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案件调查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离婚的增多就意味着家庭的不稳定，家庭的不稳定则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  由此可见，离婚不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昔日曾共同生活、亲密接触乃至有过甜蜜时光的夫妻，今日何以曲终人散、分道扬镳  。笔者分别从我院近十三年的离婚案件进行了分析比较，并从近三年来审结的离婚案件中随机抽取了100件（判决和调解的案件）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一些微薄的结论，并提出一点拙见,以供大家参考。  

一.  从1991年——2003年十三年来离婚案件的数量分析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件数  218  169  193  235  205  224  207  219  187  228  261  227  212

占当年的比例  20%  12%  16%  15%  13%  21%  18%  20%  15%  21%  25%  23%  24%

（说明：因从2002年开始实行大民事统计，为了进行比较，从1991年起统一按大民事统计方法进行统计）

从以上表中可以看出，离婚案件的比例总体上是有所上升，并且占据民商事案件较大的比例。几年来，许多国家的离婚率直线上升。据美国统计，在过去100年间离婚增长率是人口增长率的13倍，有1／3的初婚者以离婚告终。前苏联的离婚率也高达35%左右。我国1980年离婚率为4.75%，而到了1997年离婚率竟增加到13%，有的大城市甚至达到了25%。①

二、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离婚案件抽样分析，离婚案件在实体上的新特点

（一）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结婚不到一年的有5件，占5%；结婚1—3年的15件，占15%；结婚3—5年的16件，占16%；结婚5—10年的30件，占30%；结婚10—20年的25件，占25%；结婚20年以上的9件，占9%。

（二）、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30—40岁的离婚的占34.5%，40—50岁离婚的占13.5%，50岁以上离婚的占5%。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女方起诉为58件，占58%；男方起诉为42件，占42%。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四）、离婚的原因比较集中

从分析表明，离婚的原因主要有：（1）.因一方存在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25件，占25%；（2）.  因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而导致离婚的23件，占23%  ；（3）.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的17件，占17%；（4）因双方感情不合分居而离婚的11件，占11%  ；（5）因一方患有严重的疾病的8件，占8%；（6）.  因家庭暴力而离婚的4件，占4%（7）  .因一方被判处刑法而离婚的3件，占3%；（8）.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离婚的2件.  占2%；（9）因婆媳关系不和导致离婚的2件，占2%；  （10）.一方因网恋而导致离婚的1件，占1%。(11).其他案件4件，占4%。

（五）、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有88件，占88%。（不包括撤诉案件在内）

三、在程序上的新特点

（一）、举证困难。在证实夫妻感情破裂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比较少。书面证据主要就是结婚证，常住人口登记卡。大部分判决或调解离婚的，证据也不是很充分，从统计的判决准予离婚的57件案件中，只有结婚常住人口登记卡，当事人的陈述的有42件，占70%。大部分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是因为证据不足，从统计的12件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中，因证据不足的为8件，占67%。

（二）、公告送达的案件为11件，直接送达的为89件。

（三）、缺席的比例高，缺席审理的为24件，  占24%。

（四）、调解的比例比较低，调解结案的为31件，占31%。判决结案的为69件，占69%。（2003年我院一般民商案件的调解率为46%）。  

（五）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短期内（在6个月到一年内）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的比例高，有19件，占19%；第二次提出离婚诉讼判决准予离婚的比例高，19件中被判准予离婚的为18件，占95%。

三、上述现象存在原因的分析

（一）、为何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

笔者以为：

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从分析表明，婚前恋爱时间不到一年占18%，特别是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结婚时一方未到婚龄的占15%。

从婚后的感情建立来分析：结婚的时间长短中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30岁以下，一般结婚在10年以内，从时间上结婚10年以内的比例为36%；从年龄分析上30岁以下离婚的占46.5%。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

从离婚的原因来分析：年轻的夫妻离婚，大部分是因为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本来婚前基础不牢，结婚的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另外，外出人员一般年收入在1.5万—2万元，和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波折，及易导致离婚。

（二）、为何30岁以内的离婚率较高（达46.5%）

以前在农村，一谈到离婚，就觉得十分丢人。现在农村的青年在外打工的比较多，  他们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见得世面比原来的要宽阔的多。人们的生活观和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加上现在的电子信息高速发展，人们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对离婚的案件及离婚程序了解的比较  清楚。夫妻之间实在和不来，能够比较理智的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另一个方面，由于受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的诱惑，一些人开始对自己在家务农的结发之妻感到不满，想方设法通过婚外情来寻找满足，有的想干脆加以抛弃。  

（三）、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经济地位提高，不再忍气吞声，一旦对婚姻不满，就可依自己的意愿提出离婚。离婚后，妇女有能力自己独立生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男人对外交往比较多，接触危及婚姻关系的不良因素的几率比较大，相对女方更容易受外界影响，比如有的丈夫养成了赌博、酗酒等不良嗜好，有的丈夫不尊重妻子，对妻子任意打骂，还有的与他人同居，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夫妻之间的感情。欧美男性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太太有外遇、要求太多、无法与亲戚很好相处及婚姻对自由限制过多。而妻子提出的离婚理由更多，主要有：丈夫大男子主义、不关心体贴妻子、婚外性关系、嗜酒及赌博、婚姻暴力（对妻子进行身体和心理虐待）、个性不合、性生活问题及财务困难等。

（五）、离婚原因比较集中的体现在婚外情方面

从上面的分析表明，因婚外情而导致离婚的比例位居第一。成年人的婚外情,尤其是男性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女性。从分析的数据反映，男性为15件，女性为10件,比例为1.5：1。据北京某区调查，由“第三者”插足而引起的离婚在1982年占总数的14％，1983年占30％，1988年达到了40％左右。在上海徐汇区的调查，随机抽出的633件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情的占了35％。武汉某区1995年1—7月受理离婚案件480件，其中因“第三者”插足的占了60％以上。而婚外情中，真正纯感情交往的比例比较小。大部分都与性有关。巴尔的摩的心理学家葛莱丝针对发生外遇的男女所做的研究发现，75％的男性表示性欢愉是让他们“偷腥”的主要原因，但只有35％的女性如此表示。77％的女性认为发生婚外情的理由常常是“陷入恋爱之中”，而这个比例在男性中只有43％。②婚外性关系的背后也隐藏着种种动机：对幻想的爱与性的追求，或对浪漫的寻求；好奇心（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婚前性检验的人）；妇女想证实自己的吸引力，男子想证实自己的男性气质；各种原因引起的性自卑；性厌烦；性试验；对自己伴侣的报复（即使是不让对方知道）；偶然遇到实现妄想的机会，以及想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对于有些人来说，婚外性关系的吸引力，在于其秘密性，他们说“猥亵”的性比“合法”的性更令人满足等等。当然也有出于性需要未能满足的情况。旅游、节假日、离家在外和晚会等，都会是引起婚外性关系的潜在因素，但通常只是短暂的。由于现在男女在外打工，机会都很多，这就增加了亲热的机会，使得婚外性关系更有可能。除此之外，大部分以夫妻感情不合、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矛盾为由的案件中，其实际上就隐含了夫妻性生活不协调的原因在内。新近上海的一份调查报告则明确表明，自1984年以后明确提出因性生活问题而离婚的人数明显增加，目前在离婚夫妇中有23%以上认为性生活不和谐而不愿意将家庭维持下去，还有36%的离婚缘由系“第三者”插足所致。这样，直接由性因素造成的再加上“第三者”插足所致，在离婚案例中竟有半数以上与性有关。③

（五）、现在离婚案件在程序上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主要是离婚案件有其独特的特点

1.  突出表现离婚案件的证据缺乏与离婚率高的矛盾。离婚案件涉及的主要是人身关系，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是人的内心的思想活动，只有当事人本人最清楚，别人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去摧测，加上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大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宁愿建一座庙，不愿拆一桩婚姻”的思想，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人是比较困难，但有些案件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又没有人肯出来作证，另一方当事人又不答辩和参加开庭，通常如果是第一起诉的，以证据不足判决不准离婚。如果是第二次起诉的，一般仅以原告的陈述就判决离婚。

2.公告送达的案件增多，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起诉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也是不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

3.对待离婚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大部分办理离婚案件的法官认为，离婚案件是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因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不再重视调解的方式结案。

4.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离婚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是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离婚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少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5.第二次起诉在一定的意义上变成了判断是否准予离婚的又一新的标准。笔者在上述的分析中也提到，第一次起诉如果证据不足，被判决不准离婚后。通常法官会对当事人解释只有等下次起诉，当事人也会认为第二次起诉，法院一定会判决准予离婚。而实践中，在当事人第二次起诉后，即使证据不是很充分，一般也会判决准予离婚。这里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是依照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分居一年以上，视为夫妻感情确以破裂；二是以被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的夫妻关系没有能够改善，因而认定其夫妻感情确以破裂。

四、思考与建议

民事案件无小事。单个看起来离婚案件只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有人认为离婚案件比较简单，其实不然。在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不仅在数量上占据较大的比例，而且离婚案件也是最为复杂，且最为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好或不妥，极易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各类报纸也经常登有这类报道。

（一）、端正认识，抓好离婚案件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但是在我国，犯罪学家、临床心理学家分别证实了青少年犯罪和青少年及儿童罹患心理、精神疾病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临床心理学的大量统计数据说明，亲生父母离异的过程和结果，都对孩子尤其是幼龄孩子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伤害，他们的孤独、自卑、怨恨等不让良情绪可能导致难以矫治的人格障碍。因此，应重视对离婚案件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需要法官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工作。这又与司法效率相冲突。通常，我们对待事关重大社会生活特殊类型的案件，成立专门的法庭进行审理，如少年法庭，军人维权法庭等。在这里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各基层法院成立一个专门的婚姻家庭法庭。配备一些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和适当的女法官，注重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解开当事人的思想疙瘩，尽量挽回一个家庭。对这样的专门的法庭，不宜定经济指标，对它以一高一低两个比率来进行考量，即以调解结案率（高）和当事人重复起诉率（低）。

（二）、注重证据，加强职权干预。

婚姻案件不能把它简单当作一般的民事案件来处理。它不仅解决双方当事人的感情问题，还要附带解决财产、子女问题。对单纯的夫妻感情，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加以干预，但对于因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重婚等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是有必要以公职权加以干预，以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婚姻家庭关系。对于一些当事人确因证据不足，但又必须逃离枷锁婚姻（这里把一方利用婚姻家庭之名实行对另一方的虐待称之为枷锁婚姻），应给予一定的帮助，即可以增加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

（三）、加强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

目前，我国婚姻家庭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以爱情为基础的自主婚姻不断的增多，夫妻平等、团结和睦的家庭已成为当代社会婚姻家庭的主流。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变化。婚外性行为、包二奶的现象正在冲击着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一些舆论导向只注重自身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担当的社会责任。大部分人认为现在离婚率高的原因是年轻人看电视、电影多了，受其中的影响大深所致。我们要宣传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它是文明社会的基石，它为男女的性生活提供了最安全、最健康、最合法、最自由的空间；为儿童社会化提供了最适应的场所。④

注释

①、③见(人民网2001-10-25/中新广东新闻网)  孟继贤《生活之谜：离婚，许多都有性问题》

篇2

一、妨害公务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以无业者居多，文化程度较低。妨害公务案件的犯罪主体以无固定职业者居多。在审查的4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0人是无业人员或无固定工作者，占总体人数的42.6%，其他分别是事业单位、个体经营、民营企业等。从文化程度看，妨害公务案件犯罪嫌疑人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达41人，占总体人数的87.2%，其中大专以上学历6人，初中35人，小学4人，文盲2人。

（二）外来人员和男性是主要犯罪人群。在涉嫌妨害公务罪的47人中，外来人员35人，占总人数的74.5%；男性46人，占总人数的97.9%。

（三）案件发生领域逐渐扩大。目前，妨害公务案件的多发领域集中在娱乐场所、饭店酒后滋事、道路交通执勤、民事纠纷调解等公安执法领域，以及查处无证经营、小摊小贩乱设摊点、非法营运电动车等城管执法中。据统计，办理的36件妨害公务案件中，酒后寻衅滋事的19件，占52.8%；城市管理执法的8件，占22.2%；民警处理民事纠纷执法的5件，占13.9%；公安侦查办案的4件，占11.1%。

（四）案件具有突发性，事态发展快。妨害公务案件发生在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大多事前没有预谋，多因在管理与被管理、处罚与被处罚中矛盾对立激发而产生，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办理的36件妨害公务案件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有饮酒情节，饮酒后情绪失控，增加了案件的突发性，事态发展快。因醉酒导致辱骂、殴打执法人员的案件有27件，占总数的75%。

（五）多人情形下易引发。妨害公务案件，起初往往仅一人或几人对执法行为进行阻碍和反抗，接着便召集一些朋友对执法人员推搡、拉扯和殴打等，最后甚至不断起哄、煽动围观人群对执法人员进行围堵、辱骂和阻拦等，导致案件很快发展到十几人、几十人聚集，扩大事态的发展和影响。案件行为的升级，使得案件的社会危害性不断加大，严重威胁社会稳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开发区岳程办事处何庄王某等6人在政府招商引资、办理拆迁过程中，酒后寻衅滋事，阻碍政府办公，继而殴打工作人员，造成3人轻伤、4人轻微伤。

二、引发妨害公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矛盾凸显，缺乏良好的执法环境。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协调快速发展，但是社会管理机制和水平却相对滞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腐败现象和的增多，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热点领域事故频发，使得社会矛盾加深，社会管理压力和难度增大，一旦存在导火索，哪怕是最普通的执法事件也会轻易地引起民众的对立情绪。如此一来，履行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执法行为和执法人员，首当其冲成为部分人情绪宣泄的对象。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当个人权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利益观失衡，逆反和对抗心理强烈，产生极端行为。

（二）民众法律意识淡薄，自控能力差。绝大多数当事人因法制观念淡薄，在受处罚的过程中由于不服处理，出言不逊，或动手撕扯推搡，导致矛盾对立激化而一时冲动导致发案。行为上一般表现为对宣布的某项处罚决定或强制措施不理解，情绪偏激，伴有威胁性语气和顶撞拉扯等肢体冲突行为。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对法律认识不到位，不仅不懂得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对法律处罚存在侥幸心理。此外，妨害公务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属于胆汁质人格，容易冲动、脾气暴躁，自控能力较差，遇到矛盾时容易走极端。

（三）执法方式和态度存在不足。妨害公务案件的发生与工作人员的执法态度和执法方式不无关系，一方面，执法方式不科学，实践中，暴力执法尚未完全杜绝，在执行公务时不出示工作证，不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的情况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执法态度生硬、冷漠甚至傲慢，在执法时与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对当事人的辩解和诉求充耳不闻，有的甚至是野蛮执法、暴力执法。进而使当事人对公务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产生怀疑，引发对立情绪，激化矛盾。

三、遏制妨害公务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深刻认识社会发展新特点、新变化为基础，探索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社会矛盾处理机制，重视对群众正当权益的保护，从源头上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强化城市公共服务，积极了解弱势群体的需求和诉求，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提供帮助和服务。加大人民群众对各项公共政策、社会决策的知情度，让他们真正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共同创造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加大普法力度，提高群众法律意识。有关部门要加大法律宣传，提高法律宣传的覆盖面和深入程度。整合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力量，借助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微信、微博等传媒工具对妨害公务法律知识和案例进行介绍，切实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理解和支持国家执法活动，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能力。同时，基层政府和工作单位深入社区、深入群众，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共同维护社会治安环境。如果市民认为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存在实体或程序性违法问题，可以通过合法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法定程序和法定途径行使监督、申诉、控告权利。如果公民对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的办案纪律存在异议，可以向执法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及时反映。

篇3

【关键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机动车交通交通事故责任案件的特点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数量大

道路交通案件的数量大有其多重原因，一方面公民的安全意识不强，不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不看红绿灯，甚至还有翻越隔离栏杆的行为，电动摩托车在马路上随意行驶，造成事故频发。另一方面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淡化了交警部门的调解职能，改变了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所规定的行政调解为提讼的前置条件，导致案件大量涌向法院。依某地法院为例，2013审判年度某地法院民一庭共受理案件共计811件，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419件，占当年民一类案件51%。2014审判年度该地法院民一庭共受理案件共计730件，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共计362件，占当年民一类案件50%。

（二）案件审理期限长

依某地法院为例，2014审判年度该地法院民一庭共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共计362件，其中需要伤残鉴定以及财产损失鉴定的案件为270件，约占总数的3/4。这类案件从立到审，大都经历较长时间的中止程序来进行鉴定，造成大量案件审理期限过长。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般包括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于人身受到伤害的，一般应自医疗终结后或者作出鉴定之日起一年内；对于财产受到损害的，一般应在二年内。如果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又无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受害人将失去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方会立即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防止事故责任方逃避、隐匿、转移赔偿财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1条的规定，当事人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尽管此时受害方尚未医疗终结或作出鉴定。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会采取中止审理的方式，避免案件超过审理期限。待当事人医疗终结后有些案件还需要经过司法鉴定这一个步骤，也就是说治疗终结后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无形中将该项程序纳入了法庭的审理步骤。当事人的鉴定申请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是，如果当事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属于提出反驳证据、相反证据、新的证据范围内的，提出鉴定申请的时间可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另外，对申请鉴定的事项涉及重大利益的，为了解决矛盾、平衡双方利益，提出鉴定申请的时间也可不受举证期限的限制。在审理过程中进行司法鉴定的也不计入审限。这自然造成了案件审限过长，因此部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在审理时往往会因证据来源的条件显得较为繁琐复杂，由简易转为普通审理。

（三）大部分案件相对简单，但双方不容易达成调解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会根据现场情况作出责任划分明确的交通事故责任报告，此份报告是审理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且证明力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一方要求尽快得到赔偿救治。事故责任一方以及责任主体之一保险公司则表示在责任划分明确后进行合理赔偿。法院的审理往往就是在理清事故的责任、费用等问题后作出裁判。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该法第74条规定：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4条的规定，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应当在收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调解申请书。据此，可以理解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有程序选择权，即可以选择申请公安机关调解或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责任主体之一保险公司也不认可调解书，交强险是一种社会性质的保险，它区别于商业保险，不盈利、不亏损是其自身特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的规定，事故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虽然调解书在执行上也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保险公司根据其自身的业务需要拒绝调解，往往双方当事人拿到的是调解而成的判决文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因制度缺陷，致使的现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是明确的侵权案件，机动车保险是典型的合同案件，二者属于两种案由。但为提高审判效率，保障当事人权利。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往往追加机动车责任方投保的保险公司为被告直接参与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虽然有法释【2012】19号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作为依据，但法理依据欠缺。

案件自身特点（在这个链条中涉及到案件当事人、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司法工作人员、鉴定机构、审判组织、以及执行机构的参与其中）及监督制度缺失，造成因交通事故各个环节多又缺乏制度约束，各个环节的机构又很难统筹的达成更高的监督体制。造成部分司法及保险机构工作人员利用法律漏洞（即不违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而进行牟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目前，一些南方城市（已有向北方城市蔓延趋势）已经出现部分人员通过先行垫付治疗费用而盈利的现象。即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方在未得到赔偿又等不到法院判决执行款的情况下，部分人员提供先行垫付治疗费用，待判决生效后提取赔偿执行款中除治疗费用外更多的利益。

二、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一）部分案件较为复杂，需要具有经验的法官加以审理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虽然大部分是经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权责明确的案件，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复杂情形例如：判定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车辆买受人、受赠人责任问题；判定车辆挂靠人、承租人、承包经营人责任问题；判定车辆借用人责任问题；判定驾驶员的责任问题；判定车辆被盗抢后的责任承担问题；判定车辆维修人、保管人的责任问题；判定学习驾驶员在驾驶培训机构学习期间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判定道路施工人、道路产权人、维护人责任问题；判定行为人的违法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或者破坏道路及道路配套设施的问题；判定无偿搭乘人责任问题等情况，这需要富有经验的法官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运用法律加以解决。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数量大，审判人员短缺，案件审理期限长且不易调解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数量大，通过数据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法院审判人员在未增加的前提下在审理此类案件中面临较大压力。虽然有些案件案情相对简单，但因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自身特点造成审理期限过长且案件往往不能以调解结案。这样为审判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往往案件当年立案不能在当年审理结案变成积案转而给第二年的工作造成负担，影响法院的综合指标。

（三）案件执行难

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有《交强险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但在实践中往往有很多事故责任者是未参加保险的司机或是摩托车驾驶人员，案件发生后有些人员责任方或逃逸或下落不明，有些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自身受伤需要治疗，没有能力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往往原告拿着法院生效的判决书对责任人不能执行，案件只能中止执行。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固有链条以及审理模式，在法律法规未作改进的情况下很难对案件进行快审快结

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依据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模式。在这个链条中涉及到案件当事人、公安机关、医疗机构、司法工作人员、鉴定机构、审判组织、以及执行机构的参与，可以说动一发便触动全身。在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执行下，这些人员及部门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为保障案件的公正，提高案件审判效率质量，即使通过加强管理，调配人员提高某一个环节也难以追赶上这类案件增长的速度。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一些思考

任何一项好的措施或者制度都是针对问题产生并随着事物的发展而随之变化，应以疏导为主，防治为辅。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新的规律。因此找到这一规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还应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对交通安全的意识，完善法律法规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机动车交通案件的审理模式以及这一链条是在处理问题过程中运用法律与实践结合形成的，它已经形成了稳定模式。问题也突显出来，针对法院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优化环节，达到更好的效果。

思考一案件繁简分流，以一个审判庭为例，这个审判庭共9人在面对基数庞大的道路交通事故审理案件中，会遇到案件审理周期平均分摊在这9个人身上，尽管有大部分案件是权责明确极易审理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与此同时这9个人还负责审理较为复杂的合同及土地纠纷等一系列民事纠纷案件上，每名审判人员都要经过很长审理周期才能将案件审理完毕。这样造成案件无奈的积压，若能根据案件情况，划分出容易和复杂交通事故案件，由1-2名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集中负责这项工作，将审理周期长的交通事故案件由这几名同志负责处理，进而让其余审判员从案件简单且周期长得案件中解放出来审理其他案件，也许会在审判工作中达到很好的效果。但这个办法在实际中也会存在很大的弊端，在整体上看，案件依旧滞留在我院只是将此类转移到几个人员那里去；这样做也会造成权利过于集中，审判工作中会产生带有个人色彩较浓不良的惯性。此法在实际操作中能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还需进一步实践。可以考虑定岗不定员的交流办法加以改进。

思考二案件审理前置，在司法实践中也有部分法院成立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庭，将此机构直接设立在公安机关的交警部门，这样做会使当事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不久就能拿到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简化了诉讼程序。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全部法院，区域内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发生具有多样性、地域性、行政行为先行且分布不均等诸多特点。在操作过程中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思考三严控收案范围，为提高案件审理的效率，部分法院采取限制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的收案范围，即明确凡此类案件如原告未治疗终结或提出诉前保全便不予立案，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部分案件原告在事故发生后就立即立案而在医院接受长时间的治疗，造成案件中止、积压。表面上降低了部分案件的收案数量，但于法无据。造成此类案件社会上的积压，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效果不佳。可以进一步改进为严控收案范围的同时扩大现予执行的受案范围。

思考四加强业务培训。在审判工作中更应加大对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以应对复杂多样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可以加大普通案件简易审理的模式，将双方争议不大且权责明确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进行普通案件简化审理，做到案件的快审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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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建好队伍

在××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营扎寨在一幢1000多平方米、独门独院的办公楼内，40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在这里谋划着全市的安全生产工作。“打牢基础是关键”，快人快语的姜元华局长与我们一见面，就打开了话匣：××有16000家企业，重点实施安全生产监察的有3500家，这样大的摊子，没有人怎么干事？于是，抓好安监队伍建设就成了××市安全生产关口前移的重要举措。去年2月，市政府决定在全市8个乡镇建立监察中队，人员实行“市统配”和“镇增配”相结合，市监察大队新增15个全民事业编制，统一招录后分配到各乡镇；各乡镇再调剂2至6名工作人员充实中队力量。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市监察大队有15人，分设3个中队；在乡镇设8个中队，每个中队3至8人，全市监察执法人员达到55人，一个以安全监察大队为主体，各乡镇安全监察中队为骨干，街道办、行政村安监机构为补充的安全生产监察网络已经形成。××市早在20xx年就组建了监察大队，编制16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有10人，20xx年在11个乡镇着手组建中队，每个中队不少于4人，实行条块结合的方法进行管理。××市安全监察工作在全省起步较早，监察支队已到位人员10人，下设2个执法大队和综合室，在所属的4市2区均成立了监察大队，靖江、兴化、泰兴三个县级市安全监察人员定编都是15人，其他县级市和区定编在5－8人，市、县安全监察网络已经建立，安全监察的联动机制已经形成。

启示一：“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安监工作越到基层越具体，任务越艰巨。从苏南苏中三地的做法可以看到，长期困扰安全监察力量的“倒金字塔”结构已悄然改变，从基层队伍建设抓起，市、县、乡三级安全监察队伍建设正在转变为“金字塔”结构。

制度管人程序管事

“我的微小疏忽，可能给事业带来很大麻烦；我的微小失误，可能给单位带来形象损害；私欲、失德、腐败将给安监和自己带来耻辱。”××市安监局赵昶东局长告诉我们，这三句话是××市安监局的警言，为了把一切麻烦和失误降到最低、消灭在萌芽状态，他们执着地坚持“制度管人、程序管事”。今年初，《××安全生产》杂志编辑了一期特殊的增刊，这期增刊上收录了××市安监局几年来编制的26项规则和制度，从这些规则制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安全监察制度建设的脉络：从行政执法计划、违法行为立案标准、执法公示、小错不罚警诫制度到行政执法回访、行政执法联席会议、行政执法卷宗、行政执法反馈制度等等，一个系统而又较为完备的安全监察执法制度链已经形成；从执法检查前公示到检查过程中的监督，从相互监督到检查后的集体民主审议，一切程序都在阳光下规范操作。××、××两市的监察大队强化内部管理，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内部考核办法和档案管理制度。××市建立了监察中队岗位责任制百分考核办法，按照行政执法、案件质量、综合管理三个方面，16项具体内容进行综合考核、评定。××监察大队要求各中队每周将监察检查企业数量、发现隐患情况、下发整改通知和查处情况，以书面表格形式报执法监察大队，大队每月汇总并进行通报。他们还针对企业或当事人委托律师查阅档案资料增多的情况，制定了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有效地防止泄密现象的发生。

启示二：“制度管人、程序管事”，这是现代管理中一条成功的经验。苏南苏中三地的安全监察工作把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到监察实践，并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最终形成了符合本部门实际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管人、管事，管到位。

重点突出落实责任

安全生产监察面广量大，在××，经过工商登记的生产经营单位就有2.6万家，对所有企业进行安全监察，在现有人员、装备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针对这一情况，三地的安监部门根据政府规定的工作职责，结合本地产业分布、行业特点、企业状况，对监察范围、对象进行认真调查研究，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重点，突出抓好自留地、责任田，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安全监察工作。明确监察重点。××把化工企业作为安全监察的重点，这个市的350家化工生产企业和17家化工储存企业是安全监察人员必访单位，他们还根据实际情况，对苏州市安监局在××市划定了22家重点企业和各乡镇划定的160多家重点企业，每年进行两次督查。明确责任分工。安全检查是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安全监察则是行政执法行为，××、××两市采取分合结合、一般与重点结合的方法，科学地处理了这两者关系。他们明确在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的统一目标下， 职能科室主要负责行政许可和日常监管检查，监察大队主要负责行政监察和处罚，从而起到了互为补充和互为促进的作用。明确权限划分。××市在安全监察工作中，妥善处理市局与各县（市、区）的关系，明确市安监支队负责全市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和监督指导各县（市、区）的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各县（市、区）负责本辖区内的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工作。明确市监察支队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一次死亡2人或重伤6至9人的安全生产事故及跨县（市、区）事故的调查处理；受理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举报和查处。为避免市、县之间的重复检查、多头执法，还明确要求安全监察实行公示制和基层执法备案制。××市规定5万元以下行政处罚，由分管局长牵头，支队、法规处和相关处室负责人会办审理和审批；5万元以上由局主要负责人组织会办审理和审批。

启示三：“种好自留地、管好责任田”，安全监察面广量大，首先要找准重点、选准目标、落实责任，这是苏南苏中三地在安全监察工作中的基本做法。安全监察工作起步迟、人员少、装备差，采取抓关键、保重点、带一般的方法，无疑是明智之举，无疑可以提高本质安全度。

装备保障彰显绩效

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乡镇企业的增多，仅靠骑自行车到企业安全监察已经无法适应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眼看、手摸、鼻闻、尺量的方法进行安全监察也难以奏效了。现场制作检查意见书需要配备手提电脑和打印机、进入危化企业检查需要配备防护设施、完成一定数量的安全监察任务需要有便捷的交通工具相匹配，这就对安全监察的装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市监察支队按照安全监察装备建设的标准化要求，对每个监察科室装备了价值2万元一套的执法设备，它包括了现场警戒、录音、摄像、照相器材和对讲机、话筒、夜光镜、测量工具等，并请计算机公司研制出现场制作文书的专用软件，大大提高了安全监察的效能。在××，加强监察中队的标准化建设成为安全监察基础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的标准化建设有“七个统一”，其中就有统一安全监察着装、统一安全执法装备的要求，他们给每个安全监察人员统一制作了春、夏、冬工作服，给执法大队和中队配备了调查取证的录音、录像、照相等器材。为解决安全监察人员常年在外作业的实际困难，××把行政处罚的办案经费全部返还给各乡镇中队，用于自身装备建设和监察人员的出勤补助；××规定安全监察人员在外执行公务每人每天补助25元，同时规定执法人员不得在执行公务的企业就餐。20xx年，××市政府拨出200万元专款用于安全监管装备建设，市安监局第一笔款就是给监察大队添置车辆和装备，现在，6个中队都有喷着“安全监察”字样的专用安全监察车，都有安全监察所必备的手提电脑和现场勘查装备。去年苏北某地发生“7.28”事故后，××安监部门依靠两级监察队伍，用两天时间突击对全市300多家化工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行动之快得益于装备之良。监察装备建设与安全监察任务相匹配，使苏南苏中三地的安全监察已没有因资金、装备不足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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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九小场所

九小场所是指小商场、小学校(幼儿园)、小医院、小餐饮场所、小旅馆、小歌舞娱乐场所、小网吧、小美容洗浴场所、小生产加工企业，这些场所都是政府安全监管的重点。

二、九小场所存在的问题

1、九小场所多为家庭企业，虽然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但管理模式多为家庭经营式；资金短缺、安全生产条件差、管理模式陈旧；生产车间、仓库、原材料、吃住基本都在一起；用电线路乱拉乱扯；消防设施不健全，一旦发生火灾，处于半封闭状态无处逃生，势必造成人员伤亡。

2、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这些场所的从业人员往往没有经过安全教育培训直接上岗就业。相对来说人员素质低，安全知识缺乏，安全意识淡薄，应急救援滞后。

3、生产场所布局不合理。许多小加工点都是用自家居住房屋或租赁的房屋进行加工生产，建筑本身就不符合有关设计规范的要求，吃、住、生产基本都是一条龙。存在的安全隐患可想而知。

4、落实法律法规有关要求困难，整改难度大。对执法人员下达的整改文书，小经营业主多为应付、敷衍了事或者置之不理。由于文化素质低，就连最基本安全管理制度也无法制定，更别说制定其他有关安全资料了。同时由于资金短缺、建筑条件的制约整改基本等于重建。

5、监管难度大。由于九小场所分布广，人员流动性大，而监管人员力量薄弱，而且监管的职权不明确，出现无人监管的局面。

三、解决的措施

1、建立村级网格化监管网络，成立村级安全领导小组。九小场所往往分布在最基层，因此应该发挥最基层的安全监管力量，对辖区内的小场所严格排查，建立底册。首先建立网格化监管平台，健全村级安全管理制度，对辖区内的九小场所划分监管对象，做到村干部人人包片，层层签订安全责任状，落实安全责任制。其次培养村级安全协管员，正确指导辖区内生产场所的安全管理。

2、加强宣传，提高小加工点主要负责人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政府安监部门可以分片对辖区内的九小场所的主要负责人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负责人的安全管理水平，从思想深处认识安全的重要性。村级可以利用广播、张贴宣传画、学生安全教育课对村级小加工点的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3、加大检查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基层监管人员应制定检查计划，突出重点，定期到小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能立即整改的立即监督指导进行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责令限期进行整改。在规定的期间内未按规定进行整改的上报镇办安监办，可以联合派出所依法行政处罚或取缔，绝不姑息迁就。镇办还应不定期成立由安监办、工商、派出所、供电、建委等有关人员组成的检查小组进行突击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消除，发现无证经营的坚决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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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案环境不顺。一是有的党政主要领导认识上有偏差，对办案工作不够重视、支持;二是社会上的关系网、人情风已逐渐渗透到办案工作中,利用各种关系为涉案人员说情开脱；三是有关执纪执法部门协调配合不够，各自为战。

2、举报件质量不高。由于网络不健全，渠道不畅通，举报人存在的主观偏差等原因，造成举报件质量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成案率。

3、办案手段不多。现在，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化、智能化，而我们却基本上还停留在一页纸、一支笔、一张嘴的办案手段上，就连最具震慑力的“两规”、“两指”办案手段，也由于诸多限制而威力大减。

4、办案力量不足。主要表现为办案的组织领导力量薄弱，专业办案人员较少，办案财力不足，交通工具缺乏，少数办案人员素质不高。

针对办案中存在的上述突出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拓宽案源渠道，提高质量。要确保办案工作“有米下锅”，提高成案率，就必须广开门路找线索，除做好接访工作外，要坚持反“客”为主，变坐等接案为主动出击，通过采取定点接访、流动下访、座谈寻访、“网”上走访等多种途径，努力拓宽案源，保证案件线索质量。

加强组织协调，形成办案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职能优势，形成办案合力。一方面，在纪检监察机关内部，可以根据案情需要，请审理人员提前介入，将审理行为前移到调查环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与公检法、审计、物价、财政等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将这些部门的人力、信息、职能、手段等资源组织起来，综合运用，形成整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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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中午12点左右，一辆由华坪红砖厂自派的自卸翻斗车(云p:13531)运送红砖到由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施工的宁蒗县新城区，在新区建设住宅二期工程30栋旁卸红砖时，由于车辆后轮负荷太重，引起车辆后轮下陷，自卸车不能顺利卸出车内的砖块，司机就擅自安排下水泥的农民工沙尔哈等工人帮忙卸车，在工人卸车时，由于后车门未处置稳当，造成后车门下落，击打到下砖的农民工沙尔哈的头部，造成沙尔哈头部重伤，该公司项目部接到电话后，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方案及时组织人员把伤员送到宁蒗县医院，由于伤势较重，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亡。

12点37分，刘立国打电话到宁蒗县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站报案，称工地上一人被下砖的车门打着了，在送往医院抢救，不知道是否死亡。接到报案后，县建设局分管安全的领导徐礼芳及安全监督站的两位同志李金峰和杨志平赶到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勘查；同时安监局的杨新红副局长、毛应国、杨凯龙及大兴镇派出所的杨祖所长等单位同志到了现场，全面展开了“5&8226;4”安全事故的调查工作和善后处置工作。下午，县人民政府和军强副县长进一步做了批示。5月5日上午9：00时左右，县安监局召集了监察局、建设局、大兴派出所、工会等有关部门，成立了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经过现场勘查，证人询问、查看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各种资质证书和安全管理机构、制度、教育记录等，到目前为止，事故情况已基本调查清楚，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的背景情况

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是经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到宁蒗开发宁蒗新区建设的施工企业，具有《建筑施工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等，安全生产机构和管理制度健全。发生事故的车辆云p:13531是砖厂自派的，运红砖到工地上卖砖给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与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没有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该车车主是杨文华，与司机李勇（身份证：533224198602162117）是属舅侄关系.

二、事故发生的经过

5月4日中午12点左右，云p:13531自卸翻斗车运红砖到由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施工的宁蒗县新区开发建设住宅二期30栋旁，在自卸车翻斗车卸红砖时，由于车辆后轮负荷太重，引起车辆云p13531后轮下陷，自卸车不能顺利自卸出车内的砖块，就安排下水泥的农民工沙尔哈等工人帮忙卸车，在工人卸车时，由于上翻的后车门未处理稳当，造成后车门下落，击打到下砖的沙尔哈头部，造成头部重伤，该公司项目部接到电话后，立即启动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时组织人员把伤员送到县医院，经医院全力抢救，由于伤势较重，抢救无效死亡。同时报告给安监局、建设局、大兴派出所等有关部门。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5&8226;4”事故造成一死一伤，其中：沙尔哈，彝族，死亡，身份证号：533224196710201356属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农民工；李学华，彝族，轻伤，现已经出院，属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农民工。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约30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和《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析规划》的要求，“5&8226;4”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原因如下：

一、直接原因

1、运砖车辆云p:13531的驾驶员李勇违章指挥，违章

作业；

2、死者沙尔哈和同伙违反操作程序，违反劳动纪律，在自卸翻斗车不能顺利自卸出车内的砖块时，没有固定好后车门，就在后车门下作业，造成后车门下落，并击打到沙尔哈的头部，至使沙尔哈死亡。

二、间接原因

1、宁蒗县建设局对该建筑企业监管不到位，存在监管漏洞和盲区；

2、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对该公司所雇用的农民工安全教育不到位，该公司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安全生产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这是造成事故的根源所在。

三、事故性质

通过调查、取证后认定：5月4日上午12：00时左右发生在宁蒗县新城区二期工程事故属违章指挥、违章违规作业造成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罚

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宁蒗项目部有规范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但没有按制度对现场的施工作业进行认真的管理、指挥和监督，在此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对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宁蒗项目部处以罚款壹万元人民币。

沙尔哈及同伙违反劳动纪律，在没有支撑稳定好后车门的前提下进行作业，造成生产安全事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但因沙尔哈已经死亡， 同伙属于弱势群体，其处罚由四川省泸州市建设工程公司宁蒗项目部承担，不再对其进行处罚。李学华等人重返生产一线前需要接受县建设局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和培训，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六、事故防范措施和建议。

1、建议县建设局加大对建筑施工企业的监管力度，结合“全县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对建筑施工行企业业现场管理混乱、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现象严重等现状，进行一次清理和整顿，严厉打击现场管理混乱和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等行为，杜绝“5&8226;4”事故相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

2、“5&8226;4”事故的发生，暴露了该企业对作业人员管理混乱，监管不到位，特别是设备和人员监管不力，通过对“5&8226;4”事故的认真分析，特提出以下整改建议：

（1）明确内部安全管理分工和职责；

（2）健全内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3）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人；

（4）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和设备检修；

（5）加强安全生产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6）加强施工现场的封闭管理和人员来往登记制度。

（7）对原材料的往来管理进行专人指挥，并跟踪督促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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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醉酒驾驶 危险驾驶罪 刑事处罚

一、案件的审理情况

2011年5月至今，自刑法修正案（八）正式生效实施以来，花都区院共受理危险驾驶案件17件17人，其中已9件9人，已判决8件8人，其中4人被判处拘役，4人被判处拘役缓期执行。公诉机关与法院认定的罪名均一致，全部为醉酒驾驶案件。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审查醉酒驾驶案件的司法实践中，透过该类案件的特点分析，发现当前办理此类案件有五方面的问题比较困惑，亟待解决。

（一）认定醉驾行为证据取证时效性强，导致血液鉴定结论受到影响

现有司法实践中查处醉驾的做法是由交警进行抽查，首先对司机进行呼气检测，对于有醉驾嫌疑的司机必须送往指定医院进行抽血取证。《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即属于醉酒驾驶。由于犯罪嫌疑人被查获地点不同，因此被送往医院检测所耗费的时间也不同，导致血液鉴定结论会受到影响。如果送涉嫌醉酒的司机到就近医院抽血这个过程耗时过长，可能导致驾驶时符合醉驾条件的人到达指定医院检测时已不符合上述醉驾标准。同时，呼气与抽血两项检测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如在我院办理的2宗醉驾案中，犯罪嫌疑人的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均比送医院的血液检测结果高出10-20mg/100ml。

（二）适用取保候审的嫌疑人不能保证随传随到，影响诉讼进程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及我国刑诉法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可以判处的最高法定刑为拘役，因此，对于涉嫌危险驾驶的嫌疑人不适用逮捕的强制措施，只能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实践中，只有在提供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取保候审。在我院受理的醉驾案的犯罪嫌疑人中，本地户籍的有9人，外地户籍的有6人，分别占受理该类案件总人数的53%和47%。对于外地户籍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既不能提供保证人也无法交纳保证金则不能适用取保候审。而在实践中，外地户籍的犯罪嫌疑人，大部分无法提供保证金，即使在保证人为其担保后，因其流动性大，也不能在审查阶段随传随到。如我院于2011年12月13日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徐某某涉嫌醉驾案件，因嫌疑人系重庆市人，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后，不能在审判前随传随到，影响了审查部门对该案的处理。同时，对于外地户籍的犯罪嫌疑人，因其流动性大的因素，还会出现取保候审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对于本地户籍的嫌疑人，可以对其实施监视居住，但实施监视居住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刑期最高只有拘役六个月的情况下动用紧缺有限的司法人力资源并不现实。

（三）追逃在逃嫌疑人主体不明确，影响对案件的处理

在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过程中，如果发生犯罪嫌疑人在逃或无法到案，法院对于此类案件将不予受理，由此将给检察机关带来追逃难题。在我院的醉驾案中，有1件因法院在审判阶段无法与被告人取得联系，无法继续诉讼进程而暂时将该案件搁置。目前我院已要求公安机关协助追逃，但公安机关称由于该嫌疑人是由检察院办理取保候审的，应由检察院自行追逃，而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检察院只对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办理追逃，对醉驾嫌疑人的追逃则于法无据。由于无法确定由实行追逃的主体机关，检察机关处于被动的境地，影响了对该案件的处理。

（四）醉驾案件办案期限短，在期限内结案难度大

根据法律规定，案件在刑拘期限内不能诉讼终结的，只能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公安机关对醉驾犯罪嫌疑人最长的刑事拘留期限为7日。在无法适用逮捕和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则要求7日内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移送审查，检察机关审查完毕提起公诉，法院作出判决。目前，醉驾案件审理多采用简易程序，如果出现犯罪嫌疑人不认罪，当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或在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翻供等情形则须适用普通程序，若无法对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和取保候审，很容易导致案件在刑拘的7日内难以结案。

（五）关于量刑情节的认定规定不具体，实践中如何处理尚存争议

一是关于自动中止的认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醉驾后马上意识到行为的不当，立即中止驾驶，恰好被交警查车抓获，是否一律认定为醉驾或具有从轻情节，现有的法律规定未作出详细的规定，这需要在司法解释中予以细化规定。二是其它有关量刑情节的认定。如醉驾引发交通事故致使其它车辆损坏，醉驾者无证驾驶或持有的驾驶执照过期等等，是否影响量刑的轻重，这在司法实践中尚存有争议。

三、对策建议

（一）公检法机关建立快速办案机制，对醉驾案件快诉、快判

要确保醉酒驾驶案件在刑事拘留的7日内办结，公检法机关必须建立办理该类案件绿色通道，建立快速办案机制，并就案件取证、办案流程、移送、适用简易程序等工作加强沟通和协调，确保醉酒驾驶类案件得到快速审查、快速审判。这一方面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该区院针对此类案件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对办理醉驾案件在衔接机制、证据标准、量刑建议等方面达成共识，形成书面文件。在此基础上，该院受理的3宗醉驾案全部在刑拘7日内获有罪判决，这是目前全市仅有的3宗醉驾案获得判决。

（二）完善对醉驾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措施，确保嫌疑人及时到案

对于无法在刑拘7日内办结的醉酒驾驶案件，应当适用取保候审。对于取保候审的嫌疑人，有的无法提交保证金或者无法提供保证人的，可以将犯罪嫌疑人醉驾时的车辆作为保证物由司法机关对该涉案车辆办理相关的暂扣手续，等待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后再返还车辆，以此约束犯罪嫌疑人按时到案，配合案件的处理。

（三）公安机关应在追逃中发挥主要作用，及时将在逃嫌疑人抓捕归案

对于已经适用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拒不到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协助检察机关办理对该犯罪嫌疑人的追逃手续，将弃保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列入全国联网的“黑名单”，予以追逃，使其在出行、就业、居住等方面无法正常进行，相关部门也可尽早发现其行踪，一旦发现，公安机关即可将其抓获归案，接受审判。

（四）对醉酒驾驶案件证据要求、取证程序、量刑情节等作出统一、细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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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调查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当前我国犯罪案件中，青少年犯罪已经成为社会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全国各地区和有关人士的重视。我国历来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虽然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惩罚和处置，制定一系列特殊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仍有上升的趋势，形势还很严峻。就我国目前的实施现状而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对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一般理论的阐述结合作者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工作实践，提出完善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之立法现状及不足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6年）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平时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态度等，实施针对性教育。”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这些规定体现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中的运用要求。但是，同样也反映出我国现行社会调查制度主要只是涉及了调查主体、调查范围以及应当形成调查报告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调查报告的内容、属性、法律效力、使用、保管等诸多重要问题，在制度上均无明确具体的规定。

司法实践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依据问题。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实行判前社会调查，这仅是司法部门的一种实践探索，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司法解释的少许规定也较原则，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第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但是，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内容不真实，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

二、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调查报告的效力未受法官重视

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的量刑建议往往比较原则，主要是对法律的强调，表明关爱未成年被告人的立场和态度，为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法理上的困境。关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必须制作，还是可有可无，应当进一步明确。笔者认为，从体现量刑规范化工作的精神实质出发，为确保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量刑的准确和公正，全国要求应该统一和明确，即规定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具备，而不能可有可无。

（二）适用范围有限，不能贯穿少年司法整个过程

由于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了社会调查报告的实践中的混乱。首先在适用对象上有局限，从各地的做法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未成年犯罪案件都会适用社会调查，有的只是局限在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或缓刑条件。其次适用的阶段，从目前各地的规定来看，调查报告只对未成年罪犯的量刑具有一定作用。另外未成年犯罪的特殊性，就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在处理未成年案件时，要影响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定罪、量刑、减刑或者假释以及帮教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三）检察机关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构建思考

1.明确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故检察机关参与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证据不可作为定罪证据使用。

2.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在具体实践中，社会调查的工作重点确定为“三段式”服务，即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三个过程，基本作法包括五个方面：（1）调查员的选任。在笔者所在院青年检察官联合会中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工作，选任条件为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2）调查方式。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3）调查内容。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

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

3.明确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具体适用

（1）社会调查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一般而言，作出不起诉决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判，客观方面体现在对被害人，对社会实际造成了的伤害，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可以从犯罪原因、犯罪动机及其成长背景、一贯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人格特性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社会调查报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也是寻找未成年人最佳处罚方式的重要依据。又如检察机关可以依据心理测试的结论，综合判断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等，以此作为对该未成年人是否提起公诉的依据之一，并制定出适合未成年人个性特点的帮助和矫治方案，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防止其再次犯罪。

篇10

作为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之一的审前调查制度，在考评犯罪并予以刑罚借鉴中的地位日趋明显，其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1]。我们虽不应盲目追崇所谓国际领域先进的司法制度，但理当遵循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际司法的一般趋向，来审视审前调查制度的合理性，并为我国司法实践借鉴推广。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审前调查制度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我国对这种制度没有实现立法化，不过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这方面内容有所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指出：“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值得关注的是，用司法解释这样的规范法律文件形式来确立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属首次。当前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审前调查报告、审前调查笔录等，已在客观上对刑罚裁量有一定影响作用，而对于审前调查制度的生命力如何体现，无疑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审前调查制度的一般解释

审前调查制度，被我国许多学者称作社会调查制度或者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或者个人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报告，即为审判前的调查报告，鉴于我国定罪量刑的程序没有分开，那么审前调查报告自然应当包括足以影响犯罪事实认定和影响量刑适用的因素；当然，审前调查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既有利于有针对性的预防犯罪，也有利于保护犯罪人人权，其实质归宿与量刑调查无异。从应然角度看，审前调查涵盖入罪认定和量刑适用两方面的内容；从实然角度看，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模式将犯罪和刑罚紧密结合，以品格证据质疑犯罪构成的可能性前提并不存在，审前调查则与量刑前的调查无异。从美国的量刑前调查制度来看，审前调查报告包括犯罪人情况报告和犯罪行为情况报告两方面的内容：以前的犯罪和少年违法情况、犯罪行为的描述、被告人职业和工作历史、教育背景和其他相关资料，被害人是否对其有伤害、可能适用的量刑指南条款等。可以说，现代的量刑前调查，既是缓刑的重要依据，更是整个量刑考虑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审前调查本身就被广泛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能在对未成年人刑罚处置的轻缓化上发挥特殊的功效。

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在刑罚原则的理论中也呈现了其必要的价值。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已被各国法律制度认同，随之引发的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命题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的谬误而来，而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刑罚个别化原则更是教育和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审前调查制度正是配合实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重要支撑。现代犯罪和刑罚的新观念认为：犯罪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包括自身的原因，刑罚责任上有社会的责任也有个人的责任，各国的刑事政策上普遍表现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并重。其中，刑罚的个别预防要求刑罚的个别化，要求刑罚应当与罪犯的个人情况相一致，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从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看，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实际上已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审前调查制度，存在的价值可见一斑。

二、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前形成

2006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公、检、司四家单位出台了《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审前调查的主体、职责、调查的内容、方法、程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定。2010年4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专门会同江苏省司法厅就《办法》的修订进行了座谈，对主要问题深层次地予以剖析。

（一）法院对调查机构的选择确定问题

《办法》对调查主体明确为未成年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此规定对本地籍贯的未成年被告人开展审前调查没有丝毫影响，但对于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问题，矛盾比较突出。外地籍未成年被告人除流动作案的人员，多为随父母来到本地工作、生活的，随父母来本地的租住地容易变化难以确定经常居住地，选择社区矫正机构来调查就形成了困扰；属流动人员的又要其户籍所在地出具调查证明。调查机构是否健全、调查人员是否专业、调查结果是否到位，都存在一定的忧患。

（二）审前调查评价结论的客观性问题

《办法》要求审前调查由县（市、区）的社区矫正机构统一扎口，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负责具体调查，并形成书面调查评价报告和两级量刑建议。这些结论意见的作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具体工作。因而这些人员的政治素质、政策水平、社会经验以及基本的法律知识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对其所作出的调查结论影响甚大。然而，基层司法所及其所属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政治素质、法律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在精力上、时间上、业务能力、敬业精神上往往不能适应《办法》要求的相对专业化的需要。有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根本未经认真、全面的调查而简单、草率地作出结论；有的为减轻其今后需承担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治的工作负担，不加区分，故意作出不宜适用非监禁刑的结论；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极个别调查人员还可能与被调查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在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价上存在金钱交易的嫌疑。审前调查结论的客观性受到质疑，将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恰当量刑。

（三）委托审前调查制约法院正常审理节奏的问题

一般而言，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简易程序审限为20日，普通程序为45日。按照《办法》的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法院应当在案件受理后3日内向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发出委托调查函，对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社区矫正机构应分别在接到委托调查函的5个和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评价报告并提交委托法院。在等待调查报告回复的漫长过程中，案件审理的期限却日日缩短，从业绩考核以及对未成年人全面负责的层面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难题。

（四）审前调查报告结论当庭接受质询的问题

《办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对调查评价报告当庭质询的，应在开庭前三日将开庭时间、地点通知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收到开庭通知后，应当指定调查人员出庭并做好出庭准备工作。同时《办法》也对调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询的程序作出了规定。作为法院量刑参考依据的调查评价报告，虽不属于证据的范畴，但法院应当对其客观性进行审查，而作出结论的人员当庭接受诉讼参与人的质询，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审查方式。但调查人员当庭接受质询却很难进行实际操作。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受官本位观念影响，一般不愿当庭接受质询；二是外地调查人员因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不能到庭接受质询；三是受审理期限的限制，有时开庭审理时审前调查评价报告尚未提交委托法院；四是调查人员出于对自己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同意当庭接受质询。再因《办法》规定可以当庭对调查评价报告进行质询，在当事人或其人、辩护人向法院申请后，法院通知后调查人员实际未到庭，反而陷于被动。

（五）法院判决结果与调查报告结论不一致的问题

法院基于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全面审理，根据案件事实、对照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定罪量刑，这是对案件审理的职权和职责。但作为量刑参考的审前调查报告结论有时与法院拟作出的量刑结果不尽一致，由此可能带来的一些现实后果以及对法官的无形风险也不可避免。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监禁刑，法官作出了相反结论适用非监禁刑的，在刑罚执行时社区矫正机构的态度暂且不论，一旦该未成年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社区矫正机构可能将责任转嫁于法官。如调查报告结论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法官依法判处监禁刑的，则可能会引发被告人亲属无理纠缠的现象，给承办法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压力。

综上，从我省的实践情况及我们所了解的其他省市的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审前调查报告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报告名称不统一，如审前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情况等；二是调查对象不完全，一般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如丰台区法院等个别法院才有对未成年人的探索；三是调查目的不宽泛，更多是为了考虑适用缓刑的效果，便于非监禁刑犯进入社区矫正，对可能判处实刑的调视程度不够；四是调查的主体不确定，有检察、审判机关直接调查的，有基层司法所调查的，也有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调查；五是调查内容不规范，一般涉及家庭背景、个性特点、案件情况、自我认识，除了北京门头沟法院引入社区评价、苏州平江法院考虑帮教条件外，对于没有明文规定的酒精史、药物史（吸毒史）和心理诊断等影响量刑的因素极少评判。为使审前调查报告更具有实践操作性，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论述。

1．调查报告的名称

在我国有着各种名称的审前调查报告。判决前的调查报告，对于法官决定是否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这一制度，急需上升到立法高度进行规范化。[1]按照我国目前的状况，应当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名称，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报告形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既要查明犯罪事实，又要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让其认识自身的犯罪原因及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要求少年法庭需要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及其在诉讼中的表现。[2]如此看来，最高法院李兵所提出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调查报告”名称是能够被借鉴和贴近实际的。

2．调查报告的对象

既然未成年人是需要被特别保护和关注的对象，虽然我国的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上未有强制，但司法解释对审前调查已作出授权，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广泛运用审前调查报告，就符合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待审前调查制度已经日臻完善时，再在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推广，现有形势下的审前调查，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一律适用，对成年被告人鼓励适用。

3.调查报告的调查主体

依据现有规定和做法，调查报告来源于司法机关、社区矫正机构、有关社会团体、社会调查员等多种渠道，究竟由谁来承担审前调查的主体，也存在一定争议。如有学者主张，调查报告的主体应该是法官。从法理上来说，调查结论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法官作为刑罚裁量的主体，为保证量刑适当，应当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亲自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结果的过程。[3]但司法机关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有不少弊端：如在侦查环节的警官同时承担社会调查任务的，其对犯罪主观的判断容易误导调查报告的内容；如检察官，社会调查制度要求其积极介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环境甚至内心世界，查明其中能够影响法官定罪量刑的情节，这些要求似乎与其指控犯罪的首要职责不相协调。[4]调查过程的“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弊端，则有可能对法官公正判决产生影响。而由辩方担当社会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可能有失偏颇，调查报告极易沦为脱罪的工具。由社会团体组织进行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调查,是各国审理少年刑案采用的常见形式。[5]社工等社会团体组织人员，不仅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亲和力，且相对独立于各方当事人，所做社会调查报告更具客观性，还可弥补司法资源紧张等缺陷，是人民参与司法的具体表现。[6]所以，我们建议从立案起，调查工作就应伴随刑事诉讼的展开而启动，这样可以减少批捕、的案件数量，也有利于提高审判的效率。

我们不妨参照一些法院尝试的由未成年人保护组织聘请的社会调查员（审前调查员）来进行审前调查的做法。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审理前已经先行形成调查报告，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时再根据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现等充分利用自由裁量的特点，也反映出对审前调查报告科学、客观性的认可。另外，如果在未成年人犯罪案发进入刑事诉讼阶段，调查活动就能伴随辩护权的行使，无疑也是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体现和尊重。社会调查员全面直接参与调查，选拔时应要求其具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背景，并掌握一定的审前调查技能，如面谈与沟通的技巧、制作和分析人格调查量表、撰写分析透彻的调查与评估报告等，再适当地对其进行培训。为保证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在必要时，还应委托专业机构及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这样做既解决了困惑我们的审限问题，也解决了调查员的出庭问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调查报告的质量。在逐渐建立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后，调查报告的正确使用也有益于教育、说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使法官真正摆脱外界的干扰、专心办案。

4.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目前，审前调查报告中均涉及家庭背景、个人特点（包括个人经历、生理、心理特征）、案件情况、自我认识、社区评价、帮教条件六个内容：

（1）个人情况和性格特征。

个人情况包括具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活经历，以及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性格特征上要注意是否有生理和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病）、是否有吸毒、酗酒、赌博、网瘾等不良表现，是否同具有不良表现的人进行交往等。

（2）犯罪情节和个人表现。

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起因、同被害人的关系、被害人是否有过错，以及犯罪的目的、动机、手段，等等。个人表现包括平时的一贯表现、有无违法犯罪的前科或其他不良行为、犯罪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等。

（3）家庭背景和教育环境。

家庭背景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父母的个性与和睦情况、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情况等。尤其要注意，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是否正常完整、父母自身的言行情况和对孩子是否存在管教不当等情况。教育环境包括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校的管理秩序和全面教育情况等。

（4）生活环境和帮教条件。

生活环境包括家庭迁移的情况、所在社区的治安秩序、邻里关系等。帮教条件包括社区矫正机构的完善、矫正人员的配备、矫正措施的得当等。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审判运用

长期以来，定罪量刑捆绑在一起成为习惯的方式，在立法没有修改、现行诉讼程序不改变的前提下，审前调查报告在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刑罚处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如何较好地把握审前调查报告，是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谦抑刑罚的法律精神、并得以实现量刑均衡的重要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61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同时，随着近年来非监禁刑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扩大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处遇方式的发展，是否选择非监禁刑，以及选择何种非监禁处遇方式，均依赖于审前调查对涉罪未成年人个体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因此，在量刑阶段突出审前调查报告的作用，对于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个性化矫治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调查报告仅作为量刑的参考

在审判实践中,审前调查报告主要反映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被指控罪行的主观与客观因素，是少年法庭据以查明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动机的重要依据。有人认为，根据调查报告本身的内容及其作用，从理论上而言，调查报告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具有英美法系证据规则中品格证据的属性。[1]传统观念认为，证据必须与犯罪事实联系在一起，也就意味着证据只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部分，从庭审程序上说属于犯罪事实的调查，只限于根据犯罪构成来判断定罪与否。在这样一个程序中，牵涉到大量的被告人品格的信息。而这些品格事实是在定罪即判断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成立时所禁止的。例如有关被告人平时自私、爱占便宜的品格证据，不应作为被告人犯盗窃罪的根据。是否构成犯罪或者构成何种犯罪，都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来加以判断，不能以不良品格“入罪”，同样也不能以良好品格“出罪”。只有当被告人的品格证据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能够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相关证据涉及品格问题，或者使用品格证据对污点证人证言的可靠性进行质证等情况下才能使用品格证据。[2]由于审前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是与犯罪无关的，但是又影响量刑的，而这些量刑情节如被告人的品格和习惯，容易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造成事实认定者的偏见。有学者提出将量刑程序从定罪程序中分离出来，保障法官既不会因为与犯罪无关的事实影响自由心证，又能适当量刑的前提。进入量刑程序、量刑听证时，应当提交包括了与犯罪无关的信息的量刑调查报告。[1]伴随时间的推移，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的模式正被试行并有逐渐推广的趋势，审前调查制度将更大程度地为世人关注。

（二）审前调查报告在庭审程序中的出示

2001年4月1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中指出了调查报告的提交者为控辩双方、必要时由法院委托或自行调查。为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各类的调查报告，有关其认识和在法庭审理时的出示时间、方式、效果，都不尽一致。更有呼吁社会调查报告从理论上应当视为证据的观点，[2]但同时又提出调查报告只能作为量刑的依据，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如果从证据角度来说，只能在法庭对犯罪事实调查时出示，且一般均为与诉讼程序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提供，这种方式的市场比较广阔，值得深思。

根据最高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的要求，量刑程序要相对独立，由此，审前调查报告作为影响刑罚裁量的重要因素，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理的量刑程序中即大有作为。我们通过对当前一些定罪程序、量刑程序相分离的庭审观摩，清晰知晓庭审调查的事实部分已经由单纯整体的犯罪事实转变至定罪部分的事实和量刑部分的事实。在定罪程序中，法庭调查的仅限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样的犯罪；譬如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都纳入量刑事实部分加以调查，列举证据，在这里审前调查报告便可以自然作为左右量刑的因素之一，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法庭调查阶段作为量刑事实出示，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对审前调查报告的判断也由法官的自由心证转变为审判程序的合法环节。出示审前调查报告时，可以参照个别法院引入“适合成年人”出庭一般，鼓励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作为一个类似专家证人的社会工作者，其仅对其调查报告所载未成年被告人成长经历和生长环境的客观、真实负责。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据此作为从重、从轻的量刑辩论，从程序和实体上都能达到一种平衡。从效果上看，既阐明了未成年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今后应注意的问题，也足以揭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符合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诉讼要求。

（三）审前调查报告的量刑评析

由于通过审前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该被告人的品性、能力、性格等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征，因此，审前调查是获知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进而实现刑罚个别化的重要途径。人身危险性“表现为犯罪可能性或犯罪以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以行为人的犯罪倾向性和人格为基础的”，[3]对于不同的犯罪人，因其个人情况不同适用不同的刑罚，要实现立法上的制刑个别化、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

审前调查能够影响量刑的具体因素非常多，在此无法用所谓量刑基准来简单说明。我们这样认为，一是要查清楚犯罪原因，看是否有从宽或者从严处罚的理由。这些原因在犯罪学上整体概括为家庭、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原因及在个案中被害人的原因。二是要查清楚适合何种处罚进行教育改造的条件，才能达到教育改造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而与此相关的条件包括：自身生理、心理特征、工作技能，悔罪表现、家庭环境、社区环境、社会评价和容忍度。以上内容有些既是从宽或者从重处罚时需要考虑的理由，也是是否适合某种刑罚的理由，有交叉的地方，是两者同时要考虑的因素。

在审前调查制度被落实、具有相当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公正获取客观资料，经法庭质证后由高素养的开明法官自由裁量，是能够借助法庭审理教在场者信服，还可以借助文书制作让公众者认可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