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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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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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

一、《新资本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新资本管理办法》由四部分主要内容组成:一是最低资本要求,即要求最低资本充足率达到 8%,其目的是要求银行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运作更加稳定安全;二是风险计量,在进一步明确了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要求;三是监管约束,赋予了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的职权, 以确保商业银行资本能够充分覆盖所面临的各类风险, 银监会有权对资本充足率未达到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采取监管措施,督促其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四是市场约束,要求银行主动提高信息的透明度,通过公开渠道,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披露资本充足率的相关信息,确保信息披露的集中性、可访问性和公开性。

二、《新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作为一部资本管理办法, 《新资本管理办法》通过强调资本管理的有效性、全面性、准确性和均衡性,全面强化了资本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约束,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风险管理和业务经营均产生深远影响。

(一)对资本约束的强化。

《新资本管理办法》强调了了资本的有限性和高成本性,随着监管部门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力度和股东对资本回报率的不断提高,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资产扩张的速度、 业务发展的规模和预期能带来的收益, 而且要充分考虑到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和资本占用情况,将收益、风险和成本三者统一起来。尽管从国际实施惯例来看,实施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能够带来一定的资本节约,部分缓解由于资本覆盖范围扩大所导致的资本增加,但是《新资本管理办法》实施后银行所需的资本总体上将呈增加趋势,而合格资本标准的提高则增加了银行资本补充难度,未来一段时期内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将受到更强的资本约束。

(二)对资本管理方式的影响。

《新资本管理办法》一方面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全面性、准确性、长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商业银行传统以经济资本管理为主的资本管理模式提出了较大挑战。由于现行方法下监管资本在风险覆盖范围、计算结果准确性等方面较差,监管资本与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所面临的非预期损失差异较大,银行主要通过经济资本管理的方式确保资本对损失的覆盖,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管理泾渭分明。 《新资本管理办法》下,资本实现了对各类实质性风险的全覆盖,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等监管资本计量模型是对国际性大银行内部经济资本计量模型的全面总结和提炼,本质上是一种监管视角的经济资本计量模型,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资本管理过程中要重新界定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关系,经济资本管理的侧重点需要从传统的反映风险向主要体现业务发展战略转变。由于《新资本管理办法》突出强调银行持有资本对风险引致损失覆盖的全面性、有效性和准确性,其既是一部资本监管规则,更是一部风险管理规则。

(三)对业务经营的影响。

《新资本管理办法》在加强资本对银行业务约束的同时,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内部模型法、高级计量法等资本计量高级方法计量各类业务的资本占用情况,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走资本节约化发展道路。

三、总结

《新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不是应景之作,也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国际规则, 而是充分吸取危机的教训和考虑中国近几年银行业发展可能潜在的风险,为了维护好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制度安排。未来中国商业银行会面临着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实施好《新资本管理办法》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有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自身经济实力,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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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答记者问[EB/ O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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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协议”的实施目标是强化资本约束和提高风险资本框架的敏感度,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对风险高的借款人采用更高的资本,低风险则低资本,而且对操作风险提出了明确的资本要求。对于能够提供全面准确的计量指标并能有效地控制各类风险的银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通过降低资本要求的形式给予明确的鼓励。巴塞尔委员会认为银行内部各类风险的有效监督检查十分重要。同时监管当局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监管纠正措施,间接地鼓励银行建立完善的控制框架,改善内部程序。“办法”实施的目标是在实施1998年协议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资本监管的水平,在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动态进展过程中缩小与“新协议”的差距,逐步完成资本监管向国际统一规则的趋同和过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也旨在建立激励相容的资本监管制度,充分体现激励和约束相平衡的原则。在“办法”中,商业银行承担维持资本充足率的最终责任,对商业银行实行分类管理,奖优限劣,促使商业银行完善约束机制,稳健发展;为商业银行多渠道筹集资本奠定了法规基础。办法还为商业银行多种渠道补充资本提供了法律依据。今后商业银行将主要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长期次级债等补充资本金。

二、“新协议”和“办法”的具体内容比较

1、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创新

“办法”采纳了“新协议”有关风险资产的规定,与1998年协议相比有几大突破,总体上符合我国目前的监管实际。一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首次规定对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1998年协议没有规定对资本充足率进行定期检查,这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具体明确了监管职责,核心内容是按资本充足率的高低,把商业银行分为三类,即资本充足、资本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的银行,并分别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二是要求在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基础上计算资本充足率。过去对各银行风险特别是对投资损失的风险难以防范,现在对风险资产和一般资产计提损失准备都提高了标准。贷款损失准备应计入成本,这样会使各银行的可分配利润减少,致使目前各行的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三是合理确定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1998年资本协议不合理的规定进行了调整。四是对信用风险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计算风险资产中要求对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计提资本成本,并规定表外业务信用转换系数和交易对手的风险权重。

2、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与巴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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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资本充足率的规定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88年的资本协议中规定,银行的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核心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委员会经过三次征求意见稿之后,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官方网站公布了新资本协议的最终稿。新资本协议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增加了银行的利率风险和银行的操作风险,计算公式由原来的“资本充足率=资本/风险加权资产”,相应变为“资本充足率=总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在资本充足率必须满足8%的最低要求之下,这相应增加了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

中国银监会2004年2月27日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同1988年资本协议保持一致的基础上,结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我国国情,将风险覆盖范围扩充至信用风险和利率风险。《办法》规定:商业银行最迟在2007年1月1日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8%,核心资本充足率4%的任务。这一办法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资本充足监管的思想,使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理更加微观化、数量化、可操作化。随着2007年的临近,提高资本充足率已越来越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

二、国际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在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影响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尤其是近年来世界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在2004年英国《银行家》公布的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数据中,排名前20位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最低的是法国的农业信贷集团,为10.5%,最高的是德志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90%,而资本实力全球第一的花旗银行,其资本金总额为668.71亿美元,资本充足率为12%。相对而言,亚洲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低一点,其中香港和新加坡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高,韩国则低一些。如: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标准渣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0%、13.2%、14.6%;新加坡发展银行为15.1%,大华银行为18.2%;韩国外汇银行为9.3%,Kookmin Bank为10.0%。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受银行业产权制度、宏观经济环境、监管乏力等因素的制约,资本金存在很大的缺口,达不到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严重影响了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性。近年来,我国已采取了若干重大的改革和政策措施,使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这些改革和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2003年银监会了《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通知规定,“允许商业银行申请发行次级定期债务,并可将符合条件的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银行附属资本”。这将使各商业银行有望通过发行次级定期债务拓宽资本筹措渠道,增强资本实力,有助于缓解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实力不足、资本补充渠道单一的状况。第二,2003年底中国政府动用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充实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本金,使中行和建行一步达到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第三,2004年3月出台《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缩小了中国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从而为商业银行稳健、积极、扎实地提高资本充足率奠定了基础。

经过一年多各方面的积极努力,据银监会公布,截至2005年10月,我国资本充足率达标(即不低于8%)的商业银行已经达到33家,达标银行资产占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超过70%;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4.5%,比2003年末提高7.5个百分点,其中利润积累贡献7.4%,发行长期次级债贡献14%,由于政策性剥离使准备金缺口下降贡献59.4%,直接注资贡献13.3%。可见我国商业银行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举措上已经取得积极成果,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银行未能达标,随着2007年时间的临近,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是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国际比较的不足

同国际大银行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有许多的不足,具体表现为:

1、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我我国的资本充足率状况与国际上的大银行相比可谓是相形见绌,他们都维持在10%以上,而目前我国仍有许多商业银行未达到8%的最低线。按国别进行比较,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国内前32家大银行的平均值为13%;经历了多年经济衰退的日本,其国内排名前29家银行中的27家平均值是10.83%;而与我们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其国内排名前21家中的20家的平均值为12.23%。根据银监会颁布的最新的资本充足率的核算方法计算,截至2004年9月30日,恒丰银行以15.14%的资本充足率位居全国性商业银行第一,建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19%居第二,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则为7.39%,在参评银行中位列第三。

2、我国商业银行在世界的排名下降。世界银行2004年在《中国经济半年报》中指出:虽然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银行业的不良货款率下降,但很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2004年有所下降。除已进行注资的银行之外,大多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降到了监管机构规定的水平以下。资本充足率整体偏低不仅影响了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制约着其抵抗风险能力及扩张能力,同时也导致他们在全球1000强中的排名下降。中国银行由2003年的第15位降至第29位,工商银行由第16位降为第25位,在2005年又进一步下降至第32位,农业银行由2003年的第25位降为第36位在2005年又降为第37位(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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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监管 银行绩效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创新过度以及金融监管的过度放松和落后成为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过度的管制和金融的不完全开放成为避过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机构切实体会到过度杠杆化的苦果,最先倒下的往往是那些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金融机构。危机过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的研究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资本监管早已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获得了很高的认知度。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金融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必须努力适应国际准则。根据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2004年我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是: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资本总额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低于4%。

自《办法》出台以来,加大了资本监管在银行监管领域的应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逐步提高。如图(1)所示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仅有3家达到资本监管要求,而至2009年底,239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达到100%。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78.8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6.2%;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1.4%。

数据来源:银监会cbrc.gov.c

图1 2003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情况

二、资本监管效应文献回顾

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倾向于提高杠杆比率或增加资产的风险水平,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资本充足率监管为解决这种道德风险问题应运而生。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讨论逐渐升温。伴随着银行资本监管实践,经济学家对银行资本监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Robert C.Mer.ton(1993)提出了功能性监管这一概念,他认为,金融监管的最重要目标应是保证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良好稳定持续的促进作用和最优化地实现资源的跨地域和时间配置,资本充足监管同样如此。Blum(1995)首次使用了动态的研究框架,认为资本监管可能导致银行风险的增加,不过,其研究没有考虑资本要求权对股权未来价值的影响。Aggarwal&Jacques(1998)认为,风险资本要求促使商业银行减少贷款的投放,导致了信贷收缩,而信贷收紧会给对贷款利息收入有一定程度依赖的商业银行带来不利影响。Harker and Zenios(2000)对影响金融机构业绩进行了三因素分析,指出金融管制放松会导致金融效率的提高,相反金融管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效率。Marc Quintyn and Michael W.Taylor(2002)指出,具有一定责任的独立监管会使得银行监管更有效、更具竞争力、更健康、结构更严谨,并认为,在20世纪9O年生的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中,来自于政府干预的影响并最终导致监管当局独立性的丧失被认为是加深危机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Hov―akimian and Kane(2000)对资本风险监管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Hellmann等人(2000)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与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相结合的理论,他们认为最低资本要求除了使银行有更多的自有资金不承担风险之外,也有一个负面效益,即通过昂贵的资本增加融资会降低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收益,从而降低其预期收益。众多学者的研究和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显示,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在上世纪9O年代后正成为研究的热点,如何提高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成为包括学者、政府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共同研究的重点。

张旭(2004)利用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1999)的研究方法,运用3家国有商业银行和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1998~2002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以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为代表的风险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约束,而以流动性为代表的风险指标则表现出显著的非市场约束,总体的市场约束较弱。周小川(2004)指出,我国引入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制度后,资本约束迫使银行以自身资本承担损失,可以强化对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避免银行规模的片面扩张,从而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陈海勇和姚先国(2006)对资本充足监管与银行破产概率之间关系进行静态比较,认为资本充足监管的实施可以明显降低银行破产概率。何问陶和邓可斌(2004)用计量模型估计了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其收益率变化的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收益率及其变化的影响均不明显,资本充足率并没有成为投资者判断银行经营状况的有效信号。奚君羊,谭文(2004)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扩张的制约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谭文(2004)指出,市场奖罚的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发放更多的贷款而去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进而确保银行的稳定运营。

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研究方法,采用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6~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就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利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本文研究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应,以资本充足率为自变量,以银行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监管效应。本研究认为资本充足率提高,有利于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最终能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考虑到银行经营所处的外在环境以及银行的规模效应可能对我国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ROA=C0+C1*CZL+C2*GDP+C3*ZC+E

其中,C0-C3为回归系数,而E为残差。ROA为银行资产收益率,CZL为银行资本充足率,GDP为GDP的年度增长率,ZC为银行总资产增长率。

样本数据为2006―2010年十家上市银行数据。考虑到仅五年的数据难以进行面板分析,用单一年度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又略显单薄,本文采用混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选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十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这些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数据搜集整理结果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图中可以看出GDP在2008年出现了增长速度的下降,其他年份都是加速增长的。

图3 各银行2006~2010年总资产增长率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银行的总资产增长率没有明显的规律或特征。

图4 各银行2006-2010年资本充足率情况

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曲折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工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上升幅度最大,其他银行这几年都相对平稳。

图5 各银行2006-2010年资产收益率情况

各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在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四、模型结果及分析

使用EVIEWS5软件,采用混合数据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被解释变量:各银行资产收益率(ROA)

计量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产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每提高1%,总资产收益率提高0.058%。样本选取期间正处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段,此时银行业对外投资遭受一些损失,国内经济环环境恶化,在此情况下,我国银行业不仅没有出现挤兑、动荡的情况,而且能够稳健地获得利润的增长,可见2004年以来的资本要求监管去得了明显的效果。与之相比的是,计量结果显示GDP增长率、银行总资产增长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不明显。从数据描述我们可以看到GDP增长率在2008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是各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基本上保持了继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的银行的经营受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较小,有很强的盈利能力。我国商业银行的逆周期现象可能与银行市场的垄断、利率的管制有关,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同时,银行总资产的增长速度和银行资产收益率相关性也较小,说明银行规模效应并不显著。由于变量选取的局限性、影响银行经营业绩因素的多样性,我国银行的绩效还取决于其他未能量化以及难以量化的因素。

五、结论

从模型结果看来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的经营业绩存在着较明显的正相关,表明资本充足监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标志着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以及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加强。我国在实现资本监管数量要求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如加强市场的约束功能、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等,使得资本监管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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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资本充足性、金融监管

所谓银行的资本充足性是指银行资本数量必须超过金融管理当局所规定的能够保障正常营业并足以维持充分信誉的最低限额;同时,银行现有资本或新增资本的构成,应该符合银行总体经营目标或所需资本的具体目的。随着金融竞争的日益激烈,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增大,自身拥有充足的资本和监管当局对银行资本充足性要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资本充足性管理的内容

银行资本充足性管理真正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各国金融机构间联系日趋紧密,为保证西方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1987年12月西方十二国通过了“资本充足性协议”。一是确定了资本的构成,即商业银行的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大类;二是根据资产的风险大小,粗线条地确定资产风险权重;三是通过设定一些转换系数,将表外授信业务也纳入资本监管;四是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对风险资产之比不得低于4%。1996年《关于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补充规定》要求商业银行对市场风险计提资本。1998年开始全面修改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行业监管和信息披露构成了新协议的三大支柱。

资本充足性管理在中国的实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业开始对外开放,也着手按国际惯例建立自己的资本充足标准。从1993年起,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试点,接着央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对资本充足率进行了规定。1995年《商业银行法》原则上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1996年又参考“资本充足性协议”的总体框架制定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在规范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时,对计算信用风险资本充足率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97年7月1日起执行《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内项目的风险权数》用以计算风险资产总额。虽然中国现行资本监管制度在许多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但资本充足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近年来,通过国家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强化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等途径,中资商业银行资本状况较好。从账面上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总体上说是比较雄厚的,资本充足率距离《巴塞尔协议》中8%的要求相差不远,有的银行还超过了8%,尤其是核心资本充足率更是较大地超过了《巴塞尔协议》中4%的要求。

虽然《商业银行法》原则性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但我国现行监管法规一直未对资本不足银行规定明确的监管措施,并且在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上也放宽了标准。为进一步落实《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4年3月1日开始全面实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借鉴“资本充足性协议”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制定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监管制度。建立完整的资本监管制度,修改现行的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有利于强化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健全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机制,为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中国对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性管理的创新

《办法》引入国际上成熟的资本监管经验,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在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方面建立了一套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标准和程序。

资本充足率=(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

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核心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

《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资本充足率评估程序和管理制度,董事会承担本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最终责任;银监会有权要求单个银行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标准,并根据资本充足率的高低,把商业银行分为资本充足、资本不足、和资本严重不足三类。《办法》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围绕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目标和政策、并表范围、资本、资本充足率以及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提出了更为具体、细化的披露要求。与现行资本充足率计算方法相比,《办法》在确定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方面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同时对1988年协议不合理之处进行了调整。《办法》还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后达标期限为2007年1月1日。

资本充足性管理对银行业经营管理的指导

鉴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总体偏低的状况,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银监会将监督各行资本补充计划的落实情况,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商业银行一方面通过强化内部约束,提高资产质量,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改善经营状况,增强自我积累能力,提足贷款损失准备,从内部补充资本;另一方面通过敦促股东增加资本、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可发行股票等工具,从外部渠道补充资本。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共同努力,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都将在规定时间达到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届时银行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

对中国资本充足性管理的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资本充足性管理也应与时俱进,既适应于国际银行业监管的规则,又适合于中国银行业经营发展的实际。

资本充足性监管理念和方法应不断创新。在构建中国现代银行监管制度中,更新资本监管的理念,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资本监管三大支柱要求,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实施银行资本监管战略,突出监管资本作用,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监管能力,改进监管方式,充实并重新配置监管资源,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发挥市场纪律作用,确保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有效性。

资本充足性管理的量化指标体系应不断完善。衡量银行资本充足性目前只有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比重三个常用指标。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仅仅使用这几个指标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扩展和补充,可适当增加真实资本充足率、资产资本率、高风险资产覆盖率和固定资本比率等指标,比较全面地衡量资本的充足性。

真实资本充足率=(资本总额-固定资产原值-在建工程-5年以上的长期债券)/Σ(某项资产×实际的或预计的风险系数)

资产资本率=资本总额/资产总额

高风险资产覆盖率=(核心资本+贷款损失准备)/高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其中:高风险加权资产总额=可疑(或呆滞)贷款×50%+损失(或呆账)贷款×100%

固定资本比率=固定资产净值/实收资本

资产负债率=付息负债平均余额/资产平均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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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主要特点

银行集团并表范围更加审慎。从全球银行业监管实践来看,银行集团的资本充足率并表计算规则反映的是监管机构对资本抵御风险范围和复杂程度的判断。新出台的资本管理办法既明确了纳入银行集团并表范围的硬性指标(如直接或间接拥有被投资金融机构50%以上表决权),也结合了一些柔性指标,如银行集团可以实质性地影响被投资金融机构在经营、财务、人事等方面的决策,或与被投资金融机构在合规和声誉风险方面产生连带效应,这类被投资金融机构也要求纳入并表范围,充分体现出以风险为本的并表监管理念。

构建了多层次的资本监管体系。按照新出台的资本管理办法要求,中国银行业的最低资本要求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三者的下限分别为5%、6%和8%。结合“新资本协议III”的监管要求,构建了包括最低资本、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第二支柱资本在内的资本监管体系。明确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都必须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和储备资本要求是所有银行必须要满足的,即使是不考虑逆周期资本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也需要达到8.5%,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则需要达到7.5%。

严格资本构成和扣减方面的要求。新出台的资本管理办法明确了资本的构成和扣除范围,未实现的得利从核心资本中扣除,考虑税收因素后可以列入二级资本。对附属公司少数股东资本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和方式进行了明确,体现了新协议III的监管要求。特别是对于我国银行业普遍使用的二级资本,按照新老划段方式进行了严格界定。规定2013年1月1日后发行二级资本作为合格的资本工具不能带有利率跳升机制或其他赎回激励。上述监管规定客观上有利于推动银行不断提升资本质量,并促使银行将资本充足率目标管理摆上议事日程。

在风险加权资产计算上一定程度体现了审慎的、中国化的监管偏好。借鉴新协议的资本计算方法,对划入公司暴露的中小企业业务根据3000万元年营业收入进行资本计算的调整。对于公司、金融机构和零售风险暴露违约概率最低设定为0.03%,事实上设定了开展公司、金融机构和零售业务的风险权重底限。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是决定资本充足率最关键的因素

新出台的资本管理办法调整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方式,使我国商业银行再次直面严峻的资本充足率合规压力(见表1)。从第一支柱下的三大风险看来,实施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会比实施标准法更少地计算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从而达到节约资本的目的。无论是操作风险标准法或高级度量法都只会增加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不会节约资本。对于在风险加权资产中占比最高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实施内部评级法是否一定会比实施权重法节约资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的客户选择和资产结构类型。

按照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暴露分类方法,就债权和商业银行债权而言,实施内部评级法未必比实施权重法节约资本,关键看其内部评级结果的分布状况。以我国债权为例,即使是实施内部评级法高级法持有债权也不会是零风险权重,不比权重法节约资本;对于财政部、央行以外的公共部门和省级、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按照市场惯例,其信用风险略低于,按照上表中的测算,采用内部评级法初级法会比权重法略微节省资本。就企业债权而言,采用内部评级法会比权重法节约资本。对于微型和小型企业债权,在满足纳入零售小企业暴露的条件下,假设违约损失率45%,相当于标普B-级的零售小企业获得的风险权重约为75%,只要内部评级结果高于标普B-级都可以获得比权重法更优惠的风险权重。对于零售债权(如个人按揭、信用卡、私人授信等),预计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将较大程度地节约资本。

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可能性增大

虽然单个银行受到新出台资本管理办法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整体看来,该办法会驱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影响资本充足率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因素分析做出基本判断。

新资本管理办法出台后,有利于提升资本充足率的因素包括银行盈利能力持续增加,使得以留存收益增加资本的能力得到提升。同时,超额损失准备可以分段计算附属资本也有利于增加资本实力。不利于资本充足率的因素包括资本构成项的更改,缩小了合格资本的范围;并表范围的扩大,使资本扣减或风险加权资产增加;在内部评级法下,金融机构之间业务计算风险加权资产的相关系数提高,导致同样的交易对手、同样的业务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有所增加;新引入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算要求,增加了风险加权资产总量;银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随着银行总收入的增加不断增加;内部模型法下,根据内部模型计量的上一交易日的压力在险价值(stressed VaR)与最近60个交易日压力在险价值的均值乘以3,二者中高者计算,会增加市场风险加权资产。由此可见,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远逊于降低资本充足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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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新旧资本充足率

一、 引言

本轮金融危机表明,现行的银行资本监管国际规则存在一系列重大缺陷,导致所计提的监管资本不能充分吸收危机期间的损失。为此,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Ⅲ),细化了监管资本的定义,强化了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资本措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并设置了流动性和杠杆率监管的国际标准,以进一步增强金融和经济环境不利情况下银行体系的风险承受能力。为推动我国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和稳健运行,提升银行业资本监管有效性,2012年6月8日,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作为银行业监管新标准的核心内容,并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2018年底前全面达标。它的实施将对我国银行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2013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24%,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9.85%,从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来看,多数商业银行该指标的达标压力较小,但是新的监管标准不仅设定了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敏感程度,同时还限制了资本对资产规模的敏感程度,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前被各国监管层忽略的方面。与此同时,拨备覆盖率标准直指信贷规模和不良贷款,流动性比率方面设计出的两个新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也从提高银行优质资产和控制表外业务风险等方面严格要求银行资本标准。

资本监管新规执行前,一些机构、学者关于《办法》出台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大小做了较多测算,普遍认为新规实施后,资本充足率平均下降约0.5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针对此问题,本文以2013年6月末数据对北京地区法人金融机构新旧资本充足率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辖内机构新旧比率总体上均保持较为充裕的水平;但新规下不同类型机构资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波动较大,远非1个百分点所能反映;外资法人银行下降程度最为显著,部分机构甚至下降高达100个百分点。

二、 新资本监管的主要标准及变化

《办法》关于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监管资本的定义、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银行分类监管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办法》设置了资本充足率过渡期内的分年度达标目标,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最终达标时分别不得低于11.5%和10.5%,鼓励有条件的银行提前达标,同时对资产减值准备、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不合格的二级资本工具的处理方法设定了单独的过渡期。

在新《办法》执行之前,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主要遵照此前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在该办法中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总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100%,(不得低于8%);

核心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资本)×100%。

新《办法》中资本充足率的相关指标也有所调整,除了资本充足率指标计算有所调整外,还取消了核心资本充足率,新增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

新资本充足率=(总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100%,(不得低于8%);

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100%,(不得低于6%);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100%,(不得低于5%)。

在具体指标计算上,《新办法》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一)扩大资本覆盖风险范围。除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外,将操作风险也纳入资本监管框架。(二)在对信用风险的计量方面采用权重法与内评法两种口径并行的方法测算。(三)权重法下按照审慎性原则重新设计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和表外资产的信用转换系数。其中:(1)取消对中央政府投资公共企业50%的优惠风险权重;(2)对我国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设置为20%(仅指铁道部,不包括下属分公司);(3)对国内商业银行债权的风险权重从“原始期限4个月以内0%,4个月以上20%”上调到“原始期限3个月以内20%,3个月以上25%”;(4)对符合条件的微小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75%;(5)对非住房个人债权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75%; 在对表外业务信用转换系数的调整方面:对原始期限在一年以内不可无条件撤销贷款承诺的信用转换系数从0%上调到20%,对原始期限在一年以上不可无条件撤销贷款承诺的信用转换系数维持50%不变;未使用的信用卡授信额度的信用转换系数设置为20% 和50%。

与旧办法相比,新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具有四个特点:一是包含内容更全面,新公式首次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资本中,有利于反映操作风险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二是提供了多样化的风险资产计量方法,有利于商业银行根据自身情况更准确的测度风险资产大小。三是对资本扣减项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剔除了一些财务角度上属于资本概念范畴,但对于银行风险防范没有意义的项目。四是调整了不同资产的风险权重与信用转换系数,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与信贷政策导向。

三、 《办法》出台对我国银行业的潜在影响

1. 资本充足率和资本质量的要求提高后,短期内对商业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影响不大。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升降,取决于单个银行资产组合和所采用的不同的风险计量方法。此外,办法首次提出了对银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且具体指标设定为总收入的18%,高于巴塞尔Ⅱ规定的15%,现行资本要求中并没有针对操作风险计提资本金,这有可能平均降低0.5%左右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操作风险和同业资产将使风险资产提高,为了降低银行的关联度,银监会针对同业业务提高了资本要求,同业占比较高的银行将具有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而贷款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也给商业银行资本金的后期补充带来较大压力。

2. 《办法》实施意在引导银行转变发展方式,更加注重资产质量和结构,促使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从做大改为做强,改变盲目扩大信贷规模,为完善资产质量加快向小微企业和零售业务方向转型。

《办法》将符合条件的微小企业债权的风险权重从100%下调到75%,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权重下调到50%,也体现了对小企业贷款和零售贷款的支持。除了过渡期安排和内部评级法之外,银行还可以通过主动调整经营结构来节约资本,具体方式可能包括:压缩同业业务规模,降低考核时点的同业资本占用,将富余资金更多地投向高等级的债券市场,增加个人贷款、小企业贷款,资本节约与风险定价相挂钩,对资本消耗型业务进行更多定价补偿。

3. 对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方式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结构比较单一,附属资本占比较小,在《办法》出台之前发行次级债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办法》出台后银行互持次级和混合资本债需要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目前二级资本的补充渠道除了超额拨备以外,只有一些资产重估可以计入。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方式有国家注资、银行上市、发行次级债,加大利润留成,提高资产质量等。国家注资受限于财政赤字,上市融资主要存在操作成本高,耗时长等问题,且对于一些中小商业银行来说上市还比较困难。因此,国家也希望商业银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经营管理和公司治理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盈利能力低,管理水平落后等问题,在资本补充方式上引进战略投资者和采用混合资本工具将日渐重要。

四、 新旧资本充足率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1. 新旧资本充足率变动情况。一是新资本充足率有不同程度降低。以北京地区为例,2013年6月末,北京地区法人金融机构的新资本充足率为11.79%,较现行资本充足比率降低1.66个百分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二是外资法人机构下降程度最为显著。6月末北京地区外资法人机构新旧资本充足率对比,平均下降程度达到7.71个百分点。其中,部分外资法人银行下降幅度分别达到100个百分点,其他多数外资法人机构下降程度在3到8个百分点之间,也远超平均1个百分点的下降水平;三是新旧资本充足率总体保持充裕水平。虽然各家机构新资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与银监会要求的非系统重要性银行2013年末资本充足率8.5%的达标要求相比,总体上均保持较为充裕的水平,预计多数金融机构都能达到2018年底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

2. 原因分析。一是部分法人银行资本净额有小幅下降。一方面,资本新规下明确将无形资产和因经营亏损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列为核心资本扣减项,而现行办法不存在此项要求;另一方面,少数以外币为资本金计账的外资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需折合成人民币,按照现行规定外币折算差额部分不纳入核心资本中,而在监管新规中被纳入到核心资本。受人民币升值影响,该部分外币折算差额为负值,从而降低了新规中资本净额的数值。二是信用风险涵盖范围扩大以及部分风险权重调整增加了信用风险加权资产。首先,新办法增加了证券、商品、外汇交易清算过程中形成的风险暴露,包含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有所增加。其次,调整了表内部分债权主体风险权重,如调高商业银行同业债权风险权重,现行规定中期限4个月以内风险权重为0%,4个月以上为20%;而新规中期限3个月以内为20%,3个月以上从20%调整为25%。这一规定对成立时间较短的银行来说影响较大,因为成立时间短,贷款业务尚未展开,资产主要以1年内的商业银行债权为主,尤其是短期债权,按照新规计算加权风险资产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第三,调整了表外项目中承诺与信用卡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新规将符合标准的未使用信用卡授信额度的信用转换系数从0调高至20%,同时还将原始期限不超过1年的不可撤销贷款承诺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由0%调高至20%。三是交易账户阀值的取消增加了部分银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按照现行规定,交易账户总头寸高于表内外总资产的10%或者超过85亿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须计提市场风险资本,但在新资本管理办法中,该阀值被取消,交易账户头寸低于该部分的余额也需要计算到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中,由此对一些原本不需计算市场风险加权资产的机构产生一定影响。

四是操作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加对新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影响较为明显。从操作风险加权资产总量和占比看,操作风险资产在全部加权风险资产的比重中超过市场风险资产的影响。2013年6月末,北京法人金融机构全部加权风险资产为49 931亿元,市场风险加权资产为1 020.97亿元,占全部风险资产比重比为2.04%,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2 986.60亿元,占全部风险资产比重比为5.98%。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影响,若剔除操作风险加权资产,将使得法人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约1个百分点的提高。

四、 政策建议

1. 中央银行应对商业银行进行多维度监管和指导,确保宏观审慎监管的力度和效果。《办法》对银行设定了逆周期超额资本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从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方面降低系统性风险的蔓延,但中央银行仍需进一步创新结构性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形成稳健的金融市场,将市场力量与监管约束形成合力共同防范系统性风险;结合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中央银行应根据不同资本规模、资本充足程度的商业银行,采用差别的动态存款准备金,加强商业银行存款稳定性;积极运用窗口指导等手段,确保商业银行保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信贷规模及结构;密切跟踪巴塞尔协议Ⅲ和我国监管部门关于银行业资本监管的最新动态,及时研究应对之策, 尤其是加强对表外加权风险资产的监测表外项目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如表外不可撤销的贷款承诺。表外项目一旦发生风险,将会使得资本充足率出现快速下降。

2. 金融监管层亟需明确资本监管目标、区别监管对象、把握监管尺度,达到切实可行的微观审慎监管。金融监管层除了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以保护存款人利益外,还应帮助银行树立风险资本意识,建立经济资本的观念,充分发挥资本管理在银行内部经营管理和风险管控中的作用;金融监管层在资本监管的对象上,要在总体保持公平的前提下,分时间、分类型的把金融机构涵盖进来,比如先商业银行、后信用社和非银行机构等。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特殊性;金融监管层在要求商业银行满足资本充足程度的前提下,也要关注资本充足程度与其盈利能力和流动性方面的一致性。资本充足水平高,不代表银行流动性强,还需要保障商业银行能够持续稳健的经营。

3. 商业银行要积极拓展表外业务,调整信贷资产结构,加快研究推进内评法。表外业务收入占比相对较低,业务创新能力不足,因此需统筹规划,积极稳妥地发展表外业务;要适当改变目前银行资产结构过于单一、集中在信贷资产的情况,而拓展多元化的金融业务,提高流动资产,如短期证券、短期票据、短期投资、信托等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调整信贷资产结构,多开展资本占用少的业务,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人贷款的发放,减少对政府投融资贷款、大企业的贷款,逐步降低信用风险资产权重;加快研究和逐步建立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的数据库和计算模型,推广内部评级法,通过内部评级体系对不同类型资产池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以及违约风险暴露的估计和计算,有效降低信用风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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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充足率;顺周期;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5-0196-02

一、引言

1991年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创立了银行资本监管的统一的国际标准,目的是加强银行业的监管,防范银行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率先实行了该协议,但却遭遇了经济的衰退。2004年《巴塞尔协议II》公布,其中在《巴塞尔协议I》的基础上,增加了外部监管和资本约束,因此在这三个方面的监管下,更加促进了资本与风险之间的敏感度,同时更多的学者认为,《巴塞尔协议II》的框架性使得其增加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因此,在巴塞尔协议2013年的最终出台的文件中,设定了逆经济周期的比例。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具有顺周期效应?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高国华,潘英丽(2010)的文章《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效应研究》,该文使用了110家商业银行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不仅研究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效应,同时对其是否具有对称性做了实证检验,得出在经济上行的时候,资本充足率的增加小于经济下行的时候资本充足率减小的幅度,同时得出大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动幅度大于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动幅度。该文还对风险加权资产的顺周期性做了实证分析,得出风险加权资产的顺周期性并不明显,因此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主要来源于资本的监管。

蒋海,罗贵君,朱滔(2012),发表的《中国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逆周期性研究》中,作者以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采用1998~2011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缓冲的周期性做了实证分析,最终得出资本缓冲与宏观经济具有负相关关系,即逆周期的经济关系。

俞晓龙(2013)发表的《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的实证研究》,在该文中,作者用29家不同类型的银行的2005~2012年数据,对不同类型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进行分析,得出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效应非常显著,而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效应不显著,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具有逆周期的特征。

姜华东(2014),发表的《金融周期、“大而不倒”与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改革》,一文中用2000~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心,以2004年出台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为界限,前后分别进行实证检验。而且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变动部分,分别用GDP增长率、HP滤波法和BP滤波法进行验证。

三、理论框架与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了与Ayuso类似的分析模型。该模型通过持有资本成本的各期折现期望的最小值来确定各期持有成本的大小。而银行资本的成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持有资本的成本,第二部分为资本调整的成本,第三部分为资本不足可能产生的监管惩罚。因此可以得到的资本最优持有水平的公式为:

其中,Kt为第t期的资本量,It为t期调整资本量,α代表持有资本的成本,γ代表资本不足可能产生的惩罚成本,δ为资本调整成本,Costt为第t期银行持有一定量资本的总成本。

求最优解,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其中,(Kt-Kt-1)为实际资本水平与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水平的差,也称之为资本缓冲或者超额资本。

根据该模型的结果,将模型初步设定为:

其中,Bufi,t表示第i个银行在t期的超额资本充足率,Bufi,t-1表示第i个银行在t-1期的超额资本充足率,Xit,表示其他与资本充足率相关的控制变量。

被解释变量指标的选取。被解释变量的指标选为超额资本充足率,超额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不仅是上述理论的被解释变量,同时也表示银行在不受监管约束下持有的超额资本,用以增加投资者信心、应对监管压力以及在未来面临有利机会时扩大投资。因此,超额资本可以反应资本充足率的周期性效应。超额资本充足率这一指标的使用还要考虑到监管要求的最低水平。

2012年《巴塞尔协议III》。协议中规定一级资本充足率由原来的4%调整为6%,“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金比率,即资本结构中吸收损失的最高要素)由2%调整为4.5%。总资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为8%。同时增设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将根据各国情况进行具体执行。在我国,银监会也出台相应的规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为10.5%。最终,2012年和2013年的超额资本充足率选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减去10.5%,即超额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0.5%。

但是考虑到2004年3月1日开始实行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中要求我国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8%,故本文将2012年前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减去8%作为超额资本充足率。即:

解释变量的指标选取。经济周期。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选取GDP产出缺口、GDP增长率来代表经济周期指标。其中GDP产出缺口是应用HP滤波方法将2006-2013年的GDP总量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其中的趋势成分为潜在GDP产出,而周期成分即为GDP产出缺口。经济周期变量cycle是我们主要考察的变量。

控制变量的指标选取。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考虑到超额资本的影响。因为资产规模――Asset,一般来说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比较高。银行盈利能力――Roa,同样,银行的盈利能力应该与资本充足率成正比的。不良贷款率――Npl。不良贷款率如果比较高的话,就会影响银行的贷款收回,因此,资本充足率会降低。核心资本充足率――Tlrat,在提到资本充足率,人们往往以核心资本充足率来表示,由于核心资本充足率高,资本充足率才能得到保障,因此,本文选取核心资本充足率作为控制变量之一。附属资本净额――NSCPT,这个指标并不常被用做研究,但是该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核心或一级资本数量。

四、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164家全国性及地区性商业银行为样本,其中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其余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样本区间为2006~2013年,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本文使用的计量工具为eviews6.0,检验方法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回归。

建立模型:

其中, Gdpcycle表示GDP产出缺口,Gdprate表示经济增长率,Roa表示资产收益率, Asset表示资产总额,Tlrat 代表核心资本充足率,Nscpt代表附属资本净额,Npl代表不良资产贷款率,Bufi,t-1 表示上一期的资本充足率。

序列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可见各指标均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数列是平稳的。

用H(Redundant Fixed Effects Tests)检验和F检验来验证是选择混合回归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或者是个体随进效应模型。H检验的结果表明,拒绝原假设(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即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优于个体随机效应模型。F检验――混合回归模型or个体固定效应模型。F检验的结果表明,接受原假设(混合回归模型),即混合回归模型优于个体固定效应。因此,本模型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综上所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效应结果如下:

该表显示无论经济周期指标选取GDP产出缺口还是GDP增长率,其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方向显著。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资本充足率与GDP缺口、GDP增长率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表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宏观经济具有同周期性。并且,资产规模Asset、资产收益率ROA、核心资本充足率Tlrat、附属资本净额Nscpt等与超额资本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大银行和盈利能力强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率水平较高。不良贷款率Npl与被解释变量成负相关。那么银行可以据此调整资本充足率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商业银行的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也就是说当经济上行的时候,商业银行的超额资本率高,银行的资本充足,放贷规模扩大,此时,资金不论是投资在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中,都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经济下行的时候,商业银行的超额资本充足率降低,银行的资本相对减少,银行基于谨慎性和流动性的考虑,减少放贷规模,此时,企业贷不到款,无法进行产品的持续生产,因此,对实体经济和整个市场来说,都进一步压缩,使得经济进一步下行。这种特征,归根到底是银行信贷的周期性作用,同时该行为也被称之为“金融加速器”作用。

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效应做了实证研究,证实我国商业银行确实存在与宏观经济同周期的状况。因此建议监管部门,在制定资本监管的相关政策时,应该制定相应的逆周期指标动态指标,即在经济上行的时候,当资本充足率达到一定水平则提高资本充足率指标,在经济下行的时候,资本充足率降低到一定数量的时候,自动调低监管部门所要求的最低充足率,这样使得金融机构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不至于收缩贷款,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再锦上添花,而起到一定雪中送碳的作用。同时,由于不同性质的银行的顺周期效应不明显,监管当局应该根据不同性质的银行建立差别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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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监管套利 建议

2012年6月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宣告了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正式由原有的参照巴塞尔I的监管体系一步跃至参照巴塞尔III的资本监管体系。相比原有的参照“巴塞尔I”的监管体系,这套新的资本监管体系纳入了许多原先未被监管覆盖的业务范围,调整了银行间债权、个人与小微企业贷款等资产的信用风险权重;加入了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缓释、专业贷款、交易对手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的计算,以及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三大类风险的高级计量模型,使得监管机构与商业银行对银行风险的监测更为精细化。尽管新的资本管理办法相比2004年版的管理办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任何一项监管总会存在漏洞,无法完全避免被监管套利。资本监管套利是指商业银行利用监管规定的某些漏洞,少计或不计应计的加权风险资产,以达到超过限制放大杠杆的效果。目前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多种手段绕过资本监管,在承担实质上风险的情况下,少计或不计应计的加权风险资产,提高杠杆倍率,获取更高的资本利润率。

一、理财业务

本文提及的银行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的资产管理服务,不包括各种金融产品的代销。目前市场上的银行理财产品主要分为三类:保本固定收益类、保本浮动收益类以及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保本类理财产品由银行保证本金,因此其资产和负债都需要纳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等同于银行吸收客户存款进行自营投资。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的风险理论上由客户承担,银行只作为资金的管理者,不承担信用风险。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大量使用“资金池-资产池”的模式,其具有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分离定价的特点。对于非保本类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完全无法获取与资产池相关的信息,无法进行风险识别。因此,发行非保本类理财产品的银行仍然成为了该理财产品事实上的最终兜底方,无法将风险转移给投资者。

在《金融道2》一书中,曾有详细描述一个银行对自己发行的非保本类理财产品最终兜底的真实案例。对于非保本类理财产品未达到预期收益率,其实质仍然是银行以固定或浮动利率吸储,配置于贷款或投资类资产,获取利差的盈利模式。对银行来说,其最大的好处在于不必计提加权风险资产和减值准备,也不受贷款规模与投向的限制。银行有动机将高风险的资产转移至理财资产池中,以节省资本成本,获取预期的高收益。并且该业务的收入在名义上计入理财手续费收入,各银行对中间业务收入的考核权重高于普通利差收入,银行有动力把利息收入转化为手续费收入以获取更高的奖金。

央行的2013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银行资金池理财产品占全部表外理财产品支数的比例超过50%。该风险不容小觑。银监会于2013年3月底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对理财产品与所投资资产(标的物)对应,并对“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规模进行限制,以及加强对标的物的信息披露。这些措施均为将来打破非保本类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将风险真实转移给投资者做好准备。

监管建议:淡化预期收益率,使用净值法计量理财产品的业绩,并要求披露理财产品投资的基础资产的详细信息。允许银行为理财业务设立SPV,禁止银行与该SPV交易账户之间的任何交易。

二、信托受益权

商业银行的运营中,同业业务主要起互相业务以及调配流动性的作用,并非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而目前的许多同业业务,则是商业银行与其他银行、信托、基金、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同业,名义上从事同业间的存放、拆放与回购业务,实质上等同于放贷,以规避对贷款额度、贷款投向、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的监管。

一种典型的利用信托受益权买入返售规避监管的业务模式如下图所示。乙银行因为某些限制,无法直接向需要融资的企业放贷。于是设计融资方案,由乙银行提供资金。中间需要通过一些渠道,如设立单一银行理财计划、单一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等作为过桥转让信托受益权,以规避《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的限制。丙银行同时对该笔信托贷款向乙银行出具承诺函给予担保,将乙银行承担的甲企业的信用风险转移至丙银行。

在财务报表中,该笔业务体现如下:丙银行不在资产负债表内外计任何项目,也不计入加权风险资产。乙银行在资产端计“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或其他资产类项目,并以25%风险权重(本文均采用权重法计量,该类资产的期限通常在3个月以上,取25%风险权重)计入加权风险资产。该业务的利润由信托公司、甲渠道、乙银行和丙银行分享。其中信托与中间渠道只作为通道使用,不承担风险,可替代性强,利润分成较低,通常在贷款规模千分之几的比例。丙银行作为担保方,获得担保费,计入中间业务收入。乙银行作为操作方及资金提供方,获得剩余的利润。此类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利率通常较普通的质押式回购交易会高一些。

从实质的角度来看,该业务等同于丙银行直接向甲企业放贷,随后将这笔贷款向乙银行卖出回购。在风险的承担方面,丙银行承担对甲企业贷款的风险,应计100%风险权重,并占用相应的贷款额度。通过这一操作,银行逃避了对贷款额度与投向的监管,且丙银行出具的保函并没有计入加权风险资产。乙银行承担对丙银行贷款的风险,并由甲企业的贷款收回作为担保,应计25%风险权重。乙银行在这笔业务中并未少计加权风险资产来逃避监管。监管建议:对于提供承诺函的丙银行,应当按照等同于保函或信用证的监管方式,计入财报,对未被保证金覆盖的敞口以100%风险权重计加权风险资产。

业务展望:如果对丙银行计100%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乙银行与丙银行将承担总计125%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使得该业务的资本成本大幅增加,EVA大幅降低,且低于利率相同的普通贷款,商业银行从事此类业务的动力将大大降低。此前的同业代付与同业偿付业务也与此类似,在要求纳入表内贷款进行监管之后,此类业务的余额迅速下降。

三、商业票据业务

商业承兑汇票是基于企业信用的票据,实质是标准化的企业应收账款。由于商票属于商业信用,并非银行信用,所以目前的监管机构仅对银行持有的已贴现商票计入贷款进行监管,其余与商票相关的业务尚未纳入监管范围。

在现实中,许多商业银行开展了商票保贴业务和商票交易业务。与银行承兑汇票不同,商业承兑汇票在签发时,银行并非参与者,与银行无关,也不计任何风险。而在银行给予保贴承诺后,这张商票持票人(随商票流转而变化)随即拥有了银行的贷款承诺,银行承担了等同于不可撤销的贷款承诺的信用风险,应计20%风险权重(以保贴承诺期限小于1年计)。

监管建议:对商票保贴业务,应当按照等同于“不可撤销的贷款承诺”的监管方式,计入财报中的“贷款承诺”,计20%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

商票交易业务是指银行将贴现的商票卖断或以卖出回购的形式转让商票。由于我国的银行信誉极高,且有国家的隐性担保,由国内大中型商业银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以下简称“银票”)可以认为几乎没有信用风险。因此在银票的流转中,前手通常无需再考虑其被后手追索的风险。在银票卖出后,前手不计加权风险资产也是合理的,否则在总风险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整个银票流转链上所有参与者将不断增加加权风险资产,阻碍了银票的流通。然而对于商票,最初贴现的银行在向后手转让票据时,等于给这张商票赋予了银行信用,自己成为票据的承兑人,使商票变成实质上的银票。因此,最初贴现商票的银行应当被认定为该商票信用风险的实际承担者,其承担的风险等同于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同时,商票最终名义上的持有者(如非最初贴现的银行)并不承担实质性风险,不应计加权风险资产。

在目前A股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中,仅有招商银行于2011年年报的表外项目中公布了其2011年底“卖断贴现票据”的数据为263,287百万元,脚注为:卖断贴现票据包含到期后15天内的应收卖断银票及商票。虽然无法得知具体卖断商票的规模,但可以证明国内商业银行确实从事了商票的贴现及卖断业务,对于该业务相应的监管却未及时跟上。其余银行均未在表外项目中列示与卖断贴现票据相关的项目。

在利润表中,目前有三家上市银行已对票据价差的核算方式进行了改造,将“票据价差收益”在“投资收益”中单独列出:

以民生银行为例,2012年票据价差收益42.24亿元,占当年总收入的4.1%,收入占比已具有一定的规模。该业务名义上交易价差收入,计入非息收入,实质上在票据转出后仍需承担对票据前手违约进行兜底的风险,因此加强相应的监管是有必要的。

监管建议:对于商票贴现与交易业务,无论商票转让与否,贴现行应当计入贷款,计100%风险权重的加权风险资产。如果商票已转让,贴现行在负债方应计“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买入方应计“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转入方可以不计加权风险资产。

四、信用卡授信额度

信用卡授信是一种向零售客户提供的贷款承诺。每次授信的有效期通常为3年,且一般不会撤销,符合“原始期限1年以上的贷款承诺”。考虑到信用卡授信是向海量的零售客户发放的,其违约概率与信用风险暴露相关度均较低,因此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对于符合标准的信用卡未使用额度仅计20%风险权重,对一般未使用额度计50%风险权重。

但是,由于目前的信用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多数银行很难向客户收取信用卡年费。仅有少数高额度贵宾信用卡用户因对价格不敏感或包含其他增值服务而付年费。目前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通常仅能够覆盖资金成本与积分成本,对本该由年费覆盖的运营成本和授信的资本成本则很难覆盖。其造成的结果就是,商业银行信用卡部门不得不用从少数使用信用卡取现、分期、逾期或部分还款等付出高利息的客户处取得的利润来补贴多数正常刷卡,按时全额还款的客户。为了增加信用卡部门的收入、削减成本,许多银行使用了多种手法,如降低积分价值、增加刷卡收费范围、减少对低价值客户发放信用卡等等。也有一些银行有通过突击调降未使用额度来应付每月底的资本监管,以降低资本成本的嫌疑。

根据A股上市的13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公布的年报与半年报,剔除了数据不全或口径不一致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以及农业银行与光大银行上市前的数据,将其余的8家银行公布的信用卡业务相关数据进行整理,结果如下:

从以上整理的数据中可以清晰地发现,民生银行与兴业银行的信用卡在每卡月均交易额与卡均贷款余额与同业无显著差别的情况下,卡均未使用额度大幅低于同业。在2011年1月颁布的《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中,首次要求将未使用的信用卡授信额度以50%的信用转换系数纳入监管。至2011年年底,民生银行与兴业银行的卡均未使用额度比2011年年中骤然下降近一半,授信额度使用占比均超过50%,且此后持续上升。兴业银行在2012年末的信用卡授信额度使用占比甚至高达86%,卡均未使用额度不足千元,明显与常识相违背的。由此推测,民生银行与兴业银行在报告期末有主动调减信用卡未使用额度,报告期后恢复,以减少报告时点的加权风险资产的嫌疑。

监管建议:监管应当更注重对期间均值考察,时点值较容易纵。

五、结束语

站在监管者的角度,应当更关注监管的有效性。第一,应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各种风险解包还原进行对应的监管,而非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对资产分类加权进行监管。第二,应努力缩小监管指标与实际风险之间的差异,使监管更贴近事实。第三,应注意监管规则本身的可套利性,留下明显的监管漏洞,如时点监管。明显的监管漏洞反而会鼓励被监管者主动钻漏洞。

对于被监管的商业银行,在日常的经营中,也应当采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业务本身可能产生的风险做好充分的评估。在计算EVA和RAROC时不应完全照搬监管指标,而是以更接近实质的风险参数来模拟业务的信用风险,不为了监管套利而套利。

参考文献:

[1]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令[2012]1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12年6月8日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令[2004]2号: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3]王雪,孙建坤,“商业银行资产池理财产品探析”,银行家,2010(10)

[4]周时奋,陈琳,《金融道2:把钱贷给谁》,中信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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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提高 资本充足率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只有一家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也办理商业银行业务,且人民银行与财政的关系界定不明确,没有所谓的资本充足率一说。随着改革开放对银行的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并存的银行体系,但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一直很严峻。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6%,除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8.2% 外,其余三家银行均低于巴塞尔8% 的监管标准。国家为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2003年底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资本金,2005年4月为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这一举措大幅提升了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分别达到12%、8.6% 和9.1%。

但是近年来,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快速扩张,资本充足率却逐年下降,同时随着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像《巴塞尔协议ⅲ》草案这样提高现有商业银行资本充率标准的进程也逐步加快。因此,分析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寻找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对我国商业银行有重要的意义。

二、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

资本充足率是自有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自有资本是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对资本充足率起到正向影响作用,而作为资本充足率分母项的风险资产则起到负向作用。

(一)分子项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是银行的自有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增加自有资本就可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加附属资本可以发行金融债券或可转换债券,但作用比较有限,核心资本的来源主要是发行普通股和提高留存利润。上市募股筹资是在既可以筹集大量资本又可以改善资产质量,成为提高资本充足率最有效的方式,我国自2004年以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助推上市就大幅提升了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此外,提升银行盈利能力,积累留存利润,增强内部融资额度也是增加核心资本的途径。

(二)分母项的影响

提高资本充足率,除了要提高自有资本外,还要减少加权风险资产,即减少分母项。风险加权资产根据相应的评级确定风险权重,进行加总得到。减少风险加权资产则要多开展风险权重较低的业务优化业务结构、加快处理和剥离不良资产。针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状况,我国银行业中间风险业务开展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现阶段处理不良资产是重中之重。

三、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

(一)内部融资

上面提及的增加分子项的正向影响,提高留存利润进行内部融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之一。相比外部融资,内部融资存在着融资规模小,注重银行的逐年积累等特点,但内部融资是增加资本金最廉价的方法,因为节省了上市融资所花费的各项成本费用,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防止股东权益被稀释,影响股东控制权。

(二)外部融资

1.国家注资。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状况,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控股的,应首先考虑代表国家所有权的国家财政注资。随着近些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国家财政潜力很大,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缺口比较大,不可能一次性补足,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来筹集资金。

2.公开上市。银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没有偿还期限,不需要偿还本金,这部分资本可以相对稳定地留在银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上市融资是商业银行扩大资本规模, 特别是筹集长期、稳定资本的基本途径之一。从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到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上市,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革在几年内初见成效。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获得大量充足的自有资本,2010年我国银行业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16家上市银行中的14家募集资金超过3400亿元,从而使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中国银监会2011年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幅提升,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

3.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和可转换债券。此种方法从增加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入手,目前我国居民和企业的资金充裕,潜在购买力较大,债券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可转换债券

利息成本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可转换债券占附属资本的比例没有限制,银行可利用可转换债券的灵活性调整资本金。但是债券是需要到期偿付本金,定期给付利息的,因此商业银行须要合理安排债券的期限和利息。

(三)处理不良资产

由于历史制度原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高,不良贷款余额大,造成风险资产过高,资本充足率低下。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经过几轮的剥离,成功将不良资产率降到一定范围内。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我国银行业制度不完善,加之银行本身内部制度上的缺陷,不良资产余额也不低,针对这样的情况,应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 加快对之前坏账、呆账的核销,同时有必要进行深层次改革,在银行资产管理时切实建立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力求从根上改变不良贷款形成机制,从而减少风险资产数额。

参考文献:

[1]夏华军.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几点思考.《商场现代化》,2009;1

[2]韩吉茂.银行资本充足率影响因素分析.《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3

[3]赵雨洁.试析如何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时代金融》,2008;6

[4]洪菲.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现实途径.《金融理论与实践》,2005;7

[5]郭琼琼.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及其提高途径.《时代金融》,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