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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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法治化是社会保障实施的法律保证，没有法律手段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公民的社保权利，离开了法律手段，遇到问题就没有地方讨公道；

二是法治化是社会保障实施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个条件和环境，那些有关社会保障的各种法规条文才能活起来，才可以发挥“良法”的效能；

三是法治化是社会保障实施的实践检验标准，有了它便可以有效地监督和调适社会上的各种违反《社会保障法》的行为，从而有利于保障全体公民、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保利益不受他者（来自个体或组织）的侵害。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法治建设和行动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不同程度上法治的失信、失衡和失调情形。比如，老百姓在遇到诸如生病、工伤和养老等生活难题时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援助，甚至走上艰难的上访之路，显然存在着对社保法的不信任感。又比如，我国由于退休待遇在行业和区域差异上过大，这种不公平社会状态形成的原因也非常复杂，难以在短期内合理解决。

法治化中国社会保障建设的实施策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需要各级社保组织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社保工作的法律意识，并且应适度地放弃一些行政权利，以便还利于民；

二是应大力提倡学习《社会保险法》等法规，并在公民中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和遵从态度；

三是尽力缩小和解决社保法实践中的诸多失衡和失调问题，将社会保障的法律行动和民生建设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篇2

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2以行政执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3以行政执法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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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7902

1秩序的内涵

秩序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但秩序的确定含义是什么，国内学术界尚没有统一的认识。要想弄清秩序的含义，需要注意以下四点：首先，秩序是相对于无序而言的，没有无序、冲突和混乱也就谈不上秩序。其次，秩序的形成是由于对无序和冲突控制的结果，没有对混乱的有效控制也就不会出现秩序。第三，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可以看出法治和人治都能建立起秩序，但是根据法治所建立的秩序，才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法治建立的是法律秩序，而在人治社会里，由于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人治建立的最终是非法律的秩序，这一点需要予以注意。第四，在此所论述的秩序不包括自然秩序，仅指社会秩序。秩序意味着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2社会秩序及特征

德国学者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说：“所谓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也亦即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的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可见，社会秩序是一种有益的价值因素。它能为人们理性的交往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美国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说：“一种社会秩序就是各种要素的体系，其中每一个要素都由它与所有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界定，这些要素就是个人与群体。他们在体系中的位置就是社会地位。”在昂格尔看来，社会秩序的存在是以社会的整体运行为背景，特别要关注其系统内部之间的协调。也就是说，社会秩序的评价标准，关键要看个人群体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个人与群体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一致的、协调的关系，则说明社会秩序是合理的、有序的良好运行状态。

社会秩序的特征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稳定性。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稳定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没有稳定更谈不上良法善治。所以，我认为判断社会秩序的标准，关键要看这种秩序是否符合或体现个体与群体的需求；是否能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的进步与发展。以上“两个是否”的实现，则体现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性。第二，合理性。合理性是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所在。现实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的发展，说明社会秩序的存在一定要满足合理性的价值取向。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印证，也是现实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第三，保守性。保守性是社会秩序的时代特征。事物都是运动的，人类社会是在运动中存在，运动中发展。面对不断运动变化的世界，社会秩序应当具备一定的防御功能，否则社会秩序变化太快，则会引发社会动荡，最终会波及社会的稳定。

3法治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保障

法治是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它之所以能起到这种作用是由法治自身的要素与机制来决定的。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分析法治对建立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1）法治为控制无序与混乱提供了法律规范。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有相应的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就需要在冲突与混乱中引进控制机制，而法治就是最合适的社会控制机制。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就是一种实力的比拼。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群体也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同样群体也有利益多少的争夺。这种矛盾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冲突与混乱。显然，对冲突与混乱必须给予控制，否则社会秩序无法形成，更谈不上法治秩序的实现。这就需要国家为人们提供一系列的行为规则来协调、支配和控制人们的行为。而法治可以为此提供法律规范，因为法治社会要求社会应主要由法律来治理，把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法律化和制度化。现代社会之所以必须主要由法律来治理，这是因为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相比较，有一系列社会稳定所必需的优势，如法律具有科学性、公正性、稳定性、严肃性、强制性等，这是建立法治秩序的时代要求。

（2）法治为社会稳定秩序的形成提供了途径、方法和技术。一个社会秩序的确立和维持，不仅需要规则，而且还需要组织制度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法。法治正是和平解决冲突和控制社会的制度、方法和技术。首先，现代法治社会要求普通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要忠实地履行法定义务，积极而正确地行使和维护法定权利，从而对可能发生的冲突，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其次，法治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和官吏要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不能滥用行政权力，正因为如此，才有法治可言。这样，行政机关的全部活动会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从而构成了保障社会秩序的组织制度。最后，法治提供了解决矛盾冲突的各种程序，其中包括调解、仲裁、审判、上诉、申诉程序，为社会疏通了解决冲突的多种途径。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都离不开法治。一旦离开法治，市场运行将寸步难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在发生冲突时愿意寻找法律的帮助，从而促成了矛盾的解决，稳定了社会秩序。

（3）法治能预防和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一般来说，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国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行为。违法犯罪行为是一种使社会陷入无序的张力，如果违法犯罪数目剧增，会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轻者以权谋私，重者侵犯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些不仅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还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因此，要维护并稳定社会秩序，必须消除以上两个不安定因素，而法治在这里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法治原则要求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要有明确的权利义务，而且要忠实地履行义务，正确地行使权利，以期实现法定权利义务的统一，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顺利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法治的初始意义而言，法治的精髓在于它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失控与异变，此乃一个社会最深层的稳定因素。

（4）法治为社会稳定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强力保障机制。实施社会控制仅有规则是不够的，要想形成秩序还必须为规则的实现提供强力机制。如果社会主体自觉接受或认可并依规则行事，则勿需强力机制；如果社会主体被动或不愿接受或认可规则，则需要强力机制的威慑，以保持社会秩序状态。法治社会中的监狱、警察、法庭等即为强力机制，保证法治秩序的形成。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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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法》第1条规定了立法目的，按法条叙述顺序分解来说：一是规范社会保险关系；二是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三是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公民个人是具体的保障对象即最终的权利主体，因此，无论是从法理、逻辑关系、因果关系，还是从社会现实和发展的需要看，第二点理所当然是核心目的。立法目的是一部法律（乃至一国法律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表征该法的价值取向。与立法目的相对应，就是手段或方法了。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与手段应当相适应。在法律领域，立法目的是“良法”与“恶法”标志。凡保护民众，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法是“良法”；反之是“恶法”。当然事物并不完全是由极端对立的两方构成的，其中或有“中间地带”。在“良法”与“恶法”之间，还存在着虽然“目的”良好但效果不佳，或“目的”虽不“恶”但也未必“良”的法，权且称之为“欠佳之法”或“待完善之法”。法治是“良法”之治。《社会保险法》的目的无疑是良好的、进步的，但它的效果并不佳，因此，还不能称之为“良法”，可称之为“待完善之法”。所谓“不佳”及“待完善”，表现为该法的一些重要条款没有切实体现目的，又突出地表现在有关职工社会保险方面。因此“完善”的关键，是解决好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方面的问题，从而使该法成为“良法”。

二、现行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职工的参保登记、缴费权保护不力

《社会保险法》所规定的维护参保人利益是从“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开始的，即参保本身就是公民的权利。参保是公民个人参保，首先需登记，继而缴费，养老保险计入个人账户。但该法似乎并未将“个人参保”作为首要环节，而是侧重于用人单位缴纳保险费。如第57条、58条规定了用人单位申请单位社保登记和为职工进行社保登记的事项，但对于用人单位不为职工登记的处理，只是“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110%确定应当缴纳数额”，然后“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按照规定结算”，至于职工是否获得登记和缴费，未作相应规定。登记、如实缴费的事项不落实，职工的社保权利无从谈起。

（二）重要事项的管理机构未确定或不统一

对保险费征收机构未作明确规定。现在仍是根据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由省级政府规定由税务机关征收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征收。目前“征收”主要发生在职工参保方面，职工参保从登记到缴费（征收）、核实缴费、强制缴费等经常性管理本应联系在一起，依现行法，经办机构负责经常性的管理，但征收事项却不一定由它负责，假定是由税务机关负责，势必发生征收业务在经办机构和税务机关之间翻来转去的情况，造成在管理上的严重脱节，不利于职工参保权的保护。处理社保违法的机构未确定或未统一。《社会保险法》中有几处提到“由有关行政部门”对社保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或采取强制措施，但未规定具体部门。

（三）处理违法的程序繁杂

按照《社会保险法》，处理社会保险投诉、举报、违法事项的国家机关（机构）主要是人社部门、社保经办机构（或加上税务机关），这些机构本是同一系统，在同一统筹区互为上下级，但在处理事项的范围上，两机构的职能在性质上重叠，在程序上弯来转去，处理周期长。职工参保是基于劳动关系，由于劳资双方均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具有易变性，待投诉处理完毕少说也要半年以上，此时劳动者很难留在原单位。

（四）参保权法律救济规定混乱

《社会保险法》第61条规定：个人认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经办机构侵害其社会保险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第83条规定：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讼。用人单位侵害个人社会保险权益的，个人也可以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这些法律救济的规定，看似考虑得很全面，却很难有效执行。个人社保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却人为制造了救济上的分割：登记、核定、支付保险待遇的救济对着经办机构，征收救济对着征收机构即经办机构或税务机关，对征收处理不服的对着那个未明确的“有关行政部门”，并加上“用人单位侵害个人社会保险权益的，个人也可以要求人社部门处理”，如对处理（包括不作为）不服，依法可以申请复议或，而这些机关、机构都由他们的本级政府或上级机关作为复议机关，这样一来，复议机关大概有十个之多。

（五）与劳动仲裁的关系纠缠不清

根据《社会保险法》，职工不能自行参保，即不能自行申请登记也不能自行缴费，而是由用人单位申请登记，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可见，职工参保的前提是该职工与一个用人单位存在着劳动关系并且该单位承认这一关系。社保关系与劳动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发生争议，这两项争议也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混合在一起，在司法程序上牵扯不清的问题：社保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劳动关系却不是。依现行法，发生社保争议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发生劳动争议按申请仲裁、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社保争议属于劳动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如果发生劳动争议，实际上也一定包含有社保争议的内容，这时的社保争议须以劳动争议的处理为前提，具有附带性，仲裁机构应一并裁决；对劳动关系争议裁决不服，可向法院；但对社保争议裁决不服是否可向法院？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很大争议。依现行法，在一个按民事诉讼法审理的劳动关系争议案件中夹杂着一个本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社保争议，对社保争议一并审理确实于法无据。问题还不仅如此———如果职工一方仅提出社保争议（包括投诉），可以要求人社部门或者保险费征收机构处理。但此时如果用人单位提出存在劳动争议，则人社部门和征收机构则无权处理，而应由仲裁机构处理。如此，案件就回到前述的申请劳动（含社保）仲裁—仲裁—不服仲裁—一审判决—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裁判的漫漫程序，期间或最终，社保争议部分又因“社保争议”不属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而无果，还得回到行政程序，但行政程序又因无权处理劳动争议而把案件推给劳动仲裁。

三、改革完善职工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思路和建议

（一）以保障参保人利益为根本目的，对相关条款作调整、明确

主要是明确职工是社会保险行政法律关系的相对人，职工自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关系之日起，即与行政机关成立了社会保险行政法律关系。社保法律关系的制度设计和实际处理，应完全遵循行政法律关系的原则和重要规则，明确规定在社保关系存续期间，职工享有申请登记、缴费、知情、投诉、享受待遇等权利。一是明确规定在用人单位不为职工申请办理社保登记的情况下，职工有权自己到经办机构申请登记，经办机构查实劳动关系存在后予以登记，并通知用人单位履行缴纳义务；逾期未履行的，由社保经办机构处以罚款；收到罚款决定后仍不履行的，按月处罚款，直至缴交。用人单位不服以上处理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二是明确规定职工有权要求经办机构对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侵犯自己社保权利的行为进行查处，而不必经劳动仲裁裁决。处罚方式为警告或罚款，收到罚款决定后仍不履行义务的，按月处罚款；仍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用人单位不服以上处理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三是明确将职工的社保登记、缴费、知情、投诉、享受待遇等权利均纳入社保行政法律关系保护范围。个人对于行政机关对这些权利有侵犯或怠于保护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二）调整、明确社保行政管理权的划分，改变“龙多不治水”的状况

一是明确征缴机构一律由经办机构担当。社保登记、缴费、支付保险待遇属同一事项的不同环节，由不同的机构管理，实际上是制造矛盾，横生枝节，既不利于政府自己的管理，也不利于行政相对人行使权利，还严重影响有关机关、单位和个人监督。二是将人社部门对社会保险事项的直接管理权原则上一并交给经办机构，包括调查权、处罚权、强制措施实施权，同时加强经办机构的力量。人社部门作为经办机构的上级机关主要负责制定规章、政策，指导、监督，如处理行政复议、受理、查处对经办机构及其人员的投诉、举报等。三是经办机构直接对本级政府负责，有权协调卫生、民政、财政、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所涉及的社会保险事项。

（三）协调社保管理与劳动监察的关系

将劳动监察机构职能中的社保监察事项交由社保经办机构行使，劳动监察的职能应重新定位。主要理由是该两机构的该项职能重叠且劳动监察机构对社保事项的监管实际上是不到位的。

（四）对劳动仲裁制度进行修改，协调社会保险管理与劳动仲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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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给国际法带来了诸多挑战性问题。找到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有助于改善国际市场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企业为人类创造更高的生存标准和更好的生活环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而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使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也广泛推行。但守则中存在的某些主观性问题，不仅使其效力大打折扣，也使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行为成为一种“时尚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更令人生疑。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化国际认证国际法律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企业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的出现到20世纪60年代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明晰辩论，从70年代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和范围的界定到80年代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1]从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守则化到目前正在推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演变，更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态度：由企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人类的生存标准、生活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等也决不可懈怠。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新发展，呼唤相应有效和实事求是的国际法律文件，以敦促企业遵行相应的国际标准，尊重和维护相关主体的利益和权益，促进国际经济的良性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和谐进步。但由于“企业公民”的身份以及各国家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法律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这不仅需要协调好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等方面的关系，更需要关注并解决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给国际法带来的种种挑战。

一、企业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一）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

企业是社会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细胞”。关于企业的性质和本质，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主张，[2]但都不能否认，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尝试建立并谋求发展的最根本动机。为此，企业需要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并通过这些经济活动达到其运营目标，实现其经济功能。[3]然而，伴随其经济活动的还有些“副产品”，劳工问题、环境问题、消费者权益问题等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追求达成其经济功能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其不仅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信任危机，[5]更面临着自身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危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应势而行，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蔓延。

（二）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成败得失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当时情况下，其矛头主要指向跨国企业经营和扩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它强调在市场体制下，跨国企业除了为股东追求利益外，也应该考虑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并且要求，跨国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该担负与此相关的劳工、环境、消费者等社会问题的社会责任。

尽管存在着上述难题，但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作用下，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大有普及之势。这不仅表现在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和广泛推行方面，更表现在国际贸易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问题上。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固然重要，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制定、执行或认证，似乎已成为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效力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认证

（一）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及其效力

企业社会责任守则是企业向公众展示其担负相应社会责任的内容要求和具体承诺，目前尽管林林总总，但其功能和作用一般都包括两方面：其一，应对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信任危机；其二，明晰企业经济活动的道德底线。

（二）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国际贸易或者说国际产品订单挂上了钩，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正变得炙手可热。但在认证中，必须弄清楚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有限性。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普遍意义上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推动下由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发展、普及而来的。但无论如何演变，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着重于“与企业利益相关”的问题，应该强调与企业运营和转贴于发展相关性的社会问题。任意扩大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的范围，会给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任意缩小企业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可能会使之流于形式，并对相关利益者的权利和利益造成本不该有的损害。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国际性。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被推行适用的社会责任守则各种各样，这些守则，都称其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所执行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不一致，对于同时接受不同企业订单的某一特定企业来说，该以哪个守则为准？又该如何协调这些守则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都要求企业遵行相关国际条约所列的原则，但基于企业非国际（公）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企业如何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在上述问题还不能解决以前，这些守则或“标准”的“国际性”，显然让人质疑。因此说，当前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应该仅仅是民间意义上的“国际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仅仅是商业伙伴之间的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问题。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与国际法面临的挑战性问题

当今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社会，不仅赋予了我们一种新的伦理观念，而且也赋予了我们制定新的法律和政策的物质基础，[10]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国际标准化过程充满希望。然而，我们在“享受乐观”的同时，更要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化给国际法带来的严峻挑战。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是否具有国际法的法律性质？

国际法是适用于国际社会的法律，是名符其实的法。[11]它所建立的不是一种以统治权为基础的法律秩序，而是一种以国际社会的者“平等协作”为条件的法律体系，因此，国际法常常被认为基本上是一种弱法（weaklaw）。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法最本质的属性和特征。[12]

现有企业社会责任守则的内容，均建立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关规定和原则的基础上，而且从形式上看，均是较为确定的规范或者规则。尽管其中存在诸多的主观性，但为了应对商业竞争压力，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要求，对于接受相应守则的企业来说，该守则就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性质的拘束力。

（二）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下，企业能否成为国际（公）法的主体？

法律主体关系到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就当前看来，国际法的主体一般指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或者正常主体，能够直接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也能够直接承担国际法所要求的义务。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派生主体，其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是由国家让渡的。在现有的国际法理论中，企业还不被认为是国际（公）法的主体（但它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更是国内法的主体），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除了包含相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外，主要地涉及国际人权法律文件、国际环境标准等，但基于企业非国际法主体的理论和事实，为有效解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企业能否直接承担相应的国际法律义务？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效力相关的可诉性问题。毋庸置疑，企业为了管理和运营需要，必然会设定一系列的在其管理之下的规章制度，并且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尊重并实施这些规章制度的强制性方法。但如果企业由此违反了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的相关规定或者要求，并因此侵害了劳工权益、环境利益或者消费者权益，该国际标准能否作为对企业侵权行为提讼的法律依据？在诉讼中又如何协调国际法、国内法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之间的效力关系？诸如此类问题，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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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发展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政治可持续发展落实到实践层面就是要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来推动政治发展。而我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就是要通过改革逐步实现政治系统运行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政治发展本身的复杂性、我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现实国情及所面临的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政治及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正确的改革策略与改革模式，将政治发展逐步引向深入。

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和制度化的过程

任何政治体系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变革。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在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运动会不断发生和发展，从而导致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变革和调整，这种变革和调整的过程就是政治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的复杂系统，其最终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此过程也就是政治制度化的过程。而以民主政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水平，并对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保障作用，因此，政治发展应具有以下特性：

政治组织和秩序的制度化。政治制度化是指建立健全政治制度的运行程序。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才能实现政治发展的目标。在现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法律的权威性，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实行政治制度化。通过政治制度化，加强各个集团、组织和部门间的相互制约，从而保证社会处在一种有序的运行状态之中，保证社会统治的稳定。

政治的适时性。政治发展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中，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是由政治结构组成的一个严密系统。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方向，受制于各种因素，服从于总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亨廷顿坚持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使政治发展沿着现实道路前进。而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是两难的选择。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而后再进行政治民主进程。因此，政治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要合理地调整其功能，实现其结构的专门化、系统化和一体化，只有这样，才能整合出高效、高质的政治体系，实现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最佳配置。

政治变革的能动性。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向政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政治在完成其职能和取得发展方面，既需要稳定性和连续性，也需要适应性和探索性，在现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唯有经常的调整和变革才能保持政治自身的一体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变革是稳定的基础，也是政治发展的动力。所以政治体系要保持其活力和适应性，就必须能主动地变革其政治结构，完善政治功能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政治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全面的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尔蒙德和派伊认为，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要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必须做到“全面发展”。既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也要加强人民民主建设；既要与时俱进地着力构建政治制度，完善政治体制，也要调整政治机构的功能，同时加强思想建设，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治文化，“使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既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建设，也要加强人民群众的思想建设等等。以上各个方面，尽管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能有所侧重，但是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宏大工程，只有在结构、功能以及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推进，才能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贯彻提供强大的政治动力和智力支持。

协调的政治发展。协调主要指经济与政治的协调、渐进性与紧迫性的协调。协调发展，就是要在发展中实现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有机结合。必须切实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放在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必须在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必须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协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不意味着政治发展总是被动的，也不说明二者在时间上必然有固定的先后之分，即只有经济发展了政治发展才会跟进；而且人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预见性地主动做出某些调整，清除经济发展可能遭遇的体制。

可持续的政治发展。经过近30年的变革，我国的民主化、现代化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战略，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治发展的关键就是把握路径、过程和节奏。一个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形式。可见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问题。只有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才能实现政治系统的持续稳定。所以要确保我国政治的稳定，必须全面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支持系统。

政治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首先，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从根本上说，政治发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因此，它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只有当社会基本矛盾引起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并转化为进步阶级、阶层或集团变革旧秩序的政治实践时，政治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从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来看，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过程，导致政治制度的新旧更替；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或部分质变过程，促成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总之，政治发展就是政治系统丧失稳定再重获稳定的过程。因此，政治改革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可以遵循，而是要根据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况来应对。

民主政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利益关系和政治统治是政治民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决定着政治民主的性质。为了平等实现统治阶级成员的政治权利，并协调其内部利益关系，还必须完善必要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的完善过程，就是政治民主的发展过程。随着人们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日益多样化，唯有通过政治发展，才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是说，民主政治不仅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也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切实把握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路径，而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由于现代社会的政治稳定是动态的、发展的，所以政治稳定的实现与维持都离不开政治发展的推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经确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水平，而且改变了人民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生活。当然，毋庸讳言，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我国政治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目前，在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复杂局面里，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必将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把握好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根据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今后我国政治发展既不能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模式，也不能不顾社会发展的现实，走激进式的政治发展进程，而是应该紧密结合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进程和实际，通过渐进的政治发展实践，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在政治稳定中推进政治发展，在政治发展中巩固政治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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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41-02

一、作为法律概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与固态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法律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 2 条第1款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定义突出了“非遗”的活态流变性及其在族群文化认同、族群间相互理解尊重、促进人类创造力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价值。

作为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确立受到公约的直接影响。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年 3月26日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第2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第3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第3条还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通知》对“非遗”的定义强调了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

不过,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只有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要件的民俗文化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学领域的差异。①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鲜明现代人权保护价值倾向的法律概念,它应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标准,并能促进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是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国家和各级政府依据法定的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认定。《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项评审标准。

二、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背景及概况

从世界范围内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成果,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由公法与私法相互融合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构成。人类从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50年,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最早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而我国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仍未涵盖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部地区的现代转型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的民间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如何协调“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成为西部开发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如何防止“非遗”的过度开发,如何摆脱“非遗”自然传承中的困境与危机,如何协调保护与开发中私权与公权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急需专门法律的规制与调整。西部政府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与机制,规制“非遗”的商业开发,挽救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部的“非遗”保护立法走在全国的前列,截止2008年,部分西部省区已经通过了“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广西、宁夏、新疆都已经公布了各自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的“非遗”保护法规,是西部地区推进法治进程、构建西部开发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举措,将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三、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社会价值

(一)平衡西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我国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西部开发中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果缺乏协调二者关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律规范,经济开发很可能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从而危及 “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尊重文化多样性、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前提。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社区、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民族与群体认同的载体,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创造力、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根基。在法律规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有助于发展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促成“非遗”的活态传承模式。

(二)平衡传承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应把平衡持有人、传承人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作为重要的目标,即一方面承认传承人的私权,同时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需要,对其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22条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知识产权,受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保护。由国家确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并给予财政支持和明确其职责的传承人制度是“非遗”保护法规的重要内容,传承人享受一系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传承非遗技艺的义务。日本《文化财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认定的无形文化财持有者,同时也必须是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三章对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代表作中成就突出、技艺精湛的代表人物,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并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第29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的权利是开展传艺、展示技艺、讲学以及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活动;可以依法向他人提供其掌握的知识、技艺以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取得相应的报酬。第30条规定: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应履行的义务是“完整保存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按照师承形式或者其他方式选择、培养新的传承人;依法展示、传播、宣传、弘扬和振兴传承技艺”。该条例对于社会公众的考察、参观行为也做了原则规定,既维护了非遗持有人、传承人的权利,也保证了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权利。

(三)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西部非遗保护法规应确立技艺类“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贯彻“合理利用”的方针,协调非遗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非遗的商业开发应该在保持其本真性的前提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决定了对于一部分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必须实施动态的“生产性方式保护”。在保持本真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赋予传统的遗产形态以合理适当的现代内涵,通过发掘其在当代人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直接服务于当代人的精神与物质生活需求。本真性,即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其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②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探索出的新理念,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③ 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遗”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遗”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当然,不是所有的“非遗”都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如属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 “非遗”不可能人为地生产出来。

总之,西部非遗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将在西部法治社会的构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族权益维护及促进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齐爱民主编:《知识产权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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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大踏步前进，而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步伐却远远落后，刚刚结束的两会通过的“大部制”改革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但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认为，应当努力促使我国的政府从棱柱型向衍射型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各项职能。

[关键词]行政管理制度面临问题制度改革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30年后的今天，回顾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和变化之大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样推进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行政管理制度面临的问题

改革应当对症下药，因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白中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作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关于行政制度改革的个人看法

1.从行政机构入手，努力推进行政机构设置的改革。在纵向结构上，适当的减少我国行政管理的层级，比如江苏已经开始逐步撤销地级市，这样有利于政令的畅通，还可以减少很多行政成本。

2.严格我国的行政编制，真正做到由岗定人，杜绝因人设岗的情况，这样做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腐败，还有利于选出最适合岗位的管理人员。编制的制定应当合理，对于编制外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控制数量。

3.努力加强行政监督的力度。首先要完善系统内部监督，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权威和影响力，逐步做到对政府的每个重要行政行为实施监督，进一步加大审计机关的审计广度和深度。同时，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为立法、行政、司法外第四大权力的作用，积极监督和报道行政机关的行为，协助政务公开的推进。参政党、人民政协和全体公民也应提高参政意识，积极行使手中的监督权力。相信，有了强有力的行政监督，我国的行政制度改革一定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完善立法并加强依法行政意识的宣传教育。对于很多行政领域的法律空白，我们应努力建立起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更有现实意义的则是，提高全体行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依照已有的法律办事，增强行政行为的权威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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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孝；文化；和谐；稳定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6-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灿烂而久远，如波涛般汹涌澎湃，勇往直前，创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奇迹。毋庸置疑，这些优秀的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动力之源，把推向世界之巅。在这百花齐放的文化“香蒲”中，“孝”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其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贡献而留香千古，绵延至今。

一、“孝”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孝”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孝”文化始终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若是追根溯源，很难说清中国的“孝”文化最早出现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尚书》被公认是最早使用了“孝”的概念，也就是“克谐以孝，用孝养厥父母”[1]。而最早系统介绍中华“孝”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应属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可见孝行之道见诸人性之久是其他文化难以相媲美的。纵观整部《孝经》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孝”文化的嬗变，我们可以对“孝”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作一个最简洁的概括，即要求人们坚守“事亲”与“敬亲”的道德准则。从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开始，“孝”文化就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力量，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借助“孝”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来治理国家。“孝”文化也因此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支撑着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二、“孝”文化对维护当前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传统“孝”文化对个人自身修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心向善的民族，这种民族品德与“孝”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今天，“孝”文化依然发挥着她强大的感召力，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功不可没。

1.“孝”文化促进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形成与完善

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古人以“孝”为百善之先，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孝道”的重视以及“孝”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当今社会，即使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孝经》，却仍然懂得反哺双亲这个简单的道理，这种思想已经与我们相融，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灵中。因此，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古往今来那些“孝子孝女”；会被那些父慈子孝的故事感动；会主动去学习或研究“孝”文化，从而更好地践行自己的孝道。追寻“孝”文化的同时，就是完善自身的过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可见，对“孝”文化的理解，随着层次的提高，就会愈发追求高尚的品德，自身的精神境界也会随之提高。“孝”文化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对社会个体道德境界提升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孝”文化维护了家庭稳定，巩固了社会稳定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孝”文化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对家族稳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孝”文化调和了家国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应封建统治家国同构和宗法制度的要求，为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不可否认，国家是由成千万个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设想如果作为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细小单元都能够和睦快乐，那么作为整体的国家必然是和谐稳定的。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家族本位思想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家”的重要性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一例外是从“家”中孕育而生的，社会个体的优劣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屡屡攀升，而根据一份调查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报告显示：不健全的家庭、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严重缺陷的家庭教育可能导致孩子犯罪，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样，根据犯罪心理学解释，罪犯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厌恶感或仇恨感，假若在一个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家庭中，是很难产生罪犯的，因为他们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家庭和家人像枪栓一样牢牢锁住了犯罪的“枪口”。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家人之间以神圣的亲情维护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3.“孝”文化弘扬和谐的理念，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和谐”的含义在辞海中解释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社会和谐所追求的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是在不断地碰撞与冲突中前进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就复杂的关系，中间充斥着利益、矛盾、感情、仇恨等等，而当我们拨开这复杂的关系，看看处于最深层、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关系――亲情关系，我们会发觉虽然人们始终处于不停地在协调各种关系之中，却没注意到自己最主要的关系是自己的家庭，是与自己亲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孝”文化本身的真正力量正是在维系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塑造家庭关系的和谐，然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大的和谐，人们在“孝”文化的引导下以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对待他人，追求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这也正是“孝”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促进家庭和谐乃至最后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力量和道德支撑，使人们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当今社会，“孝”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走向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了让人无法想象的高速发展。然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孝”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们家庭意识弱化，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对家庭的感情，对父母的亲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所削弱。这一切都在认识上弱化了“孝”文化的影响和力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模糊了人们追求“善”的本意和道路，“孝”文化正在逐渐被遗忘，人们对她的理解也已经慢慢弱化为家庭内部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然而，即使是这样狭窄的“孝”，依然不是人人可以遵循的。更为可悲的是抛弃父母、虐待父母甚至杀害父母的人竟也屡见不鲜，这已经打破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底线。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注意到这些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伤害，注意到“孝”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地挽救我们的“孝”文化，弘扬“尊老孝亲”的传统道德美德。

四、积极弘扬发展“孝”文化的具体措施

要重塑“孝”文化，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有力的、有用的措施来使人们再次重视“孝”文化的作用，并且自觉践行“孝”文化所要求的内容。要想做到这些，我们必须认清“孝”文化所追求的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赡养”，要求子女们长大成人后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以及其他抚育过他们的亲人，满足他们衣食的需求，使他们远离饥寒；第二个境界是“孝敬”，这比第一境界重要得多，单单使父母能够生活是不够的，人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才更为重要。子女不能单以“养”为目的，而是要做到行孝膝前，让父母身心愉悦。针对这两个境界，我们也要分别用两类措施去解决。对于第一境界，我们应该倾向于用强制手段，因为“赡养”需要的是物质供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法律强制。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不但要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制定一些奖励措施，对于主动赡养父母的子女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认真践行“孝道”的人可以优先上好学校、提拔职务，目前已经有一些具体例子可以参考，例如近两年公务员考试和干部提拔都把“孝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条件，甚至在2011年公务员考试中已经把“孝”文化的内容放入考核内容中；同样，北京大学也把孝敬父母作为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条件。这些事例在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孝”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但是，无论是法律或是惩罚和奖励，这些都是诱导或是被动地使人们去践行“孝”文化，它们可以保证人们做好“孝”文化所要求的第一境界，却不能强迫他们真心去孝敬父母。所以，要想达到“孝”文化的第二境界，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条件向所有人展示“孝”文化的重要和作用。近年来，百家讲坛栏目掀起了学习国学的热潮，其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孝道的介绍和宣传。同样，我们必须重点抓好学校的教育，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对年轻人的教育则是重塑“孝”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大量的宣传和系统的教育，我们要让人们能够主动去践行“孝”文化；主动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孝”文化的自觉，从这里出发或许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孝道文化的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可贵的财富。纵观历史更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每当这个民族被外寇侵略，处于危难之时，这些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文化底蕴总会使这个民族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强大，而“孝”文化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孝”文化凝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家护家之心，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才会如此强烈，不可阻挡。

参考文献：

[1]佚名.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0：78.

[2]孔丘.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5.

[3]马宜章.传统“忠孝”伦理思想的现代扬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4（26）：35.

篇10

关键词：依法治校，法制教育，人文关怀

 

（一）依法治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的法治观念也在不断加深。论文格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的接轨程度越来越紧密，这使得年轻一代的思想思维模式受到国外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年轻人的思维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论文格式。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进程步伐的加快，社会整体法制意识增强，学生家长和大学生本人法制意识维权意识也不断提高，传统意义上定向思维的大学生思维模式已经不再存在，学生管理工作面临许多挑战, 传统的管理思、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要求, 不符当代大学生的现状, 其中一些原来就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凸现出来，树立学生管理新理念, 依法加强高校学生管理。

（二）依法治校是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保证

《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是我们办好大学的法律依据，依法治校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是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进教育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师生人格，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实行依法治校，就要不断完善学校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形成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依法接受监督的格局。推进依法治校，有利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规范和解决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构建法制、文明、和谐的校园。

（三）依法治校是深化高校改革、实现对学生有效管理的内在要求

当前许多校扩大办学规模, 建立大学城；通过合并实现学科优势互补, 提升办学实力, 并且断探索教育管理改革新思路, 探索“校院二级管理”新模式。这些新并或扩大规模的高校在过渡期间和改革期间, 加强学生规章制度建设、依法加强生管理显得尤为紧迫, 否则必然影响平稳过渡, 影响进一步深化改革。依照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依法治校，是学校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领域还未完全建立起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体制,和具体的学生工作相关的管理规定到去年才得以出台新规，高校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管理, 就必不可少地需要制定一系列校规校, 依法加强学生管理, 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

三、新形势下如何做到依法治校

随着各级教育的发展与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教育管理越来越复杂，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要依靠法律和教育规章制度来理顺关系，规范行为，加强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依法治校，建设和谐校园。

（一）完善学生管理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要与国家法规相一致

学校的规章制度体现一个学校的人文精神和校园文化。完善的规章制度是是确保硬件条件和谐有序进行的法宝和灵魂。

首先，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校规校纪的制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制定，不能与上位法律相冲突，创新性的内容也必须不违背上位法律的基本精神。4其次，学生规章制度的修改和清理必须及时，对于内容不适当,或过时的规章制度,学校应与时俱进,及时予以修改或撤消、废止。重点清理那些直接涉及教职工和学生权益的文件以及与上级部门法规不相一致的文件。校纪校规的清理，以保证其与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一致性。再次，学校在对已有文件清理的同时，还必须制定一整套严格规范的管理工作制度，让“正当程序”渗透到学校管理的全过程，以保证学校各项行政管理工作长期按照依法治校的理念实施，这是法治管理的必然要求。最后，学校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处理办法必须公示，做到程序公开、公正，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并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二）依法治校要尊重人权、以人为本，兼顾人文关怀

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更新高校的法治管理理念，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重新审视高校的管理工作、创新管理机制，是当前时代的要求。论文格式。尊重权利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慎用权力。这是判断对学生处理合理性的一个重要尺度。学生所犯错误是否够得上“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这种剥夺受教育权性质的处分，必须以法治的精神来判断。也就是说，对学生行为“错误”性质的价值判断，并不能代替对其所犯“错误”程度的事实判断。毫无疑问，学校依法享有对学生的管理和处分权利，它的确属于学校合法的自由裁量行为。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也就成为一项管理者必须根据公认的合理性原则来行使并接受监督和评判的权力。所谓合理性，说白了就是要合乎情理。在学校管理工作中的情与理，就是要兼顾学校的教育目的和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探寻二者合理兼顾的制度“临界点”以实现二者的平衡，是学校管理工作中的一项艰巨任务。学校不能不顾育人和管理的导向问题，但为此而实施的管理措施以及对学生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应被控制在一个尽可能合理的限度之内，即所采取的措施应与其正当目的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性———必然联系，从公正的意义上具有必要性以及用社会通常观念来理解具有适当性。高校学生的人性化管理是法治化管理理的“调节器”和“助推器”。5法治化管理是学生管理下作中一种有效手段。以学生为本，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充分的尊重；在法治理性的宽容信任中，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是校园和谐的基础。也就是说，通过依法治校、建立法治秩序，才能真正实现校园的和谐。法治文明对管理工作者的要求是“认真地对待权利”。管理工作应充分体现尊重人权的理性精神。

（三）加强对大学生的法治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是大学生全面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制教育是培育大学生良好的法律品质、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的有效途径，关注大学生法制教育对依法治国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国际社会思潮的影响，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法治社会要求高校的法制教育在主体、客体、内容以及方法上有所创新。当前，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学生类型增多，教育的形式不断多样化，以上种种新变化都对高校的法制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加强大学生法制课程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法制教育实践活动，锻炼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大学生法律素养。

依法治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它不仅和社会的法制水平有关系还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的发达程度都息息相关；加强依法治校，提高学生管理工作水平，使学生管理工作干部依法行使自己的行政管理权；赋予学生平等的民事权利，做到学生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只有这样学生工作才能得以健康发展，学校管理水平才能得以提高，享得更多的社会声誉。

参考文献：

1．《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构建浅探》 杨 科 唐百峰《沧桑》 2006年第1期

2．《论高校学生法制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 张鸣凤，李璞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6年第1期

3．《高校学生法制化管理探讨》 李建军 《重庆行政》2006.4

4．《父母地位说:美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主导理论》李 奇 洪成文 《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四期

5．《论我国普通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翟新明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第23卷第1期

6.《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 蔡国春 《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9月第23卷第5期

7. 《我国高校与大学生法律关系研究述评》朱孟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 董丙剑 （1981—） 男 山东菏泽人 硕士 西安石油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助教 诉讼法学方向

2 李世福（1957— ） 男 宁夏人 西安石油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高级工程师

3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构建浅探》 杨 科 唐百峰 《沧桑》 2006年第1期

4 《高校学生法制化管理探讨》 李建军《重庆行政》 2006.4

5 《论高校学生法制化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关系》 张鸣凤，李璞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