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诗句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李白的诗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喜剧；悲剧；李白；李商隐；诗歌风格

李白与李商隐都是唐代的大诗人，前者与杜甫合称为“李杜”，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之美誉；后者与杜牧合称为“小李杜”，以《无题》诗著称，二人的作品都流传后世、经久不衰。有些人喜欢李白的作品，认为李白不愧为诗仙，浪漫飘逸；有些人喜欢李商隐的作品，认为李商隐善描写感情，深情绵邈，甚至在网上还兴起了李白李商隐大PK的讨论。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应该从戏剧的角度来对李白和李商隐的作品进行研究。

戏剧主要有悲剧和喜剧，它们都来源于西方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古希腊，悲剧（tragoidia，即山羊之歌）起源于古希腊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歌，喜剧（Komoidia，即狂欢歌舞剧）起源于古希腊农民收获葡萄时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借引起怜悯与恐惧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文）［1］关于catharsis一词，罗念生译为“陶冶”，崔延强、缪灵珠译为“净化”，陈中梅译为“疏泄”。总之，就是说悲剧借助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而潜移默化地起到陶冶、净化或疏泄的作用，也就是文艺的心理医疗作用，在道德上震撼人心的同时给人以审美享受，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悲剧从诞生开始就占据了西方文学主流的地位，并一直被认为是“最高的诗”。喜剧是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及对喜剧性格的刻画，从而引人对丑的、滑稽的予以嘲笑，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鲁迅在《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对二者的区别作了精辟的总结：“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悲剧就是先将美好的东西展现给你，再于你面前一点点的撕碎，你看着它崩塌损毁，形体渐失，却无力挽回。悲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生命力也更为长久。简言之，喜剧的感染力在当下，悲剧的感染力在过后。

美学范畴中的悲剧和喜剧，不单是指特定的戏剧类型，而是指具有“悲”和“喜”的特殊审美效果的文艺作品，如诗歌。李白与李商隐都是唐代的大诗人，其作品也有着共同之处，如都很自我，都有浓重的主观化倾向，都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为主要内容等，但由于他们生活在唐代的不同时期，个人境遇也大相径庭，所以其诗歌的风格大不相同：李白浪漫、李商隐现实，李白豪放、李商隐感伤，李白飘逸、李商隐精深，李白气势磅礴、李商隐意境狭窄，李白大气、李商隐小资，李白重神、李商隐重思，李白的诗中有画、李商隐的诗寓哲学。简单地说，李白的诗像喜剧，一看就懂，明白如话。因为一看就懂，所以人们在看的当时情绪会受到感染，但过后不会再去探究、琢磨，这就是喜剧的特点，感染力在当下。李商隐的诗像悲剧，初时看不懂，愈久余味愈长。因为人们初时看不懂、不大明白，过后就想要探究、琢磨，越琢磨越有韵味、生命力越强、影响力越大。总得来说，读李白的诗就像是看喜剧，读李商隐的诗更像是看悲剧。

先说李白，李白的诗浪漫、豪迈，主观抒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其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大气意境。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江上吟》），杜甫称赞他的诗也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读李白的诗，像展开一幅幅壮美的画卷，令人欣喜、赞赏。李白的诗符合喜剧的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的基本特征。

李白诗歌的风格主要有二：一是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浓厚，想象丰富奇特。李白性格开朗、豪放，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在诗里大声地喊出来，宣扬给全天下人听，一点也不藏着掖着，长于自我表现。喜剧起源于古希腊农民收获葡萄时节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游行，李白的诗就是他自己的狂欢游行。如被征召入京为官时，他毫不掩饰喜悦激动之情，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在不得志时，他也在大声说出来：“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三首（其二）》），在想念长安时他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怀念去世的善酿酒的纪叟时说“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哭宣城善酿纪叟》），听闻好友王昌龄被贬龙标尉时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与汪伦告别时更是直呼己名“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其诗中“我”字的频频出现，处处留下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抒发了诗人豪放不羁的性格，很容易让读者跟着“我”字去领会李白的狂欢与失落心情。李白的诗还常通过丰富奇特的想像来赞美大自然，肯定美好的理想，这也是符合喜剧特征的。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等等。二是语言清新明快、明白如话。如他自己诗中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如我们用作儿童启蒙诗的“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古朗月行》）及描绘青梅竹马的“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行》）等等，都是用的朴素的语言，脱口而出、不加雕饰，明白如话，一读就懂，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

总之，李白的诗如喜剧，浪漫豪放、想像奇特，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瞬间感染人，让读者的思想随着诗人的思想大步前行，当即带给读者以愉快健康的心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生发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的感慨，属于一看就懂的喜欢。

再说李商隐，李商隐的诗现实、感伤、主观抒彩也很浓厚，但他的感情的表达与李白那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截然不同，他的感情是深深地藏起来的，用一个又一个典故，一层又一层象征，把他所想表达的内容深深地裹在最里面，唯恐让别人窥见了他的一缕心思，从而形成含蓄朦胧、感伤悲凉的小资意境。他自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又说：“梵雨含情皆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巧啭岂能无本意”（《流莺》），可见他是故意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隐藏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元好问在其《论诗三十首》中评价李商隐的诗是“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都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读李商隐的诗，像剖开晦涩难懂的表象去品鉴一个个深刻的哲学道理，让人感伤，也容易引起共鸣。李商隐的诗符合悲剧的借助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而潜移默化地起到疏泄作用的基本特征，具有文艺的心理医疗作用，在道德上震撼人心的同时给人以审美享受，提高人的思想境界。

李商隐诗歌的风格主要也有二：一是善用典，善用神话志怪故事，“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文学典故、神话传说、历史史实，在李商隐的笔下无不得心应手地运用，或正用，或反用，或活用，用法灵活多变，常常翻新出奇。如“苍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等等，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这种用法可以丰富诗歌的内涵，使诗歌的包蕴更丰富、更耐人寻味，并能深化诗歌的主题，形成意蕴深刻而含蓄、情思绵密而邈远的艺术特点，构成扑朔迷离的朦胧意象和曲折复杂的内涵。但用典过多过偏，也使他的诗迷离恍惚又朦胧隐约，诗意晦涩难懂。所以前人说他“总因不肯吐一平直之语，幽咽迷离，或彼或此，忽断忽续，所谓善于埋没意绪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二是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爱好李商隐诗者，无不是为他诗中的深情所打动。但与李白不同，李商隐诗歌的抒情，较少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而特别致力于婉曲见意，用绮丽精工的语言，达到深情绵邈的效果，可谓情深词婉、“深情绵邈”（刘熙载《艺概・诗概》），得到了后世人的共鸣。特别是他的《无题》诗，情深到了对情失望甚至绝望的地步，如“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二首》，对于这样几乎面临绝望的感情，他却并不放弃，而是挣扎、渴望、坚守，始终抱以一种固执的坚持，借引起读者的怜悯与恐惧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体现出悲剧美”。又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写绝望的悲哀，骨子里却又透露了绝望掩盖下相思如春花萌发、不可抑止的炽热情怀，显得分外沉痛而富有感染力。“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不死不休的痴情，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在表面的柔弱下、痛苦的挣扎中潜藏着的深情、刚强、勇气、决心，都有一种特别打动人的力量。这些悲剧的诗句通过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而潜移默化地起到疏泄作用，具有文艺的心理医疗作用，在道德上震撼人心的同时给人以审美享受，提高了人的思想境界。这份共鸣也使得爱好李商隐作品的读者甚多。

总之，李商隐的诗如悲剧，深情缠绵，含蓄晦涩，言有尽而意无穷，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使感情得到疏泄，慢慢感动人。在揣测着他的思想、沉浸于他的感伤的同时，慢慢地联想到自己，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人们虽然对它的主旨不甚明了，但却仍然吟诵不绝。属于看不懂但很喜欢一类。

综上所述，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李白和李商隐诗歌的风格是不同的，李白的诗如喜剧，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的理想予以肯定，直抒胸臆、大气磅礴，瞬间感染人，一看就懂，读者很喜欢。李商隐的诗如悲剧，借引起怜悯和恐惧等情感上的共鸣而潜移默化地使人们的感情得到疏泄，情深词婉，回味悠长，慢慢感动人，即使看不懂，读者也很喜欢。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所以李商隐的诗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参考文献：

［1］ 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车延高.醉眼看李白［J］.领导文萃，2010，（1）.

［3］ 梁吉充.李白蜀中诗试探［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1）.

［4］ 刘勉.李白与中国诗学自然观的确立［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5］ 高树祥.李商隐的爱情诗境界［J］.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2002，（3）.

篇2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2、《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3、《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

篇3

张黎感慨年轻导演的作品量在顺数，而自己这一代已经开始倒数，“我们这个年纪，未来可拍的戏的数量是有限的，拍一部少一部”，但倒数不等于退休，张黎表示“我下―步还要尝试，我还没武够”，“应该把每部作品当成最后―部来拍”。

深谙主旋律作品的尺度和观众收视心理的张黎，还分析了国产剧的现状，“多数国产剧还停留在连环画阶段”，他坦言“老百姓有权看更精致的电视剧”，“中国的电视剧形态还需要实验”。不希望未成年人打开电视

就看到现实灰色负面

作为一名导演，张黎不希望电视剧带有大量的灰彩，因为“中国电视剧是在公共频道播出，它不是收费频道，公共频道播出一定有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在看，我还真不希望我的孩子在童年、幼年时期打开公共频道看到这些相对负面的、灰色的东西。”

而对于张黎来说，他不喜欢拍重复题材的作品，“如果仅仅是完成了，我还真是宁愿不做。”他也不想将自己的作品归入到哪一风格，“我也好，别人也好，也很难确定张黎是什么样的风格，我觉得‘风格’俩字害死人。”

实验魔幻题材收视不佳但要继续尝试

最近张黎有一部作品，改编自刘醒龙的小说，带着浓厚的魔幻色彩。尽管知道这样的风格可能与观众现阶段的审美不契合，但是张黎还是愿意尝试，“我们要往前看，往远看，对中国电视剧的形态而言，我觉得这种实验是必要的，也是认真的，也是严肃的。”

而这一次尝试也不是张黎的最后一次实验，而是一个开端，“我下一部戏仍然要试，我肯定是要试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没试够。但只是有前面的经验，步子可能迈得尽可能地更扎实一点。”

购片方对选角更有发言权他们需要安全感

在张黎的感觉中，专业演员与明星有着本质的区别，“表演者，一个专业的表演者，他在演绎一个段子的时候，一个镜头、一个瞬间的时候，他给你精细，突出你导演手段之外，他给你精细。明星是壳，他是壳，你对明星的使用，你永远不要指望他给你惊喜。第二，他不撞你，就已经咯噔了。”

对于如今演员片酬暴涨的现象，张黎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购片方，“因为购片方是出钱的，他们的话语权更大一点，他们某种程度上决定演员是谁，背后的原因是安全感，购片方的安全感。”

篇4

在这一点上，代表企业之一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几次选人用人失当，颇能给现代企业一些警示。就连可以左右中国的清末重臣、阅人无数的李鸿章也走了眼，他更想不到，寻找称职经理人的难题，竟然一直困扰着这家新式纺织企业，并直接导致了该企业三次创办失败。

数次用人失算

受进口洋布倾销的影响，清政府越来越感到威胁。在给两江总督沈葆桢的信中，李鸿章很早就提议创办机器纺织企业，却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办事人选。

1878年，道员彭汝琮上书李鸿章，请求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并附有详细的规划章程。原本，彭汝琮的职业履历不足以让其获得主办织布局的资格，对这一点李鸿章也心知肚明，因为之前，他曾奉旨调查过彭汝琮在湖南、四川等地索贿贪污的劣迹，对其原有考评：“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但仅仅接到奏章的半个月后，李鸿章就批准了彭的办厂请求，并答应给予织布局税收优惠政策。

史研究专家夏东元分析认为，李鸿章此举是因为办厂心切。当时的清政府，每年因为进口洋布流失大量白银，一旦中国人办厂成功，就意味着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再者，彭汝琮的方案中提出，由李鸿章特别器重的郑观应做二把手，李鸿章也就放心批准了。

心急是商场大忌。果然，李鸿章栽在了彭汝琮的小聪明中。在招股、买机器、买地、建造工厂等环节中，彭汝琮问题不断。郑观应被逼辞职。他在给李鸿章的辞职信中抱怨：“彭事事独断专行，就知道逼着筹款，最后连日常花销都得挪凑。”李鸿章自知被骗，只能在信中把彭汝琮狂骂一顿。

1880年，李鸿章委派戴恒、龚寿图和郑观应重新筹建织布局，实际工作交给郑观应主持。郑很快拟出《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计划安装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年利润将达7.5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颇有信心地预言，随着各项事宜逐渐熟练，工厂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李鸿章感觉这次用对了人，特别指示“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在郑观应的努力下，织布局几位高管、其他政府企业、地方绅商等先后购买股票达50万两白银。郑观应还预先请李鸿章批准织布局“十年专利”：“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以阻止洋人另立工厂。

然而，对资本的轻率处理彰显了郑观应的理财短板。事逢1883年中法开战，上海市民纷纷提现避乱。织布局的50万两招股银中，有近15万两以股票作为押款；另外35万两现银中也有14万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郑观应过于激进的资金配置在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一夜之间，织布局亏银二万两，未开张先破产。

费尽周折，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9年12月正式建成。此时织布局共募股银80万两，设布机530台，纺锭35000枚，雇工约4000人，配了全套的轧花、纺纱、织布等机器。

新企业步入正轨，李鸿章却在用人上又犯了一个大错误，空降了自己的幕僚、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做织布局总办。

马建忠到任后，织布局的生产与销售工作连年扩张，但与之相伴是马建忠的好大喜功。当时织布局年产布18万匹，仅相当于进口洋布的八十分之一。马建忠为达“足敌进口十分之一”，强行上马新生产线，并借款30万两白银。几天后申请再借100万两。李鸿章感觉不对，质询刚借的30万两的使用情况，马建忠却交代不出去向。

李鸿章对马建忠“汝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的严厉批评尚有余音，长期忽视生产安全的行为终于酿成大祸。

1893年10月19日上午9点，大约是有硬物碰到了高速转动的机器，摩擦生出火星。大火一发不可收拾。织布局紧邻黄浦江，取水原不困难，但救火时才发现工厂预备的皮制输水带很多已经损坏。大火一直烧到晚上7点，烧毁了全部厂房、仓库、宿舍，机器熔成一堆废铁，总计损失不下白银150万两。《申报》评论说：“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灾后，马建忠仅受到去职回籍的处理。

企业家资源

“办好一个企业，最重要的并不是资金和市场，而是办企业的人。织布局之所以历经周折，关键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始终缺少办企业的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忠民研究员对《英才》记者评价道。

张忠民特别强调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在当时的稀缺性。他认为在织布局一波三折的创办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李鸿章没有下放足够的权力，使得企业家精神难以发挥。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当时李鸿章功名鼎盛，自视甚高，觉得天下事都很容易。结果徇私情把老部下委以重任，却不问其才能可用与否，最终贻误了大局。

痛定思痛，社会各界公认织布局新总办非盛宣怀莫属，他的势力、财力与能力都堪当此任。盛本人早就想揽办盈利最有把握的纺织工业，并且当时的行情也非常有利，棉纱价已飞涨至65两以上，于是盛宣怀大声疾呼“时不可失”！不久，他如愿接到了李鸿章的委札。

盛宣怀重建织布局首先改变的，是遭遇意外后赔偿政府、其他政府企业与民间各方投资的结算顺序。以往企业受损，都是先顾官后顾商。但盛宣怀强调“体恤旧商，方足以招徕新商”，在延缓归还官方资金的情况下，应优先对民间股票给予适当解决。结果不到两个月，100万两白银的新招股计划就基本完成了。

资金问题解决后，盛宣怀又改“局”为“厂”，将织布局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以示商资商办，为的是打消企业办好后会被政府夺走的顾虑。纺织厂的财务、生产、销售团队基本是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带来，运转自如高效。大火后仅11个月，新工厂又投产了，而且新厂规模更大、设备更好，有布机1500台，纱锭7万枚。此后，盛宣怀还计划在镇江、宁波等地设10个分厂，布机4000张，纱机32万枚，可见其魄力与能力。

不像那些只讲空话、从不踏实的企业家，盛宣怀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比如，他制订了纺织行业协会的章程，明文禁止洋商进口纺织机器，中国人的纺织厂也不准洋商附搭股份，一旦查出搭股或进口，即刻吊销进口机器的护照，并“罚华商一万两银，以充善举”。

篇5

[关键词]《李尔王》；文艺复兴；基督教悲剧

对于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历来的学者和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相比国内单一的文本解读研究方式而言，西方莎剧学者从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以宗教、存在主义、历史与政治、意象与象征、语言和神话原型等角度为出发点，试图超越各种批评方法局限，力图对该戏剧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研究策略是自20世纪初兴起的从基督教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其中最早的研究者是A・C・布雷德利，他在《莎士比亚悲剧》(1904)中讨论过《李尔王》，强调苦难与救赎的主题，指出入所经受的苦难具有净化人灵魂与赎罪的作用。他的阐释所表现的倾向为以后该剧研究开辟了新思路，例如海伦，加德纳干脆称《李尔王》是一出“基督教悲剧”。

一、《李尔王》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困境

文艺复兴后期的西欧人文主义思想家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如何解决欲望和理性之间的矛盾。早期的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并以此来反对基督教神学教条。但是，在后期的人文主义者看来，人的欲望是人自身的产物，无视这种欲望的合理性是错误的。当然，人的欲望也有“恶”的特性，对这种欲望上的“恶”必须要加以限制否定。在这一潜在理念下，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王》，表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世俗生活场景，在这个场景里每个人殊途同归，尽管选择不同，却都面临着被历史灭的命运。

从当时英国社会封建关系瓦解、资本主义关系萌发的过渡时期性质来看，当时社会资产阶级并未定型，也决定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本来就有内在的矛盾。作为先行者，它最初的发展必然具有两面性的特征，首先是有反封建的一面，毕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要求必然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相冲突，但是必然又要与上层的封建贵族集团相投和；其次有与下层平民接近的历史要求，又不可能没有阶级差异和矛盾。前者显然是以爱德蒙为显著代表，后者是以爱德伽和考狄利娅为代表。在这种过渡性质的特定时期，它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有可能上承封建社会原有的两相对立的传统。这可以说是正反两个方面。两方面的矛盾表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初步危机。

在这一特定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过渡时期，多重矛盾斗争的双方交相辉映，显示出了当时万花筒般的复杂现实。李尔和葛罗斯特一登场，他们的子女都成了正反对立的两个方面，他们关系矛盾的焦点就是对钱、权、欲望截然相反的态度，传统的是非观念为新的是非所取代。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李尔和葛罗斯特是典型的封建阶级的代表，最终因倒行逆施而自食其果――李尔疯了，却清醒了；葛罗斯特瞎了，倒开了眼。在流浪的痛苦中似乎想靠民，但是却来不及挽回地成为社会新贵们的绊脚石，被历史扫地出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封建关系作为旧的剥削关系固然要被资本主义关系所取代，但是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王》，显然是预示，要彻底反对普遍的是非颠倒的社会现象，非当时这些芸芸之辈所能做到。

人类的困境在《李尔王》的戏剧寓言中获得了成功的表达。我们不能把这个故事仅仅看做是一个子女忘恩负义的故事，它的深刻性在于这部悲剧中包括了父放逐女，女驱逐父，兄弟仇杀，姊妹相残的各种悲剧冲突。既包括政治悲剧成分，也包括正义同邪恶斗争的社会悲剧成分；既包括权力导致偏执的家庭悲剧成分。也包括人性异化的道德悲剧成分。莎士比亚从一系列的社会悲剧冲突中，向人们揭示了人性善恶的深刻命题，李尔和葛罗斯特在自我解剖中，认识自己过去的罪恶或过错，他们已经变成道德完善的新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他们所经受的磨难，所经历的人生角色的转Q，由极权的国王降为流浪疯汉，由一个权臣变为瞎子，他们的悔悟，他们的呼唤，正是他们自己的灵魂在命运的观念里颤抖，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李尔等人的自我谴责，显示了人类的自省精神，在人类追求真、善、美，抛开假、丑、恶的发展进步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基督教的悲剧与莎士比亚的困惑

我们在考察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因素之后，最终要考虑一个问题：这场悲剧和灾难背后支配的力量是什么?莎士比亚是如何潜在的表述这一力量的?本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天文地理的发现，知识、文化上的发现，“人的发现”，开始走向以“人”为中心，相信人可以像“神”，也可以像“兽”――事在人为。表面上看，似乎旧的势力是兽性的表现，新的倾向就是神性的表现。整个剧的后半部中，善良的人物都在思索这主宰世界的根本力量，而都迫不及待地按各自的见解表示，如果没有这股力量，他们将会陷入怎样的绝望境地，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危机所在。对于两姊妹，莎士比亚曾借助剧中人物言道，“如果她活得长，还能太平无事的活到老死，女人都要变怪物了。”对于爱德蒙，他指使人去绞杀考狄利娅，那军官却说出了：“我不会拖车子，也不会吃干麦；只要是男子汉干的事，我就会干”(第5幕第3场)，他不甘于贫贱，不愿过贫困生活，但是又不能面对现实无动于衷。旧的社会上层，貌似神实是曾，新的社会上层也是貌似神实是兽，新旧合流，是非颠倒，变本加厉。面对这样的现实，关于这股主宰命运的力量的本质。不得不让莎士比亚也无可奈何。

莎士比亚是以基督教的秩序和善与恶的鲜明对照为参照物，来解析当时社会关系中的潜在规则和现实风险，并展现当时现实困境下人类面临的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的。《李尔王》这部剧中，不同的人物时不时就要提到基督教信仰的字眼和情感，在不断暗示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然而事实上，神明既不“保佑”他们摆脱悲剧的命运，也不赐予他们报复的力量。相反，似乎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力量。所有的人物都在现实的艰难困境中，求助于神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反过来意味着，莎士比亚也在依据基督教价值观来评判人的行为。这就导致了莎翁一方面对宗教道德的不信任，另外一方面由于他还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所以，他只好通过对传统的基督教的改造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总体上看，一方面，由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的世俗性，即剧作家们无需致力于阐释神圣教义这一事实，使得悲剧作家在表达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时，能够像没有正规神学束缚的希腊人一样，自由地想象某些事情。他们所用的术语和概念，他们从事创作所置于其中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借助形成戏剧的情节及其所表现的伦理观和宗教观，是为当时的人们，特e是基督教徒所熟悉的。晚近西方批评界大都同意说《李尔王》是“一出关于基督教的戏剧”。虽然也有人还重提“莎士比亚恰好不是一位宗教戏剧家”这种已成常识的看法，说《李尔王》老剧本的调子显然是“基督教虔诚”的调子，然而相形之下，莎士比亚在他的《李尔王》悲剧里更显出存心回避基督教背景或色彩的意思。《李尔王》是以“基督教信仰的框架”表现出“世俗的想象”，但是实际上这无非更进一步说明，莎士比亚在这种摆脱成见的挖掘里，还是发扬了基督教精神。

从时代背景来看，莎士比亚生活在基督教习俗里，不可能不沿用基督教套路。但是他的《李尔王》作品，从爱憎分明的戏剧里体现出来的，是不断向前突进的时代精神，并不符合维护传统的基督教蒙昧精神的取向。毕竟，莎士比亚以作品表明，在世俗方面，他不可能不受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

篇6

今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开始，我在美佳物业伟柏花园进行了物业管理实习工作。在实习期间，我依次对设施管理、事务管理、保安管理进行了实习。在实习中，我在管理处指导老师的热心指导下，积极参与物业管理相关工作，注意把书本上学到的物业管理理论知识对照实际工作，用理论知识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识，用实践验证所学的物业管理理论，探求物业管理工作的本质与规律。简短的实习生活，既紧张，又新奇，收获也很多。通过实习，使我对物业管理工作有了深层次的感性与理性的认识。

我所实习的美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隶属于香港沿海绿色家园集团。目前，该公司拥有员工近人，在深圳、厦门、福州、上海、武汉、鞍山、北京、大连、长沙等大中城市均有物业管理的项目。管理面积约万平方米，管理项目类别有大型住宅区、高层商住大厦、商场、公寓、别墅、酒店、高等院校等物业。伟柏花园是其所管辖的物业管理项目之一。伟柏花园由栋层高的塔楼组合而成，小区面积约平方米，居住户，居住人口近一千人，管理处员工人，其中：管理人员人。

回顾实习生活，感触是很深的，收获是丰硕的。实习中，我采用了看、问等方式，对伟柏花园管理处的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分析了管理处开展物业管理有关工作的特点、方式、运作规律。同时，对管理处的设施管理、事务管理、保安管理有了初步了解。

一、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创学习型、创新型企业。

严把员工招聘关。美佳物业在招聘管理人员须毕业于物业管理专业；招聘维修人员须具备相关技术条件的多面手，并持有《上岗证》；招聘安保人员须属退伍军人，对其身高、体能、知识、品格、心理素质等都进行严格考核挑选。

做好员工的入职、在职培训工作。美佳物业对新招聘的员工进行上岗前的相关培训工作，使员工对小区的基本情况、应开展的工作心中有数，减少盲目性；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知识、技能的不断更新，对在职员工提供各类专业性的培训机会。美佳物业提倡工作就是学习，工作就是创新，每位员工都争做学习型、创新型员工，员工中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比帮赶超的竞争氛围。从而，使员工个人素质得以提高，管理处的管理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益得以提高，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从实际出发，管理处严格参照质量体系运作，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规程、工作标准、考核标准。管理处根据员工的工作职责，制定全方位的上级、平级、下级的度考核办法；制定量化考核标准，实行定性和定量考核相结合，增强了考核的可操作性，减少考核时人为因素的影响；建立完善考核机制，实行末位淘汰制，避免了考核走过场的现象，通过考核机制的建立，增强了员工的危机感、紧迫感，促使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二、培育自身核心专长，创特色服务，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实习中，我看到一套由沿海集团、易建科技、美佳物业合作自行设计开发的一站式物业管理资迅系统物业管理服务软件。该软件包括：一站式客户服务、一站式资迅管理、一站式数码社区三大体系，是一个利用网络、电子商务、科技手段来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有效地开发、整合、利用客户资源的资迅系统。管理处全面提倡一站式服务、最佳保安的特色管理服务。从而，实现了高效的管理运作，解决了业主的奔波之苦，创造了一种无微不至、无所不在的服务，提升了服务效率，提高了业主满意度，提升了物业管理服务的水平和服务质量，最终提升了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

三、推行顾客互动年，促进公司与业主之间的良性互动。

美佳物业在与业主关系管理方面，在实习中我了解到，在××年美佳重点开展了顾客互动年活动。成立了美佳俱乐部，设立新生活服务中心，开通客户服务热线，及根据小区居住的业主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爱好与兴趣、不同的层次等，有针对性地开展日常的社区活动与主题活动。如：三月份，开展了学雷锋义务服务活动；六一儿童节，与幼儿园联谊开展游戏活动；十月份，组织小区业主观看露天电影；十二月份，圣诞节由圣诞老人派发圣诞礼物……通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加强了公司与业主、业主与业主之间的沟通交流，创建了互动的顾客关系，营造了浓厚的社区氛围和良好的居住环境。

四、重视物业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设备管理。

对于设备管理，我在实习中看到，管理处着重建立和完善设备管理制度；对各类设备都建立设备卡片；做好设备的日常检查巡视，定期进行检查、保养、维修、清洁，并认真作好记录，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对水池、水箱半年清洗消毒一次，进行水质化验，以保证水质符合国家标准；发电机每月试运行一次；消防泵每月点动一次，以确保发生火灾险情时，消防泵能正常使用。等等。

五、管理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安保队伍。

管理处的保安管理设大堂岗、巡逻岗、监控岗、指挥岗，岗与岗之间密切联系，对小区实行小时的安全保卫。建立并完善各项治安管理规章制度；对新招聘的安保员进行上岗前岗位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加大对在职安保员的培训力度，注重岗位形象、礼节礼貌、应急处理能力等培训，从而增强安保员的工作责任心和整体素质；强化服务意识，树立友善与威严共存、服务与警卫并在的服务职责，安保人员在做好治安管理职能外，还为业主提供各种服务，形成了管理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短暂的实习转眼而过，回顾实习生活，我在实习的过程中，既有收获的喜悦，也有一些遗憾。通过实习，加深了我对物业管理知识的理解，丰富了我的物业管理知识，使我对物业管理工作有了深层次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同时，由于时间短暂，感到有一些遗憾。对物业管理有些工作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只是在看人做，听人讲如何做，未能够亲身感受、具体处理一些工作，所以未能领会其精髓。

篇7

李白的诗歌在中华历史中成就最高，正是他的性格所致。他笔下的文字放浪不羁，毫无拘束，随心所欲的任他而行，变幻莫测又万变不离其宗，而他又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痛斥黑暗的权贵和残酷的社会，摆脱桎梏，追求心的自由。同时他又乐观向上，坐船荡漾，喝酒吟诗，不同于杜甫晚年的苟延残喘，李白的死也是干净利索，喝醉酒的他不慎坠河，连生命消散也是如此痛快，可见他是怎样一个人。

细品他的文字，像是蜀道难中的“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剑阁中融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夸张手法，凭借李白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将蜀道之难的险峻高大描绘的淋漓尽致。李白与大自然有着理不清的联系，他充满对大自然的热爱，加上他潇洒的性格，使他笔下的山水超凡脱俗，即使是苏轼对大自然的描写“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似乎也无法相比于李白，诗仙就是这样先声夺人，因为自由，所以他不受拘束，随心所欲的游荡时间，造就他奔放乐观的精神，他的诗句，怎样一个雄奇了得。

李白一生的经历坎坷，他也有过报效国家的理想，但却因为权华富贵的黑暗而漂游江中，游历各地，李白自爱喝酒，一生嗜酒如命，甚至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喝酒的人潇洒，没有杂念，饮酒时酣畅淋漓，下笔如神，纵使再多坎坷曲折，他乐观向上的性格，永远伴随他，选择自由。

李白的内在永远有一颗高尚自由的心，更多的剖析无法体现出他的伟大，只有仔细品味他的诗句，才能理解他的精神。用一个字了来展现李白，就是“奇”

篇8

一、比较时代经历

李白比杜甫早l1年，在李白身上带有大唐盛世前期培育起来的富于幻想和乐观的特点；杜甫则在“安史之乱”中更多地看到庸王朝的江河口一f干戈离乱。即使是表达悲愁，李白也仿佛是巨人似的哀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苦闷写得也豪迈；杜甫是家国之思郁积满腔，铸成的诗句自然沉郁：“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李白25岁仗剑去国走出蜀地，“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杜甫近5o岁辗转颠沛流落蜀地，后又“漂泊西南天地间”。李白半生游历，杜甫半生漂泊，二者看似相似。133229.cOm从外在形态上看都是没有根基的离乡在外。而内涵却大不相同，心境有天壤之别，游历往往注目天地山川壮观奇景，诗句当然飘逸；漂泊常常饱尝人间苦难黎民忧患，诗句自然凝重。

二、比较个性特点

李白个性率直自信、狂放不羁；柱甫性情敦厚、忧国伤时。李白被召人长安时写诗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蓠人!”狂喜自信溢于言表。当他受权贵们排挤被皇帝赐金放还时，不只是愤然，而且毅然决然，同时也很悠然飘然的离开长安。杜甫曾在长安困守l0年，动乱中被叛军俘虏逃出后，又忍辱负重麻衣敝履去见唐肃宗。

关于作诗，李白说自己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苍洲”，自信又高傲；杜甫说自己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刻苦又执着。李白的诗就是他胸襟抱负、个性气质、心理特征的自我写照，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表现意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杜甫旅食京华的辛酸屈辱。颠沛之中的饥寒凄苦，是唐代许多诗人不曾体验过的人生，“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患意识虽说是时代、遭遇使然，但诗人自己说“物性固难移”，与自身的个性特点是分不开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分别有两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前者可见李白蔑视权贵的傲骨，后者看出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甚至我们从二人互赠的诗中也能见出不同的性格特点。李白纵情喝酒，杜甫劝他：“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恳切关心；杜甫苦于作诗，李白笑他：“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亲切随意。李白自言“青莲居±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杜甫曾写“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从“青莲居士”和“少陵野老”的自号中，也能感受到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

三、比较思想意识

虽然李杜二人都是从小就有济世报国的雄心抱负，但李白的思想更复杂一些。儒家和道家学说对李白思想的影响都很大。当他想建功立业的时候，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当他觉得“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时候，就想“明朝散发弄扁舟”，道家的思想又占了上风。儒家的思想经他自身的变形走样，就带有明显的个性色彩了，所以在他的诗里，有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也有执着：“欲济苍生应未晚”，而这些和“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放纵，“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消极，“钟鼓馔玉不足贵”的激愤，常常是矛盾地出现。

与李白不同，杜甫的世界观中儒家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仁者爱人”、“民为邦本”使杜甫一生都把关心人民的苦难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终身不被用，还是“一饭未尝忘君”，忠君思想虽然很重，但对儒家的教条准则他又有所突破。儒家有“穷则独善其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说，杜甫却始终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直到最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境地，登上岳阳楼，想到“戎马关山北”时，他仍旧是“凭轩涕泗流”。

四、比较文学主张

篇9

[关键词]形容词；动词；拟人；喻体；和歌

[作者简介]曾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2―0llO―03

韩国学者李御宁先生在研究日本人的意识时提出这样一种新奇的观点：“土壤分析不总能解释花的美丽……与其说深刻分析、探索文化的形成原因，注重因果评论，不如从更深的角度去探讨它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一系列现象。”暂且放下对历史文化以及潜意识的研究，而只是将现存的种种文化现象连缀起来，应该有助于我们对某种文化形成一个宏观的认识。同样，这也不失为一个品味诗歌的好方法。如果我们暂且放下作者的人生经历、所属派别等等巨细的背景知识，而单从诗歌本身着手，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尝试用这种方法来赏析中国的部分唐诗，以期获得新的感悟。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最合理又不失艺术创造者之感性特征的。他说，人首先存在，然后创造自己的本质心。换言之，你可以决定自己之为何人。同样，你也可以决定自己所见之物为何样。这虽然是唯心的观点，却适用于解释文学艺术领域的气象。比如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也有“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阴晴雨雪、四季轮转本是自然规律，诗人却让其与人间情感建立联系，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月”在诗歌中属意象。《周易・系词》有云：“圣人立象以尽意。”我国清代文论家叶燮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与前者也。”可见，文学艺术追求的是那种最能体现作家审美理想的高级意象。单个的意象很难表达作者的情感，月只有配以“幽篁”（王维《竹里馆》）、“江波”（王昌龄《乌栖曲》）、“子规”（李白《蜀道难》）、“金樽”（李白《将进酒》）、“碧海”（李白《哭晁卿衡》）、流云（韩愈《谒衡遂宿》）才能营造出一种意境。诗人在选取月为意象的同时又配以哪些意象，就取决于作者的心境了。这便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

不同的诗境中，月以不同的模样出现，如“素月”（王昌龄《乌栖曲》）、“孤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明月”（王维《竹里馆》）、“清月”（韩愈《山石》）等。有的诗中，月还被赋予人的情怀，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有的诗人也以月喻人，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说：“长安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再如李白的《哭晁卿衡》中有“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秋色满梧桐”，等等。这里，笔者从五个方面来品味唐诗中的“月”。

一、与“月”有关的形容词

前面提到过一些形容月的词，如“素”、“明”、“清”、“冰（bing）”、“霜”这些表色彩和光泽的词；也有富于感彩的“孤”、“徘徊”这类词；有时，诗人会直接用其他景物来与月相互衬托，如“孤城月”、“江月”“夜月”等。

其中，“明月”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明”是一个有光泽又略显清冷的形容词，因此常与孤独的意境相关。沈俭期的《独不见》中有：“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这是一首表达思念之情的诗，想念之人迟迟不归，唯有窗之月光关照着主人公。试想，如果这里不用“明月”，而用“素月”或“缺月”会有什么不同的意味呢？

“素月”在李白的《乌栖曲》中出现过：“起看素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晓何！”延绵的江波配以“素月”，将清晨来临时的景色细致地描写出来了。在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素月“应该是一个远景，而且缺乏光泽。《独不见》中，已有一个不归之人，我们暂且把他作为“远景”，如果将月亮也置于主人公不可及的位置，笔者认为就不符合远近相生那种和谐之美了。同时，富于光泽的“明月”，使得分隔两地的人儿那种思念之情更彰显于沉沉黑夜，在色觉上产生一种明丽的悲伤之美。

再来看“缺月”。苏轼的《卜算子》中有诗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住来？缥缈孤鸿影。”这也是一首含有孤独之意的词。“疏桐”与“缺月”构成了绝妙的意境，但如果这里用“明月”呢？其实，在我来看，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只是那样的话，首联营造的气氛就不一样了，“明月”的孤高清冷之感将代替“缺月”的哀戚深幽之感。如果再将“更教明月照流黄”替换成为“更教缺月照流黄”，就更差强人意了，因为“缺月”并不符合“照”这个动作。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沈俭期这首《独不见》很有色彩美，其提到地名，也选用有颜色的词，如“白狼”、“丹凤城”以及最后一句的“流黄”，这些词都会给读者不自觉地在潜意识里绘制一幅富有色彩美的图画，我觉得正是“明月”给这些颜色增加了光泽，这是“缺月”不能代替的重要原因。

二、拟人化的“月”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出现了很多“月”。其中有一句是“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我觉得，这个“待”字用得极好，与日本俳人松尾芭蕉的那句“日月是百代之过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待”字，将月亮描绘成含情脉脉的少女，又体现了时间的流逝。王维的《竹里馆》有“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个“相”字，也将月拟人化了，显出一种殷勤乖巧的模样。李白的很多诗中都有“月”，如“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一个“送”字，使得天人之间的距离拉近，这里的月仿佛是一位女神，助凡人一臂之力。

韩愈的《八月十五夜》则将月与人情置于对立的关系：“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这与李白那种“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自娱之情形成鲜明对照，充满愤懑之感。

三、与“月”相关的动词

在收集与意象“月”相关的唐诗歌时，笔者对这一部分最感兴趣。人与月、山与月、江与月、鸟儿与月、碧海与月皆因巧妙的动词的使用而充满了和谐之美。现在，试举几例：

首推李白的诗。《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诗云：“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宣州谢眺饯别》有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闻王昌龄左迁龙标》中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应是少有的几个将月作为“友人”的诗人。月可以送他前往剡溪；月可以为他所揽，与他相拥；月也可以做他的信差，想好友传递愁情；月也可以与他举杯对饮。在李白心里，月应当是人格化的仙子。那种天人和谐之美在李白的诗中有很多。他还曾将逝去的好友比作明月，在《哭晁卿衡》中有诗云：“日本晁卿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梧桐。”晁衡便是作为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僧阿倍仲麻吕。他几次因遇海难归国不得，这一次又再次遭遇灾难，但是后来流落于他方辗转回到中国，最终终老于斯。李白当时听到他遇险的消息，以为他已经遇难，痛不欲生，故作此诗悼念之。

其次应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笔者觉得，这首诗有日本“物哀”的意味，没有什么更深刻的不安或孤愤，只是随着景物而发生的关于思念和岁月流逝的感慨，因此显得纯净又优美。江月待人，斜月藏于海雾，人儿乘月归来，这种种与月相关的描写皆因这几个动词“待“、“藏”、“乘”使月亮活了起来，显得绰绰约约，含情脉脉。

最后，有一些比较相似的诗句。王维的《鸟鸣涧》有云：“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李白的《乌栖曲》有云：“起看素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晓何！”还有《将进酒》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韩愈的《山石》有云：“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白居易的《琵琶行》说：“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这几处的共同之处是，诗中有包括月在内的两个意象相互结合来构成美丽的意境。月与山鸟，素月与江波，金樽与明月，清月与山岭，江水与夜月，这两两一对的意象都因恰到好处的动词实现了完美组合。其中，笔者最欣赏白居易用的这个“浸”字――“别时茫茫江浸月”，读来有一种湿漉漉的悲戚之感。

四、作为喻体的“月”

前面提到过，李白将归国途中遇难的日本遣唐使晁卿衡比作“明月”，相同的将“月”作为喻体的例子还有一些。比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有句诗云：“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这是描写家门前来客云集的诗句。这里用“月”来形容妓的美貌。我觉得“月”与“云”相呼应，还隐隐暗示着男女之欢。

张籍的《节妇吟》中也有诗句说：“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这是拒绝他人招纳之诗，但是以女子拒绝男子求爱的口吻写就的，比较有情趣。诗中将男子的心地比作太阳和明月，读起来可知道这位坚贞的女子原来内心里也是充满矛盾和无奈的，更让读者顿生爱怜之心。

五、唐诗与和歌中的“月”之比较

日本曾经师从汉学，以会作汉诗为身份高贵的象征，《和汉朗咏集》便是以汉诗某句为题，拟作和歌的集子。但是，日本人喜欢的汉诗诗句多以吟咏风物的为多，比如杜荀鹤的“琴临秋水弹明月，酒就东山酌白云”，金立之的“山人见月宁思寝，更掬寒泉满手霜”，白居易的“不明不安朦胧月，不暖非寒慢慢风”。这些是收在日本人编的《文华秀丽集》中的汉诗诗句。可见，不同的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文化观念。这里仅从“月”的意象稍作比较。

日本的和歌中也时常出现“月”这一意象。以松尾芭蕉的散文和歌集为例，里面的和歌俳句中，有21句提到了“月”。有的诗句中，“月”的角色与唐诗中的相似，如“雪中卖豆腐，归途月相映”，再如“马上惊残梦，月远茶烟升”，又如“月圆酒杯满，一饮共三名”，等等。后面这一句，其实是受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启发。在平安时代，自居易的闲适诗和感伤诗在扶桑很受欢迎，到了幕府统治的镰仓、室町时代，李白、杜甫之诗流行起来。

也有一部分诗句体现了他们对月亮不一样的情怀。如“红月属谁有，孩童竞相争”，“盗贼进我家，惟剩窗之月”。可见，他们将月亮当成了自己袖中的宝物，争抢她、怜惜她。松尾芭蕉也有诗云：“开锁引月入，光映浮御堂。”他们降低了月在空间上的高度，试想，这与小国意识有关吧。

前面提到过的阿倍仲麻吕在中国也曾寄思乡之情与明月：“翘望东天月，神驰奈良三笠山，皎月一样圆。”作者凝望着大唐的月亮，慰藉自己家乡的月亮也如此这般。

[参考文献]

[1]李御宁，日本人的缩小意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赵毅衡，傅其林，张怡，现代西方批评理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

[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篇10

那么什么是艺术风格？艺术风格就是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个性。这种特色和个性的形成，往往与个人的身世与人生际遇有关系。所以，了解一个诗人的艺术风格的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能够知晓一点有关这个作者的知识，比如他所生活的时代，他一生有哪些重要的作品，这些作品有无因时代或者生活变故而发生风格上的改变？贯穿此人一生的有那些重要的人生理想或者抱负，这些都是了解一个作者一首诗歌的一些必要前提。

再者，艺术风格分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表现手法，比如修辞手法，比如其他的表达技巧等等。

在这里以李白的诗歌为例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情，神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可以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望天门山》是李白七绝佳作中的一首。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刹那的感觉，无穷的韵味，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当然，仅仅凭借一首《望天门山》是不足以说明李白的七绝之妙的。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歌和送别诗为多。在这些诗歌中，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有种一气流贯的俊秀和爽朗，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山中问答》。

李白不仅七绝的成就卓越，而且乐府和歌行体的作品也有不俗的成绩。如乐府诗《蜀道难》，《行路难》等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了磅礴的气势。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入乐府，使古题乐府诗歌获得新的生命，把乐府诗歌创作推向无与伦比的高峰。而李白的歌行创作成就比乐府高。如《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品，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随心所欲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境界。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

综观李白诗歌的作品，我们不难看出：李白是个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同时，我们对他的创作风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的抒情方式最具鲜明的特点是，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如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与喷发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他的诗歌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诗歌中的意象多为：大鹏，巨鱼，长鲸，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壮美雄奇之物。这为其提供了更多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制造了更多的浪漫。李白诗歌语言风格，具有清新明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修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与世俗的高洁人格。

为什么李白的创作风格是如此的浪漫飘逸又奔放奇逸？这就使我们要看看李白的身世遭遇：李白出身于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使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的少年时代生长于蜀中。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甚大。道教影响，几乎伴随他的一生。大约18岁左右，他学习纵横术。我认为，就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使他具有了狂傲飘逸洒脱的气质。开元十二年（724），李白开始游历生活，并多次希求荐用，屡遭失败。使他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大事，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并无减退。直到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半道病还，病逝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