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苏轼的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语文；诗词；创造；人生态度；艺术风格；儒佛道思想

笔者在执教2012年5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六年级上册，与诗同行的第4《给诗加“腰》一课时（书110页），我们发现苏小妹与苏轼两姊妹都很精通诗词，特别是苏轼在诗词方面留下了许多逸闻趣事，本课就介绍了他们在一起讨论诗句的境况，苏小妹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两句中间各加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绝句。”苏轼思索随即说出：“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苏小妹认为“摇”“映”二字能写出柳树的动态和月的皎洁，但还不是最佳的字，他们讨论后最后确定改为“扶”和“失”更好，于是诗最终成了：“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这样能准确地描写了月、梅花融为一体的情景。我们上课时要指导学生分析作者创造了一个清幽宁静的艺术境界。

又从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一诗中看出，他壮志难酬、愤懑自嘲自解的难言之情，元丰六年正是作者被贬到黄州的第五个年头，虽有耕种田地可以自勉，也有壮丽山河可以游乐，却壮志未酬，心忧国事，从他的“月色入户”，则“欣然起行”，欢快之情，溢于言表。念无与为乐者，无不显露出作者那微妙变化的思想感情！作者的那种高尚人生态度，真正通过描写把人代入空明清蒸，亦真变幻，赏心悦目的境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耳”，表达了作者被贬做了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无事可做的闲职的那种悲凉与痛苦，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种种难言的感情尽在其中，文中表达了作者集儒、道、佛思想一生的人生态度。笔者们再从人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第25课诗词五首中的第五首（《浣溪沙》—苏轼）（书206页）一文时，看出了苏轼自己被贬官黄州期间的凄凉环境和悲凉心情，当时苏轼已经48岁了，但忽见泉水两流，激发起作者的不悲自发，虽失意而仍然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壮志来，但从他的首句“山下兰芽短侵溪”到末句“休将白发唱黄鸡。”特别是从末句休将自发唱黄鸡，看出作者虽老犹少的精神壮志，老当益壮，奋发进取的理想感情。从这首小令描写暮春三月兰溪的雨后美景，抒发了自己虽处困难，仍力求振作精神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因此我在语文课上指导学生们，让他们正确去理解苏轼的诗词艺术风格和他所追求的人生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看他不是成就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苏轼几千年来美名为人们一直传颂，我认为千百年来，人们对苏轼既敬且爱又喜，试从《东坡乐府》一书分析他的艺术风格和人生理想，该书一共收集了苏轼词三百四十余首，自然是苏轼在词作上的总结，世人已经公认这些词在总体上呈现出豪放、旷达、飘逸的韵味，但也可以看出他的人生乐观、健康、进步、坦诚、向上、平静的人生态度。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文，表达了苏轼用儒家思想自律，以佛、道精神自解他的人生态度。“我乘风归去……何似在人间”！此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他那种求醉、求欢、求乐去达到心灵的自我平息，此词作于宋神宗宁九年（1076年），时值苏轼任职于密州太守，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而对新法的拥护的那些人的排挤和打击，在政治上难免有失落之感，加上这一时期，他的胞弟加最好的朋友苏辙七年未见面了，在亲情上便难免有孤独之意。笔者认为：这首词实质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痛苦——幻灭——觉醒——期盼的情感调节，他的一生历经坎坷，但他的精神逼真地展示了出来，于是他在词里慨然而歌“人有悲欢离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由此观之，苏轼把他的人生情感和自然界的物联系到一起，运用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来平扶内心。又如：《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苏轼写到：一旦功成名遂，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可见苏轼心里，积极向上的思想，让很多儒家都崇尚他的功名仍是第一位的。又如：《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中写到：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可以看出作者苏轼人生似梦、解脱和超脱人生的观念，以可见佛道思想对苏轼侵之深，有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善处穷通，乐知天命的一面。又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词人在序中写到：“途中遇雨......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角”。正文里写到天地不薄，心怀亦厚，天地虽泠，情怀却不泠，任凭风雨阴晴，只要我心归于自己便可以无谓一切的坦荡心胸，这就是作者的佛、道、儒思想的折光。又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写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此词中可看出作者有一颗求为君分忧，为国效命的赤子诚心，表现出其特有的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再如：《浣溪沙.万顷风涛不记苏》苏轼写到：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忧无。表现出作者有一种忧以天下的民本思想。突出苏轼性情的底蕴。不容质疑，苏轼是中华文学史上最突出的集中的儒、佛、道思想于一身的大家。

篇2

【关键词】苏轼；辞达；创作

思维的产物必须通过语言文字或形象才能表达出来，而只有用语言文字或形象表达出来的思维才能进行交流。表达无疑是整个艺术思维过程中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环节。对于诗歌创作而言，表达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言”与“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建立世界、自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1]苏轼在继承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辞达说，对诗人与诗歌、世界与语言、自然与艺术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一、苏轼辞辞达的内容

概括起来苏轼的“辞达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求文章应当通达于事物之理， 要对自然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能够抓住常人无法把握的， 掩藏在表面形式之后的本质， 做到这一点， 就如“ 系风捕影”一样的困难。另一方面， 则要求用准确简洁的语言， 把所有了解到的事物的本质表达出来。就是说在抓住“ 风”和“ 影”之后， 还要通过文学的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 使作家头脑中的意识具体化， 使之能够向他人传递， 这是文学创作上的一次飞跃， 比前者的难度更大。这一表达的过程对于文章整体的表情表意极为重要。没有恰当的语言就无法准确地表达文章的立意。

苏轼在《答虔碎俞括一首》中，说：“物固是有理， 患不知， 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 能达是而已。”苏轼认为事物自有其所以为其自身的道理所在，但要准确地将一事物表现出来，却非易事。因此作者能够对客观事物的特征有充分地理解（了然于心），又充分地表达描绘出来（了然于手和口）方为“辞达”。

其一、表现了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苏轼认为文章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当然这种流露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苏轼特别强调创作必须是作者对客观事物有真实感受并且也有把这种感受抒写出来的强烈的情感要求和创作冲动。

其二、反映人民生活的苦乐和时政的得失。苏轼对人民具有深厚的同情，又生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本人也参加了那些斗争，那么民生、时政生活必然成为苏轼辞达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文学创作应当真实映社会现实，实事求是地摹写社会生活，并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苏轼所要表达的对象包括了物、事、情三个方面，物是客观事物，事乃真实生活，情亦为真情实感。

二、辞达的形态：自然

“自然之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自然”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源于道家美学。庄子在其《天道》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① 在《渔夫》篇中也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2] “素朴之美”与“天真之美”都是一种“自然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反复强调美和艺术的本质是自然之道的体现， 极大地发展了文艺自然论。但在宋以前的文学批评中，自然主要是指外在于心灵的自然，人们更多强调的是人文与物文的对应，而非无所用心的自然态度。所谓“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类的评语，也倾向于对自然的直接感法，不同于主体情绪、意念、思想的直接流露。苏轼强调的是心灵的自然，苏轼指出：“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这虽是论《易》，其实也通于诗文创作。苏轼创作推崇清新自然的风格，主张无心应物、顺应自然，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苏轼立足于儒学天人合一的观念，并受道家“道法自然”禅宗唯心任运思想的影响，鲜明提出崇尚自然的诗学观，不仅将自然作为至高无上的美学境界，而且将自然视为一种最佳的表达方式。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所谓“辞达”应该是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和客观事物特征的“达意”之文；应该是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有充分认识“了然于心”之后的自然之文；应该是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力“了然于口和手”的绝妙之文。在苏轼看来，孔子辞达虽求平易，但是平易之道并非不重文采。相反，当你将思想情感注入言辞，那么所得之文将是自然之文。

三、辞达的方法：灵感

文学创作不仅要求作者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与要求，而且要有着浓郁的创作情感孕育、勃发、冲动和累积，同时还要有外物触发的契机与灵感。灵感是文艺创作过程中因思想高度集中， 情绪高涨而突然表现出来的创作能力。作家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进行酝酿、 思考的紧张阶段， 由于有关事物的启发和触动， 促使文学创作活动中所探索的重要间题得到明确解决， 即所谓获得灵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 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的掌握， 是获得灵感的前提。唯心主义者认为灵感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活动， 只为极少数天才所独有。苏轼灵感论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它不带唯心主义色彩“ 非能为之为工， 乃不能不为之为工，”灵感不是“ 能为”者的专利。苏轼认为灵感来自生活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他 把“ 厚积而薄发， 博观而约取”视为获得灵感的前提， 并进而提出“ 弱者养以至于刚， 虚者养以至于充流之于既溢之余， 而发于持满之末。”只有奥妙广博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知识积累， 充实了作家的头脑， 才能滥而为文。

苏轼在他一生的创作生涯中，就非常强调创作灵感，强调捕捉形象。他曾多次谈到捕捉形象之难：“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湖上夜归》能否获得灵感并捕捉到灵感决定辞达能否顺利完成。因为灵感的特性，既是勃然而兴的，瞬息短暂的，匆匆闪现的，常带偶然性的，又是稍纵即逝的。那么就要及时捕捉灵感，并把这种灵感付诸于文字。如果这种灵感没有及时捕捉到，就不能了然于心，也就不能了然于口于手，那就表达不出来，整个创作过程就不能称之为辞达。

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言辞作为作家表达感情最直接的工具， 经过选择和组合， 形成了文学作品。这些语句如何才能最好地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 最有效地被读者所了解， 在这一过程中， 苏轼追求的是 “ 辞达” ，这是一种通达事理， 自然成文， 不刻意雕饰， 却能随物赋形， 追随行云流水之变， 进而姿态横生的境界。如果仅仅将苏轼的“ 辞达” 说视为对历来关于孔子原话解说的一种校正， 是远远不够的。苏轼不仅对孔子的辞达说进行了继承，更多的是对孔子辞达说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对“辞达”这一古老的命题，进行了全面、深刻而又饱含新意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辞达观。同时也使辞达这一观点在诗歌创作中得到更好的实践，对当时及其后世的诗歌创作都有深厚的影响。

注释：

①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9.

【参考文献】

[1]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85.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9：875.

篇3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着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着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篇4

1、坚持现实主义的主题：苏轼是一位关心民众，有志于经世济民的人，他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针砭和嘲讽的态度，在诗词创作中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入仕后勤于政务，又多次遭贬谪，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常常把耳闻目睹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写水灾后江浙人民的艰难，《夜泊牛口》写沿江居民的生活苦痛，《吴中田妇叹》则反映了当时赋税深重，谷贱伤农的境况。这些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对民众疾苦的关心。

2、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学者们一般认为唐朝以前的诗歌内容较窄，格局较小，明代李东阳说：“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就创作风格而言，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作或许比苏诗更要突出、鲜明，但若论创作成就，苏轼则是出类拔萃的。在内容的丰富、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情蕴的深厚等方面，苏诗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晚年写了一百多首和陶诗，颇具特色。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十年生死两茫茫：机敏沉静的王弗是初入仕途的苏轼精神家园的知音者

王弗，眉山青神人，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十六岁时，与年长三岁的苏轼结缡，生有一子苏迈。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东坡自凤翔还朝，除判登闻鼓院，王弗病逝汴京，死时年仅二十七岁。卒葬眉山苏轼先妣程夫人墓侧。

机敏沉静的王弗是初入仕途的苏轼精神家园的知音者。王弗颇有文学修养，美而且慧，伉俪感情甚笃。治平三年（1066），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深情记录王弗端庄守礼、机敏沉静事略。东坡在书房来凤轩读书，王弗终日陪伴，未言自己知书，然东坡读书偶有所忘，王弗却能从旁提醒。嘉祐年间，苏轼任凤翔府签判，年轻气盛，胸无城府。善解人意的妻子便成了苏轼的贤内助，客人来访，王弗常聆听于屏后，提醒夫君谨慎处世，提防曲意逢迎的小人。对初入仕途的苏轼帮助甚大，王弗堪称是苏轼文学上、政治上的知音。王弗逝后，苏洵言于苏轼：“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姑之侧。”（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作词追怀发妻王弗：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悼亡词中的千古绝唱。绝唱是难以用文字评述的，此处仅作一些字面上的简单疏理。王弗年仅二十七岁便香消玉殒，对苏轼打击很大。“十年”为词中关键词，王弗逝后十年间，苏轼因反对新法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在杭州三年不得调。调任密州，又赶上密州凶年，政务繁忙，自己的生活也困苦到要以吃杞菊维持的地步。压抑的心情、困苦的生活让苏轼渐渐淡忘了对前妻的思念。“不思量，自难忘”，是慨叹自己为生活所迫，居然淡忘了对前妻的感情。但是，梦中又忽然遥想起当年情境。密州距眉山王弗墓地不啻千里之遥，苏轼梦中哭泣坟前，倾诉这些年来的凄凉。然而，纵使“有处话凄凉”又如何?经历这些年的磨难，妻子可能已经认不出满鬓风霜的自己。词作如实描绘了梦境。那种梦里相顾无言，泪流千行的撕心裂肺的疼痛，是唯美的审悲画面，是人间的纯真情感。

当年江上生奇女：淡泊宁静的王闰之是沉浮宦海的苏轼日常生活的依托者

王闰之，王弗堂妹，苏轼续弦。王弗逝世后的第三年，王闰之嫁给了苏轼。王闰之比苏轼小十一岁，陪同苏轼度过了二十五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八月初一病亡汴京，年四十六，灵柩停京西寺院。苏轼亡故后，夫妇合葬于汝州。③王闰之留有二子苏迨、苏过。

淡泊宁静的王闰之是沉浮宦海的苏轼日常生活的依托者。王闰之为人谨慎，淡泊宁静。苏轼仕途上的波折经常使她担惊受怕。王闰之与王弗不同，她对苏轼的爱融汇在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之中，她与苏轼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据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苏轼称赞亡妻：“妇职能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王闰之性情柔和，遇事随顺。待前妻之子苏迈如同己出，甚有妇道。尽管苏轼年龄比王闰之大一轮，可家庭中的主心骨却是王闰之。苏轼对王闰之的那份信赖和倚重，弥久不变。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元祐党争，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相互扶持，任劳任怨，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王闰之卒后，苏轼痛断肝肠，祭文云：“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惟有同穴”四字，写出了王闰之在苏轼心中的份量。苏轼死后，苏辙将乃兄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苏轼的愿望。

苏轼对王闰之也是敬重有加。绍圣三年（1096）正月，流放惠州的苏轼以词悼亡④：

蝶恋花?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这首词作于苏轼流寓惠州期间。苏轼中年后好佛，王闰之也笃信佛教。王闰之的生日在阴历正月初五，逝后三年生日这一天，苏轼至惠州海惠寺放生池放鱼为王闰之资福，并作了这首《蝶恋花》词。上阕写王闰之的出生。微微东风拂面，迎来了正月初五。江柳微黄，丝丝缕缕，初春的喜庆佳气飘入书香之家，“当年江上生奇女”，一个奇女子诞生了。下阕写对王闰之的纪念。“膝上王文度”，指东晋人王坦之（字文度），深受父亲溺爱，长大后，王坦之还坐在父亲膝上讨论问题。于是，人们就将爱子称为“膝上王文度”。这一典实写王闰之对三子一视同仁的妇德。谁来举杯为母亲祈福呢？是三个孝子。王闰之温柔贤淑，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特别是对王弗之子视同己出，最让苏轼感动。看到将鱼全部放生，苏轼眼前幻化出天公感动得为之降下曼陀罗花雨的情景。“天公为下曼陀雨”一语双关，深深表达了对亡妻的思念和祝福。

高情已逐晓云空：忠义灵敏的王朝云是投荒赋闲的苏轼受伤灵魂的慰藉者

篇6

关键词：苏轼；诗文；禅佛意趣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44岁，时值壮年，正如苏轼在《西江月》中所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虚凉？”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使他更加感到人生的虚幻无常，在黄州过着近似流放的生活，痛苦、彷徨自在其中。“顺意的时候是儒家，失意的时候是道家，痛苦的时候是佛家，坡就是这样善于自我调节、自我解脱的。”［1］P2精神上的痛苦让他把目光转向了禅佛，这让他一次次从痛苦中释然，获得心灵与精神的超脱，形成了“静而达”的禅宗式人生哲学。王士祯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说：“然则子瞻之文，黄州已前得之于庄，黄州已后得之于释。”［2］P95黄州期间，也是苏轼诗文创作的“珠穆朗玛峰”，禅佛式的人生哲学无疑会渗透到其诗文的创作中，使其诗文流溢出浓厚的禅佛意趣。人教社课标版中学语文教材选取了苏轼的很多诗文，其中黄州时期的占了绝大部分，新课标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则全部选取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的诗文。从禅佛的视角去观照解读苏轼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文，无疑会更加透彻地理解其作品的内涵，从而大大提升审美的境界。

一、“非有非无，体用一如” 的禅佛式思维方法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是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三月他写下了《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中调词。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

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3］P37

《定风波》词牌之下，作者用一个小序说明了写这首词的原因。其中“沙湖”是地名，在黄州城东南30里。苏轼被贬黄州后，准备在沙湖买田终老。他去沙湖看田，归途遇雨，于是就写出了这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而又充满禅佛意趣的词。其禅佛意趣首先表现在运用了“非有非无，体用一如” 的禅佛式思维方法。

词的下片中,“山头斜照却相迎”，刚才还是风雨大作，转瞬间已经变晴，人生的晴雨一如自然界的变化，反复无常，变幻莫测。当他回首走过的风雨历程时，得出了“如何面对现实”的答案，“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中，作者既写到了“遇雨”、“穿林打叶声”、“料峭春风”，又写到了“遂晴”、“山头斜照”，可见既有“风雨”也有“晴”，那作者为什么说“也无风雨也无晴”呢？这里作者显然受到禅佛思想的影响。“大乘空宗中观学主张非有非无之说，认为非有非真有，非无非绝无，坚持有无一如的思想。”［4］杰出的佛学思想家僧肇“笃信‘非有非无’，坚持‘有无双遣’。”他认为“以此观照万物，动静一如，去来一如，实而不有，虚而不无；虚心冥照，妙契自然，有无均无所累，我与自然会通圆明。”［5］“非无非绝无”，“也无风雨也无晴”是词人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人生体悟。“风雨”即“忧”，既指自然界中的风雨，又喻指词人人生中的坎坷；“晴”即“乐”，既指自然界中的晴天，又喻指作者人生中的顺境。“也无风雨也无晴”乍看不合逻辑，仔细吟咏体会又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妙不可言。其实此句糅合了僧肇的“非有非无、体用一如”的佛学思想，从而表现出词人“忧、乐两忘之胸怀”，彰显出一种宠辱偕忘、超乎物外的旷达人生境界。这是词境、禅境，也是独具魅力的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想之境。词人将出游途中遇雨这一极其寻常的小事融进禅佛式的思维方法，升华了个人的体悟，充溢着禅佛意趣，从而使整首词闪耀着苏轼独具魅力的人格光辉。

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顿悟式审美至境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这首词的禅佛意趣还表现在词人达到了禅宗所谓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顿悟式审美至境。

禅宗所谓的顿悟是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豁然开朗，是超越时空、不可言说的精神体验，是创造性审美至境的显现。顿悟，所触及的正是时间的短暂瞬刻与宇宙、世界、人生的永恒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禅宗看来，这就是真我，即真佛性。这并不是我在理智、意念、情感上相信、属于、屈从于佛；相反，而是在此瞬刻永恒中，我即佛，佛即我，我与佛是一体。顿悟是禅的最高境界，是审美至境，是在一瞬间彻底了悟人生的本质，洞察宇宙的实相，与万法的本体冥然相合。

通观整首词，作者“从求诸内心开始，经过‘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道’融入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天道’，从而复归本心。心灵在一次圆融的体认中完成了审美超越。”［6］

篇7

[关键词]苏轼作品 乐观旷达 壮志难酬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60024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当下，不少中学生遭遇挫折后无所适从，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诗歌具有强大的熏陶感染功能，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鉴赏诗歌，并从中思考、领悟。语文教材中，作家的作品所传达出来的积极态度，为学生模仿榜样提供了可能性。榜样应充满生命感，不能只讲其优点，而对其缺点只字不提。

苏轼，是中学生的榜样。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弹劾苏轼，上奏苏轼任职湖州后所进的谢上表，其用语暗讽朝政。接着御史李定等王安石一派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中寻找罪证，指控他有谋反之心。后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御史台也称“乌台”，因御史台内柏树上多乌鸦筑巢栖息。这起文字狱被称为“乌台诗案”，最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笔者查阅人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发现苏轼被贬黄州后的作品共有七篇。这些作品分别为元丰四年（1081）作散文《方山子传》，元丰五年（1082）作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赋《赤壁赋》、散文《游沙湖》，元丰六年（1083）作散文《记承天寺夜游》。而《游沙湖》中苏轼游蕲水清泉寺所作的词即《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一、乐观旷达的精神

“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履险如夷，尽显其乐观旷达。

《游沙湖》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病愈后，与主治医生庞安常同游蕲水清泉寺。苏轼看见寺边兰溪的水往西流，作词《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告诉我们，纵使时光流逝，我们仍应老当益壮，奋发有为；“休将白发唱黄鸡”，即不要因人老就唱起“黄鸡催晓”等消极悲观的歌曲。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去沙湖看田。他在归途中遇雨，便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同行皆狼狈，而苏轼却持竹杖，穿芒鞋，一边吟诗长啸，一边逍遥前行。他不怕，只需一件“蓑衣”就可以抵挡自然界和人生旅程中的风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语双关，表面上是说他对天气变化毫不介意，实际上是他不为人生忧患而动摇的修养。

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苏轼所游为黄州的赤鼻矶，并非赤壁大战之地。由于当地传说赤鼻矶就是周郎赤壁，苏轼也不妨把它当成真的赤壁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壮美的大江，引发了苏轼对主帅周瑜的赞赏。周瑜年轻有为，在赤壁之战中从容指挥，最终打败曹操。而此时的苏轼，功业未成，早生华发，便感喟“人生如梦”。这种感触并非颓废和悲观，他最后还是做出了举杯邀月，酒酹于江的壮举。这一举动，与词中所写的壮丽江山、千古英雄融合在一起，营造了深沉、雄浑的意境。

元丰五年（1082）农历七月十六日，苏轼与客在赤壁之下泛舟游玩，并进行了一段精彩的主客间的对话。月下的主客问答，是苏轼人生态度的两个层面。作为“主人”的苏轼，表现了他的乐观旷达；而作为“客”的苏轼，表现了他的消极悲观。先分析作为“主人”的苏轼。面对“客”所发出的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感慨，“主人”苏轼解释到，就像水会流逝，月有盈虚，生命就个体而言，是如此短暂；就整个人类而言，万物与我们一样，都是永恒的。既然这样，我们不如享受大自然，随遇而安，拂江上清风，赏山间明月。

元丰六年（1083），苏轼作散文《记承天寺夜游》。作者与好友在承天寺悠闲地观赏柔和的月景，庭中的月色如水般澄澈明净，“藻”“荇”纵横交错，原来是微风吹拂，竹子和松柏在月光的照耀下舞弄着自己的影子。

二、壮志难酬的慨叹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苏轼被贬谪后，偶尔慨叹壮志难酬，也是可以理解的。

试分析《赤壁赋》中作为“客”的苏轼，他从眼前的赤壁壮景，想起了曹操、周瑜两个英雄人物，英雄人物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了，他便发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叹。

篇8

摘要 苏轼的绘画理论，尤其是文人画思想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虽然他没有专门系统的画论著作，但是其关于文人画的论述已经触及文人画的性质、特征、创作等一系列问题，开拓了文人画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此，研究苏轼文人画思想不仅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且对当代中国绘画理论的探讨和实践走向都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轼 文人画 创作 影响

中图分类号：J203 文献标识码：A

文人画中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和文化修养，具有诗、书、画、印的综合素养，是中国古代文化在绘画艺术中的集中体现。通过对文人画作的审视与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较为直观地发现影响文人画创作的因素，也可以发现创作者在创作中的地位。本文尝试从苏轼对文人画创作的影响谈起，重点分析了其对文人画创作所作出的探索。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宋仁宗景祜三年，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位奇才。苏轼的绘画理论，尤其是文人画思想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最早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虽然苏轼没有专门系统的画论著作，但是关于文人画的论述已经触及文人画的性质、特征、创作等一系列问题，开拓了文人画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因此，研究苏轼文人画思想不仅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且对当代中国绘画理论的探讨和实践走向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意义。总之，笔者认为苏轼对文人画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形理两全，以言晓画

熙宁四年，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云：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

在这里，苏轼提出了文人画论中关于“常形”与“常理”的问题。“常形”是指事物外部的形态，“常理”则是指事物内部的结构和性质，即事物的内在规律。徐复观也曾指出，苏轼所说的“常理”不是当时理学家所说的伦理物理之理，而是“依乎天理”的理，是指出自然的生命构造及由自然生命构造而来的自然的情态而言。宗白华先生也提出：“东坡之所谓常理，实造化生命中之内部结构，亦不能离生命而存者也。山水人物花鸟中，无往而不寓有浑沦宇宙之常理。宋人尺幅花鸟，于聊聊数笔中，写出一无尽之自然，物理俱足，生趣盎然。故笔法之妙用，为中国画之特色。传神写形，流露个性，皆系于此。”苏轼认为，在当时的画家中，文与可最能得自然之常理并将其运用于艺术创作：

“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

这就是说，因为文与可深谙竹石枯木的生长、发展、变化的规律，得其理，才能画出它的生命、画出它的凋零、画出它的蜷曲紧缩瘦弱枯萎、画出它的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各株竹子千变万化、毫不相同，而且在各自的位置上又十分恰当，和自然界的竹子毫无二致。这样的画，既符合自然状态，又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常形”与“常理”的问题上，推重“常理”，但也没有轻视“常形”，相反，而是主张形理兼备。正如苏轼在《书竹石后》中所写到的：

“昔岁余尝偕方竹逸寻净观长老，至其东斋小阁中，壁有与可所画竹石，其根茎脉缕，牙角节叶，无不臻理，非世之工人所能者。与可论画竹木，于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生死新老，烟云风雨，必曲尽真态，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故非达才明理，不能辨论也。”

由此可见，苏轼之所以对文与可的墨竹评价甚高，不仅仅因为他“于形既不可失”，更因为他“理更当知”，“形理两全”，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晓画”，才可以把新的、老的、烟云中、风雨中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竹木表现得栩栩如生，从而“合于天造，厌于人意”。反之，如果不合常形常理就会贻笑大方。苏轼的《书戴嵩画牛》云：

“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幅，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此画斗牛也，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斗牛的特点是，“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而画却把牛描绘成“掉尾而斗”，这显然违反了生活常识，违反了事物的常理，所以不管画的什么形象都是“举废之矣”。同样，苏轼在《书黄筌画雀》中说：“黄筌画飞鸟，颈足皆展。或日：飞鸟缩颈则足展，缩足则颈展，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可见，黄筌《飞鸟图》的错误就在于“颈足皆展”，因为“飞鸟宿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之者。”因此，只有观物必审、务学而好问才能做到形理两全。

二 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

宋人张放礼论曰：

“造乎理者，能画物之妙，眯乎理者，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性者，天所赋之体；机者，入神之用。机之发，万变生焉。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察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

可见，宋人对画所提出的“理”字，是与传神的观念一脉相承的。

宋哲宗元 二年六月（公元），苏轼为鄢陵一位王姓官员所画的折枝图题了两首诗。虽然该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苏轼所题的这两首诗却因蕴含了他的形神观点而广为流传，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一首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画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不难发现，与形似相比，苏轼更看重神似。苏轼甚至将形似与神似作为区别画工画与文人画的论点之一，即所谓：“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由此可以看出，苏轼之所以推崇“士人画”，反对“画工画”，是因为“士人画”能做到神似，“取其意气所到”，从而以少见多，使人观其画如阅天下马，从中可以体验到奔腾狂放浩然于胸之感。而不像“画工画”那样，“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只能描绘出事物的外部形态，“无一点俊发”，毫无生气，以至于使人仅仅看了几尺就觉得倦怠了。

三 随物赋形，尽水之变

由于苏轼主张形神并重，所以他在谈论文艺时屡次提到应该“随物赋形”，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

“随物赋形”自然不能脱离形似。描绘事物时，必须要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物有不同，形有不同，即使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也可能有不同的形态特征。事物既然是不同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就要“随物赋形”，就要表现出它的特点，赋予它不同的形态。对于画人而言，为了准确把握人物的精神特征，苏轼还提出“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众中阴察之”的创作观念，即为了掌握一个人精神个性的本来面目，应该从他的日常生活中观察。苏轼还在《传神记》中指出：

“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头云：‘颊上加三毫，觉精彩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致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吾尝见僧维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来喜甚日：‘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

可见，人们的内在思想感情“各有所在”，有的表现在眉毛、眼睛上，有的人表现在鼻子、嘴巴上，只有把握了他们各自的特点并加以表现，才能达到传神的效果。在脸颊上加几根毫毛，就更为酷似，这就说明此人的神情主要表现在须颊间。楚之乐人优孟模仿楚相孙叔敖抵掌谈笑，让人觉得死人复活了，即便这样也不是他所有的举止都像孙叔敖，只是把握了孙叔敖的神情所在罢了。苏轼也曾经看见画僧维真画曾鲁公，开始不太像，后来一天去见鲁公，回来在眉毛后加了三条纹，就特别像了。如果绘画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能把握各人“意思所在”，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顾恺之、陆探微那样的画家。

四 美在成酸之外

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

“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日：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得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祜问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次，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

这段话表明了苏轼深爱咀嚼有味的诗歌，赞同司空图的观点。并将“一唱而三叹”的诗歌为上品。正如苏轼在《书司空图诗》中所言及的：

“司空图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阴满庭，不见一人，唯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

在苏轼看来，司空图的诗句能做到“得味于味外”，尤其是“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之句。苏轼在身临其境之后，才体会到“此句之工”，只是他认为司空图的诗终究还是“寒俭有僧态"，而杜甫的诗句“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才力富健”，在表现“味外之味”方面，远比司空图高明。同诗歌方面赞赏“味外之味”一样，在绘画上，苏轼也强调含蓄美、意境美和回味无穷的精神美。在《传神记》中，苏轼赞赏“南都程怀立，众称其能。于传吾神，大得其全。怀立举止如诸生，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闻助发之。”程怀立以传神著称，他追求笔墨之外的意境，所以苏轼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他，以此来帮助他、启发他。苏轼还曾经说过“不见何戡唱《渭城》，旧人空数米嘉荣。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这首诗是说，李龙眠能独具慧眼，领会到殷勤的送别之情，在《阳关》图中绘出意外之声。在《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技二首》之一中，苏轼云：“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这表明，他认为这两幅画都具有味外之味——谁说它只是一点红昵，透过这一点红，它让人感悟到的却是无边的春色。用现代艺术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创作主体所要表达的艺术主旨，没有在画面上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采用留白的手法隐藏在画面中，要靠欣赏者通过感官观照、心意融入才能呈现出审美意象，进而领悟其深层的意蕴。有时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其实，这些都是对我国传统诗论中关于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的理论加以继承的，并将它运用到绘画领域。

结语

通过对苏轼对文人画理论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其对文化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他开拓了文入画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并对后世文人画也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是我国古代艺术理论宝库中值得珍视的瑰丽遗产。在倡导学习传统文化精髓的今天，研究苏轼文人画的理论对我国的艺术创作将有着深远的影响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福顺：《苏轼与书画文献集》，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

[2] 李福顺：《苏轼论文艺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3] 衣若芬：《〈宣和画谱〉与苏轼绘画思想》，线装书局，2001年版。

[4] 徐书城：《中国绘画断代史·宋代绘画》，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篇9

自信心是一个人拥有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表现，古今中外存在很多有关自信心的成功案例，他们的成功无不诠释着自信心在一个人成长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支撑下，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让学生抬起头走路，成了现如今教育中广大教育工作者热衷的话题。在语文教学中我提倡通过奖赏式的正面激励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事实上，中学生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尤其是教师的评价更是会影响到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奖赏式的教学模式重在关注学生的进步点，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部分，很多时候教师的一句本没有多大意义的言语都会成为学生在学习道路上前进的动力。如果我们的教师在语文课堂中可以多说一些“你做得很好。”、“你的回答非常的精彩。”、“你又进步啦！”等鼓励性的语言，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简单的鼓励语言就会改变学生的一生。

在教学《范进中举》这篇课文的过程中，在教学的最后环节我让学生结合对课文的理解来对课文中某一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分析胡屠夫这一人物形象时多以势力、爱财等贬义的词语来形容他，学生热烈的讨论几乎同出一口，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其实我觉得胡屠夫并没有那么的令人可恨。”这是一个在平时都不怎么发表观点的学生，为了鼓励他我让他站起来说说自己的看法。“胡屠夫每一次骂范进并不全然是势力的原因，范进是他的女婿，但是结婚以来范进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要时常依仗自己的老丈人，胡屠夫骂他也是想促使范进的学习和进步。”这个学生的回答不禁让所有人眼前一亮，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我看到这个学生在坐下时露出了充满自信的笑容。在以后的课堂学习中我发现这个一向内向的学生逐渐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话唠”，可见自信心的建立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锻炼学生积极的竞争心理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学生想要在未来的社会里有所成就，就要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我觉得作为中学重要的课程之一，我们有必要通过语文课程的学习来锻炼学生积极的竞争心理，掌握正确的竞争方法，坦然面对竞争的结果。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我尝试着通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来激发学生的竞争心理。在八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和第六单元分别涉及到了“走上辩论台”和“如何收集资料”两个专题，为了更好的完成这两个专题的学习，也为了借机锻炼学生的竞争心理，我在教学中精心准备了几场辩论赛。在辩论中我首先将要辩论的题目和要收集的材料分配下去，然后选择8名能言善辩的学生组成正反两个辩论方，然后让其余的学生做各自辩论方的后备团，他们可以帮助辩论方收集资料，也可以在辩论的过程中递小纸条。

在第一场辩论中我发现学生在收集资料和辩论依据的选择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我鼓励学生在课后多看一些辩论的视频，以备在下一次的辩论中表现的更加精彩。果然在之后组织的几场辩论赛中，学生的表现越来越好。通过辩论赛不仅培养了学生积极的竞争心理，同时还让他们感受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另外，由于在初中阶段涉及到了大量诗词的学习，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增加学生的诗词感悟，我也特意组织了几场诗词朗诵比赛，让学生在诗词比赛中拿出自己最拿手的诗词，诗词朗诵比赛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最后我颁布了“最佳朗诵手”和“最佳参与奖”等多种奖项，以此来鼓励学生优异的表现，促使他们在以后的竞赛中有着更为优异的表现。

三、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力

意志力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对于那些有着坚强意志力的人来说，所谓的困难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垫脚石，而对于意志力薄弱的人来说，所谓的困难很容易就成为其生命中一次重大的挫折。因此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力就成了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在教学中一方面我会通过教材中课文的讲解来增强学生的意志力。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了大量具有超凡意志力的典型案例，尤其是教材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有名的诗人，他们坎坷的人生便是学生意志力学习最有力的典范。如在中学教材中录入了很多苏轼的诗词作品，每每讲到苏轼的作品时，我都会让学生主动去收集苏轼的生平事迹，在了解到苏轼一生如此坎坷的生涯之后，我想学生的意志力也会随之变得同样的坚强。

篇10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多维解读】

旷世奇才，英雄本色——他有着超凡脱俗的旷世才华，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还有它永远不灭的那份诙谐，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是一座丰碑！他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结合起来，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他的词，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绘画，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此之外，在哲学、茶道、养生、园林艺术方面，他都有很高的造诣。

性情率真，品格崇高——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

人生坎坷，经历丰富——苏轼的一生，可以用“四个三”来概括：不忘三事——金榜题名、乌台诗案、太后恩宠；不忘三人——敬如父师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司马光；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与苏辙的手足情、与王弗的生死情、与朝云的不了情。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例如，金榜题名时，他由第一变成了第二，却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却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赠弟辙、悼亡妻的词篇，被人们万口流传，历久而不衰。

坚贞不屈，乐观豁达——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

热爱生活，进退自如——正是由于对生活充满热爱，苏轼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而是永远含笑面对人生。即使晚年贬谪岭南，处境艰难，他仍然随时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如《食荔枝二首》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轻松的笔调中，透出的是独立不羁的个性。

【运用示例】

窗棂边的栀子花

你是否羡慕过东坡的人生？是啊，他乐游赤壁，醉饮山林，写下光照千秋的激昂文字。然而，你是否看到了他内心的累累伤痕？作为一个人，他肩负着出将入相、封妻荫子的期许，却接连惨遭贬谪。他的不平、他的郁闷、他的痛苦、他的无奈，你看到了吗？

是啊，你把苏轼生命中的伤痛忽略了，只看到了他的光环，看到了世人对他的敬重与赞扬，于是羡慕他的生命，于是恨自己生命的苍白乏味。你何时才懂得去欣赏自己，去嗅一下窗棂旁栀子花的芬芳？

无息中，生命走得更远

静静的湖水似乎荡漾开去，原来是苏子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从而在晨曦将露时叹出“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在石钟山边吟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是他的无息，是他对人生的追求，让后人铭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