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爱情诗集范文
时间：2023-03-31 06:09:0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徐志摩爱情诗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中西爱情诗歌；表达方式；含蓄；奔放
爱情，是人类社会文学艺术和诗歌的永恒主题，是古今中外无数诗人吟唱的人性中美好的情感。爱情的主题是诗歌最普遍的源泉，由于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所受教育、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在诗歌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差异。这个世界的人们对爱情都怀有共同的心理诉求，这就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能跨越语言屏障，彼此欣赏有关爱情主题文艺作品的基础。中西爱情诗歌所拥有的共同主题就是诗人们以饱蘸情感的笔墨，表达他们对爱情的渴望与对爱情的礼赞，描摹他们心目中理想中的爱人形象，抒写得到爱情后的幸福，愉悦及所爱的人生离死别的痛苦，忧伤。中西爱情诗歌不仅内容各有侧重，而且风格也各具特色。中国古代爱情诗多是哀婉朦胧，含蓄隐曲的。而西方爱情诗歌则多偏于宣泄，热情似火，直抒胸意。
本文将徐志摩的《雪花的快乐》和彭斯的《A Red，Red Rose》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了解并欣赏中西方诗歌中对爱情表达方式的不同。
中国诗歌中对爱情的表达相对含蓄，含蓄是中国文学的本色，是不同于西方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义象贵含蓄”正是要求诗人不要把话说得太直、太露，而是要把意思隐藏起来，不是字面上的简单言传，而是言外之意须使人心领神会。具体说来，汉语爱情诗歌的含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重环境描写，这是由古人传统的作诗手法决定的。第二个方面：委婉表达，含蓄婉约之美是中国诗歌鲜明的特色。中国诗歌忌讳“说破”。“诗之美常常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如何个说法”。中国诗歌的表达常常不是一种一语道破、直露的表达方式，而是一种隐晦曲折的、婉转的、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
一.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中的情感表达方式
徐志摩在我国诗坛上，尤如一颗划破中天的流星，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惊人的光亮。他的诗歌，崇尚理想，歌颂光明，哲理深刻，内涵丰富，词句优美。读他的诗，使人感觉到诗里有一种对社会和人生的穿透力，而且回味性强，经得起长时间的咀嚼。《雪花的快乐》发表于1925年1月，收入《志摩的诗》中，是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作，也是这本诗集里比较完美的一首诗。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诗人前期的思想，也代表了诗人初步成熟的艺术风格。这首诗的最大特征就是巧妙地运用了象征手法。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扬，飞扬，飞扬，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在这首诗歌中，现实的我被彻底抽空，雪花代替我出场，“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但这是被诗人意念填充的雪花，被灵魂穿着的雪花。这是灵性的雪花，人的精灵，他要为美而死。值得回味的是，他在追求美的过程丝毫不感痛苦、绝望，恰恰相反，他充分享受着选择的自由、热爱的快乐。雪花“飞扬，飞扬，飞扬”这是多么坚定、欢快和轻松自由的执著，实在是自明和自觉的结果。而这个美的她，住在清幽之地，出入雪中花园，浑身散发朱砂梅的清香，心胸恰似万缕柔波的湖泊！她是现代美学时期永恒的幻像。对于诗人徐志摩而言，或许隐含着很深的个人对象因素，但身处其中而加入新世纪曙光找寻，自然是诗人选择“她”而不是他的内驱力。与阅读相反，写作时的诗人或许面对窗外飞扬的雪花热泪盈眶，或许独自漫步于雪花漫舞的天地间。他的灵魂正在深受囚禁之苦。现实和肉身的沉重正在折磨他。当“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令他唱出《雪花的快乐》，或许可以说，诗的过程本身就是灵魂飞扬的过程？这首诗共四节。与其说这四节韵律铿锵的诗具有启承转合的章法结构之美，不如说它体现了诗人激情起伏的思路之奇。清醒的诗人避开现实藩篱，把一切展开建筑在“假如”之上。“假如”使这首诗定下了柔美、朦胧的格调，使其中的热烈和自由无不笼罩于淡淡的忧伤的光环里。雪花的旋转、延宕和最终归宿完全吻合诗人优美灵魂的自由、坚定和执著。这首诗的韵律是大自然的音籁、灵魂的交响。重复出现的“飞扬，飞扬，飞扬”体现他酷爱自由，可为了实现理想，他宁可“消溶”，足以体现他的痴迷。全诗层次分明，段落简洁，章节明朗。从其艺术手法上看，是吸收了闻一多关于诗歌创作“三美”的主张。这首诗在音乐美、视觉美、意境美等方面确实下了一番工夫。他把古典诗词的形式美、意境美与现代诗的自由、洒脱巧妙地熔为一炉，实不愧为现代诗作的名作。徐志摩的诗歌，浸润着其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超越阶级和时空界限，外在形式与内在结构高度和谐统一，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为中国新诗的抒情艺术树立了一块不朽的艺术丰碑。
二.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中的情感表达方式
与中国诗歌截然不同的是西方诗歌在情感表达方面注重“直接”。如果说“含蓄”是中国爱情诗的本色的话，那么“直接”就是西方爱情诗的显著特征了。西方爱情诗的直接也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与汉语诗的委婉曲折，通过外在环境或具体、典型的外在形象的描写去激发读者的想象不同的是，西方诗人们注重主观抒情，喜欢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来讴歌爱情。关于这一点，首先，可以比较一下中西诗人在叙述方式上的显著差别。汉语情诗中，诗人们常常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描写恋爱中的人的喜怒哀乐，和诗中的主人公们总是隔了一层，多了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色彩，例如各朝代描写后宫宫女们的爱恨情愁的宫怨体诗歌就是如此。而在西方的情诗中，诗人们常常开口就是第一人称的直接的内心告白。Robert Burns在《a red，red rose》中用自己的奇思妙想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向世人诊释了他对爱人的炽热。
O，my Luve's like a red，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
O，my Luve'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d in tune.
As fair art thou，my bonnie lass，
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And fare-thee-weel，my only Luve！
And fare-thee-weel，a while！
And I will come again，my Luve，
Tho' 'twere ten thousand mile！
这首诗是彭斯诗集中流传最广的一首诗，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是送给他的恋人即少女琪恩。诗人在诗中歌颂了恋人的美丽，表达了诗人的炽热感情和对爱情的坚定决心。诗人这首诗是送给他的恋人即少女琪恩。诗人在诗中歌颂了恋人的美丽，表达了诗人的强烈感情和对爱情的坚定决心。这是彭斯最有名的爱情诗，节奏强烈，激情澎湃，很有感染力。作者没有利用环境去渲染，烘托气氛而是采取开门见山的的手法直奔主题，毫不掩饰。“ my Luve's like a red，red rose”写得十分热烈直接，激情飞扬。并用玫瑰来表达对爱人的的情感和留恋。在读者心中产生获取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凸现出诗中主体的鲜明形象。诗的开头用了一个鲜活的比喻DD红红的玫瑰.一下子就将恋人的美丽写得活灵活现，同时也写出了诗人心中的感情。在诗人的心中，恋人不仅有醉人的外表.而且有着柔美灵动的心灵，像一段乐曲，婉转动人地倾诉着美丽的心灵。
诗人对恋人的爱是那样的真切、深情和热烈。那是种怎样的爱呀！ 要一直爱到海桔石烂，爱的火焰在诗人的心中强烈地燃烧着，诗人渴望有着美好的结果。但是，此时的诗人已经是囊中羞涩.诗人知道这时的自己并不能给恋人带来幸福，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要离去。但他知道这样的离别只是暂别，自己一定会回来的。
这首诗是诗人的代表作，它打开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对济慈、拜伦等人有很大的影响。诗人用流畅悦耳的音调、质朴无华的词语和热烈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千百万恋人的心.也使得这首诗在问世之后成为人们传唱不衰的经典。诗歌吸收了民歌的特点，采用口语使诗歌朗朗上口，极大地显示了民歌的特色和魅力.读来让人感到诗中似乎有一种原始的冲动。一种原始的生命之流在流淌。另外，诗中使用了重复的句子，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感情力度。在这首仅仅有16句的诗中，涉及“爱”的词语竟有十几处之多，然而并不使人感到重复和累赘，反而更加强化了诗人对恋人爱情的强烈和情感的浓郁程度。
三.造成中西爱情诗歌表达不同的原因
（1）西方美学历来强调在审美或进行艺术创造时要遵循审美主题要主动地将“主气”，“灌注”给客体审美对象。西方哲学家都强调了主体情感的主动，积极的外射，比较直观外露，畅达热烈。中国的哲学思想与西方不同，因此，情诗也表达出不同的艺术魅力。在中国的哲学里，大自然的人鱼鸟兽，花草树木都是灵气之物。大自然包罗万象，生生不息。而人又居其中与其声息相通，如庄子所云“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并齐。”这物与人的情感相互感发，物情与人的心情交融合一，使传统美学不着重主体情感的单向投射，而是主张主体，客体之间的双向交流。这就是中国古代爱情诗之所以体现出朦胧含蓄之美的一个重要原因。西诗热情奔放，感情如火般热烈，其文字常常爽直率真，直抒胸臆，甚至直言不讳。而中国占诗则委婉含蓄，哀婉朦胧，迂回曲折，欲语还休。
（2）由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传统观念，男女之间必须遵守的道德理念一直深深的束缚着人们，也使他们的爱情受到道义责任的约束，因此男女在表达爱情显得含蓄委婉。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感情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式相形之下，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低言软语。这里用来体现中西爱情诗的差异恰到好处。
（3）西方的爱情诗一般与表现人伦融合在一起，写人伦往往也以恋爱为中心。中国的爱情与人伦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说西方始终重视男女的爱情，而中国的诗则更偏重于人伦。中国诗中表现亲友的交情和君臣的恩谊的内容几乎与爱情占有同等地位。在西方诗人中如歌德与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兰与兰波诸人虽也以友谊著，而他们的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他们大量的写男欢女谑、男女情爱，从恋爱中去寄托人生的析理，去享受生活的无穷乐趣。
（4）中西爱情诗表达的侧重点不同。西方爱情诗多以追慕爱人，赞美爱情，勇敢追求爱情为主要内容，中国爱情诗则着重表达与恋人的相思别恨，悲欢离合。因此，闺怨诗、送别诗、悼亡诗在中国爱情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总体而言，中国的诗歌在吟咏爱情时往往都是遮掩式的，表现得较为含蓄和内敛，情调委婉、深沉、绵氏、隐约而又细腻入理，使读者有思考和回旋的余地，并讲究意境的渲染，独具中国园林式的美学蕴致。而西方爱情诗则热情奔放，犹如大河奔腾，直奔爱的主题。他们描写爱情总是比较喜欢竭力表述情感之深厚，写一种自然的、纯粹的爱情。西方的爱情诗，为表现那种汹涌磅礴的激隋，总是竭尽渲染夸张之能事，情感的表达是热烈奔放，原始狂野的。在表达方式上，西方诗歌以直接热烈深刻取胜，中方诗人则把“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诗歌以含蓄微妙取胜。
参考文献：
[1]许杰.徐志摩新评序，胡凌芝：徐志摩新评[M].学林出版社，1989.
[2]罗良功.A Survey of English Poetry[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篇2
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以下简称“徐诗”）一诗写于1924年徐志摩陪印度诗人泰戈尔访日期间。诗人从离别之际日本女郎刹那间的低头入笔，将女郎深情柔媚的风姿表现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对对方难以割舍的爱慕敬仰之意。日本女性贤淑、温存与端庄的仪态以及诗人多情善感的形象跃然纸上。“水莲花”绝非简单的喻体，寥寥数字，蕴含着独特韵味。熟谙中国文化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在古代诗词中的地位——它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和“月亮”、“红梅”、“清秋”等“意象”一样，都能引起特别的情绪体验。这是一种沉淀已久的民族文化心理。
穆旦的《诗八首》（以下简称“穆诗”）写于1942年，24岁的诗人刚刚毕业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如果说徐诗给人的感觉是甜蜜中带着忧愁，那么穆诗便是深沉中夹着晦涩。在穆旦的笔下，爱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感情如线团般缠绕难解，陷入重重纠葛矛盾之中。这里有表白时的心意不相通“相隔如重山”，有拥抱在一起时“那未成形的黑暗”带来的惴惴不安，有熟识后相同带来的怠倦和差别带来的陌生，有两相情愿后在合二为一中的平静，等等。爱情仿佛是个五味瓶，酸甜苦辣个中滋味让坠入其中的人们一一尝尽，完全没有少男少女想象中的浪漫美好。况且，不仅有“你”有“我”，更有“他”、“它”，一些让人无可奈何的黑手强行介入，弄得本已纠结的恋人世界一团糟。
回味徐诗，读者或许会有似曾相识感，脑海里会浮现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理想爱情模式。这个日本女郎也许就是在古代文人中广为传唱的崔莺莺、王昭君、李香君，这个诗人可以是张生、汉元帝、侯方域，一个温柔美貌能识大体，另一个多才专情，双方心心相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显然，徐诗隐含的爱情模式是中国式的零矛盾爱情模式。“只羡鸳鸯不羡仙”，古人对这种理想爱情充满期待和向往，当现实总让人失望的时候便借文人之手以大团圆结局来寄寓这份情结，有时不惜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男女主人公起死回生，然后白头偕老。因而，徐诗所激发的审美体验也是中国式的集体体验：当美（缱绻甜蜜的爱情是美的一种）不能实现时，留给人们的便是惆怅与遗憾，即如诗人所说“甜蜜的忧愁”。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并不是一见钟情、心心相印那么简单。爱与被爱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如同生活中诸多事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爱情也并不总是中国古典式的理想浪漫，而是双方心灵的磨合，是一场久经考验的心理战。穆旦奉献的不只是诗，更是残酷的真实。在穆诗中，爱情是矛盾重重的、残酷的。交战的双方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你”、“我”，更有个体人格的分裂面，即自我灵魂的斗争。例如，“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这样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是西方式的象征手法。结合上下文可知，“他”并非第三者，而是内在自我、具有个性精神的自我的象征。很显然，作为个体的“我”已分裂成内在的自我和外在的自我，外在的自我追寻爱情，对“你”不可自拔，内在的自我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孤独，维持个人的存在感，同时又为外在的自我寻求出路。按照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孤独又是永恒的。“你”作为真实存在的个体生命，内心活动是复杂多变的、不固定的，因而“我”求得了又必须马上背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人的心灵也是如此，从穆诗中可以窥见人性的深刻复杂。《诗八首》大量运用象征手法，使得诗句晦涩，语义较难把握。例如，“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爱的双方应该是两棵独立支持的“巨树”，它象征着一种互为依存又互不依赖的爱、一种坚强的人生之爱，颇具现代独立意识。穆诗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除了与诗人慎思明辨的个性气质有关，更与诗人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关。在思维形式、创作风格和表现方法等方面，穆旦深受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T.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影响。穆旦的同学、好友赵瑞蕻甚至理出了“这么一条线索：布莱克—惠特曼—叶慈—艾略特—穆旦”1。穆旦冷眼旁观人生与生活，目光犀利睿智，从切实的个体体验入手，逐层揭开事实（如爱情）的残酷面目。这与西方文化追求真理和智慧、注重个体价值的传统不谋而合。穆旦诗歌的成功正在于他对中式思维的超越，正如评论家王佐良先生所云：“他（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无知”2。
徐志摩曾赴美国和英国留学，也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人，为何他的《沙扬娜拉》仍然表现出浓厚的古典审美情趣呢？有学者甚至把他的这种审美理想概括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3。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是中国“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月派根据其诗风的变化，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徐志 摩，与诗人闻一多共同提倡“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 “三美”主张。音乐美指的是诗歌的音节，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建筑美是指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绘画美指的是诗歌的词藻，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不难看出，这种审美主张是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影响的。作为一位现代诗人，徐志摩是单纯天真、温和敦厚的“自由之子”，带有中国道家“逍遥游”和中国儒家“中和节制”的气质。但是，并不排除西方文化精神诸如民主个人主义、英国式的小布尔乔亚思想对他的影响，使他对大自然和人世间的“爱”和“美”有着独到的体验。这二者并不矛盾，统一于他那颗潇洒不羁的灵魂。当他把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古典意境和氛围化为诗篇时，他也就是完成了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后期新月派和以“雨巷诗人”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更多传达的是现代人处在迷茫时代的痛苦的情绪。徐志摩的《我不知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全篇运用象征手法抒写时代的悲哀、个人内心的苦闷，诗风稍显颓废。
打开了中西思想交流的大闸门。中国新诗自从诞生之后，就面临着向传统寻求资源和向西方汲取营养的双重问题。在纷繁复杂的流派当中，大致可以摸索出两条线索：一派是古典派，一派是西化派。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穆旦的《诗八首》可分别代表两派的精华。但两派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是处在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交流之中。随着局势的变迁、时代的需要以及诗人们的不断探索尝试，中西慢慢走向融合，于是形成了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诗。从初期《尝试集》的稚嫩生硬，到四十年代穆旦《赞美》的圆融贯通，中国新诗走过了坎坷的现代化道路终至成熟。而穆旦，中国现代文学上的杰出诗人，有意识地借鉴和主动吸纳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 ，并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之中，在创作上融会贯通、独树一帜，“是新诗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冲刺”4。
注释：
[1]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篇3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