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法律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外法律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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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磊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诉请被驳回后，该案被允许直接上诉至南非，南非认为，该国宪法要求政府有义务考虑来自那些遭受别国国际不法行为损害的公民提出的外交保护请求，并且对这些请求做出适当处理。其他类似案例也经常被援引。还有的学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个人越来越多地控诉自己的国家没有为他们实施外交保护。与早先驳回所有诉请不同，今天的法院已经开始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可以在国内司法系统中找到。德国、瑞士、英国和南非的法庭都从本国法律中找到或演化出这种义务，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外交保护作为斟酌权的性质正在改变。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存在诸多漏洞:1．保护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外交保护的义务。如果仔细阅读上述所援引的这些国家的法律条文，包括我国《宪法》第五十条和第八十九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条文只要求国家保护海外国民，并没有明确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外交保护的方式。很显然，外交保护并不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的唯一方式。2．国内法上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国际法义务。退一步讲，上述论据最多只能证明这种保护义务是该国国内法上的义务。在外交保护领域，我们要区分国际法义务与国内法义务。外交保护是一项国际法领域内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讲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是就国际法层面而言的。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不因国内法的规定而改变，这种国际法与国内法并行不悖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美国，要成为有对外效力的美国公民，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是必须条件，但要成某个州的公民只需在那里居住即可。所以“州公民”在国际法上可能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州公民”的法律义务也只是国内法层面的。3．国内法的趋同并不能等同于国际法规范。再退一步讲，即使大多数国家国内法都规定国家有外交保护的义务，那么这种趋同也不必然导致一项新的国际法规范。首先，由于目前关于外交保护并不存在国际条约，因此，国家义务论没有条约依据。其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未构成国际习惯。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JohnDugard)在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的《关于外交保护的第七次报告》中曾经建议将外交保护界定为国家的义务。但没有被各国所采纳。正如奥地利的政府意见所言，在制定《草案》的过程中，各国对外交保护是国家权利几乎都不持异议。这些都足以证明国际习惯所要求的心理要素尚未成立。再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不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谓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院尚未在任何判例中将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论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加以运用。事实上，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国际法渊源，因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将其限定在“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所谓“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就是指经过国家的同意。正如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所分析，这种同意的表达方式有两种———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前者构成国际条约，后者构成国际习惯。因此，无论采取哪种途径获取国家的同意，所谓一般法律原则都难以避免地成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

部分学者提出，外交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权，国家既是权力和权利的主体，也是责任和义务的主体。作为保护人权的重要手段，外交保护已是国家的责任。另一部分学者从国家职能的角度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外交保护作为政府职能，即保护人权，是国家核心本质的必然结果。所以，国家理所当然地有义务对个人实施外交保护。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一定正确。国际社会既强调保护人权，也强调法治精神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前进。法治化意味着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更加谨慎，然而，人权保护理论在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各国存在分歧。如果简单地以模糊或有争议的理论来改变一项存续百年的制度，这似乎是武断的，与法治化背道而驰的。外交保护并不一定总是保护国民的最优选择有的学者认为，从人权保护角度来看，将外交保护定性为国家义务会更有利于保护海外公民的权益。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联合国大会2005年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它指出人权保护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得到实现。至于哪一种程序或补救办法最有可能实现有效保护的目标，这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所以，外交保护不是唯一的选项。事实上，外交保护也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外交保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因此，国际法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要求用尽当地救济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使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不致因为众多细小争端而受到威胁。所以，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国家必须实施外交保护。另一方面，外交保护还涉及一个成本问题。如果其他方式能够用更小的成本取得与外交保护一样的效果，那么就没有理由将外交保护作为国家的义务。例如，领事保护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实施条件简单，不要求等到实际损害业已发生，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不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将外交保护规定为国家的义务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世界上的一些强国将不幸地沦为一些个人营私的工具。个人完全有可能通过变更国籍或者获取多重国籍的方式来驱使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国家却对这种裸的“利用”无法拒绝。这一缺陷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就是跨国公司。在新时代，跨国公司国籍中的效忠义务正在逐渐淡化，他们第一效忠的是利润，而不是个人雇员或者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或者国家。其次，国际争端是纷繁复杂的，国家需要斟酌来应付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传统外交保护制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的。

例如，国籍持续原则是外交保护条件之一。该原则要求个人在从发生损害之日到保护国正式实施外交保护之日持续具有保护国国籍。换言之，即使个人在保护国实施外交保护之后不再具有保护国国籍，外交保护可以继续，也可以被终止，这取决于保护国的态度，因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然而，假使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在上述情况下，国家就不得不继续保护一个“外国人”。这无疑是尴尬的。再次，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不实施外交保护的国家就要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那这种国家责任该如何追究，目前尚无有效的国际法途径。即使《欧洲人权公约》可以对千百万欧洲人提供救济办法，但很难说《美洲人权公约》或《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此外，世界人口多数都在亚洲，但亚洲却至今尚无一项区域性人权公约。即使可以追究，这种问责制度也还有很多限制条件需要明确，否则，国家将因为种种琐事而疲于应诉。国际法人本化思潮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已经转变为国家的义务。各国国内法的趋同与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这不能成为外交保护性质变化的依据。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提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在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都存在值得质疑的地方。事实上，保护人权并不一定要给增加义务;给予斟酌的余地也并不等于不保护人权。所以，综上所述，外交保护仍然是国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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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鉴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在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构建此制度的构想

构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法学研究亦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但我国关于此制度在《农业法》中仅有几条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需要加以补充和完善。为此，笔者在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构建该制度的构想。

1构建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1自然灾害频繁发生2007年，《时代》杂志评出世界十大自然灾害。其中，朝鲜洪水席卷了朝鲜南部，据世界粮食署估计，谷类产品减产量是45万t；希腊森林大火导致近70人丧生，整整烧掉了近40．5万h森林；据民政部报告，2037年中国气候异常，降雨严重不均，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多灾并发，点多面广，部分地区重复、连年受灾，局部地区雨情、汛情、旱情灾情超历史记录。2008年南方雪灾和四川I省汶川县发生的8．0级强烈地震又使我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单靠政府财政拨款和民间捐款等传统救济方式已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而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在抵御重大损失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因此，探索和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为现实所必需。

1．2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我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只有拥有了充足的粮食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谋求自身的繁荣和强大。另外，农业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建设资金积累和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农业发展速度快，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快；反之，农业生产出现倒退，就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损害。由于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国民经济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以经营农业为生的农民的收入会大幅度减少，甚至绝收。如果不给予救助，会大大打击其经营农业的积极性，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3我国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农业灾害救助都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如美国、西班牙、台湾地区等。目前，虽然我国大陆也有一些自然灾害发生后对农民进行救助的政策，如国务院的5件自然灾害类突发公共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国家处置重、特大森林火灾应急预案)，但对农业灾害救助的规定少之又少，如“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仅有2条涉及到自然灾害发生后对农民的救助。

2008年汶川地震后，民政部会同财政部向四川地震灾区应急下拨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就是根据国家应急预案作出的重大决策。但这只是对农民生活上的救助，对于灾后恢复农业生产还远远不够。另外，很多国家规定了农作物保险制度，我国虽然也有规定，但仅限于雹灾和风灾的保险，对洪涝、干旱灾害，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火山、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则没有涉及。

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

2．1农业保险

2．1．1美国。美国农业部提供了数个经永久授权的计划，帮助农民从自然灾害中恢复经济。其中，农业保险是美国农业灾害救助的主要方式之一。美国农业保险具有以下显著特点：一是美国农业保险历史悠久，至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二是美国农业保险实行“双轨制”的经营模式，即联邦政府(由美国农业部的风险管理局负责)制定法规，提供政策支持；私营保险公司负责具体业务经营。三是美国农业保险实行自愿保险和利益诱导相结合。但(J994年农作物保险改革法》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的农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计划，如农户贷款计划、农产品价格支持和保护计划的支持等。四是美国农业保险覆盖面广和险种多，其已覆盖100多个农作物品种。联邦政府提供保险费补贴以及支持这些保险政策的再保险。1980年通过的《联邦作物保险法》规定，美国农业部为所有保险物提供30％的保险费补贴，向提供作物保险销售和服务的私人公司支付一定费用。另外，根据特别灾害援助法，如果受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所有遭灾的农场主都可以得到应急灾害援助。

2．1．2西班牙。西班牙农业保险比较成熟，不仅险种齐全，而且管理机制完善，政府支持有力，保险公司发展健康，为农业创新体系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西班牙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特点：一是重视农业保险立法，以法律约束政府行为，保证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二是政府大力支持。三是农业保险带有准强制性的特征，对不参加保险的农户，政府不给予救灾方面的援助。四是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多样。目前，粮食作物(小麦、玉米等)、加工用农产品(棉花、甜菜、烟叶等)、园艺产品以及畜、禽和水产品等基本上都开设了险种。近年来，西班牙不断拓展农业保险领域，又开展了森林火灾保险、动物防疫保险和土地价格保险等。农民可以个人投保，也可以联合起来集体投保，目前以集体投保为主。政府对农业保险采取补贴政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在补贴标准上，对不同的投保主体实行不同的保费补助标准。如对全职农民的补贴标准比兼业农民高出5％14％；埘集体投保的农民补贴标准比个人投保高5％等。同时，对不同农作物的保费实行不同的补贴标准，稀有珍贵作物的补贴标准比一般农作物高20％。二是对不同的投保标准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三是政府通过调整保费补贴和保险费率的标准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2．2无保险援助计划(NAP)

2．2．1美国。NAP用于那些农作物保险项目未涉及的农作物，以便对那些种植暂时还无法获得农业保险农作物的农户提供帮助。其特点与以前的特大灾害性援助计划相似：①凡合格农户种植的无保险农作物的年均产量低于当地常年产量的65％时就可获得不足部分的补偿。②如果整个地区年均产量低于常年的65％的话，那么就农户个体来说该年均产量只有在低于常年的50％时才可获得援补偿。③补偿多少是根据每家农户的具体受灾情况而定，补偿金额也是按该作物市场价的60％计算。④农户必须及时向美国农业部当地办事处(USDA)~告种植面积和生产历史。⑤当地区性产量低于常年的65％时，农户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看自己的产量是否会低于50％，以便尽早向USDA提出申请等候评估。⑥受无保险援助计划保护的农作物主要是一些经济作物，包括蘑菇、芹菜、芦笋、胡萝b、莴笋、甘薯、花椰菜、甜樱桃、草莓、西瓜、饲料草、薄荷、菠萝、南瓜等。

2．2．2台湾。农业的天然灾害救助，是指农民因受台风、豪雨、地震或寒流所造成的灾害，台湾地区给予纾困贷款及现金的救助。纾困贷款即应急救灾贷款，现金救助即无保险援助计划。1991年，台湾地区专门制定了《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以辅助受天然灾害的农民复耕、复建，并纾减其损失。《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具体规定了灾害发生之后农民申贷及现金救助的条件和程序。

2．3应急贷款计划

2．3。1美国。应急贷款作为灾害广泛援助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其在各种情况下为农场主提供贷款，而且降低了还款利率。为了得到贷款资助，发生损害的县必须由农业部长或秘书指定为灾区，与指定灾区邻近的县也可得到贷款资助。

2．3．2台湾。2005年2月24日台湾当局对《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进行了修正，其第l6条规定：“直辖市或县(市)辖区内天然灾害农业损失金额达下列标准者，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办理低利贷款。第一级：新台币九千万元以上；第二级：新台币五千万元以上；第三级：新台币三千万元以上；第四级：新台币七百万元以上。天然灾害农业损失金额未达前项标准者，经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认为对农民产生严重影响者，须于天然灾害发生后l4日内由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备妥计算资料，报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办理低利贷款。”

3我国农业灾害救助法律制度的构建

3．1构建新的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是现代各国分散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各类风险、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者收入水平的有效制度，也是国家弥补农业生产弱质性的重要干预手段，它源自基于农业保险产品的非商品性或准公共物品的特性所导致的市场机制在农业保险领域的失灵，而这又决定了农业保险在制度安排上的政策性。

我国《农业法》仅以一条(第46条)的内容规定了国家扶持农业保险的原则，这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对农业政策性保险的需求不相适应_4J。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农业法》中专列“农业保险”一章，对相关制度进行基本的规范设计，主要包括：①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②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③加强对农业保险的立法，进一步明确保险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侵害行为依法追究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为农民的利益提供法律保障。超级秘书网

3．2制定现金援助制度现金援助是指农业受到自然灾害破坏后，国家有关机关对农民受灾情况进行核实并直接以支付现金的形式对其进行救济的制度。现金援助也是分散农业经营风险、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的有效手段。我国《农业法》仅以一条(第47条)的内容规定了国家进行现金援助的原则，即：“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农业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做好防灾、抗灾和救灾工作，帮助灾民恢复生产，组织生产自救，开展社会互助互济；对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灾民给予救济和扶持。”但这只是一条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需要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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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学；双语教学；课程体系

2001年8月，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各高校要积极开展双语教学，推动使用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意见中还提出高校在三年内开设5%-10%的双语课程。2007年教育部在关于提高大学本科教学水平的多项措施中也提出：各高校要开设一定比例的双语课程，要将双语教学课程建设作为今后高校改革的重要内容。［1］对于应用性很强的法学专业来说，如何科学合理地开展双语教学，提高法学专业本科生的素质就是摆在法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这也是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战略要求。然而，法学专业有着自身的特点，其课程的开设有着自身的规律。为此，不少学者从微观层面进行了论述，但在笔者看来，双语教学开展的质量如何，关键应在宏观上的把握，如此，才不至于发生方向与目标错误。

一、目标和任务

1.培养国际性应用型人才，服务于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涉外法律人才严重短缺，且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根据中国法律人才网的统计，在法律服务业的现有职位中，85%的职位要求应聘者熟练掌握法律英语。而在我国，82%以上的从业人员只有单一的法律知识背景，近64%的涉外案件，因缺乏通晓法律英语的涉外法律人才而极少有人问津。另据赛伯法律网的统计，目前中国涉外法律人才现状为5000∶50，涉外法律人才的前景需求是现在的5倍。总体上，现在全国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涉外律师仅有2000人左右，熟悉国际法和WTO规则的涉外律师尤其稀缺。北京的近1000名律师中仅有300名能够从事涉外法律服务，上海5000多名律师中只有50名左右涉外律师具备这样的素质，其他省区的缺口更为凸显。［2］近几年来，国外侵权案件屡屡发生，但由于涉外法律人才短缺，国内企业或公民主动行使法律权利保护自身利益的情形少之又少，这无疑抑制了我国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培养一批优秀的国际性法律专业人才已迫在眉睫。而实施双语教学就是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3］故而，法学本科双语教学课程体系的构建也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

2.为培养研究型人才创造条件。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因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应用型的，譬如：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及企业的法务工作者等。但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绝非法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全部，因此，我们在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也不应忽视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教育。同时，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客观上要求高校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国际性人才，而从我国目前法学本科教育的现状来看，这个艰巨的任务是难以胜任的。同时，要了解外国的法律，传承外国法律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需要一定数量的更高层次的法学专业人才，即研究型人才。而从目前法学本科学生的情况来看，法律专业英语水平普通较低，甚至部分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尚未开设法律专业英语课程。如此一来，法科学生就不具备直接阅读外国法律乃至法律论文与专著的能力，即便这部分学生通过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也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使得司法考试与研究生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冲突。每年9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定为司法考试时间，通常为9月中旬；而研究生考试一般为来年的一月份，时间间隔只有4个月。况且学生在长时间准备司法考试后也感到身心疲惫，如没有扎实的外语功底的话，大部分学生就放弃了考研的想法，严重影响了研究型人才的素质。

3.为学生就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多年来，法科学生“毕业即失业、毕业即改行”的就业阴影困扰着在校的法学学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高校法学专业的生存与发展。对此，笔者认为，法科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质是法学教育产品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性”失衡。一方面，不符合市场需求的教育产品大量过剩，无法对口就业；另一方面，法律服务市场紧缺的涉外法律人才无法得到有效供给，需求缺口已越来越大。［4］为此，我们在法学专业双语课程设置时，就应与社会的需要进行衔接，设置行业紧缺的、针对性强的课程，并辅之相应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相关的双语课程，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二、基本原则

1.正确地处理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的关系。通用英语是法律专业英语的基础，它培养了学生日常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因此离开了通用英语，法律英语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然而，通用英语能否替代法律专业英语呢？法律英语（Legal English），在英语国家中被称为Legal Language或Language of the Law，即法律语言，是律师、法官等法律职业群体的习惯语言。它有着有别于通用英语的独特的词法与句法规则，即使在英美国家，法律人之外的普通人也视法律英语为外语。因此，通用英语是不可能替代法律英语的。

由于在专业总课时一定的情况下，专业英语的开设无疑会影响到其他课程开设的课时量，为解决这一矛盾，部分高校在开设双语课程的同时，取消了法律专业英语的开设。实际上，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教学目标的不同上：前者是利用外语学习先进的专业知识，后者是在学科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学好外语。将双语教学与专业外语教学相混淆不利于教学目标的达至及教学效果的取得。我国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的本质在于在学习该学科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与学科发展相关的基本专业外语，将外语作为环境要素，将专业知识的获取作为目的要素，两者相辅相成，密切合作，实现专业知识掌握与英语水平提高的双赢效果。［5］另一方面，法律专业课程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在所有主干课程均开设双语课程，这样就会导致学生专业英语的残缺不全，进而不能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国际性人才。因此，双语课程也替代不了法律专业英语课程。而且，法律专业英语还是双语课程开设的基础，因为学生在学了专业英语之后，双语课程的开设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通用英语、专业英语与双语课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舍弃任一方面均将直接影响到国际性人才的培养。

2.既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又要谨防脱离专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双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在掌握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具有较高的专业英语水平。而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要求本专业学生系统掌握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法学思维和法律实务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运用法律管理事物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熟悉国内法和国际法律，能够在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中介机构及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习得英语是双语教学的辅助目标，这一点是法学教育工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的。部分高校在民法、刑法、经济法等课程上使用双语教学，结果导致学生虽然英语水平有所进步，但法学专业知识却过于肤浅。可见如果条件不成熟，在法学基础课程上盲目推行双语教学，无异于本末倒置。另外，由于基础课程所占的课时多，知识点细，一旦双语教学试点不成功将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与知识结构。［5］

3.把握双语课程开设的“度”与“量”。法律双语课课程的选取是法学双语课教学成功的前提。［6］根据双语教学的要求，结合法学专业课程的特点，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考虑对“国字头”的课程（如国际私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等）以及与国际密切联系的法学课程（如世界贸易组织法、海商法、西方法律史学等）开设双语教学；［7］其次，考虑中外理论相近、共通性较强的法学课程，诸如商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证券法、环境保护法等课程；再次，可以考虑增设英美法的部分课程作为选修课程。而受一国地域、社会文化及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较大、有中国特色的国内法律课程并不适合于用双语教学，因为法律的表达与价值判断的特定性局限了这些法律在语言上的转换空间。例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宪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因其具有一国特定的逻辑体系及法律渊源，使用第二语言教学可能会影响法律所传达的概念和特定的价值评价，从而不利于学生对法律本身的吸收与理解。［4］

参考文献：

［1］ 谢海霞.法学专业双语教学的构建与完善［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5）：116.

［2］ 李法兵.论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9，（3）：24-25.

［3］ 丁敏.国外双语教育的经验值得借鉴［J］.潍坊学院学报，2007，（1）：127.

［4］ 郝鲁怡.试论法律职业国际化趋势与法学双语教学模式建构［J］.职业，2008，（3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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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　WTO　现状　差距　建议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国际间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交往中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际间双边、多边的谈判，特别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达成，促使世界范围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WTO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有很重要的意义。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加入WTO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会产生深刻的，本文试图从WTO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来分析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差距。

一、知识产权在WTO中的重要地位

1、知识产权贸易在WTO当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知识产权贸易，从狭义的角度讲，就是以知识产权为标的的贸易，包括我们平常所讲的专利许可、专利转让，商标许可、商标转让，版权的许可和版权的转让，商业秘密的许可等等。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指版权产业和版权产品[1]。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版权产业已经在发达国家成为了国民经济当中一个重要的产业。知识产权贸易逐步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贸易形式，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构成了WTO的三大支柱。各国都把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国际贸易竞争的手段和竞争工具。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成为WTO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2 、TRIPs协议在WTO当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全球因知识产权侵权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 800亿美元[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观察，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和可复制性，使得知识产品不能像有体物一样在空间上进行占有，从而排斥他人未经允许的利用。正是如此，各国才逐渐颁布知识产权法，以禁止非法使用他人的技术、作品、商标等知识产品[3]。为克服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与知识产品的全球传播性之间的矛盾，国际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双边安排到多边条约的过程，使公约成员基于一定的保护标准，相互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1986年关贸总协定第八轮乌拉圭回合谈判时，知识产权被列入多边谈判的议题。1995年7月1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协议》（又称TRIPs协议）签订生效，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被列入多边协议。TRIPs协议由序言和7部分组成，共73条，是世贸组织3个新协议中最长的协议，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中，涉及面最广，保护水平最高，保护力度最大，是WTO中最重要的协议之一。

二、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1、TRIPs协议的宗旨、目的与基本原则

TRIPs协议的宗旨：减少对国际贸易的扭曲与阻碍；促进对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内更充分、有效地保护；确保知识产权的实施及程序不对合法贸易构成壁垒。

TRIPs协议的目的：通过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权利的行使，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与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促进生产者与技术知识使用者间互利互惠，并促进世贸组织成员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重申了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保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健康原则、对权利合理限制原则、地域性原则、专利商标申请优先原则、版权自动保护原则等。另一部分是新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争端解决原则、对行政终局决定的司法审查和复审原则以及知识产权的私权原则。TRIPs协议确立的这些新原则对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影响较大，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1）最惠国待遇原则。该项原则的含义为"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任何成员给予另一方成员国民的优惠、特权与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与所有其他成员国民"。TRIPs协议将关贸总协定（GATT）的原则引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显然是增加和扩大了该协议的适用效力和范围。

（2）争端解决原则。TRIPs协议颇具匠心的将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端的谅解》机制直接引人解决知识产权争端，可以利用贸易手段，甚至交叉报复手段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得以实现。这正是发起乌拉圭回合谈判并将知识产权纳入WTO体制的初衷，也是各个成员国家之间平衡稳定经贸关系、促进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和提高知识产权执法水平的动力和鞭策。该项争端解决机制依托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TRIPs理事会）的职能，以专家组断案为模式以保障实施。

（3）知识产权的私权原则。TRIPs协议在序言部分明确规定："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又规定："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TRIPs协议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这一规定对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我国法制中的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民事权利定位，以及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提高执法水平意义重大。

（4）透明度原则。TRIPs协议第63条规定了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透明度要求。其目的是防止缔约方之间出现歧视性行为，便于各方对相互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尽快了解，以便加强保护。其含义为各成员方在对外贸易管理方面要增强透明度，要公布有普遍适用性质的法律法规、贸易协定、司法裁判及行政决定，除非有关信息和资料的披露有损于法律的实施、公共利益或当事人正当的商业利益。这也就说除了对法律、法规的透明度要求外，对法院的裁决也要求一定的透明度。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5）司法终局复审原则。TRIPs协议明确规定了各成员应当就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程序，给当事人提供司法复审的机会与程序。涉及行政复审的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关知识产权授予程序的司法复审；二是涉及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的司法复审。

2、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标准

TRIPs协议规定的知识产权权利范围限于7种知识产权：专利、版权与相关权、商标、地理标志、品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未公开的信息[4]。

第一，专利权保护。对专利权的保护，TRIPs协议规定获得权利的条件为在一切技术领域中的任何发明，只要其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可付诸工业性的"三性"，都应当有可能获得专利。TRIPs协议同时强制性的规定各成员应当给专利权的获得和享有不能因为发明地点不同、技术领域不同、产品是进口或当地生产等的不同而进行歧视。对可以不授予专利的情形TRIPs协议也作了规定，包括：（1）诊断人类或动物的诊断、方法和外科手术方法；（2）除微生物之外的动、植物，以及生产动、植物的主要是生物的方法；生产动、植物的非生物方法及微生物方法除外，但是，协议规定，对植物新品种应予保护。对专利权的范围TRIPs协议也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它包括对产品专利，权利人有权制止第三方未经许可制造、使用、提供销售、销售及为此目的的进口行为。对方法专利，权利人有权制止他人使用和提供销售、销售或为上述目的而进口该产品。TRIPs协议还规定了专利可享有的应不小于自提交申请之日起的20年年终。TRIPs协议对专利申请人的条件或要求也作了规定，统一各成员对专利申请人最为重要、基本的义务规定。包括：以足够清楚和完整的方式披露其发明，以使同一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并可要求申请人指明在申请日或在优先权日该发明的发明人所知的最佳实施方案。对专利权最低的保护标准还包括对侵权方法专利举证责任的规定，我国专利法已经相应规定了有关条款。

第二，对商标权的保护。TRIPs协议对商标权构成的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能够将一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分开的标记或标记组合，均应能够构成商标。TRIPs协议对商标注册条件作出了要求，把“标记应系视觉可感知”作为注册条件，可将“使用”作为注册依据，但不得将商标的实际使用作为提交注册申请的条件。 TRIPs协议虽然未明确列举不予注册的情形，但却规定了注册商标不得损害任何已有的在先权利。对于注册商标的权利内容与范围，TRIPs协议第16条规定商标权人应享有防止任何第三方未经许可而在贸易活动中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记去标示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以造成混淆。TRIPs协议明确将服务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规定在保护范围中，并规定了认定驰名商标的标准[5]，对于不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相同标识的使用，只要对该驰名商标产生不良影响，使商标权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就应当原则上适用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对驰名商标予以保护。对商标的首期注册及各个续展注册的保护期，该协议要求均不少于7年，续展注册可以无限次。我国商标法相应规定均为10年，实际上可以无限次续展注册[6]，已经达到了TRIPs协议的保护水平。但我国对商标续展实行实质审查，这并不是任何国际条约的义务，而是一种对商标权的限制，应当予以摒弃。

第三，对版权及相关权的保护。TRIPs协议规定，全体成员应遵守《伯尔尼公约》实质条款的的规定。同时对著作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并明确了版权对机程序与数据汇编的保护，以及对计算机程序、电影作品出租权的肯定。TRIPs协议对版权的权利内容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伯尔尼公约中找到[7]。作品受保护的期限为作者有生之年加50年，如不按作者有生之年计算，则另有规定。TRIPs协议对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及广播电视组织权利的保护作了界定。有人说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的对作品内容违反法律该作品不受保护的条款，不符和TRIPs协议最低保护原则的观点，其实是一种误解。著作权的该项规定符合TRIPs 协议不得妨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第四，对工业品外观设计（industrial designs）的保护。TRIPs协议第25条规定对独立创作的、具有新颖性或原创性的工业品外观设计，全体成员均应提供保护。TRIPs协议强调对纺织品外观设计的保护要求，成员可以选择以版权法或外观设计法保护外观设计，但要特别保证对纺织品本身关于对成本、检验或公布方面的要求，不至于不合理地损害对外观设计取得保护的机会[8]。工业品外观设计的权利内容和范围，包括制止第三方未经许可为商业目的的制造、销售或进口带有或体现有受保护设计的复制品或实质性复制品的物品。外观设计的保护期不少于10年。

第五，对商业秘密的保护。TRIPs协议对商业秘密定义为未披露过的信息，所谓未披露过的信息就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商业秘密，该协议将商业秘密的构成条件概括为3个：秘密性、商业价值和采取了保密措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构成概括为4个，即又加上了实用性。但在实践上，并不妨碍对商业秘密实施符合协议规定的保护。TRIPs协议对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也作了界定，即未经许可以违背诚实商业行为的方式，至少包括违约、泄密及诱使他人泄密的行为，通过第三方以获得未披露过的信息（无论该第三方已知或不知此种获得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对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制止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0条之2的规定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9]；二是保护前述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三是根据协议第39条第3款的规定，保护向政府或政府机构提交的数据。

第六，对地理标志的保护。TRIPs协议专门对地理标志的保护作了规定，并对地理标志的概念作了界定。所谓地理标志，是指下列标志：其标识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对地理标志的保护，成员的义务主要包括：第一，如果某商标中包含有或组合有商品的地理标志，并具有误导公众忽略认明真正来源地的，成员应依职权驳回或撤销该商标的注册或者依一方利害关系人的请求驳回或撤销该商标的注册。第二，不论以任何方式在商品的称谓或表达上明示或暗示有关商品来源于非真正来源地，并使公众对该商品来源产生误认；第三，依照巴黎公约1967年文本第10条之2的规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由于酒类的地理标志的保护涉及欧盟等发达国家的重大利益，因此对葡萄酒与白酒的地理标志提供了更为严格的保护。协议规定，成员方应采取措施，防止将葡萄酒和烈酒的专用地理标识，用于来源于其他地方的葡萄酒和烈酒。

第七，对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的保护。根据TRIPs协议第35条的规定，对拓扑图的保护适用《集成电路知识产权条约》第2-7条，第12条和第16条第3款，第6条第3款除外。根据这些条款的规定，对拓扑图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根据各成员自己情况适用特别法、版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工业品外观设计法、不正当竞争法或其他法，或任何这类法的结合。权利的取得要求该拓扑图应当具有原创性，对不具有独创性的拓扑图不能获得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受到保护的集成电路不论是否被结合在产品中，都应该同样得到相同的保护。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内容和范围， TRIPs协议第36条作了明确规定。对未经权利人许可的为商业目的的进口、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发行受保护的布图设计，为商业目的的进口、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发行含有受保护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为商业目的的进口、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发行含有上述集成电路的物品（仅以其持续包含非法复制的布图设计为限）。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利保护期分为三种情况：以注册为条件的成员，保护期从注册申请的提交日起，或从该设计于世界任何地方首次付诸商业利用起10年；不要求注册为条件的成员，保护期不得少于从该设计于世界任何地方首次付诸商业利用起10年；成员均可将保护期规定为布图设计创作完成起15年。

三、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的现状

1、加入WTO后我们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我们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当我国与其他缔约方在知识产权方面发生争端时，可以适用世贸组织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个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有助于减少或在一定程度上扼制过去极少数发达国家动辄使用的单边报复的行为，使我们在可能与发达国家发生的知识产权争端时，能够在协议的框架下通过多边谈判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也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对有关缔约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就有可能被终止应享有的减让等优惠待遇，直至受到交叉报复和跨部门报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特别是对假冒、盗版行为进行有效、有力地打击和制裁，就已经成为我国必须要履行的义务，这当然也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2、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方面所做的工作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了WTO。为了履行入世承诺，入世前我国政府已经按照WTO管理下的TRIPS协议的要求修改了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为全面贯彻实施上述法律和条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特别是为实施新修改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所制定的司法解释。例如，《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诉前停止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和保全证据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及适用著作权法和商标法的司法解释等等。自2000年12月至2002年10月共制定公布司法解释10多件，健全完善了我国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救济措施、举证责任和诉前禁令，以及行政司法复审等诉讼制度。在我国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通过上述司法解释，构筑起我国新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知识产权法律的实体权利保护方面与 WTO 要求基本相当。

3、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方面所做的工作

近年来，我国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充分运用司法审判权，审理了一大批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据对2003年的司法统计，全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二审和再审案件9271件，同比上升18.86%，审结8978件，上升25.36%。人民法院以侵犯知识产权罪对551人予以刑事处罚，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12人，5年以下有期徒刑253人，拘役、管制等其他刑罚325人，并处罚金419人，单处罚金57人，较前几年加大了打击力度[10]。我国除了有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司法程序外，相关的行政机关也有权在知识产权执法的框架内处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民事纠纷，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商标侵权和商标违法案件的查处。这些成绩反映了我国执法的巨大努力和决心。

4、存在的

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二是对别人的知识产权不够尊重。三是制定的法规方面还有缺陷。

在我国，人们并没有把知识产权真正作为财产权来看待，只注重有形财产的积累与保护，却忽视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观念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方面表现在：（1）原产地标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如山西老陈醋。（2）商业秘密泄露的事件经常发生，像景泰蓝、宣纸等民族绝技的泄密，以及"两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C"的泄密等。（3）国内大量的知名商标在国外被抢注：我们在大力保护国外驰名商标时，却忽视了对国内驰名商标的扶植与保护，如"同仁堂" 等。（4）招商引资项目中政府行为严重，不懂国际规则，屡屡上当受骗。 一是知识产权有效性问题。外商用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过期知识产权（专利）冒充处于保护期的知识产权（有效专利）；要求对已经处于公有领域的所谓“专有技术”支付费用；没有分许可权而许可要求国内对其在国内并不享有权利的外国知识产权支付费用。二是外商在投资中利用将相关知识产权分割转让的方式对我方企业进行控制。三是外商将侵权技术或产品到国内投资生产，将来我国产品参与国际竞争时出问题[11]。

对别人的知识产权不够尊重主要表现在：（1）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如报刊杂志上披露的某些造假专业村，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可为了地方财政收入，迟迟不打击，甚至还颁发“免检企业”牌匾，设立“宁静工作日”制度，严禁监管单位日常监督检查。（2）音像市场盗版情况严重，打击力度不够。

已经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还存在缺陷。比如《企业名称登记条例》和《商标法》之间的衔接问题，注册名称的限制是地域性的，而注册商标方面的限制是全国性的，要是碰上企业商号与商标相同，很容易出现矛盾；又比如仿冒装潢问题，商标往往是装潢的一部分，而只有具备注册条件的装潢才能申请注册，经核准后才能成为商标的一部分，这就要求《商标法》和《专利法》必须协调。

四、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在了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和对知识产权最低保护要求及知识产权保护在我国的现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及执法机制，总体上是符合TRIPs协议规定要求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距，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机制，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指“对知识产权通过司法途径进行保护，即由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国家公诉人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刑事、民事的诉讼，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民事责任。”[12]。

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是知识产权执法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加强司法保护不但是 TRIPs协议等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规定，也是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所迫切的要求。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一是要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司法解释在解决适用TRIPs协议中难题和对立法不足补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在审理机著作权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遵照著作权法保护网络传播权的规定执行，在没有具体行政法规前审判中，仍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二是要正确确定举证责任，要正确适用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过错推定”等原则，当事人提出他人侵犯其专利权的主张的，也要首先举证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和被控侵权产品与使用专利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然后才能将举证责任倒置于被告，由被告证明其生产的产品使用的是什么方法。三是要贯彻全面赔偿原则[13]，这一原则与TRIPS协议关于侵权人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的损害赔偿费”的规定是相一致的。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时，要按照全面赔偿原则确定损害赔偿额，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因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所有损失能够赔足、赔够，在上不受损失。依法公平合理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对滥用知识产权的权利造成他人损害的，也应当适当进行赔偿。

2、加强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

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指当知识产权被侵犯后，行政机关以权利人的申请或主动的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竞争秩序。“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律中都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途径”[14]。行政保护具有应变性，可转授性，及成本小，速度快，能迅速恢复当事人的权利等优点，行政保护一般是主动的保护。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执法，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机制的特色之一，曾起到很大作用，也为 TRIPs协议所允许。继续保持行政执法的威力和民事的救济功能，同时也要保障当事人对行政终局决定司法复审的权利。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执法任务十分繁重，行政执法将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较长时期并存，行政执法要强调依法行政和程序公正，同时要加强法院的知识产权行政审判，以支持正确的行政执法，纠正错误和不当的行政执法。

3、建立政府权威机构统一协调有关WTO事务

WTO的工作几乎涉及国内所有经济部门，而各部门的利益往往互相或相互矛盾，当前，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及行业垄断是制约中国市场经济的严重问题，因此，应建立中央权威、高效、统一、精简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协调机构，从全局出发筹划涉及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和对外关系等重大问题，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从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以及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制度逐渐提升到了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并日益成为各国政府知识管理的一项重要。

4、要做好原有法律条文修改及立法工作

要充分理解公约条款要求，特别关注条约的最低标准，运用过程观点、动态观点、改变过去“应急性”的立法状况。立法要做到前瞻性与稳定性的有机结合。我国在融入国际化的过程中，为了达到入世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强权国家的意志，导致我国某些法律法规竞高，超出了国际条约的最低标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就引起过非常大的争议[15]。在今后的国际合作中我们要非常关注此类规范，通过的观察，收集充分的数据资料，不能让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为保护别人利益的武器而侵害了自己的权益，司法应该选择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规则做出判决。对于现行国际条约未予规范的，根据情况斟酌立法。比如对于基因的专利保护、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应当进行调查研究，如果对本国产业不利，则应拒绝保护。而对于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等于我有利，应当尽快立法加以保护。此外，还应充分利用国际条约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有利规定。

注释及：

[1] 李顺德 《WTO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中国法官网（）李顺德网络文集

[2] 李晓西 《知识产权保护与WTO》　中国法官网（）法学

[3] 袁真福 《论知识产权的全球化---以国际条约为线索》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1年11月1日第三版

[4] 黄勤男 《知识产权法》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5] 即应当顾及有关公众对其知晓程度，包括在该成员地域内因宣传该商标而使公众知晓的程度予以认定。

[6] 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期为10年，到期前6个月起一年内可办理续展，每次可续10年

[7] 该公约规定了权利人至少享有翻译权、复制权、公演权、广播权、朗诵权、改编权、录制权、制版权等8项财产权，以及各成员可视具体情况授予作者的"追续"权。

[8] 知识产权协议的有关纺织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主要是要求成员把对于纺织品作为商品本身的要求，与对该商品的外观设计的保护区分开来，不能因前者而影响后者。参见郑成思著《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知识产权》第108页。

[9] 即：凡在工商事务中违反诚实的习惯作法的竞争行为，特别禁止以下三项行为：1、不择手段地对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造成混乱性质的一切行为；2、在经营商业中，具有损害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商誉性质的虚伪说法；3、在经营商业中使用会使公众对商品的性质、制造方法、特点、用途或数量易于产生误解的表示或说法。参见巴黎公约第10条之二。

[10] 蒋志培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新进展》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法官论坛

[11] 刘彧 常虹 《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图书馆网（）法律论文资料库

[12] 蒋志培 《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预展望》，《知识产权研究》第七卷，郑成思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13] 全面赔偿原则，是指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不论其在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行为人是否受刑事、行政制裁，均应根据因其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多少和精神损害大小，来确定民事赔偿范围。见王泽鉴著《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