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司马迁与史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人才济济：形容有才能的人很多。

出自：《书·大禹漠》：“济济有众，咸听朕命。”

近义词：人才辈出。

反义词：人才零落。

用法：主谓式。作主语、宾语、定语。含褒义。

篇2

【关键词】楚文化；楚辞；司马迁；史记

楚文化以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华丽的风格，对汉文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在汉初之际，对当时政局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多为楚人，更是对楚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文则试探着说一下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并进而窥探楚文化对汉初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一、楚文化在汉初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楚辞的特征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要把楚文化落到实处进行具体研究，自然非《楚辞》莫属。在此，笔者就把《楚辞》作为楚文化的代表，谈一下《楚辞》在汉初传播与接受两条主要途径：

一是统治集团好尚，宫廷倡导；《汉书·地理志》载：“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屈、昭、景三大姓皆为故楚贵族，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三大姓作为楚国贵族，应该非常熟识屈原及“楚辞”，而楚辞作为楚文化的结晶，自然也会伴随他们迁入关中。在巫风的盛行、人神为一的楚国，使得楚文化充满了原始的自然气息和神秘的浪漫色彩。《楚辞》作为楚文化精神的载体，深受刘姓皇族及其周围人的追捧。刘家王朝“文尚楚风”，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为楚人，刘邦本人亦出身楚地，习楚文化、善为楚歌。楚文化以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了长安周边风俗、以及汉初文化。

二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每个时代统治集团的好尚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指导作用。汉初文人折服于屈原和楚辞，于是楚骚以他们为主力在汉世传播。其中汉初文学家贾谊是最早受屈原作品影响的汉代文人之一。《汉书·艺文志》载“贾谊赋七篇”，《史记·屈贾列传》载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贾谊之后，名重一时的文士，无论是聚于王侯门下的、还是随侍宫廷的，无不雅好楚辞而热衷于骚体赋创作，骚赋作品蔚为大观。

二、楚文化对司马迁的影响

汉王朝建立半个世纪之后，司马迁出生，十多岁来到长安。此时的长安有很多来自荆楚一带，曾跟随刘邦打天下的旧将功臣后裔，这些功臣后裔身上还保留着许多荆楚地区的习俗，社会上还流传着刘邦、韩信、萧何等楚人的传奇故事。司马迁二十岁那一年开始周游天下。这次漫游的主要目的是收集史料，为史记的成书作准备。荆楚地区的文化历史对司马氏父子来说还很神秘，司马父子急迫的想打开这个谜。因此，司马迁的漫游首先选定广大的荆楚地区。

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直出武关，就进入了战国时楚国所属地区。进入楚地后，原楚都所在地江陵应是他必游之处，很可能还到过楚国初都地秭归。过江陵以后，司马迁渡长江，过洞庭，下沅水，直奔湖南南部的九嶷山。因为这里是传说中的舜帝死葬之地。司马迁自九嶷山顺湘水北返，过长沙，还特意至汩罗江凭吊屈原。之后，他又以彭城为中心的淮北地区，也是司马迁游览的重点，这里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是刘邦、韩信、樊哙、萧何等汉朝开国君臣的故乡，这些人的传奇故事在当地到处流传，是秦汉时期楚文化的精萃所在，因而司马迁在这一带逗留时间相当长。他在这里收集到了刘邦等人的许多历史资料，高祖在大泽斩蛇起事的传奇，韩信淮阴市上胯下受辱的故事，夏侯婴被刘邦击伤而反坐系狱的事等等，后来都成了《史记》一书中最精彩的材料。

三、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

鉴于以上说过的个人与外界原因，司马迁在书写《史记》这部巨著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楚文化的痕迹，而从楚文化对《史记》的影响中，也可以以小见大的看出楚文化对当时整个汉初文化，尤其是历史散文的影响。楚文化在《史记》中的痕迹有如下几个方面：

（1）强烈的抒情性

《楚辞》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许多时候是诗人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诗人内心的世界坦露无遗，使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君爱国、伤时忧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史记》属于史传文学，一般来说，史传应秉承“实录”精神，而抒情则是应被拒绝和排斥的。但是《史记》不但不拒斥抒情，反而具有很强的抒彩。这些抒情性表现在司马迁鲜明的主观判断上，即作者《史记》中对人物和事件有着自己鲜明的评价；也表现在抒情化的结构方式上，以及《史记》富于情感的语言上。

（2）楚地人物

《史记》全书重点记叙的人物有几百个，其中楚地人物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像淮阴侯韩信、伍子胥等都展现了楚人刚烈、多才的风貌。其中屈原对司马迁影响最大。司马第一个为屈原立传，对其人品和作品都极为推崇：“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对司马迁的影响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司马迁对楚文化表现出的接受意识和认同感。

（3）楚歌

司马迁很看重楚辞、楚歌，他常用楚歌刻画人物、渲染气氛。《史记》收录的楚歌有：《垓下歌》、《大风歌》、《南风歌》、《瓠子歌》（二首）、《麦秀歌》、《美人歌》、《楚狂接舆歌》、《耕田歌》、《鸿鹄歌》、《採薇歌》、《易水歌》、《山居歌》，共13首。这13首楚歌，从舜帝到汉武帝相距数千年，司马迁对它们进行了整理，以满足《史记》的需要。《史记》中收录的楚歌大多悲壮慷慨，呈现出一种悲剧美。司马迁通过《垓下歌》把项羽的性格弱点、英雄风度表现的栩栩如生。

楚歌蕴含的生命观和司马迁的生命观相吻合，也正因如此，司马迁喜欢运用楚歌，与楚歌深处的悲壮产生共鸣。因此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以楚歌作为展现情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载体。

小结

楚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像一抹绚烂的鸢尾花，撇上一眼就让人惊叹不已。它在汉文化的发展中一定有着其独当一面的地位，要想研究出楚文化真正的价值，汉代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楚辞的抒情性、楚国人物、楚歌、楚文化的尚奇性对《史记》的影响，亦可以推出楚文化对汉赋铺张扬厉、求奇求异之风的影响，更进一步研究汉初楚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渗透情况。

参考文献：

[1] 马茂元.楚辞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篇3

"这句话的注释是"想要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究，推究，研究。天，自然界。人，人类。"我以为这个

注释是错误的，对"天"的注释应当"古代君王"，这样才符合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关键词:课文注释矛盾疑问探讨商榷

我教授高中语文多年，每讲到第五册书中"司马

迁"单元的《报任安书》一课时，面对着课文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的注释，心里总是疑云一团，蹊

跷再三。

当然如果按照现代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孤立地单

就这一句话解释，那么天是自然界，人是人类，确实能

自圆其说，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这句话放回到司马迁

《报任安书》一文中，立足整体，瞻前顾后，思考教科

书这一句的解释就觉得这条注释有些不尽如人意了。在

《报任安书》里和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大句子是"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作者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自己《史记》一书的写作目

的的全面阐述。《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历尽艰辛，耗尽

心血撰写的，记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

四年，共约三千年历史的一步通史；是以记述人事为主

要内容的记传体史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是他阐述 自己写作《史记》之目的的第一句话。而按照教科书中

的解释，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首先是要通过《史

记》一书的写作，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我

觉得这样认为不大合适。依照汉朝当时的自然地理现

象、司马迁的阅历和他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都不可能

在当时把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看成迫在眉睫

之事，更不可能把它当作自己一生奋斗写作《史记》的

首要目的。《史记》一书作为史书也不可能超越自身的

功能及涵盖面，凭一部社会科学的著作就能异想天开地

完成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这一原本是自然科

学属性的课题。

我认为首先汉代，人和自然的矛盾还没有形成，或

者说还没显露出来，那时的自然环境不像现在这样，植

被遭到严重破坏，土地沙化范围日益扩大，沙尘暴频频

暴发、侵袭人类。那时还没有因为人为的诸多因素导致

出人类和自然界关系的不协调，也没有像现在那些由现

代工业引发的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威胁人类的生存，据

史书《汉书・匈奴传》记载，那时我国的大西北，如大

青山一带还是一个"草木茂盛，多禽兽"的地方。呼和

浩特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包头的意思是有鹿的地

方。有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直到蒙古人统治这些地方

的时候，我国西部边远的地方，人和自然关系和谐，各

自相安，没有暴露出相互对立的矛盾，自然也就不可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更不可能让司马迁超前客观真实，把

这个尚未形成的自然问题作为自己协作《史记》的第一

目的。

其次，我认为研究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

一课题应该是自然科学家的事。尽管汉代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的分野还远不像现代这样清晰，但司马迁毕竟不

是张衡，世人一致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文学家，最多只

能说是个社会科学家，从他撰写的《史记》一书的具体

内容，也能看出来他在书中对自然现象没有什么描述。

纵观司马迁一生的行迹和《史记》的内容结构，"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

之纪，上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

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报任安

书》）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主要以人物传

记为载体，以人事为中心内容，来研究人际（君臣）关

系，历史兴替规律为宗旨的书。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春

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虔心着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

目，至于自然现象如何、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关系怎

样，书中却从不见其涉笔。我想世称"史圣"的司马迁

该不会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驾权不了笔墨，偏离自

己的写作目的吧，更不要说当时中国通往西亚、欧洲的

丝绸之路远未打通，中国人当时只知道"天圆地方"，

根本就无从知道"人类"――地球上其他洲还有人。

对于司马迁阐述自己写《史记》的目的中"亦欲

以究天人之际"这句话中的"天"、"人"到底应作何

解释，我也查过几本字书。《辞海》（上海辞书出版

社）《汉语大字典》（主编宛志文，四川辞书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没有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把

"人"解释为人类的。与之近似的意思是："天"，指

自然。泛指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汉语

大字典》）"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

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思维的动物。（《辞

海》）但这两个字都分别还有其他的义项。《汉语大字

典》中的"天"字条对"天"解释义项第14则为"古代

指君王；也指人伦中的尊者。"我认为司马迁在这句话

中把"天"和"人"并列对举，"天"之义应该为"古

代君王，人伦中的尊者"，而"人"应为《辞海》中

"人"字条之第②条义项；"泛指民众"。即《书》中

"神人以和"或"敬授人时"中"人"的意思，也就是

"民"、"百姓"。我们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能把司

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一书所写的内容统

一起来了，化解了教科书中因解释之误造成的《史记》

写作目的的内容不统一的矛盾。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参照司马迁一生的行径和遭

遇来看司马迁有没有研究国君和人臣之间关系的心结。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及自己的遭遇和写作《史

记》的心愿时说李陵征匈奴兵败被擒，"主上为之食不

甘味"，自己"诚欲效其款款只愚，""推言陵功，欲

于广主上之意"，结果"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

而为李陵游说"，遂遭冤狱，被迫处以宫刑，"重为乡

党戮笑，污辱先人"。而唯有自己写成《史记》，才能

"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或许能够有

力的说明司马迁写《史记》前后耿耿于怀的心结和他自

己所述写《史记》目的中的第一句话的意思。他要以史

为鉴，研究国君与百姓、皇上与臣子之间的关系。惟有

这样理解，才符合《史记》是一部社会科学类巨著的本

质属性，才不至于由于人为的解释不到位而把原本前后

一致，是一个整体的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和《史

记》一书的具体内容弄得支离不堪，前后矛盾。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从他

一生的遭遇、心结以及他所写《史记》的实际内容来

看，我认为把《报任安书》中"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的

"天"解释成"君王"或"人伦中的尊者"妥当，于情

于理于事实都无相悖。如果"天"是"君王"之意，那

么句中和"天"对举的"人"字自然是"人臣"之意，

全句的意思即；"也想通过《史记》写作，研究君王和

人臣的关系，通晓历史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规律，成就

篇4

人教版第六册的教学参考书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使它流行于大都会，这样就补偿了前番下狱受刑所遭到的侮辱，即使一万次遭杀戮，哪里会有悔恨呢！”《古文观止》对这句话的解释总体一致，就是将第一个分句解释成了“我确实已经写了这本书”。

两种解释都有它的道理。从字面上说，“以”在古文中有多个义项，但此处唯有“通‘已’”这个义项适合句子的需要。《古文观止》的翻译情况符合“字字落实”的标准。然而这种翻译在表意上却与教学参考书的翻译有很大的差别。教学参考书的翻译告诉读者，此时《史记》还没有完成；《古文观止》的翻译告诉读者，《史记》已经完成。

那么文章本身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信息呢？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句话：“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按照前面一句话的内容，令人感觉到司马迁总体上应该已经完成了《史记》，所以《古文观止》会这么翻译。教材上的翻译应该是受到“草创未就”一句的影响而形成的。不过，“草创未就”也可以看成是司马迁的谦谨之辞，因为一个治学严谨、品性谦让的人即使完成了自己的文字工作，可能也会觉得需要进一步完善，书已写完，但是仍有可能会出现经不起推敲之处，在他人面前仍然只是“草创”而已。由于对这段文字揣摩的角度有所不同，所以此时《史记》是否已经完成就只能成为一种推测。

有趣的是，“藏之名山”这句话的意思又有多种推测，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么两种：

其一，司马迁受宫刑之前已有家室，并有子女，他遇难时叮嘱女儿司马英一定要将《史记》初稿和相关资料带走保存好，让其流传百世。司马迁的女婿杨敞的老家就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县。司马英将《史记》初稿等带往杨府后，为了万无一失，又与其丈夫杨敞商量，决定将《史记》送往老家华阴珍藏。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藏之名山”一事的真实意义。①

按照这种解说来看，被女儿带走，还可以“传之其人”的《史记》已经没有修改的机会了，因此写《报任安书》时的司马迁已经完成了《史记》。

其二，曾两度出任太史的学者张衡称：“蓬莱，太史秘府。”《窦融传》附《窦章传》曰：“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章怀注：“老子为守藏史，复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柱下，事见《史记》。言东观经籍多也。逢莱，海中神山，为秘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案：后汉东观、兰台为国家书府并史官著述之所，盖承先汉太史公旧制；而当时学者将“太史秘府”称作道家名山蓬莱，亦当所来有自。由此推知，司马迁《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职的太史公府，《太史公书》正本所“藏之名山”实为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入狱，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他虽不再担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业仍在继续进行。按汉时制度，如果武帝没有准许，司马迁就不可能自行其事。书成，仍名曰“太史公书”，亦可推知司马迁的著述行为得到了武帝的允许。因此，司马迁将其书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当然。②

按照这种推测，既然书在“府”中，就可以随时继续往下写，那么写《报任安书》时的司马迁倒确实可能尚未完成《史记》了。

这些解说都只是自圆其说的推测，在历史考证尚未得以确认时，对一个文言语句的翻译也是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的，比方说将“仆诚以著此书”译为“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时，“以”字的用法和意义就显得非常含糊了，但我们认为就整个句子的翻译而言，它还是通顺合理的；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中国文字的运用规律，还没有把握说我们已经积累了汉字的所有的具有时代与地方特征的用法和意义，对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字发展史的探索将是一条难以走尽的路。目前，我们要做的行之有效的事是使自己和接受引导的学生都能够在文本言辞的瞻前顾后的理解与赏析中，以及根据自己的积累或者资料的搜索，用探究到的其他知识来辅助自己形成一种合情合理的说法――即使说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以期提高对文字的敏感度。

至此，司马迁是“想”还是“已经”完成《史记》，已经不重要了，这些解释只不过是我们借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一根针而已，衣服缝好了，这根针自然卸去它的责任了。

参考文献：

① 吴东平著《追寻古代名人的后代》之《女儿司马英：将〈史记〉“藏之名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篇5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理想人格

在《史记》中最能表现司马迁理想人格的文章应属《孔子世家》《管仲列传》《屈原列传》等篇章。《史记》中“太史公曰”的文字，这种史论形式习惯上称之为“赞”，一般情况下是作者褒贬历史人物，述“一家之言”的重要内容，是全文的总评，以自己空前绝后的见识，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客观富于人情化地复述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性的优和劣，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有关问题。有很强的提示性和概括性，有独特的见解和情感，个性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因此涵咏品读典型篇章的“赞”有时可窥一斑而知全豹，能感悟到作者对主要人物品格和灵魂的洞悉以及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解读，更能感知太史公伟大的人本主义和理想人格。

司马迁的一生是复杂、苦难而又悲壮的。他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也是充满曲折的。以“李陵之祸”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司马迁一心为朝廷谋划，以求得皇帝的赏识，他的人格特质呈现出的主要是一种蓬勃向上、力求奋进为朝廷建功立业的精神，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这是司马迁一生的主旋律。

一.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

《孔子世家》“赞”中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可见孔子那一以贯之，坚持主张决不放弃的人格，正是司马迁的立德之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用世的精神愈加坚强。一方面刻苦自励，充实自己，等待时机，以用于世；另一方面另辟蹊径，整理古籍，著书立说，收徒授业，表现了艰苦创业、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也构筑了司马迁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孔子世家》“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有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事实上，孔子和司马迁都是将功利建立在当世无法实现的，建立于未来的一种功利上，这种功利如孔子听到“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时的一种觉悟，于是选择了在当世的牺牲。

二.入世之道与变革的楷模

《管仲列传》“赞”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表现了管仲务本求实，以民为本，因势利导，而这一切恰恰成为了司马迁的入世之道，立功楷模。变法改革在思想领域探索的基础上，更为可贵的是有赖于一批实践家勇敢地付诸实施，艰难地进行改革试验。首先走上改革舞台，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要算齐国的管仲。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中原的赫赫功业。而“赞”中“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是借孔子的批评进一步展示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匡世济民的宏愿。

三.人生困境与心灵的皈依

在《屈原列传》“赞”中“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面对屈原悲剧的一生、对祖国无限忠诚、刚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真实而又相似的人生困境使司马迁相见恨晚再也不能自已。他要寻找自己的心灵皈依。

在极度困厄时，人的压抑与苦闷无法申诉，往往就会“述往事，思来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在《史记》未完成之前，司马迁深感他无权放弃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立德”、“立功”已经无法实现时，他却隐忍以行，通过著书“立言”，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直面人生的苦难，通过著述摆脱对生命价值的困惑与疑问，在对历史的思考与描述中获得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终极意义。此时，司马迁内心盈溢着勘透自然、洞穿生死、直视生命真义的悲怆。有时也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对天道不公的愤懑，以及对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悲凉之情。在其理想遭受幻灭时，及时从自然，从人的本质出发，实现人本来的本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正是儒与道的兼顾，才使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显示出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这也许就是具有封建主义特色的东方人文主义。

司马迁在历史沧桑、岁月淘洗中，重铸了个人的理想人格、民族的灵魂。

篇6

比较阅读的基本要领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其次比较阅读要选好比较点，本文从四个方面――语言风格、叙事手法、抒情性、人物评价来对两本著作进行比较。

一.比较语言风格

《史记》的叙述语言平易通俗，它采用朴素的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如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歌颂李广的正直和受士卒的爱戴。同时它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项羽本纪》中“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无不膝行而前”三个“无不”比《汉书》中“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一处“无不”，更富表现力。《史记》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时，都将《史记》视为古文的典范。从唐宋古文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而班固的《汉书》首先语言十分简省。人物语气入神入妙，往往在于一二虚字，如《史记・李将军列传》“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汉书》“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简省虚字，失却司马迁叙事的情感性，所以文章给人的感觉有点呆滞。班固还有意采用古字古音，文字艰深难懂，因此读起来比《史记》少了很多趣味。《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可见《汉书》艰深难读，连一代大儒马融都要从班固的妹妹班昭受读。其原因在于东汉文风，渐趋华丽，班固深受其影响。范晔所说的“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准确地反映了这种差别。

二.比较叙事手法

《史记》叙述故事采用“互见法”是众所周知的，人物传记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有分有合，前后呼应。叙事有详有略，笔锋纵横捭阖，体现着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如写巨鹿之战、井陉之战，关于战场上血淋淋的厮杀场面几乎没有，重点笔墨放在了战前与战后的描写上。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的采用，使宏大场面和琐事细节自然和谐地组合为有机整体，从而使行文有酣畅疏荡的气势。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巨鹿之战对项羽的烘托、垓下之围中霸王别姬时的细节描写、场面渲染，易水送别的场面渲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以上特点《汉书》大多数有，但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内在规律。人物的轶闻逸事、生活琐事，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增加了些波澜。《汉书》中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总之，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对于这两种风格，后人也有许多评论。顾炎武《日知录》云：“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余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三.比较抒情性

司马迁在《史记》中投入了诚挚浓郁的情感，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这些感情不只在叙事过程中，各篇论赞的议论也引人思考社会的不公、人物自身的失误甚至人生、命运、人道这样的大命题。“文以情动人”，司马迁的此种写作态度使本来是史书的《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因此，明代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包括《汉书》所能达到的。阅读《汉书》中的《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作者叙述无任何感彩，原因是什么呢？这应该与两人的创作目的有关。

《史记》的创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明确的写作目的，就使其区别于单纯的历史记录和整理。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这样说《汉书》的创作目的：“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因此，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

四.比较人物评价

历来对《史记》进行贬低者主要认为司马迁的思想观念不够正统，例如班彪、班固父子曾经认为《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王允贬《史记》为“谤书”；刘勰曾经说《史记》“爱奇反经之尤”；王通批评《史记》“论繁而志寡”；东坡指斥《史记》论商殃、桑弘羊之功为“大罪二”；王若虚认为《史记》是“发其私愤者”。司马迁、班固对同一人物所作评价的差异也极大。 为什么两人对许多人物评价不一？

唐代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中提出史家必备的“三长”：“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两书的作者，都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文化教育。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是太史令，为司马迁能很好地接触当时的各种学术前沿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司马迁十岁就能诵“古文”，后博通五经等，又先后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不仅“网罗天下放佚旧闻，考之行事”，而且还“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班固父亲班彪“才高而好著述”，斥责许多《史记》的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于是乃继采前书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后“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后汉书・班固传》）。司马迁与班固都具备写史之才。

从班固修史的过程而看，他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他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因此《汉书》虽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面貌，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但他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却不如司马迁，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

史才、史学、史识三者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史识。司马迁史识超卓，例如在人物的安排上并不是单纯以政治地位决定，而是以其实际地位而定：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这些安排是司马迁创作思想的反映。因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

篇7

世人皆知，《史记》乃垂史千古的司马迁所作。

《史记》问世以来，经历了两千二百多年风雨，岁序更替，朝朝代代秋衰春荣，大文豪江山代有，也引过无数瞻仰者为此折腰，但却不见一字一文能比《史记》之气概、之文采。

《史记》草创未成，司马迁已成舆论核心，难道因宫刑于他点破沉寂吗?还是听听考证再说吧。无数评论家点评《史记》时，都提到作者的一腔抑郁，司马迁的抑郁究竟生于何处?又如何就能生发成一部阳春白雪千古绝唱的《史记》呢。多数人都知道宫刑让司马迁激愤万丈，我看稍谬，能吐出日月大文章的胸怀，绝不是一次宫刑就能推动的。读罢宫刑后月余司马迁写给他好友任安的一封信，一切疑惑皆会尽释。

司马迁以口语遭遇此祸，许多人为之惋惜，也成为观笑之柄，但是，司马迁假如不是事实中所表现的那样，谈何抑郁于胸呢。“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差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这段话表明，他与李陵之间谈不上平常人所言的衣帮食助你来我往的朋友关系，他们文武两道，素不往来，志向兴趣也不同，没在一起喝过酒，也没有在一起谈过笑，但长期以来他却注意到，李陵这个人孝、信、廉、义，有国士之风，对下人也能做到恭俭，对国家更是常思奋不顾身，像这样一个人，投降单于背叛汉朝，是不可能的。以他“遇”见，李陵“身虽陷败，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恰逢皇帝问他，他便摒弃微贱之虑，直言心声，进而希望“即以此指推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岂料，“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专横之君，不待把话听完，便以司马迁胆大枉言抢词夺理为李陵游说为据，“遂下于理”把司马迁交给法庭处置。

祸已临身，但见司马迁为人很不一般，他不看亲疏，而看人品，不为自己。而为李陵，满朝皆在毁谤李陵。他却敢于坚持自己，看得出来，他欣赏李陵的做人风格。虽在封建时代，虽位轻，司马迁不附和。他敢在皇帝面前坦言剖白，足以见得其内心高昂的民主思想平等意识茂如青葱。位虽贱，其心贵。

因为“欲加之罪”，卒从吏议，司马迁上下遭诛，在附炎趋势上。古今并无两样，人到了这一步，只有“独与法更为伍，深幽囹圄之中”。司马迁在信中对好友任安说：

“谁可告诉者!”他又提起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的典故。说明自己，人非草木，心中汹涌，给谁去说!谁肯倾听，除了抑郁，还有哪条路可走!

大河乃细流汇成，海洋是太河的集中，司马迁之抑郁，不用深究，便窥得其深广之点滴。

司马迁前前后后想来想去，曾想到了死。

他说祖上传下来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故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皇帝看不起的，一般人也瞧不起，像他这样的人，他自己明白，死了，也不过这“九牛亡一毛”。而且受刑之后，他的处境“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阋茸之中，乃欲仰首信眉”，如此活着，如“函粪土之中”。秋风寒雨，冬已迫近，更生凄凉，想起早逝的父母，又无兄弟，独身孤立，人生况味似已嚼尽。且耳边常是乡党戏笑，叹自己年少时，没有超人的地方，长大后，乡亲们也没有人夸奖过他，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光，而诟莫大于宫刑。受过宫刑的人，想到父母的坟上去点张纸，都没有脸去。一想到此，司马迁便“是以肠一日而几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位”，每每念起宫刑之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明白，“刑不上大夫”，自己属于那层人，不言自喻。而且刑也是有严格等级的，什么刑施于什么人，“最下腐刑极矣”，自比“与蝼蚁何异?”何况几十年来，无一日不是过着“苟合取容”的日子，既是身体完整，也没有过人一样的生活。一个怀有大志向、大尊严，而地位却下贱的人，侍候在宫中，是什么滋味呢!

仅仅拿悲愤，是否能够灌满大文章排山倒海之胸怀?非也。

“仆赖先人绪业”二十多年了，“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财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司马迁曾经也多么专心工作，以期在皇上面前取得欢言。事到如今，他恨自己，为什么不早早“自绝绳墨之外”。

长久的抑郁，死，似乎成了司马迁无地自容的唯一去处。

可是，一提到死，他又想到，既便是死了。“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一死为鸿毛，一死为泰山，一个久久苟合取容者，形同一只蚂蚁的人，死，又能死出什么分量来呢!“勇者不必死节，”他慨然回答自己。于是，司马迁笔锋一转，罗列出西伯侯、孔子、屈原、左丘、孙子、吕不韦等等，他们“声闻邻国”身为王侯将相者，不是也曾罪及网加，被拘受刑吗，“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他们却改厄运为“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机会，以言立身。

浩荡历史，司马迁发现不可胜论的富贵者们，皆身死名死，再也没有人想起他们了，倒是那些大难不死，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真正勇者，虽不贵、虽不富，却能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宫刑怕什么，观笑怕什么，下贱又有什么。

勃然心胸，豁然开朗，司马迁再也找不到一条死的理由了。“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私心有所不尽”他“不尽”的“私心”，即还未写成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因此，不要说要死，“适会此祸”，“就极刑而无愠色”一想到要“成一家之言”，脸上的怒色也一扫而去。生命之外的一切都像烟云随风而散。

读到此，写大文章的怀显若天日。

信写到末尾，司马迁自信地拿出勇者的口气说：

篇8

【关键词】司马迁；班固；写作目的；写作风格

宋代史学家郑樵，把班固《汉书》贬得一无是处，他说，班固“断汉为书”，“失会通之旨”，“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韵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对此我只想一笑而过，司马迁、班固都是我国古代正史著名作家，他们著史各有所长。司马迁主要贡献在“通史”体例上，班固则体现在“断代史”体例上。在创作方面，他们都十分艰辛，意志坚强。本文以《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为例，试图驳斥一味贬低班固的观点，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其功亦不在小，其叙次谨严，较《史记·儒林列传》详备远甚。

一

我们必须承认，《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以致与后者对前者有抄袭的嫌疑，如下面两段：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史记·儒林列传》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氂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汉书·儒林传》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班固作为后起的一位史学家，对前人进行摹仿、学习，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班固也并不是完全照着司马迁来论述经学的发展历史，他也有很多与前人不同的地方，如下面两段：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甾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史记·儒林列传》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汉书·儒林传》

通过比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汉书》的论述比《史记》更为详实。《史记·儒林列传》叙经学源流自孔子而后，其世代则由周而秦，而陈涉、项籍，以至于汉；其传人则由子路、子张、子羽、子夏、子贡而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荀卿、孟子、孔甲、叔孙通等。汉武后，分五经，列八传，立大传者及附传者不过数十人而已。《汉书·儒林传》则虽袭《史记》，承续其后，然叙次之经士则五经大师八人，并传者二十二人，附见者一百八十四人，共计二百一十四人之多。这是有名姓显载者，名姓不传者更是不计其数。

另外，《史记·儒林列传》中未言及毛《诗》及《春秋左氏传》，大概二者并未立于学官，于五经中未立博士之故，故为所阙。而《汉书·儒林传》则将《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谷梁传》与其他经传平列而出，乃是对五经博士的陈规所做的突破。

二

欲论《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优劣，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也只能对二者作一简要的客观比照，姑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简要的分析比较。

一、写作目的与意图的比较研究

《史记·儒林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睢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

太史公创作《史记·儒林列传》的用意在谨庠序之教，崇礼乐教化，用力处在梳理经学传承的历史，以备忘于后世。

《汉书·儒林传》的小序大体沿袭《史记》，都在阐扬儒家礼乐王教的精神。《汉书·儒林传》：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班固作《儒林传》的根本用意也在于“明天道，正人伦”，崇礼乐兴教化。但班固在《汉书·叙传》里说：

犷犷亡秦，灭我圣文，汉存其业，六学析分。是综是理，是纲是经，师徒弥散，著其终始，述《儒林传》第五十八。

班固作《儒林传》不仅具有与太史公同样的阐扬儒家精神的目的，还有理清经学纲纪，顺通六学师承，序其次第以存其本貌的努力。

二、写作风格的比较研究

关于马班二人创作风格之异，论者多矣。司马迁开创在先，而班固亦非单纯的模仿者。司马迁力求文史合一，当两者无法兼顾时，他宁愿以文害史，而班固则重史轻文。《史记》更多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抒情和议论，史迁本人也有战国策士纵横之余风，其文亦受先秦散文影响较大，史公为文又上承战国纵横家游说之风，行文纵骋不羁，恣肆横溢，疏荡雄奇，虽性情恣迈亦自中于律，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言“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

时至西汉后期，为文缘饰经术，雍容迂缓，句式整齐，渐为排偶，已开东汉语多骈俪之先风。《汉书》语多整齐，实承前代趋势而致，亦合东汉时风。另外，《汉书》用语整齐，叙事平实，章法谨严，也是班固正统思想观念牢固、恪守儒家审美规范在史传散文写作中的反映。

司马迁作《史记·儒林列传》叙千百年事，虽驰纵跃然疏而不漏。以如掾之笔，发千钧之力，亦中规矩。班固作《汉书·儒林传》必分析五经派别，条理其师承，明晰其授受，虽传数百人而无丝毫杂乱，次序井然，条理分明，读者明眼即见。《汉书·儒林传》的篇幅文字数倍于《史记·儒林列传》，然班固以五经大师总提为根，然后详为枝叙，一一相应，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篇9

【关键词】《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互见法”

《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刻画人物的方法、叙事描写的艺术、悲剧气氛的渲染，抑或是抒彩、散文风格的体现，简洁、精练的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为历代作家所推崇，沾溉后人，绝非一世。本文试从《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上谈谈粗浅的看法。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对比烘托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所谓对比，一是双方人物的对比；二是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如“鸿门宴”一节写了四组人物：主帅项羽与刘邦；谋士范增与张良；部将项庄与樊哙；内奸项伯与曹无伤等。作者善于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来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感情。作者既通过惊险紧张的场面以表现人物性格，也通过平静细小的情节来展示人物形象。因此，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鲜明具体，个性突出。项羽的骄矜直率，刘邦的机智权变，范增的远见偏激，张良的多谋恭谨，以及樊哙的粗犷刚勇等等，都视之可见，跃然纸上。至于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在鸿门宴中也明显可见。项羽开始听说刘邦“欲王关中”便“大怒”，最后刘邦逃走了，却一言不发；亚父范增开始劝说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最后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等都是鲜明的对比。

二、运用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我认为，《史纪》对后世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史学价值方面，其丰富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已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用文学化的色彩去表现人物形象，这也是《史纪》区别于其它史书的亮点之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一段话深深地体现出英雄末路的悲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外在刚毅而勇猛的项羽此时此刻之脆弱。而然项羽此段之自述是否真实，项羽兵败至司马迁时代相隔七十多年，而在《史纪》以前的其他作品中均未见此段出处，试想饮帐之内，项羽与虞姬抱头痛哭，那么此段叙述由谁来记录，又由谁来流传呢？所以我认为此段语言描写乃司马迁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适当的想象和虚构，而此短话在全篇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语一处而全盘皆活。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豪气、霸气又侠骨柔情的英雄形象，虽败犹荣，三军为之动容，读者潸然泪下，《史纪》人物语言对其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再如《史纪》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刺客列传》中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时，荆轲悲壮的语言极富文学色彩，天地为之叹息，草木为之动情。“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读过《史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离别，“易水桥上送君去，黄泉路上踏辉”，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苍凉，身负国仇家恨的荆轲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西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再加上特定人物的特定语言，我们无不为之动容，而此短话或为流传或为艺术加工，同样缺乏史实加以印证，但达到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所以说《史纪》中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的塑造已跨越了时代，足以流芳百世，《史纪》中类似的语句很多，我不再一一列举。

三、采用“互见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互见法”即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因为《史纪》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件事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如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代雄主形象，而在《史纪・孝武本纪》中，司马迁只单单叙述了“武帝求仙”这一件事，如通过这一件事去全面评价汉武帝是有失公允的，我们要全面、细致、深入了解汉武帝，只能在《史纪・李将军列传》《史纪・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去寻找。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我们会发现汉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卫青又一个奴隶擢升为大将军，霍去病17岁带兵打仗，这样的用人魄力也许只有武帝才有。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武帝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形象，原来武帝也重文治，也推崇文章，那么《沁园春・雪》中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语句也就不足为信了。《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更颇似唐代的魏征，而汉武帝虚怀若谷的气魄不也跟唐太宗很相似吗？

再如汉高祖刘邦，作为一代英主，他聪明机智，善听臣言，善于用将，有一统天下的辉煌业绩；但作为一个人，刘邦也有不少的缺点，他的流氓无赖，他的将兵无能，他的自私残忍就在《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张丞相列传》中附带几笔。再如在《田单列传》中的田单，在燕国灭齐如同摧枯拉朽的特殊情况下，被推上了保卫墨城的位置，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地同燕人展开了较量，一步步收复齐国的失地。但聊城之战却打得异常糟糕，损兵折将、久攻不下。如果把聊城之战也写入《田单列传》中就会给人“智者不智，勇者不勇”的印象，损伤田单的形象。而聊城之战又不能不写，故而司马迁九把聊城之战写入鲁仲连的传记中。

司马迁通过“互见法”，既留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动，鲜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总而言之，《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系列丰富饱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后代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其高超的创作技巧而名垂青史。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世纪新论[M].求实出版社，1981.

[2]司马迁.田单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3]司马迁.刺客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篇10

关键词：司马迁;宫刑;生死观

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如此评价宫刑后的自己：“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①”宫刑后极度痛苦煎熬，内心抑郁忧愁显然易见。身体受到蹂躏，内心自我价值定位降低，“谁为为之，谁令听之？②”的内心独白令人心酸。很明显，接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情，而本人也为此忍受了极大的苦痛。

传说早在夏代就有了宫刑之名，当时的宫刑是对“行”的处罚，后来人们将宫刑与不耻的荒联系在一起，受到极度鄙视。即使后代的宦官与荒的行为无关，但同样受到蔑视。在司马迁的眼中宫刑是最为耻辱的刑罚“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③”宫刑在司马迁的身体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在他的心上更是一种不孝不敬于父母祖先的行为。《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④”接受宫刑后，司马迁丧失自我定位，失去了所谓的阳尊，心如死灰抑郁忧愁，处处小心谨慎“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⑤”宫刑，具有如此巨大的摧毁力。那么，曾义气方刚的司马迁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他是贪生怕死？还是另有原因？

（一）司马谈临终前的谆谆嘱托是司马迁选择受辱而活的重要原因

司马谈这生最大的理想和愿望就是重振史官世家，著书立说，以此流传百世。然而，临死前他遗憾自己未能完成这样一个雄伟的愿望，未能著成一本像《春秋》一样的鸿作，并将这个严峻的任务留给了自己最为看重的儿子司马迁。

司马谈在临死前这样叮嘱自己的儿子：“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招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父亲真切动情的嘱托使著书立说成为司马迁这一生最重要的使命。

司马迁在面对着选择死亡还是忍辱而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不会不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愿，不可能忘记父亲曾为著书立说付出的辛劳？如果此时此刻选择死亡，则所有的努力都付水东流，面对黄泉下的父亲他哪还会有脸面？如果选择忍辱而活，在悲痛屈辱中，在延长自己的生命中，将这部著作完成，至少可实现父亲的遗愿。在司马迁的心中，父亲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已远远超越了生命和屈辱。忍辱而活是推延死亡的唯一办法，让尚存的生命去抒发灵魂的声音，借助着这架残破不堪的躯体将所有的愤怒哀怨书于纸上，是在完成父亲的愿望，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来弥补对祖先的不孝。

（二）汉武帝时代掀起一股建功立业的潮流，司马迁深受潮流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是一个盛世的年代，整个时代都充斥着积极上向的进取精神，广阔的生活场景，繁华富裕的经济使得人们拥有比别时更多的建功立业的机会。在这样一个空前强盛的时代中，谁能不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呢？司马迁也是这个时代的一员，他也深受着这个时代氛围的鼓舞，渴望有所作为。他将自己的精力更多的放在了著书立说的上面，然而不幸发生了。命运要他进行抉择，但他不想就这样轻易地被现实所打败，建功立业的那种暗流依然在他的心底不停的涌动，所以他决定忍辱存活，是为了将一部宏伟巨作流传于后世。

（三）司马迁深受孔子的影响，他们在精神上的契合，都有立名的观点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傥非常之人称焉。⑥”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说的就是君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死亡后名声不被流传。在此，可以看出孔子对立名极大的重视。司马迁受到孔子很大的影响，他也有着立名的观念。因此，他写出了自己的豪言壮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⑦”

在司马迁的眼中，要想立名的最佳途径就是著书立说，让自己的著作从此流芳百世，让后世的人们了解自己的遭遇和痛苦，这是唯一让自己不朽的方法，也是自己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司马迁忍辱而活的选择也是基于这种观念之上。

（四）发愤著书以求精神上的慰藉，甚至是对自己当局的复仇

宫刑之后的司马迁备受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发愤著书成为他自己每日抒发的途径和手段，并成为他精神上的慰藉，在对《史记》中人物的命运的评价中，他加入了自己深切的体会和感受，并在此把自己的哀怨抒发出来。

司马迁之所以选择忍辱而活的原因就在于他想要为自己伸冤，为自己所经受的苦痛变方式的讨个说法。如果选择死亡，一切苦痛哀怨冤屈都会化作乌有，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他的故事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快被人们所遗忘所不了解。到时，后世的人们就不会知道曾经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他和他的故事在时间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他选择活下来，那么他就可以通过这样一部书达到声名远扬的目的，甚至，可以让后世的人们知道他悲惨的遭遇，并责罚昏庸的当局，从而他的忍辱达到了复仇的目的，也为自己的遭遇达到了伸冤还清真白的目的。

（五）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司马迁曾说过一句被我们历代人所常常吟诵的句子“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⑧”

司马迁在经过深思之后，发觉如果自己选择死亡则毫无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⑨”他觉得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至于自然，当然也会回归于自然，死亡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逃避的问题，但是有的人的死亡却是有意义的，例如那些舍生取义的人，有的人的死则是毫无价值，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给后世。司马迁在度量之后，认为自记如果就这样死去，那么就是轻如鸿毛的死亡，毫无任何的价值。他渴望的是重于泰山的死，他想留下点什么东西给后世，所以他忍辱而活了下来。他所重视的，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能否借着推迟死亡，使生命继续存在，从而可能实现生命中的某种目的，如报恩、复仇。他的内心是毫不惧怕死亡的，随时做好了死去的准备。他只是将尚存活的躯体作为一件工具，为自己完成《史记》提供现实的可能。

司马迁选择了屈辱而活，在今天看来是一个很对的选择，他并不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更不是想要苟延残喘的过活。他活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完成一部经典的著作《史记》。正如他自己所言：“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⑩”这实现的不仅仅是他父亲的愿望，更是他自己的理想，也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很好的抗争。他的选择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饱腹经纶的司马迁。人们同情他的遭遇，并在他的书写中看一个顽强抗争的魂魄，体会到了他滴滴的血泪。一部《史记》，让司马迁实现了复仇的目的，使很多很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司马迁。他和他的故事从此名垂千古。（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李长之，三联书店1984版

[2]《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与<史记>悲剧精神》刘兴林，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3]《史魂司马迁传》陈桐生，东方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

[4]《论司马迁的生死观》赵林娜，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