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范文
时间：2023-03-27 13:16:0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古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分类号]G250
美国的图书馆有史以来十分重视对东亚古文献的收藏，尤其青睐中国古籍的收藏和利用。国会图书馆于1869年成立中文书库之初，便以种子交换获得清廷赠与《皇清经解》等书，并想方设法地搜集中国古籍以扩大馆藏。受此影响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也开始注意收集中国古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收集中国古籍的数量迅速增加，东亚藏书室纷纷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收集中国古籍开始成为全美国一些图书馆的任务，入藏目标从古籍、拓片发展到方志、族谱、文集等各种出版物。
1 美国图书馆收藏中国古籍的途径
1.1 中国政府和私人捐赠
清朝政府为与美国互输文化、联络感情经常以珍贵图书相赠。1869年，清同治皇帝为了换取美国农作物种子，将933册明清刻本赠送给国会图书馆。清政府为感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赠送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1部5044册，其他精品古籍1900多册。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成立之初，慈禧太后亲自捐赠5000余册珍贵图书。容闳赠送母校耶鲁大学东亚藏书室善本书1000余册，原版《古今图书集成》1部。美国一些图书馆通过捐赠获得了许多完整的大部头精品古籍。
1.2 传教士携带和探险队攫掠
明末清初美国传教士和探险队进入中国后，中国经籍的浩瀚与神秘引起他们的高度注意。传教士回国陆续带走许多中国古籍，探险队纷纷将中国古籍捆载运回美国，以至后来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一些特殊的美国人成了中国古籍的收藏者，后来转交或捐献给了国会图书馆。如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顾盛(CalebCushing)收藏的中国古籍2500册在1898年转交给国会；1901年柔克义(w・Rockhill)公使向国会捐赠了6000册古籍，其中许多属于非法掠夺所得。
1.3 美国政府征集与访购
19世纪末，美国人开始大规模征集和访购中国古籍。1917年，国会图书馆馆长朴特南委托该馆汉籍部主任江亢虎(中国留美学者)，借暑假返国探亲之机，带函向中国政府请求征集各省府厅州县志等古书。1918年，沃尔特・施维格代表国会专程来到中国采访征集到大量珍稀的地方志古籍，1884年印刷本《古今图书集成》1628册320函，就是由他在中国民间购得。一些大学图书馆也陆续通过不同途径广为搜集。
1.4 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寄存
时期，中国的藏书楼和高校图书馆损失最为惨重。为了使珍贵古籍免遭日军的摧残和掠夺，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便把所有300箱善本书寄存于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博物院。法国战败导致法租界不安全，为防止日人搜查，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求助当时中国驻美大使，乃决定精选最优者共2720余种，装成100箱，由袁同礼设法辗转运到美国，寄存在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这些珍贵的古籍等于是我们自己拱手送给了美国。
1.5 不法分子走私
近年，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经济发达地区商人或不法分子觊觎，并悄悄进行倒买倒卖。有的瑶族古籍被泰国人买走，有的东巴经书被人偷运到了国外，大量凉山彝族文化古籍流失至美国、英国、
需要说明的是：①该资料来源于美国各图书馆，具有相对的准确性；②该资料虽是1993年之前的统计，但不影响中国古籍收藏数据的变化；③所用资料可能法国、日本和新加坡等国。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的驱动，通过各种出境方式把许多珍贵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走私到了海外。这是当前中国古籍文献继续向美国输入的渠道之一。
2 中国古籍文献流布美国图书馆概况
笔者在竭尽全力收集研究数据资料过程中，发现了由孙越生、陈书梅等编著的《美国中国学手册》一书，其中“美国收藏中文资料的图书馆”部分对美国105个图书馆收藏中文资料情况逐一介绍，并说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东亚图书馆委员会吴文津的《美国图书馆东亚收藏部一览表》(1977年版)和搜集的其他资料。该书资料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笔者对书中介绍的每个图书馆所藏中国古籍情况进行逐条梳理，摘编制作出收藏简表，如表1所示：存在遗漏，但出入微乎其微；④简表不足之处笔者将会尽力完善。
表中所列美国几十所重点收藏中国古籍的东亚图书馆，尤以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耶鲁大学东亚藏书室的收藏最为丰富，也最有价值。除上述美国大学和国会图书馆以外，许多州、市、社区和私人图书馆也重视收藏中国古籍文献，如理查德・西氏个人图书室收藏一些善本古籍和地方志。
这些中国古籍流入美国的渠道不同，时间不一，除特殊的以外具体时间过程已无法考证。其中最珍贵的要数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善本书、手抄本、地图手稿、《永乐大典》等，几乎是绝无仅有。这批书是抗战时期北平图书馆为了逃避战火而寄存美国的，共2 720余种装100箱，全为北平图书馆挑之又选的精品。原打算在美国暂避一时，不曾想一去不返。这批古籍寄存美国人证物证俱在，理应回归故里。其次就是清政府为感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赠送的7 000余册精品古籍和慈禧太后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斯塔尔东亚图书馆的5 000余册珍贵古籍，还有容闳赠送母校耶鲁大学东亚藏书室的1 000余册善本书以及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这些书都是中国古籍的精华，因捐赠流失他国，其中一些珍品国人几乎看不到它们的身影，可作为善本再造的底本。好在这些漂泊异域的瑰宝得到了善待，至今仍安然无恙，多少对我们也是一点安慰。我国在大规模开展古籍整理保护与抢救的时候，常常思考这些“游子”如何回归故乡。
3 流散美国古籍文献的回归策略
对于这些流散美国的、有些是绝无仅有的珍贵古籍文献，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回归策略呢?
3.1 回归古籍要有区别和选择
流失美国的中国古籍不计其数，包括正当传播和不正当掠夺渠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全部回归。要有选择和区别：一看是过去流失的还是现在走私的；二看是合法传播的还是非法掠夺的；三看是珍贵版本还是一般版本；四看国内现在是否有收藏。在制定回归计划时不能盲目地想所有古籍都回归，要有区别、有重点、有目标地采取依法追索或其他手段。对于战乱中被抢掠的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私的古籍，尽量避免采取高价竞买的方式，否则就是承认了抢掠和走私的合法性，就等于是被第二次“勒索”。即使是珍贵版本，如果国内有存，也没有回收的必要。对于国内已失
传的珍贵版本在原版回归无望的情况下，通过协商以善本再造回归，或者影印、拍摄胶卷回国出版，也是一种补救策略。
3.2 避免采取竞买方式回归
国家对古籍回归不断进行投入。1955年和1965年国家两次拨专款从香港收回陈澄中旧藏古籍善本共102种。1999年秋，某文物机构以133万元人民币竞买了海外回流的明清两代宫廷秘藏宋刻孤本《春秋经传》。此种案例不少。目前，外国人抓住了中国人保护重视文物的心里，大搞“伤疤经济”，导致古籍拍卖价格越来越高。我们不应再采取急于竞价购买的方式，而应稳住情绪积极关注和搜寻线索，利用外交手段，采取跨国私下协商回购、回赠等策略，不给出卖人价格翻番的机会，不再遭受二次勒索和敲诈。
3.3 专项课题影印出版回流
近年，国家科研经费逐年加大投入，通过批准专项课题的途径，影印回归专门类别古籍。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马继兴、郑金生为首的“国内失传中医善本古籍的抢救回归与发掘研究”专项课题，调查复印了世界137家图书馆收藏的27 250部中医古籍，基本上使流失海外的中医善本古籍得以回归。此种方式是研究基础上的回归，回归目标明确，选择文献准确，通过复印和拍摄胶卷等手段带回古籍，回国后整理出版，回归成效显著。但需注意的是，对于拍摄回的胶卷等要及时进行整理出版，才有利于保护与利用。
3.4 协商转让收购原物奉回
转让收购与竞价拍卖有着严格区别。上海市政府收购“翁氏藏书”最具典型。常熟“翁氏藏书”由清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搜集，由其第五世孙美籍华人翁万戈继承。50多年前，翁万戈将翁氏藏书从上海运抵美国收藏。1997年，上海市政府与翁万戈经过多次磋商，翁万戈同意将这秘藏一个半世纪的全部典籍送回中国，有偿转让给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政府斥资450万元美金，促成“翁氏藏书”珍稀古籍善本80种542册回归故里，入藏上海图书馆。此种方式，一来实现了藏书者的有偿转让和爱国情怀；二来实现了接收者的经济价值和未再招勒索；最重要的是使珍稀古籍从海外真正回归到故里，这是中国最希望的回归方式。
3.5 中美合作携手再造出版
美国各图书馆的中国古籍收藏至少也有半个世纪以上，无论其获得的手段如何，即使是非法掠夺，我们想原物奉还已不可能。为了抢救和保护中国古籍，采取中美合作携手再造出版是一种好办法。如商务印书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得到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支持，就合作出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达成协议，经国内有关专家仔细遴选出珍稀宋、元、明版本，再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和美国哈佛大学“善本汇刊编辑顾问委员会”共同核定，将确为版本鲜见且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的67种予以影印出版。这是中美携手合作，将流寓美国特殊珍贵的、国内失传的古籍文献，按照实际价值和研究需要影印出版或善本再造，不失为保护回归古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值得采用和推广。
3.6 实现数字化资源共享
篇2
关键词: 古籍概况古籍数字资源古籍数字化应用
随着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多数史学研究者很自然地提出古籍数字化。以网络为主要载体,数字图书馆建设迅速发展,古籍数字资料的应用与史学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信息技术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相关问题的应用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古籍概况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浩瀚的历史文化遗产,古代典籍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经史研究有很多优秀遗产,但存在着范围狭窄,缺乏参考资料等积弊。针对以上缺陷,近代以来学术界编纂了多种引得、通检、索引、汇编等工具书,部分完成了索引式整理的任务,为查阅古籍提供了诸多便利。但中国历史古籍卷帙浩繁,经过系统整理的只是少数,即便已有的索引古籍,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仍会有种种不便。古典整理主要包括标点、校勘、笺注等工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每一个从事史学工作的人都要搜集和积累史料,以前抄录卡片的方法基本上是按照个人的需要辑录的,难以大家共享。搜集资料的工作麻烦而又艰巨,但十分重要。而且,只有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科学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应用便捷、高效、准确的检索工具为人文学术研究服务。
信息时代,数字卡片将取代传统的纸质卡片是不争的事实,数字图书馆正在迅速丰富着个人的数字藏书。古籍数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数字资料搜集范围的确定,数字资料的筛选与鉴定等[1]。利用计算机把史料的整理归类工作做好,方便广大读者,这需要史学工作者熟悉、掌握基本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便于和信息技术人员配合协作,把古籍数字资料建设和史学研究推向深入。
现阶段古籍数字资料的应用喜忧参半。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古籍数字化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互联网提高了电子文献的检索效率,扩大了服务范围,便捷的信息传递节省了远程通信费用。另一方面,现有的网络古籍数字资料分布极不平衡,大部分网络古籍数字资料库集中在海外,我国学者在使用上存在诸多不便。
二、古籍数字资源
数字化古籍文献为史学文化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功能不仅在于一般的信息查询,更重要的是古籍文献中的知识发现。古籍数字化应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具有开放性,可以在网络上传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古籍数字化的过程,基本上可以视为文献全文数据库的生成过程。通过计算机输入一部古籍文献,就形成了无标引的全文数据库,即半结构化的数据库。[2]但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半结构化的数据库不能像结构化数据库一样,由排序、筛选、分类和统计等管理过程产生再生资源,更谈不上知识发现。这远远不能发挥计算机的技术优势,也难以达到研究者的要求。因此,只有对古籍中的数据进行充分的分析和处理,制作成结构化数据库,与半结构化数据库相结合,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古籍数字资料搜集得方便快捷的同时,带来了新的问题。
古籍数字资料尚没有方便适用的程序和统一的方法,古籍研究者可根据自己对资料的理解和研究需要进行二次归类整理。其方式有以下几种:按性质归类,按时间顺序排比,按研究问题分组等。检索得到的数字资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数据性资料,二是需要进行逻辑分类的文字。对数据性资料进行分析,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可通过Excel之类的电子表格软件来实现常用的数据,如平均数、近似值、时间序列、分布规律等。在古籍中的数据性资料也占有相当一部分,但更多的是文字资料。
从古籍学术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古籍中既有我们古代先贤哲人所表述的撰述,又有保存历史断片的记注。研究古代先贤的思想,首先,当然要尊重其撰述的完整性,而每当我们对其研究发现之后,往往会有新的解读,这就是史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其次,古籍研究者对文献本身的认识也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而逐步清晰起来的,如果在大范围内进行模糊查询或渐进式查询,纸本检索工具书就不能解决。使用数字检索系统就能解决上述困难,然后再使用Word和Excel,对文字性资料进行逻辑分类,以便从中获得新的知识发现。[3]
三、古籍数字化现存的主要问题
1.技术问题
目前古籍文本输入的主要方法有两个:键盘输入,但手工作业,效率低成本高;而OCR虽然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自动化信息资源输入技术,但也存在一些诸如图像质量不高,扫描速度低,识别率低等技术性问题。此外,现有的汉字识别系统多数针对简体,识别竖排繁体古籍的效果非常不理想。相对古籍中众多的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避讳字而言,计算机的文字编码不敷应用,缺字一直是古籍电子化的瓶颈。
2.人才问题
因为古籍原本都是竖排繁体字,包含大量的异体字、通假字等,没有标点符号,必须先进行整理,而古籍整理工作只能依赖于专业人员,所以古籍数字化需要一批既懂得古籍整理又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人才。现状却是急需培养古籍资源数字化专门人才。
3.统筹问题
我国古籍数量庞大,往往分散各地,而国内的古籍数字化工作缺乏一个全国性的权威机构的统一指导和协调。
4.标准问题
我国急需建立规范、统一的数据库形式。没有规范的机读目录格式,数据库就无法进行交换,无法真正实现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共享,给读者的使用和研究带来极大不便。
5.经费问题
现在我国公共图书馆拥有古籍文献资料最多,但因缺少经费,无法购置必需的设备和软件,并且缺乏相关的古籍与计算机人才,无法正常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
四、古籍数字资源在史学领域的应用
目前,尽管许多的史学研究者对应用计算机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提高利用计算机综合分析处理文字信息的水平,丰富研究手段,积极主动地参与信息化与史学关系的方法和理论研究,深入挖掘蕴含在浩瀚古典文献中的知识宝藏。此外,历史研究是一项系统而全面的学术活动,我们在运用古籍数字资料时,要摆正系统读书和按需搜集资料之间的关系,应当对古代文献中最基本的史料有比较正确、全面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搜集资料、发现问题和研究问题。掌握和运用的电脑网络知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古籍全文检索料为我们带来的方便快捷,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献资料的考订、分析和历史问题的思考上,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和效率。总之,加快古典文献数字化进程,对于史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龚娅君,刘春金.中文古籍数字化建设[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4):176.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书画类；艺术史；文献学
我国古代书画所展现的世界是丰富而广阔的，它在向世人描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包括历代人们的经济、传统、生活、信仰、审美、社会活动和世界观等，这是生动、形象的实物资料。而文献学作为一种基础研究方法，将其应用于中国古代书画类史进行研究，是对原本庞杂的历史资料以某种条理性的方式将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归类和规范，并通过缜密、严谨的逻辑来真实还原书画类历史事实。然而，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类文献学的深度和广度较之研究文史哲学科相比尚存在一定距离，其研究现状不容乐观。
一、中国古代书画类文献的研究现状分析
1、古代书画类文献研究滞后
文献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强的大学科已经日臻发展成熟，在研究中国文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分支——古代书画类文献研究而言，其深度和广度均远远滞后于文献学学科的发展。由于古代书画类文献学科建立的年限较短，加之相关传统书画文献尚未经过精细的整理，导致目前为止在学术研究上存在诸多空白点。此外，涉及书画论的校勘学系统、版本学的全面研究极为鲜见，从事古代书画研究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其文献学术功底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古代书画类文献研究的滞后。
2、对古代书画类文献分类整理的学术力量不足
《四库全书》的子部艺术类是历代收录中国绘画论著最为齐整的一部著作，其中收录了从南朝到清代共计四十六种关于书画、篆刻、琴谱、杂技的文献，这与当今我们普遍认为的艺术概念较为相近，但是古代对艺术概念的理解仍与今人存在一定差异。以今人的角度而言，所指的艺术范畴分布于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之中。虽然诸多学者对关于艺术类文献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由于其欠缺充足的学术力量作为支撑，导致这些学者对书画类文献没有进行针对性地校勘、注释和分类整理。
3、对古代书画类文献研究欠缺前沿学术价值的深度专研
以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为视角，有史以来众多学者仅仅关注于如“南北宋”说、“气韵生动”论、《历代名画记》等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观念、论著的研究，停留在从文化史、校勘学、版本学的角度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画文献进行剖析，而对古代书画类文献的前沿学术价值研究的深度不足，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例如，就书画学理而言，其古籍题跋的研究和整理本应纳入艺术史的研究范围，此项研究涉及到画论文本内容、有关版本的优劣、校勘的精粗、书林掌故、书籍流传等，但是时至今日艺术史学界仍未对书画类古籍上的题跋进行系统性研究，所以也就无法为解决中国古代书画史上具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因此，笔者建议研究学者们应将对于艺术类古籍题跋的研究作为一项日后最具创新价值的研究工作之一进行开展。
二、中国古代书画类文献的研究特色
1、古代书画类文献不以独立形式出现
中国古代书画类文献是与书画类历史研究最为密切的文献资料，但是它不以独立形式而存在，通常情况下，与书画论、书画品以及书画录一同出现。中国最早的独立书画类文献是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论画》，这是关于绘画技法和绘画评价的文献。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出现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分别为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和宋邓椿的《画继》，它们的相继出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类文献具有重要贡献，同时文献中记载的相关内容对于研究唐宋朝代的书画状况和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2、古代书画类文献没有明确划分界限
中国古书画文献将论、评、史相融会贯通，没有形成明确的划分界限和标准，所以，我们在研究古代书画类文献时应有侧重地对其划分。如从理论高度研究书画类文献，探寻有关古代书画本质问题时，应着重研究书画理论文献，最为典型的文献范例为刘宋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叙》，这部文献以美学和哲学视角对中国山水画进行了的论述。
3、古书画类文献不含批评类文献
中国古书画文献中没有特别指向书画批评的文献，大多数文献涉及品、赞、评、断、谱、题跋、随笔、议、录、记等，如张怀瓘《画断》、谢赫《古画品录》等。此外，古代书画类文献还涵盖书画创作技法、要诀、材料工具配备等内容，如北宋韩拙的《山水纯全集》、元黄公望的《写山水诀》等。
三、结论
篇4
从久远的古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开始关注给大地带来光与热的太阳。起初，他们将太阳当作神灵膜拜，在一些重要日期的清晨和薄暮举行迎送太阳的宗教仪式，并对太阳进行观察。后来，出现了一种文化理念，就是将太阳当作人间帝王的象征，因此历代的皇家天文机构更加重视对于太阳的日常观察，并根据日面及其周围的天文现象和大气现象来占卜军国重事。在常年累月的实际观测中，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太阳黑子。
黑子还是黑子群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古代文献中的黑子记录一般不是大黑子，而是黑子群。一般黑子的直径仅有数千至上万千米，在1.5亿千米外的太阳上，这样的普通黑子看起来真是比蚊蚋还小，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只有少数特大的单个黑子能够达到可被肉眼看清的地步，例如2012年5月，日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达10万千米的黑子，其活动区编号为AR1476，NASA的天文学家称之为“太阳黑子怪兽”，地球上的人类不必借助望远镜即可看到它。有记录的最大黑子直径超过245000千米。
但是黑子有着成群结队出现的习性，一个黑子群往往由十几个甚至数十个黑子组成。如果黑子群的结构紧凑，且色泽深黑，就较易为地球上的人以肉眼发现。1 946年太阳上曾出现历时3个月的大黑子群，最大时长32万千米，面积91亿平方千米。人眼要察觉亮背景中的暗点，所需的最小视角为2角秒，比一般情况下所能分辨的最小视角大一倍。据实测所得的经验数据，黑子群只有在面积达太阳面积的百万分之500以上时，才能用肉眼观测到，而这么大的黑子群也仅在太阳活动的峰期才会频繁出现。（因中国古代没有黑子群的概念，为叙述方便，下文将黑子和黑子群统称为“黑子”。）
众所周知，阳光是非常耀眼的，不可直视。那么古人又是如何发现黑子的呢？从文献上看，古人观测到黑子多是在早晚时分，那时太阳的高度较低、大气消光作用较强。据推测，在扬尘、浓雾天气观日，或者靠油盆反射法，或通过观日玉（半透明的玉石片或墨色水晶），也都是古人发现黑子的有效途径。
西汉以前的疑似记录
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著作和历史文献中，可能就有关于黑子的记录。《周易》一书传说作于西周初年，曾经过孔子的修订，其中有不少文字被认为是商代和西周时的真实史事。《周易，丰卦》中有“日中见斗”和“日中见沫”的说法。有学者认为，这里的“斗”原意是小型的量器，“沫”则是小星。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日面上出现了形如小斗小星的暗斑。另据《通鉴外纪》和清康熙《陕西通志》记载，在周幽王末年，曾观察到一条上下贯穿日面的黑气。而《开元占经》则转引战国时星占家石申夫的观测记录：“日中有立人像。”这些都有可能是太阳黑子的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记载文辞简略，无法确证其为黑子而非大气现象，而且也没有具体的年份和日期。
西汉时期的天文观测记录远较前代丰富具体。据《古微书》记载，公元前166年（或前165年）春，曾观察到日面上出现了一个形如“王”字的斑痕。《汉书》则记载，公元前43年农历四月，日面上有一块无光的阴影。虽然学者们对于这两条文献仍有不同解读，也无法排除实为大气现象的可能性，但它们很可能也是太阳黑子的记录。
西汉以后的黑子记录
在已发现的200多条中国古代黑子记录中，《汉书，五行志》河平元年三月的一条是现今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有具体日期的太阳黑子记录：“（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据考订，“乙未”当为“己未”，这条记录的日期应为公元前28年5月10日。文字虽不长，但是这条记录却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包括黑子群的大小、在日面上的位置、出现日期和观测时间、太阳当时的颜色等，堪称后代记录的一个范例。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称黑子为“黑子”或“黑气”。对于黑子的形态和大小往往采用比喻的手法加以生动形象的描摹，按照由大至小的顺序，瓜（应指香瓜等小瓜）、握拳、梨、鹅子、杯、鸭卵、鸡卵、桃、大钱、鸟卵、李、弹丸、枣、钱等物体常被用来描摹圆形或卵形的黑子，最小者仅可辨识其为一黑点，则可称“日中见星”。
对于不规则的黑子，则往往以飞禽形容之，如“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日中有若飞燕者”，“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乌，形见分明”，“日中乌见”；还有的黑子酷似人形，如“日中有黑子，状如人”。
日面上往往并不仅有一个黑子群，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日面上出现多个黑子或黑子群的记载。如公元355年4月4日，“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374年4月6日，“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鸭卵”；506年4月7日，“日中有黑气三”。1112年5月2日的几个微小黑子，看来令观测者无法辨认清楚数目，就留下了这样有趣的记载：“日中有黑子，乍二乍三，如粟大。”当有多个黑子出现时，它们往往还予人以相互“摩荡”、“动摇”、“相斗”的感觉。
尤其是有些记载表明，古人的观测是每日坚持不断，而所见的黑子，也有一个短者数日、长者数月的消失过程。如180年3月的黑子“数月乃销”；299年正月的黑子“数日乃消”。有些记载甚至记录了黑子的消失日期，如342年正月，“日中有黑子，丙子乃灭”；1078年，闰正月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二月戊午散”。这些多日的记录基本上可以排除实际为大气现象的可能性，较之其它记录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在明清以前，太阳黑子的记录主要是来自于二十四史等官修正史或《文献通考》、《通志》等政书，也有极少数记录来自《观象玩占》等星占书。而到了明代后期，私家著述中也开始有了黑子的记录，如《国榷》、《二申野录》等。而明代后期和清代，地方志更是一举取代了官修正史作为黑子记录主要来源的地位。而且各地方志对于同一黑子会做可以互相参证的记录，进一步提高了黑子记录的可靠性和全面性。
古人对于黑子的有趣认识
黑子是什么？中国古人首先认为它是气，故而称之为“黑气”。如果黑子很小，则古人易于将它与星星相混同，常说“日中有星”。不过这二者也并不矛盾，因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星星就是由宇宙中的“气”所积聚而成。
西方古代对于黑子的认识与东方有一点很相似之处，也认为黑子是小星。西方最早的可靠黑子记载是公元807年，西方学者长期认为这是水星凌日的记录。这一认识应当源自古希腊宇宙观的影响。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完美的、不朽的，太阳也是如此。因此太阳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伽利略发现太阳黑子，无疑是对这种在中世纪的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沉重一击。
中国古人首先是用神话来解释太阳黑子。“日中乌”和“阳乌载日”这两则古代神话，究其实质，很可能就是来源于古人对于太阳黑子的观察。传说太阳的本体实则是三足乌，也就是有三条腿或三趾的乌鸦。而在很遥远的东方有旸谷，10个太阳栖息在一棵巨大的扶桑神树上，每天轮流着由阳乌背负一个太阳出来巡行于天，给大地带来光明。
这两则神话流播甚广，影响极大。在屈原的千古名篇《天问》中，就有“出自汤谷，次于蒙汜。”和“羿焉彃日？乌焉解羽？”的诗句，而在汉代的《淮南子》中，也有“日中有踆乌”的说法。
到了两汉，阴阳学说和天人感应学说盛行，当时的人们就用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理论来解释黑子。太阳当然是阳气聚集而成，黑子则是阴气干扰阳气所致。王莽篡汉时，出现了黑子，王莽感到很厌恶，在诏书里说，最近出现了黑子，这是阴气逼迫阳气，因而“黑气为变”，就反映了这种观点。
有意思的是，大天文学家张衡还用阴阳理论来解释“三足乌”的神话。他认为太阳是阳气之精聚集成的鸟。按阴阳观念，日、鸟、奇数均为阳，因此用三足乌来象征太阳，而鸟的脚也只能取单数，才能与阳性自恰。
而按照天人感应的学说，太阳象征着人世间的君王，如果太阳上出现了黑子，那是上天在太阳上涂抹黑点，表达对人间君王的不满。如果君王拒不悔改，上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和祸殃。因此需要及时发现黑子，并采取措施，挽回天意。历代君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无不对此万分重视，要求皇家的天文机构坚持不懈地观测和记录黑子。
对中国古代黑子记录的整理工作
中外天文学家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太阳黑子记录所独具的完整性和科学性。1933年，朱文鑫先生即对中国古籍中的黑子记录做过系统整理，共得101条记录。1957年，程廷芳先生又再做补充，共得106条。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天文学家艾迪（J.A.Eddy）重新提出“蒙德极小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文献整理工作。1 976年，李维宝等整理出112条记录。北京天文台主持了对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的全面普查工作，于1978年汇编出《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后于1 988年正式出版《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其中的“太阳黑子”部分比上述工作又大有增益。1 982年，陈美东、戴念祖发表《中、朝、越、日历史上太阳黑子年表》；1990年，徐振韬、蒋窈窕发表《BCI 65～1 684AD世界古代太阳黑子记录一览表》，中国部分共计1 85项。在2009年出版的《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一书中，庄威凤又在上述诸表的基础上，删去可疑记录，编制成“公元前1 65～公元1 91 1年加权太阳黑子记录”表，再次整理了中国古代的太阳黑子记录。
古代黑子记录的科学价值
伽利略发现黑子至今不过400年，而连续的黑子观测记录则不过二三百年。太阳活动的十一年周期并非严格的周期，而是长短不定的准周期。因此，二三百年的历史记录是不足以帮助天文学家准确认识太阳的变化规律的。在这二三百年前，太阳是否也有这样的准周期活动？仅凭近现代记录更是无从解答。为此，除了需要借助同位素分析等地球科学手段，另一条有效途径便是借助于前人的历史记录。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记录便是太阳黑子的记录，其次还可借助极光的历史记录。中国科学家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绩。
1 982年，云南天文台的科学家利用中国古代黑子记录经过重新分析和计算，得出太阳活动周的平均长度是11.0±0.46年。这是利用古代记录帮助确定太阳活动周平均长度的有效尝试。除此之外，中国天文学家还借助黑子记录和极光记录，提出了多个可能的太阳活动周期，包括60年周期、87年周期、200年周期、250年周期、412年周期、430年周期等。甚至还有人提出了600年以上，最高达1 500年至2000年的超长周期。这些周期的提出，都可以经受地质学资料的检验，有助于深化对于太阳活动周期的认识。
早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古代，有几个时期的黑子记录特别丰富，即公元4世纪、12世纪和14世纪。也有一些时期特别稀少，除了引起广泛争议的蒙德极小期，7至8世纪的唐代也是一个明显缺少黑子记录的时期。个中原因，除了天文学家的勤谨程度有别，历史文献保存状况不一，是否也牵涉到了太阳黑子的长周期变化？这已是一个广为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
艾迪的“蒙德极小期”理论认为，1 645年至1 71 5年之间，太阳活动实际上停止了，太阳活动的十一年周期可能只是近二三百年来刚刚形成的暂时现象；在此期间没有发现中国的目视黑子记录。这些论断不但在世界太阳物理学界引起了激烈反响，也促使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论争，做出了许多扎实的史料爬梳整理和分析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目前中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来看，艾迪所提出的时段内，1645年至1670年间共发现中、朝两国黑子记录1 5条，超出了历史平均水平；蒙德极小期实际起止于1 670年至1 730年，在此期间太阳活动虽处于极低的水平，但并未完全停止，并表现出了1 1年周期的基本规律。
实际上，通过中国和东亚各国的黑子和极光记录，可以将1 2世纪以来的太阳活动分为几个水平明显不一的阶段：12世纪极大期（1110年至1 210年）、宋元极小期（1280年至1 360年）、明初极大期（1 360年至1 390年）、15世纪极小期（1420年至1510年）、17世纪极大期（1 590年至1670年）、18世纪极小期（蒙德极小期，1670年至1 730年）、19世纪极大期（1835年至1885年）……
篇5
关键词：开方，一元二次及以上方程，数学术语，中国古代数学史
中图分类号：O112；N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7.03.015
Some Issues on the Terms about “kaifang” in Ancient Chinese Mathematics//NIU Teng
Abstract：The term “kaifang”（开方）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Its meaning is much wider than the inverse operation of power. In fact， it refers to the methods and operations of finding positive roots of an equation with one unknown of 2 or higher degre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rm “kaifang” and the related terms， analyzes their historical meanings， examines the explanations of these terms in some modern dictionaries， and corrects some statements of the explanations which a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historical facts.
Keywords：“kaifang”，equation with one unknown of 2 or higher degree，mathematics terms，history of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一 “开方”及其分类术语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开方”，是指乘方的逆运算，即由A、n，求满足xn=A的x的运算。有时开方亦特指开平方。这一术语，来源甚古，但中国古代的开方，范围比这宽泛得多，内容也非常丰富。本文对中国古代的“开方”及其分类术语做一简单疏理，特别要纠正前人在这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
现存文献中，“开方”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周髀算经》：“句股各自乘，并而开方除之，得……” [1]21相当于直角三角形中，已知勾a、股b，求弦c，c=a2+b2。书中未载具体运算过程，但据算理可知此书“开方”指的是开平方。值得注意的是，“开方”之后有“除之”二字。因为乘方是乘法的扩展，开方被认为是除法的扩展，所以用“除”字。这种情况在古算书中较为常见，如“开立方除之”“开三乘方除之”等。《九章算术》记载的“开方术”，也是开平方法，用算筹进行运算[2]131。宋《谢察微算经》“用字例义”中称：“开方，即自乘还原也”[3]，意为开方即开平方，程大位《算法统宗》“用字凡例”也采用上述解释[4]1230，但程氏算书中的“开方”有时并非特指开平方。
其实早在《九章算术》等书中，“开方”就不单纯是指开平方，如《九章算术》“以出北门步数乘西行步数倍之为实，并出南门步数为从法，开方除之即邑方”[2] 200，《周髀算经》赵爽注“以差实减弦实，半其余，以差为从法，开方除之，复得勾矣”[1]11中的“开方除之”均指带从开平方，相当于解一次项系数不为0的一元二次方程。《张丘建算经》[5]291、李淳风注《九章算术》中有的“开方”[2]136指的是开立方。到北宋贾宪“开方作法本源”图（见图1）出现，“开方”所包含的范围更广，除了开平方、开立方等，还包含开三乘及以上方以及各种开带从方问题，所以很多算书都把开方作为一个大的重要门类进行介绍。
如杨辉称“开方乃算法中大节目”，并将“开方”分为七类：“一曰开平方，二曰（积）[开] 平圆，三曰开立方，四曰开立圆，五曰开分子方，六曰开三乘以上方，七曰带从开方。”[7]1049朱世杰《算学启蒙》中有“开方释锁门”一条，其中包含了开平方、开立方、开三乘方等[8]。元末贾亨《算法全能集》称：“开方之法有三：有平方，有直方，有立方。”[9]《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习算之法”中称“一先要熟读九数，二要诵归除歌法……九要知勾股弦数，十要知开方各色”，该书最后一卷为“各色开方卷”[10]13-14，包含开三乘方、开四乘方、开五乘方、带从平方、带减从开平方、带减积开平方等等。王文素《算学宝鉴》引用杨辉的分类，“开方”内容更为丰富，除了包含上述七个分类，另外还有“共积开平方”“共积开立方”“三乘以上圆”等较细分类。周述学《神道大编历宗算会》称“各求方面法，用商除以开其积，谓之开方”[11]，并介绍了开平方、开立方、开三乘方、开四乘方、开五乘方的运算过程，还介绍了各类开带从方法。《数学通轨》“习数法语”也称“一先要熟读九数，……十要知开方各色”[12]1173。该书并未介绍各色开方，但书中最后一部分“九章总义”引用顾应祥的说法，对开方有所介绍：“箬溪顾氏曰：……开者，除也；阖者，乘也。……以积求形，则先得其积，而后求其长短广狭斜正之形，有非乘除之所能尽者，故必以商除之。然而商除亦不能尽也，而又立正负廉隅之法以增损附益之，故其为术也难。予见《测圆海镜》一书，荆川唐太史所录，乃元翰林学士乐城李公冶所著，虽专主于勾股求容圆容方一术，然其中间如平方、立方、三乘方、带从、减从、益廉、减廉、正隅、负隅诸法，凡所谓以积求形者皆尽之矣，故为之分其类而释其术以便下学云耳。”[12]1209如《数学通轨》所述，顾应祥《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和《测圆海镜》详注了多种类型的开方，前书共有开平方到开四次方的各种开方细草60多条，后书也有26条之多。清李长茂《算海说详》第四卷为开方章，介绍各类开方问题[13]。
杨辉对开方的分类较早，也比较全面，下面就依照杨辉的七个分类：开平方、开平圆、开立方、开立圆、开分子方、开三乘以上方、带从开方，依次介绍各术语的产生及发展。其中第1、3、6项与第7项都有重叠之处。
（一）开平方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开元大衍历经》等书中都用到开平方，但都没有用“开平方”这一术语，而是以“开方”表示开平方。目前存留的算书中，《夏侯阳算经》中最早出现“开平方”之名[14]，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开平方。其后的算书中基本都沿用“开平方”术语指代开平方，但有时亦兼指开带从平方。如杨辉《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下引用刘益《议古根源》“置积为实，以不及步为从方，开平方除之”[7]1086，其中“开平方除之”即开带从平方法，再如《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的“负隅开平方法”[15]1000-1001，相当于求解方程1250x2=18000000。所以，在古代对于求一元二次方程的正根，有的算书统称为“开平方”。
（二）开立方
《九章算术》记载了开立方法，并有“开立方”这一术语[2]133，含义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开立方一致。此术语也出现在后来的算书中，大部分用来指代开立方法，但如同“开平方”含义的扩展一样，有时开带从立方也简称为“开立方除之”。如王孝通《缉古算经》第15问“幂自乘，倍多数而一，为实，半多廉法，从。开立方除之”[16]，张爵《九章正明算法》“得四千八十个为实，以二为纵方，三为纵廉，以开立方法除之”[17]，都是对开带从立方的说明。所以，在古代对于求一元三次方程的正根，有的算书统称为“开立方”。
（三）开平圆
古代把球称为立圆，平面上的圆形称为平圆。开平圆法，即已知圆面积求圆周或半径的方法，其实开平圆可归结为开平方。《九章算术》南宋本中有“开圆术”这一术语[18]271，是已知圆面积求圆周的方法。《孙子算经》[19]《张丘建算经》[5]274-275等书中也有这类问题，至杨辉《乘除通变本末》中出现“开平圆”，明代吴敬、王文素、余楷等都沿用了这一术语。其中，余楷《一鸿算法》中有“开平圆方歌”[20]，程大位《算法统宗》中有“平圆法歌”[4]1315。清李长茂《算海说详》“开方章”中有“平圆开方问径周法”[13]，清代方中通《数度衍》的“开平圆”分“积求外周法”和“积求内径法”两部分[21]，清梅成《增删算法统宗》也载有“平圆法歌”等[22]。
（四）开立圆
开立圆法即已知球体积求立圆径或立圆周的方法，可归结为开立方法。《九章算术》南宋本有“开立圆术”，是已知球体积求球径的方法[2]279。《张丘建算经》中载有已知立圆（球）体积求其直径的问题[5]290。李淳风注《九章算术》中说到“祖之开立圆术曰：以二乘积，开立方除之，即立圆径”[2]137。意思是以2乘体积，对它做开立方除法，就是立圆的直径。后来这一术语也发现于《九章比类》《算学宝鉴》等书中。其中，《算法统宗》载有“立圆法歌”[4]1324，《算海说详》“开方章”中有“立圆开方问径法”一条，《数度衍》的“开立圆”分“积求外周法”和“积求内径法”两类，《增删算法统宗》也载有“立圆法歌”等。
除了开平圆和开立圆问题，王文素《算学宝鉴》中还载有“三乘以上圆”问题，并有歌诀：“算家若要开圆积，积乘方率通为实。圆率为隅列下张，开方取径无差失。”[23]927
（五）开分子方
开分子方即分数开方问题，也可归于开平方、开立方、开三乘以上方等各类中。这里提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分母可以直接开出整数来，则对分子和分母分别开方；另一种是分母不能直接开出整数来，这时通过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或几个数，使分母可以直接开出整数来，便可化为前一种情况，此术的重点在于求分子的方根或其近似值。因为强调分子的开方，所以称为“开分子方”。《九章算术》详述了分数开平方和分数开立方问题，如对分数开平方，“若实有分者，通分茸游定实，乃开之。讫，开其母，报除。若母不可开者，又以母乘定实，乃开之。讫，令如母而一。”[18]269对分数开立方也有类似说明[18]277。现存算书中，杨辉《算法通变本末》中始出现“开分子方”术语[7]，王文素《算学宝鉴》也载有此类问题，第十六卷有“平方带分子”[23]560，第三十五卷有“开分子立方”[23]853等。总体说来，专门论述分数开方问题的古代算书还是比较少的。
（六）开三乘以上方
“开n乘方”，表示开（n+1）次方，或求一元（n+1）次方程的数值解。按杨辉的分类，开三乘以上方，包含开三乘方。现存的中国古代资料中，贾宪最先记载了直接开三乘方的方法，称为“递增三乘开方法”[6]1426。其后，秦九韶、朱世杰、吴敬、王文素、程大位等都载有开三乘方等问题。如王文素《算学宝鉴》中的“置积一千五百二十五亿八千七百八十九万六百二十五尺为实，以一为隅算，开七乘方除之”[23]926，相当于求8152587890625。有时开三乘带从方法亦称为“开三乘方除之”，如杨辉《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的一则题目，术曰：“倍积，自乘为实。四因积步为上廉，四因径步为下廉，五为负隅，开三乘方除之，得矢。……”[7]1093，相当于求一元四次方程-5x4+52x3+128x2=4096的数值解。
（七）带从开方
带从开方，也叫开带从方，不止包含带从开平方、带从开立方，还包括带从开三乘以上方。《九章算术》中就有带从开平方问题，出现“从法”这一术语，但是没有运算过程[2]200，此方法是开平方法求次商及以后各商的程序，所以该书仍用“开方除之”代之，并未出现“带从开平方”或“开带从平方”等术语。此外，《算法全能集》中的“直方”，也可能是指带从开平方。秦九韶《数书九章》中的“开连枝三乘方”“开翻法三乘方”“开玲珑翻法三乘方”等都属于带从开三乘方，书中还有“开玲珑九乘方”，即带从开九乘方[24]。吴敬、顾应祥、周述学、王文素、程大位等也都载有丰富的带从开方问题。
另外，不少算书也对“开方不尽”问题进行了阐释，如《九章算术》《算学宝鉴》《算法统宗》等分别对开平方不尽、开立方不尽问题进行了说明，并给出了解决办法。
综上，“开方”最开始是指开平方或者开带从平方，后来针对开立方等也说“开方除之”。随着数学的高度发展，开方逐渐成为一个大的门类，也能够解决开四次及以上方以及各类带从开方问题。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开方是求解一元二次及以上方程的数值解的一类问题。“开平方”“开立方”“开三乘方”等术语不仅可指开平方、开立方、开三乘方等，有时，带从开平方、带从开立方、带从开三乘方也分别简称为“开平方除之”“开立方除之”“开三乘方除之”。“带从开方”一般专门指带有“从法”的开方问题。
二 一些辞典对“开方”及其分类术语的解释存在问题
我们在研读工作中发现，一些辞书中有关开方的术语之解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简要的讨论。中国传统数学中，很早就有筹算开方法，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珠算开方法，因此下面将以涉及“开方”及相关古算术语较多的《数学辞海》和几部珠算辞典为主，分析它们对“开方”等术语的解释，以考察是否符合其历史含义。其他辞书如《大辞海・数理化力学卷》的“中国古算”[25]50、《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的“中国古代数学计算方法”[26]部分关于开方只介绍了“增乘开方法”。
关于“开方”，《大辞海・数理化力学卷》对它的历史含义解释得较全面：“中国传统数学中指求二次及高次方程（包括二项方程）的正根。《九章算术》少广章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多位数开平方、开立方程序，宋元时发展为增乘开方法。”[25]59但更确切地说是求一元二次及高次方程的正根。《数学辞海》第6卷称是“开平方的方法”，并举例《九章算术》中的“开方术”特指开平方运算[27]42，但《九章算术》有一例解中的“开方除之”指的是带从开平方法。《世界珠算通典》[28]72《中华珠算大辞典》[29]85和《珠算小辞典》[30]将“开方”均解释为“乘方的逆运算”，和现代数学对开方的解释相同，不符合珠算开方的含义。
关于“开平方”，《数学辞海》中没有对“开平方”一词的解释，根据它对“开方”的解释，也许它将“开方”当成开平方的古算术语。《世界珠算通典》[28]345《珠算小辞典》[30]对“开平方”的解释基本相同，均将求非负实数方根的运算叫作开平方。《中华珠算大辞典》解释“开平方除”指开平方运算，简称为开方除，并称“《九章算术》和其他古算书中，把解二次方程（带纵开方）的方法，也称作开方除（之）。”[29]88除了《中华珠算大辞典》对“开平方”的解释较符合其本意，其他辞书的解释都比较片面。
关于“开立方”，《数学辞海》等辞书均解释为“开立方的方法”，只有《中华珠算大辞典》做了补充：“《缉古算经》等古算书中，把解三次方程（带从开立方）的方法，也称作开立方除。”[29]90
关于“开平圆”“开立圆”，三部珠算辞典都没有对这两个术语进行解释和介绍，其实程大位《算法统宗》、李长茂《算海说详》等珠算书中均载有这两类问题。《数学辞海》没有介绍“开平圆术”，对“开立圆术”进行了解释：“指已知球体积，求球直径的方法”[27]42，但开立圆术还包含已知球体积求球的大圆周长（称为“求立圆周”）的方法，如《数度衍》等书中就载有此类问题。
关于“开带从平方”，也称为“带从开平方”，《数学辞海》对此术语解释如下：“指求形如x2+Bx=AA>0，B>0的一元二次方程的正根的一种解法”[27]48，忽略了二次项系数不为1，A和B不一定大于0的情况，如《测圆海镜分类释术》中有相当于求解形如4x2-1248x-92160=0的一元二次方程的方法，书中称之为“负隅减从开平方法”[15]1003；《算法统宗》中求解形如x2-60x-864=0的“减从开平方法”[4]1314，其实都属于“带从开平方法”一类。《世界珠算通典》[28]122和《中华珠算大辞典》[29]297的解释：“古代把二次方程x2+ax=b中的一次项系数a叫‘从法’，后来中算家即把解二次方程称为‘带从开平方’。”除了存在与《数学辞海》相似的错误以外，后半句中忽略了当一次方程a=0时，即为开平方法。
关于“开带从立方”，也称为“Т涌立方”，各辞典对此术语的解释仍出现了同上对“开带从平方”解释不全面的问题。如《数学辞海》解释为：“指求形如x3+Bx2+Cx=AA>0，B>0，C>0的一元三次方程的正根的一种方法。”[27]48《世界珠算通典》称，中国古代将形如x2x+p=qp，q>0；xx+p2=qp，q>0；xx+px+q=rp，q，r>0之三次方程的解法称为带从开立方或开带从立方[28]121。这个说法是很不准确的，其实这类形式中有些只存在于列出开方式的过程中，还没有进入到马上可以开方的阶段。《中华珠算大辞典》说：“解含有一次项的三次方程，称为‘带从开立方’。”[29]297上述解释都忽略了三次项系数不等于1、二次项系数不为0的一元三次方程的情况，对各项系数符号的说明也过于片面。如《九章比类》中有相当于求解3x3+60x2+400x-304000=0的一元三次方程的方法，吴氏称之为“带从方廉隅算开立方法”[10]314。
关于“开三乘以上方”（相当于求4次或更高次方程的数值解），以上辞书没有解释。《数学辞海》中有“开诸乘方”与之相关，其解释为：“将开平方、开立方算法推广到开更高次方，是中国古代数学家在《九章算术》‘开方术’基础上，借助于‘开方作法本源图’发展起来的一种算法”[27]52，但也不甚准确，因为有的四次以上开方并不用“开方作法本源图”（即贾宪三角），如开高次方的增乘开方法就不用这个图表，明代朱载郑1536―1611）开12次方时也不用，而是化为两次开平方、一次开立方来解决。
关于“开带从方”，也称为带从开方，以上辞书中均未对此术语进行介绍，也没有对开三乘带从方等开方法的解释和说明，这类问题在《数书九章》《四元玉鉴》《九章比类》《算学宝鉴》《测圆海镜分类释术》《神道大编历宗算会》等算书中均有涉及。如朱世杰《四元玉鉴》卷上“和分索隐”门第13问中有：“得一百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二为益实，三千九百六十为从方，一千七百二十九为从上廉，二千六百四十为益下廉，五百七十六为从隅，三乘方开之，得平。……”[31]，相当于解四次方程576x4-2640x3+1729x2+3960x-1695252=0[32]。
根据上述对一些辞书在解释有关“开方”及其分类术语时存在的问题之分析，我们可以用现代数学语言将修正后的结果概括如表1。
三 结 语
上面简要论述了“开方”及其分类术语的使用和含义的历史发展。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辞典对这些术语的解释不少地方不符合历史事实。一个普遍的问题是缩小了不少术语本身的含义。特别是各类珠算辞典对开方的介绍，没能充分体现出珠算开方法本身的特点，比如用算盘可以求一元二次及高次方程的正根，并有相应珠算开方法，但这些珠算辞典却只是对有关开方的术语做出笼统的介绍，掩盖了算盘的功能。所以，建议各类书籍或辞典在介绍开方的历史，或解释中国古代有关开方的术语时，应尽量全面、真实而完整地反映历史事实，做到既符合本义，又能起到普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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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中美带动全球高歌猛进
在本世纪最初的5年里，中国经济的再度繁荣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相信会成为这个世纪的一大话题。世界经济割据正在因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做出相应的调整。瑞士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安德森、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等认为，美国内部的结构不平衡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失衡动力。
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35%，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到全球经济增长的7-8％左右；而中国凭借只占世界经济4%的经济实力，却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50%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欧洲的不景气和日本的衰退。德意志银行预测中国今年GDP的增长率为8.6%，略低于2005年9.4%的水平。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就指出，“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出现了久违的多元化势头” 。“全球经济在向多元化方向偏移，增长动力更加均衡。美国主导消费需求，中国拉动原材料需求的框架继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陶冬的研究报告认为，今天的世界经济，主要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首的新兴国家经济表现如何。他指出，2006年的三大看点是伯南克新主席主持下的美联储加息动向、石油及黄金价格、对冲基金的命运。
因此，关注全球2006年的利率走势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利率已经先后在2005年进行加息，大多数经济体的加息次数还是多次。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美国基准利率将加到5%，明年5月是最后一次。法国巴黎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认为，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将在2006年6月以前见顶，达到4.75%。
加息的原因自然是经济表现极度繁荣需要降温，而繁荣的核心是房地产行业，全球绝大多数的房地产市场都处于大大小小的泡沫当中，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高利率一定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则不是必然的。美国已经多次加息到一个高点了，房地产市场仍然保持相对稳定。”
黄益平的研究报告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年来美联储加息更多地是一个利率‘正常化’的过程”。显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调整会给消费与投资造成很大的冲击。但今后一年间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崩溃。陶冬也表示，以中国为代表的个别国家个别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了调整，但距离泡沫破裂还有一定的距离。
投资中国的行业需要变
瑞银亚太区的研究人员认为，与2005年相比，中国经济的软着陆能否和将如何实现是关注2006年中国经济的重点。CPI通货膨胀率将会在0.5%-1.5%之间。他们认为，中国经济今年所面临的风险因素有利率提高和流动性外溢，还有美国的需求不足，国内的经济政策仍然保持限制特性，对房地产行业继续控制，下游产业的边际利润摊薄。
陶冬指出，银行改革、消费增长、人民币升值、财政改革和楼市股市转机是2006年中国经济五大看点，最大看点是银行改革，最大悬念是房地产，而刺激消费并不容易。
德意志银行亚太区发表的2006年中国市场投资策略则看好在中国在后大宗商品时代快速增长的行业中那些受益于高进入门槛的公司。德意志银行估计，除了原油价格的2006年平均价格与去年底将持平以外，其它所有主要大宗商品06年的平均价格都将低于去年年底的水平。马骏指出，“我们的研究表明，电信、原油、银行、保险、彩票和网上旅游行业的市场竞争最低，所以这些板块充满投资吸引力。”
高盛集团的研究报告也认为，推动今年中国经济中盈利增长的行业将会与去年有很大差异：去年，能源和电信行业将成为指数收益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些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为连续多个月份的盈利水平向上修正，如果剔除这两个行业对指数增长的贡献，高盛的研究结果表明去年的MSCI指数盈利水平将会比市场18个月前所预期的低2个百分点。
针对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问题，雷曼兄弟首席策略分析师杰恩斯的报告认为，按照钢铁行业目前的运行态势，今明两年将是产能集中释放的时期，钢铁行业的盈利能力总体运行方向是下跌的。 高盛亚太区钢铁分析师指出，短期内，亚洲钢铁企业股价还会上升，但长期走势则不乐观。他们认为，“近来，主要由库存高涨导致的亚洲钢材现货价格低迷走势似乎已经结束。”
中国股票受到热情关注
伴随着股改的顺利进展、QFII的规模扩大和《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的出台，投资中国股票再次成为了国际投行关注的焦点，不仅仅研究H股，A股也更多的进入了它们的研究范围。
高盛集团公司研究部近10名分析师联合推出了《投资中国股票：驾驭牛头犬 》的研究报告，向全球的投资者热情推荐中国股票。报告指出，中国股票取得了适中的但是又比大多数市场人士所预期的要更好的表现的2005年之后，以美元计算MSCI中国指数取得了21%的增幅――高盛研究部门认为，牛市将会延续到2006年，潜在的总收益将会达到14-19%。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人民币继续升值、更有利的宏观经济背景、稳定的公司盈利和流动性风险很可能会集中在上游产业的基础之上的。
瑞银集团也发表了类似于高盛的针对中国股票的报告，并附带了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介绍性报告。报告指出，近年中国在全球的IPO市场上都处于领先位置，2005年IPO融资达到了170亿美元，预计2006年也将会达到130亿美元。他们重点关注的有平安保险、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石油、蒙牛股份等金融、垄断性行业和消费产业的H股股票，也包括G宝钢、同仁堂、长江电力、长安汽车、上海港机和天津港等A股股票。
德意志银行的马骏博士指出，商务部、中国证监会和其他几个部门联合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战略投资A股公司的政策意味着：那些有意长期战略性投资A股公司的外国投资者投资A股公司的项目将会受到法律保障。马骏认为，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更广泛层面上的参与是改善高级管理人员激励机制和推进上市公司管理进一步透明的最有效方式。总之，这项政策对A股市场的作用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
篇7
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代汉语词汇；影响；学习策略
一、中国神话传说对当代中国汉语词汇的影响
在口语或书面语中，中国人经常引经据典，涉及神话寓言、诗词歌赋。这对留学生来说是学习的难点所在，更是吸引人之处。许多神话传说依旧“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语言文化中，本文选取两个典型事物――“嫦娥奔月”、“牛郎织女”两个神话传说，以此为例来谈谈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对当代汉语词汇的影响。
（一）“嫦娥奔月”对当代汉语词汇的影响
1.对诗歌用语的影响
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做诗《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从古至今，“嫦娥”不断出现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一看到“嫦娥”这个词，就会想到月亮，想到冷清的生活。
2.对专业词汇的影响。中国人有登上月球的渴望，也因此将自己比作“嫦娥”，希望能像她一样飞往月亮，中国绕月探测工程被命名为“嫦娥工程”，中国的首颗绕月人造卫星即命名为“嫦娥一号”，此系列还有“嫦娥二号”、“嫦娥三号”……另外，相传嫦娥在月亮居所叫做“天宫”，中国研发的一个目标飞行器被命名为“天宫一号”，“嫦娥奔月”对专业词汇的影响可见一斑。
3.对节日用语的影响。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此夜，人们仰望朗朗明月，称为“拜月”。“拜月”一词也来源于“嫦娥奔月”的传说――每逢中秋后羿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和月饼，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希望能与之“团圆”，中秋又称“团圆节”。
“拜月”、“团圆节”等词语被保留在节日用语里。
（二）“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对当代汉语词汇的影响
1.对专用语影响。用“牛郎织女”称呼某对夫妻时，多指分居两地的夫妻，如果夫妻长期分离，就会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在中国，介绍青年男女相亲，就说给他们“搭鹊桥”，因为被迫分开的牛郎和织女，是在喜鹊搭桥的帮助下才得以相会。
2.对节日用语影响。牛郎和织女相会的七月初七日被中国人定为七夕节，这一天也是中国的“情人节”。从古代典籍的记载看，民间认为织女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在七月七日晚间，向织女乞求智巧，可以除去笨拙，变得眼明手巧，故亦称为“乞巧节”。
二、基于古代神话传说的汉语词汇学习策略
了解与汉语词汇相关的文化既可以增强词汇学习的兴趣、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更准确的运用汉语词汇，对真正掌握汉语词汇有很大帮助。
（一）通过了解古代神话传说来培养词汇学习兴趣
平常我们在说话中会经常用到一些含有中华民族特殊文化传统信息的词语：
“母夜叉”（传说中很丑陋，很厉害的一个怪物，现在指凶悍、不讲理的女人）
“玉皇大帝”（传说中天上最大的神，F在指有权势的人）等等。
其中有很多词语留学生能通过对中国神话的学习理解，而这些大部分是无法靠翻译来形象感知的，只有通过对神话故事的学习才能更好的掌握这些词语。
（二）通过阅读古代神话传说来扩大词汇量
多阅读有利于汉语词汇学习。在汉语学习过程中，大量的汉语阅读有助于增加词汇量。通过广泛的阅读，可以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书籍，进而不断地拓宽视野、增长知识并激发学习的兴趣。
（三）通过古代神话传说来理解汉语词汇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很多关于神战胜灾难或与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现象做斗争的题材，分布相当广泛，如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大禹治水以及精卫填海等，体现了古代人们为了生存对大自然的抗争。
三、结论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对汉语语言文化、词汇学习有着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其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覆盖到各个领域，是汉语词汇学习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在当代汉语词汇中，源于古代神话传说的词汇有很多，汉语语言及其文化又使古代神话传说持久不衰、世代流传。因此，学习中国文化，尤其是通过了解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重要典故，对于丰富汉语词汇，加深对词义的理解，增强词汇学习的趣味性和高效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语言学习也具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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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礼记?中庸》第三十一章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下万物各自有道，人与自然应该相互依存，彼此都不加伤害，万物才能和谐发展。然而，当今社会的种种环境问题却日趋恶劣：生态恶化、能源短缺、资源紧张……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自身的行为，反思人与环境的关系。在儒家看来，个人虽然应该“独善其身”，但更应该“兼济天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自身价值……只有每一个主体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并在追求个人价值时超越自身价值，追求群体的认同，才能最终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互完善的双重实现。”[1]然而，从产品开发角度来说，目前市场上有的生产者并不从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产品的社会效应、环境效应来考虑设计，而是以次充好，或生产一次性消耗品等去谋取更大的生产利润，不惜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些不仅给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也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很大的制约。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3]诚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所以，能源匮乏、资源紧张的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就是节约的概念。
节约的概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倍受推崇。《荀子?天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使之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富国》记载：“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这些都表明了荀子对于朴素社会的赞赏。无独有偶，道家庄子也在其著述中提倡朴素之道，《庄子?马蹄》：“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此外，古籍《周易》一书中也有认为简易、简能是万物处世的基本原则，是帝王立功建业的前提，是社会永久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周易?系辞上》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一切事情都要从简从易，这才是贤人所追求的。[2]同时，节约也是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普及最广、最深入人心的美德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认为节俭是做人的准则，他在“仁学”中提出了“温、良、恭、俭、让”等道德概念，如《论语?八佾》：“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述而》：“奢则不孙，俭则固。”意为奢侈使人狂妄，节俭使人安稳。过节俭的生活，就是爱惜资源的表现。[2]鲁国大夫御孙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道家创始人老子、庄子提倡“俭”，并主张无欲不争。法家《韩非子》一书中要求人们要从各方面勤俭节约。《韩非子?难二》中还强调了人在节俭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认为节俭是由人决定的，“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好玩，则入多。入多，皆人为也。” （《韩非子?难二》）先秦诸子百家也有诸多关于节约思想的言论，如《管子?乘马》中的“因天材，就地利”，“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也大力倡导节俭之风，并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理念的本质就是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它的提出既体现了全新的生产和消费观念，也体现了我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此后，结合各自专业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些学者提出了建立“节约型企业”、“节约型大学”、“节约型建筑”、“节约型城市”等理念。同时，从事设计研究和实践的学者们也提出了“节约型设计”的理念。[3]
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节约型设计观
在节约思潮的不断推动下，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产品也开始注重节约的理念，提倡资源利用的最优化。相关行业的商（协）会也在积极筹划节约型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并着手将节约的概念录入行业规划。而对于节约型产品的具体思考，有的生产商认为产品应讲究功能，设计越简单越好。然而，事实说明，在节约型产品中，设计的作用不容小觑，环保、适度、准确，符合实际需要的设计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节约型设计应该体现在设计思维和设计原则的更高层次上，而非单一的形式简约。如何把握好节约型设计的思维和原则，则需要我们努力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
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本土设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源。传统哲学中“常善救物”、“有无相生”、“和合共生”等思想，与当代以可持续发展、资源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节约型设计之间，体现了某种同一性，它所蕴含的丰富的生态意识对节约型产品的产生和发展也起到良性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
庄子在其文章《月去箧》中表达了对生态变化的忧患情怀：“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意思是天下每每大乱、危机四伏，罪因皆在于人们不知足不知止。正由于这种不知足不知止，对上搅乱了日月的光明，对下熔耗了山川的精灵，中间破坏了四时的运行，使得天上的飞虫、地上的小草统统失去常性，引起了生态的紊乱。[4]因此，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即是说人与万物同生同长是一种真实、本质的状态，是一种超脱的境界。
为了避免给我们的生态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包括庄子在内的古代先哲们都在极力推崇自然界万物应该与人相和谐的思想。“无为”是老子的主要观点，他主张人类在自然的状态中，应顺应并遵循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道德经》第十章曰：“生之蓄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老子认为天、地、人都是通过“自然无为”，在遵循自有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着，天地是无所偏爱的，人与万物自然生长，宇宙万物的道才是真道，万物的生存发展都有自己的规律，不能横加干涉，否则就违背了“天道”而不能长久存在。正如李约瑟所说：“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违反自然的行为’，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5]这种意识旨在排斥那些不遵循自然界规律甚至强加破坏的人的作为。在遵照自然界规律的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之有节制地滥采、滥用自然资源，才“是为玄德”。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并顺应这种规律，进行正确的行为，才能持续的生存发展下去。《道德经》第五章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说穷，不如守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等道家真义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对现代节约型的设计思想有所启发。
（二）节约的目的在于可持续发展
古代哲学中“顺天道而为”、“无为”等哲学思想，与当今提倡节约资源与维护生态平衡的节约型设计的主张如出一辙。在节约型产品的概念中，“节约”的涵义不是通过设计节省单件产品的原材料，也不是尽量考虑使用低价原材料而减少资源，而是杜绝浪费，用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资源的永续发展――“顺天道而为”。例如，在实践中，优良的设计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去实现，但从长远来看，比起那些用后即弃的设计来说，还是节约了资源。因此，节约型社会所说的“节约”是为了发展，促进发展的节约。“节约型设计所提倡的，是从循环经济模式的角度实现资源、能源最优化的设计；是对企业、消费者、社会和环境都具有责任感的设计；是对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使用环境有着周密考虑的设计；是真正能为实现节约型社会发挥各方面作用的设计。”[3]总而言之，我们的节约型设计发展只有建立在对资源的长久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才能为人类带去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二、对当代节约型产品设计的解读
一个好的设计理念能令产品更具生命并与社会和谐共荣，一件精巧的设计作品总会引发人们去思考隐藏在产品背后的韵味与哲理。经济学家杜森?佰瑞认为：“在人类涉及的各种活动中，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不管是产品的购买，还是产品的制造与销售；不管是提供物质上的途径，还是精神上的享受，（文化）都构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6]通过长期的探索，以及传统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人文理想的潜移默化，节约型产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设计特点。
（一）“常善救物”的生态智慧
由于技术和设计的助推，在产品使用过程中，物品因不断废弃和老化的本身属性，难免产生“弃物”，而现代的快节奏也使得用后即弃成为大部分消费者使用产品的显著特点，即使是耐用型产品，如家具、电视等，消费者也会随着样式和性能的技术革新而有步骤地进行更换。如果简单地将这些废弃物品进行焚烧，或者回收再制造，不仅浪费回收过程中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而且在处理过程中也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针对这种状况，节约型产品设计师选择了对废弃物进行“救助”，而非简单回收或直接丢弃，以实现物品的“自我救赎”，这就符合了老子提出的“常善救物”的思想。
《老子》第二十七章曰：“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广雅?释诂》对此的解释是：“救，助也。”“救物”，即“辅万物之自然”。陈鼓应先生的解释是：“因此有道的人经常善于做到人尽其才，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经常善于做到物尽其用，所以没有被废弃的物，这就叫做保持明镜。”[7]“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的思想表明，人们不能通过一己之私而对世间万物有任何的强作妄为，因为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们都为道所生，都与道相合，没有什么是应该被丢弃的。墨子在其《辞过》中也论述了这种思想：“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这种“物尽其用”的思想告诉我们，如若我们都能认识到事物的这一本质，世界上就不会存在无价值而被抛弃的东西了，继而也就达到了节约的目的。
图1不浪费的铅笔头
图2Lee 购物袋的设计
一项“经典”的设计从来都不是“用后即弃”，而是在没有任何新型的替代物之前，保持可持续发展状态下的“节约”。现代社会，设计师们不仅从最初的设计构想阶段就考虑到了最终的回收再利用，而且对现有的设计产物也展开了再利用的可能性研究，完美地达到了“常善救物”的生态理念。在具体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将艺术设计造型方法和创新的思想运用在这些废弃的材料中，并重新定位它们的使用功能。在生产中，利用切割、拼和、热熔等手段赋予它们新的形态，为这些废弃材料带来二次生命，并激发起大众的环保意识”[8]。比如设计师U Jung Heo 和 Sa Yoeng Kim设计的一款铅笔（图1），就解决了铅笔头不能被使用而遭到遗弃的厄运，他设计的铅笔管可与铅笔头进行有效衔接，使铅笔能够在不断的循环中完整被使用，从而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常善救物”的思想应用于设计，“除了能有利地平衡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两者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一种兼顾新老产品的可执行方式，通过它发掘老产品新的生命价值，新产品设计可以在设计初期就进行产品后期利用的规划，优化产品设计，平衡环境和经济利益。”[9]来自Happy工作室的设计师为牛仔品牌Lee设计的手提纸袋也是一个典型范例，这个牛皮纸手提纸袋使用双色印刷，外形上看并无不同，但消费者使用完袋子后，可以对袋子进行分割，纸袋的每个部分有不同的作用，可以做成年历、书签、笔筒、信封、书皮、卡片套等等，分隔开后的创意纸袋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乐趣（图2）。这些节约型设计实现了对常弃物的“救助”，使产品在一次功能淘汰时，非常容易地就转入了二次功能的使用。这种做法不仅是减少对环境破坏的一种有效的设计方式，也有望从产品角度改变人们的持物观念。
（二）“虚实相生”的造型特点
《老子》第十一章曰：“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从最高的道来解释“无”、“有”，即是说“无”非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是很大的概念，它包容了一切的可见与不可见，可听与不可听，无声无形的“道”，皆是“无”所产生。传统文化中“有无相生”的命题是我国古典美学中的重要审美原则之一，也称为“虚实相生”。“有”亦是“实”，“无”乃是“虚”，“虚实相生”的道家真义抽象出来，运用到节约型产品的创新设计中，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独特的生态境界。在艺术美学中，“实”为眼前之景，而“虚”为想象虚构之景，“虚”要通过实境来实现，“实”要通过虚境丰满充实，“实”与“虚”的辩证统一普遍表现于一切艺术意境的审美、传达之中。“老子认为世界是‘有’和‘无’，‘虚’和‘实’的统一。有了这种统一，万物才得以流动、运化，才能生生不息。”[10]
“设计中的‘虚’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隐’，更多时候‘隐’和‘藏’是为了更好地‘显’和‘露’，以传达更丰富、更感人、更有内蕴的世界。”[11]虚实结合、有无相生的艺术处理手法主要是指使产品某些有意缺失的部件成为作品的言外之意之所在。“虚”的那部分相对于“实”来说，是比较不容易掌握的。瑞德第二届Golden Frog Award优秀毕业设计中有一套名为“减半设计”的卫浴系列节约型设计作品，它通过以“虚”带“实”的造型设计达到了节约的目的。设计的重点部分在镜前的花盆，它利用镜面反射，让花盆从正面看上去是完整的，而实际上每个花盆只有一半。虽然减少了原材料，但仍能保持完整的生活品质，同时也增加了生活的情趣。“虚”是“实”的根本，“实”是“虚”的衍生。“通过镜面产生的第二空间，它只是第一空间的幻想，并没有占据实际空间位置，是不需要第二个实空间而增加的第二空间（虚空间），它扩大和延伸了第一空间（实空间）。”[12]“虚实”空间在辩证统一中也同时蕴含着“有”与“无”的构成观念，如图3中所示的减半餐具，它由一个陶瓷盘、一个杯子和一个碗共同组成，对比我们常使用的餐具，它的每个部分即完整又减了一半。“虚”是“实”的依托，“实”是“虚”的表现，这套减半餐具从形式上和心理上辅助我们减少平时的饮食摄入量。利用虚实结合的设计手法，节约型设计师在产品构造上留有虚灵之域，用最少的原材料做出了最充满情感的节约型设计作品，在变幻莫测的虚实变化中，以丰富的虚实关系营造出了一种无限的境界，让消费者体会出了一番“别有洞天”的审美意趣。
通过在创作中结合“虚实相生”的哲学思想、特定的思维和运作方式，节约型设计不仅减去了产品原有的材料和空间，实现了最简单的结构和最洗练的造型，并通过恰当处理与环境之间达到平衡，使消费者体验出独特的东方意境。在当今的节约型设计中，如何利用节约部分的“无”来展现设计“有”的大境界，是设计师值得思考的方向。
（三）“和合共生”的功能交融
春秋时期齐人管仲和鲁人墨翟在著述中对“利”的概念提出鲜明的见解。墨子对“利”的解说，为古代设计行业提出了一种评判标准，从而将其社会理想“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意蕴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对于设计的评价，墨子认为首先必须视其效益是否满足人的需要，若无益于此，再精巧的技艺也是“拙”。受此影响，节约型设计并不是功能的单一，材质的吝啬，而是重视消费者最迫切、最真实的需求，努力优化功能组合。以达到节约资源和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造物上常常表现出对物境融合的关注。太极图更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典型表征。《易经?系辞上》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因此太极呈首尾相接，黑白相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负阴抱阳、刚柔相济的典型正负共生。这种阴阳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先人对于共生哲学的认识[13]。中国的“太极说”用哲学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宇宙人生的生成和发展：太极生阴阳，阴阳之交生万物，阴阳之最生男女。太极何以能如此？因为太极本身就是由互生互动、相辅相成的阴阳二气所组成，阴阳交合便生出天、地、人。[14]随着学者对太极思想的深入研究，其“和合共生”的辩证法则，逐渐渗透到节约型设计思维当中。“和合共生”的思想使得设计师用更加理性的、逻辑的思维将节约概念融入到产品的创新设计中，这种思维方法称之为功能的整合：设计师们将各个相互存在着一定关系的，并且能够互相影响和依赖的产品进行功能的一体化重组，“这要求产品与产品之间具备一些共性与联系：形态上相互呼应，完整契合，并且存在部分相互借用关系；材质上相同或相近，一定程度上形成对比”[15]。整合的目的在于使产品的功能利用率最大化，而不是一味地寻求多功能。在具体实践中，整合产品一方面需要适应人的使用方式，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功能浪费，另一方面应尽力保持功能和造型语言的完美结合，使得整合产品更为美观合理。
图3减半设计的餐具图4洗手液水龙头
在合理的设计伦理观前提下，功能的整合既整合了消费需求，又能够得到令人惊喜的作品，许多优秀设计作品正是因为功能或形式的最佳组合，使产品达到了节约的目的。2010年度红点设计概念奖 （Red Dot Design Award）章俊杰的作品洗手液水龙头（Anti-Waste）（图4），就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这款能促进节约用水的洗手液水龙头目的正是为了解决日常使用洗手液不关水龙头的情况，简单地说，它将洗手液瓶子和水龙头整合在了一起，并用中空的长柄杆作为开关兼出液口来进行联动控制：将长柄杆抬起，水龙头就会出水；将长柄杆下压，水龙头则止水；将长柄杆用力压下，中空长柄杆中就会流出洗手液。因此，使用者在挤出洗手液的同时，水龙头则必然呈现出闭合的状态。这项设计使洗手液和水龙头两项功能完美地融入到产品的造型语言中，并让相关的两个产品产生互利共生的关系。一方面为节省水源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减少了日常洗手液的塑料包装过程和一些不必要的材料浪费。
图5Portable Cup（红点奖2010）
功能的“和合共生”不仅使产品各项功能得到有效发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更是集节约性、便利性、耐用性于一体。“Portable Cup”（图5）是2010年德国红点设计概念奖的获奖作品，它为了减少日常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将塑料提带和一次性纸杯进行了形式上的整体化和功能间的有机整合，使得塑料提带和一次性纸杯之间达到相互的统一。在使用纸杯时，只需要消费者将两边的竖条撕开往上拉，再折合，就能够形成一个简易的提手。这样做既节省了资源，规避了一次性塑料袋的浪费，保证了方便携带，又获得了比原来更加美观实用的设计效果，可谓一举三得，实现了产品与人之间、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和谐发展。
三、结语
篇9
【论文摘要】：意象的两个基本要素，象和意。从四个方面加以阐述二者的演变及其关系：第一方面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出发，第二方面从实践派美学观点出发，第三方面象和意是怎样联系起来并最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第四方面从艺术技巧角度来说.
纵览中国古典诗词，大凡能够在诗词殿堂里占一席之地或独领的均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千古流传。这些诗词多是意境全出的，有的意境优美，有的意境壮观，有的意境悲凄，有的意境苍凉、、、、、、当绘成一幅幅富有想象力的意境时，是由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意象有机组合而成产生的艺术效果。
意象作为一个概念，在古代被广泛使用，却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一文中对前人关于意向的含义进行了归纳，大致有四种：
第一，有的意象指的是意中之象，即意念中的形象，如：
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第二，有的意象指意和象，如：
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曰生思。(《唐音癸签》卷二引王昌龄语)
第三，有的意象接近于境界，如：
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姜夔《念奴娇序》)
第四，有的意象接近于今天所说的艺术形象，如：
意象大小远近，皆令逼真。(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八)
孟东野诗，亦从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气不无斫削耳。(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综上可知，对于意象这一概念的论述和阐释是见仁见智的。既便如此，他们似乎有着某些共通之处。而这个共通之处好像又在可言与不可言之间，大家只能求其神似，而不能状其“貌”。似乎大家都知道，可又说不清道不明。
为此，我仅从二分法角度把意象拆分为象和意，暂把这它们作为意象的两个基本要素。《周易·系辞》说：“圣人立象以尽意。”“以象立意”。我认为意象是以象载意的，即以象的物质载体承载内涵丰富多样的主观的意。意象原本是一个整体，一个新质，它既不是单独的象，单独的意，也不是象与意的简单相加，它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整体；既有象的外在表现，又有意的内在情韵，二者和谐统一而成意象。
首先，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观点出发，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与物质，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象是物质性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客观的；意则属于意识范畴，是第二性的，是主观的。象包括自然界的物象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与事。而意则包括人内心世界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的认知。象是意的物质基础和载体，意是象所寄托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意识。例如，王充在《论衡·乱龙》里所举之例：
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之庙、、、、、、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
一个长尺二寸、用木头做的灵位，它本质是一块木头，不包含什么精神上或意识上的东西。但后人却以此来怀念先祖，祭奠圣贤，表达一片赤诚之心、敬仰之情。为什么后人在看见一块木头——灵位时，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情感？因为此时的木头已不再是木头了，它是人们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在此，木头是象的具体表现，赤诚之心和敬仰之情则是意的具体表现。二者岂不是和谐统一在一起了吗？这个表现不仅具体可感，而且抽象可悟。这和先民的图腾崇拜一样。
然而，这只是早期的对于意象的认识和理解，并没有入诗。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些负载着意的象，即意象，也随之逐步进入较为高级的文化领域——诗歌和词。我国最早的两部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中大量使用意象，这使得诗歌意境优美，令人赏心悦目。同时，这不仅开拓了诗歌的艺术境界，也提高了诗人和后人的审美水准。例如，《诗经》用“关雎”比喻爱情，用“青蝇”比喻阿谀奉承的奸恶小人；《楚辞》用辟芷、秋兰、木兰、秋菊、芙蓉等比喻不与人同流合污的人生志趣和高洁品格、、、、、、这些象都渗透着诗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随之逐渐发展到一个客观的单独的象都能承载一些内涵丰富而旨意深远的意了. 例如杜鹃鸟这一象。 古代神话中，蜀王杜宇（即望帝）因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于是古诗中的杜鹃也就成为凄凉、哀伤的象征了。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子规鸟即杜鹃鸟。起句写即目之景，在萧瑟悲凉的自然景物中寄寓离别感伤之情。三、四句以寄情明月的丰富想象，表达对友人的无限怀念与深切同情。宋人贺铸《忆秦娥》：“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三更月光照在庭院里雪白的梨花上，杜鹃鸟在凄厉地鸣叫着，使人禁不住倍加思念亲人，伤心欲绝。词人通过描写凄清的景物，寄托了幽深的乡思。其他又如“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唐人秦观《踏莎行》）、“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宋人王令《送春》）等，都以杜鹃鸟的哀鸣，来表达哀怨、凄凉思归的情思。
还有像月亮、鹧鸪、鸿雁、梅、竹、松、菊等等客观的象，最终都负载着人类丰富的情思和精神感受，终成意象。这就是客观的象与主观的意的对立统一。
其次，从实践派美学观点出发，美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他必然受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制约，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人间词话》）诗词“有境界”，我们大多会觉得它很美。意境是由意象有机组合而成的，意境美，那么意象也是美的。客观的象本来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当人关照客观的象，这个象就能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那么二者的有机结合体——意象当然也就是美的。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人的大脑逐渐被改造，因而对客观的象的认识也逐渐发展了。这个发展是象所负载的内容由单一变丰富，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而象所负载的内容即是意。例如，大自然“云”这个象，可能先是产生“愁云”这一意象，这时它便承载着忧愁、焦虑等意；随着发展而产生了“孤云”、“暖云”、“停云”等意象，其内涵便愈来愈丰富，含有贫士幽人的孤高性情，对春的喜悦感受，对亲友的思念、、、、、、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说明了。“以象立意”。我认为在诗歌里象是美的形式，是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意是美的内容，是在具体形态（这里指的是诗歌中具体的象）中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二者是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不可分离，是辩证统一的。同时，美的内容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美的形式却可以是多样性的。那么，意也可以通过多样性的象来体现。例如， “忧愁”这一意（情感），“诗仙”李白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用明月和白发比喻忧愁；李煜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用流水写忧愁;蒋捷有“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 用时节的变化来写忧愁；李易安有“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醉花阴》），用薄雾浓云的天气比喻忧愁、、、、、、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真善美的辩证关系来看象和意。真，是指各个物种自身的自然状况及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物和事，它首先是符合客观规律应运而生的，有自己的“个性”，所以它是符合真的；善，就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追求的有用的或有益于人类的功利价值。意是在具体形态（这里指的是诗歌中具体的象）中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它是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它反映了人对客观事物的意志和要求，所以它是符合善的。但这还不足以产生美。狄德罗说：“真、善、美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真或善之上加上某种罕见的、令人注目的情景，真就变成美了，善也就变成美了。”只有真与善以“某种罕见的、令人注目的情景”表现出来，它才能成为审美对象，具有审美价值。而象和意的有机组合正是以“某种罕见的、令人注目的情景”表现出来。所以，其有机统一体——意象正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真和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善的具体而光辉的形象。所以，这个形象（意象）就是美的了。
再次，象和意是怎样联系起来并最终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就需要我们大脑丰富的想象力。借助袁行霈先生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一文中把已经分为诗人之意境、诗歌之意境和读者之意境，我们不妨也把象和意分为诗人之象和意，诗歌之象，读者之象和意。诗人通过想象和联想，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包括思想、感情、志趣和个性等倾注于客观的象，使客观的象负载着意，从而使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意也有了生动具体的外在表现。此时，诗人眼中的象是诗人之象，诗人的主观意识是诗人之意。语言是意象的物质外壳。在文本中，诗歌只能展现出一个个的字词，这些字词往往又是客观的象的名称化，而不能体现出意来。例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里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词的词面都是象。此刻只有诗歌之象。而当读者在阅读欣赏文本时，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想象与联想）激活自己的各个审美细胞，把象呈现在大脑中，然后根据自己的“因素”再现出一片有意韵的画面，以此来调动和触发自己的思想情感。那么，读者所欣赏的象就是读者之象，读者所产生的情感想象就是读者之意。这里，诗人之象、诗歌之象和读者之象是贯穿整个过程的，它们是客观的，同一的，不变的。而诗人之意和读者之意却是有差异，有时甚至很大。这是由于诗人和读者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生活阅历、情感历程、思维方式、性格等“因素”不同而产生的差异。而且，这也是读者之意和读者之意有差异的原因。例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首先，是诗人通过他的视角把自己眼中的象——诗人之象描绘出来，由此给我们创造出了一幅壮阔的画面，同时在这画面里饱含了诗人丰富的思想情感——诗人之意。在文本中体现出的是这首诗歌的语言。在这一层面我们是体味不到诗人有什么思想韵籍，无非是一些象：白日，远山，黄河，高楼——诗歌之象。但是当我们（或读者）的大脑被激活了，进入审美这一高级层面，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把这些象有机组合，并且以意赋予象，给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有意境的画面：诗人站在鹳雀楼上向西眺望，只见云海苍茫，山色空蒙。由于云遮雾绕，太阳变白，挨着山峰西沉；楼下滔滔的黄河奔流入海。前两句画面壮丽，气势宏大，读后令人振奋。后两句写所想。“欲穷千里目”，写诗人一种无止境探求的愿望，还想看得更远，看到目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站得更高些，“更上一层楼”。“千里”“一层”，都是虚数，是诗人想象中纵横两方面的空间。“欲穷”“更上”词语中包含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这两句诗，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它形象地揭示了一个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望远，必须登高。但如果读者没见过黄河，怎能身临其境的体会到亲奔腾之势？如果读者所处的是一马平川，目之所及皆是一望无垠，怎能体会“千里目”这一词蕴涵着诗人的崇高理想和人生哲学？这就很可能造成诗人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感，即就是诗人之意与读者之意有别。读者之意和读者之意的差异也就很容易说明了，这就不加以赘述。
这就是诗人和读者借助自己的丰富想象与联想把自己的意（生活阅历、人生情感、志向志趣）附加给象，从而把二者统一起来传情达意。
最后，从艺术技巧角度来说，诗歌的象能负载意是通过人们（这里指诗人）的各种手段而完成的，这个手段则是使象艺术化的过程。例如象征这一写作手法，《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象征如下解释的：“①、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火炬象征光明。②、用来象征某种特别意义的具体事物：火炬是光明的象征。”（《现代汉语词典》1378页）第二种意思跟我们的论题无关，第一种说法又并不十分准确。我则倾向于崔锡臣先生的看法：用具体的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事理，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崔锡臣著《修辞方法辨析》）。象征即是“以物征事”，简称象征。请注意，这里用的是“暗示”。既然是暗示，就不能非常直白地把意思直接地说出来；说出来也可以，但不能叫做象征。通过象征，象暗含着意，读者读到象的时候就会立刻领会出象所承载的意。有些象已经固定具有某种意了：岁寒三友“松竹梅”象征品格高洁的隐士幽人，莲和兰象征品质高贵的君子，秋雨梧桐暗含悲伤凄凉之情，白发暗含年近迟暮或忧愁，额上皱纹暗含岁月沧桑桑、、、、、、再如我国最早的两部诗歌总集《诗经》《楚辞》中的“比”、“兴”手法的运用。还有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的使用，这些都可以把象和意很好的联系为和谐的一体。
意象的两个基本要素，象和意的发展演变是经过历史的演进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而逐步走向丰富和完善，是人类认识水平和审美水准不断提高的表现，同时人类认识水平和审美水准的提高又推动着意和象的和谐统一进程。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三版）之 中国古典诗歌意境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
2.陈节注译．诗经注译【M】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007年4月
3.汤漳平注译．楚辞【M】中国古籍出版社 2007年4月
4.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
5.王国维著 徐调孚校注．校注人间词话【M】 中华书局 2003年4月
篇10
关键词：古典园林；现代景观设计；概况与影响
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 A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中国正在向城市化加快前进,党的十又把城镇化定位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的动力。中国古代园林别具一格,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展现,代表着浓郁的文化色彩和审美理想,因此,中国现代城市园林规划和城市住宅园林设计都受到了古典园林的影响,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创新,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念,体现了现代中国人的审美追求,笔者结合多年的市政园林实践和研究,在此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园林对当代城市园林和住宅园林的影响。
1 我国古典园林分析
随着人们眼界不断开阔，对美的理解程度也日益加深，因此对生存环境美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这要求我们不但要从园林的形式上去理解天人合一的意思，还要从更加科学、理性、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园林是一种为人类营造优美环境氛围的艺术，为人们提供享受自然乐趣的氛围是其最主要的任务。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艺术风格，尤以自然风景与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享誉世界，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重要的篇章。我国古典园林的设计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特点，且园林中的植物搭配相得益彰，堪称人间仙境。
2 现代景观设计概况
2.1 现代景观设计的基本内涵
景观设计中的景，即物质世界之内的所有可观摩之物，一般指环境，如山川、河流、树木、花草等；景观设计中的观，即人在环境的范围内，对其所具有的感受，包括触觉、知觉。
景观设计指的是根据特定的思想内涵、社会功能及审美趋向而进行的景观规划。
2.2 现代景观设计遵循的原则
①经济原则，具体指费用、空间与时间均得到合理的利用。②适用原则，指的是要以使用者的需求为设计导向，各种设备、配置与动线满足人性化要求。③美观原则，包括在视觉、听觉、嗅觉上的美的享受，一般主要指视觉上的美观。
3 中国古典园林对现代景观设计的影响
3.1 古典园林的自然观营造理念在现代景观设计中传承
（1）自然重构，具体指既要做到“效法自然”，又要对自然进行新的诠释，甚至要做到古典园林所提倡的“高于自然”。
（2）自然重现，意指现代都市远离自然的趋势逐渐增强，为了满足人们这种靠近大自然的需求，在进行现代景观设计时应将自然重现得到切实体现。
自然重构与自然重现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同时出现，是古典园林的自然观营造理念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继承。所以，“效法自然”的自然观营造理念为现代景观设计结合古典园林与西方现代建筑提供了可能，现代景观设计不仅要吸收西方的现代美，更要继承中国古典园林的传统美，将两者有机结合，再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便是现代景观设计要走的创新之路。
3.2 古典园林的意境营造理念在现代景观设计中发展
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营造手法有几千年的历史，并在古典园林中取得了优秀的成果，现代景观设计者应该充分运用我国传统的意境营造手法为现代景观的设计服务。以下是我国古典园林常用的几种意境营造手法。
3.2.1 因地制宜。这是意境营造最基本的手法，不同的地域会出现不同的文化，而文化的差异会造成人们的精神属性与自然属性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不同地域景观所需意境的特征，进而有效解决了景观设计雷同的问题。
3.2.2 欲露先藏。这是我国古典园林最常用的意境营造手法，也是较重要的一种手法。该手法一般较易掌握与实现，在现代景观中使用概率较高，且是使景观达到移步换景效果的前提条件。
3.2.3 植物造景。意指植物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景观中的景也要做到随着季节变换，这是进行景观创造、营造意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进行现代景观的设计时，可结合古典园林的植物配置法进行设计，对营造意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2.4 曲径通幽。实际是欲露先藏，先通过藏把美景隐藏起来，待继续行进才发现美的所在。曲径通幽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是惯用的意境营造手法，也是取得较高效果的手法之一。
在现代景观的设计中，曲径通幽是被应用得最多的手法之一。为了有效增加景观的趣味性，并增长游客观览的时间，现代景观设计者通常会在景观中设计有“曲径”。经过现代的人体工程学研究，结果发现人一般不会直线行走，因为人体重心有偏差，所以几乎走的都是曲线。因此，景观所设计的曲径是和人的潜意识相符合的。如果景观设计中均是以直线为主，将不符合人们的潜意识，也不符合人的习惯，甚至让人产生疲劳、厌倦的感觉。
中国古典园林源远流长、文化深蕴，是我国人民智慧的体现，是我国独特的艺术形式，更是我国文人墨客、工匠智慧的结晶，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此，我国现代景观设计中继承了古典园林的优秀成果，将古典园林中的许多优秀理念应用于现代景观的设计中，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