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商品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和消费资料的全部或大部分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商品生产者以追求价值为目的，并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

商品经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强调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人与人之间、商品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紧密，范围也日益扩大。

商品生产者为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并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必然竞相改进技术或采取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经济利益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不断激发着商品生产者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篇2

关键词：商品经济；广告传播；视频传播

人类社会生产的商品除了基本的消费使用目的以外盈利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充满竞争意识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已经演变为集产品、宣传、竞争为一体的综合型经济，更新换代快、同类产品数量多。商品生产者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使其能占有一席之地想尽一切办法，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传播媒介绘声绘色的宣传自己的产品这种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的“广告艺术”是商品经营者激发消费、促进市场营销、谋取利润的重要手段。由此而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市场促销的一种有力手段，是随着传播媒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与销售学理论的发展和广告制作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发展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接触到顾客广告是沟通商品与消费者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一住多年的住房还是几秒钟下肚的饮料难以计数的商品.随之而来的是难以计数的广告。大街上街道两旁广告板成行成排车身广告穿梭在马路中央到了晚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充斥着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超市、商场面对的是雪片似的各类打折促销的传单在家中信箱里总是塞满各类直销传单甚至于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走也会有人把广告扔进车筐里任何一份报纸或者杂志都离不开大大小小的各类广告打开电视无论什么节目都会有一定时间段的插播广告在网络上各类网络广告更是时时地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在屏幕上;广告不仅应用于商品宣传也应用于电影、音乐会、展览会、运动会、演讲会、旅游业等等为内容的宣传……广告已涉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在引导消费、繁荣市场、塑造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重要行业之一。

我们的广告设计应体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卞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广告的污染将产品的宣传与丰富文化生活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有机结合起来也要与美化环境的工作结合起来。广告设计者除了要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技能还必须具备广泛的文化修养，丰富的社会知识，懂得商品心理学，对生活时尚和时代节奏有敏锐地感觉，才能更准确地设计出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广告宣传。

从视觉的角度来讲，在我们这个时代广告已经成为城市环境中最有影响力的视觉流行文化，你穿什么衣服、喝什么酒、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品牌的电视等等很多方面，大都是通过观看、收听广告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广告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着我们的外观与心灵。不良广告所传递出的消极堕落的价值观、人生观、低级趣味却毒化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与儿童的心灵，给社会、家庭、学校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能在满足商业目的的同时让广告体现出正确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格调、人生的智慧感已成为有责任感的广告设计者的新思考与努力方向。

从环境的角度看富有个性化的景观形象使城市形象具有特色在现代化的城市环境中，合理的、有特色的户外广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阶段一些企业基于狭隘的商业利益考虑.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冲突正在加剧部分户外广告设置存在着与空间景观不协调，视觉效果凌乱与建筑物功能类别、性质不符占用人行空间灯光照明影响行人安全制作的材料、工艺较差;广告的位置、方向、密度的选择等问题，均缺乏科学性与环境意识广告从业人员的职业水准与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设计缺乏合理性与美感不同程度的损坏着型代城市的形象。从规划角度来看众多户外广告灯箱、路牌的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彼此互相千扰、冲突缺乏从城镇景观的整体高度出发的科学规划事实上只要集中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广告设计等诸多行业专家协同作业.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户外广告与城市景观的协调问题科学合理的设置户外广告，恰当的把户外广告和不同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构成不同区域的城市广告环境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系统化的城市广告文化。

篇3

西汉建国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为恢复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扫除烦苛，与民休息”。①当时，在认定工商与农皆“贫富之道莫之夺予”的道理时，“无为而治”被认为是最好的指导思想。因此，西汉前期在扭转“百业萧条”局面的过程中，对工商业也采取了较为宽松、优惠的政策。

(一)“弛商贾之律”。刘邦即位之初，曾颁布“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当政时，以“天下初定”为由，断然下诏“复弛商贾之律”。②这一政策。不仅改变了商贾的某些社会地位，而且也为商贾经济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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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五(景帝纪)。

②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二)“弛山泽之禁”，对山林川泽实行开放经营。①汉高祖刘邦之时，已将冶铁、采矿、煮盐等山泽之源下放给私人经营，听民自由开采。吕后在位期间，虽然一度对盐铁私营有过“禁令”，但文帝即位后，仍“纵民冶铁、煮盐”，②继续放任私人对盐铁的产销。当时“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③这种大规模的纵民冶煮，使工商主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

(三)“通关去塞”，任民周流。汉初，“除苛解娆，宽大爱人……通关去塞”。④为便利往返商旅，曾采取措施，“开关梁”，疏通关塞。至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诏：“除关，无用传”，⑤即取消进出关卡检查“符传”的规定。景帝时虽曾考虑到“七国新反”，而“复置传”，但关塞仍然开放，而且免征关税，以利商贾。

(四)开放关市。“边塞开斥，与民无禁”，⑥对关市实行开放政策，允许边关自由贸易。当时“与匈奴和亲，通关市”，和南越也有“关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一度限制的主要是铁器，其他关市贸易照常进行。通关市，不仅对周边少数民族贸易提供了条件，也有助于汉族商贾出关经商，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物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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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② (盐铁论．错币)。

③ (盐铁论．复古)。

④ (汉书)卷四十九

⑤ (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

史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①西汉的统一，特别是当时的惠商政策，使商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一派商品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

首先一个表现是市场兴旺，商品种类很多。司马迁说：当时的“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谷、薪稿、船、木、竹、轺车、牛车、漆器、铜器、素木铁器、僮、筋角、丹沙、帛絮细布、文采、榻布皮革、漆、蘖曲盐豉、鲐、觜、鲰、鲍、枣、栗、狐貂裘、羔羊裘、旃席、佗果菜等。②此外，还有犀、玳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举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生活、生产资料在市场上几乎皆有。不仅商品种类繁多，而且营业额也甚大，动辄以千数。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行商、坐贾、中介商(节阻侩)，还有不少贩运商、囤积商等。市场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再一突出表现是商业城市繁荣。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全国形成了不少商业城市。其中京师长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其规模之大，超过罗马三倍以上。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城内除宮殿区外，有商业区、手工业作坊等。设有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③每个市有各种店铺，按商品种类排列，称为“列肆”、“市肆”或“市列”。史云：“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都，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④各个市场都设有“市长”或“市令”，负责“察商贾货财贸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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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② 同上。

③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班固：

事”。①协助市令、市长具体管理市政的有“市吏”、“市椽”、“市啬夫”，他们分管登记市籍，征收商税，检查物价、度量衡，维持治安等。除京师长安外，地区性的商业城市还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天下，皆为天下名都”。②如洛阳，居天下之中，“东贾齐鲁，南贾楚梁”。③临淄是东方的经济中心，齐地所产的鱼、盐、漆、帛，特别是丝织品通过此地畅销全国。早在战国之

时，就有人口10万户，“市租千金”，④此时进一步得到发展。商业城市的发展，为商贾追逐“货殖”提供了良好的活动条件。

西汉前期涌现出了众多的富商大贾。当时很多人亦工亦商，工商兼营。他们靠经营冶铁、煮盐等，“财累万金”。如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齐之刁间，役使奴仆，“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⑤蜀的卓氏、程郑，南阳孔氏，也是由于“大鼓铸”，又“通商贾之利”，而富至巨万，腰缠万贯的。此外，还有一批囤积商、贩运商和高利贷商人。例如：宣曲任氏，在秦末群雄角逐之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后来，“米石至万”，“任氏以此起富”，⑥靠屯积粮食，成为巨万富翁。洛阳师史是个贩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财富积累到七千万。⑦无盐氏是一个“其息十倍”、“富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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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盐铁论．通有)。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④ (汉书)卷三十八(高五王传)。

⑤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⑥ 同上。

⑦ 同上。

关中”①的高利贷商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重点介绍的巨富中，有产业家、商业家，也有子钱家。这些富商大贾，俨然是商业资本的化身。他们所获的利润相当丰厚，“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②所谓“息”，就是利润，“率”即通常、一般之意，“岁万息二千”，即十分之二的年利息。若有百万资本投入经营，则每年可收利息二十万。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西汉前期百万之家的商人很多，反映了当时商业资本的大量存在。

货币经济在西汉前期也相当活跃，金属货币使用的范围很广。用于财政收入方面，除田租是征实物外，其他如算赋、口钱、更赋、訾算等几乎全是收敛铜钱；而用于财政支出方面，诸如军费、官俸等也主要是铜钱，赏赐则多用黄金。金属货币不仅广泛使用于国家财政收支，用于劳务报酬、公私借贷，而且更大量用于市场上的商品流通、商品计价。在频繁的商品交换中，货币起了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由于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到了社会的各个侧面，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等无不随着变化，而受冲击最大的是广大农村。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严重，“背本趋末”者多。晁错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两个劳动力，耕田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夏秋冬，“四时之间，无日休息”。除去国家的赋敛开支，还要受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得他们只好“卖田宅，鬻子孙”，到处流亡。③又由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所以，当时“背本趋末，浮食者众”。④他们或为了生存，或为了求利，纷纷弃农经商，离开农业生产第一线。小农的分化破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赋役来源和社会秩序，故贾谊提出要“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由此可见，西汉前期社会经济一度富庶的表现，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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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一百二十九

② 同上。

③ 卷二十四(食货志)。

④ 同上。

汉武帝即位后，面临着复杂的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黄老之学”已难于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了。当时，“征伐四夷，国用不足”，长期的战争，加之自然灾害，使国家财政陷于极端窘困地步。所谓“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县官大空”，“无以尽赡”。但另一方面，则“商贾滋众”，富商大贾的势力恶性膨胀。他们或“积贮倍息”，“以利相倾”；或“乘上所急，所卖必倍”；或“财累万金”，“不佐国家之急”。他们不仅掌握了相当一部分

的经济命脉，甚至俨然成了一股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社会势力。因此，汉武帝为了从财政上支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与发展，对当时的工商业部门，尤其是富商大贾采取了限制、打击政策。

(一)盐铁、酒类专卖。过去对盐铁实行包商制，听任民间开发，实际上多为豪商大家所经营。从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开始，便调整政策，由私营改为官营。当时规定：“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①在大司农下设盐铁官，由国家直接经办盐铁和产品的运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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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贯彻执行。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又“初榷酒酤”，①由政府实行酒类官酿、专卖。这些官营政策的实行，基本上达到了既“排富商大贾”，又收“盐铁之利”的目的。

(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实际上是对工商主所征课的一种特殊性税收。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的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末作贳贷买卖，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此外，商贾的轺车、船只得加倍出算。如果“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得，以其半畀之。”②但这道算缗令下达后，大工商主和豪富们并未听令守法，他们“皆争匿财”，“终莫分财佐县官”③，对政府政策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态度。于是汉武帝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又颁布“告缗令”，由杨可主持其事。史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使得中产以上商贾大都破产，而政府却充实了财政，“用益饶矣”。④

(三)收归铸币权。汉初“纵民”自由铸造货币，由于豪商富民操纵了铸币权，币质差，币制乱。汉武帝为打击富商、控制货币，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更请诸郡铸五铢钱”。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⑤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摧浮并兼之徒”，但同时也为了有效地控制金融市场，增加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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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卷六(武帝纪)。

② (汉书)卷二十四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史记)卷三十

(四)均输、平准。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桑弘羊“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大农诸官笼天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①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政府所需和控制的物品，从社会流通过程中划分出来掌握在国家手中，使政府既可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物资和运输，又可随时调节和平抑市场物价，将工商业纳入国家经济的轨道。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②堵塞了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牟取暴利的渠道。

汉武帝时期的上述政策和西汉前期迥然不同。这种强化官营，限制、打击私商的工商政策，使汉初以来腾跃发展的商品经济，落入到了一个间歇期。富商大贾和商业资本一度明显衰退。这时富商大贾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不仅剥夺了他们“为吏”之权，而且“发天下七科谪”，③将商贾谪发充边。在经济上，富商大贾的资本被剥夺，所谓“笼天下盐铁之利，以排富商大贾”。④于算缗告缗运动中，他们拥有的訾财、奴婢、田宅等被政府没收而破产，商贾牟利的渠道被杜绝了。当时，将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工商业收归官营，由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根基被挖掉。这必然影响到商品经济的发展。

至于官府工商业的情况，史称：“内修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⑤“尽笼天下之货物”，“民不益赋，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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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同上。

③

④

⑤ 同上。

下用饶”。①表明盐铁官营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实行官营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盐铁工人情绪涣散，“卒徒烦而力作不尽”，生产积极性不高；盐铁产品低劣，“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价格昂贵，又强制人民购买，等等。②因此，当汉武帝还在位之时，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董仲舒便曾上书，要求“盐铁皆归于民”，认为官府不宜与民争利。③一度居官的卜式也说“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④斗争相当激烈。到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出现了盐铁问题的大辩论。

由于商品经济与地主制经济毕竟有本质的联系，商品经济的发展难以阻止，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加之，昭、宣以后打击私商的政策有所松动，故到后来，私营工商业的元气逐渐恢复。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⑤随之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富商大贾。例如：“临淄姓伟訾五千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⑥尤当指出的是，当时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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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盐铁论．水旱)。

③

④ (汉书)卷五十八(卜式传)。

⑤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⑥

首先引入注目的是一些大的工商业主，逐渐勾结在朝官僚、依仗政治权势牟利。如成都的罗裒，开初坐贾京师，又往来于巴蜀经商，“数年间致干余万”。他将钱的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又“擅盐井之利，其年所得自倍”。至成、哀间，竟然成为“訾至巨万”①的大富翁。这说明罗裒是一个“赊贷郡国”的高利贷者，又是“擅盐井之利”的大产业主。他的发财致富，显然是依仗官僚地主的权势而获得的。这就与过去的商贾或产业主不同了。

其次是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增多。元帝时，“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吏，往往“私贩卖与民争利”。②尤其典型的是官僚张安世。据载：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③杨恽罢官后，“籴贱贩贵，逐什一之利”。④这种事例不少。甚至成帝时的丞相张禹，也“内殖货财”，富而“买田至四百顷”。⑤他们采用“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办法，通过经商发了财后，又将资本投放土地，进行土地兼并。

此外，西汉后期国家对盐铁酒类的专营也受到冲击。当时不仅停止了酒的专营，而且对盐铁的专营也在动摇之中。元帝时一度罢盐铁官，三年后才又恢复，实际上专营开始难以维持。如前面说的成都罗裒，依仗政治权势，“擅盐井之利”。又元、成间，平当“使行流民幽州，言勃海盐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过见称”。⑥汉王朝不得不批准他这样做，而且在派出行使的十一人中。评以“为最”。这种情况和汉武帝之时不大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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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③ (汉书)卷五十九

④ (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⑤ (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

⑥

东汉政权是在地主豪强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个统治集团中有很多豪民、商人地主。刘秀本人就是一个曾经“卖谷于宛”①的商人地主。刘秀母舅樊宏，“世善农稼，好货殖”。②其妹夫李通“世以货殖著姓”。③吴汉乃曾“以贩马为业，往来燕、蓟间”。④由于他们和商人有密切联系，加之当时以“柔道”为治国方针，因此，东汉统治者对工商业采取了放纵、保护政策。

(一)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受限制。在东汉的法律上，没有西汉时的那种“贱商”的规定了，当时未见提及有关“抑商”问题。桓谭曾经建议“举本业”、“抑末利”，但光武帝刘秀未予

采纳。到和帝之后，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得到了合法的存在。

(二)罢盐铁之禁。在光武帝和明帝之时，对盐铁的管制极不统一。虽然有过专营，但主要还是私营。章帝时勉强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盐铁专营，然和帝继位后，窦太后临朝，马上宣布“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⑤又正式废除了专卖政策。从此之后一直到东汉末季，在长时期内，几乎未曾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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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 (后汉书)卷三十二

③ (后汉书)卷十五(李通传)。

④

⑤

(三)取消酒类专卖。东汉除了灾歉之年“禁酤酒”之外，一般听任民间私营。当时，酒成为一个重要商业部门，私营卖酒很盛。李固被杀后，其子燮“变名姓为酒家佣”。①崔寔父亲死后，“因贫困，以酤酒贩鬻为业”。②说明那时酒的酿造和贩卖不仅是私营，而且通常能够以此维持生活。 东汉的工商政策。是封建社会前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于当时政策比较放任和宽松，故商品经济仍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发展。

在东汉一朝，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甚多。时人王符说：“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③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浮手什于末业……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莫如此。”④当时商业活动极为频繁，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上经销的商品种类，除主要的粮食、盐铁、牲畜外，还有冠带巾袍、邛杖枸酱、锦缯金银、舟车机杼之类。

尤其是新出产的商品比西汉为多。如全铁农具、齿轮车轴、百炼钢刀、笔墨纸张等。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充斥市场。人们与市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商人地主化的倾向东汉时期更为明显。当时商人的经济实力很大，既经营商业，又有大批的土地和劳动力。这正如仲长统所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⑤商业资本和土地紧密结合，许多通过经商发财后，大量兼并土地，成为既是商人又是地主，一身二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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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

② (后汉书)卷五十二(崔寔传)。

③ (潜夫论．浮侈)。

④ (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

⑤ (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

高利贷资本继续得到发展。当时有个叫折象的商人，其家“增益产业”，靠经营高利贷“殖财日久”，有钱二亿，家僮八百。”还有的商人高利贷者，家财达“数十亿”之多。每当政府经费困缺时，也往往向他们借贷资财，“以供国用”。这些商人高利贷者，由于资本雄厚，连中家子弟(中等地主)，也得为其做掮客或中保，而受到役使。所以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②他们拥有惊人的财产，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③无耻之极。

东汉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对外贸易颇为频繁。由于边关政策放松，东汉对周边各族及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关于民族贸易方面，不仅同东、北边的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合市”，而且与于阗、焉耆、龟兹、鄯善等西域各地的贸易日益密切。

犀角、香料等奢侈品。当时“交通外国”，是为了“广求异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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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折象传)。

② (后汉书)卷二十八(桓谭传)。

③

④ (后汉书)卷三十四

此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东汉朝野逐利之风更加流行。当时，拜金求利的情况相当普遍。求富经商、赚取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利”成为决定人们行为方式的最终力量。“学以致仕”、读书为贵的观念受到冲击。在有的人看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①了，社会上“舍本农，趋商贾”者，大有人在，出现了一股经商潮，就连万乘之尊的皇帝，也以逐“末”为尚。如汉灵帝于光和四年(公元181年)，“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②皇帝在后宫开设“列肆”，命诸宫女自相贩卖经商，这已是相当典型的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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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八十

篇4

[关键词] 商品经济 代位权 债权人 清偿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

立法者对直接清偿原则的规定，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担心债务人在次债务人清偿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保障债权的实现，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向债权人清偿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符合诉讼法。

但是，《合同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导致我国的代位权制度与传统民法理论不一致，在实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恢复应有的状态，是对债务人故意违反诚信的补救。若代位权的目的由保全债权扩充为实现债权，将造成对债的相对性的严重破坏。

再者，《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代位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点值得商榷。当债务人的财产存在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时，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有保全债权的必要，但是并非每个债权人都能得知其债务人的债权情况。代位权人的债权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都是没有担保的一般债权，若使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则将造成债的平等性的破坏与违背。

在我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妥善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代位权的立法初衷，对于债的相对性与平等性不可加以违背或破坏。立法者应将上述因素均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从而使优质、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与贯彻，使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交易安全与良好秩序得到维持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法律出版社,1991版

篇5

关键词：商品经济代位权债权人清偿

在传统民法中，基于债的相对性，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只能针对债务人，原则上是不及于第三人的。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民法中的债的担保制度已经不再能全面地满足确保交易稳定安全的要求。因此，债的保全制度产生了：法律为防止因债务人的财产不当减少给债权人的债权带来危害，允许债权人对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所采取的保护合同债权的法律措施。其包括代位权制度，即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行使债务人现有债权的权利。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之下，个体经济的规模不断膨胀，个人自由的过少限制使其他个体遭到了损害，交易与流通秩序无法得到很好的确保。因此，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的债的保全方法——代位权制度找到了其存在的空间。代位权制度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出现的，而其法律体系的最终形成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间。

传统民法理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遵循“入库规则”。所谓“入库规则”，是指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然后依据债的清偿规则由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接受清偿。其效果，并不是为了满足债权的实现，而是准备债权的实现，其强调保全债务人的财产以期确保各个债权人能平等地受偿。当代位债权人在保持住债务人财产后，应把行使代位权诉讼所取得的财产先“入库”，先归属于债务人，然后由债务人向债权人进行平等清偿，此即“入库规则”的意旨。“入库规则”的内在涵义包括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并非是一种直接满足债权的制度，而只是一种保全债权的制度。因此，通过代位权所取得的财产只能作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代位债权人与其它债权人平等受偿。同时，它也体现了债的平等性，债权人在收取自己债权时一律平等。

在代位权制度中，按照传统的保全机能，代位债权人无权直接请求次债务人向自己给付。可是，若债务人拒绝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保全机能将无法实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流转速度的日渐加快，传统的保全机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当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些国家的学者或法律允许债权人请求第三人直接向自己履行。有些学者称之为债权人代位权本来的趣旨与现实机能的悖离。

在我国，随着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交易中的纠纷不断增加，为了逃避债务,有些债务人故意不主张或者放弃自己的债权，使不少债务案件的判决难以得到执行。同时，存在很多企业体制僵硬，经营观念陈旧，长年亏损，企业间相互推诿债务，经济流转停滞，出现了难以解决的“三角债”问题，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国家为了提高司法效率，在立法时就采取了直接清偿原则。

关于代位权，我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过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履行清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从此条可以得出，《合同法》解释进一步地改变了债权代位权制度本来的功能，代权人代位权直接承担起了债权实现的机能，脱离了其传统意义上的保全功能，因为代位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次债务人的给付，使自己的债权得到清偿。

立法者对直接清偿原则的规定，可能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的考虑：担心债务人在次债务人清偿后由于种种原因不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保障债权的实现，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直接向债权人清偿更有效率，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符合诉讼法。

但是，《合同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导致我国的代位权制度与传统民法理论不一致，在实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代位权行使的目的是为了让债务人的一般担保财产恢复应有的状态，是对债务人故意违反诚信的补救。若代位权的目的由保全债权扩充为实现债权，将造成对债的相对性的严重破坏。

再者，《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代位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点值得商榷。当债务人的财产存在无法履行债务的可能时，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也有保全债权的必要，但是并非每个债权人都能得知其债务人的债权情况。代位权人的债权与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债权都是没有担保的一般债权，若使代位权人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则将造成债的平等性的破坏与违背。

在我国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妥善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提供可行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实现代位权的立法初衷，对于债的相对性与平等性不可加以违背或破坏。立法者应将上述因素均纳入立法的考虑范围，从而使优质、善良的法律得以制定与贯彻，使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交易安全与良好秩序得到维持与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法律出版社,1991版

篇6

笔者经过调查发现，目前承德市旅游商品市场存在着如下问题：

1.产品结构单一，缺少创新

目前市场上大多是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品和玉器瓷器等旅游商品，像这类商品在全国各地都能买到，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个性，没有地方特色，很难吸引旅游者感购买。

2.初级品比重大，深加工的独占性产品少

承德物产丰富，土特产种类繁多，其中以蘑菇和杏仁著称，然而这些土特产都仅仅是经过简单的加工，直接到市场上出售，大大降低了旅游商品的价格，影响了当地的旅游收入。而在旅游发达地区，同样的旅游产品经过深加工之后，销售价格大增，不仅增加了当地的旅游收入，同时也为当地旅游商品树立了品牌，增加了知名度。

3.旅游商品质次价高，生产销售不能满足旅游者需求

目前在承德旅游商品市场销售的旅游商品，大多质量低劣，要价却很高，加上近几年承德市旅游快速发展，旅游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远远不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

4.旅游商品售后服务环节相对较差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旅游商品体积大、数量多、包装分散或者包装质量差、重量沉，特别是一些易碎品，需要小心轻放的，一般不便于携带。旅游者自然很少问津，个别旅游者购买后也是自行托运，途中一旦损坏只能是旅游者自己承担。

5.购物环境和商品包装较差

承德市目前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结构，这种经营方式必然带来经营品种少，购物环境比较差的后果，再者许多旅游商品包装过于简单，甚至个别商品没有包装。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承德地区在发展旅游商品经济方面应该有的放矢，形成特色，用创新的思维去发展承德市旅游商品经济，应丛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注重扶持引进，建立生产基地

政府应有目的、有重点的扶持本地名优产品，同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地方特色纪念品、工艺品生产基地，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和发展基金，改变原来的家庭小作坊式生产，开展规模经营，抓好旅游商品定点企业建设。政府可否牵线搭桥,建立生产商和营销商的对接;建立设计创新和市场策划专家与生产商和经营商的对接。应当鼓励现有高等院校设计专业、工艺美术与工业设计研究院所、旅游商品设计、生产、经营等单位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全面合作,形成集开发、生产、销售、信息反馈为一体、适应市场机制的旅游商品生产链,加强承德市旅游商品开发、生产和更新换代的能力。政府还应帮助指导企业创造条件举办有关旅游商品策划、设计创新开发、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培训班,从根本上整体提高旅游商品行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2.挖掘文化资源，提升旅游商品文化品味

旅游商品不仅是物质化的东西，更是文化的载体，应该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性。承德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又是满、蒙、回、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区，文化底蕴丰厚，在旅游商品开发中应紧紧围绕承德历史名人、名地、名产、名胜古迹和民俗等方面做文章，要反映出承德作为帝王山林城市的文化底蕴，反映出优秀的传统文化，反映出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生活，同时也应反映当地人的精神风貌和文化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开发出有丰富内涵的旅游商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3.加强监管力度，提高产品质量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没有过硬的质量保证,再多的宣传和促销工作都是徒劳无功，企业要把好旅游产品质量关。首先,要做好产品原料的挑选工作,这是产品高质量的基础。其次,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要严格按照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进行操作,做到每一步都精益求精。最后,应从产品的配料、色彩、规格、形体外观以及包装等方面加强产品的质检工作,将任何有损品牌形象的不合格产品消灭在可控制的有限范围内要加强对商品生产的监督和检查，对于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坚决不能放行到流通市场上去。

4.加强购物环境建设和商品包装环节

旅游商品不仅要在商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上下功夫，还要注意购物环境和商品包装。的注意销售点的选址、店面的布置甚至销售服务的特色，注意整体氛围的营造。可以把制作旅游商品的工具搬到销售点进行现场生产或者在销售点展示手工艺术，一边制作一边出售，有的甚至引导游客参与制作，以增强商品的吸引力，取得良好的效果。产品的摆放方式和包装形式也很重要，把产品堆放或者不包装、包装差给人的印象往往就是该商品低质价廉、不上档次、没有品位，而且包装差还不便于携带、收藏和馈赠。

5.强化旅游商品售后服务，免除旅游“者买后之忧”

篇7

消费结构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品的类别与比例等项，能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

一、人口压力与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消费需求结构对商品经济的作用

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动因是消费的需要，人口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既是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个社会、一个地区的人口，一方面依存于经济，为经济水平所制约，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其中人口的消费需求与生产结构的性能密切相关。

在生产工具简陋的古代农业社会，生产的增长一般依靠充足劳动力的投入，即劳动密度的增加，因此经济繁荣往往以人丁兴旺为标尺。江南地区的开发得力于西晋末年开始的具有先进劳动技能的北人南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外地人口的涌入，江南人口急剧膨胀，北宋时人稠地狭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逮至明清阶段人地关系的紧张愈演愈烈。就全国范围看，明代人口最多时达一亿左右。清乾隆在位的60年间连续突破两亿、三亿大关，道光年间竟增至四亿。而偏处东南一隅的江南地区人口高度集中，雄居全国之冠，据推算：明代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数为19人，而浙江是114人（相当于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600％），南直隶为48人（相当于全国密度的250％）；其中，苏、松、嘉三府，每人平均占田数仅4亩左右，存在首大量的剩余人口。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口或劳动力过剩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需，且成为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拖累，往往需要通过移民、扩充军队、兴办公共工程等非生产方式来暂时消化一部分过剩劳动力。明清时期，北方的过剩人口很难解决，而江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较为成功地化解了这一难题，避免了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流民动乱。

江南地区的可耕土地在北宋时即已开发殆尽。可是，一定量的土地能够养活的人口量有一定的界限。在以机器、化肥、大规模的农场经营为标志的近代农业兴起以前，挖掘土地潜力的主要方式是强化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收益。但劳动投入的增加也并不单意味着使用更多的劳动力，相反由于劳动技能的熟练和改进使生产率得到提高，将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固定数额的土地上排挤出去。江南农产之利，全在水田，因此江南人民千方百计地提高稻作集约化程度，如推广双季稻、稻麦连作、棉豆间作等，发展了多元性的农业结构。由于中国小农经济以农业和家庭手的结合为特征，提供手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得以迅速推广——当然也与经济作物的收益高于粮食作物有关。集约化耕作需要一定的农业投资，又往往须现金支付，而清代江南农家耕种十亩，还要“雇工以助之”，更需相当数额的资金，所以不得不依赖家庭手工业收入来补充。与生产经营的多样化相适应，专业化亦有所提高。个体小生产者基于生产条件的差异和个人技能的专长、或专门从事粮食生产，或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种棉、植桑等），还有的离开土地后专职人事丝、棉等家庭手工生产。生产经营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带有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性质。与商品性生产相适应，并且由于人口依然大量过剩，众多无地或少地以及土地瘠薄的人弃农就商，或兼事货殖作为副业，如徐光启所云：“南人大众，耕恳无田，仕进无路，则去而为末富、奸富者多矣。”②］

上面所述都加剧了江南工商业人口和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上升，这类人口多向新型的工商业市镇集中。城镇中的工商业者与市场联系密切，他们队伍的扩大无疑促进了商品交换与生产的发展，而且江南城居地主、官绅数量的庞大及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商品市场经济高涨的一个动因。

二、消费主体、消费水平对商品经济的

明清江南地区的生活消费水平较前有很明显的提高，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时期其它地区。然而，在商品市场经济的旋涡中，各个消费主体由于本身经济能力与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其消费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与生产结构、经营相关联。

实际上，明清江南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附在土地上，即便那些游离出来的工商业者，也与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割不断与土地联系的脐带。个体农户的多种经营还是以种植粮食作物的农耕生产为主体，尤其在肥美的水田地区，主要种植稻作，兼种棉、桑等经济作物，粮食基本自给自足或半自足。少数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家，口粮也多取自本地，交换行为基本在市镇这类地方小市场完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以糊口为目的的生产规定了消费水平的低下和简单。一般人家大都以织助耕，家庭手工业的大小直接关系到消费水平的高低，“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与男事相类……且夫匹夫匹妇，男治田可十亩，女养蚕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纺纱八两，宁复忧饥寒乎？”③］这种配合紧密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结构的商品化发展，不仅解决了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费问题，而且多余产品大量进入交换领域，输出埠外。但是，商品化生产的发达并没有使江南人民突破“低消费”的界定。就连植桑、养蚕、缫丝、织造专业化、商品化程度很高的湖州来说，广大专事副业或手工业的个体家庭，仍然是靠换取粮食以维持生计和交纳租赋以保障简单再生产的进行。鲜有财富的大量积累，故时人有曰：“湖丝虽遍天下，而湖民身无一缕，可慨！④］

当然，与单纯的经济下“低消费”不同，明清江南地区的“低消费”具有相对性。况且，消费本身及其影响已逾出本区域，从而加强了小农经济对市场的依赖性。

农村以小农经济为中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解决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化为比较固定的工商业者，并汹汹涌入城镇，成为市镇勃兴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密如星斗的市镇，聚集了以工商者为主体的大量人口。基于农工产品比价的“剪刀差”以及前资本主义商业的高额利润，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四乡。随着市镇多方面的城市功能的增强，特别是零售商业、铺坊手工业、饮食业和酒楼、茶肆、妓院等行业的蜂起，加上大量地主、士绅的迁入，使得市镇行政管理复杂化，官吏队伍遽速壮大。这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凭藉经济、实力，消费水准高得惊人，高档奢侈性消费品的猛增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中小工商业者的生活用品基本来自本土所产，他们所从事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主要缘自外地市场的需求。市镇市场繁华绚丽，零售店铺鳞次栉比。可是，城市零售商业并非执行流通任务的职能商人资本，而是一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⑤］，仅能说明消费服务环节的流畅而已。至于饮食、服务、娱乐业更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无缘。市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所造成的多重导向促使江南经济商品生产的种类多样化。

苏、杭等江南大城市的消费水平总体上又高于市镇。因其城市功能在明清时出现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转化，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中心官宦性消费的弊端，所以消费水平上升的重要意义表现为占有城市人口多数的一般工商业者经济能力的提高。明代苏州西北阊门至枫桥是进入苏州的主干通道，这里列肆二十余里，居民数万计。东北半城皆居机户，“比户皆工织作”。生产技能和生产率远远高于市镇和乡村的工商业者。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是消费水平上升的基础。清人钱咏追记明代苏州商贸盛景：“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⑥］这些来自外地和本地的富商大贾累资数万、十万、百万计，由于商业资本在江南极难转向产业资本，便大量消耗在奢侈性消费中，由此刺激了商业的过度繁荣，也有利于贩运贸易的兴旺、高档商品生产的增长，并进而为广大的手工生产者和小商人提供了大量生存、经营机会。商业和服务行业的繁荣消化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而使社会秩序较为安定，使工商业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一些原来官宦性消费极强的江南行政城市即府治、县治的平均消费水平也源于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城市功能变动而得到提高。首先，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增加，改变了人口的比例，扩大了城市规模。如松江旧城狭窄，方圆不及九里。明隆庆、万历间，人口骤增，居民稠密。来自四乡、外地的农村过剩人口汇集在府城周围。四郊十里左右，人口不下二十万，大多数从事工商职业。府城东、西门是商业、手工业麋集区。万历年间，东城“男人制鞋”“轻俏精美”，“率以五六人为群”，“列肆郡中，几百余家。”西门外，有暑袜店百余号，远方客商争来购买。这些工商业人口的多样性、复杂化的较高消费来自市场，交换的扩大又反过来刺激生产结构的商品化程度。这样的消费显然与官僚、军队、士绅、城居地主及其仆从的庞大消费有别。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即当时租税折银现象也促进了市场交换的繁荣，尽管其中因商品作为租、赋转化物的不纯性而使交换掺杂着大量水份。

与物质消费提高相适应，江南城乡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也有了相当可观的提高和转变，当另文述及。

三、消费品结构、消费行为结构对商品的

依照“物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消费行为可大致划分为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消费与奢侈性高消费。

在消费品总量中，一般日常消费品质量的提高和比重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正常、健康的和进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生产水平低，但由于阶级、等级、职业差别和财富差别的悬殊，享有特权或财富的“非生产者”的奢侈性消费畸型地膨胀，其对市场的依赖性尤其促使长距离贩运贸易的片面发展，由此影响到生产结构里劳动、资金的投入集中于奢侈性用品的生产，从而相对削弱了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高侈奢消费行为还使劳动和资金流入商业、服务、娱乐业领域，浪费了大量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扩大再生产的各种机会。

奢侈性消费品与一般日常用品的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清江南地区某些原属高档消费品的商品降为普及性的一般生活用品，这是一个可喜的征兆。如棉布衣饰在唐时仅为权贵服用，迄及，“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⑦］至清时，“江南一带，康熙间，常服尚多用布。”到嘉庆间，已是“以布为耻，绫缎绸纱争新色新洋。”⑧］棉布作为日常用品，其庞大的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了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丝织业中也存在相似的情形，如包头绢行、改机行，都是生产与民间消费有关的日常服饰品，包头绢为创织细软的纱代替高级品的精纱，而改机则是把原属高级品的缎或纱改织成较坚实的绸，以利在民间扩大销路。这类日常用品范围的扩大、数额的增加、质量的提高，有利于产品结构摆脱前资本主义的性质。

但明清江南地区消费行为的两极分化依旧严重，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奢侈性消费益发炽盛。康熙“盛世”之时，唐甄根据在苏州一带亲历，描绘了城乡、贫富人家消费和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行于都市，列肆焜耀，冠服华朊，入其（农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蜎体不申。”⑨］广大生产主体的消费能力低下，表明他们缺乏经济实力进行扩大再生产。

明清江南奢侈性高消费是在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这究竟与市场交换和生产结构有什么关系呢？

四、奢侈性高消费风气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在日常消费品商品性生产增长的同时，明清江南的奢侈性高消费品也与日俱增。消费行为的“尚奢”风习迷漫于大、中、小城镇以至乡村，见诸当时士大夫充满愤慨和忧患的议论，张瀚写到：“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赴焉……”⑩］尚奢耻俭还引起社会道德风尚的变化，徐献忠认为：“今天下风俗，惟江之南靡而尚华侈，人情乖薄，视本实者，竞嗤鄙之。”［（11）］

以尚奢、薄情为特征的消费、道德风气的嬗变大抵以嘉、万时期作为一个转折点，“正、嘉以前，南都最为醇厚。”［（12）］许多“百不见一二之”的现象伴着明中叶江南商品经济的高涨层见叠出。“传者谓：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万时，游侠富。”［（13）］商品经济的发达引动了奢侈性消费的膨胀和社会风气的商品化。

产自江南的直接与商品生产有关的高档商品主要是精致昂贵的丝织品。高档丝织品工艺复杂，不仅需要手工精细的熟练操作，而且需要劳动分工和协作，这裨益于生产的集中化，因而丝织行业中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相对多一些，还出现了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动。但大体上还是依靠熟练劳动力的劳动投入，精益求精，如此紧密的内部组织结构抑制了生产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化。这种生产奉行质量竞争的原则，不同于实行价格竞争的“合理化”生产——后者以改进技术、扩大产量、提高劳动效率为标志，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经营方式。悠久的丝织业日益变为生产高、精、尖产品的产业，不能促使整个生产结构的革命性变动。如同英国传统的毛纺业一样，既有强大的生命力（丝绸在近代国际市场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也有顽强的惰性。在历史上，生产技术、生产关系的变革总是出现在新的产业上，如近代英国是在新兴的棉纺工场里最先使用蒸汽机，从而揭开了产业革命的序幕。

江南以丝织品为主的高层次消费品远销全国及海外，同时各地及海外的珍稀产品也大量的汇入江南市场。这决不仅仅在于富贵人家消费水平即购买力的提高，亦与尚奢竞侈的普遍风尚相关。城乡中、小人家很多贷钱购买金银首饰，竞为华侈。在苏州，“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14）］

奢侈性消费刺激了商业、服务业的发达，可以消化大批过剩劳动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的益处，清人顾公燮，体察到了这点，“自古风俗移人，贤者不免。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即以吾苏而论，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又议论道：“治国之道，在于安顿穷人。……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赌博、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失业，且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矣。”［（15）］然而，这种前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三产业”脱离了物质生产力水平。盛宴酒会、住宅园林、珠光宝器、陈设装置、纳妾宿妓、婚丧嫁娶的挥霍铺张，以及过度的民间信仰、风俗节日等方面的消费对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意义几乎都是消极的。其对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以下方面：

加剧市场畸型繁荣，浪费巨大社会财富。高消费的主体多为享有特权的官僚贵族、城居地主、富商大贾及其奴仆队伍。他们的资财源于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多是租税的转化形态，如官俸即取自政府征收的田赋杂税，以及各种法外收入。他们所购置的高档奢侈性产品不管是本地所产还是靠长途贩运进来的，价格都远远高于价值；加之他们的收入很多不是来自亲身生产，必然不甚计较商品的真实价值，如此一来一般生活用品的价格与高档消费品的价格之差距大得惊人。况且庞大的仆从队伍也是消耗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明清奴婢制度十分发达，男优女婢、青楼妓、舆夫佣仆，数量壮观，“大家僮仆，多至万指。”［（16）］“人奴人多，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17）］这些奴婢或半婢身份的“雇工人”多用于家内服役，属寄生性消费人口。另外，活动在江南的外地商人和高利贷者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身份，更为穷奢极侈，挥霍无度，时称：“大抵吴人滥觞，而徽入导之。”［（18）］因本土地贫瘠、田赋沉重而难投资地产的徽商，其自身的家庭生活颇为节俭，但却在盛宴酒会、纳妾宿妓、娱乐游戏等社会化的消费上不惜挥金如土。这也限制了商业、高利贷资本可能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量额。由各色富贵人家及其附从人口所造成的奢侈性高生活消费，使明清江南市场带有畸型膨胀的病态，尚奢风气滋长、蔓延、辐射到一般庶民地主和中小人家的日常消费习俗上，即便外出打工糊口的行帮中，许多人也把血汗钱糟蹋在酒肆、赌场与戏馆中。这种靡然风行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消费方式，严重损害了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

江南本地富户中，地主型居多，生活消费主要来自田产，有的也兼营商业、高利贷业。但由于地权可移动性的“软化性格”，土地买卖在商品货币发达的气候里更为频繁，因此稳定的田产收入得以权力所带来的财富收入作保障，故而最终强有力维持奢侈生活的后盾是权力。江南士大夫如林如云，享有官衔和功名的士绅，包括现任官僚、致仕吏员以及生员、监生，各恃自己的权势，兼并土地。宦海沉浮，风云变幻，故江南田地多易其主。因此，科举入仕、破财捐官，用超经济的手段以保征经济利益的现象在江南地区尤其普遍。在这方面，殊为瞩目的是占据明清江南商人资本市场最大份额的徽商、晋商等商帮的“政治性消费”。许多徽商虽以微本起家，恪守职业道德，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可一旦拥有一定的资财后便不惜血本勾通官府，谋求特权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和减少经济的与非经济的搔扰、盘扣。大一些的徽商大都经营受官府扶持和控制的盐、茶贩运业和典当业，颇具官商色彩。政治性消费的另一目的是抬高社会地位，炫耀门第。徽商还积极参予江南地区修路筑坝、赈灾救贫等公益、福利、慈善事业，博取盛誉。此外，徽商等外地商人效法江南仕宦人家，将大量资财用于捐官和扶植乡族子弟科举入仕，不独因为权力是财富的矿藏，还如汪道昆所言：“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驰儒而张贾，既侧身飧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19）］本来可以作为有力的经济力量的大量资财消耗在政治性的无谓投资上，这种物质财富的“异化”消费遏制了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欲望。

五、全国及海外消费结构与明清江南商品的互动

从明清江南市场的超区域辐射功能的视角，可以看到江南商品经济的及其特点与全国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互为制动、密切关联。由于各地的生产、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江南地区，使得江南以棉布、丝帛为主的农、副、工产品遍销全国及海外，而销售路线的不断转移避开了某些地区生产发达后阻滞江南产品进入的障碍。这就使得江南日常用品商品化生产因为有广泛的市场需求而具备了持久的生命力，可同时也抹煞了生产技术突破性革新的要求。

国家维系庞大的官僚、军队等财政供给除来自赋税外，也部分地与江南市场发生直接、间接的联系，如“领织”、“市买”即是如此。特别是军队所用的棉布多是购自江南市场。封建国家这种巨大的军政消费需求对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另外，皇室、贵族、官僚和各地的地主、富商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的奢侈性高消费需求，了消费结构的比例和性质，对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种作用如同前面的江南富贵阶层消费需求所产生的效果一样，弊大于利。此外，海外市场对江南产品的消费需求，基于明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禁止和限制，以及以农立国的大陆国家的特点，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的影响是偶发的、扭曲的、微小的。而不似近世之初的西欧国家由于海外市场对高档消费品需求的扩大引起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增长，由此出现商品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革。

六、小结

通观明清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主的全国消费结构在江南商品经济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可以得出带有性的观点。

人口密集的压力是促使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最直接的消费动因。生产的日益商品化、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集中，使生活消费愈来愈依赖市场。但消费结构的内部比例依旧不合理。马克斯·韦伯指出：“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只能通过需求的大众化，尤其是遵循生产上层阶级奢侈品的代用品路线，而出现于一小部分奢侈品中，这种现象以价格竞争为特征，而为宫廷进行生产的奢侈品工业则遵循质量竞争的手工业原则。”［（20）］固然与中国传统商品生产相比，明清江南日常生活用品的商品化生产得到广泛的、长足的发展，然而从质量竞争变为价格竞争的新型消费经济没有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反因富贵阶层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尚奢风气的普遍化，奢侈品的商品性生产恶性膨胀，并进而加剧了交换的过度发达和市场的畸型繁荣。

通过对消费结构的剖析，可以看到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种种规定。城乡普通人家尤其是农户的消费水平相对低下，这主要是因为生产结构里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伸张度有量与质的限定。由于城乡浑然一体，经济对流极不充分，城乡交换仍旧限于地方小市场上的盐、铁、茶和粮食。城镇市场的繁荣纵然与手工业的壮大有关，但交换重于生产的前资本主义性质一仍旧贯，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极为稀少，反映出生产分工与生产力依旧不发达。相反，城镇珍稀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以及零售商业、饮食业、娱乐业的发达和市民文化的糜费腐化，说明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受到特定经济形态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品经济的发展就难以出现质的突破，以前的江南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

注：

①参见从翰香《论明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密度及其对的》，载于《史》1984年第3期。

②［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9“农事·开垦下”。

③［明］张履祥《补农书》卷下。

④［明］宋雷《西吴里语》卷3。

⑤参见《资本论》第3卷320、327页。

⑥［清］钱泳《履园丛话》卷24下“杂记下”。

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乃服第二卷”。

⑧［清］黄印《锡金识小录》卷1。

⑨［清］唐甄《潜书》下篇上，“存言”。

⑩［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

（11）［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13“风土”。

（12）［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

（13）［清］孙之騄《二申野录》卷4。

（14）［清］钱咏《履园丛话》卷7“臆论”。

（15）［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

（16）万历《嘉定县志》卷2“疆域志·风俗”。

（1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奴仆”。

（18）［明］王世贞《觚不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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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清；湘鄂赣；人口流动；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地处中国南方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因地域、地理、政治等诸因素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经济联系，至明清时期已然构成一个非常重要且对全国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区。近年来，对于此区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方志远教授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无疑是重大成果之一。全书分为七章及导论，该书以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的密切关系为主线，研究这一地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整个中国经济格局的重要影响以及明清时期湘、鄂、赣三省经济联系的密切性。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该课题的学术基础，对湘鄂赣地区的政区变化、生态状况、水陆交通以及一些关键的学术概念进行了讨论；第二章论述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论述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其特征，从而指出该时期此区域内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第三章阐述由于人口流动引起的变化，由此指出社会风气的变化也促进了该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阐述人口流动对于商品化生产的影响，作者从农业、手工业以及矿冶业等各方面的论述；第五六七章主要是对湘、鄂、赣地区商人、商品、商人组织进行了讨论。作者层层递进，逐步深入，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经济社会画卷。

关于本书的读后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学术方面的认识：

历史上人口流动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政治性因素出现的，然而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以往的各个时期北方人口南移有着很大的不同，作者认为北方人口南迁多事由于战乱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南移，迁移的方式是整个大家族群迁。明清时期的人口在迁出地不存在受到生命威胁的问题，他们的迁移是为了寻找比迁出地更为优越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他们是经济移民而非政治移民。明清时期以江西为起点展开的，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为基本流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对于明清时期湘鄂赣地区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一系列影响。首先，人口流动对国家户口制度的破坏和对国家权力体制的严重挑战。明清两代制定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法律，都是为了固定人口的居住地及其所从事的职业，并希望以此达到社会的安定与政权的稳定，而人口流动迫使政府对民众进行让步，使政府对于流民的政策由军事镇压、强行驱逐转化为就地安置、设县管辖。这也成为明清两代解决流民问题的模式，此种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户籍的限制，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江西人口向湖广的大规模流动，对于湖广以及江西地区自身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最显著的是弃农经商以及由此产生的奢靡之风的盛行。社会风气由勤俭淳朴到奢侈浇漓、由安分守己到诉讼成风等现象。日常生活中的“好讼”以及“异端”思想家提出的“人欲即天理”、“吃饭穿衣即使人伦物理”都是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两者关系的例证；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关于该地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湘鄂赣地区的商人基本上是小本经营，基本构成是农民转化而来的弃农经商或弃学经商者，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借贷。湘鄂赣地区商人经营的行业大抵以本地特产为依托，经营方式主要是个体经营、家庭分工协作、结帮或同本经营。由于传统经营观念的局限，直接影响到商业利润的投向，主要在于生活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自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的流动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与种类的增多使得商帮这一群体出现，而作为商帮在异地的联络及其计议之所的会馆、会所也随之出现，湘鄂赣商人在外地建立了大量会馆、公所，结成商人组织与团体。通过多年的发展，这些会馆、公所的功能由同乡商人之间的互助的初始功能而发展为对抗地方黑恶势力、抵制牙行盘剥、与官府进行交涉的继起功能。在此基础上，协调同行间的利害关系、排斥外行匠人及商人间的竞争也成为会馆的重要功能。

该书以明清时期的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及城乡商品经济为研究重点，由一般上升为普通，深入分析整个中国古代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从而全面地认识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在本书的余论部分，作者指出一个误区，即中国古代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不同于前西方资本主义时期，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面的关系，中国古代两者之间是并行不悖、和平共处、相互补充的。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已成为秦汉大一统的经济基础，而几千年来政治上的大一统，也使得国内市场早已形成。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内容。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早已是水融，并共同构成政治上大一统的基石。只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为国民的主要成分，个体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会促使自然经济的稳固。

二、历史借鉴的认识：

本书作者以其博大的学术基础，向我们展示了明清湘鄂赣地区社会经济的画卷，梳理了近半个时期湘、鄂、赣三省的历史渊源，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指出社会只有在流动之中才会有活力，商品经济只有符合自身的经济规律才能发展；政府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正确引导而不是破坏，社会才能进步。“以史为鉴”，这对于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解决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存在的不足：

《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以人口流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主线，以将近500年间的地域历史，将宏观与微观结合，紧紧贴近历史推移变化的主流，真实而具体地揭示湘鄂赣社会的前进运动。其学术方面和现实意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然而，本书也存在少许不足，本书研究的是湘、鄂、赣三省的人口流动与商品经济，然而作者对江西部分的研究比重显然高于湖南和湖北，侧重江西对湖南和湖北的影响；对于人口的流动与商品经济关系方面，着墨于人口的流动对商品经济的作用的阐述，而经济的发展对于人口流动方面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参考文献：

[1] 吴必发：《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地缘纽带》，《五缘文化力研究―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2]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02期

[3] 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5期

[4] 郑卫荣：《斤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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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目前我国所使用的一种主流经济体制，这个体制也叫做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与上个世纪由国家来主导的计划经济比较， 这种经济体系完全由当下的市场经济完全是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体制来引导的一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是一种新的方式途径。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农业已经退出在社会经济中的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 而转变为工业变成市场经济中最有影响力的霸主地位，因此在市场营销的影响下，市场具有的普遍性，使得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演变。市场经济的特质包括自主性， 竞争性， 平等性， 开放性，有序性。如果能够制定出合理的民商法， 可以是社会稳定发展和提高经济水平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关系反映了社会财产和人身之家的关系。本文将对市场经济特质决定的民商法的品格进行了阐述。

二、市场经济特质

市场经济包括一下几点: 一是，经济特质的政策性是建立在经济特质调整方式的政策性之上， 而非经济特质本身的政策， 主要在于法和政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二是，和传统的民商法相比较，经济法之所以能够很好的克服市场主义极端的独特优势， 是由于经济法的政策性，因为法律是一种日常的、不变的行为规范，而政策的优势在于其具有因事设策和因时而动的作用，进而比较灵活。在经济特质的影响作用下， 法与政策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交叉点， 经济特质要想能够发挥法与政策的双重优势， 必须能够看到现实的利益关系，不但不会因为法律的滞后性而难以有效约束，而且也不会因为政策的过度灵活性而使得相关主体丢失对预期的把握度。三是，法律建立的前提就是社会， 这个作为我们对法律的认识必须是把此作为法律的上层建筑。法律应该体现出由社会普遍的、由所需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因此， 我们必须清醒地体会到任何法律从根本上都是要满足其所在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必定要迈向某个确定的方向。我们能够排出不需要一直遵守法律与政策的传统要求， 以及受法学的纯粹性迷信观念的影响和作用。要发挥出经济特质机制的入口的公平、实际、对等的创新作用。

三、民商法的品格

( 一) 民商法的多极化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物之种类及其区域分布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商品经济的范畴之内， 物体之间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作用之间的差别， 生产力发展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水平之间的差异， 导致人类之间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别，社会生产的体量差异，生产的分工形式差异，最终使得社会在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划分也就不同。综合原因导致， 其市场范围不可保持和谐统一，管理模式存在区别，市场经济的构成要素复杂化，导致经济性质也存在质的区别，所以， 我们可以得出， 市场经济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经济综合体。这种经济特质也就必然决定了民商法具有多极化的品格。

( 二) 民商法的互换性

商品是用来相互换取所得的劳动物品，而进行商品和劳动力交易的场地就叫做市场。市场经济是各种不同民商团体相互之间的商品或劳动力的相互交换的一种必然互换的经济，其互换的要素包括流动资产和不流动资产，实际物品和其他等，还包括与知识有关的产品和某些人的人身利益。市场经济之所以被称为契约经济是因为，商品的交换都是通过契约的模式进行的。目前，伴随着我国社会科学技术及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完善，使得互换的要素和领域不断随着时间进一步的增加扩大， 数量与日俱增， 进程也不断的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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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市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190-03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中国各省区间自然条件、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差异等影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在这种不均衡发展中，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市场分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地方保护主义通过人力、资本、资源等要素市场的作用，从生产领域扩张传递到商贸流通领域，影响了商品市场建设，形成了商品市场区域分割的状况，而区域商品市场的分割又反作用于要素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均衡发展，阻碍了中国整体的、统一的大市场格局的形成。

一、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商品市场的改革与发展不但促进和支持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增进了国民福利，而且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柳思维，2009）[1]，商品市场的整合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宦洪云，2007）[2]；商品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商品流通的重要组织形式（王克臣、李敏，2009）[3]。对于商品市场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学者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发育成熟为整体的、统一的、开放的全国大市场的格局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目前中国商品市场由于受地方政府控制（Young，2000）[4]、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的影响（poncet，2003、2005）[5～6]、市场分割导师效率损失增大（郑毓盛、李崇高，2003）[7]等影响而处于分割的状态。随着对商品市场认识程度的加深，一些地区加快了商品市场的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Naughton（1999）[8]认为虽然中国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但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上升；Bai 等人（2004）[9]发现，1985―1997 年期间各省产业结构的雷同程度有所降低，这表明地区专业化分工的加强和市场分割程度的降低。

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学者们从对外开放程度差异及市场扭曲（蔡，2001）[10]、工业化进程差异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沈坤荣、马俊，2002）[11]、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储蓄率、外资流入、人力资本投资与人口增长的差异（张胜、郭军，2001）[12]、自然、历史、社会制度差异（暴元，2008）[13]、资本流动、资本供给（赵志耘、吕冰洋，2007）[14]、区域贸易差异（花俊、顾朝林，2001；李国柱、马树才，2007）[15～16]等因素考虑，并认为这些因素是是造成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通过以上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商品市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现有的文献很少研究商品市场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区域差异和非均衡发展、区域间贸易壁垒和商品市场的协调与分割之间的内在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所导致的结果，都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中国商品市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理研究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的重要表现是要素市场的区域分割，资本、劳动、技术要素受到人为的限制，区域市场信息不完全，资源的区域优化配置受到影响。根据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一定的要素组合，生产一定的产品，对区域经济来说，一定区域的生产要素组合，同样决定这个区域的产品市场。由于区域要素市场是割裂的，那么由这个割裂的要素市场决定的商品市场也是割裂的。而这个过程（见下页图）：

（一）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导致商品市场分割

1.区域商品市场由相互开放转为封锁与分割。由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无序竞争，地方保护现象开始盛行，区域遭受封锁，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受到了较严重的分割。Sandra Ponect（2003）[5]使用“边界效应”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国内的市场一体化，结果显示，国内省际间的贸易强度不仅低，而且从1987―1997年还在下降。中国省际间的贸易障碍比一些国家（如美国或加拿大）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贸易障碍要严重，中国各省更接近于欧盟国家之间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情况。这表明，尽管在文化、语言、货币和制度等方面不存在差异，省际边界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国界一样阻碍着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中国国内市场有被分割为众多子市场的趋势。

2.市场化程度有明显的区域差距。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实现经济市场化为导向的，目的是通过逐步推行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鉴于经济体制改革涉及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影响重大，所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式的区域推进模式，即先在沿海地区进行个别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向内地省市推进。这样，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海南等地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实验区。它们率先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出来，逐步形成了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共同发展的格局，非国有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的潜力得到了迅速释放，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张教富、覃成林，2001）19]。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迟缓，所有制结构转换能力弱，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快，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在较长的时期内，在众多的领域里，计划经济体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僵化的计划模式的束缚，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明显地不如沿海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验区。中国各区域之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差异，最终就表现为区域商品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

（二）商品市场分割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

1.阻碍劳动力的转移。长期以来，中西部后发区域的人口与劳动力并不能够完全自由地流动到东部先发区域并落户，从而不能平等的分享东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换言之，在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伴随人口比重的相应提高（李国平、范红密，2003）[20]。例如，东部地区11省、市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从1985―2003年由49.1％上升到71％，但人口比重从1985年以来基本维持在37％左右。

2.延缓产业转移。中国目前的户籍制度、省际间的贸易壁垒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东部先发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工资水平的适应性上从而延缓了东部传统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存在典型的制度分层现象，本地劳动力和外地劳动力依据其户籍关系而分别占据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使用的是外来劳动力，而这些部门有很多又是所谓的非正规部门零工资具有很高的灵活性，法定最小工资政策在此无法奏效。另一方面，在现行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入发达地区的外来劳动力由于不具有当地户口，只被当做暂住人口或流动人口来对待，当地政府并不法定的负有向其提供社会保障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责任，再加上外来劳动力流动性强，个体差异大，没有自己的工会，难以形成与资方讨价还价的合力，这使发达地区的厂商能够更容易地在社保费用交纳、劳工报酬的确定。

（三）商品市场一体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促进区域经济聚集。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经过二十年的建设，不断发展壮大。商品市场以其定位合理、交易方式灵活、价格低廉、商品多、种类全，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城乡居民重要的购物场所，特别是在临近商品交易市场的地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立足本地区，不断向外辐射，商品销售影响到周边多个地区，有的商品价格成为区域内商品交易的指导价。一些地区的商品交易市场环境优良、服务优质，能吸引大批国内外客商到本地区投资，给当地国民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本地区商品进人流通领域提供了便利 。

2.商品市场吸纳大量劳动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商品市场作为第三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目前中国拥有总多的商品市场，吸纳了上亿的从业人员从事商品流通，并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信息产业等。形成了以物流为中心，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相互交汇的中枢，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一、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和信息，同时也为本地区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逐步形成了“投资―回报―再投资”的市场建设的良性循环。

（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促进商品市场一体化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为商品市场创造相对宽松环境。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来了一个转变，从均衡发展战略转向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建国后曾一度缩小了的区域经济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已经越过了警戒线。1979―1995年的十七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全国为9.8％，其中：东、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比为12.8∶9.3∶8.7，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东、中、西部的人口比重在十七年内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西部地区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东部地区），但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造成了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且使地区、行业、企业间的优势无法互补，造成资源浪费，并最终导致竞争、开放、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难以形成。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利于为商品市场体系的建设铺平道路。从中国商品市场发育的轨迹来看，商品市场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而出现的。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不断受到冲击中逐步解体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因而商品市场的发育以开放农副产品和小商品为起点。1983―1984年国家陆续减少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放开蔬菜、水果、水产品和小商品的经营及价格。1985年，国家取消了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改农产品收购为合同定购，同时提出了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要求。

三、促进商品市场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商品市场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商品经济的发展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能带动全国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下面就促进商品市场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加强商品市场区域规划布局。要加强对区域商品市场的统筹规划，强化对各级商业中心、重要商业街和商业设施、物流中心规划、规模、布局的管理，形成逐步辐射的商品市场；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商品市场商圈，促进区域商品市场的转型与升级，带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加快市场结构调整、升级改造、品牌创新。加快区域商品市场的改造升级，实施分类指导，依法调整关闭一批农贸市场；发展商品交易市场应根据当地城市建设规划和周边经济现状和产业状况、人口密集程度等情况合理分布、科学规划、有效整合；鼓励品牌市场利用现有市场品牌效应进行品牌输出。

3.加强中心城市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围绕各级中心城市形成具有一定区域扩散能力的中心批发市场；形成特色鲜明、多样化的工业品与生产资料批发市场；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的商品集散与辐射能力；特别要加强西部地区的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西部商业中心的建设，带动西部区域经济增长能力。

4.依托小城镇，形成农产品商品汇聚与集散中心。加大商业流通设施的建设，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多样化的商品经营形式；在小城镇兴建一批能服务于农产品的商业市场，形成农产品交易与集散中心，让农产品更好地进入大中城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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