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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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任职于中国美术学院，曾在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执教中外美术史和艺术概论。

个展：

2014 《秋山问道》山水画个展

2013 《听此太古音》楼森华山水画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2 《古雅之道》楼森华水墨画个展（宁波）

2012 《钱塘时代》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11 《十二月》楼森华油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8 《澄怀观道》楼森华山水画个展（中国美术学院）

2000 《楼森华水墨与油画》个展（台湾大学）

1997 《回望传统》中国画个展（宁波展览馆）等

近世国画文章大家，五百年间名世者黄宾虹有云：上古书画同源，仰观俯察，以造六书，取乎象形，自有丹青之画，书与画分，后世因重文而轻艺，有士夫之画，画与图分……又云：自来书画同源，书是文字，单体为文，孳生为字，以加偏旁。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有图画以形容之，尤易明晓。故图画者，文字之馀，百工之母也。今求画学之途径，非讨论文字，无以明画之理，非研究习字，无以得画之法……学画之用笔，用墨，章法，皆源于书法。舍文字书法，而徒沾沾于缣墨朱粉中以寻生活，适成其为拙而已，未可以语国画者也。

其语何出！六朝谢赫著画有“六法”，所谓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元初赵孟\言书画同体（即后世曲解为“书画同源”），明季董其昌借禅宗以分画有“南北宗”。至于后世影响甚巨，此后史学家竞相引证。赵孟\有诗证曰：《题柯九思画竹》“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此论以理论高度指明了绘画的技术要旨。无论这“本来同”的是源、是体、还是法。后来释语者皆不甚了了，所取也就为不同之已所用。

黄师曾语：“故学古人，重神似不重貌似，面貌随时可变，精神千古不移。”此所谓精神者，实笔墨也。还说：国画正宗。约有三类：一曰文人画，二曰名家画，三曰大家画。而续古画又分四品，一曰能品，二曰妙品，三曰神品，四曰逸品。“古人有置逸品于神、妙、能三品之外者，亦有跻逸品於神、妙、能三品之上者，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大家、名家之画也;不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文人之画也。”而黄师所说文人乃词章家、金石家。

黄师其青年乃至盛年皆创书画同源说，姑且不论此论短长正误，其艺术创作成就却是巨而丰，高而迈的。反顾画史，赵孟\之书画同体，其所依据者实为唐代张彦远，张之《历代名画记》不仅使谢赫“六法”得以方便传播，其首倡“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意在抬高画家地位，并“书画异名而同体之论”。张彦远此书有：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又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宫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是故知书画异名而同体也，张彦远之此“体”以“图形”为本，其所比附“字学六体”中“鸟书”一体及“六书”中“象形”一体近似画体，所以张彦远所论绝无“书画同笔同法之意”。倒是其“同体”说在论“论顾陆张吴用笔”。①有“书画同源之意”，由此知中国文字之为象形字，见《宣和画谱》记黄启宝：“书画本出一体”，盖虫、鱼、鸟迹之书皆画也，故自科斗而后，书画始分，是以夏商鼎彝间，尚及见其典型焉，及宋人郑樵始将张彦远之“书画同体”论悄悄改为“书画同出”。“出，生也”，“生，起也”，明代口语便将“起”与“源”连缀成词。明季、何良俊《四友斋画记》即有：“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清代张庚《画论论性情》则释读汉杨雄，杨子云曰：“书，心画也，心画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画与书一源，亦心画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后来的邹一桂更明确指出了“六书始于象形，象形乃绘事之权舆，”并且书是为“济画之不足”，宗画史传言，张彦远论“用笔”使“书与画”相联系，宋人郭熙《林泉高致》亦有“笔与墨人之浅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纵，又焉得成绝妙也哉，此亦非难，近取诸书法正与此类也……”。

自此张彦远之“工善者多善书”至郭熙“善书者往往善画”衍变为后来之“善书必能画，善画必能书”之论，至元季，理论上已完成了“书画家的双重身份论”为后世援画入书，以书入画提供了全部依据，赵孟\即是以书入画之证者。石如飞白木如籀… …如果我们有察微之心眼，也不难看出后来的黄宾虹的书法成就，便有以画入书的奥妙所在。其晚生者林散之更承其衣钵，甚至于墨法也用在其草书中了。元季柯九思有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与之相左，我们也对现当代美术稍稍作一回顾，便有西学归来创艺术革新论者如林风眠，就明确反对绘画过分追求书法的线条韵味，认为笔墨技巧反而会掩盖绘画的基本功能，及至其后学吴冠中所言“笔墨等于零”之论。我们不论艺术大家的理论如何，其实践之成功者皆为“戴着镣铐的舞蹈”的论点倒是有资可证的。

明季董其昌谓：“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 ，陈继儒则以“古人金石钟鼎隶篆往往如画，而画家写水、写兰、写竹、写梅、写葡萄多兼书法”，肯定“书画同源”的历史维度。至于清代郑板桥有“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古人谓竹为写其通于书也，故石室先生以书法作画，山谷道人以画法作书，东坡居士则云兼而有之”。“作书如作画者得墨法，作画如作书者得笔法”，“书画同源，只在善用笔而已”此类言论在清人论画中更是随处可见，是知此时“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已归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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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最为关键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它深深地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达到了这个境界，人的精神就进入了自由王国，社会就会安宁。

境界所蕴含的这一文化和精神价值已经受到世界人文学者的普遍重视。现代物理学理论也证明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高明与伟大，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必然是归一的，但是是归东方，而不是归西方。就境界来说，西方思想是“有我”的，而中国是“无我”的。中国人以抱一为天下式，西方则没有这个“一”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重以不变应万变。而这里的不变不是绝对的不变，而是“得一”大道上的变化，过去中国文人做这样的对联，上联是“千山千水千才子”，下联是“一天一地一圣人”，显然后者略高一筹，这是一个境界问题，而这个境界就是现在人大多不认识的大化之境，它是靠天地万物化育而成，他应是与众生同体，合天地成形的大象之境。其大为无限大，上不封顶，下不封底，有才者任意驰骋，尚不能触其边角。这个境界可谓正大而光明。

境界的形成是多纬度的，单纯的线性或面状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古人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镜子再大所映必偏而不能遍，明珠虽小但可鉴包六合。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圆的价值，大事大圆成，小事小圆转，好诗每句如珠圆，流美圆转如弹丸，心灵运行非直线而为圆形，圆象道体，圆者无极而太极也，形之浑简完备者，无过于圆。先哲道体、道妙，亦以圆为象。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这是人之大境界，非常人所能达到，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甚至为终生所难以企及。人和人的距离很快就会拉开。但是这种差距不是象一些浅薄之士所理解的那样，总是处心积虑地想翻出与前人不同的新鲜花样，你往前走，我往后退，你向上看，我朝下瞧。其实这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谓蔽则新是也。难得是找圆的中心点，不中不正，不正则不大，不大则不久。能从理论上认识够，认识到的很少，这仍需要教育，而且是大境界的教育。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都是具有这种大境界的伟大思想家，他们为世界人民所承认，为世界学者所仰慕。我们现在搞精神文明的画家却并不太了解这个情况，由此看到我们当今的境界仍需要充实。我们还不能搞超越，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超越的地步。古人云：盈科而后进，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继承。由于思想境界的浅薄，心境达不到中和平淡，心态得不到自在松弛，心情也自然不会静下来，也就必然导致身心不健康，因而不能避免出现火、躁、浮、动的心态，作品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情境。肤浅躁动、刺激、有火气和有纵横气的作品是病态的，是短命的，更达不到与终生同体的永生。

现在我们看古人，只视表面不看精神，原因是没有识别精神的能力，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内心不知道的自然也就看不出问题，就不可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大境界。这个境界是不能为威武所屈，不能为富贵所，不能为贫贱所移的精神境界。

现在一些画家的思想处在对现实问题的相互反映和刺激之中，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现在的潮流是什么，什么容易入选，什么容易获奖，什么容易卖钱，就画什么。也有人看外国人的眼色，讨西方人喜欢，别人承认才是对的，这就放弃了最根本的原则：自尊和自信。而把自己的观念建立在别人的好恶上，变成了追名逐利和赶时髦的东西，从而成为后殖民是进步，认为这才有世界意义。这是地地道道的洋奴文化和洋奴意识，这同样是无头脑、无知识、不成熟的表现。孔子讲仁者乐山，主要是仁者的思想能安于义理，厚重不迁，不会随便的改变主意。山主静，水深亦静；深则静，浅则流，不安静深不了，不深也静不下来。还有一种人很有自信心，但缺乏知识，结果表现为狂妄自大，看

不上今人，看不上古人，盲目自我崇拜。又因为多年来接受的都是西方模式的美术教育，所以对自己的祖宗采取的是虚无主义的态度。人类文明的进步，美术家的精神纯化，都需要教育在断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让今人真正了解中国人的艺术境界。

不深入，表面化，或只见物不见人，只画物不画我，只画死不画生，以科学的思考代替艺术的思考，这都是当今画坛的通病。只看到当今物质的发展，电脑、电器的革新，但是看不到人的精神在实质上是深还是浅、是进还是退。现代化不等于文明化，现代科学有许多是不文明的，可以说是野蛮的，如原子弹。民用科技有许多也是害人的，是伤害生物，破坏生命的。人类大有毁灭地球之势，这是由于精神价值不受重视或是没有文明境界所致。人类在朝自毁的方向迅猛发展，并且毫不觉悟，这是很可怕的。现在仍然把发展经济与发展精神摆错位置，叫做艺术搭台，经济唱戏。当然艺术也可被经济所用，但经济不能摆在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永远是在文化精神主导下的文明。孟子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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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因而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嫁衣文化。尤其是对于各族人民，本身风俗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对于汉族人民而言，普遍选用红色作为嫁衣的颜色，红色代表着喜庆，体现出汉族人民结婚时心情愉悦的状态。在我国古代，新娘结婚的时候必须头戴凤冠，在外衣穿着上也很有讲究，红花袍、红娟衫等处处洋溢着喜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根据当地民俗风情不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各不相同。

我国嫁衣文化概述

对于我国古代人民来说，嫁衣尤为重要，嫁衣能有效反应古代民俗，并能在一定程度体现出古代家庭富裕程度。尤其是对于女孩子而言，嫁衣对于整个一生都非常重要，从女孩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动手制作嫁衣，嫁衣制作过程非常漫长，直到女孩真正出嫁为止。我国古代嫁衣流行必须头戴凤冠，新娘还需用红方巾进行遮脸，以体现出古代新娘的欲遮还羞。新娘一定要穿戴红娟衫，体现出红色喜气洋洋的氛围，通常还要外着大红颜色绣花红袍，鞋子也必须是红缎绣花鞋，这样才能有效凸显新娘千娇百媚特点。下图1所示为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图1 我国古代传统嫁衣

我国古代嫁衣的作用

对于我国古代而言，嫁衣承担着非常重要作用，嫁衣不仅代表了当地的民俗，同时对于新娘来说是嫁人之后的开始。古代男尊女卑思想较为严重，新娘各方面比较依赖丈夫，因而嫁人意味着告别过去，迎接崭新生活，是新娘人生一大转折点。与此同时，古代将嫁人看做十分重要的使命，嫁人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新娘最美时刻，嫁衣所蕴含的风俗文化多样，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探索价值。通过了解嫁衣风俗，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全国各地嫁衣习俗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全国各地在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民俗文化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现出一定多样化特点。浙江富阳地区新娘嫁人过程中，只有花轿到达女方家中之后，女方才让新娘着手准备化妆。新娘穿衣过程中也具有一定讲究，需先穿小衫裤，然后才能更换红棉袄，穿衣的过程中，整个人需立于蒸桶之上。新娘穿大红裙之前，还应准备好12个鸡蛋，然后将鸡蛋放入裤腰，最终鸡蛋沿着裤脚滚出，这样新郎才能正式迎娶新娘。福建泉州地区也很有自身的特点，通常新娘出嫁之前需要认真化妆，以示对南方尊重，出嫁前化妆一般称之为“笄礼”。新郎花轿到来之时，新娘需要再次化妆，此时化妆通常称之为“对轿梳妆”，在加冠的过程中也很有讲究，只有被认为“有福”妇人才能对新娘进行加冠。广西苍梧地区同样有自身特色，一般新娘只允许穿黑色衣服，而不是大红。陕北地区新娘嫁人需要特殊打扮，新娘上轿之前需用锅黑将脸蛋进行抹黑，否则不能嫁人。

全国各少数民族嫁衣风俗

汉族嫁衣风俗以穿红绸缎、红绢衫、红绣花鞋为主，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具有其特有的风俗，下图2所示为我国水族嫁衣。

图2 我国水族嫁衣

赫哲族新娘嫁人过程中，利用鱼皮缝制嫁衣，颜色以黄黑相间为主，并利用手工进行缝制，在衣袖等部位缝制一定数目花纹，花纹十分精致。尽管从材料上讲相对较为原始，但能充分体现别具特色的原始美。土族人民结婚过程中，嫁衣相对较为华丽，颜色非常鲜艳，通常嫁衣由多种颜色构成。瑶族人民在刺绣方面较为精通，因而嫁人过程中，嫁衣刺绣图案非常华丽，充分体现出本族风情。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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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

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篇5

1.文化产业立体化布局已经形成。

从文化产业的整体布局来看，西安文化产业以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式发展，尤其注重与高新技术、旅游等相关行业的关联嫁接，重视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多层次性，初步建成了曲江、高新、经开、浐灞、临潼、秦岭北麓、城墙景区七大文化产业板块；培育了广播影视业、文化娱乐业、新闻出版业、文化旅游业、文物及文化保护业、广告业为发展重点的“六大行业”，并规划实施了西安城墙景区工程、大唐不夜城项目、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十二个重大项目，文化产业立体化布局已经确立。

2.文化产业增加值总量增加迅速。

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西安市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上涨。从2008年的127.44亿元到2012年增加到334.68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从2008年的5.5%增加到7.7%。2012年，文化产业增长速度快于GDP和第三产业，高出GDP增速18.5个百分点，高出第三产业18.1个百分点，文化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化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从西安文化产业的行业结构来看，传统文化产业平稳增长，新型文化产业迅速扩张，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以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影电视服务以及文化艺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产业（即文化产业核心层）平稳增长，始终保持41%～42%左右的增加值份额；以网络文化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和以广告、会展、文化商务为主要内容的其他文化服务等类别的层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逐年增加，成为西安文化产业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相关文化产业层仍是西安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相对于文化产业核心层和层的发展则显得较为缓慢。从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看，三个层次同步发展，层增长领先于核心层。2012年，层实现增加值117.30亿元，增长36.5%，高出全市5.9个百分点，成为文化产业的主要增长点；核心层实现增加值134.44亿元，增长28.0%；相关层实现增加值82.94亿元，增长26.9%。

二、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文化管理体制滞后。

西安文化管理体制尽管进行了改革,但仍带有传统的文化事业型的性质。这种管理体制政事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条块分割,与文化产业发展不相适应,资源配置和企业经营项目结构不够合理,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地利用。一方面是企业发展的资金不足,另一方面又存在资产利用率不高,闲置浪费现象。以文化价值为灵魂,以科学技术和现代传播载体为支撑,由文化创意、文化产品制造、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服务、文化交流所构成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世界文化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已经走向了快车道。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不断开辟高附加值、高创意、高流通的新领域,并形成一条长长延伸的产业链条,高创意是产业链条的下游,获得高附加值是产业链的归宿。而西安文化产业组织形式还处于小规模状态,大多数文化企业实力弱小,分散经营,缺乏活力,文化企业市场主体意识淡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竞争力不强,创新能力不足,具有强势品牌或知名品牌文化产品的企业较少,文化产业的总体竞争力不具有市场优势。

2.文化融资体制落后。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形成市场化的投资机制,除政府投资外,还包括企业投资、私人投资、彩票集资、基金投资。西安文化产业投资渠道单一,政府投资有限,事业单位发展文化产业投入和社会资金投入都不足。这与发展文化产业和扩大文化市场所需要的资本扩张能力很不适应。此外,政府的投入与产出不协调,投入带有随意性,文化投入资金在运作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资金不足制约着西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融资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西安文化产业的发展。

3.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挖掘、利用不足。

西安是文化资源大市，却不是文化产业强市。文化企业创意、创新能力与开发西安广阔的文化资源所需的能力之间仍有一定差距，使得西安目前仅仅停留在对现有资源的重复开发，或者仅将眼光放在原有的或历史的发展点上，不能深入进行创新性、长远性考虑。虽然西安拥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产业品牌和项目，但是缺乏进一步的深度挖掘，无法开发衍生产品、形成产品系统，使得西安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不能形成更为广阔的产品群，西安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也难以彰显。西安十三朝古都，尤其是以周秦汉唐文化资源蕴含最为丰厚，但是目前只有曲江在唐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开发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西安的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亟待进行。

4.人才机制不健全。

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西安科技实力雄厚，高校众多，为西安文化产业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但由于用人体制、机制等原因造成科研机构与实际产业脱节，科研人员与市场脱节，专业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等问题。造成许多优秀人才外流，导致西安缺少具备独到眼光和创新思路的精英策划，因而难以出现文化精品。随着现代传媒、动漫游戏、数字视听、出版发行、演艺娱乐、文化旅游、影视、网络文化、会展博览等新兴文化产业的迅速扩张，人才资源的浪费与闲置、外流现象，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安文化产业向广阔的新兴领域发展。

三、提升西安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1.推进制度改革创新。

完善文化产业政策,积极推进公益性文化单位机制改革,转换经营性文化单位体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支持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培育壮大一批文化产业集团和骨干企业。规范发展文化产业协会和具有一定社会文化管理职能的文化中介组织。构建城乡一体、丰富多样、繁荣健康、富有活力的文化市场体系。在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上,一是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快政府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完善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拓宽融资渠道。要改变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文化企业自身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运用投资控股、金融信贷、资本市场融资等手段,加快建立和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组织和资本市场融资等多元投资主体，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参与；三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建立文化单位注册登记制度,合理划分文化单位的类型与功能,实行分类指导；四是进一步扩大西安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规模，建议根据城市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增加文化产业发展资金规模。

2.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基础,金融机构投入为支撑,外资和民间投入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融资体系，形成以国有文化资本为主,非国有文化资本为补充的文化资本格局。一是鼓励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由国有资本控股、社会资本参股的股份制改造,以此来吸收大量的社会资本。二是成立文化中介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与金融机构结合,改善文化行业投融资环境,改变银行在民营文化企业贷款中的约束条件,简化贷款手续。三是积极吸引文化产业外资。吸引外商以合资、合作的方式,与西安的文化企业合作,允许外商以技术、品牌、创意等作为无形资产入股,对经营不善的文化企业,让外商购并,使其复生,以股权互换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共享扩大的市场资源。四是加强基金建设,调整基金结构,发挥好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作用,提高使用效率。

3.深化西安文化资源的开发。

将对西安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创意、文化创新相结合，从多方面、多角度对西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研究、挖掘。以古代王朝的历史遗存为依托,培育秦、汉、唐历史文化品牌。创建“秦汉唐文化产业园”,以产业化和商业化思路激活历史文化,使其绽放现代光彩；重新梳理与整合秦汉唐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定位其在中国民族复兴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世界的“秦汉唐好莱坞”。大力开发打造以秦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链，包括主题遗址公园，旅游景区和文化活动节日等多种类型的文化产业项目。不断挖掘秦文化的内涵和丰富秦文化的精神，以阿房宫为核心，借鉴唐文化的产业链开发模式，集中力量打造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秦文化产业链，使之成为西安继唐文化之后又一个西安文化产业的战略高地。

4.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篇6

国外文化产吸引了全世界目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支柱产业，很多国家的文化产业成为一国综合国力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

1.文化产业政策。

文化产业政策是指国家对文化产业领域进行行政主动干预和调控的各种政策、措施的总和。与国家的其它政策相比，文化产业政策具有文化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双重属性。为了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都比较重视本国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2.发展战略比较。

由于各国文化传统、政治法律体系、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上也有各自特点。世界文化产业主要以美国为引领，国外文化产业强国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由于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国家文化安全等的不同原因，存在不同模式，在国际文化贸易政策上也形成了两派对立观点：一是以美、英为代表，他们占据了文化产业的制高点，主张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实行文化自由贸易；二是以法国为代表，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主要是基于保护民族文化考虑，主张“文化例外”。日本和韩国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文化例外”的法德等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实力不足以与美英抗衡，法国、德国主张“文化例外”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抵御别国文化大规模冲击本国文化。

二、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策略

参照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经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策略表现在：

1.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

在宏观体制框架上建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的文化领导管理模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政府尽快转变职能，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将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展相结合，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体制，制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文化产业体制机制创新。

2.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发展。

不断完善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引导和扶持措施。培养与扶持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较大竞争实力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以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基础，做大做强文化品牌，树立精品意识，打造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民族品牌，使“走出去”文化产品和服务更有国际竞争力，走特色发展之路。

3.完善财政税收政策。

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扶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要走向良性发展道路，政府从财政上需给予配套支持。加大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发挥重要社会效益的文化行业的投入，改善投入方式，创新投入机制，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水平，以税收优惠政策，对国家重点发展的文化行业，予以扶持。

4.加强文化与科技融合。

一是注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文化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二是加大文化科技投入，出台更多鼓励政策，不断提高文化科技水平。三是加强文化产业中技术手段的运用。运用高新技术不断地包装、挖掘、改造传统文化资源，对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存储、保护与利用开发，形成庞大的文化资源数据库，实行产业化开发。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各个民族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独特性，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四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利用。将文化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文化产品，提升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提高市场核心竞争力。

5.以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化建设。

篇7

1.区域权威性决定开办文化节目的必要性

和众多未上星的地市电视台一样，从纵向看，昌吉电视台的媒体影响力，社会资源和平台资源基础较薄弱；但从横向看，昌吉电视台收视群体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其收视倾向于乡土气息丰富的本土文化节目。“地方地市台受地域条件限制，在传递大事要闻上没有信息优势，其重点在于依托贴近群众的地缘优势，以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先进文化、进行社会教育，服务地域经济，提供综合多样的实用信息。”昌吉电视台作为昌吉州最具权威性的电视媒体，是展示昌吉州地域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文化发展动态和艺术品位的重要窗口。开办《艺览昌吉》节目也是昌吉州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今信息化社会里，人们除了关注大众文化以外，对本土文化的发展会特别关注。因此，昌吉电视台具有开办文化节目的必要性，其文化节目的定位和立足点应放在本土文化上，直观反映本地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历史内涵和文化形态，从而形成稳固的受众群体。

2.地域文化艺术基础决定开办文化节目的充分性

昌吉回族自治州是全国两个回族自治州之一，享有“观音故里”、“中国回民小吃之乡”，“新疆休闲之都”的美誉。这里以回族花儿、新疆曲子为代表的民族民俗文化在全国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中维吾尔族的塔河麦西热甫被列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有北庭都护府遗址、康家石门子岩画等文物遗址400多处等人文和自然景观，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故事。正是昌吉州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底蕴，为昌吉电视台开办《艺览昌吉》这样的文化栏目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打造民族地区文化节目必须因地制宜

1.扬长避短，保持媒体平台特点

作为地市电视台，要认清自身媒体平台的客观条件，扬长避短。昌吉电视台的《艺览昌吉》节目的设计初衷就是要立足本土，靠近基层，贴近百姓生活和民风民俗，锐意创新，突出昌吉州文化文艺特色和个性，这也是《艺览昌吉》栏目的灵魂和根基所在。

2.注重选题，提升节目质量与品位

优秀的文艺节目必须包含一定的文化底蕴。对文化节目组织者而言，在提高导演和主持人的自身文化修养和提升知识储备的基础上，更要在题材和主题上下功夫。《艺览昌吉》作为一档时长20分钟的周播地方文化节目，采用演播室样式，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访谈、演绎并结合部分短片。目前已制作的100期节目，至少有百名昌吉州各行各业的文化艺术名人、团体做客演播室。通过《艺览昌吉》，这些名人名家被更多的百姓所了解、所认知、所认同。好的文化节目应有自己的特色，而提高节目独特性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遴选节目主题。每一期的《艺览昌吉》节目设计方案始终关注昌吉州特有的文化背景。如在设计《奔放的山歌》——“塔合麦西热甫”这期节目时，节目组就特意选取新疆维吾尔族山区草原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塔合麦西热甫”作为节目的题材，全部选用当地的农牧民演唱，保留了“塔合麦西热甫”文化中现场即拉即唱的特质。另外，通过短片让观众更多了解演唱“塔合麦西热甫”人目前的生活状况与发展前景。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地域性的题材，但是经过精心策划、制作提炼，这种艺术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这对继续发掘、保护、传承“塔合麦西热甫”艺术，在活跃本土居民文化生活、维系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3.加强互动，提升节目影响力

随着电视媒体自身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消解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受众开始倾向于希望在传播中得到更多的权利。因此，掌握收视心理也是节目策划与制作的方向，实现参与者有满足的快乐，观看者有观赛的乐趣的目的。2012年《艺览昌吉》节目制作组大胆尝试走出演播室到田间地头去，文化节目在和观众的互动中见证了文化艺术来自劳动中的美。村民们喜欢明星，更喜欢饱含浓郁乡土气息的本土文化艺术。比如《艺览昌吉》有一期《流动的舞台》——记滨湖镇新疆曲子表演队，这期节目主要突出一个主题——文化惠农，观众不但可以欣赏纯正地道的新疆曲子唱段，台上台下互动热烈，还能看到很多如葫芦雕刻以及刺绣这样出自农民之手的手工艺品。积极和观众进行互动和交流，增加了与观众之间的黏性，有效得到观众的反馈和意见。

4.励志温暖，向观众传播社会正能量

电视文化节目承担着大众传媒、公共服务角色，担负着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作用。在这一理念下，2013年《艺览昌吉》栏目提出：让荧屏前的观众，通过栏目感受到各种温暖的社会正能量，感受到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从而传递人性“真善美”，感受强大正能量的目标。在播出的节目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纯粹的音乐、舞蹈等节目，得到美的享受，还能在表演者的故事中引发共鸣，让大家感受到一股励志而快乐的能量。《艺览昌吉》介绍过因幼年患小儿麻痹症而行动不便的本土作家李建，他的长篇小说《木垒河》被称为新疆版的《白鹿原》。还有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的著名花儿歌手丁占刚等艺术家不畏艰苦，为艺术献身，坚持用艺术传递快乐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一次次激励着观众，让观众在他们的艺术中感受到积极生活的一面和未来的无限美好。栏目还通过邀请部分本土明星积极参与，传播本土文化，呼唤社会爱心，这些节目的播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出《艺览昌吉》的品牌价值。

三、根植本土文化艺术打造民族文化的世界性

《艺览昌吉》开办两周年来始终秉承弘扬本土文化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始终遵循立足本土特色，汲取本土营养，从本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挖掘新的文化内涵，制作了一系列具有浓郁昌吉地域特色的节目，带动了更多以昌吉州为特色的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创作与生产，节目也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受到本地观众的普遍认同。事实上，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流行文化兴盛的今天，不但没有因为地域限制而被人遗忘，反而因为当代人个性意识的膨胀刺激了民族艺术文化的创作，文化环境的开放与包容、观众对地域文化的理解和欣赏共同营造了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而这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由此可见，打造民族地区的文化节目有其特殊之处，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需要不同的表现方式。不能生搬硬套同类节目的制作模式，而是要以展现和挖掘本土文化为目的，以区域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立足社会现实和当地观众的收视习惯及需要，策划和制作出具有地方特色和风格的文艺节目。同时，要及时认识到当下传播媒介和传播语境的改变，主动倾听观众的反馈，增加与观众互动的机会和方式，积极改变节目的形式，赋予传统艺术崭新生命。当前，在全球化的大潮之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往往体现在民族文化之中。全世界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不尽相同，但人类的本性、人类的精神是共通的。因此，作为民族地区的电视文艺工作者，面对全球化的思潮，不但应该主动迎合本土观众的收视心理需求和审美情趣，还应该致力于打造适合本土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内容与形式，通过传承、发掘、创新让民族地区电视文艺文化节目绽放别样光彩。麦西热甫又称麦西来甫，是“聚会、场所”的意思，它是维吾尔族牧民最喜爱的一种集歌唱、舞蹈、音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塔合麦西热甫也叫维吾尔山歌，主要分布在木垒哈萨克自治县博斯坦、平顶山、沈家沟等维吾尔族聚居地，是新疆维吾尔族文化中典型山区草原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新疆维吾尔族文化中比较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均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丰富多彩的舞蹈音乐也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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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文化在琉球的传播，是伴随着中国与历史上的琉球王国的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进行的。中国音乐文化对琉球的传播，主要是在公元1372年至1879年，随着中琉密切关系发展及频繁交往而实现的。其途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随着琉球王国定期入贡中国而传播在中琉关系史上，“入贡”是维持和发展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伴随着入贡、庆贺、谢恩活动而传播琉球的中国音乐的典型例子是路次乐。路次乐由琉球国王尚清王的王舅上里盛里作为庆贺使到明代中国，受明朝廷的启发从中国传至琉球。

2、随着朝廷对琉球国王进行册封的使团及其活动而传播（1）在册封使团的组成人员中有职业乐手或兼长音乐者。他们为册封活动演奏各种仪式音乐，把中国的鼓吹乐带到琉球。（2）由册封使或册封使团人员把中国的乐器带到琉球。（3）册封使团人员在琉球逗留期间参与当地的音乐艺能的教学、演出、观摩活动，而将中国音乐文化传播于琉球。

3、随着华人迁徙琉球或其他方式的人员来往而传播

4、经由琉球学生来华留学而传播琉球学生来华留学有官生、半官生、自费生三种。第一批以官生身份入国子监读书的琉球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来到中国。自此以后，在明清两代，琉球不断派遣官生到中国留学。他们在国子监读书期间，不仅享受公费待遇，而且还有皇帝的丰厚赏赐。半官生、自费生则在福州就读于私学。这些留学生在中国除了学习典章、制度、文物、儒学之外，也把中国音乐带回了琉球。②

二、中国音乐在日本的传播现状

1、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音乐文化在日本的情况20世纪初直至80年代左右，中日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无明显的互动。首先，在历史上传入日本的中国音乐文化经过在日本的融合，已经成为日本本土文化，带有了日本的民族特色。其次，明清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文化的尊崇态度有所改变，甚至有所偏见。可以说在明代以后，日本基本上停止了对当时中国文化的重视。最后，近代两国的音乐交流主要是西洋音乐通过日本传向中国。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日本对中国民族音乐处于无交流、不了解状态。

2、改革以来中国音乐向日本的传播在20世纪80年代末延续到90年代中期的出国潮中，大批人走出了国门。其中包括音乐专业人士、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士以及业余音乐爱好者。他们一起推动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传播。（1）展示、宣传与融入。中国音乐文化最开始是以展示、表演的形式进行推广，曲目大多为国内的民族器乐的乐曲。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音乐展示逐渐有了变化，日本和西洋的乐曲开始增多，从展示阶段开始转入融入阶段。中国音乐文化在日本社会的融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乐器融入，另一方面是音乐融入。乐器融入是让日本人熟悉我们的乐器，产生好感；而音乐融入则是演奏日本人熟悉的乐曲以及日本的民族音乐。融入的做法各种各样，包括到日本各地演出、与日本演奏家合作演出等。开设音乐教室，是中国音乐融入日本社会的成功之举。在日本，艺能（音乐、曲艺等）界的教育与传播，基本是靠民间教室的个人教学来进行的。在日本大众的支持下，大量的二胡等乐器的教室，在各地开设了起来。其中既有中国人主办的教室，也有日本人为主的二胡教室。（2）日本人对中国音乐的支持。日本人对中国音乐的支持，是中国音乐和乐器在日本生存的基础。每个中国音乐演奏者的背后，都有一些日本人的支持和奉献。介绍日本的中国音乐，还必须提到的是“女子十二乐坊”，这是按日本人的欣赏趣味而打造的中国音乐形式。她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包装和艺术上的雕琢，并在那里取得了成功，之后，又在国内得到了认可。“女子十二乐坊”不仅向国外展示了中国乐器与音乐，同时在宣传中国音乐与乐器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③

三、如何推广中国民乐

中国对日本的音乐文化传播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已有很好的音乐文化基础，受众面很广，群众基础很扎实。那么如何更好地推广中国的音乐文化呢?

1、民族音乐在海外传播需“入乡随俗”民族音乐在对外传播时应争取共性，易于被当地人接受。因此，对外传播的音乐文化应进行适当演变，使之符合当地文化。

2、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以及提升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睦邻友好，建立友好邦交。只有建立友好的邦交关系，才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3、传承中国民乐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融合如将中国乐器与爵士、摇滚等现代流行因素相结合，演奏中国的传统乐曲和西方人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进行演奏曲目创新与乐器演奏创新。

4、加强国际间的音乐交流与合作，促进音乐文化的传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音乐界一直以“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今后，还要规模化、常态化，特别是利用重大节日、邦交纪念、重要人物互访等契机，加大力度组织宣传汇演，有效推动中国民乐更好更快地走向世界舞台。

5、以孔子学院为平台建立多种形式的中国民乐交流中心截至2013年底，全世界已有120个国家(地区)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孔子课堂。孔子学院在全球分布广，数量众多，是一个很好的中国音乐文化的推广平台。因而可以成立形式多样的民乐中心或民乐部之类的交流办事机构或者在孔子学院中，有重点地增设相关音乐课程;在有条件的国家开办中国音乐学校、在国外的音乐大学开设中国音乐课;在国外综合大学的亚洲文化学院增设中国民乐欣赏课程、民乐课堂等;还可以利用每年西方圣诞节和中国传统春节等举办中国民乐专场，或者在西方举办的音乐会中增加中国民乐演出内容。这样可大大提高中国民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篇9

1.1文化产业创新相关概念及内涵

从人工自然过程论的视角看，产业创新是动态地反映人工物变成制造物的过程。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生产同类或同一产品的所有企业的集合”。从现代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产业是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据此观点可以把文化产业定义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企业群。但是从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上看文化产业生产出的产品兼有私有性和公共产品特征的一类特殊的“混合产品”，所以文化产业又是区别于所有其它产业的一种极其特殊的产业部门。单世联（2001）的研究认为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不同于商品生产在物质领域的产物只承载单一的“实用”功能，而是同时承载“审美”与“实用”的双重功能，具有的特殊“文化属性”。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定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因为各国国家战略，传统文化，文化政策，地域特征等方面的差异，出现不同的见解也在所难免。但综合起来说，他们不管如何定义，文化产业的内容和关注重点基本是一致的。

1.2文化产业的金融制度创新

由于文化产业项目具有高风险、难量化的特点，所以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发展瓶颈。为解决文化产业的融资难问题，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从文化产业宏观角度出发，俞晓敏（2008）指出国有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和机制的单一性，是导致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还有学者指出金融机构的缺乏和金融的创新性不足，阻碍了地区文化产业的融资。高宏存（2013）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引进风险投资虽然是文化企业融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在具体运用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研究发现的以上问题，从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探索性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相对微观角度对融资难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贾瑛瑛（2011）认为目前文化产业的无形资产比重大，加之对无形资产的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大部分抵押担保机构对无形资产抵押这种贷款方式的信心不足。于孝建，任兆璋（2011）的研究认为单个或多个知识产权集合质押担保贷款方式更为灵活，能有效降低银行贷款风险，为文化企业融资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刘德良（2013)等创新性提出6个模型评估方法，通过评估模型的系统分析，就有了具体的考核指标。这就相当于对整个文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体检，可以有效地规避政策风险，制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总的来说，以上相关文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本文认为文化产业项目要想解决融资难问题，一方面应该加强文化产业项目本身的质量，了解项目的潜在价值，评估项目的风险；另一方面要规范健全文化产业行业法律法规，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民间资本的参与支持，融资方式的创新等等。

1.3文化产业集群创新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从集群企业间互动、创新动力两个角度对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1.3.1集群企业间互动。

Kieron、Mark(2004)研究发现，集群创新企业之间通过创新网络组织，不仅有利于创新企业向同行或上下游企业以拆借、购买等方式筹措到实施创新所需的设备、零部件、资金和原材料等硬件资源，而且有利于创新企业获得实施创新所需的技能、知识等软件资源。Jerez-Gomez(2005)研究发现高效学习的方式最终会影响到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王铮(2004)等人进行的知识网络动态学研究，把主体间的广义距离和互动状态变量结合起来，通过构建数学分析模型创新性的把网络主体间的接近性耦合与互动强度结合起来，很好的解释了区域企业集群创新实现的机理。

1.3.2创新动力。

Freeman&Rothwell(1991）指出，创新早已不是单个企业的活动，与外部的知识资源的关联已经成为创新的主要因素，系统整合网络资源是创新的重要动力。Martin&Michae（l1999）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相对于生成动力来说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层次性，因此，产业集群强大竞争力的体现，要靠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驱动力的作用。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区域知识创新、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互信度和信息共享等可以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Saxenian(1994）发现良好的社交氛围有利于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1996)认为集群的发展依赖于知识成果共享程度和熟练技术劳动力的推动；Debresson(1996)认为区域化的知识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内对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动力方面的研究文献也比较多，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外部经济，技术创新，合作效率，社会资本整合，竞争效应，创新收益，创新积累，地域分工和市场需求等中的一个或多个作为创新驱动力来进行的研究。对比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很多学者都认为文化产业的集群创新的动力需要很多方面的驱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在很多驱动力中，核心驱动力最重要，而核心驱动力包括技术，资源，学习能力，知识，信息的获取和分享等等。至于最终如何选择驱动力，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1.4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

对于文化产业创新评价体系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在对评价方法、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结合具体事例，说明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靠性，实用性的研究上。魏亚平(2009)等对文化企业选择EVA评价方法的原因做了分析和说明，得出EVA评价方法要优于基于利润的企业绩效评价方法，更能实际地反映文化企业投入情况。臧志彭、解学芳(2013)等通过建立三维评价模型和创新指标评价体系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网络文化产业制度体系得以确立，但制度效力、权威性尚待加强；②网络文化产业制度创新能力已经基本建立，能够根据产业的发展演化从层级、范域以及强度方面进行适应性的制度创新。孙彤(2012）等在综合考虑文化产业融资环境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融资环境评价体系，得出某市的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瓶颈在于科技创新环境方面。张润清（2014）等在遵循科学性，可度量，客观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河北省农村的集体数据进行了具体的操作演示。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说明该体系具有相对广泛的实用性，可以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状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分析，进而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提出不同建议。

2结论与展望

篇10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