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信息网络传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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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 定时播放 修改草案 调整

问题的提出

国家版权局于2012年7月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二稿），与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一稿）相比，内容修改了许多，其中草案一稿和草案二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都做出了重大调整。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以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和转播等问题，在播放权中增加了有线播放，同时为避免与广播混淆，将名称由广播权修改为播放权。草案二稿又将信息网络传播权改回仅适用于交互式传播，而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方式改由播放权调整，同样是为了解决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这样的调整并非是单纯地回到原点，信息网络传播权从首次出现在2001年的《著作权法》中，到这两次的修改，都体现了立法者因技术的发展而对其进行的深入思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密切相关。通过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引起了国际关注。1996年12月20日，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日内瓦外交会议上，通过了《版权条约》（WCT）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对互联网环境下的著作权及其相关权利进行了协调。

WCT第8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其前半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采用了“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即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手段传播作品，都应受到作者专有权利的控制。

我国司法实践也表明，需要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作品的行为进行立法。比较典型的案件是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原告认为，被告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将原告王蒙、张洁、张抗抗、毕淑敏、刘震云和张承志六位作家分别创作的文学作品存储在其计算机系统内，通过www服务器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侵犯了其依法享有的对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告认为，在国际互联网上应当如何使用他人作品，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需经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等问题无法可循。一审法院最后依据1990年《著作权法》第10条第（5）项“等方式”，即兜底条款，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我国《著作权法》于2001年修订时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其定义直接来自WCT第8条的后半句，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从2001年的《著作权法》来看，被告的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有学者指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最本质的特征在于“交互式传播”。这种“交互式传播”在技术上有两个特征：一是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的，受众可以自主地选择信息内容，以及接收传播的时间和地点。二是这种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对特定电影的传输是在这个特定用户和服务器之间发生的，是两个“点”之间的传输，而不是由服务器这一个“点”同时向无数个不特定的“点”进行的传输。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网络环境下产生的新兴权利，其对遏制网络侵权行为，解决网络侵权纠纷，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并未完全解决互联网环境下出现的问题，如网络定时播放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即定时播放行为是否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导致判决结果不尽一致。

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即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利用网络电视软件，节目表，按照节目表规定的时间定时播放节目，使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网络电视软件在线观看播出的节目。

（一）观点一：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种观点认为，未经许可的定时播放行为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如在宁波成功多媒体通信有限公司（简称宁波成功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通过互联网定时播放权利人的32集电视剧《奋斗》行为，被一审法院认定构成侵犯了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北京时越公司辩称，其对《奋斗》的使用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的使用范围，因为网络用户不能在其选定的时间观看《奋斗》的任意一集，而只能看到网站定时播放的那一集。

一审法院认为，只要网络用户通过信息网络在其选定的时间可以获得作品的部分内容，作品传播者就构成了《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所规定的“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法律并未规定要使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获得作品的全部或任意一部分内容，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者才构成对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虽然网络用户在其选定的时间不能够获得《奋斗》的全部或任意一集的内容，但却能够获得网站正在播放的那一集的内容。因此，北京时越公司的行为构成对《奋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

二审法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主张，认为，互联网用户通过悠视网能够观看该电视剧的内容，即使悠视网的播放方式系定时定集播放，悠视网未经许可的在线播放行为亦侵犯了宁波成功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观点二：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定时播放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因而不构成对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至于构成对何种权利的侵犯，因现行《著作权法》没有相应的规定，最后只能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

如在安乐影片有限公司（简称安乐影片公司）诉北京时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时越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时越公司在其经营的悠视网网站上向公众提供涉案影片《霍元甲》的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使网络用户可以在该网站确定的时间和用户选定的计算机终端上观看和下载涉案影片《霍元甲》。法院认定被告北京时越公司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安乐影片公司对该影片享有的著作权中的通过有线和无线方式按照事先安排之时间表向公众传播、提供作品的定时在线播放、下载、传播的权利，因此依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认定被告侵权。

二审中，法院进一步解释了应对“定时播放”适用“兜底权利”的理由：“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针对的是“交互式”的网络传播行为，即网络用户对何时、何地获得特定作品可以主动选择，而非只能被动地接受传播者的安排。本案中，“悠视网”提供的是对涉案电影作品定时在线播放服务和定时录制服务，网络用户只能在该网站安排的特定时间才能获得特定的内容，而不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该种网络传播行为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所限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同时，因该种行为亦不能由《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所明确列举的其他财产权所调整，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调整的范围是正确的。这是法院继王蒙等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侵犯著作权案后再次适用“兜底条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印发的《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通过信息网络按照事先安排的时间表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播放的，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进行调整”。此外，网络环境下的直播行为和转播行为，由于其不具有“交互性”特征，同样不能由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调整。

著作权修改草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调整

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定时播放、直播和转播等问题，草案一稿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由交互式扩张为直播、转播方式，表达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包括直播、转播或者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实中已出现的问题，但仍有问题值得探讨。

从草案一稿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其将交互式传播扩张为直播、转播等方式，是在现行《著作权法》规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的基础上所做的扩张，“信息网络环境”可以理解为计算机互联网环境，这样的界定与当前技术的发展水平并不能同步。

首先，信息网络除了计算机互联网以外，还有其他网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的《关于审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将信息网络定义为“包括以计算机、电视机、电话机等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的计算机互联网、广播电视网、移动通信网等信息网络以及向不特定公众开放的局域网络”。

其次，交互式传播并非只在计算机互联网环境下才能实现。如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技术服务中，电视机用户除了能够接收电视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节目表播放节目外，还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根据自己的喜好个性化地选择电视台近一周播放过的节目。该公司提供的这一技术，符合“交互式传播”的两个技术特征，即对信息内容的传输是由受众而非传播者的行为直接触发；传播采用“点对点”的模式，受众是点播内容的特定个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过自主研发，推出了数字广播服务。数字广播打破了常规的按照节目播出时间收听节目的模式，利用数字信道，将大量的节目下载到数字广播接收器“听立方”内，实现广播错时收听，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喜欢的节目也可收藏起来反复收听。这种数字广播也符合“交互式传播”的特征。

再次，“三网融合”即“三网合一”，已经成为发展趋势，电信网、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通信网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将趋于一致，网络相互渗透、互相兼容、将逐步整合成为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

草案二稿对草案一稿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内容表述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以及通过技术设备向公众传播以前述方式提供的作品的权利”，同时将定时播放、网络直播及转播等非交互式传播方式纳入播放权调整范围。草案一稿关于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定是以传播介质为基础，对两个权利内容的界定并不清晰。而草案二稿则以传播方式为基础，将播放权适用于非交互式传播、信息网络传播权适用于交互式传播，既解决了实践中的定时播放、网络直播以及转播等问题，又能符合科技发展特别是“三网融合”的现状和趋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999）海知初字第57号，1999

2.王迁著.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3.杨静.网络定时播放视频行为的司法认定探究[J].电子知识产权，2009（4）

4.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海民初字第4015号，2008

5.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一中民终字第5314号，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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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传播；邻接权；网络作品

[作者简介]董成惠，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经济法硕士，广东湛江524005

[中图分类号]D9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31-05

互联网具有无地域性、高技术性、虚拟性、开放性和瞬时性，其传播功能较传统媒体有过之无不及，但著作权法对其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没有作出规定。自2000年9月20日国务院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后，随后出台了相关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网络规章，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21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些法律主要是侧重于互联网的监管，关于网络传播者的著作权问题，特别是作为新兴的媒体其邻接权的保护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其引发的许多法律问题，对传统邻接权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设立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的必要性

网络传播者，泛指在网络上传播信息和提供网络服务的任何人，狭义的网络传播者就是网站。网络传播者既可以制作网络产品发行和出售，也可以提供电子信息和互动平台。邻接权指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所称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是指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期刊的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

1，网络传播者应具有邻接权的主体资格。网络传播者的网络传播行为是网络传播者创造性地借助数字化技术生产网络作品和信息，并使其在网络上运行。网络作品和信息是以二进制数字编码形式的，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加以复制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智力创作成果。数字化技术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由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组成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转换成二进制数字，利用通讯技术加以传送，并在需要时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再还原成文字、数值、图形、图像、声音等形式的技术。可见，数字化过程是一项高科技创造性劳动。一个网站要提高其浏览量和点击率，或是提高其网络产品的销量，就要创作出自己独特的数字化作品、数字化节目和数字化信息平台，并向公众传播、发行。除了网页版式的设计上要新颖独特外，还应对其内容的采编排版独出心裁。其传播行为要求较高技术性和艺术性，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创造性劳动。

网络传播者依法进行的这种出版发行活动，有利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实现，并能及时传播信息。网络传播者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其合法的传播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网络传播者对其在传播作品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应给予类似于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和广播电视组织权等相同的法律地位，即网络传播者对其传播行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也应享有邻接权。因此，网络传播者在网络上传播作品过程也应与其他作品传播者一样，享有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即网络传播者应当成为邻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立法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不能很好地保护网络传播者的权益，也不利于网络服务业的规范发展。

2，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网络传播权与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是不同的。著作权人或者邻接权人的网络传播权有赖于网络传播者为其提供因特网服务平台进行传播才能实现，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是对其传播网络作品和信息过程中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享有的权利，因此，主体只能是网络传播者。内容上主要是对其数字化作品和信息享有的权利，具体就是对其网络作品和信息版式设计的专有权以及复制、超链接和下载等数字化权利。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之(十二)、第三十七条之(六)、第四十二条之(三)相关规定，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的一项财产权，其主体是一般主体，指任何著作权人或邻接权人都有权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是著作权人行使其作品的发表权和传播权的一种方式。两者在内容上也是不同的。网络传播者对其提供的数字化作品享有著作权，因此网络传播者当然享有网络传播权，在特定情形下，网络传播者权与网络传播权也存在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关系。比如，网络传播者对其自主创作的网络作品和信息，既具有网络传播者权又具有网络传播权，两者合二为一。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网络传播权和其他传统传媒的邻接权，但未规定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为维护网络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应完善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设立网络传播者的邻接权。

3，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解释》第二条规定：“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包括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各类作品的数字化形式。在网络环境下无法归于著作权法第三条列举的作品范围，但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其他智力创作成果，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根据《解释》，网络作品和信息的数字化形式以及新的数字化作品均受著作权法保护，一般称为网络作品和网络信息。实践中，法院在审理关于网页侵权纠纷案件时，一般认定组成网页的各个元素不单独具有著作权，且超文本链接和复制的数字化方式也是通用的网络技术，因此原告很难证明对方侵害了自己的著作权。

如2000年青岛网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青岛英网资讯技术有限公司网页著作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认为：网页的版式设计是通过文字图形等要素的空间组合以取得良好的视觉表现效果，但是网页的版式设计不能脱离了特定文字、图形而独立存在，单独的版式设计不构成我国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因此，网页版式设计因缺乏构成作品的基本条件即具体的表现形式而不能单独享有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对网页的版式设计单独进行保护，虽然法律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的版式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但是该项著作权邻接权的主体不能作任意扩大解释，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网页著作权人对网页版式设计不享有该著作权的邻接权利。

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有待商榷。因网页版式设计具有创造性，应享有专有权的保护；否则，当出

现相同或者是相似的网页版式设计时。如果不能证明是抄袭，对这种侵犯他人网络作品和信息数字化权的行为就只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保护，其保护的力度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实践中，因非法下载、转载和超链接引发的侵权案件也不少，但现行法律对这些数字化行为都没有明确规范。为保护原创网站的利益，应设立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禁止其他网站通过复制和超链接等数字化方式进行掠夺性的不正当竞争，确立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地位及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权利。

二、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的内容

1，网页版式设计的专有权。网页是由不同的源文件经制作者独创性构思，通过颜色、文字、图案、音乐等不同的元素以数字化的方式加以组合汇编而成为具有美感和独特风格的版面，这种汇编的结构就是青岛网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青岛英网资讯技术有限公司网页著作权纠纷案审理过程中提到的网页的版式设计。有学者认为：网页的版式设计与艺术表演人、录音制品制作人和广播电视组织对作品的演绎创作不同，在特定版式设计下的数字化作品并不具有任何创新的成分。因此，这种网页的版式设计不具有邻接权保护的学理基础，也不为我国法律所认可，因而其不应受邻接权制度保护。

笔者认为，虽然网页制作的程序和技术大体相同，但为达到独特风格的美感效果，对网页源文件元素的汇编不是简单排列，而是一种独特构思的创作过程，需要对不同的元素进行创造性选择、编辑、排列和组合。因此一旦这种网页的版式设计完成，就应对这种创造性劳动成果给予保护。正如法律规定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报纸、杂志的版式设计享有专有使用权，网络传播者对其网页的版式设计应享有专有权。否则其他网络传播者通过超文本链接或简单的复制，就可以把他人劳动成果占为己有。网络传播者的创作成果得不到保护，长此以往必将挫伤为网站的设计、编排、内容收集付出大量心血的网络服务商的原创精神，甚至可能导致该网站再抄袭其他网站的恶性循环，这极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因此，赋予网络传播者网页版式设计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2，网络作品和信息的数字化权

(1)数字化权的权利主体。作品在网络上传播并未产生新的作品，但形成了一种新的专有权利――数字化权，这种数字化权是网络作品和信息的一种使用权。这种数字化权是网络传播者经过创造性劳动而形成的。应为其专有权。对这种权利的行使表现在对数字化网络作品和信息的使用上，主要有浏览、下载、超链接、复制和电子公告等。不论是文学、音乐、影视、美术、学术论文，还是其他信息，只要是经著作权人、邻接权人或提供者同意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和信息，如果没有相反约定，应视为权利人转让了其网络作品和信息的数字化权，以此来实现作品和信息的网络传播，即网络作品和信息数字化权属于网络传播者。

(2)数字化权的内容。网络作品的传播和信息数字化权是作者或提供者自身无法实现的，只有网络传播者才可能做到对网络作品的传输、浏览、下载、超链接、复制和电子公告等技术数字化权的控制。因此，对于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网站有上传、浏览、下载、复制、超链接及电子公告许可权。实践中，大多数网络作品和信息，网络传播者都是无偿许可用户使用其数字化权。但对提供有偿服务的部分网络作品和信息，对网络作品和信息的使用必须遵守与网络传播者的协议，通过注册成为其会员，经付费许可后才可以使用作品或信息。对于未经许可，通过破解安全认证程序而进行非法使用的，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

(3)数字化权的侵权行为。实践中，常见的数字化侵权就是超链接侵权。如将原网页作为链接者网页的大部分或核心部分，并且浏览器IP地址所显示的是链接者的地址，使用户会误认为所阅读的网页内容是链接者所作，此超链接破坏原网页信息内容的完整性，使用户产生误解和歪曲，结果严重损害了原网页所有者的利益。典型的案例是“华盛顿邮报案”，被告在网站上使用加框技术，当用户经由被告网站上的链接访问原告的网页时，原告的网页会局限于被告设计的视窗内，此时用户的电脑屏幕上不会显示原告的网址，而是显示被告的网址以及被告的广告围绕在原告页面内容的周围。本案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而进行链接，利用原告网页上的内容丰富自己页面内容，增加了被告网站的访问人数，增强了自己广告的宣传能力，吸引了更多的客户。这种行为显然是一种“搭便车”的行为，盗用别人的劳动成果，利用别人网站的内容来增加自己网站的吸引力，以吸引更多的客户。如果设链网站和被链接网站都属于商业性网站而且都是依广告收益作为收入来源之一，这种运用加框技术链接的行为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另外，如果原网页具有很强的盈利性质，或者原网页的信息属于某种专有的、独特的知识，对它的链接可能会跳过其附带的广告，而对网页所有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害，那么应认定超链接是侵权。如著名的“链接第一案”――谢得兰时报案中，原、被告都是新闻的网站。被告复制了原告网站文章的标题，设置成链接，使得被告网站的用户可以顺着链接，直接访问原告网站的新闻，而不必经由原告的主页。原告原本希望通过出卖主页上的广告版面获利，但由于被告设置的链接绕开了原告的主页，经由被告网站访问原告网站的用户，不会看到原告主页上的广告，使得原告出卖广告版面的能力受损。为防止超链接对原创网站造成侵权，对于这种搭便车的超链接行为应赋予网站的许可权，对于未经许可的超链接如果给原创网站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

3，对传播的网络作品和信息的编辑权和控制权。网络传播者应该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对于其所传播的作品和信息要严把政治关、科学关、文字关。因此应赋予网络传播者对其所传播作品修改、删节等编辑权和控制权。但这种修改、删节不能损害著作权人的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不得随意对网络作品和信息作实质性的修改和删节，以免违背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信息提供者的初衷。网络传播者对其传播的作品的控制权在于对于内容不合法或侵权作品，若知道其为非法或侵权作品，应采取移除措施，否则就要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因此，网络传播者对其上传的作品应有编辑权，对内容不合法或是侵权作品，网站有权删除。

4，著作权的法定许可权。著作权法定许可的主体资格有严格的条件限制，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只有法人媒体才享有著作权的法定许可权。《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传播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但网站转载、摘编作品超过有关报刊转载作品范围的，应当认定为侵权。此规定赋予网络传播者同传统媒体一样具有法定许可权。对于已经发表的作品，在合法合理的范围

内可以不经许可而转载和摘编，但应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网络传播者法定许可权的确立，有利于网络传播者及时传播作品。

5，特定条件下侵权责任的豁免权。由于网络的虚拟性、无地域性和即时性等特点，以至于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监控较传统传播方式更困难。因此，网络传播者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较传统媒体更大。特别是在遵循合理使用及法定许可下的转载和超文本链接，主要是从其他媒体或服务器上获得的信息。当被转载和链接的网络作品和信息上含有侵犯他人权利的信息时，由于转载和链接客观上使侵权范围扩大了，因而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网络传播者都承担严格责任有失公平。因为被转载和链接的网络作品和信息或是已经过其他途径在传播，或是不在链接者的服务器上，网络传播者不可能对其进行控制。另外，海量的网络信息不可能要求网络传播者对于其所传播的每一条信息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于网络传播者，原则上只可能要求他们对网络作品和信息的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其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是不可行的。因此，网络传播者承担的主要是有条件的侵权责任。《解释》第四、五条规定了网络传播者承担共同侵权的情形。

笔者认为，对于网络传播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可以参照美欧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采取有条件的责任减免。如美国1998年的《数字千年著作权法》对网络传播者将用户引向或链接到载有侵权材料网址的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了限制，适用该限制的具体条件是：第一，服务商不知道侵权材料的存在，或没有意识到侵权活动的发生；第二，如果服务商有权利和能力去控制侵权行为，则该服务商必须没有从侵权行为获得经济利益；第三，在接到侵权声明后，服务商必须迅速撤下或阻挡材料的入口，移除侵权材料或阻止他人获得这种材料”]。德国1997年通过的《为信息与电信服务确立基本规范的联邦法》对于将第三人提供的资料内容转介他人的链接使用，若含有因使用人要求自动及暂时持有该资料等情况，均不承担法律责任”]。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对于网络传播者的侵权责任，应适用有条件的过错责任减免原则。主观上要求其明知是侵权作品，且技术上可行而不采取停止侵权的传播行为才承担责任。若网络传播者在事前不知道是侵权作品，知道后立即停止了传播该侵权作品，应不承担或减少其侵权责任。否则，将加重网络传播者的负担，妨碍言论自由与信息流通。

三、网络传播者邻接权的限制

1，数字化权合理使用的限制。网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不仅要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还要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的开放性、便利性和自由性，放松对合理使用的规制，以利于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参照《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下列情况下对网络作品和信息数字化权的使用行为，可以不经网络传播者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网络作品作者和信息提供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及网络传播者的网址，并且不得侵犯原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1)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下载或复制网络作品和信息；(2)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其他网站上转载或合法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3)为报道时事新闻，其他网站转载或合法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4)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下载、复制或合法超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5)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下载、复制或合法链接网络作品和信息。

2，数字化权法定许可的限制。参照我国著作权法和《解释》对网络传播者数字化权法定许可的限制，主要是指有如下情形时，对在网络上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和网络传播者许可，但应支付报酬，指明网络作品作者和信息提供者的姓名、作品名称及网络传播者的网址，并且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其他权益：(1)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或教学光碟，除著作权人和网络传播者事先声明不许复制和下载，在教科书或者教学光碟中汇编其传播的网络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网络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2)除著作权人或网络传播者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网络传播者或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

篇3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复制;发行

网络的飞速发展给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客观上需要从法律上加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如何界定和理解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加强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界定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新增的一项著作权，首先由我国《著作权法》对其内涵进行了明白的界定，泛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其进一步细化，将权利对象扩大为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权利的行使方式和其他特性没有变化。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界定与国际性的版权条约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直接来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英文缩写《WCT》）第8条规定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的表述。该条规定旨在不损害《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享有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权利。该条文本身对“传播”的含义并没有限定，只是以举例的方式界定“向公众传播权”包括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权。我国法律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承继了该条文后半部分内容，即限于点对点的交互式传播权。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范围

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可以看出，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调整具有“个人选定的时间”和“个人选定的地点”特征的交互性传播。“个人选定的时间”和“个人选定的地点”是交互式特点的核心所在，本质上强调接受作品的个人具有主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特质，不是被动接受。虽然个人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但这一选择权是相对的，不能将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理解为任意的时间和地点。个人选定的时间是以传播者的服务器开放为前提，个人选定的地点则需在传播者所设定的信号传输范围内。对于网络环境下定时播放等非交互性网络传播行为能否适用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第一，少数观点认为通过解释“选定的时间”的方式，将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认定为或者视为交互性传播的行为。第二，司法实践中，多数的观点认为非交互性传播应当由《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的兜底条款“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来规范。学界也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对“定时播放”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兜底权利”，以满足WCT第8条的要求。同时提出这种立法只是权宜之计，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还是要对“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定义进行修改。非“交互式”和“交互式”，只是方式不同，客观后果都是传播作品，都应受到“向公众传播权”的控制，应在国际条约“向公众传播权”之范畴，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之外。第三，采用类推的观点，认为《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属于授权类推法条，该条不能作为解决纠纷的法条予以适用。将非交互性传播行为的规制应采用民法类推技术，准用最相类似的法律规范。但是对于具体哪一项责任规范最相类似，则有不同的观点。第四，区别对待的观点。近年来北京等地法院针对涉及“网络实时转播”案件，采取了区分情况的做法。对于网络实时转播的内容的初始传播行为采用的是“无线”方式，适用广播权予以调整；如采用的是“有线”方式，则适用《著作权法》第10条第17项的兜底条款。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相关权利的关系

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形式上与其他权利是并列的,内容上与大部分权利（包括广播权）是不重复的，但与复制权、发行权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争议。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的“复制发行”行为，但是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复制权”的关系

有观点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吸收了复制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能在法律适用中作反向的处理，如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视为复制，纳入犯罪行为，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上并非扩张解释。但是反对的观点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权有根本区别。复制行为，必须在有形物质载体上“固化”作品，计算机技术产生的电子复制手段，使作品能够在软磁盘、硬盘等载体上长久保存，这种情况下的复制与传统复制雷同。但是计算机在软件运行中会自动形成对软件的全部或片断的临时存储，这种临时存储，被称为“临时复制”，浏览就是典型的“临时复制”。但是从法学逻辑上分析，“临时复制”只是一种客观技术现象，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不能形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发行权”的关系

尽管在客观效果上，网络传播能够导致在接受传播者的计算机中形成新的复制件，与转移作品复制件的传统“发行”行为一样，但是多数观点认为在实质上，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与传统的“发行”行为并不同。传统的发行行为必须通过作品有形载体的流通提供作品复制件，通过网络提供作品不会导致作品复制件的转移，网上传送并不是作品复制件物理位置的变更，而是作品复制数量的绝对增加。美国法院和学术界普遍接受通过网络公开传播作品构成发行的观点，但是对发行行为的扩张解释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因为网络传播与发行是两种互不包容的独立行为。相关国际条约采取了伞形解决方案，并没有在两条约中为版权人新增加一项专有权利，而只要求各缔约国对包括通过网络以交互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在内的行为加以控制，缔约国应当赋予作者公开进行网络传播行为的专有权利。至于这种专有权利归属于现有立法中的“发行权”、“传播权”还是创设的新权利，由缔约国自行解决。虽然两条约没有明确反对将网络传播行为定为发行行为，但对发行权仍以传统方式加以定义，将其限定在有形物品的范围之内。除美国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是用发行权来调整网络传播行为。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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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笔名为绵绵的作家王莘发现其2000年出版的作品《盐酸情人》在未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谷歌公司擅自收录并提供下载。2004年前后，谷歌为打造世界一流的世界图书馆，与出版商及图书馆展开合作，以扫描等方式收录了大量已出版的图书，其中就包括作家王莘的作品《盐酸情人》。在律师的协助下，王莘于2009年12月对相关公司提讼，认为被告侵犯了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案件前后经历了4年多的时间，先后经过三级法院的6次开庭。最终，北京市高院于2014年1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认定谷歌公司的行为不构成合理使用，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维持一审法院做出的判决:谷歌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合理支出6000元。［1］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11年做过相关统计:2011年1月至10月，全国法院受理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为52708件和38682件，同比分别增长42．2%和39．79%，其中半数都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2］经常权的结果客观上致使网站经营者不堪重负，继而出现了一些版权公司。这些公司以营利为目的，在全国范围内提起大量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诉讼，借此每年获得高额利润。上述案例及数据从不同侧面表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顺应社会科技的发展，为新出现的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提供了权利保障，填补了通过网络途径侵害著作权无法可依的空白，对鼓励创作及创新型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其所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虽然王莘通过诉讼的方式为自己讨回了公道，但从她的维权过程可以看出其维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诉讼过程所耗费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远远大于胜诉所获得的利益。在实际生活中，像王莘这样有勇气的人并不多，大部分受害人会因沉重的维权成本而选择忍气吞声。另一方面，许多网站经营者往往是在无意识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了他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为规避此风险，网站经营者不得不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大量减少摄影作品以及其他容易侵权的网络作品的使用。这就可能导致网络作品传播率的降低，进而影响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甚至是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的背景及意义

法律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它们既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社会的进步促进法律不断发展完善，法律的改进又反过来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扫除障碍、保驾护航。作为法律重要内容的权利，也同样受社会发展的制约，伴随社会发展不断改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正是这一规律作用的具体体现，是在网络技术与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为更好地保障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网络技术与数字化技术的结合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信息网络技术也不例外。一方面，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作品的传播提供了新途径，大大加快了作品的传播速度，拓宽了其传播范围。另一方面，观念的落后及法律的空白给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为满足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需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通过相关条约首次确立了著作权人的向公众传播权。随后，一些发达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以国内立法的方式明确了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的网络传播权。由于现实的迫切需求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我国在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中新增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006年，更具可操作性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正式生效。毫无疑问，信息网络传播权是顺应社会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有利于作者著作权的全面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使著作权的保护延伸至网络这一新领域，突破了传统著作权保护的历史局限，使制止通过网络这一新型媒介进行非法传播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填补了相关的法律空白，全面保护了作者的著作财产权。第二，有利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为创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表明了国家不遗余力保护创新的决心。每一个著作权人的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都能得到切实保障的良好氛围，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创作积极性，有利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第三，这是用法治思维解决社会问题的典范，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多元多变，各种利益分歧、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只有法治才能有效整合各种张力、化解各种冲突，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根基。［3］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产生正是用法治思维解决社会问题的典范，有利于法治国家的形成。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需统筹考虑的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设置任何权利的最终目的都不是保护某一群体的利益，而是实现某种实质上的正义，这种正义可能是实体上的正义，也可能是程序上的正义。“在个人权利和社会福利之间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乃是有关正义的主要考虑之一。”［4］笔者认为，正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各相关主体利益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引发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必须统筹考虑各方因素，努力实现各利益主体间的平衡，不然便会适得其反，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笔者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保护作者著作权的因素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使用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这导致两个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商品生产者迫切需要获得最新的技术成果;另一方面，发明人面临技术转移、公开带来的丧失竞争优势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为保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专利权应运而生。随后，一些国家又制定了著作权制度和商标权制度，进而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样看来，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初衷从很大程度上说，是保护知识产权人的利益。著作权制度在西方国家产生并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复兴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确保了这些国家软实力的迅猛发展。与之相反，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著作权保护意识薄弱，盗版现象泛滥，整个社会创作动力不足，进而阻碍了创新型社会的发展。可见，著作权制度乃至整个知识产权制度的设置，不仅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人的相关权益，而且客观上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只有创作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才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创作，进而使整个社会处于良好的创作氛围中。因此，著作权制度设置所考虑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如何更好地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素

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平衡利益。作为法律重要内容的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并非其天性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是因为这种利益在自然状态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法律的强制力来平衡。这种利益一旦被法律以法定权利固定下来，便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某些人在享有权利时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权利行使到极致，甚至侵害他人权利或危害社会发展。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例，其产生的初衷，是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防止作者的著作权受到侵害。然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过度保护容易造成权利垄断，进而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况且，从法理的角度来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任何作品都会或多或少地吸收、借鉴前人已有成果。其相关权利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和一定层次上获得相应的利益后理应回馈社会，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合理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因素。

(三)网络自身特点的因素

从互联网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到现在，我国网民数量已达6．32亿。［5］如今，互联网已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信息传播的简便快捷与即时。此外，与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相比，通过网络传播的信息内容形式多样，受众还能在虚拟的人际交往平台上进行充分互动。正是网络的这些特点，为作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传播空间，满足了现代社会对信息的多重需求。同时，也正是这些特点，使通过网络侵害著作权成为一件极其容易且隐秘的事情。因此，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在充分考虑个人与社会利益分配的前提下，适当考虑网络自身的特点，力求发挥网络在传播作品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四)作者创作动机的因素

个人创作的原始动力无非是个人爱好或获得名利，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后者逐渐占据优势。因此，笔者认为，在某些(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能够满足著作权人经济上的利益，著作权人就有可能不再去追究侵权人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传播作品的人给予著作权人以经济上的满足，那么传播其作品便不能认定为侵权行为。这既符合著作权人的利益，也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制度设计

(一)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作准确分类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客体是网络作品，对于网络作品进行准确分类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对网络作品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有助于理论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对网络作品进行分类有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向着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使不同种类、不同特点的网络作品适用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制度。理论界对于网络作品的分类多种多样，笔者认为网络作品分为以下三种较为合理:第一种是传统载于纸等载体上而经数字化处理后可以在网络上传播的作品，如传统已出版的书籍又通过扫描等形式在网上传播的作品;第二种是在网络上利用数字化技术直接创作的作品，如网络小说;第三种是网络出现后产生的新型作品，如在线交互数据库等。［6］

(二)设计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利限制制度

显而易见，设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目的在于以法定形式肯定权利人对作品在网络中传播的有效控制权，而非遏制公众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自由和实现信息的共享。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应当统筹各方利益，不断探索权利利用形式，设计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利限制制度，力求在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的最大利益间找到平衡点。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限制制度的权利限制程度由重到轻依次为: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默认许可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法律制度。法定许可制度是指，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可以对未经他人许可的作品进行有偿使用的法律制度。默认许可制度是指，在特定情况下，权利人虽未明示许可在网络空间传播作品，但是从权利人的行为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合理推定其认可他人使用作品的制度。前两种制度在我国相关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例如，我国《著作权法》在第23条、第32条第2款、第39条第3款、第42条第2款、第43条中对著作权的法定许可作了明文规定。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的范围应适度扩大。我国目前的著作权相关法律中没有默示许可制度，但民法理论中的默示可以为其提供相关理论参照。前文对网络作品的分类有三，其中第三类作品是网络产生后出现的新型作品，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作品，明显区别于前两类。其特点在于在网络特定空间，著作权人发表作品的基本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利用网络平台使更多的人转载、传播，用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7］比如，在各种BBS网站或在布告栏里、粘贴各种帖子和评论，甚至以作品形式出现的文章、图片、动画、音乐、录像等。这类作品如没有声明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则可以认为著作权人愿意通过网络传播其作品。

(三)建立保护著作权的集体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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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管理措施

1.统一管理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首先，档案保管部门在收集档案资料时要明确收集的范围和原则，把好档案资料的入口关。档案网站收集个人资料应只限于法定职权范围，遵循“告知原则”，即应让当事人知道正在收集何种信息用于何种目的，不能无端扩大范围。其次，对于收集来的档案信息，既要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也要保证其安全与保密，防止含有隐私的档案信息未经许可而被扩散、更改，并保证有关隐私当事人行使其对信息的知悉与更正的权利。含有个人隐私档案的开放利用，除非法律许可，否则，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任意公开个人的信息。即使是合法的使用，管理部门也应当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查询和公开情况进行完整的记录。

2.加强网络监管，保障档案信息传播途径安全。所渭网络监管就是国家运用财政、技术、法律等手段，对网络信息的输入、传播、处理等过程进行监控和管理，包括禁止个人或组织非法收集、篡改、传播、利用他人的隐私数据。一是成立网络隐私权保护机构。目前，许多国家设立了此类的机构，如美国的“电子隐私资讯中心”、中国香港的“个人隐私资料员公署”，从保护个人隐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们经常对有关网络进行跟踪监管。一旦发现网站没有按规则保护个人隐私，就会对该网站发出警告，责令其限期整改。倘若网站被警告后仍违反有关规定，便对其进行惩处。二是合理使用网络监控技术。同时应对网络隐私信息的使用范围、场合，监控的对象，监控人员的职责、权利以及侵害个人隐私信息等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既可防止这类技术和监控人员权利的滥用，又可打消个人用户和网站关于隐私信息保护成效的顾虑。三是加强对网络经营者的监督管理，规范网络经营商的行为。

二、法律保护措施

虽然档案方面的法律法规越来越重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正式的隐私权法，《档案法》也没有关于隐私权保护问题的明确规定。我国的现行法律是将隐私权包含在名誉权当中给予间接保护，具体内容体现在《宪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档案法》、《计算机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等相关条款中。在尚未对网络隐私权单独立法的情况下，这些法规应能适用于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因为网络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虽然在保护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究其本质并无二致。此外，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已经制定的有关保护网络隐私权的法律，如英囝的《数据保护法》、美国的《电子通信隐私法》、韩国的《隐私法》、欧洲联盟的《个人数据处理和自由流动中个体权利保护指令》等。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我国应积极开展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单独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解决相关法律的兼容性和系统性问题。

三、技术保护措施

技术措施是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安全传播的重要保证。采取技术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网络环境下含有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安全。主要包括：一是数据加密技术。其目的是保护网络中传送的档案信息不被非法窃取，从而保证含有隐私的档案信息的安全。二是身份识别技术。身份认证是申请者向系统出示自己身份证明的过程，通常是获得系统服务所必须的第一道关卡，防止未获授权的人截取或查阅含有个人隐私的档案资料。三是信息确认技术。通过严格限定信息的共享范围来达到防止档案信息被非法伪造、篡改的目的。四是访问控制技术。允许用户对其常用的档案信息库进行适当的访问，但限制他人随意删除、修改或拷贝档案文件。五是针对个人数据的管理。目前推出的有个人隐私偏好平台、Cookies软件、自动删除个人资料软件等，由用户自己保护个人资料的技术，用户学会使用这些技术，可以避免自已的隐私泄露。

四、道德伦理约束

1.档案管理人员的自律。在档案数字化的过程中，档案管理人员最可能接触个人档案信息，这就要求他们遵守职业道德，杜绝不当收集、传播、使用个人数据等现象的发生。对于一些敏感的个人资料，如出身、种族、政治面貌、、健康状况、犯罪记录等，只有经过相关部门批准的档案人员才能收集、查阅、传播。档案管理人员要严格按照规定管理含有个人隐私的档案，增强保护他人隐私意识，防止因人为因素增加侵犯个人隐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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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讯系统模型；民族文化旅游；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F592．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88Ⅹ（2016）01－0113－06

智慧旅游时代背景下，信息传播对区域旅游发展日益重要．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信息孤岛式的现状和旅游信息传播相关研究的缺乏，成为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在旅游信息传播研究中，庞闻等对比了5种典型的旅游信息传播模式［1］，王兆峰等分析了网站信息搜寻对游客决策的影响［2］，董亮揭示了旅游形象信息渠道影响旅游动机的机理［3］；在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研究中，孙丽从旅游者的角度，肖广凤等和陈雪奇分别基于麦圭尔信息处理理论和两级传播理论，对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进行了分析［4－6］．目前尚无针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的研究，仅有Buzinde对民族文化旅游宣传媒介进行了研究［7］．文中以通信系统模型为基础，针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中最主要的途径———网络的传播效果进行研究，深入解析传播过程，构建符合民族文化旅游实际的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评估体系，以期达到促进区域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目的．

1评估体系的理论依据

新时期旅游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开辟新的旅游吸引物．我国有56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旅游业发展的潜力所在，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过程存在特殊性，如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存在缺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传播渠道不通畅；异文化的主客双方易误读对方的文化符号；社区居民信息利用水平低，对信息交流的态度趋于保守等．总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可能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起到积极作用，却阻碍了旅游信息的传播．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最佳效果，是使游客能够接收理解来自旅游目的地的全部信息．利用源于香农信息论的通信系统模型研究信息传播问题，使信息接收端能够准确地或在允许失真限度内重现发送的信息［8］．因此通信系统模型为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提供了数学分析模型（图1）通信系统模型由信源、编码器、信道、解码器和信宿5部分组成．信息的发送端（信源）发出信息，经由编码器将信息转译成信号，使其能够在传播媒介（信道）中被传递，解码器完成对编码过程的反变换，将信号还原为信息，使信息的接收端（信宿）能够对信息理解和利用．利用通信系统模型分析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问题有两个优点：①在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中，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不再是信息和信号间的转换，而是不同信息形式间的变换；②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特殊性会对各传播要素产生影响，因此设计评价指标时要充分考虑到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特殊性．

2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过程解析

2．1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过程分析

以通讯系统模型为基础，并结合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实际特点，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图2）．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的网络传播的过程起始于信源，终止于信宿．各类信源（如社区居民、旅游企业、当地政府等）采集文化符号和信息符号，并以语言、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向外传递．把关人［9］（对信源信息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的群体）在搜集和获取信源信息后进行信息编码活动，即对信息筛选、分类、整理、重构，使之成为适宜在网络中传输的信息形式．编码后的信息在特定的信道———网络中传输．信宿（潜在游客）在解码中介的辅助下对接收的信息解码，并对解码后的信息进行理解和利用．信息传播过程中亦伴随着信息获取、信息反馈和验证．信息的获取与信息的传播过程是逆向的，信息获取促进了信息传播的进行．信宿通过信道获取旅游目的地的各类信息，信道则通过从信源处获取信息来更新信息．游客的旅游活动产生了信息反馈与验证．信宿通过获取的旅游目的地信息对旅游目的地环境进行重构，形成拟态环境［10］．一部分信宿去往旅游目的地进行实际的旅游活动，将会通过所接收到的旅游信息建立的拟态环境与旅游目的地实际进行对比，将差异程度通过多种渠道反馈至信源和信道处．

2．2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要素分析

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是一个完整的、环环相扣的串联过程，要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各个环节缺一不可．2．2．1信源因素决定信源传播效果的是旅游目的地的3大传播主体———政府、社区和企业．政府是最权威的信源，信息的真实程度最高；政府也是各信源间的纽带，承担着信息汇总和认证的职能；同时政府还是旅游活动的主导者，相关政策和投资能直接调控或间接影响信息的整体传播效果．社区是信源中最有活性的部分，社区参与旅游程度越高，源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就越高．企业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在提供自身信息方面具有垄断性和不可替代性，与社区的关系决定其反映民族文化的真实程度．2．2．2编码因素编码工作由把关人完成，把关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站工作人员，另一类是已游览过景区、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游记的形式在网上的游客，但这些游客本身并不是信息最初的来源，且他们信息的过程并不通过把关人的编码，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游客就是自己的把关人．把关人的技术水平、与当地的文化差异决定编码的准确程度．所谓技术水平，一是指把关人的知识储备量是否足够理解信源信息内容；二是指编码准确度，即能否准确地将信源信息转译成适于信道传播的形式．而文化差异是指把关人对当地文化的理解程度．编码问题归根结蒂是信源和把关人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问题，传播关系中的人通过各自的符号解读系统解释获取的符号，并决定如何回应［11］．因此具备相同的符号解读和共通的意义范围是形成有效交流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把关人本身的文化背景与所编码信息的文化背景越相近，其编码的准确性就越高．2．2．3信道因素信道是信息传播的渠道．对于民族文化旅游而言，互联网是目前最主要的传播渠道，也是文中研究的传播媒介，因此信道水平就是互联网信息传输水平．可以把信道具象化，比喻成能够运输货物的河流，用货物运输效果对应信息传播效果，由河流宽度（信道容量）、运输船的大小（网站影响力）和水的流速（信息传送水平）来决定．2．2．4解码因素解码工作一般由信宿来进行．在信宿进行解码的过程中，会受到除自身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文中将影响信宿解码的因素定义为解码中介，根据各解码中介所处位置的不同，分为目的地解码中介（如导游影响、当地居民影响等）和客源地解码中介（如人际传播影响、媒体影响等）两类．2．2．5信宿因素信宿即信息的接收者，信宿接收到信息的准确程度受到的主观因素即游客的个体特征，以及客观因素即信息水平的影响．信宿是解码的主体，是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最后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提高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的关键在于使信宿收到的信息与信源提供的信息相一致，即提高信宿成为游客的可能性，并提高游客满意度．

3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评估体系的建立

3．1指标体系和权重

通过专家评议法对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三轮筛选，最终确定评估指标，并建立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以通信系统模型的5大传播要素为一级指标，用Ai表示；以各要素影响因素为二级指标，用Aij表示；以全面、客观、准确为原则对二级指标进一步进行细化和量化，得到三级指标，用Aijk表示，其中将部分无法量化的指标用相关联的指标代替，确保被选择的指标简单、实用、可重复验证．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级指标权重，通过yaaph软件对专家打分进行处理，得到各级指标的权重．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和各级指标权重值如表1所示．

3．2状态区间的确定

传播效果评估结果实质上由三级指标的得分所决定，由此可见三级指标的重要性．因此进一步根据状态对三级指标归类，不仅使评估结果更直观，还能令传播效果的提升有据可依，有的放矢．在确定状态区间的过程中，三级指标得分值的相对高低比绝对高低更有意义．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思路来划分状态区间．

4实例验证

4．1互助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情况

青海省互助县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其土族文化已成为青海省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互助县有威远镇小庄村、东沟乡大庄村为代表的民族村寨，纳顿庄园、西部土族民俗文化村为代表的景点，是青海省典型的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青海省第六次旅游发展大会上提出，要将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打造成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可以预见，随着青海省旅游业整体飞速发展，互助县的民族文化旅游必然进一步蓬勃发展．

4．2数据获取

采用从相关部门取得的客观数据及实地调研获得的数据，对于部分客观数据无法获取，又不能用其他指标替换的重要指标，采用专家评议打分法获取．在整个数据获取过程中，客观数据占82．76％，尽可能减少主观人为性．参与主观指标评判的专家有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和旅游研究的学者、民族文化旅游景区经营者、民族旅游目的地的各级行政领导和民族文化游客等，多元化的打分群体和大量的评判样本使得评估主观性进一步降低．对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指标体系的测算采用0～1的数值来赋值，即分值越接近1，得分越高，分值越接近0，得分越低．

4．3互助县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评估结果

4．3．1整体评估通过已建立的评估体系对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网络传播效果进行评估，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将一级指标的对应指标得分求和，发现在一级指标中，信源因素（A1，得分0．1791）、信道因素（A3，得分0．1241）、信宿因素（A5，得分0．1210）分值较高，表明三者对于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起到的综合作用较明显，增强了互助发展民族旅游的优势．而编码因素（A2，得分0．0479）和解码因素（A4，得分0．0920）的得分相对较低，说明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的问题主要出在编码环节和解码环节．把关人（网站工作人员等）和解码中介（导游等）的信息处理能力不足导致的对信息的损漏、误读和误译，是传播效果不理想的症结．目前，互助县对信息处理者有关民族文化培训的缺失是此症结产生的原因.进一步分析，在二级指标中，信源因素下的政府因素（A11）和信宿下的主观因素（A51）两个指标相对较高，说明在旅游信息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传播主体之一对信息传播效果的贡献较大，而游客具备的文化素养和对待互助土族文化的正向态度促进了对相关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而编码因素下的文化差异（A22）得分最低，再次印证了对把关人进行民族文化培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4．3．2状态评估如前所述，整体评估并不足以支撑提升策略的制定．根据状态区间进行划分，并将三级指标归类，结果如表4所示．位于补充区间的受教育水平、网络利用率等8项指标是传播效果的最短板，说明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传播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网络利用率有待提高，景区的信息完善程度、对外合作和政府支持力度不足，负责编码的网站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和对土族文化的理解不到位，信息的网站不够权威，当地居民对解码起到的作用有限，这些现象的存在严重制约互助民族文化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的提升．应采取优先发展、重点培育的提升策略，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对补充区间的各指标进行优化，是提升传播效果的最快最有效的途径．位于改进区间的网络覆盖率、对旅游的态度等14项因素的对传播效果的贡献尚可，但仍有发展改进的空间．在保证补充区间的有效提升的前提下，采取逐步优化、稳步提升的策略，逐步对改进区间的因素进行改进和升级，尤其是那些和补充区间因素从属于相同二级指标的关联因素更要重视，如与网络权威性相关的网络关注度指标、与信息完善程度相关联的文化代表性指标等．位于保持区间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信息公开程度等7项因素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说明互助目前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和信息公开程度较高，网络媒介在传送信息的过程中受到无关信息的干扰较少，导游和媒体在信息解码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游客的信息素养较高，信息时效性较强．因此这些因素在提升过程中可适当让位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补充区间和改进区间的因素，采取保持为主、实时监测的策略．但要实时监控保持因素的发展情况，避免其停滞不前，成为信息传播效果新的短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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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丽．面对游客的旅游信息传播效果研究———以青岛市为例［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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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威尔伯•施拉姆，威廉•E．波特．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篇7

摘要：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

>>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强化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浅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实施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行为界定与适用性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浅析信息网络传播权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 浅议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的隐私权保护 试析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法律完善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司法实践中的赔偿难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上的利益协调 “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侵犯著作权罪”的罪罚适用及其完善 数字图书馆建设中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刍议 试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 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个人合理使用的几点思考 浅谈档案信息网络化服务中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7]冯晓青，胡梦云.技术变革与著作权法之间的关系――以法律史为基础的理论思考[J].武陵学刊，2011（4）：87.

[8]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2010（6）：128140.

[9]刘戈.视频分享网站间接侵权责任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235.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Principle in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ight

HE Peiyu1，2， LIU Mengxue1

（1.Civil & Commercial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Intellectual Property Institut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fast advancement of the network transmission a new way of tort sugarcoated in “technology neutrality” arises. By comparing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round the world，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pply in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right which has some weakness. For example， there is a single standard to identify the infringement， responsibility of helping tort does not subdivide， vicarious liability is not fixed， interest and burden is unbalanced. Based on the research described above，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author’s own viewpoint and advice on the consummate of the protec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dissemination righ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we should point out the applic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and clear the tort liability of technology neutrality.

篇8

内容提要: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的避风港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责任的限制规则，目的本意在于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可能面临的版权侵权赔偿责任。虽然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进港”避风设定了条件与例外，但这并不是审查义务的设定规则与共同侵权判断规则。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避风港规则是正确适用的前提，从而避免将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提供的“避风港”异化为“风暴角”，背离立法本意。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四种类型网络服务商分别规定了侵权赔偿责任的免责条件，即通常所说的避风港规则。其中第23条是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设定的，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该条前段规定将网络搜索服务商送进了避风港，而“但书”却似乎又将其从避风港里拽了出来。看似矛盾的规定究竟是立法者的本意，还是实践中的理解和把握出现了偏差？

一、避风港：网络搜索服务商的责任限制规则

近年来，为因应数字传播技术给著作权保护带来的巨大冲击，很多国家通过修改著作权法律制度或制订专门规定，加强了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人的保护。在为权利人扩张新利益领域的同时，立法者也考虑了技术创新者合理生存发展的需要，为各利益相关方建立了新的利益平衡机制——避风港规则。Www.133229.cOm最早系统规定避风港规则的是美国于1998年颁布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该法案第二部分明确命名为“在线版权侵权责任的限制法”，对网络服务商在从事特定活动时的版权侵权责任作了限制。[1]dmca避风港规则的立法初衷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一种激励机制，激励网络服务商与权利人密切合作，以便于有效地制止网络侵权行为的蔓延;第二，明确网络服务商可能的版权侵权责任，使得网络服务商可以在准确预测法律风险的情况下，正常经营和发展网络信息产业。[2]dmca规定“通知删除”程序的首要目的，在于鼓励网络服务商积极拓展新市场而不担心因此承受的著作权责任，以提高网络的效率、品质和范围。[3]

我国设立避风港规则的基本目的与价值取向也是肯定并支持网络技术的发展，《条例》制定者指出，该制度“使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有可能通过履行某些义务而被免除连带赔偿责任”。[4]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蒋志培在谈论《网络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时指出，“司法解释的规定……不使其（网络服务提供者）轻易承担过重的责任，以保护和促进新兴的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5]此外，类似表述在《互联网行政保护办法》的起草中同样存在。[6]《条例》规定避风港规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搜索服务商的侵权责任。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进入避风港，[7]应是避风港规则内在的首层含义。

二、避风港规则下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审查义务

（一）网络服务商的主动审查义务

作为责任限制规则，dmca只规定了网络服务商的免责条件，并未为其设定审查义务。《美国版权法》第512条（a）到（d）款任何规定都不得被解释为要求网络服务商对其服务进行监督，或者主动搜寻侵权活动的线索。[8]设置通知制度的目的在于提供足够多的信息给网络服务商，以便于其快捷地寻找被控侵权材料、对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与范围进行掌握。它不仅使得网络服务商免于主动审核其搜索的内容，也免于主动判断在其系统内存在的信息是否构成侵权。[9]避风港规则充分考虑了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在遏制侵权方面各自的优势：权利人一般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且对自己的作品最为熟悉，避风港规则将主动发现和监督侵权活动的责任分配给权利人;而网络服务商能够利用删除、屏蔽等技术手段有效制止侵权行为，因而避风港规则要求其应协助权利人制止侵权，这种设计恰恰契合了法律的效率原则。通知删除制度表明，网络服务商并不负有主动审查网络信息合法性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商收到合格通知后，只需删除侵权信息或断开链接，并不需要对涉嫌侵权信息进行任何审查与判断，且不合格通知并不导致删除或断链的后果。[10]显然，搜索引擎对搜索内容的合法性不具有预见性、识别性和控制性，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主动注意所搜索、链接内容合法性的义务，[11]应是避风港规则的应有之义。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与网络搜索服务商的主动审查义务

立法用语上，《条例》第23条使用了“侵权”一词（“……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与第22条第5项中的“权利人认为侵权”以及相关条款第14条中的“权利人认为……侵犯自己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5条中的“涉嫌侵权”存在明显不同。[12]dmca通知删除程序的用语也是被主张的侵权（claimed infringement），而不是侵权（ infringement materials/activity）。[13] “侵权”属于确定性用语，一般用于行为的定性，而“涉嫌侵权”则属于非确定性用语。从字面理解，《条例》第23条“侵权”一词暗含了网络搜索服务商在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应主动对相关链接进行实质性审查与判断。是否意味着《条例》第23条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设定了主动审查义务？

通知删除程序一方面将断链规定为网络搜索服务商的义务，[14]另一方面又将断链作为免除侵权赔偿责任的条件。如果权利人的通知合格，网络搜索服务商就必须断链（义务），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对权利人主张的侵权链接进行审查。如果权利人通知不合格，视为未发出通知，网络搜索服务商也无需对相关链接进行审查。此外，从条文逻辑及前后用语一致性分析，《条例》第23条中的“侵权”与相关条文中的“涉嫌侵权”含义应当一致。一方面，《条例》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22条等都采用的是“涉嫌侵权”（或同含义）用语，如作不同理解，将导致条文之间无法衔接，产生矛盾。另一方面，《条例》第23条中“根据本条例规定”直接将断链对象指向《条例》第15条中的“涉嫌侵权”作品等。笔者认为，《条例》第23条中“侵权”用语应属立法失误，不应被理解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主动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

三、通知删除：网络搜索服务提供商免责条件[15]

按照《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免责的唯一条件就是收到权利人通知后立即断链，但这种免责也不是绝对的，还受到该条但书条款的限制。[16]

（一）合格通知与免责条件

《条例》第23条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收到权利人通知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侵权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该条中的“本条例”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权利人通知应当符合第14条要求;第二，网络搜索服务商收到权利人通知后应按照第15条规定立即断开侵权链接，并转送通知或公告（第23条对公告未作要求）。很明显，收到权利人按第14条规定发出的通知后，网络搜索服务商如欲免责，就必须立即断开涉嫌侵权链接。但如果权利人通知不符合第14条的要求，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免责条件又是什么？

（二）不合格通知与免责条件

通知删除程序涉及到网络环境下参与各方的利益，不仅是权利人高效便捷地打击侵权的方式，也是网络搜索服务商履行断链义务、免除责任（免除权利人侵权赔偿责任以及避免服务对象主张责任）的重要条件，同时又是服务对象等利益相关者维护自己权利的依据（反通知）。鉴于此，我国《条例》以及美国dmca均对权利人通知做了严格要求。[17]权利人虽不负有向网络服务商发送通知的义务，但不符合512（c）款的通知，不能用于证明网络服务商主观上存在明知或应知，此种情形下，网络服务商仍可以援引512条（c）款规定免责。[18]《条例》第14条规定，通知书“应当”包含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涉嫌侵权作品等的名称和网络地址、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应当”一词明确限定了权利人通知的构成要件，是对权利人通知的最低要求。不符合《条例》规定要件的通知，应被视为未发出通知，不能作为对抗网络搜索服务商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的理由。

四、但书：避风港规则的限制

我国《条例》移植于美国dmca，[19]但第23条的避风港规则与dmca对应条款512条（d）存在明显的不同，其中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是该条的但书：“但是，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按字面理解，但书直接规定了网络搜索服务商的共同侵权责任，与《网络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第130条规定，追究……共同侵权责任”），同属于网络搜索服务商共同侵权责任的认定规则。立法本意是否如此？

如果网络服务商满足第512条规定，其就不因“版权侵权”而承担金钱赔偿责任，也不承担禁令或其他衡平救济责任。[20]即使网络服务商不能满足任一避风港规则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承担版权侵权责任。权利人必须证明网络服务商行为已经构成侵权。[21]显然，美国法院在判断侵权是否成立时适用的不是避风港规则，而是在确认网络服务商是否可以受到避风港规则庇护免除赔偿责任时适用该规则。作者认为，《条例》第23条规定的避风港规则与dmca的立法本意应该一致，但书应是免责规则的限制或例外，而不应被理解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判断规则。在按照版权侵权规则已经认定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成立的情况下，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第23条但书规定的“明知或应知”，网络搜索服务商就不符合第23条避风港规则的免责要求，即使其援引第23条，也应受到“但书”的限制。

五、第23条规定的内在逻辑关系

作为侵权赔偿责任免除及限制规则，《条例》第23条没有明确规定网络搜索服务商何种情形下构成侵权。通常理解，网络服务商在有可能承担帮助侵权责任时，才会援引避风港规则等抗辩理由来免除赔偿责任，这是避风港规则隐含的前提。就法律性质而言，避风港规则不应理解为网络服务商侵权判断依据，而是网络服务商的免责依据（或抗辩理由）。避风港规则只是告知网络服务商怎样可以免除侵权赔偿责任，并未告知其在何种情形下会构成版权侵权。即使网络服务商不能满足任一避风港规则的要求，也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承担版权侵权责任。一方面，权利人必须证明网络服务商行为已经构成侵权;另一方面，网络服务商仍可以援引传统版权侵权抗辩理由来免除责任，如合理使用等。[22]避风港规则与传统版权侵权抗辩理由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补充适用的关系。[23]

作者认为，《条例》第23条适用逻辑顺序应该是：权利人根据版权侵权判断规则（如《网络司法解释》等）证明网络搜索服务商行为构成侵权，而后由网络搜索服务商证明其满足避风港规则的要求。在此之后，权利人才需要举证推翻网络搜索服务商援引避风港规则的理由，比如其收到合格通知未履行删除义务，或存在其他明知或应知情形。

六、“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明知或应知”

严格来说，《条例》关于“应知”的规定比较混乱，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22条与第23条尤为明显。第22条第（3）项使用的是“不知道”与“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而第23条的用语为“明知或应知”。虽然“知道”包括了实际知道与应当知道，但“不知道”应理解为实际上的不知道，即不明知。“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是增加了限定语的“应当知道”与“应知”同义，这与国务院法制办的解读相一致。但由于两个条文不仅采取了不同的文字表述，而且也使用了完全相反的逻辑方法（前者为否定，后者为肯定），很容易造成对条文内容不同的理解。比如，根据条文内容理解，权利人应当举证证明网络服务商的“明知或应知”才能限制避风港规则的适用（第23条），而网络存储服务提供商则应当举证证明自己的“不知道”与“没有合理的理由知道”才能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第22条）。但第22条与第23条在举证义务分担上究竟是否一致，目前尚不能从条文本身得出确定的结论。

（二）“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关于避风港规则例外的判断标准，dmca的规定较为全面，我国学者对“红旗标准”有着非常系统的阐释，[24]也有学者将之解读为侵权过错的判断标准，用于分析并说明我国相关判决的正当性。[25]美国参众两院在dmca的立法报告中明确指出，红旗标准（red flag test）是避风港规则例外的判断标准，[26]用于判断网络服务提供商（系统存储与信息定位服务商）对互联网上的侵权信息或活动是否“明知”以及在获得有关事实情况之后是否看出明显侵权行为的存在。如果信息定位服务人“不知道在线信息或活动构成侵权，或者不知道明显反映侵权活动的信息”，并按照该条规定断开了链接，就可根据该条规定主张免除（金钱）赔偿责任等。但如果网络服务商能够发现明显的侵权信息（“红旗”），其就应当立即采取适当行动（断开链接或删除有关信息），否则将无法获得第512条中责任限制的保护。[27]具体判断时，红旗标准结合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判断网络服务商是否知悉了“红旗”时，必须考察其对有关事实和信息的主观知悉状态。判断相关事实和信息是否构成“红旗”，也即是网络服务商是否看出侵权行为明显存在，则需要依据客观标准考察，即一般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是否可以认识到侵权行为是明显存在的。[28]所以，必须达到不需要网络服务商进行主动调查，仅仅通过合理分析就可以确定侵权信息存在的程度，才涉及侵权信息（链接）的删除或断开。可见，如果有关信息仅仅达到一般侵权判断要求的“可能侵权”程度，但没有达到“显而易见”或“一目了然”的程度，网络服务提供商仍可以受到避风港规则的保护。

作为避风港规则的例外，dmca对红旗标准作了严格限制，美国参众两院在dmca的立法报告中重申了网络服务商无义务监控其服务或主动查找侵权信息。通常情况下，红旗标准不要求在线编辑分类服务（商）对潜在侵权进行辨别判断（discriminating judgment），[29]不能仅仅因为网络服务商在编排分类目录时看到过侵权网站，就推定其知晓了侵权信息。[30]红旗标准也不应被作为限制有人为因素介入的目录分类服务发展的方式。[31]我国的避风港规则来源于dmca，也有学者主张《条例》第23条吸收了红旗标准的精神。[32]笔者认为，在判断网络服务商主观上是否存在明知或应知时，我们不妨参考dmca中的“红旗标准”，即只要第三方网站的侵权事实或情形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且网络服务提供商看到过该网站，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构成明知或应知。相应地，第23条所蕴含的红旗标准应是对避风港规则的限制，并应作严格解释，不应因为链接“可疑”或可能涉嫌侵权，就认为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或应知”。

司法实践中，避风港规则中的主观状态与网络服务商侵权过错联系非常紧密，可以考虑借助侵权过错判断标准来理解网络服务商对有关侵权信息的主观状态。英美国家的侵权法中，过失侵权是最重要的侵权形式。在认定行为人过失成立时，行为人负有注意义务是先决条件之一，且是第一位的先决条件。注意义务三步检验法自1990年提出到正式确立，一直在现代侵权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三步检验法采取三个步骤判断行为人是否应承担注意义务：第一步，检验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是否可以预见;第二步，检验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紧密性;第三步，即使前两步都得以确认，还必须进一步考虑检验被告注意义务的存在是否公正、恰当和合理。只有在前述三步骤的考察都得到明确肯定的结论后，才能认定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33]这时才有必要继续判断被告是否违反了此等注意义务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尽管三步检验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模糊与弹性，但其在全面性、逻辑性、政策性以及效果公正性方面较为可取。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因素涉及到法律设定的利益平衡是否公正、恰当与合理以及在司法实践中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在网络侵权案件中更应当受到关注，这也可以改变目前我国法院与一些学者在分析搜索服务主观状态时未（或未充分）对公共政策因素予以关注的作法。

（三）不合格通知与“明知或应知”

《条例》第23条但书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避风港规则的限制，是网络搜索服务商是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再加之“明知或应知”涉及到主观判断，而通知又是证明主观“明知或应知”的重要因素。所以，对不合格“通知”是否构成主观上“明知或应知”，进而排除避风港规则的适用有诸多不同乃至相反的理解。2007年的雅虎案也恰恰涉及到该问题。

如果版权人或其人发出的侵权通知没有遵守通知的实质性要件，不仅不能被法院用来衡量网络服务商是否实际知道或意识到明显侵权信息或事实的存在，而且也不能要求网络服务商承担断开链接的义务。[34]我国《条例》并未对该种情况作出规定，无法直接得出明确结论，须从通知构成要件的设定目的来分析。

“通知与删除”程序的立法初衷是考虑到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纠纷往往涉及金额很小，现实中缺乏通过行政或者司法程序解决的必要性，《条例》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建立了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可以看出，通知的目的是在于要求权利人把最低限度的信息提供给网络搜索服务商，以便于其快捷地寻找被控侵权材料，进而删除或断开链接并通知服务对象。此种情况下，如果认为不合格的通知可以导致网络搜索服务商的“明知或应知”，权利人就没有任何理由增加自己的成本而发送合格的通知;对网络搜索服务商而言，轻易否定通知将面临很大法律风险。一方面，即使通知不符合法定要求，法院也可能认为已足以对网络搜索服务商产生警示作用，审查相关信息合法性的义务也就随之产生。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认为权利人通知不合法定要求而不采取删除或断链措施，就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主观上存在“明知或应知”。另一方面，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担心失去避风港保护而根据不合格通知采取删除或断链措施，将不能依据第24条规定免除对服务对象的责任，即便是为了权利人利益，也无法要求权利人承担相应责任。所以，不合格通知不应能导致“明知或应知”，也不应成为第23条“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与《网络司法解释》中“明知或（应知）”的关系

立法用语上，《条例》对有关信息的知悉程度作了两种不同的限定：其一，对权利人的通知，使用了“认为侵权”或“涉嫌侵权”等不确定性用语。其二，对避风港规则的限制，使用了“侵权”一词。可见，避风港规则限制中的“明知或应知”更强调侵权事实的确定性，是对明显侵权信息显而易见性的更高要求。[35]相应地，避风港规则限制中的“明知或应知”要严格于侵权判断规则中的“明知”。在侵权判断中，应按照传统民事侵权法律规定判断网络服务商主观上的“明知”，即只要违反有关注意义务（如法定、约定或理性人注意义务等），就可认定主观过错存在。但在适用避风港规则但书条款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免责时，应作严格要求，并大可借鉴dmca中的“红旗标准”。

目前很多学者认为，《网络司法解释》中的“明知”与《条例》中“明知或应知”同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判断依据，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一理解在“雅虎案”终审判决中也有所反映。[36]但笔者认为如该理解成立，以下问题将无法予以合理解释：第一，《条例》中免责条件+侵权判断的立法模式在逻辑上是否合理？第二，作为共同侵权的主观要件，如果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援引避风港规则也无法免责，如果不存在，也无援引必要。设立避风港规则的意义何在？第三，如果能证明网络搜索服务商存在“明知或应知”，权利人会直接追究其侵权责任而不会发送通知;如果不能证明，权利人就发送通知，以打击侵权或追究网络搜索服务商的责任。此种情形下，网络搜索服务商就成了权利人打击侵权的工具，避风港规则对其的保护何在？

所以，如果混淆《条例》与《网络司法解释》中的“明知（或应知）”的关系，避风港将会被异化为网络搜索服务商的风暴角。

七、结语

相互矛盾的立法与判决背后可能反映了立法者和司法者在公共政策取舍上的反复与徘徊。美国在groster案件之后，著作权人重拾在dmca中失去的疆域，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网络产业的发展表明其不再需要倾向性的保护。我国《条例》特别是第23条规定，以及最近的司法实践（雅虎案、优度诉迅雷案、土豆网侵权案等）都明显加大了网络服务商的法律责任，强化了对权利人（集团）的利益保护。然而，尽管我国已经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充分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游戏规则的影响与冲击，但我国是否需要紧跟“潮流”，完全移植或参酌国际游戏规则，尚需综合考量我国实际情况。从现状来看，我国网络产业的发展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对网络产业的扶持仍然是立法所需重点考量的公共政策。通知删除制度，在我国法制中应该更多肩负促进产业发展之任务，而欧盟之标准，即只要涉嫌侵权之材料非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所为，不在其控制、无能力且技术上不可能或经济上不划算，就可以免责，[37]应该可以作为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另一个参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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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e h.r conc. rept. no. 105-796, p70.

[3] see s. rept. no. 105-190, pp. 2, 8.

[4]刘波林：《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几点感悟》，《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8期。

[5]蒋志培：《人民法院对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司法保护———如何理解和适用最高法院关于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中国版权》2004年第2期。《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00年11月22日颁布，并先后于2003年12月23日、2006年11月22日两次修订。为表述方便，文中简称为《网络司法解释》，特殊说明以时间表示。

[6]赵秀玲：《解读<互联网行政保护办法>》，《电子知识产权》2005年第6期。

[7]陈锦川：《如何确定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链接应承担的责任》， http：∥baoji. ipr. gov. cn/ipr/baoji/info/article.jsp?a_no=210635&col_no=788&dir=200805, 2008年07月25日访问。

[8]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m）.

[9] see h. rept. no. 105-551， pp. 52-56。

[10]美国版权法第512条中规定的删除或断链是网络服务商免责的条件，而不是义务。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第22条与第23条规定。

[11]前引7。

[12]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第15条、第22条与第23条规定。

[13]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c） （d）.

[14]作者认为，将断链规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义务并不合适，美国dmca将之作为免责条件的做法值得借鉴。

[15]与美国dmca规定不同的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还将删除或断链规定为网络服务商的义务。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5条;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16]网络服务商知道明显侵权信息或事实的存在，或者接到权利人发出符合规定的通知后立即移除侵权信息或断开侵权信息链接的，可以免除侵权赔偿等责任。不难看出，第23条虽从dmca移植而来，但却比dmca严格。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d）.

[17]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中通知书的要件;美国版权法第512条第（d）款第（3）项对通知的要求，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d）（3）.

[18] supra note3，45; supra note9， 48。

[19]前引4。

[20]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512. （d）.

[21] supra note1，9。

[22] supra note1， 9。

[23]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l）.

[24]王迁：《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知识产权》2006年第1期;《“间接”的问题、“直接”的判决》，《中国版权》2007年第1期;《合理的诉因、正确的判决》，《中国版权》2007年第4期，《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判决》，《知识产权》2007年第4期，等论文中均有论述。

[25]黄武双：《论搜索引擎网络服务提供商侵权责任的承担》，载《知识产权》2007年第5期;毛之敏《设链行为之间接侵权的认定———兼评优度诉迅雷案一审判决》，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7期等。

[26]我国学者对“red flag test”有不同的译法，如红旗标准，红色警戒旗标准，红色信号标准等，但实质意义并无差异。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使用“红旗标准”。

[27] supra note3，45; supra note9，49-50。

[28] supra note3，44; supra note9，46。

[29] supra note3，48; supra note9，50。

[30] supra note3，49; supra note9，50。

[31] supra note3，49。

[32]前引24，《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判决》一文。

[33]参见胡雪梅著：《英国侵权法》，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版，第59-62页。

[34]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c）.（3）（b）.§512 （d）.（3）.

[35] 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12. （c）. （1） （a）,§512 （d） （1） and （3） ;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4条、第15条以及第22条规定。

篇9

目前，中国正在考虑加入两个国际互联网的公约，这同样是一个积极的事件，反映了我们在保护网络版权方面开始与国际接轨。

但是，国家行政条例和国际公约并不会自动生成新秩序，建立一种新秩序需要多方力量的博弈，其中，版权所有者的普遍觉醒是至为重要的。

十年前，当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输方式的时候，信息拥有者在懵懂之中享受着这种便捷的快乐，即便是有一部分的头脑清醒者，其“保护网络信息版权”的声音也细若蚊鸣，夹杂在网络大潮的洪流之中，几不可闻。

在一种无秩序的繁荣里，网络知识产权的伸张成为一种奢侈。无论是传统的门户转载模式还是现在火热的WEB2.0博客模式，都没有很好地理顺和解决网络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的关系和利益分成。尽管网络在发展过程中有泡沫、有低潮，但是这与网络的享受者无关。互联网就在这一片混沌之中完成了启蒙，未来的繁荣似乎也由此筑就。

但是这种繁荣毕竟是表面的。以唱片行业为例，在传统市场日渐萎缩的趋势之下，版权拥有者出于生存的需要，必然会揭竿而起。

2005年，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证明了这一趋势。当年9月，“中国google”和百度公司频繁坐在法院的被告席上，接连面对来自包括环球、华纳、滚石、索尼-百代等国际国内大唱片公司的，诉因就是网络信息侵权。当年11月，主角还是百度，率先与国内20余家唱片公司达成协议，取得这些公司网络推广的许可。

从对簿公堂到达成协议，是不同利益相互试探和博弈的过程，这个案例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篇10

论文关键词：复杂网络；灾害信息；传播特征

灾害是指由某种不可控制、难以预料的破坏性因素引起的、突然的或在短时间内发生的、超越本地区防灾力量所能解决的大量人畜伤亡和物质财富毁坏的现象。由于灾害发生的突然性和破坏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在灾害信息传播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新的媒体形式层出不穷，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以及即时通讯软件、“博客”等新型网络形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因此灾害信息传播已经不可能受到单方面的控制。

“非典”前期，由于政府和主流大众传媒保持沉默，使得各种谣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信息传播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大量传播，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恐慌。由此可以看出灾害信息传播一旦失控，会使本来失序的社会更加混乱，并由此带来衍生灾害，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和经济损失。因此，在当前的信息传播状况下对灾害信息传播方式和特征进行相关方面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国内在灾害信息传播方面主要是从新闻学的方面来研究：灾害报道应该实现新闻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新闻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起到重要作用，以及系统介绍灾害信息的发展史等。没有从灾害传播本身的特征进行研究，忽视灾害传播特征对灾害信息传播的影响。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对灾害传播的控制，有必要针对灾害信息传播特征进行相关研究。

本文首先对灾害信息传播过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复杂网络相关理论对灾害信息传播方式和特征进行了初步探讨。

1灾害信息传播的过程分析

根据当前灾害信息的多样化，其传播内容主要可以分为政府和主流大众传媒的灾害信息和各种谣言、负面信息两大类。各种谣言、负面信息是指由于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隐瞒或虚报、延迟报道而产生的各种、负面的受众不信任的信息。

本文以Fink(1986)提出的危机4阶段论为基础，对灾害信息传播过程进行了相关分析，给出灾害信息传播的4个阶段，分别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解决恢复期。以2007年台风罗莎信息传播过程为例(数据来源：百度指数)，分析这4个阶段(图1)。

(1)潜伏期由灾害发生到灾害信息开始传播的这一阶段。随着现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潜伏期的时间越来越短。要对灾害信息传播进行控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灾害信息传播的潜伏期对灾害进行有效控制，减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台风罗莎10月2日08时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4日02时加强为强台风。即10月2日至10月4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潜伏期。

(2)突发期从灾害信息开始传播到灾害信息开始迅速传播的阶段。突发期是年阶段中时间最短、对受众心理冲击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如果在突发期内对灾害信息进行刻意隐瞒或虚报、延迟、模式化报道，会使受众失去对传播者的信任，增加公众的疑惑，导致社会危机及衍生灾害的产生。10月5日、6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突发期。

(3)蔓延期灾害信息从迅速传播到平息的一个阶段。在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下，灾害信息从迅速传播到平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即时通讯软件、多种传播形式使得灾害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破坏性强。即使当灾害得到平息和解决时，在新型传播媒介中仍会存在很多议论和大量负面信息。台风罗莎在我国大陆l0月10日结束，但其仍然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10月7日至l0月16日为台风罗莎信息传播的蔓延期。

(4)解决恢复期灾害妥善解决、人民生活恢复正常、物质生产得到恢复、社会恐慌得到平息、整个社会恢复到灾害发生前的状态。在解决恢复期中，做好灾害信息的传播机理和影响的研究工作，总结灾害信息传播的经验和教训，为完善和健全相关的防灾体系提供依据。以10月17日起为台风罗莎的解决恢复期。

2灾害信息传播网络

2．1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形成

目前国际上在流行病传播、计算机病毒在In．ternet上的传播等领域利用复杂网络进行研究是比较多的。此外，国内外专家对谣言的传播也进行了相关工作Zanette研究了在小世界网络中的传播情况；Moreno等发展了Daley等在1964年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认为非均匀网络传播过程最终听过但不传播的人数与感染概率有着紧密联系；

Dotts和Watts认为无论是社会网络还是信息网络中的传播蔓延现象，相应的模型都可以归结为泊松模型和临界值模型。

灾害信息传播的基础是社会网络，因此可以应用复杂网络的观点来阐释灾害信息传播的特征。灾害信息传播的网络模型示意图如图2所示。

用节点表示灾害信息传播中的个体，如果两个个体之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直接发生传播与被传播关系，就认为这两个个体之间存在连接，这样就得到了传播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而可以建立相关模型来研究这种传播行为。而灾害信息传播模型研究的关键是传播规则的制定和网络拓扑结构的选择。

2．2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结构

2．2．1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结构的划分

灾害信息的传播途径与谣言基本一致，可以参照Moreno等人提出的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方法对灾害信息传播网络模型的结构进行分析，将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的个体分为灾害信息未知者(Igorants)、灾害信息传播者(Spreaders)、灾害信息知情者(Stiflesr)三种类型。i(t)、s(t)、和r(t)分别代表这三种类型在人群中的比例。

如图3所示，灾害信息在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未知者之间传播。灾害信息传播者向它的邻居节点传播信息。当接到信息的节点是灾害信息未知者的时候，灾害信息未知者以入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而如果信息传给了灾害信息传播者或者灾害信息知情者，则前者以1／a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

2．2．2网络结构中各参数的分析

参数A代表着信息传播过程中数据会出现丢失的情况，并不是每次连接都成功。参数是表示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在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前连接的灾害信息传播者或灾害信息知情者的平均次数。

灾害信息传播者把灾害信息传递到它的相邻节点时，如果该节点为灾害信息未知者，后者也将以入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成功。如果后者已经知道了灾害信息，则会导致灾害信息传播者失去传播信息的兴趣，从而以l／a的概率变成一个灾害信息知情者，此次信息传播的小过程失败。

2．3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统计性质

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统计性质反映着网络内部结构的不同和系统功能的差异。它的统计性质有以下几个方面。

(1)平均路径长度是指所有节点之间的最大距离的平均值，它描述了网络中节点间的分离程度，即网络有多小，也就是灾害传播网络中所有传播途径传播信息的平均长度。

(2)聚集系数用来描述网络中节点的聚集情况。在灾害信息网络中表示灾害信息传播者与灾害信息未知者、灾害信息知情者的关联程度。

(3)度和度分布一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相连的边数称为该节点的度。节点度分布是指网络中度为k的节点的概率P(k)随节点度k的变化规律。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度就是表示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向k个灾害信息未知者或灾害信息知情者传播信息。顶点的度指标用于描述该传播者对传播网络中其它传播者的直接影响力。节点度的分布函数反映了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宏观统计特征。

(4)介数分为边介数和节点介数。节点介数为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节点的数量比例；边的介数是网络中所有的最短路径中经过该边的数量比例。介数反映了相应的节点或者边在整个网络的作用和影响力。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节点介数说明该节点对于网络中信息流动影响的大小。介数的分布特征反映了不同传播者在网络中的地位，即其传播速度、传播范围和影响程度。对于评价各种传播媒介的重要性、评价防灾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基于复杂网络的灾害信息传播特征分析

3．1网络节点的大规模性

一个重大灾害发生后，其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数必定十分庞大。要做到灾害信息传播既维护了公众的知情权，又不会造成社会恐慌和由此带来的衍生灾害，就应该对大规模的灾害信息传播网络节点进行分析，找到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即公众信任度高、社会责任感强、在网络的影响大的节点。衡量这些节点是否关键的主要依据是它们的介数和度分布。

3．2网络连接的稀疏性

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并不是所有节点的聚集系数和度分布是相同的。主流大众传媒由于其传递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受到公众的普遍信赖，那么主流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节点的聚集系数和度就要比其他节点的高。在这一区域的网络连接就比较密集。反之，过于失实的灾害信息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其传播范围就比较小，则这部分的网络连接就很稀疏。

3．3连接结构的复杂性

灾害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是由主流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传播者和受众组成，因此每个节点都具有自己的动力学特征，且各个节点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整个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也就具有极为复杂的动力学特征，不能简单的用规则网络和随机网络对其进行分析。因此，灾害信息传播网络具有连接结构的复杂性。

3．4信息传播的时间复杂性

信息在网络中传播所花费的时间与下一节点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传播节点的度和介数及信息的可靠度等有关。沿海的人们对于有关台风的信息就会比较关注，而对于内陆城市的人而言，此类信息就不很重要。这就体现了灾害信息传播的时间复杂性。

3．5信息传播的变异性

在一个灾害信息传播者向灾害信息未知者传递信息的这一过程中，信息内容是否不会发生变异以及信息来源是否真实可靠，这就是信息传播的变异性。

3．6信息传播引发衍生灾害的可能性

灾害本身具有破坏性，由于灾害信息内容不同，公众对灾害信息的关注程度也不同，必然导致信息传播的速度不一样。而灾害信息的传播也可能引起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形成衍生灾害。例如在“非典”期间各种有关SARS的信息肆意传播，引起某些药品的短缺、物价的抬高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突增。在灾害信息传播网络中可表现为信息中心增多、传播过程的重复性。

4结束语

本文将灾害信息传播过程分为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解决恢复期等4个阶段，并以台风罗莎信息传播过程为例对4个阶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