安全和水源无污染的位置;（2）养殖场应建在高燥、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空气流通舒畅的位置上，畜禽舍最好从北朝南或坐西北朝东南;（3）要有充足的水电、交通方便，符合三通的要求。

养殖场主体布局养殖场周围应有围墙或其他有效屏障，内部布局符合动物防疫条件要求。有条件的推行办公区、生活区与生产区异地建设的布局，这样有利于信息交流、生活便利和养殖场安全。没有条件的养殖场也必须做到分设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粪尿堆贮处理区和病畜隔离区，各区之间相互隔离。

场内畜禽舍的布局（1）养殖场内部各生产区之间要有一定距离的缓冲防疫隔离带;（2）四周需砌围墙或绿色隔离带与外界隔离，有条件的做一个防疫沟;（3）生产区门口设有消毒池，生产区外应配有检疫隔离间和解剖室;（4）生产区应位于办公区和生活区的下风向;（5）场内道路布局合理，净道和污道严格分开，防止交叉感染;（6）各个区尽量做到全进全出，便于空栏消毒;（7）生产区按各个生产环节进行合理的细分，如猪场生产区由上风向到下风向，各段依次安排为配种—妊娠—产房—仔培—育肥—出猪台。

2畜禽养殖场管理制度

入场人员管理制度（1）养殖场严禁外来人员进入生产区，到场人员需做好登记，以便追踪来宾和他们的接触史;（2）不准接触和携带染疫的相关物品;（3）不准养殖其他类动物;（4）饲养员进入畜禽舍需进行沐浴、换衣、消毒方可进入。所有车辆进入畜禽舍必须经过消毒池消毒后方可进入;（5）在场技术员严禁对外服务;（6）管理人员进入生产区前应沐浴、穿好工作服和戴好工作帽，更换鞋子方可进入;（7）凡涉及到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如奶牛饲管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并参加年检。

饲料安全管理制度（1）采用无病原污染的原料加工饲料;（2）配制全价配合饲料;（3）采用新鲜、优质、不发霉、不变质的配合饲料;（4）不得使用禁用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

生产安全管理制度（1）严格执行动物检疫申报制度，出售或迁移畜禽，应提前向当地乡镇（街道）畜牧兽站或其动物报检点进行检疫申报，并取得合法动物检疫合格证明;（2）实行全进全出制，严禁出栏的畜禽再运回场内，防止带入其他疾病;（3）坚持自繁自养，采用繁殖、培育和育成分开的分点生产模式;（4）外来畜禽必须隔离1个潜伏期以上时间，一般要求在1个月以上，经检疫合格后，再在每群畜禽中混入1头（只）本场畜禽，使外来的畜禽适应本场的微生物群体后，再放入正式饲养栏或圈;（5）不同的品种、批次、日龄的畜禽禁止混养。#p#分页标题#e#

3科学的疫病防控体系

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要做到头头免疫，防止免疫空白，并健全有关免疫、养殖档案，使全场畜禽保持较高的抗体水平，常年处于有效免疫期内，避免疫苗注射的盲目性。

提高疾病监测，做好疾病防控要加强疫病监测水平，提高检疫技术，使检疫方法逐步达到简便、快速、准确、敏感、廉价和自动化要求。利用畜禽疾病有效控制理论，坚持净化疫病，逐步建立无规定疫病养殖场。同时，及时做好病畜治疗工作。4.3.3强化隔离意识，控制疫病扩散完善动物疫情报告制度，业主应当按照规定要求，及时向当地乡镇（街道）畜牧兽医站报告本场突发动物疫情，并按月上报本场动物发病死亡情况。在发生疫病或受疫情威胁时，及时宣传自卫封锁，隔离畜禽舍，淘汰处理病畜禽须严格遵守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GB16548-2006），并采取紧急防疫措施在舍内严禁解剖病死畜禽，一旦发生传染病，场内各类畜禽禁止出场，防止疫源扩散，以达到控制疫病流行的目的。

4严格的消毒制度

养殖场疫病的发生与消毒水平及消毒效果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重视消毒灭原工作，既可用很小的投入换取很大的回报，也是构建生物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养殖场必须自觉树立“抓好消毒灭原工作，就是抓好畜牧业安全发展”的理念。消毒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大门口设立消毒池，旁边建有人员消毒设施，进入生产区入口处再设立消毒池;（2）全场大环境每周消毒1次，走道及场内主要道路每周消毒2次;（3）空栏后需清洗干净、全面消毒、通风空一段时间后，再消毒方可重新养殖;（4）不要长期使用同一种消毒药物，要做到定期更换，防止产生抗药性，影响消毒效果。（5）认真做好带畜（禽）消毒、饮水消毒及圈舍空气消毒等有关细节工作。

5建立健全养殖场的治污机制

规模养殖场的禽畜粪便和污水随意排放，严重污染了周围环境，也极大地威胁着禽畜饲养业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养殖场本身的卫生防疫，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因此，规模养殖场应遵循循环经济的3化（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建立完善粪便处理措施和污水处理机制，进行无废物无污染的畜牧业生产，实现畜牧业的快速、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

篇5

关键词：医院检验科 生物安全 存在问题 管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9-0239-01

医院检验科在医院日常运行中地位特殊，作用也比较重要，但同时其危险性也是最大的，尤其是条件较差的医院，其检验科生物安全防护现状令人担忧。检验科要负责医院日常病原体标本的检查、诊断，是医院病原体的集散地和传播源，尤其是对于检验科工作人员来说，其危害性则更大。因此，医院检验科的生物安全就成为了科室管理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检验科室的标本管理、废弃物处理、人员安全操作管理及重大生物事故的应急处理制度管理等是我们广大医务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1 生物安全与管理的概念

1.1 生物安全。检验科生物安全是指医院检验科从事病毒微生物研究实验的工作人员要保护实验标本及材料免受污染，泄漏等，同时要避免病原体微生物对人员自身以及环境和人民大众造成生物伤害。

1.2 生物安全管理。生物安全管理是指管理者使用一定的安全防护设备对实验标本进行安全操作和日常维护，以防止其泄漏和交叉感染、出现不可控的局面。生物安全管理一般包括安全制度、应急预案两个方面。

2 医院检验科生物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医院检验科在生物安全管理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科室人员防护意识和知识水平上面，同时也由于我国对于生物安全的制度管理研究起步较晚，从而也导致了医院对于生物安全管理经验的缺乏。

2.1 检验人员的安全意识较差，对日常防护的准备不够充分。一些医院检验科的检验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对于日常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的意识认识不足，同时对发生生物灾害时的处理意识不够，尤其是基层医院，其工作人员对实验室的标本以及样本等防护力度较弱，并且对个人防护和生物污染的意识不强，管理者往往并非专业人员，从而使得我国中下级医院在检验科室的生物安全防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2.2 对生物检疫、防护的安全设备投入较少，不能形成完整的安全防护体系。一些医院对于检验科的生物安全防护投入十分少，其安全设备、实验设备以及检验设备等都非常陈旧，对于新式生物病菌并没有多少防护能力，从而导致检验人员极易受到生物病菌的侵袭。

2.3 医院检验人员对生物安全防护知识了解较少，未系统学习生物安全知识。在检验科室工作的人员大多偏向于专业的检疫、检查专业，他们并未真正、系统地研习过生物安全防护，对具体的防护措施操作缺乏经验。

3 加强医院检验科生物安全管理的措施

医院检验科的生物安全关乎整个医院乃至区域的安全，其安全管理必须得到最严格的执行，针对现阶段我国检验科室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3.1 加强资金投入，更新检验科室的安全设备、材料及检验设施。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视检验科室的生物安全防护，管理人员要积极听取检验人员的建议，对科室进行设备更新和采购。所有设备必须符合国家的要求物化标准，同时根据地方医院实际情况配比安全防护设备，安装符合生物安全的设备。并且要根据最新疫情来配比相应的防疫设备和检验设备，以便能够及时检测和防护最新生物疾病。

3.2 合理布局医院检验科的地理位置，与其他科室有机统一起来，方便生物防护。医院检验科的布局应该结合医院的实际科室配比，将最有利于生物防疫的科室进行就近安排，发挥现有资源和其他检测设备的潜在助力，同时要便于进行疫情的防疫、疏散、管理及日常诊断等。检验科要配置相应的消毒装置、排风装置、应急药品、标本接受安全窗口、可感应水系统以及安全柜、醒目生物安全提醒标志等等。

3.3 检验科要做好生物标本的管理和安全防护。检验科室在进行日常检验时要做好标本的管理和防护，在生化实验室、生物病菌检测实验室等敏感地区张贴醒目标志，并对进出进行严格管制。对体液、血清、尿液等标本在实验后需消毒再冷冻保存，日常标本要进行安全的检测，并准确贴上相应的检测目录及其他信息，妥善放置保存于安全标本架、生物容器、冷冻室等之中，对有重大传染或其他生物病毒感染病史病人的标本要实行全面安全防护，避免检验科实验室的其他标本和建验人员受到感染。

3.4 加强检验人员的生物安全知识培训，提升其防护意识。医院定期对检验科室人员进行最新生物病毒知识培训，系统地加强其生物安全技术防护能力，对日常安全操作进行记录和评估，加强其对生化泄漏的应急处理能力，规范其日常安全操作行为。

3.5 严格执行检验科室的废弃物处理规范。医院检验科室的日常废弃物必须按照特殊的处理程序给与处理，对检验本在收集时必须对其进行安全消毒和稀释、灭菌处理，最后进行医疗废弃物密封，由专业人员负责监督、执行、运输，并在远离人群地区进行焚烧、深埋处理，最大限度减少生物病菌的扩散和再次污染泄漏。

总结：医院检验科是医院的核心科室之一，其重要性对于医院的日常运行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医院检验科的生物安全是医院面临的重要课题，生物病菌的泄漏将会导致不可估量的灾难，必须引起医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医院的作用，降低生化病毒的侵袭，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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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验室生物安全实施

【中图分类号】R19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0)01-00-01

1 设备、设施

(1)实验室实验区域独立,布局合理,通风良好。根据工作场所可能受污染的程度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2)实验室配备生物安全柜、高压灭菌器,并按期检查验证合格;设有空气消毒装置(移动式紫外线灯)。(3)实验室出口处设有专用感应式洗手池、干手器和洗眼器,并配有专用的工作服、口罩、乳胶手套、消毒剂等,工作时必须佩带好。(4)实验室配有专用于保存标本和菌(毒)种的冰箱,并配备双锁。

2 制度健全,明确分工和责任

实验室建立健全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制度,明确实验室人员分工与责任,实行科主任、组长、消毒监督员三级负责制。实验室制定SOP制度、SOP操作技术规范:实验室人员准入制度、生物安全培训制度、个人防护制度;实验室生物安全保卫制度、生物安全防护制度;实验室标本接收、登记、保存与使用制度;实验室技术操作责任制度和标准操作技术常规;实验室消毒与实验废物处理管理制度;实验室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和程序;实验室设施、设备的使用常规与维护制度;实验室菌(毒)种运输、保存、使用与销毁管理制度;实验室涉及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危害评估报告制度等。

3 做好培训,提高认识[1]

(1)每年定期参加市里统一组织的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培训,由专家讲座,考试合格发证上岗。(2)不定期地组织全科人员参加医院主办的各种院内感染知识讲座和科室内部的业务学习与考核。重点学习医院对检验科预防感染的管理要求,从思想上和理论上提高对消毒隔离和医院内感染的认识,掌握消毒隔离基本知识和技能,规范医疗行为,人人重视消毒隔离的每个环节。(3)提高自我健康保护意识,掌握工作中的防护技术。

4 落实生物安全制度,防止交叉感染

4.1 物体表面

工作台面实验前、后用含氯消毒液擦拭2次,地面用含氯消毒液湿拖,上、下午各1次并根据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分别使用不同标识的拖布。

4.2 工作人员的手

由于采血需要,工作人员的手必须与患者接触,并且所有标本都要通过检验师的双手进行检测。因此要求所有人员在采集、检测处理标本时戴一次性手套,操作完后按“六步法”正确洗手[2],并定期对工作人员的手、物体表面、空气进行微生物监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4.3 门诊静脉采血

坚持一人一巾、一针、一管、一止血带;微量采血,也要做到一人一巾、一针、一管、一片。给每位患者采血前洗手或用消毒巾擦手。采集标本时不得污染容器外部,运送过程中防止容器破碎和标本外溢,以确保环境安全。

4.4 危险、突发事件处理

对可能存在病原微生物的样本和材料处理尽可能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设有刺伤、切割伤或擦伤处理程序及医疗记录;设有潜在危险性气溶胶释放应急处理程序等,并将这些应急处理程序张贴于相应部位,以便做好应急处理。

4.5 废弃物处理

利器存放在利器盒中集中处理;一次性注射器、一次性采血管应浸泡在含氯消毒液中1h后由专职人员存放到医疗垃圾回收站集中处理;医疗垃圾存放在无渗透、无破损的黄色塑料袋中,由专职人员存放到医疗垃圾回收站集中处理;实验室内配有高压消毒锅,由经过专业培训配有上岗证的消毒员对所有的废弃的病原体培养基、菌种保养液等进行就地灭菌,以免在送消毒过程中扩散病原微生物,污染环境[3]。总之,所有废弃物在从实验室取走之前,均应达到生物安全的标准,并有详细的登记。

5 记录、报告单的处理

实验室指定专人对涉及含有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一切实验活动进行如实的、可溯源的记录,以便备查。为防止病原微生物随着检验报告单进一步传播,对污染的报告单在送出前用移动式紫外线杀菌车进行消毒,保证有始有终。

总之,检验科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在预防医院感染管理中处于重要的地位[4]。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每一个标本都视为可危害性处理,这样我们才能做好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娜平,李玉敏.隔离病房的消毒隔离及护理体会.河北医药,2004,26(3):280.

[2]文珊,陈爱娟.医务人员洗手效果观察.中国感染控制杂志,2005,4(3):262-363.

[3]范秋萍,王静.消毒隔离与SARS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效果探讨.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04,14(7):6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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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命安全教育就是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理解生命的精神本质，让学生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校园是寄宿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所以在教学中开展生命健康安全教育是一种主要的方式，生物课是一种最有效、最直观、最贴近生活的教育方式。新生物教材中编排了许多有关身体健康教育的内容，教师应充分挖掘生物教材中的教学资源，对学生渗透生命安全教育。如教材中“细胞的分化、癌变和衰老”内容，就是开展生命安全教育非常优秀的资源。通过学习癌症的成因，即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内因不容易改变，但外因是可以克服和控制的，如吸烟、吃熏制食品、地方腌菜、豆腐乳等都可以对人的各个系统器官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比如腌菜和豆腐乳这些学生经常接触的食品，由于其腌制和保存时间过长，容易使食物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严重超标，食用后往往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建议学生远离这些隐含风险的食品，帮助学生养成“内外兼修”的生活习惯。

二、在生物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

安全教育中学生正处于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心智发展不成熟、不平衡，对外界刺激容易产生过激反应。在生活中，学生的心理状态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容易出现起伏、变化，比如遗传基因影响、社会环境因素、心理素质因素。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容易被忽略，长此下去，会造成学生心理偏差、甚至畸形，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作为一名生物教师，更应结合本学科的教学内容，调节学生的心理活动，疏导学生的心理，使学生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如在学习个体发育和遗传学内容时，教师可从生命的产生讲起，每个个体都是由一个受精卵发育而成，这是所有人共同的起点，它们都有相同的结构和功能基础——细胞，而且每个细胞的结构和物质构成基本相同，细胞组成了人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包括人的大脑和神经，从这些引申出所有人的起点都是一样的，智力水平相差无几，以破除部分学生的自卑心理，打破心理束缚，重燃努力奋斗的希望。同时，每个人都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表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但正是这种差异才构成了丰富、精彩的社会生活，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遗传个性虽然不能改变，但我们可以去改造、适应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创造条件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可以有相同的结果——成功，正所谓“殊途同归”。我们常说人的心理是最强大的，是所有事物都无法战胜的。培养一个具有自信、向上、勇往直前精神品质的人是所有教师肩负的重任，它甚至比传授知识更重要。

三、生物教学中渗透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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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安全；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100-03

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中的生物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1]外来入侵生物对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农林业生产、对外贸易及人类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外来入侵生物潜在的危险严重威胁着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安全。[2]另外，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也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3]因此，根据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才市场的需求，生物安全专业人才的培养十分迫切。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福建农林大学于2004年申报了生物安全专业，并获得教育部的批准，率先在全国设立生物安全本科专业。从2005年开始，植物保护学院设立生物安全系加强生物安全新专业建设，2005年9月招收第一届4年制生物安全专业本科生，2009年6月，首届毕业生已顺利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自生物安全系成立以来，按照人才分类培养目标制定相应的实践教学目标，根据不同培养阶段安排相应的实践教学内容，依托国家重点学科（植物病理学）和福建省重点学科（昆虫学），以“农业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应用生态研究所”和“益虫研究所”为依托平台，以专业实验室和校外实验基地建设为重点，进行了生物安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并取得一定成效。现将生物安全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情况总结如下：

一、实践教学目标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生物安全专业办学的实际，结合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科优势和福建省闽台地域优势，生物安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既要独具特色又要符合教育规律[4]。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和探索，确定生物安全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具备高尚的健全人格、宽厚的业务基础、扎实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敏捷的创新思维、厚重的社会责任、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潜在的领导能力，毕业后能在学术上继续深造或进入社会并开展终身学习的复合型人才。按照“厚基础、宽口径、强实践、重素质”的人才培养目要求，结合“研究型”学院建设的实际，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生物安全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实行分流培养，并根据培养类型制定相应的实践教学目标：“研究型”人才培养：强化专业基础培训和科研素质培养，通过提供良好科研平台，争取使这部分学生能够推免考试直接攻读硕士研究生，为生物安全科研方面的塑造后续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尤其是在生物安全检测技能、外来入侵生物的检疫处理技能、生物安全的评估等方面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长，争取获得国家或行业相关技能认证，为今后从事生物安全专业工作打好基础。“复合型”人才培养：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经验和综合素质，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和优势，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条件，在人文素质、学科文化和综合素养方面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色，调研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完成毕业论文，为今后从事生物安全相关领域工作打好基础。

二、实践教学体系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通过整合和优化专业课程实验和加大实验教学的学分比例，设立创新性、综合性和探究性实验，建立了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依据培养阶段和实验性质的不同培养锻炼相应的实践技能。

1.基础培养阶段的基本实践技能培训。该部分实践主要在大一至大二上学期进行，主要是进行基本实验技能训练。基础培养阶段，以通识教育为重点学习基础知识和技能，结合开设网络教学、自学课程、讨论课程、培养和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增设《学科文化》课程，组织师生交流、读书报告（人文底蕴和表达能力的培养），学术沙龙（学生定期参与校、院的各类学术报告活动），通过总结、提炼、挖掘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深厚的学科文化引导学生巩固专业思想。这部分实践教学多为专业必修基础课的实验教学内容，包括《大学信息技术基础》上机实习（24学时）、《文献检索》上机实习（14学时）、《大学物理III》实验（15学时）、《植物学》实验（15学时）、《动物学》（12学时）、《微生物学》实验（30学时）、《学科文化》讨论教学（15学时）等。

2.专业培养阶段的专业实践技能培训。该部分实践主要在大二下学期至大三下学期进行，主要主要是进行专业实践技能培训。将专业基础课提前到二年级进行，将专业课的实验课独立开课，并提前到二年级下学期和三年级上学期执行，在三年级下学期即开展综合性、创新性和探究性实验，通过系统化培训全面掌握专业实践技能。这部分实践教学内容主要为综合性、创新性和探究性实验教学内容。综合性实验课程主要包括《基础化学实验》（80学时）、《生化实验》（45学时）、《分子生物学实验》（15学时）、《农业昆虫学实验》（36学时）、《普通植物病理学实验》（36学时）、《植物检疫学实验》（45学时）、《生物安全检测技术》（45学时）等。同时，为开展科研素质和科研文化的培养，学校、学院设立科技创新项目，鼓励学生申报国家、省、校级各类创新项目，学生双向选择导师，自主选择申报创新性实验项目开展创新性实验，要求学生在实验设计、研讨的基础上，撰写创新性实验项目结题报告。由指导老师组成的评估专家进行评分，合格者计入学分。

3.综合培养阶段的综合实践技能培训。该部分实践主要在大三下学期至大四下学期进行，主要是进行综合实践技能培训，重点是培养效果的提升及定位，强化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工作。在大三下至大四上（3月15日~10月15日），开展形式多样的综合毕业实习。在大四开设《科研实践》（3周2学时）、《综合实践》（3周2学时）、《工作实习》（4周3学时）等综合性实践教学。本阶段强化实践教学，实行宽口径专业教育，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对于“研究型”，进入导师实验室，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持各类创新项目，开展研究性工作。在完成创新项目的基础上，提前完成毕业论文，撰写学术论文、参加相关学术活动，提前做好保研和考研准备。对于“应用型”，进入校实验中心、动检局、检测中心和相关企业，主要涉及入侵生物诊断和鉴定、生物安全检测，服务社会，鼓励取得相关技能认证证书，开展专业技能综合训练并完成毕业论文，提前做好报考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招聘准备；对于“复合型”，通过科研院所、企业、基层单位联系，指导学生开展野外科学考察、社会实践、社会调研工作，调研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鼓励将实际问题带回学校进一步探讨，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完成毕业论文。

综合以上安排，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生物安全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进度安排（表1）。

三、保障措施

1.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经过几年的新专业建设，生物安全专业已建成“生物安全专业综合实验中心”，先后投资150多万元，对4间实验室进行改造，建成符合现代教学的多媒体实验室，添置了一批现代化教学仪器设备，诸如人工气候箱、超低温冰箱、基因扩增仪、酶标仪、电泳图象分析系统等高精教学设备。依托农业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和省级重点学科，应用生态研究所，益虫引进与利用研究所等，为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教学平台。目前已在校内建成了生物安全综合性实践基地并且安排专职指导教师负责指导，主要包括农产品安全（残留）检测、转基因生物检测、病原微生物检测、检疫性有物预防与控制研究基地等（表2）。

2.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过几年的新专业建设，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生物安全专业与省内外生物安全专业相关单位联合建设了一批校外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表3）。在省内的实践基地主要包括指导教师科研基地，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福建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和全省各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等。在省外的实践基地主要与从事生物安全研究的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植物保护研究所、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建立了联合培养实践教学基地。

表3 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生物安全专业校外实践基地

3.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①采取多样化的实验教学考核方法。生物安全专业实验教学考核采取多样化考核方法，分别按照实验报告、考察报告、专业论文、毕业论文等的质量和水平，参考实验过程中的表现来分三类综合评定：对于研究性实验与论文（报告），主要以揭示生物安全相关规律、机理，具体技术的应用效果和技术集成等为主，重点评价其研究内容和实验方法的创新水平；对于应用性实验与论文（报告），主要以生物安全相关的检测、检疫等为主应用性研究，重点评价其以其设备使用和实验技能水平。对于实践性实验与论文（报告），主要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的调查报告、考察报告为主，重点评价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水平。②采取双导师制的实践教学管理方法。在生物安全专业的实践教学过程中，通过与合作单位开展合作研究，采用双导师制，促使学生的毕业实习与岗位工作相结合，顶岗实习，学生的实习、论文工作与岗位衔接，在场地与时间上实行弹性处理；强化学生的实践和岗位适应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经过四年来的实践，生物安全专业实验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学生专业思想稳定，学习积极性高，自觉学习文化知识，主动锻炼实践能力，积极塑造高尚品质，努力提高综合素质等已在学生中蔚然成风，综合素质培养效果明显，毕业论文质量提高显著[4]。在后续的培养中，生物安全专业实验教学继续按照人才分流培养目标要求，通过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支撑体系，加强实践技能培训。对于“研究型”培养对象，创造条件让学生主持或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实验计划项目，鼓励同学在毕业前公开发表学术论文，鼓励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或考取国内外硕士研究生；对于“应用型”培养对象，指导学生获得相关技能认证（检疫员、检验员等），在技能方面有生物安全专业特长，让毕业生能比较顺利地获得能够发挥其技能优势和专业特长的工作岗位；对于“复合型”培养对象，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和优势，通过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条件，在人文素质、学科文化和综合素养方面具有生物安全专业特色，使毕业生具有继续发展的潜能和优势，为今后从事生物安全相关领域工作打好基础。今后，我们根据社会经济与生物安全科技发展的需要，结合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科优势和福建省闽台地域优势，进一步加强对外联系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与考核，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使其在生物安全专业人才培养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1]万方浩，郭建英，张峰.中国入侵生物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24.

[2]宋宗水.外来物种进入与生态环境变化[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4，25（1）：11-14.

[3]陆群峰，肖显静.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的选择[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2）：68-78.

[4]侯有明，艾洪木，杨广，黄居昌，等.生物安全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2（增刊）：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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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降解塑料 二氧化碳基材料 生物安全评价

引言

当前世界塑料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塑料用途已渗透到工业、农业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材料。但是塑料的大量使用后随之也带来了大量的固体废弃物。目前城市固体废弃物中塑料的质量分数已达1 0%以上，体积分数则在30%左右，而其中大部分是一次性塑料包装及日用品废弃物，它们对环境的污染、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已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二氧化碳基塑料是以二氧化碳和环氧化物为主要原料共聚合而成的新型绿色高分子材料。该材料既可高效利用二氧化碳，变废为宝，又具有良好的氧气阻隔性、透明性，并可实现完全生物降解，有望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领域。但是，二氧化碳基材料的生物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评价。本研究依据《化学品毒性鉴定技术规范》中生物学评价的要求对二氧化碳基塑料进行了系统的生物安全性评价，包括急性毒性、亚急性毒性试验，致突变毒性，遗传毒性等，为二氧化碳基塑料的食品包装用途提供生物安全性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二氧化碳基塑料（聚对二氧环己酮，PPD0树脂）：分子量≥10万道尔顿

1

1.2 实验方法

1.2.1 受试物处理

将聚二氧化碳基塑料低温粉碎后分别过120目和200目筛待用。

1.2.2 小鼠急性毒性试验（最大耐受剂量法）

选用18g-22g健康昆明种小鼠20只，雌雄各半，进行试验。聚二氧化碳基塑料最大使用用浓度0.25g/mL，灌胃容量为20mL/kgBW，即以10 0g/kgBW的剂量，2次灌胃，每次间隔6小时，连续观察14天，记录中毒状况和死亡情况，确定最大耐受剂量（MTD）。

1.2.3 亚慢毒性试验（90天喂养试验）

采用离乳大鼠（试验开始时体重为70g-85g，差异不超过平均体重的±20%）80只，雌雄各半。随机分为0_25g/kqbw、0.50g/kgbw、1.00g/kgbw3个剂量组和基础饲料对照组。实验用样品的掺入量分别为0.312%、0.625%、1.25%，动物单笼饲养，每天观察并记录动物的一般表现，行为、中毒表现和死亡情况。每周称一次体重和两次食物摄入量，计算每周及总的食物利用率；在试验中期和末期分别测定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及分类、血清中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尿素氮、肌酐、葡萄糖、血清白蛋白、总蛋白、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称量肝、肾、脾、的脏器绝对重量和计算脏体比。对各剂量组动物大体检查未发现明显病变时，进行高剂量组和对照组的肝、肾、胃、肠、脾、、卵巢的病理组织学检查，并进行统计学处理。

1.2.4致突变性毒性

（1）Ames试验。选用经鉴定符合要求的鼠伤寒沙门氏组氨酸缺陷型TA97、TA98、TA100、TA102四株试验菌株，采用平板掺入法进行试验。采用多氯联苯（PCB）诱导的大鼠肝匀浆，经生物活性鉴定合格后作为体外代谢活化系统。根据毒性测定结果，试验用样品共设8 ug/皿、40μg/皿、200μg/皿、1000μg/皿、5000μg/皿5个剂量组，同时设阳性对照、溶剂对照（加入10%的吐温80替代样品溶液）、未处理对照。在顶层琼脂中加入0.1ml试验菌株增菌液，0.1ml试验用样品溶液和0.5mlS-9混合液（当需要代谢活化时），混匀后倒入底层培养基平板上，每个剂量3个平皿。在37±1℃培养48h，计数每皿菌落数。试验用样品组菌落数超过自发的2倍以上；进行活化（加S-9）和非活化（不加S-9）试验，并具有剂量一反应关系时即判定为阳性。试验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做两次。

（2）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试验。选用体重25g-30g小鼠50只，随机分为5组，每组10只，雌雄各半。试验用样品设1.0g/kgBW、2.0g/kgBW、4.0g/kgBW3个剂量组。同时设溶剂对照（10%吐温80水溶液）和阳性对照（环磷酰胺40mg/kgBW，腹腔注射）。采用间隔24h两次经口灌胃法给予聚二氧化碳基塑料，连续5d。末次给试验用样品6h后，颈椎脱臼处死动物。取股骨骨髓用小牛血清稀释涂片，甲醇固定，Glemsa染色。双盲法阅片。在光学显微镜下，每只动物计数1000个嗜多染红细胞（PCE），计算微核发生率。每只动物观察200个嗜多染红细胞，计数成熟红细胞（NCE），计算PCE/NCE比值。

1.2.5 遗传毒性实验

（1）小鼠染色体畸变试验。选用健康常年雄性体重25g-30g小鼠，每组5只。试验用样品设1.0g/kg、2.0g/kg、4.0g/kg体重3个剂量组。同时设溶剂对照（10%吐温80水溶液）和阳性对照（环磷酰胺40mg/kg体重，腹腔注射）。灌胃给予受试药物，每天一次，连续5天。受试药物后的第15天脱臼处死、制片。于处死采集样品前4h腹腔注射4.0mg/kg秋水仙素。取组织，制备悬浮液，用姬姆萨染液染色，计数畸变细胞：对每只动物选择100个分散良好的中期分裂相，在显微镜油镜下进行读片。在读片时应记录每一观察细胞的染色体数目，对于畸变细胞还应记录显微镜视野的坐标位置及畸变类型。所得各组的染色体畸变率用X2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以评价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

（2）小鼠畸形试验。用体重25g-30g的性成熟雄性小鼠25只，随机分为5组。以1.5mg/kg体重剂量的丝裂霉素C（经口给予）为阳性对照，10%吐温80水溶液为溶剂对照，试验用样品设1.0g/kg、2.0g/kg、4.0g/kg体重3个剂量组。每日灌胃一次，灌胃容量为10mL/kgBW，连续5天，末次灌胃后30天处死动物，取附睾制片，伊红染色，高倍镜下检查小鼠的形态，每组计数5只动物，每只动物计数1000个结构完整的，计算畸变发生率（以百分率计），并进行统计处理。

（3）胎鼠致畸试验。25g一30g的孕鼠25只，随机分为5组。以1.5mg/kg体重剂量的丝裂霉素C（经口给予）为阳性对照，10%吐温80水溶液为溶剂对照，试验用样品设1.0g/kg、2.0g/kq、4.0g/kg体重3个剂量组。孕鼠处死和一般检查：小鼠于妊娠第20d处死。剖腹检查卵巢内黄体数，取出子宫，称重；检查活胎、早期吸收和死胎数；活胎鼠检查；胎鼠骨检查；胎鼠内脏检查。

1.2.6 数据处理

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对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但需按方差分析的程序先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方差齐，计算F值，F值

2 结果

2.1 急性毒性

BALB/C二月龄雄性小鼠10只，经口给予10g/kg体重的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水悬液，间隔6小时重复给予一次。连续观察14天，未发现小鼠出现毒负作用症状；未发现小鼠出现死亡情况。实验表明经口给予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LD50>10g/kg，属于实际无毒。表明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不会对生物产生急性毒性。

2.2 亚慢毒性试验（90天喂养试验）

对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进行大鼠90天喂养试验。试验过程中未见动物有明显异常表现。试验期间大尉舌动自如、毛发光亮、饮水、进食、大小便正常。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对各剂量组大鼬的体重、进食量及食物利用率与对照组比较，雌、雄性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临床检查、血液学检查、血液生化学检查、脏器称量等结果表明各检验项目的实验与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大体各检查各剂量组大鼠共80只，雄、雌各半。剖检后肉眼观察，心、肺、肝、脾、肾、胃、肠、（卵巢）、脑等主要脏器的颜色、形状、大小等均未见明显异常。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表明对照组和高剂量实验组雌、雄性大鼠的肝、肾、胃、肠、脾、、卵巢均未见明显损伤性病理变化和与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有关的病理组织学改变。

2.3 突变毒性

2.3.1 Ames试验

用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进行Ames试验。各剂量组菌落数均未超过溶剂对照组菌落数2倍以上，亦无剂量―反应关系，对鼠伤寒沙门氏菌TA97、TA98、TA100、TA102四株试验菌株，在加与不加肝微粒体酶活化系统时，结果均为阴性，而且试验结果可重复，说明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无致突变活性。

2.3.2 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试验

对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进行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试验。各剂量组两种性别小鼠骨髓多染红细胞与成熟红细胞的比值（PCE/RBC）在1.1 6-1.23之间，未见试验用样品对两种性别小鼠的骨髓细胞增殖有抑制作用。各剂量组雌、雄小鼠骨髓多染红细胞微核发生率与样品溶剂对照组比铰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环磷酰胺组与样品溶剂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见图1）。说明该二氧化碳基降解塑料未使小鼠嗜多染红细胞微核率发生改变。

2.3.3 小鼠骨髓染色体畸变试验

经口给予小鼠2.0g/kg体重、4.0g/kg体重二氧化碳基塑料5天后，与溶剂对照组比较，小鼠骨髓染色体畸变细胞率在两个剂量组与溶剂对照组组间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聚乳酸在2.0g/kq体重、4.0g/kq体重剂量范围内无致骨髓细胞突变作用。二氧化碳基塑料对小鼠体重增长无不良影响。

2.4 遗传毒性试验

2.4.1 小鼠染色体畸变试验

昆明种健康清洁级雄性小鼠（25g-30g）进行小鼠染色体畸变试验。经口给予小鼠2.0g/kgBW、4.0g/kgBW聚二氧化碳基塑料5天后，观察结果显示在本实验剂量范围内聚二氧化碳基塑料不引起小鼠初级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数增加，说明聚二氧化碳基塑料在2.0g/kgBW、4.0g/kgBW剂量范围内无致生殖细胞突变作用（见图2）。聚二氧化碳基塑料对小鼠体重增长无不良影响。

2.4.2 小鼠畸形试验

对二氧化碳基塑料进行小鼠畸形试验。各剂量组小鼠畸形发生率与样品溶剂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而丝裂霉素C组小鼠畸形发生率与样品溶剂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见图3）。未见二氧化碳基塑料对雄性小鼠生殖细胞有明显损伤作用。

2.4.3 胎鼠致畸试验

1g/kg BW剂量组的聚二氧化碳基塑料对孕鼠体重、子宫总重，胎鼠体重、身长、胎盘重及着床率、活胎率、外观畸胎率、骨骼畸胎率、内脏畸胎率无明显影响。即在1g/kgBW剂量未发现聚二氧化碳基塑料有致畸作用。

结语

二氧化碳基塑料经大鼠口最大耐受剂量均大于10.0g/kgBW，且未发现亚急性毒性，属实际无毒物质。AM ES实验未发现二氧化碳基塑料具有致突变性毒性，二氧化碳基塑料每天灌胃10mL/kg体重，5天后小鼠骨髓嗜多染红细胞微核、染色体畸变作用为阴性，表明受试物无致突变活性。遗传毒性实验表明，二氧化碳基塑料没有遗传毒性作用。

参考文献

[1]俞文灿.可降解塑料的应用、研究现状及其发展方向[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自然科学、医学版），2007，28（1）：22-32.

[2]王火喜.国内外降解塑料的现状及发展方向[J].现代塑料加工应用，2002，14（4）：61-65.

[3]秦玉升，顾林，王献红.二氧化碳基脂肪族聚碳酸酯的功能化研究进展[J].高分子学报，2013，5：600-608.

[4]刘宇娜，花玉香，郭胜辉.二氧化碳基生物可降解塑料研究概况及工业进展[J].天津科技，2011，5：125-126.

[5]胡洁，李东风，臧红霞.二氧化碳基塑料降解性能的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3，41（26）：10793-10795.

篇10

关键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生物安全意识；安全防护

生物安全防护是指在实验室环境下处理和保存感染性物质的过程中采用的一系列防护措施，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实验室防护措施、相关仪器设备、物品和管理体系[1-2]。2003年春，各地发生的医院内医务人员和临床实验室工作人员SARS感染事件，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我国也相继出台了《病原微生物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实验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等法规和文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毕业后在各级医院临床实验室工作，因此培养其具备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知识与技能十分重要。本文结合笔者的临床实验室工作经验和教学实践，针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在实验中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探讨开展生物安全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的做法与体会。

1实验教学中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

（1）随意携带与实验无关的物品进入实验室，包括食物、饮料、衣物等。

（2）个别学生没有按要求穿工作服进入实验室，甚至还有衣衫不整、长发披肩等现象。

（3）实验预习不充分，对实验操作流程不够熟悉。

（4）个人生物安全防护意识薄弱。在实验过程中，个别学生贪图方便，不按要求戴手套、口罩，实验物品使用后不按要求分类存放等。

（5）实验垃圾和废弃物存在混放现象。

2培养学生生物安全意识的做法

2.1唤起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

结合专业课教学，重温2003年医务人员和临床实验室工作人员SARS感染案例，分析讨论近年来发生的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重大事故案例，唤起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通过举办专题讲座的方式，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临床实验室安全准则》《病原微生物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实验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实验室消毒技术规范》《临床实验室安全要求和措施》《临床实验室废物处理原则》《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等法规和文件，让学生熟知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操作规范。

2.2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与技能

2.2.1课前做好生物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包括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实验操作规程、安全防护措施和紧急事故处理预案等。检查学生的仪容仪表和实验预习情况，对仪容仪表不达标的学生，责令其立即整改；对安全意识淡薄、实验预习不充分的学生，要求其重新学习，检查合格后再安排上课。

2.2.2规范实验操作，强化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与技能培养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主干课程（包括临床检验技术、微生物检验技术、寄生虫检验技术、免疫学检验技术和血液学检验技术等课程）实验项目所需的标本均来自人体的血液、体液或排泄物，这些标本很可能是疾病的传染源，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与技能，在实验过程中必须严格规范实验操作规程，防范实验室生物安全事故发生。具体做法为：（1）实验前由带教教师分组示教（一般每组10人左右为宜），规范实验操作步骤，告知学生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及急救措施；（2）实验中加强个人生物安全防护管理，强化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培养，如进行有生物危害、有毒、有刺激或有腐蚀性的操作时，应戴好手套或面罩等防护用具；（3）加强实验过程管理，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把安全教育和必要的安全操作指导与训练贯穿于实验教学过程的始终。实验期间，带教教师不能离开实验室或坐在一边做与实验无关的事（如聊天或批改作业等），应不断巡视指导学生实验，对学生的不规范操作及时纠正。同时要指导学生正确处理实验废弃物，避免出现有害实验废弃物与生活垃圾混放的现象，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进行一些危害性特别大的实验如操作剧毒化学品、高速运转的机器时，指导教师应密切监督整个过程。

2.2.3实验结束指导学生做好实验用品的整理和清洁工作

清洁与消毒是保障生物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只有正确到位的清洁与消毒才能保证在安全环境下安全工作。实验室的清洁与消毒要按生物安全防护要求，遵守先消毒后清洁的原则，对需要消毒的物品彻底消毒、不留死角。将实验用过的吸管、试管、玻片等带菌器材按要求放在指定的地方，利用高压锅、化学消毒剂、烧灼等消毒方法处理，切勿乱丢或将带菌液体倾入水池，并禁止将实验用品带出实验室。实验试剂、仪器设备等用品，清洁后放回原处，并将操作台用消毒液擦拭干净。最后使用消毒液清洁地板，离开实验室前脱下白大衣，用2％来苏水浸泡双手5分钟左右，再用肥皂、清水将双手清洗干净，然后关好水、电及门窗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2.3巩固学生的生物安全知识与技能

（1）每次实验课结束，通过提问或小组竞赛的方式，结合实验内容、标本及临床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要求，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讨论、回答，以巩固学生的生物安全知识与技能。如哪些操作需戴手套、穿防护服或戴防护镜？SARS、手口足病、甲型H1N1流感等不同样本的处理方式是什么？病原微生物分为几级，哪些微生物不能在二级医学实验室培养？哪些操作会产生气溶胶？哪些微生物会通过气溶胶传染人，怎样预防？实验废弃物如何安全处理？利器损伤如何处理等。

（2）把生物安全知识与技能纳入实验教学考试内容，分数比例按实验总成绩的30％计入实验成绩。

3培养学生生物安全意识的效果

生物安全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抓好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生物安全培训是职业素质要求，是岗位能力的需要[3]。近年来，我们通过实验教学改革，在校期间结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生物安全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生物安全知识，强化了学生生物安全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实验室工作习惯，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生物安全防护能力。近两年，我们随机对本专业二年级学生的生物安全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进行抽查，合格率均达98%以上，生物安全知识和技能达标率较之前有明显提高。生物安全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为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实习期间和毕业后的实验室安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丛玉隆.临床实验室管理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4.

[2]申子瑜.浅谈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J].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04（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