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记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汶川地震的记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参建人员发扬顽强拼搏，善打硬仗的工作作风，冒着余震的危险，克服道路运输困难，克服高原反应等不利因素，昼夜施工，提前完成了援建任务。在 废墟中伫立起一座“吉林建设”的丰碑。

2009年3月，受一汽监理公司董事长的委托，我们一行人奔赴了黑水县灾区。300公里的公路走了二十个小时，途中看到满目疮痍，垮塌的房屋，坍塌的桥梁，随处可见。大客车在余震不断、滚石拦道的崎岖山路上艰难爬行，路边每100米就有一个人员拿着红旗在监视着山体塌方。幸运的是我们躲过了彻底关大桥的垮塌，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艰难，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年走过的路。

黑水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小镇，多为藏羌族，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了解当地的人文风情，尊重当地人们的风俗习惯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黑水吉林大道特殊的工作特点，决定了施工的难度，水文地质条件相当复杂，且道路是沿着黑水河修建，道路右侧为悬崖峭壁，桥梁迂回与河流之上，加之沿河道  及大型挡墙均增加了施工难度，是在U型峡谷地段沿河筑一段挡土墙，填一段平台，筑一段路。

黑水河的源头是达古冰川，河水   ，没有生物，河床 降大，水流湍急，六座桥梁有三座是顺河桥，是在湍急的河流上建桥，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亲眼目睹了当地的一名电工，不小心摔入河里瞬间就无影无踪。

在进度上，吉林大道从开工之日起就是昼夜施工，二十几台冲击钻在不停对的钻孔，地址条件复杂的地段一根桩基要一个多月才能完成。经过400多个日日夜夜，3年工期2年完成。

质量上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在施工中期，连续几天大雨，一场特大的泥石流灾害不期而至。泥石流夹着硕大的石块，树木顺山而下，声音震耳欲聋，人们跑到对面的山上观看，泥石流冲击着挡土墙，掩埋了道路。灾害过后，清除了二万多立方米的砂石淤泥。道路完好无损，挡土墙岿然不动。

安全上，没有围观人员伤亡事故。

篇2

[关键词] 汶川地震 遗产旅游 旅游灾害 恢复策略

一、引言

四川是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在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35处遗产地中，四川有5处，居全国第二；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5处，居全国第一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的自然保护区4处，国家、省等各级自然保护区163个；世界级地质公园1处，国家级地质公园11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个，历史文化名镇（村）10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8处。凭借得天独厚的遗产资源优势，四川跻身于旅游大省之列，2007年全省旅游收入达1217.31亿元，是全国第9个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的省市。遗产旅游始终是四川旅游最抢眼亮点。

5月12日发生的里氏8级汶川地震，其惨烈程度几十年不遇。灾情最为严重的四川省人员伤亡惨重，诸多遗产景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地震发生后，该省的旅游已全面停止。2007年四川的旅游总收入占到全省gdp的11.6%，旅游对当地经济的意义显而易见。因此，在灾难发生之初即着手启动应急措施，制定和实施旅游恢复策略，这对于四川省的灾后重建和经济恢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依据国际上对于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对汶川地震可能对四川遗产地旅游带来的影响进行定性分析，并就灾后旅游恢复提出建议。133229.COM

二、汶川地震对四川省遗产地旅游带来的直接影响

1.旅游业务的全面暂停

地震发生当天国家旅游局就发出通知，提示游客近期暂不要前往或途经灾区旅游；第二天下发《关于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的通报》，要求各省市区旅游部门迅速通知所辖地区旅行社立即停止组织赴灾区或途经灾区的旅游业务。这对正步入旅游旺季的四川省旅游业无疑是迎头一击。

2.旅游基础设施的损毁

其中高速公路受影响轻微，5月14日已全部恢复畅通，但以汶川为中心的国省干线公路出现隧道塌方、大桥移位等较严重情况，通往九寨沟等重点遗产景区的道路损毁严重。灾区供电、供水、通信等基础设施也受到严重破坏。

3.自然文化遗产的损毁

四川地震灾区涉及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9处，省级文保单位225处。目前所知损失最为严重的是世界遗产都江堰-青城山景区，二王庙古建筑群全部垮塌，鱼嘴裂缝，青城山道教古建筑群严重受损。截至16日，全省共有56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和79处省级文保单位遭受损失，馆藏文物损失758件。

4.旅游业的人财物损失

包括旅游管理部门及景区、旅行社、饭店餐饮娱乐业等在内的旅游行业的人员伤亡、应急投入（包括搜救、疏散游客、取消预订团队等）、宾馆等接待设施损毁等。截至5月20日18时，全省旅游行业共遭受经济损失331.47亿元。

三、汶川地震对四川省遗产地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

近二三十年，世界范围内旅游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灾害，有关旅游危机的研究不断增加。研究表明，灾害地旅游市场恢复受以下因素影响：灾害的性质：受单一、随机危机事件影响、后果可清晰预见的旅游市场易于恢复，后果不确定的危机事件（如美国9.11事件）将延缓恢复过程;旅游目的地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处于成熟期的旅游目的地比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旅游目的地市场更难恢复;灾害地区地理范围的大小。据此分析汶川地震对四川省遗产地旅游市场的预期影响如下：

1.汶川地震灾害的性质对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

汶川地震破坏力强，影响面大，但其性质仍属单一、随机的灾害事件，后果清晰。据现有报道，灾情最严重的都江堰遗产地虽然二王庙等古建筑垮塌，但堰体本身经受住了大震的考验，鱼嘴、宝瓶口、飞沙堰几处重要设施无大碍，其遗产魅力不会受到影响，反而会因为度过此次地震劫难而更添传奇色彩。省内其他世界遗产地除青城山道观受损严重、九寨沟交通暂时阻断外，大熊猫栖息地、峨眉山、乐山大佛、黄龙等处均无大碍，不可再生的遗产损失有限，灾后重建完全可以恢复各遗产景区的旅游。从心理因素上来讲，汶川地震非但没有像9.11事件那样撼动社会核心价值，相反震后中国政府积极作为的出色表现和全国人民、海外同胞万众一心共度难关的行动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良好形象，有利于灾后遗产地旅游市场的恢复。

2.四川遗产地旅游发展态势对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

从宏观上看，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市场，2007旅游外汇收入4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国内旅游收入7771亿元，增长24%；旅游业总收入1.09万亿元，增长22.6%。微观上，四川省2007年国内旅游收入1179.9亿元，同比增长24.3%；旅游外汇收入5.12亿美元，同比增长21.6%；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1217.31亿元，增长24.3%，与全国旅游增长基本同步。省内主要遗产地景区都江堰、青城山、乐山大佛、峨眉山、黄龙、九寨沟、恐龙博物馆、窦圌山、海螺沟等地的接待和门票收入都呈增长态势。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四川遗产地旅游具有快速复苏的巨大潜力。

3.灾害地区地理范围大小对旅游市场恢复的预期影响分析

研究表明，灾后旅游者并没有放弃旅游，只是以“安全”的目的地取代了危机影响地区。极端的情况下，旅游者可能以国内旅游取代出境游。但对于地理范围狭小、且受到灾害影响的地区而言，旅游更可能全面停滞而不是导向其他地区。因此，对旅游业整体而言，地理范围狭小的灾害地区将面临更长的恢复过程。

四川省的情况需要做两面分析。一方面，受此次灾害影响严重的地区仅限于四川等少数省份，国际游客和国内其他省市的游客有足够的替代选择，有消息表明各地旅行社已开始向游客重点推荐张家界、桂林、昆明、海南等热点长线旅游线路，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中国旅游不会像2003年sars流行那样受到重创，但这种强替代性对四川省旅游市场的恢复不是利好。另一方面，四川省面积广大，灾情存在差异，未受灾地区或轻灾区（包括省会成都及峨眉山等重要遗产景区）仍然保有旅游需求和接待能力，因此，只要措施得力，旅游市场可以较快恢复，并能起到带动全省旅游恢复的作用。

综上，震后四川省遗产地旅游恢复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但总体而言有利因素更多，可以预见，随着灾后基础设施的重建与恢复，四川省的遗产地旅游将出现强有力的复苏。

四、震后四川省遗产地旅游的市场恢复策略

综观国内外有关研究，旅游危机管理主要针对危机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进行。faulkne将灾难过程分为灾前、灾难逼近、紧急时期、中间阶段、长期（恢复）和解决6个阶段。沈和江、陈淑荣[11]根据世界旅游组织分布的《旅游业危机管理指南》，按照危机前的预防、危机期间的反应、危机后的策略的框架，构建了旅游业危机管理技术处理模式。借鉴这些理论与国内外旅游危机管理范例，结合当前四川情况，笔者认为，震后四川省遗产地旅游的市场恢复应特别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快速反应，制定应对灾难及市场恢复战略

如前所述，危机管理应贯穿从危机前到危机后恢复的全过程。灾难发生后，旅游行业的第一要务必然是无条件地把主要精力、人力、物力用在救灾上。但救灾的同时也要把灾后市场恢复纳入全盘考虑，在灾情已迅速明朗的情况下制定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市场恢复战略。此为灾后尽快恢复旅游市场的要务，不可轻忽与拖延。

2.及时进行信息通报，进行恰当的媒体宣传

几乎所有有关旅游危机管理的研究都强调了信息与媒体的重要性。流言的滋生、媒体对灾情的渲染将加重民众的恐慌心理。而旅游灾害的影响路径除通过对旅游资源和旅游交通设施造成极大破坏，降低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和旅游资源质量，进而影响旅游需求外，旅游灾害还通过损害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感知形象，从而改变旅游者心理预期和行为模式，直接导致旅游需求市场的波动。因此，灾情发生后，最大程度地缓解其对民众的负面心理影响，维护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极其重要。

四川拥有许多知名度极高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大灾之下其现存状况自然也令人瞩目。虽然国家文物局、旅游局官方网站上陆续有文物损失及险情、旅游业损失情况的报道，但总的来说，四川各遗产旅游地灾后的真实状况仍是雾里看花，尚待有公信力的媒体加大报道力度，特别是要强调和澄清受灾轻微的遗产地。

信息时代，媒体的作用强大而微妙。此次震灾使四川受到全世界的瞩目，灾害的惨烈已经通过发达的新闻媒体传遍世界，灾难现场的视觉画面对公众会造成强烈的心理冲击，对此次灾难的深刻印象很可能形成游客“四川是不安全地区”的心理定势，从而对未来四川旅游的恢复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从现在开始到灾后重建的全过程，要有意识地进行恰当的媒体宣传，以透明的报道和一定的导向尽快重塑四川安全、魅力旅游地的形象。

3.在灾难的不同阶段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针对性营销

目前紧急阶段已近尾声，接下来将转入长期的灾后重建和恢复。对四川各遗产旅游地来说，在经过灾情盘点后，应立即放眼未来，启动市场复兴计划，开始有针对性的营销。近期应着手考虑分别不同情况，将未受影响的景区、受影响较轻可在短时间内恢复的景区逐步推向市场，通过多样化的营销手段重新激活旅游业。中长期则应在政府或行业协会的主导下，对国际、国内各主客源市场进行目的地整体营销，塑造劫后遗产、活力四川的整体旅游形象。价格战略、节庆活动这些被事实证明卓有成效的危机后旅游恢复战略都适宜作为刺激四川遗产地旅游恢复的手段。同时一些已经成熟的新的遗产旅游产品，如成都宽窄巷子历史街区等也应尽快推出，为灾后遗产旅游增添新的活力。

灾难亦是契机，相信经受过灾难洗礼的四川遗产地，将以更加瑰丽、神奇、刚毅的面貌呈现在中外游客面前。

参考文献：

[1]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

[2]/gzdt/2008-05/14/content_971928.htm

[3]/gzdt/2008-05/14/content_972106.htm

[4]faulkner, b. (2001).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tourism disaster management. tourism management, (22):135-147

[5]mansfeld, y. (1999). cycles of war, terror and peace: determinants and management of crisis and recovery on the israeli tourism industry.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8(august), 30-36

[6]mckercher, b. & pine, r.(2005). privation as a stimulus to travel demand?. laws, e. & prideaux, b. tourism crises: management responses an theoretical insight. philadelphia:the haworth press. /web/jttm

[7]ta.com/newsdetail/ newsshow.asp?id =a2008521842243134455

[8]/lysc/200804/t20080425 _271860.shtml

[9]/lysc/lytj/tjbb/200801/ t20080116_243640.shtml

篇3

自5·12汶川大地震以来，媒体上涌现了众多的“地震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民众对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生命价值的追索。从诗与史的关系出发，本文描述的正是当前“地震诗歌”的价值蕴含，即其中表达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

【关键词】 “地震诗歌”；苦难叙事；“人民性”；国族认同：诗史互证

如何重建诗歌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精神关系，这是困扰当代诗歌甚至是整个新诗史的问题。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而言，当诗歌（文学）“绝望地回到文学自身”之后，我们又如何让诗歌（文学）“重返”时代和社会，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知识或理论问题了，而是已经成为一个写作态度和价值诉求的问题。

自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媒体上涌现出了许多的相关诗歌作品。这些诗歌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表达了诗人及民众对大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中华民族面临的苦难考验的哀伤和追索。一方面，有论者认为“大地震震出了一个复苏的诗歌界”，地震“引发了全民诗歌热潮”，另一方面，也有论者认为，这些诗歌作品具有大众化、口语化、即时性甚至是“战时性”的特点，并不具有特别的“艺术水准”。

这些不同评价都涉及到了“地震诗歌”[①]的艺术价值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但都未能充分呈现“地震诗歌”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地震诗歌”也会为时间和历史（或者某种“文学史”）所选择和清理。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并不是要从诗歌（内部）艺术的意义上来讨论“地震诗歌”这一文学事件，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关系，也即是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描述其价值蕴含。在本文看来，“地震诗歌”中所蕴含的民族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意义指向正是其价值表征。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作为一种“战时性”（暂时性）的诗歌现象而且颇多雷同化的倾向，“地震诗歌”仍然为当代新诗写作如何“重返”时代和社会提供了一种深刻启示。

一、价值的关联：地震与诗歌

仅以2008年6月号《诗刊·上半月刊》“抗震救灾”诗专号为例，关于5·12大地震的诗歌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自然灾难、民族苦难和民族国家主体性等诸多内容，其他媒体上涌现的诗歌作品也同样在这些层面上多有表现。诸如李瑛《生命的尊严如此美丽》组诗、商泽军《阿特拉斯的脊梁》、徐必常《国家的眼泪》、蒋同《国哀：那一朵小白花》、白连春《整整一个地球的痛》、北塔《生命的物证》、叶舟《祖国在上》以及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宝贝啊，不要沉睡》、《妈妈的呼唤》、《孩子，天堂路上别走太急》、《最近我常常含着泪水》、《开往天堂的火车》、《爸爸妈妈，别为我们难过》等作品[②]都展示了在抗震救灾的“战时性”状态下，诗人和民众对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民族苦难的哀伤和痛惜，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民族在灾难和苦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团结。

在这里，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大地震和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就建立起了一种价值的关联。也就是说，这些诗歌作品之于大地震并不仅仅是一种反映关系，其中还存着在一种意义关系。“地震诗歌”一方面记录了大地震这一民族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时性”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苦难叙事、“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诸多价值内涵。

如果说“启蒙”与“救亡”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双重变奏[③]的话，那么，从整个现代文学史来看，“地震诗歌”则同时兼具了“启蒙”与“救亡”的历史主题。大地震及其灾难，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民族危亡”的历史想象，现实的危难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获取了苦难的精神内涵。而“地震诗歌”同样也从文学史（诗歌史）的经验中获取了“民族救亡”的写作动力。从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这被暴风雨打击着的土地”[④]的历史图景，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⑤]了的历史形象。“地震诗歌”仿佛就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对现实灾难和民族生存苦难的观照中，我们仿佛回到了臧克家、田间、艾青等人歌唱的时代，同时又回到了“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等人沉咏的情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地震诗歌”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学文化事件，在现实的语境（自然灾难与民族苦难）中获得了“民族救亡”和情感与精神启蒙的意义。

可以说，在对地震灾难、人性磨难和民族悲怆的苦难想象与叙述中，众多“地震诗歌”作品交织着生命、死亡、苦难、大爱与民族精神的繁复旋律，这些繁复旋律正演绎着“启蒙”与“救亡”的复调叙事，而非一种声音压倒另一种声音的“双重变奏”。因此，在“诗”与“史”的关系结构中来看，并在价值和意义的维度上进行考察，“地震诗歌”既体现出了关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民族国家的集体情感和认同。作为自然灾难的大地震因此而具有了精神苦难和价值重塑的意义和功能，诗歌对苦难的书写加强了现代新诗“人民性”的文学品质，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国族和身份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与诗歌再次确立了“诗”与“史”的关系，并缔结了多重的意义关系。“地震诗歌”的出现既是对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大地震的历史书写，也是对隐秘的民族心灵史——国族认同的一种情感（文学）呈现。

二、题旨一：灾难考验与“人民性”

当下的“地震诗歌”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达了大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及考验，以及国家和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性”是“地震诗歌”的基本情感和价值意向。在这里，“人民性”指涉的并非是单纯的政治和阶级含义，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同的民族情感、经验和精神。在全民抗震救灾——“民族救亡”的历史时期，“地震诗歌”体现出的这种“人民性”的文学品质，既是现实的呈现，也是民族情感、力量和信心的汇集。

从众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诗歌的抒情主体再一次回归到时代的“大我”。如《这时候——写在5.12四川汶川震灾之后》：“当十三亿同胞伸出了温暖的手/当泪水打湿了一张张善良的面容/这时候，我们挺直了沧桑的腰板/我们昂起了高贵的头颅——/为了抵抗这无法避免的天灾/我们变成了热血沸腾的英雄 /这时候，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看到了中国的强大”。在这样的诗歌里，抒情主体“我”和“我们”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价值、观念和意图的差异，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地震灾难和民族精神进行反复的叙说。在诗歌里，“我”是作为一种视点而存在的，而“我们”才真正是诗歌情感扩张的辐射源，或者真正的抒情主体。因而，作为诗歌叙述者的个人和作为诗歌抒情主人公的集体——“我们”、“十三亿人”在这里达成了情感和意向的统一性。再如一首《我们的心——献给汶川的血肉同胞》，在“地震诗歌”中颇具代表性，它直接以“我们”进行诗歌的抒情和叙事:

我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让我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阳光般的心朝向汶川/让我们旗帜般的双手朝向汶川/让我们十三亿双手向汶川去！/汶川流泪/夜，很安静/往日的喧嚣也缄默了言语/俨若战后的城市/荒芜且退去原有的色彩/满街道的灰土/和坍塌楼道里的死亡气息/埋没了花草昨日的鲜艳/掩埋了螟虫昔日的笙歌/飞鸟也远离了故土/不忍视/汶川流泪/四川流泪/中国流泪

自然灾难的考验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汇集了。正如诗人艾青在70年前的那首《我爱这土地》所描绘的历史图景和民族苦难一样，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灾难的考验，诗歌抒情主体也转变成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传达出了一个集体的声音。“故土”、“家园”、“战后的城市”和“灾难”等诸多形象都具有了一种精神的意义，而“我们”则成为“地震诗歌”普遍的抒情方式。可以说，诗歌抒情主体的包容性使“地震诗歌”不仅仅起着一种集体代言的作用，而且还有效地传达出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情感。在“地震诗歌”里，“人民”和“人民性”再次显现，使得诗歌再一次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

书写民族的灾难和民族的重生是这些“地震诗歌”最基本的意义倾向。其他相关作品如郭文斌《中国，你为什么泪流满面》、刘继明《哀悼日》、鲁文咏《地泣与国殇》等作品都直接书写了民族和国家在面临地震灾难时的艰难和信心。这些诗歌尚未能直接深入对灾难和苦难的思考和剖析，而是直接展现“人民”和“人民性”的时代主体。因此，重塑一种新的时代主体和主体精神也是“地震诗歌”最普遍的主题之一。作为当代新诗的核心命题，“人民”和“人民性”在“地震诗歌”里被再次激活。

当代诗歌在经历了“政治抒情诗”、“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后，作为一个诗学话题，诗歌的抒情主体从“大我”“回归”“小我”已经为当代诗歌史所确认，但我们会发现，当下诗歌写作的思想和审美空间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如何在现代诗歌写作中重新恢复“我们”——另一种抒情主体的价值和权利，或者如何在表达个人体验的同时融入民族国家的情感和命运的内容，这是在当下诗歌写作中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在这次大地震和“地震诗歌”事件中，诗人们及民众暂时放弃了理论上的成见和分歧，灾难、苦难、生命与爱、国家与民族成为当下诗歌的共同话语，这也许正寓示着诗歌写作应有的一种品质和良知：“我们”如何表达“人民”与“人民性”？

“地震诗歌”作为一种现象，它给我们的启示恰恰在于：诗歌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同样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诗学命题。当“地震诗歌”让“我们”重新成为诗歌的抒情主体时候，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也复活了。因此，可以说，作为历史事件的地震在激活诗歌，作为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也在激活诗歌的主体——“人民性”。从“地震诗歌”的写作者来看，众多“非专业”作者的参与也为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如批评家谢有顺在评价“地震诗歌”时所说，“诗人和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⑥]当“我们”成为当下诗歌的主人公时，诗歌、诗人、民众与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才再次达成了情感和价值的沟通。因此，“地震诗歌”所展现的“人民性”，给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种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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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题旨二：苦难叙事与国族认同

对苦难和灾难的“历史化”书写也是“地震诗歌”的基本题旨之一。对“历史”（现实）的“历史化”叙述是建构一个国家和民族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大地震依然是我们当下的现实，作为一种“战时性”文学表现手段，“地震诗歌”则已经提前将大地震“历史化”了。在对大地震的“历史化”书写中，“地震诗歌”容纳了“苦难”叙事的成分，甚至带有某种民族寓言和神话的特征。在许多“地震诗歌”的叙述里，大地震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正是这种集体的“苦难记忆”成为我们国族身份认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大地震是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苦难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苦难。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已成为建构和强化我们国族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

如在媒体上流传甚广的《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一诗这样写到：“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妈妈/怕天堂的路太黑/我看不见你的手 /自从倒塌的墙/把阳光夺走/我再也看不见/你柔情的眸……”在这样的诗性言说里，个人作为叙述者，在对苦难的叙述中，容纳了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妈妈”和“孩子”穿越时空和生死界限的对白，将苦难化作生命和希望的祷告。苦难让我们反观和照亮现世的生存。再如《开往天堂的火车》一诗，是将生命与死亡、告别与归家、苦难与幸福表现得最让人痛切心扉的作品之一：

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有一条河流清澈的流向/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他们的告别乖得没有一点声响/我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孩子/变得像大人一样坚强/他们行将离去的站台/也不再需要爸爸妈妈与奶奶的/送行//这是开往天堂的火车/注定会穿过一片鲜花的海洋/就像那些川北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来自神灵的家乡

这些作品从苦难、人性的角度将灾难、生命的罹难和死亡作为生命的归宿的叙述，对大地震带来的“苦难”进行“历史化”的书写。“火车”、“告别”、“站台”、“天堂”和“家乡”等种种意象都无不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幸福。这样的苦难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审美化的倾向，灾难、苦难和死亡被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某种神话和寓言的意义功能。

在这些充满“个人化”的苦难叙述中，苦难已不仅仅是个体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关系，而是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阅读者的苦难记忆。“告别”与“归家”、“离开”与“寻找乐土”的意义结构是诗歌史上一直都存在的“神话写作”的基本模式，而这一类“地震诗歌”则在这一向度上体现了生命、人性与苦难的意义关系。应该说，这样的苦难叙事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它们所表达的是苦难和对苦难的意义追索。“谁点燃了这烛。并且，让烛光成了中国铺满阳光的午后最痛的伤口/一只叫做汶川的陶罐，一只被舜用宽仁的手指/就着厚厚的黄土与泪一般透明的水焙制成的陶罐/被黑色的烛光击中，然后/碎了……”（龚学敏《汶川断章》）在这样的苦难叙述里，“汶川”、“地震”、“舜”、“陶罐”和“黑色的烛光”等意象实现了跨越历史时空的碰撞，地震灾难与民族传说一起呈现了人性、生命、个人和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原型，这种“神话写作”恰恰是有关人性和苦难的，这里面容纳的意义和价值正隐藏着一个民族国家潜在的精神结构。

与苦难同时传达出来的，还有关于爱的内容。苦难与爱作为诗歌（文学）写作中的一种原型或母题，同样在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中找到了表现的空间。许多“地震诗歌”直接以爱为题，将自然的灾难、人性的苦难以及生命救赎等复杂的情感体验融合到一起。苦难、爱与生命本身结为一体，苦难因此而多了一层悲悯的宗教色彩，爱也超越了世俗的理解上升成为一种“大爱”。地震灾难带来的“恐惧与颤栗”背后是对苦难的担当和爱的力量。有诗句这样写到：“这不是诗歌，我只是如此呼喊/愿以一个死难者的声音/此刻醒来，就要永远醒来/因为我们还在经受更为严重的灾难/它来自我们自身，来自阴谋和战争/来自掠夺、杀戮、膨胀的私欲和勾心斗角/你甚至还来不及发现/灵魂已离去好多年……”（东荡子《来不及向你们告别》），还有诗句这样表达了对苦难和爱的悲悯：“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在诗人的话语叙述里，有对自然、苦难和生命的敬畏，有失却家园的悲伤，也有对自我的责问，苦难与爱被赋予了忏悔和救赎、生命归宿与精神家园的意味。

尽管这些诗歌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化”和“神话写作”写作的痕迹，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作品仍然从“个人化”的苦难记忆里表达了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很多“地震诗歌”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将“我”或“我们”这一诗歌的抒情主体导向“汶川人”、“四川人”和“中国人”，正如有一首诗这样写到：“此刻/我们都是汶川人/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汶川人”与“四川人”作为一种地方性情感、知识和经验的主体，在“地震诗歌”里则获得了更高的意义，作为诗歌的抒情主体，它正是一种情感反射，它所投射的是一个更大的主体性——“中国人”。其他诗歌如《国家的眼泪》、《国哀：那一朵小白花》、《14时28分的祖国》等作品则直接从时代“大我”的角度展开了对民族苦难记忆的“历史化”书写。

“历史化”意味着对记忆的整理，记忆则保存一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对地震与灾难、生命与死亡、苦难与幸福、爱与担当的“神话写作”中，诗歌的抒情主体、国家、政府、社会和民众已经结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地震诗歌”的苦难叙事，强化或者凸显了一直隐藏于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心灵深处的身份认同。

四、诗史互证：苦难记忆及其意义

随着灾难的过去，“地震诗歌”的热潮也会逐渐趋于平淡，“地震诗歌”作品也会经由时间的选择和淘汰而去粗取精。但与过去的几次诗歌事件（如“梨花体”等事件）决然不同，这一次的“地震诗歌”事件则激活了“诗”与“史”的互动关系。地震与诗歌发生意义的碰撞，也正是“诗”与“史”实现价值传递的历史契机。在“地震诗歌”热潮中，凸现出来的是“史”的意义，而“诗”的意义则已经退居其次。对于我们而言，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5·12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作为一个文学事件的“地震诗歌”则让我们在灾难考验和苦难记忆中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形象和精神品质。关于大地震的苦难叙事让当代诗歌写作寻找到自我升华的机会，也让我们从诗歌写作和历史叙事中看到一个人、一个民族隐秘的心灵史。这也许正是“诗史互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也正如谢有顺所评价的那样，“这（地震诗歌）至少可以给我们带来两点启示：一是它向我们重申了诗歌和情感之间的永恒关系；二是诗歌并未退出公共生活，只是，诗人要重新寻找诗歌介入公共生活、向公共领域说话的有效方式。国难过后，未必就会出现诗歌繁荣的景象，但这一次的诗歌勃兴，为诗歌重返现实敞开了新的可能性。”[⑦]诗歌与时代和现实的意义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诗人对时代的态度或价值取向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地震诗歌”既体现了现实对诗歌的情感激发，也体现了在长久的“个人化”写作之后，诗歌对介入现实和公共生活的精神需要。

作为一种文学事件，“地震诗歌”现象已超越了单纯的诗学（诗歌文体）理论的阐释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震诗歌”写作也是“组织中国‘历史’的过程，是一种对‘历史’的写作”。[⑧]因此，在文学史的视阈中，“地震诗歌”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即“诗”与“史”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给我们当下诗歌写作提供的可能性。“诗”与“史”的互证，以及其中容纳的苦难记忆、“人民性”和国族认同等价值因素为我们正确认识诗歌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理论的和历史的依据。

[①] 作为一种描述和概括，“地震诗歌”是针对这些诗歌作品的题材和内容而言的，尚未成为一个诗学概念或文学史概念。

[②] 本文所涉及到的相关作品来源于《诗刊》2008年6月上半月刊、“左岸文化网”及其他网络媒体，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③]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9页。

[④] 出自艾青1938年的诗作《我爱这土地》。

[⑤] 出自穆旦1941年的诗作《赞美》。

[⑥] 参见《南方日报·文化周刊》，2008年6月1日。

篇4

2008年5月12日，一场无情的天灾降临在曾经天高云淡的汶川。尽管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但只要一想起在地震中涌现的人和事，我都会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5月12日，一场无情的天灾降临在曾经天高云淡的汶川。尽管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将近一年了，但只要一想起在地震中涌现的人和事，我都会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守护——那是德阳市汉旺镇东汽中学谭千秋老师留给我们最后的姿态，命悬一刻的时候，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张开双臂，仿若一只展翅护犊的雄鹰，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四个年轻的生命，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的学生，而他却留在了那片布满沉痛的土地上。另一位优秀的语文老师袁文婷，在地震发生的一刻，以最快的速度救出十余名学生后，自己却因楼板坍塌而伤势过重永远闭上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是老师的那份神圣感，是对学生们的那份热爱，让谭老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袁老师做出了青春的抉择。每每回想起两位老师的故事时，我都不禁潸然泪下，这份高尚的情操震撼了我的心。我暗自想，以后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位老师，将他们那种无私的爱永远传承下去。

还有那年轻的女警官蒋晓娟，解开自己的衣襟，用乳汁哺育那些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嗷嗷待哺的婴儿。许多武警官兵和医疗队员们冒着余震的危险，深入汶川，抢救被埋在废墟下的伤者。一双双结实的手早已是伤痕累累，鲜血直流，但武警官兵们仍在用双手挖着厚厚的楼板，为的就是多救出一个人。正当武警官兵正全力营救伤者时，一场余震再次来临。顿时，一名战士跪倒在地，苦苦哀求：“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我再救一个！”现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为之动容……那从四面八方奔赴而来的志愿者,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着受灾群众,给这片充满伤痛的土地洒下了一缕缕阳光。

篇5

［关键词］ 《唐山大地震》;创伤记忆;民族记忆

当悠扬空灵的超度亡灵的乐音响起，当镜头从坚硬石碑上那一排排的名字间滑过，当电影中的那位非电影人物宋守述老人喃喃自语“过两天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轻柔朴质的话语像纪念碑上的文字深深镌刻进我们的心。老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会常常来看望长眠于此的亲人，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历大地震，也从未到过唐山、汶川、玉树的人而言，从1976到2008乃至2010的当下，从唐山、汶川、玉树到我们安然生活的一隅，大多数人是通过《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第一次正视和思索着这些民族的巨大灾难。因此，《唐山大地震》中虽然只是表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势必成为建构我们民族记忆的文本之一。

在灾难频仍的今天，世界电影似乎特别青睐灾难片，描写大地震的近年备受瞩目的就有好莱坞大片《2012》，而小松佐京的小说《日本沉没》自1973年被拍成电影以来一直深受日本国民欢迎，2006年运用高新技术重新拍摄后，又取得超过70亿日元的票房。但这些电影不仅把灾难作为整部影片的叙述中心，而且总体上是建构在对未来的幻想上的，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往往只是意识到居安思危而鲜有更深层次的心灵冲击。《唐山大地震》却大不相同，首先唐山大地震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之一，年代相去不过三十余年，加之近年地震频发的真实创痛也远未平复。其次尽管影片也真实地再现了1976年7月28日那场震惊世界的巨大灾难，但那仅仅是电影叙述的出发点，全片真正要讲述的却是：灾难给人们带来了种种难以弥合的创伤记忆，每一个人是怎样挣扎着一点一滴地疗愈这创伤、又是怎样顽强地生存下去的。确如片中所说：“房子可以重建，可心里的废墟却很难重建。”影片为我们讲述的正是这艰辛的心灵重建之路。

《唐山大地震》的第一个镜头是铺天盖地的蜻蜓飞掠唐山市区，此后，天地骤然色变，楼房轰塌，街道陡开，人们张皇失措，呼天抢地……23秒的天灾转瞬即逝，天灾之后的人生抉择残酷无比。母亲李元妮在23秒过后失去了所有，她眼睁睁看着刚刚还和自己亲热的丈夫，瞬间消失在房屋倒塌下的灰烬里，她的还在屋中甜甜睡着觉的一双儿女，刹那被一块水泥预制板压在了下面。预制板不可能同时拉起来，只能够撬动一端，压下另一端。作为母亲的她必须在两个孩子之间做出抉择：救出一个，放弃另一个。然而更为残酷的是，选择之后，母、子、女三人此后32年的人生轨迹，由于“选择”所背负的悔与罪、怨与恨，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转折。

李元妮无疑是无数唐山大地震中幸存的成年人的代表，她对赶来的婆母不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只有我一个人啥事没有。”从此她心灵背负的便是对逝者的负罪感，加上她在女儿与儿子之间的不同寻常的抉择，使她的负罪感可能比别的幸存者更加深重。但她没有选择自杀，并拒绝了那个电器修理工的求婚。她虽然痛彻心扉，但她并不孤寂。首先是因为她有方达，她要把方达养大成人，尽管也像所有唠叨的母亲一直心疼孩子，又为孩子的不听话而黯然神伤。

然而支撑她的还远远不只这些，她之所以拒绝了求婚，当然不是固守从一而终的礼教，也不是因为她的内疚，而是因为她懂得一个宁愿用生命去营救自己的男人，是最值得用一生去守护的；更是因为她要为已逝的丈夫和女儿守望一个完整的家，她不愿、也不想走出她心中的废墟，这废墟才是她坚强活下去的真正支撑。家里的显要位置供奉着丈夫、女儿的照片，供桌上的贡品一丝不苟，都是他们生前的最爱。每一年的祭扫，她都在焚烧小山般的纸钱，每一次都在絮语着自家的日常生活、新唐山的建设，就像他们只是出门在外而已，以至方达说：“妈，这也太}得慌了吧。”其实在影片结尾看见那位现实中的宋守述老人说“过两天我再来看你”，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唐山人的生活常态，他们从未忘记那些逝去的亲人。

李元妮同时也选择了坚守唐山。她甚至宁愿让婆婆带走自己的命根儿方达，也不愿意离开唐山。不论是人间天堂杭州，还是新建起来的公寓，都没有动摇李元妮住在唐山这个“家”里的决心。因为，在唐山这个“家”里，她在陪伴着自己的亲人，让他们的灵魂能够找到永久的安息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她的灵魂也能得到些许的安宁。她与女儿重逢的时候说，绝不允许自己过上“花红柳绿”的日子，这同样也是一种坚守。知道“逝去”的女儿即将归来，却没有摘下墙上的照片，不是如方达所说老太太高兴糊涂啦，而是母亲通过照片和盆里新鲜的西红柿无声地告诉女儿：我从未忘记你。

对于李元妮而言，时间绝非“逝者如斯夫”的流逝，时间和岁月是一种记忆的堆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的自我折磨中，在守望废墟中实现着自我心灵的救赎，实际上也正是这座建造在心尖上的废墟让她坚守了32年。或者说，她此刻一点也不脆弱，她的内心无比坚强。在这里，记忆显示出它的非凡能量，因为记忆不仅诠释着自己的过去，更是个人乃至群体赖以设计自我的出发点，更是人们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根本动力。

母亲李元妮在生死抉择之际喃喃低语：“救弟弟。”虽然是因为母亲看见了弟弟的身影，也听见了弟弟的痛苦，情急中说出“救弟弟”也是人之常情，但这在“被抛弃”的女儿方登幼小的心里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以至在她人生的每一个拐点这个声音都仿佛幽灵一般的冒了出来，影响着她的每一个人生抉择。如此一来，女儿方登的创伤记忆在地震幸存儿童中就很有代表性，而她的成长历程中创伤与疗愈、寻找自我存在之路也要比母亲艰辛和扭曲得多。

方登在地下真切地听到了母亲对自己的“判决”，承受了死亡的那一刻，她流下了绝望而孤寂的眼泪。人在遭逢突发事件之后，尤其是面对亲人的反常举动所作出的本能反应，往往不是把怨恨指向灾难或者是灾难的制造者，而是把心理的怨怼等情绪直接指向了亲人，这种心理强烈地消解着亲情，极易使人与人之间陷入隔绝和冷漠的状态之中。因此当方登从父亲的尸体旁爬起来的时候，没有去寻找自己的母亲，而是在阴雨中顺着人流开始了她的另一种人生。

方登被军人夫妇王德清、董桂兰收养，她也由影片开始的那个活泼爱说话的小女孩变得阴郁执拗、沉默寡言。用一句“我记不起来啦”搪塞所有的询问，用沉默来应对新的人生，方登就此悬置了自己的记忆，将痛苦的记忆强行压抑到意识的深层，这是对于精神创伤的一种退行方式。然而创伤记忆并没有就此消失，它用噩梦和头痛来时时提示它的存在。方登长大后考上了医科大学，固然有养母的影响，恐怕动因更来源于她的内心隐秘。在医科大学她认识了一位男友，我们大可谴责那位男友的不道德，等等，但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怀孕、退学乃至远走天涯，对于方登而言，并非出于被迫，而完全是她的自主选择。作为医学院的学生，避孕应该是一种常识，而方登选择了怀孕，而且对男友强调自己是唐山人，经历了生死大考验的唐山人自然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对生命的体悟和关爱，她要保住孩子。其实，她下意识地在内心深处和自己的母亲叫板：你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而我在这种艰难的抉择中却能！最终她选择远走加拿大，其动机还是来自内心的怨怼。正如母亲在重逢之际所说：“她躲我那么远哪。”

方登什么时候能从沉默的深海底浮上水面呢？在这里家庭温情、人的慈悲与爱怜逐渐显示了巨大的功能。在养父母的体贴中，我们看到小方登在灾后第一次浮现了笑容，说出第一句话：“我叫王登。”名字的保留也为方登的内心留下了一块柔软的芳草地，为她日后的心灵救赎开启了缝隙。远走加拿大，邂逅异国之恋的温情令她有勇气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尤其是在她真的为人母后，向自己的母亲复仇的心态也有所消减。她回到养父身边，面对老人“我天天惦记着你”的嘶喊，面对着老父的悲喜交加，她的心灵再次被震动，终于说出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养父停了半晌，一字一顿地说：“可亲人还是亲人哪。”

32年后的汶川地震令她再次亲历了灾难式的创伤，也真正触动了她踏上正视自我的归途。32年前她是被救助者，32年后她是救助者，她亲眼目睹了那位母亲的艰难选择，亲眼目睹了母亲们在生与死之间为孩子们所作的决定，她终于体味到了仇恨之外的痛。

当母亲跪在了她面前百感交集地说：“我，给你道个歉吧！”方登并没有立即去搀扶跪在面前的母亲，她心中还没有最终解开怨恨的羁绊，但实际上当她踏上归途就已说明她开始体谅母亲。直到方登与母亲在墓地抱头痛哭，方登才意识到这32年间母亲所经受的巨大精神痛苦与情感的折磨，在爆发的一连串的“对不起”中她真正原谅了母亲，解开了自己的心结，也实现了自我精神创伤的疗愈。

我们在历史文献上，常常看到如此记载：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发生于中国唐山的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 769人死亡。242 769是个极其枯燥抽象的数字，其实在每一个唐山人心中都如电影中的李元妮一家、现实生活中的宋守述老人一样有着关于自己亲人的鲜活记忆，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唐山大地震》里，冯小刚就是在为这些活着的、逝去的普通人书写历史，在这种书写中，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就成为民族历史的一个部分，电影让原本静态的社会记忆（档案文献）转化为了动态的社会记忆（被阅读和被谈论）。也就是说电影演示的虽然是个体记忆，但指向的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的民族记忆，同时也涉及灾难记忆与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等问题。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我们不仅本身就是这种环环相扣的长链中的一环，而且我们每时每刻都可能从这种源自过去，迎面走来并传承给我们的东西中理解自己。”①因此在历史与回忆的关系中，美国学者詹姆斯.E.杨主张将回忆重新纳入历史叙述，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进而指出：“尽管回忆能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却依然是让人成其为人的东西。若是没有回忆能力，我们就不能构建自我，而且也无法作为个人与他人进行沟通。回忆固然并非总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②

我们的民族前行于鲜血淋漓中，如果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时间的包裹之下，或许真的如鲁迅先生所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③因此，尽管很多影评人指出电影中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制片方夸口票房要拿多少亿、23秒特技烧掉多少钱，这些相对于影片要传承的东西多少都有些反讽的意味，但我们仍要说，在这样一场天灾人祸频发，然而我们民族的自我反思能力亟待改进和提升的年代，《唐山大地震》的创作难能可贵。

注释：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与索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0页。

②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乙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篇6

这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母亲难以逃脱自责的负罪感，女儿也无法面对母亲放弃自己的心灵创伤。这里的无解，并不是故事的无解，而是人性的无解。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这是冯小刚拍摄这部影片，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父亲死了，眼睛永远的闭上了；母亲和女儿虽然活了，但内心的伤口却一直张开着。人们在电影院中留下的泪水，不仅是为这对母女，更因为灾难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

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我流下了泪水，很多年没有这种观影的感觉了。但同时冯小刚最拿手的幽默元素依然存在：除去对于植入广告的些许不满外，儿子的那句“这里鸡不缺，蛋也有的是”还是让人忍俊不禁。但电影更多的是渲染了情感的力量，无论是对故事、画面节奏的把握，还是对观众情绪的驾驭，冯小刚都显示了他娴熟的功力。对大地震的灾难表现，也处理的恰到好处，既形成了对故事发展的推动和压力，也没有过度的渲染，电影在意的是如何让观众能设身处地走进角色的情感中，一旦与之呼应、合拍了，你自然会与角色一起深入到那复杂的人性世界中。人们流下的泪水，其实是对自己人性的一次净化，流出的不过是那些遮蔽人性的杂质。

近百年来，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除了前两年看过一部国产的反映台风的灾难片以外好像国内没什么值得记忆的灾难片了。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天灾人祸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就像《2012》一样。天灾在世人眼里承担了一个恶的角色。其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转化为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们提放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当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电影中显示的救援场景和唐山地震有了天壤之别，整个民族对待灾难的态度日臻成熟，灾后的心灵重建是比实体重建更重要的一环，温总理的一句“大难兴邦”道出了其中的真谛。

篇7

距离“5•12”汶川地震即将两周年之际,4月14日清晨7点,青海玉树发生里氏7.1级强震。在黄金救援的72小时内,中华民族再次显示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强大凝聚力。不过,各方在这次地震救援中的表现,与汶川地震显示出很大的不同。

同样的悲天悯人,同样的心急如焚,同样的与时间赛跑,但与汶川地震救援初期所不同的是,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方在这次地震救援行动中的表现,显得更加自信而从容。同样的抢救幸存者,同样的投送救灾物资,同样的安置灾民,玉树地震救援传承的不仅仅是汶川精神,更是汶川地震所震醒的国民意识。

我们对2008年汶川地震的记忆依然清晰。当时的情况是万分紧急―因通信中断一时无法恢复、地理情况复杂救援人员一时无法进入,灾区的死寂与外部的心焦相互交织,举国揪心。而这次玉树地震的消息,通过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迅即传遍大江南北。从国务院各部门到地方省市,从社会组织到普通个人,立即予以了高度关切并迅速投入到各部门组织的救援行动中去。

灾情就是紧急而无声的命令。国家地震部门第一时间测定和了地震震中、震源深度和强度等信息,并立即启动了应急指挥平台,密切监测和通报余震信息。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成立,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总理先后赶赴灾区坐镇指挥。工业和信息化部大力协调运营商,24小时之内紧急恢复了灾区的主要通信设施。武警、迅速奔赴灾区,并通过车载卫星通信、地理信息系统等,前后方的信息的实时沟通,极大地确保了指挥调度的高效有序。卫生部门迅速组织了大批医疗救护人员赶往灾区。民政部门在地震之后的36小时之内召开了新闻会,通报了灾区各种最新救援数据。公安部门第一时间发出了西宁到玉树公路路况,提示前往玉树的车辆防雪防滑等; 公路、民航、铁路运输调度迅速为运送救灾人员和物资采取应急调度措施。

篇8

一、城市记忆的概念及涵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各个城市的结构在不断地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迁。据有关方面统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城市化率约为14%，到1999年增至29.5%，2010年则增长到47.5%，2014年达到54%，突破了专家预计。在大规模城市建设、改造更新中，势必关系到城市古迹遗存、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如缺乏保护意识，将会使那些历史遗存遭到破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么城市空间的异化以及人与物固有关系的突变，使得城市人群再难体验到城市精神家园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目前保护城市记忆的呼声日渐高涨，也得到各级政府和公众的关注。

“城市记忆”的概念，目前尚未形成比较统一、明确、固定的表述和界定。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既定的时间段，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自然环境等各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产生不同的城市记忆，因而它表达了人与环境的综合关系。新闻界、文化界认为“城市外在形态的‘记忆性’具有更鲜明的文化命题实质与实在性意义”;建筑界以城市规划、建筑保护的视角，认为“城市记忆是指城市建筑历史依存的环境和信息，城市记忆是城市建筑的丰富宝库，它是以城市建筑为特点”;而档案、图书界的学者多是以保护城市建设中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文献遗产为目的，认为“城市记忆即是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的意义及其形成过程的整体性认知”，是城市形成、变迁和发展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是人们对这些历史记录以信息的方式加以编码、储存提取过程的总称。

城市记忆的涵盖从广义上说，主要包括城市的历史建筑、档案文献、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从社会学研究角度，城市记忆具体包括生态环境、居住形态、建筑遗址、文化内涵、传统风貌、地方特色、民族情调、人文景观等各个方面。其承载物十分宽泛，包括：传统街区、文物古建、名人故居遗址、档案资料、方志文献、方言传说、集体仪式、雕塑纪念物、传统老字号、照片影像等。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主要包括特定地域内的代表性方言和民间文学、婚丧嫁娶礼俗、生产生活习俗、传统戏曲音乐舞蹈等;档案文献遗产主要包括各类载体、各年代产生的记录城市方方面面历史并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等的档案资料。这些遗产记忆着城市的史脉和文脉，展示着城市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每个城市独特的性格特征。

二、地震城市记忆工程难点

城市记忆工程，是一项旨在抢救并保存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各种文化载体的档案工作。而遭受大地震后重建的城市，推动“城市记忆工程”完全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如同唐山、汶川等发生的大地震，可以说，某些城市记忆客观上存在断档现象，给地震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造成了很大难度：

难点一：城市记忆承载物大部消失。唐山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瞬间夺走了24万多人的宝贵生命，被世人公认为中国近现代工业摇篮、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重工业城市成为一片废墟，整座城市受到全方位、毁灭性的破坏，城市建筑及其功能几乎破坏殆尽。汶川发生的8.0级强烈地震，破坏地区超过10万平方公里，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损失惨重，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由此我们看到，发生大地震的城市原有城市空间环境在人们的视角中被整体毁灭，“城市记忆”对象，即不同年代的建筑、景观、街道等完全或大部消失，现今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难点二：记载城市发展轨迹的档案资料出现缺失。地震发生时与城市灾民一起蒙难的还有大量的档案资料。以唐山为例，地震时除了“三线”保存的馆藏档案因远离震中无损失外，座落在市中心区的唐山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和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保存的尚未移交进馆的档案，全部被埋压在废墟里，受到伴随地震而至的大暴雨淋漓和不同程度的积水浸泡，导致档案资料不同程度的损坏、损失，为今天开展城市记忆工程增添了难度。

难点三：民间历史遗存散失严重。城市记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是散存于民间零散的、非官方的档案资料、老照片、老书籍、老文书、老家谱、历史实物、口述材料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等等。震灾发生后，城市乡村断水断电，通讯设施不能运行，加上大量伤员急需救治，灾民一度处于恐慌之中，一时不能顾及生存之外的东西。因而，许多民间珍贵物品受到毁坏、家传文字材料等遭到损毁或散失、丢失，无疑加大了现今开展城市记忆工程时进行民间征集的难度。

综上所述，开展地震城市记忆工程，其难度远远超过其它城市，一般来说，也客观地决定了其所具有的“三性”：即由于地震灾难造成毁灭性破坏原因，决定了地震城市记忆工程的特殊性;由于原有古迹、古建筑物的消失，决定了地震城市记忆工程的复制性;由于需要借助照片、影像、档案、史料及口述追忆等还原历史文化的原貌，决定了地震城市记忆工程的逆转性。

三、震后重建城市的“城市记忆工程”对策

地震城市记忆工程难度虽然很大，但并非不可为。在这方面唐山市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如唐山抗震纪念馆、唐山地震遗址公园，不仅成为唐山人对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记忆，同时也是国内外宾客到唐山后必去的观瞻之地。而唐山中国水泥博物馆、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则以实物和影像、照片画面如实记录了唐山起源于清朝末年近代工业的发展轨迹。滦县凭借历史资料复建的“滦州古城”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点，丰南区凭借清朝开挖废弃的运河复建的运河“唐人街”吸引着京津唐大批游客纷踏而至，以及丰润区修建的试图展现红学文化记忆的曹雪芹公园等等，都属值得点赞的“城市记忆工程”的点睛之作。事实证明，地震城市开展“城市记忆工程”大有可为，总结成功经验，推动震后重建城市的“城市记忆工程”，应着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纳入政府关切，着力做好顶层设计。地震城市记忆工程的“特殊性、复制性、逆转性”，决定了地震城市记忆工程是一项不仅涉及多部门，而且与广大民众相关联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是抢救城市文化、传承城市文明、弘扬城市精神、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需要。因此，实施政府的统一领导、统一协调是必要的，同时也需要各相关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所属城市的市、县（市）区两级政府应将“城市记忆工程”纳入议事日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订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和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明确阶段性工作重点、重点项目内容和投资规模，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步调一致地推动此项工作，避免部门间相互攀比“多头不管”弊端发生。针对开展“城市记忆工程”耗资较多的现实，努力构建政府投资、社会筹资、企业投入等多渠道筹资体系，为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资金保障。

（二）加强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开发，选择确定城市记忆闪光点。 地震城市记忆工程难点告诉我们，找回地震毁掉的“记忆”时不我待、刻不容缓。恢复城市空间环境需要对城市的每一项史实、每一个典故、每一处风景名胜、每一座特色建筑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几乎被忘却的历史遗存，都要一点点地把它们从岁月的尘埃中整理出来，小心翼翼地还原于我们的城市，重新焕发城市历史传统文化的光彩。

第一，统一规划系统整合档案资源。依托市县两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和文化部门，积极调整档案资源的布局与结构，本着“以档案信息整合为主、以档案实体整合为辅”的原则，挖掘城市记忆中的闪光点，发现能够引起公众共鸣的城市记忆点，搞好精品整合，并利用网络技术对所有城市记忆档案文献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实现档案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服务，为相关职能部门和公众提供利用服务，使地方国家档案馆成为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基地。

第二，加强多元档案资源优化配置。由于历史的原因，档案资源的所有权是多元的。就唐山市而言，因城市的形成发轫于晚清中开平矿务局的创办，随着煤炭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发展，记录煤炭和水泥工业发展的档案资源分别集中于开滦集团和冀东水泥集团，而铁路建设档案资源则分属于开滦和轨道客车（原机车车辆厂）两个企业。因此，整合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的相关档案实体资源，要在尊重档案资源所有权的基础上，加强统一协调、统一组织，稳妥地实施，既保证档案所有权不变，又理清历史脉络、完整反映城市记忆，将历史清晰地展现给后人。

第三，打造城市记忆编研精品。为方便资源共享、服务社会，各级文化、档案、文史、史志等部门应立足于普及与精编相结合，展示宣传与教育启迪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携手加强城市记忆编研工作，充分采集和利用已有城市记忆资源精心编纂档案编研专册、专题图书及丛书集锦或见诸于电台电视台和报刊的专题栏目等。如唐山电视台正在播出的、借助历史资料编辑的《史迹・唐山》，《唐山劳动日报》刊出的“唐山城市档案”栏目和《唐山晚报》刊出的“唐山档案”栏目等，深受观众和读者青睐。对于文字记载缺失的采集口述资源作补充，照片图片缺失的以充足文字作说明，力求完整展示城市记忆，完整追述事件的起源、发展过程和结果。

（三）开展社会征集工作，夯实城市记忆民情民意基础。那些散存于民间零散的历史记忆资料和实物等，是城市记忆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因此，可采取接受捐赠、收购、征购、代管及其它合法形式，加强社会征集工作，具体讲有五个方面：一是广泛征集各个发展时期记忆城市历史的书籍、传单、宣言、信函、日记、手迹等文字材料以及照片、实物等档案资料。二是记述城市历史面貌的各种版本的志书、族谱、家谱、村史、墓志、碑文，以及各个时期形成的重要契约、票据、证书、执照、合同等。三是反映城市历史的重大事件、自然灾害和界域、地形、地质、河流、气象及名胜古迹、地方风俗、民间工艺、传统产品等相关史料。四是城市域内驰名、著名、知名商标档案资料，包括产品工艺规程、技术条件、图纸、产品鉴定会议文件、证书、产品发展历史等。五是著名人物档案资料。

（四）利用珍贵地震资料，做强特有记忆品牌。“地震记忆”是震后重建城市人民最强烈、最难忘的记忆，这种记忆将在这个城市世代相传，成为独特的“城市记忆”。所以，震后重建城市开展城市记忆工程，首选就是做足做强地震记忆这篇“大文章”。这里应重点做好四项工作：1、安全科学地保管和利用好记录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全过程的档案资料。力求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不同层面系统整合、管理好地震档案资源。使其不仅能为后人在突发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实施组织领导、抢险救灾、恢复建设等一系列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还可为“地震社会学”研究提供科学参考，为解决全国乃至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灾害问题，提供成功的防灾减灾范例。2、保护好地震遗址。对经国务院和省、市批准为重点保护的地震遗址，纳入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加以重点保护，使之成为地震城市人民“地震记忆”的见证物。同时为防震抗震科学研究提供实物依据，成为地震科普教育的重要场所。3、不断完善抗震纪念馆功能。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展示城市抗震精神风貌为目的，打造系统展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记忆项目，使其成为世人了解地震城市的窗口，鼓舞群众、弘扬抗震精神的教育基地。4、持续推进城市航拍记录工作。在震后航拍城市震灾全貌基础上，伴随着城市重建，拟应每隔5年即进行一次城市航拍，以便采取比对方式，推进城市记忆工程。

（五）建立“城市记忆工程”数字资源库。 “城市记忆工程”数字资源库是“城市记忆工程”建设和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要下功夫规范记忆资源的数据采集和管理，建立起城市记忆数据资源库。

“城市记忆工程”数字资源库设计应包括系统构建框架设计、系统体系框架设计、系统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等阶段，其核心运行工作包括记忆资源采集、资源创建、资源存储、资源及资源分析过程。

篇9

放眼世界, 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唯有团结的民族可以在灾难的锤炼中变得更坚强。玉树地震已经成为一场生命的劫难, 但现在的救援行动都将化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可以告慰死者, 可以提醒后人。

14日早晨, 青海玉树7.1级地震突如其来, 宁静的小城在重创之下一片狼藉。尘土满面的孩子, 低垂着脑袋被抱出废墟, 模糊的图像却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灾难再次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军队武警公安民政医疗等各个部门迅速行动, 投入到了紧张的救援中。与此同时, 个人、企业、民间组织也开始自发地捐款捐物, 爱心正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 和死神进行赛跑。经历了两年前汶川大地震的磨炼, 无论是政府, 还是民众, 都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去应对自然灾害。这让我们在悲伤中感到些许欣慰。

尽管科技日渐发达, 地震仍然不可预知。面对天灾, 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坚强挺立, 也应该不断进步。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 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汶川大地震之后, 防震减灾法获得通过, 已经于2009年5月实施, 应急救灾被纳入了法治轨道。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公民精神随之成长, 很多人自发地为灾区的规划出谋划策, 对应该用于重建的财物进行舆论监督。巨大的社会进步有目共睹, 我们相信这些会在玉树地震后的救援行动中得到体现。

放眼世界, 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唯有团结的民族可以在灾难的锤炼中变得更坚强。两年前, 汶川大地震以前所未有的破坏力, 使得桥梁断裂、楼宇坍塌, 可是中国人没有被击倒。三岁的小男孩躺在担架上向救援者敬礼, 年轻的警察妈妈敞开怀抱为失去母亲的婴儿哺乳, 至今我们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更忘不了举国默哀的三分钟结束后, 天安门广场上那经久不息的加油声, 那一刻13亿人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在齐心协力的救援中, 人与人的隔膜打开了, 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新的认识, 整个社会焕发出更强大的活力。可以说, 灾难之后的记忆强化了国民的忧患意识, 提高了社会的应急能力, 所以今天我们能以最高的效率进行震后救援。

篇10

2008年5月12日的震颤成为中国集体的沉痛记忆。因为有爱，国人始终四海一家。我们历经创伤，但却从未丧失希望。我们对未来许下承诺，并确信她将蓬勃发展。垮塌的废墟是回不去的家，死者已矣，而生活仍要继续，灾难已经过去，汶川正在重生。

2008年到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年可以改变许多事，一年可以改变许多人，仍然不变的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心。现在，灾区人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汶川灾区的板房搭起来了，临时的学校建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又有了保障，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人也走出阴影，在地震中受伤人员的伤已慢慢恢复！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人们对灾区的人民重视起来，至今还在不断地向灾区捐赠衣物、棉被、食物、书籍和生活用品，领养在地震中失去双亲的孤儿……我相信，通过灾区人民的努力，有国内国外的支援，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沉默将发出声响，负重将得到报偿，苦难将照亮前程。诺言的种子，深深扎根大地，终将发芽，破土而出。

让我们抬起头，挺起胸膛，去纪念这一份坚强，去纪念这一份伟大，去纪念这一份大爱，去纪念中华名族坚定向前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