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镇化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农村城镇政府责任城市化

长期实施的城乡二元化经济与社会政策导致了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而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在二元化的社会经济政策强化下，城乡差距日趋拉大。城乡融合与一体化是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城市化是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载体——农村小城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我国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

我国农村城镇化的发展及影响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进程和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1980年，全国城市化率从11.2%，提高为19.4%，30年间仅提高了8个百分点。此阶段，国家以工业化发展战略为核心。二是1981～1998年，虽然“城市化”并未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但是制度的变迁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199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提高了近7个百分点，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建设在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较快，但存在区域性差异。《2005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末，全国共有建制镇17726个，集镇20686个。全国村镇总人口9.86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12亿人，占村镇总人口的11.3％。村镇非农业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个百分点。同时，村镇其他方面也发展较快，2005年，村镇新建自来水厂821个，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万吨，新铺设供水管道长度3.99万公里，建制镇、集镇用水普及率分别达84.7％、67.2％。交通、绿化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取得较快进展，农（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从农村城镇建设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发展较快，这点从我国2005和2006年全国百强镇的分布可以证实，2005年全国百强镇中，广东省有30个，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9、23、17个，其他省市区只有一个镇进入全国百强；2006年中，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分别为28、21、23、20个。

农村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包括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优化农民收入结构。从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来源构成来看（见表1），农民纯收入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说明东部农民从事非家庭经营，即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例较高。这主要得益于东部地区由于外资投入及当地民营和其他经济发展，这部分经济多集中于中小城镇。另外，东部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分别是中、西部农民的4.3和3.2倍，其相对差异远远高于平均人均纯收入，这更体现了农村城镇化地区差异的影响，城镇化导致关键性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及价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产等。城镇比较发达的地区农民从这些要素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要素进行市场化交易的机会也比较多。

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消费结构。从表2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民生活各项消费均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交通通讯、文教及医疗保健方面则更体现出农民生活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城镇建设面临着农产品生产的安全保障制约。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威胁。图1是我国1991—2005年粮食产量的波动示意图，图中显示1996—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势头一直持续到2003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性是我国农业生产的根本目标。而影响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积和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

而农村城镇建设对这两方面都产生负面影响，一是城市化会导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二是城市化会导致非农就业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农业的整体生产经营能力下降。表3的数据能佐证这一趋势，1990——2004年期间，农民从事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的比例从66.45%下降到47.61%，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实践都证明了农村集体经营体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经营制。我国农业生产出现过几次波动，但不能归结于的制度问题，而在于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国家政策变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农民面临更多的非农业经营与就业选择，相对于其他产业低下的比较利益，部分农民更愿意从事比较利益高的非农业产业进行经营与就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部分农民因非农经营与工资性收入导致种地积极性不高，同时农村土地流转率过低，结果是大量农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规模农村城镇建设对农业生产安全的影响会更大，因此，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如何消除负面影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经济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平台，城市（镇）在其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同时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

首先，城镇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功能，包括提供就业、消费。这就要求城镇具有一定的产业群体。在市场体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今天，消费不成为问题，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购买力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中，通过培育优势和特色产业，以其为基础进行城镇化建设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市场经济是一个依靠自身内部各因素相互调节与作用的经济形态，其中可能会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间接参与能推进和纠正市场化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投资需要政府政策与财政的支持，包括城镇建设规划、公共产品的投资、吸引资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下，结合主要农产品安全问题，我国政府在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责任还包括以农村小城镇建设为契机，通过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配套；二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农村目前的现状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均耕地面积小，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水平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和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后，会出现许多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产业的比例变动，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据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动趋势分析，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且理想的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大规模、现代化经营。其前提是农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规范以确保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中。从全国情况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户自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在1%-3%之间，土地流转只在亲友之间，在小组之内的小范围之内发生。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不规范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欠缺，导致部分农民宁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转农地，出现了一部分农地被精细化经营管理，而一部分农地被粗放式经营甚至摞荒。农村小城镇建设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农村耕地流转制度与市场有利于有限的农村耕地趋于集中，进行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从而有利于经济安全。

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农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农村耕地的流转与集中。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居住在城镇，但其行为、生活方式与以前无法有本质上的区别，其生活也可能会面临着一些风险。出于对未来生活风险防范的考虑，对其所承包的农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种理性选择，机会成本比较小，在国家取消农业税费后更是如此。但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机会成本过大。

农村小城镇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一个重要趋势，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有利于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滢，陈柳钦.产业集群对小城镇建设发展的重要作用.科学与管理，2006.1

篇2

关键词：城镇化、行政规划、土地征用、户籍改革、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292]

1 绪论

1.1 城镇化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有一个词慢慢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城镇化。城镇化的发展是必要且必须的。可以看到，城镇化的推进，能够将农村居民带入到市场经济中来，刺激了市场需求的扩大；同时又能够通过对农村等的改造，缓解城乡矛盾，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和谐稳定。因此说城镇化这一政策的推行和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我国早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就已经明确“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十二五”规划再次建议，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自2013年6月起，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定中，而城市群作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被赋予了更多的关注。以后城镇化的发展将重点培养城市群，发挥城市群的辐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景，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理想。

城镇化的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的城市化，也就是户籍制度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变；最后就是城乡社区的转变，很多的农村社区转变成城市社区，人们的生活的地理位置和环境都发生的重大的转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产生了很多的积极影响。

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持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城镇化率是反应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之一。城镇化的规划和发展在我国已经初具雏形。

1.2.2 行政规划

行政规划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公共事业及其他活动之前，首先综合的提示有关行政目标，事前制定出规划蓝图，以作为具体的行政目标，并进一步制定为实现该综合目标所必须的各项政策性大纲的活动。这是政府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做出的第一步的努力。

1.2.3 行政征用

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与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1.2.4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

2 案例分析

2.1东坡子城镇化现状

烟台市计划在五年内将现有的6880多个村庄，全予改造，形成2000-2500个新型社区。在烟台市高新区的城镇化过程中，拟将高新区21个村庄，整合为10大社区。其中包括东PO子、西泊子、南寨北寨等。

以烟台市高新区东坡子村为例：

自2008年12月烟台高新区挂牌成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东坡子旧村改造步伐也在不断向前迈进。东坡子旧村要改建成东海岸书香府第社区。

该社区位于高新区海兴路以西、航天513所以东、奋进路以北、学府西路以南，占地约2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总投资是15亿元。该项目分为三期开工建设，其中一期为村民回迁安置房，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投资2.5亿，安置552户；二期工程开工建设27万平方米，现在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和基坑支护工程，总户数2160户，安置948户，其余全都对外出售；三期开工建设29万平方米，全部对外销售。

以上这些数字，清晰明确的说明了东坡子旧村改造的规划。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和持续的过程。东海岸项目的领头人、东泊子村的村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孙爱民描述了一副非常美好的画卷：在不断建设中的东海岸书香府第社区，将会有大型购物超市、美食街、文化艺术中心、游乐场、海滨公园……然而愿景虽然很好很美，其发展和规划的背后其实给村民和整个旧村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

2.2出现问题

（1）村委书记等的，使得征地的补偿款不能及时或者不能充分到达农民手中。村委书记的“地皮主义”，依靠村里集体所有的土地获得不正当利益。导致村民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将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土地出让金很少，征地补偿费用低，农民的利益受损，失地农民安置难。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给村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既解决不了村民的基本生活，也解决不了住房等问题。

（2）依靠种植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村民的收入大幅下降，收入减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下降。

（3）很多年龄较大的村民和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让他们的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就业问题严重，就业形势严峻。

（4）农村居民上楼不及时以及给予农民的房屋位置不好，损害了农民的切实利益。好位置的楼盘均以商品房的形式卖出，并没有做到真正分配给村内居民。同时配套措施不完善，不能满足村民的文化等方面的需求。

（5）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户改的成本很大，财政压力同样也很大，真正解决农民的户口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农村居民虽已“农转非”，但是并没有能够进入到城市的就业体系中，仍旧依靠种植农业为主。

（6）农村居民市民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问题。如何保障村内居民的养老问题和医疗问题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和当地集体的补助。

（7）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很严峻，发展第二产业，建立完善的环保措施和配套的污染治理等措施跟不上，导致对环境的破坏严重。

（8）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砍伐树木、乱占耕地可能会导致生物的生存栖息地收到威胁，使得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9）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尚未充分利用，信息、科技、金融、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步伐较慢，活力不够。

3 政策方案

针对以上提出的种种问题，结合学过的知识，提出以下的解决措施。

（1）规范征地拆迁行为，严肃查处违反国家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和标准，以及贪污、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补偿金以及征地拆迁中、权钱交易的现象和事件。在土地价格日益增长的现在，政府的寻租行为需要加以遏制和管理。

（2）要做到行政征用真正为了公共利益，同时保障行政相对人也就是农村居民的真正的利益。

（3）对于农村居民的居住问题，要先安置后拆迁。即先建安置房，再拆迁农民原来的宅子，最后建商品房。保证要让农民真正的眼见为实，保证后续拆迁的顺利，真正落实好农村居民的安置问题，这可以让农民吃一颗定心丸，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

（4）改善现有的土地增值的分配结构，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让土地更有价值。

（5）分配房子时，让村民集中居住。这样做社区建设和配套设施的平均成本低，同时还能够保证居民的生活质量，加强村民的交流和联系。给已经住上和还没住上的村民真正的保障，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6）解决和保障就业。转变身份进工厂企业的一批，给予政策保障退养一批，尊重选择留村务农一批。解决好就业问题，让农村居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仍旧有基础的生活来源和保障。

（7）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解决好户籍问题，让村民融进城市，不要让新市民变成城市的“游民”。解决户改成本问题，让政府、企业和“新市民”等社会各方共同负担，真正实现农民到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让农村居民住的安心和放心。

（8）传统的农村改造上，要根据村民的实际需要，科学的配备公共储物间、机械设备仓库、保险储藏库房等。让村民解决了自己住房问题的同时，方便村民生产生活。克服诸如“扛着锄头住楼房，阳台上面把猪养”的事情。

（9）加强养老保险、医疗方面的保障，确保村民的生活。同时保证禽肉米面等的供给。针对养殖海产品的村民，由于其风险较大，因此政府应该重视渔业养殖的风险应对能力。

4 总结

从提出城镇化战略到现在各地区风风火火的开展城镇化建设，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还是村民都对城镇化有很大的期许和期待。然而城镇化大步向前虽然让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成就和好的做法，但是也发现了很多的不足。比如“造城运动”，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让上级看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绩，强调大片征地和大片拆迁，导致有“城”无“市”；有些地方突破土地“红线”，大量占用耕地，侵犯农民的权益；有些地方将城镇化异化成了盖房子、修道路，复制大城市的规模和样子，变成了“千城一面”。美丽的城镇变成了遥远的梦想，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房有了，地没了，就业困难了”等诸多负面现象。

城镇化的建设正在一天天发展。一方面需要制度设计方面的不断完善，一方面需要政府、企业承担起应有的义务和责任。保证农村居民的切实利益，减轻或避免大的改革风险。这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应该做的。政府要转变职能，做到切实为人民服务。

因此，在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按规律办事，确立市场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真正发挥行政规划的作用，要依托现有的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到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参考文献：

【1】丁琳.浅议城镇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问题与对策[J]. 知识经济. 2011（15）

【2】沈建新.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管理问题及对策探析[J]. 市场论坛. 2010（12）

【3】王一鸣.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J]. 中国金融. 2010（04）

【4】郑伟元.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及政策走向[J]. 城市发展研究. 2009（03）

【5】高环《城镇化建设中产业问题研究》 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6】刘亚娴《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吉林大学 吉林长春 130021

【7】隋干城，李世泰，王富喜.烟台市城镇化发展的思路与对策[J]. 城市问题. 2001（04）

【8】封颖，孙津.论农村现代化与新型城市形态[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0（02）

篇3

【关键词】城镇化 协同发展 市场机制 权利本位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明确提出了“新四化”的概念，即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国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协同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仅有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还有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城镇化的过程是一个空间聚集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福利增长的过程，在这一聚集增长的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对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在承认各利益主体利益合法化的前提下，构建制度化的竞争、市场、契约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理性、公平协调各方利益，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冲突

城镇化的利益冲突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因利益因素产生的阻碍城镇化进程，使城镇化目标不能顺利实现的各种困难、阻力的综合。它是城镇化进程中各利益主体利益矛盾的外在表现，客观存在于城镇化的进程中。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带动了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利益冲突现象比较突出，极端事件也是频频发生。因此，我们需要理性认知这些利益冲突，才能更好地做到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城镇化发展与“三农”之间的利益冲突。城镇化在引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片面注重城市化，一味追求城市发展，注重工业发展，导致了城乡、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势必会大量占用农地，失地农民的增加在就业上没有得到合理的安置，使得很多农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大量的农业用地被占用，导致了集体资产的流逝；农民房屋拆迁过程中，补偿不合理，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聚集；城镇化驱使农民离乡离土，远离自己熟悉的生活与社会环境，到城市后生活成本骤然增加，打乱农民固有的消费、积累需求与安排，使得很多农民对城市产生了陌生感与恐惧感。

城镇化发展与城市工业发展存在利益冲突。城镇化的目的是以工业反哺农业，带动“三农”发展，但是我国很多地方在反哺过程中的路径不对，比如大量发展农村工业，在生产、销售、布局规模上具有强烈的地缘、亲缘色彩，不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及公平竞争。同时很多农村工业发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短视性，对农村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甚至还与许多城市工业项目相重复，两者之间抢市场、抢资金，造成了市场的无序，一旦倒闭破产，还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利益冲突。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虽然是统筹城乡发展，但城镇化建设不可能遍地开花，一定时期内，城镇建设总有一定的重点区域。城镇化的利好，容易导致不同区域间对城镇化建设资源的争夺。在已经城镇化的区域，城镇化的方向与重点也有差异，导致了其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关系发生冲突，对该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均有影响。

城镇化进程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城镇化进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固有的关系会发生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改变社会公共利益的结构。每一个利益主体在城镇化过程中受益、受损的程度不同，因此态度也会有差异，采取的行动也会不一样，这样就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影响。此外，政府作为自身利益的追逐者，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利益的驱动，可能通过“政治寻租”、“政治设租”等行为，获得权利租金，实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实现，伴随着政绩的积累，政治利益的实现。政府在城镇化中的行为，有可能增长公共利益，同时，也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

城镇化进程中各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市场资本主体、农民、政府、市场要素主体等利益相关者在这个进程中互相博弈，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城镇化进程又能产生大量的利益，各利益相关者在此寻租、谋取利益，各主体之间势必会由于争利而发生冲突。

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要素

稳定与发展的结构性关系。稳定与发展的结构性关系，毫无疑问，每个共同体（国家或社会）都希望自己既稳定又发展，或者说这两者相辅相成，同步促进。然而，这种希望的根据却在于稳定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因果和比例关系。从因果关系来讲，很难保持某一共同体必须保持稳定与发展的同步促进。比如，“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对的，那么并不等于“稳定压倒一切”或者“只有保持稳定才能发展”这样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或合乎逻辑的。从比例关系上讲，它们指的是不同现实，就是说，稳定和发展实际上是可以分立的。一个共同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发展而不稳定，也可以稳定而不发展，比如亨廷顿的调查统计表明，那些谋求尽快发展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比它过去发展要快的国家往往也最不稳定。①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不仅仅是主观愿望上希望稳定又发展，而且国情也决定了必须把这一希望变成现实，而且是持续的现实，不能有任何的忽略和中断。因此，正是既要稳定又要发展在愿望要求和现实国情上的同一性构成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一大现代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才能去探讨城市的发展、农民问题的解决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稳定与发展的结构性关系在中国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稳定与发展的必须要求本身就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大特征，也是中国农民问题的现代化特征；二是这一特征是由各种结构性矛盾来决定并得到体现的。

稳定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两者缺乏良性的互动，就可能彼此损害，甚至既不稳定又不发展。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情况恰恰在于，不稳定因素扩增，收入差距拉大。所谓不稳定因素的扩增，一是指不稳定事件的增多（比如上访、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二是指不稳定因素的性质变化，即由原来要求对缺衣少食进行救助转而对各种事情讨要说法。至于收入差距拉大，主要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增幅有升有降。三是指收入增长的幅度达不到预期的要求。现实情况在于，收入差距拉大和不稳定因素扩增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解决起来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工作。至少有三对结构性矛盾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影响稳定与发展的制约因素。

身份与权利的对应性关系。作为转型社会中的重要内容，人的身份的转变和与此转变相适应的权利，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结构关系。在我国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农民身份的转变。现在的情况是，农民身份已经由乡土依附向契约转变，但与此相适应的各种权利却远没有得到落实。众多不稳定的政治、社会因素以及农村发展所碰到的困难，都与这种情况有关，甚至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在政社合一体制下，农民对国家是一种全面依附的关系：国家保护农民，农民为国家尽义务。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体制不存在了，农民以各种承包的方式和国家结成契约关系，并由此要求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各个方面与这种契约关系相适应的各种平等权利。这种契约关系权利内容如何、平等程度如何、市场机制完备与否等，都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稳定与发展。由于存在着城市和农村，所以农民契约身份所要求的主要权利，可以归结为成为与城市人同等的公民。契约身份表明，农民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职业，所以农民的公民权不应再和城市人的公民权有什么差别。然而，实际情况是，这些差别仍然明显地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居住，甚至生产和流通等方面体现出来。由此可见，身份与权利的对应性关系是我国城镇化需要协同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是如何保障“人”的权利，使权利不再受限于身份。

城镇化协同发展的要求

权利本位：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权利本位是社会法治化的基本原则，要求全社会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利益需求，政府、社会与法律来保障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实际权利与合理诉求。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坚持权利本位的原则，就是明确城镇化进程中的各利益主体的相关权利要求，通过权利保障与诉求、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来调动各利益主体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推动城镇化进程的协调发展。

首先，应该保障各利益主体的习惯权利。习惯权利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各利益主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并得到了社会各方普遍认可的自发性权利。习惯权利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是社会规则形成的前提，也是社会治理的要求。习惯权利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法律所赋予的，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因此，尊重与保障每一个利益主体的习惯权利，即是承认各利益主体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历史主体地位，是民族文化与社会底蕴的要求。

其次，应该保障各利益主体的道德权利。道德权利是源于契约、习惯及法律所树立起来的个体权利道德观念，是市场机制下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道德权利，保证每一个主体能够发挥其最大化的个体行为。同时，还需承认各利益主体之间道德权利的正当性，保证城镇进程利益目标的多元化，提升各利益主体的实际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现在城镇化理念的改变，即保证城镇化的核心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是人的社会福利增加的过程，是人的利益增长的过程。

再次，应该保障各利益主体的法律权利。法律权利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各利益主体追求国家法律承认并保护的行为自由，法律权利是各利益主体的核心权利，同时法律权利也是各利益主体合法利益的基础。国家承认并保护各主体的合法利益，就是保护各主体的法律权利；只有获得了法律认可的利益，法律权利才能得以实现。而道德权利、习惯权利是法律权利的渊源，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法律权利。保护各利益主体的法律权利，能够提升城镇化进程中的创新能力，为城镇化进程提供长效的利益增长机制。

第四，应保障各利益主体的政治权利。政治权利是各主体享有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及在政治上表达意见与建议的权利，说到底，政治权利也可以理解是法律权利。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在此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有表达的自由，能够在城镇化的重大事务上发表见解。实际上，表达见解与意见的自由是一种利益，如关于利益分配问题、资源分配问题等，能够为其他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

最后，应该保障各利益主体的经济权利。经济权利是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各利益主体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保障，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首要的表现就是各利益主体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这是他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动力。在保障各主体经济权利的过程中，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平与效率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要注重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经济利益的公平。

“以农为本”：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关键。“以农为本”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结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三农”问题，城镇化进程的政策方针的制定应该从“三农”的利益出发。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的城镇化才能有序健康持续发展。“以农为本”要求我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着力以农业发展为根本，一切的方针政策要围绕农业发展而进行，农业发展是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关键因素。

在我国，农民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群体，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与保障是城镇化发展的最根本落脚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非农业活动在逐渐增加，人口由农村转向城镇，这样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势必会改变农民长期以来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对农民的素质、技能及心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是农民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思想观念、综合素质与城市文明接轨的过程，是城乡差别缩小，逐步走向城乡融合与统筹发展的过程。在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提高农民现代科技运用能力、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农村生产力、优化农村产业与社会结构、提高人口素质等②。农民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群体，农民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对农民利益的维护与保障是城镇发展的最根本落脚点。

城镇化的推进应该坚持以民为本，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城镇化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新型城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农民的收入，造福百姓，满足农民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推动城乡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中，依托乡镇企业或中小企业，实现农村人口的职业及居住空间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需要做到离乡不离土，保证农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自由流动，进一步落实与巩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放宽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有偿流转，不能使得农民游离于城乡边缘。从根本上说，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及谋生技能，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达到较好地城乡互补。

市场机制：协调城镇化利益冲突的基础机制。城镇化与市场化是紧密联系的，市场机制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关系着城镇化发展的进程。同时，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各种市场要素在不断地流动与聚集。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影响与制约着各种利益主体的选择空间，也制约着市场要素的流向，是主导城镇化的直接推力，对城镇化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发展方向。良好的市场机制能够促进城镇结构的多元化，可以按照不同的产业布局、人口分布状况、自然资源状况来合理配置城镇化的发展路径；还能够促进城镇空间布局的多元化，城镇位置与环境之间的承载关系，与自然资源的亲和力，市场机制也可以发挥配置作用；市场机制还可以合理引导产业分工，促进城镇化过程中产业多元化发展，防止产业趋同，引导特色产业发展等。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及时地调控，制定相关的政策与法律，注重区域间的协调与平衡。政府的调控体现在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上，也体现在布局、利益冲突的协调上，不是体现在运用行政权力的强制上，政府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来发挥“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将宏观调控置于市场机制之下，政府更多是扮演协调人的角色，不是主导者的地位。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注释】

①[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篇4

关键词：沈阳 城镇化 发展方向

一、沈阳城镇化发展存在问题

1.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大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沈阳城乡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强城市、弱乡镇”状态，全市城镇化整体水平较高，但是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县域城镇化水平不高等特征，城乡二元结构比较突出。

城镇人口主要在市区集聚。沈阳市区范围内，城镇化水平约92%；一市三县城镇化水平未达到50%，其中新民市城镇化水平为44.1%，辽中区城镇化水平为42.02%，法库县城镇化水平为48.8%，康平县城镇化水平为32.84%，大大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城镇规模等级不合理

沈阳市城乡体系发展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强城市、弱乡镇”状态，全市城镇体系不完善，中心城市首位特征突出，市域范围内缺少功能完备的中等城市，小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城镇建设质量也不高。2010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565万人，一市二县的城（县）区人口均在10万左右，其他镇区（涉农街道）平均人口7000人左右，乡集镇所在地平均人口3000人左右。

根据《2011城乡建设统计年报》（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1年，88%的城镇人口集中在市区，8%的城镇人口集中在二县一市的三个县城，只有4%不到的城镇人口集中在小城镇；92.6%的暂住人口集中在市区，5%的暂住人口集中在二县一市的三个县城，只有3.4%的暂住人口集中在小城镇。72%的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在市区，14.7%的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在二县一市的三个县城，只有13.3%的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在小城镇。

3.城镇空间分布不均衡

从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城镇化发展呈现以辽河为界明显的南北差异，辽河以南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辽河以北地区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城镇人口、外来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城镇人口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市区为中心，逐渐向外递减的圈层发展的规律，而县城及小城镇规模偏小，人口密度较低，不利于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影响了城镇建设及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也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4.县城规模普遍偏小

沈阳市县域经济发展普遍滞后，县城及小城镇的经济活力明显不足。2012年，辽宁省共有5个小城市入选全国百强县，分别是海城市（22）、瓦房店市（48）、普兰店市（70）、庄河市（73）和大石桥市（86），沈阳市无一县市入选，2012年全国百强镇辽宁省、沈阳市无一城镇入选。同入选全国百强县的5个县市相比，沈阳市一市二县（新民市、康平县、法库县）的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总量均相对滞后。人口最多的新民市与第一名海城市相比差了40万人，GDP还不到第一名瓦房店市的1/2。

与全国排列前茅的县市相比，沈阳市一市二县的差距更为明显。2012年全国百强县第一梯队的县市均属江苏省，分别是江阴市（1）、常熟市（2）、张家港市（3）和昆山市（4）。沈阳市一市二县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总量远低于百强县第一梯队。人口最多的新民市总人口不及第一名江阴市的1/3，经济总量则不及第一名昆山市的1/6，差距十分明显。

5.城乡基础设施配套不均衡

多年来，沈阳市的财政投入严重失衡，沈阳市建设总投资额逐年增长，2012年的投资总额达到了2007年的2.5倍，而村镇建设投资额几乎没有变化，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甚至与2007年相比2012年还出现了下降的状况。市政公用设施各项投资（包括绿化、道路建设、供水、排水、燃气、供热、环境卫生等项目投资）均过度集中于城市，县城、小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大滞后，城镇建设发展缓慢，缺少活力与吸引力，使得中小城市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于中等偏下水平。2011年沈阳建制镇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金额是盘锦的1/5，是鞍山的1/4。沈阳小城镇基础设施配置水平不高，建制镇的用水普及率在全省14个城市中排名第八，不到80%；燃气普及率排名第八，不到35%；建制镇绿化覆盖率排名第十，为8%左右。与全省最高的城镇化水平不相符的是，沈阳市的建制镇建设水平在全省远远达不到领先。

6.城镇化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沈阳的城镇化水平在全省、全国都位居前列，但城镇化质量却亟待提高。不仅城中村、城边村较多，发展建设呈现无序状态，产生了卫生、安全、治安等诸多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城镇功能与景观，阻碍了城市的有序发展；而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城镇发展效率等等都与发达地区存在很大的差距。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通过对与城镇化质量正相关的指标如人均GDP、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一般预算支出、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和人均财政教育支出，以及与城镇化质量负相关的指标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单位GDP的SO2排放量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等的综合分析比较，得出2012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沈阳排名仅第27位，滞后于城镇化水平的第19位。

二、沈阳市新型城镇化发展保障措施

1.健全法律和领导组织机制

（1）以立法为先导，历史上很多城市化政策措施缺乏严密、科学的立法规制，实践中带来诸多问题。沈阳市作为转型中的老工业基地，在创建绿色样板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中，亟待出台相对完善、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关绿色政府创建的法律法规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

（2）建立市、区县等领导组织实施机构，强化各区县实施主体的责任意识，协调解决城镇化实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3）构建城镇化的多部门综合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在城镇化工作中的任务与职能分工，统筹各部门参与配合城镇化工作，提高政府职能运转效率。

2.强化督查考评

建立健全城镇化考核机制，组织开展“城镇化提质加速行动”，科学制定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办法，每年考核一次，并把考核结果和工作情况纳入各市、县（市）领导干部科学发展总体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推进城镇化激励机制，对考核成绩突出的行政区，根据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建立健全推进城镇化监督机制，继续做好城镇化监测评价工作，加大对城镇化工作的监督力度。

3.改革户籍管理，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1）通过推进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放宽户口迁移及城市落户政策，消除城市户籍管理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同时，为了有效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还应建立区域转移安置机制，适时开展土地整理，建立农村新型社区。

（2）统筹城乡就业，建立促进城乡充分就业的政策框架和机制体制，打破城乡就业二元格局，将“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纳入与城镇失业人员就业再就业相同的扶持范围”。

（3）统筹城乡社保工作，形成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险工作格局，积极推进征地农转非人员的社会保险工作。同时，进一步深化城镇医疗保障、养老保险、住房保障、劳动保障等制度改革，在充分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一卡通”。

（4）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全面整合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和单位的相关信息资源，逐步实现动态共享。

4.科学配置土地资源，多渠道筹集资金

（1）制定农村土地、宅基地流转管理办法，逐步推进城中村、城边村改造，解决农村集体土地的以租代征问题，认真处理农民征地补偿和就业安置问题。

（2）规范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完善农村土地交易流转服务平台，形成农村土地流转的价格体系，逐步建立起全市统一、城乡统筹、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交易市场。

（3）统筹推进“三旧”改造，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提高土地使用强度，创新机制方法，强化土地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管理，实现土地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推进节约集约用地试点工作，推动存量土地高效利用。

（4）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城镇化建设，并按照财政收入增长比例逐年追加投入，设立小城镇发展资金，发挥基金对示范镇的带动作用。

（5）加快公共服务运营机制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开放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市场，建立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多渠道筹集城镇建设资金。

5.努力更新观念，打造大沈阳城市群

（1）沈阳新型城市化的建设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从生态化，功能化和区域化的视角来设计和规划沈阳的城市化发展目标。

（2）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沈阳市将加快构建现代化的城市体系，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携手沈阳经济区其它城市，共同打造大沈阳城市群。

篇5

不仅要有国家统一规划，而且还要有地方城镇规划标准。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按照中央十二五规划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完善功能、合理布局，而且还要再全国范围内加强城镇化建设，确保我国东、中、西，以及大、中、小等，全面协调发展。在每一个城镇建设过程中，要积极结合本地的环境条件、人文地理以及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等，对其发展进行准确定位，做精、做细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方案，最终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以此来避免千城一貌、格式化发展局面。在此过程中，城镇规划应当具有前瞻性、连续性以及权威性和衔接性，一旦形成了规划方案，除按必要调整或修改的部分，一律不能随便改动。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做了科学、系统的规划和实施步骤。

2、强化非农用地供应控制，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13亿的中国而言，只是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发展，可能无法有效地确保粮食作物的及时供应和生产安全性。因此，实践中为了能够确保我国十八亿亩耕红线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尤其是在非农用地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土地规划的动态平衡性。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

3、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在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及低碳绿色经济。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和力求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从而促进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还要有效利用节能技术、新工艺产品和新材料。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当优先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且还要适当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主要是指收费、排污权交易以及补贴。实践中，补贴和收费制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实处，但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宁愿少交罚款，也不愿投资污染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4、要通过信息技术发展，系统推进和引导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为我们展现的绝不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计划，而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和绿色智慧城市的伟大蓝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阶段，解决“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一再强调要把创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中，李江颖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将信息化、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行融合发展，似乎也成为诉求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盖的是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城市病”层出不穷。这警示我们：在解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之后，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宜居环境，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城乡保障、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镇）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有效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现代化新型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空气质量监测、水电气供应、轨道运输、公共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统，而且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实践来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转变，促进经济成功转型，以此来确保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应用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复杂、系统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

5、结语

篇6

目前，在提到城镇化这一话题的31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至少有29个省份明确提到要“推进新型城镇化”。除了北京仅表示“修改城市总体规划”之外，福建、甘肃、广东、广西等10多个省区市明确表示将编制、出台实施新型城镇化规划。

引人关注的是，在对新型城镇化的部署上，一些省份提出了具体的目标。比如，北京提出要“率先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广东表示将“积极创建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省”；青海表示要“力争到2020年把美丽乡村的目标实现全覆盖”；吉林的目标则是“力争1-2个市县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的试点”。

各地在探索路径上也是打造各地的特色。作为多山内陆省区，贵州表示“走山区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云南则提出“稳步推进城镇上山”；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要求“注重工业化来牵引城镇化”；煤炭大省山西则提出“探索‘以矿建镇’模式，推进矿区城镇化”，以“促进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有10多个省份都特别强调要“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其中多地关注到当下日益蔓延的城市病难题。例如，北京提出要针对“城市病”来进行治理、坚决扭转城市发展“摊大饼”的情况。

据悉在这次城镇化的洗礼中，土地的价值被重新归类排序，直接影响了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理念和投资方向。2014上半年以来，新型城镇化已从概念逐渐变成各地的实际行动，而存在于一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群中的潜在土地供应也逐渐被激活，成为房企逐鹿的新机会。

国研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指出，大城市面临着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交通压力、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而小城镇仍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未来可以带动这些地区的产业和经济，有助于缩短地区差距，平衡地区间的发展，进一步解决房地产市场日益紧张的供求矛盾。

篇7

【关键词】 城镇化 民族文化 机遇 挑战 发展

城镇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是证明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少数民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民族之间人口流动加强，各种文化相互激荡，民族文化面临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生急剧变迁，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条件与环境发生了显著而又深刻的变化。这些因素对于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成为我们亟待研究的新问题。

一、城镇化对少数民族具有不可回避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载体和依托，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城镇化是少数民族由封闭落后的农村文明向以现代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文明转化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和谐发展的过程。城镇化的发展对少数民族具有不可回避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镇化是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全面和谐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许多实践经验和理论都证明，凡是城镇化水平高的民族和地区，其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就比较发达，反之，城镇化水平低的民族或地区，其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就欠发达，城镇化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既是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和谐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水平滞后则会阻碍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急切要求城镇化水平与其相应提高。

2、城镇化是少数民族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由之路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分配到城市工业部门，使城乡的产业有了明显分工，这不仅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还解决了农村的失业问题。可以说，工业化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通过这种转移，现代工业得到了扩大，而传统农业则相对缩小，由此便可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加快。可见，推进城镇化是民族地区增加农牧民收入，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少数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少数民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谐发展。

3、城镇化是少数民族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是继人类以及人类文明的出现之后，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作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性历史进程，是任何单个的民族与国家所无法抗拒的，因此它是当代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无法变易的唯一选择，“不实行现代化，只有死路一条”。人类学家马格纳雷拉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工业发达社会所共有的某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理解为四个亚过程：第一个是技术的发展。第二个是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生产更多是用来作为商品，而不是自己使用。第三个是工业化。第四个是城镇化，这一点以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为标志”。综上所述，城镇化不仅是少数民族现代化的一个表征，更是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过程，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是否做好了准备，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它都将成为各族人民无法不选择的唯一的选择。

二、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口的城市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随着全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员纷纷涌入城市。由农村向城市的发展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在由分散、落后的农村向密集、发达的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迁和重构使大量民族民间文化失传和丢弃。从目前的情况看，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与保持受到城镇化的严重威胁

少数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是指少数民族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市集中的过程，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是指少数民族从封闭、贫苦、落后的乡村社会向开放、富裕、文明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化的过程，少数民族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历史环境等都将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而文化是特定的生态环境、历史人文背景和文化个体互动的结果，其“目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区对自然条件及社会条件的适应”。民族文化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与封闭落后的农村人文生态环境相互调适的产物，是对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适应，是一种历史的沉淀。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特质，如适应极端落后生活状况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甚至一些民间独有的文化习俗、服饰表现、建筑风格、传统工艺等，将在城市人文生态环境下失去使用价值而不得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城镇化使少数民族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部分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丧失了生存的土壤，民族文化面临着消亡的危险。

2、城镇化加剧了外来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

城镇化作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人口流动。人口的大量流动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使多元文化交汇、碰撞，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外来人口进入民族地区城市，带去了本民族的文化和生产方式，这些新鲜事物往往被城市其它民族成员尤其是青少年模仿，进而对城市民族文化产生冲击。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口流向外地城市，他们往往是大城市里的弱势群体，他们所形成的文化也就成了弱势文化，在城市这所“大磨房”里，多元文化全面接触，相互碰撞、交汇、融合、渗透，使得城市强势文化对这些弱势文化造成更深更广的影响。这些外来少数民族人口因工作、生活需要在城市环境中慢慢调适，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点，自身文化在吸收城市文化基础上进行了重组，形成一种特有文化，有时甚至全盘接受异质文化。这些外出人口与家乡又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进而将城市的生活方式、新的服饰以及现代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带到封闭的农村，使民族文化的本质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

3、城镇化促进了民族文化的普同化

民族文化的普同化是指民族文化经过交流为其它民族所普遍接受，成为与其它民族所共有的文化，这种共享文化被称为普同文化。城镇化对民族文化普同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城镇化加强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接触和交流，为民族文化的普同化创造了条件。第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扩展了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导致了语言、行为方式等沟通方式的普同化。第三，城镇化加快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使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理念的普同化加强。总之，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一体化程度加深，民族普同文化更加丰富，民族文化“一体多元”格局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三、城镇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对策

城镇化进程是时展的趋势，同时，城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不可否认的。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发展好民族传统文化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使城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同步合理、健康和谐的可持续进行。

1、民族文化按“分类分层”的保护原则进行保护

我国西部是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异彩纷呈，资源十分丰富，哪些应该重点保护，怎样保护，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因此需要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作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弄清各种传统文化的现状、分布、存量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按“分类分层”的原则进行点对点的保护。

2、要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在西部大开发和城镇化进程中许多地方都在重新编制城市建设规划，为了保护民族文化，各地在制定城市建设规划时首先应该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考虑进去。

（1）要充分尊重历史和传统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根据修旧如旧的原则，尽量不破坏老城的原貌，保持老城区的生态文化环境。不要以破坏老城为代价而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

（2）要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城市是一个地区的形象代言人和向外展示的窗口，在城市规划中，以保存老城为前提，新建的街道和建筑要尽量体现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把本地本民族最有特色的建筑和标志物在城市建设中展现出来，并保留有展示民族民间工艺、美食、表演艺术等民族特色的场所。

（3）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保障民间艺人的生活及其知识产权，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他们对于传承民间文化保持积极自觉的态度。各级政府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民间文艺活动，积极引导城市民众自觉参与到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当中，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同。其次各级政府要保证保护经费的正常投入。各级政府在城市规划中，要把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纳入预算，将挖掘、整理、研究民族传统文化的经费列入地方的财政支出。再次建立健全民族文化管理机构和保护队伍。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包括很多个专业门类，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民族文化管理机构，保证其编制和必要的经费，建立一支有责任心、有能力并且懂业务的专业保护队伍。

3、发挥教育和舆论的导向作用，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

首先，要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广大民众了解当地民族文化存在的状况和特色及其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使其认识到保护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其次，应把优秀民族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列入教学大纲，通过学校教育的力量，让少年儿童从小就了解本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自觉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并通过教育的方式传习民族民间技艺，使民族民间文化后继有人。

综上所述，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要求，城镇化进程中，面对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和强势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只有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和现代化的要求加以发展，推陈出新，才能使民族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高永久、刘庸：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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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乡镇；城镇化；村企合作；长治县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能源乡镇的城镇化发展――以山西省长治县振兴新区为例

收录日期：2014年4月16日

一、振兴新区所在地区能源工业发展现状

能源工业作为山西的支柱产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全省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山西工业总产值四成左右依靠能源工业，实现利税半数以上来源于能源工业。2013年，全省原煤产量9.6亿吨，较之2012年增长5.3%；发电量2，625.0亿千瓦时，增长3.6%。其中，振兴新区所在的长治市2013年全社会原煤产量1.05亿吨，增长1.4%，占全省原煤产量的10.93%；焦炭产量1，322.2万吨，增长2.4%；发电量348.7亿千瓦时，增长14.0%。

煤炭资源的丰富，造就了山西省长久以来发展以煤炭为主的能源重化工业，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也推动地方城镇化的发展。随着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加工，造就了一批与之适应的“资源型城市”。全省11个地级市就有6个地级市是煤炭生产基地，11个县级市中有7个是煤炭生产基地。其中，主要的资源型城市有大同、阳泉、长治、朔州、晋城、古交、霍州、孝义、介休、高平、原平。全省许多城镇是在煤炭生产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而今是煤炭生产的重要基地，工矿镇占全省建制镇总数的1/4。居住在矿区的城镇人口高达200余万人，占全省城镇人口的20%，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山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长期以来为全国的经济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本文所研究的长治振兴新区就是在煤炭企业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发挥辐射带动优势，充分协调各方优势资源，实现全面发展，而这样的振兴模式无疑就被打上了鲜明的“山西印记”。

二、长治县振兴新区发展概况及可借鉴之处

（一）基本概况

1、振兴新区。振兴新区位于长治县东南山区，属于西火镇，原名关家村，耕地面积583亩。全村136户，共569口人，煤炭资源丰富，但由于交通滞后、不科学的资源管理方式，仍旧采用“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只是单纯地做资源的“搬运工”，使当地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农村生存环境恶劣、农业产值低效。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与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合作，以企带村，整合地区优势资源，将毗邻的有较好煤炭工业基础的振兴集团与煤炭资源丰富却难以改变落后现状的村镇相结合。

在2009年，将关家村、郜则掌村、向阳村三个村党支部从西火镇党委中剥离出来，归属振兴集团党委；于2010年7月6日成立振兴新区。而振兴新区的最大特点便是村企共建。按照“职责同构”的原则，新区内日常管理机构为试验区党委、管委会，隶属长治县委、县政府，全额事业正科级建制，并建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和基层行政机构。

2、产业体系。作为振兴新区的支柱产业，振兴煤业有限公司多年来以煤炭产业为基础、又发展了文化产业、生态观光高效农业。组建成立鑫兴商贸公司，作为城镇化投资开发的主体。投资8，170万元开发生态高效农业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农业观光、采摘、实验、培训等一系列文化旅游项目，有效地拉动了周围餐饮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先后投资3.6亿元，对原关家村、郜则掌村实施了整体搬迁、整体新建。多年的发展使振兴成为一个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下属7个子公司，涵盖了煤炭开采、洗煤、建材、运输、商贸、文化旅游、生态农业开发等诸多领域。

（二）振兴新区“新”在哪

1、“合作社”统一的经营模式。振兴村采取土地流转，通过土地征收的方式，改变“一家一户”的传统的孤立生产模式，实行“合作社”统一经营模式。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所有权以每年每亩1，000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以租赁的方式取得，并进行统一规划和经营。通过这种土地流转的方式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规模优势，开发生态高效农业，这就便于现代农业规模的扩大，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更高效地资源利用。因此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没有成为所谓的“失地农民”，而是加入到重新整合之后的新区企业，并分流安排到区内各企业就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2、新区的集中化建设。振兴新区内实现了统一供热、供气、供水、供电、通网络宽带、通数字电视、通程控电话等，街道村口统一安装了监控设备和音响等配套设施。村内其他基础设施也实现了集中供应、集中管理，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共产社会”了。村民以旧宅折价后再花四五万元就能住进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别墅新居。与之相匹配的形成了高品质的寄宿制中心学校和幼儿园，并且公开招聘优秀教师，还建有高标准的卫生院以及休闲山庄、文化广场、大型剧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种生活区与工业区的分离，也使村民生活的空气更清新了，生活质量更高了，使工业区的发展实现一体化、规模化发展。二者和谐的融合，也成为县域内其他以煤炭产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村镇发展效仿的经典案例。

3、高质量的社会保障。新区基本形成了功能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就业、教育、医疗、劳动保障、社会福利等全方位的民生保障制度。就业方面，凡新区内青壮年劳力全部在集团内企业上班，就业率达97%以上；个别因病、因残不能就业的群众，全部纳入到了社保范围。在教育投入上，新区建起了现代化的寄宿制振兴学校和幼儿园，凡在新区学校就读的学生实行免学费、免伙食费、免校服费、免住宿费的四免政策，考上重点高中和大学的学生给予一定奖励，包括发放助学金和优先安排工作；医疗方面，在国家新农合补助的基础上，新区再为群众增添20%的补助，并建起了高标准卫生院，新区卫生院药品实行零利润销售，千元以下医疗费全免。并健全了大病医疗补助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进行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治疗救助。社会保障方面，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年发放1，200元养老金；区内群众用电补助、用气免费，重大节日发放各种福利；并开通了新区至县城和长治市区的免费公交。

像这种考虑周全的、涉及到全村村民利益的社会保障，无疑给了将土地交给集体来集中管理的村民一剂“强心针”，让他们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并且与此同时也给新区企业的顺畅发展解除了后顾之忧，让他们得以实现规模化经营。

三、结语

众所周知，山西省绝大部分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煤炭企业的带动，但也正是对煤炭产业“一方独大”式的过分依赖，使得这些乡镇城镇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受到制约。振兴新区虽然也是靠着煤炭企业“发家致富”，具有典型的山西特色，但是它却在煤炭产业的基础上开发建立了高效生态农业、文化旅游业、物流商贸业、休闲娱乐产业等其他新兴产业，形成了全方位的产业格局。尤其是新区合理、高效的整体规划以及新区内的村民生活安排、制度建设，更是其他能源型乡镇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借鉴的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韩小波，韩丽.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发展［N］.中国城市经济，2012.2.

［2］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评述［J］.城市规划汇刊，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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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桂林产城互动的内涵

（一）“两化”融合的基本含义桂林作为国家级“两化”融合试验区，其中的“两化”指的是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基本特征，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两化”融合是指信息化与工业化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生共荣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客观存在的，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信息化与工业化可以在技术、产业结构、经济体系、文化、政治、社会等不同层次进行融合。“两化”融合的重点在制造业，制造业的重点在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装备产品的信息化和装备产品制造以及使用、服务过程的信息化。“两化”融合本质上是需求牵引、技术驱动的过程，带动性很强，可通过大力推进，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但实际上，信息化既可以与工业化直接融合，也可以与城镇化直接融合，还可以是三者在同一时空进行融合，所以，我们的产城互动是所有产业与城镇化的互动，既不限于某一产业，也因为能力、篇幅所限，不能涵盖所有产业。

（二）桂林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现状1、桂林工业化的发展阶段（1）基于人均GDP指标的衡量，桂林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2012年，桂林人均GDP达到22300元，按当年不变汇率计算为3185美元，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为2853美元，按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为6125美元，已处于钱纳里模型中的工业化后期阶段。（2）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桂林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过渡阶段。按照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判断，2012年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为18.4%，高出8.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占比为46.6%，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为35.0%，与第二产业相差11个百分点。根据产业结构可以判断，桂林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的过渡阶段。（3）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大，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因为受到城镇化率较低、农村人口下降速度缓慢和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等因素影响，桂林第一产业就业率仍居高不下，2012年为38.6%，接近工业化中期的中期。2、桂林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按《农村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阶段性划分标准，桂林已经达到中级阶段，其特点是经济实力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富裕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在第二产业保持稳定发展的基础上，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高。

二、桂林城镇化发展面对的困难与解决的办法

（一）产业结构问题荔浦县、全州县、兴安县分别是全国第一、二、三批的城镇化试点县，但时至今日，他们的城镇化发展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还是产业结构惹的祸。这三个县，工业都不是强项，而纵观产城互动发展史，凡是工业化率高的地方城镇化率也自然高，比如北上广。但产城互动并不仅仅是工业与城镇的一条路。希望他们能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在其他产业和本地特色产品的深加工上多下功夫，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加速转移，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圆满地完成国家下达的试点任务。

（二）资金短缺问题身处中国西南的广西，既沿海又沿边，一条浩浩荡荡的珠江，将广西与广东，（乃至深港澳）连成了一线。但同饮一江水的两个省份，发展的速度却大不一样，仅就城镇化的发展而言，2005年广西的城镇化率为33.6%，而广东是60.68%。到了2013年，情况大有好转，广东是66.5%，广西也上升到41.8%但差距依然存在。实现城镇化要花的钱很多：重大产业项目、省（区）产业转移工业园基础配套设施及项目建设；各级专业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及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土地开发、“三旧”改造及示范村、幸福村居建设；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居民民生和消费金融服务等。对此，一些省区与银行携起了手，如广东从农行拿到了1000万意向性信用额度，安徽与国开行签订了“综合推进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合作备忘录”，成为该行金融支持城镇化的首个试点省份。另外，一些民营资本和民间闲散资金也有向城镇化注入的倾向，这些都值得借鉴。

（三）新城镇的形成要因地制宜从上面举的外省的几个例子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城镇化进程都是因地制宜，充分的考虑了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广西更应如此。以桂林为例：桂林于1991年3月被国务院第一批批准设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先于南宁和柳州，也是我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第一个被批准设立高新区的城市，因此，在桂林逐渐成为特大城市的过程中，临桂、灵川、阳朔、兴安、永福等县，自然变成了桂林的卫星城，而平乐、荔浦、全州、恭城、资源、阳朔、龙胜、灌阳等产业园区，也在高新区的辐射下，变成了新型的城镇，这样既扩充了基地的空间，又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更完善了园区的服务功能。

（四）城镇化推行切不可顾此失彼从桂林来说，人均土地面积仅1.34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更是出现了“四个减少”，即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粮食总产量逐年减少和粮食人均占有量逐年减少，因此，一定要守住桂林的38.53万公顷耕地，确保这块保命田不再丢失。为此，应该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杜绝乱占耕地，使城镇化健康发展。去年年末召开的《全区经济暨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城镇化的思路和路径已经明晰，一是要科学把握我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主要目标和战略路径，二是要树立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三是要优化城镇布局，增强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四是要实施大县城战略，五是要推进产城融合，增强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六是要突出特色，打造魅力城镇，七是要努力提高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五）应避免产城分离的情况出现产城互动的本意是产业发展与城镇发展一起释放正能量，互相给力、互相推进、合力加速。产城互动的反面就是产城分离，一是产业发展不考虑城镇建设，致使产业分散、人口分散、资金分散、技术分散;二是城镇建设不考虑产业发展，只考虑发展房地产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产业跟进。为了避免产城分离的情况出现，实行“产城同构”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产城同构需要将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共同谋划，需要协同推进。一是顶层和基层的协同;二是部门与部门的协同;三是城镇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的协同;四是目标和措施的协同。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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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城镇化率;城市群

一、引言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07亿人,城镇化水平为45.68%,比解放初期提高了3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反映和重要标志。当前,各级政府把城镇化建设作为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来抓,实施城镇化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难免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做法。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许多问题也暴露出来,尤其是当前的快速发展是否是可持续协调发展应引起重视,适时适当地进行阶段性总结,有利于今后的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分布不均匀程度加大

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不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的规模都是以暴增的速度在增加,并且流动人口平均滞留期在逐渐增长。例如,北京近年来人口增长的趋势在加快,9年间增长了将近200万人,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1633万人,再加上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外地来京人员和短期逗留人员,在北京总面积1680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就有超过2200万人口在活动。

按现在这种发展趋势,既使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城市的人口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爆增,但人口快速增加的现象会发生在其他省会城市或其他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并且由于城市人口的规模扩张具有惯性,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的人口规模的增长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相对不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的情形,新疆、等地人口又过于稀少。按现在的政策和发展趋势,人口分布不均匀的程度在加剧,而且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的增长可能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这样造成在西部地区本来就教育落后,人才短缺,却又留不住人才,难以吸收东部地区的人才。区际劳动力的流动速度加快以及流动规模扩大使得西部的技术性劳动力不断流失。劳动力丰裕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抑制了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外流,因而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迟迟未向西部转移。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经济差异拉大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各地带内部的差异呈缩小趋势,但区域经济差异越来越大,已成为世界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东部GDP占全国的比重远超过中部与西部,甚至大于中西部之和,东、中、西部3大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异也较大,尤其是2000年以后,该差异明显扩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及辽中南、中原、武汉、长株潭、成渝等城市群,以不到全国1/10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创造了全国1/2以上的GDP。这一方面说明城市群已经在我国经济发展站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说明经济差异在拉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三)城市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

近年来,城市人口增长具有加快的趋势,人口总量和建设规模也随之快速扩大,导致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持续膨胀,而不少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中型城市的自然资源拥有量十分有限,尤以土地、淡水、能源3者最为紧张,若发展速度超越了城市环境承载力的最大值,给城市的资源、环境等造成巨大压力,会导致各种比例失调、城市基础设施短缺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大城市发展中易存在的问题。具体分析以下几点:

1、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超负荷。不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都是超负荷的,有些城市的地下、地表水的承受能力已突破极限。在人口的过渡扩张导致水资源短缺的同时,人类生活、工业活动对有限的水资源造成的污染程度也随之加大,城市地下水资源的保护任务加重。

2、城市的污染加重。由于二氧化硫污染严重、城市颗粒物浓度超标、局部地区城市酸雨情况有所加重、温室效应加重等现象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中型城市出现。再加上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和处置水平比较低,循环利用率不高,城市投入环境改善的费用越来越大。

3、城市人口的规模扩张效应的惯性影响。在各个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城市人口的规模都是超负荷的,由于城市人口的规模扩张具有惯性,所以才会出现人口规模变化趋势对城市经济功能适应性的滞后现象。如果对这种滞后现象不加干预,人口规模的增长可能还会持续5-10年或更长时间,直到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资源短缺问题,引发一系严重的列社会问题。届时,人口规模扩张态势才会逐渐向基本稳定过渡,但此时,会对城市发展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均已造成相当的影响。

三、发展趋势的探讨

(一)继续城市群的发展模式

2006年,国家在“十一五”规划里也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现在,城市群不断成形,逐步成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极,带动我国城乡经济快速发展。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引领的传统3大城市群总人口约占全国的20.6%,土地只占1.1%。经过60年的发展,3大经济圈的GDP占了全国总量的约40%,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的85%以上,进出口额占全国的75%以上,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的川渝城市群,除了成都、重庆两座城市外,还包括雅安、德阳、江津、合川等中等城市,有望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厦泉漳闽南三角地带之后新的国家级经济增长极。目前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实施,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一个个城市群不断壮大,为我国经济新的飞跃,发挥引擎作用。

城市群已经成为主导我国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地区,显著提高了国家综合竞争力。城市群,仍然是城镇化的大手笔,但同时要更加考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城市发展目标取向的不同

为和全球经济的发展接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走在最前沿的中心城市,应借鉴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率先发展的思想,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如可借鉴东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的发展经验,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向亚洲金融中心发展,借助跨国公司总部云集,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发展经济外交、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国际影响力。

但不同城市的发展目标取向应有所不同,城市定位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由于目前城镇化发展仍然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已经出现逐步向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转变。但现阶段不是所有城市都应向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方向发展,否则会引起资源竞争,甚至由于不良竞争或恶性竞争而出现不必要的内耗等现象,加大经济差异。而应该根据城市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的发展目标不同,进一步向提升城市发展品质、城市布局合理、城市结构合理等提高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方向发展。

(三)城镇群的形成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得到推广。浙江省是我国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经济大省。由于发展观念及理念的自身特色,浙江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独特的特点,是以城镇群的形式形成。除杭州、宁波外,浙江省没有超大城市,但经济发展均衡,外来打工人员并不是集聚在杭州、宁波、温州市区内,而是分散在绍兴、湖州、嘉兴、金华、衢州、台州、丽水、舟山等地级市。以温州市为例,众所周知,温州地区经济发达,乡镇企业发展普及,但外来流动人口没有聚集在温州市区,而是在温州市区附近的乐清、瑞安、玉环、温岭、台州等地区较均衡的分布。

对东部的城镇化率高的地区应该采取这种模式发展。如北京附近的超大城市有天津、唐山、石家庄、太原等,利用附属及辐射作用,进行城镇群的形成,带动大范围区域的均衡发展,实现均衡及共同富裕。

(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理布局合理化

目前,从我国超大城市的地理分布来看,除了西安、兰州这两个最靠近西北方向的超大城市,大西北地域辽阔的土地上没有超大城市;除去重庆、成都,大西南只有贵阳、昆明两个超大城市;而历史上的特大城市,如乌鲁木齐、齐齐哈尔、抚顺、包头等城市及周边在城镇化进程中发展滞后。也就是说,从地理布局来说,我国超大城市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地理分布很不合理,特大城市的地理分布也具有同样的现象。

借鉴东部超大城市的形成的经验,在中西部促进适量的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形成。在发达地区制约或减少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形成,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等方式,将常住人口控制在城市的承载能力允许范围以内。这并不是单纯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而是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将城镇化水平更趋于合理,减少经济差异。

(五)重点提高大西北、大西南、北部的城镇化率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达到70%-80%比较,差异仍然很大,并且我国的城镇化率地区差异仍然很大。东部的城镇化率高,中部的城镇化率居中,西部的城镇化率低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变。根据我国特有的国情,今后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由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其所在地域,在人才、信息、交通、市场、管理和效益等方面存在较大优势,能够带动周围中小城市共同发展,形成以超大或特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以此来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广州为龙头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以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为龙头的环渤海经济圈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可利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形成重点提高大西北、大西南、北部的城镇化率。

四、结论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取得可喜的成果,适时进行阶段性总结,是各级政府及学术界都应该关注的问题。各级政府应该对当地的具体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城镇化发展中进一步要面临的挑战有清楚的认识,这样才会有利于今后城镇化进程的协调发展。本文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问题主要针对人口分布不均匀程度加大、经济差异拉大、城市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等方面展开;发展趋势是从继续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城镇群的形成、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理布局合理化、城市发展目标取向的不同、重点提高大西北和大西南城镇化率等方面进行分析。下一步的研究是如何结合具体地区或区域进行细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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