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发展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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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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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变迁；循环经济；发展

1循环经济介绍

1．1发展循环经济有必然性

其利用生态物质循环方式，作为经济模式正常运行的动力，主要是在人们进行经济活动时，要按照生态规律办事，是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的简化称呼。在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共有三种经济模式。第一种是“资源—产品—环境污染”，在发展中持续耗费西苑，最终将资源变成废物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另外一种是生产末端治理模式。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是身边的环境质量越来越差，因而产生环保意识，开始处理污染。虽然治理污染，但是治理方式存在不足，技术含量过高，需要花费较多人力、物力，难以符合实际要求。最后就是循环经济模式。人们在经历前两次发展模式之后，开始对负面影响进行深思和研究，逐步总结出则个经济模式，不让资源再被浪费掉，而是将已使用的资源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如此就能让物质与能量达到最大限度的应用，经济行为对自然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得到控制。

1．2循环经济遵循准则

应该用适应发展趋势的经济规范指导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利用资源节约以及循环利用的方式。在实际发展中，在使用资源时应坚持减少用量、再利用以及资源化，也就是3R原则。减少用量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可以达到生产目标的前提下，减少资源的投入。经济发展必须要节约资源。而且资源在使用后不能直接废弃，而是经过技术手段重新处理之后成为能再次被利用的资源。而资源化原则则要求尽可能地将各种物质看成资源，充分利用废物。

2我国目前循环经济发展概况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实际上仍在沿用粗放型增长模式，资源利用率远低于欧美国家。而且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占据比重较大，循环经济在当前很多企业之中只属于初级阶段，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产能已经超过3亿吨，回收利用的废旧金属仅有1500万吨，而且有几百万吨是从外国进口，说明我国在废旧金属方面还远未进入循环经济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较大，技术不够先进，资源价格低，一直将资源耗费作为发展动力，很明显我国目前只能以探索和实验的方式研究循环经济，但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如何切实地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提到日程之上。

3制度变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探讨

3．1利用制度促使资源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之间价格相对而言在较长时间内保持非生态化，主要是为了让商品制造者尽可能多地使用初级资源进行生产，对再生资源的使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这种相对价格的偏差，致使人们更加倾向不走循环化道路。相关制度建设值周，促使价格与偏好均向生态化方向发展，循环经济向前迈进应以此为前提。应让价格符合实际情况，对自然资源的价格情况重新进行处理，让绿色理念渗透到价格核算之中，让资源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以产出环境效益。可以在制度中规定专项补贴，加大再生资源技术研发力度，让再生资源研发、产出以及使用的成本得以降低。改革税制，扩大资源税征收面，增加税率，以增加税收的方式保护环境，对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的开发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减少或减免一应税款。明确资源产权问题，健全产权交易机制，引导价格走向合理区间。将环保与循坏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官员考核体系之中。也要建立并完善相关产品标识等制度，让消费者逐步了解并接受循环经济理念，鼓励消费者尽量使用具备生态效益的产品。应尽实施并完善排污收费的机制，让污染排放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可交易许可证制度也应该对循环经济市场化起到推动作用。

3．2利用制度控制成本

3．2．1完善生态园区制度建设创建并完善此项制度可以让生产者、回收废物这以及技术支持者的各种成本降低。生态公园园区以生态理念指导工业生产，参照生态系统对区域内的物流和能量流进行调整，使资源与能源可以顺利实现循环使用。工业园区将各种类型的废品与生产方集中在一起，节省成本。工业园区是由政府引领建设而成，而政府可以通过自身职能获得大量资源，也有能力协调各个方面，顺利对循环经济参与的各个方面进行协调，也节约了信息成本。3．2．2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实施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对消费者的购物倾向进行影响，进而反过来影响生产者以及污染方的行为。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在合作时，掌握的信息越完善获得成功的机会越大，而且与其有关政策工具也会在参与方取得成功之后得到巨大保障。这说明信息制度创建的重要性，将制造污染的厂家记录，让参与实现较好的合作。3．2．3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在循环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制度制定过程让各方合理承担责任与分担成本。要将全部责任防止在生产者身上，就会对回收进行限制，将回收量控制在较低水平。如果这些责任与成本全部交给消费者，隐匿产品的现象就会急剧出现。因而成本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仪器担负。政府可以颁布政策，以补贴等形式支持产品，承担部分成本，剩下的成本则由企业与消费者一起支付。就责任层面而言，企业应承担主要责任，在承担成本之后，还要担负起回收利用、告知回收渠道等责任。某些条件下，这些责任并非全部都需要由企业承担，政府和消费者也可以承担一部分。

3．3完善循环经济相关法律

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资源消耗规模和速度逐渐加快，经济增长给环境造成的负担逐步加重。在此种情况下，循环经济的作用开始渐渐显现出来。我国随后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法律。但是，但是当前的法律规定明显无法满足循环经济的要求，而且与经济有关的基础法律也处于缺失状态。因此，应创建一部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基本法律，然后在其知道下，逐步确立起完善的环境保护、治理以及资源高效循环使用的防绿。

4结语

目前，我国的循环经济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但是，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限制我国经济向发展，为了应对这个问题，需要对循环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推进其向前发展，制度则需要依靠创新的意识和实验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师晓艳．循环经济下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分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21):269．

［2］马营立．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循环经济的制度推进为视角［J］．中国商贸，2011，(12):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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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制度执行是否完全和有效往往比制度的设定更困难，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对制度和制度执行的过分强调似乎忽视了逃避在制度规范之外的那些经济活动的创新意义。也许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只说“对”了一半，它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没有对制度给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制度创新需要调动经济最基层当事人的积极性，他们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周围的事物和环境。

关键词： 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经济发展

目前商事制度改革正在进行，改革的结果显示全国企业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在稳增长、促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自明。从制度本身的含义来说，执行是否完全和有效往往比制度的设定更困难。这的确是制度经济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制度也不^管制着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经济的活动，而不是全部的活动，剩下的经济活动肯定是在“体制外”进行的。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仅仅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而已，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他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和更有效率。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

制度上要创新就需要调动经济最基层当事人的积极性，因他们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周围的事物和环境。同时当他们发现了现有体制的“漏洞”或者所谓“不完善”地方的时候，应允许甚至鼓励他们充分捕捉由这种体制“漏洞”所提供的获利机会。无论是技术还是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往往就这样发生。这个过程是民间的而不是政府组织和计划出来的。所以针对现有的经济体制，不是要责怪它的“漏洞”和“缺陷”，也许最重要的是需要承认那些发生在“体制外”经济活动的“合法性”。

事实上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问题，经济活动的“合法”与“不合法”本身是虚无的，它的界限是“状态依从”，就是说在讨论“合法”还是“不合法”的时候，必须针对一个稳定和成熟的经济体制而言，在这个体制中所有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规范）都可以从这体制的基本逻辑中得到解释和寻找出它们合法性基础。而对这个结构高度变化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来说，合法与不合法的界限本身是在变动着的，所要合乎的那个“法”，正是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市场制度建设的终极目标，它的形成正是经济当事人在自由的交易活动中通过不断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出来，这正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改革初期的相当长时间内，当事人拿“回扣”一度是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那时也许拿回扣的行为被认定为“经济犯罪”或“腐败”行为，但至少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有相当多的讨论。但是如认真研究“回扣”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可能对回扣的性质做出更合理的界定，起码这件事情出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更需要加以分析研究，“回扣”的出现与非国有企业设法进入市场有关系。因旧的体制下只有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才能在国有采购销售系统或国有商店销售，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必须要打破这种制度的约束才能进入到更大的市场中去。对经济旧体制的变革往往也就是通过能抓住机遇的一些人的某种“寻租”活动开始的。这也就是所谓的“边际创新”，因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人们认定活动的原有准则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情况下，转轨事实上给人们提供了诸多可打“球”的机会。打赢了，体制就可能被突破，人们对新的做法就会有新的评判准则。甚至重新建立起“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分界限。

同样道理，看待中国的腐败现象也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和经济所处的转型期这个特征。转型期最大特点就是“寻租”活动的增长。而“寻租”活动的增长是与制度变革过程中大量创新活动相联系、相伴随，尤其是发生在企业家身上的寻租活动往往更加如此。需要特别关注企业家的“腐败”现象。一些企业家“腐败”只是因为“寻租”还没有合法化和公开化。有些企业家的“腐败”不是意味着某些体制不健全，而是体制还太落后。由于制度的落后一个企业家往往并没有得到对企业家精神足够的回报，由于制度落后一个成功创新的企业家或创业家往往因为“第一个吃螃蟹”而大起大落。所以在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不是制度不健全而是制度的落后导致大量的不公开“寻租”活动和企业家“腐败”现象的出现。用实例可帮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一个更先进的制度还是要一个健全但落后的制度。这个例子对于我们来认识转型期企业家腐败现象也会是有益的。

有一位小有名气的年轻企业家身兼两职，既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同时又担任该国有企业与外国资本联合组建的“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两个企业生产几乎相同的产品。有一次，这位企业家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他自己至今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在他当厂长的国有企业里面，有一位产品的推销员出差回来，在报销时被发现作假多报了1700元。这件事“曝光”以后便被“端”到厂长那里等待处理。处理结果自然可以料想到。这位推销员即使不被开除，也肯定要严肃处理。第二天，这位厂长顺便在“合资企业”的高层会议上讲述了这件事。结果，这件事引起了讨论。在场的外方经理表达了个人对该事件的“处理意见”。这位外方经理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企业里，那我就会从下个月开始把那位推销员的工资每月增加1700元，因为这件事说明我们对他的报酬大大低估了他的能力。外方经理的这个观点触动了我们这位中方经理，引起了他的思考和对问题的认定。他对曾经发生的这件事大发感叹，外方经理的“意见”对他的“刺激”不断流于言表。

这个案例引起我们思考的恐怕远远不止是这位推销员的行为是对还是错。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大大激励这个社会的企业家和创业家们更好地发展壮大，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会因为“蝇头小利”而在“腐败”的罪名之下身败名裂，那么我们不是去怪罪我们体制的“漏洞”，而是应该反思体制的“落后”及这种体制上的落后对我们民间创新活动的种种抑制。只有具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看待问题的观念，我们的制度才能顺利地朝前发展，来自基层的、民间的、大量的创新活动才能得到鼓励和促进，最终我们的体制转轨才有完成的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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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今世界全球走向一体化，在经济领域是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而在法律领域则是两大法系日益走向融合。就判例制度而言，大陆法系的日本、法国、意大利都建立了事实上的判例制度。通过较为完善的判例编撰制度、上诉制度、审级制度、判决书说理及违背先例的特殊程序等，这些国家确保了事实上判例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应当借鉴这些国家的判例制度，将违反判例作为法定上诉理由、建立判决书公开制度和完善判例编纂等方式建立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

关键词：大陆法系 判例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

判例制度曾经被认为是英美法系独有的制度。不过这一认识渐渐地被证明是不准确的。比较法学者茨威格特早在1984年就指出：“但是人们在最近可以察觉到，普通法与大陆法之间在这里正在接近。在大陆，制定法的优先地位和把判决看作技术性的自动制作的谬见正在衰退，人们确信制定法不过是一种可以广泛解释的概括性的基本观点的表现，并且确信法院实务以持续的判例形态成为一种独立的法源。（K•茨威格特、H•克茨著，2003）”。

我国的法律制度与大陆法系接近，以制定法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但制定法存在的缺陷如抽象性、滞后性等问题，使得某种判例制度的产生成为现实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地方法院陆续在推行典型案例制度。但当前的案例指导制度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操作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胡云腾、于同志，2008）。人类知识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任何一种创新都应当建立在前人或他人已有的基础上。判例制度是一种复杂的法律制度，因此有必要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判例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由此，本文关注大陆法系国家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判例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以期为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提供借鉴和启示。

日本的判例制度

与英美法系判例制度相似，日本的判例制度有相应的法律基础。日本《裁判所构成法》第49条规定，下级法院必须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就同一法律问题，有与先前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庭所为判决相反的意见时，该庭应向大审院长报告，大审院长因该报告，依事件之性质，命联合民事总庭、刑事总庭或民事及刑事总庭再予审问及裁判（王利明，2002）。该条明确规定了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拘束力。综合来看，日本的判例制度不仅有法律基础，而且有相应的配套制度来保障判例制度的实现。日本的判例制度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

（一）诉讼制度作为判例制度的保障

日本的诉讼制度是三审制，一审是地方法院，二审是高等法院，三审是最高法院。如果下级法院的判决违背了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先前作出同样类型案件的判决，将会在上诉中被撤销。这在事实上确保了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决作为先例被下级法院服从的效力。只要各个审级的法院是独立的，这种形式的先例约束力就是有效的。我国也不例外，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会关注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判决，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的约束。可以说，只要存在上诉制度，上级法院的判决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下级法院，并对后者将来审理案件构成一种约束。不过，由于我国是两审终审制，由于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这种基于诉讼制度审级而产生的先例约束力受到限制。此外，虽然法院组织法和宪法规定了我国上下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我国法院各审级的独立性并不够，下级法院法官在审理一些案件前，常常会请示上级法院的法官，这使得上诉制度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改变两审终审的制度也曾经是司法改革的方向之一。不过，在两审终审制度没有更改之前，下级法院的法官更多的是去关注上级法院法官现在的想法，而不是关注上级法院法官之前的想法和做法。这二者都会减弱诉讼制度对判例制度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现有的诉讼制度尤其是审级制度不能成为判例制度的有力保障。

（二）规定了最高法院要在一定程度上受自己先前判决的约束

只有下级法院服从上级法院的先前判决，而最高法院可以不服从先前判决，有效的判决制度仍不可能建立。日本法院法第10条第3项中：“关于宪法及其他法令适用的解释、意见与以前最高法院的审判不同时”，必须在大法庭（由15名审判员构成）进行审判。变更判例的权限之所以限定在大法庭，是出自于防止小法庭相互变更其他小法庭的判例，通过对变更判例采取慎重的态度力求提高解释法律的统一性及稳定性之考虑（后藤武秀，1997）。

日本最高法院包括了由15个法官组成的3个小法庭，每个小法庭5个法官，平常审理案件由小法庭进行。如果最高法院要改变以前自己的判决，必须由15个法官全部出庭，组成大庭，才能改变判例。由此，如果最高法院要改变自己的判决，需要特殊的审判形式，这种程序上的要求确保了最高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会服从先前自己的判决。这对于构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而言，意义重大。我国现有的典型案例制度并没有强调最高人民法院自身要受典型案例的约束，因此最高法院可以不遵守自己先前的判例，这是现有制度的一大缺陷。既然最高法院都可以不遵守自己先前的判例，下级法院在判决前也不会认真考虑服从最高法院的判例和自己先前的判例。

（三）将违反判例作为上诉的绝对理由并确保下级法院遵守判例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05条第2项里提到“做出与最高的判例相反的判断时”、第3项里规定“没有最高裁判所的判例时，大审院或者上告裁判所之高等裁判所的判例、其法律施行后的控诉裁判所之高等裁判所相反的判断时”之作为上告的理由规定。民事诉讼法第394条、民事诉讼法规则第48条也做了类似的规定，通过将违反判例作为上告理由，从而赋予上级法院或最高法院先前判例的实际约束力。这个规定可以说是判例制度的基石。因为只有规定了违反判例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后，遵循判例的义务才具有实效。如果没有规定违反判例的责任，判例制度就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当前的典型案例制度就存在这个重大的缺陷。法院违反上级法院和自己先前的判例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法院就不会认真考虑先前判例的推理和说理。即便律师在诉讼过程中提出了先前的相关判例，法官也会以判例不是法源而拒绝考虑。这导致典型案例制度并无太大的实际意义。

在日本，通过审级制度、更改判例的制度和上诉制度，最高法院和上级法院的判例获得了对法院自身以及下级法院的实际约束力，这是日本判例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判例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其研究、学习在法律上占有重要位置。

判例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判决文书的公布和编纂。因为判例被公布和编纂后才能被人们所知。日本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公布和编纂制度。日本的判决文书编纂分为官方主导和民间主导两类。官方主导主要是最高法院还有8家高等法院，各自都会编辑出版的裁判例集。由法院内的最多不超过7个法官组成的判例委员会来负责。判例委员会不仅要决定案例的遴选，还要决定其中一个干事会草拟的判例的判决事项和判决要旨和参照条文是否合适。最高法院事务总局也会选择性的编辑出版地方法院和简易法院的民事判决，称为下级裁判所民事裁判案例辑。民间的出版很活跃、很多（朱芒，2008）。判例在法科学生的学习中也很重要。日本的法科大学生往往从本科二年级就开始进行阅读法条和判例的训练。反观我国，判例的公布就很成问题。理论和实务界都有呼吁所有判决书上网的声音，但一直未能实现。在判决书的编纂上，我国也未能形成较为成熟的编纂制度。

法国和意大利的判例制度

虽然没有法律明文的规定，但同为大陆法系的法国和意大利也存在事实上的判例制度。法国的私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法院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法院在《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第1款略显单薄的基础上形成的严格责任原则，在法国法中已经得到广泛承认。不仅以此为基础处理交通事故，而且在那些由某人监管下的物致人损害的无数案件中，监管人也负有责任（勒内•达维著、潘华仿等译，2002）。由此，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的要求，法国判例发展了事故法。这种法充分考虑了现代高技术社会中的特殊危险，远比民法典编纂者设定的损害赔偿制度可取（张骐，2002）。《民法典》对工业和交通事故、肖像复制和大量的出版物传播等案件没有规定，法官们通过司法判决发展了法律，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现代法国侵权行为法差不多完全是由法官制定的法律（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等译，2003）。在法国，民众信赖议会和一般法院去创立劳动法并加以实施（勒内•达维著、潘华仿等译，2002）。在劳动法方面，法院发展了有关雇工和职员社会保护的规定，而且现在还阐述了这些重要的法律领域已经在民法典之外稳固地存在，并且被进一步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判例法发展的法律部门（张骐，2002）。法国的著名学者孟德斯鸠曾主张法官是法律的喉舌，认为法官只能机械地宣布法律、适用法律，这种认识也曾一度成为法国对法官认识的主流观点。但我们可以看到，法官所发展的法律在法国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知，法国的判例发展了劳动法、家庭法和继承法以及过错推定理论等方面的规定。不仅法国的私法依赖于判例制度，其公法也是如此。法国的行政法基本上是在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法国的行政法院自成体系，早期的行政制定法规有限，使得法官在许多情况下无法可依，只能在判决中决定案件依据的原则。法国行政法学家弗雷德尔讲到，如果我们大笔一挥，取消全部刑法条文，法国将无刑法存在；但如果我们取消全部行政法条文，法国的行政法仍然存在，因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不存在于制定法中，而存在判例中（刘珊、梁海彬，2008）。

由此可知法国的判例制度在法律体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茨威格特认为，欧洲大陆不存在任何强行规定法官必须受上级法院判决拘束的法律规则，但实际情形则不同。“在现今的实践中，法国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像英国或美国上诉法院的判决一样，可望得到下级法院的遵循”（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等译，2003）。这一点也为法国学者所认同。达维和德•维里斯在《法国法律制度》中指出：法国的判决作为先例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尽管法国法院没有正式遵循先例原理，但仍像其国家的法院一样，具有一种遵循先例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对高级法院的判决……当然，法国最高法院总是可以自己先前的判决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它不会这样做……下级法院对待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态度，实质上颇类似普通法各国下级法院对待上级法院判决的态度。甚至最高法院判决确立的单个先例也被遵循，尽管这可能作为一项判决的惟一根据加以引证。但是，某些因素可导致下级法院寻找理由作出违反最高法院先例的判决。这种因素之一可能是出自根据新的情况，法院不应遵循最高法院旧判决的愿望（转引自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等译，2003）。

由于判例在法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判例也成为法学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法国的法律学习中，研究判例是法律人的基本功课。在法国的判例制度体系中，最大的判例制度莫过于宪法判例集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的核心制度也是判例制度形成的。和法国同仁沟通交流，发现他们在谈论法律适用时很少首先谈论法律，因为他们认为法律的东西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们的法律技术首先是精通判例。在法国的法律中，判例在法律构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甚至说，评判一个法学院的学生的功底恰恰就在于评判他们怎么样读判例，因为只有判例才显示司法的生命（程春明，2008）。由此可见，判例制度在法国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制度，法国形成了判例的制作与判例的研究之间良好的互动。此种判例的理论与实践值得我国借鉴。

判例法的特点及其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建设的启示

（一）判例法的特点

1.判例对于本级法院和下级法院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没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上述大陆法系国家法院的判例对于本级法院和下级法院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这主要通过上诉制度（违反判例构成上诉理由）、审级制度（违反先例的判决可能被撤销）、判决书说理制度等予以实现。正是这些约束赋予判例制度以实效，使得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必须要认真考虑既有判例，从而实现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自然正义原则。此外，学术界对判例的研究、讨论、辩驳也是形成判例共识的重要因素。判例共识对于法官会产生较强的说服力，避免极不合理的判决出现。

2.良好的判例公布制度对建立判例制度不可或缺。判例制度首先要求人们知晓判例、学习判例。上述大陆法系国家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判例公布制度。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编纂机构，都将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很好地整理公布。判决的公布为人们研究、讨论、辩驳法律问题提供了前提，也会促使法院的判决更加趋于合理化，因为判决的公布本身就是对法院的一种约束。

3.判例制度是一个系统，包含了多个方面的内容，如判例的约束力制度、判决书说理制度、判例编纂制度和判例研究学习制度等。因此，构建判例制度需要考虑一系列的因素后方可实现。就此而言，我国目前的典型案例制度过于简略和粗疏，缺少相应的配套制度。

（二）对完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我国由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定期或不定期总结和的典型案例，仅对下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起到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仅具有参考意义，不具有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更不具有实际的约束力。因此，现有的典型案例制度未能发挥类似案件类似处理从而实现公正的作用，更不能积极回应经济急速发展中的疑难问题和新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移植了西方法律，通过大规模立法来推进改革开放。但制定法存在着自身的缺陷，例如抽象性、滞后性、僵化性等，使其不能更好地回应社会的需要。因此，通过迅速立法来推进改革开放的做法渐渐失去了其最初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法律制度应当回应现实的需要，当制定法不能很好地回应时，应当发展新的制度。具体来说，我国应当借鉴上述国家的判例制度，完善案例指导制度。

1.将违反先前的判例作为上诉的法定理由。仅仅通过司法解释一般性的规定判例的约束力是不够的，因为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总会找到各种理由规避先前的判例，从而事实上不遵守先前的判例。为克服这种缺陷，笔者认为还应该将违反先前判例作为上诉的法定理由。如果当事人认为法院没有遵守先前的判例，就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由此，初审法院是否遵守判例就会受到更高一级法院的监督。此外，如果终审法院不遵守先前的判例，当事人还可以此提起审判监督程序。一言以蔽之，只有将判例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判例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2.判决书公开制度。判决书公开可以说是判例制度的精髓。通过公开判决书，法官在判决中的说理、推理可以被公众知晓，甚至论辩。法官是否遵循先前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会受到社会的监督。这在英美法系中尤为突出。英国上千年的判例现在都还可以查阅甚至引用。在大陆法系国家，判决书公开也是发展的趋势。虽然有众多人士呼吁公开，但我国的判决书公开程度较低。事实上，现在有电脑和网络，判决书公开在技术上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公开后法院就受到了更多的监督，因此判决书公开并不为法院所赞同。但判决书公开却是判例制度的基石。只有判决书都公开了，人们才可以进行编纂、学习、研究、讨论。判例中所蕴含的法理才能为人们所知。因此，判决书公开是完善我国判例制度所必需的关键性步骤。

3.判例编纂制度亟需完善。目前判例的公布存在多个主体、多种形式：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典型案例、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版的《中国案例指导》丛书、有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庭公布的案例选编、有地方各级法院制作的案例选编。这些案例公布的形式多样，缺乏统一性。最高人民法院应制定相关规范，由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来具体负责编纂案例，将其提升为判例，以指导下级法院的审理工作。此外，判例编纂应注意判例发展的连续性。目前的判例多是按照大的专业领域、依时间发生的先后来编排的。这种编排方法不利于法官和研究者发现判例中的规则及其发展过程。因此，判例编纂应当以判例中涉及到的相关专业领域某一法律规则的演变来编排。这种编排体例可以形成一系列的判例。此外，判例的编撰还要注意保留案件事实，不能将事实过度抽象和简化，因为事实与规范是共存的，离开案件事实，规范就失去了针对性。事实是规范存在的土壤，规范不能离开事实而独立存在。

4.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应当更多关注法院的判例。判例应当成为法院、律师、学者对话和交流的焦点。这种多角色的参与，使得最终有效的判例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从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法学教育也不能仅讲授法条和法条背后的理论，更应以判例来验证法条和理论。甚至以判例来发展法学理论。如此，中国法学就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性”，走上了建构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邓正来语）之路。法学就成为更具现实性的学问。法学学者不再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创造出自己的理论。

结论

理论随现实的改变而改变，法学理论亦是如此。因此，关于大陆法系没有判例制度的说法被现实改变了。事实上，法律制度往往是为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改变。由此，日本、法国和意大利虽为大陆法系国家，但其法律制度却逐步发展出了判例制度。判例制度弥补了制定法的不足，满足了社会生活的需要，推动了这三个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处在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社会对法律制度提出了多种需要，制定法并不能完全满足这些需要。有鉴于此，我国应放弃将制定法作为唯一正式法律渊源的观念，在现有典型案例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由此，我国的法律制度将能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推动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等译.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

2.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法学研究，2008（6）

3.王利明.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载王利明著：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代序

4.后藤武秀.判例在日本法律近代化中的作用.比较法研究，1997（1）

5.北航法学院主办的法学沙龙.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成文法系中的判例和成文法的关系.朱芒的发言，载北航法学网beihanglaw.省略，2010-1-2

6.勒内•达维著，潘华仿等译.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的比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篇5

[关键词]区域循环经济水权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合作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形式的互动合作增强了区域间的整体经济实力，使不同地区能够得到共同发展。但这种增长方式仍然是以粗放型方式为主，是以无计划的利用环境资源而换来的。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继续飞速发展，其与自然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尖锐。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资源环境遭到破坏后，经济赖以飞速发展的基础减弱，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要平衡两者，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在环境资源中，水资源是各行各业生产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生存并自我修复的关键要素。因此，发展区域循环经济就应首先面对我国现有的水资源特点，利用建设有效的水权制度使水资源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持。

一、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同志曾经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句话表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是发展区域循环经济。

从理论层面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建立在区域经济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上的经济形式。即指在一定区域内，以循环经济理论原理为指导，以区域经济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模式。区域循环经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首先区域本身就既可以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工业园区，也可以表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因此区域循环经济可以是在其区域内部的企业、工业园区等单元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和更大深度上实发展的循环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组成单元，只有区域循环经济很好的建立并发展起来，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优化，真正建立起节约型社会，实现整个社会的循环经济发展。

从实践角度上讲，区域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最终目标是使区域内的经济、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达到共同的和谐发展，其实质是在充分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4R”原则（减量化原则、再使用原则、再循环原则、重组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种生产原材料和生产废弃物相互之间的交换建立起来生态产业链。

区域循环经济的主要特征有：

1.由点及面的发展模式。一个区域内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同，发展程度有差异，因此不能全面铺开发展循环经济。首先根据区位优势理论和自然资源的实际禀赋，选择区域内的重点地区；接着选取该地区内的核心企业，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对该企业进行试点，从而带动整个地区，进而整个区域发展循环经济。

2.与区域资源紧密结合。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离不开目标区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充分的了解区域内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建立合理高效的产业群，大大提高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优势。

3.生态化产业链。在实现循环经济的区域内，各产业的原材料和废弃物均会被其他产业利用。一个产业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产业的原料得以再次进入生产循环，使整个区域的资源投入减量化，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压力。

可以说区域循环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了一个地区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把发展区域循环经济作为建设区域生态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工程，纳入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与我们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是一致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发展循环经济之路的决心。

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不仅经济发展对环境资源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同时环境资源本身的一些特点也会成为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瓶颈。

二、水权制度的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在发展区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构建和管理是实现区域循环经济，进而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作为水资源管理手段的一种，水权制度的建设是为了维护河流湖泊的生态系统，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目的是通过水权的合理有效配置，平衡人类用水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使人们有序合理的开发利用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对水权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和实践，为我国的水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澳大利亚的水资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水权指水资源的使用权。澳大利亚建立了水权分配制度，并培育水市场，鼓励通过市场合理配置水资源。其最早的水权是实行河岸权制度，即与河道毗连的土地所有者拥有用水权，并可继承。20世纪初，联邦政府又通过立法明确了水资源是公共资源，归州政府所有，由州政府调整和分配水权。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从1983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交易额越来越大，有关的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水市场已基本形成。这一水权管理制度的实际实施促进了节约用水，同时也促使水资源按市场规律自行合理配置，提高了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与效益。

美国的水权制度以层层详细的法律形式体现，且因州而异，如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采用的是河岸权，在干旱的西部采用的是优先专用权。法律中包括地表水权、地下水权、州际间的水权配置等多个方面，具体又分为滨岸使用权、优先专用权、公共水权等各层次。而美国联邦政府对水资源管理的介入不以水资源分配为目的，其主要是针对水质保护。

在加拿大必须持有用水许可证或根据水法获得批准才有权使用地表水。用水许可证是流域水资源管理机构审批的有效法律文件，规定了水权的条件和期限，其中包括取水地点、优先日期、最大引用量、用水时间等详细规定。而通过水法获得的批准是由水资源管理部门发行的时间短于一年的用水证明。[4]南非是一个缺水国家，降水分部不均，用水压力大。1997年的《供水法》确定了水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资源，交由政府相应的权力来确定水资源的获取人和获取量。该法提倡梯级收费，想要使用更多水资源的用户需交纳更多的水费，既等同于对超额用水的罚款。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尝试通过建立水市场进行水权转让。

我国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分布不均，以东南部水量最为充沛，西北部多为缺水地区。随着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情复杂，各流域水资源丰贫不均，各区域发展程度不同，个别地区对水资源的归属问题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致使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制约了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更不用说建设区域循环经济达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因此如何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管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建立合理的水权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利用水权能够很好的解决水资源现状存在的一些问题，使水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缓解或解决不同地区争水吃的现象，促进不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特有的国情和水资源分布情况，我国应当建立适应自己的水权制度。目前关于水权制度的概念和建立方式尚未完全形成定论，我国在这个领域内尚处于探索阶段。而水权制度可从不同方面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1.水权制度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我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很大，其中水资源的丰缺度是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一般沿海或沿江城市和地区较为富裕，经济发展较快，而西北部缺水地区则相对发展速度较慢。因此我国陆续的进行了多个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就是要把水源充沛地区的水资源引入水资源缺乏的地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改善，进一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如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正是基于此目的，使受水区的城镇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农业用水等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满足。

在跨流域的大型调水工程的水资源配置中，应当引入水权的概念。因为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所以水资源的配置就会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区和城市，那么这些地区和城市就会面临如何分配新增调水的问题，将水权概念引入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具体的引入方法可以将水权作为某种因子加入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中，建立基于水权因子的优化配置模型，从而算出受水地区或城市的分配水量。

2.水权制度对水资源的保护

在我国，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人们。而这种使用权不是无限制的，一旦水权问题得到明确，一定地区的人口，其可支配的水资源是定量的，有限的，因而在开发和使用时就不得不考虑投入产出效益，考虑经济和社会效益，上游地区不能因为取水便利而无节制用水，下游地区也不会因为取水机会差而失去生活、生产的基本用水条件，同样会以水权限度内的水资源来安排和发挥出最佳综合效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水权确定之前，使用水资源不具有排他性，而水权一旦界定明确，使用水资源就具有排他性，这对用水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合理的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水权得到合理的分配，从而使水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节约了用水，保护了水资源环境。

3.通过水权转让，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水权制度的建立必定会赋予水资源一定的经济价值，作为水资源的使用者来说，水资源的使用权本身就具有经济价值，因此更多的用水者不会只将水资源当成一般的自然资源对待，而会更多的考虑其内部的经济价值。建立水交易市场正是顺应水资源经济价值的结果。水市场建立后，更多地区或城市对水资源的使用会更加有效率，因为对水资源的使用率和利用率越高，就会节约越多的水资源。而这些多余的水资源不会像之前被浪费掉，而是将其拿到水交易市场，将这部分水转让给缺水的地区或城市，或者是用水效益更高的地区。这样以来可以间接的起到避免用水浪费、节约用水的目的，还可以通过水资源的交易对初始水资源配置结果进行修正，使水资源整体配置进一步优化，水资源得到极大有效的利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水权制度的建立能够对水资源的配置进行优化，使水资源配置趋于合理和接近实际要求，从而提高了用水效率，节约了水资源。在使各个地区、城市的各产业用水得到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护了自然环境，同时提供给自然界自我更新所需要的生态用水。使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再因为争用水资源而互相制约，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行，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金铎王树恩:发展区域循环经济，推进经济集约型增长[J].天津大学学报，2006，(7)

[2]江西省水利厅赴澳大利亚培训团: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及水权制度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江西水利经济，2008，(3)

[3]沙景华王倩宜张亚男等:国外水权及水资源管理制度模式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1)

篇6

[关键词]制度创新　区域　经济发展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得益于资本、劳务投入以及技术创新。1970年和197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专家、新制度派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和美国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在《经济时评论》上发表《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两篇论文，指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这对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和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发展不起来。所谓的制度创新，是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实际上指的是对现有制度安排的变革。因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果。

一、关于增长因素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就试图发现经济进步的根源，并分析经济变化的过程，提出了劳动、资本和土地数量决定一国的总产出。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把区域经济增长看作是劳动力(L)、资本(K)和技术进步(T)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人力资源(H)概念的引入，把外生的技术进步内化了。新制度经济学继续向前走了一步，把制度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统计资料表明，技术进步对现代经济增长，尤其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通过界定产权，以高效率的经济组织替代低效率的经济组织，建立分担外部性风险的制度，即使在生产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二、制度创新的一般分析

所谓制度创新，是指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制度创新主体为获得潜在收益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制度创新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制度是重要的”。“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最终决定力量。

诺斯的两大“历史发现”：一个是对1600-1850年世界海洋运输业生产率变化原因的考察；另一个就是对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考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地位。在1600-1850年的2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出现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要技术进步，但是，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也就是说，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根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诺斯认为，出现解释不了的“剩余因素”的原因，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降低费用，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致使经济增长。1973年，他与托马斯合作发表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则在对欧洲经济史重新考察的基础上，指出了那种把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产业革命结果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等等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或者说，产业革命并不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而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

三、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D・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构成了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社会工具”或“社会资本”，这种工具的好坏，这种资本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中进行的制度所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社会中所有公共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从资源开发到资本积累，再到技术创新，无不受制度安排的支配。有效的制度安排，鼓励并促进着社会的资源开发、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因此，制度决定着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决策结构、信息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从而决定着经济变化的走向是增长、停滞还是衰退。

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就在于：一个效率较高的制度的建立，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使劳动、资本、技术等因素得以发挥其功能，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制度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是因为制度的变化具有改变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改变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当引入一种新的制度后，就为每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规定了约束条件，制度的变迁也意味着约束条件的改变。因此，制度创新正是通过改变交易规则来为区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1873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鼓励西部草原植树法案》规定，任何人只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40英亩树并保持10年以上，就可获得160英亩土地：1877年3月颁布的《沙漠土地法》规定，如果移民在产权申请登记后3年内灌溉了土地，即可按每英亩25美分的价格购得640英亩土地。这两项法案的出台，极大地调动了拓荒者的积极性，推进了开发进程。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是非均衡的，由最初的“极化”向“扩散”转化构成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正如佩鲁指出的那样，“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最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而且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

第一，制度创新可以改变激励机制。制度创新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激励机制一方面反映了个人工作努力程度和报酬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关系。不同制度安排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好的激励机制能够把个体的努力程度与报酬、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紧密结合，在增进个体福利的同时增进社会福利；而差的激励机制要么使报酬与努力程度脱节，要么使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脱节。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就来自于不同制度设定的不同的激励机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定产权以便成一种激励，使得个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刘易斯说，“制度促进或者限制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对努力的保护，为专业所提供的机会，以及所允许的活动的自由”，指出制度对经济努力所起的激励作用。

第二，制度创新可以提高资源配置。制度创新把资源从非生产性或生产效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性或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通过设定新规则，把人们的努力及资源引导到生产性的创造财富的部门，这种创新虽然不能改变资

源禀赋的状态，但却能向外移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在不改变资源总量的情况下，增加产出与积累。创新的作用是把人们的努力从争夺既定财富分配的斗争引领到争相创造财富的有序竞争中，这种过程可以看成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制度创新孕育出新的社会生活秩序。通过制度创新可以挖掘制度的效率潜能，使社会制度体系不断接纳新的变化，从而使其更具有弹性和活力，促进社会各领域的共同进步和经济的增长。

第三，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创新可以减少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优化交易行为来提高产出增长率。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理论关于理性经济人和零交易费用的假定：一是采用了西蒙“有限理性人”的假定，有限理性人的行为特征是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二是提出了正交易费用的假定，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现实交易活动中获得信息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它们区别于生产成本为执行合同本身而发生的成本，交易成本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而会随之不同。通过制度创新可以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节省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地促进产出和经济增长，即交易费用是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由于交易费用主要用于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易行为的协调，不用于直接生产过程，因而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交易费用的大小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效率。落后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政治制度不稳定，交易风险增加，机会主义盛行，无形中增加交易费用，使人们没有动力去寻求有效的产出。因此，对于落后国家来说，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减少交易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有效地促进产出和增长。

四、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

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种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率。人类发展中的合作与竞争形式以及组织人类活动的规则引导和确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17世纪欧洲各国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率，从每个国家建立的产权性质中可以找到答案。

区域开发的制度结构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区域开发的法律制度；二是区域开发的激励制度；三是区域开展的约束制度。法律制度涵盖了区域开发的目标、程序、路径、产权保护、市场秩序、交易规则等；激励制度则包含了各种优惠政策和激励的机制；约束制度包括了区域开发中的一些限制和开发的条件。

一种制度的确立并非永恒不变的，制度能刺激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因此，经济要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促进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建立了一个制度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即在现行制度结构下，当外部性、规模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的制度创新可能应运而生。所以，区域经济发展是在创造性破坏中推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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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浅析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黄乐

[摘要]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 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已成为各国促进经 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以及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发展的现状，针对目前人力资本投 资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 长的政策与措施。

[关键词]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投资

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 题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所面临和关注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十分关注经济增 长，并将其作为优先研究的问题。在理论界，经济学者对影响经 济增长因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资本 决定论到技术进步决定论再到现在的人力资本决定论。通过这 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有效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率

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不同国 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为劳动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 贡献度的差异。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 变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先决条件。在物质 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更熟练的生产技能可以提高物质资本的有 效利用率，减少资源的浪费。有效的人力资本能够发现更合适 的工艺流程，提高资本的产出；能够建立和适应新的管理模式 和生产组织形式，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2、有效的人力资本推动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创新，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促进科 技的进步。人力资本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源泉，是技术扩散的必 要条件，也是技术应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因此，在知识经济与 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下，人力资本既是引进吸收和消化先进科学 技术成果的中坚力量，又是自主创新、进行研究与开发的主体， 更是增强技术应用效率的关键。有效的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是 持续推动技术进步、形成技术优势的主力军。

3、有效的人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践证明，总投资与GDP的比值与 以教育成就和健康为形式的人力资本具有正相关性。因此，有 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将会形成对物质资本的聚集效应，使人力资 本与物质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趋于和谐；二是有助于增强产 业转换弹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 份额的改变，以及劳动者在各产业中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有效 的人力资本因其“合适”、“有效”的知识技能而具备较大的就业 弹性和较强的产业转换与适应能力，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 行提供保证。

4、有效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减缓经济波动

理论界和实务界大都认为经济波动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在减缓经济波动、延长经济周期 上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挥要素生产作用，利 用其边际报酬递增的特性使经济增长得以延续，防止经济的大 起大落；另一方面，以消费为基本表现形式的人力资本生产和再 生产过程有助于改善总量需求结构，从而减弱经济波动。

二、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已被 逐步认识。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人力资 本投资的实际收益低于其潜在的收益，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 大差距。

1、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呈上升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 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以人力资本投入的主渠道教育作考察对 象，自1978年以来，我国教育支出在绝对数上有了较大幅度的 提高。在教育方面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规 模，教育投入、产出能力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世纪90年代 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迅速发展，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一直保持在 97％以上；中、高等教育发展较快，每万人口的大学生数量由 1978年的1.7上升到2009年的21.2；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 种社会办学迅速崛起，私立学校、民办学校及各种研讨班、技术 培训班为广大民众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与社会智力投资 有关的图书、杂志、报纸的印刷数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地区差距明显

(1)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异。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主 要有未来收益法、累积存量法和教育收益法。由于人们一般认 为，教育形成的知识是构成人力资本的核心内容，人们受教育 的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的存量就越大。教育收益法正是基于这 种观点，因此，本文采用利用教育收益法计算出的人力资本存 量进行比较。2009年我国广东省人力资本存量(81036.53)高于 我国其他省的人力资本存量，其中，主要是由于广东省6岁及6 岁以上人口数量高于其他省份。河南省和山东省人力资本总量 略少于广东省，其人力资本总量分别为75096.42和75958.37。 而地区在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口数量上都远远小于其他省 份，分别只有1558.87和278.88万人。

(2)人力资本质量存在差异。人力资本的质量差异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我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8年， 但仍落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2009年美国和日本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均比我国高出5年左右。但是，除地区平均受 教育年限较少之外，我国其他省份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都在8 年左右。其中，我国北京、天津、上海地区已经远远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二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的省份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 比重也高于其他省份。北京、天津、上海的大专以上人口比全国 要高出10个百分点，而与其他比重较低的省份相比，高出15 个百分点以上。三是我国高中(含中专)人口所占比重差异较 大，平均比重约为6.7％，比重最高的北京与最低的贵州、云南高 出近25个百分点。

(3)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存在差异。影响资本积累能力的因 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医疗卫生设施等。从经 济发展水平来看，现阶段，东部的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 低。北京、天津、上海的人均GDP均已超过6000元，而中部人 均GDP只有3850元，西部的人均GDP还不到北京的三分之 一，只有1880元。从政府和人民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来看，东 部地区的人均教育经费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最高 的上海是西部城市中最低省份的5.6倍。从医疗保健支出 来看，除了北京、天津、上海的医疗费用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其 他省市的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相差不大。

三、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建议

据测算，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35％，而发达 国家占到75％，这表明我国还未能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发挥人力， 资源的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很大。研究和制定加大人 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与措施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1、加大资本落后地区对人力资奉的投资，尤其国家教育经 费的支出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对经济的影响。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面是教育投资，而教育投资，尤其是基 础教育投资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防、科研一样具有公共产品的性 质，因此，在教育投资中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是一个重要 方面。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由于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重视物质 资本的投入，相对而言忽略了人力资本的投入。虽然我国近年 来对教育较为重视，并且也尽量提高了我国居民的教育水平投 入，但是，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来说，教育的提高速度是 远远不够的。如何改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源方面的整 体劳动力素质低、人口众多等问题，即如何使“人口”变为“人 手”的延长和“人脑”的扩大，是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与任务，而 这些又依赖于教育投资的积蓄即人力资源的资本化的过程。

2、加速人力资本市场的建立

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本的配置同其他任何资源的配置一 样，都是通过市场进行。人力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力资本优化配置的有效基础。首 先，健全人力资本市场机制。人力资本市场是直接进行人力资 源配置的手段和途径，它通过人力资本的供求机制、竞争机制、 工资机制等的相互作用，促进入力资本的合理流动，实现人力 资源配置的动态平衡。其次，推进人力资本市场的信息化建设。 积极发展网上人力资本市场。创造条件开展网上招聘，应聘人 才推荐远程面试等活动；鼓励和促进人力资本中介服务机构建 立信息共享的机制；制定统一的人力资本市场信息指数体系， 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预测，定期人力资本市场供 求等方面的信息，发挥信息在人力资本供求机制中的导向性作 用，为社会提供人力资本信息服务。再次，加强人力资本市场的 法律法规建设和监督。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必须有一整套有关 人力资本投资、开发、使用、流动等方面的组织规范和管理体制， 市场运作设计须能保证资本的投资者、所有者、需求者迅速公平 地参与交易，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并且保障人力资本 的供应者和需求者两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创造一个公开、公 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实现人力资本市场的规范有序运作。

3、健全多种培训体制，打造人才成长通道

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要求劳动者必须及 时进行相应的培训，有针对性地积累人力资本，大力发展多元 化的职业培训机制，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使人力资本水平与 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相适应。一方面，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 和新技术的发展，企业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培养在职员工学习新 的技能和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受教育水平 较低的农村人口较多，需切实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 训。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农村劳动力 逐步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上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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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统计年鉴[Z]2009.

篇7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福利制度；转型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74-05

收稿日期：2011-07-18

作者简介：江治强（1976-），男，山东安丘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二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水平。推动社会福利转型是培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及今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点，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应当在增进国民福利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两者之间实现最佳的平衡和协调。

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从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一些专家曾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作过研究。60至80年代，国内学者刘国光提出应通过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1995年中央在“九五”计划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我国实际出发，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概念。相比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和宽泛。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方式反映经济的运行体制、产业的结构形态、要素的配置机制、产出的分配格局以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一定阶段上实现经济发展的理念、手段和模式的总称，也是一个衡量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相统一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并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发展目标的调整而不断地演进和发展，当与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时，改变原有的过时的发展方式就成为新的约束条件和发展目标下的必然选择。因此，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主要是指促进经济发展从落后的、不合理的发展方式向高效的、合理的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等因素的变化，我们对过去的经济增长及其实现模式的反思、调整和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经济发展仍然没有摆脱技术优势缺乏、创新能力不足，过度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如果说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立足于我国劳动力低廉、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国内市场尚未饱和等优势的传统模式，那么在后工业化、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双重压力不断加剧，随着过去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以及发展约束的不断强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模式的弊端将不断显现，从而对经济发展能否可持续、能否全面协调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出一条增长与发展相协调，具有发展后劲的集约化、可持续的发展之路无疑是我国现阶段不容回避的重大战略抉择。在这方面我国仍然具有很多优势和有力条件。首先，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人力资本大国，过去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优势，如果我们能够把提升劳动力素质放在首位，加强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和职业投资与扶持，必将使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优势。二是中国过去依靠扩大投入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工业化向中后期发展，降低了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并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积极适应工业化中后阶段工业贡献率逐步下降的趋势，变压力为动力，利用现有产业提供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面向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主的社会服务业，培育经济增长点，必将极大地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三是目前我国已经初步达到小康水平，从1978年到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8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倍，人均GDP突破4000美元，同时，我国农村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城镇常年有2300多万贫困人口靠低保金维持生活，即使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地区，仍然有大量的特殊困难群众需要政府的救助，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看病、就业、住房等问题还比较突出。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高，有着潜力巨大的消费意愿。如果我们有效实施以扩大消费需求为重点的内需战略，切实增强中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对于扩大社会即期消费、稳定社会消费预期，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协同拉动经济增长局面的形成必将十分有利。四是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呈加速发展态势，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已经刻不容缓。如果我们能把养老服务事业作为一个能够创造产值的产业来认识，积极引导和扩大社会参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增强社会的养老服务功能，对于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五是我国的发展理念正在由如何“做大蛋糕”向如何“分配蛋糕”转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在深入贯彻，这是执政和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真正实践分配正义的原则，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最小化，并使之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社会成员中合理分担，确保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不难形成良好的社会基础。

上述基础和条件的存在，正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优势，但是要将此转化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以往经验表明，单纯在经济领域谋划改革往往难以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持续的问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长期缺乏社会政策的协同，过于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指标，弱化了社会发展指标，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割裂。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举措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需要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结合最为紧密的领域即社会福利领域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措施。

二、发展社会福利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结合上述分析，从长远看，应把发展社会福利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支点。社会福利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连结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两大系统的基本政策，是国家和社会旨在增进和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一种基础性制度。一般而言，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为社会成员免遭各类原因导致的收入损失，降低社会成员生存风险，从而确保社会合理收入差距，为社会经济转型提供基本的安全网；二是提供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改善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从而增进社会资本，确保社会再生产效率的提高。社会福利制度所发挥的积极功能不仅维持着社会的常态发展，对于社会风险管理也起到了促进作用，西方国家二战结束之后的社会恢复建设对此已作出了证明。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正经历着从匮乏社会向丰裕社会的转变，以及国家竞争力由资本和劳动力为主向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转变过程中，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福利，从宏观上看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和人口老龄化深刻变化的必然选择，从微观视角看是适应生产要素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就业方式转变、家庭规模缩小、社会流动加剧等诸多影响发展方式转变因素变化的必然要求，是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目标所决定的，是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存在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巩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果的关键所在。

其一，从价值导向上看，发展社会福利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之所以等同于GDP增长，偏重总量和规模，轻视资源、环境代价，带来了“有增长、无发展”、“先发展、后治理”的局面，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缺乏科学的价值导向，没有理解发展应是增进社会净福利的发展。社会福利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既包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人们衡量和判断发展成果和发展绩效的社会标准，在全社会普及这种理念并使之付诸实践，就易于树立和坚持全面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经济发展中就必然会对长远利益和短期目标作出合理规划，并兼顾数量和质量、总量与结构确定发展指标，会把减少损失看得比增加福利更为重要，从而真正使经济发展成为以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为最终目标的发展。

其二，从扩大内需来看，发展社会福利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拉动力。据研究，我国在2000年就已实现了温饱型小康[1]，绝大多数家庭满足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而总体消费率却呈现连续下滑态势。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80年代初的67%下降到48.6%[2]，从2000年到2008年的8年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57.5%下降至34.7%，消费需求拉动国内生产增加值的增速低于投资和出口拉动6-8个百分点[3]，消费不足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就长远看，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重心在于提高消费性投资的增长率。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是公众承担公共事业市场化改革所带来成本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公众对未来支出普遍持有不确定性预期，这两方面原因又与我国总体社会福利事业供给不足、发展滞后有关。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和社会救助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直接涉及居民消费，不仅能够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直接增加即期消费，重要的是有利于稳定消费预期从而促进内需驱动机制的形成。

其三，从经济结构调整看，发展社会福利服务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0%，而我国服务业发展却明显滞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远没有得到释放。应该说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产品短缺问题，但是随着资源约束的加大，偏重工业和低层次的经济结构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逐步暴露，特别是造成了资源使用效益低下，资源环境代价过高，低水平建设、低层次竞争的现象难以根本遏制，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不能提供高层次就业岗位，进而又固化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导致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有关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的服务业在今后10年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可以有效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可以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4]。在这方面，养老服务业是朝阳产业，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产业，不仅是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形势所迫，也具有极大的需求拉动效应。因此，必须优先考虑发展养老、社区服务等社会服务事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发展，以此带动价值形态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其四，从人力资本角度看，根据有关研究，目前对“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的认识已渐成共识，这很可能意味着从“十二五”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会低于总人口增长率[4]，劳动力供给将加剧呈现下降趋势，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减弱，必须加快培育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同时，随着人口供养比的提高，劳动人口的负担程度将会不断加重，对家庭提供相关服务和扶持必将逐渐提上日程。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大量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部分人口享有的社会保障与其贡献极不匹配，并导致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亟待给予特殊关爱。因此，实施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福利政策，加强对家庭和劳动人口的保护和扶持，扩大对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特殊困难人群给予关爱，对于我国加快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看来，社会福利政策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提升民生保障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优势和条件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以适度普惠为取向加快发展社会福利事业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打破了依托集体和单位的传统福利体制，逐步建立起以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等贫困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促进不同阶层和群体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社会福利发展水平还不高，不适应满足人们对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只有加快社会福利制度转型，才能充分彰显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好地兑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承诺，也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持久的内生动力。

着眼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发展理念、经济结构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我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应当以适度普惠为方向，以扩大覆盖范围、拓展制度体系、完善保障功能为主要内容，推动建立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社会化的社会福利体系。为此，需要立足实际，加快把以补缺性、救为主要特点的现行社会福利改造升级为制度健全、功能完善、水平较高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为此，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整合完善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我国在概念上用“社会保障”而不采用“社会福利”来统括制度利体系，专指以保障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贫困群体和特殊群体为主，以提供收入保障、物质援助和社会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制度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狭义概念。在此框架和范畴之下，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在内容上侧重于保障基本生活，具有救，在制度定位上主要为弥补市场和家庭保障机制的不足，具有补缺性。这种狭义的福利制度界定对实际社会福利供给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人单纯把民政福利称为社会福利，诸如免费教育、就业扶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政策有福利之实却不被冠以社会福利之名，这些反映了我们在打破了单位福利体制和集体互助式福利体制之后，我国的国家福利缺乏体制上、制度政策上的整合，社会福利实践存在着严重的“狭义化”和“碎片化”问题。而实际社会福利供给由于缺少以社会福利为范畴的统计指标和运行体系，又限制了社会福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必然要求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社会福利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需要在社会福利的概念界定上将狭义概念向更为宽泛的概念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把社会保险以及其他相关民生政策整合纳入社会福利制度范畴，为更广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功能提升提供制度框架。应在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为社会成员生存提供底线性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与应对新社会风险相适应，有利于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梯次性制度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功能从保障收入安全为主向以改善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为主转变。

第二，由特定对象向普惠公众拓展，逐步扩大社会福利覆盖面。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面对经济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事业，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实施高龄老人津贴、补贴制度，初步建立了儿童福利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的出台使我国城乡570万“三无”老人纳入集中和分散供养制度，扶持了61.6万残疾人在福利企业集中就业并获得了相关福利服务，使17.7万孤残儿童得到了收养和院舍教养服务，社会福利事业朝适度普惠方向大为拓展。但是，从覆盖率上看，社会福利服务对象仍然以城乡“三无”贫困老年人、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为主，社会普惠面还不广，一些需要关照的社会公众缺乏必要的福利服务。要提升社会福利的制度功能，首要任务是拓展社会福利覆盖范围，应在巩固传统民政福利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将福利服务的对象延伸到所有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及问题家庭等困难人群，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确保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和平等参与权利，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推行福利项目和政策向一般社会成员延伸。大力发展以机构养老为重点的养老服务事业，通过政府补贴、机构运营方式，针对不同经济状况老人提供低偿、有偿和无偿的养老福利服务；为居家养老对象提供补贴和养老护理、医疗服务支持。对农村居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实施就业导向性和保护性的福利服务，加快实现劳动保险、医疗、教育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救助制度向流动人口全覆盖，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关爱体系。建立面向经济困难家庭和特殊问题家庭的就业扶持、生活援助计划，实施针对儿童的营养、医疗和健康福利项目，以困境儿童福利制度为基础，加快建立关爱儿童的福利服务制度。

第三，以适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目标，加快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的社会福利资源投入机制。西方福利国家对超出经济增长速度的福利支出增长水平颇为恐惧，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重要内容，掀起了全球性的福利国家收缩计划，但是福利支出的总水平仍然占到GDP的20%左右。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足以支持这一规模的福利支出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关乎生活质量问题上选择以政府税收来支撑公共开支仍然被广泛地接受，最重要的是体现了西方福利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福利改进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发展转型交叠时期，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金支付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面临很大压力，加之扩大对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投入也将日益紧迫，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同的目标必将依赖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福利资源和投入机制。以税收为基础的政府财政既体现政府职责也是发展社会福利的基础性资源，应按照经济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的一定比例，建立并实施基本社会福利项目财政预算制度，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稳定预算机制，确保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困境儿童福利所需资金。在客观评价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前提下，中央财政发挥均衡地方财政支出能力作用，完善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方式，资金分配重点向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倾斜，强化对中央专项资金的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运营管理，切实提高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自我保障能力。建立政府财政扶持社会力量运营福利服务的制度，完善和落实鼓励社会资源投向社会福利领域的政策，使更多社会资源投资兴办社会福利服务事业。规范发展慈善捐赠事业，完善福利彩票公益金的管理使用，使慈善公益金全部用于福利事业，推进公益金购买社会福利服务。

第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福利模式极为重视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发挥，同时政府曾经一度承担无限责任，而市场化改革极大地弱化了市场主体责任，也放大了家庭责任，总体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有效合作不够。目前，我国社会经济日益发达、社会组织愈趋发育，政府的公共服务转型也在加快，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的条件日益成熟。政府发挥主导责任将是拉动社会福利转型关键因素，要在政策制订、规划、资金投入以及动员市场、社会参与方面发挥主导职能，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基本政策体系，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性和支撑性作用。要运用调控政策和优惠政策，引导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要通过市场机制优化福利资源配置，增加社会福利服务效能，推动社会福利领域实现政府与市场、与市民社会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

结 语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长期任务，大力发展社会福利有助于促成经济发展方式内生动力机制的形成。当务之急应加快社会福利向适度普惠型方向发展，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协同发展提供基础性制度保障，从而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最终目的与提升公众生活质量的目标相统一。

参考文献：

[1]王国刚.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所在[J].经济研究,2010（12）:71.

[2].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J].求是，2010（11）:3.

[3]任泽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外需双轮驱动[J].发展研究,2010（12）:38.

[4]王一鸣.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10（12）:3.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th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JIANG Zhi-qiang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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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制度；功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33-01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知识创作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且现在的法律制度不再只被看作单纯的解决纠纷手段，而还被视为创造新型社会的工具。知识产权制度也是如此。知识产权制度功能就是知识产权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一、确权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可以确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意味着对知识产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一项知识产权的产生既可以通过申请的方式，如取得一项专利权和商标权，都要到规定的机构申请才能获得。也能自动产生，如著作权，一件作品自创作完成之日就产生了著作权。无论何种方式产生都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确权保护，从而更能激发创作人进一步进行创作，如进行发明创造，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二、权利保护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能对智力成果创造者的专有权利进行确认，而且还能用法律保护它的实现。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如专利权，商标权的纠纷，这时只是确权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对纠纷进行解决，从而保护真正的权利者。必须认识到，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调动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积极性，提高创新能力，丰富发明创造和开发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促进国家科技和经济发展。例如：英特莱摩根公司诉称为“防火隔热卷帘用耐火纤维复合卷帘及其应用”发明专利权人，该专利于2000年4月28日申请，于2003年2月12日取得授权。2009年3月，英特莱摩根公司在北京市顺义区枯柳树环岛西侧的第七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内发现大量由被告德源门窗厂生产的防火卷帘。经比对，该防火卷帘覆盖了发明专利的主要技术特征，构成等同侵权。并经公证保全了相关证据。该公司认为被告的侵权行为给其造成了经济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1、停止侵权行为；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0万元及原告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5万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这个案子充分证明了该公司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这时就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对它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三、促进产业发展功能和维持竞业秩序功能

无论是被称之为工业所有权法的专利法还是商标法都是为了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为目的的，都具有促进产业发展的的功能，只是保护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知识产品市场化需要维护知识产品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而知识产权制度就是维护知识产品市场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依法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专有权，防止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对知识产权行为进行规制，防止依法取得的知识产权滥用的现象，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的竞争秩序。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知识产品如同产品一样，生产后就要进入市场流通，慢慢地形成社会价值，知识产品市场的有序化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品市场化必然导致无序化。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所有人不仅得不到相应的市场回报，甚至连开发知识产品的成本都难以收回。只有有效保护的保护知识产权，正当行使合法垄断权，知识产权制度规范和保障功能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而维护知识产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动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重要的是，知识产品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与知识产权的独立行使互不矛盾。因为每一项知识产权都是独立的，都会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这种保护不会因知识产权取得方式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无论是自创作完成时产生的知识产权，还是依法申请登记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对于它们的权利保护都不会有所区别。

四、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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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制度中的关键和核心是产权，良好的产权制度有利于确保农村经济快速、有序发展，责权明确、归属明确、保护完善、流转畅通的农村产权适度是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及农村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的重要基础。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应建立在公平、民主、规范的基础上，确保农民权益。

 

1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进展及特点

 

1.1发达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程度较快

 

截至目前，我国多个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村已经完成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其中发达省份的农村改革完成数量占到全国农村总数的80%以上，其中尤其以广东省、浙江省以及江苏省的农村改革完成数量最多。

 

1.2农村集体资产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并完善

 

体制改革之后，原本按照福利分配的方式逐步被按股分红的分配方式所取代。总体来看我国农村中集体资产的分配制度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并在发展中不断的完善。

2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遇到的困境

 

2.1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范围的确定

 

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范围的确定涉及到多个方面，首先是边界的确定，然而由于我国法律法规中还没有完善明确的规定，并且在多年的实践中也没有总结出较好的解决办法，因此范围边界的确定问题成为改革中面临的主要困难。除此之外我国农村资产可分为资源型、经营性以及非经营性资产，对这三类资产的界定没有明确的法规规定，也造成了改革进程难以深入[1]。

 

2.2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

 

我国农村中的集体组织的主体是成员，然而对于集体中成员身份和资格的确定我国没有完整的法规规定。目前成员资格的审查和确定还处于自我管理的环境中，主要受到农村的风俗、观念以及约定等影响。

 

2.3集体资产管理组织的构建

 

我国农村对于改革完成后集体资产管理组织的构建没有形成廷议的规定和套路，目前全国农村中组织形式的建立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县级以上的政府机构对建立的经济组织进行确认并对其办法资格认定证书;二是农村根据《农村专业合作社法》中的相关规定来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2];三是根据《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将农村经济组织确定为企业法人。这种建立机制上的不统一严重影响着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3推动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的措施

 

3.1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由民主方式确定

 

由于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定，因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对资格确定的方式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使成员与权益所有权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在成员资格确定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公平、民主的方式，保障资格的确立符合民意。

 

3.2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管理办法进行规范

 

应加快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管理办法的建立和完善，使农村经济组织中的股权构成、人员资格确定、扩股增资等更加明确，同时出台关于经济组织收入分配的相关办法和管理措施，对收入分配进行有效的规范。

 

3.3完善农村集体资产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推动我国农村民主进程，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快法人治理结构的相关法规的制定，使法人治理结构更加规范和明确，该治理结构中应该包含理事会、股东大会以及监事会，同时还应涵盖出资者所有权和监督权、法人财产权和权的制约平衡机制[3]。

 

3.4建立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市场

 

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农村产权制度，实现责权明晰、归属明确以及流转畅通的产权制。应加快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步伐;同时要积极探索优化国有土地和农村中建设用地间的相关机制，不断提升建立产权流转和交易平台的速度。

 

4结语

 

我国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关系着我国农村快速的推进，因此从各个层面加强对改革措施的监督和管理，确保改革措施能够落实。依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不断完善改革措施，使农村经济的发展摆脱诸多困难的限制，使其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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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坪苗族村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首次将制度与组织纳入了经济学范式，提出制度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打开了经济研究的“黑箱”。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是人为的、有形的，可在短期内产生、移植或消亡；后者则是无意识的、无形的，改变非常漫长。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二者必须实现高度的相容，才能达到制度目的，否则会出现社会摩擦、动荡。

从整体上看，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尤其滞后和缓慢。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从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将会陷入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论①的旋涡。而从非正式制度层面，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原理来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则为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普遍情况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各自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风俗习惯等。这些非正式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

一方面，好的非正式制度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例如，少数民族文化深受集体主义的影响，提倡互助合作精神，这减少了欺骗、偷盗等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有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在一起有强烈的民族凝聚力，这在劳动生产中激发积极性，减少“搭便车”、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绩效。

另一方面，一些西部民族地区长期传承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约束作用，还成为一种排斥力，使外部的支持无法实现预期目标。普遍来看，西部地区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农耕文明影响较深，人们小农意识根深蒂固，小富即安、求稳怕变，商品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淡漠，重人情、轻法制等；同时一些民族地区相对封闭，在主观和客观上难以接受外来事物和理念。这些随着宗教文化、农耕文化发展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财富观等，使得其面临着比内地汉族聚居区更大的发展阻力和障碍。即非正式制度会排斥市场制度等正式制度，使市场交易的规模变得十分有限，交易费用巨增，加大制度创新成本，从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二、云南省盐津县大坪苗族村情况分析

大坪苗族村是西南地区苗族聚居村落，以它为例考察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情况。盐津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边缘，与四川交界，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县。大坪村距县城75公里，全村辖8个村民组，共302户，1490人，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农民收入以种植业收入为主，2010年人均纯收入为1426元。2011年，在云南省129个县区中，GDP排名第95位，贫困面积大、程度深。公路方面，八个村民组已有七个修通，有三条进村公路，但晴通雨阻，甚至晴不通雨更阻。教育方面，村完小1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初中入学率处于90%以下，但考入高中的寥寥无几②。

通过调研看出大坪村发展非常落后，存在物质基础薄弱，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基础教育不够全面、村民消费水平低等各种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可以归结如下。

首先，受自然因素影响，大坪村相对封闭，山地环境塑造了山地意识，生产方式落后，村民发展意识薄弱，墨守成规，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满足于自给自足经济模式。

其次，处于严重知识不足状态，电话普及率远远低于全乡、全县的平均水平，互联网用户为零。长期的信息闭塞导致获取、吸收知识的匮乏以及交流途径的缺失，与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滞后。

再次，由于思想观念落后，使得支持办学的积极性不高，导致高辍学率，尤其是女童辍学率。这对于加强当地的基础教育、培养能够发展建设当地经济的人才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外，苗族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承，民族文化的内容不够丰富，没能很好地发挥民族文化的作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可以看出，大坪苗族村的情况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情况很符合，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

三、西部民族地区通过非正式制度变迁寻求发展

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习俗、传统文化等方面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有了很好的发展机遇和政策保障，所以在良好的正式制度的作用下，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协调好二者关系，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是构建正确的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和传统文化进行整合和制约，发挥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第二是发挥道德伦理的作用，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通过提高民众觉悟和诚信意识，加强法制建设，防范道德风险，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改变不利于发展的规范与习俗，可以通过流动使人们受到不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碰撞和冲突中，改变那些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建立起制度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第四是挖掘民族文化的潜能，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资源”，通过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习俗可以节约信息成本、规范行为；同时，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可以带动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

注释：

①由美国的经济学家拉格纳・纳克斯提出，即“穷国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它们穷”，这种同义反复的理论就是“贫困恶性循环论”。

②以上数据为2011年7月到盐津县调研所得。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M].上海：三联书店，2000.

[2]岳天明.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透析[J].理论与现代化，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