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原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短歌行原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围绕“企业文化”，开展青年员工思想教育。一是围绕“动文化之力、活企业之脉、创卓越合行”的思路，以“五四”、“七一”、“十一”等重大节庆日为契机，组织优秀青年员工赴徐州、淮安、杭州、赣榆抗日山等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激发青年员工热爱本职的责任感；二是增强青年员工的党情、团情意识，分层次、分阶段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深入分析面临的市场形势，及时准确的将行党委决策、发展规划、经营方针以及阶段工作重点传达到青年员工中，增强其对行重大决策的理解和执行力，增强青年员工做好工作的主动性；三是借助《东方银行报》、内部办公网、外网等宣传阵地，开展反假币宣传、业务竞赛、组织资金竞赛、文明优质服务、送金融知识下乡等活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开拓创新。

融入“管理文化”，提高青年员工职业素养。一是团委本着“服务银行、服务青年、服务发展”的宗旨，紧扣本行中心工作和青年成长、成才需求，探索适合可行的形式和方法，充分发挥大学生青年员工生力军作用，形成“员工齐心、管理用心、客户真心”的管理文化；二是有序开展团委工作，每年出台年度团委工作计划，明确时间和责任人，加强理论培训学习，开展专业学习兴趣小组活动，构建网络化的基层组织体系，建立动态的团员管理模式，实现基层团组织对大学生青年员工的动态跟踪管理；三是把“迅速反应、立刻行动”融入到业务经营中，发挥大学生青年员工的才智，在全行经营管理工作中突出青年员工的效率、作风和执行力，使青年员工能够对市场需求、对客户问题、对总行领导指示迅速反应，员工时刻处于积极的工作状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高质量的完成工作。2009年四季度开展“青春争先行动--我为东方银行增光彩”组织资金竞赛活动中，全体青年员工实现增储3042万元， 完成任务的234%，较去年增长1800万元，日均余额1100万元。

丰富“贴心文化”，加强青年员工交流沟通。一是开展青年工作调研。由团委牵头，抽调10名青年员工组成调研组，采取组织问卷、跟踪跑点、面谈交流等方式对全行28岁以下青年员工的成长情况进行调查，对其工作、学习、生活、思想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形成调研报告，梳理出青年员工管理和素质培养问题9个，提出相应对策建议12条；二是不定期召开座谈会，及时了解大学生青年员工思想动态，及时研究解决团员青年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基层，接触了解青年员工，倾听他们的心声，在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给青年员工以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帮助，拉近和团员青年的感情。

培育“人本文化”，提高青年员工业务技能。一是建立团组织“三推”机制，做好对青年人才的推先（推荐先进青年典型）、推优（推荐优秀团员入党）、推岗（推荐优秀青年走上重要岗位）工作，让有能力又想干的优秀青年承担更多的工作责任，将团组织打造成为支持我行发展的人才库和动力源；二是注重青年员工的入行培养，分别在城区、农区选择网点，建立新进大学生员工培训基地。挑选业务素质好、责任心强的老员工，专门负责新员工的实习培训，充分发挥专业技术骨干传、帮、带作用；三是开展“青年员工服务质量调研”、“在岗位上奉献青春”等主题实践活动，积极开展“窗口文明岗、星级员工、青年文明号、青年岗位能手、服务明星评比、巾帼示范岗、十佳青年团员”等活动，充分发挥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的示范作用；四是根据青年富于激情、求胜心强的特点，开展金融业务技能竞赛等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钻研业务、优化服务、提高业绩，发挥青年员工在业务工作中的先锋作用。近年来，行团委相继荣获“江苏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市共青团特色工作先进单位”、“连云港市五四红旗团委”、“连云港市五四红旗团支部”殊荣，2个支行获省级“青年文明号”表彰，16个支行获市级“青年文明号”表彰。

篇2

作为礼乐文明中最重要的仪式形态之一，宴饮礼仪一直深深根植在我们民族的土壤之中。今天看宴饮，或许可以把它看作社会学中一门精深的学问，主要研究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不过，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射到三千多年前，观照一下宴饮礼仪的诞生，就会发现宴饮远远不是社会学这么简单，它的发生发展受控于政治、法度、宗教三大方面。觥筹交错的宴会看上去热烈而欢快，但在西周时期，任何宴会中的任何举动都必须符合礼法的规范要求。那个时代的宴饮礼与其他礼法一样拥有过强大的宗法力量，任何一个小环节上的差异都可能代表着深层次的政治因素，任何一个小步骤的失误都可能引发一场。

今天，我们或可以从《周礼》、《仪礼》、《礼记》这几本书中一窥当年宴饮礼仪的辉煌与繁杂，但要想直接了解周代宴会的真实面貌就不能不读《诗经》中的宴饮诗。《诗经》中这几首宴饮诗是中国酒桌文化最早的记载者和见证人，周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风貌在这些诗篇中揭开过自己神秘的面纱，时代的风云际会浓缩在诗文里一次次的推杯换盏之中，宾主间的互敬互爱或是猜忌陷害也就在酒杯碰撞的脆响中裸地暴露在读者眼前。

我们先来看描绘盛世宴享的《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

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鹿鸣》是《诗经?小雅》的开篇，诗中体现天下归心的盛世情怀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是一首充满政治宗法色彩的“盛宴华章”。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这是全诗的起兴。为什么要用“鹿鸣”起兴？一种解释来自《毛诗传》，《毛传》中说：“鹿得萍，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意思是鹿得到了美食会发出“呦呦”的鸣叫声招呼自己的同伴一起享用，用鹿的鸣叫起兴是说主人也像鹿一样，获得了“好货”就招呼宾客们共同享用，表现主人对客人的诚挚欢迎；另外，用鹿鸣起兴还可能与鹿是出名的群居动物有关，上古君主都希望拥有更多子民，优秀的子民团结在圣明的君主左右，随时听君主的召唤，享受君主的款待，这与群鹿得苹有异曲同工之妙。一群鹿儿呦呦地叫着围拢在原野上啃食苹草，画面柔和而舒缓；而“我”有满座好宾客，在宴会上他们弹琴吹笙奏乐调，气氛好不融洽和睦！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吹笙鼓簧声声相和，为宾客捧上装有币帛等礼物的竹筐。“承筐是将”很重要，因为它代表了西周宴饮礼中的“酬币礼”，简单说就是在宴会上向宾客赠送礼品。礼品送什么、如何送，根据不同的宴会规格有不同的规定，这里不加赘述。我们要说的是，“承筐是将”这四个字的出现说明了在《鹿鸣》写作时期宴饮仪式形态就已经相对成熟和规范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郑《笺》中解释这句话说：“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则置之于周之列位，言己维贤是用。”郑玄这句话相当犀利，而且很有道理。第二段中的“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和“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之间具有延续性。“我”有这样一群好客人，这些人拥有着高尚的道德修养，待人宽厚有礼，值得君子们效法学习他们。宾客的好德行和主人的好胸襟在这里达到了和谐统一。

“嘉宾式燕以敖”、“和乐且湛”、“以燕乐嘉宾之心”，这几句为一组，描述的是宾客的状态和宴会的气氛。有礼贤下士的君主，有严谨规范的礼数，有美酒佳肴，有动听的乐歌，有自由的沟通渠道，这场宴会可算是云集当时贵族士大夫们的各种挚爱。

《小雅?鹿鸣》长期作为官方指定的升歌篇目应用于宴饮礼中的诗乐演奏环节，可见其重要价值，这首诗表面上写一场由高等贵族举办的大型宴会，实质上反映出两大主题：

第一，天下归心的盛世情怀。这场宴会的主人在这里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他们既是诗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又是诗作者的上级。因此，这首诗就可以成为这位主人的“传话筒”。“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这些看似温良恭俭让的话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君主们如此有礼地对待自己的臣子或远客，更多的是要塑造自己礼贤下士的明主形象、张扬自己天下归心的盛世情怀，整首诗就像是一张精彩实用的“圣君名片”。后世把这张名片使用的最恰当、最出名的要数曹操，他在自己的力作《短歌行》中原文引用了“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短歌行》创作于鼎盛，正是要收万民之心、创万世基业之时，他引用这几句话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借机张扬自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盛世情怀。

第二，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体会这一点，要将主体转换为这场宴会中的宾客。作为当时社会中最聪明的人群，君主如此匠心独具的称赞，这些具有极高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的宾客怎能不心领神会？《诗集传》说：“夫不能致其乐，则不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则嘉宾不能尽其力。”这场宴会中，燕礼的使用拉近了上与下、君与臣的距离，君臣可以在一定概念上像伙伴一样“自由平等”的相处，臣子们可以从这短暂的自由中感受一种如遇伯乐的激动和，但这种自由又绝不会威胁到君主的地位和权柄。这种相处模式是西周贵族士大夫阶层梦寐以求的。曹植在为《魏志》作疏时说“远慕《鹿鸣》君臣之宴”，曹植羡慕的正是一种表面上看是“君友臣恭”，实际上昭示着上位者能够任人唯贤、为臣者可以尽显其才，人与人能够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这是曹植后期生活中最为渴求的、也最是缺少的东西了。

篇3

关键词：功能对等理论 广告翻译 文化缺失 翻译补偿

引言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尤金・奈达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翻译中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指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再现，而动态对等则指原文与译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张美芳，2005）。动态对等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

最佳的翻译既不是拘泥于形式对等以求“信”的翻译，也不是置形式对等于不顾，片面追求译文的“达”与“雅”的翻译，而是最接近原文的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以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作为衡量翻译正确与否的标准，将翻译关注的重点从文本转向读者，从信息的形式转向读者的反应。在商业广告翻译中，译者需要掌握商业广告翻译的特点，采用适合广告文体语言特点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商业广告的语言特点

广告就是广而告之。人们必须了解商业广告的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吸引消费者去认识产品或服务，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终使他们采取消费行动（赵静，1992）。因此，商业广告语言在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表现出与其他文本不同的特征。

在词汇方面，为了使产品更加受众，广告词汇简洁别致又富于创新，具有口语化特点，力求用最简洁、最准确的文字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信息，使读者一目了然、过目不忘。在句法方面，广告语言要求简洁明了，引人注意，通常使用祈使句、简单句、省略句，不仅使消费者印象深刻，同时达到节省篇幅的目的。在修辞方面，为了使广告独树一帜，引人注目，通常使用比喻、拟人、押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手段，使公众过目不忘、回味无穷（曹炜等，2009）。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译者要使用符合商业广告的语言特点对广告语的功能进行有效传递。不同的文化中广告诉求点不同，因此在商业广告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理解和诠释异族文化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现象时，如果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进行认知推理，就难以准确把握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缺失现象。

商业广告翻译中的文化缺失现象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文化缺失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思想观念、规制礼仪和言语行为等在另一文化环境中的缺失现象（李建军，2010）。

正如美国汉学家John Deeney所说，“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取生命的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John Deeney，1989）。例如：杜康酒的广告语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对外销售时译为“Nothing But Du kang Liquid to Mitigate Sorrows”。这是一则典型的文化缺失的广告译文，广告原文引用了曹操在《短歌行》中的佳句，其中也包含了其品牌名称杜康美酒，它是我国的历史名酒，因中国粮食酿酒的鼻祖夏朝君主少康即杜康始造而得名，有“贡酒”、“仙酒”之誉。而译文并没有标注历史和文化背景，完全不能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出广告原文所蕴涵的历史、人文知识和杜康酒这一品牌的悠久历史，而且会使目标语读者误解为杜康酒真的能够解忧，还可能因此带来酗酒的后果。

商业广告翻译在文化转换的过程中要尽量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约束，充分考虑目标语语言的文化习惯以及受众心理，采取合理的针对性的翻译补偿策略弥补文化缺失，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

商业广告翻译中文化缺失的补偿策略

文化缺失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针对商业广告翻译的文化缺失现象，合理的翻译补偿策略是十分必要的。翻译补偿是以目的语手段为主，辅之以符合目的语规约或规范的其他语言手段，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对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损失进行的修复或弥补（夏廷德，2006）。马（2003）将翻译补偿策略划分为两类：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显性补偿指明确的注释，体现译者的异化翻译倾向。隐性补偿指译者充分调动各种译入语手段，对原文加以调整，以求达到读者反应对等，反映出译者总体上的归化翻译策略。简而言之，显性补偿是通过某种手段加以标记，向读者明示补偿内容，而隐性补偿就好像译者隐身一样，不暴露补偿的痕迹。

为解决文化缺失给广告译文读者造成的语义空缺，对广告原文进行音译或直译可保留原作的异域风情，而加注释能够给目标语读者补充缺失的背景知识，增加对广告原文的理解。显性补偿主要有注释法，分为音译加注释和直译加注释两种。

由于不同的文化差异，一种文化中被推崇的事物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会产生同样的共鸣。例如：建设银行的龙卡广告语为“衣食住行，有龙则灵”，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指会吃人的喷火怪兽，属于不祥之物，完全不像中国文化中将“龙”作为高贵和神圣的象征。因此在翻译这则广告语时，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受众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审美心理，龙卡可以模仿MasterCard的联写法，直接音译为Longcard，并且在后面加上注释a kind of credit card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直译加注释法通常在原汁原味的表达法的基础上呈现出广告原文信息的字面意思后，在注释中对缺失的信息进行填补或解释，使目标语读者获得异质文化的新鲜感受（李家春等，2007）。例如：灵芝药酒的广告语为“美女化西施，美酒推灵芝”，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因美貌得宠，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如果说美人当属西施，那好酒则当属灵芝酒的译文给中国读者呈现出灵芝药酒是最美味的酒的意象。尽管如此，很少英语读者知道西施此人。对于他们，维纳斯女神或者蒙娜丽莎才是美丽的代表。如果把广告原文的西施用维纳斯或者蒙娜丽莎来代替翻译的话，这就抹杀了源语文化。因此译者赋予了西施原始观念的形象，并且在广告译文后面添加注释Xishi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and she was the emperor`s favorite，这样就弥补了英语读者对西施的不熟悉并且维持了目标语的美学功能。

显性补偿的可行性在于它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利用注释比较详细地介绍空缺的背景文化知识，读者可通过注释建立语篇连贯（王东风，1997）。但是当原文中的文化缺失现象比较密集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读者阅读的连贯性。作为另一种有效的翻译补偿策略，隐性补偿将原文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的语文化中人们熟悉的内容，尽可能利用目的语中人们的已知信息以减轻对异族文化的排斥感，容易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隐性补偿主要包括释义法和虚实转化法。

释义法不是逐字逐句移译原文，而是直接向译语读者解释原语词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用译语习语和文化真实地再现原文信息的一种手段（乐金声，1999）。例如：速效救心丸广告语为“随身携带，有备无患；随身携带，有惊无险”，广告原文指速效救心丸要随身携带，以防患于未然，译文可以套用英语谚语，译为“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不仅能揭示广告原文的概念内涵和该药的功效，而且缩短了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赋予该药以生命力、人情味和可信度。

英汉双语中，某些词语、句子或篇章的表层含义相当具体或抽象，实则它们具有浓重的文化内涵，反映各自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内容，在广告翻译时，充分理解广告原文，发挥想象力，寻求跨文化的对等词语，使具体的抽象化、抽象的具体化，即虚实转化法（宋连香，2011）。例如：奔腾的广告语为“Intel Inside”，广告原文简洁有力，若将其直译为“电脑的芯片”，显然无法吸引消费者，此广告的感染力损失殆尽。因此利用虚实转化法进行翻译补偿，可译为“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将抽象意义的“inside”转化为具体意义的奔腾电脑的“芯”，喻指本广告所推广的产品，“奔腾”又与所推广的品牌契合，在使用巧妙创意的同时，近乎完美地兼顾了说服力和号召力，引起广大消费者的兴趣。

隐性补偿的可行性在于它能够使读者迅速建立语义连贯，将源语的行为模式纳入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范畴，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张锡伟，2010）。但是由于隐性补偿重感染效果轻文化色彩，隐性的含蓄变成了显性的直白。两种翻译补偿策略各有利弊，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运用于广告翻译中能够最有效地弥补文化缺失，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

显性补偿与隐性补偿相结合就是意译与注释相结合，即文内对文化缺失进行意义上的补偿，并且在文内或文外加注释，既可传达原文信息，又可引入新的文化意象。例如：中国联通的广告语为“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中国联通用“中国结”作为其广告宣传词，既含有连接千万家之义，又能有效地激发民族情结。“中国结”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艺术品，其渊源久远。但是，“knot”无法使西方读者联想到“团结”“和谐”，反而会将其等同于“死结”。因此，若将其译为“Chinese Unicom links China with Chinese Knot”，尽管传递了广告原文的信息，但并没有表达出广告的文化内涵，无法达到联通广告的宣传目的。出于文化传递的目的，翻译时不保留原文的字面意义，对原文进行意译，简洁明了，通顺达意，并且在广告译文后面加上注释能够使西方读者更加了解中国联通的品牌意义。因此“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可译为“Chinese Unicom binds Chinese together.（Chinese Unicom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ommunication companies in china. It makes us communicate more conveniently）”。

结论

广告译文的质量直接影响广告的宣传效果和促销作用，功能对等理论对于商业广告翻译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商业广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既有表层的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由于在商业广告翻译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缺失，因此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的差异，采取合理的针对性的翻译补偿策略弥补文化缺失，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

参考文献：

1.张美芳.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赵静.广告英语[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3.曹炜，高军.广告语言学教程[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4.李建军.文化翻译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John Deeney.熟悉两种文化与翻译[J].中国翻译，1989（5）

6.夏廷德.翻译补偿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7.马.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8.李家春，崔常亮.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与文化补偿策略[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2）

9.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6）

10.乐金声.欠额翻译与文化补偿[J].中国翻译，1999（2）

11.李玉英，邱晴.呼唤型文本的翻译补偿策略[J].江西社会科学，2011（12）

篇4

一、目前高考语文复习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做法

从目前复习现状来看，各地普遍存在重视复习资料而轻视教材课本的现象，甚至有人认为，现在的高考，基本上是考课外的知识，重在考查考生的语文能力，只要用好复习资料，读不读课本关系不大。很多地方的高考复习，也往往会走进一些误区：（1）片面追求课外知识及课外练习而丢弃课本；（2）所做的课外迎考试题与课内知识脱节；（3）重视重复练习而轻视课本阅读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对课文不重视，甚至到了高三复习阶段，为了节省时间去进行系统复习，连高中必修选修课本也忽略甚至完全抛弃；有的也只是蜻蜓点水地过一遍，没有深入复习阅读课本，或者复习了却没有抓落实，及时检查巩固不到位；还有的只一味地做大量的强化训练题，模拟试题、仿真题、压轴题满天飞，结果昏头转向，备考复习效果差。

二、高考真题和教材课本的密切关系

高考语文试题很具有导向性，近几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与课文结合紧密。从高考的语基、阅读、语言综合运用、作文等题目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试题与教材的结合点，即“试题在课外，答案在课内”。下面以近几年江西高考语文卷为例说明高考卷和教材的紧密联系。

1.（2013年江西卷第14题）诗歌鉴赏题：阅读下面一首宋词，完成后面的题目。

水调歌头・壬子被召，端仁相饯席上作

辛弃疾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1）概括“兰”“蕙”“菊”三种意象的共同内涵。（2分）

（2）指出“听我楚狂声”和“富贵非吾事”典故的出处。词人借它们分别表达了什么情思？（6分）

这道诗歌鉴赏题考查考生对课文的熟悉程度。下面几个方面直接或间接考查课本：（1）“听我楚狂声”和“富贵非吾事”活用了课本上的两个典故，它们分别出自《先秦诸子选读》中的《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一文和必修5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一文。（2）“兰”“蕙”“菊”这三个意象在必修2屈原的《离骚》和选修本《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湘夫人》一文中都可以找到依据。《离骚》中涉及的是“兰”“蕙”这两个意象，课文“既替余以蕙兮”有“蕙”的意象，课文注解为：“蕙，香草名，也叫‘薰草’，俗名‘佩兰’。……蕙，揽，比喻高尚的德行。”“兰”的意象在屈原《湘夫人》一文中，原文为：“疏石兰兮为芳”，又有注解：石兰，香草名。至于“菊”的意象在课文中例证很多，必修5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菊”因为纯洁脱俗，备受陶渊明的钟情。2012年江西诗歌鉴赏题考了“杨柳”“飞絮”两个意象，这两个意象在课文多处有明显的痕迹，如柳永的《雨霖铃》中就有“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句，表达的是离别思念之情。（3）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是必修4重点介绍的豪放派词人，他的词风格沉雄豪壮，善于活用典故，熟悉了辛弃疾，对阅读理解他的作品很有帮助。

2.从2011年开始，江西高考的古诗文默写就明确规定只默写课本上要求背诵的古代诗歌散文，这本身就是重视教材，回归课本的指挥棒。

3.大阅读选取了黄永玉的散文《平常的沈从文》。考生阅读这篇散文应该顺风顺水，因为沈从文的文章风格，他的为人幽默风趣，以及他卓越的才华和从容潇洒的人生态度，我们在高中语文必修5拜读他的《边城》时就已经熟稔了。这是高考题要求我们重视课本中名家名篇的一个导向。

4.语言综合运用题更明显。以2013年江西高考语言综合运用题为证：请按以下要求写一段说明性文字，介绍你所学过的高中语文课本《先秦诸子选读》。这道题，直接考查考生对选修课本的掌握程度，可谓“明目张胆”地高举了回归课本的旗帜，导向明显，不能忽视。

5.江西卷客观选择题中，每年都鲜明地体现回归课本的导向，特别是字音字形题，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来自课本的注解。

如：2012年的字音题：

谥（shì）号 熟稔（rěn） 青荇（xìng） 锱（zī）铢必较

整饬（chì） 优渥（wò） 监生（jiàn） 执拗（niù）

2013年的字音题：

蟊（máo）贼 湍（tuān）急 模棱（léng）两可

载（zài）体 涔（cén）涔 愠（yùn）色

畏葸（xǐ） 殒身不恤（xù）

字形题：回溯 皇天后土 影碟 残羹冷炙 金碧辉煌 城阙 编纂 恻隐

6.文言文的考查和课本结合很紧密。每年的文言文考题选文在教材外，但考查的知识点都在教材内，答案也在教材上可以找到。如2012年江西高考文言文就考了“给、劳、胜、籍”，2013年考了“从事、工、质、昏”等实词，这些实词在课文中都能找到影子。文言文的复习，要回归到教材课文的梳理上来，回归到课本常用实词、虚词、句式的归纳整理上来。

三、高考语文复习回归教材、重视课本的有效方法

1.思想上高度重视，认识上一步到位，态度上回归本位。高考语文复习从一开始就要在思想上有回归课本的强烈意识，制定周密的复习计划，把课本的复习纳入高考语文三轮复习的全过程，采取双轨并行的复习路线，即一条线选择利用复习资料根据高考题型进行系统复习，另一条线回归课本，有计划地复习课本，积累语文基础知识，培养阅读能力。语文高考要求考生掌握基础知识和提高语文素养，必然要抓纲务本，以教学大纲和教材为主要依据。因为大纲是老师组织教学活动和学生进行有效学习的依据，是语文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课本是联系教、学、考的纽带，是训练并形成各种能力的重要凭借。脱离大纲、架空课本复习，如同无水之源，是绝对不利于掌握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的。

2.充分保证语文复习时课本的复习时间不落空。具体做法是第一轮复习每节课安排20分钟时间复习课本，对必修选修的九册课本进行全面的系统复习，不留死角，根据体裁的不同归纳整理，分门别类，有条理地积累知识，夯实基础，培养能力。第二轮复习还要每节课安排时间再提炼课本，进行横向纵向比较，比如把课本中《过秦论》《阿房宫赋》《六国论》三篇课文比较阅读，把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和《归去来兮辞》一起理解，积累实词虚词名句，提炼作者的不同观点，培养阅读能力。

3.利用课本积累基础知识，夯实基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第一板块是对语文基础知识的考查，这是一个难点，没有对课本的复习掌握，没有时间的投入，没有一个稳定的牢固的记忆，基础就夯不实。落实就是生命，该记的要记牢，考试才有源头活水，如字音、字形，如成语的积累，近义词的辨析，文言实词的记忆。尽管表面上默写题就8分，但这是基本分，大家都应能得到的分数，得不到就太遗憾了。字音、字形、熟语、近义词的复习一定要利用课本。我们的做法是，利用优秀的学生分别按必修1到必修5再到选修课本的顺序提炼概括字音、字形、熟语、近义词，打印出来，发给每个学生，让学生根据复习课本的进度去识记巩固，然后定时听写。这种训练表面看是为了解决语文基础知识这几道题，实际上是争取语文考试成绩优良的基础。

4.作文素材的提取离不开教材，课本是获取高考作文的丰富素材库。高考改卷老师最喜欢的素材，一是从课本上精心挖掘出来的人、事、物，一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时鲜素材。历年的高考作文题均可以从教材中找到直接、间接的写作材料，找到分析问题的方法，获得有益的借鉴或启示。语文教材，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文质兼美的典范文章，这里涵盖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学名著，涌现了一大批的文化巨匠，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同学们在写作时总是感到素材太少，从而导致“言之无文”。其实，我们的课本就是一个巨大的材料宝藏。同学们如果能灵活运用好我们课文中的素材，定能克服作文应试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也可以增加文章的文学内涵及文化底蕴。

5.重视诵读教材中的名篇名段，借此来提高阅读能力。语文高考概括起来就考查考生三方面的能力：语文基础知识的运用能力，对各类文章的阅读能力以及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培养的根本在课本。语文教材中的各类文章是经过专家们精心挑选的经典作品，是我们阅读的优秀范本，这里体裁齐全，流派多样，写作手法万般，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复习中，要注意回归课本，即对课文中优秀篇章文段的思想主题、艺术技巧、结构思路等都要很好地把握，并要针对性地设计较典型的迁移训练以提高语文知识的运用能力。

篇5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关键词】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明初说，元末说，明初说，以及明中叶说等等。至今诸说并存，包括被用为教科书者在内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就有把《三国演义》作为元代或明代作品对待的差异，给教师、学生和普通读者造成接受上的不便。这进一步彰显了《三国演义》（与之相关的还有《水浒传》）成书年代的确考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然而，这曾是一个 “世纪课题”[1]（P3），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根据可以完全破解；只是在笔者看来，在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笔者近年的小小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了。

我这样认为，是基于对以往研究情况的总体考量。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研究，学者们立场见解虽异，但做出结论的根据与思路却大体相同。即一是根据各种明清人笔记杂著的直接记载等外证考察，二是从今存《三国演义》早期文本的时代痕迹等内证推论，以作出最后的判断。而众说纷纭，乃由于这些记载或痕迹的意义难明或相互矛盾。从而任何一说提出，总不免有反证接踵而来，使之处于被嫌疑的地位。例如，近百年来，学者多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定《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为太原人、元末明初人，从而《三国演义》也就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那条资料并没有表明这位“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从而至少理论上不排除这位罗贯中是与《三国演义》作者同姓名另一人的可能，而在没有旁证沟通二者以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这条资料不便直接作为考证《三国演义》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对这位罗贯中“验明正身”之前，这条资料暂不具考察罗贯中籍贯、生平以及《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之证据的效力[2]（P144—147），应当存疑；又如有学者考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今地名”为其成书元代的根据[1]（P6-7），又有学者辩证“圣朝封赠（关羽——引者）为义勇武安王”的叙事以及应用若干元朝“俗近语”等为成书元代的标志[1]（P7-8），

看起来已近乎铁证，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我先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辩，后来收在杂感集中。……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仪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3]（第四卷，P275—276）

这里鲁迅所说考证“不宜墨守”的“不以”、“不专以”与“也不仅据”的三种情况，正是上述有关《三国演义》成书时代研究中所遇到，也应该属于“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之类的问题，却也是很少有学者顾及。

这里稍作举例。如以“常识”而论，不仅叙“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的话不排除出自明朝（尤其是明初）人手笔的可能，而且以“即万户侯之职”释“治头大祭酒”和行文中“七重围子手”、“令乐人搬做杂剧”等说法，也并非明朝（尤其是明初）人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而“小字注”尚未经证明一定是作者手笔，甚至很难说其均出于一人之手，并且注中“今地名”之“今”，也只是注者所知之“今”，未必即当时实际情况之“今”，况且各“今地名”所透露信息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此等等，《三国演义》成书于元代诸说，虽各有所据，但所据均未至于无可置疑，其结论也就不够坚实。即使以情理而论，“圣朝封赠为义勇武安王”的话有较大的证据效力，却实在也不能排除其为元代遗老于明初所述的可能。所以，笔者虽然赞同《三国演义》成书的元代中后期说，以为学者们所举相关资料，的确不同程度地具有证据的效力，但同时也认为这些资料尚不足以证实其结论到无可辩驳的地步，从而有进一步考论的必要。而对于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明人尹直诗和“描法已接近成熟”为由，认其为明中叶人所作的看法，则从此书兼采正史与民间文学创作成书的过程与流传中不断遭人改窜的实际出发，“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其不可信，更是不必多说的了。

总之，以往学者们的考论虽然总体上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有了很大推进，但其所根据的资料与运用这些资料的思维定式，尚不能得出一个因无可反证而能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为着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有新资料的支持与新思路的引导。这大概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却在本人几年前选注明诗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云：

陈刚中《白门》诗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瞒可是算无遗。不知别有三分者，只在当时大耳儿。”咏曹操杀吕布事。布被缚，曰：“缚太急。”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刘备在坐，曰：“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张思廉作《缚虎行》云：“白门楼下兵合围，白门楼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斓衣。捽虎脑，截虎爪。眼视虎，如猫小。猛跳不越当涂高，血吻空腥千里草。养虎肉不饱，虎饥能啮人。缚虎绳不急，绳宽虎无亲。坐中叵奈刘将军，不从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生贼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记当时事，调笑可诵。思廉有《咏史乐府》一编，皆用此体。[4]（P1285）

《归田诗话》不是什么难见之书，但是，在长期以来学者多各守一“经”的治学风气下，还未见有人注意到这段文字其实有考索《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价值。笔者于1998年底据以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一文（以下简称《小考》）[5]，就本条以及其他有关资料考索，并参酌众说，得出《三国演义》成书当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只是“元代中后期”说中应可以称之为“元代中期”的一说，但是，拙文建立在初次应用于《三国演义》研究意义上的这些新资料基础上的论证，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有所肯定[1]（P13），也有所置疑[6]（P499），引起我对该文进一步的检讨。结果除了觉得还不必从根本上舍己以从人之外，也发现论证中确有某些失误，而尚未有见诸文字的指正，某些关键之处的说明也不够深细，所以有补正和进一步考论以证实拙见的必要。

说来遗憾，本人虽曾专文辨证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有因同姓名而致误的可能，然而《小考》却仍有一处重蹈覆辙，即把上引瞿文中《白门》诗的作者陈刚中误为宋代同姓名的另一人。宋代的那位陈刚中字彦柔，闽清人。高宗建炎二年进士，官至太府丞；而瞿引《白门》诗的这位作者陈刚中是元朝人。这一以似为真的失误，除了使笔者自愧无知之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前此质疑《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为《三国演义》作者的信心，认识到如若尚论古人，切不可唯“姓名”，而还要“验明正身”。尽管这只是常识，却因此一节疏忽而使张戴李冠者正复不少，所以值得重提，而不再深论。

这里且说瞿引《白门》诗的作者陈刚中，名孚，以字行。天台临海（今属浙江）人。《元史》有传。生于元太宗十二年（1240）。历官奉直大夫，台州路总管府治中等，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有《陈刚中诗集》。《白门》诗在诗集卷一，题下原有注云：“邳之城南门。吕布为老瞒围急，登此门请降。”以白门为下邳城之南门。这与《小考》引《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以及郦道元《水经注》曰 “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相合。换言之，至晚在陈刚中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去世之前所作《白门》诗中，吕布的故事包括其被擒之白门的方位，都还是依据于史志旧籍的记载。但是，瞿佑说《白门》诗的引语却有溢出史志旧籍记载之应视为虚构的成分，对《三国演义》研究来说，就值得注意了。

按《三国志·魏书》吕布本传云：

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7]（P227）

《后汉书》卷七十六《吕布传》略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上引瞿佑说陈刚中《白门》诗一则相对照，瞿说从“布被缚”至刘备曰“明公”云云，都合于《三国志》，虽然也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叙事相一致，然而一般说来，却只能认为其本诸《三国志》等史籍的记载而与《三国演义》无关，可不具论。惟是瞿说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不见于《三国志》、《后汉书》等，又肯定不是从《三国志》本传布曰“是儿最无信者”一语直接化出，应别有出处。这对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研究来说，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为此，《小考》曾论元代《三国志平话》与《白门斩吕布》杂剧等，都不可能是“布骂曰”一语的出处，而有所未尽。以致有专家举《三国志平话》相质疑，以为可能从《三国志平话》有关描写脱化而来。这促使我进一步阅读和力求更深细地思考，结果即上已述及，并无舍己以从人的必要。试辨析如下。

按《三国志平话》有关描写原文云：

再令推过吕布至当面。曹操言：“视虎者不言危。”吕布觑帐上曹操与刘备同坐。吕布言曰：“丞相倘免吕布命，杀身可报。今闻丞相能使步军，某能使马军，倘若马步军相逐，今天下易如翻手。”曹操不语，目视玄德。先主曰：“岂不闻丁建阳、董卓乎？”[白门斩吕布]曹操言：“斩，斩！”吕布骂：“大耳儿，逼吾速矣！”曹操斩了吕布。可怜城下餐刀日，不似辕门射戟时。[8]（P 786—787）

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写此事则云：

操坐在门楼上，使人请玄德与关、张至楼上。操令玄德坐于侧。操令提过一干人来。吕布虽然身长一丈，被数条索缚作一团。布叫曰：“缚之太急，乞缓之！”操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申一言而死。”操曰：“且稍解宽。”……操送（陈宫——引者）下楼，布与玄德见，曰：“公为坐上客，布为阶下虏，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玄德点头。操知其意，令人押过吕布来。布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忧矣。明公为步将，令布为骑将，则天下不足虑矣。”操回顾玄德曰！“吕布欲如何？”玄德答曰：“明公不见事丁建阳、董卓乎？”操颔之。布目视玄德曰： “是儿最无信者！”操遂令牵布下楼缢之。布回顾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9]（P194）

两相对照可知，前引瞿佑说《白门》诗所举“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即使可以视为从《三国志平话》的叙事与诗赞化出，但那只能是小说家如《三国志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化腐朽为神奇的造化，而作为说诗的引语，一般说应引成说，而不可能是从《三国志平话》用语割裂拼凑敷衍而来。换言之，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布回顾曰”云云直接脱胎于上引《三国志平话》的描写是对的，以瞿引“布骂曰”云云直接取自《三国志平话》则不可。三者的关系应该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取自《三国志平话》，而瞿引“布骂曰”的话引自《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瞿佑说《白门》诗所引“布骂曰”一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布回顾曰”的话虽微有字词的差异，但是，二者句式、语意完全一致；而且《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本句末虽无“也”字，但是双峰堂本、乔山堂本等《三国志传》本本句末有“耶”字，“也”、“耶”通，剩下的就只是《三国演义》少了“叵奈”一词。而元代“叵奈”或作“叵耐”，《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孙坚跨江击刘表》中即曾一见，说明罗贯中熟悉此词，而本句未用或者被后人刊落了，瞿佑引据脱字，或是根据更早今人已不可见的版本，甚至罗贯中原作。总之，二者些微的差异并不构成瞿引“布骂曰”一语不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嫌疑；而二者的几乎完全一致则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于瞿佑《归田诗话》之前的有力证据。

转贴于

瞿佑生于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卒于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归田诗话》自序于洪熙乙巳（1425）中秋日，为其谪戍保安18年，垂老遇赦还乡以后的“追念少日笃于吟事”[4]（P1234）之作。瞿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事实，不仅表明《三国演义》早在瞿佑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产生了，而且还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早在瞿佑出生之前就产生了。理由有三：

一是《归田诗话》为瞿佑暮年“追念少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纪载，师友之所谈论”[4]（P1234）之作，有关内容的形成均在瞿佑少年时期及其出生以前，而“布骂曰”云云的引语当属后者；

二是按照一般训诂的原则，瞿佑引“布骂曰”云云释《白门》诗，应是认为该语为原诗所本。也就是说，在瞿佑看来，“布骂曰”云云所从出之《三国演义》，更早在陈刚中《白门》诗之前。即使以《归田诗话》“大略为野史”[4]（P1234），其说《白门》诗引据未必求如汉笺之确考，但那在瞿看来，至少也是与《白门》诗相去不远的说法；

三是考虑到《三国演义》的内容流为文人说诗的掌故，应是此书传播已久的情况才可能形成，因此可以推定《三国演义》成书的下限，应在瞿佑出生的1347年之前。这是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进一步说，瞿佑《吊白门》还引了与陈刚中同时代而稍晚的元人张思廉咏史乐府《缚虎行》，拙文《小考》也曾指出诗中“‘戟尖不掉丈二尾’，谓吕布之戟‘丈二’，于史无征”，而根据在“《三国志平话》卷上谓吕布‘使丈二方天戟’”，从而表明张思廉做诗不避甚至习用小说家言。而结合上论瞿佑“布骂曰”一语当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里还可以补充的是，张思廉《缚虎行》“坐中叵奈刘将军”句，也似与瞿佑所举“布骂曰”的措辞有蛛丝蚂迹的联系。这在使我们倾向于认为瞿引“布骂曰”语有“叵奈”一词为罗氏《三国演义》原文之外，还加强了如上张思廉做诗习用小说家言的推断，进而《小考》揭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吕布事，虽为偶然，却也正是他的惯技。《南飞乌》原诗云：

南飞乌，尾毕逋，白头哑哑将众雏。渭河西岸逐野马（破黄巾也），白门东楼追赤兔（擒吕布也）。冀豚（袁熙）荆犬（刘琮）肉不饱，展翼南飞向江表。江东林木多俊禽，不许南枝三匝遶。老乌莫欺髯郎小，髯郎讵让老乌老？东风一炬乌尾焦，不使老乌矜嘴爪。老乌自谓足奸狡，岂信江湖多鸷鸟！捽乌头，啄乌脑，不容老乌栖树枝，肯使蛟龙戏池沼（赤壁之战）！释老乌，未肯搏，紫髯大耳先相攫。河东老羽云外落（云长死），老乌巢成哺铜雀。[10]（卷一，P16）引诗括号内为作者原注，又题下有原注云“曹操”。诗因曹操《短歌行》“乌鹊南飞”句意起兴，写赤壁之战前后曹操的经历，基本上合于《三国志》等史书的记载。然而，除“东风”句本诸传说，可以不论，“白门东楼走赤兔”句也与史载不合，值得注意。对此，拙文《小考》解释说：

《玉笥集》咏三国事另有《南飞乌》一首，……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句，下注“擒吕布也”，谓吕布于“白门东楼”被擒；但是《三国志》本传但言“白门楼”而未言楼之方位，《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又引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明确说白门楼为下邳之南门，则“白门东楼”也于史无征。……从《玉笥集》有咏三国史事诗达十余首之多，可知张思廉对三国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国志》的，这有他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因此，出现于他们笔下的这些关于三国的于史无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对史实的误记，而必有另外的根据。[5]（P44）

在考察过《三国志》等正史与今存各种戏曲、小说的记载之后，拙文的结论是就当下而言，诗中“白门东楼”的用事也本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对某些问题未能深究，兹补充如下。

首先，今以“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定本之罗氏《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因其不见于现存其他文献，而且以最可能成为其根据的《三国志平话》而言，它虽然不明确以白门为南门，却字里行间也没有以之为东门。有关原文如下：

[侯成盗马]见喂马人大醉。侯成盗马至于下邳西门。……夺了门，浮水而过。……曹操行军搦战。吕布骑别马，出门迎敌，与夏侯敦交战诈败。吕布奔走，曹操引众皆掩杀，伏兵并起，吕布慌速西走，正迎关公。吕布有意东走下邳，正撞张飞。[张飞捉吕布]众将拿住，把吕布囚了。[8]（P785—786）

对于考察文中所写白门的方位，这段叙事中值得注意的，一是侯成盗马出的是下邳西门；二是吕布“出门迎敌”，虽未明言出的是何方之门，但从下文“西走”又“东走下邳”看，吕布此时正在下邳之西，则其所“出门”应是出西门，或者由出南门或北门“迎敌”后，败走到西门的方向上去了，而绝对不会是东门；三是吕布为张飞所捉。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都有了改变，拙文《小考》指出：

《白门曹操斩吕布》一则虽未明言白门楼为下邳东门楼，而其叙事谓“东门无水”，侯成“盗赤兔马走东门，魏续放出”，吕布“各门点视，来责骂魏续，走透侯成”，“布少憩楼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东门楼上。与下述“高顺、张辽都在西门……被生擒。陈宫就南门边，被许晃捉了”也相吻合。所以张诗“白门东楼”的说法，很可能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得到的印象。[5]（P45）

对比可知，“白门斩吕布”故事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细节有很大不同。其关键在改《平话》写侯成盗马“夺门”而出“西门”为“走东门”，从而接下有“魏续放出”，当然也是在东门；又接下吕布“来责骂魏续”，所至自然非东门莫属，——他就在这里“少憩楼中……睡着”，被魏续、宋宪而不是被张飞擒了。二者的差异表明，包括《三国志平话》在内，《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前，从无以“白门”为“东楼”者。即使前举同为元人的陈刚中《白门》诗题下，也注说为“邳城之南门”。因此，张思廉注谓“擒吕布也”之“白门东楼追赤兔”句的用事，必不出于《三国志平话》等；以今见文献论，只能是出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

张思廉名宪，号玉笥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以没。有《玉笥集》十卷，卷一、二即瞿佑所称《咏史乐府》，有咏三国史事诗10余篇。据钱仲联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张思廉约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约明洪武六年（1373）。由此可以推知，张思廉在世时，《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吕布在“白门东楼”被擒之事，已经成为做诗的材料，其成书就不仅在张的生前，还可能更早在他的年轻时代甚至他出生之前。这在时段上就逼进了《小考》《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详下）。

其次，瞿佑不仅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语说陈刚中《白门》诗，而且还应是深知张思廉《南飞乌》诗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事。这一方面表现于瞿佑称张思廉咏史乐府一如其《缚虎行》，体皆“调笑可诵”，不同于纯正体的咏史诗，大概就有以其用事多采小说家言的特点；另一方面，瞿佑本人是小说家，也熟谙三国史籍，因此才对张思廉咏史诗这一特点有特别关注，并垂老不忘，在《归田诗话》中热心加以表彰。

关于瞿佑熟谙三国史籍，有其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据徐朔方《瞿佑年谱》，这首词作于洪武十年（1377）他31岁时，其中“新安直笔，指朱熹（1130—1200）《资治通鉴纲目》以尊刘贬曹为主旨”[11]（P471）。可知瞿佑早年即已对《三国志》及其有关史籍进行过研究；其晚年作《归田诗话》以张思廉《缚虎行》等咏史乐府为“调笑可诵”，应是基于对诗中用事虚虚实实已有的了解，并且正是其用小说家言虚构的成分，引起诗文家而兼小说家的瞿佑在诗话中给予表彰的兴趣。

第三，从陈刚中《白门》诗谨遵史志称白门为下邳城南门，到张思廉《南飞乌》诗称白门为下邳城东门，这同一题材诗作用同一故事，而此一内容却有根本性的变化，表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很可能就是在陈刚中的晚年到张思廉的少年时代产生。这一时段可具体为陈刚中垂暮之年的1300年，至张思廉出生后10年即1330年之间。考虑到元至治三年（1323）《三国志平话》还在被翻刻，可能还没有后来者居上的情况发生，在这一时段中，《小考》取《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认识，应是基本合理的。

总之，从瞿佑《归田诗话·吊白门》一则引发的讨论，使我们得出如上罗贯中《三国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这一结论同样应该经得起“常识”的检验。以常识而言，这一结论所以可靠的逻辑在于：

一、瞿佑不可能生造“布骂曰”云云为说诗根据，张思廉做诗也不可能无端说吕布“白门东楼走赤兔”，而均必有文献的根据；

二、据今见文献，既经考得瞿佑引“布骂曰”语与张思廉用“白门东楼”事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那么二者很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标志；

三、考虑到古代文献多佚，理论上不排除上述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互不相袭，而或先或后出于别种已佚文献的可能。然而，《小考》已推断瞿佑引语、张思廉用事“不见于其他‘说三分’的话本”，也“不会出自《三国志平话》大约同时或以前的戏曲”[5]，从而其只能出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确切的标志。

四、作为《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证据，瞿佑引语与张思廉用事各自独立地支持元代说，从而本文不是凭孤证立论，而基本上做到了证据充分；

五、在如上两条证据都能成立的基础之上，张思廉《南飞乌》诗用“白门东楼”事，实际把瞿佑引“布骂曰”所表明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下限更加提前了，也就是说，张思廉《南飞乌》诗用“白门东楼”事才是《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下限的最后标志；

六、辅以时贤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今地名”、关羽封义勇武安王、元朝“俗近语”等考论的综合效力，这一标志已能充分支持拙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沈伯俊.世纪课题：《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M]，《三国演义》新探[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2]杜贵晨.近百年《三国演义》研究学术失范的一个显例——论《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资料当先悬置或存疑[J]，北京大学学报，2002（2）

[3]鲁迅.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J]，鲁迅全集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瞿佑.归田诗话[M]，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下）[Z]，北京：中华书局，1983

[5]杜贵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J]，中华文化论坛，1999（2）

[6]王平.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M]，俞汝捷、宋克夫编，黄鹤楼前论三国[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7]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无名氏.三国志平话[M]，丁锡根点校，宋元平话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0

[9]罗贯中著.章培恒、马美信校点.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