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社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回馈社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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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达理应回馈社会，这是陈建男会长和全体会员的共同理念。他说，台胞在大陆投资兴业，能取得良好发展，离不开当地方方面面的支持。企业与当地社会理应相偕相成，台胞为福利事业奉献一份爱心，这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他们多次前往福州市第一、二福利院和福州市儿童福利院慰问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儿童，并向他们捐款，捐物表示慰问。

陈会长说，福州市各级领导所表现出来的开拓与开明，让身为投资者的他身感有福。因此，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奏出了一曲振兴祖国经济的进行曲。在台湾多年经营纺织企业的陈建男于1991年投资1500万元人民币，兴建了以生产各种高质量流行服饰涤纶面料为主的福华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该企业不断研发新产品，降低成本，大力促销高质产品，在合法合规的运作中稳步经营，目前公司已发展成为创业初期的六倍规模。不仅通过了ISO9000国际品质认证，通过了瑞士OEKO－TEXSTANDARD100纺织品无毒害认证，环保14000认证，而且还成为福建省300家最大工业企业、百万元利税大户、AAA级信用企业、连续多年的纳税先进单位，为繁荣福州经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会长介绍说：福州2002年国际招商月，是两岸入世后的第一次招商盛会，此次招商月，福州将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邀请世界各地的客商来参与盛会。作为祖国大陆离台湾最近的省会城市，将有更多商机，因而此次招商月也备受台湾岛内工商界人士关注，众多企业团体也将来福州考察与参展，这会给在福州的台商带来更多的商机与合作伙伴。他说，商机在于时效。遗憾的是两岸未能及时三通，使许多台商错失商机。如果三通的话，不仅福建省的招商工作会开展得更好，两岸经贸交流也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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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厂商UT斯达康公司于近日宣布，向杭州福利院捐赠一批运动型小灵通手机UT2008，以表达UT斯达康对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关爱，以响应2008年“5.17”国际电信日“让通信信息技术惠及残疾人”的主题，显示了UT斯达康公司和UT人对社会的责任感。

小灵通大寓意

UT斯达康将UT2008小灵通手机作为捐赠物品寓意丰富，首先，她表达了UT斯达康做“精彩通信创造者”的品牌理念。自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UT斯达康公司和中国通信信息服务业合作，通过开发接入网、小灵通、软交换、IPTV音视频服务、GEPON千兆以太无源光网络等先驱技术，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让更多的人群参与社会文化和经济建设，让信息化的成果惠及更多人群。特别是作为小灵通市场的引导者，让物美价廉的无线市话服务百姓，符合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和世界电信日、全国助残日的目标完全一致的。

尽管人们对小灵通的前景各有评述，但铁定的事实是：全国尚有8000多万小灵通用户，大于欧洲电信用户的总和。UT斯达康是中国市场小灵通机型最多的厂商，产品覆盖了中高低档，在中国拥有超过50%的市场占有率。事实上，UT斯达康在小灵通分组数据业务和增值业务上都有突破。2007年底UT斯达康的小灵通128K数据业务在杭州已进入商用，目前用户已近1万，其示范作用激发了更多地区运营商的积极性。

据悉，北京奥运期间小灵通数据业务和增值业务将发挥独特作用。此次捐赠的UT2008，是UT斯达康的最新产品，是为了迎合2008体育运动年主题而推出的具有收藏价值的小灵通手机。其充满运动色彩的外观和功能设计，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在繁忙的工作中也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奥运的气息，特别是在奥运圣火即将抵达杭州前夕，举办捐赠仪式，更有纪念意义。

为杭州福利院捐赠小灵通手机还有健康考虑，主要是基于小灵通独有的特质：低辐射；绿色环保；对人体没有伤害；对任何一种电子仪器和设备均无影响；特别是不会对高精尖的医用设备造成干扰。这样，杭州福利院的儿童不仅拥有了一个更为健康环保的生活、康复环境，也使工作人员之间的日常联系和沟通更为便捷、通畅。回报社会、造福人类，UT斯达康秉承这一宗旨，积极支持中国各种捐赠和公益活动，自1998年至今，累计金额已达2000多万人民币。

责任与业务同发展

在不遗余力地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努力发展着公司的新业务。2007年10月，UT斯达康明确了公司发展的新战略：将核心产品和核心市场定位于多媒体通信和宽带，并继续支持中国小灵通市场的投资，积极发展小灵通128K分组数据业务，继续开发覆盖高、中、地全线的小灵通终端及TD-SCDMA/GSM、CDMA/GSM等终端。在新战略的指导下，UT斯达康的各项业务得到稳步发展，公司整体运营逐步走向正轨，并向实现盈利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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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社会化是阐述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个体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理解和认同社会规范和制度，培养自己的社会角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成为能够履行一定社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环节，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但是，社会实践活动绝非仅由学校能够单独组织完成，还需要获得政府组织、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实质性帮助。通过社会全方位的通力合作，调动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提供实践地点、活动资源和其他便利条件，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才能顺利进行。所以，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既有学校教育的属性，又有社会教育的属性。而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社会化，便是社会实践教育中社会教育属性的总体体现。

2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社会化的意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体社会化主要由两个过程组成：一是社会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二是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而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社会化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2．1内化价值观念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述说“认识”与“实践”关系时指出，人的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客体的反映，其发生、发展和检验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这也是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理论基础。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社会化有助于医学生在树立和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认真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医学精神。

2．2掌握生活技能

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基本技能一般包括生活自理能力和谋生能力，即正确认识自己的生理技能、心理结构的能力，心态上能够独立承受各种压力、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生活的能力等。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社会化能帮助医学生及时发现自身社会化进程与当前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从而进一步完善自我、提高自我。引导医学生成长、成才，成为真正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医药人才。

2．3培养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的社会化有助于医学生进一步认识与医学专业相关的社会角色、确定社会角色的期望值、培养“角色变迁”的适应能力，从而为医学生从学生生涯顺利过渡到职业生涯作心理上的铺垫和知识能力上的筹备。

3社会视角下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仍面临许多问题。从社会视角看，社会环境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社会氛围对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就目前国内形势看，全社会的支持力度不够，全社会共同支持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局面尚未形成，这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社会化的进程。其具体表现在政府导向作用不强，地方及单位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接纳程度不高。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缺乏系统性、层次性和稳定性；基地建设力度不足，没有形成完善的基地建设机制，或者是已挂牌的实践基地建设不稳定，甚至处于名存实亡的尴尬状态。经费投入不足，活动资金紧张；部分高校还没有把大学生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教学工作计划中，没有专项经费支持，或者是可用于社会实践的经费投入有限，只支持少部分“重点队伍”；大多数社会实践队伍只能自筹经费或自主寻求社会赞助，但社会企业商家和社会团队予以扶持的力度并不大。

4搭建“医学院－附属医院－实践基地－企业商家”四位一体社会实践架构深化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社会化

4．1以“医学院”为主体

主体，事物的主要部分，哲学上是指对客体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在医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中，医学院作为主体，就是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服务学生素质教育、就业创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我国现行的医学生培养模式，在经过25～30年的系统理论基础知识的学习后，通常在大学第35～40年就开始进入临床实践教学阶段。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有助于自身培养社会角色，增强临床服务意识，提高临床服务能力，为医学生从医学基础课程向临床专业课程过渡、从医学理论学习向医学临床实习过渡作铺垫。医学院要正确认识社会实践教育对医学生素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通过规范科学的管理机制、配置专业的导师队伍、提供必要的保障支持、制定相关的激励制度，大力引导、扶持医学生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4．2以“附属医院”为后盾

附属医院是医学院教学育人的强硬后盾。医学院开展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也要充分利用好附属医院的资源。在人力资源上，附属医院可选派专业临床医生跟随医学生社会实践队伍下乡开展义诊、义教、宣讲等志愿服务活动，大大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服务质量和社会效应；在知识技能上，医学院可借附属医院的平台邀请优秀临床导师为学生开展临床技能培训课程或组织学生前往医院参加见习实习活动，以此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从而全面提升实践队伍的综合临床服务能力；在科技研究上，附属医院医生可指导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入开展医学相关的课题调研，并提供课题相关的理论和技术支持，进一步提高医学生的科研创新水平；在财力物力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附属医院可向医学生社会实践队伍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是药物、医疗用品等物资支持，好保证医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4．3以“实践基地”为载体

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保证双向多边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和进一步深入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作为一个固定的场所，可以为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实践地点、作息地点、活动资源、宣传平台和其他便利条件，从而有力地提升社会实践教育社会化的程度。同时大学生可以通过在实践基地的平台上更好地了解服务需求、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形式，努力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而医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建立社会实践基地，更是可以通过实践基地这个窗口，深入了解社会医疗卫生环境的现况和发展趋势，形成了对社会整个医疗卫生环境的初步认识。并且可以透过目前社会医疗卫生环境的现象，发现存在的问题，开展相应的分析研究工作，为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调研数据或者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议和方案，以此提高医学生认识社会、研究社会的能力。

4．4以“企业商家”为佐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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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相应的社会成就和政治成就却未能伴随。因此，人们对改革的社会认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改革困境的认识，人们通常解读为唯GDP增长的困境，或者解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或者解释为党内民主的困境。而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30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在这样一种社会改革里，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30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我们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政治消费品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

30年来，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日渐贫瘠化，我们成功地制造了在一个政治消费品上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状况，妨碍了改革。

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中国改革的困境。

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举措，基本上是社会结构内部要素性的调整。这么多年，改革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展开，比如说物价要不要调整、房地产要不要放开、公共分房要不要取消，或者你对社会公平如何感受的，你有了钱要不要做慈善家等等。这都是中国近15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焦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当我们把改革放在道德平台上，这些关注让我们的内心迸发出来的道德热情有了发泄的广泛空间。但是，光有道德还不能解决问题，道德是一种愿望，是一种知觉，是一种判断，但道德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和举措。

所以，1992年以来的改革，都只是在刺激社会要素上，而不是在国家治理上来解决中国的改革问题。中国人寻求的民主已经变成了一个治道民主的权力来源，比如我们只要领导关注民生问题，但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这一点我们都遗忘了。没有宪法和法律的肯定，请问，即使领导关注了民生，由于你本身的权利没有受到法律以及公共政策的保障，领导对你垂悯，并不能实质性或根本性的改变状况。于是，民生问题就变成了公共汽车点、地铁点设在哪里合适等等，

第二个方面，公共政策的供给严重短缺。我们要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时，社会的基本结构、财政收入与支出等基本公共政策的方式等等，都变成了改善公共福利的现实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如何保障效益，又如何保障公平，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社会今天必须痛苦面对的难题。

第三个方面，改革共识的丧失，变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障碍。如果说前两个困境都是外部障碍的话，改革共识的丧失则成了我们的内部障碍。

基层社会要参与到改革的谋划中来

美国当年就是把创造性的人才云集到美国，从而成为了百年创新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的改革还有没有能力像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一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冒风险的，能不能使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冒险家”，无论是经济上想赚钱的企业家，政治上想出业绩的政体改革家，还是理论上想出改革新思维的思想家，以及社会公民中要维权的维权精英，再次云集，为中国的改革继续发出强有力的呼声，并展开强有力的有社会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社会行动。。

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困境遭遇到的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费的问题，更是一个在精神准备上的问题，我们对改革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期待、社会愿景及心理共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改革困境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近15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上世纪80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改革讨论和惊人一致的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改革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导集团和思想精英们对改革的共同谋划。

正是由于精神生活的匮乏，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始终交付给极少数精英，民主的前途也始终由极少数精英来对付。因此每一次国家发展的重大关头，我们总是把国家的愿望寄托在极少数的精英身上。这使得改革谋划始终成为上层之争，而没有交付给基层社会、民间力量，来对精神层面进行富有理性价值的严格审查和判断。

我们需要一个立体的消费社会

如前面所说，30年来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而消费社会具有基本合理性，因为它将一切神圣和崇高的追求变成普通公民都可以做出的人生抉择。所以，当中国社会进入消费社会，也不是完全丧失了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当基层民众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展开维权时，当我们有了农民维权精英、城市小区维权精英时，当我们发现社会学家所说的那种“社会向上流动的空间”骤然放大时，这就是一种消费社会为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而提供的一种权利空间。

中国目前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消费社会只能消费社会的低端产品，而不能消费高端的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因此，我们的消费社会是扁平的、物质的。

在这样一种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里，由于对精神产品消费尤其是政治产品消费的逃避，学界本应保持的某种批判精神以及政界本应完成的法治转型，日渐为我们所冷落，甚至变得门可罗雀。于是，呼唤法治在中国变成了少数法学家的职业责任，而政治学家愿意讲话的不多，或者把公共管理作为政治学的替代品，以公共管理替代了政治学的基本精神判社会和筹划，不再承担任何政治风险。

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里，无论是有理想的官员、有理想的学者，还是有理想的社会人士，我们统统向下看齐，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质产品来判断你本身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来判断你本身是荣耀还是耻辱。因此，官员们也变成更加愿意用权力谋求利益，权钱勾结在近十多年来恶性膨胀，与扁平的物质化消费社会有明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普遍的精神匮乏更使得我们改革的勇气和睿智没有了。

只有当我们的消费演变为对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的消费与物化产品一样，建立既有效率又显公平的民主法治，在这样一种平台上进行规则性消费时，中国社会才能逐渐地归位。

破除改革困境，每个人都应有担当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消费社会造成的壁垒已经非常严重，甚至难以突破。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精神生活由那些权威来主宰和引导的状态后，我们的消费社会又遇到这样一种情形，演变成了对于专家和精英的幻灭，我们在2006年、2007年里精神生活最严重的事件，就是某些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在我看来，就是在经济学家丧失公信力时，公众自己丧失了判断力。

突破消费社会的壁垒，就是让我们对片面消费社会盲目追逐的认识，变成每一个公民的共识。这是我们要重建改革共识中最重要的共识。

印度是比我们穷，全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牛车、自行车、汽车都在上面走，你会觉得这是高速公路的一大奇观。但是印度人又让我很震撼，就是内心世界的安宁以及对秩序的高度尊重。因为印度人百分之百都是教徒，其中印度教徒超过80%，让印度人内心安宁。还有，印度人的规则意识让人尊重。所以，消费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是达不到公民共识的，我们始终会在公民行动之外追求某种特权消费品，而这样扁平的物质的消费社会必定是一个特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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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消费社会　炫耀性消费

引言

电影《可可西里》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来，发生地便是可可西里。位于中国版图的西部、青藏高原的中心地带。1985年以前，可可西里生活着大约一百万只珍贵的高原动物藏羚羊，不过随着欧洲和美洲市场对莎图什披肩的需求增加，导致了其原料藏羚羊绒价格暴涨，中国境内的可可西里无人区爆发了对藏羚羊的血腥居杀，各地盗猎分子纷纷涌入可可西里猎杀羚羊。短短几年间，数百万藏羚羊几乎被杀戮殆尽，现在可可西里大约只残存有不到两万只藏羚羊……(引自电影《可可西里》开场白)。这或许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悲剧场景之一，凝炼、沉重的开场白使人不禁要深省：究竟是那些群体有类似于“莎图什披肩”奢侈品的需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需求?这样的需求会给其他群体带来怎样的后果?“消费”本身的涵义是否在异化?

一、谁创造了消费的神话

对于消费的义涵，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做过精辟的论述：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一定的反作用。针对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第一性，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却认为，消费是第一性的，消费与流通才是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孰是孰非权且不论，需要注意的是波德里亚的观点至少呈现了这样一种事实：人类的经济领域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就是市场的改变，特别是掌握大部分消费资料的发达国家市场，从原有的“生产者导向的市场推动力”转向“消费者导向的市场推动力”。在这样的经济结构里，资本家极力倡导消费的目的不仅是再生产，更是制造新的消费欲望，进而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于是，身处西方却掌控第三世界商品生产的“境外地主”在制造并满足本国消费欲望的同时，必须加紧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掠夺和生产者的压迫。由于资金、技术、生活资料等资源的缺乏，第三世界的人们只有被动的服从，而没有反抗的能力，最终导致的是本国环境的破坏和人们生存境遇的悲惨。《可可西里》中看到的一幕幕惨象就是上述观点在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那些盗猎分子都是朴实的农民，也许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生存环境的匮乏(如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等)而不得不卷入其中去赚取5元的剥皮费。就连曾经是教师、牧民、军人、木材检察站的职工和出租汽车司机的巡山队员都混杂了复杂矛盾的真实，盗猎分子捕杀藏羚羊，巡山队追捕盗猎分子，缴获来藏羚羊皮之后却要卖掉以供给队伍的生存。从另一层面上讲，这也可能就是鲍曼所谓的“生活政治”的表征，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在这种“生活政治”的控制中，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想像和决心来指引自己”，也不可能“自由地、胡乱地、随心所欲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生活中有了新的“戒律”，而“这些戒律是生活政治的结果，是生活政治的转变，塑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些戒律”。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现代的个体，仍然是被政治的话语框架塑造或者建构出来的。当然，在今天，所谓的政治控制，也更像鲍曼所形容的，就像“旧有的在外地主”，实行统治，但又不实施现场的行政管理。《可可西里》的悲剧正是权力的这种不在场的特征，当华美的藏羚羊绒被织成漂亮的衣裳，于金发碧眼红酒香烟中被赞叹激赏，又有谁听到那些草原生灵的哀泣，当追悼起那些男人悲壮的死亡，又有谁会知道他们也曾唱过想家的歌?

二、消费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老子曾在《道德经》中提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其中老子人为通过“不责难的之货”(不要有意抬高某物的价值)、“不见可欲”(不要让人们见到可以引起欲望的东西)，而使民“无欲”，进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状态。姑且不论老子观点的合理与否，比照当下。我们发现，资本家就老子的策略却反其道而行之并发挥到极致。首先，资本家尽力“贵难得之货”，拼命制造一些奢侈品，并赋予其特定的含义，将其打成为一种神话和符号。如穿波士、住西尔顿、开奔驰、出入天价的娱乐场所等等所已经成为一种身份和阶层的象征，如果你是贵族，这些理应是你的生活：至于麦当劳、沃尔玛、公交车、二手市场等就留给那些大学生、普通职员、入不敷出的工人和农民们。这些较符合他们的身份。这样一来，资本家就重新塑造出一种判断社会地位的新型标准，即消费水准的高低决定社会地位的高低。在这一现代的空间形式中，人开始作为“个体”出现，家庭、阶级、门第、内在德行……，一切可以成为背景的社会关系都开始淡化，而转向消费方式、生活风格、文化品味，等等。于是，消费开始成为人们追求社会地位的内在驱动力。炫耀性消费也就诞生了。正如，在《可可西里》开场白描述的欧美市场对于莎图什披肩的需求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事实上一张藏羚羊皮不外乎几百元，而一件莎图什披肩高达几万美元，人们对于身份地位的追求和张显远远大于对披肩本身的需求。资本家在“贵难得之货”的同时也不忘“责易得之货”，正如日本学者真木悠介所说：“人们常把花的色彩与蜜的甘甜，作为这个世界中美的东西和幸福之感受的一种隐喻的原则。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处于诱惑的必要而产生的”。这种诱惑恰是资本家打造的，本来空气、树木、大海、沙滩、动物、房屋等等都是大自然中唾手可得之物，人们本来就有平等享受它们的自由和权利。然而，经过资本家开发和包装之后，这种平等被人为的割裂了，资本家只把享受的权利留给富人，正如他们宣称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富人服务的”，而那些穷人只能因为昂贵的“门票”而“望景兴叹”或者因为“天文数字”的房价而流离失所。因此，人们在物与价值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交换价值面前则被日益分化。其次，资本家还通过多种宣传和广告等手段使人们“可见欲”，极力唤醒人们的消费欲望。正如马克思在《为政治批评做贡献》中描绘的“在伦敦最繁华的街道，商店一家紧挨一家，在无神的橱窗眼睛背后，陈列着世界上的各种财富：印度的披肩、美国的左轮手枪、中国的瓷器、巴黎的胸衣、俄罗斯的皮衣和热带地区的香料。但是在这些来自如此众多国家的商品正面，都挂着冷冰冰的白色标签L，S，D(英镑、先令、便士)。”这些 橱窗和电视屏幕的视觉冲击效应促使穷人和富人拼命的去工作和生产，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去获取这些财富。而穷人和富人拼命的去工作和生产的潜在意涵则是富人对穷人剥削的加重，因为富人是社会资源的占有者和支配者。最后，资本家通过打造“时式”和“潮流”不断激起人们对于消费的欲望，所谓“由俭汝奢易，由奢汝俭难”，人们一旦坠入“时式”和“潮流”的旋祸中，将难以自拔。罗兰，巴特尔在《时代的体系》_一书中人为，时式(MODE)可以用与两种节奏的关系来加以定义。一个是消耗的节奏(U)，即仅仅从物质求这一侧面对一件或一套衣服自然更新的自然时间进行的测定。另一个则是购买的节奏(A)，是对两次购买同样一件或一套服装的时间间隔的测定。所谓时式(现实的时式)即是A／U，在这里，如果U=A，也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消耗的程度去购买服装，那么时式当然就不存在。如果是u>A，即服装的消耗超过了购买。那就是一种贫困状态。而如果U

三、消费社会的后果

1、“消费社会”根本区别于传统的生产社会

生产社会是以生产为主导组织起来的社会，“消费社会”则是以围绕商品消费为主导组织起来的社会。鲍德里亚认为，前工业社会属于生产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消费完全是出于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的真实需要，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然而在后工业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消费已经不是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进行，不是商品的实际有用性。而只是商品具有的符号象征意义。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人们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某种象征交换价值，“需求瞄准的不是物，而是价值。需求的满足首先具有附着这些价值的意义。”包括消费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位、品位、时尚等象征价值，从而把自己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被这种消费主导的“生产”，已经不是为了生产财富和剩余价值，而只是生产一些符号性的“标志”。

2、“消费社会”造成“平等”的幻象

在“消费社会”中，理论上讲。无论是工人和老板都能开同样的汽车，去同样的剧院欣赏演出，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同一所学校受同样的教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们也都有可能消费同一种产品。然而鲍德里亚却认为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平等”的幻觉。社会下层的人企图通过相同商品的消费跻身上流社会是极其困难的。不仅如此，这种通过消费追求平等的幻象开始支配人们的生活，它促使个体落入一种怪圈：消费欲望一拼命的工作一消费欲一再拼命的工作一新的消费欲，如此周而复始，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殖名化。另一方面，它使个体没有时间阅读、思考和休闲，更没有时间去思考这种潜在的压迫和控制，因此，马克思所谓的革命意识也就丧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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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直肠癌；放射治疗；放射性溃疡

【中图分类号】R6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6455（2011）04-0418-01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53岁，2年前因便血诊断诊断为直肠癌，病理学诊断为腺癌，既行直肠癌根治切除术，术后一个月采用三维适形放疗，2Gy/次，5次/周，6周完成，总剂量60Gy。该患者营养情况较差，放疗结束后，患者骶尾部皮肤出现红斑，继之出现水疱，破溃后可见糜烂面，浆液性渗出。经过常规换药，创面“愈合”，但骶尾部一直有瘙痒感。3个月后患者局部皮肤又出现破溃，并逐渐增大，皮肤破溃处呈现硬痂状，每日以2%碘酊涂擦坏死皮肤，保持局部干燥，择期在硬膜外麻下行局部病灶扩创术，术中发现部分骶尾骨及其两侧软组织均有坏死，且界限不清，术中进行保守性清创，术毕以油纱覆盖创面，适度加压包扎。返回病房后，每日以0.5%碘伏擦拭创面后隔日以3%H2O2覆盖创面，共覆盖3次，可见坏死组织脱落较快，随后继续以油纱覆盖进行换药，创面形成肉芽组织后，选择局部皮瓣覆盖创面，病人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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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信仰与行为选择脱节

这种脱节是指大学生信仰理念与行为的矛盾性,即对法律信仰的理念追求与自身行为表现的脱节。例如,据我们做过的一项调查问卷显示,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有68.9%的大学生认为“经过努力最终可以实现”,有15.6%的大学生认为“是一种宣传”;而对于“当你个人的利益受到侵犯时,你首先会选择的解决途径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调查,有65.6%的大学生选择“诉诸法律”,但有14.4%、12.2%的大学生选择了“找关系”和“自认倒霉”。这表明大学生对于法律的信仰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时,又往往置法律规范于不顾,盲目行动,表现出法律信仰与法律责任感的缺乏。

(二)法律信仰的功利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物质利益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与此相适应,大学生的价值选择无法回避功利主义色彩,这种价值选择无疑会表现在法律信仰上。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竞争等现象也影响了大学生法律信仰的价值取向。

(三)法律信仰的迷失

大学生被人们誉为“天之骄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然而,少数大学生却无视法律,最终坠入犯罪的深渊。令人震惊的大学生犯罪频繁发生,北京的大学生蒋晓峰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然而在大学宿舍里因为一瓶开水,竟然用铁管尖刀将一名同学扎伤致死;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殷兆辉是全村唯一的一名大学生,却因恋爱问题掐死女友并将尸体扔到宿舍楼下,还有马加爵事件,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这些现象固然与社会家庭教育等有密切的关系,但不可否认,大学生自身的法律素质不高,缺乏法律信仰是主要原因。甚至许多涉案大学生几乎对法律一无所知,把违法犯罪当成一般道德问题,已经犯了罪还不自知,法律信仰更无从谈起。通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导致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危机产生的原因有以下方面:第一,教育原因。我国高校法制教育不到位。我们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往往追求对法律体系大而全的把握和法学知识点的讲授,而忽视大学生对宪法和法律信仰的培育,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所言:“我们大一就学了5法律基础6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得到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亟需改革。第二,社会转型期国民的法律意识对大学生的影响。信仰危机就是法律信仰的缺失。对对象的知识是形成信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无知很难产生信仰。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法律信仰危机的一种普遍表现是:对法律的无知,也无“欲知”的内在动力。这是一种普遍的、最深层次的信仰危机。当然不同的社会主体还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民众表现为对于法律的不信任、失望、遇事很少用法解决。对于执法、司法人员而言则典型地表现在:规避法律、曲解法律,缺乏敬重法律的意识。个别甚至表现为以法谋私。在社会现实与法治的差距如此大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大学生很难形成对于法律的信仰。第三,法治现状的影响。依法治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也影响到了大学生的法律信仰。过去我们的立法在“宜精不宜细”的思想指导下,大而无当,难以适用。没有完备的法律怎会有健全的信仰?近几年,立法数量急剧扩大,范围无所不至。但与此同时,不注意立法的质量,日益拉大立法与司法的距离。当一国无法时,民众心理是求法,希望有法,而当一国有法却不依,有法而无用时,民众心理便是对法律的绝望。司法方面,人情案、关系案、徇私枉法等司法腐败现象也严重影响了法律在民众心中的尊严与权威。第四,大学生自身的原因。处于象牙塔中的一代天之骄子,现在多数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没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冲击,缺乏挫折感、责任感、宽容心、独立意识。他们中不少人不可避免的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存在种种弱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们承受着各种竞争的压力,承受着观念的更新与价值多元的冲击,各种腐化的思想不时侵入校园中,脆弱的心灵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法律无用”的思想普遍存在,因此学校里提供机会他们也不知道学习法律,把法制教育课当作枯燥的理论课,应付了事。即使学过法律也不知在实践中应用,甚至铤而走险。大学生自身不注重学习,如果学校的教育机制不完善,社会中风气不佳,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很难确立起对于法律的信仰。

二、培养大学生法律信仰的对策

篇8

[关键词]中小企业集群 社会资本 正反馈

中小企业集群的成长发展得到各国各界的普遍关注和研究。纵观世界各国,发展良好的中小企业集群都积累了丰富的社会资本。紧密联系、高度信任、互惠规范、合作精神等是成功中小企业集群的重要特征。正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所指出的,当一个中小企业集群出现时,它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集群;而一个有效率的企业集群必定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信任。因此,如何增加、积累和发展以信任、承诺和密切联系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是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概述

社会资本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论》。丽达•汉尼凡(Hanifan, 1916)被认为是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人。之后,众多学者开始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和探索并使之不断完善和系统化。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包括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科尔曼(James Coleman)、普特南(Robert Putnam)、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伯特(Ronald S. Burt)、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后来,很多学者将社会资本用于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如马歇尔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可以产生一种系统效应(systemic effects),这种系统效应促进了知识、技能、技巧的共享以及使企业获得了中小企业在单独情况下难以获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成长与发展的能力。其它的诸如波特(Porter,1990)、王缉慈、仇保兴等都认可诸如信任、承诺、关系、联系等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中小企业集群的成长壮大。实践也证明,以信任、承诺和密切联系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资本丰富的中小企业集群,其发展的容易程度和竞争优势都要高于社会资本稀缺的集群。如美国硅谷企业间有着令人吃惊的信任与合作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资本,硅谷企业将供应商和客户商看作为长期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和伙伴。硅谷企业间频繁持久的互动交流编织的庞大的密集的合作关系网络,促进了硅谷企业的成功。

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源于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行为(Leender & Gabbay,1999),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可以定义为厂商组织中以一种无形资源来获取利益或创造价值的能力(Alder & Kwon, 2002)。严格地说,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最早来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 1890)的“外部经济性”和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的思想。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互换、互,是引起并维持社会交换关系的基础(Malinowski,1922)。关系(relation)的本质带着义务和利益,迫使互惠的力量是社会或群体,个体间的交换活动实际上是按着群体规则进行,同时也在强化这些规则及准则(Mauss,1954)。社会交换对社会整合具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只重人际互动行为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对人的影响力(Blau,1964)。

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蕴藏于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社会资源,拥有并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增强个人、企业、组织或组织集合体的行为效率。社会资本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既有信任、也有社会网络,还有互惠的行为规范和共同的认知等。中小企业集群的社会资本是指在一定地域之内的嵌入于人际关系或企业之间的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关系资源。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智力资本一样具有积累性,通过不断的积累而逐步增多。如由于重复的、经常的交易与交往,集群企业间的信任会越来越高。在我们看来,中小企业集群的社会资本是企业家为某一个体或群体间特定的联结关系和嵌入关系,以获取资源与信息的重要渠道。缺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的组织,无法取得有效资源,则无法完成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必要转换,也无法有效地对抗竞争对手,以及符合市场顾客的需要(Blyler & Coff, 2003; Ho & Tsai,2006; Luo,2000; Moller and Svahn, 2003)。

二、合作机制生成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正反馈效应

正反馈效应是一个推动性的环路和逐步放大的过程,它使系统具有自我激励和自我发展的功能。正反馈效应可以用“马太效应”来说明。现有文献大多数论述集群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和地理集聚程度与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正反馈效应,如马歇尔(Marshall, 1890)、韦伯(Weber, 1909)、仇保兴(1999)、符正平(2002)等。也有学者阐述了中小企业集群与集体学习之间、技术创新之间的正反馈效应。但鲜有资料从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的正反馈效应进行研究。

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的积累具有正反馈效应。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形成正反馈效应是因为组织间持续、高效的合作使然。集群企业间成功合作具有时间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创造了企业间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企业间互动行为的机会以及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封闭圈,因而企业间合作能够使集群企业不断地重复合作并加强合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发展社会资本。威廉姆森(Willianmson, 1975)认为企业间交易会产生投机主义行为,投机主义行为来源于三个方面:交易频率、不确定性和专用性资产。而企业间持续的合作会增加交易频率、预测交易的不确定性并促进企业间专用性资产投资。因此,合作能够使集群企业获得高于单独运行的效益,进而促进集群企业不断增加合作的频繁和程度。在集群企业间不断合作的过程中,企业间的社会资本也不断地生产出来。通过正反馈机制,中小企业集群在已有社会资本的基础上,逐渐或快速地积累和扩展。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中小企业集群在社会资本存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而企业间成功的合作使社会资本增加,增加的社会资本会添加到原有的社会资本存量中,从而使社会资本存量增多。在增加了的社会资本存量基础上,集群企业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合作,而新一轮的合作又会产生更多的社会资本,如此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正反馈过程促成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的不断增加和积累。集群已有社会资本存量指集群企业间进行交易行为时已经存在的信任、已经发挥作用的行为规范、已经被认同的价值观等。这些既存的社会资本存量是集群企业间合作的基础。正如我们所知,即使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也存在着一定的或最起码的信任,交易所需的起码的信任即交易的最小信任(minimum trust)就是合作时的既有社会资本。正如美国一句谚语所讲的“必须先有信任才能带来更多信任”(Trust begins trust)。

企业间信任是决定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壮大的重要的隐性资源。集群企业间信任资源的不断充足需要成员间不断的投资和培育。而对信任关系的投资和培育就是集群企业间的密切合作。在已有的企业间信任关系的基础上,集群企业间开始了最初合作。此时企业间的合作是试探性的、尝试的,交易量很少,也缺乏专用性资产投资。一旦合作成功,双方的信任度就会提高。信任度的升级使集群企业间进行更高水平的合作,此时企业间交易额、交易频率和专用性资产投资会增加。而更高水平的合作绩效激励着集群企业间相互投入更多的信任,从而使彼此的信任度再度提升。而再度提升的信任会反馈到原来已有的信任资本存量中,增加已有信任资本存量。通过如此周而复始的正反馈过程,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间的信任资本得以不断增强、积累和发展。如日本丰田汽车制造――供应集群的企业间充满了深度的信任关系,这些高品质的信任资本就是通过企业间频繁而真诚的合作而在最初信任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地循环累积而发展起来的。

三、地理集聚与专业化分工促成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正反馈效应

集群企业间的地理集聚、专业化分工为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不断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正反馈效应的前置变量,因为地理集聚与专业化分工是通过有利于集群企业间合作,从而为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的正反馈效应创造良好条件。如图2所示。

地理集聚指众多企业及相关组织在某一具体区域相互邻近与集中。首先,地理集聚可以增加集群企业间合作的机会。地理集聚方便了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协作,进而获得良好的表现(Dyer,1996a; Enright,1995)。《财富》杂志的一位作者考察了硅谷地区,他将硅谷公司间的紧密关系和合作归因于共同的地理环境因素。其次,地理集聚可以降低集群企业间合作的成本。地理集聚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发生经济活动的成本随距离增长而增加。交易量随着距离增长而缩小是因为人们通常更了解他周围的情况,自然而然地会选择较近者。实际上,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间地理集聚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还可以降低寻找伙伴成本、学习成本、协调成本、建立和维护关系的成本、信任成本等。地理集聚能促成企业之间的更多交易和业务转包。这一点早在马歇尔时代就已经得到了证实。再次,地理集聚可以增强集群企业间合作的能力。Ron A. Boscham & Jan G.Lambooy(2002)研究了第三意大利的成功模式时指出,地理位置接近和短距离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方便了隐性知识的转移和交换。Doeringer and Terkla(1995)研究指出,厂商在空间地理位置上邻近,能激发竞争、知识和技术的转移扩散,进而得以促进创新。Audrestsch and Fledman(1996)指出,地理聚集造成知识外溢外,也有助于新知识的研发。

另外,集群企业间的专业化分工指每个集群企业只承担某个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每一个集群企业只是整个集群生产网络中一个节点。这就决定了集群企业间必须合作。通过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所获得的利益要高于单独运作时的利益。正如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指出的:“企业只是从生产和服务过程(价值链)中截取某些阶段从事分工活动,企业间相互协调的各种组织安排就必不可少了。”如硅谷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没有血缘、亲缘等社会资本,但是,硅谷仍然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这与硅谷企业充分利用地理位置接近和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优势来积累社会资本密不可分。硅谷企业充分利用当地的酒吧或俱乐部等聚会场所和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交流、交往。这些交际活动便于企业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发现和了解潜在交易伙伴,从而为硅谷企业间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初始社会资本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地理集聚与专业化分工促进了集群企业间合作,从而生成社会资本。而且,集群企业间社会资本与合作反过来又会促成地理集聚和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地理集聚与专业化分工的程度的加强又为集群企业间合作与社会资本的积累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这也是一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具体如图3所示。

四、结束语

本文论证了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内涵及其不断积累和发展的正反馈效应。我们知道,正反馈效应有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两种。如果集群企业间在适当地理集聚和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合作以获得互补性和异质性资源,就能使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正反馈效应为正并形成良性循环。相反,如果集群企业间合作过度或不能及时拥有优秀的合作伙伴,就会使集群社会资本产生恶性循环的强化机制,导致社会资本不断消耗,进而导致集群毁灭。因此,如何使中小企业集群社会资本始终能够处于一种正向的正反馈机制、如何使集群企业始终能够拥有一种积极的合作关系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Paul S. Alder and Kwon, Seok-Woo, “Social Capital: Prospects for a New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 (1): 17-40.

[2]Alfred Marshall(1890/192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20, 279-285.

[3]Bronislaw Malinowski.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London: Routledge and sons, 1922.

[4]Marcel Mauss.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W. D. Halls. New York: Norton, 1954.

篇9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嘉宾是彭承喜，他是来自于山东省齐河县胡官屯镇众融种植专业合作社，前几天他们搞资金互助，打击非法集资的，但是他们没有事，说明他们做得很规范。有请他为我们大家分享。

彭承喜：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此峰会跟大家相聚，我是来自于山东省齐河县胡官屯镇众融种植专业合作社，我代表家人向北京农信之家表示感谢，感谢您这次给我发言的机会，以及跟大家认识的机会，第二个感谢坐在身边的王林王处让我结识了北京农信之家，了解了咱们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一些内容，我们合作社从3月份开始，从不知道什么是合作社，到了解，到做总共用了40多天的时间。接触后了解后，才知道我们就是接触老百姓，回馈落百姓。开头我也做了其他一些事，一直在城系做，没有机会回馈老家，借此机会也是回馈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们4月27号开业以后，也就是4月28号我们开了全体股东大会，我提出来什么呢？我们虽然开业，但是我们是打响了战争的第一枪，后面我们的担子会更重、更强，什么叫“更重”？更重就是讲的我们真正的当时回家服务老百姓，服务父老乡亲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是更重的一点。“更强”的一点我们想服务老百姓，想把这个事做好，如何的做好？也就是说钱的问题。这是一个新兴事物，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可能在座的各位也都了解了，进行经营以后前面的信任度很多老百姓不理解，你跟他说加入合作社有什么好处？他跟你讲好好好，是是是，等有钱了我们再加入，这也是我们遇到实际的问题。这个东西怎么做呢？前面的发展就是靠亲戚、朋友，老家的七大姑姨，但是你有多少个？七大姑姨，这毕竟是有数的，前面就是靠这些。后期不能光靠这些是不行了？为什么信用社发展信贷员，发展信贷员他们的好处是什么？后来我们找了亲戚朋友以后就跟他们谈我做这个事以后有什么好处？针对我的发展提出了三点：想发展的信贷员让他们了解，第二是了解，第三就是接受，我们的理念是“多而少，少而多”，多入社员，少入钱，积少成多。我好些朋友说存你那儿10万块钱，但是我说不要，就要5万块钱，就是少而多，积少成多。后期老百姓提出来这个钱放在那儿还不放心，他们毕竟是私有的，我又给他们提出了什么呢？叫信贷员120%的放心，什么叫信贷员10%的放心呢？我们给他一个授权，也是一个协议，如果你拉进的社员在两天之内来提款（不管预见什么情况）没有提到钱或者是我们给你提到的利息或者预期分红拿不到，你有权收回你放出的钱，来抵你拉进的钱，我推出这个办法以后，得到了当地老百姓激力的认可和增加了信贷员很大的工作性。

下面就是在秋季，因为我们是4月27号，夏季的种子和肥料销售高峰都过了。我们267个还是268个社员，我们提出来让全体社员80%用我们合作社的肥料，又让80%的50%绝对要用上合作社的肥料，什么叫80%，就是整体200多个会员80%用上我们的肥料，当然这个肥料还有情分肥料，就是咱们这儿卖的明明是便宜，有好多朋友送过去了你不留也得留，这是农村利民普遍存在的情况，但是下一年要绝对让他们多用，可能要到90%。我们这个目标制定了以后完成率百分之八九十为止，现在为止秋季肥料已经定出70多吨了，两个品牌定了41吨，但是我们已经现在超额完成任务。史丹利（002588，股吧）公司原来很不认可我们，你们又没做过肥料，你们又没在农村待过。我说你把史丹利县级老总叫过来我给他上上课，我给他讲讲我们发展理念，我给他上完课以后当时不认可，只是点头，当然现在认可了。

我们发展信贷员，后来又有什么？每个集最早一天带10个人入社，有存最少300，最多是3000，到了第二个集上大礼村的一个信贷员当天带16个人来，最多是三个人存了5万，其实这个东西也不代表他们拉进这十几个人我们就多么好，这说明我们前期的努力得到了我们镇上的认可，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这是我感觉引以为荣的事。

最最高兴的事是什么呢？别的一个村的人到隔壁村去换麦种，最后他在换麦种的时候，听了换麦种的几个人说加入胡官屯镇众融种植专业合作社一季能省好多钱的肥料。我那里定的比较死，每周一开一次会，每半月开一次股东会，听了这些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几个理事和监事长听了这个事以后更有信心推广咱们合作社更具体的东西。

篇10

【关键词】 社会责任； 信息质量； 印象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其所有者、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以及自然环境和资源等承担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社会责任意识的日益深入和强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逐渐进入上市公司年报，以至单独编制社会责任报告，独立披露。在我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社会责任的理念得到传播并且效仿。但是，社会责任报告似乎只是一个“花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用于投资决策；与之相反，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矿难等却频频发生。个中奥妙，不得不引起人们思考。下文就从印象管理的角度为你揭开这层面纱。

一、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的印象构建

随着我国加入WTO，SA8000等各种约束企业行为、规范产品质量的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必然会更加关注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报告在我国真正开始被重视起来，源于2006年9月25日，深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指引》明确，上市公司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应对职工、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及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承担起应尽的责任。2008年1月4日，国资委出台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要求。这些规定催生了近三年来，上市公司在年报之外越来越多地披露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是，目前社会责任报告的制度要求还很不完善，披露格式、内容没有统一规范，社会责任报告主要是文字描述，企业间的社会责任状况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给印象管理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印象管理，是指人们试图控制其它人对自己所形成某种形象的过程（Rosenfeld、Guacamole、Riordan，1995）。把它延伸到会计研究领域，就是上市公司为了使广大信息接受者形成特定印象，对其所披露的信息进行“包装”和操纵，试图控制信息使用者并影响其判断和决策。①那么，公司是如何把社会责任报告用做构建企业形象的工具的呢？

第一，精心打造语言特色。社会责任的披露形式没有固定的格式，在实践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在内容、语言形式、封面、图片、颜色、段落、字体、图表、纸张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公司在作出这些细致的决定时，要考虑为创建和维护一定的公司形象服务。任何一个可能美化公司及管理层形象的细节都有可能被使用，以便影响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对公司的印象。

第二，披露内容的选择。社会责任的披露内容并没有严格的统一规范，报告方可以灵活选择披露的内容。公司为了形象构建的需要，理所当然要选择有利于自己形象塑造的信息进行披露，而隐藏起不利的信息。在翻阅了近三年几乎全部的独立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后，没有发现一条不利的消息“明目张胆”地出现。公司不论好坏，都会尽力美化自己，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披露的实质性内容，他们也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支撑门面。

第三，操纵可读性。对于财务报告的披露，准则有可理解性的要求。对于社会责任报告，其可读性就由着管理者随心所欲。当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管理层希望所有利益相关人更好地了解这种状况时，就在报告中运用通俗明了的语言，采用图表，适当辅以照片增强可信性和可读性；而当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较差、管理层试图夸大或者掩盖公司的问题时，就会在报告中故意运用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语言，通过加大阅读难度来影响读者的理解。有的社会责任报告一百多页，让人看得生厌，耐着性子读完却没发现多少有实际意义的内容，以很多图片、照片装点门面，表面上看来比较充实，实际上并没有承担多少社会责任，避实就虚，玩文字游戏。有的就简单三四页，通篇是社会责任的口号，照抄照搬相关规定，只字不提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譬如在披露环境保护时，引用大堆环境方面的术语；使用语言也是仔细推敲，“淘汰不达标安全环保设备多少套”，而不披露“有多少不达标安全环保设备仍在使用”；使用“实现节能多少吨煤”的字眼，含糊不清，节约是与谁相比？是否产量减少造成的节约？抑或是使用了石油替代煤炭？不得而知。

二、印象管理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会计信息质量有8个方面的要求：客观性、相关性、明晰性、及时性等。财务报告与社会责任报告具有很多相似性，可以部分适用这些信息质量的评判标准。

第一，社会责任信息也应该在收益大于成本的前提条件下，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提供满足信息使用者需要的信息。从成本收益角度来看，社会责任的印象管理行为可以给公司塑造负责任的形象，博得利益相关者的好感和青睐，在融资、贷款、竞争项目、提升股价等各方面获得正的效应。公司的形象和市场地位与管理者的命运密切相关。因此，对社会责任进行印象管理的收益是比较大的。然而，由于目前法律法规对语言信息规范的空白，对社会责任的第三方鉴证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对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进行强制要求，导致印象管理的行为成本很低。获得的收益大而付出的成本小，上市公司何乐而不为？因此，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质量也不容乐观。

第二，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印象管理使得公司价值夸大，从而信息的可靠性不再可靠。由于证券市场信息的非完全性，公司外部投资者与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将导致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出现价值低估。为了减轻证券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相对价值高、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将倾向于增加自愿性信息的披露（更多地对外部投资者自愿披露投资项目和公司财务信息等），同时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将使用一定的印象管理行为，过分美化公司形象、夸大公司核心竞争能力以不断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使其等于甚至超过公司的真实价值。所以，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第三，印象管理有助于放大或者隐匿公司真实的社会责任信息，信息的相关性难以保证。当公司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时候，公司管理层将非常愿意将这一信息传递给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而且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他们不仅会主动显示在他们的实际所履行的社会责任信息，还会利用印象管理将这种信息尽可能的放大，以突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最终达到提升公司形象的目的，为牟取经济利益埋下伏笔；当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较差的时候，公司管理层会企图通过印象管理阻碍信息的正常传递、尽量隐藏不利的信息，影响社会公众的判断，最终达到维持公司形象的目的。公司管理层有选择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选择的宗旨是维护公司和管理者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本文结合从巨潮资讯网站上收集到的有具体公布时间的65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分析我国社会责任报告中印象管理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影响。首先对样本进行粗略分析。65份报告中，披露的2005年社会责任报告1份，占1.54%；2006年20份，占30.77%；2007年44份，占67.69%。可见，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重视在加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

从披露的及时性看，2005、2006年有6份报告是在6月及以后披露，占28.57%，而2007年披露时间几乎都在4月30日以前。由于处于初步尝试时期，更加没有规范可言，以至于时有下半年才披露上一年度报告的情况，及时性很差。2008年国资委的政策出台后，多数公司都在董事会批准年报的同时签署了社会责任报告，及时性明显提高，这正是上市公司利用印象管理的结果。因此，从及时性来看，印象管理似乎有助于促使公司尽早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于信息质量发挥着正向的引导作用。

从披露的内容看，由于《指引》和《指导意见》的引导，我国的社会责任报告几乎都包含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职工权益保护，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保护几大方面。但在内容性质上，没有发现坏消息，几乎都在为公司大唱赞歌，大篇幅描述制度规定等，信息内容与投资者的兴趣相关性并不高。可见，印象管理导致了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下降。

从披露的形式看，绝大多数的报告（占83.33%）都有货币化信息，91.67%的报告既有文字描述，又有数字信息。报告页数最长的有126页，最短的有3页，多数在10页左右。有27份（占45%）含有照片或图表。由此可见，印象管理在社会责任报告中被普遍应用。同时，阅读还发现，规模大的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越长，包含的照片、图表、数字信息越多，即运用影响管理也越多，与前文的分析一致。

三、用印象管理解释社会责任信息与公司价值相关性

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在阅读社会责任报告前，已经通过财务报告，分析师预测等其他途径了解了该公司的情况，对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如果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信息不符合自己的预期，说得过于美好，他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份没有严格的第三方鉴证的报告，从而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效果适得其反，给利益相关者形成虚假的印象。如果社会责任报告空洞无物，那么公司白白地浪费人力财力来编报社会责任报告，有和没有差别不大。如果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了年报没有提到的其他不利信息，这无疑是自掘坟墓，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伤害利益相关者对该公司的感情。不管哪种情况，社会责任信息都只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

实证研究有文献证明了这一观点。宋献中、龚明晓（2007）采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水平和决策价值较低。李正（2006）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问题。结果表明，从当期看，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企业，企业价值越低。

四、思考与建议

综上所述，从印象管理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会有动机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也是基于这个理论对信息的放大和隐藏作用，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其真实性受到质疑。因此，如何改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单独建立和统一社会责任报告标准。明文规定必须披露的条款，制定鲜明的信息质量标准。而不是由企业自行抉择，汇报更多传统企业财务报告未包括的资料，从而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含量；从报告使用者的角度对企业提出要求，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性，增强吸引力，制定及推广大众所接受的社会责任报告。

第二，明确监管责任，规范第三方鉴证，增强社会责任报告的可信度，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决策价值。已经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有些有第三方鉴证，有些没有。有些是专业的独立第三方出具的“审核验证报告”，有些是非专业的独立第三方出具的“第三方意见”。毋庸置疑，有专业的独立第三方出具鉴证审核报告的社会责任信息更具有客观性和可靠性，更能令使用者信服。

第三，明确社会责任报告的责任人。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谁应该对此报告负责。只有明确了责任人，才能保证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因此，相关法规应该明确哪些行为应该受到惩罚，受何种惩罚以及处罚谁的问题。

注：本文所称的社会责任报告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环境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1] 孙蔓莉.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印象管理.会计研究，2004，（3）：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