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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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篇2

1．重视问题解决

开发智能是各国教学改革的重要目标。近10多年来，国际上研究并推广的主要成果之一是问题解决的教学方法。

在数学教育中，问题是学生面对一项任务时才出现的，这项任务通常是由教师或教科书布置的，而且往往没有给问题规定解决方法。当学生在问题中找出一个适当的“模式”时，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把问题解决作为数学教育的核心，是美国数学教师协会于1980年正式提出的，此后很快跨出了美国国界，被英国、日本等国引进。美国数学课程把“解决问题的数学”作为第一项标准，认为解决问题是数学课程的中心，是全部数学教学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所有数学活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一标准强调，在鼓励和支持解决问题的课堂中，要进行广泛而丰富的解决问题的探讨。学生应与其他同学以及教师分享他们的思考和探讨，应学会用几种方式表达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另外，他们应该像评价问题答案那样，学会评价解决问题的过摸。当儿童通过几年的发展，他们应遇到较多的完全不同类型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现实世界和数学内容本身。

重视问题解决已成为发达国家数学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日本最近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十分重视将数学活动全部纳入“问题解决”的视野。德国在数学的跨学科目标中，将“促进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列为五大目标之一，并指出：“促进这两种能力的首要条件是安排以解决问题为方向的教学。在教学中向学生提供最佳可能，让学生自己去寻找、发现和推测答案。”

2．强调数学应用

强调数学应用已成为发达国家的共识。他们的课程从一年级开始就将数学知识和应用相结合，作为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各年龄阶段安排了相关的内容，如钱币的兑换和计算，价格和购物计算，各种购物方案的确定和评估，时间和行车时刻表的使用，长度、面积、体积、容量与重量的估计和测定，旅游中的问题，居室与建筑问题，出版印刷中的问题，说话频率的测算等。

3．促进数学交流

美国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准之二，就是作为交流的数学，认为：如果学生想要进行数学交流，并且经常地应用数学，就可以把数学作为一种语言。数学交流即通过听觉、视觉、触觉（多用游戏的方式）来接受他人的数学思想；将自己的数学思想用动作的、直观的形式或数学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交流可以帮助儿童理解直觉的观念与抽象的数学语言、符号之间的联系。描述、交流、倾听、书写和阅读是交流的技能，在交流过程中，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构建知识，学习他人思考问题的方法，并且澄清自己的思维。当教师提出要探索的问题，并要求学生解释他们的想法时，教师就推进了交流的过程。

教学中的交流过程，有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学生与学生的交流，学生与社会的交流。特别重视创设情景，提供机会鼓励学生去动手、去讲、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接受别人的表达。因而课堂中教师要十分注意学生小组活动和大组交流。

4．加强数学思想方法

当前和21世纪很少会有人用那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解决问题。现代社会更多的是要求学生从小受到数学思想的熏陶和启迪，以便为将来能够解决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打好基矗这也是一直将发展数学思维作为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做法，是从学生熟悉的周围环境出发，在学习掌握数学内容的同时，逐步形成对提高人的数学素养有促进作用的基本思想方法。如比较、分类、类比、对应、排列、代换、组合、取样分析、尝试、估测、模型化、推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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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多元法律文化语境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

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

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法教学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语境也日益明显，其跨文化传播特质也愈发凸显和普遍化。因此，在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必须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贸规则不同于国内法那样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国际经贸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事人对不同法律的选择和适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要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当事人而言，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国际经济活动本身只有实现当事人共赢才能不断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选择也需要实现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国际经济法的弱法性也决定了在国际经贸实践中，法律只是当事人最后的救济手段，却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协商与适当妥协才是解决国际经贸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护本方当事人利益，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共赢。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学习国际经济法的学生除了需要做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之外，还得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对世界各国的相关国际贸易、金融等法律知识都应了如指掌，对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当理解和认识。

三、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径选择

1.多元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

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国际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法主要属于任意法，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将直接决定国际经贸纠纷的发展走向。而各国的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惯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差异与不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要增强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法课程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去发现和体验、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异性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渗透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鲜明的国际性和任意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课程本身贯穿了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而言，就必须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要围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教学法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案例、问答、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与实际相似的情景中逐渐体会、认知和运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篇4

一、政府对机构建设增加投入

学前教育是争取教育权利的教育民主化的一部分内容，许多国家从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建设增加投入。

1.关注处境不利的儿童

许多国家纷纷针对处境不利儿童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机制和提供了较大的财政支持。如英国1966年颁布《普洛登报告》，指出在教育不发达地区设立“教育优先区域”;2003年颁发绿皮书《每个孩子都重要:为了孩子的变化》，2004年颁发《儿童法》，进一步强调每个孩子都不能被忽视，缩小处境不利儿童与其他儿童的差距。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先后建立多项补偿教育方案，如著名的“提前开始”与“追随到底”方案，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父母把子女送入托幼机构，为幼儿提供补偿教育。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增添了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孩子入托补贴的条款，1992年这方面经费支出已达15亿美元;美国从1998年开始，“国家开端教育计划”所有教育方案的年度预算超过44亿美元，为794000个低收入的儿童与家庭提供服务。在瑞典，所有0～6岁幼儿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韩国学龄前儿童在入学前可享受一年的幼儿教育。德、法两国幼儿园根据父母的收入情况来收费，有效地解决了贫困家庭儿童的人园问题，也保证了学前教育机构的健康发展。

2.鼓励机构的多元发展

国外学前教育机构的供给途径有国家教育部门、地方政府、社区、教会、慈善团体、学校、企业、私人等。如德国的幼儿园，不属于国家的学校体制，而属于青少年福利救济事业，主要由教会、福利联合会、乡镇负责举办幼儿园，也有企业和协会办的幼儿园，其中私人办园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1975～1990年间，世界私立幼儿园入园率平均增长了74%，并呈增长发展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政府对私立幼儿园采取的扶助、支持和加强管理的办法。美国相继颁布了《儿童保育法》(1979年)、《儿童早期教育法》(1990年)、《儿童保育和发展固定拨款法》(1990年)、《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1994年)等法律、法令，日本也颁布了《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程》(1899年)、《幼儿园令》(1926年)、《学校教育法》(1947年)、《幼儿园教育大纲》(1955年)、《幼儿园设置标准》(1956年)、《幼儿园教育要领》(1964年)、《新幼儿园教育要领》(1990年)等法令、法规，使私立幼儿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且，美、日等国也通过经费资助和税收优惠对私立幼儿园提供经费资助，推动了美、日私立幼儿园的健康发展。

二、机构适应更高的教育需求

随着整个社会和学前教育的发展，人们对学前教育机构在种类、功能和质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提出了挑战。

1.种类要多样

从适应家长不同需要的角度出发，根据幼儿在园时间的长短，学前教育机构包括寄宿制、全日制、半日制、计时制等。加拿大为方便临时外出办事的家长的需要，开办了临时托儿所。印度政府的一项法规根据建筑工人流动性强的特点，要求印度每一建筑工地都要为建筑工人子女专门开办“流动幼儿园”。美国则为双职工子女设立了供午餐和午休的日托学前教育机构。根据幼儿生理、心理及年龄的不同特点，除了为一般儿童开办的托儿所、幼儿园外，还有专门为照顾、教育和治疗残疾儿童开办的特殊“残疾儿童中心”(如在加拿大)，为弱智或聋哑儿童开办的特殊幼儿园(如在西德)，以及为适应低幼年龄儿童发展的需要，法国试办的“温和过渡”

(该机构招收16个月至5岁的儿童，目的是使儿童逐渐习惯离开家庭到幼儿小集体中来。)和“小小俱乐部”等机构。

2.功能要完善

一是要实行保教结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托幼机构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逐渐由仅限于保育发展成为集保育和教育功能为一体的幼儿社会教育机构，例如，法国招收2～6岁儿童的托幼机构“母育学校”，在历史上以贫穷家庭子女的健康与安全照料为主，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社会性、教育性与补偿性三种功能并重的机构。日本的“幼保一体化”综合机构(又称为“认可的儿童园”)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进行教育，还注重为幼儿提供包括游戏和饮食在内的适合幼儿成长的弹性环境。在日本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综合机构发展较快，到2007年8月，全国已设立100所综合机构。日本政府拟在2008年度设立1000所类似的综合机构。

二是要做好幼小衔接。学前教育除了注重幼儿身心发展，也注重为幼儿进入初等教育阶段做准备，而其主要目的在于力图解决好幼儿园与小学的衔接问题。近年来，欧美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为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美国政府在1989年就提出了“到2000年所有的美国儿童都要为进入学校学习做好准备”，而学校应该是“有准备的学校”。为实现“有准备的学校”，各国最普遍的学前教育机构就是“小学预备班”，或称“小学幼儿班”(英国)，其主要特点是将5岁左右幼儿的教育纳入正规学校教育体系的最初一级，即初等教育。一些国家则试图通过改革学制，设置跨越儿童期与幼儿期的教育机构，以实现幼小的教育衔接，如日本正试行“四·四·六”体制的改革试验计划，儿童4岁进入幼儿学校(4～8岁)，而后再接受4年小学和6年中学的基础教育;荷兰目前也计划设置专门的机构，将4～7岁儿童的教育有机地衔接起来。

三是要提高教育质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成为托幼机构的追求目标。美国早期教育协会颁布了一个关于高质量的托幼机构教育的认证标准(1984年颁布，1991年修改)，这个标准以及作为这个标准的核心概念——发展适宜性教育在全世界影响相当广泛。在此推动下，各国都加强了对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的评价与研究工作。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决定了对师资水平的要求也会提高。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学前教育机构对师资的要求一般都比较高。美国幼儿园一般要求教师具有大学学历，不少具有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有些州规定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并形成制度。法国的学前教育师资由省级师范学校培养学制已由2年延长为3年，并且对在职学前教育师资的培训很重视，并形成了一套制度。英国教育法规定合格的学前教育师资必须是读完教育学的学士学位获得者，同时要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并且要求入学前有半年以上从事学前教育的实际工作经验。

三、机构发展呈一体化趋势

托幼一体化应当是托儿所、幼儿园两类教育机

构在一体化管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家庭、社会和托幼机构的资源，整合教育优势，形成教育合力，对0～6岁婴幼儿实施全面的保育和教育。

1.加强0～3婴幼儿教育

随着脑科学研究的新进展，婴幼儿早期教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新西兰1993年启动了3岁前婴幼儿教育的国家计划——“普卢凯特”计划，又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报告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从出生开始。”英国1997年开始实施“良好开端”计划。美国1995年将开端计划的服务对象延伸到3岁之前的婴儿、学步儿童及怀孕妇女，成立了开端计划早期项目，2001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提出教育要从婴幼儿抓起，2002年又提出“良好开端，聪明成长”，致力于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培训启蒙教育师资，制定婴幼儿早期教育质量标准，为父母、教师和婴幼儿照料人员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

2.密切家、园、社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幼儿园和家庭以及社区的合作。日本的《幼儿园教育要领》第三章指出，“幼儿园要十分注意与家庭的联系与合作”。各国的幼教机构都重视和家长建立良好的家园联系，通过“家长开放日”，使用“家长手册”和“家长布告栏”，定期发放“幼儿园通讯”等方法使家长了解幼儿的在园表现。美国“开端计划”的参与人员既有教师、保育员、大学生，又有家长、医生、护士，还有营养专家、社会事业家、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但以教师和保育员为主。《家长手册》(ParentHandbook)是美国学前教育机构与家庭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第一条通道。

3.形成一体化管理

学前教育机构的一体化管理涉及政府、机构、行政以及教育。托儿所一幼儿园联合体是俄罗斯学前教育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确立了整体性和连贯性的教育原则，对儿童实行统一、一致的教育影响;在行政体制和办学体制的管理上，兼取托幼之长，形成综合性的管理体系，实行联邦、共和国和地区的三级管理，并对各自的管理权限和职责做了规定，将宏观管理、具体管理和微观管理紧密结合起来。2007年初美国参众两院分别提出了新的立法修订案，即《开端计划入学法》和《2007年改进开端计划法》，将针对美国0～5岁儿童的保育体系与早期教育体系相互独立、目标不够统一的体制问题，对开端计划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在联邦政府层面，既要保持联邦政府的责任，也要强化州政府在学前教育中的责任。联邦政府还曾提出把开端计划纳入各个州的学前教育体系，由州政府统一协调发展的建议。如2003年美国布什总统就提出在维持目前标准的前提下，经美国教育部和健康与福利部批准;可以由州负责开端计划。

一些国家相继建立和发展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整合性早期服务机构”，如英国有“早期儿童优质服务中心”，澳大利亚有“新型儿童服务中心”、“儿童保育和家庭支持轴心策略”和“家庭和社区振兴策略”，日本有“社区育儿支援中心”、“幼儿教育网”和“幼儿教育中心”。这些机构以社区为基础、整合运行、早期儿童服务功能、指向儿童及其家庭和社区。这种整合性的早期教育服务模式也是学前教育机构一体化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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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冯永刚.托儿所一幼儿园联合体:深受家长欢迎的学前教育机构叫.教育导刊，2007(7):60-61.

篇5

关键词：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国外语教学；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1)06-154-03

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因为西欧早在文艺复兴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型外语教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的语法一翻译教学法；说它新兴，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文化因素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开始实践将文化教学融入到语言教学中去。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著名的外语教学法专家罗贝尔，加利松(Robert Galisson)首先提出将外语教学法更名为“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1985年后又创立了“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同一时期的法国语言教学专著和论文等也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做了系统阐述。对法国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方面的理论构建和教学实践(教学法)进行考察和解读，以期对我们的外语教学有所启示。

一、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到教学法的演进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外语教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教师如何在课堂上教外语”的层面上。无论是直接法、听说法，还是后来的视听法，教师都是通过声音或影像等辅助教学设施来训练学生的听说，使其达到听懂外语并运用外语进行表达的目的。“这种以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教学思路发端于19世纪末，并一直在世界外语教学界拥有广泛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法国外语教学，不论是师资培训，还是常规教学，其主要内容就是语音、语法、拼写、词汇、讲解课文等。

外语教学是一个内涵深刻、外延广阔、相互关联的系统工程。其中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特定的和临时的”。这样，人们就把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前的专注于课堂“如何教”扩展到“如何学”，以及“教”和“学”二者的关系问题上。这种思考的结果便产生了外语一文化教学法的雏形(见图1)。

这一图表形象而直观地反映了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以往的课堂教学方式相比，教师开始由以教案和教材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早已准备好的课堂内容(语言文化)，他们可以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作出反应；教师也要对学生的个体情况、教材选用、课程进度、讲授方式方法等进行观察和反思。通过师生互动，促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并且，教师还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帮助其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方法，最终要让学生运用适合自身特点和习惯的学习方式方法进行自主学习。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倡导的现代化学习方式。

二、外国语言－文化教学从教学法到教学法学的演进

正如教学法是对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宏观思考那样，教学法学则是对教学法的宏观思考。它同样发端于法国，但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名为外国语言－文化教学法学。其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为罗贝尔・加利松。

罗贝尔・加利松是一位在法国和欧洲外语教学界享有盛誉的外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法专家，著作丰厚，如：(论思考型外语教师的培养)，(论外语教学法上的伦理道德)，

“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界定，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是一门主要面向外语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学科，其宗旨是努力使外国语言一文化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进程实现最优化”。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利松坚持认为，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必须从观察教学实际情况出发，找出教学中的具体问题，通过教师个人和集体的思考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理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和办法，然后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的丰富多彩和错综复杂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所谓理论只能是“非惟一的、非完美的”，而且是“特定的和临时的”，亦即是说，理论必须与动态的实际相结合。仅就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从根本上揭示了理论与实际、理论与实践在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领域不应有天然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将激发外语教师重视科研。用罗贝尔，加利松的话说，一个外语教师完全有能力既是教学法专家，又是教学法学专家。

2　在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二者的关系上，罗贝尔・加利松的外国语言一文化教学法学有许多独到之见。如果说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上的不可分割性现已成为外语教学界的普遍共识，罗贝尔・加利松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文化”和“大众共有文化”之分，并积极主张将后者教学法化，引入学校的外语课堂。根据罗贝尔・加利松的定义，“知识文化”是人们描述、表述出来的一种显型抽象文化，属知识范畴，因此属理性思考，理性认识类。讲授“知识文化”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理解目的语文化中那些能够反映其民族文学、历史、地理、艺术和科技等成就及其发展进程的背景性系统知识。讲授的方式多为独立于语言的专门的文化课程。所谓“大众共有文化”，主要指人们具体实践的日常生活文化，国内有学者称之为“交际文化”，属感性认识，其首要特质是隐含在目的语语言和非语言当中，却常常反映目的语国家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社会习俗、心理状态和思维方式等。因为是隐含的，所以目的语国家的人常常只需意会，无须言表。传授“大众共有文化”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目的语文化与本族语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目的语中蕴涵在字里行间的为目的语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所共有共享的文化，最终实现成功学习和有效交际。“大众共有文化”与语言形式的互为依存性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教学必须同步进行。罗贝尔，加利松一手开创了“法语词汇文化语用学”，长期致力于“法语形象表达法”、“法语拼接词”、“法语大众共有文化词”、“法语隐迹文化词语”、“境遇词”、“法语成语谚语”和“法语委婉语”等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卓著。

3　在外语教学法上，以罗贝尔・加利松为代表的当代法国语言一文化教学理论将外语教学视为一个由学员主体、学习对象(目的语及其文化)、教育者(教师)、班级或小组、学

校、社会、人际和物质空间、时间等要素组成的开放性系统，其内又可细分成若干子系统，几乎涵盖了外语教学的所有方面。通过它，既可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找出每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也可开展纵向分析，找出各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规律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此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的外语教学工作绝非某一特定的、现成的教学法所能驾驭。

三、外国语言－文化教学理念在汉语教学中的体现

20世纪末期以来，汉语学习的热潮在全世界汹涌而起。法国作为欧盟多元语言文化政策的主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汉语言文化教学方面更是一马当先，独树一帜。由于中西语言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汉语教学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课程被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在这方面，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edes Langues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教学理念和课程设置非常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概而论之，“语言和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包括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制造者，又是文化的产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着二百多年历史、从诞生之初教授三门外语到如今教授93种外语的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就一直奉行“语言和文化紧密结合，培养一专多能的开放型外语翻译人才”的办学宗旨。现任校长吉尔，德卢什(Gilles Delouche)先生说：“我校的与众不同就在于除了语言课外，还开设了涉猎广泛的目的语国家的文化课程。学生的任务不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还要学习目的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并负有传播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使命”。前校长安得烈，布尔热先生(hndr6 Bourgey)也曾强调指出：“多学科性是东方语言学院的古老传统，应该传承下去。如果我们只单一地教授语言，学校便失去了精髓，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法语名称是“Departement Chine”，并非“Departementdechinois”，直译应为“中国系”。一字之差，内涵相去甚远!恰恰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亘古未变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一脉相承，这就是立足语言，着眼文化，培养东西方文明交流和传播的使者。这一理念在该学院开设的中国文化课程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学院中文系的哲学、科技、历史、社会、宗教、语言学、经济、政治和文学艺术等具体学科大致分类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中国文化课程构建的是一种中国观念文化知识体系，也就是要让学中文的学生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情感和思维方式。东方语言学院一向有着语言教学紧密结合文化的历史传统，但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课程从来没有削弱或者取代汉语语言教学的主体地位。语言与文化互为依托，相互促进，才能最大限度地达成现代外语教育的既定目标。

四、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启示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作为外语教学之目的语的法语或英语等语种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流通的语言，承载着新兴的科技文化，外语学习者无不追求这种文化。因此，我们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估上都向西方看齐，以西方理论为改革取向和评估准绳。然而。西方理论是立足西方学校、学生、语言、教学环境而研制出来的，决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为我国外语教学导航。所以，探索与中国的外语教学环境，教学内容与教学主体相适应的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活动才是我国外语一文化教学界的当务之急。

2　外语教师不能满足于按照现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组织教学活动，更要与时俱进，既要学习、吸收外语教学理论，也要总结教学经验，包含师生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探索出来的经验。外语教师既要广泛学习、借鉴中外的教学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生搬硬套，只能借助这些理论通过反思去提炼代代相传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从而形成适合具体教学环境的自己的理念，并不断更新、丰富自己的外语教学理念。

3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关系。文化教学应该是在外语教学的语言教学过程中教学目的语相关文化知识的教学过程、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包括开设与语言教学有关的语言文化专业课程(如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设置的中国文化课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理解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另一方面，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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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在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逐渐发展生成,这种文学主义打破了美国黑人女性无法参与文学及文学创作的传统,为美国女性文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以黑人女性作家和黑人女性意识为文学的根本,将黑人女性作为文学的主要内容,对黑人女性的发展进行展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学发展观念及文学发展视角,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文化中的瑰宝。

1.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

1.1文学诞生之自我画像

17世纪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将非洲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和当前的女性状况为蓝本,对非洲女性被贩卖、被奴役的状况进行“复述”。这种“复述”只具有初步的文学主义灵魂,但整体上较为空洞,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学作品。该时期的初级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通过歌谣、圣歌等对黑人群体的内心状况进行剖析,达到对黑人群体的鼓舞和安抚。

18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口头文学逐渐向书面文学转变,逐渐形成基本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体系。该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主要是以诗歌和女奴的自述体小说为基础,对女奴的形象和地位进行纠正。该时期的代表作为露西·特力的《监狱斗争》。《监狱斗争》主要描述了印第安人对白人居住地袭击的场面,这部作品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新纪元,成为最早收录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诗歌作品。1861年,哈丽特·雅各布斯发表的《一位女奴生活的事件》以第一人称对奴隶母亲为了自由和尊严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对黑人女性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精神进行歌颂,被称为是“美国黑人妇女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奇葩”,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1.2文艺复兴之不断追寻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在1865年的内战中得到充分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美国内战爆发前,法律虽然对奴隶制进行了废除,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美国黑人还是在被压迫的环境中挣扎,还是受到种族歧视和种族打压。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黑人的生活质量,导致美国黑人妇女的生活日益艰难。随着种族关系的不断恶化,大批黑人开始逐渐追求新的“自由”,开始追求真的“自我”,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也开始逐渐由对黑人境况的感慨开始逐渐转变为对黑人精神和黑人文化的传播。这一时期的美国黑人妇女作家开始从黑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对黑人方言进行运用,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新黑人”形象,将黑人的内心世界和黑人的感受真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在该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批判,对美国妇女追求自我的心理路程进行描写和称颂。该时期卓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通过对注重种族平等和对社会间黑人种族歧视的抗议,开创了该时期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新风向,成为了该时期文学的“第一人”。

1.3黄金时期之完善定义400

随着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逐渐发展和丰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意识也逐渐出现转变。美国黑人妇女在该/，！/时期已经逐渐加深了对“自我”的认识,开始明白妇女并不弱小,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发展,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该时期,赖特、鲍德温等他们对黑人男性主义文学进行研究,以出色的社会洞察力及艺术描法,将男性主义复兴发展到了新的。而以莫里森为代表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家则对黑人女性发展进行研究,对黑人妇女的感情和感受进行全面诠释。她们通过对黑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分析,对黑人社会进行研究,将黑人妇女受到的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充分暴露在人们的眼前。她们倡议为广大黑人妇女建立良好的生活空间,实现黑人妇女的自我,争取自我独立和自由。黄金时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自由进行了充分完善,指出黑人女性要发展一种良好的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帮助,这样才能实现黑人女性的真正自由,摆脱传统社会和男性的双重枷锁。

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

2.1美国黑人女性主义的界定及评论特点

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包含较多的矛盾释义,但是当前的学术界并没有对其进行完善的界定,具有不同的定义标准。严格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人员一般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当前的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观点为:“黑人女性主义”主要指女性主义提出的观点和主张,“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判”主要指黑人女性批判主义方法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价结果。

在进行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文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上。

认识论基础主要指在进行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的过程中,女性主义批判人员开始对认识进行深化,对黑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进行分析,保证了黑人文学的精神领域的平衡和持久发展。方法论基础通过对黑人妇女的文化属性进行研究,对文化成分、方法进行分析。在该种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均具有“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范式,实现了对对立思想和对立主体的深入研究和分析。“对立双方”明确指出:对立双方要形成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的力量,保证形成现实生活中必要的力量和现实生活中必要的条件。这种对立认识论和方法论实现了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视野的开拓,有效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进展效果。

2.2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及发展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评论的核心主要为对构件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批判传统的研究。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早期的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对发展初期的责任理论进行拓展,在中后期对黑人女性文化特色进行美学表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效果。美国批判学家戴博娜·麦克道威尔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方向》中明确指出,黑人女性主义应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女性的政治主义思维和政治主义视角对黑人女性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和批判。在对这些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芭芭拉·史密斯称在评论的过程中,评论人员要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环境和实际效果进行分析,以不同的视角批判主体和批判结果进行诠释。

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一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家的作品进行收集、整理、重新出版和评价,有效提高了研究的整体质量。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发展的第二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女性作品文本进行分析,对主流文学话语进行研究,通过对文学主体、意向、文化隐患、语言表达等进行全面研究。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第三阶段,批判主义人员主要是对黑人文学遗产和文本阐述进行充分挖掘,对批判主义理论进行创建。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借助了大量的元素和文化研究方法,具有非常丰富的多远文化色彩和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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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一面旗帜，王铁崖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学术血脉”撑起了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大半江山，“王铁崖”三个字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国的国际法学界。这种学术与精神的传承，堪称佳话。

2003年1月12日下午2时20分，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王铁崖走完了90年人生历程、长达72年的国际法工作历程，不幸去世。

人们清晰地记得，1997年5月20日，84岁高龄的王铁崖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当选为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大法官，任期为4年。同年11月11日，年届耄耋的王铁崖赴海牙任职。与多年前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法时一样，他的勤奋和专业素养令同行们钦佩不已。

受父影响走上学法救国路

1913年7月，王铁崖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其父王寿昌曾留学法国学习法律。1882年，王寿昌学成回国后，曾向友人、著名翻译家林纾盛赞法国小说，并与林纾合作翻译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此后，王寿昌出任外交部驻福建省交涉特派员。但因体弱多病，王寿昌英年早逝，没能留下更多的著作。王铁崖自幼生活在书香门第，在家中私塾诵读四书五经，后入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后改名福州第一中学）学习洋文西学。

父亲对王铁崖的影响显而易见。16岁那年，他负笈上海人复旦大学，效仿父亲，就读于西语系。幼年时，他目睹父亲在办公室中和日本领事激烈争执的场景，令他对国际局势有了直观的印象。他的堂兄出使比利时，担任公使，归国后与父亲讨论国际常设法院有关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案件，成为王铁崖对于国际法的初蒙。

17岁的王铁崖对国际法产生浓厚兴趣，从此一生没有离开这个领域。1931年，王铁崖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升入研究生院，主攻国际法学。1936年，王铁崖以论述租借地问题的论文通过答辩。这篇论文以条约为依据，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一个具体环节——租借地。这篇论文是中国研究此类重大课题的早期佳作之一。同年，他在上海《民族》杂志发表《民族主义的国际法观》一文，可谓初试啼声。

1936年，王铁崖通过了中美庚款留学考试。次年，他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攻读国际学，师从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教授。

第一次拜访劳特派特教授，王铁崖仍记忆犹新。劳特派特教授大惑不解地问：“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希望搞条约研究？”24岁的王铁崖从容答道：“中国多年来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中国青年学者研究条约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劳特派特教授大为动容。

两年留英期间，王铁崖选修了詹宁斯的《国际法概论》、拉斯基的《政治社会理论》等课程，受益匪浅。1939年夏季，满怀报国热忱的他忍痛放弃学位返国。回国后，在战乱中他品尝了失业的滋味，勉强谋得一个刊物的编辑职位。后因编辑部遭日本飞机轰炸，他重陷困境。幸运的是，暂设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邀请王铁崖去任教。从此，他开始了自己国际法的讲学生涯。这一年，他年仅27岁。

王铁崖在武汉大学开设国际法、中国外交史、欧洲外交史三门课程，讲授国际法案例专题。他的学生、后来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端木正回忆说：“我记得王铁崖老师在1941年住在乐山一间自租的旧式房子里，一个房间集卧室、书房、会客室于一身，同学来多了，只能有坐、有站，但他照样讲学论道。”后来，王铁崖转赴设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

1942年，结婚后的王铁崖依旧经济窘困。但他却在艰难中坚持著述，完成了《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部著作，并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出版。在当时国际法著作稀少的情况下，这两部书籍的出版堪称珍贵。

撑起我国国际法学界大半江山

1946年秋天，王铁崖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50余年来，他扎根北京大学这片沃土，耕耘不懈，以卓绝的毅力和胆识使国际法学在北京大学深深地扎根发芽，北京大学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法学教学与科研基地。

王铁崖到北京大学后，先任政治系主任，后到法律系任教。1952年，因院系调整，王铁崖在历史系任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讲授国际关系史，并完成了一部重要的编著《中外旧约章汇编》，收集了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到1949年间中国同外国所签订的1182个条约。该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我国历史、外交史和对外关系的必备参考书籍之一。

1954年，北京大学恢复法律系。王铁崖重返法律系，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中，满腔热忱的他被安排在图书馆整理资料。虽然身处逆境，但他仍心怀对国际法的热爱，编辑了《海洋法资料汇编》，翻译了凯尔森的《国际法原理》，并与福州籍著名国际法学者陈体强等人合译了《海上国际法》和堪称经典的国际法世界名著《奥本海国际法》（第八版）。

1978年，法学教育得以恢复，国际法学开始显现生机。王铁崖不顾自己年事渐高，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国际法事业奔走操劳。在短短数年间，王铁崖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首创了本科国际法专业，并在全国率先招收硕士研究生。1980年，他参与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学会，创办中国第一份国际法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法年刊》，并亲自负责其编辑和出版工作。

王铁崖的不懈努力令国际法学在中国得到普及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际法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王铁崖的学术造诣获得了国际学界的承认与尊敬。1989年，他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于1989年为该院夏季讲习班讲课，演讲题目是“国际法与中国：历史与和当代”。这份讲稿被收录至当年出版的《海牙国际法讲演集卜国际法领域最具权威的

参考文献中。王铁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国际法学者。

1993年，为祝贺王铁崖80岁寿辰，加拿大国际法教授麦克唐纳主编出版《王铁崖纪念论文集》，收录了24个国家和地区的59位国际法学界一流学者的英文纪念论文，由海牙知名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是国际法学界第一次给予中国学者的特殊礼遇。“它不仅是我的光荣，更是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的光荣。”对此，王铁崖感慨道：“这是我最宝贵、最崇高的荣誉。”

在16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二届大法官选举大会上，王铁崖以123票名列第一，这是对他在国际法领域辛勤耕耘60载所付出心血的回报。

1997年，在就职仪式上，84岁高龄的王铁崖鹤发童颜、神采奕奕，格外引人注目。

篇8

一、(标题)(居中、四号黑体)

1、(小标题)(四号宋体)

(1)(下级小标题)(小四号黑体)

(正文内容用小四号宋体、下同)

1、(小标题)(四号宋体)

(1)(下级小标题)(小四号黑体)

结论(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附录(居中、四号黑体)

附录内容(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参考文献(居中、四号黑体)

参考文献(内容用五号宋体)

致谢(居中、四号黑体)

致谢语(内容用小四号宋体)

最后一页

(英文题目)(居中、小四号Arial体)

摘要(小四号Arial体)(内容用五号Arial体)

篇9

国际法学科因其比较枯燥、离实际生活较远，所以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存在一定困难。要想提高国际法课堂教学效果，教师应该在如何备好课和如何讲好课这两个环节上下功夫。备课时要详略得当、突出重点，可结合司法考试的内容把握重点，备课的内容要多样化，避免单讲教材，同时利用好多媒体课件。要改革讲课方式，要从过去的填鸭式满堂灌转变为简略式教学，从一言堂讲授转变为讨论式教学，从纯理论教学转变为案例教学。当然，具体到教学实践中，不能生搬硬套，需要教师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关键词】

国际法；课堂教学改革；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

国际法是法学专业16门核心主干课程之一，也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必考课程，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内容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因为国际法自身的学科特点比较枯燥、离实际生活较远，所以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存在一定困难。笔者在多年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一些提高国际法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做法，以此提高学生对国际法课程的学习兴趣，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如何备好课

1.关于教材的选取问题一般高等院校用的都是规划统编教材，但统编教材也有不同的体系和特点，这就需要教师提前对相关教材进行深入了解并进行筛选，应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培养目标的不同分别选取理论性较深或实践操作性比较强的教材。其实，本科教学主要是通过一些实例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即可，重在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应选用内容深入浅出、时下案例介绍比较多、而且配有历年司法考试题的教材，这种教材更贴近学生，通俗易懂，可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深受学生的欢迎。

2.切忌把教材上的内容面面俱到应根据课时的多少，备课详略得当，有的章节是重点难点，就详细备;有的章节只需把重要的知识点讲授给学生，其他可一笔带过;有的章节可选择让学生自主阅读。比如国家继承、国家承认、引渡、庇护、海洋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航空法是属于重点讲解的内容，每一小节可能要花上4-6个课时，这些内容就重点备课;又如条约法这一章，只需重点讲条约缔结的程序、条约的保留、条约的效力即可，而条约的名称、条约的修正修改等属于了解的内容，可以在讲完课后给学生10-20分钟时间自主阅读，也可以安排课后阅读，国际人权法、国际组织、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这些章节则通过观看视频、写论文等方式学习，无需占用大量的课堂时间，也可让学生课后阅读，然后提交阅读提纲或小论文，就可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应结合司法考试的内容来备课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国际法部分的题量与分值一般占试卷的10%左右，单项选择题的数量一般为6道，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的数量为3-4道，分值占12-14分，复习好国际法的内容是能否做好卷子的关键。在具体的授课中可提前把历年司法考试国际法试题打印好发给学生，讲完一节或几节内容后则把相应的司考题拿出来讲解，使学生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哪些知识点是司考的重点，哪些是难点，复习时有的放矢。同时告诉大家做题的思路和方法，出题人可能设的陷阱。力求通过课堂讲解，减轻学生司法考试的压力，使其在复习司考时不用投入过多的时间在国际法上。绝大多数学生喜欢这种讲课方式，有极个别逃课的学生也都能按时上课。

4.备课的内容要多样化，避免单讲教材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地充实自己，与时俱进，掌握一些与课程相关的前沿信息。应多关注每年召开的国际法年会，把年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讲给学生；另外给学生介绍一些好的书目，如奥本海的《国际法》；同时给学生介绍一些辅助学习的网站，如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另外加入学生的班级QQ群，把课件传到群上，遇到一些好文章也可在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5.利用好多媒体多媒体教学因其课堂信息量大、教学形象直观，便于学生理解，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等特点成为当今普遍使用的一种授课方式。国际法内容庞杂，有大量的概念、原则和法律条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去讲解相当枯燥乏味。同时，由于学生对许多国际法律制度缺乏感性认识，即使教师在讲授中运用大量生动事例也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多媒体技术的引入，使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多媒体课件利用图像、图形、声音、动画等综合手段，将生动、直观的图片及资料演示出来，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把枯燥的文字叙述变得生动有趣，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乐趣，学生也很容易掌握难理解的内容。

二、如何讲好课

1.要从过去的填鸭式满堂灌转变为简略式教学学生们对传统的教师走上讲台从头讲到尾的方式极为反感，那么就要求教师在讲课时应该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有的内容要花费大量的课时重点讲解，有的只需要学生课后自主阅读即可，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章节的特点和内容，采用不同的授课方式。如国家领土、海洋法、国际法上的国家和个人这些重点内容由教师主讲，国际人权法可通过放小视频的方式讲授，国际组织、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则可进行大胆尝试，由学生自己做PPT，自己讲。学生通过自己备课自己上讲台讲课，既对所讲内容有很好的把握，同时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一举两得，这种方式还是很受学生欢迎的。

2.从一言堂讲授转变为讨论式教学有调查表明，教师一言堂讲授和学生没有互动，学生对所讲知识只能消化30%;在讲授过程中如有提问、讨论，则能消化50%-60%;如果进一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由学生自己讲解，则可以消化80%。法学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单纯课本上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那就需要讨论式教学，通过讨论，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实际授课中有些章节可由学生自己讲，具体做法是:在下节课上课之前先指定好讲课的学生，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讲解。指定好的学生提前做好PPT，上课时用20-30分钟的时间讲，学生们可随机提问，教师也可针对其中的重点难点提问，最后总结。另外，某些理论性问题的讲解也可以尝试讨论的方式，如国家承认这一节，传统的学说认为国家承认包括构成说和宣告说，但现在又有一种新的理论认为新国家的产生必须得到母国和大部分国家的同意才行。那么就可以提前让学生准备，找资料，通过课堂讨论的方式，分析哪种理论更合理，这样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课堂效果。

3.从纯理论教学转变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法学教育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在课堂中引用一些生动鲜活的例子，可以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然而，国际法和国际私法、国家经济法不同，后两个部门法调解的主要是私人之间的民商事交往关系，往往有许多案例和实例离大众比较近，所以教学起来有一定的便利性。国际法则不同，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往的关系，所以，其案例比较复杂、离实际生活较远，所以教学和学习难度比较大。另外，我们现有的国际法教材偏重于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介绍，对案例的设置比较少。这就需要在案例的筛选上下功夫。

4.教师在授课时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要想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教师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讲课时注意语速的快慢和声调的高低，而且引用王金发教授的话就是一定要站着讲课。为什么要站着讲课呢?因为你只有站着，才可能有肢体语言，才可能和学生进行很好的眼神交流，从学生的表情里读出他们对这堂课的接受程度。另外，讲课不能局限于三尺讲台，要走到学生中去，只有走近学生才能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

三、结语

总而言之，提高国际法课堂教学效果的方法有很多，以上内容只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总结。具体到教学实践中，不能死搬硬套，需要教师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投入和产出是成正比的，只要倾注了心血，我们的课堂教学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参考文献】

[1]饶戈平.中国国际法学面临的挑战与使命[J].法学研究，2004（2）.

篇10

尽管国际法主体在国家之外的新鲜发展已经被近代中国学者所注意和观察，也不乏专著或论文就此明确述及或着意探讨①。但在予国际法以学科定义时，学者们仍对主体的范畴表现出普遍的谨慎。民族、国际组织、个人都成为20世纪初叶学者热议的国际法主体的新可能，但直到20世纪30、40年代，在国际法的定义中，几乎所有有关主体的措辞仍被严格限定于“国家”。1926年朱采真列举已知的一些代表性见解，最终认为国际法的“新的意义”即“国际法是关于文明国家相互关系上所设定的规则而为各国所承认”。在对这一定义的分析中，将“国际法是关于文明国家相互关系上所设定的规则”作为其第一层次的要义，强调“这种权利义务的主体限于文明国家，并不是他国人民，也非野蛮社会”，因而国际的“相互关系”就“包含着下列两种：国家相互间的交际行为；国际相互间的战争行为”[6]4-5。同样将定义分不同要件进行阐释的如1935年王承勋编《国际公法》、1936年吴昆吾编《国际法纲要》。王承勋认为，国际法定义大致可概括为：“国际公法是在国家相互间的关系上，支配其行为的规则，而且经多数文明国家所承认和公同遵守的”。言下其第一要件应为：“国际公法的主体是国家，不是国民”，而由国家交往才产生了国际法的三类规则：“（甲）平时相互间的交际行为，（乙）相互间的战争行为，（丙）非常时中立国的权利义务行为”[7]1。吴昆吾接受了“法国学者彭斐士氏之说”，认为：“国家与国家交际，规定其权利义务之关系者，曰国际公法。”由此定义分析出二大要件，其一便为“国际公法只规定国家间权利义务之关系，逾此范围，即非国际公法”[8]1。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都能对国际法定义以清晰分层的方式予以解析，在民国时期其他的国际法著作中，仍可轻易发现“国家”在定义要件中基础地位。如1933年谭锡痒著《新编平时国际公法》，将定义表述为“国际法者乃规定国家互相间之行为而共同所遵由之法则也”，并由国际法存在之前提做出解释：“国与国交际而有行为，有行为故有法则，此法则谓之国际法……若不有法则于其间，为一般之所遵循，则破裂立见，殊非国际间之幸福也”[9]3。1934年，周鲠生在其《国际法大纲》中提出，国际法是“一部习惯的及协定的规则，世界文明国家所认为在他们相互关系上，对于他们有法律的拘束力者”，简而言之，这应“是规律文明国家相互关系之行为的规则”[10]2。1931年上海法学编译社所编《国际公法私法问答》、1932年周还著《国际公法》、1937年刘达人等编《国际法发达史》也都以简要的语句突出了对主体的相同坚持。一说为：“公法者，定国家与国家权利义务之关系也”[11]1；一说为：“国际公法是规律国家与国家在相互邦交中权利与义务的规则总体”[12]1；一说为：“国际法一词，约言之，即为规律国家与国家之关系的法律”[13]1。

二、基于效力依据的研判

1922年谭焯宏简要定义国际法为“国际间利害共通之法则也”，其“共通”二字正道出了各国共认对国际法成立的决定性地位[14]2。意即，国际法规则的成立需要国家的承认或公诺。同样，1926年朱采真在其《国际法ABC》中紧随主体要件而列出的第二层次便是：“国际法要经各国承认”，“国际法的有效存在，须以经过各国的承认为要体”[6]5。1927年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自称作出了“著者最新之国际法定义”，称：“独立诸国。集成团体。创立机关。其团体间所有关于和战之义利。与卫护人道讲信修睦之法规条约、学说成例。其团体员、皆承认之而遵守之以为一定之准则者。是即国际法也”（标点为原文所有）。在这个极具本土色彩的表述中，仍未忽略国际法应为国际主体“皆承认之而遵守之”准则。在作者随之进行的阐释中，其第四项更是明确表示“国际法即万国承认之法规条约学说成例”，既然它“非由最高者所制定。整部颁行……乃合今古无数之法规条约学说成例而后先成立者也。方其次第成立为国际法。必经万国之承认”[15]16-18。王惠中对这一分析也颇为接受：“以国家之至高无上，故学者遂谓国际法为存于各国家间之法，非加于各国家上之法。换言之，国际法非某权力者加于各国之上之法，乃各国自行承认之法也”，由此判定，“承认遂为国际法之成立要件”[16]1-2。类似的认知还可从众多后来者的论述中找到踪迹。例如，1933年谭锡痒称：“此法则为文明诸国所承认者，谓之国际法”[9]3；1935年王承勋言：“国际法的主要基础，就是须经国际社会共同意思的承认，始可能有效的成立”[7]1-2；1941年张道行的定义是：“国际法者，国际社会间相互间关系之行为的规则，经多数文明国家所承认而遵守之者也”，并强调“现今国际法学者，都一致的承认国际法的基础是公诺（commonconsent）”[17]3；1946年崔书琴也指出，国际法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是国际社会各分子公认的法律”，“国际法的一切规则都须经过世界各国公认始能成立”[18]1。关于承认的方式，学者们也基本达成共识：有分为“明示的承认”与“默示的承认”，有分为“明许之承认”与“默许之承认”，有分为“明示的公诺”与“默示的公诺”。尽管措辞有些微出入，但其含义已然统一。如朱采真提出：“明示承认是由于条约或其他方式加以承认；默示承认是关于习惯上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宁协万也认为：“明许之承认”就是“将条约及其他之外交文书、特为意思之表示”；“默许之承认”即“无披露之形式，而于事实上依其习惯实行焉”；王惠中称“国际条约或国际会议所规定之事项”应属明示承认，而“事实上为各国所准据之事项”为默示承认；王承勋则直接地释义：“明示承认是订立国际条约，默示承认就是沿用国际习惯”。当然，以承认为国际法成立之要件并非要求全部国家无一遗漏地为意思表示。关于这一点，近代中国学者们也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宁协万的说明如下：“……夫既云万国。似宜包括世界所有各独立国。然试问现行之国际法。果皆经世界似有各独立国之承认乎……是以知凡法规条约学说成例之蜕化为国际法。但有多数独立国之承认。即可以无摇动之虞矣。”[15]16-18王惠中也明述“各国家之承认”只是“在原则上”的提法，“实则只须对于某规则所定事项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国家多数承认时，该规则即成为国际法而发生效力”[16]2。张道行也分析说：“所谓公诺，不是说国际社会内的一切国家，均须明示的就各项规则，一一加以承认；乃是指国际间大多数的国家，已加明许，或默认的解释。”[17]3

三、基于内涵范畴的概说

以调整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或以规定国家间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成为当时公认的支撑国际法定义的第三大基本面。1931年《国际公法私法问答》指公法是在“文明竞争之世”，“定国家与国家权利义务之关系也”[11]1。1932年盛沛东言：“国际公法详言之亦可谓由数国家以惯行或条约所承认而规定国家相互权利义务之法也。”[19]1这与同年出版的周还著《国际公法》中的表述几乎完全一致：“国际公法是规律国家与国家在相互邦交中权利与义务的规则总体。”[12]1一方面，学者们以权利义务的安排为国际交往的务实需求。王惠中提出：“国家与国家之间因有互相交通之必要，爰组成一个社会，是为国际社会。属于国际社会之各国家，为尊重彼此之权利利益及增进国际共同生活之幸福，必须有应行遵守之一般规则”，由此，规律“各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之一般规则”才为国际法[16]1。吴昆吾在分析其所认可的法国学者的定义时也称：“权利义务，由交际而生”，故“无国家交际，斯不必有国际法”[8]1。另一方面，正如朱采真所言：“国际法原是一种法律，自有权利义务的观念之存在”[6]4，规定国际法必须以设定国家间权利义务为功能或目标，其实是国际法为法的当然内涵，也是对国际法法律性质的再次印证。郑斌提出，国际规则并非都具法律属性，“有关于道德或礼让者，有决定权利义务之关系者”，“后者之中……有定国际团体中一切国家间之关系者……谓之国际法”，故国际法为“规定国际团体中国家间权利义务共通关系之规则也”[20]1-2。赵理海也确认，各种关于国际法定义之说，“皆假定各国相互关系以及此各关系的法律性质之存在；此种事实，固由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共同法律观念，抑亦真正国际社会运用的结果”[21]1-2。既为法律，以分配权利义务为核心来实现国际法的规范和调整，便为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面对国际法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已日渐坦然，上述三方面的要件作为国际法定义的基本范畴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接受。不过，在限定主体、要求承认、确认权利义务三者之外，也有学者提及其他方面的关注与考虑。如崔书琴就认为国际法的定义应包括四大要件，除与上述相合的三条件之外，国际法规范还须是实然的而非应然的，“它只包括国际间公认‘必须’遵守的法则，而不包括学者以为国际间‘应该’遵守的规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有法律拘束力，而后者无；“前者是国际法的实质，后者是国际法的学理”；“前者是国际法科学观，后者是国际法的哲学观”[18]1。尽管作者将此点独立于其他三要件外，但所谓实然与应然的区分仍不过是依法律拘束力判断的结果，是证明国际法规则应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又一种表达，而此点凭依各国承认及规定权利义务的要件已足以被涵盖其中。当然，上述的定义命题其实都发生在系统接收欧洲国际法学理论的背景之下，而在笔者可见的资料中，近代中国学者所处的特殊历史时空与来自于其他思潮的冲击也催生出某些独树一帜的定义视角。如，蔡可成曾专门界定所谓“非常时期之国际法”。他认为，国际法仍是“规律世界文明国家间之关系的法律”，“不论平时或战时，国际关系上均有一定法规为之规律”。以“非常”来定位国际法，其一是指所处时间段的“非常”，是“指情势严重，有异于平时，而将陷入战时的这一个时期而言”，既不为和平时期，也不为战争时期，而是介于两者间的“一个承前接后的阶段”；其二是所侧重的研究内容的“非常”，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国际争议频发，国际交涉繁密，而国际形势成为危殆”，“如果不幸而争议不决，谈判无效，则趋向所在，必不出战争之一途”。因此，这时期的研究应着重于三项内容：“第一为外交谈判的形势，第二为争议之解决办法，第三为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一旦发生，中立国的地位如何”[22]1-2。另一种独特的界定来自刘独峰，在他所著的《国际学大纲》中，处处表现出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而这一具有强烈阶段倾向的思维模式也自然地适用于其对国际法的定义。他提出：“法律既然是阶段社会的产物，那么，国际法的产生，也当然不能够脱离阶级性的。”由此，分别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与“社会主义的立场”，国际法的含义也不同。对前者而言，“国际法就是为着保护资产阶层在国际上的权益的工具”，而对后者，“国际法就是为着增进无产阶层在国际上权益的工具”。因此，刘独峰总结，国际法应是“同阶级的法律”，“是保护和增进同阶级在国际上权益的法律”[23]92。这一界定也可算是另辟蹊径。

四、独立界定“国际法学”的学术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法”定义之外，已有学者意识到应就“国际法学”单独观察、另行界定。应该说，近代中国学者依循欧洲国际法体系所推进的系统研究在不断丰富，但从专门学问或学科部门的角度就国际法学进行阐释者仍屈指可数。成果寥寥，却更显可贵。1894年傅兰雅等译《各国交涉公法论》，粗略回溯了国际法学的由来，先称“各国交涉公法之源……日见精详”，得益于“文人著述成书，甚为明晰”；又说学者们“各有著述”，“便于考究此学”，因此，该书“先论历来著名之法师，后论公法之学”[24]1。种种表述，无不透露着国际法学与国际法专门家之学说著述间的直接关联，暗示着国际法学应是以国际法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尽管上述译文并未就“国际法学”做出明确的定义，这一理解“国际法学”的角度与立场却得到了中国学界的接受。如周纬在《新国际公法》中有言：“国际法理之需要，既随各国交涉而产生，于是国际公法学，遂积渐而成为专门学”[25]3。其意一为，国际法学应区别于各国交涉规则的国际法；其意二为，国际法学是就国际法理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累积。由此反映出的正是与傅兰雅译书一脉相承的认知立场。不过，以笔者之见，真正称得上对“国际法学”做出明确界定的似只有朱采真所著《国际法ABC》。该书在阐释国际法定义之后，特就国际法学专门界说。先就欧洲学者的相关见解简要介绍：国际法学或被认为是“指导各国间所有权利义务的科学”，或被认为“是支配各国独立生活之法则的科学”；再就自己的观点予以表张：“足见国际法学也是一种科学，并且是关于国际间权利义务的法则的实用科学”[6]5。

五、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