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成语的诗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带有成语的诗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封建时代讲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得不到和男子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只有少数例外者因种种机缘而成为德才兼备、名震一方的学者，乃至于一代师表。第一个收徒授业的女教师是东汉的班昭。班昭的父亲班彪、兄长班固毕生致力于整理西汉历史，编写《汉书》，但未能完成而先后去世。班昭继承父兄遗业，最后完成此历史巨著。许多公卿大臣常向她求教，汉和帝多次召她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号曰‘大家’”。

南北朝十六国时，前秦的国君符坚兴办学校，设置博士教授儒学经典，但其中《周礼》缺教席。有人向符坚推荐说：太常官韦逞的母亲宋氏，其娘家世代传习《周礼》，必能为师传授。于是符坚下令，在宋氏家中开设讲堂，选送学生120人，随宋氏“隔绛帏而授业”。宋氏便成为我国古代第一位政府官学的女教师，并被封为“宣文君”以示褒奖。

古代确有省油灯

现在形容一个人不节约、铺张浪费或者不好惹，我们会说此人“不是省油的灯”。反其意，也就是说“省油灯”比喻易处或胆小怕事的人。“省油灯”一说最初出自陆游的诗文中，而古代也确实存在这种节油的“省油灯”。

古代不像现今一样，有电灯可照明，古时一般点灯盏来照明。六朝时的灯盏，通常由油盏、托柱、承盘三部分组成，其制作大多新颖别致、式样变化多端，现在看来仍可堪称艺术品。而省油灯就是这些灯盏中的一种，它由瓷器制成。省油灯初看与普通灯盏没大的区别，但它的碟壁是一个中空的夹层、碟壁侧面有一个小圆嘴，用来向夹层中注水。在夹层中注入冷水以降温后，可省一半的油。如《陆放翁全集・斋居纪事》记载：“照书烛必令粗而短，勿过一尺。粗则耐，短则近。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蜀有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半。灯檠法，高七寸，盘阔六寸，受盏圈径二寸半，择与圈称者。”

唐宋两代省油灯都很受欢迎。邵公济牧在汉嘉年间还曾把省油灯当礼物送给朝廷的学者和高级官吏呢。

人体与生俱来的缺陷

文/杨凌

脑细胞 脑细胞一旦缺氧，用不了多久就会死亡。脑袋的构造不适合在高速行驶的汽车、飞机和游乐园里高速运转的玩具上晃来晃去。

耳道毛细胞 耳道毛细胞易受损难再生。人类耳道里的毛细胞对听觉至关重要，可是这种细胞又很容易被嘈杂的声音破坏，从而损害听力。

心脏 人类肝脏可以自我修补，但是心脏不行。让心脏具有肝脏的再生功能将是一项重大的医学突破。

视野太窄 人类要看清楚任何东西，都需要光线通过视网膜中间一小处地方，这导致人类的视野比动物窄。

颈部 人类的颈部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却偏偏藏有非常重要的神经系统，这些重要神经一旦受损，我们就会瘫痪。

软骨 膝盖一生都在承受巨大的压力，软骨遭受磨损，很难自我修复。

古代男同性恋为何称“断袖”

篇2

关键词：竹马； 婴戏图；演进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5）11-0098-03

On a Bamboo Horse You Came on the Scene， Around the Well We Played with Plums Still Green，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Bamboo Horse” in Paintings with Children at Play Design

FAN Xiao（Suzhou Art & 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215000， China）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toy for Chinese children， “bamboo horse” enjoys a long history and extensive popularity.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tudy on the styles， development， game mod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bamboo horse” by sorting through images in paintings with children at play design and making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iming to discover wisdom embodied in traditional toys and to increase our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toys.

Key words ：bamboo horse； paintings with children at play design； evolvement

Internet ：.cn

一、“竹马”玩具的由来

在《后汉书》卷三十一《郭炒》中写到：“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澄剩憾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军到，喜，故来奉迎。”这是关于“竹马”一词最早的记述。可见在东汉时就已经有了“骑竹马”一说，但这也不能绝对地认为东汉时期是“竹马”这一玩具的起源。考古发现，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发现了马并随之驯服和以马作为交通、生产等工具。《郭炒》中提到的“美稷”在今天准格尔旗的北部，我们可以以此推想，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儿童也喜欢模仿成人，以竹代马，作为游戏。“骑竹马”这一游戏很有可能便是发端于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之后便广为流传起来。

二、“竹马”玩具在古代社会的普遍性

晋人杜夷在《幽求子》中写：“年五岁有鸠车之乐，七岁有竹马之欢。”到了唐代，在很多的历史文献和诗歌中见到对竹马的描绘。如李贺在《唐儿诗》中有“竹马梢梢摇绿尾，银鸾光踏半臂。”之句。李白在《长干行》中写：“妄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之后“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便成为两个成语流传下来，这也是人们对竹马的最深印象。晚唐诗人路德延《小儿诗》：“嫩竹乘为马，新蒲折为鞭。”描写了竹马所用到的材料。唐以后，竹马游戏在日本也很流行，在日本的史料中多有记载，平安时代许多诗人吟咏竹马意象的诗句。如大江匡衡《述怀古调诗一百韵》：“七岁初读书，骑竹击蒙泉。”唐朝以后，儿童的竹马游戏有了更多的延伸，使其变得更加艺术化，在很多戏剧中出现，也有了“竹马戏”，如“用篾扎纸糊的马，分前后两部分，内空燃烛，绑在小孩前后腰间做骑马状。”南宋周密《武林旧事》提到的“舞队”中就有“男女竹马”之名。《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庆赏元宵，每须有数火，或有千余人者，全场傀儡，阴山七骑，小儿竹马，蛮牌狮豹，胡火番婆，蹈跷竹马。”各种游艺项目。宋代的词调中也出现了《竹马子》调，南曲里面也有了《竹马儿》《番竹马》等曲。到了金朝，元好问在《奇女严》中有“竹马几时迎阿姨，五更教诵木兰篇。”可见，不止男孩，女孩也热衷此游戏。

三、婴戏图中的“竹马”游戏

文学作品对“竹马”的描写很多是表达儿童童真的状态或对童年的记忆等，对于我们想了解竹马这个玩具以及如何玩耍游戏的情景，则更多地要依靠图像。婴戏图是中国绘画中的一个传统题材，表现了儿童天真可爱的形象，各个时期的婴戏图也都反映了当时儿童游戏、生活、兴趣爱好、衣着、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婴戏图的解读，也是了解中国古代生活的一个切入口。

（一）魏晋墓中的砖画《儿童骑竹马》

敦煌佛爷庙湾36号魏晋墓中出土的一幅砖画，内容正是儿童骑竹马（图1）。这幅砖画可能是最早的关于这个题材的图像。画面中间一小孩上身穿着红白短衣，内着肚兜，下身，右手握着一根竹子骑在胯下，左手抓着母亲的手，似乎要拉着母亲陪他玩耍。母亲的眼神无比温柔，很享受地看着儿子在身边嬉戏，画面左边一仆人也回头看着儿童，整个画面以儿童骑竹马为中心。这也是早期的婴戏类图像之一，在魏晋时期婴戏图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绘画种类，而是穿插在一些画面中。

（二）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儿童骑竹马

唐代是中国艺术发展的盛期，各类题材都开始得到发展，宗教画占有相当的比重，人物画则是以反映贵族生活为主。出现在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婴儿也成为考察唐代婴戏图的难得遗物。

在敦煌晚唐第9窟的东壁门南的一幅壁画中（图2），描绘的是礼佛的场景，在供养人中，一位贵妇人的右下侧画了一个身穿红色花袍，内着[裤，足蹬平头履的小顽童。他胯下骑着一根竹竿，一手举着一根带叶的竹梢，作为马鞭。想象当时的场景便是一群礼佛的贵妇行列中，一个顽皮的小孩骑着竹马在里面穿行，很有生活气息。

（三）宋、金、元时期婴戏图中的“竹马”

宋代是婴戏图发展的一个高峰，出现很多擅长婴戏图的画家。在人物造型、题材内容、技术上都有拓展。同时，宋代的婴戏图像不止见于卷轴、屏障、册页中，也在大量的工艺品装饰画中出现。纵观这些图像中出现的儿童竹马也日趋复杂化。除了那些最原始普通的胯下一根竿子的竹马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竹马，用竹篾扎制或者纸糊成的马头，头上有鼻有眼，有耳有鬃，儿童的脖子上系一带，拴住马头，后面接一带有绿叶的长竹，当作马身，确如李贺写的：“竹马梢梢摇绿尾。”如宋代磁州窑白地黑色的婴戏枕。

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幅元明之际的《宫苑婴戏图》（图3）描绘在一座宫苑中，几组儿童在玩耍的情景。其中位于画面中间偏左侧，有两个儿童，分别身着红色和绿色衣服，正每人骑着一竹马。通过画面可知，此时的竹马更加精巧，不但有栩栩如生的马头，挂着马玲，还有完整的缰绳，在竹马的后部，又牵拉一根横杆，杆头各有一轮，形似小车，使竹马运动起来更加便捷。

（四）明、清时期婴戏图中的“竹马”

明清时期的婴戏图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各种工艺品和民间年画上以婴戏图为装饰题材已非常普遍。

现藏博物院的《升平乐事图》册页，是清宫供奉画家所做，全册描绘贵戚豪门中的仕女婴孩各种游戏事项。第十开画的是竹马骑射游戏（图4），这里有两童子骑着红白竹马。马分为前后两部，竹扎骨架，裱糊纸绢，分别挂在腰间，人在当中，如同骑马。骑红马者持戟，自山石后奔出；骑白马者正拉弓搭箭。小孩子们把古人出猎情景表演得惟妙惟肖。

另一清人所绘的《婴戏图》中（图5），六个儿童正在模仿戏文中的内容。两小儿在前鸣锣开道，接着两个儿童举着“状元及第”的旗，一个儿童扮演状元，身着红色长衫，头戴状元帽，手握马鞭，胯下骑着竹马，最后一个儿童举着伞盖殿后，学着“状元游街”的情节，这种题材的婴戏图表现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

纵观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竹马婴戏图，可以形象地通过视觉了解到竹马玩具从初创的形态到之后的种种改良和完善。儿童愿意模仿成年人的行为动作，这种需求也使得竹马玩具的造型越来越逼真。

四、结语

民间玩具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习俗而产生、发展的，成为民俗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竹马出现的早期，人们就地取材，竹子、树枝之类是最易得的材料，稍加切削处理就可以当作儿童的玩具。用“平常之材”造“平常之物”是我国民间玩具制作的传统。到宋元时期，是中国民间玩具发展的一个高峰，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各种专业化的手工玩具作坊也开始出现，竹马也开始有了不同的造型，丰富起来。到了明清之际，民间玩具的生产、制作、使用和杂剧、戏剧等互相渗透、技艺水平明显提高了，造型也日趋精致。

我们用现代的视角和理念来看待竹马这一传统玩具，体会古人的信仰、习俗和工艺。当时的竹马玩具由于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易保存，大多消失了，但仍希望通过对传统玩具的探究和研究，使它得以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扬之水.从孩儿诗到百子图[M].北京：人民美术，2014.

篇3

关键词：东晋； 周易； 文学； 艺术

The spreading of Zhouyi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bstract: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7—420）， Zhouyi was directly spread mainly by ways of teaching at school， passing down privately， and philosophical disputing (among the literati）. In addition， pination by Zhouyi also put forward the spreading. Influences of Zhouyi on literature and art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words， images， styles， conception， criticism and novels， etc.

Key words: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Zhouyi; literature; art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各种学术思潮异常活跃，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异彩纷呈。《周易》在获得两汉经学的青睐后，又开始经历魏晋玄学的洗礼。玄学化的《周易》学派蔚然兴起，脱颖而出；同时，由于动荡社会的现实需要，依托《周易》的卜筮也广为传播，向社会作立体化、多方位的渗透。东晋是一个玄学兴盛、文艺繁荣的时代，全面考察《周易》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对于丰富易学史研究、加深对东晋文艺的理解都是不无裨益的。

主要传播方式

通过官办学校讲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王弼易学在东晋受到推崇并广为传播。《北史·儒林传序》云：“江左，《周易》则王辅嗣。” ［1］(卷八一)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2］东晋初建，元帝修复学校“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3］ (殷茂《上言宜令清官子侄入学》)；“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郑《易》皆省不置。” ［4］（《荀崧传》）荀崧为此曾上疏力争将郑玄易学置博士一人。元帝令臣下博议，臣下皆以为可，元帝准奏。但“会王敦之难，不行”，不了了之。查《晋书》不见有再置郑玄《易》为博士的记载。因此，很可能直到梁、陈时代才有“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5］（《经籍志一》）。王弼《易》注既然列于国学，当然也就成了学生的考试科目。据《晋书·孔坦传》，东晋建立三年后，针对各地举荐上来的秀才、孝廉，晋元帝“申明旧制，皆令试《经》”，后听取孔坦建议，仅定孝廉四年后试《经》，秀才则仍依旧制。

除了国学，地方学校也是《周易》传播的重要场所。《通典》卷五三云，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时，开办官学，“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修复学校。”［6］可见，地方官学随着局势的稳定，也逐渐得到恢复或新建，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经典自然成了主要科目。在地方上办学影响最大的当数豫章太守范宁，他“在郡大设庠序”，“远近至者千余人”，“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4］（《范宁传》）这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五经》的学生。如《宋书·周续之传》云：周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纬》、《侯》”。［7］《晋书·许孜传》称许孜“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当然范宁允许讲授的极可能不是王弼《易》学，因为他宗尚传统儒学，痛恨浮虚玄风，并认为这种学风“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4］，作专文驳斥王、何“游辞虚说” ［4］（《范宁传》）。

私人传授也是东晋《周易》直接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办学卓有成效和声名的是范宣，《晋书·范宣传》称“江州人士并好经学”的原因就是由于范宣的讲习之功。他“博综众书”，所著《易论难》流传当时。据《晋书·郭璞传》，郭璞受业于“客居河东”的郭公，郭璞也曾私人授学，因此本传称郭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云云。被列入《晋书·艺术传》的东晋术士，多有学于私门或私人授徒者：

步熊，字叔熊，阳平发干人也。少好卜筮术数，门徒甚众。

杜不愆，庐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学《易》卜，屡有验。

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也。为书生，受《易》于会稽伍振，善占卜。

《周易》传播所及，不止限于儒生，佛教徒也莫能例外。如竺法太的弟子“昙一、昙二，并博练经义，又善《老》、《易》，风流趣好，与慧远齐名” ［8］（《晋宗师瓦官寺竺法太传》）。慧远一代宗师，“少为诸生，通《六经》及《三藏》” ［8］（《晋庐山慧远传》），精通《易》理。僧　“通《六经》及《三藏》” ［8］（《晋长安大寺释僧　传》），现存支遁诗文中多次使用《周易》概念语词。僧人接受《周易》主要不是阐发易理，而是与佛理相印证，或者以易解佛。如释道立“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 ［8］（《晋长安覆舟山释道立传》）。支遁作《释迦文佛像赞序》云：

冲量弘乎太虚，神盖宏于两仪；易简待以成体，太和拟而称邵；圆蓍者像其神寂，方卦者法其智周。［3］

这哪里是释迦大佛，实在是《周易》太极的神像。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云：“岂独以圣人在位，而比称二仪哉！”［3］于《出家二》云：“故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遁世则宜高尚其迹。”［4］这是借时人熟悉的《周易》之理为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作论证。由此足见僧人中的贤智之士于《周易》修养之一般。

清谈是《周易》在上层名流中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三玄”之一，《周易》是东晋名士的案头必研书，通易理是风流拔俗的基本标志。《晋书·王湛传》载：

（王）济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于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周易》是王湛的“床头”书，其侄王济“何用此为”的问句，于嘲笑中透出这样的信息：只有名士才读《周易》。王济于王湛处“留连弥日累夜”，清谈《周易》义理当是重要话题。

清谈《周易》，有时是一人清言，如上段引文中王湛“清言”，即自己一人阐述《易》理，因此说“济所未闻也”。《世说新语·文学》云：

宣武集诸名贤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9］（第217-218页）

桓温说卦是一人讲，众人听。因讲法呆板，引来简文帝讥诮。有时为两人问答。如同书云：

殷荆州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9］（第240页）

有时候是众人共坐，听两人拈题论难。如同书云：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既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拊掌而笑，称美良久。［9］（第238页）

清谈促进了《周易》的传播，更加深了对易理的探讨和理解。同时也表明易学派别之间存在着论争。殷浩、刘惔属于继承王弼以玄解《易》新方法的玄学派，《晋书》本传说他们都好《老》、《庄》。孙盛则是传统派的支持者。从他们之间辩论的现场看，东晋名士多赞赏王氏易学，否则“一坐咸不安孙理”、“一坐同时拊掌而笑”就无从解释。简文帝是刘惔的岳丈，王、谢家族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谢安等名士皆好老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明显倾向于老庄。元帝立《周易》为博士，首先考虑的是王弼易学，而不是郑玄易学，也很能说明当时名士对于玄学派的格外青睐。刘义庆《幽明录》和殷芸《小说》都记录了这样一则耐人寻味的传说：

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甚无意！”于时夜分，忽然闻门外阁有著屐声。须臾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文凿句，而妄讥诮老子邪？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深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疾卒。［10］（第165-166页）考虑到记录这则传说的刘义庆是离东晋最近的南朝宋代人，这一传说应当在东晋就已经存在，其贬王褒郑的情感倾向显示了新旧易学派别之间的矛盾。

易卜也是《周易》传播的特殊而重要途径。东晋时期方术活动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通晓《周易》卜筮的术士，他们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易》卜是用《周易》来占卜，东晋时依然用《易》卜决策和预测过国家事务。《晋书·郭璞传》载晋元帝初镇建业，郭璞应王导之命卜筮，遇《咸》之《井》。《晋书·五行志中》载：王敦反，温峤、庾亮欲往征讨，令郭璞卜筮，卜云：“元吉。”《搜神记》卷二称有人得伤寒病，“垂死，令璞占之，不吉。”郭璞以厌胜之术保其无恙。庾阐著《蓍龟论》云：“蓍龟之运，亦所以感兴卦兆，求通逆数”，《易》卜实际上并不一味迷信卦兆，往往贯彻人的意志。《晋书·郭璞传》云：

（王）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

《晋书·五行志中》载：

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 峤语亮曰：“景纯每筮是，

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

郭璞卜筮的结果也代表了他个人的政治倾向，非仅为卜筮而卜筮。其实令人卜卦的人，除了无知的庸人，大多借以自造舆论。统治者尤其如此。上引卜例中多有个中信息。因此《晋书》卷七六《王廙传》载王廙《奏〈中兴赋〉疏》云：“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子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下之历数在陛下矣。”

与借卜筮表达政见相通，东晋时期，精通《周易》的臣下，还时常借易理立论进谏，这也促进了《周易》的传播。郭璞感于“刑狱繁兴”［4］（《郭璞传》），曾上《省刑疏》、《日有黑气疏》二疏，引用易理分析卦象和自然现象，表达减省刑狱的政见。《晋书·蔡谟传》载蔡谟上疏谏止征西将军庾亮移镇石城，开篇即云：“时有否泰，道有屈伸”，依《易》立论，最终说服了庾亮。《晋书·江逌传》载江逌为谏止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上疏云：“致饰则素，故《贲》返于《剥》；有大必盈，则受之以《谦》。”引《易》卦以明理，增强了说理效果。

对诗文小说的影响

由于经典教育的传统得到延续和普及，东晋士人大多或多或少地得益于《周易》方面的修养。东晋文人也是如此。在东晋著名文人中，受《周易》影响最显著的是郭璞和干宝。在郭璞的诗文中有近十题明显带有《周易》的印记，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所受《周易》影响已略如前论，此外其《晋纪总论》中也明显闪烁着《周易》的魂灵。其他作家像湛方生、陶渊明、刘琨、王廙、王胡之、孙绰、顾恺之、戴逵、支遁、慧远等人或多或少于诗文中留有《周易》的影子。如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11］ （《饮酒》二十首之十六），很早就接触到《周易》。

《周易》对东晋诗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以《周易》的概念范畴如乾、坤、阴、阳、否、泰、太极等入诗：

厄运初造，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再覆。（刘琨《答卢谌诗》）［12］（第851页）

茫茫太极，赋受理殊。（孙绰《丧哀诗》）［12］（第897页）

若乃太阴下沦，少阳上升，蜇虫将起，动灵先应。［3］（第2235页顾恺之《雷电赋》）

乐哉一生，无泰无否。［3］（第2270页湛方生《北叟赞》）

这些被引入诗文中的《周易》概念范畴加强了诗文的玄理意味，但多缺少形象，难免生涩。不过，也有些概念范畴由于已化入日常口语，引入诗文后避免了这种缺憾。如“损益”：刘毅《请移江州军府于豫章表》开篇依《易》立论云：“臣闻天以盈虚为道，治以损益为义。”下文便紧扣“损益”立论。《全晋文》卷一二七丁谭有《上书陈时事损益》，表明“损益”在当时已成为日常用词。又如“三才”，语出《周易·说卦》天、地、人总谓，在东晋变为成语，陶渊明《形影神·神释》云：“人为三才中。”［11］（第36页）支遁《八关斋诗》三首之三云：“达度冥三才，恍惚丧神偶。”［12］（第1080页）

《周易》是玄谈的基本读本，染指玄理极深的玄学诗人创作的诗歌往往杂有《易》理。如孙绰《与庾冰诗》云“昏明相错，否泰时用。数钟大过，乾象摧栋。”《赠谢安诗》云：“藏器掩曜，涉易知损。”王胡之《答谢安诗》云“泰不期显，在悴通否。”都明显杂有易理。旧论玄言诗多侧重于其老、庄、佛三家义理，而实际上《易》理也是玄言诗要表达的主旨之一。

第二，以《周易》所取之象入诗文。如：

砰棱震雷咤。［12］（第858页李颙《百般日诗》）

大象内，照曜实显影。［12］（第949页张奴《歌》）

踟蹰观象物，未始见牛全。［12］（第1080页支遁《咏怀诗五首》之一）

乘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3］（第2370页支遁《弥勒赞》）

乾光坠影……龙德时乘。［3］（第2152页郭璞《客傲》）

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12］（第865页郭璞《游仙诗》之一）

大象运四时，功成者自去。［11］（第128页陶渊明《咏二疏》）

与直接以概念入诗不同，用易“象”入诗很好地契合了诗的形象性特点。在诗中“易象”由于同情理结合紧密，便成为具有审美意味的意象，“象”实现了由哲理向诗意的转化。如郭璞《游仙诗》“进则保龙现，退为触藩羝”就是很好的例子。《周易·乾》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13］《大壮》云：“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13］郭璞这两句诗是说：出仕固然可以为君所用，如见龙在田，会有所作为；可若想再从仕途退向山林，则如公羊触藩，进退不能。这里既引入易理，又引入《易》象，使诗意的表达不显干枯，具备了意与象交融的审美意味，这类诗就避免了直接以概念入诗带来的生硬阻隔。

第三，《周易》句式、形式对东晋诗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周易·系辞下》云：“昔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12］“仰俯”句式在东晋诗文中屡屡出现：

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仰观大造，俯资时物。［12］（第899页孙绰《答许询诗》）

俯挥素波，仰掇芳兰。［12］（第916页徐丰之《兰亭诗》）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11］（第133页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

“仰俯”句式在此已不仅仅是句式，而且是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意味如动作的节律化、时间的瞬变、天人合一的玄同等等，无不如丝如缕地氤氲着《周易》的气息。

说到诗的形式，东晋时女子苏若兰的《璇玑图诗》不能不称为天下一绝。它又称《织锦回文诗》，据说纵横推求，可得七千余首三至七言诗。《旋玑图诗》诗歌形式回环往复，阴阳运行，如神龙见天，无首无尾。意旨所归乃在情之太极。《易》以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六十四卦而变化无穷，阐幽探微，窥视太极。《周易》变化无穷的卦象正如《璇玑图诗》回还往复的诗语，《周易》所求太极之理，正如《璇玑图诗》所抒刻骨之情。《璇玑图诗》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真是得《周易》之壸奥！

第四，《周易》万物迁化、乐天知命等观念深深地渗透进诗文情思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14］（卷一三）又云：“《易》以道化。”［14］（卷一三）《周易》长于应变，其中大化运转，万物迁流的观念是一大特点，故《周易·系辞》倡导“乐天知命故不忧”。魏晋时期，天下板荡，人事乖变，白云苍狗，生命无常。东晋文人于此感触良深。但由于玄理浸染，他们普遍追寻一种与化流迁的人生境界：

恢心委形度， 亹亹随化迁。［12］（支遁第1081页《述怀诗》二首之二）

大矣造化功，万物莫不均。群赖虽参差，适我无非新。［12］（第895页王羲之《兰亭诗》）

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9］（第216页羊孚《雪赞》）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1］（第37页陶渊明《形影神》）

乐夫天命复奚疑。［11］（第162页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这是诗性心灵感悟宇宙奥理后的自觉解脱，当然其中离不开《周易》哲理的深刻启示。

第五，《周易》立象尽意的观点深深影响了东晋文论。王弼“得象而忘言”的观点，经荀粲、欧阳建等人的辨析，成为易学哲学的特色问题之一。至东晋尚余嗣响，《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9］（第211页）东晋文艺重写意，玄言诗如此，陶渊明的田园诗如此，东晋书法也是如此。表现在文论上即倾向于赞同言意之辨中的重意派，推崇超越形式的文艺境界。当然同时也不舍弃形象与形式。陶渊明诗文中追求去除伪饰的自然真境，他的诗虽名为田园诗，但客观摹象非其宗旨，由象得意，抒写胸怀，进入真境，才是根本目的。因此他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1］（第89页）《饮酒》二十首之五“好读书，不求甚解”，“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11］（第175页）《五柳先生传》《晋书·陶潜传》称他“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4］（卷九四）在陶渊明这儿，“言”、“书”、“弦”都不是心之所在，心之所在是“意”、“得”、“趣”。他要追求和体悟的是超于形、象的意境。但纯粹的哲思又非诗人所为，所以他说：“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11］（第145页）《感事不遇赋序》“伊怀难具道，为君作此诗。”［11］（第112页）《拟古》九首其六“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11］（第120页）《杂诗》十二首之九还是要借助“文”、“诗”、“篇”以导达“意气”，抒发“伊怀”，寄托“绝音”。又《世说新语·文学》云：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9］（第256页）

文康的“赋不尽意”观正是“言不尽意论”的翻版，而子嵩“有意无意之间”的回答则是对借言、象尽意论的巧妙运用。《世说新语·文学》又记：阮孚读郭璞诗句“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后，感慨道：“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形超神越。”［9］第257页郭璞诗句所传达之意，只可意会，“实不可言”，但郭璞确实又借言传达了此“意”，致使阮孚“形超神越”。对于读者阮孚来说，他感动的不是语言，而是“形超神越”的境界，但又是借助郭诗。不论就作者还是读者，东晋文人更推赏脱略形迹的意境，但同时不否定文学语言形式，而是以之作为进入化境的凭借。这些都打上了易学言、意、象关系之辩的印记。

《周易》，特别是京房易、费直易、管辂易，连同当时郭璞等人的占筮易在东晋广泛流传，不仅影响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直接影响了志怪小说的产生和繁盛。东晋许多志怪小说实际就是《易》卜应验事实的记录。现存干宝《搜神记》460余条中就有80多条写术士筮例或者引《易》类著作中的话语以验证怪异现象的“合理性”。其中写到的术士有管辂、淳于智、郭璞、隗炤、费孝先、韩友、严卿等，被引用的《易》类著作几乎全是京房《易传》，此外京房《易妖》、《周易》原文各有两三处。据干宝《搜神记序》，这些志怪小说有的承于历史典籍，有的“收遗逸于当时”，后来多被《晋书》、《宋书》中的《五行志》等采用。除了《搜神记》外，梁代就已署名陶潜撰的《搜神后记》、刘宋刘义庆撰的《幽明录》、无名氏的《录异传》等还记有吴猛、郭璞、杜不愆、隗炤等易家术士的怪异传说或卜验筮例。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与《周易》相关的篇章。如《世说新语》中有郭璞逸事六条，所记人物不少提到他们的《周易》修养。但总的看来，志人小说没有志怪小说与《周易》关系直接而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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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