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德育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德育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课，最优化策略

 

农村初中的思想品德课在学校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学生能学到本学科的文化知识,而且还是德育教育的主要阵地。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上课,思想品德课就枯燥无味，学生对本学科重视就不够,兴趣也不大,课堂缺少活力。作为一名想品德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的是“导演”,有责任改变课堂现状,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把科学性和兴趣性结合起来,优化课堂教学,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此,笔者结合思想品德课教学实践,谈谈优化课堂教学的几点做法。

一、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活动是一种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活动。学习的目的性会影响学生学习内在动机的形成，学习动机又会变成学习的动力。目前学生对思想品德课产生厌学情绪，就是对思想品德课缺乏正确学习动机的表现。所以要提高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效果，必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对思想品德课产生兴趣：首先，要让学生明确学习思想品德课与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关系。中学生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开始对自己的理想和前途有所思考和打算，一旦他们认识到思想品德课对自己的成长及未来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就会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其次，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想品德课学习内容广泛、丰富，如果教师教学得法，学生就会产生求知需要，进而形成一种激励和鞭策自已的力量，产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教师在教学中可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通过大量的事例和生动翔实的资料，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

二、树立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素质教育是以培养能力发展个性为目的的基础性教育，而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形成良好的学习、竞争氛围；就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德育论文德育论文，倡导师生平等、生生交流，使师生间真正成为互动、交往的动态关系；就必须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强化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并以此推动基础知识的系统传授；探讨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努力实现教学过程零缺陷。我们要改变以前教师首先针对教材提出自学提纲，并且力争求全求细的做法。这样，学生的思维被教师禁锢了，实际上也就是教师画圈让学生跳，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围绕学生开展教学活动，所以笔者在教学中尝试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自主解决问题，几节课上下来，学生提出的问题多了并且千变万化、海阔天空，对一节课的重、难点冲击很大；所以现在每一节课，只针对本节课的重、难点提出两三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在引导学生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的基础上自由创设，并围绕三个方面自主展开：①学生自主回答；②自主组织答案；③自主相互质疑、释疑。教师在学生互动的基础上精讲、明理，体现“导”的作用。

三、联系生活和热点，优化学习内容

生活即教育。教师要挖掘思想品德生活化的内容，这些取材于真实生活的事例将极大地启动了学生的思维，调动了学生参与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在讨论、体验、参与、感悟中形成和确立起来了。比如《防范侵害，保护自己》一课，如何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更多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这一环节我苦苦思索小论文怎么写论文。设计问题。当你看到病人需要急救时，你会拨打什么电话？当你遇到火灾时拨打……以一联串的来自生活的问题进行发问，起到较好的效果。还有女生晚自习回家时怎么做可以尽量避免侵害？发生火灾时请你模拟报警等生活化情景的创设，使课堂贴进学生的生活，也有实用的价值。七年级思想品德《自我新形象》一课中，对于“追星”一事，教师让个别学生说说他们真实的“追星”经历，让同学们一起感受到“追星”背后的另一层面：浪费青少年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这种源自于学生的生活性案例更容易走近学生，引起他们的共鸣。

学习内容联系社会热点。思想品德课应关注社会大事并引入我们的课堂。四川汶川地震，让学生学会顽强，永不放弃生的希望，珍惜生命，学会坚强的面对挫折，感受团结互助，齐心协力的民族精神；关注国家新领导集体的产生，了解国家的政治体制，树立主人翁意识；关注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等等。这些发生在学生的身边，或通过传媒能够了解到的，都是品德课的内容和素材，而且最具时效性，最为学生喜欢。

四、优化教学设计，注重教学效率

教学必然要求教师要有自己的教学计划，教学设计是让教学达到高效率的一个主要环节德育论文德育论文，这离不开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只有教师将教材读通了，真正消化了，体会到了教材的真谛，才能好好运用手中的资料，设计高效的教学流程，在有效的时间内，提高课堂效率。对教材的讲解，我们要充分考虑教法，学生的学法，组织好教学流程。学生所要理解的关键地方，资料的巧妙运用，问题的设计，教材的补充，内容的深化，这都是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一个高效的教学设计，就为高效的课堂准备了条件，同样也为学生上课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上课的效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课所做的一切准备，都是在高效的前提下进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高效的课堂服务的，课堂是教学中最为核心的环节，是教学的中心工程。

五、利用多媒体教学,诱发学生的学习情趣

在思想品德课中,引用多媒体教学,优化课堂结构,是现代化教学的必备手段。根据不同的课文内容选择不同的图片,再配上音乐,与课文内容进行整合,在给学生以美的艺术享受的同时,又愉快的获得了新知识,提高了学习效果。如:在讲“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课的时候,利用少数民族的图片,再配上《爱我中华》这首歌引入课文,学生兴趣高涨,再插入我国的民族分布,特点、风俗、以及我国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等。这课知识点很快就掌握了。在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时”,利用香港、时的升旗仪式,和驻港部队进入的画面,既能很快掌握本课知识,还能培养爱国思想,振奋民族精神。

总之，优化教学过程的关键在于做到学生的学习情感与训练，教师的指导和教学目标的实现都要一一到位，这就要我们在教学中不断的改进和创新。

篇2

编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古诗，大多选用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作品，以其简炼、形象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明丽、动静相宜的画面，创设了优美的意境，表达了深挚的情感，这其中不乏大量爱国主义作品，使长期“生于安乐”的我们更会是受益匪浅。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引导学生从古诗中感受爱国精神，进行爱国教育，是老师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在引导学生理解和运用古诗文的过程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顺理成章的。

一、理解诗词意蕴，体会古人的爱国情怀

在我们学过的诗歌中，有很多充满了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字里行间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情意。他们那伟大的爱国情怀，天地可鉴，为后人所敬仰，他们那朗朗上口的爱国诗篇，令后人百读不厌，他们那铿锵有力的字句，让后人为之感动。

陆游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一生勤学不息，有着爱国的赤子之心，写下不少爱国诗作，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其中《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诗人的爱国忧国情怀使他夜不能寐，在梦境中也常常幻想着为国报效杀敌，纵横战场，这种情绪一直伴随诗人直到弥留之际，《示儿》堪称陆游的绝笔，“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临终之前还念念不忘被霸占的中原，热切地期盼着祖国的重新统一。从这里我们可以领会诗人的爱国激情是何等执着、深沉、热烈！这是他生命终点所爆发出的爱国火花，也可以看做他一生爱国思想及诗作的总结。教学中，我们要让学生在理解诗句意思和时代背景的基础上，深入体会诗人的爱国情感，教育学生学习古人热爱自己的祖国，长大后做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升华自己的情操，培养一颗爱国的心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注重的是对诗词内容的鉴赏，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就要开始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了。

篇3

【关键词】国际投资法 国民待遇 外资准入 外资经营

一、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概念及适用范围

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是指在一定范围的事项上，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权利义务，在相同情况下应等同于已经或将要给予本国投资者或投资的权利义务。国民待遇制度主要涉及两个领域，即外资准入和外资经营方面。

在外资准入方面，特别是在设立范围上，各国基本上尚未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几乎每个国家都会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及宏观调控的需要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控制在本国国民手中，而排除外资的进入。国际法上对于这种行为也给与了充分的肯定。

在外资的经营方面，一般而言，各国基本上都能给与外资以国民待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管理外资企业的活动。当然，发展中国家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保护民族产业的考虑，在经营上除了某些方面给外资以优待外，还会施加一些额外的履行要求。比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实绩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利润汇出与再投资的要求等。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减少乃至取消类似的履行要求。

从理论上讲，这种履行要求并不符合国民待遇。其实施目的是出于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试图使外资在经营过程中东道国以有益的帮助，而排除其不利的影响。但是，东道国对外资赋予了比国内资本更高的期望值，这实质上加重了外资的经营难度和成本，是对外资的歧视。

二、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

各国的外资立法及相关的国际条约均将能够享有东道国所提供的国民待遇的人，界定为依据东道国法律在东道国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外国人及其在东道国所从事的经东道国允许的投资经营活动。

外国投资者如果是自然人，主要依据东道国国籍法确认，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主要由投资国和东道国在投资保护协定中予以明确。

同时，许多国际投资条约明确规定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象为“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也就是说，东道国除了授予外国人本身国民待遇之外，还授予外国人的活动及其相关资产以国民待遇。

需要明确的是，国家对外国投资者及其在本国境内的投资活动和财产是否给予国民待遇是其范围内的事，如果不是有相关条约明确，国家对此不承担任何义务。但实践表明，只要没有根本危机，各国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参与本国经济发展，都愿意给予外国人及其在本国的活动以国民待遇，有时甚至给予更高的优惠待遇。

三、“超国民待遇”问题

现在有的人认为，国民待遇本身是排斥给予外资优惠待遇的，也就是说，要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纵观各国的外资立法和国际投资条约，对国民待遇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即国民待遇是指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待遇“不低于”和“等同于”其给予本国投资的待遇。按照前者的提法，给予外资某些优惠待遇并不排斥国民待遇，也就不存在“超国民待遇”的问题。而根据后者，给予外资优惠待遇和国民待遇之间似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国民待遇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标准，与之相配套的，还有诸如“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如果东道国对国内投资待遇很低的情况下，对一些国家的投资实行国民待遇，而不能给予更高的待遇，则该待遇水平就有可能达不到“最惠国待遇”和“公正和公平待遇”，从而导致各项待遇之间的冲突。在大多数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往往一并加以规定，并以两种待遇中对投资者更为优惠者为准。我们能说，一个国家实施了最惠国待遇，就是对国民待遇的违反吗？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给予外资一些优惠待遇，其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或引进更多的外资，或将外资吸引到东道国更想引资的领域，加强其政策导向性。东道国实行国民待遇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意图引进更多、更好的外资，而实行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也是此目的。

在如今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加紧吸引外资的大环境下，我国宜对“超国民待遇”问题采取柔性处理的办法，不应该过多地强调。总而言之，实现国家利益，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只要我国实质性的取消对外资的特殊限制，就是实现了国民待遇。

四、我国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的现状及策略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包括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在程序法上，我国早已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有对于外商及其投资企业与我国公民同等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在实体法方面，又可以划分为私法上的国民待遇和公法上的国民待遇。在私法上，也就是民商法领域，外资企业无论从事国内经济活动，还是涉外经济活动，都具有与内资企业同等的法律地位，这表明我国在这一领域对外资已实行了国民待遇。

而在公法领域，也就是对外资的管理立法领域，我国至今尚未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这主要受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彻底完成。我们都知道，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国家，很难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即使有，也只是很狭窄且特定范围内的国民待遇。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尤其是对于国有企业，一方面在价格、物资供应、政府补贴等获得国家的某些特殊支持和保护，另一方面在诸如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领域对国家则负有特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是不可能施加给外资企业的。而对于外资企业，它在受限制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譬如税收政策的优惠等。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之时，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被扭曲了，这样就形成了法律上的差别待遇。只有一方面不断地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使内资企业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逐步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双管齐下，才能完全确立起对外资的国民待遇。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一些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时，片面要求东道国将给与内资企业的特殊待遇也扩大至外资企业，而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所担负的特殊义务，发达国家又依“公正与公平”原则，即违反了所谓的“最低待遇标准”而反对施加于外资企业。倘若如此，外资企业将在各个方面享受了“超国民待遇”，从而使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我国应当对这种“趋利避害”的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二，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且不高。我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还比较落后，对于内资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在财力、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还具有较大优势。只有对内资企业给予某些特殊的法律保护，同时对外资加以限制，也就是采取一定的差别待遇，才能最终实现内外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

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我国在公法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只能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就。

另外，国际投资领域实行国民待遇尚未成为一项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不存在绝对的，无限制的国民待遇。各国在投资领域国民待遇的实施条件、方法和步骤等问题上尚存在分歧。所以，国民待遇的推行，应遵循“有条件和逐步推进”的原则。“有条件”是指各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接受国民待遇条款，以及接受国民待遇条款的方式、方法和合理例外。“逐步推进”是指在国民待遇还不能保障各国投资者真正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各国应当兼顾经济全球化和东道国经济承受能力，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推行国民待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今后的投资条约谈判过程中，我国应注意以下策略：1、谨慎对待外资准入阶段适用国民待遇问题，同时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在某些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领域，逐步推行国民待遇。在具体谈判中，尽量采用肯定清单法，将准入自由化的程度控制在自己手中。2、争取国民待遇的合理例外，避免国内产业受到外来资本的过度冲击。3、在投资条约中订入“发展条款”。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属于同一类型企业且处于类似的环境下，才给予跨国公司国民待遇。这种“发展条款”可以遏制发达国家对国民待遇进行扩大解释，也使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时有了一定的灵活度。4、把握条约用语的准确，确保国民待遇的适用对自己有利。比如：保证适用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处于“相同”或“一样”的情况，而非“相似”和“类似”的情况。

参考文献:

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专论》（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版。

刘笋著：《国际投资保护的国际法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丁伟主编：《国际私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吕岩峰等著：《国际投资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篇4

关键词：大众文化；现代性；消解

奥尔特加・加塞特曾经描述：“大众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而在过去――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却从来未被注意过，它仅仅是社会舞台的背景，一点儿也不起眼。然而，如今它越过舞台的脚灯，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在社会的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合唱队。” 所谓的现代性，在笔者看来，它变现为一种精神气质，它注重人的个体自由与存在价值，注重人的精神提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学蓬勃兴起，它以一股强大劲头迅速占据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满足了人们的感性需求，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总体看来，现代性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消遣娱乐需求，二是消解了正统意识形态。

一、消遣娱乐与大众文化

在市场积极蓬勃发展，各行各业迅速崛起的同时，快节奏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的工作生活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患得患失。人们需要适度的精神宣泄，从而使情感放松，心灵得到慰藉。大众文化通过感性的张扬，肯定当下人的世俗生活，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消遣娱乐元素。

大众文化通过各种语境深入人们的世俗生活，远离了精英文化的圣洁理想与知识分子的终极人文关怀，它引导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吃穿住行中寻找精神慰藉。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演进的今天，大众文化以其自身的特点丰富了市民阶层的文化世界。现代性的精神实质是它的平民精神，而大众文化的发展为平民意识提供了充分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泰戈尔所说：“如果一个人弃绝欢乐的欲念，把欢乐变成仅仅是求知和行善，其原因必然是他已失去他的青春年华和健康，从而失去感觉欢乐的能力，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古印度的修辞家们毫不犹豫地说，享乐是文学的灵魂――享乐是公正无私的。”因此，大众文化消解了它寓教于乐的存在形式，与大众的精神生活保持一致，疗养心境，释放情感。

二、消解正统意识形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如是说：“意识形态牵制、左右、主导乃至于炮制和裁决文学，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不仅就文学创作而言，还有文学评论，也包括文学史，往往都打上意识形态的印记。意识形态可以说几乎成了一种难以防御的世纪病，有幸能抵御这种时代病的作家，他们的文学便得救了。”

正统的意识形态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色彩，即政治的功利性，它为政府运作，极具中国特色。而大众文化彻底打破了以往精英文学中的理性意识与精神构建，以其平民化和世俗性消解了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90年代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更是将传统的主流、精英文化打得一败涂地。“新写实”作家们热衷于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小事一一陈列，表面的凡俗实质却暗含了深刻的精神内涵。这样直白的世俗化描写在以往的正统意识形态中是没有生存余地的，但在大众看来，它确实裸地展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表现了小人物的平凡的思想，记录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境遇。因此，“新写实”小说是民众的代言人，它同时也是推动大众文化发展的强劲驱动力。

“新写实”小说似乎像我们诠释了实实在在的生活哲理，如池莉在其《风景》引发的思考：“能有几人像四哥这样平和安宁地过自给自足的日子呢？这是因为嘈杂繁乱的世界之声完全进不了他的心境才使得他生活得这般和谐和安稳么？四哥又聋又哑啊。”同样，我们从池莉的另一部作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题目中就可以领略世俗社会中大众的生存态度，而这完完全全是普通民众的心声。大众文化早已将圣洁理想和人文关怀抛置一边，它解构了主流话语，实现了“由上而下”的质变。

三、总结

中国的现代性最早从西方引进，但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自由张扬的个性相悖，导致了中国的现代性呈现出“感性不足而理性有余”的特点。而大众文化的出现，极力张扬感性，强调个体的感受与个性体验，它很快赢得了大众的响应，从而迅猛发展。它是现代文明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当然，大众文化的发展也有其负面作用，一味地追求娱乐、消遣与感官刺激，势必会降低文化的教化和启迪意义。正如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评论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部书里以《赫胥黎的警告》为标题写下的话，“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被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作者用拉斯维加斯这座赌城为例来批评他的祖国美国：“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服用，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对于美国电视文化的担心和忧虑是：公众评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参考文献：

[1]谭桂林：《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篇5

[关键词] 香港新高中 中国语文 课程改革

一、前言

根据现阶段教育发展情况,香港教育统筹局于2005年5月发表“334报告书”,提出香港三年高中学制将于2009/2010学年在中四级(即高中一年级)实施,同时采用改革的新高中课程。2007年,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与香港考试及评核局联合编定《中国语文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作为2009年新高中语文的课程指导文件。同时,课程发展议会修订了《中学中国语文学习重点(试用)》,供三年制高中语文课程使用。

新高中学制对香港来说是一次新的教育尝试,而课程评估及指引的变化是教育改革的开始。本文主要分析香港新高中的语文课程指引文件,将新旧课程作对比研究。

二、课程结构

新课程结构概括为:引言,第一章概论,第二章课程架构,第三章课程规划,第四章学与教,第五章评估,第六章学与教资源。其中,前三章属课程内容,第四章讲教学,第五章讲评估,第六章讨论教材。同时,还有一本《中学中国语文建议学习重点(试用)》作参考。

结构安排上,新课程基本结构是齐全的,包括了课程、教学、评估、教材四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语文课程所要包含的内容。与2001年课程指引相比,2007年的较全面、具体。虽然两者都包括有课程、教学、评估、教材四方面,但2007年的增加了课程架构、课程规划两章,用较大篇幅叙述高中语文的课程设计原则、课程统筹等。相比2001年将初中及高中语文一起说明,2007年用独立篇章来单独说明新高中语文课程要求,显得更全面,为教师课程实施提供帮助。

2007年课程内容说明虽全面,但过于强调整体规划。比如课程评估及指引规定: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教师需要应学生学习兴趣、能力及方式不同来分别规划课程。按不同层次来安排不同课程,将给语文老师带来额外工作压力。结果可能各种版本课程规划效果一般,学生兴趣没得到满足。如能在语文必修课、选修课来调节,必修课学习基础知识,但在选修课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能力选择。这样使得单个语文老师工作任务减少,同时也满足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一举两得。

三、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属性,它决定学科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体现本科之所以能独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因此,语文科的课程性质至关重要,决定语文科的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课程及评估指引在课程理念、课程宗旨、高中教育阶段学习目标都提到要兼顾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提高学生人文素养,为学生学好其他学科打好基础,强调审美情趣、体认中华文化、培养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正面价值观、国际视野等。

这些观点很多是过去语文纲要没有提到的。相比较2001年课程指引只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并没太多提及人文性,新课程强调语文的“文道合一”,这是一较大改变。过去往往忽略语文的人文性,强调语文工具性,不能全面反映语文科性质。现在两者都要兼顾,强调能力与文化并重,是一个新的发展。因此,在学科性质上,新高中语文对课程性质的定位比过去语文纲要全面。

四、教材

教材关系到课程能否顺利实施,是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教材的选取至关重要。

香港新旧语文课程对教材的选取分别用“学习材料”、“学与教资源”章节来说明,名虽不同,但都讲述教材选取。两个课程指引都不设指定学习材料,给教师提供教材选取的意见,显得比较灵活。而对教材的定义,新旧课程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2001年从宏观角度界定教材定义和内涵,并从文字与音像材料提出选取的原则和具体要求;新高中语文课程则从教材作用来界定教材,但这里的教材不局限于教科书、作业等资料,自然环境和人力等资源也被列为学与教资源,突破了传统教材观点。在资源类别里,特别提到要利用互联网与科技资源,借助互联网上语文资源;同时提到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这两项资源都是过去语文纲要所没有提到的,对于教材选取是一创新点,能拓展高中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空间。另外,新课程指引还说明了学与教资源的运用、发展和管理,并提供发展策略,强调教材发展的重要性。不足的是,规范未免太多,操作起来不易,若可精简则比较好。

五、评估

香港新旧语文课程指引均有评估这项。旧课程指引包括:评估目的;各学习范畴的评估;实施步骤;评估原则。新评估则分为:评估的角色;进展性和总结性评估;评估目标;校内评估;公开评核。

新旧课程指引文件都从评估的功能性来考虑,但两者着重点不同:前者着重对学习和教学的回馈,后者着重收集学生学习表现,以此达到诊断、回馈、促进学习、甄别和选拔等功用。另外,两者评估目也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将评估回馈给学生、教师、家长,希望以此来提高学习、教学效能;后者则针对语文科“文道合一”性质,目的是为衡量学生能力、文化素养、品德情意、对国家等的责任意识。

因此,虽然两者都强调借助评估来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习效能,但相比起来,旧评估并没针对语文课性质,而是“一般性的评估知识”,新评估较清晰且针对性强,有利于发挥评估的作用。同时,新评估将校内评估和公开评核相结合,方式更多元化,相比旧的评估方式更灵活和全面。但是,没有做到“教与学的双向评估”,如果可以借鉴其他地方则更全面,比如上海对语文评估的经验,拓宽评估范围,做到对学生、教师教学、教材质量都实行评估。

六、小结

从课程结构、学科性质、教材及评估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香港语文课程的变化。总的来说,新高中语文课程的定位还比较准确,顺应实际需要做出变化,需不断改进。新课程的课程结构齐全;语文定性上,新课程学科性质的定位比过去语文纲要更为全面,强调语文课的“文道合一”;教材组织上,新课程扩大了教与学资源选择空间,同时强调教材的发展,可谓新创新;评估方面,新高中课程方式更多元化,对评估角色定位也较清晰,但缺乏双向性,需拓宽评估范围,才能进一步提高课程学习的效能。

参考文献:

[1]教育统筹局.高中及高等教育新学制――投资香港未来的行动方案.香港:政府印务局,2005.

[2]何文胜.港沪初中中国语文科课程的比较研究.香港教师中心学报,2007,(10):91-101.

[3]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香港:政府印务局,2001.

篇6

[关键词]中国文化英语教育；构建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905(2009)01―0022―02

一、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是许多国外人士崇仰的。自汉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建筑、雕刻等等，传人了日本，譬如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在韩国，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明清以后的实学思想，中国文化中的礼教内容，在中国早已失传，在韩国还保留的相当完整，韩国被西方国家称为是儒教国家的活化石。中国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通过西方耶稣会士和东学西渐，还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中国文化与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思维和文化在基本的层面上都是相同的，具有人类社会文化具有的共同特征。但是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以崇尚个人为中心的，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中西方的文化差异除了表现在世界观、价值观，习俗差异等外，还与生存环境，，历史典故的不同有关。

三、中国文化与英语教育

中国的英语教育从大纲到课程总体目标的实施及培养合格外语人才方面上，极少甚至不曾与母国的文化相联系。虽然中学生有语文课本和中文阅读，但都与英语教学脱离，没有把母国文化教育渗入或者融入到英语教育中去。

(一)让英语适合中国学生

我国英语教学在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迄今仍普遍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文化失语”现象。该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提不出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其言语的方式、内容和术语都是西方的，有时甚至会出现“无话可说”的现象。所以对于英语教学这门大量接触西方思维和文化的项目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以清醒的、理智的头脑对待西方文化，对其影响要加以合理的限制，要在真正重视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

(二)减轻文化差异的负面影响

由于汉语文化与英语文化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我们在指导学习过程中会缺乏真实的语言与文化的交互贯通。最为典型的影响是对改革传统教学模式的阻力和学生对英语语言习惯的适应能力的缺陷。但是要认识到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文化的发展与改革，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学生们的思想也会趋向于时代化，对文化冲突的抵抗能力也会增强，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课程、大纲、教材、课堂、教师、学生等进行重新思考，加强对文化教育的导人和融会贯通，本着加强学生的文化创造力，借鉴和采取合理的教学手段，适当改变教学理念，通过努力消除不利影响。

四、构建适宜中国文化的英语教学模式

(一)思想上的准备

以前我们要求学习英语的中国人适应英语国家的文化，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文化的东学西渐趋势的增强，我们应从另一方面着手，使英语学习中多掺入中国文化，形成具有英语文化又有中文文化的教学模式一中国特色的英语学习和教学。

1、认识中国文化精髓

所谓精髓，就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历史和人们的生活有着源远流长的正面影响，能被其他人所认可其民族和地域的特色性并且广为传颂。而且还应具有研究和发展价值的那一部分文化。我们能从这些资料中找到大中国延续至今的仁爱礼让、包容海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些令人敬仰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并将它们发扬光大。

2、建立平等交流意识

在跨文化交流中，除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及中国文化的缺失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等交流意识的缺失。大部分人，包括国人，在当中国人与外国人的谈话出现了不符合英语语言习惯而导致对方产生误解甚至不快时，都会认为是中国人的责任，而实际上这肯定是由于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文化造成的。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中西方交流中，双方文化是具有平等的地位的，不存在一方应该尊重另一方的文化的问题，而是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二)教材上的准备

我们在外语教学上的偏差，不能不说是我们教材编写方面的一大失误。我国各类的英语教材，几乎没有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促进融入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的教材的编写，提供可供一线教师参考的系统性的教材和资料；另一方面，在现行教材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一定的替代措施，以及鼓励学生和教师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参与加强教材文化建设。

(三)器材上的准备

1、多媒体教学的应用

利用多媒体的优点，在教学过程中加入富有趣味、互动性强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素材和课堂交流环节，运用多种感官刺激，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思维情境，引发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让学生参与到多媒体教材和课件的修改和制作中，将学生的意愿加入到课堂内容的改变中，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学习内容、方式和方法的互动性改进，促成教学双方共同学习、平等交流的课堂环境。

2、图书馆及相关设施的应用

更加重视富含中国文化知识的书籍和资料的管理和引进，不仅要有诸如《史记》、《诗经》、《孟子》这样的古典作品，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注解和说明性的书籍，以及含有浓郁中国色彩的、可视为传统文化的扩展的一些书籍作品，能使学生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了解中国文化。为学生创造一个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和一个更多姿多彩的文化空间，使中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融合更加顺利，使注重培养跨文化交流的英语教学更加有力地发展。

3、网络的开放性应用

篇7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篇8

长期以来，李泽厚致力于构建“情本体”哲学体系。自尼采以后，后现代哲学“摧毁一切”“解构一切”，有人强调“过把瘾就死”，追求一时的享乐，但其实，过把瘾之后人还活着，那怎么办？人怎么样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活”成了李泽厚“情本体”哲学的第一个问题。李泽厚认为，后现代哲学，表现了目前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困境：一切都撕破了，一切规则都打破了，“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没有什么整个的人类，也没有什么整个的个体，连自我都没有了。那么，到底如何活下去？如何对待自己的命运呢？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也正是“情本体”提出的前提环境，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又是哲学自身的。这里的“情本体”是指“最后的实在”，是本源、根源。“情本体”哲学构想主要源自于中国传统哲学，它的背后就是“天地君亲师”。李泽厚认为，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是心理情感原则。“孔学特别重视人性情感的培育，重视动物性（欲）与社会性（理）的交融统一。我以为这实际是以‘情’作为人性和人生的基础、实体和本源。”［2］179在李泽厚看来，后现代因为“上帝死了”便彻底否定理性的规范、秩序，免不得走向动物性。建立在动物生理求基础上的人的情感，应该是从由理返欲的后现代再向前走一步，“情本体”想指出的就是这个方向，它是日常生活的生物欲求中渗透融合理性。在日常生活中，“闲愁最苦”（畏）和“何时忘却营营”（烦）成了人存在的状态。怎么样克服“畏”和“烦”，成为李泽厚构建“情本体”哲学体系思考的重点。为此，李泽厚试图用中国传统来融合马克思（人是目的）、康德（把他的先验理性改成经验通过历史累积变成），也包括海德格尔的东西（要把他的空的理论填入现实的、日常的人生），并用中国传统来丰富它。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一个世界，一种生活”，“情本体”就在当下的心境中、情爱中、“生命力”中，也即在爱情、故园情、人际温暖、漂泊和归宿中。李泽厚主张以眷恋、珍惜、感伤、了悟来代替那空洞而不可解决的“畏”和“烦”，来替代由它而激发出的后现代“碎片”“当下”。如何感伤过去，珍惜此在，如何领欲入情，既不是以理空欲甚至灭欲的“心性”，也不是纵情排理的“当下即刻”，便正是由后现代转入现代哲学而选择命运、决断明天的最佳途径。“情本体”内推“审美代宗教”，解决海氏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用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消化海氏的“畏”和“烦”；外推“乐与政通”“和谐高于正义”的政治哲学。然而，在中国由传统的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时期，过分强调“情”显然不利于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李泽厚本人也承认，现阶段不宜多谈“情本体”。毋庸置疑，李泽厚强调以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为基础构建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并重视人的个性发展的哲学思路，对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张立文的“和合学”

“和合学”哲学体系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所创建。“和合”缘起于《国语》境域的和生意蕴，旨在用和爱化解人类面临的五大价值冲突（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和危机（生态、人文、道德、信仰、智能），用“和合起来”的爱智乐章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创新的爱智序曲。“和合”的主旨是“生生”，而“和合学”则是对“生生”之理的追求。张立文说：“和合学是对如何生生的为什么的追求，即诸多差异元素、要素为什么冲突融合？为什么冲突融合而生生新事物及新结构方式？以及新事物、新生命化生的所当然的所以然的探讨，亦是对和合生生的生命力源泉的寻求。因此，和合学亦即新生命哲学、新结构方式说，即生生哲学。”［4］87很显然，和合学中的“生生”体现了整个宇宙处在变化日新、大化流行的过程之中。生生既有“冲突”，也有“融合”，反映了张立文构建和合学的创见。按照张立文的构想，“和合学”是对传统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创新和转生。依照和合学的理论思维逻辑结构，转化为“地”的生存世界、“人”的意义世界、“天”的可能世界，转天、地、人的空间次序为地、人、天的思维逻辑次序。以生存世界的活动变易和合学，意义世界的价值规范和合学，可能世界的逻辑结构和合学，构成和合学的总体框架［5］。和合学所成和合三界可以分为六层：和合生存世界的境与理，和合意义世界的性与命，和合可能世界的道与和。和合三界和六层是立体性的整体贯通，其又差分为同一世界内部纵向层间贯通、三界之间横向界际贯通两类贯通机制。张立文认为，和合学内在层间转换和界内流行以及界际转换和跨界贯通，达到和合学三界贯通无碍，通则上下、内外、左右、表里无有不通；自然、社会、人我、心灵、文明无有不通；通则透，透则相对相关；然后能生，生则能合，合则和，便是太和。太和通达最优美的和合境界［5］。“和合学”是从世界哲学视域以观五大冲突危机，提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化解原理。“和合学”是以《易传》的“生生”为逻辑起点的，其整体建构又再现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张立文先生所言：和合学乃中国哲学的创新形态。它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以及当代哲学资源，它自己敞开自己，海纳百川，使自己置身于和合的怀疑之中［5］。因此，该哲学体系存在缺陷也是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第一，张立文过分注重论证三个世界内部及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忽视了对本体世界的论证，使得张立文的“和合学”体系，自始至终似乎都在把“方法论”问题作为研究的核心［6］。第二，张立文宣称，和合学旨在化解一切基于二元对待的冲突和危机，用生生法、创新法、意境法区别于传统的求一法、对立法和写实法等。但张立文并没有对自己的方法论与传统方法论进行详细的优劣比较。第三，张立文哲学体系融突而和合中西哲学的元素显得不够明晰。

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

篇9

关键词：绿色语文 传统教育 传承 创新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现代语文名师不仅是教学改革的实践者，也是教学理论的研究者。他们在运用前人教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及各具特色的教学理论。这些教学理念和主张，都是在借鉴前人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具体的教学实践提出的，既有时代的印记，又颇具当今语文教育的特点，更能体现各位名师自己独特的教学艺术和风格。

在对传统的传承和发扬上，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赵谦翔老师提倡的“绿色语文”首当其要。赵谦翔坦言，“绿色语文”并未创造任何新的理论，这些教学理念其实古已有之且早经实践检验过，只不过在急功近利的教学风气甚嚣尘上的当今被人们冷落却被他坚守着罢了。说到底，“绿色语文”只是对传统教育的追本溯源而已。

关于传统语文教育的分期，至今学者争论不一，本文根据众多研究成果，将先秦至语文独立设科这段期间内的古代语文教育称为“传统语文教育”。并且认为“绿色语文”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的传承与创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体现：

首先，在教育目的上。传统教育讲究“学而优则仕”，目的为“明人伦”。这与传统伦理政治文化影响和教育为宗法政治服务密切相关。读书为封建政治和入仕做官，通过教育培养治国安民之才或晋升仕途以光宗耀祖求得荣华富贵。这一人才观和教育目的思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迅速发展。“绿色语文”提倡不仅为高考学语文，更是为人生学语文。开展“语文教育与人的发展”实验，以“人”的发展为核心，观察社会、体悟人生，以培养人文精神为精髓，陶冶情感、启迪悟性为主线，把学生的主体意识确定为人格完善的前提。为达到这一要求，赵老师特别强调素质教育，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培养人格为躯干，以训练听说读写能力为四肢，以追求活力为灵魂，以启迪悟性为脉络，教导学生要“目中有人，心中有爱”，使学生的精神素质和人生境界全面提高，达到学语文和学做人双赢。

其次，在师生关系上。传统教育中，教师的地位很高，先秦教育家已经把师的地位提到了与君并存的高度，主张“尊先租而隆君师”，《礼记・学记》也指出“事师如父”；“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从人伦关系看，师与生如同父子；从社会关系看，官师合一，师君并提，甚至强调，尊不尊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由于教师闻道在先，是传统文化的化身，所以荀子也主张“言必称师”，汉代的儒者更是强调师法家法，唐宋教育家也讲究道统师承。这本是我国重教尊师的优良传统，但所谓物极必反。教师的地位过高，就造成了在教学关系中教师的绝对权威和“教师讲，学生听”的话语独霸现象。“绿色语文”倡导绿色阅读，强调学生对文本的体验，关心阅读过程中学生与文本的对话、与作者的对话乃至与编者的对话，希望以自己的体验生成对文本的独特理解。它要求语文教师从传统阅读教学中课堂“霸主”的位置上走下来，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学生的阅读过程中去，做“平等中的首席”。对于如何做到阅读教学中师生、生生关系的民主平等，赵谦翔曾有“求同”与“求异”说：“‘求同’不是主观外加的什么金科玉律，而是文本内在的精神本质。‘求异’不是随心所欲地断章取义，而是在充分尊重文本的前提下的张扬自我。‘求同’是继承，‘求异’是发展；‘求同’是吸收，‘求异’是创新。‘求同’不能限制过死，‘求异’不可放得太活。只‘求同’不‘求异’，就是死读书，读书死；既‘求同’又‘求异’，才是活读书，读书活。”①把握准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教师便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看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的多元解读，进而平等的开展教学中的对话。这种既强调教师的教，又强调学生的学；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不仅做到了对尊师重教优秀传统的继承，更是对传统的超越和创新，与新时期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

再次，在教学方法上。传统教学重讲解和记诵。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式多为灌输式、讲解式，往往是将教师的理解机械地搬给学生，忽视了将学生的人生体验与阅读文本的有机融合，更是忽略了对潜能和创造性的开发。这与封建时代强制灌输儒家学说，培养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人才观有很大关系。故古人读书不求全然理解，强调死记硬背，先熟读记住内容，日后再慢慢反刍消化，曰“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读书当然有益，但死记硬背难免效率低下，这在学习科目众多的今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赵谦翔的“绿色语文”传承了古人多读书多记诵的传统，更是发挥学生的自主意识，强调“口诵心惟”，在对作品含英咀华审美鉴赏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多元开放的解读，力求有自己的新发现，进而作出富有创意和个性的述评。诗歌鉴赏强调审美，催化人生诗意；文言教学强化诵读，在老师的点拨引导下“活记软背”，在熟读精思中培养语感；绿色作文“以人为本，以活为源，以悟为魂，以真为纲，以导为脉”，激活悟性，指导写作，引导落实，使学生做到“心动、笔动、行动”，把“作文”与“做人”融为一体。他稳抓“创造”这一语文教学的灵魂，立足于发掘学生的创造力和人生潜能，改革传统教学方法，突破传统教育理念，体现了“语文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这一终极目的，这必然是对传统最好的创新与发扬。

当今教育普遍参照西方模式，但教育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我们应有横向的借鉴也有纵向的继承。但传统教育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必然优劣参半，它的二重性也决定了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影响具有二重性。故如何实现传统语文教育向当今语文教育的创造性转化，使传统教育为现代语文教育服务，我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赋予旧的经验以新的生命力，使其得到传承与创新，应是教育者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方法。

注释：

① 赵谦翔.赵谦翔与绿色语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6：53.

参考文献：

[1] 赵谦翔.赵谦翔与绿色语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6.

[2] 张书丰.中国古代教育精粹的现代解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4] 张志公.张志公文集4――传统语文教学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

[5] 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6] 王炳照.中国传统教育.[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

[7] 郭瑞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语文.[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9] 刘湘洋.赵谦翔语文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2005.

[10] 陈玉芝.“绿色语文”教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讨.[D].山东师范大学，2007.

篇10

[关键词]影视；文学；互动；融合；改编；叙事方式

文学是所有艺术中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而影视出现的比较晚，被称为“第七艺术”。影视尽管从早先的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但它不是哪一种艺术的分支或变种，而是一门具有独特表现力的综合艺术形式。影视艺术依靠光学技术，已经从戏剧、文学等所创造出的表意手法和认识手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一种独立于文学之外而又频频眷顾文学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形象化地把文学看作是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而影视等艺术则是它养育的“子女”。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却又以不同的表现方式给人类提供着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愉悦。文学和影视各自生成的演变史大大丰富了文学与图像符码各自的叙事能力。它们之间血脉相连，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密切联系。

一、影视和文学在相互融合中变异与借鉴

法国理论家乔冶・萨杜尔说过：“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它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影视艺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综合了其他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具有时空统一性、声画可融性、表现综合性和形象逼真性的艺术特征。影视艺术是在文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社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以线形方式来安排信息的“马赛克式”艺术，是通俗的、大众化的、生活化的。受众从中寻找知识、思想，也寻找感官愉悦，建立情感依托和精神支柱。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声、色、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声、色、热中的美，更成为主观的东西。”

但是作为“遗传”，文学和影视艺术必然有其相通之处，理论家荒煤就说道：“我们电影要上一层楼，主要靠文学，没有文学的基础，电影是上不去的，世界上许多著名电影，大多是长篇小说改编的。”这或许有点绝对化，但却说明了文学对影视有着很强的心灵感召力。当代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发掘、人物塑造、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给影视艺术的发展以多方面的启迪。正如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所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文学为影视艺术提供再创造中必定会产生变异，那么它就不大可能像中国文学那样成为只供特定接受群体欣赏的单纯艺术；对受众而言，它也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审美领域，而是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超越了艺术的美学范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之中，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交际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通过它而获取了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视听语言(这是文学所没有的)，这种借助图像符号的视听语言，使人无意识地被灌输和储存信息。视觉上的刺激性带来心理上的挑战感，而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配合，能使人内在的情感受到充分提升和升华。而视觉图像成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面貌，而分析和批评图像被看作当代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力之一。正是在显示和认识现实中，当代人实现着完全意义上的沟通、对话和共享。

而对文学来说却没有这么明显的优势，在这方面，它是以弱势出现的，因而影视的强势功能也慢慢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影视艺术确实带给文学诸多启示，仅就蒙太奇技巧对文学的影响就不可低估。自它诞生以来，格里菲斯、爱森斯坦等相继拓宽蒙太奇的实用领域，使蒙太奇成为当下影视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而且影视中的其他技巧如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声音过渡、特写等都开始被小说和戏剧借鉴而应用。

总之，当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元素被影视所同化与吸收，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影视艺术成为时空综合的视听艺术，而影视的先进技巧也被文学所模仿和利用。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和影视艺术在“技”和“道”的层面上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出适合各自生存发展的明智的审美选择。

二、影视和文学在相互改编中各自坚守与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荡涤着人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存状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在解体中重构，实用功利主义原则抢占了话语霸权的制高点，并以强者风范渗透到包括文学、影视等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以现当代文学与影视的默契在风雨飘摇中凸显出变异和凌乱的势头，而改编(以小说居多，不仅是精英小说，还包括武侠和言情小说)则成了这一桥梁的“捷径”。

一些影片把人们所熟悉的典型形象搬上了银幕，再现了各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使经典文学作品得到了新的意义诠释，有力地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名著改编影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有些影片演火了，也被改编为小说。那么改编应遵循什么原则呢?鲁迅先生在给孟十还、山本初枝等的信以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文章中，针对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或他人改编别人的作品发表了许多中肯意见，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性格逻辑。”改编既要有坚守原有剧情的孤独意识，又要有拓宽新视野的合作精神。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力图挖掘民族文化的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就做出了榜样。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天才的专业禀赋、传统的文化底蕴以及时代赋予的开放性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艺术殿堂里纵横捭阖，并把自己深刻的哲学、文化和历史的思考融进了影视本体，他们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是改编而来：张艺谋成名作《红高梁》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黄土地》其母本为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源于郭小川同名叙事诗；刘恒《伏羲伏羲》改编成《菊豆》等。在改编中，他们仍然保持与原著思想的一致性，坚守阵地。

但由于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艺术体验，又以一种非合作的姿态去审视本文，使其呈现出与原著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色彩。影视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有利于导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且相对缩短的生产――流通时间更符合影视商业产业化的运行规则，所以目前我国影视改编文学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不仅使编导者名利双收，而且让文学及其创作主体也因此而获利受益，作家借助影视抬高身价，文学文本也备受青睐。

但是，影视与文学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学者克拉考尔 说：“小说和电影也互有不同：它们形式特征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所抓取的世界也互不相同……这些形式特征表现在对时间、速度、空间和表现角度(视角)等元素的处理上……”又说：“一切小说都侧重于表现内心的发展或存在的状态。”“电影倾向于表现一种仍然跟物质现象紧密地仿佛由一根脐带联结在一起的生活，而它的情绪和理智内容即来自这些物质现象。”现当代文学名著本身就是一个较完美的结构体系，其中的形象塑造和内涵张力具有无法替代的稳定性，所以改编可能造成其稳定系统的失调，这对改编者的创造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它要求编导者有创新的勇气和新颖的视角，重新构建一个和谐的稳定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转变最明显受到影响的便是“话语”的“改头换面”，所以需要探讨文学和影视的“话语”。

然而，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在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上，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于是便产生了“趋影视体”小说。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这种文体在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体现了鲜明的影视化倾向，同时仍保持小说的独立品行。特e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将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这就是产生的小说“后生”现象。

三、影视和文学以不同的话语模式影响着对方的叙事方式

从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观赏艺术(当然包括文学和影视)的过程就是受众对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靠视觉暂留视像的生理机制，而且还依赖于受众的想象、联想与记忆，依赖于对形象与情景的再创造。受众对艺术文本信息的接受，是一个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多层次复杂构成的心理活动过程。

尽管在文本本体上影视与文学话语模式不同，但文学的叙事方式与其想象世界之间和影视的叙事方式与其虚构世界之间有不少共同点，即都可以采用各种组合切割的叙述方式。

美术、文学、音乐、绘画等诸多艺术都是人类凭借不同媒介用以书写话语的不同方式，即不同的话语形态。影视也是一种语言活动，它的语言话语只是指运用影像画面和声音“说话”、“写作”造成各种表现效果的艺术手段，如摄影、照相、剪辑、音响处理、录像等，既包括电影制作者个人用摄影机(录像机)“写作”、“说话”，又包括这种“言语的沉淀”。帕索里尼认为，电影话语可分为语素和影素，语素作为意义单位相当于镜头，影素作为定义单位则相当于现实中的客体和动作，它们各有自己的自然而非约定俗成的意义。影视的语言是一种直觉符号的语言，影视就是利用这种独特的话语模式把信息输送给观众。而文学话语不是直觉符号的语言，它是文字符号的选择和编码，并通过编码传递给读者信息，其实包括影视在内的一切艺术既是“话语”，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语言”，就在于这些艺术的媒介诸如线条、色彩、图像、形体、影像、声音等，都是信息载体，都是意念和情感的物质性载体和思维工具，都具有类似语言的传播功能。影视借鉴了文学中的人物刻画功能，也具备了行动元和角色的双层作用，而人格特征的塑造以及人物自身的同一性和独立性又构成其“角色”的作用，影视的叙述话语与视像构成产生丰富的变化，具有文学意义上的象征、隐喻、哲理式的叙述话语与视像构成逐渐成为影视艺术创作新的语言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