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制度经济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英文名称：Research o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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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山东省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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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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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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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二是分工；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

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

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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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渤海经济区；制度创新；硬制度；软制度

一、引言

环渤海经济区由京津冀、山东和辽宁三个部分构成，是我国城市群、港口群和产业群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07年整个区域的GDP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24.6％。其中，京津冀GDP超过2.7万亿元；山东省GDP达到2.6万亿元，辽宁省GDP超过了一万亿元，对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来，一体化进程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区域内三大板块竞争激烈，区域经济合作分工尚未形成，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如何加快该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成为重要课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特定制度变迁模式存在的缺点是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好问题必须更多的在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到能促进制度变迁的因素。

二、相关的制度经济学概念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部分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变迁模式的特点

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还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包括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行制度变迁两种类型。诱导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导性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是由国家生产的，并且制度的供给通常是不足的，国家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校正这种不足。

两种制度变迁的优势和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诱导性制度变迁主要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效率较高，但是往往存在搭便车之类的问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能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强制性制度变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

2创新主体的基本理论

制度创新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同时又是参与制度创新的行动主体，他们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计算和预期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对制度创新方向有不同的偏好，制度创新的整个过程是各利益主体多重博弈、合作博弈相互交错的结果。

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制度新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力，不同的偏好体系和特殊的利益，它们在变迁中的权力结构、偏好体系和利益结构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共同决定制度变迁的矢量方向。在社会制度创新主体扩散中，政治权力的分配状况、利益集团的结构状况特别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和偏好，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扩散有很大影响。

三、环渤海主要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程度较低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三个：

1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缺陷造成协调难的问题

环渤海经济区的建立是由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优势方面是政府推进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有效的弥补了本区域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使本区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劣势方面则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方面存在欠缺，由此带来协调难的问题。

本区域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政府主导型，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太大，市场作用没有很好的发挥。在区域协调的过程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在一致同意原则方面存在的不足导致各地方政府与区域总规划的目标函数存在偏差、地方眼前利益与整个区域长远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各地都以追求本区域经济最快速的发展，没有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思想认识。

更为甚者，当地方利益与整个区域的利益存在摩擦的时候，名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区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组织，因此统一协调的努力往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各地还是把地方利益摆在首位，这就导致了区域之内难以协调，没有明确的产业分工、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区域内部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环渤海经济区建设统一市场和实现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制约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例如本区域港口密集，吞吐量过亿吨的大港就有9个，强大的港口运输能力本应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插上有力的翅膀，但是各主要港口之间缺乏明确分工与合理合作，相邻港口竞争激烈大大降低了运输体系综合优势的发挥。

2本区域的经济结构导致缺乏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力

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结构中国有大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过低，因此区域内行政干预的力量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存在明显的创新主体缺乏、创新活力不足的严重问题，制度创新主体主要依赖政府，其他的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热情难以发挥，影响了制度的供给。

制度创新不过是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公共选择过程。本地区的私营企业尚不具备与大型国有企业相抗衡的规模，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由于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在制度创新的博弈中得到的收益远小于他们参与体制创新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他们参与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意为打破区块分割和建立统一市场的尝试而付出成本。导致了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不够，无法找到打破分割的低成本的办法。

国有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来获得所需要的资源，与私营企业相比他们在分割的市场中处于更优势地位，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较多的资源，所以他们对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也不大，由此导致本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较慢，制度创新明显落后。

3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使市场的作用难以发挥

环渤海经济区重工业较为发达，能源消耗较大，电荒和水荒等问题长期存在，生产所需要的能源和一些资源供给不足。这个问题如果依靠市场解决，利用价格机制使有限的资源在整个市场之内有效的配置，则有可能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利契机，成为本区域建立统一市场的有效拉动力。

本区域国企所占比重过大的经济结构，导致稀缺资源的分配仍然依靠政府批准，寻租现象较为普遍。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初期双轨制过程中，长期依靠指标和批文的方式优先获得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现阶段国有大型企业仍然存在依靠政府批文获得资源的路径依赖的问题。大型的国有企业在本区域经济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国有企业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整个区域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惰性。

四、推动体制创新加快一体化进程

我们可以说本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创新缓慢，因此要想加快本区域的发展必须加快本区域的制度创新，加快制度的创新就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着手。

1改善软制度增加创新主体

本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儒家思想中轻商的观念影响较大，因此人们的下海经商的意识淡薄，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主体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地提倡有利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文化因子，利用本区域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有利条件，积极的引进外来文化因子，逐渐形成一种对经商和下海创业的提倡和尊重，改善本区域的软制度。

必须加快形成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文化环境，引导区域内丰富的人力资源面向市场面向企业积极创业，这将会大大的促进区域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促进区域内的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创新活力的增加。

2创造一套有效的硬制度体系

任何一项政策长久有效的实施都要经过各方的博弈和磨合，因此区域的发展规划要采用试验性改革的方式。科学的方法是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本区域三个区块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规划和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和一锤定音，必须遵循灵活机动的原则，使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阶段环渤海经济区的经济管理者主要是各个省区的政府，同时中央政府的很多政策对这个区域的影响也很直接，但是民营经济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最好是建立起一个以行业协调机构为基本单位的协调机制，这种行业协调机构最好是加强和完善现有的各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使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利发挥协调作用。

为了建立运行良好的协调机构，一方面政府应该适当的调整相关的政策给这些民营经济体为主的行会组织创造较大的发挥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对这些行业协会的调节行为起到监督的作用。行业协会的建立要由行业内的经济体竞争参与，有实力有威信的经济体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行业协会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不再直接参与，而是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种协调机制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增加市场经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而且有利于激发本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五、结论

环渤海经济区的发展制度创新是关键，加快该区域制度创新要从软制度和硬制度两个方面人手。软制度方面要积极的提倡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主体发展的文化环境，民营企业的良好发展是制度创新主体增加的前提，是增加本区域制度创新活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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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

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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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入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改革初期提出的“打破铁饭碗”，提倡劳动力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要求已经基本达到，带来的是新的问题，即打破“铁饭碗”后吃饭问题靠什么保障？择业未成时谁给生活费？企业不景气甚至破产时谁给报销医疗费，谁发退休金？诸如此类问题，使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被摆到改革的前列，当前，保险制度的变革就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深究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首先，保险制度由企业自理、部门自理，走向社会化保障制度，产生了许多不相适应的问题。很多老企业背负着巨大的退休职工经济包袱，削弱了老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其次，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也涉及到风险和负担的再分配。企业改革客观要求社会管理制度建设跟得上，特别是职工本人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的问题，需要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是总的方面，它包括经常性的退休金、医疗费、住房购租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突发性的大宗的偶然支出，如急病、重病、生育、房屋大修等，都需要保险制度来集千万人的资金，资助少数人的危急之需。没有保险制度不但不利于个人也可能拖垮企业。社会保险制度承担了政府安定社会、解急救难的功能，因此，社会保险需要企业、单位、个人的长期、有力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予以特殊的政策，让其早日增强实力，应付不测。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要逐步成熟和完善，正如经济改革一样，要步步深入，层层推进，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社会管理制度还不完善、社会积累还不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高，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也只能因势利导，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有关方面的潜力。社会保障制度既然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民，那么就应该发挥社会各方面的以及海外的积极性，大力支持社会保障事业，比如说，筹办各种募捐、义卖等形式的慈善活动，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种基金必须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有所收益也必须如数用于社会保障事业，即使是其中的社会保险也必须坚持这一条，与商业保险划分得越清楚，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就越有力。社会保险发展壮大的关键恐怕离不开“来自社会，全心全意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自身发展宗旨。社会保险承担了稳定社会、救危解困、为企业和单位松绑的职能，它分担了政府有关方面的职责，因此社会保险工作要充分考虑遵从商品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做长期亏损的生意，但作为政府应管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分担者，它以政府代表的名义出现更为有利。

二、社会保险实践的启迪

通过几年努力，广州的社会保险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框架，进入营运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以社会保险为主力创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创举，也是一次举步维艰、困难重重的改革“”。社会保险既要解决参与者的有关项目保险问题又要解决缺乏政府资金注入的问题。从广州情况看，诸多大宗或突发性的支付项目都要依靠社会保险，其发展前途当然可观，但在开始阶段社会保险实力则令人担忧。因为社会保险本身也需要一个资金和经验的积累过程，难免有起伏兴衰的曲折过程。

根据资料分析：1996年广州市失业保险基金缺口400多万元，应缴未缴的企业较多，1992年～1996年全市有300多家困难企业办了养老金缓缴手续，缓缴金额达2亿多元，靠全市调剂的单位占总数的40%。企业发展不平衡形成苦乐不均，而有了社会保险，矛盾就可以集中社会力量来解决。解决的办法既要靠社会力量和政府投入，同时又要靠企业的改革求得生存与发展。对那些处在变革之中的困难企业更需要社会保险扶持渡过难关，这些困难企业多是纺织、电子、航运、供销、交通、区街集体企业等，社会保险既然担当了政府部分职能，也应得到政府财政、税费政策的优惠和支持。对困难企业职工的救济可以通过社会保险去发放、管理和运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实施社会福利措施，有利于监督、测算和及时有效地运作。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两方面，在实现社会稳定前提下加快改革的步伐，国家、企业和职工分别合理负担，尽快妥善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开创一个新局面。

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开拓更广的领域

社会保险靠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以千万人的资金来资助偶然的个别支出，以长期的投入支付退休后经常的支出，以上一代人的积累支付后代的保险等，才能使社会保险的根基越扎越深，树冠越长越大，所荫庇的社会成员日益增加，所资助的项目更加有力。从经济学分析，社会保险体制有几种类型：

其一，供款基准制，即保险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该受益人过去在保险体系中的资金贡献量（供款量），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运用预筹积累的方式来筹集资金的。其原则是，先积累，后受益，而且资金积累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要在若干年的时间里，按照一定的缴纳比例规定，逐年逐月地交费累积而成的。其主要优点在于，它能够保证社会保险有可靠的资金来源，不会发生寅吃卯粮的问题，受益的多少取决于积累数量的多少。其具体方法是采取个人账户，在社会保障体制中引入激励机制，由于个人账户产权界定清晰，因而可以调动人们进行积累和劳动的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的旧病复发。

其二，受益基准制，即保障措施对具体受益人的提供取决于（或主要取决于）规定中的受益与否的标准（或公式），按照受益人当前的状况（如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失业期等）是否符合特定的标准而决定。此方式注重受益条件的公平性，而不注重受益人已经在资金上贡献的多少，从资金筹集方式看是采用现收现付制来筹集资金并满足当期的支出，这种强调同等条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分配方式有社会公证性的一面，但又可能有吃“大锅饭”的问题，缺乏激励机制，但管理相对简便，主要的资金来源是税收，不涉及投资及投资回收问题，因此管理成本较低。

其三，混合制，即上述的供款基准制与受益基准制两种基本类型择优而成。利用受益基准制来提供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使用供款基准制对具体个人提供附加的个人保障。也就是用较低的所得（薪给）税税率征收一部分公共财政收入，由财政支出按某种受益公式对退休、医疗、失业、伤残、意外等提供水准较低的但普遍适用的基本保障，这一部分保障强调公开性和社会安全网的作用，但大多数人不会满足于低水准的退休金和其他保障，因此仍要安排供款基准制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是个人账户，自存自用、预筹积累式的，它提供了明确的激励特征。

社会保险中着重在养老、医疗和伤残、失业等几项中具有供款基准制特征，不同于商业保险，但也带有商业保险的某些特征，就是参与者才能享受。并且供款基准制鉴于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非理性预期，必须实行强制性的储蓄积累方式。因此，政府干预经济的功能就更加明显，而且不同时期可能要求不同缴款比例的储蓄额。对于已参加公有制企业工作多年的职工，他们过去对社会积累的贡献大都形成国有资产，因此在实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时则应考虑到原有的贡献，当公有制企业老职工面临不能支付社会保险缴款的困难时，有必要从财政上予以资助。再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社会援助、募捐筹资。在新旧体制交叉的过渡时期必须通过一套渐进、协调的灵活方法来完成机制的转换。

就广州的现状来说，采取分门别类的混合制更为适合，即以供款基准制为主，从每月工薪和企业中相应支付同项的筹款项目形成养老保障的部分，公有制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个体户也应纳入其中，有余力的个人可以额外加入商业保险取得退休后比别人多些的退休保险金。对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生育保障等可以更多采用受益基准制，即以收纳所得税来建立，以多补少，以社会力量来救一时一人之危困。

加快社会保险体制的建成速度，必须做到教育市民认识社会保险的重要性及自觉参与社会保险的必要性。这是必须经常、深入去做的重要工作。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险事业，必须有国家、企业、政府几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政府既要通过有效的机构去运作社会保障体系，又必须投入相当的财力、人力、物力才得以奏效；既要用强制性的手段（规定凡领工薪者必须参加相应的住房公积金、退休金、养老、医疗等保险），也要运用商业性的自主参预的手段（如商业人寿保险等），提高国民抵御风险、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不能只用一根绳，必须有多条绳有机交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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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其各个流派中选择新制度经济学派专题分析，深入了解该流派的发展演变历程；并阐述其主要内容与代表性人物；另外结合当代形势，具体分析新制度经济学派对我国的深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启示，深入学习其不同流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新制度经济学派

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与演变历程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复归过程中兴起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新学派。

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对美国现实的一种反映，只不过批判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和特点。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接受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注重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方面，不仅注意从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出发，而且注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生活中的作用。自此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

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进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

二、新制度济学派对我国的深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启示

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以下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产权方面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在我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一，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的制度结构是开启财富潜力的钥匙。经济学家张五常作为科斯理论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创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制度》一书献给科斯，称“他那权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唤醒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科斯本人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产权没有得到界定，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市场经济就难以运转。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在通过改革来界定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显然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3年，我国明确提出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更进一步的提出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其中受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我国的农地制度。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明确产权的产权激励问题，就农民的信息空间或农民承包土地和出卖农产品的信息成本过高提出了通过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建立一个完整的农地产权激励机制，使产权机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实现农地的可持续利用，推动我国农地制度变迁。

（二）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为中，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它实际上是公职人员和那些参与腐败交易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动机驱动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选择，而制度通过影响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最终影响着个人选择；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提供了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主要途径――制度创新。科斯在谈到中国当前面临的腐败问题时，曾表示“我不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也不认为中国目前的腐败是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在市场化改革之前就有腐败了。腐败的根源是一种不良的社会体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得到了以腐败牟利的机会。

（三）企业理论

制度分析方法与企业行为中，新制度经济学指导完善公司法人内部治理结构。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就是为解决委托―问题而提供的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是对一个企业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的制度安排，是一套对公司剩余索取权进行配Z的法规构架；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引导人们重视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企业与团队精神。目前我国所进行的企业产权改革就是一种国家机制主导的制度变迁。改革和发展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有所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提出了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无法解答的理论难题。最后引用科斯2010年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论坛上所说的“我一直对中国的潜力充满信心”。

三、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评价和对自我启示

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来了解。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制度学派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的原则性冲突。这一点不但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和旧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之间存在着，同时也在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之间存在，并且十分明显。

由于存在着种种缺陷，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至今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但是它确实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发展史时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片面性，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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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由于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包括法人、人）利用“一股独大” 的独特优势，滥用公司控制权导演了一幕幕巧取豪夺，或掏空上市公司资金、资产或业务等行为，由于上市公司作为一个以有限责任为基石原则的法人独自承担全部的后果，由此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停牌、退市或者被清算，也使包括公司员工、债权人、供货商等公司利益相关者受到了巨大损失，同给整体福利带来了负效应。这种情形不是上市公司特有的情形，包括那些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有许多都未能幸免。在当前《公司法》修改的立法安排背景下，我国不少有志之士根据国内外公司法立法和实践，针对我国1993年颁行的公司法适用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以及当前公司运作实践提出了将“刺穿公司面纱”这一对公司有限责任和法人独立人格之基本原则的补充和完善之原理纳入未来的修订中。但这一过程中，更多的摇旗呐喊者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而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之学界的同仁们却鲜有。尽管“刺穿公司面纱”公司乃法律研究之重要范畴，但笔者拟以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思考。

关键词：刺穿公司面纱、有限责任、委托、公司控制权、利益相关者

一、 关于“刺穿公司面纱”的含义及其基本面分析

“刺穿公司面纱”（piercing the corporation’s 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 (lifting the veil of the corporation)，也有称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disregard of corporation personality) ，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所谓公司，就是指由众多的人经营某项共同的事业所组成的一个集合体。一般来说，公司是由两人（自然人或法人）以上，以一定形式出资联合而成的。 公司是商品经济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公司制度最早起源于西方。经历了起源（从罗马帝国时期到15世纪末）、发展（15世纪末至19世纪末）和公司的发展（从19世纪末到现在）三个阶段。 换句话说，公司发展大致经历了古典、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事实上都是公司所处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的结果。作为公司高级阶段的现代公司区别与古典或近代公司的最根本特征是十九世纪法典化所确立的有限责任制度，即是说作为公司股东，仅仅以其投入公司的股本范围内承担责任。 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一经确立，针对它的争议从未停止过。经历了和时间的沉淀，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也按照这样的路径进行了演变，最初的萌芽和不被法定，上升为法定原则。

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因其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而对刺激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一制度安排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商业风险，在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经济人理性追求的收益最大化催化剂作用下，导致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被滥用情形时有发生，比如恶意逃废债务，如此导致了包括债权人在内的公司相关利益者之合法权益落空，最终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帕累托改进，界和实务界对该原则进行了再思考，结果是对其适用有了放松。即是说，由曾经的股东有限责任至上主义、绝对有限责任主义转变为有条件的例外适用。“刺穿公司面纱”制度就是股东有限责任例外适用之重要途径、方式。

国内对“刺穿公司面纱”原则的研究主要是从法学的角度对其起源、本质及内涵解释，适用范围及其在我国的可适用性、再生性和改造特征等方面进行不少的研究。 对于研究比较完善而且非常深入者当数朱慈蕴（1998）的专门著作。“刺穿公司面纱”主要随着19世纪股东有限责任普遍形成后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设。 “公司主体的独立性通常应受到尊重，但是，当公司的形式被用于逃避已发生的责任、规避特定的法律、犯罪、或者产生不公正时，公司的面纱将被刺穿”。 刺穿公司面纱是指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法院可以否定公司股东与公司间各为独立主体，使公司的个人股东与法人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负责，以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秩序。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是公司法人制度的两大基石。但，公司法人制度在实践中却表现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限制了股东的债务责任，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成为鼓励投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催化剂；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一些不法投资者滥用公司法人人格、非法转移投资风险、逃避债务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工具。基于对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的追求，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应运而生。自二十世纪初美国判例法首创“刺穿公司面纱”以来，该理论为德、法、英、日等国所效仿，其已成为两大法系普遍采用的弥补公司法人制度缺陷的重要措施。

“刺穿公司面纱”原则适用的情形主要是公司欺诈、不遵守公司的形式、资本不组、资产混合和控制。 也有人认为，“刺穿公司面纱”原则适用的情形是财产混同、人格混同、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及利用公司法人格以规避法定的或约定的责任义务之场合。

上述主张和观点都是从法学角度对该进行了论述，但实际上，公司行为和管辖公司的法律规范可用经济术语来进行描述和分析。 运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和描述公司行为和管辖公司的法律规范可能会有利于形成对公司内部操作的重要洞见。本文就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我国相关法律中引进并植入“刺穿公司面纱”制度进行分析。

二、“刺穿公司面纱”制度植入的企业理论解释：企业交易成本随意扩张的终结和企业的“虚拟边界”向的“实际边界”转化。

企业的契约理论由科斯首创（1937），主要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和理论。其共同的基础和主旨是，都把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都使用契约主义的考察有关企业的问题，揭示企业的秘密。科斯首先深入“黑箱”内部，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是由于交易费用，由于市场运行交易成本与企业运行交易成本的比较，即“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省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他还认为，“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沿着科斯的思路，张五常提出，企业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是一系列合约的集合。合约对涉及的所有当事人是有约束力的。公司欺诈、不遵守公司的形式、资本不实、资产混合和控制这些情形本质上来讲，就是超出合约的约定范围。本身在一个企业内部进行的交易 应当在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内进行，而作为公司的股东们往往擅自扩大交易的范围，本身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交易可以非常好的协调其与市场交易成本，但就因为这些行为致使企业交易范围地逐步放大，从而扩大了该公司的范围，超越了本身的边界，从而力求在新一轮的市场交易成本和内部交易成本的此消彼涨循环中取得新的平衡。

威廉姆森对市场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形成市场交易费用的原因包括产品与市场环境和人两个方面。产品和市场环境包括交易物的专用性、市场的不确定性、交易对手数量和交易频率等因素，人的方面则主要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交易费用“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的成本。简言之，包括一切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 交易费用经济学派的企业理论也可以称为“节约成本的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既是企业存在的原因，也是企业的性质。企业内部交易代替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为此应该确定企业的合理效率边界。从成本费用的角度看，当某一交易通过市场来完成的成本较高时，可以考虑组建企业或由企业组织来完成；反之，市场交易的成本较低，就应该在市场上来完成。也就是说，在某一点，市场交易成成本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相等，这一点就是企业和市场的“分界点”。若在企业内部进行的交易成本较高时，就应当由市场来完成。

法人资格和有限责任制度作为外罩于公司的“面纱”在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及资源优化配置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讨论如下情形：当存在一家母公司和子公司构成的一个独立时的情况，由于母公司权威的过分渗透进入子公司，使本应当在子公司内部进行的节约成本的交易被外化，扩大了子公司的交易成本，但交易结果却被母公司受让或占有了(有利可图和“隧道行为”)，从而导致了子公司作为一个独立企业的基本原理存在受到严峻挑战（公司股东对其投资公司采取此类行为时出现的问题也类似）。“刺穿公司面纱”制度作为一种“可置信的威胁”，目的就是对此类随意扩展行为的法定终结。一旦“刺穿公司面纱”制度适用的约束条件满足时，这一制度就会要求利用“面纱”作为愰子而从事有损于法人之行为者承担全部的后果，并就原来子公司的“法定的虚拟边界”扩展至“法定的实际变界”。

“刺穿公司面纱”原则适用过程中，法院采纳“企业体”理论就是对企业理论的延伸。企业体理论（enterprise entity theory）以企业体概念代替公司主体这一概念，主张一公司是否为一法律主体应该看公司事实是否与企业事实相一致。如果公司是一个独立近一经营的企业，公司的事实与企业的事实相符合，则该公司即为一个独立法律实体；但如果股东成立数公司以经营同意企业，那么该公司实际为同一个企业的不同部门，虽在法律上为多个不同主体，但从企业事实看，这些公司应视为同一法律主体。 三、“刺穿公司面纱”制度植入的直接效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过度行为风险的克服

委托是法院在适用“刺穿公司面纱”原则时作为判决的理论依据之一。委托－理论把看作是委托人和人之间围绕着风险分配所作的一种契约安排，由于利已的动机和信息的不对称，必然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因此，企业的关键就在于，委托人设计一套有激励意义的合约，以控制人的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从而增大效果和减少费用（詹森和麦克林，1976）。 上述理论关注了委托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且这种情形的出现可以视为是正常情形下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不足”。但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股东对公司的“委托人过度行为”该如何来解决呢？

也有认为由于控制股东的实际的支配力和力的存在，使控制股东与公司和少数股东之间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信义关系或信托关系。实际上，无论是信义关系、信托关系还是关系，从本质上来看，股东（包括母子公司情形下的母公司以及单纯作为公司的股东等情形）对公司的投资都可以视为是学上的委托人与人（此处的人是抽象的本身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之情形。按照公司人格理论，公司与股东（包括控股公司）系不同的主体，自应独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股东除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外，本不应在承担其他额外的法律义务。但若在公司（包括子公司）的设立、存续和经营完全依从于股东的指令时，公司实际上丧失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特征下独立为意思表示这一法人制度的根本要素，公司实际上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而沦落为股东的人了。但就控制股东（以笔者之间包括人、也包括法人如母公司）而言，其基于强大的表决力而产生的对公司的支配和影响，可能会使控制股东的实际权限完全超越股东为维护其自身利益所需要的权利限度。就资本多数决原则而言，其立论基础和假定前提是多数派股东的意思即为公司的意思，然客观现实却是资本多数决原则所拟制的多数派股东的意思为公司意思的假定并不总是正确。多数派股东的意思并不一定真正体现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和需求。所以无视控制股东对公司经营事业的影响和控制股东利益与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不尽协调甚或冲突之客观事实，单纯强调公司与股东人格的独立的有关学说和理论自然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之需要。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够依据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参与全部的交易活动。但是，当一个公司在设立、存续和经营过程中完全依从于控制股东（包括自然人、包括法人等控制股东）的指令而作为或不作为时，则该公司实际上已经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主体，而完全成为了股东之人。也即是说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公司完全是另一个公司或其股东的傀儡，为此作为公司的股东应当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性质是一种类似于补充担保还是连带担保责任？我以为，如果主张是一种补充责任时，对公司面纱仅仅是刺破，而并未刺穿。主张属连带责任者，实施了刺穿即“直索”方式。作为对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的一种矫正机制，其实用具有非常严格的约束条件，但一旦符合而适用时，我们主张其为一种连带责任可能更具有威胁力和惩罚力，这样一来也才能大幅度阻止此类行为的发生。

四、“刺穿公司面纱”制度导入的个体诱因：对公司控制权滥用的制约

公司控制权以公司所有权为基础。从终极结果来看，公司所有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但在经营过程中反应出来的则是股东对公司所有权具有实质性影响力。股东作为所有权人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核心是如何对股东行使公司控制权进行制约，防止过分的膨胀而突破其应有的边界。

控制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源于股东对公司控制权的拥有和行使。因此，控制股东控制权制约首先是“行使权力就须对其后果负责”的最基本的法理念的客观要求。控制股东之控制权的实质是其对公司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故其本质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权力”。正如德国学家德里希·迈内克（Freiderich　meinecke）所指出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限的诱惑。所以，著名的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提出了“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的至理名言。就控制股东与从属公司的关系而言，二者在法律上确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法律实体，但这种独立仅是一种形式。从属公司的经营实际上不能不受制于控制股东。既然控制股东行使公司控制权，就应对其支配的后果负责。这是义务与权力相对应的题中之义，也是权力须受限制的上述法哲学理念的客观要求。

在明确出资者作为制约公司控制权主体后，就面临如何制约的问题。对公司控制权的制约从表现形式上可划分为动态的行为和静态的制度两种。动态制约行为就是制约主体通过某种许可（法律的或准法律的比如章程赋予）的行动达到对公司控制权行使的限制，从而达到劝诱、约束、阻止被制约者权力行使的目的。静态的制度通过制约主体的坚持，也构成了对公司控制权的制约，比如法律限制、道德要求、责任设定、程序规则，这些制度架构本身不具有生命力，对公司控制权制约所起作用有限，但若制约主体严格坚持并要求控制权主体遵循时，这些制度在制约主体手中就演变为具有支配力的制约措施。

对公司控制权的制约从性质上来讲，并非是替代被制约者改变原行为或做出新的行为，而只是通过判定原行为的效力，达到诱导、约束或阻止该行为发生效果的目的。简而言之，对公司控制权制约的性质就是股东在其权力范围内所处理的管理性问题转化为法律性问题，通过法律规定的评价标准来制约公司控制权行使的过度膨胀或滥用。对公司控制权的制约的目的在于建立公司内部权力运行的良性机制而非权力之间的均衡。为何这样说呢？首先，公司作为一种组织，权力问题是与生俱来的，权力只能受制约而不能被取消。公司内部权力就如同组成机器的各个部件，只有各个部件之间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机器的整体效能；任何一个部件的损耗或废弃，必将影响机器的正常工作。在此意义上来讲，公司控制权制约本身并非以均衡各部件能力的大小为目的，而是为了公司更好地运行。其次，公司控制权制约发生在公司内部权力主体与权力主体之间，因此制约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公司在运作的前提下，相互合作、相互协调，方能发挥公司整体的作用。公司控制权的制约和公司控制权为权力不同分工，也只有进行合理分工，才能确定各自的权力限度，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分工不是分立，目的仍在于保障权力之间的配合，以稳定公司内部的秩序。对公司控制权的制约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促成公司内部权力良性运行机制形成的一种手段。

现实中，股东滥用控制权的情形比比皆是，主要表现在过度控制、欺诈、资本显著不足，隧道行为、恶意掏空等行为。权力滥用理论是近代民法为制止个人利益极度膨胀、危及其他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市民的和谐秩序而出来的一条法律原则。权力滥用理论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均须建立在正当的目的之上，如果不正当地使用权力损害他人，即构成权力的滥用或歪曲。根据权力滥用理论，控制股东可以基于正当目的行使其控制权力，但其运用其控制力对公司决策和经营施加影响时，应该是为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而行事，不得为自己谋取不正当之利益，更不能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刺穿公司面纱”也是民法权利滥用理论在公司法领域的具体反映。

五、“刺穿公司面纱”制度植入的社会诱因：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的救济和保护

科奈尔和夏皮罗（1981）指出，公司政策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存在。一个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所有的投入要素发生利益关系，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会造成其利益相关者的得失。 对于何为公司利益相关者以及如何界定，从1963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小组首次定义利益相关者算起，迄今经济学家已提了近30中定义。 杨瑞龙和周业安在对如此众多的定义进行分类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用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和真实的利益相关者对其进行了定义：凡是能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都是利益相关者。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消费者、政府部门、相关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等称之为潜在利益相关者，只有当潜在的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专用性资产时，才转化为真实的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是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从系统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角度看，利益相关者实质上是企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旦企业行为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权益带来负效应时，企业也必然面临挑战。为使企业生态系统获得动态平衡，公司关注利益相关者是非常必要的。

法人人格制度维持以法人为中心的法人出资人与法人债权人两大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这种法人制度追求的公平、正义则是通过法人与其出资人财产独立、法人责任独立、法人出资人责任有限和法人自主经营等特性来实现的。而法人人格的滥用行为却使法人制度维持的公平和正义严重失衡。于是，特定情形下的“刺穿公司面纱”当属必然，即由国家运用公权力，通过追究滥用者的责任，对因滥用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而遭遇不利益的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给予在传统的法律制度下无法获得的救济。

再者，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具有难以克服的价值缺陷，其中，对公司债权人以及雇员利益保护之不利，便是最主要的体现。股东有限责任在鼓励投资的同时，亦鼓励了相应的经济冒险， 而且这种冒险是以公司运营成本的外部化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公司和企业将原本应由其自身负担的成本强加于社会来负担。

股东凭借法人资格的独立和有限责任的保护，凭借与公司责任分隔的特权，无论公司发生多大的侵权责任，无论公司事业失败造成多少雇员工资拖欠甚至失去工作，无论与其贸易的其他债权人、无论银行、等债权人，股东对这些都可以不了了之。我们多少控股上市公司的股东任意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多少控股股东随意挪用、侵占、侵吞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又有多少的控股股东采用管理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利润等等，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对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根本利益造成了损害，多少问题留给了政府、留给了社会？我们无法每一宗每一宗地去评估，可就因为该上市公司作为一个独立法律主体的人格被滥用了，股东的有限责任被形而上学化了。独立法人资格和有限责任在此成为了不法行为的外衣，成为了从事不法行为，损害公司利益相关者之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工具。因此，必须植入“刺穿公司面纱”制度。正如有的学者在关联企业时所分析的那样，在关联企业中，母公司恒为子公司的控制股东，子公司因契约上的义务，或由于事实上的支配，常须因受制于控制股东而牺牲应有之利益，以成就关联企业或控制股东之利益，此在母公司之股东而言，其虽亦为子公司之股东，惟其在子公司所受之牺牲，仍可从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之获利中得到补偿，而子公司之其他少数股东，却只有受损害的份而已。“刺穿公司面纱”原则正是基于控制股东和少数股东或与被控制公司之间实力悬殊之客观事实，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股东的一种特殊保护，以实现对公平正义这一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

结语

正义始终是法律追求的永恒目标，效率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公平则是社会稳定的调节阀。正义、公平和效率三者之间应当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这三个要素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的相对稳定和平衡，若顾此失彼，使该系统的自身再平衡的调节功能失效时，整个经济系统、法律制度及社会体系都必将受到深刻的负面影响。“刺穿公司面纱”制度的引入至少能在法人制度、有限责任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救济和保护之间构建一个平衡的系统，从而为维护公司、为社会、为人民的共同价值目标而提供准则和机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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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高程德主编：《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篇9

一、不公平性：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的基本特征

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性（unequity）主要指政府财政活动的相关人获取相关会计信息的机会不平等。与不公平性相对应的概念是“公平”（equity）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机会平等。这里的“公平”概念不同于会计理论中的“公正”（justice）概念，前者是一种事前概念，后者是指实际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事后概念。当然，这两个概念并非完全无关，增强机会的平等性可能会导致结果均等，但是，机会平等比结果均等更少具有平均主义色彩，从而可以刺激人们提高效率。在考察政府财政活动中饿会计信息配置问题时，政府部门的结果均等机制不仅消除了相关人搜集会计信息的动因，而且会破坏政府财政活动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因为，按照平均主义观念，风险承担者不可能获得额外风险溢酬。因此，机会平等可以使公平与效率更好地统一起来。

在政府财政活动中，当相关人对相关财政活动享有不同会计信息时，我们定义政府财政活动在会计信息配置上具有“机会不平等”的特征，即不公平性特征；反之，如果所有相关人都有同等机会享有相关政府财政活动的会计信息，则政府财政活动在会计信息配置上具有“机会平等”特征，即公平性特征，在这种状态下，相关人之间的风险预期报酬都是相等的。

我们知道，会计信息是资产定价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来源于资产的所有权。只有首先占有资产（包括公共占有和私人占有），才有可能对资产定价和考核，才会出现遵照所有者意愿的确认原则和计量属性表达的财务会计信息。“企业”的出现导致资产定价的第一次分工，出现了对资产定价的企业定价制度。为什么会有企业呢？因为，企业能够发现市场定价制度无法直接发现的资产价格，并且能够以有效的方式节约考核和定价费用。企业的定价过程就是企业搜集、评价和提供有关资产信息的过程。如果市场能够直接对资产定价和考核，且没有任何成本，就不会有企业，市场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Parato Optimality），财务会计信息处于完全状态。“企业家”的出现改变了资产所有者的收益实现方式，进一步导致资产定价的分工和专业化。资产所有者将对企业交易的定价权让渡给“企业家”，代之以对“企业家”服务的考核，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投入要素怎样获得报酬，而是通过谁获得报酬以及如何在委托结构中实现长期收益最大化。正是由于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不对称，才使得资产所有者觉得有必要建立一种会计制度，连续地对“企业家”考核，于是，企业中就出现了专门向资产所有者提供的、用于实现其长期收益最大化的财务会计信息。因此，财务会计信息实际上是企业向资产所有者提供的一种财务信息，是资产所有者对“企业家”连续考核的结果。“企业家”享有资产所有者让渡的资产定价权，并且负责生产和提供财务会计信息，如何提供、什么时候提供、提供多少财务会计信息等，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理，这进一步加剧了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状况。因此，只要资产所有权分布不均匀，只要企业组织存在，只要存在“企业家”与资产所有者在委托结构中的利益冲突，财务会计信息配置就一定具有不公平性特征。

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会计信息配置的“天然”不平等性。会计信息主要由从事财政活动的“内部人”提供和控制，而制定政府财政政策但远离财政活动的政府部门，以及其他利益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只能获得由“内部人”提供的会计信息，如何提供、什么时候提供、以及提供多少会计信息等，完全取决于“内部人”的理。这样，会计信息在政府财政活动的“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配置上有“天然”的不平等性。有人认为，只要政府部门愿意，它们可以搜集相关会计信息，所以，政府部门之间的会计信息差别不应该看作会计信息配置不平等（inequitable）。信息经济学理论认为，每个相关者都会主动地搜集信息，直到信息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为止。R. Wilson(1975)证明，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报酬递增效应，即随着信息规模增加，单位信息的成本下降，而其价值保持不变，结果是信息的预期报酬递增，因此，一定会出现大规模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垄断行为。很明显，弱势相关人不可能公正地获取信息，而强势相关人总是能够经济地取得信息，并因此获取超额报酬。Baruch Lev（1988）证明，假设投资规模大的投资者能够经济地获取信息，且这类信息具有报酬递增的特征，他们预期获得较高的超额报酬。由此可见，只要在政府财政活动中相关人在资源占有上是有差别的，会计信息配置总是不公平的，强势相关人总是能够经济地搜集并应用会计信息，并因此获得超额收益。 总之，根据现有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天然”地具有不平等性，会计信息配置越不平等，政府支出效率就越低，政府活动的负外部效应就越强，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会不断减弱，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不断下降，从而对整个市场形成负效应。实施政府财政审计就是为了减缓会计信息配置不公平性所导致的这种负效应。

二、帕累托改进：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目的

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不公平的基本原因是信息完备者拥有信息优势（the informational advantage），按照会计准则定期公开披露相关会计信息和实施政府财政审计，就是为了抵减信息完备者的信息优势。根据政府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目的并不是以信息完备者的损失为代价保护信息不完备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损失为零；相反，其基本目的应该是减少信息不完备者的理所导致的社会负效应，从而增进社会福利，这就是政府经济学中公共政策选择所遵循的“帕累托改进”原理。D. Friedman （1980）说：“在我们的社会中那种政府项目应该帮助贫困者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贫困者受益以其他人的牺牲为代价，而是说，通过帮助贫困者而使社会上每个人都更好，帮助贫困者并不仅仅是使贫困者幸福的一种途径，而是一种消除犯罪，……使我们城市更适宜住住的一种途径，等等，从财富的观点来看，从效用的观点来看，它是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再分配”。

人们通常认为，在政府财政审计中应该保护弱势相关人，因为这些弱势相关人通常受到财政活动中“内部人”（insider）的摆布，他们不可能充分地享有相关信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很难检验的，S. Ross（1979）说：“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信息监管的公平收益是很难识别的，因为这种收益主要依赖于传统观点，即外部人受内部人支配，因而需要受到保护”。 事实上，弱势相关人在信息享有权上的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保护问题，它至少涉及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1）弱势相关人的权益保护是否可以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2）强势相关人的理性反映是否会在社会上形成负效应。按照公开披露准则将会计信息从信息完备者身上转移到信息不完备者身上，并对会计信息公开披露实施审计监督，有利于帕累托改进，也就是说，在会使部分相关人更好的同时不会使有些相关人的福利变坏，因为这会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风险分担（risk-sharing）的机会，降低会计信息的非对称性。当然，政府财政审计在实际效果上可能导致“纯福利再分配”（pure welfare redistribution），即部分相关人的福利改进以其他人的牺牲为代价，这是政府财政审计在实践中的附带产品。必须强调的是，即使这种再分配情况出现，它也不能成为判断政府财政审计是否有效的依据，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不对称在社会上或市场中形成负效应的可能性，才是我们判断政府财政审计有效性的基本依据，因为，这种负效应对市场的破坏力远远地大于财富再分配所造成的后果，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支撑整个市场。

政府财政审计会降低会计信息供给效率，但是，如果不对会计信息实施审计监督，会进一步加剧会计信息配置的不公平性。这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松散的、自我约束的会计信息披露是否可以实现会计信息配置的公平性？Baruch lew（1988）认为，如果会计信息非对称性状态只在较小的范围中存在，会计信息的自愿披露（voluntary release）可以消除信息的非对称性；如果在资本市场中广泛地存在会计信息非对称性状态，自愿披露无法消除信息的非对称性，因为，信息完备者从专有信息中获得的私人利得远远地大于市场中信息非对称性所造成的损失。按照S.A.Ross （1979）的信息披露原则，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只有在自身利益驱使下才会自愿地披露会计信息，私人动机只会使信息披露处于一种次优水平（suboptimal level）。B. Lew和Penman（1987）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分析，他们认为，除非投资者知道管理者拥有所需要的信息，否则，管理者没有动机主动地披露相关会计信息，因此，依靠信息披露者自律并自动地披露会计信息，不可能实现会计信息配置的公平性。

三、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政府财政审计标准的基本导向

会计信息供给具有非惟一性特征，即按照不同定价标准对同一资产定价，会形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即相关性（relevence）、可计量性（measurabil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同时，在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使用者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他们的能力和偏好各不相同，拥有的信息也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会计信息披露涉及到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因此，合理地确定政府财政审计标准，是有效实施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前提。

在会计信息使用者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条件下，政府财政审计标准的选择导向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消除相关人在分享会计信息上的不公平性，以改进全体参与人的整体福利，因此，政府财政审计的基本标准应该是公平导向（equity-oriented）的利益标准，即政府财政审计应该有利于信息不完备者的利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信息完备者的利益。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是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的基本标准，在政府财政审计中应用这一标准，可以降低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的非对称性，减缓会计信息配置不公平带来的负效应。

政府财政审计标准的选择导向涉及到对财务会计基本目标的认识。FASB（1976）说：“财务报告的主要作用是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对评估未来投资风险和报酬有用的信息。”提出所谓“决策有用论”。FASB的“决策有用论”没有反映出会计信息配置的“天然”不平等特征，也没有反映出会计信息使用者多样化的特征，更没有反映出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它不能够成为政府财政审计标准选择导向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决策有用论”在理论上一直受到会计学家的质疑，Baruch Lew（1988）认为，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带有很明显的投资者主观判断（judgment）和推断（speculation）色彩，对某一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对另一投资者决策可能是无关的，他总结出会计信息的基本特征，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并不能够在撇开具体决策内容的条件下确定，在资本市场中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对所有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他以财务报告公开披露中的盈余预测为例说明这一论断。管理者的盈余预测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问题，它涉及到预测质量、管理者和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和公司经营秘密等，从“决策有用论”角度，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对盈余预测监管，但是，从会计信息公平性的角度，这一问题是不难理解的，它至少说明（1）未来盈余预测的信息是不公平分布的，主要由公司内部人、银行、主要投资者知道这一信息；（2）某些投资者在决策中使用这一信息会形成超额报酬（excess returns），这两点事实是对财务报表中盈余预测披露监管的基本依据。我国会计学家郭道杨教授在考察英美法系的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后得出结论，“维护与保护市场经济下的所有者权益问题是会计法律制度建立的出发点，也是作为它的基本体系最终得以构建起来的落脚之点。”

政府财政审计中的公平导向利益标准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它要求政府审计部门在财政审计中把相关人者分为信息完备者和信息不完备者两大类，政府财政审计应该偏重于保护信息不完备者的权益，同时不以牺牲信息完备者的权益为代价。或许有人认为，信息完备者获取信息总是有成本的，他们应该利用这些信息获得超额补偿。根据投资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信息完备者的超额补偿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认为，任何信息都有直接或间接成本，不管信息的成本和来源如何，只要这些信息分布是非对称的，就一定会导致社会负效应。公平导向的利益标准主要是为减缓这种社会负效应而设计的，可以在总体上使市场的超额预期报酬逐渐变小，改进全体投资者的福利，并且不会抑制相关人搜集会计信息的动机。

四、结语

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和信息经济学的有关原理，考察了政府财政审计涉及到的基本理论问题，得到如下结论：

1．在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天然”地具有不公平性特征，只有在帕累托最优的经济状态中，其不公平性特征才会消失。

2．在政府财政活动中，会计信息配置越不平等，政府支出效率就越低，政府活动的负外部效应就越强，政府的再分配功能会不断减弱，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不断下降，从而对整个市场形成负效应。实施政府财政审计就是为了减缓会计信息配置不公平性所导致的这种负效应。

篇10

[关键词]日本合作金融 制度变迁 政府

一、 日本合作金融的主要特征及制度安排

农民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弱势群体，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很大，正规的商业金融机构都不愿意给农户贷款，而小农户在生产和购买生活资料等方面的信贷需求就不能满足，农村中的高利贷利息率很高，给农民带来了较大的负担，于是，农民就联合起来，建立资金互助组织，日本早期的“赖母子”和“报德社”就是这样的民间信贷合作组织。194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协同组合法》，推动了全国农户的高度组织化，接近100%的农户加入农协，自此，以信用事业为主轴，包括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各种保险业务，农户经营指导、农用机械与设施的共同利用等业务的综合农协形成（综合农协是三级组织模式的日本农协的一种基层农协）。日本合作金融是与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农协）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总结起来，日本合作金融的特点是：（1）三级信用组织模式，基层农协—县联社—中央联社（农林中金库）。（2）政府扶持，法制保障。（3）完备的风险体系保障。日本合作金融的成功，除了严密的组织体系、政府大力支持、完善法律法规以及健全的风险防范体系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严格按照合作金融原则运行，是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

二、 制度经济学分析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变迁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另一类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日本合作金融体系的形成是政府推动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无论哪一类制度变迁，变迁的动因都是主题的财富或效用的最大化，他们从事制度创新与变迁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无论政府、团体、个人，其制度变迁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如此。政府作为日本金融体系的主要推动者，介入制度变迁有如下好处：

首先，具有规模经济，建立严密的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政府在农村金融供给方面，信息自愿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自主性较大，同时也易于政府政策的上传下导，提高了组织效率。

再次，制度供给的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日本合作金融体系作为一种公共的金融服务组织，个人或某个团体缺乏激励去积极进行制度创新，而政府就可以强制受益者分摊成本。

另外，金融本质上是财产的借贷或财产的跨时交易活动，是一种信用转让活动。因此，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而风险的分散在大范围的经济主体之中，才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政府通过向合作金融组织提供信用保障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合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同时也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三、 结论

制度存在的一个理由是来自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的收益。作为生产单位的个人是太小了，以致于他不能把这些经济中的大部分内在化。为开拓这些收益需要有集体的行动，这时就需要集权组织（国家）出面强迫当事人同意，这就是霍布斯规范定理：建立法律结构，使私人协议难以达成所造成的损失最小。日本合作金融制度就是在国家的支持和推动下形成的。合作金融的必要性和生存、发展的空间乃在于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团体合作、资金联合的方式实现互助，解决单个社员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即合作金融能够提供一种直接面向农户、信贷交易成本较低，授信额度较小的融资方式。政府具有天然的强制性，在制度实施和组织成本方面具有优势。日本合作金融在政府的支持下，不但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更好地缓解制度供给的外部性与搭便车问题，而且在金融风险的分散上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金融制度安排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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