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历史范文
时间：2023-03-20 04:47:3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发展历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不乏有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反思社会发展问题的好作品，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过多注重对发展问题的现象罗列和观点争论，就发展论发展，就问题论问题，就事件论事件，急于拿出评价性的观点与结论，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无论其解析的语言工具还是知识结构都仅仅停留在对象存在的当下时空坐标上，忽略了对象存在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的关联性，缺乏思维的历史纵深感。实际上，在历史哲学看来，现实思维的对象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而是一个历史时间坐标上永远处于不断被确定过程中的东西，单一的现实思维只能提供并未得到充分确定的事实世界，作为历史哲学的历史思维恰恰是对事实世界的领悟与洞察，它有助于确定当下历史事件在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他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与有效性空间。哲学家在观察历史事件的发展时，尽管碰到的是历史事件中的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但历史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对这些偶然性的东西作肤浅的直观和描述，而是深入到实体性的东西中去。它不是用“肉眼”和“有限的理性”，而是用概念的眼睛和能穿透表面而深入到五光十色、杂乱无章的世界内部去的理性。
从历史哲学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至少可以打开两个方面的思路：
首先，注意从一些经典的历史哲学著作中，发掘出解析当代社会发展内蕴的有价值的理念和观点。社会发展是人类变迁的永恒主题，尽管今天的人类对发展问题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内涵，但我们不可由此推论出，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从未讨论发展问题。实际上，有关社会发展的哲学理念在不少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某些极其精深的观点和思想，至今闪烁着充满现代意义的睿智。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新时代精神（基督教）扬弃已逝精神（罗马神话）的社会发展理念，书中率先从历史时间与历法时间角度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不单是现实的纪录，而是在时间上有着“过去－现实－未来”的价值指向：发展意味着一种道德的上升运动，即由过去的恶（肉体生活）向未来的善（精神生活）的时间过渡。在空间上有着一般与个别、普遍史与特殊史相联系的构成：发展观念不再作为国别史、民族史来思考，而是作为普世的历史、世界历史来考察；社会发展不再是纯客体变迁的自然法则，而是与人的价值、信念直接同构的主体道德实践的“划时代”确认。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库马博士曾如此评价：“圣奥古斯丁在其基督教的辩解著作中，将希腊与希伯莱的传统融合一种历史哲学，一种指向‘世俗历史目标’的发展理论，一种从尘世生活走向天国生活的转化运动。”[1]又如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它从历史的计划、人类的禀性、世界历史、世界公民等角度阐发了一系列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哲学理念，尤其是他对“恶”的历史驱动力的理解，把社会发展、历史进步视为以人类的狂妄、私欲、、野心和战争为代价的变迁过程，这对于思考今天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书中表达了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历史过程论、历史能动性观念、历史发展的内在否定性原则、历史认识的上升运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互动性原理、发展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观念、历史的悲剧意识等，为后人察审社会发展的哲学意蕴，提供了许多具有历史洞察力的理论观点、概念范畴、思维视角、分析方法。这些对当展理论研究的深化有着十分重要作用。
毫不夸张地说，很多当展理论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达到近现代历史哲学家的认识深度。思想家们的精神遗产的确是我们无法割舍的文化传统，失却了它，便失却了发展研究的历史大尺度。
其次，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发展中的精神现象问题。社会发展不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
无疑，社会发展主要受物质生产方式的推动，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的反作用亦不可低估。历史哲学研究精神现象，其研究方法既不象艺术家那样通过提出虚构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例子来进行唯美主义的精神朔造，也不象心理学家那样以抽象形式的机械作用来解析精神活动的本初形式，而是通过历史的还原和逻辑的上升运动去把握和认知精神现象的本质。
社会发展中精神现象问题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对由社会体的变革而导致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信仰、观念等精神层面所出现的混杂现象的研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巨著中指出，灵魂的分裂是社会表面呈现出来的所有分裂的基础。在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灵魂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的两极，并且形成社会群体意识、个体意识的杂乱感，即把自己的灵魂投入无所不容的坩锅里。社会意识形态被揉进了杂乱的混合语言，各种学说被揉和为一种混合主义。然而，唯有历史哲学能够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的精神混杂现象作出清理和分辨，从意识的紊流中抽引出精神现象的时间链条、因果关系和逻辑序列，并对各种精神现象发生、发展的认识论问题作出深入考察。其二，对游离于历史必然性之外的、与社会发展直接相背离的精神现象作出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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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文明；革新发展；数字化；节能环保
现代会展设计是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产物，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兴盛发达的标志。现代会展设计从诞生到现在，一直具有经济推动和文化向导的双重功能。不论是设计潮流的变迁还是结构技术的革新，乃至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我们总能从展示的内容与设计的实践中看到这些因素。[1]在现代展示设计发展的长河中，会展设计总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与进步，及时运用顶尖的科技手段和新型材料进行改革，在设计理念和模式上不断更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守旧的设计格局，扩展了现代展示设计的发展之路。
1 会展设计的由来与历史发展
从最早单纯的商品交易形式到现在发展成为一门设计艺术学科，会展艺术经历了漫长历史的发展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有了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产生了交换，物品交换的场地，形成了最初的商业环境――市集。而市集就是博览会的雏形，这便是最初形态的展示方式，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商品的现场交易，来达到人与人之间各个方面的信息交流。人们将商品直接裸摊在地，并有意识地分类陈列，后期还出现了专门摆放商品的摊床，形成了最初的商品展示和展销会的雏形。[2]
会展活动的古代阶段为公元8～16世纪，会展即古代集市、庙会。欧洲集市的规模比较集中，举办周期长，功能比较齐全：零售、批发、国际贸易、文化娱乐，最著名的有中世纪的法国国际贸易集市――香槟集市，在12～13世纪尤为重要，它由法兰西的香槟伯爵建立，在其领地内的4个城市轮流举行，成为法、意、德、英等国商贾云集之地。香槟集市的形成和发展，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古代会展活动较为完善的形式。
会展活动近代阶段为公元17～19世纪，这一时期欧洲展览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出现纯展示性的艺术展、纯宣传性的国家工业展。其中1851年的英国“万国工业博览会”堪称世界展览会历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发现了一种国际大规模文明交流的新形式。这种展览会逐渐发展成全面反映人类科技、文化的独特的展览会――世界博览会。
2 现代会展设计的产生发展与历史意义
2.1 现代会展设计产生的标志――展览会、博览会诞生
现代会展设计的标志表现为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应运而生，成为产品流通的重要渠道，其标志是1894年的德国莱比锡样品博览会。样品博览会以展示作为手段，交换作为目的。样品博览会是现代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的早期形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综合性质的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迅速发展成为主导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贸易展览会和博览会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到20世纪60～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行业，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2.2 现代会展设计的发展
纵观会展艺术的发展史，会展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大规模的产品展示和技术交流活动，其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发展，使每个参展国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个机会展示自己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世博会为例进行分析，世博会就是一部生动的百科全书，可以说会展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发展史。一个半世纪来，世博会向世人隆重推介世界首创的重大发明：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的贝尔电话机、留声机，1939纽约世博会上电视机，1964年纽约世博会上电子计算机技术、复印机，1985年筑波世博会上机器人技术等等。
2.3 现代会展设计的历史发展意义――促进会展材料和会展技术的多样化发展
在会展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会展材料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合成材料到高科技环保材料几大发展阶段。其实，仅从历届世博会的建筑这一侧面，我们就可以充分感受到世博会所创造的种种辉煌。以2010上海世博会为例，面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首先在绿色环保新材料与新能源的开发运用方面下足了功夫。使用节能环保的新材料与新能源，不但能够使资源利用高效循环、同时减少废物的排放量，还能够合理地提高展厅内部的舒适性，为人们提供良好的参观环境质量。在世博会园区内，大量展馆的内外设计将采用可拆卸、可循环使用的环保绿色建材。例如，再生木材和塑料、玻璃纤维板、轻钢结构等，从点点滴滴起来完成我们的绿色梦想。其次绿色环保新技术的运用成为世博会绿色设计的一大亮点。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节能、环保、生态技术都被拿来为世博会所用。例如，透水地面、风光互补灯具、太阳能灭蚊、局部喷雾降温等新技术将得到规模化利用，从而这使得这些展馆“充满了绿色智慧”。[3]可以说世博会的发展刺激并带动了各国会展材料的革新与发展。
3 现代会展设计的未来发展趋势
趋势一：数字化的设计模式
今天，人类社会终于走向了一个更加崭新的天地，数字化设计已经不再是陌生的名词。在科技的急速发展过程中，整个世界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而人类的生存空间与状态也不断地面临着新的选择。经济全球一体化、地球村、个性化与数字化生存的概念一夜之间成为了一种潮流，一浪胜过一浪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从广义上讲，所有的传统模式在它们面前都黯然失色，相信未来的会展设计正是数字化等一系列新兴科技为主导的天下。[4]
趋势二：绿色环保的设计方向
时代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进步的生活方式，它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思考与烦恼。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活动对地球的环境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怎样处理社会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了人们日益重视的课题，绿色节能环保的设计理念慢慢地走近了人们的视野，人们现在不单单仅要求设计的美观、耐用，同时更关注的是对人体的健康和环境的影响，节能环保建材的出现为现代社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这种集可持续发展、资源有效利用、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的新理念，必将成为未来建筑材料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符合人类的需求和时展的潮流。[5]
参考文献：
[1] 任仲泉.会展设计[M].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2] 王芝湘.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8.
[3] 2010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DB/OL].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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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他通过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则、主要内容 及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比较等方面进行阐述，得出探索和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人；当代价值
真正揭开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幕始于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有了大大的提高，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乃至危机。这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则
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原则。两者能否统一，如何统一，这是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只有说清楚，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1.社会历史观与主体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社会历史观和主体价值观的一般关系，概括地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二者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历史观主要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侧重发展中的“真”。主体价值观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侧重发展中的“善”。其二，社会历史观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主要是引导人 们的行为。价值观作为一种评价尺度，引导人们在历史发展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其三，虽然真是构成善的基础，但当下并不必然善。在历史发展中某些价 值的实现可能会以牺牲别的价值为代价。就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其一，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践是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基础。马克思认为，人要生存， 就要生活，要生活就要进行生产。其二，从发展的趋势看二者是统一的。生产劳动实践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它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 程。其三，从两者的内容上看二者也是统一的。从上面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在于问题角度的考察，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探讨，目的是为了人们行为的善，而人的行为 的善只有符合社会发展的真，才是真正的善。
2.发展与批判的统一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第二个本质规定就是发展与批判的统一。这里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而是指他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所体现的批判功能。
其一，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活动的发展。人的生存发展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一个永恒的过程，而社会发展是一种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过程。
其二，基于实践对各种各样关于社会发展非科学观点的批判。社会发展史首先是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它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样就使各种非科学的观点，都在此基础上烟消云散。
其三，在实践基础上的自我批判，对主体所创造的理论自身进行反思、扬弃和超越。时代在前进，马克思的研究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地对理论自身进行反思、修正、并达到完善。
3.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所谓科学，是指马克思从客体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揭示。所谓价值，是从主体角度考察不同社会阶段的发展状态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具有价值评价的特征。它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和价值取向。
其一，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来看科学和价值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内容是通过对资本主义价值评判逐步确立起来的。在当他对生产 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演进关系从质到度都把握住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同时，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也促使他进一步完善和 深化了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其二，从理论内容上看，科学和价值也是统一的。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揭示，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途径。而它的说明又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科学认识基础上的。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以社会实践论为基础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与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不同，它十分强调人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能动创 造作用，高度重视人的活动，特别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严密整体。就其理论中最基本、居于主导地位的部分而言，主 要有以下方面：
1.社会发展主体论。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人的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逻辑起点。社会发展就是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矛盾过程，能否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2.社会发展规律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并不意味着社会发展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因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正因为它的推动，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地向前发展，并顺次经过五种社会 形态。
3.社会发展动力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借助于各种具体的直接动力因素表现出来，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汇集成一个合力，并对社会发展发挥整体作用。
4.社会发展趋势论。马克思是一个辩证的社会进步论者，认为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的综合作用，社会发展在整体上呈现出前进上升的总趋势。
5.现代社会批判论。（这里的“批判”是指对社会的理性分析与批判，尤其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开创的现代社会的理性评价）他追求的目标是要****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幸福寻找一条现实的道路。当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辩证的、历史的。
三、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一门专门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兴起与二战后的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密切相关。
1.社会发展问题兴起的原因
二战后，世界整体面临着两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一是东西关系问题。20世纪50年代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60年代后社会主义阵营 破裂，形成了以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实质是世界和平问题。二是南北关系问题。二战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形成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 少数发达国家相对的南北关系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东西关系、南北关系相互交叉的复杂局面。
在这种格局下，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发展的问题。战后新兴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是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老路，还是走别的什么道路？所以，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其重点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
2.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别
就二者的比较来看，最根本的是他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角度、方法的不同。
（1）二者的理论基础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唯物史观作基础的，它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尺度，考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连续性和动态趋势，这就科学地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过程及方向。并且他还从经济角度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分析，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没有马克思的宏大的历 史观作基础，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论述，不管是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未来设想都只是浮于表面，没有从本质层次上探讨不发达国家的出路问题。
（2）二者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放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去考察，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人类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又指出了要将社会主义现 代化超越的可能和趋势。而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就等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转变的趋势。
（3）二者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同
现代化理论给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开出的药方是照搬西方的模式，想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而马克思的理论，在以民族利益 为出发点的世界整体关系中，必须扬弃私有制，通过发展生产力、政治革命等的形式，来改变世界整体发展格局，建立一个合理、公平的世界。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
探索和彰显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有利于突出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这个主题。同时，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社会发展理论的本真精神。在实践层面上，有助于我们坚持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和意义，
第一，深刻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树立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把人作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质。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取向看，和谐社会的实质也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二，准确理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树立辩证的发展观。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人们的主体能动性 和创造性不断增强。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把人看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绝对至上主体。从而陷入了理性至上主义，招致了越来越严重的自 然灾难。
第三，明确社会建设的目标与方向，加快新时期社会建设。马克思要求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人的本质。可见，马克思显然是要构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市民社会的新的社会生活样式。
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在世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掌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将其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全面实现中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伟大任务。
参考文献：
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4
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9
刘新刚.《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价值维度》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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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建社会责任感的特点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1.1 忠孝教育。“忠”一般特指为“忠君爱国”，正如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孝”指儿女孝敬父母，并能顺其意。孔子把“善事父母”的人士称之为“孝”者。“百善孝为先”，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占有重要之地，不忠不孝之徒不能立于天地之间。
1.2 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
1.3 提倡以“礼”治国。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
2 五四时期责任感特点
五四时期责任感特点主要是维护民族尊严，外争，内除国贼。青年学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新兴势力，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的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就开始成型。新学生随着晚清以来新式学堂的兴起而产生，随着群体的扩大和稳定，逐渐自成一股力量，开始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1919年5月初，中国以一战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巴黎和会，却在会上屡遭挫败，并要将中国的胶东半岛强行割让给日本，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侵犯了中国的和。这个消息传到了国内，举国上下，一片哗然。首先是北京学生罢课，随后上海商人罢市，纷纷上街游行，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和北洋政府的崇洋，软弱无能。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爱国主义运动也逐渐高涨了起来，一时间，外争，内除国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发自人们内心深处的呐喊，一举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全国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免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公职，并决定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运动给我们留下不仅仅是在心灵上的震撼和感动，更多的是一份对历史的反思，也增加了我们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五四精神”已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3 新时期社会责任感特点
3.1 求知上进。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各行各业需要品学兼优的人才，作为跨世纪的新人，要想适应社会的要求，从现在起就必须树立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学习的动机，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出色完成每一项学习任务，这是责任感具体表现。有了这种责任感，学生学习就会有动力，学习就会有目标。
3.2 勤俭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与时俱进的中学生，我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安定舒适的环境里。但是，我们却应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情怀，怀着对时代的责任感，传承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把勤俭自觉落实到学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共同为创造节约型社会而努力。
3.3 礼貌文明。在平时的谈话中，要注意场合，使用礼貌用语，态度友善。不随意打断他人的讲话，不打扰他人学习工作和休息，妨碍他人要道歉。更要学会去关心、爱护身边的人，甚至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他需要关爱，就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他。同学之间互相尊重、团结互助、理解宽容、真诚对待。举止文明，不骂人，不打架，不赌博。发生矛盾多做自我批评，要正确的看待自己和他人，找准自己的正确位置，严格要求自己。
3.4 独立自强。独立完成某件事情，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培养主人翁责任意识。责任常体现了他人对你的信任。只有敢于并有能力承担责任，才有可能获得自由的空间。因此，言而有信，自己答应了别人，就要全力以赴尽可能做好，即使有些事自己不愿意，也必须这样去做。对于自己独立行为的结果，应该敢做敢当，不要逃避责任，要勇于承担后果甚至惩罚。
篇5
[关键词]欧盟/社会政策/社会公平
社会政策这个概念，传统上有两种定义。一种是英国和美国学界的定义，即是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为直接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需求而制定的政策，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政策等几个方面；社会保障又包括工伤和疾病、失业救济、养老金、家庭补贴和医疗等。另一种是德国学界的定义，主要是指政府关于就业、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政策。日本社会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多沿用德国的定义，70年代后转向了英美的定义。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学界倡导将两种定义统合起来的声音越来越高涨。[1]
英国著名社会学者M.克伦曼和D.皮阿查德认为，欧盟的社会政策包括两个方面：（1）社会规定或服务：教育、住房、个人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2）为了某些社会目的的干涉：宗教政策、农业和政策、环境政策（包括环境与社会环境）、性别平等、种族关系等，这种干涉的形式主要是“规定、财政或资助、直接的法规”。简单讲的话，欧盟社会政策就是：“社会领域中所有的政策，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2]具体讲，主要包括产业关系与社会对话，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社会保护与生活条件，健康与安全等。由此可看出，欧盟的社会政策似乎更象是英国定义和德国定义的混合。准确地讲，欧盟社会政策更应被叫做“欧盟就业与社会政策”。
一、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
自1957年签订罗马条约后的40余年历史中，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变化，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总的来讲，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零敲碎打到逐步系统化、制度化。
第一阶段：萌芽和产生阶段（1957-1985）
当1957年在“欧洲煤、钢联合体”的基础上，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时，主要的动机是市场利益，如同其名称一样，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发起国在签订“罗马条约”时，都相信，如果能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资源分配将会更有效，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将会自动导致社会发展。当时，社会的发展被看成是经济整合的产物，而不是被看作是后者的前提。[3]由于这一认识，“罗马条约”中只有很少关于社会政策的条款（248项条款中只有12项条款与社会政策有关），不过，条约使用了“社会政策”这个术语。
1961年，欧洲委员会（ Council of Europe）实施“社会”，该确立了四项社会基本原则：没有性别歧视地获得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的权利，劳动者获得信息和咨询的权利，劳动者参与决定和提高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的权利，老年人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但是，该委员会不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机构，所以，它提出的基本原则没有什么约束力。不过，这个建立的综合、一贯的社会政策目标，成为后来“欧共体社会权利”的蓝本。70年代初，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区域和社会不平等开始出现，再者，1973的英国等三国的加入带来了与发起国不同的福利制度模式。（注：当时，六个发起缔约国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大陆福利模式”。但是，后来随着1973年英国、丹麦和爱尔兰的加入，80年代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加入。带来了“盎格鲁—撒克逊／北欧的社会福利模式”和“南欧福利模式”。）欧共体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开始认识到建立欧共体层次上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认识到：经济发展本身不应被看成是最终目的，公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才应当是目的。基于这一认识，1974年通过了“欧共体社会行动方案”。该方案主要关注与工作环境有关的三个方面，即充分和更好的就业，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提高，在经济和社会中管理与工作的决定上以及劳动者在企业活动方面的更多参与。70年代，欧共体采取的相应社会行动计划主要关注的是贫困、残疾人以及那些在战后经济繁荣中未获得好处的受排斥群体。这些人的利益在当时强调效率、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发展中被严重忽略。
在此，有必要指出，当时的部长理事会对欧共体（EC）在社会政策方面职责的看法是很保守的，其权力也很有限。欧共体没有直接干预各成员国社会事务的权力，其职责只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因此，1974年“欧共体社会行动方案”的基础是而非立法。[3]
第二阶段：重视与发展阶段（1985-1993）
80年代中期，要求建立更具约束力的社会政策的呼声开始出现。1985年，法国的J.德勒斯成为欧共体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主席。他认为：社会政策是完善统一市场自然的配置条件和解决困境的手段，“任何忽视欧共体社会层面又企图发展共同市场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但当时，社会政策的振兴仍然非常多地被结合进经济活动中来考虑，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欧共体委员会第一次对社会政策进行讨论。在这次讨论会上，社会政策被看成是加强经济内聚力的手段，应当被置于与经济、货币和产业政策相同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用功能主义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政策“是经济整合的功能性前提”。比较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已经基本扭转了签订罗马条约时认为的“社会发展是经济整合的产物”的观点。
在这次讨论中，就业问题成为社会政策各项提案的核心，此外，还讨论了企业管理者与工人的对话、社会保护方面的合作与商讨等。但是德勒斯坚持认为，重要的是通过立法建立共同体的社会政策法规。这一思想首先被反映在1986年签订的“单一欧洲法案”（SEA），通过该法案，一些社会政策被列入共同体的法律框架中。因此，后来的一些专家、学者将该法案誉为欧盟社会政策发展中第一个里程碑。
例如，其条款118a宣布：各成员国应当“特别注意推动工作环境的改善，以及工人的健康和安全”，这一条款后来了有关工作条件如保护怀孕妇女和工作时间方面欧盟指示的出台。该条款还第一次宣布了在有关工作环境、工人健康和安全方面作出决定时，应当采取有效多数投票的原则。
条款118b强调了在欧共体层次上，企业管理者与工人开展社会对话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后来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附件“社会政策协议”中发展成“欧洲社会对话”的概念。法案的第五部分谈的都是经济和社会整合，条款130b指出，尤其要通过更紧密的对欧洲结构基金（包括欧洲社会基金、欧洲区域发展基金和欧洲农业指导和保护基金这三大基金）的协调来加强经济和社会的整合。
在“单一欧洲法案”的基础上，1989年，12个成员国的首脑聚会法国的斯特拉斯堡，通过讨论，最后除了英国以外，11国一致签字通过了“欧共体劳动者基本社会权利”（简称“社会权利”），将其作为“单一欧洲法案”的社会侧面。的前言明确宣告：“社会层面具有与经济层面同样的重要性，……因此，两者必须得到完全平衡的发展”。自此之后，阐发欧盟社会政策的指示、建议、声明和其他措施开始受到这个的极大影响。
但是，如同“欧洲委员会社会”一样，这个也没有法律效力，因而对签约国没有多少约束力。它只是采取了一种郑重声明的形式，而将决定权和贯彻落实程序留给了各成员国。由于这一原因，该同时制定了贯彻“社会权利”的行动方案的条文。在的第28要点中，部长理事会请欧共体委员会在其职权范围内，为了有效地贯彻有关社会权利而采用法律手段来制定一些措施。由欧共体委员会负责的贯彻“社会权利”的行动方案包括了几十个措施，欧共体委员会指出自己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最低规定的圆满基础，一方面需要避免竞争的扭曲；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和社会的整合与就业岗位的增长，后者是完善单一市场的首要关注点。”后来，委员会分别于1991、1992和1993年做了关于落实“社会权利”的年度报告。
总的来讲，80年代欧盟社会政策和行动计划的重点是促进男女之间在就业机会和工作待遇方面的平等、集体谈判和对话的制度。但是，欧盟主要关注的是有工作的人的社会权利，并不是关注所有公民的社会权利。
1992年2月7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在该条约的附件中有“社会政策协议”，它也可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政策草约，这个协议将“单一欧洲法案”确立的条文进一步加以补充和完善。应当说，在严格立法意义上，该条约即“欧盟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欧盟（EU）的建立。
首先，该协议将社会政策的范围扩大到教育、职业培训、年轻人工作、文化和公共健康；同时修改了“罗马条约”中有关经济和社会整合的部分。其次，为管理者与劳工的对话建立了一个基础，即有关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条件、工人获取信息和咨询、男女平等以及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的群体的平等权利的决定需要集体协商，并且遵守有效多数投票的原则。再次，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劳动者被解雇的社会保护、被雇用者和雇用者的代表关于谈判方面的决定应由所有签约国一起讨论。最后，协议还授权部长理事会在社会政策领域内，可以采用“欧盟指示”、“贯彻实施的最起码要求”等手段进行行政干预。
第三阶段：确立了欧盟社会政策发展的框架（1993-1997）
自进入90年代后，主要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欧盟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长年保持在10%以上。于是，欧盟逐渐将失业问题和与失业有关的社会政策列为头等重要的大事。1993年，欧盟出版了许多官方文件，指出：欧盟社会政策仍是其议事日程上的重要议题，但是，就业问题已成为重中之重，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同年12月，第一个欧盟层次上解决失业问题的重大步骤被推出，这就是著名的“德勒斯白皮书：增长、竞争与就业”发表，这个白皮书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后来被称为“欧盟就业战略”，它奠定了以后欧盟一系列社会政策特别是就业政策发展的基础。
白皮书第一次在两方面作出了重要突破。第一，它要求，为了从经济增长中产生最大的就业增长，各成员国政府及其政策制定中的伙伴必须采取系统的政策行动，即包括从税收、职业培训、教育、经济到社会保护和社会合作。它明确地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措施是根本，但它在提高就业增长方面并不完善；同样，经济增长也是根本，但它在推动经济产出工作岗位方面也不很成功。它要求欧盟走出“零敲碎打”的政策制定的模式，将零碎分隔的政策融合为一个整体，制定长远的政策目标：强调制度性结构改革的社会政策，对教育、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市场体系加大投资，从而使人民能够贡献于社会、劳动力市场能够反应灵敏。
第二，白皮书第一次强调欧盟自己在帮助各成员国解决共同就业问题方面如何扮演中心角色，它第一次促使欧盟有关机构注意各成员国应当怎样——而不是是否——共同协作，解决有关的就业和与此有关的社会问题。
白皮书的精神又被几乎与其同时发表的专论欧盟社会政策的“绿皮书”和后来发表的“白皮书”进一步加以稳固。1993年11月，欧盟发表了题为“论欧盟社会政策”的“绿皮书”。绿皮书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欧盟社会政策的回顾，首先就指出，欧盟的社会政策涵盖了相当广阔的领域，包括机会平等、健康医疗、社会安全、就业与劳动力市场、社会保护与社会保障、贫困与社会排斥等。第二部分指出了欧盟面临的社会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社会整合的下降、社会保护和社会稳定受到威胁、高失业率。强调要“保证经济与社会肩并肩地发展”。第三部分讨论了欧盟对这些挑战采取的可能应对措施，提出，必须进一步建立法律框架和采取行动，政府部门、社会力量、欧盟议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都应当关心和坚持欧盟委员会下一阶段的社会政策。绿皮书明确指出：必须强调所有人就业机会平等和社会福利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它坚持，高标准的社会保护是支撑经济竞争所必需之物，它应当作为政府政绩的验证，而不是将来行动的处方。
仅仅半年左右即1994年7月，欧盟又发表了题为“欧洲社会政策——欧盟发展之路”的“白皮书”。白皮书希望通过提出一个社会政策方向和目标的综合性纲领，在20世纪结束时完成欧盟社会政策的设计。因此，它被认为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战略。
白皮书首先回答了“绿皮书”提出的问题“欧洲人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肯定了欧盟社会模式的价值和性质，指出，欧盟需要一个经济协调、平衡发展，较低或没有通货膨胀，经济形式的多样化，高就业率和社会保护，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经济与社会的相互融合。欧盟层次上的社会政策在稳固社会变迁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高生活水平是“竞争计划中的核心要素”。欧盟社会政策的目的是保障欧盟公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幸福、社会的凝聚和全面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同时，它也特别地强调，欧盟社会模式必须被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它指出了当代社会变化的关键性特征：世界贸易的全球化，新技术对工作和个人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的逐渐老龄化，经济活动中相对较低的人口比例与健康医疗和养老金方面相对较高的费用。
白皮书还指出，欧盟政策应当对就业与失业同等重视，它提出了一个重新设计就业制度的行动计划“1995-1997年社会行动计划”，该计划的关注点是就业、男女就业机会和待遇的平等权利，必需和适宜的立法方面的巩固和，建立为每一个人正常发展的有活力的社会以及支持对这种新就业政策进行的制度。“行动计划”确认了三项主要：社会政策是欧盟国家整合过程的核心，社会的广泛变迁需要有活力的全欧视角，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白皮书特别强调了市场竞争与社会进步应当是共存共荣的关系。
白皮书还勾勒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它不仅关心就业者的工作条件，也关注没有工作的全体公民的生活。虽然工作岗位的创建、增长和竞争仍是头等大事，但是，社会政策应当扩展到非工作领域中去，应当建立起“作为欧盟宪法基本组成部分的公民社会权利”。它宣称，欧盟委员会的目的是“发展和提高欧盟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社会政策不仅应当惠及有工作的人，也应惠及他们的家属和残疾人、青少年、失业者以及外国移民。
第四阶段：社会政策成为欧盟主要基石之一（1997—今天）
1997年10月，欧盟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该条约第一次将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并列为同一级大标题。而在以往的欧盟法案、条约或协议中，社会政策一般是列在经济政策的大标题之下，所以，常常被有关学者讥为“经济目标的陪衬”。阿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认识，正如负责“就业、产业关系和社会事务总司”的欧盟委员P.弗林所说的：“社会政策已不再是经济成功之子”。
该条约宣称，“各成员国应当将就业作为共同关心和”将协调采取行动“的，这一共同的关心应当在几个月内成为各成员国行动计划中的详细措施和承诺。其基础由四大支柱构成：（1）就业能力。主要是弥补欧盟就业者的技术和技能差距，特别为青年人、长期失业者和其他在劳动力市场缺少竞争力的群体创造条件，以免他们堕入”受排斥者队伍“。（2）家精神。通过鼓励自我雇用、革除繁文缛节、改革税收制度，特别在地方和社会经济中发掘新工作资源来建立欧洲新的企业家文化和企业家精神。（3）适应性。增强就业者面临经济变迁的挑战的能力，以一种使结构调整可被控制和竞争力能被保持的方式来改变工作组织，这也意味着终生的投资和新工作方式的出现。（4）公平的机会。创造条件使男性和女性在家庭生活和工作场所都能享有公平的机会和待遇，正确应对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劳动力市场这一挑战。欧盟特别指出，四大支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孤立地重视某一个支柱是不会产生良好结果的；各成员国行动计划的基础就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和条件来这四大支柱。这样，条约就为欧盟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欧盟可以对未来劳动力和劳动状况变化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企业生产中组织和技术驱动的变化；应当被培训的劳动力在年龄和性别上的不同类型——作出有效的反应。条约还强调了自”德勒斯白皮书“以来，”欧盟就业战略“经过1994年的埃森会议、马德里会议、佛罗伦萨会议、都柏林会议的发展，以及该战略帮助各成员国在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化上的重要意义。欧盟全力支持欧盟就业战略应当通过结构基金特别是欧洲社会基金来加以贯彻，这标志着欧盟的欧洲社会基金将成为各成员国行动计划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就业政策外，阿姆斯特丹条约在社会政策的其他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它为欧盟更广泛的社会政策目标提供了有约束力的基础。主要有：
1、条约授权给欧盟采取消灭社会排斥和促进社会整合的行动，这使得欧盟可以在就业政策及其行动范围以外，致力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作。这一授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对于多数作为个人或家庭的人们来讲，工作问题仍是参与社会的核心问题；但是同时，还存在人民被排斥在经济、文化、社会之外的许多其他表现形式。社会排斥是近几年来欧盟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该概念通常指老人、妇女、残疾人、单亲家庭、儿童、长期失业者、移民或难民等，他们常与贫困有联系。但是，社会排斥又超出了贫困这个概念，它被定义为：“那些不能保障自己的社会权利，并长期处于不利境地，职业参与和社会参与都受到严重损害的个人和群体”。
欧盟的行动目标是支持各国和地方政府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整合与消灭社会排斥的主要工具就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居住、、卫生医疗、正义和法律。通过运用这些工具，使欧盟社会更加公平、从而也更加稳定。
2、另一相关的政策领域是反对种族主义和社会歧视。欧盟认为，现代社会应当尊重基本的公民权利和平等原则，应当为所有希望充分参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公民提供真正平等的机会。因此，条约的13条款指出，反对一切基于性别、种族或民族、宗教或信仰、残疾、年龄和性别倾向的社会歧视。这一原则有助于欧盟采取行动帮助各成员国在建立社会整合与权利的基础方面、在支援社会弱者方面、在社会稳定所赖以为基础的社会公正方面，作出更多、更好的努力。
以上四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可分别概括为：第一阶段：零碎，社会政策的规定基本无法律效力，欧共体无权干涉成员国社会事务；第二阶段：社会政策进入欧共体法律框架，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第三阶段：建立社会政策的发展框架，系统化和制度化，就业成为社会政策的核心；第四阶段：社会政策成为欧盟主要基石之一，也是欧盟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欧盟社会政策发展的启示
通过回顾欧盟社会政策的发展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从其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初，并不重视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虽然使用了“社会政策”的术语，但是，欧盟并不干涉成员国的社会事务。当时EEC的目标限定在经济事务范围内，任何欧盟层次上的社会政策只有在能够支持和加强经济政策时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罗马条约”中有限的几句关于社会层面的条文，其原则主要是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社会福利制度，目的主要是为了拆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从而使每一个成员国不因其社会福利制度而处于有利或不利的竞争位置。后来，在“社会权利”中，欧盟各成员国就最低社会保障标准达成协议，坚决同意禁止“工资倾销”和“社会倾销”。（注：意指采用低工资、低社会保障标准的策略，降低劳动力成本，以提高竞争力。）这样，就有必要在欧盟层次上建立统一社会政策，以促进全欧盟社会和区域的平等。所以，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发展到欧共体，再发展到欧盟的建立，社会政策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
欧盟的最高法律是成员国共同的条约、法案、协议，比如“罗马条约”、“1965年合并条约”等，80年代前的这类欧盟法律很少涉及社会政策；但是80年代后，如“单一欧洲法案”、“欧盟条约”、“阿约”都越来越多地强调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欧盟认为，其“最终目标是建立欧洲社会联盟”，[4]建立“联邦式社会保障体系”。欧盟已经经过了共同经济市场，明年，欧元的启动标志着共同货币的正式实施，下一个阶段应该是不断使社会保障标准接近较高富裕水平，实现共同社会联盟。
2、对社会政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深刻的认识。欧盟建立之初及其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多数欧盟政策的制定者认为，欧盟的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社会政策并非重要的事务，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欧盟都忽视社会政策。不少人还认为社会政策是一种支出，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值。直到70年代，当时负责社会事务的总负责人M.山克斯还就社会政策讲到：“欧盟有没有责任在各成员国之上建立社会政策。”[5]80年代，在雅克？德勒斯的推动下，先后签署了“欧共体劳动者基本社会权利”和“马约”。
到90年代，人们对社会政策意义的认识发生了极大变化。1996和1998年，欧盟接连举办了两届“欧盟社会政策论坛”，在第一届论坛上，P.弗林针对那些认为社会政策是花费和奢侈的观点讲到：“经济政策决定如何生产和如何获取最大利润；社会政策则是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生产，如何在利润被使用时获取更多的益处。所以，从本质上讲，社会政策不是花费或奢侈，而是必不可少的生产性因素。因为，竞争成功或失败的最终标准是所有人民能够得到的生活质量”。在第二届论坛上，他进一步强调：“社会政策是欧盟的一个基石”。
其他欧盟的重要人物也持相同的观点，欧盟社会NGO政纲主席薇金森女士断言：“只有社会政策应当占统治地位，社会层面不应当依赖于经济层面——事实上，经济层面应当依赖于社会层面。一个具有很好社会整合的社会在才能是经济水平上很好的社会”。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主席T.坚金斯更进一步宣称：“我们相信，社会保护能够帮助促进和推动经济运行。无论是在欧盟层次上，还是在各成员国层次上，社会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与同步的发展已经获益良多，有发达社会安全网的国家在人均GDP和外贸平衡方面普遍好于那些较弱社会保护的国家。社会保护削弱会转换为糟糕的经济运行，反之亦是，后者会转换为前者，从而形成消极和每况愈下的轮流恶化，形成低消费和人民被迫减少需求，反过来又造成企业裁减人员、经济发展缓慢或倒退”。
3、T.坚金斯的观点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讲，非常值得重视和思考。人们通常认为，社会政策或者更具体讲社会福利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充其量是促进社会公平。但是，社会政策还具有一大功能却很少被人们认可，这就是生产性要素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政策至少具有三大功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生产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太弱，使得人们压低自己的消费和减少需求；反过来，低水平的消费制约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接下来，经济不振造成更多的人失业，他们对前景只能更恐慌，何谈“超前消费”。要打破这种怪圈，仅仅靠降息和企业裁员恐怕很难奏效，必须重视人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据欧盟“就业、产业关系和社会事务总司”1999年的研究报告，1998年，欧盟GDP的增长为2.9%，其中，2%的增长来自于个人消费，而这“是消费者信心提升的结果”。[6]德国也是欧盟著名的家奥斯卡？拉封丹最近反复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需求的发展着投资。创造劳动岗位的扩大投资尤其依赖于整个经济需求，因为只有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扩大时，才会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能力和雇用劳动力。”[7]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社会政策虽然直接是支出、是消费，但是，其最终还是刺激生产、是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4、近年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平等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社会问题，经济繁荣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痛苦、代价和带来的利益是由少数人还是全体社会共同分享？这方面，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做法。欧盟成立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增进欧盟人民的繁荣和社会福祉，这主要通过两大基本原则取得。一个是竞争，它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或发动机；另一个是公民之间的团结，这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利益与代价的后果应当由全社会每一个人共同承担的信念，也是每一个公民从中受益的社会合作的基本要素。欧盟委员会就业与社会事务委员迪芒特普洛（Diamantopoulou）夫人指出，经济发展依赖于企业之间的有效竞争，社会进步则依赖于所有公民之间的团结。没有团结的竞争会使我们成为丛林中的野兽，而没有竞争的团结则会出现萧条。她认为欧盟社会模式应当是能够保障每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融合的发达社会制度的市场经济。
欧盟要建立的社会模式欧盟人民共有的价值观：民主、正义、参与、社会对话以及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融合。人是这种社会模式的中心，它应当建立在对人的尊严——小至工作场所，大至整个社会——尊敬的原则基础上。该社会模式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认为既是欧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高度文明社会的特征。
[]
[1] Gordon Marshall.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1994，492.森岗清美等。新社会学辞典[Z].1993年日文版。
[2] European Commission.Green Paper on European Social Policy.Options for the Union，1993，2.
[3] Linda Hantrais，Social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MacMillanPress Ltd.，1995，1，4.
[4] Brewster and Teague，European Community Social Policy，1989，6.
[5] Shanks，European Social Policy，Today and Tomorrow，1977，9.
篇6
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社会非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36－05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财政分权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基于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假设前提下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 System)理论认为，由于对地方偏好拥有更全面的信息，在地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配置中，让地方享有更多的决策权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因此，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开始对其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加以改进，以期更符合“后福利国家”的要求；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财政分权摆脱无效政府、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等困境；转型国家则忙于建立新的财政经济体制，自然选择了新型的财政分权体制。截至目前，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虽然各自情况不同，财政集权与分权的范围与程度有别，但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财政分权体制。
从我国来看，自建国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经济体制。以后，我国开始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分权为核心的财政体制转型也随之启动，从财政包干体制到分税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分税分级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作为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在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激发地方政府的增收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作为一种新的尝试，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并不完善，经过十几年的运行实践，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缺陷逐步显露和爆发，直接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从中国财政分权的历史变迁人手，对现行财政分权体制进行全新的审视和考察，指出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具体的改革思路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植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并为之服务。建立在该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财政分权体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地方政府在公共支出决策方面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支出决策和地方预算由地方议会自行审批，无需上级政府批准；二是在最低限度上，地方各级政府拥有2－3个地方税种的税基和税率控制权；三是地方公共支出的大部分由地方税筹措，只有小部分(通常不到1／3)需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四是政府间支出(事权)划分采取了“中央余权主义”的方法，即除了需要专门列出归属中央的权限外，其余一切权限归属地方；五是地方议会和政府通过选举产生，并对当地居民负责(王雍君，2006)。
由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西方国家通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具备的基本要素，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多不具备。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植根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基础之上的财政分权体制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1.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并存。相对于西方国家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财政分权制度，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而中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却是高度集权的。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基本无效，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只惟上不惟下的局面。
2.中国式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分权。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某种公共产品而言，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同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即：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的效率更高(Oates，1972)。也就是说，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分权。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却大有不同。建国后，我国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运转。巨大的财政压力直接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均将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资源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改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政策，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分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致使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3.政府的行为缺乏来自居民应有的约束和监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居民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在效率上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结果。但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着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根本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4.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要求以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间财政关系。应通过立法对地方财政的自主程度和中央以下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加以规定。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和收入来源有利于改善资源的分配效率，促进各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均等化以及提高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居民的负责程
度。但是在我国，有效的财政分权所需法律框架中的关键要素仍然缺失，中央、省、市(地区)、县、乡镇等各级次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责任的划分等重要问题尚未从法律上予以确定。从实践来看，我国有关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基本上都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和“通知”等向下传达并加以执行的，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在法律约束缺失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委托人)可以单方面改变政府间财政制度安排，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目标不一致等问题；同时，地方政府也经常会面临使他们的行为违背自身意愿的各种激励，从而使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
三、现行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与其他国家(如美国、印度、俄罗斯等)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上的联邦主义不同，中国式财政分权始终伴随着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始终掌握着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与晋升的权威。实行经济分权后，由于地方政府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并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地方政府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行为，出现所谓的激励不相容。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上述行为，同时更是为了让地方政府有激励去发展地方经济，中央就必须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加以监督，并且需要设计一个易测量的指标对其绩效加以衡量。可以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整个经济当作一个大的政治组织来对待，中央政府企图在这个大的组织内部通过财政分权模拟出一个类似企业组织的激励机制出来。由于经济增长相对易于衡量，中央就将相对经济增长指标作为衡量地方政府绩效的关键性指标。如此，中央就创造了一套针对地方政府绩效的激励机制：在高度集权的垂直政治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通过相对经济增长指标来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然后利用自身在政治上的权威对地方政府进行奖励和惩罚，即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其相对经济增长绩效指标挂钩。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各自的政治升迁而努力围绕地方的经济增长展开激烈的竞争。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这种独特的晋升激励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本辖区经济的工作积极性。但是，基于相对业绩比较的晋升激励不可避免地承袭了锦标赛制同有的实践局限。合约激励理论认为，锦标赛制在组织激励实践中主要有三大局限：一是由于缺乏用于相对业绩比较的充足统计量而可能引发损害组织目标的激励扭曲行为；二是人之间为争取较好名次而实施的“相互拆台”(sabotage)等恶性竞争行为，会严重破坏团队合作和组织整体利益；三是人之间异质性程度过大，低能力人可能“破罐子破摔”，主动退出竞争，导致竞赛激励失灵(黄再胜、朱敏军，2007)。对于中国式分权改革而言，基于政绩考核的晋升激励也带来了诸多实践局限，主要表现为地方官员的届别机会主义行为、“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执行中央政策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化倾向等等。这直接导致了如下局面：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诱使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经济增长重数量，轻质量；经济发展只看经济绩效，漠视社会绩效。地方官员为加快本辖区的经济发展，实行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人为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固化的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为筑巢引凤、招商引资，各地争相进行有利于彰显政绩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本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结果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扭曲和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更为糟糕的是，地方政府之间为发展本地经济的竞争博弈，导致地方重复建设和基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地区市场分割，最终因地方经济的发展陷入“内拼”而阻碍了全国市场秩序的统一形成(皮建才，2007)。同时，随着财政分权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结构越来越具有M型组织特征，地方政府自我利益倾向日益增强。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的“一己之私”，往往对中央政策采取一种“选择性执行”策略，其直接导致地方政府不再是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者、推动者，相反却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此外，由于地区间禀赋差异和经济发展的收益递增，基于锦标赛制的政治晋升无法对经济落后地区官员提供有效激励。
四、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为了调动地方财政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便将地方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中央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考核，并依据GDP和财政收入增量按比例进行奖惩，财政经济增速越快、增量越大，通过增量分成获得的财力就越多。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为地方财政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强大激励，形成了GDP增长的经济激励机制。另外，中央政府将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当地经济增长绩效挂钩，根据经济增长绩效提拔官员，并且在绩效考核时采用相对于邻近省份和前任官员的绩效评估方式，以加大激励效果。在这种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而且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竞争政绩大小。追逐政绩的动机构成了地方政府官员竞争GDP增长率的强大激励，形成了GDP增长的政治激励机制。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配置)下，上述经济激励机制和政治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更快而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从而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实现了中国近年来GDP超预期的高度繁荣。1978－2007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长到24.7万亿元，年均递增9.6％。
诚然，中国式财政分权所导致的GDP竞赛创造了中国近30年来的“增长奇迹”。但是，这也是有代价的，并且其代价是昂贵的。前已述及，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和“用脚投票”机制均不存在，政府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应有的来自居民的民主评议和监督不能奏效。也就是说，居民最为关心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和升迁的影响远远低于经济增长指标。其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与官员晋升紧密相关的GDP增长指标作为重中之重被高度重视，而社会事业发展却被长期忽视。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尤其是任期内的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于长革，2006)，在政绩最大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可以自主安排财政支出的权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吸引区外资本(如FDI)的基本建设项目，而政府必保的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支出却没有着落，并被长期忽视。这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在分税制运行十几年来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除基础设施发展较快外，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下面以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典型公共服务为例加以
说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在绝对数上有较大增长，由1980年的114.2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4752.7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9.29％上升到11.76％。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由1980年的2.53％下降到2006年的2.25％(《中国统计年鉴》，2007)。这一比重与我国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即GNP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这一目标相差甚远，也与世界5.1％的平均水平相差2.6个百分点，与发展中国家4％的平均水平相差1.5个百分点。教育投入不足，使得我国教育设施条件落后，教师待遇偏低，教师流失严重。同时，许多学校为了筹集经费，不断增加教育收费，学生负担很重，导致近年来许多地区中小学生辍学人数增加，教育普及水平及总体教育发展水平低下，人均受教育程度依然较低。
与教育相比较，我国财政用于科学研究投入的情况更差，支出水平一直偏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科研经费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5％－3.0％之间，而且其增长速度高出同期GDP的增长水平。而我国的财政性科学事业支出(含用于科研的政府投资)虽然从1980年的64.59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688.5亿元，绝对数额的增长是很快的，但从相对数来看，财政科研支出无论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占GDP的比重，均有所下降。财政科研支出占GDP的比重，1978－1986年间保持在1％－1.5％之间，1987年以后则从未达到过1％，1995年为0.52％，1996年为0.51％，2006年也仅为0.8％(《中国统计年鉴》，2007)，远远低于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不低于1.5％的要求。
与教育、科技支出相比，医疗卫生事业支出的境况堪称最差。自1991－2005年15年间，我国卫生总费用从总量上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总额也在逐年增长，从1991年的202.3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026.99亿元，但其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1991年的22.8％下降到2005年的11.9％(《中国统计年鉴》，2007)。世界银行1997年一项研究成果表明，1991－1995年，美国政府预算医疗卫生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6.9％，英国为14％，泰国为7.6％，而我国仅为0.4％，2006年也仅为1.38％，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
五、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支持经济建设，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步，GDP高度繁荣的背后却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长期不足，亟需从完善体制机制人手，进一步深化财政分权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财政分权改革的核心，首先要以公共产品层次性为依据，结合中国实际，明确界定政府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其次要按照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政府间的财权；另外要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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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险基金;筹资模式
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没有稳定的社会保险基金来源,社会保险制度很难发挥出巨大效能,无从实现其制度目标。因此,尽快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确保社会保险制度建设能够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事关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件大事。
一、当前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紧迫性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目前,我国正经历着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水平不断提高,对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诉求也越来越高。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步伐的加快,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城乡差距加大、收入分配不公、就业和再就业难度增加等矛盾也凸显出来甚至有激化趋势。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只有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基金筹资模式,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稳定运行,从而消除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消除各种隐患。
(二)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初步奠定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然而,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却始终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一块心病。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框架中法制规范层次仅限于法规、规定层次,造成了我国社会保险金的征缴和管理等方面执法力度疲弱。这不仅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社会保险基金难以持续稳定增长,更重要的是,社会保险基金被大规模挤占挪用的恶性案件的发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公然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形式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投资运营与监管,在法制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可持续的筹资模式,不仅是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迫切要求,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迫切要求。
(三)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需要
我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窄的弊端长期存在。来自农村城镇化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局面的不断深化,给社会保险制度覆盖面的扩大提出了非常紧迫的要求。今后数10年中,将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由此会带来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和社会保障问题。同时,我国就业格局呈现日益多元化和流动性强的特点,涌现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而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主要以“单位”为服务对象,使得大量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及灵活就业人员游离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大社保资金筹集力度,稳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逐步将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各类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因此,建立可持续的社保基金筹集模式是适应农村城镇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的需要。
(四)缓解财政压力的需要
社会保险的财政压力主要表现在养老保险支出上。全国大多数地区养老保险目前尚未实现省级统筹,只停留在实行市(县)级统筹层次,因而很难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而只能由财政来“兜底”。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也在逐年加大。但对于财政而言,更大的压力在于规模庞大的个人账户空账和巨额的历史欠账。社会保险基金的诸多缺口,已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巨大隐患。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就是要尽可能通过当期筹集的资金来满足当期的支付需要,减轻各级财政当期对养老金的补助额负担,使得各级财政有能力逐步加大对个人账户空账和历史欠账的弥补力度。因此,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是缓解财政风险的迫切需要。
二、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基金筹资模式的建议
(一)加快推进社会保险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政策体系
尽快提高社会保障立法层次,尽早推出社会保险法,明确社会保险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法律关系,明确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缴、给付、投资运营的管理机关及其权责分配。同时,应清理各项社会保险政策规定,尽快制定和颁布与社会保险法配套的规章制度,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在社会保险法推出后,应尽快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尽快将所有能够纳入社会保险参保范围的人群都纳入进来。不仅将个体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非公有制经济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参保范围,同时应加快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他们并入社会保险体系享受待遇。同时,逐步将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纳入社会保险体系,最终建立成像一体的社会保险体系。
社会保险法推出后,逐步统一缴费基数。明确和统一各项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特别是要明确作为缴费基数的工资总额范围和口径。其中要分别制定统一的社会统筹和个人缴费基数政策,建议个人缴费基数按照个人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单位缴费基数按单位申报的工资、薪金支出总额计算,并结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工资总额进行复核。另外,统一缴费比例。在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的基础上和保证收支平衡的前提下,逐步统一各险种的缴费比例,改变地区间和行业间缴费比例不一致的格局,公平企业负担水平,增强政策的稳定性。
必须以法律形式赋予征收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加快修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赋予征收机关在社会保险费征管中有权依法对缴费人采取查封、扣押、拍卖资产及银行扣款等强制手段,并相应调低滞纳金比例,彻底解决征收工作中执法手段不强和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
(二)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险费征管体制
明确税务机关为社会保险费的唯一征收主体,税务机关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并不再收取管理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社会保险费五个费种的统一合并征收。
同时应该完善征管职能。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赋予税务机关完整的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明确其享有缴费登记、接受缴费申报、核定缴费基数、费款征收、检查处罚等与征收工作密切相关的职责,充分发挥税务机关掌握费源、便于核实缴费基数等组织收入的优势,促进社会保险费收入的快速增长。
优化征管模式。探索实行以信息化网络为平台,以缴费人自行申报、自核自缴为基础,以查账评估、重点稽查为手段的征管模式。按照“税费一体化管理”的总体思路,将社会保险费比照税收进行管理,统一征管信息平台,规范征管业务流程,在费源管理、缴费评估、分类管理、缴费服务等方面,积极借鉴税收征管中行之有效的征管制度和措施,不断加大征管力度,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三)建立有力的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体系,确保社会保险资金的安全。切实发挥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的作用。要把各级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设在同级人大相关专业委员会,有关部门要定期向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报告社会保险资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情况。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要对各部门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评定,并定期予以通报。
重点加强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作用。审计部门要将社保基金审计列为定期开展的重点工作,逐步将过去以社保基金使用情况的事后审计为主转向对社保资金的全程跟踪审计,通过审计促使各部门不断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健全自我约束机制。财政部门要重点加强基金收支两条线和基金支付,使用的监督。同时,各有关部门也要形成相互监督的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各有关部门要按照“隐蔽权力公开化、集中权力分散化、资金分配程序化、审批事项制度化”的总体要求,赋予参保单位和人员的知情权,要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的收支使用情况,主动接受全社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有效地调动社会成员对违反规定情况进行监督的积极性,维护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
在上述目标逐步实现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险费改税、开征社会保险税的条件均已具备,届时可以实现费改税的平稳过渡,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王思.探索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J].经济问题探索,2009(9).
2、韩宏.关于完善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1).
3、郑振儒.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反思与改革[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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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符号学；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176-1
一、符号学的起源与发展
（一）古希腊时期的符号学。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自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为智慧，由于他自知自己对概念语义之确定性的无知，这种自知自己无知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类对永恒意义不断思索的动机，从而为研究意指关系欠明确现象的符号学分析提供了必要性。柏拉图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扩展为探讨人类生存意义问题的辩证法，该扩展引出对一般概念的探寻，标志理性化的增强，也标志了体现理性化的话语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逻各斯观念的出现。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逻辑的探讨胜过语义的探寻，该方式虽具不明显的符号学性质。他在《解释篇》中涉及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首次较为明确的提出符号理论和语义学，从而使得符号和意义问题成为专门研究课题。斯多葛学派对语义学的研究比亚里士多德的语义问题研究更趋精密，他们对符号之意义问题的探讨也比前人更为深入。与斯多葛学派同时期的伊壁鸿鲁学派的符号思想具有认识论特点，该派在符号思想史上由于广泛运用符号和符号推论概念而成为狭义符号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希腊时代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均开启了罗马时代的符号思想。
（二）实用化的罗马时期符号思想。与希腊时代相比，罗马时期的符号思想趋于实用化。该时代对符号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修辞学方面，并在此范围内关涉语言、逻辑和哲学。西塞罗提出必然符号和或然符号以及事实符号和神意符号等问题，并对符号分类学进行了研究。奥古斯丁不仅将人的内在精神和神的世界作为符号思考的主要所指者范围，而且在其内向思考中还对心理对象和价值对象意义关系、直接与间接的意义、思维内界的符号、所指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符号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由此可知，符号既是物质对象，也表现为一种心理效应。奥古斯丁的符号之思直接影响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
（三）经院哲学与中世纪末期以前的符号学发展。在经院哲学时代，学者们围绕唯名论和唯实论展开了争论，语词符号问题便成为两派关注的焦点之一。经院哲学史上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奥卡姆被认为是经院哲学家中最富于符号思想者。他将有意义的言语分为三大类：书写言语、口头言语和心理言语。前两类以视听途径被世俗接收，具有约定性，后者富于自然性，不可直接传达。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与托马斯等倡导的共相实在之争，标志着经院哲学时期向近代科学时期的过渡。
中世纪末期以前，符号学思想主要依附于哲学活动。到了近代，符号学思想主要由近代哲学、自然科学、数学、社会人文科学等领域中诸符号理论综合而成，符号学获得实质性进展。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莱布尼兹等人都曾论及符号，其中洛克和莱布尼兹的符号理论较为突出。洛克在霍布斯符号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其近代心理学符号学。他在《人类理解论》中将知识分为以下几类，即自然学、伦理学和符号学，提出以符号学取代过时的形而上学主张，并强调符号与观念之联系，认为观念是事物的符号，正如词是观念的符号。继洛克之后，莱布尼兹在其《人类理智新论》中对洛克的符号理论进行反驳，并试图构建一种比自然语言更精确的通论语词，进而促使语言符号与实在的存在对应，该通用语言符号被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直接继承并运用于人类文化领域，建立其独特的人类文化符号体系。
二、符号学发展现状
现代符号学主要来自于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和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意指与交流，认知与思维使他们对于人类符号活动所涵盖的两个方面，这位符号写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
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说道：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
总之现代符号学的来源，深受现代哲学和现代语言学地影响，然后在20世纪在对语言学的深化研究以后渐渐渗透到现代人文科学之中。它不仅是一门专门学问也是一个解决皆是文化现象的方法论。
三、符号学与社会象征
黑格尔曾经指出：象征首先是一张符号。借助于符号与象征人类创造了无数的灿烂文化，文化必然是象征文化，语言、哲学、宗教、艺术皆由此而来。皮尔斯认为借助某种规约与自身的对象相联系的任何事物都定义为符号，尤其卡希尔认为人是符号象征的动物。在现代生活中是符号活动使人与文化可以紧密相连，把文化成为人类生活中的所有物，而你是人成为文化人，成为文化的主人，人通过符号来认识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1]司文会.符号学・文学・文化――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研究[J].社会科学，2011，（09）：185-192.
[2]张德禄.适用性社会符号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05）：5-10.
[3]赵小波.广告符号学在中国的理论发展与实际应用[D].成都：四川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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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室内设计师；手绘能力；后期职业能力
目前浙江省内35所本专科院校开设了建筑装饰或室内设计专业（艺术设计专业），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装饰设计员。经过调研发现由于设计师手绘课程内容设置存在的问题导致大量装饰设计员上岗后手绘能力无用武之地，或者根本不知如何使用手绘设计能力。面对客户只能通过价格竞争、或者用专业电脑效果图公司制作的数字表现图像等手段吸引客户，并不能真正直观的表达和分析自己的创意创新及理念。在高端人才需求不足的产业发展背景下，许多刚走进社会的装饰设计师对接踵而至的大项目有些力不从心，在设计思维上，在表达技巧上还缺乏一些有效应对措施，从而影响职业发展前景。
室内设计师手绘能力重要性从国内历史沿革来看：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就对造景有很高深的造诣，中国古典园林很多都是设计经典，道法自然，因人而设，精在体宜，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返璞归真，天人合一。古人留下的经典园林及居室造景为什么能经久不衰，成为传世经典呢，为什么中国古代士大夫和匠人会有如此高的艺术修养，从王树良《文心匠意-晚明江南文人意趣与居室陈设思想》一书可以找到答案，古代中国士大夫阶层都是以文人为主，他们都有一个基本能力就是书画。他们研究绘画，有娴熟的绘画功底，将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构图等技巧和绘画美学方法因借于园林居室造景艺术上，另外古代工匠有园艺工匠、砖雕工匠、画工、木雕工、他们这些工种学艺都是以绘画入门，必须学习工笔白描画。这些绘画训练无疑提升了这些个匠人们的艺术水准。这两种不同阶层的人合作建造的中国古典园林和环境景观也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传世经典。
现代室内设计手绘内容的发展变化：
现代手绘设计作用也经历了一个演变期和电脑技术发展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后80-90年代中期电脑速度还很慢，在绘图上功能还不够强大，电脑表现图还不能超过手绘表现图，那个时期手绘表现图追求的是一种写实，细腻逼真的表现效果。有很多设计师画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精心描摹一张表现作品。
随着电脑技术发展目前电脑效果图已经完全超越了手绘表现图所能表现的效果了，花时间也差不多甚至更快。所以用手绘和计算机效果图比表现力和写实效果那肯定是有差距的。所以导致很多设计师认为电脑效果图要完全取代手绘效果图的作用，把手绘表现看得一无是处。
笔者通过查阅彭一刚著建筑空间组合论，侯海鸥浅析住宅室内设计空间布局改造，贾森著怎样成为家装接单高手。杜娅薇在建筑案例环境心理学设计方法运用分析提到环境心理分析对建筑设计的作用，智力、贾敏的环境心理学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等专著与文章，笔者认为实际上手绘技术就是造型设计、空间设计分析，环境分析，元素提炼最好载体。结合实际调研情况笔者认为手绘今后发展方向应该是注重快速表现草图突出现场沟通能力，以及造型设计思维表达，空间分析，环境与心理分析，元素设计，大样节点图的快速表达等为主要表现内容。
目前多数设计院校对手绘能力培养重点还是放在造型，光影，质感，写实的内容上，还在以八九十年代社会需求来要求现在的学生，没有和社会企业实际需求接轨，导致学艺无用的问题产生。
国外室内设计师职业后期设计表达能力培养分析：
从历史沿革来看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著名画家本身也是建筑设计师，西方高校课程也是把手绘设计列为必修课程，强调创意创新设计用途。并且手绘课程与设计课程结合授课不课割裂。以设计表达训练手绘技法。相辅相成。刘滨宜著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中对十所美国建筑景观大学课程设置进行总结，设计与表达并不分开而是一个整体。
国外在手绘设计从横向上比较日本、德国和美国等国家水平相对较高。西方国家因为其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在学术和技术方面相对国内都有优势。而且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国际大师级设计人才，如赫尔佐格、德梅隆、安藤忠雄、伊东丰雄、丹下健三、矶崎新 扎哈・哈迪德等。这些大师级设计师每一个都有深厚的手绘技术功底。反观国内能和这些设计师比肩的设计师凤毛麟角。只有中国美院的王澎荣获过普利兹克建筑奖。钱强《日本室内设计士资格的考试》文中提到日本室内设计士职业资格考试是日本国家正规职业资格考试，其中室内设计进行画就是室内设计手绘草图。是日本设计师资格考试的必考项目。
从日本设计师长谷川矩祥著作可以看出其追求快速设计表现，强调想象力训练，强调现场表达能力，强调准确性，高效性。技法简练、明了。从长谷川矩祥系列教材可以了解日本教学内容主要以透视、工具应用、表现技法应用为主。
通过观察扎哈哈迪德建筑设计手稿，可以发现其手稿主要是用于设计和分析，设计建筑造型、提炼设计形态元素。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银河SOHO等建筑作品都具有一种曲线美感，其手绘作品有的就是在提炼曲线元素而绘制的。研究建筑设计大师的建筑设计过程可以给国内设计师们明确发展目标找到方向。
那么室内设计师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手绘能力呢？并且学习手绘用来做什么？搞清楚这些问题是安排好学习手绘内容和怎样学习手绘技术的关键问题。
国外手绘工具已经普及采用绘图板结合手绘的电脑手绘技术，既有传统手绘的记录表达优点，又兼具电脑辅助设计易修改保存的优点，缺点是投资大携带不便。目前国内在手绘技法教学基本与国际接轨。在绘画和设计水平上也较接近。但是国外教学强调表现画实用性的同时也需要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并不一味追求快，而是更重视表达的准确性和所想即所得。国内手绘教学有一些误区刻意放大了手绘在沟通表达中的作用和艺术写实几个方面。降低了设计功能及作用，导致很多学员学习一味追求快，或者追求画的漂亮，画的有艺术氛围，这都是误区，不能使设计师真正把手绘用于实践工作。真正的设计表现图的快应该建立在准确、真实、生动的基础之上。应用于设计分析和记录设计思维，辅助沟通。
国外想象力是被看做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来培养的，特别是美国，为了培养孩子想象力还开发出各种右脑训练法和早期教育法，也就是说在美国想象力的培养从没出生就开始了。在出生前就让胎儿听冥想音乐也叫阿尔法波音乐。出生后培养孩子看大量图片可以是名家画作也可以是各种奇思妙想的创作。甚至可以是书法作品。
为什么要对想象力进行如此多的论述呢，因为对于设计师来说想象力的表达介质就是手绘，手绘技艺娴熟可以做到所想即所得，心手合一就是手绘技术最高层次的表现，只有真正达到心手合一并且能真正具备丰富想象力和创意思维的设计师才能成为一流设计师。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国内设计师人才匮乏的原因所在，必须认识手绘对人文及艺术修养中的作用，必须认识到手绘在设计沟通中使用方法，必须认识到设计师思维灵感如何快速捕捉，必须认识到手绘在展现专业能力，影响客户或甲方对设计师能力的认知度的作用。必须认识到手绘技术教学应将分析、分解、计算、记录等过程结合手绘技法进行教学。
【参考文献】
[1]（日）长谷川矩祥.效果图表现技法系列[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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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回顾
*年，是*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是全区人民团结奋进、攻坚克难、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的一年。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区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贯彻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上级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完成了区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了“*”的良好开局。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高，地区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年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9亿元，增长15.6%，增幅比上年提升2.1个百分点，比预期目标高1.6个百分点，创近年新高，人均GDP33075元，均超过省、市平均水平。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稳健、高质量增长并超额完成了工作目标任务。
——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全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完成57.3亿元，增长34.1%；规模工业增加值完成13.3亿元，增长33%；规模工业销售收入完成55.9亿元，增长32%；规模工业实现利税1.15亿元，增长14.2%。规模工业企业107家，比上年增加14家。工业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新认定省级高新技术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各1家，全区已拥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6家、民营科技企业8家。创名牌工作取得新进展。新创广东省名牌产品1个，全区拥有省名牌产品3个。
——建筑房地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年建筑房地产完成投资9.85亿元，增长29.9%，增幅比上年提高19.6个百分点。完成商品房销售额11.4亿元，增长37.5%；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34万平方米，增长1.8%。全区建筑房地产业上缴税收1.5亿元，增长38.2%。*年纳税总额超千万元的单位和房地产企业增加到6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策划和启动了投资额达100亿元的龟顶山新城项目。
——商贸物流和餐饮服务业持续发展。城区消费市场持续畅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39.7亿元，增长19.2%。其中批零贸易业32.7亿元，增长20%；餐饮业6.95亿元，增长15.5%，增幅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商贸餐饮服务业上缴税收1.41亿元，增长15.9%。
——民营经济支撑力明显增强。*年全区民营固定资产投资10.1亿元，增长31.6%。民营经济上缴税收2.78亿元，增长26.2%。民营经济对全区经济发展贡献率已超过50%，支撑经济增长超过5个百分点。截至*年底，全区拥有个体私营企业17431户，比年初净增2054户，民营企业注册资金3.4亿元，吸纳从业人员37432人，比年初净增1785人。新增民营进出口企业4家，全区共有民营进出口企业44家。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突破3亿元。*年全区财政总收入4.39亿元。综合增长率为19％。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0290万元，比上年增收6100万元，增长25.5%，增幅创近年新高，均超过省、市平均增幅，成为全区经济发展亮点之一；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中各项税收收入占90%，达2.72亿元，增长24.5％，财政收入质量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稳居全市第一。全年财政总支出4.37亿元，增长25.6%，基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黄岗、睦岗成为税收超亿元镇。
——招商引资成果进一步扩大，外贸出口成效显著。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全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组织或参与7次大型经贸活动，与会客商1500人次，累计参加活动项目151项（次），项目合同投资金额累计达176亿元。这些项目的成功签约和奠基投产，有力地增强了全区经济发展后劲。*年全区共审批项目57宗，项目宗数增长39%；合同注册外资21050万美元，增长87%；实际吸收外资6995万美元，增长37.4%；外贸出口37336万美元，增长24%，其中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达3700万美元，增长20%。新批合同注册外资、实际吸收外资增幅和外贸出口总额均名列全市第一。
——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年全区农村两级集体经济纯收入1.65亿元，增长8.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41元，增长7%。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投入资金近300万元，完成了“村村通”公路改造工程。*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47元，增长14.4%，增幅比上年提高5.5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实际支出9684元，增长11.6%。市场价格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2.1，比上年略升2.1个百分点。
——金融形势平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全区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35.2亿元，增长12.9%，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1.4亿元，增长9.3%；全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28亿元，增长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4.4亿元，增长39.3%，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
——民生工作扎实有效。教育事业取得较大突破。4月初启动了“心系教育，爱满校园”解决城区学位紧缺教育募捐活动，筹得1883万元善款建设爱心学校——*小学；市一中教学综合楼、市职业学校教学楼以及*中学综合楼等工程正抓紧推进；市*小学（市实验小学*校区）、*小学、*名郡小学（市十五小分校）正抓紧筹建，为解决城区学位紧缺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积极推进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年全区共完成18个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达标建设，办公用房达80平方米以上社区居委会由36个增加到54个。全区共投入建设资金近350万元，完成社区“五化”以及内街小巷整治工程46宗。着力抓好社会保障工作。进一步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和扩大低保对象范围，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全年累计发放低保金239.5万元。适当提高了五保供养、军人优抚对象保障标准。投入近100万元建成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按照省一级福利院标准的区社会福利院老人公寓大楼正在扩建中。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投入近30万元扩大*医院平价门诊；*、红会、华佗3家医院均规划了平价病房；积极组织医师到138个自然村开展挂村活动，并为11886位村民免费体检，救治困难病人165人。积极开展就业援助和开发公益性岗位工作。全年共安排“零就业家庭”和大龄就业困难人员513名就业。切实为困难群众解决安居问题。*年，提前解决了45户城镇住房特困户的住房问题，其中安排入住万子坳商住综合楼廉租住房36户。位于玑东路的市、区共建安居工程“惠民居”已建成交付使用。我区共投入资金1715万元，获分配住房196套，其中廉租房46套、经济适用住房150套。救灾救济工作有效推进。切实做好强热带风暴灾后重建家园工作，共投入重建资金25.2万元，让12户因灾房倒户迁进新居。认真做好临时救济工作，对87户困难群众实施救助16.3万元。积极关注全民健康。投入资金130万元，在公共场所投放体育健身器材600多件；成功举办了区第四届运动会。切实抓好农村饮水卫生工程。投入146.7万元，改善农村饮水卫生条件，受益村民2335户7624人。切实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全年共破获“两抢两盗”案件1480宗，打掉犯罪团伙3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92名，缴获被盗抢机动车100多辆。城区刑事发案升幅控制在10％以下，街面抢夺犯罪比上年下降了三成多。进一步完善社区防控网络。大力推进安全文明小区、“无毒社区”和“和谐平安社区”建设，新建了星荷、水师营等6个社区警务室和一批安全文明小区。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结案率达93％。
——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圆满完成区、镇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做好深化企业改革后续工作。稳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扫尾工作，年内共有企事业单位346名职工（含退休人员2名）与企事业单位解除了原有的劳动关系，发放经济补偿金和生活补助费946万元。积极抓好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清产核资和公有资产经营管理，盘活资产回收资金（含抵债）7678万元。抓好电子政务和企业信息化工作，建成全省第一个中小企业信息化创新服务中心，完善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等信息化项目。全区计划生育率为93.91%、人口出生率为10.08‰，自然增长率为7.27‰，继续保持省一类地区工作水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100%。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查。投资1500多万元的棠下新粮仓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积极开展价格服务进社区活动，百花园社区被省物价局授予“广东省价费公示进社区活动示范单位”称号。受理法律援助案件86宗，办结率达100%。社区居委会按省市“六有”标准全面完成建档工作。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双拥”工作进一步加强，圆满完成年度征兵任务，征兵工作连续26年荣获市全优单位。爱国卫生和城市管理工作扎实推进。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开展工作。扎实开展外事侨务工作。统计、绿化、动物防疫检疫、粮食、民族、宗教、对台、机关事务、史志、关工、老龄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选》、科学发展观培训学习，扎实抓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践行活动。出台了《*区关于贯彻<广东省文明委关于深入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施意见>》，积极开展“践行八荣八耻，争做合格公民”、“尊荣弃耻，从身边做起”等主题实践活动。扎实推进创建生态文明村和文明社区。共投入1501万元创建生态文明村54条，投入42.3万元创建广东省卫生村2条。积极筹措资金建设社区居委会活动场所，110个市、区挂点部门大力支持社区居委会及生态文明村建设。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开展“传承文明，培育新人”教育实践活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取得新成效。制定了《*区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方案》；“中国端砚文化村”旅游景区已于11月25日揭幕正式对外开放。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坚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并向其报告工作、向区政协通报情况制度，自觉接受监督。全年共办理人大议案，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共36件，政协提案99件，已办结的满意率达100%。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联系，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科学民主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扎实推进依法治区和普法工作，*年我区被评为全国“四五”普法先进县（市）区和省“四五”普法先进集体。村民居民自治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稳步开展。认真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廉政建设进一步加强。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工作扎实开展。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治理商业贿赂力度加大，源头防腐工作有效推进。行政复议工作得到加强。政务公开工作持续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