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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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经济刑法现状不足建议

一、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要保护民营经济，然而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侵犯民营企业相关他权利的犯罪较为突出，损害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犯罪的客观现实，需要刑法对民营经济提供必要的保护。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侵犯民营经济私有财产等经济犯罪的惩罚，才能有效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自由、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实现对民营经济利益目标的最大化。

二、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现状与不足

1.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现状

(1)我国刑法中确立了对民营经济财产权利保护的地位。刑法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是其任务之一，按其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程度对犯罪进行分类排列，将侵犯财产罪排列在分则中的第五章，同时将私有财产所有权规定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

(2)我国刑法具体规定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方式。我国刑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首先是规定了侵犯私人财产的犯罪行为，如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规定对私有财产的犯罪行为包括夺取型、交付型、侵占型、挪用型、毁损性等犯罪。这些犯罪行为基本涵盖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对私有财产的侵害情形。其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犯罪人在承担赔偿责任或有正当债务应当偿还时，应当优先于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再次，刑法不仅保护被害人的私有财产，同时对犯罪人的私有财产也予以保护，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应保留必须的生活费用，对其家属所有的或应有的财产不得没收。

2.我国民营经济刑法保护的不足

尽管现行刑法为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行刑法“厚公薄私”的立法状况突出。反思我国现行刑法典，刑法对民营经济财产权利的保障仍存在诸多不足。

(1)私有财产权保护机制缺乏，且不平等，刑事立法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全面保护与尊重。首先，公与私之间的身份不平等。我国刑法用了很大的篇幅和力度对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以特殊的保护，而对私有财产只给于一般性保护。这种在立法上存在的基于所有制形式而导致的刑法保护力度的不公平，不仅体现在罪名设置的总体比重上，还体现在量刑幅度与适用标准上。其次，刑事立法在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平等。(2)民营企业主私有财产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界定不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私营企业主害怕受到歧视，纷纷将企业产权挂靠政府主管部门或采取集体控股的模式。这种名为“国有”、“集体所有”，实为个体的经济组织导致司法机关对该类刑事犯罪案件定性困难，争议极大。

(3)对政府侵犯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私有财产所有权没有法律的明确界定，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无法划出明确界限，这可能造成政府权力无限膨胀的恶果，甚至出现“依法“侵权现象。因此，只有保护民营企业私有财产所有权，才能构建安全的投资环境。才能真正实现“身份刑法”向“契约刑法”的转变。

三、完善刑法对我国民营经济保护的建议

为彻底体现刑法对市场主体的平等保护，促进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有序地发展，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1.完善刑事立法，消除不平等因素

(1)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应实行同罪同罚，打破主体的差异性带来的异罪异刑。各种经济组织中，不论公有制的还是非公有制的，只要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贪污、受贿、挪用行为的，一律定性为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人员、挪用资金罪。同时，为加强保护力度，适当提高这二个罪的法定最高刑。笔者以为，在死刑存废争议较大的今天，参照国际惯例，上述二罪的最高刑定为无期徒刑较为适宜，这其实是降低了对侵害公有制经济合法利益的惩处力度，同时提高了对侵害非公有制合法利益的惩处力度。

(2)弥补非公有制经济刑法保护的立法空白，打破主体差异带来的罪与非罪区别。对刑法中规定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造成破产、亏损罪，应把其犯罪主体扩大到所有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即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工作人员的上述行为也构成犯罪。把“私分国有资产罪”修改为“私分公司、企业资产罪”，把私分非公有制企业的资产也纳入到该罪中，严厉打击经理阶层私分非公有制企业资产的不法行为。

2.在刑事司法领域，改善司法环境，转换司法主体的观念和思想，真正实现对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

由于历史的影响，一直以来部分司法人员潜意识里视公有制经济为正统，视非公有制经济为“异己”。对“异己”不关心，不支持，甚至有排斥和敌视心理。这种思想导致司法主体工作起来不积极、不主动，能拖则拖、能压则压，这一正一反的两方面，都极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因此，需要转变司法主体的观念和思想，树立市场主体一律受平等保护的理念。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一定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才能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司法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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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如皋农村“三大合作”快速发展，累计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946家，合作联社24家、农地股份合作社305个、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23个，有效地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搬经镇土山村、丁堰镇刘海村等村通过建立果蔬专业合作社，不断加强合作社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益，在确保农户保底收益的基础上，每年增加集体收入20多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北街道）志勇村抢抓扬启高速等重点工程经过该村的机会，吸引本村能人范存建投资数千万元，盘活取土坑水面100多亩，成立了“南通市黑沙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以养殖乌渔为主，年销售近一个亿，利润达200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80多万元。

二、发展资源开发型经济

通过开发集体有效资源，走集体、农民互利之路。据统计，全市332个村，共盘活经营性资产4700多万元，盘活村组集体土地27023.5亩，水面27852.7亩，新增集体收入1100多万元，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窑镇立新社区将集体拥有的国有河堤岸边资源对外发包，年收入10多万元。东陈镇万富社区利用建造高速公路在社区留下600多亩废塘，引进嘉定客商与本村能人合股建设淡水白鲳养殖场，增加村营收入近20万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北街道）花园桥社区发展多个农业项目累计流转土地3379亩，达到总面积的81%，其中属于社区集体所有的路、渠、沟、塘等公共面积241亩，每年村集体可获收入24.1万元。

三、发展资产经营型经济

充分利用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规划的优势，通过盘活闲置场地、集体闲置货币资金，找准市场需求点，开展资产经营，实现资产增值。如城街道城南社区充分发挥资源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物业经济，使资金向资产转化，资产再产生收益，从而确保资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利用集体积累4238万元购置经营性资产10905平方米，年租金收入达183.9万元，实现了组组有资产、年年有收益、户户有分配、人人有享受的目标。磨头镇磨头社区以186万元的价格整体购买占地12亩的金磨综合市场产权，由居委会统一管理经营，村级集体年实现收入70多万元。

四、发展物业带动型经济

通过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强化村级物业管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搬经镇湖刘社区大力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现已形成入住300多户的农民集中居住区，通过小区物业管理及房屋出租每年可增加村集体收入20多万元。搬经镇中心社区在农民集中居住推进过程中，社区统一对外发包代建，将小区的服务配套用房对外发包，既保证项目的整体推进，又为集体增加收入50多万元。

五、发展服务创收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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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服务不到位行政机构对于民营企业政策上诸多约束。目前为止，我国企业还没有完全的做到政府与企业分开的地步。以地方政府为代表，其重点对国有企业进行保护，为其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且制定相关规定，打击竞争对手。除此之外，在我国也存在着许多的审批过程，这样的一些过程都是由政府来参与的，由其来进行最后的决定。政府的工作人员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就会把原本可能很简单的一个审批过程，变成一个冗余而过程环节过多的过程。地方政府的相关行为表明了其对于国有成分垄断地位的支持以及不顾大局最求使得自己获益，民营企业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还不得不接受政府在权利上面的压制，总的来看，政府对于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远远不够。地方政府采用审批过程复杂化使得民营方在审批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增加了其利益的牺牲，这让许多的民营方得不到一个良性发展。

2.企业自身经营管理问题经过长时间的历程，相关的例子已经向我们证明，正确的对企业进行管理会使得企业的经济发展取得更好的成效。对于我过的相关民营企业来说，采取家族式模式的有九成以上。然而，这样的一种方式，在诸如聘用人才、进行相关组织都包含了家族思想。尽管这样的方式对于建成民营企业有推动作用，在初期可以解决成本问题，同时使得企业凝聚力得到体现，但是当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这样的一种家族式方式会使得其难以有更加长远的发展。在近段时间内，尽管部分的民营企业都进行了相关的转变，然而对于一类概念的认知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地步，这样使得相关问题的处理分不清楚。造成虽然作为企业家，对于现代化的概念不能做出完善的认知，无法形成一个专业的管理阶层来处理民营企业诸方面的事情，让自己一个人来决定整个企业的未来，促使相关决策得不到平衡，故此以来整个民营企业的未来就决定于企业家的个人手中，时间一长，这样的管理理念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符合现代化的相关管理思想得不到体现，相信这也是当前民营企业进步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城市管理创新助推民营企业良性发展的策略

1.改进民营经济政策促进发展市场环境必须提倡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平等和自由竞争，然而要形成这样的情况，地方行政机构就必须对现有的模式进行改革，不能过多的进行相关干涉，对不充分的地方进行补正，明白自己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责任；除此之外对于垄断问题也必须进行改善，不能形成一家独大的情况，逐渐进行开放，追求社会经济的最大化发展；同时让国有企业的也进行相关的变化，进行重新的构建，将相关的管理制定规章制度，并且加强实力建设，使其在新生产业也能拥有竞争力；执政机构也需要改变自身对于民营企业的看法，让自己能够为其服务而不是过多的监督，增加其认知度，最终做到保证民营企业也能够作为主力参与到社会的竞争中去，形成良性发展。

2.助推民营企业融资金融创新民营企业融资需要采用多元的方式来建立一个长期的制度。首先需要在各方面的贷款上面进行进一步的改善，同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各类银行应该对其建立更加牢靠的信任，并且制定相关的方法对其进行放贷。其次，可以采用捆绑发债的方法来对于民营企业进行帮助，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还可以增进企业间的信任，在信贷机构之间成立债券工作组的方式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再者，进一步细化评定信用等级的制度，使得政府能够参与其中，进一步完善各个部门之间信息平台的建设工作，使得不同的金融机构能够对于民营企业的当前状况以及信用等级能够及时的进行了解并且进行相应的帮助。应该试着像比较小的信贷机构寻求帮助，建立小型专门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的组织，这样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进行发展，加快上市的进程，并且不断探索进行融资租赁的方式。最后，作为信贷机构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理念和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在对于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帮助。

3.加强民营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加速建立以民营企业服务为重点，各层机关服务为基础，同时融合了社会中的各种服务群体、相关制度规章、能够高效进行运转的服务体系。发挥带头作用，建设相关团队，针对民营企业提出的要求，针对民营者拥有的技术条件以及当前的现状等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分析，以此为基础向民营企业做出一个有益于其发展的报告；建立相关数据库，数据库包含了企业的信用情况以及人才情况；加快完善政府相关的培训组织以及相关制度用于对其进行评估和督察，于此同时，颁布有前景符合民营企业的相关制度，使得培训的范围能够扩大化。考虑到技术层面的情况，需要健全民营企业相关技术设施的完全以及在制度上面进行保障，需要有关的政策进行支持。在商业行会的督促之下进行进一步的合作，使得民营企业得到更加完善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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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性HHI指数技术规范

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展经济法研究以来，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特征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审视当前经济法学界，大部分的经济法学者仅仅运用传统的法学分析方法，通过经济法与传统法律部门的比较，试图揭示经济法的特征。然而，毕竟经济法是一门与传统法律部门差异极大的法律部门，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将经济法置于整个市场经济，并将其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经济法的特征。

分析经济法规群的共同特点，笔者认为经济性是而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法的经济性进行论述，这也是笔者的一点思考。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直接赋予经济规则以法律效力，也意味着经济法具有专业性。在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当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类规范。譬如房地产法中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会计法中的《企业会计准则》。这类规范产生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来源于对市场交易关系、结算关系进行规制的需要，显然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故而从经济法对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以上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以及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适当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经济法的经济性着重论述，深化了对经济性这一特征的理性认识。当然，经济法仍具有诸如政策性、综合性、回应性、指导性、后现代性等特征，但与经济性相较而言，其他对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称为经济法的区别特征，但毕竟不是本质特征。因此，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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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新的关于部门法的划分标准出现，是对传统的观点的补充，包括：第一，法律规范的调整方式。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往往是是复杂多变的，仅仅依靠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就需要以法律规范的调整方式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补充标准，因为，法律调整的不同方法是由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第二，法律规范的调整目的。法律作为调整社会规范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其优势在于其能够最直接的达到自身所追求的目的并满足人们的需要。法律秩序是法律调整的目的，而法律上的自由是法律秩序所追求的目的。法律规范调整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结果是法的价值实现。本文认为单纯的以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作为部门划分的依据显然不够，需要结合法律规范的调整方式以及法律规范的调整目的共同作为划分部门法的标准，才能对部门法的划分做出准确的把握。

二、学术界关于循环经济法部门法属性的认识现状

对循环经济法的部门法属性的明确在本质上反映了学界对循环经济法的本质、对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上的认识程度。围绕循环经济法的部门法归属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环境法说、”“综合法说”、“独立部门法说”和“经济法说”等几种观点。

（一）循环经济法的环境法说

关于循环经济法的环境法属性代表性的观点是蔡守秋教授的观点：循环经济法主要适用于经济活动；强调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保护环境资源和解决环境资源问题；主要是有关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节约利用、综合利用、持续利用、减少废物和废物循环利用、综合利用的法律。他进而认为，循环经济法是通过法律的方式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循环经济法所调整循环经济活动，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法的调整活动是存在区别的，循环经济法是与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及其治理等一些列的活动有关的法律。循环经济法与经济法虽然在内容和特点上具有部分的一致性，但是在本质上循环经济法还是属于环境资源法的范畴。本人认为：环境法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且在一定的程度上难以突破，环境法在对环境问题产生后的治理方式上集中表现为事后治理的处理方式，而循环经济法在对环境问题的应对上体现为事先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在治理的过程中注重经济的发展，所以将循环经济法作为环境法的子系统显然存在不合理之处。

（二）循环经济法的综合法说

关于循环经济法的综合法属性代表性的观点是王灿发教授的观点：循环经济法应该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同时兼具经济法、环境法、行政法的内容和特征。与一般的环境资源保护法、经济法或行政法不同，它是三者兼有的法，同时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这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考量，对循环经济法的定位所关注的重点就不一致，循环经济法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对经济利益的思索，在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方面又离不开环境法的引导，同时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行政因素的参与，因此在对循环经济法定性的过程中需要综合权衡各部门法与循环经济法的关系，最终得出循环经济法属于综合法的结论。上述观点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对循环经济法的属性进行了定位，但实际上循环经济法还是处于一种“无主”的状态。因为目前理论界并不存在一个称之为综合法的部门法，按照这种定性最终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法、环境法以及行政法在循环经济法的领域攻城掠地。

（三）循环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说

关于循环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属性代表性的观点是陈泉生教授的观点：循环经济法虽然包含经济法、环境资源保护法、行政法以及科技法的某些内容和特征，与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但在本质上并不隶属，上述四者在分工职责上各有侧重，共同成为适用于环境时代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法律制度。循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法律部门，有着自身特定的调整对象，它只调整因循环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并且旨在促进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循环经济是近年来新兴的经济发展方式，循环经济法的发展也相对起步较晚，目前各种理论依据及制度建设的发展尚不够纯熟，在这种背景下过早地将循环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看待，反而不利于循环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

（四）循环经济法的经济法说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循环经济法属于经济法，代表性的观点是孙佑海教授认为：循环经济法是一部与环境资源保护关系密切的经济法。他认为循环经济法主要调整单位以及个人在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以及绿色消费等方面的活动或行为，体现了国家对经济行为的调控和指导，因此更具有经济法的特点，循环经济法与一般的经济法不同，其法律条文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环境法属性的规则，因此，循环经济法是与环境保护关系最为密切的经济法。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认为循环经济法与环境法之间虽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本质上，循环经济的发展依然是以国家的宏观经济法律及政策为导向，仍然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蒋亚娟认为：循环经济法具有综合性，并且同时兼具经济法和环境法的部分特点，依照其主要内容和特色，循环经济法应当属于经济法。梁毅雄也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单单是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其调整对象不属于环境法范畴；从立法理念上考察，循环经济不同于环境和资源法，应当属经济法；从法律调控方式上考察，循环经济法应当属于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上述四种观点比较而言，笔者更为支持循环经济法的经济法说。不仅经济法和循环经济法在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耦合，同时，它们都共同关注经济与环境同时发展的问题。

三、循环经济法的经济法属性探析

（一）从法律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角度

根据传统经济法关于经济法主体的二元结构划分可以将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可以划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即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和调制受体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关系。对应于循环经济法而言，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关系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循环经济管理活动的部门与从事生产、销售、服务和消费的单位以及个人在发展循环经济时产生的社会关系。出于构建循环型社会的需要，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服务的提供者，都需要转变之前的发展思路，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的理念引入到追求经济利益增加的过程中，这就需要国家的经济管理主体发挥应有的职能，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强有力的发展空间和政策制度保障。市场主体总是具有逐利性的，无论是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还是消费者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对不同程度的利益纠纷，包括对资源的获取、对信息的获取以及对市场的占有量等不同，但是不同的主体所具有的市场能力是不同的，这必然会导致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产生，这就需要经济管理主体从中加以协调引导，保证各方主体的利益在合乎法律的范围内得到实现。另一类是从事生产、销售、服务和消费的单位以及个人之间在发展循环经济时产生的社会关系。这里的单位也可以理解为企业，也就是前文中所涉及到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以及服务的提供者，循环经济对于各类主体在从事自身领域的过程中的要求必然高于传统经济法，比如在生产中尽量采用可代替并能够对环境危害降到最低的原材料，在销售环节优先销售能够循环重复利用的产品并倡导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进行消费。这必然会对市场主体的利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各方主体在把目光集中于经济利益追求的同时也关注于环境资源利益的实现，不能单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增值而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而行。

（二）从法律规范调整方式的角度

法律规范的调整方式就是指把作为规范的法律运用之于主体日常行为中的具体手段。法律的调整方式是多元的，具体包括鼓励、惩罚、限制、禁止四种。法律规范内容的差异导致法律调整方式在选择上的不同。对于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行为法律往往采用鼓励的态度，相反对于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行为则采用必要的惩罚的手段加以制裁。经济法在对责任的承担方式上包括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以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例，该法第五十条规定：使用列入淘汰名录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使用，没收违法使用的设备、材料，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可以看出对于不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行为，循环经济促进法同样采取了惩罚的态度，在责任的承担形式上采用了财产行责任和非财产行责任相结合的方式，这与经济法中关于责任的承担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从法律规范调整目的的角度

循环经济法和经济法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二者追求的目的一致，主要可以概括为公平、效率和秩序等内容。首先，法是正义的事业，公平也可以理解为公正或正义。包括形式上的和实质上的公平。形式上的公平要求同样的主体得到同样的福利，而实质上的公映在循环经济法上就是指代际公平，这与经济法所倡导的协调发展如出一辙。传统中关于经济法中协调的理解主要包括配合适宜和使配合适宜两个方面，循环经济法中的协调在秉承上述理念的基础上同时注重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主体之间的协调发展，要求在对资源的配置和对环境的使用过程中既满足形式上的公平，同时确保实质上的公平的实现，也就是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入了经济法的发展思路中，这为经济法的理论完善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次，效率在通常的理解中可以被认为是价值的最大程度发挥，经济法在一贯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追求效率的实现，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一些列的手段为其保驾护航，当然，面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还应该兼顾环境效率的实现，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生态效率是：提供有价格竞争优势的、能够满足人类需求并保证生活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逐步降低对生态的影响和资源消耗强度，使之与地球的承载能力相一致。在这个过程中，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同时又能够保证生活质量的产品或服务，都需要经济法所特有的手段参与其中确保实现，否则循环经济目标的追求甚至于循环经济法价值的实现都将称为无缘之木；最后，秩序是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关系状态。就法而言，它是为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价值工具，经济法和循环经济法都共同为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秩序而存在，其融合点在于通过法律引导调整人们自身的行为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是实现生态环境秩序的有力保障，而生态环境秩序的实现又为社会经济秩序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如此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空间。

四、循环经济法在经济法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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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惯例的形成与发展

国际惯例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植根于参与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的长期反复实践。

早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时的中世纪的欧洲，商人们在各地大的集市上进行交易的规则，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法中几乎相同，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商人习惯法（LexMercatoria）。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西方社会按社会等级而组成。而中世纪的商人习惯法，实际上是商人这个阶层普遍适用的习惯性做法。它以杂乱无章的方式发展着，称之为“法”，或许只是—种委婉的说法。[1]中世纪末，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各国通过不同的方式，纷纷将商人习惯法纳入其各自的国内法：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率先进行了全国性的法典编纂，于是便形成了1673年的《商事条例》和1681年的《海商条例》；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主持制定了《德意志统一票据法》；英国则通过在伦敦市政厅主持法院工作的曼斯菲尔德（Mansfield）大法官及其同僚的努力，将商人习惯法并人了普通法的范畴。

19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2]，为其产品寻找市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本国技术及其产品的垄断地位，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专利、商标和版权等知识产权制度。在此期间，为了避免由于各国法律规定不同而给国际商事交往带来的不便，各国在制定各本国旨在解决不同国家的法律冲突的规范时，也开始寻求共同制定旨在避免法律冲突的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即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规范。例如，英、法两国于1860年签署了规定相互赋予最惠国待遇及减免重要商品关税的《科布顿条约》；一些国家还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3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886年）、《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891年）等。这些国际双边和多边条约中的许多规范，都是由商人习惯法发展而来的。当世界进入20世纪后，随着致力于协调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国际组织的出现，以往那些杂乱无章的商人习惯法经过这些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开始呈现成文的形式，如在国际商事交易中普遍适用并被公认为国际惯例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1ncoterms，以下简称为《解释通则》）、《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以下简称为《统一惯例》）、《华沙一牛津规则》等，就是由国际商会、国际法协会等国际组织编纂成文的。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交通、通讯的迅速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问世，跨国公司进入世界经济大舞台，随之而来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贸易的空前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其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有形商品贸易。与此相适应，有关国际投资和技术贸易及其管理的一般做法，通过某些国家和企业的反复实践，逐步形成为这些国家和企业的习惯性做法，同时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其中许多做法已经或者正在转化为国际惯例。

通过简要回顾国际惯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惯例植根于国际交往实践，是在长期反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某一特定领域内的习惯性做法或通例。

2.上述做法或通例是在各国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过有关国际组织的整理编纂，这些习惯性做法获得系统有序的成文表现方式，进而大大方便了参与国际交往的当事人的适用。

3.国际惯例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原有的惯例不断地完善，新的惯例则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应运而生。

（二）国际惯例的含义

在实践中，英文单词“generalpractice”，“usage”和“custom”往往都译为惯例。[3]在王铁涯教授主编的《国际法》一书中，对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的引用是“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4]而此项规定的英文原文是“internationalcvstom，asevidenceofageneralpracticeacceptedaslaw.”[5]该书认为，国际习惯与国际条约并列为国际法的主要渊源。[6]而“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行为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果。[7]作者在此强调的”习惯“，显然指的是custom，而不是usage.与此同时，作者也谈到了”习惯“一词常与”惯例“混用，并认为惯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惯例包括习惯在内，外交文件上所用的”惯例“一词，既包括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习惯，也包括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而狭义的惯例则仅指尚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常例，即《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可见，作者在以上几处所说的惯例，显然又是指的”custom“，而不是”usage“。这一结论从上述”狭义的惯例指……“看得最为明显，因为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的是《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一）款（丑）项所指的”通例“（generalpractice）。而作为此条中的”通例之证明“，正是该书前面所述的国际习惯。[8]可见，”custom“一词在此书中，有时指习惯，有时也指惯例。

那么，上面提到的三个英文单词在含义和译法上究竟有无区别呢？笔者认为，区别还是存在的。“generalpractice”可以译为通例，也可译为一般做法。以国际货物买卖为例，当卖方报出某种货物的FOB价格时，总是要求买方安排运输和保险。如果买方要求卖方负责租船和投保，那么卖方在其原有报价的基础上，还要再将保险费和运费的价格列人其报价、即CIF价。买方提出购买卖方的货物时也是如此。这种不同报价反映买卖双方承担不同义务的一般做法，经过无数次的重复，便成了商人们进行货物买卖的习惯（usage，也可译为习惯做法）。俗话说，习惯或自然，久而久之，当卖方或买方报出FOB或CIF出售或购买某货物时，由谁在此买卖中承担安排运输、保险等义务，就不言而喻了。而这时的习惯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为惯例（custom）。也就是说，当习惯转化为惯例时，凡从事与此惯例有关的业务人员都知道或者理应知道他们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并对此不会再产生什么误解。例如，在以FOB成交时就不可能发生下列情况：买方在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安排运输和保险的情况下，反而指责卖方未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期内安排好载货船舶，进而使买方蒙受损失，并要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即使上述情况发生，当争论提交法院或仲裁裁决时，法院或仲裁庭则会毫不犹豫地作出买方败诉的判决或裁决。因为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的惯例在国际贸易界是众所周知的。

一般而言，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惯例由习惯形成，而习惯又来源于一般做法。笔者赞同国际贸易法领域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国际商业惯例“往往始于一些有影响的企业的商事经营活动，而后逐步形成建立在平等交易行为基础上的特定贸易中的一般做法（generalpractice），再发展为贸易习惯性做法（usage），并最终取得具有稳定性的惯例（custom）的地位。[9]国际贸易法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英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国际商业惯例由”应用极为广泛的，凡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期待着他们的合同当事人都能遵守的商业习惯性做法和标准构成。“[10]至此，仍然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是：通例在何时转化为习惯？习惯又在何时取得惯例的地位？在实践中，要对此问题作出明确回答是困难的。例如，《统一惯例》（1962）究竟是习惯性做法，还是惯例？施米托夫教授认为它”目前“（指1968年，笔者注）正处于从习惯性做法向惯例的过渡。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它至少已为173个具有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的银行所采纳。[11]而《解释通则》（1953年）则是名副其实的习惯性做法，它仅具有标准合同条件的性质，因为”这些条件只有被当事人列入特定合同时，才对他们有法律上的拘束力。“[12]国内学者对国际惯例也有不同的看法。[13]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又很难把通例、习惯和惯例截然分开。

（三）小结

通过对国际惯例的含义及其形成与发展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国际惯例必须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适用的习惯或通例。如果某一通例或习惯仅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广为适用，则还不能称之为国际惯例，而只能称为地方性习惯做法。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这类习惯性做法逐步扩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也可能转化为国际惯例。后者往往是从前者发展而来的。

2.国际惯例不是法律。一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于该制定法律的国家和国际公约的缔约国而言，则其国内法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中的规范是法律而不是惯例。

3.国际惯例是被法律认可为对有关当事人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通例或习惯。这里的法律，既包括国际法，也包括国内法。对一国而言，国际惯例指为该国法律及该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认可的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的通例或习惯。

二、国际惯例的内容

国际惯例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根据国际惯例所涉及的主体和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

1.国家间交往的惯例。此类惯例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的规则和原则，如国家原则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国家间交往的各项原则和制度，如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

2.不同国家的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惯例。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适用的由国际组织及特定行业及有关贸易协会制定的商事交易规则、标准合同共同条件等。

3.国家对国际商事交易进行管理与监督方面的惯例。如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税收管理、企业管理，包括对外国私人投资者在本国境内投资及本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的管理等方面的原则和规则。

4.解决国家间争议及不同国家国民间的民商事纠纷，以及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的国际商事争议的惯例，如通过协商调解和仲裁方式解决上述争论的规则。

（二）按照国际惯例表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

1.不成文惯例。许多国际惯例都是不成文的，通常为国际社会普遍遵守的参与国际交往的原则和规则，如契约自由原则、有约必守原则、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国家原则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原则和制度，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跨国公司或其他外国公司在东道国从事投资或其他跨国经营活动时必须遵守东道国法律的原则。

2.成文惯例。即由国际组织或学术团体对不成文的惯例进行解释、整理编纂后的成文形式，它具有条理性、明确性和稳定性。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些成文的惯例也在不断地修订和补充，使之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如由国际商会主持制定的广泛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当事人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解释通则》，最初公布于1936年，并分别于1953、1967、1976、1980和1990年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该会于1933年制定的《统一惯例》，也进行了多次修订。此外，国际商会还整理编纂了其他有关商事交易的规则和标准合同，如《托收统一规则》、《合同担保统一规则》、商业示范合同格式等。除国际商会外，其他一些组织也整理编纂了若干规则，如国际法协会制定的《华沙——牛津规则》，国际海事委员会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仲裁规则》与《调解规则》，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制定的《跨国公司行为规则草案》以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经过多年努力整理而成的《国际技术转让行为规则草案》等。

三、国际惯例的效力及其适用

（一）国际惯例的效力

一般而言，国际惯例的效力通常可以分为规范性惯例的效力和合同性惯例的效力。

规范性惯例通常对当事人各方具有普遍拘束力，属于强制性规范的范畴。此类惯例的特点是：无论参与国际交往的当事人是否愿意采纳，这类惯例都对他们具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如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原则等。因为此类惯例已被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普遍认为具有必须遵守的义务，不得随意变更。另外，凡已被各有关国家接受为国内立法或为国际公约所采纳的国际惯例，则对这些特定国家及有关当事人具有普遍约束的效力。当然，对这些特定国家而言，此时的惯例已转化为法律了。

合同性惯例是国际商事交易领域内的主要惯例。此类惯例属于选择性或任意性惯例。其效力，取决于国际商事交易中当事人各方自愿采纳，因为此类惯例的适用并非当事人各方必须遵守的义务，它们的适用以当事人各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为前提。而一旦当事人各方明示或默示地表示关于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某惯例，该惯例即对他们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例如，在国际货物买卖交易中的信用证安排上，如果开证行在开具信用证时注明适用《统一惯例》，则《统一惯例》即对各有关当事人（如开证行、议付行、通知行、付款行及与此交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及其他有关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该信用证的运作程序必须严格按《统一惯例》中的有关规定办理。又如一些特定行业的贸易协会和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合同格式，如伦敦谷物贸易协会制定的有关谷物交易的标准合同格式、国际工程师咨询联合会（FIDIC）制定的国际合同条件，国际运输人协会联盟（FIATA）制定的联合运输提单等，对采用上述各标准合同的当事人各方而言，也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二）国际惯例的适用

国际惯例多为任意性惯例，就其本质而言是供当事人在其所从事的特定交易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适用的制度，尽管有少量的规范性惯例属于各有关当事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而平等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国际商事活动所适用的惯例一般都属于任意性惯例。当事人在选择适用某一特定惯例时，通常还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对其进行修改或补充。

另一方面，惯例对特定当事人的效力，不仅取决于当事人各方的明示同意。对于特定交易中当事人各方应该知道或理应知道的为该特定交易领域内的人们所广泛了解的惯例，即便当事人各方未作出明确表示，也应视为他们已默示同意此惯例。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持制定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4]第9条规定：“双方当事人业已同意的任何惯例和他们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对双方当事入均有拘束力。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当事人应视为已默示地同意对他们的合同或合同的订立适用双方当事人已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而这种惯例，在国际贸易上已为有关特定贸易所涉同类合同的当事人所广泛知道并为他们所经常遵守”。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4款及《仲裁规则》第33条的规定，仲裁庭在处理国际商事争议案件的过程中，无论当事人各方是否选择了适用于争议实体的法律，或经当事人各方同意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解决争议，仲裁庭在作裁决时，“均应按照合同的条款作出决定，并应考虑到适用于该项交易的贸易惯例。”

四、关于我国经济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思考

（一）关于国际惯例的含义及其适用

我国现行国内立法尚未就国际惯例的含义作出专门规定，但我国法律承认国际惯例的效力并允许当事人适用。例如，《民法通则》第142条3款、《海商法》第286条2款等法律，都对国际惯例的适用作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据此，在我国当事人参加的国际商事交易中，如果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则应适用当事人的约定和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当事人也可以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对国际惯例的适用。然而，对当事人选择适用国际惯例也有一定的限制性条件，即国际惯例的适用不得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限制性条件在《民法通则》第150条和《海商法》第276条中都有所反映。而这一做法本身，也是符合世界各国立法的一般做法（即公共秩序保留），或可称之为国际惯例。

（二）关于我国经济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

现在，经济立法应与国际惯例接轨、向国际标准看齐，似乎已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而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具体内容，则缺乏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且不谈我国近年来缔结或参加的双边和多边国际条约，[15]仅我国近年来颁布的许多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涉外经济合同、吸收利用外资、外贸、仲裁、股票交易管理、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许多都是在参考借鉴国际惯例和国外成功法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笔者认为，作为法学工作者，当我们呼吁按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完善经济立法的同时，应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具体含义和内容作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供决策部门参考。

在现代国际社会，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是各种各样的，并且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的不同导致对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的看法和解释不同，在实践中的适用及其结果也不同。比如，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与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相互给予国民待遇的条件下，在其经济交往中就不可能有事实上的平等：前者的国民到后者去投资或从事贸易活动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而后者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哪有剩余资金投向前者或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供出品呢？在此条件下，即便给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以最惠国待遇或国民待遇，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又如何享受得了呢？正因为如此，《关贸总协定》不得不在1964年增加了一章专门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关税问题上非互惠的优惠待遇。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签署的有关减让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文件上，也都毫无例外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因此，我们在接受或采纳向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靠拢的立法观念时，必须考虑到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也可称为特色），多作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紧密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恰当地把握国际惯例和其他一些国家成功的法制经验，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或者以西方某些国家的法制模式作为检验我国法制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的重要依据，或者完全排斥这些国家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无视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与惯例。

注释[1]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54页。

[3]例如，《统一惯例》的英文为“UniformCustomsandPracticeforDocumentaryCredits”；另参见程德钧等编著：《国际惯例和涉外仲裁实务》第2页上关于“usage”和“custom”的各种不同译法。

[4]《国际法》，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5]BasicDocumentsinInternationalLawandWorldOrder，SecondEdition，WestPublishingCo.，at36.[6]同注[4]，第38页。

[7][6]同上，第29页。

[8]同上，第26页。

[9]参见前引《国际贸易法文选》，第205页。[10][11][12]同上，第206页。[13]《国际经济法总沦》，高树异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4—65页。

篇7

关键词：林业经济；林业经济；群落结构

一、林业经济及其意义

林业经济是以林地生态环境为基础，在林冠下开展林、农、牧、能源等多种项目的复合经营。对缩短林业经济周期，增加林业附加值，研究和建立科学的人工森林群落结构，维护生态安全，保障森林资源永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林业经济必须以国有林场为主力军，因为国有林场是林业企业的主体，并且有很大的企业属性优势。

不论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民营的企业，同样是人在管理，国有企业出现的问题绝不是权属问题导致的，国有企业发展的障碍在于管理层及管理机制带来的问题。发展国有企业经济必须建立针对管理层的，可监控的、有问责约束、民主的制度来给予保障，这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前提。国有林业企业更是这样，否则国有林业企业的资源优势、地域优势、人力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等都将会被损失殆尽。

二、林业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国有林场为主力

（一）便于政策的执行

不论是哪个行业，对政策能够有效执行是该行业发展的关键。国有林业是林业的主力军，拥有相当多的优势。比如，拥有较大面积森林资源，并且有企业管理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同时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优势，有稳定的行政关系、兄弟单位关系、技术信息关系和市场关系，对于各种政策的理解和执行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有利于统筹林地整体经营

林业经济是一种人工利用林地或改变森林群落结构的活动，因此这个活动既关乎生态安全也关乎林业资源的永续利用。林业经济的发展不适合私人随意的点状，相互无联系的布局，它的设计应该根据林地整体群落结构、林分、面积、地貌、水源等分布特征进行科学调查和设计，如果按生态群落的角度经营，一般来讲不必密植，不必集中，尽量仿原生态进行种植。这样的整体设计既是生态安全的需要，也是林业资源合理利用的需要，又是探索和优化森林群落结构的需要。因此，林业经济在整个林场内（或者整个林业局内）实现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可调度发展是相当必要的。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自我保护竞争，凝聚大力量才能够快速实现发展。如此，只有以国有林场为主发展林业资源才有利于林业经济发展的统筹安排和调度。

（三）有利于信息的利用

信息已经成为了各个行业前进方向的航灯，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没有足够的分析和预测，就如同一个人没有视觉、听觉和嗅觉，企业就无法生存和发展。由于国营林场有本行业多层、多种信息的渠道，比如政策的、上级单位的、科技的、市场的。所以在国营林场基层上很容易建立和完善信息渠道，并得到信息支持。这是国营林场的又一个优势。

（四）有利于技术扶持

国营林场拥有自己的技术资源，又有自上往下的技术网络，对于发展林业经济中获得技术支持是重要的基础。技术是维护和发展企业的重要因素，没有技术，没有更新技术的优势就如同没有了营养，没有了营养的适时更新。

（五）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林场有很丰富的人力资源，也很容易调度利用人力资源，所以，对于林业经济的发展，国有林场在人力资源上也是一个优势。

三、多方向发展林业经济

（一）发展能源型林业经济

人类一些重要的能源面临枯竭，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人们把能源开发的对象无奈地转向了植物，玉米等农作物做了首选，但是这又严重地威胁了粮食安全。而能源草类植物的发现和利用有望极大地解决能源危机，比如有荻、芦竹、象草、柳枝稷、草芦等。能源草一般为禾本科多年生高大的丛生草本植物。从化学组分上来说，能源草富含碳氢化合物，炭活性高，灰分含量低，热值高，适用于作燃料原料。因此，能源草是最有发展前途的生物质能源资源之一。再有就是能源矮林，在瑞典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伴随石油燃料被新能源取代的趋势，短周期柳树矮林的栽培被引入瑞典。瑞典曾进行大量研究，寻找可通过集约经营生产能源的速生树种，结果表明以矮林形式经营的柳树是最适合用于生产能源的。瑞典通过栽培短轮伐期柳树矮林获得生物能源，其造林地主要是农地，所生产的生物量在地区供热厂中用于联合热电生产。可见，在林区发展能源型林业经济将是大有前途的举措。

（二）发展园林资源型林业经济

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审美、养生、休闲、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旅游、绿化产业随之兴起，园林苗木业做为城市绿化、美化、环保的重要构成异军突起，发展强劲。而林区有大量的林地资源，也有若干植物可以提供给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比如：沙棘果、白桦、油松、忍冬、山桃、刺楸、兰草、刺玫蔷薇、三叶草、珍珠梅、紫丁香、绣线菊、芍药等。那么，在现有植物资源的前提下发展园林型的林业经济是可行的，如果在此基础之上引进外来园林植物进行种植则更有前途。

（三）发展畜牧业型林业经济

发展牧草地，池塘生态养殖，在林业可规模饲养肉牛、奶牛、肉兔或野兔，在林中养鸡、鸭、鹅、雁等禽类，在郁闭的林业饲养肉鹅、柴鸡、乌鸡、肉鸭等，放养、圈养均可，每年可养3～5茬，技术简单，群众易接受，市场潜力大，收益可观，是发展畜牧型林业经济的首要模式。

（四）发展林药型林业经

在未郁闭的林地内种植较耐阴的中药材，如白芍、板兰、人参根等。也可以种植五味子、天麻、沙参、党参、玉竹、贝母、灵芝等等。技术比较简单，收益可观。

（五）发展菜果型林业经济

草莓、西瓜、甜瓜、菌类、蕨类、刺五加、刺老芽、大叶芹、山菠菜、薤白（小根蒜）、蒲公英等都是可以在林业种植的品种，应该以点带面形成特色和规模发展经营。最后，林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农村、农民的支持，所以，以国有林场为主力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佰顺．林业经济植物栽培技术[M]．中国林业出版社．

[2]群落的结构与物种多样性．

篇8

摘要：由于林业资源可利用周期长，可利用资源面临枯竭等因素导致林业整体经济快速下滑。发展林下经济，增加林业附加值，改善林业经济局面势在必行。文章介绍了林下经济的意义，指出了林下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国有林场为主力，注重林下经济发展。

一、林下经济及其意义

林下经济是以林地生态环境为基础，在林冠下开展林、农、牧、能源等多种项目的复合经营。对缩短林业经济周期，增加林业附加值，研究和建立科学的人工森林群落结构，维护生态安全，保障森林资源永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林下经济必须以国有林场为主力军，因为国有林场是林业企业的主体，并且有很大的企业属性优势。

不论是国有的、集体的还是民营的企业，同样是人在管理，国有企业出现的问题绝不是权属问题导致的，国有企业发展的障碍在于管理层及管理机制带来的问题。发展国有企业经济必须建立针对管理层的，可监控的、有问责约束、民主的制度来给予保障，这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前提。国有林业企业更是这样，否则国有林业企业的资源优势、地域优势、人力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等都将会被损失殆尽。

二、林下经济的发展应该以国有林场为主力

(一)便于政策的执行

不论是哪个行业，对政策能够有效执行是该行业发展的关键。国有林业是林业的主力军，拥有相当多的优势。比如，拥有较大面积森林资源，并且有企业管理方面的经历和经验，同时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源优势，有稳定的行政关系、兄弟单位关系、技术信息关系和市场关系，对于各种政策的理解和执行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有利于统筹林地整体经营

林下经济是一种人工利用林地或改变森林群落结构的活动，因此这个活动既关乎生态安全也关乎林业资源的永续利用。林下经济的发展不适合私人随意的点状，相互无联系的布局，它的设计应该根据林地整体群落结构、林分、面积、地貌、水源等分布特征进行科学调查和设计，如果按生态群落的角度经营，一般来讲不必密植，不必集中，尽量仿原生态进行种植。这样的整体设计既是生态安全的需要，也是林业资源合理利用的需要，又是探索和优化森林群落结构的需要。因此，林下经济在整个林场内(或者整个林业局内)实现科学规划、协调发展、可调度发展是相当必要的。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自我保护竞争，凝聚大力量才能够快速实现发展。如此，只有以国有林场为主发展林下资源才有利于林下经济发展的统筹安排和调度。

(三)有利于信息的利用

信息已经成为了各个行业前进方向的航灯，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没有足够的分析和预测，就如同一个人没有视觉、听觉和嗅觉，企业就无法生存和发展。由于国营林场有本行业多层、多种信息的渠道，比如政策的、上级单位的、科技的、市场的。所以在国营林场基层上很容易建立和完善信息渠道，并得到信息支持。这是国营林场的又一个优势。

(四)有利于技术扶持

国营林场拥有自己的技术资源，又有自上往下的技术网络，对于发展林下经济中获得技术支持是重要的基础。技术是维护和发展企业的重要因素，没有技术，没有更新技术的优势就如同没有了营养，没有了营养的适时更新。

(五)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林场有很丰富的人力资源，也很容易调度利用人力资源，所以，对于林下经济的发展，国有林场在人力资源上也是一个优势。

三、多方向发展林下经济

(一)发展能源型林下经济

人类一些重要的能源面临枯竭，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人们把能源开发的对象无奈地转向了植物，玉米等农作物做了首选，但是这又严重地威胁了粮食安全。而能源草类植物的发现和利用有望极大地解决能源危机，比如有荻、芦竹、象草、柳枝稷、草芦等。能源草一般为禾本科多年生高大的丛生草本植物。从化学组分上来说，能源草富含碳氢化合物，炭活性高，灰分含量低，热值高，适用于作燃料原料。因此，能源草是最有发展前途的生物质能源资源之一。再有就是能源矮林，在瑞典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伴随石油燃料被新能源取代的趋势，短周期柳树矮林的栽培被引入瑞典。瑞典曾进行大量研究，寻找可通过集约经营生产能源的速生树种，结果表明以矮林形式经营的柳树是最适合用于生产能源的。瑞典通过栽培短轮伐期柳树矮林获得生物能源，其造林地主要是农地，所生产的生物量在地区供热厂中用于联合热电生产。可见，在林区发展能源型林下经济将是大有前途的举措。

(二)发展园林资源型林下经济

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审美、养生、休闲、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旅游、绿化产业随之兴起，园林苗木业做为城市绿化、美化、环保的重要构成异军突起，发展强劲。而林区有大量的林地资源，也有若干植物可以提供给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比如：沙棘果、白桦、油松、忍冬、山桃、刺楸、兰草、刺玫蔷薇、三叶草、珍珠梅、紫丁香、绣线菊、芍药等。那么，在现有植物资源的前提下发展园林型的林下经济是可行的，如果在此基础之上引进外来园林植物进行种植则更有前途。

(三)发展畜牧业型林下经济

发展牧草地，池塘生态养殖，在林下可规模饲养肉牛、奶牛、肉兔或野兔，在林中养鸡、鸭、鹅、雁等禽类，在郁闭的林下饲养肉鹅、柴鸡、乌鸡、肉鸭等，放养、圈养均可，每年可养3～5茬，技术简单，群众易接受，市场潜力大，收益可观，是发展畜牧型林下经济的首要模式。

(四)发展林药型林下经

在未郁闭的林地内种植较耐阴的中药材，如白芍、板兰、人参根等。也可以种植五味子、天麻、沙参、党参、玉竹、贝母、灵芝等等。技术比较简单，收益可观。

(五)发展菜果型林下经济

草莓、西瓜、甜瓜、菌类、蕨类、刺五加、刺老芽、大叶芹、山菠菜、薤白(小根蒜)、蒲公英等都是可以在林下种植的品种，应该以点带面形成特色和规模发展经营。

最后，林下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农村、农民的支持，所以，以国有林场为主力带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佰顺.林下经济植物栽培技术[M].中国林业出版社.

[2]群落的结构与物种多样性.生命经纬

篇9

【关键词】经济行政法帕累托效率经济分析市场失灵公共失灵

近年来，对经济行政法的研究逐渐升温，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立场出发对经济行政法的各方面进行了富有成就的研究。然而，除了少数研究外[1]，大部分成果都是从法学角度进行分析，这与研究者的路径倚赖不无关系。不过，由于经济行政法所研究的内容涉及经济行政主体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其中不可避免的关涉经济行政法的基本导向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传统法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失之宽泛与抽象，而从经济分析角度则可以提供相对较为细致与具体的分析。因此，本文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提出经济行政法应该以效率为导向，即通过控制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来促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的实现。

一、基本概念的理清

研究经济行政法的效率导向首先必须理清的问题是什么是经济行政法以及什么是效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进一步分析的重要基础。

1．什么是经济行政法

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经济行政法的问题持有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可以称为“工具论”。这种认为经济行政法是国家行政权力深入经济领域，对国家经济实行组织、管理、监督、调节的法律规范的总称[2]。由于将经济行政法视为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工具，因此这种定义带有明显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容，目前已经为大部分学者所不用。第二种可以称为“社会关系论”。这种观点将经济行政法界定为调整国家在干预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学者们较为普遍的接受这种定义方式，因为该定义以其抽象性较好的涵盖了本身就极为复杂与广泛的经济行政领域。不过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将经济行政法的着眼点置于“社会关系”，但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来，法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种调整行为的规范，其着眼点应在于“行为”[4]，上述“社会关系论”中对于经济行政法的定义忽视了法律最重要的特征，因此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相对来说，第三种对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方式——即“行为论”——更符合法理学角度对法的认识。行为论将经济行政法定义为规范经济行政主体行为的法，也即对经济行政组织和经济行政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这一定义将经济行政行为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为了使干预经济成为可能而必须建构经济行政主体的组织行为，其二是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的行为——并将经济行政法界定为对行为的规范与控制，体现了法作为行为规范的重要特征，着眼于法律对行为的控制，也体现了现代控权行政的基本理念，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定义方法。不过，这种定义还有一个缺憾在于没有说明法律对经济行政主体行为进行控制的方式。这种控制的方式主要是赋予行为主体权利（或权力）和施加行为主体义务（或责任），因此如下这种“行为论”的扩展式定义为本文所采用：经济行政法指所有普通法上的对调整经济的国家机构授予权利（疑应为权力——引者注），赋予其义务（疑应为责任——引者注）或对这类调整、监督经济的机构进行组织规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6]。

2．什么是效率

效率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同时正如下文所要分析的，它也是经济行政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指在给定投入和技术的条件下，经济资源没有浪费，或对经济资源作了能带来最大可能的满足程度的利用。效率有多种衡量标准，其中最广为接受的效率标准就是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它主要指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中，已经不可能通过重组或贸易等手段，既提高某一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而又不降低其他人的效用或满足程度[7]。从帕累托效率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种定义主要是从资源对个体效用的满足角度进行界定，强调个体效益的增加不能以它者的效益损失为基础，这就具备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正义的理念。帕累托效率并非单纯的从单方面的产出数量大小进行界定效率，这就与另一个更为行政法学者熟悉、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效率概念做出了区别，后一效率概念可以简单的表述为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8]。这种效率定义仅从产出的单方面进行界定，忽视了对产品消费者效用的满足以及产出过程中有可能会增加的社会成本，因此不适宜作为标准的效率定义。这种效率定义中存在的固有缺陷是行政法学（包括法学）一直难以引入效率原则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分别理清了经济行政法与效率的概念之后，要论证经济行政法为什么应以效率为导向，则必须寻找两者之间的逻辑中介，这个逻辑中介就是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以此为分界点，可以将本文的论题分成两个下属问题：第一是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应以什么为导向？这个问题关涉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的理由；第二是经济行政法对经济行政主体的控制应以什么为导向？这个问题关涉经济行政法控制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理由。在对这两个下属问题回答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经济行政法与效率之间的逻辑联系。

二、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的效率理由

对于第一个问题研究的起点在于这样一个明显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在任何社会中，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总是稀缺的。在应有尽有的世界里，非但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的干预是不必要的，甚至连经济活动本身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稀缺性的存在意味着任何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利用稀缺的资源，优化资源的配置，尽可能生产出满足需求的物品。因此任何社会最有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理想的资源使用状态就是上述的帕累托效率状态。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如何才能实现资源使用的帕雷托效率状态。

面对如何实现帕累托效率这一问题，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的干预并非是一个首选项。事实上，自经济学教父亚当·斯密以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恰恰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视为阻止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最主要障碍，经济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思潮将国家的经济干预视为洪水猛兽而避之不及，认为只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达到帕累托效率的唯一途径。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则利用数学工具证明了这一点：省略复杂的数学公式推导论证过程，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如果不存在不对称信息和外部性等干扰因素，亚当·斯密所描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能自动促使市场生产者进行最有效率的生产，而且恰好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从而使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在理想的市场中，个人和企业基于个人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选择结果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会使社会处于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满意而不伤害他人利益的状态中，简单的说就是理想的市场经济可以促使帕雷托效率的实现。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上述分析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理想市场经济的存在。可惜的是，现实中恰恰缺少这一必要的前提条件，而是存在大量市场失灵的现象，正是市场失灵为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效率理由：

1．不完全竞争阻碍着帕累托效率的实现

理想的市场经济意味着完全竞争的存在，完全竞争的世界是一个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的世界[9]，它要求在市场中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可以影响市场的价格，只能接受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市场价格。但是现实市场中的价格却在三种类型的不完全竞争中受到影响，这三种不完全竞争就是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这三种不完全竞争形态的典型特征就是个别企业有能力对价格进行决定性的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由强到弱。不完全竞争导致了价格机制无法自由的起作用，甚至会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帕累托效率也因此无法实现。为了消除市场中存在的这些不完全竞争现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入竞争，经济行政主体的反垄断行为因此就显的十分必要。主要通过执行反垄断法（最重要的经济行政法之一），经济行政主体可以防止和消除不完全竞争现象，促使市场中的价格机制自由的起作用，从而鼓励竞争，努力接近完全竞争的局面。

2．不完全信息阻碍着帕累托效率的实现

在现实的市场竞争中，不完全信息的现实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市场中卖者和买者对商品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卖者为了将商品卖出会倾向于对买者隐瞒关于商品缺陷的信息，买者由于没有控制商品因此很难知道关于商品质量的所有信息。不完全信息的存在还根源于信息成本的问题，因为人们对信息的获取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等，这些都成为阻碍完全信息获得的障碍。不完全信息导致价格机制难以反映正确的供求关系，同样是导致市场无法达到帕累托效率的原因之一，经济行政主体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信息问题，比如证监会可以依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强制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降低股民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又如商标评审委员会可以依据商标法的规定拒绝商标申请人申请注册与其他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以避免因此造成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的混淆。

3．外部性（externalities）问题阻碍着帕累托效率的实现

外部性也称溢出效应，它主要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如装饰个人的房子外墙给行人带来的美感，正外部性会使他人无须付出成本即可享受物品带来的效用，虽然总体上来说会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使它的极端例子会导致物品的无人提供。典型例子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指该物品的效用扩展到他人的成本为零并且无法排除他人参加共享（比如国防），这就导致无人愿意花费成本提供公共产品，使的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不足，从而无法实现帕雷托效率。相对正外部性来说，负外部性对效率的影响更严重，典型如企业生产给环境造成的污染，这使得生产的社会成本高于企业生产的私人成本，如果从社会效率的角度看，企业的最佳生产量应在边际效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位置[10]，但显然企业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并不会将社会成本考虑进来，而只会按照边际效益等于企业自身边际成本的位置进行生产，这种偏差就导致企业生产了过量的产品，同样无法实现帕雷托效率[11]。经济行政主体同样可以通过经济行政行为消除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对于正外部性的极端例子——公共产品无人提供的现象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可以执行税法进行强制性征税，然后通过执行公共预算法将征收的税款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比如提供国防所需的武器装备、人员薪金等。对于负外部性来说，经济行政主体同样可以通过执行法律（如环境保护法）的方式（如征收排污费）来消除。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由在于：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外部性等问题，理性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现实中的市场无法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因此也就无法实现资源最有效的运用。为了促成帕累托效率状态的实现，经济行政主体可以通过执行经济行政法，运用经济行政权力对经济进行干预，以消除阻止理想市场形成的障碍，用“有形的手”促成“无形的手”的形成，这也就是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理由。简单的说，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的理由在于促成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即帕累托效率状态的达成，因此它的行为应该是以效率为导向的。

三、经济行政法控制经济干预行为的效率理由

值得指出的是，在以上关于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论述中，一直使用的表述是经济行政主体依据某某法的规定进行干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的理由涉及对上文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首先是因为根据现代法治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的依据，也即行政机关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积极的行政行为，否则就构成违法[12]。这一点同样适用作为行政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法，并且也是和本文第一部分为经济行政法下的定义相一致。其次，与这个标准的法学回答所不同的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脱离法律控制的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并不能保证帕累托效率目标的实现，甚至反而会导致市场中出现更多阻碍帕累托效率实现的障碍，也就是出现所谓的公共失灵现象，即公共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干预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场缺陷，甚至妨碍和限制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扭曲，加剧了市场缺陷和紊乱，从而不能使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效率状态。因此公共失灵也就为经济行政法控制经济干预行为提供了效率上的理由：

1．效率理由之一：“寻租”现象的存在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不存在经济行政法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经济行政法的缺失意味着没有法律对经济行政主体的权力进行界定，因此经济行政主体干涉经济的权力就没有法律的约束。事实上在这种环境中经济行政主体通过运用没有限制的经济干涉权力同样可以达到上述消除市场失灵的目的，比如经济行政主体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市场中存在的垄断现象进行干涉，并运用强力予以消除，又比如经济行政主体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强制要求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以使股东获取必要的信息。但是，正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理论在政治学领域内的运用）所指出的，经济行政主体本身也是有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这些人不会因为进入了经济行政机关而改变理性最大化这一经济学对个体的基本假设，因此经济行政主体本身并不能被看作为理所当然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它实际上也同样会遵循理性最大化的原则，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化自身的利益。更何况具体执行经济行政行为的往往是作为个体的“行政人”，没有理由相信他能摆脱理性最大化的本性，事实上更常见的情形是尽可能的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经济行政主体手中还掌握着迫使行政相对人无条件遵从自己意愿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没有界定范围（没有经济行政法的限制也就意味着没有经济行政主体的权力形式界限），那么作为理性最大化主体的经济行政主体就有机会无限的扩张这种权力范围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并且同时无须付出成本（因为没有经济行政法的限制也就意味着没有经济行政主体所应承担的责任）。这种无限制的权力必然会以自身的私利为目标，而不会去保证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实现。

以上描述的是一种比较极端的公共失灵现象——寻租。寻租在经济学中主要指支付给资源拥有者款项中超过那些资源的可替代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中的一部分，简单的说租金就是超过机会成本的那部分收入。在没有经济行政法为经济行政主体的权力划定界限并施加义务时，经济行政主体运用权力的机会成本很小，可以获取租金的空间则大大扩展，由理性最大化个体组成的经济行政主体同样会倾向于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就会试图谋求尽可能多的租金。租金是一种直接的非生产性活动，在与非生产性活动相对的生产性活动中，在理性最大化驱使下的个人与企业努力的追求收入和利润，同时在客观上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资源的有效使用，而非生产性活动则并不导致社会财富增加，只是通过权力的强行干预导致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这种分配是脱离市场调节机制的分配，结果使掌握权力但又没有为权力的行使付出成本的经济行政主体获取了本不属于它的利益，这就导致公共决策是扭曲，也极大的削弱了社会生产中的激励机制，促使本应依照市场规律进行生产活动的社会主体转而依附于权力，参与到非生产性的活动中，致使社会资源浪费，也就无法实现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

由此可见，在没有经济行政法存在的情况下，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进行干预的行为导致了权力以最低成本的无限扩展，进行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使社会资源无法用于正常的生产与分配而遭到浪费。经济行政法的重要性由此而体现，正如上文对经济行政法定义的讨论中所提及的，经济行政法是所有普通法上的对调整经济的国家机构授予权力，赋予其责任或对这类调整、监督经济的机构进行组织规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行政法对于经济行政主体授予权力事实上就是划定了权力形式的界限与范围，通过国家法律的强制力阻止权力的无限制扩张，防止社会资源在非生产性的活动中遭到浪费（这也是法律保留原则存在的经济理由）。同时，经济行政法对于经济行政主体施加责任事实上就是增加权力行使的成本，减少租金存在的空间，防止经济行政主体为谋求租金而滥用权力，浪费社会资源，促成帕累托效率的实现。由此可见，正因为经济行政主体对于经济的干预存在着寻租的政府失灵现象，无法确保帕累托效率的实现，因此才为经济行政法对经济行政主体的授权与赋责提供了理由，于是可以推导出经济行政法必然也是应该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为导向。

然而，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如果经济行政法本身赋予了经济行政主体过大的权力和过小的责任，导致经济行政主体可以“合法”的寻租怎么办？这涉及到经济宪法和违宪审查的问题，对于经济行政法本身给寻租提供条件的情形，应该赋予行政相对人向法定的违宪审查机关提讼的权力，通过法定的程序审查经济行政法是否符合经济宪法中有关确保帕累托效率实现的条款（主要是经济自由条款）的规定，甚至可以将本文所论证的“经济行政法应以效率为导向”这一规范性（normative）命题作为违宪审查的标准。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法治现状，这是一个需另文专述的问题。

2．效率理由之二：其他公共失灵现象的存在

如果说寻租现象的存在是经济行政法通过赋予经济主体权力并施加责任以确保效率实现的理由，那么在经济行政法中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对经济行政主体自身进行组织规范的内容，这一部分是否也以效率为导向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两种公共失灵的现象：

第一种公共失灵的现象是集体决策的困境。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的干预行为需要做出明确而又一致的行政决策。但由于经济行政主体事实上一个构成非常复杂的机构体系，其内部有各种职能部门的分工，各职能部门内部又会有各种工作部门的分工，而且各工作部门还可以具体细分为各个个体的职能分工，因此要在如此庞杂的机构体系中搜集各种分散的信息、统一不同的意见并形成对外一致的行政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因此在经济行政法中普遍规定了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组织结构，使行政首长可以统一搜集不同的信息、分析不同的意见、作出统一的决策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经济行政主体有效开展经济干预行为的前提条件。没有这种类型的组织机构的存在，那么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的有效干预也就无从谈起，更不可能通过干预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

第二种公共失灵的现象是委托——问题的存在。根据人民原则，国家权力的最终合法性来源是人民，因此经济行政机关行使的干预经济的权力也是来源于人民，从理论上可以将其视为人民将权力委托给经济行政机关行使，由此就产生了信息经济学中所谓的委托——问题。委托——问题主要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当委托人将权力交于人后，由于主体的分离因此人对权力行使所掌握的信息就远多于委托人，在自身利益推动下通过控制信息的方式获取违法利益也就不可避免，这同样使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进行干预难以达成实现资源配置帕累托效率的目标。解决委托——问题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制度设计，这可以通过经济行政法中有关组织规范的法律规定来实现。比如在政府采购法中规定政府采购（这也是经济行政主体间接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的主体、方式、程序（比如招投标）等内容，确保对国家税收财政收入运用的公开化、明晰化。又比如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建立经济行政机关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信息公开的主体、内容和方式，尽可能的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经济行政主体在权力委托人（人民）的监督下更有效的进行经济干预，达成帕累托效率的目标。

四、结论：经济行政法的效率导向

综上所述，本文遵循以下论证思路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证明了经济行政法应以效率为导向：由于社会资源存在固有的稀缺性问题，因此社会经济活动中首要问题就是有效的利用社会资源，并且帕累托效率状态是社会资源使用的最有效状态。同时，经济学研究证明了在理想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完全信息、无外部性等问题）中，无外力干涉的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能引导自利的个体与企业自动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然而，理想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由于存在垄断、不完全信息、外部性、经济周期等问题，现实的市场机制无法自动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状态，这就为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提供了理由。因此此，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必须是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为目的，也就是必须是以效率为导向。可是，由于存在寻租、集体决策的困境以及委托——等公共失灵问题，经济行政主体对经济的干预并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甚至会成为阻止帕累托效率实现的障碍。所以，通过经济行政法对经济行政主体的权力进行控制，进而确保经济行政主体干预经济的行为达到预期的效果，确保帕累托效率的实现就显得十分必要。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经济行政法应该以效率为导向，即通过控制经济行政主体的经济干预行为来促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效率状态的实现。

【注释】

[1]典型如宋功德著：《论经济行政法的制度结构——交易费用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梁彗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页。类似的定义还可以参见杨海坤：《〈民法通则〉的公布和我国经济行政法的发展》，载杨海坤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经济行政主体》，中国人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325页。

[3]吴建依：《经济行政法理论与制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类似的定义还可以参见王克稳：《行政法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经济行政法之论》，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第72页。

[4]刘星：《法理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5][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页。类似的定义还可参见洪家殷：《经济行政法之任务与手段》，载程家瑞主编：《中国经贸法比较研究论文集》（199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印行。

[6][德]乌茨·施利斯基：《经济公法》，喻文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7][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608页。

[8]有学者已经基于这种效率概念分析了行政法的效率原则，参见王成栋：《论行政法的效率原则》，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在该文中作者提出要将行政相对人的效率考虑入行政法的效率原则中，但似乎并未展开具体的论述。笔者认为该文采用的就是以成本效益衡量为基础的效率概念，这种效率概念所固有的缺陷使其很难纳入行政相对人的效率，但如果使用帕累托效率概念则可以避免这种缺陷。

[9][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0]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由于企业只能按照市场价格出售生产的产品，因此单个企业生产产品的边际效益（即多生产一个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必定是递减的，而边际成本（即多生产一个产品所付出的成本）则必定是递增的，企业生产产品的最佳数量应在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因为此时如果企业再多生产一个产品会导致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效益，这样企业就会亏本。同时，由于假定单个企业无法控制价格，并且单个企业可以在市场上买出自己所有的产品，因此这个交汇点必定等于商品的市场价格，否则企业会发现多生产一个产品的成本就会超出市场价格，同样会亏本。

篇10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因此,农业现代化就成了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重头戏。机械化又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最具活力的要素,且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演进着,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因此,农业机械化又带有很强烈的时代色彩,其进步、更新、换代,直接反映出当代的文明进步和科技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农业机械化有着强烈的时代性。

那么,在现阶段,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之路应该怎样走下去呢?本文就此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农业机械化的作用

在现阶段,发展农业机械化主要有这样几个作用:

第一,有利于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增产增效。农业机械化是优良耕作栽培方法的载体,它拥有人力、畜力、落后的生产工具无法比拟的动力和持续力,它可以实现人工所达不到的、更高的耕作质量、先进技术和作业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也就增加了效益。

第二,有利于防灾减灾,保证单位投入中获取更高的收益。机械化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灾害天气下的抢种、抢收等,都是人力所远远不能及的。

第三,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机械化最适宜大面积生产,使整合后的土地发挥更大的规模效应。

第四,有利于带动农区就业,增加农区收入。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给农区人口开辟了与农机业相关的就业新门路。与农机相关的配套行业,如零配件、修理养护、油材供应等,可以吸纳相当数量的农区人口,使其脱离开土地仍可以很好的谋生。

第五,有利于农区劳动力转移。目前,农区的改革开放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要实现农业生产工业化,农机化的发展,是推进农业生产工业化的有力措施和根本保证,可以使大批的劳动力脱离开直接的农业生产,转而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业生产,或直接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使大批农业劳动力得到解放。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考察,农业机械化都是解放农区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劳动率的最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仍然是真理。

二、农业机械化发展之路

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开始,到合作化时期,农机化开始起步,推广新式农具。

第二阶段,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农机化得到一定的发展,建立了大批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机耕队、代耕队,大型国有农场的机械化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大中型农机具发展较快。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初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比较特殊,大中型农机具发展几乎是停滞的,而适合农家小户使用的小型农机具则大量发展。由于适应了分包到户的一家一户生产模式,这种小型农机具,使得田间作业的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高。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是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时期,农机装备和农机服务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数量急剧增加,马力逐渐提高,尤其是大马力农业机械,增长极快。

第五阶段,以2004年为界,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更新换代频率加快,大马力农机具大量增加,农业生产机械化率也有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农垦系统,一些农场、管理区机械化作业率几乎达到了100%。

三、以大中型农业机械化为主,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

我国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提高单位面积生产能力为主,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了,因此,除了采用优良品种外,利用农业机械为载体,大面积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是农业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从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技术要求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主要应使用大中型农业机械。现代农业技术要求的,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立体作业,绝非是小型农机具所能胜任的。高性能、大马力农机具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日显突出,以往,因其价格昂贵而很少考虑其价值,缺乏推广应用的积极性。现在,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大马力、大型农机具有效实现农艺技术的高性能,其性价比、综合效益大大优于一般农机具,更适合大面积规模作业,是当前农业机械发展的主要方面。

目前出现的农机跨地区作业,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开辟了我国小规模农业使用大型农机具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的现实道路,其前途正无可限量。

四、农机专业户与农机服务组织

当农机专业户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农机专业协会和农机服务组织应运而生,在一些农机发展较快的地区,其发展路径已显现得十分清楚。农机专业协会是农机户之间的社团组织,为农机会员提供维修、信息、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各种形式的农机服务组织也逐步发展,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阶段,农机服务组织是建立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农场办家庭农场和租赁经营)基础上的,打破“大锅饭”机制的机耕队,是由农机户发展或联合起来的,而不是由行政机关出面组织起来的。它的经济关系的核心是产权明晰,它所拥有的农机具及其他资产,都是能量化到农机户、农机手个人的,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收益分配等机制。农机服务组织发展可归结为两大类型,一是农机专业合作社。二是农机专业服务公司。

五、政策性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