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专业排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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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业率。从表1可以看出，法学专业近5届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均远远低于该届毕业生的全国平均水平，2012届排名垫底，其它届次也仅仅略高于就业率最低的专业，2011届毕业生仅比该年度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中医学类高出一个百分点，却比该年度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能源动力类专业低近11个百分点。

第二，失业率。该研究将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还没有获得全职或者半职雇用工作的状态，视为失业。包括准备考研、准备出国读研、继续找工作和待定等四种情况。麦可思公司对半年后失业率最高的10个专业进行了统计，从表2可以看出，法学专业连续5届位列其中，其中2008届高居失业榜首位。

第三，对口率。麦可思公司给“对口率”下的定义是，有全职工作并且与专业有关的大学生毕业生数/有全职工作（包括与专业有关及无关）的大学生毕业数。他们统计了专业大类的对口率，具体专业选择性的进行了统计，即只统计了对口率前100位的专业的对口率情况（2012届只统计到了前50位），而法学无一届在前100位内，因此本文比较前100位中对口率最低的专业及对口率情况，以与法学进行比较。从表3可见，法学大类就业率普遍较低，2010届和2012届勉强突破50%（分别为51%和53%），其它届次就业率均低于50%，这意味着这3届法学大类的毕业生一多半无法从事本专业工作。麦可思公司对对口率要求最高的20个职业的统计中，我们发现，和法律相关的两个职业位列其中，即法律职员排名第11位，要求对口率92%，律师助理和司法助理、法院书记员并列第15位，要求对口率为91%。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也就是说，法院、检察院和律师等相关职业中，其实有诸多专业对口率要求较高，基本只有法学专业毕业生能够胜任。

第四，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从表2可见，法学专业4届毕业生半年后的月收入，除了2010届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外，其它3届均略低于但是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出6.8%、1.6%、2.5%和1.3%。距离收入最高专业月收入最接近的是2010届，仅差416元，即12.7%。笔者在所在高校法学专业在校生中做过随机访谈，绝大多数的学生对这一数字比较满意。由以上数据统计分析可见，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不容乐观，就业率和失业率均较高，对口率偏低，但是相对而言，工资水平还在可接受范围。

二、扩招后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模式弊端及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法学教育曾中断过，1977年才恢复，之后的20多年里法学专业发展速度并不快，曾经出现法学人才极度缺乏，退伍军人安排进法院工作的局面。但是情况在1998年大学扩招后发生了变化。扩招造成法学专业规模增长过快，7年新增的法学专业数量超过了前23年的两倍之多。目前我国开设的法学专业总数量达到600多所，于是造成我国法学专业每年毕业生位居世界前列。

随着人数的剧增，就业形势随之越来越严峻。我国高等教育自恢复高考以来就是精英教育，供小于求，所以高等教育制度的弊端被隐形化。进入大众化阶段后，原来的弊端逐渐凸显。法学专业遭遇的主要批评来自所学非所用，实用性不足，理论和实践脱节等。对于现在的法学专业，尤其是新增法学专业，找准自己的定位，加强职业教育是出路。这也是由我国目前的现状决定的。一方面，从地区分布来讲，法学毕业生在就业去向上，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平衡。以律师为例，律师队伍的发展已取得很大成绩，比如从业者数量、从业者服务类型、从业者素质等等，都是以城市为依托。在农村地区，律师的数量非常少，有不少地区甚至存在“律师荒”。有些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是熟人社会，不需要律师。笔者持相反的看法。笔者认为，现代化的触角正在以迅猛地速度触及广大农村地区，笔者曾到一个很偏远的深山农村做调查，村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打工了，进城打工的经历使打工者开始接受城市解决纠纷的途径，包括司法途径。而真正影响农村地区法律从业者少的原因则是广大法学毕业生不肯“屈尊”到那里去。由于法学从业者主要是在城市地区，所以出现麦可思公司统计的结果，法学毕业生在半年后的工资收入水平并不算低的结果。

另一方面，法律职业本身具有层次性。从法律职业来讲，法律从业的范围较大。从狭义上讲，法律职业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法学教师等，但是从广义上看，法律职业还包括准正规法律职业，比如司法助理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基层调解和基层民间仲裁等职业。朱景文教授把我国法律工作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正规的法律工作者，第二类是半正规的法律工作者，如基层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公证人员、证券师、专利和仲裁员等。第三类是非正规的法律工作者，比如人民调解员、基层治安保卫人员等。我们应积极引导法学专业毕业生，树立理性和客观的就业理念，不要把眼光紧紧放在大城市和正规法律职业上。不要把毕业找工作看做一锤子买卖，正视就业现实，当正规法律职业受阻是，不妨以半正规和准正规的职业作为过渡，在工作中积累经验，一面继续准备司法考试。

三、对高校加强职业教育的启示

就业现状警示我们，法学专业传统的本科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了。改革教学模式，加强职业教育势在必行。首先，明确学校定位。许多高校对于法学教育的定位问题至今没有明确，一方面纠结于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实际上，除了极个别，如中国政法大学等中国法学专业最高学府外，绝大多数基本认为应该定位在大众教育，但是却没有制定与大众教育相匹配的的教学计划，所以在现实层面，法学教育并没有真正定位在大众教育上；另一方面，纠结于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要加大司法实务的教育，案例教学，司法行政部门也希望引导大学法学教育。但也有相当多的法学教育家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职业教育是学历教育后的训练过程，不能更多地占用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中国法学教育不能完全采用美国式的办法，我们侧重系统知识训练的传统优势要坚持与发扬。因为定位不明，导致法学教育被当做通识教育的结果，法学教育职业特性被忽视。其次，调整教学内容。如果将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行业型实用人才，职业教育应侧重。而现实的情况是，高校的确是以基础知识教学为主，职业教育少得可怜。我国法学专业本科教育没有系统地从业技能类课程，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等教学模式仅仅在部分高校试行，是个别教师的尝试。学生缺乏职业教育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学生实践能力的缺乏，校内实习课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校内模拟法庭外，学生几乎没有接触实践的机会。

此外，有一项很重要的训练重视不够，这就是司法伦理训练。自2002年以来，法学专业毕业生要进入法律行业，必须另外取得一个“准入证”，这就是通过司法考试，而目前的现实是法学专业应届毕业生司法考试通过率并不高。而且，虽然参加司法考试需要本科文凭，但是，不一定要法学本科文凭。就报名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而言，法学文凭和非法文凭没有什么区别。而通过司法考试，有专门的培训班，在培训班接受不到一个月的培训，通过司法考试的概率不会低于法学本科毕业生。这就造成本来属于法学专业学生的不大的“地盘”可能被他人分去一部分，进一步加剧了法学专业对口率低的情况。加强司法伦理训练势在必行。再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几乎缺乏直接在司法行政部门工作经历，教师对职业知识懂得很少。最近有一个声音，将高校法学教师和法律职业从业者互换角色，以3年为限，比如，高校法学教师到法院工作，同时抽调同样数量的法官到高校任教。笔者在课堂上曾做过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抽调成功的法官或律师到校任教，你的态度如何”，笔者设置了4个选项，结果36.6%认为“太好了！非常欢迎”，56.8%“可以尝试，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担任教师的角色”，只有6.5%“不赞成，毕竟他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不适合当老师”，没有人选择“无所谓，没多大意义”，说明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学生对这件事普遍持欢迎态度，但是过半数的学生担心他们缺乏上课的技能和经验，达不到预期效果。

最后，增加教育经费。制约法学学生受到职业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问题。曾经众多高校一窝蜂式开设法学专业时，是认为法学专业开设成本低。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至今仍在延续，比如法学学生学费维持与一般人文学科学生学费相同。法学人才的高昂培养费用与现有经济资源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法学人才培养动力上的不足，进一步在根源上制约了法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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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扩招与法学热导致法科毕业生不断增加，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2010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显示，截止2008年11月，全国法学院系本科在校生30万人，专科在校生22万人，硕士6万余人，博士8500人。《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专业失业人数在全部本科专业中排名第一。本科生毕业时工作与专业的对口率为47%，排名倒数第二。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另一个特征是，单凭法律学位就业越来越不易，如果再没有实践经验，就业则难上加难。要培养法律人才，首先要从法学教学改革抓起。必须综合考虑经济全球化对跨国法律人才的需求、我国的社会转型、法律制度变革等多种因素，从培养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材选择、教学方法、考核模式等方面对法学教学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以适应国际、国内对高端法律人才的需求。

二、法学教学改革的意义

2011年，世界知名研究调研公司麦可思研究院了2007-2010年三年的15个失业率最高的专业，法学专业位居其中第一。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类型、层次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法学教学模式、教学观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因此，法学教学的改革，特别是通过教学改革培养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法学教学改革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提出和实施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这是因为，以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培养人才。而恰恰相反，由于我们过去的教育体制存在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使得现在的大学教育中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相当一部分法学专业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仅限于理论和法条的死记硬背，口头、书面表达能力较差，分析及解决问题能力较差，思维方式单一，知识面狭窄等等。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只是“片面人”，而不是知识、能力、素质综合发展的“全面人”[1]。这是不能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对当代大学生的要求的。因而在高等教育的教学改革中，整合学科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调整并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特别是把应用型人才培养作为法学专业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还应该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文科教学中存在的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培养的现状，导致大学生综合素质较低。因此，培养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的综合型、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法学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二）法学教学改革将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打下基础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是学科教育，而是综合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以提高人才素质作为主要内容和目的的教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通过对学生进行军训、“两课”社会实践（调查）、模拟法庭、法律咨询实习、法学专题辩论、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等方式的锻炼，以达到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目的。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必须以专业课的课程内容为依托，使专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能有机整合。如模拟法庭的运用要与《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等课程的开设有机结合；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写作尽可能覆盖法学主干专业课。另外，从长远考虑，可专门编写这方面的教材，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三）法学教学改革是不断改革教学方法，采取多途径、多形式开展法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切实保证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体现，要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人才观，明确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贯穿于法学专业大学教育的全过程，实现教育的整体优化，最终达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全员育人的目的。课题组努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主要采取的方式有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实践教学环节和专业教育相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等。

三、法学教学改革的途径

（一）培养理念与培养目标的改革

通过法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在传授法律知识的同时，侧重培养学生全面的法律素养，包括法律思维、法律职业操守、法律工作能力等，推动制订更加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很重要的一点是，扭转当前一些学校存在的法律人才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学术性与实践性脱节、法学教学水平滞后或特色不鲜明的问题。实践性应当是法学教育的基本特征。实践性、应用型不等于低层次，应当树立“高端法律人才”的培养意识。惟其如此，才有核心竞争力，才能满足人才市场的真正需求。

（二）课程体系改革

首先是培养模式的改革。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法律人才的培养应当尽早规划，统筹实施，也让学生、家长有长期打算，而不应被本科毕业去向选择所打断，浪费时间和精力。因此，最好尝试六年制的“本硕连读”，复合的专业也可以有较长时间的制度安排，学生也不会疲于应付，可以将所学课程较好地消化、深入掌握。其次是课程体系的改革。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是不可遏制的趋势，我国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卷入其中，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法律服务市场化和全球化，涉外法律业务在我国法律服务市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不可否认，我国的法律从业人员除了法律观念、法律知识方面的局限外，在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各个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国外法律从业人员，外语（主要是英语）交流能力更处于劣势。我国目前有的课程缺乏国际竞争力、吸引力，并且也不符合社会实践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开设“法律职业能力与职业伦理”课程。“法律”离不开“法德”，无良的律师、法官钻法律的空子、玩弄法律的危害，必然大于“非法律人”[2]。同时，应当加大法律实践必修环节内容。再次是法律人才培养的教材改革。对于法律人才而言，由于要在相同时间内学习两门以上专业课程，因此，无论是法学教材、复合的另一个（或两个）专业的教材都不宜过于艰深，但是也不应削弱其专业性、理论性，同时强调、突出其实践性，因此教材的选择至关重要。我国没有lawreport（案例库），判决书主文也难以像判例法的判决那样正反意见都充满说理，也可以说，我国目前尚无太多适合作为教材的案例教材让学生研习和讨论。有些人主张用司法考试题作为教科书，笔者认为，教科书将司法考试试题用作“学习引例”并无不可，但是需要在学生对法规、基本知识和原理弄懂吃透的基础上去完成。因此，司法考试题可以作为高校刑法学教科书的辅助、课外作业，却不宜拿来代替教科书本身或成为教科书的主要内容。要厘清教科书与司法考试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它的“上游问题”———高校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

（三）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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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考试；法学教育；教改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281-03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司法部开始推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改革，初任法官、检察官和执业律师、公证员必须通过考试获得司法职业资格。制度的设计使司法考试成为了一种职业准入测试，一种精英选拔式的筛选，其目的在于提高和保障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的素质，为建立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搭建平台。2008年，司法部于报名条件中规定，普通高等学校200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这一举措将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使通过司法考试获得司法职业资格成为法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砝码，司法考试通过率的高低成为社会公众评价法学教育的重要标准。至此，有关司法考试与法学本科教育关系的问题成为了法学各界关注的焦点，法学教育是否应以司法考试为导向，如何解决当前法学教育改革的困境？至今仍无定论。笔者认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在我国都处于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前进的阶段，自身都存在需要改进之处，但二者的目标是共同的，即为建立我国法律职业的共同体而服务，为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培养、选拔人才。因此，二者必然应良性互动。进一步的问题是，良性互动的条件是什么？对于司法考试设立的职业准入标准是否科学、准确而言，现今学界存在不同的说法；但对于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的法学毕业生是否符合法律共同体建立的要求而言，答案却肯定是令人失望的。因此，司法考试在客观上对法学教育提出的挑战是不容忽视的。法学教育如何利用教学手段更有效的培养学生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品质和技能，如何为与司法考试良性互动创造良好条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司法考试影响下法学教育的窘境

我国法学教育盲目、过热的发展状况在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之前，就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特别是司法实务界人士反映法学院毕业生缺乏实践操作能力，在工作岗位上不能胜任司法实务工作，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与适应期。当实行司法考试之后，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使法学院校倍感压力。第一，从法学院毕业生的绝大多数考生并不能顺利通过司法考试或者需要多次反复参加司法考试才能通过司法考试，而一些非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或社会在职人员反而能够比较轻松的一次性通过。人们从多年司法考试中总结出来一个客观的规律：博士考不过硕士，硕士考不过本科，法学本科不如非法学本科[1]。第二，司法考试培训学校的涌现，对法学课堂教学产生严重冲击。本科在校法学学生和家长将司法考试的重要地位强调的无以复加，对司法考试培训班趋之若鹜。司法考试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除了司法考试考查范围内的16门法学核心课程外，对其他课程置之不理。学生根本不听老师讲课，只是捧着司法考试书看，甚至请假去上校外辅导班，奔走于学校与补习班之间。第三，法学毕业生就业率过低。我国首部就业蓝皮书——《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法学大类毕业生就业率排名倒数第二，法学专业失业人数在全部本科专业小类中排名第一；高职高专毕业生法律大类就业率排名也是倒数第一。此外，法学大类的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的对口率仅为47%，排名倒数第二，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法学大类本科毕业生没有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工作；而到了高职高专法律大类，这一比例更是下降到29% [2]。以上种种现象使人们认为，司法考试是检验学生是否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准入性测试，法学毕业后连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资格都无法获得，足以表明目前的法学教育是存在问题的，是失败的。

三、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影响的正负面观点评析

现实表明，无论法学教育界是否情愿，司法考试在客观上成为了检验法学教学质量的一个尺度。对此，法学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由于司法考试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否能够实现国家法律职业准入的制度价值尚有待检验，因此其不能作为法学教学改革的导向。

第一，学者认为，司法考试是一种新型的应试考试，一旦法学教育以之为导向，则必然重回应试教育的老路，造成法学教育发展的倒退。有学者认为司法考试在方式上和题型的设计上选择题所占的比例太大，限制了题目的灵活性。使得那些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学的考生取得合格的考试成绩变得相对容易。考试的成绩主要是反映考生的记忆能力和对法律一些基本条款以及司法解释的一些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而很难反映考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判断能力等。一些未受过大学法律教育或未系统学过法学的考生，在通过几个月的“背书”后，也能通过了考试[3]。

第二，当代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模式是“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而司法考试选拔的要求是“职业化、专业性、单一型”，二者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能盲目使司法考试变成法学教育的指挥棒，否则必将扭曲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方向。有学者认为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学本科教育应以素质教育为基础，并与职业能力教育相结合，把法学教育单纯定位为职业教育或素质教育均不合适。法学教育不同于法律教育：其一，法学教育是理性教育，法律教育是感性教育；其二，法学教育是理论教育，而法律教育是实践教育；其三，法学教育是关于法学领域中的“为什么”的教育，法律教育是关于法律领域中的“是什么”的教育；其四，法学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学家，而法律教育要培养的则是法律工匠。因此，中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更加宽泛，层次定位更加复杂[4]。

第三，法学院毕业生绝大多数无法从事法律职业，“法学教育以司法考试为导向”的观点实际上是假定了所有的毕业生都必须从事法律职业，并且都必须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这种假定当然是不成立的。对于将来不会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法学教育将使他们具备不同于其他专业学生的特质和品性，他们需要按照一个法律人的要求去思维，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去分析和处理将来面临的各类（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方面的）问题[5]。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法学本科教育应该服务于司法考试，司法考试的导向性作用能够解决现行法学教育的普遍性问题。司法考试在试题的设计上体现出了：“第一，注意以记忆为基础的知识应用能力的考察”；“第二，注重刑法知识的深度理解（或者细节的精确性）与体系性的结合”；“第三，刑法试题体现出刑法解释学与法哲学的统一”；“第四，刑法试题体现出知识的基础性（通识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第五，刑法试题体现了知识的理论性、学术性与趣味性、兴趣性的统一”。以上五大特点证明司法考试在整体上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应当成为当前法学教育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的风向标[6]。

对于以上两种不同观点，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法律类型国家中，现代法学教育在培养和造就法律职业精英素质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7]。对一个国家法律职业人员素质起关键作用的应是法学教育，法学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司法考试参加者的素质和能力，也决定着未来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素质和能力。司法考试无法单独完成选拔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目标，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考试都无可能脱离应试的本质，司法考试也毕然存在由于形式所造成的局限性。因此，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基础和保障，没有健全、完善的高等法学教育，司法考试也无法健康发展。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应起到良性促进的作用，而绝非是指引和导向。诚然，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实务严重脱节。教学方式以“说文解字”为主，倡导的案例教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法学概念和原理，而且只能形成短期记忆。实习环节和毕业设计流于形式，无法达到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的良好效果。但这绝非对法学教育全盘否定的理由，反而应是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进行触动的体现，也是推动法律教育方法改革的主要方向。

四、司法考试推动下的法学教育方法改革思路

1.准确定位法学教育的性质

我国法学教育应是职业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是中国法学教育界讨论的重要议题，但至今没有定论。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法学教育的定性关系到法学教育方法改革的方向。笔者认为，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应是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是以素质教育为基础的职业教育。素质教育重在对能力的培养，而法学学生的能力要求是内在的共同职业信仰和思维方式与外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的结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吴汉东在《法学教育的规范要求和特色选择》专题报告中也指出，法律人才应当有三个相同的规格要求： 第一，共同的法律精神、法律信仰、法治理念、法律职业伦理；第二，相同的法律知识结构；第三，相通的法律技能[8]。法律技能的培养必须要纳入到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其与我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法学素质教育应有之内容。无论法学教育界对司法考试试题设计有多少批评之声，但司法考试注重考生法律实践能力考察的宗旨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只有这样定位法学教育，才能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符合应用性人才的要求，才能提高法学本科毕业生司法考试的通过率。

2.高度重视法学本科教学计划调整

第一，法学本科教学在我国现阶段不能取消。有学者曾主张在我国法学教育应借鉴美国做法，取消现行法学本科教育，将法学教育的起点规定为研究生教育，吸纳各专业优秀的本科毕业生。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在我国现阶段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我国在20世纪末曾经继受美国经验开始实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制度，针对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本科毕业生展开法学教育。法律硕士区分与法学硕士，培养目标明确定位为培养应用型高级法律专门人才。但实行至今，效果甚微，法律硕士在教育制度上并没有脱离于固有的传统法学教育，虽然学生具有不同的专业知识背景，但对于提高其自身的法律职业技能并没有明显的效果。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我国庞大的本科教育体系内建立适合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的教学体制。

第二，改革法学本科课程设置。考察我国法学教育现行的教学计划，理论课程几乎占满了学生4年大学时光，而实践课学时主要集中在10周左右的实习环节。这种教学计划的安排必然导致学生高分低能。法律职业对于社会的重要程度常常被比做医生，但法学毕业生的培养过程与医学院的学生相比却相去甚远。我国医学院校的学制是5年，第5年要在医院进行实习，而且医学教育正在进行7年制或8年制的教学改革，之后医学学生将有一半的大学时间是在实习。因此，法学教学计划应进行调整，增加学生实践课学时。美国法学教育以职业教育著称，各种法律技能性训练贯穿美国法律博士课程始终。大多数学生完成法律博士教育后都能顺利通过司法考试。我国法学教育在坚持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对美国式法学教育的职业导向是可以借鉴的。

3.重点强调法学教学方法改革

传统填鸭式的讲授式的法学教学方法已受到了人们的一致诟病，认为其是法学院之所以培养出应试型毕业生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我们强调发展法学实践教学，但并不等于完全抛弃我国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过犹不及同样是错误的。大陆法系的基本属性决定了我国法学教育的基本属性，教师系统讲述法律基本概念和原理比学生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法律原理和原则更具有效率。任何实践性的方式都不能替代传统的讲述授课模式，其无法将大陆法系的理论性和系统性统统呈现在学生面前。但教授的方法应杜绝过去泛泛的讲解，应加大理论的精准度和深度，增加学说理论的比较研究和前后知识之间、学科和学科之间的体系构架，真正的将大陆法系的知识体系性在学生心中构建。所以，法学实践教学在整个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应是对传统法学教育方法的修正和补充，而非完全对立。

其实在过去的若干年，我国法学教育工作者一直不断地进行实践性教学模式的探索，例如案例教学、诊所式教学、模拟法庭、毕业前实习等，但多流于形式，收效甚微。探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都是教师的个别探索仅是自下而上的行为，其自发性和随机性对学生缺乏环境的感染，不能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应有的重视，因此难以循序渐进、达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加大法学实践教学课时的基础上，可以将实践教学的基本模式采取阶梯式的整体安排，将案例实验教学的学时分散到各部门法教学环节，定为必修课；模拟法庭实验教学应主要针对高年级学生，定为必修课；法律诊所实验教学应针对高年级学生，以选修课形式开设。这种安排主要考虑到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具有阶段性，需要与学生掌握的法学知识程度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实践教学方法的优势。 而且必须注重实践教学素材的获取，为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保障。据统计，美国法律诊所的个案总数远远超过了政府部门。在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与政府能提供的资源之间存在的巨大缺口，因此高校法律诊所应与各地政府法律援助中心相接轨。对于符合援助条件的案件，援助中心可优先考虑法律诊所，将援助案件指派给具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办理，接受指派的教师对案件进行筛选把关，认为符合诊所式教学要求并与学生现有能力相适应的案件，可由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办理；对于不符合援助要求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可介绍至法律诊所，由诊所学生免费为当事人进行法律咨询、提供所需法律服务，直至接受委托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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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实践教学 财经法律人才 “双师型”教师队伍 法律诊所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两大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来看，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虽然两国的模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美国以律师为培养目标，德国则以法官为职业导向，但两种模式都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1]反观国内的法学教育，一方面，法科毕业生表面上供大于求，总体上就业难、薪酬低、谋生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高端法律人才却又严重短缺，许多对实践能力、知识结构以及综合素质要求高的岗位又难以招到合适的人才，如熟悉公司企业、金融、财税等学科知识的财经法学人才就供不应求。这种“结构性过剩”背后折射出的是法科毕业生实践能力总体不强的现状。2011年12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其重要目标就是要探索高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注重实务人才的培养。

目前，我国法学实践教学方法通常包括：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法院旁听教学法、法律咨询教学法、专题辩论教学法、社会调查教学法、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等内容；实践教学场所主要是高等院校内的模拟法庭、法律诊所以及校外实习基地，部分法律院校还建立了国家级、省级、校级等不同层次的法律实践教育（学）中心。经过多年的探索，虽然国内的法学课程设置中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加，实践教学方法逐渐多样化，实践教学条件也在不断改善，但总体上仍然是以传授法学理论为主，对学生处理实际法律问题的实务能力的训练明显不足。因此，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法学实践教学势在必行。

二、我国法学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虽然定位为职业教育，然而，法律院校并未按照职业教育的要求安排课程设置，采取符合职业教育要求的教学方法，教学与司法实践严重脱节。有些教师法律实务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欠缺；多数学校对实践教学的投入偏少，实践性教学方式在法学教育课程体系中所占比例偏低，实践教学的质量考评机制不完善。这就导致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普遍不高，很多法科毕业生初入法律职业时，难以立即胜任各类法律职业工作，甚至难以胜任一些最基本的实务工作。

（一）已开展的实践教学方式较为单调，基本流于形式

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是国内具有较高程度共识的实践教学方式，其主要限于庭审阶段的演练，而对更能全方位训练法律实践能力的审前阶段则很少涉及，几乎成为按事先准备好的剧本进行的演讲比赛，学生分析案情、查阅卷宗、把握争点、综合运用证据及诉讼战略等方面能力的训练微乎其微。即便如此，由于很多法学院是将模拟法庭训练嵌入相关核心课程的教学计划之中，课时非常有限，实际能够积极参与的学生数量也非常有限。法律诊所课程的实施效果亦难以令人乐观，一方面国内许多法律院校尚不具备开设条件；另一方面，开设该该课程的不少院校几乎是将该课程等同于学生法律援助活动。案例分析教学法虽被广泛采用，但亦是问题重重，选择的案例通常只能用来加强或巩固针对某一个或少数几个知识点的把握，过于简单明了，大量的案例堆积教学仍是在给学生灌输感性的知识与概念，且往往忽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结合，典型性、可研讨性不强，也难以起到对学生综合运用法律能力的培养效果。虽然大多法学院会在司法机关、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建立实践教学基地，签署联合培养协议，但从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所谓的实践教学多是定期或不定期地学生去相关单位参观、考察或实习，蜻蜓点水一般，学生难以实质性参与，无法了解相关实务部门的具体运作机制。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时间较短且多集中在某一个部门，这就决定了学生法律实务能力的训练很难深入，从近些年实习学生反馈回来的信息来看，即使是在法院、检察院及律师事务所这样传统的法律职业单位实习，所从事的事务也多是诸如打字、整理卷宗等“杂务”。甚至有不少学生基于诸多原因，根本就未实际参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只是去相关单位盖一个章回来交差了事。至于模拟谈判、模拟调解一类的课程，则很少有法律院校开设。

（二）法学专业教师法律实务经验不足，对实践教W热情不高

法科学生实务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具备丰富实务经验的法学教师的指导与帮助。应该承认，高等院校的法学教师中具备法律职业资格或实际从事兼职律师业务，具有在相关法律实务部门挂职经历或兼职担任仲裁机构的仲裁员或人民法院陪审员的比例近年来有所上升，但相对来讲，比例仍然很低。即使是在上述具备相关实务经历的法学教师中，真正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熟悉法律实务部门实际运作机制与特点，具备迅速把握案件重点、解决现实疑难案件的仍是少数。在目前的高等院校考核机制之下，决定学科和学校的排名、资源获得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主要是科研。这就决定了高等院校对教师的考核更看重科研，科研能力强的教师更容易在职称晋升、待遇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等方面获得优势，新引进教师时多是以其科研能力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教学能力则相对显得次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教学上本身就很不现实。况且，与传统的理论教学相比，实践教学需要耗费教师更多的精力，对教师的组织策划能力及法律实务技能等有更高的要求，但教学效果却不易显现，加之大多院校尚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教师对实践教学缺乏热情也就不足为奇，也缺乏动力去提高实践教学水平。

（三）法学人才培养同质化现象严重，特色不鲜明

目前国内法律院系虽然数量众多，但在课程设计及教学方法上并无太大差别。在法学实践教学方面，实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环节及教学场地与设施等方面亦大同小异。此外，不同学历层次的法学教育目标定位不清楚，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培养目标却大体相同，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毕业要求等环节几无差别。这就导致法科专业毕业生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对法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2]近年来，一些法学院系开始结合所在高等院校的学科与资源优势，在人才培养特色方面着力，突出学科交叉融合，亦取得一定的成效。一些财经类院校结合其经济、金融、会计、国际贸易等经管类学科优势，重点培养财经法学人才，比如上海财经大学“金融+法学”、对外经贸大学“涉外商务+法学”等；一些理工类高等院校则结合本校相关学科的优势，重点发展知识产权法学、工程法学等领域的法学人才，如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虽然相关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总体上影响仍然相对有限，同质化现象仍然未得到根本改变。以财经类院校为例，虽然各校对培养目标的表述不同，但普遍是要培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具备经、管类相关专业知识的应用复合型法律人才。一般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系统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法律素养，第二要有扎实的法律基本技能，第三要具有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金融等财经专业知识背景，第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至于具体的举措，多数财经院校还停留在课程设置时增设数量不等的几门经、管类课程，或是鼓励法学学生去利用业余时间去拿个经、管类的二学历等，普遍缺乏以财经法学为内容的实践教学活动。

三、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路径

法学实践改革是一个集教学环境建设、实践课程建设、实践环节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实践的过程、不断完善的过程。此外，每个法学院还应有自己的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3]

（一）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法律实务能力

“双师型”教师，即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的实际岗位挂职工作、法律实务工作者担任兼职教师。教育部“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中也明确提出，“探索建立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鼓励支持法律实务部门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到高校任教，鼓励支持高校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努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法学师资队伍”。“双千计划”的开展，虽在一定程度上使该问题有所改善，但毕竟有机会进入“双千计划”的教师或法律事务界人士数量都很有限，很难从根本上改变教师队伍法律实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各法学院应加强与法律实务部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选送更多的教师去实务部门挂职锻炼或鼓励教师去从事兼职律师、仲裁员或人民陪审员等法律实务工作，吸收更多的法律实务届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实际进入课堂授课或指导实习，甚至可以考虑从资深实务届人士中招纳一定数量的新教师。

（二）优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实践教学的成效

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应包括课内教学和课外教学两个方面。其中，课内教学环节改革的重点是不断完善现有的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等实践教学形式，精选可研讨性强的、卷宗相对完整的案例，注重培养学生对案件整个处理过程的掌握。应加大实践教学比重，新增一些独立开设的实践课程，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数的15%，要求有条件的教师都要承担实践教学任务，并对教学效果进行严格的考核，考核结果与每年底的年度考核挂钩。考虑到教师从事法学实践教学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实践教学的课时费应适当提高，并以降低科研考核等来鼓励法律实务能力强的教师多从事实践教学。课外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则应注重建立稳定的、多样性、开放性和多功能的法学专业实习基地，安排和引导学生广泛深入地参与，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采用“顶岗实习”方式，用适当的方式将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与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写作等进行衔接，引导学生以个别或协作的方式向社会提供形态各异的法律服务。通过增加学生参加法律实践的机会，使学生能够更多地接触实际的法律事务，既培养了学生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又促使学生了解现实的法律生活，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社会责任感。比如，通过引导学生广泛通过法律援助中心和其他弱势群体法律服务及社区矫治等机构，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通过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等活动，帮助社会公众学习法律常识，提高其守法、用法意识；通过与街道、社区、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等的合作，积极为特殊人群提供心理辅导等服务，参与社区矫治。

（三）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凸显实践教学特色，实现法律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社会对法律人的需求不限于法院、检察院、律师所等法律职业机构，而是遍及各行各业，凡是需要法律治理的地方，就需要法律人才，而这种需要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4]不同的高等院校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本是应有之义，法学实践教学亦不例外。以财经类院校为例，该类院校的法学教育所具有的经、管类相关专业的学科优势，有利于法学与这些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培养出独具特色的高层次财经法学人才，而这类人才恰是公司企业、金融、证券、财税等诸多领域所急需的。财经类院校的法学实践教学应在坚持“主流”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创新实践教学机制，注重培养学生处理经济法律实务的能力，增加财经法学实践教学的内容，在提升其法律职业技能的同时，财经类职业技能也能得到一定的提高。[5]比如，在课程设置上，扩大与财经法律实务相关实践课程的比例；在开展案例分析、法律\所等实践教学活动时，精选更多的涉及公司企业、金融、证券等财经领域的典型案件，注重从实务操作的角度进行分析，让学生了解具体的法律操作过程；在校外实践基地和学生实习单位的选择上，应更多地选择财经类单位，以便学生能够获得相关财经领域专家更多地指导，增加对相关行业运作机制的认知，提高解决相关法律事务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3（12）：27.

[2]许身健.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之反思与重塑[J]，交大法学，2016（3）：25.

[3]徐显明，李龙，等.规范与创新――法学教育大家谈[J].中国大学教学，2008（2）：17.

[4]张文显.贯彻十七大精神发展改革中国法学教育[J].中国大学教学，2008（2）：14.

篇5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商法教学创新；实训

当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是，高职法律专业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据(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年高职高专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率为75％，在所有高职专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工作与专业对口率为29％，排名倒数第一。法学专业就业难，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没有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难以适应社会对高职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法律教育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专业定位，切实强化实践环节教学，提升其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专业的主干课程，商法教学改革是法律专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结合自己的商法教学实践，谈一谈商法的职业化教学问题。

一、高职商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职法律专业以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商法教学与本科商法教学应当体现出差异性，如果说法学本科应偏重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尚存争议，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是职业教育应当没有异议。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教科书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但实践中，高职商法教学成了本科商法教学的缩编版，除内容简单点，课时少了点外，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以讲解法律条文、法学理论为主，缺乏与实践的衔接。学生只重视法学理论的掌握，却不知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这些理论知识，面对个案不知如何着手。而案例教学，小组讨论，模拟法庭、法律实训侧成了形式主义走过场，不是在课时上保障不了，就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教学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门与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商法的实践化教学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知识背景。而现在高职法学教师队伍基本是理论型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朝清一色的理论型、研究型发展，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因为所学专业的局限缺乏对法律之外的经济专业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没有律师、法官、公司业务等实务经验，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难以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

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扎实的民商法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将越来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课程。因此在高职院校应当确立民商法学在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大课程比重。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高职院校，往往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课程的开设，在部门法课程中，民商法课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为例，商法课程为64学时，内容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内容多，时间紧。教师在教学中讲述原理和条文后，往往没有时间进行实际操作技巧的训练。

最后，是关于商法教材建设的问题。虽然一些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编写了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迹，教材的内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职的特点，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发展的步伐。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从贸易法转到企业法再转到金融法。公司融资、并购、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胀、电子商务等都成为商法的新课题。与此同时，传统的票据制度已随着交易电子化的发展而萎缩，在商法体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为适应这种变化，高职商法课程在教材上应体现出来。目前的情况是，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二、高职商法教学改革的建议

商法教学改革应体现出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其实际运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并且应当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期间形成对未来工作至关重要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改善商法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

调整教师队伍知识结构。高职法律专业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养这样的学生需要有既懂理论又会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使法学职业教育适应这样的教育目标，就必须改造现行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加强教师培训，与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合作、学习。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商法课程是全国唯一的商法国家级精品课，江西财经大学的商业法律网络模拟课程十分新颖，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我们要与其他高职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路径。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允许教师适度兼职，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看，主要是兼职律师，从发展趋势看也可兼职法官、检察官。笔者主张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培训一批专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类似理工科的实验教师，专门带领、指导学生从事法律实务模拟训练。除此而外，还可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教师。

(二)大力加强教材建设

促进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与更新，教学内容要涉及学术前沿，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法律全球化等问题。要鼓励教材不断更新，强化教材对实践法律运用技巧的讲解。推出更多、更适用的商法案例教材。关于教材编撰的问题，虽然目前统编和自编的商法教材数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实践中的问题、信息量大、视野开阔、适合高职教学的教材却为数很少。笔者主张高职院校商法教师应当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编撰适合高职教学的经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职业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传统的基本概念说明、主要学说梳理外，特别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说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实务问题的指引和动态研究。

(三)改进教学方法

变教师讲、学生听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学生交互式教学方法，应提倡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进而改善学习态度，学会自主发展，提高实际能力。课堂讲授要从纯理论的讲授方法向理论结合实际的讲授方法转变。商法教学中应当吸收实践性的内容，商法教师应当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实践中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可议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规则，把这些典型案例运用到商法教学中去。案例教学法的目标，不仅是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所得结论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从而获得职业技能方面的发展。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解决学时少课时紧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法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要加强高职法学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手段、如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教学软件等，这将会大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超级秘书网

(四)进行商法课程设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来，商法课程所占课时仍然偏少，急需加强。笔者认为应当把商法分为三门课，商法一(总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法二(证口法、票据法)，商法三(破产法、保险法)。每门课48学时，都是必修课，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商法一，第二学期开设商法二和商法三，这样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讲透，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除此以外，还应当在三年级开设金融法选修课，内容包括信托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银行法等内容，以适应商法发展和创新的实际需求。还应当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

(五)开展商法实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