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莲花范文
时间:2023-04-04 05:59:1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莲花,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碧荷生幽泉,朝日艳且鲜。秋花冒绿水,密叶罗青烟。
3、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4、绿塘摇滟接星津,轧轧兰桡入白草。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
5、菡萏新花晓并开,浓妆美笑面相隈。西方采画迦陵鸟,早晚双飞池上来。
篇2
到了教室,李曼毓对老师说:“老师,李叶萱进来一定会要礼物的。”老师笑了笑,这时李叶萱一进来果然跟老师撒娇地说:“老师给我礼物,给我礼物!”可是老师没带礼物,她说:“老师说话不算数。”李叶萱撅着小嘴,那嘴都能挂油瓶了。
李佳蔚也跑来凑热闹说:“老师看我这篇作文多好,还不给我画笑脸。”老师看他是三年级的学生表现还不错,就给他画了一颗,李佳蔚乐得大板牙都看见了。这时我也急得到老师那里让老师看我的作文,杨泽一也让老师看看他的作文,张子旭一看也跑来要笑脸,我们大家对张子旭说:“就你,还要笑脸?”张子旭回去了。老师开玩笑地说“|我会奖励笔记本…电脑。”张子旭当真了,眼睛瞪得大大的问:“真的吗?”老师哈哈一笑没说话,这时我们全都围上来像是看见了珍宝似地看老师。
这时老师让李叶萱统计人数,我们纷纷数数自己的“笑脸”,报到李叶萱那里,李叶萱十个,我八个,李曼毓八个,杨泽一八个,李佳蔚三个,张子旭三个。
篇3
一、训练良好的说话品质
所谓良好的说话品质,是指说话声音响亮,仪态大方,语言规范,无不良口语习惯。我们在教学中提出了“三大”,即大胆、大声、大方,积极倡导,严格训练,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说话习惯,形成了良好的说话品质。
在低年级说话训练中,教师的口语在任何场合都要严密规范,给学生以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分层进行,循序渐进
根据语言学习规律及儿童心理发展特点,低年级说话训练应分层进行、循序渐进,体现出层次性和阶梯性。
1、说完整,说准确。
低年级学生由于年龄小,加上生活中口语的随意性和方言的影响,经常说“半头话”,用普通话音说方言词。教师在字词教学中,可通过用词说话、质疑、答问等方式进行说句子的训练,帮助学生建立句的概念,指导学生把话说完整、说通顺、说准确。
如教生字“羊”,学生口头扩词“羊毛”,教师立即引导学生用“羊毛”说一句话。学生说:“羊毛很软乎。”教师引导学生认真听辨,指出“软乎”是方言,能不能换一个词,学生改为“柔软”,老师再要求他把改好的句子完整地说一遍。这一阶段,主要训练学生用普通话把话说完整、说准确,这是口语的规范化阶段。
2、说具体,说生动。
把句子说具体、说生动,这是说话训练的更高要求,是向书面语过渡的重要阶段,我们可在阅读教学、作文教学中,通过比较句子、复述、质疑、讨论等教学活动进行有效训练。
如有的学生滥用“好”字,造句说“老师多么好”,评价同学朗读说“某某同学读得好”,学完了课文谈感想说“王冕很好”。这些都是由于儿童语言积累少,理解不深入,无法把内心所想表达得更具体,因而一概以“好”来代替。
遇到这种情况,教师首先要肯定孩子说得对,然后再积极引导:“老师(读书的同学、王冕)怎么好?好在哪里?”学生顺着教师的点拨往往能把自己说的话改具体,如“老师多么关心我们”、“×同学读书声音大,有语气”、“王冕学习很认真”等等。
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认真观察,体会人物心境,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句子表达,尽量把句子说形象、说生动,这在看图说话教学中尤为重要。
如教学《小白兔迷路》图1,教师问:“这是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谁在干什么?”有学生看图后说:“早上,在大森林里,一只小白兔去采蘑菇。”教师表扬他观察得细、说得对,但马上话锋一转:“谁能和他说的不一样?谁能比他说的更好听?”继而引导学生观察太阳的位置、观察大树的枝叶、观察小白兔的神情和它手里的篮子,马上有学生举手说:“在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白兔。有一天早晨,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白兔就挎着篮子蹦蹦跳跳地去采蘑菇。”教师在充分引导学生比较这两种说法后,把学生用的生动形象的词,如“茂密的大森林、太阳公公、可爱的小白兔、挎着、蹦蹦跳跳”等板书在黑板上,给其他学生说话以示范和指导作用。
3、有顺序地说。
儿童大脑思维缺乏逻辑顺序,因而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给人以杂乱无章之感,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按一定的顺序说,使儿童语言组织有序、说话清楚明了。
(1)指导学生掌握一定的句式。如要说多样事物和活动的时候,可用“××、××和××”、“有的……有的……还有的”句式;说同时进行的两项活动时,用“一边……一边”;要讲原因时,用“因为……所以……”等等。
(2)指导学生按一定顺序看,按看的顺序说。如《小八路》,描写小八路衣着的一段,教师指导学生总结出顺序是“全身头脚胳膊”,然后请同学们观察一名学生,也按这个顺序看,仿照这个句式说。学生说起来十分轻松。
三、广泛渗透,长期坚持
篇4
关键词:音乐;绘画;关联;印象主义;表现主义
音乐既是听觉艺术,又是时间艺术,还是动态艺术,它在一定的时间里,以乐音和噪音的持续运动来表现自己,它以音响在持续或间断的运动中体现着“以声表情”、“声情并茂”的艺术形象。音乐可以说是心灵的艺术,它通过音响来表达感情或形象,使欣赏者的心灵产生或震撼、或愉悦、或平静、或心潮澎湃等等各种各样的感受,并以引出欣赏者在情绪上的共鸣为己任。
绘画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也是静态艺术。画家将线条、色调及其他形式勾勒出一定的具象或抽象的图形,从视觉上给观赏者以强烈印象,并引起各种情绪的反映,产生审美刺激。
音乐与绘画各自通过不同的媒介物、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向人们传达着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情感。音乐与绘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如果论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不得不先论及艺术家身份的关联。
一、艺术家身份的关联
许多艺术家本身既是音乐家又是画家,如康定斯基、勋伯格、达芬奇等等。
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sky,1866-1944)是俄国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同时又是一位精通音乐的人,他与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作曲家勋伯格(A.Schoenberg,1874-1951)交好,并特别喜爱听勋伯格的作品,在听其管弦乐时常会感到“眼前有如乱发一样的无数的线条在狂舞”。由于康定斯基本人也可说是音乐家,故而其绘画作品接近音乐的性格,他以暴风一样的激情的情感、火焰般的强烈色彩、表现内心的感动,并赋予色彩、画面以音乐性,如他的《浪漫的风景》,描绘了几匹从山坡奔驰而下的马,骑者被弹的很高,那激烈运动的色点、具有动感的大色块、以及横穿画面的斜线,如同被演奏着的一首奔放的交响曲;在其《连锁》中,二十多个相似而又独立的生命体,色彩鲜艳、整齐规律地排列在一齐,有如音乐作品的结构,其整个作品体现出被凝固着的又仿佛流淌着的动人旋律。
康定斯基的绘画接近音乐,用仿佛音乐般的线条与色块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将绘画作品赋予了音乐性的效果。他把色彩作为钢琴键盘、将线条作为弦乐、各种不同的构图当作铜管,制造出了动人心魄的“交响曲”。他对音乐的热爱,通过他的绘画作品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康定斯基的好友作曲家勋伯格同时也是一位画家,在勋伯格的音乐作品中,如弦乐五重奏《升华之夜》、独唱剧《期待》、配乐说唱《月迷彼埃罗》等等,都以各种音乐手段(如无调性的旋律、十二音的构造、音乐的织体等)体现着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社会的思考,同时,也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他常常将自己对绘画的热爱(自然,他也有许多绘画作品),用强烈的刺激的音乐音响表达出来,有意尝试将表现主义者在绘画方面的心得,转介入音乐之中。
众所周知,达芬奇((Scuola Leonardo da Vinc,i 1452 -1519)也是位同时通晓绘画与音乐的艺术家,他认为音乐虽然是听觉艺术,但它与绘画有许多相通之处:一、音乐与绘画都有节奏;二、音乐与绘画同样有比例关系;三、音乐与绘画的美感完全建立在各自部分之间的的相互渗透。他的见解得到众多艺术家的认同。
正由于如此,使音乐与绘画着两种不同的艺术在许多地方体现出意念或概念上的趋同。就以印象主义为例,也证明着印象主义音乐与绘画在观念上的继承。
二、印象主义音乐与绘画在观念上的继承
印象主义音乐是19世纪末法国作曲家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 1862-1918)首创的一种音乐风格,然而音乐上的印象主义却是直接来自于绘画上的印象主义。19世纪末的画家马奈(EdouardManet, 1832-1883)、莫奈(ClaudeMo-ne,t 1840-1926)、修拉(Georges Seurat, 1859-1891)等人的作品打破了古典的作画风格,避开了写实的画风,而创作出对一瞬间的光色、气氛的感觉与印象、以鲜明跳跃的色彩替代几百年以来深沉、灰暗的酱色调的画风。印象主义绘画直接触动以往既定的审美模式,而开启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河。作为对一切新鲜事物一场感兴趣并热爱绘画艺术的德彪西,为这种新颖的画风所影响,以管弦乐序曲《牧神午后》,创立了印象主义音乐的音乐流派。
印象主义音乐继承了追求感官印象描绘的特征,用音乐来表现作曲家通过听觉、视觉、幻觉甚至是嗅觉所捕捉到的对自然现象、景物、人物等的感觉和印象,如同印象主义绘画那般,放弃传统音乐中那严密的组织和理性、逻辑性的结构形式,其音乐被作曲家以自由抒发的灵感式的倾诉变成了模糊、隐绰、松散的轮廓,音乐语言发展成虚无飘渺的意境。德彪西是位具有反叛精神的作曲家,他不固守传统,同印象派画家和象征派诗人交往甚密,并继承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德彪西的音乐不以旋律为生命,而以片断、零碎的形态,偏离大小调的音乐体系,削弱和声的功能性而增加其色彩性的音乐特征,使印象主义音乐呈现出新颖、雅致、清新、灵巧、缺乏音乐发展所固有的内在动力的品质。他以这种音乐风格体现着印象主义绘画风格的观念:在从透明而重感官的结构里激发起理想中的境界,自然景物或人不再是表现的重心,而强调光与色的效果;不着重表现具象与事物的本质,而注意自然界光色变化和瞬间运动感,体现着朦朦胧胧梦一般的印象。如同印象主义绘画一样,印象主义音乐常常在作品内容的选择上脱离现实世界的题材,专注于光影的游戏和愉悦的性格和能给人感官享受的事物,它把以音乐的丰富色彩呈献给大家,发展了音乐诗意的感情与气氛,并常常醉心于个人的艺术天地,甚至有点孤芳自赏的意味。
印象主义音乐是在观念上对印象主义绘画的继承,它打破了以往传统的作曲方式,成为了20世纪现代音乐的桥梁。印象主义音乐于绘画的关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表现主义音乐与绘画在理念上的认同。
三、表现主义音乐与绘画在理念上的认同
篇5
【关键词】 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内部控制;公司治理
一、背景介绍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原来是一个镇办的小型路政工程公司,后来在山东产权市场上市,一直是绩优股。为了上市,明确产权关系,成立了由广饶县大王镇镇政府和刘双珉出资成立的科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后更名为科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达集团),控股科达股份。
2004年4月9日,科达股份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 000万股,2004年6月在沪市主板挂牌上市。
2005年11月28日,科达股份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接到中国证监会济南稽查局的立案调查通知书,中国证监会济南稽查局决定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起因是2003年,科达集团子公司东营精细化工向科达股份子公司科英电子借款29 000万元,科达股份未履行相应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还款期间,科达集团与科英电子还发生多笔资金往来,未履行必要程序。
2007年12月11日,大王镇镇政府与刘双珉等22位自然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大王镇镇政府将其作为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持有的科达集团9 047.8590万元出资额中的5 428.7154万元,按照科达集团账面净资产,以1 8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主要经营者个人刘双珉;将出资额中的3 619.1436万元,以1 24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赵振学等21位自然人。
2009年7月16日,科达股份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监会济南稽查局立案调查。原因是2006年4月科达股份与东营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了《土地储备协议》,科达股份在收到东营市土地储备中心支付的4 671万元土地补偿费用时,人为地冲减其他单位的应收款项。2006年底科达股份将收到相应单位的工程款直接汇入实际控制人科达集团账户,并由科达集团占用该款项。科达集团在2008年12月以土地补偿款的形式将上述款项归还科达股份,科达股份把收到的上述款项计入了2008年年度收益。然而,能直接决定科达股份是否亏损的这项重大资产出售行为,既没有看到董事会的决议,更没有公开披露。
2010年5月19日,中国证监会山东证监局将调查通知书送达科达股份。在此次被立案调查不久前的2010年4月28日,科达股份曾公布一份《关于资金占用有关情况的说明》,公告显示,从2007年3月30日至2009年11月19日,通过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科达集团占用科达股份及其子公司资金96笔,累计金额高达22.2亿元。其中,在2007年共发生5笔资金占用,金额累计达11 576.40万元;2008年共发生41笔资金占用,金额累计达93 741.62万元。2009年发生了50笔资金占用,金额累计高达116 608.89万元;即使在2009年底,尚有5 813.57万元未收回。一直到了2010年4月20日,科达集团才全部偿还占用资金,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科达股份支付了资金占用利息。
二、案例分析
(一)科达集团侵占科达股份资金的手段
科达集团侵占科达股份资金手段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名义上科达股份的第一大股东是金润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大王镇镇政府,但实际上科达股份九位董事会成员(包括三位独立董事)均由第二大股东科达集团提名,科达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是刘双珉及管理层。
关联公司之间借款需要公告,而非关联公司之间的拆借则不用公告。2005年11月被调查过以后,科达股份关联资金转移技高一筹。2007年至2009年的资金往来实质是“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具体手段是科达股份通过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与母公司科达集团进行大额资金往来,旨在通过非关联方套取上市公司资金,由非关联公司中转给科达集团及关联方使用。这些异常资金往来背后涉嫌巨额违规占资,科达股份在科达集团的操控下进行“前清后欠”的资本游戏,通过无关联的第三方,貌似正常资金往来,实际上资金却流向了大股东,手段极其隐蔽。
例如科达股份部分资金是通过华星化工拆解给科达集团使用的。2008年底科达股份有3.94亿元的货币资金和4.06亿元的其他应收款,两者相加相当于总资产16.88亿元的二分之一,远远高于其5.08亿元的短期借款。其他应收款在报告期内剧增,新增的其他应收款最大的一笔是应收华星化工3.46亿元,性质为往来款,科达股份称该笔应收款在2009年3月底前已全部收回,故未计提坏账准备。该笔往来约占科达股份总资产的1/5,不是业务往来(业务往来,应在预付账款核算),没有借款合同(披露的重要合同中没有相关合同),没有决策程序(公告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决议都未涉及此事),神秘地飞走,神秘地回来。实际上科达股份通过非关联的华星化工帮助科达股份洗钱。华星化工是中化集团的子公司,与科达股份、科达集团没有任何关联关系。科达股份将3.46亿元巨资直接送给了华星化工,又由华星化工拆借给科达集团,造成科达集团实质上占用科达股份资金。而科达集团使用这些资金发展房地产、金融、半导体、生物化工等产业,企业规模迅速壮大,成为中国500强,科达集团所获丰厚利润流入刘双珉及管理层。
科达集团占用资金给科达股份造成重大损失,导致科达股份产生较大财务费用,对其盈利能力造成一定影响。同时如果科达集团使用科达股份资金投资失败,风险将由科达股份承担。
(二)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产生的原因
1.国有股股东缺位
科达股份在2009年的年报显示,科达股份的最大股东并不是科达集团,而是金润投资,其持股比例为19%,并且,两家公司并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金润投资是一个国有资产绝对控股的投资公司,作为科达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在科达股份历任治理层、管理层成员中却没有金润投资的人士。而科达集团持股比例为18.37%,虽然在持股比例上稍低于金润投资,但科达股份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均来自科达集团,因此科达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为科达集团。金润投资放弃了在科达股份中的管理与监督的权利,对科达股份一再被立案调查以及多项违规行为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2.公司治理失效
科达股份主要负责人诚信意识和法制观念极差,违法违规成为习惯动作,漠视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同时公司治理结构表面化,“三会一层”形同虚设,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公司的董、监、高(包括独立董事),均来自科达集团,或由科达集团提名,无人尽责。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形同虚设,没有严格的会议制度,按照实际控制人的意图形成会议决议,各位董事、监事不做任何审核直接签字,甚至连会议的形式都没有,采用通讯会议或“现场吃饭、饭后签字”。
3.打击力度不大
上海证券交易所2010年7月27日决定,对科达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科达集团,以及科达股份前董事长刘双珉、董事(前总会计师)吕江、前董事会秘书韩晓光予以公开谴责,并公开认定公司前董事长刘双珉三年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在处罚之前,刘双珉辞去科达股份董事长,由其儿子接任董事长。吕江辞去总会计师职务、韩晓光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由刘双珉的侄子接任董事会秘书兼总会计师,刘双珉继续留任科达集团董事长,依然是科达股份各项决策的幕后推手。由于没有提出民事赔偿,科达集团通过非关联交易占用资金给科达股份股东造成的损失没有得到赔偿,科达股份实际控制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罚。
三、对策
(一)“和而不同”,建立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内部控制框架和公司治理结构
防止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框架和公司治理结构。我国的传统文化,提倡一个“和”字,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不承认差别,搞“合二为一”,相反,恰恰是以承认矛盾和差别为前提的。“和”的意思是说,虽然存在着和自己不同的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能够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对待它,就不会导致关系的破裂。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和”,是“和而不同”。这种“和而不同”的精神,对于今天构建内部控制框架和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借鉴意义。不同的文化之间,更需要有“和而不同”的精神。既然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存在,既然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差别,就应当承认这个现实,就应当尽可能在不同于自己的文化中寻找异中之同,尽可能做到,切不可站在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视对方为异类,拒人于千里之外,然后反而说别人的文化对自己造成了威胁,也不可妄自菲薄,不加区别地施行拿来主义。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非正式约束理论,完全照搬先进的西方内部控制框架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究其原因可以归结到某些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某些方面不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制度安排时,非正式制度安排必须与正式制度安排相结合,二者同步进行,才能发挥它们之间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引入西方内部控制框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过程中,要做到“和而不同”,必须考虑到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等非正式约束的影响,注重对非正式制度的改造和培育。要将文化纳入经济建设规划之中,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全与完善奠定环境基础。
(二)建立董事会评价制度
我国在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与英美模式较接近,股权分散度高,由“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过渡与演变,要求在上市公司内部建立正式的董事会评估体系。对董事会正式的评估过程将有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防止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并使董事的责任与权力更好地得到落实。从当前国内外公司的运作实践看,委托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来常年负责评价的组织实施,正越来越成为一种选择、一种趋势。一个高质量的董事会应该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而非少数股东的利益,从而使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委托成本最小,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二是董事会能够准确、快速、公正地做好公司决策和监督,即董事会不会被内部人控制,具有独立性;三是有良好的董事会运行机制、较强的参与意识和治理能力,能很好地胜任董事职位,高效率的运行。因此,我国的董事会评价应沿着这三个特点建立相应的体系,从而为更精确地评价我国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防止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三)建立缺位代诉制度
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科达股份股东可以公司及董、高、监,要求赔偿损失并享有科达集团使用公司资金发展的成果。建议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如果股东没有可由证券监管部门缺位代诉,代替股东行使权力。
【主要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 虚拟景观;web3d;沁湖莲花;新生成长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3)041-030-02-030-02
1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90后学生成为国内高校主力,据调查、现行高校新生入学教育,主要以“客座式”入学集中培训为主,来进行对新生的基本入学教育。具有普遍性、广泛性,时效性强,但缺乏长效性、常效性,不能长期引导学生在大学的学习生活。基于90后新生人数多、思想活的客观现实。“客座式”新生教育很难满足90后新生入学教育中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激励的要求。高校新生入学的管理急需新的转变。
2 系统理念及科学性
众多关于新生教育的调查指出:新生入学适应主要表现为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学习方法、自我认识与角色定位等方面的适应。入学教育范围的广泛性、综合性决定了新生入学教育不是一时半会。长期引导、激励学生成长的机制,是解决这一瓶颈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在沁湖莲花新生引导认证系统设计过程中,课题团队主要把握住以下几点:
1)注重90后新生思想特点、联系新生入学日常生活。
通过科学引证材料发现,与80学生相同,整体上90后新生有思想解放、思维活跃、寻求自我表现等特点、同时具有接触互联网频繁、探究好奇心强等行为特点。系统设计过程中着重考虑了90后新生的心理及行为特点,同时密切联系新生入学后的日常生活,构建了系统的顶层框架。
2)突出系统自身创新。
鉴于90后新生热爱新事物、好奇心强,系统结合这一特点,塑造自身特色,一方面利用互联网为媒介,抛弃传统的“客座式”教育。通过新生自行提交符合系统内部认证范围的资料,按照相应图文转换的标准,自行构建起虚拟莲湖池中的莲花样式。莲花池本身布局合理、大方美观。加强学生参与度,确保系统生命力。
3)注重系统自身公平、公正,着力确保公信度。
系统在设计过程中,标定每位新生入学的唯一编号,采取实名制注册登录,确保系统使用人员素质。通过个人信息自主提交后,通过“班级认证+学院认证+管理员认证”的三级认证模式。确保信息提交的真实性、公信力。
4)数据分级分块管理,解放数据更新转化压力。
考虑到系统用户群庞大、数据量更新快,为解放系统设计团队脑力、人力,同时促进系统自身更新活力、动力。系统管理实行分级分块的管理模式。设定系统“顶层管理员+院级管理员+年级管理员”,认定初审、管理权限开放各学院、年级的负责人。
3 系统模块设计
结合系统理念及科学性、沁湖莲花新生引导认证系统模块主要由用户定义、认证管理、数图转化三大块组成。
3.1 用户定义
将校园标志性景观沁湖进行网格化,结合web3d技术在虚拟景观上划分学校以学院为单位的14个大片区、以“院系+班级+个人”的方式逐层划分为更小的单位,以学号落实到新生个人,从而逐级确保用户的唯一性,界定每级用户权限和职责,方便对数据的管理认证和后期数据图形之间的转化。
3.2 认证管理
集合新生管理、引导认证的目的,宏观原则上定义出“课业学习、学生社团、文体科研、思想品德”四大类认证范畴,囊括新生入学后的方方面面,用户在系统定义的四大类别里提交符合认证标准的认证信息,通过院系、班级、管理员三级审核通过。
3.3 数图转化
通过系统审核的用户认证数据,按照系统自身设定的信息级别与莲花样式对照标准,生成相应的莲花成长指令,提交后台进行图文转化,从而在虚拟沁湖莲花池中催生出用户所属的莲花花瓣。
4 功能实现
4.1 开启莲池
在开启莲池功能区域中,以新生学号作为身份标定帐号,实现系统的登录与退出、从而在新生所属学院片区莲池区域中定位自己的莲花,开启虚拟校园景观中的莲花。系统虚拟校园景观以现实生活依据材料为佐证,通过提交认证材料证明,向各分级管理员汇报,按照“课业学习、学生社团、文体科研、思想品德”,设定获奖认证数据不同等级的级别,匹配相应的莲花花瓣标准样式和颜色,确保每位用户莲花的个异性。
4.2 莲池生长
莲池生长主要以用户自身为主动方,在系统设定的框内运行,按照自身喜好,选择虚拟莲花成长样式,同时莲池生长部分设置有虚拟场景下的莲花许愿及成长时光轴,通过对数据连续性的判断,实现新生大学全部生活认证记录功能。
5 虚拟计算机实现方法
首先进行校园虚拟景观建模,再进行路径架构,系统前台设计采用jQuery EasyUI 1.3.2软件,该软件能够帮助开发者打造出功能丰富并且美观的UI界面。后台采用:ThinkPHP3.1.2开发引擎,ThinkPHP是一个快速、兼容而且简单的轻量级国产PHP开发框架,能够满足本系统的需求。服务器采用apache,数据库采用mysql5.0,均能满足系统开发的一切需求。
6 总结
“沁湖莲花”新生引导认证系统的开发将对学校新生入学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立足于校园人文景观、通过互联网手段、进行web技术虚拟,将新生在校期间的成长、获奖认证同虚拟校园景观中莲花生长结合,创新性突出,创意明显,系统界面美观,互动性强,适合于90后学生特点,能够起到突出的教学辅助和正确的新生入学引导教育目的。
基金项目
武汉科技大学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编号:11ZRA093。
参考文献
[1]马慧,徐静英.浅谈大学新生的心理适应问题[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0(1):143-144.
篇7
[论文摘要]本文对“话语”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延伸,认为它不仅仅存在于语用学理论框架内,而且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也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对各种理论的“话语”观进行梳理,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脉络。
随着话语分析和语用学理论的兴起,“话语”这一概念的应用日渐广泛。然而,要给“话语”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却也并非一件易事。Fairclough(1995)认为,“在话语分析这一广阔的领域内,“话语”一词有着林林总总的用法”。为了避免混淆,在阐述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问题时,他将“话语”明确界定为,一个具体概念,用来指对社会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特定再现方式,与“文类”、“文体”等概念并列。(他所提到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将“话语”理解成一个抽象概念,用来指广义上的符号元素,如语言、标志等,以便与非符号元素的区分开来。)在本文巾,“话语”也被用作一个具体概念,但并不像Fairclough一样从社会生活的维度上加以理解,而是取其更为广泛的意义——简单地说,也就是人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语言。按照这样的界定,“话语”就不再是一个话语分析或语用学理论框架内的专有术语,而是渗透在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之中。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从Grice到Sper-ber&Wilson,为了揭示语言的本质,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话语进行了研究。
一、符号系统的外衣——结构主义视角
人们还无法对语言的起源做出一个确切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初的语言是有声语言,而且语言不仅是有声的,而且包含这一定的意义,是音义结合体。当然,最初的时候这些音义结合体是零散的,而且数量不多。但后来伴随这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逐渐丰富并稳定下来,形成了一个话语系统,并继而衍生出一个书面形式的话语系统,即文字系统。在20世纪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兴起之前,整个人类就是单纯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话语系统之中:人们主要对话语的个体或片段进行搜集、整理、考据、比较等等。然而,索绪尔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不再满足于运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话语系统进行描述性研究,而是希望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现状进行抽象和概括(共时研究),以便对语言的本质做出规定性的说明。也就是说,索绪尔发起了对于语言的“本体论”研究,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也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统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原因所在。索绪尔的基本假设是话语系统之后存在着一个可以完全符号化的语言系统。为此,他构建了一系列成对概念,如共时/历时、横组合/纵聚合、所指/能指等等,但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对整体语言(1angue)/个体语言(parole)的区分。
索绪尔认为,“整体语言是社会产物,其存在使得个体可以运用群体语言能力”;“在整体语言内,我们拥有可联想或唤起的符号的总和,然而这类运作只能经由言说(个体语言)才会发生,这些处于潜在状态的符号完全是实在的(如摄影影像一般沉积在大脑中)。”(索绪尔,2005:75—81)由此可见,整体语言和个体言语是同一系统互为表里的两层:前者是社会性的存在,包括词汇、语法、惯用法等个人不能任意改变的资料和规则组合,而后者是在个人对这些规则的选择和实践。
索绪尔甚至认为,话语研究应归人一个更大的学科——符号学中。话语系统可以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用符号加以解释。他曾经指出,“可以设想建立一门科学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符号……我把这门科学成为符号学”
继索绪尔之后,许多语言学家采用了结构主义一一符号学研究的模式,但却未能通过对话语系统的研究建立起理想的符号系统。Sperber&Wilson认为,“他们的尝试确实有助于对某些现象做出新的审视,也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不规则情况;但是,他们从未找出潜在的、严格意义上的代码系统……”(Inthecourseoftheseattempts,theycertainlyshednew lightonthephenomena,anddrewattentiontomnayinterest—ingirregularities;buttheynevercaltne neartodiscoveirngan tin-derlyingcodeinhtestrictsense…)(Sperber,D&Wilson,D,2001:8)结构主义理论逐渐陷入理论困境,在欧洲被后结构主义突破。与此同时,乔姆斯基从另一个角度为结构主义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生成语法。
二、心智系统的派生——生成语法视角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不是一种以应用为目的的技术方法,而是一种关于普遍语法的理论假设,用来解释人脑生成话语和理解话语和过程。它是典型的形式化理论,像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都是形式化系统。(宁春岩,2000:FI5)可以说,它不属于社会科学,而属于自然科学。索绪尔主张建立符号学,确立一套形式化的符号系统,这一主张在乔姆斯基的理论和方法论中被发挥到丫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成语言学也属于结构主义的范畴。不同从的是乔姆斯基将规约话语的终极机制从外在转向了内在,突出了语言主体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始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强调了话语系统的独立性,试图以话语系统为线索揭示语言的本质,属于语言本体论;而乔姆斯基更强调人脑中的语言生成机制的对外在话语系统的派生,试图以话语系统为切入点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属于语言的认识论。
乔姆斯基虽然确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其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其中一个备受指责的一点就是忽视语义——乔姆斯基主张对句法进行纯形式化的研究,将其数学化地描写成算法系统,不考虑句子的意义。这一方法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后来,乔姆斯基逐渐完善自己的学说,将语义纳入了研究范围,然而在对话语进行解释时仍然存在着问题,因为语义也存在着模糊性,无法从根本上穷尽话语地含意。要穷尽话语的含义,就必须把还原到真实的语境中。这就是语用学的缘起。
三、交际活动的规约——合作原则视角
简单地说,语用学即是研究话语理解与语境相互作用的学科。Gifee会话含意理论是语用学的一个支柱,其核心内容是合作原则。Griee认为应当以交际为原则去理解话语,人们在言语交际中,总是伴随一定的目的或者说具有一定的意图,也就是说,话语必然要受到交际活动的规约。更具体地说,在言语交际中,人们总是互相合作的,都怀着一个共同的愿望——互相理解,相互配合,即所谓的合作原则:
在最高原则,即合作原则下,人们在交际中要遵守如下四个准则:
1.数量准则:说到点上;少说废话
2.质量准则:不要撒谎;不要信口雌黄。
3.关联准则:说话要贴切,有关联。
4.方式准则:避免晦涩;避免歧义;说话要简要;说话要有条理
按照这一假设进行推导,如果人们不遵守合作原则,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话语因失去关联性从而导致根本无法被理解;二是继续保持关联性,能够被理解,但会因此而产生会话含意,但受话者需要通过推理才能明白说话者的隐含意义。因此,Griee提出了一套推理模式来解释交际过程中的话语理解,用来代替传统的代码模式。
Griee对于话语的这种研究方式是激动人心的,可以说,他把话语还原到真实的交际语境中,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语用学研究。但由于合作原则还是留下了许多未决的问题。一是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来源的合理性、及其高度的规定性。二是涉及理解本身的问题。根据Grice的理论,人们在会话过程中应当时刻遵守合作原则,而且应识破对方是否在遵守合作原则。如果没有,就应该通过推理来找到他的隐含意义。这样,话语的理解过程就显得非常不自然。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推理是本能的,无意识和自动的。(何自然,冉永平,200lb:19)
四、认知语境的关联——关联理论视角
关联理论是对Grice方法论的修订和完善。Sperber&Wilson一开始曾试图回答Grice方法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但后来却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关联理论以两条一般性原则作为基础:
关联的认知原则:人类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
关联的交际原则:每一个话语(或推理交际的其它行为)都应设想为话语和行为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何自然,冉永平,200la:F29)
Sperber&Wilson认为,Grice所提出的推理模式不能充分解释话语的理解过程,它不能完全取代代码模式,因为推理和解码在话语理解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即便是明示的话语,也“包含推理的成分,例如在消除歧义、确定指称方面”(何自然,冉永平,2001b:24)。因此,关联理论提出了一种“明示——推理”的话语理解模式。在此基础上,sper1)er&Wilson进一步提出了不同于“语境”、“关联性”等关键概念。在关联理论里,语境是受话人自己建构的,而不是现成不变的。受话人接收到明示话语之后,会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多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中包含的信息进行匹配。每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受话者可以通过一定的“处理努力”在两者之间构建起合乎逻辑的联系),这种“兼容性”就是所谓的“关联性”;但是,只有一个语境假设与明示话语之间存在着“最佳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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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取消均为当月申请,次月生效;
2、网龄升级计划中包含的国内点对点短信条数均仅限获赠当月使用;
3、当用户退订本网龄后又重新申请时,之前的网龄时长可累积;
4、达到网龄升级时长后,获赠的国内点对点短信条数将自动升级;
5、网龄升级包中包含的点对点短信条数将优先于付费短息优先使用;
6、停机期间,网龄时长照常累计但停机期间无法使用所获赠的国内点对点短信条数;
7、已申请本网龄升级的用户如取消4G全国套餐或4G全国组合套餐,则本网龄升级包从将同时取消;
8、本网龄叠加包不可与其它2G、3G平台上的语音/流量网龄升级包如:“2或3G融合流量网龄升级后付费”等同时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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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扫除说话障碍,帮助学生提升信心
只要是教学一线的老师,没有一位不对课堂上“哼哼唧唧”、“羞于启齿”的学生没有感受的,特别是老师要求回答问题或者朗读课文时,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能气你个半死。但实际上,很少有学生是故意为之,只是因为表达障碍所致,再加上缺少教师的适当引导和矫正方才如此。“工欲善其事”则必先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利其口”。
1、进行语音的辨正与训练
农村孩子没有一个不是在方言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语言带上方言的特征不足为奇。这种情况下,课堂教学就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同一语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在课堂发言中使用的普通话不标准,其他学生会置若罔闻,二是其他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在课堂发言中使用的普通话不标准,则会遭遇同学们的嘲笑。对此,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加以纠正,则必会带来两方面的后果,或者以讹传讹,或者打击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教师在语言课教学过程中,要注意仔细倾听学生们的发言,遇有发音不标准者要及时予以纠正或者矫正,甚至多次训练。
例如,有学生发言中,在“r”和“l”的发音上分辨不清,把“漏”说成“肉”。我就曾多次帮助他进行矫正训练,使其清楚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舌边音,并在训练中做好舌形的准备,使用同类字反复训练。
2、耐心等待,鼓励学生大胆发言
很多学生不敢当众说话,多是因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语言心理障碍。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培养学生自信心,做好学生心理上的疏导;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帮助学生在多次而反复的训练中,克服心理障碍,使其从“怕说”逐步进入到“敢说”和“会说”的境地。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要着急。如果是课堂教学,也可能会有其他学生着急,这时就需要教师说服其他学生要耐心等待和帮助同学。
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教师在备课阶段即要预留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此项训练,否则仓促间进行与结束,必会影响训练的效果。
二、借助教材,组织多样的课堂活动,增加说话机会
普通话的训练应贯穿于语文课堂教学中来完成。教师应该充分利用好教材的资源,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和有步骤的指导与训练。除却一般的背诵和朗读等方式外,还可以运用描述、问答、续编、复述等诸多方式进行。方式的选择要从实际出发,可以单一进行,也可以多种方式进行组合。
1、运用单一方式。例如,在教学《黄山奇石》一课时,在学生情绪调动起来后,我要求学生对着课本插图即兴述说自己的感受。这是对单幅图的语言训练,比较适用于低年级的学生。对于较高年级的学生,可以增加难度,引导学生观察连续的几幅插图,附加教师的要求,用稍微复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感;或者要求学生把它们编成故事,表达出来,这即又成为以编故事的方式来进行语言训练了。
2、运用组合方式。例如在教学《小蝌蚪找妈妈》一课时,在学生情绪被调动起来后,我要求学生分角色表演;然后又要求学生在表演的基础上复述课文大意;最后要求学生借助想象编一个小蝌蚪找到妈妈后发生的故事,并以比赛的形式讲给同学们听。这个过程中,普通话的训练方式则是一种组合的运用,包含了表演、复述和续编等。无论是采用什么方式,其宗旨一定是要提高学生说话的积极性与能力,既锻炼了表达能力也锻炼了思维的能力。
3、上好口语交际课程,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式。如教学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一》中的“找春天”时,我的具体做法是:(1)引导学生自己找到春天,(2)把自己找到的春天画下来,(3)小组内展览学生所画作品,(4)学生向同学介绍自己的作品,(5)集体评议、评奖。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互动中,就进行了几近完美的语言训练。单看学生们认真的图画、声情并茂的讲述和激烈的争论,就可以知道这堂课的教学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三、开展课外说话活动,拓展说话范围
丰富的课外活动中,也可以进行普通话的训练。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在课外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一些语言的训练。
例如课外阅读。教师可以明确学生每天读书的时间与内容,及相关的要求。如摘抄、记录相关的语段,写读后感等。然后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地集中举行与阅读相关的活动,如展览、展示、评比等。其他的活动,如诗歌朗诵、表演小相声、故事比赛、绕口令、讲笑话等,又讲述自己搜集来的谚语、俗语、歇后语、对联、相关信息等,甚至讲述自己的耳闻目睹、电视节目等等,都可以。这会使学生在课外的活动中有章可循,不至于无所事事、不知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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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关联性 语言理解 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思维的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一个相当大的概念,它几乎涵盖了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思维主要指人对所接受信息的选择、处理、理解、储存和反应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人的思维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受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过程。
然而在人的思维过程中,还存在一种本能,那就是:人总是能对与自己最相关的信息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性,也就是说,人总是从自己最熟悉的信息开始思维的。这种认知倾向性被称为“关联性”(Relevance)。人的积极思维来源于对文化关联性的发掘,只有通过文化关联性,才能刺激思维的主动性,才能对各种信息进行准确的判断、选择、吸收和表达。语言是文化和思维的具体表现形态和中介,语言交流过程是一种思维对文化关联性的选择过程,尤其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只有当文化关联性到达最佳状态时,语言理解才能实现最佳效应。
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分析
交际是人类生活的需要,是语言存在的价值所在。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语用学的兴起,人们发现语言传递的不仅仅是其语义的信息,还包括一些不能从语言结构中获取的隐含信息。由于人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的角度就不同,导致了个人的思维能力的不同。那么人们是依赖什么来实现成功交流的呢?
1986年斯珀波(Sperber )和威尔逊(Wilson)在他们合著的专著《关联:交际与认知》中,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语言交际的实质,提出了关联理论。他们认为,在语言交际中,人的认知过程是一个自然选择、利用所有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将语言的字面意义与可能隐含的认知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再结合语境假设,寻求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选择其中最具关联性的解释去构建对话语理解的心理表征,实现用最少的努力去获得最完美、准确的理解。①也就是说,人们成功的交流依赖于语言信息中的关联性。在关联理论中,他们对成功交际作了细致地剖析,他们把话语理解看成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认为人们对每个话语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只有通过寻找到话语中的最大语言关联性,才可能对话语做出合理的预测和推理,才可能对话语做出正确的判断,实现正确理解,否则,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是不会成功的。
如果语言交际中的信息与语境的关联越小,交际对象在理解语言时,需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反之,如果交际对象付出的努力越小,说明话语和语境的关联越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甲:你喜欢吃饺子吗?乙:我是南方人。这一问一答看起来是问非所答,但这对中国人而言在理解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中国南北方的饮食习惯是有差异的。北方人喜好面食,而南方人则以米饭为主食。所以,“我是南方人”的回答,比较委婉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样的问答方式是没有理解障碍的。但如果是用英语翻译来问答,或者此问话中有一方是英国人,或这一问一答出现在异国街头的话,那么这样的回答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可见文化关联性对语言理解成功具有很大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交际的实质就是一个隐含和推理过程,语言理解的推理依据就是关联性,语言理解过程就是寻找文化关联性的过程。②语言理解与文化关联性存在相当紧密的关系,离开了文化理解的背景,任何语言的理解都是不完整的,不准确的。
文化关联性的内涵及分析
任何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文化范畴内的差异往往会给语言理解带来障碍,最终导致文化误读的可能性和语言的不可理解性的产生。语言理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认知过程,是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③由于文化的关联性、语言自身的模糊性和语境的不确定性,干扰和影响着语言理解判断的准确性。
具有怎样的文化关联性才能使语言的理解判断更准确呢?人的思维潜在原则是只对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现象给以关注、表达和处理。④在语言交流中,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在同源文化中,有时交际双方无须太多、详细的语言表述,就能被对方所理解。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很多语言理解就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误解。例如:“She is a fox.”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以得出以下三种理解:一、她是个狐狸精;二、她是只狐狸;三、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虽然,在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在汉语背景下,当女性与“狐狸”联系在一起时,往往被认为是指“狐狸精”,但“fox”本身并没有“狐狸精”的意思。第二个理解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只有第三个理解是正确的,因为这句话在英语中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由于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文学典故、、社会生活等文化差异,如果交流者的文化关联性差,就会导致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语言理解的偏差和失误。然而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通过学习认知目标语的文化,平衡认知差异,就能突破文化因素的制约,实现文化移植,达到最佳的语言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是用最小的努力选择他认定的新信息与语境的文化关联度,并使两方面达到平衡,产生最大的语境效益。如果对文化关联性理解得当,就会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有了语境效果,就能取得成功理解⑤。
文化关联性的认知是语言理解的基石
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语言反映文化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决定了文化因素是理解语言的重要前提,文化知识是开启语言理解之门的钥匙。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交流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如果交流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那么就会形成不同的认知环境,对同一信息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
举例来说,对“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这句话可以有以下两种理解:一、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二、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丑事家家有。第一种理解仅仅是在字面意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第二种理解则既结合了字面意义,又结合了文化背景,属于正确理解。从习惯上来说,“骷髅”与“丑事”扯不上关系,但两者都具有不能公开的共同特点,在文化理解层面上,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就达到了这句话的最佳理解效果。所以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形成语言理解障碍的因素很多,涉及语言之外的各个领域,是不同的语言使用者对于语言和文化在各个层面的信息表达和理解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动态的选择⑥。比如:英国和中国地理位置的差异也能在语言文化中得到反映。“东风”、“西风”在两国人心中所唤起的感觉和情感是不同的:英国地处西半球,西靠大西洋,其地理环境决定了西风为暖风、东风为冷风,所以“东风”带给人们的是摧残万物的厌恶感,“西风”却能引起人们对万物复苏、春回大地的共鸣;而在中国,其含义恰恰相反,“东风”多指春风,总给人以温暖欲醉的感觉,“西风”则会令人产生寒冷的感觉。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同语言感知。由此可见,如果不了解交流对象的文化禁忌,谈及对方禁忌的内容必然引起尴尬或不快。
结 语
语言以文化为灵魂,文化以语言为依托。语言和文化的这种不可分割性,是一个民族交际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有效的语言理解不仅依赖于对所有语言成份的精确辨认,更在于能否利用语言输入信息提供的线索,构建新的语言文化关联语境,并通过对新的语境认知,实现对语言准确的理解和判断⑦。也只有在具备源文化背景知识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通过挖掘文化内涵,填补跨文化交流中的认知空白,才能达到对语言的准确理解。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就无法真正学好这个民族的语言。所以在外语学习中不仅要学习语言的形式和内部结构,更应该把这种学习与训练放到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中进行,使学生具有语用能力和文化适应性,真正实现成功的语言理解和交流。(作者为四川警察学院英语教研部副教授)
注释
①Spenber.D and Wilson.D ,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otion,Oxford: Blackwell.
②江晓红:“论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肇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③Ellis G,“How culturally appropriate i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ELT Journal Vol.5 No.3.
④张亚菲:“关联原则及其话语解释作用”,《现代外语》,1992年第4期。
⑤刘家荣:“话语相关与认知语境”,《外国语》,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