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现代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外国现代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对于外资保险业来说,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经济的巨变、竞争的加剧、政策的调整,让外资保险业从友邦保险的“一股独大”,变成了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虎视已久的中意、光大永明拍马杀出,一举在全国保费上超越了友邦。而在华南重镇的广州,中意、光大永明、信诚、中美大都会也乘机全面占领了外资保险市场。

友邦陨落

有业内人士笑称,不是其他保险公司进步神速,而是友邦溃退得太快。一组数据已现端倪:2009年友邦保险广州市场新单保费为4.79亿元,在中外资保险整体排名为11位,在外资保险中也仅次于中意人寿(5.1亿)。而今年3月份,广州新单保费排名已发生巨大变化,光大永明以1.3亿的单月新单保费跃居榜首,中意、信诚紧随其后,友邦则仅以3053万的单月新单保费位列第4。不过,业内人士提醒,这些新单保费并未将银保渠道获得的趸缴保费进行10%折算形成标准保费,因此,对于保险公司的贡献很难单凭保费多少来“一言以蔽之”。

不过,友邦的退步更多在于市场的担心:由于母公司AIG的财务危机,友邦已被英国保诚正式收购,而英国保诚已在中国拥有了合资牌照,与中信集团2000年在广州合资成立了信诚人寿,而且监管部门是不允许外资保险绝对控股两家不同的保险公司。因此,信诚与友邦的同业竞争问题是否会让友邦走向消亡?友邦是否会被信诚异化?这些敏感的问题始终为外界所担心。

其实,这种担心在2008年次债危机爆发以后逐渐蔓延。据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友邦2009年底全省人为11110人,广州市场人为5759人;但在今年1~3月份,上述两个数字变更为10306人和5093人,人的流失率达到10%。

中意崛起

中意的崛起既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据数据显示,中意人寿不仅在全国市场占据新单保费第一的位置,在广州市场也上演同样的故事。早在去年,中意人寿的新单保费业务已超越了友邦,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某外资保险公司资深人士表示,中意人寿胜在股东的支持及均衡发展策略,银保、团险力量比较突出,因此爆发力较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培育期较长的中国市场更需要“厚积薄发”的力量,中意人寿的短板就是个险优势不突出,而这正好是友邦的长处。

广东省保险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也印证这个观点,中意的崛起依赖于是在银保和团险渠道的保费快速增长,个险增长依然乏力。数据显示,通过银行的中意稳得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在一季度就狂卖了4.4亿,占了一季度总保费的68.41%,而另一只银保产品中意吉祥两全保险(分红型)在一季度也劲收保费3974万,占了首季总保费的6.17%。此外,中意的两款团险产品也分别卖了2212万和1131万,占一季度总保费3.43%和1.76%。

不难看出,中意的团险和银保业务保费相加,比例已超过了80%,而被视为保险公司生命线业务的个险产品却只占3%左右的比例。对此,中意人寿广东分公司人士透露,2010年一季度中意人寿广东省分公司保费收入6.44亿元,公司对现有三大业务渠道(人渠道、银保渠道、团险渠道)并重,人渠道将是对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贡献最大的渠道,银保和团险也是公司的重要发展渠道。

黑马频出

按照2009年新单保费规模的分布,尽管彼此之间互有胜负,但中意、友邦、信诚已然形成牢固的第一军团,其中,中意新单保费总收入达到5.1亿,友邦4.8亿,信诚3.4亿。而中英、光大永明、中美大都会等新单保费总收入介于1亿~2亿元,则形成了第二集团。但是今年以来,随着外资保险黑马的频出,让外资保险市场格局显得扑朔迷离。

最大的黑马就是光大永明,在去年股权发生更替后,光大集团获得80%的绝对控股权,而加拿大永明金融比例则从50%直接下降到20%,因此光大永明准确来说已变身中资保险。不过,其外资背景始终让业内无法准确辨认其身形,但是,在一季度的保险市场,其彪炳的业绩无不昭示着其外资的外表下面却呈现出中资公司彪悍的作风。据3月份的数据显示,光大永明新单保费1.38亿,在所有中外资市场排名第7位,在外资排名则已超越中意和友邦,成为第一。而数据显示,在2009年的新单保费中,光大永明才仅为1.4亿元,其进步速度叹为观止。

而中美大都会则扮演了另一匹黑马。从数据显示,中美大都会的业绩并不如光大永明般夺目,2009年新单保费达1.24亿,在外资保险公司排在第6。今年3月份数据显示,单月新单保费1761万,超越了中英人寿,排在外资第5位。不过,其精英人模式的人均高产能在广州市场获称赞,为人模式提供了另一种诠释。3月份,广州市人人均产能为7443元,超过平均水平的只有7家公司,分别为新华、金盛、平安、泰康、中美大都会、太平洋安泰。其中,中美大都会当月人均产能为9175元,仅次于新华,在外资公司中排名第1位。而市场上最低的国华人寿,人均产能仅为476元。

谁执牛耳?

“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外资保险市场的风云突变,业内似乎更关心谁将会再次一统江湖?中意和信诚的全面超越、光大永明的异军突起,都让外界充满了想象。但是,业内普遍认为,从全国市场来看,外资保险的格局会进入三国鼎立的时代,具有个险市场绝对优势的友邦仍会占据重要一席,而中意、信诚将会成为另外两个拥兵一方的诸侯。

篇2

收稿日期：2012-09-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青年科学基金“基于身体差异的城市女性公共空间研究——以苏州市为例”（51208329）；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12JDGC016）；“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楚超超（1978-），女，苏州科技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外国建筑史与建筑设计教学研究，（E-mail）。

摘要：为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学习并掌握近现代时期外国建筑的发展背景与主要脉络，从5个方面对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提出探索和提议，指出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应加强与社会背景、艺术史、古代建筑史的联系，注重史论与理论的平行教学，强调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使学生逐渐建立自己的建筑观。

关键词：建筑史；教学；建筑观

中图分类号：TU-0；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3）03-0106-03 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是建筑学的主干课程之一，是建筑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相对于外国古代建筑史，该课程具有知识点琐碎、理论流派繁多、信息量大等特点。随着图文资料的增加与网络信息的传递，学生能够更多更直接地了解国外最新的建筑动态，他们对新建筑思潮的敏感度与接受力超过了部分教师。然而，大部分学生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比较片段化、图像化，对一些建筑现象或思潮缺乏必要而系统的认识，这些图像与知识在学生的头脑里是一种无序的状态，从而最终导致他们对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仅仅停留在图像或流派的层面上，对其相关背景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必要的了解，更谈不上建立自己的建筑观[1]。近十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建筑史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外文原著和译著的出版，我们逐渐了解和接触到更多史学家与理论学者理解建筑的方式。学生素质的提升与史学研究的发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建筑史教学中，首先，不仅要使学生明确建筑概念，了解建筑现象与背景，还要拓展社会人文等相关知识，使学生从更广阔、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建筑现象；其次，强调对建筑师或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引入建筑理论学者的分析方法，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最后，通过对建筑大师观点的学习，引导学生建立时代使命感及社会责任感，并逐渐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建筑观点。

一、注重与社会背景的联系

外国近现展与其社会背景的大变革有着密切联系，“近现代（modern）”的划分也正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分界点。工业革命不仅使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国，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城市的面貌，同时也带来了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的大发展。工业革命为近现代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同时，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则为现代建筑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蒙与变革。在启蒙运动“重理性”思想的影响下，欧洲建筑领域19世纪出现了功能理性主义与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从劳吉埃长老（Mare-Antoine Laugier）到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和肖阿西（Auguste Choisy），他们的建筑思想成为经典现代建筑思想中功能理性、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的先声。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强调社会背景的变化对建筑学的影响，并以此解释现代建筑发展、演化的原因和动力，使学生能够打破单纯建筑现象的束缚，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审视建筑的发展。

二、注重与艺术史的联系

传统的外国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史本身的专门性，旨在发现建筑史的客观规律，实际上，外国建筑史教学应更加关注其与艺术史的联系，增强学生的人文知识。事实上，在西方建筑史中，建筑一开始就与艺术密不可分。他们最初将建筑、绘画和雕塑三门艺术归于“美的艺术”。这种观点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就已形成，后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学者的肯定并传承下来。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雕塑和绘画这三门艺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造型艺术观念[2]。

而现代建筑是整个现代艺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建筑的创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绘画、雕刻和装饰艺术中的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成立的德国包豪斯学校，所聘请的都是如康定斯基、纳吉等当时西方绘画、雕刻和工艺设计领域叱咤风云的先锋艺术家。他们的思想对包豪斯的早期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所开设的基础课也为包豪斯设计教育作出了极大贡献。此外，勒·柯布西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本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建筑学教育，学美术出身，并且在以后的建筑职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绘画创作，并以此作为建筑灵感的源泉[3]。

三、注重与古代建筑史的联系

相对于19世纪末之前的外国古代建筑，学生们对多变、新奇、创新的近现代建筑更感兴趣。但在近现代建筑史的教学中，绝不能与古代建筑史隔离，在某些层面二者有清晰而复杂的联系。如：许多学生常常为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部雷的“纸上建筑”所震撼。实际上，部雷与列杜的建筑深受18世纪意大利建筑理论学者皮拉内西的雕版画影响。而皮拉内西对古罗马建筑废墟的描绘与再创作对部雷等建筑师的创造性思维产生了巨大影响。古罗马精髓及“宏伟壮丽的”建筑在18世纪再一次呈现在建筑史上。尤其在“后现代”时期的教学中，许多古代建筑史上的案例会多次出现在后现代建筑师的作品中，如矶崎新的“筑波广场”与米开朗琪罗的“卡比多广场”之间的关联；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反复使用的“拱心石（Keystone）”，在这种知识点的联系与相互比较中，学生既能重新回顾古代建筑史的知识点，又能增强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兴趣。

四、注重历史与理论的平行教学

传统建筑史教学较多强调建筑的线性发展，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也有一条明确的线索，比如现代建筑的开端设定在威廉·莫里斯和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之后经历了“新艺术”、现代主义的演进，在建筑四大师手中得到最大发展，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多元化思潮集中体现了现代运动的成果，这种更替形式的论述在许多建筑史的参考书中都有表述。这种线性发展的观点来自佩夫斯纳（Nikolaus Berhard Leon Pevsner），许多教材与参考书都采用了这种建筑史线性发展的方式。与佩夫斯纳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吉迪翁（Sigried Giedion）和希区柯克（Henry-Russell Hitchcock），但是这种线性历史观的研究方式在二战后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理论学者开始把现代建筑的发展放在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待，从社会学、政治经济、人文进步等方面入手，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多元化的理论形式。其中，包括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列奥纳多·本涅沃罗（Leonardo Benevolo）、美国的科林·罗（Colin Rowe）等[4]几位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对建筑史论多样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建筑史的讲解不仅仅局限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建筑现象的描述、建筑流派的比较等，而应该更多地了解和研究各种建筑史方法论，多元地解释建筑史，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必要的学者，并推荐学生在课后阅读相关著作。如赛维的《建筑的现代语言》（The Modern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塔夫里的《建筑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和《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本涅沃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等，以多元的视角看待并批判现代建筑，建立富有批判性的建筑观。

五、注重建筑作品的个案分析

密斯是现代建筑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中，密斯及其作品是必须讲解的内容。巴塞罗那展馆在现代建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于其自由平面、流动空间及水平与垂直的板片元素的运用，但不去了解这座建筑的真实结构，包括隐藏在板片式墙体中的轻钢支撑，就不能理解密斯如何创造了空间的流动性和无限性，如何创造了墙体与柱在彼此分离中对话的可能性。换言之，只有将建筑形式与结构形式结合讲解，才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巴塞罗那展馆的精髓所在[5]。

外国建筑史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熟悉某些作品取得的成果，而且要关注经典建筑作品背后的成因。可见，外国建筑史不应该仅是建筑风格形式的演变史。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曾指出，加强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正是超越风格演变史教学的有效途径之一，其目的是避免学生将建筑简单地等同于风格和形式。

讲解好建筑史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既要求教师讲得好，又要求学生积极配合。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外国建筑史相关内容，布置课后作业非常必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推荐的参考书籍，挑选自己喜爱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分析其思想或作品的成因，以图纸的方式呈现出来。学生通过收集整理资料、阅读文献到完成作业这一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筑观点，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的变化。

目前，学生对设计的兴趣远大于对历史的兴趣。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在完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努力在丰富教学形式、完善教学内容等方面作尝试和探索，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改观历史课程在设计学科中的尴尬地位。

参考文献：

[1]吕舟.关于外国近现代建筑史教学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5（2）：50-53.

[2]陈平.建筑史写作中的几个问题[J].新美术，2006，27（1）：98-108.

[3]陈平.美术史与建筑史[J].读书，2010（3）：157-161.

[4]王受之.现代建筑史线性研究的批判[J].美术学报，2009（3）：62-65.

[5]王骏阳.从密斯的巴塞罗那馆看个案作品的建构分析与西建史教学的关系[J].建筑师，2008，131（2）：50-54.

Experience and exploration on teaching of foreign modern architecture history

CHU Chaochao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0， P. 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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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凡使用阿拉伯数字且又得体的地方均用阿拉伯数字。数字修约按“4舍6入5看齐，奇进偶不进”的原则，小数点后有效数位数全文一致。实行3位分节法,每3位空1/4字距,不用“，”（如38,423改为38423）,数字相乘表达面积或体积时，每数字后均写单位，如30cmx27cmx65cm。

2.8字母与符号分清大小写、正斜体、上下角标，统计学符号按GB3358-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规定书写，一律用斜体。

2.9表格一律用三线表，主谓语要科学，位置正确，表内数字小数点对齐，小数点后位数一致。线条图均用计算机绘制并打印，尺寸较预计印出者大1倍。照片要清晰，显微照片要注明放大倍数，背面标出作者、图序、图题和上下方向，图中文字和数字均打字。在正文内标出图的位置，不要将图贴在正文内，应与图题和图说明一起单独装在信封内。图表内应用计量单位时应标明量和单位符号，例如t/min、hb/cm,斜线上为量符号用斜体，斜线下为单位符号用正体。

2.10各层次标题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不同层次数字之间用下圆点相隔，一级用1，2，3，……，二级用1.1，1.2，1.3，……，三级用1.1.1，1.1.2，1.1.3，……。

2.11考文献按文中出现顺序编号，内部资料和未发表文献、鉴定资料不可列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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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支配下，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探索适应时展和社会需求的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我们从文学与文化、文本与人本、知识与智慧、传统与现代教学手段的结合和统一，开掘教学内容的新领域，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

外国文学不仅是普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成人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有着纷纭复杂的思想内容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在现代教育视野下，如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教育工作者研究的课题，为了深化外国文学的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与鉴赏水平，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作了以下的改革和探索。

第一，文学与文化的结合，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外国文学教学大纲明确规定，学习外国文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外国文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理解、鉴赏、分析外国文学作品的水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传统的讲授方式大多从文学和政治、经济等社会层面探讨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而忽略了深层的文化底蕴。因为文学是人类文化系统中最接近精神文化的子系统，是人类文化的特殊形态，所以我们应从哲学、宗教、民族文化心态、审美心理等角度探讨深层的文化传统对文学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传授外国文学基本知识，把握外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时应树立文化观念和全球意识。因为在全球的文学大合唱中，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在其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唱出自己的声音。如欧洲文学，作为一个文化圈，其深层的文化底蕴是古希腊精神、古罗马精神以及后来的日耳曼精神。一部欧洲文学史就是这三种深层文化结构的互相融合和嬗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和强化在人们心灵深处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性格特征、价值体系、认知结构和集体潜意识等深层文化结构。站在这样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传授外国文学史，不仅把握了外国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了解和掌握文学的丰富性、独特性和本质属性。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把文学和文化结合起来，可以使学生形成开放的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阐释文学。

第二“，文本”与“人本”的融合，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高尔基曾说:文学就是人学。“文的觉醒”和“人的觉醒”是西方文学发展的“两位一体”的灵魂。他们有时是互相依存，融为一体，有时又各具特色，互相辉映，共同演绎西方文学的壮丽诗篇。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紧紧围绕这两个基本点，使学生自觉地追求人性美，关注艺术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进而培养健康与健全的人格。

“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观念的变迁史”。人，这个宇宙间最辉煌、最瑰丽、最神奇的生命现象，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逐渐的趋向复杂和深邃。致使欧洲文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强烈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文学传统中的人力资源，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充分尊重学生个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张扬。

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把“人本”与“文本”结合起来，不仅使学生了解欧洲文学的深层的文化哲学意蕴，而且还可以与世界级的大作家进行灵魂的对话与交流，从中可以认识到人不只是为了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活着，人还有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形而上精神世界的追求。使学生崇尚真善美，认识到自身价值并看重自身的价值，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负起责任。

第三，知识与智慧的统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提倡人文教育，决不意味着忽视能力的培养;重在培育“素质”，也不意味着拒绝培养“技能”。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同样要注重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基本的研究能力，使学生在掌握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使他们拥有来自文学的智慧，立足于蓄志养心，陶冶心灵，怡情悦性的整体人文素质和审美素质的培养，塑造其主体人格。 转贴于

教师不仅要对外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行宏观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整体观照，而且对某一文学流派及作家作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微观阐释。特别是在新方法层出不穷的今天，要求教师在传授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同时，及时地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以满足学生的求异思维和求新心理。所以教师必须“起着提供新理想、新思维、新观念、新的资源、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视野，以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开启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例如在评价古希腊的神话、史诗、戏剧时，如果恰当运用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会使分析既有深度又切合作品的实际，可以发掘隐藏在其中而延续至今的西方文学的感情—心理原型，可以透过一系列具有象征意蕴的神话人物看到西方民族性格的深层构架。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难者”的形象，成为人类精神追求之原型。奥德赛的故事体现“赶路——追求”的人生模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又如用结构主义分析《巴黎圣母院》人物的圆心结构和多层次对照，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分析哈姆莱特的复仇动机和忧郁延宕的复杂性格，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于连的形象，揭示出其性格中单一性元素和二重性元素的组合关系，披露出这一复杂人物的丰富的心理内容和情感演变的轨迹。英国文学批评家大卫·洛奇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分析经典作品《简爱》时，他别具慧眼的从一个纵贯全篇的原始意象“火”入手，把它作为把握整体作品的一把钥匙。洛奇指出，火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光和热之源。在英国的气候下，它是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象征。火有时常被用来暗指，即欲火，它能带来欢乐，也能毁灭一切。火还可以代表基督教的精华和永恒惩罚。《简爱》中有一百多处提到火，上述各种意义都可以找到，只是随着不同的语境而起不同的作用。简爱和罗切斯特之间的激情关系表现为燃烧的火，而这种断裂关系表现为石、冰、雨、雪等，简爱和弗里斯之间格格不入的情况甚至暗喻在弗里斯司的名字里，勃朗特不仅常把说冷的激流的含意用在他身上，而且弗里斯的名字Revers一词本身就是指河水，简爱的内心独白曾用“火山”意象，有效的传达出他对罗切斯特那种敬畏和相交织的矛盾心理。罗切斯特也正是爱上了简爱那如火的叛逆性格，屡次表明它是能够欣赏这种火的人:“我已经看见了，你生气的时候，可真像个火神。”“你冷，因为你孤独，没有和什么人接触把你内心的火激发出来。”两颗孤独和冰冷的心碰到一起，立刻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当两颗心心相印的以真诚、坦率、平等为基础的爱情就要缔结良缘时，罗切斯特的疯妻却成了一大障碍，使简爱遭到了基督的惩罚，在荒原上流了三天三夜。罗切斯特的庄园也被大火化为平地，自己也成了独臂眼瞎的残废。但两颗心心相印的欲火始终没有熄灭，最后完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佳话，沐浴在基督爱的光环中。通过以上的粗略的分析，使学生看到了以前未曾看到的深层内涵，看到了夏绿蒂·勃朗特是怎样把写实主义的具体性、日常性与浪漫主义的激情和幻想及诗意彼此统一在“火”的原始意象及其语义变奏中，引导学生进入审美判断的新境界和文学思考的新层次，使其领悟外国文学所蕴含的人类智慧，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开启学生的智力潜能，进而发掘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开辟新的学术视野。

第四，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开放视野。

面向未来的教育美学属于一种新型的视赏美学，必然要求教师不断地革新课堂教学的界面。为此，本课程从2002年开始开展全员全程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电影文学名著的视觉资源、西方美术名作的视觉资源、西方历史文化图片的视觉资源，以及集文字、声音、图像、图形、动画于一体的CAI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视觉资源，将课堂教学打造成了一部彩色的史诗。新世纪的时代最强音无疑是对创造精神的呼唤，这种巨大的创造期待是本课程建设的强大动力。本课程重构课程体系，强调教学内容的原创性、当代性与开放性，追求教学方法的现代性与灵动性，规范学科活动的常态性与实践性，无一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的创新思维。让创造精神自由地飞翔，既是本课程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本课程建设的最大特色。 转贴于

改革传统的评价体系，创建发展性评价体系。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是“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的评价方法，教师的教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传道授业解惑上，而且还要由知识的传授者、灌输者转变为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帮助者、促进者、支持者、引路者、评价者，教师的主体性要体现为主动地、能动地、创造性地开发学生潜能，引导学生成才和塑造良好人格。这样的教师会赢得学生的高度评价。而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一改一张试卷定乾坤的传统考试模式，而是采用多元评价标准，构建出由平时的作业、小论文、闭卷考试、课堂表现、创新实践等内容组成的综合考核体系。对学生的学习做出科学的评价，从而引导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施展才华。提高学生的自我评价在“教”的评价上要强调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为目标;而“学”的评价上则强调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业务素质为目标;改变传统的只注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评价体系，建立了评价主体与目标多元、方式多样、注重过程、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动态化师生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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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次贷危机 企业坏账 应对措施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全球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国作为对外贸易的大国,所受的冲击尤为严重。特别是出口贸易这一部分,我国外贸企业不仅要经受订单减少、成本上升、生产力下降等诸多不利因素的考验,还要面对特殊时期以及特殊环境下的信用危机,具体表现在财务方面就是企业坏账明显增多,尤其是对于一些严重依赖外贸的产业以及相关企业来说,形势已经相当严峻,这成了我国外贸在金融危机的局势下又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外贸企业坏账的具体请如何?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外贸企业坏账增长?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减少企业坏账、稳定我国对外贸易局势?这些都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外贸企业坏账情况严重

随着次贷危机的逐步扩展,中国外贸已受鱼池之殃。从商务部获得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坏账损失将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15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在中国涉及信用纠纷的金额同比增长竟然达到了144%。

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的报损数据是反映出口坏账最为直观和准确的指标,它能比较客观的反映企业账款收支情况。去年12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数据显示,08年前三季度的中信保的金额报损率已超过1.5%,由此可见我国外贸企业坏账情况不容乐观。

二、导致我国外贸企业坏账增多的原因

其实早在前几年全球经济运转正常以及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时候,外贸企业坏账就作一个潜在的隐患一直存在着,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我国外贸企业坏账的严重程度。下面就来看一下我国外贸企业坏账增多几个原因。

1.中国企业对信用管理缺乏明确的标准和管理工具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论点,内部矛盾始终是事物发展的决定因素。纵然金融危机对于中国外贸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造成如今状况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企业本身。有关统计表明,中国的外贸企业只有11%建立了信用监管体系,其中93%是外资企业。而国内出口企业真正因为销售问题和收款问题而形成的坏账比例,大约只有2.5%左右。企业由于缺乏信用手段因而对客户信用情况调查很少,或者调查不实,隐患随时存在。甚至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坏账,发生在国外的3至5人的“超小公司”中,如果加强资信调查和风险管理,这类风险本来可以避免。

2.中国企业对国际结算的方式重视不够

汇付、托收等结算方式,以商业信用为依据,风险比信用证业务下的银行信用大。经过调查,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在外贸活动中使用汇付、托收等方式。当企业使用该类方式时,实质上是企业将资本借贷给对方,这造成我国企业在接收货款时处于不利地位。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一些百年银行都倒闭破产,银行信用都得不到有效保证,更何况商业信用。对于国际结算方式的重视不够,也是造成企业坏账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3.金融危机将曾经潜在的坏账隐患加深从而显露出来

金融危机紧逼之下,拖欠货款已经不再是少数信誉较差的国外进口商的专属行为了。08年以来,一些国际大买家、老客户也集中出险,令出口企业步步危情、损失惨重。首先是一些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客户生产萎缩、需求下降,企业资金链收缩甚至断裂,无法有效地支付货款;其次一些银行的倒闭破产,使得信用证支付方式下银行信用得不到有效保证,国外企业无法通过银行的保证来获得周转资金,银行信用不再是国际货款支付中的可靠保证方式;其次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贸易不景气以及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倒退,消费者信心以及购买力下降,许多国外企业货物不能及时售出。

同时,一些国家外汇汇率和相关政策的不稳定,以及一些国外企业通过破产手段逃避债务,也是造成坏账增多的原因。

三、我国应如何积极应对外贸企业坏账增多问题

面对外贸坏账增多的问题,中国外贸企业要从自身和外部等多方面多渠道寻找解决办法和出路,具体的措施可以包括:

1.采用“3+1”信用管理模式,加强企业自身信用风险管理

“3+1”信用管理模式是商务部力推的一种信用管理模式。其中“3”是指企业内部应建立3个不可分割的信用管理机制:前期信用管理阶段的资信调查和评估机制、中期信用管理阶段的债权保障机制、后期信用管理的应收账款管理和追收机制。“1”是指在企业内部应建立一个独立的信用管理机构(人员),全面管理企业信用赊销的各个环节。这种信用管理模式可以作为信用管理的一种相对明确的标准和手段,解决信用管理手段缺失的问题,减少企业损失。

2.采用有利的国际结算方式 积极追讨国外企业欠款.

中国的出口企业以前一直以L/C(信用证)为主要结算方式,这种基于银行信用的结算方式非常安全,但成本较高,而且随着一些银行的破产,银行信用也得不到完全的保证。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开始要求使用O/A(记账)或D/A(承兑交单)方式。这两种结算方式虽然节省了进口商的成本,却加剧了出口企业的收款风险。因此面对新的外贸形势,外贸企业要积极探寻新的国际结算形式,促进国际结算形式多元化,例如国际保理等新的国际结算形式。国际保理是指出口商以商业信用形式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并将其债权卖断给保理商收回全部或部分款项,取得资金融通的一种国际贸易结算方式。它可以相对更安全的保证出口商安全收汇、融资便利,并能有效的改善出口商资产负债比例。

3.要加快提升企业的外贸风险意识 保持相关信息通畅

我国外贸企业要提升外贸风险意识,在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并完善各项合同条款后应及时了解外贸或投资对象所在国国家风险的变化,及时调查合作的国外企业的资信情况。

另外我国的政府公共部门应以定期公开境外企业的信用情况,同时扶持建立信息评级机构,对国外客户来华贸易情况进行长期跟踪,保证相关信息畅通。建立全面准确的信用系统是防止海外欠账发生的有效途径。如果我国相关部门能提供国外企业信用信息,对海外欠账问题进行追踪观察,及时公布“低信用”公司名单,无疑能避免海外欠账问题的发生。

4.政府积极引导 加大扶持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国家为了鼓励并推动本国的出口贸易,为众多出口企业承担由于进口国政治风险和进口商商业风险而引起的收汇损失的政策性险种。它是保障企业出口收汇安全的重要手段。各地政府要加大对出口信用保险的宣传力度,加强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培训,积极鼓励企业参与信用保险,帮助企业全面了解国别风险动向和业务风险防范,提升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与水平, 从而进一步解决坏账问题。

四、结束语

金融危机已经席卷全球,而且它的破坏力和持续时间短期内仍不能有效预计。尤其在国际收汇以及外贸坏账问题上,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外贸的影响更是难以预测。面对这样严峻的经济形势,外贸企业更要积极的应对,从自身寻找症结,从外部打通脉络,多渠道多元化解决外贸坏账问题,保障我国外贸经济安全和贸易秩序正常。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2]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我国外贸企业高坏账率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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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诗 现代诗 中外诗 比较文学

有人说，“诗歌是文学的最初表现形式，也是文学最有魅力最永恒的表现形式。”诗歌被誉为各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诗歌凝聚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在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对诗歌进行比较与创作是促进学生理解和感悟文学的一种途径。因此，本文尝试从诗歌的形式、内容、语言的不同角度进行比较和创作，以此促进中学语文教学的探究和发展。

一.中国现代诗与古典诗的比较

沪教版教材中的“心灵诗语”单元，列举了《红叶》《雨》《故乡》《我》《断章》五篇现代诗歌。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我试图将其与中国古典诗歌、外国诗歌的创作相比较，并通过分析与比较进行学习与再创作。

1、意象的比较

如在描写雨这一意象时，现代诗歌《雨》（雷抒雁）与古典诗歌《虞美人・听雨》（蒋捷）的表现便完全不同。《听雨》带着人生不同阶段听雨的感受，蕴含着词人含蓄真挚的情感和深刻多重的意象。而在《雨》中，诗人把雨滴想象“熟透了的葡萄”，通过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拓展了诗情，集中而形象地表现农业丰收的喜悦。

2、情境的比较

无独有偶，杨孟芳的《故乡》与李白《静夜思》的情境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现代诗《故乡》中，“李白的霜”、“小路”暗示如霜的月光引起“我”的思乡情绪。最后一句“我是她的故乡”是诗歌的点睛之笔。母亲是我的故乡，我同样也是母亲的故乡。诗人把内涵丰富的思乡情绪浓缩成母子间的亲情，把“我”思念故乡和母亲思念游子的情怀交织在一起。我和母亲互为故乡的定格，写出了亲子之思的深切与永恒。《静夜思》中同样通过思念故乡的主题来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形式和意蕴不同。由此可见，对故乡的怀思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的情怀。

总之，古典诗与现代诗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的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现代诗”形式自由，内涵开放，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二.中外诗歌形式内容的比较

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指出：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外诗歌虽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

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中国诗词最大的特点是含蓄，生动凝练，气氛只用寥寥数字便可烘托，意境只需片言只语就可表达。英美诗歌创作则显现出含蓄、凝重、集中、富有感情的特点。

从一些英美译者的翻译作品来看，中国诗的意境逐渐渗入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中国诗歌文字简洁，意义深刻的特点渐为他们所接受，且也为他们所学习。

由于古汉语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人称、数和时态变化，表达上不如西方语言那么精确，因此汉语更具有含蓄的特点。英美译者翻译最多的是我国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的诗和李清照、柳永、李煜的词，他们的创作手法对英美现代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中外诗歌创作的教育实践

作为外语学校，不少学生踏进学校的第一天就是为了将来能出国深造，而作为母语汉语和作为第二外语英语的习得，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由此，我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开展了诗歌创作比赛的活动，这也是在文化的比较与诗歌创作中的实践与初探。

这一活动的开展是对诗歌这一文学形式在不同国界、不同形式的创作的继承，更是体验语言文字魅力与弘扬中国文化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学语文教学中运用比较文学理念的一次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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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文教学 现代诗歌 鉴赏 技巧

现代诗歌，或称现代诗、新诗，通常也包括翻译的现当代外国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韵律美的语言、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在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现代诗歌有了明显的量增加，且内容不同、风格迥异,这意味着现代诗歌在语文教学中的审美取向、社会地位得到了重新审视和切实回归，诗歌鉴赏也成为语文考试的一个重要考查点。但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应试教育“指挥棒”的存在，多数语文教师带有功利性，加之诗歌鉴赏题又多考查古代诗歌，因此现代诗歌的鉴赏便成为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盲点。多数学生平时对现代诗歌的学习仅止于诵读，根本不能达到鉴赏的程度。

《语文课程标准》对诗歌教学的基本要求之一是：通过诗歌教学，让学生了解诗的表现方法和语言特点，逐步学会鉴赏诗歌。其实，诗歌鉴赏题一般从对字词的理解、作品的风格和内容方面考查学生，如果教师平时对学生有这方面的训练，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和水平就会有显著的提高，考试时学生也就不会总是困惑不解了。

对于现代诗歌的鉴赏，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技巧。

一、看作者

大凡有名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作品风格，或清丽、或哀婉、或豪放、或沉郁，知其人，晓其风格，对其作品的理解也就容易多了。例如：著名诗人艾青，虽出身地主家庭，但自幼由一位贫苦农妇养育，对人民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目睹了祖国的满目疮痍。抗战爆发后，艾青在遍地抗日烽火中深切地感受到时代的精神，激发了诗情，抗战期间是他诗歌创作的期。了解艾青的这些人生经历后，我们便不难认识艾青诗歌创作的期。了解艾青的这些人生经历后，我们便不难认识艾青诗歌的特点：抗战前的诗歌表达其热爱祖国的深挚感情，有着浓郁的泥土气息，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抗战期间的诗歌则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为祖国的战斗，渗透着时代气息，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奋发昂扬。读其《黎明的通知》，我们便不难体会到诗人向往光明、歌颂光明的可贵热情和高度责任感，以及其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

二、审题目

有些诗歌的题目就暗示了所写的内容，学生通过审题，可以了解诗歌的大意。

例如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少男少女不仅是新生命的代表，更是热爱追求新生活，勇于塑造自我的形象代表；“歌唱”是喝彩的意思。因此，这首诗表达的就是诗人热爱青少年、热爱新生活的思想感情。

三、整体把握意境

把握意境是作品描写某种事物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生活图景和谐统一的结果。读一首诗，如不从整体上把握其意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很难深刻理解诗的含义。意境的营造离不开具体的意象，因此要从诗的意象营造的具体氛围中，把握它要暗示或启迪读者的东西，即诗歌的主题。以席慕蓉的《乡愁》为例：诗歌中的意象“笛”“月”，无不渲染着离愁别绪与思乡之情。古人的“羌笛何须怨杨柳”、“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等诗句中的“羌笛”无不渲染着离愁别绪；“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中的“月”也在诉说着诗人对家乡、亲人、故国的思念。因此我们就能深切体会到《乡愁》中诗人那一腔深沉浓郁、永远都挥不去的思乡之情。

四、品味诗歌的语言

古人是非常注重锤炼语言的。唐代卢廷让就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的苦吟，更有贾岛“推敲”的故事传诵至今。分析鉴赏诗歌，除了从整体上把握意境外，还要对重点词语悉心体味。现代诗歌的语言风格有以下几种：或工巧或典雅；或明快或深沉；或轻灵或凝重；或热情奔放或委婉含蓄。但每一首好的诗歌语言都讲究精练、优美、音乐性，讲究变化。例如《纸船――寄母亲》中的诗句：“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其中“叠”这一动作，不是随意的，而是“含着泪”的，这三个字就将女儿对母亲的眷恋、思念流诸笔端，这一小小的例子足见诗歌语言的精练。

五、掌握诗歌的表达技巧

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掌握诗歌的表达技巧。

（一）表达方式。记叙往往明确过程，描写使对象更为具体生动，议论抒情往往点明主旨。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如《纸船――寄母亲》一诗，前两节运用记叙、描写，叙写了叠纸船、抛纸船的过程，蕴含了对母亲的思念。第三节诗人思念至极，展开想象直接抒情，点明题旨，感情达到最强烈状态，让人怆然不已，这是全诗最精彩的一笔。

（二）修辞手法。现代诗歌中常用到的修辞手法有：比喻、拟人、反复、夸张、设问、对偶、反问、排比。理解修辞手法的作用，可帮助读者更明确地理解意象，从而更好地理解诗歌主旨。例如：余光中在《乡愁》中将“乡愁”比成“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读者就更深切地理解四个意象寄托的一种情思――乡愁，从而更好地把握主题。

（三）表现手法。现代诗歌中常用到的表现手法有：动静结合、虚实结合、托物言志、联想、想象、衬托、象征、引用典故。例如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第一节中诗人看到“远远的街灯”，星星点点，时隐时现，像天上的明星，就自然地把二者联系起来，并用“比喻”把这种联想表现出来，既描绘了迷人的夜景，又暗示了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和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而对牛郎织女新生活的想象，则表达了人们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

“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要提高对现代诗歌的鉴赏能力，必须多读现代诗歌，我们在现代诗歌的教学中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着力于朗读、背诵，少做无谓的分析。也只有平时注重对学生多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才能使学生对现代诗歌鉴得准、赏得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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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诗歌；鉴赏能力；高中语文

诗歌教学是一种培养学生鉴赏能力、人生感悟力、表达能力、审美观的教学科目。可以说它是一种不实用且不具备功利性的文学教育，它体现的是人们内心的世界，是一种具备智者、仁者思维的精神活动。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应准确地掌握现代诗歌的特征，不断地学习和鉴赏现代诗歌作品，从而寻求出合理而有效的诗歌教学策略，引导学生鉴赏现代诗歌。现代诗歌鉴赏可以突破时代的隔阂、语言的阻碍，但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的表现手法和表达内容较其他类型的文体要繁杂很多，给学生的理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运用适合学生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领悟诗歌的内涵，掌握诗歌的意境和作者的情感。本文将以鉴赏现代诗歌《再别康桥》《雨巷》为案例进行探讨，以总结出有效的现代诗歌鉴赏方法，从而提高诗歌鉴赏教学的课堂效率。

一、介绍诗歌作品的相关信息

在进行诗歌学习时，教师可以先讲解与诗歌相关的知识，让学生能正确地认识现代诗歌，并以客观的态度去理解诗歌。要让学生认识诗歌的作者，包括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家庭背景，让学生能从整体上认识诗歌，从而易于进入诗歌鉴赏的状态，并结合作者的相关信息，让学生更容易地理解诗歌。比如，在对《再别康桥》这篇现代诗歌进行鉴赏教学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作者徐志摩的相关背景信息及个人概况：徐志摩生于1931年，逝于1987年，隶属于新月派，是中国最潇洒的现代诗人，他在短暂的人生中，一直追求爱、自由和美，在他的这些诗集中可以体现出来，他的诗富于想象，富于浪漫色彩，能给人一种清新秀丽的感觉。《再别康桥》是他的名作，也是他所有诗中最具代表性的著名诗作。他曾经留学于英国剑桥大学，对剑桥充满无限的爱，康桥在作者的心中深深地埋藏，它是作者心中爱、自由和美的化身，在徐志摩三次游剑桥大学后，他带着无限憧憬、爱意和眷恋写下了这篇千古诗作。通过对诗的产生背景进行鉴赏，让学生了解作者的作品风格，从而易于接受诗歌的内容，进而从诗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感受诗歌的韵味和意境，为诗歌鉴赏做好铺垫。

二、运用诵读的方法让学生去领悟诗歌的意蕴

诵读是依据声音、语调阅读诗歌，让学生去领会诗人的情感。它可以将无声化为有声，将简单的视觉效果化为情感的综合，从而理解和掌握诗歌的语言。它可以加强学生的感受力、理解力和欣赏力，激发学生的思维，引发学生的联想，增强学生的语感，陶冶学生的情操。故在进行现代诗歌鉴赏时必须要对学生进行诵读训练。具体可以将诵读分为几个环节进行训练：（1）进行读前指导，教师通过播放录音，让学生通过听录音感知诗的内容，掌握诗的感情基调，然后让学生带着感情去朗诵诗歌。比如在进行《雨巷》这篇诗歌鉴赏时，教师可以在课堂即将开始前，播放《雨巷》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去认真感受、认真听全诗，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尝试模仿诗歌进行朗诵，这样不仅让学生易于接受，也能加深学生对朗诵诗歌的印象和美感。（2）进行初读尝试，让学生在自由朗读后，描述出自己诵读的感受，并引导学生一起评价诵读的质量，以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由朗诵，大胆诵读，还可以表演诵读，与同学进行比较诵读等等，从而活跃课堂气氛，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再以《雨巷》为例，教师在学生听完诵读后，可以通过设置问题来引导学生描述自己的感受，如，雨巷这首诗的意境是什么样的？通过听这首诗，你眼中会展现出怎样一幅画面？通过这些问题让学生去抒发自己的看法，然后进一步让学生进行多种方式的朗读，并大胆地展示自己，然后全体学生一起参与评价。（3）教师品读，教师对文章有着更深的理解，通过品读，教师可以带领学生更快地掌握诗歌的主题，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诗歌，进而诵读诗歌，起到了好的示范作用。（4）齐读，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进行朗读，便于学生更进一步感受诗歌的情感，从而领悟诗歌的蕴意。

三、推敲诗歌中的词、字、句，为鉴赏诗歌奠定基础

读书的次数多了，文章的意义自然就会显露出来。反复地阅读诗歌，不仅能让学生慢慢地去认识诗歌，认识生字、生词、生句，积累知识，还可以使学生对诗歌中优美的字、词、句产生推敲的意愿，从而去理解感受作者思想，进而理解诗歌。诗歌具有极强的凝聚力，简短的语句就能寄寓作者深邃的情感，这就要求读者用心去分析诗歌的每一个词句。如《再别康桥》中的“长篙”和“笙箫”等等。另外诗歌中的押韵、换韵也会反映作者的情感，比如《再别康桥》中的“轻轻地”“悄悄地”的反复使用，让全诗蕴含了音乐的美，让读者产生余音缭绕的感觉，这可以体现出作者对康桥的依依不舍之意和惜别之情。还有阅读推敲时，可以依据文章中的句子、情境去揣摩作者情感的变化，通过体会这种情感的变化，让学生慢慢融入作者的思想，从而产生情感。如《再别康桥》中第一节的诗每行有六七个字，句子都相对平整，内容起伏不大，可以反映作者比较沉寂的感情；后面紧接着的诗句“康河的柔波里”，反映了作者情绪的变化；最后“悄悄地我走了”中的“走”“悄悄地”更是体现了作者告别康桥时心情的低落感。如此这样，通过反复推敲诗歌中的字、词、句，让学生在推敲中自然发现诗歌的特点，从而结合全文内容情境进行分析，为诗歌的鉴赏奠定好的基础。

四、通过艺术手法让学生领悟诗歌的玄妙

诗歌是用少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涵，因此，它拥有多种表达技巧，如比喻、借代、拟人、夸张等手法。每一首诗歌都有自己的表达技巧，它可以包含一种、两种或是多种，还可以交叉运用，这就加大了诗歌鉴赏的难度。因此，教师在诗歌鉴赏教学过程中，必须多为学生介绍常用的表达手法的特征、用法和意义。比如在《再别康桥》中的“软泥上青荇的招摇”就使用了拟人的表达手法，形象地表达了康河的寂静。在鉴赏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演绎的方法进行诗歌鉴赏，先对诗人的作风和特点进行认识，然后去分析作品。

总之，进行现代诗歌鉴赏教学，教师必须先对相应的诗歌进行自我解读和分析，并探索出更多有效的方法去提升诗歌鉴赏课堂的教学效率，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能真正参与到诗歌课堂学习中，并真正参与到现代诗歌鉴赏的课堂实践中，这样学生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境，体会诗歌的语言美和意境感，从而真正提升自己的鉴赏能力、感悟能力和表达能力。

参考文献：

[1]隋本吉.文本细读在高中语文现代诗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2]顾建峰.新课标背景下高中诗歌鉴赏的教学策略[D].东北师范大学，2010.

[3]刘银.高中语文现代诗歌选修课程教学方法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

[4]张真毓.高中语文现代诗的教学现状及策略研究[D].河南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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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话新诗运动；白话新诗；五四

一、引言

对于“白话文”的渊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唐代。一些敦煌史料研究者“基本承认变文是一种（白话）文学，认同变文是通俗（白话）小说的肇始”。

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在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二、白话文运动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深谙思想内容与文体形式的关系，“我也知道有白话文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于传统观念的漫长历史及客观条件的复杂，他强调白话文与文言间对立、分裂的一面，不遗余力地倡导“白话文”之工具性。“‘白话文学工具’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在美洲讨一年多的新发明。”

白话新诗运动是五四的重头戏，就曾经提出“近几十年来西洋诗界的革命，是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而诗体的大解放是新诗运动的关键：“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然而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学中最繁荣、最高雅、最贵族化的一个文类，让口语性白话成为现代诗歌主要语言，在审美上存在一定阻力。在倡导“文学革命”的时候也清醒地指出，白话诗歌是最难的“壁垒”：“现在反对的几位朋友已承认白话可以作小说戏曲了。他们还不承认白话可以作诗。这种怀疑，不仅是对于白话诗的局部怀疑，是在还是对于白话文学的根本怀疑。在他们心里，诗与文是正宗，小说戏曲还是旁门左道。他们不承认白话可作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在尝试白话诗创作的初期也如此感叹白话诗的艰难：“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的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诗歌为他提供了借鉴的模板和参照物。因此，时期的诗歌翻译成为了中国现代诗歌形成时期的创作母体。

三、白话文运动中诗歌的翻译

以下是用白话文形式翻译的外国诗歌：

（一）You will love me yet！（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

You will love me yet！ --What I can.

Tarry your loves protracted growing；

June rear’d that bunch of flowers you carry

from seeds of Aprils sowing

I plant a heartful now ， some seed

At least is sure to strike.

And yield--What you will not pluck indeed

Not love ， but ， maybe ， like.

You will look at least no loves remains，

A glares one violet

Your look ？--that pays a thousand pains

What is death？ You will love me yet！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着你的爱慢慢长大。

你手里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

六月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房的种子，

至少有一两颗，生根发芽；

开的花你是不要采--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但喜欢吧。

我坟前开的那一朵紫罗兰--

爱的遗迹--你总会看它一眼；

你那一眼吗？抵得我千般苦恼了；

死算什么？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全诗所体现的，是一个女子对其爱人忠贞不渝的爱以及获得真爱的决心。我们从的译本中感受到布朗宁夫人炽热充沛的情感和扣人心弦的力量。尤其是结尾的一句：“死算什么？你总有爱我的一天！”将一个处在热恋中的人的倔强、坚持和无畏表现的淋漓尽致。试想假如将此诗译成文言诗，原作一气呵成的气度就会被破坏，只能是勉强达意但是学究气会很重。普通大众对诗中表达感情的共鸣将会大大降低。

（二）Over the Roofs（Sara Teasdale）

I said， "I have shut my heart，

As one shuts an open door，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And trouble me no more."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Where the street-pianos play.

My room was white with the sun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I am strong， I will break your heart

Unless you set me free."

我说“我把我的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地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五月的湿风，

时时地从那屋顶上吹来；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一阵阵地飞来。

一屋子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以上是翻译的版本，网上还有一个文言诗的版本：

既将心闭幽，情似门内囚，日久成饿殍，无计使余愁。孰料东风长，挟雨润房梁，街畔忽入耳，琴韵声悠扬。暖阳耀深闺，幽情呼欲飞，困我岂久长，奋飞将心碎！

经过对比，翻译的白话诗版本在表达原诗意思上明显优于文言诗版本。全诗音韵自然，节奏流畅，立意新颖，充满美感，体现出翻译和创作的密切关联。在这首诗的翻译中找到了“白话诗体的基本范式：相对工整的诗节，基本平衡的诗行，整齐匀称的节奏，规律一致的韵式”，难怪自称这首译诗为中国白话诗“新诗成立的纪元”。当代学者也在考察了在20世纪初的20年间的诗歌翻译后，发现的译诗明显经历了“从模仿诗体到有机诗体的转变”。

例：无题

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

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像在跟着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

风呵，你尽管吹！

枯叶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的想想他，

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四、小结

白话诗指和后打破旧诗格律，不拘字句长短、用白话写的诗，也称“语体诗”、“白话韵文”。现代不多用“白话诗”这个名称，只称“诗”，把传统格律诗称为旧体诗。1919年2月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发表的八首白话诗，是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他的《尝试集》（1920年），是我国第一本白话诗集.白话诗也叫“现代诗”，是诗歌的一种，与古典诗歌相对而言，一般不拘泥格式和韵律。在“新诗”成为一种大多数人接受的现代诗歌体制以来，一丝毫“我”泛滥成灾，到处是“我是”、“我像”、“我爱”、“我愤怒”、“我悲哀”之例的直白句式，在语言方面助长了滥情主义（英雄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它的两面）倾向；二是语法上受西方逻辑化修辞的影响，单复数、代词、虚词、因果词、时态词、以及形容词加主语的修辞格大量进入了诗歌，加剧了诗歌的散文化倾向。

【参考文献】

[1].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10

面对大机器、大数据、新科技和新媒体情势下诗歌的新变、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集束式的诗歌生产、电子化的传播以及不断发生的热议事件，很多写作者、普通阅读者和专业评论者都瞬间丧失了甄别与判断能力。面对愈益复杂和分化的诗歌，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摸到的部位不同理解自然不同。相反，几无建设性可言的自嗨、点赞、热评以及长舌妇一样的吵骂却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专业阅读者以及“媒体批评”（包括一部分主流媒体）对诗歌的言之凿凿的全称判断。诗人的自信、自大以及膨胀的写作心理和虚荣心已经像雾霾一样爆表。

一、模糊或分明的面孔：滚沸现场与百年游踪

诗歌生产与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渠道的拓展以及高烧不退的社会关注度都似乎证明以往诗歌与普通受众之间的冷漠关系已经有所改观。事实是如此吗？这成了诸多专业读者、普通读者的共同疑问。

一年来无比火热的诗歌活动和高分贝的造“节”运动已乱花迷眼。有些诗歌节更像是观光旅行团――与地方旅游和文化资本媾和，诸多活动动辄就冠之以“国际”二字――“仿佛跨国便高出本地不只一等，却无人检讨受邀的外宾中，有多少是真正跨得出他们自己过度的诗人？”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专混诗歌节却“无诗”的专业跑场子的“诗歌节诗人”。（杨宗翰《论诗歌节如何“毁诗不倦”》）吊诡的正在于如此热烈的诗歌现场和造“节”运动中缺席的恰恰是“诗歌”和“诗性正义”。目前国内有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300多个诗歌奖且不断攀升的奖金数目令人咋舌。相比较欧美等其他国家，中国的诗歌奖项多且乱，很多都不具备公信力。有诗人宣布今后不再领取国内的任何诗歌奖（沈浩波《关于国内的诗歌奖》）也并非刻意的自我炒作，而是有一定的针对性。

多样化的诗歌传播方式和出版新渠道的拓展（比如以《2017天天诗历》《2017诗词日历》《亲爱的日历》《每日读诗日历》《给孩子读诗》《诗光年日历》《唐诗之美日历》《福建诗歌周历》《浙江诗人日历》等为代表的诗歌日历、周历的激增）对诗歌社会影响度的提升是不争的事实。诗歌与公共空间的对话（比如诗歌书店、诗歌咖啡馆、诗歌主题馆、诗歌走进美术馆、诗歌地铁、诗歌巴士、诗歌船、诗歌墙等）、诗歌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跨界与融合（比如“诗意当代”艺术融合展、“诗书本一律――现代诗书法展”、翟永明、韩东等人成立“十诗人电影公司”，以余秀华为主题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得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IDFA）主竞赛长片单元特别奖，诗电影《路边野餐》《蝴蝶和怀孕的子弹》以及80后诗人小招（1983―2011）的纪录片《我的希望在路上》受到关注，而以打工诗人为题材的记录电影《我的诗篇》截至2016年12月已经在全国180座城市通过众筹的方式放映了900多场次）成为年度话题。诗歌对公共空间和公众生活的介入能力正在增强。这似乎都在提醒人们――诗歌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回暖”“升温”，而是“繁荣”和“一片大好”，又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然来临。但是，越是火热的诗歌年代越需要沉静下来予以反思，因为从文体特性来说诗歌的持续升温是反常态的。炙热的诗歌现场背后的深层动因、内部机制、精神场域以及空前复杂、分层的现实亟待梳理、过滤、辨认、反思。与此同时，大众对诗歌“边缘化”“读不懂”的困惑以及对诗坛“个人化”“圈子化”“小众化”的不满仍然存在。

2016年是新诗百年诞辰――的白话诗《蝴蝶》写于1916年。面对新诗百年，其历史化和经典化已经提上日程（如各种总结性的选本《中国新诗百年志》《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安庆新文化百年 诗歌卷》《中国新诗百年百首》《百年诗经・中国新诗300首》《中华美文・新诗读本》《天津百年新诗》《中国新诗百年孤独1916―2016》（西班牙语）《当代诗经》等，以及争议很大的“博客中国”组织的“影响中国百年百位诗人评选”活动）。百年新诗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正在形成的自身传统已是事实。著名新诗研究学者洪子诚先生则认为百年新诗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当代的优秀诗人已有足够的才能参与和古典诗歌、与域外诗人的对话。

曾经模糊的百年新诗面孔正在一次次的累积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诗歌写作状况正是这一百年现代诗实践缓慢累积的地貌，我们无法脱离一个事物的历史去评估它的现在或者预测它的未来，任何一种事态的未来都受到历史积蓄的势能的影响，对新诗的评价也一样。”（耿占春《如何在茫茫诗海中涛得好诗》）新诗的动力就在于它可以有很多的方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尝试，从而有诸多的可能性形态。所以当我们面对百年新诗的时候不可能用一顶帽子去扣住它，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你认知之外的形象。

新诗与古典诗词和外国现代诗的关系、新诗自身的传统、一系列诗学问题以及新诗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创新都成为本年度不断热议的话题。新诗的有效性到了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与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就新诗的现代性、地方性、形式建O、译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长诗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对于进一步厘清百年新诗的问题具有建设性。

新诗百年，自由、开放和创新一直是其发展的核心，但是其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恰恰是“新”。新诗百年之际谢冕认为不能因为“新”而丢了“诗”（《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忧思与梦想》）。而越来越叙事化、段子化、散文化和定型化的写作无疑给新诗自身套上了禁闭的枷锁，如何进一步突破和创造成为当下以及今后诗歌发展的关键。由蒋一谈主编、北岛推荐的“截句诗丛”（第一辑19种）的出版旨在重新认识新诗的文体特性并提供新的写作可能性，是一次美学和诗人世界观的更新。“截句”之所以引发巨大关注和争议正在于对“新诗”之“新”的理解以及差异。一定程度上“截句”的出现是重新认识百年新诗的一个入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截句是名副其实的“新诗”。截句只是新诗的一端而不是异端，不能忽视和轻视写作的可能性。一百年的中国新诗最关键在于一个“新”字，这并非是简单化的文学、社会和历史的进化论，而是新诗代表了一种无限开放的话语方式。截句，仍然只是一种尝试，就像当年的一样“自古成功在尝试”。

二、“诗”与“歌”的分化或对话

2016年10月13日瑞典学院宣布将本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民谣摇滚歌手鲍勃・迪伦以表彰他“在美国歌曲的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性表达”。这不仅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并随之产生不解、尴尬甚至愤怒，而且进一步挑动了人们惯常意义上对诗歌边界、文学等级的惯见，“很好，他觉得瑞典文学院的老爷子老太太们至少做了一个有趣的选择，至少他们让所有人也让他自己感到尴尬――他想，你要乐于承受这种尴尬，你要试着越过界限、等级、习惯，越过那么多的深沟和回路，只有这样的大脑才是个核桃而不是一块鹅卵石。这是他们兴致勃勃地给自己制造的问题，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来自中国的种种喧嚣”（李敬泽《杂剧》）。

就汉语新诗而言，“诗”与“歌”的分化、分家或“分手”已经很久了，而西方的摇滚乐与先锋文化和社会运动却密不可分――街头意识形态、青年亚文化、异见文化、时代精神和幽暗的体制的复杂关系，“这些作品展现出启示录般的愿景、对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强烈反感，对官方权威和传统道德的深厚敌意，以及与各种非西方的心灵与宗教传统的接近。”（理查德・弗莱克斯《青年与社会变迁》）摇滚音乐代表了地下、先锋、前卫和颓废以及抗议，是时代的、革命的、政治的、身体的混响。而彼岸的台湾，一定程度上缓解诗歌与大众的隔膜而令大众对诗歌发生热情的正是1970年代开始的民歌运动。尽管从诗歌来说，鲍勃・迪伦深受兰波、狄兰・托马斯和艾伦・金斯堡等诗人的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并非代表了新的世界诗歌写作标准，而是一种可能性――被忽视的诗歌传统。诗与歌的互动、诗教、乐教和歌诗已经在汉语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被规避了。业界更多关注的是诗与歌的平行和分化关系――诗歌的散文化以及对现代性的复杂经验和智性深度的追求。对抒情性和音乐性的排斥使得诗歌成为无声的诗和徒诗（只用于阅读的书面文本）。而鲍勃・迪伦帮着我们重新认识这些传统――“事实上，音乐和诗是联系着的，迪伦先生的作品异常重要地帮助我们恢复了这至关重要的联系”（鲍勃・迪伦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信）。而从近年来诗与歌对话性的向度看，实际上一直不乏“歌诗”的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比如诗人和民谣歌手合作的“十三月唱诗班”以及此前《中国新诗年鉴》的“唱响诗歌”、《人民文学》的“新乐府”、诗加歌、诗歌之王以及今年的第三届草地诗歌音乐会、首届成都国际诗歌音乐节、新诗百年・第十届诗歌人间原创音乐会等。一些唱作人和民谣歌手、民谣诗人（张楚、潘越云、胡海泉、周云蓬、黑大春、尧十三、万晓利、张玮玮、张浅潜、苏阳、小河、小娟、莫西子诗、蒋山、洪启、吴吞、宋雨础⒙硖酢⒑瘟Α⒘醵明、赵照、钟立风、胡畔、王娟等）一直在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近年的诗歌跨界传播一定程度上将诗以歌的形式推向了大众。12月7日，由鲁迅文学院主办的“千山静默，万物歌唱――诗与歌的关系研讨会”就是对这一话题的深化。吉狄马加、商震、邱华栋、李少君、郭艳、树才、敬文东、霍俊明以及民谣歌手洪启、马条、钟立风与鲁院高研班的作家、诗人们就诗与歌的话题展开讨论。吉狄马加认为从历史和传统的向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诗与歌一向是很难分开的，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内外一些重要诗人其诗歌影响往往是通过歌诗和演唱而与大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当下诗歌创作，在强调诗人独立写作的同时关注诗和歌的结合，对于今天的诗歌传播来说作用巨大。

三、分层的诗歌与差异性的“取景框”

犹如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擅长各种技术和项目的诗人运动员正在展开各自的比拼。从诗歌类别和体式来看，现代诗、旧体诗词（现代诗词）、长诗（包括主题性的大型组诗）、散文诗（《我们―散文诗丛》第三辑的出版）都出现了共同发展的局面。从诗人身份、题材分类而言，少数民族、底层（以非专业写作群体为主）、主旋律（比如诗刊社编选《风景动了一下――一带一路诗之旅 作品卷》）以及女性写作均取得长足发展。诗歌的分层和分化状态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应每一层级内部的写作者和诗歌状貌同样千差万别，正如每个诗人手里差异性的“取景框”一样。

旧体诗词（现代诗词）在创作、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多媒体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整体呈现出复兴态势。旧体诗词在继承和创新中力求表达新的时代经验，实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当代化”和创造性转化，显示出旺盛的活力。据统计，相关诗词歌赋社团组织达3000多个，创作者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和年龄段。借助于这些传统的诗歌样式，诗人更为关注的是传统形式与鲜活的时代现实的对接，凸显出了个人体验、现实精神以及敢于创新的文体求变能力。而“坚持‘求正容变’，处理好‘新’与‘旧’、‘变’与‘不变’的关系，是诗词写作需要面对与破解的一个时代课题。”（蔡世平）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词网、中国诗歌网、高校的诗歌研究机构以及《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华诗词研究》等刊物主办的相关研讨会、编选的作品集、研究文集、资料汇编、年度报告和理论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如《中华诗~发展报告》《现代诗词的价值与命运》《2017诗词日历》、中国诗歌网主办的“新旧诗论”恳谈会等。

今年是长诗的丰收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非常突出（民间设立了长诗专项奖“天铎奖”），展现了诗人综合写作能力的整体提升。萧乾父主编的《现代汉语史诗丛刊》历经十年准备得以出版，收录了1980年代以来包括海子、骆一禾在内的42位诗人的33部长诗、11部小长诗以及1部诗学论著，共计29册、1.4万页、30万行。年度代表性的长诗文本有吉狄马加的《致马雅可夫斯基》、雷平阳的《去白衣寨》、陈先发的《秋兴九章》、赵野的《哀歌八章》、胡弦的《葱茏》、姜念光的《打虎上山》、桑子的《钱江书》、乐冰的《祖宗海》、路云的《此刻，蔚蓝》、张战的《我，一个编号》、南子的《疑问录》、《大风》（曹东）、吴震寰的《孤独者》等。这些长诗文本无论是在精神的复杂性、思想的深度、历史的个人化、现实体验的差异性，还是在写作技巧、修辞策略上都体现了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实验意识。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参评和获奖诗集（朝鲜族诗人崔龙官的《崔龙官诗选集》、维吾尔族诗人伊力哈尔江・沙迪克的《云彩天花》、白族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裕固族诗人妥清德的《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彝族诗人鲁娟的《好时光》）集中展示了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整体成绩。少数民族诗人在关注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也更为关注现实生活以及个体复杂的情感，整体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创作局面。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旨在强调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的现状与未来。新诗百年之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文联和江苏省作协、扬子江诗刊社联合举办“明月上林芝，新诗耀中华”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研讨会。本次论坛的召开是对在民族工作大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反复强调的民族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精神的贯彻，也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文化向世界进行展示的重要契机。与会评论家、诗人就百年来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历史和现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宗教民俗以及翻译、研究和传播都进行了深入讨论。收入310位彝族诗人《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192万字）全面展现了当代彝族诗群的总体成就。《燃烧的麦穗》（夏依甫・沙拉木编选、麦麦提敏・阿卜力孜翻译）集中展示了33位从60后到90后不同代际的维吾尔族诗人的语言和修辞的特性以及民族性、个体性、先锋性和开放性――“真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因为其视野已经远不止于本土、地域，自身的古老传统，而是以世界，以当代的诗歌思维与广阔的文化视野来展开其写作的。而且这个群体如此之大，其写作的视野与水准，风格的陌生与新奇，内容上的深度与广度，都可以与任何一个当代民族的写作媲美和争雄。”（张清华《先锋的蝙蝠把我们引向黑暗――序》）谈论少数民族诗歌往往会强调其地域性、民族性、异质性以及集体无意识形成的传统等，但当下少数民族写作同时也存在着表层、刻板、符号化的问题。一种“仿民族”“伪民俗”写作正在兴起。很多写作者在各种场合标举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但是他们的写作和精神事实已经和曾经的历史序列中的“少数”丧失了关联，而更多是沦为了标签化的“仿真”和“媚俗”性的写作。

当下的女性诗歌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体”和“女性主体”，无论是在写作风格还是在整体格局上都呈现了一种“普遍性”诗学。女性诗歌在2016年呈现出井喷式的状态，无论是诗歌产量还是精神状态。尤其大批涌现的年轻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崭新的精神质素和写作方向。本年度风格突出的女诗人诗集有《让我背负你的忧郁》（郑玲）、《扑朔如雪的呼吸》（王小妮）、《个人简历》（娜夜）、《脑电波灯塔》（童蔚）、《半岛》（林雪）、《从今往后》（路也）、《我们爱过又忘记》（余秀华）、《我把自己分成碎片发给你》（西娃）、《栖真之地》（桑子）、《猎・物》（倪志娟）、《战栗》（臧海英）、《乐果》（杨晓芸）、《消失，记忆》（赵四）、《这是世界的哪里》（田暖）、《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冯娜）、《大海一再后退》（颜梅玖）、《无心地看着这一切》（谢小青）、《坐在对面的爱情》（杨碧薇）、《我的降落伞坏了》（戴潍娜）、《我坐在火山的最边缘》（包慧怡）、《蜜蜂的秘密生活》（梅依然）、《深蓝》（羽微微）、《我为诱饵》（余幼幼）、《数星星的人》（玉珍）、《我热爱过的季节》（林火火）、《草木之心》（白兰）、《冷藏的风景》（）。

四、时感的、此刻的、物化的、碎片的诗

今年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三十周年。三十年前现代诗群体大展推出的64个诗歌流派以及100多个诗人的作品和大张旗鼓的宣言在无比热闹地助推诗歌热潮的同时也宣告了先锋诗歌在此后几年的迅速冷却、收场和隐匿。尽管耿占春认为随着当年的先锋派作家成功地转向图书市场、影视、学院，或走向沉寂，文学上的“先锋派”已经退出历史是一个普遍的说法，但先锋派留下来的是一种无形的先锋精神――“文学或许不必有先锋派，但不能失去其先锋性，也就是一种在人类精神广度和表现它的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

“先锋”“地下”显然是当下这个时代已经暌违的词，尽管偶尔被提及，但已物是人非――而酒精和摇滚乐中那些面目模糊的新时代的“披头士”“亚文化青年”更多的时候已经被置换成了后现代装置艺术的一个碎片。新世纪以来的诗人试图再次成为广场上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精英或者在文学革命道路上成为马前卒都有些近乎痴人说梦。而正是由此不堪的“先锋”境遇出发，真正的写作者才显得更为重要和难得。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一味的个人化、日常化，不断地追求智性、长度、难度和现代性，但是其与读者和大众的隔膜即使在微民写作和底层写作的社会热潮中也没有消减。当诗歌离开了诗人内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群的时候，诗歌的疑问和不解就近乎铺天盖地。诗歌叙事性和戏剧化正在成为段子化的市侩气、脑筋急转弯式的口语媚俗和伦理化道德感的时代叙事。而借助社会重大主题的翻版的政治抒情诗写作也成为一种潮流。与此同时，当我们一再借助“底层”“草根”“打工”“贱民”“民生”谈论诗人的社会身份、责任以及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介入现实的时候，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诗歌自身隐秘的构造和对精神主体的持续而幽微的震动，“新诗自觉的实践者以高度分化的语言方式，以‘原子化’的语言方式或新的‘物性论’的语言，即以一种高度分化的话语形式，处理更加微观的感知经验，这是社会看不见的领域，似乎也无关乎社会变革、无关社会运动，但在重构词与物的P系、语言与意义的关联，重塑人的感受力、进而重新塑造人和社会的关系方面起着缓慢而隐秘的作用。”（耿占春）

六、“诗性正义”“向杜甫学习”的

困窘或可能

塔楼，树，弱音的太阳

构成一片霾中风景

鸟还在奋力飞着

亲人们翻检旧时物件

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

故国有另一个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我想

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

――赵野《霾中风景》

诗歌既是幽微的心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的揭示。“诗缘情”和“诗言志”的传统构成了诗歌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如果只是从诗人的责任和对公共生活介入的角度理解“诗性正义”，或者说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我们都会以杜甫作为诗人的表率和榜样。与此同时我在越来越多的诗人这里听到了杜甫的回声，越来越多的诗人把头颅从西方转回自身向传统致敬。而在不同的年代，向杜甫学习、反映现实训导和提醒并不少见，然而我们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而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人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怎样以诗歌话语的方式抒写了一个自己的时代。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生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他们也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现实没有关系吗？为什么偏偏是杜甫被认为是诗史，而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最为代表性的呈现？由此，我们就会发现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地呈现，而是要更为复杂和值得重新思考。而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个时代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方式始终是以诗歌美学为前提的。但是在儒家入世思想以及匡时济世的集体心理作用之下，杜甫被我们认可和赞许的正是体现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言志载道”的诗学传统。然而，杜甫的那些“缘情”的诗歌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淡化和搁置了。所以，我们一直看到的是一个政治的杜甫、人民的杜甫、现实的杜甫和沉痛的杜甫。而这构成的就是我们一贯以来对杜甫的刻板印象。不可否认，这一形象下杜甫的诗歌仍然是成就卓然的。然而当我们放开眼界看看杜甫诗歌传播的历史，我们却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吊诡的事实。随着生态坏境的堪忧，尤其是越来越多多城市被雾霾困扰，诗歌中的“生态写作”正在深化，尤其是年底涌现的大量的“雾霾诗”以及网络神曲《悟霾》都体现了诗人“介入现实”的努力。实际上这是诗人“生活”必然在诗中的显影和折射――“健身器材的木椅上 / 坐着两个老人 / 老到没了性别 / 眯细着眼睛 / 暖洋洋 / 晒着霾中的太阳 / 霾还很年轻 / 老人已老了很久 / 不认识霾 / 向来，他们听凭太阳 / 不能直视的太阳和斜太阳 / 黑太阳 / 橘子太阳和典狱长太阳 / 向来 / 他们眯着眼睛 / 他们心系太阳 / 似乎，唯如此 / 才拥有最后的 / 一丝光线的尊严”（宇向《老且霾》）

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而对生存问题的揭示，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对民生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行的话――“雾霾时代诗人何为”。在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看来，诗歌无论是回应现实还是回避现实都是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面向未来。这一论断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诗人如何能够超越现实和当下而面向未来呢？诗人的写作和“现实”没有关联吗？显然，记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三位一体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开的。换言之，诗歌既不能成为“现实”的寄生物和二手货，也不能成为完全抽离了现实体验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诗歌中的“现实”以及应该具有的超拔于现实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远视野”正是考察诗歌的一个入口或切口。而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日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人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面的，任何执于一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正如雷平阳所提醒的不要以为有了“生活”诗歌就会迎面而来――而这是当下诗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现实是分层的，每个人面对的现实以及相应的感受是有差异性的，而现实进入诗歌的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而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语言化的现实是一个重要工程。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诗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_的路上。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的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而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交互性，城市化导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当前诗人的感受能力空前降低――大数据时代作家的感受方式也是如此的趋同化，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电子化的新闻化的现实。

七、 国际化视野与汉语诗歌“形象”

各种“全球化”视野下诗歌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的交流活动在2016年呈现繁多的局面，两岸四地以及国际之间的诗歌活动继续呈上扬的态势――比如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绥阳首届双河国际诗歌节、上海国际诗人节、青海国际诗人毡房会议、国际诗人扬州瘦西湖虹桥G、首届东亚诗人大会（中、日、韩）、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太平洋国际诗歌奖、2016两岸诗会暨“桂冠诗人奖”、第十一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鲁迅文学院举办的学术论坛“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诗歌的语言、翻译和可能性”、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中国诗歌对外翻译与传播国际高层论坛”、中国诗歌学会设立中日诗歌交流办公室并启动《中日诗歌丛书》出版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和磨铁读书会主办的第三季诗歌翻译坊、“胡同诗会――中外诗人面对面”“跨越语言的诗意：国际诗歌朗诵会”、上苑艺术馆“国际创作计划”等。除了各种国际诗歌节和交流活动之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的对外翻译工程（含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翻译）以及中国作协诗刊社编选的《那些上紧时光的手》（一带一路诗之旅 译诗卷）、中国诗歌学会组织编纂的《“一带一路”国家诗歌经典文库》都不断助推诗歌翻译尤其是汉语诗歌的对外译介。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坦诚说出的“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新诗是我们的传奇。即使不使用百年新诗这样的尺度，人们也能隐隐感觉到这一点：新诗是汉语的现代传奇。但在柏林诗歌节上，我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另外的情形：西方人只愿意把新诗当成是我们的一种分类简陋的政治文献。对他们而言，新诗不过是一种文献诗。”（臧棣）西川在接受《辽宁日报》访谈时也认为中国诗人在世界上还没有树立起自身形象，“绝大多数诗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后完全处于失效状态”。王家新则认为许多翻译家对新诗的建设性贡献大于诗人，诗的成就与不足都与翻译直接相关。

不断涌现的以西川、王家新、陈黎、李笠、黄灿然、汪剑钊、田原、高兴、树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晴朗李寒、远洋、王敖、胡续冬、周公度、周伟驰、雷武铃、王嘎、杨铁军、陈太胜、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包慧怡、胡桑、王东东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以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雅歌译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巴勒斯坦、韩国、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等更多的国家和族裔拓展。2016年代表性的译著有《里尔克诗全集》（陈宁、何家炜译）、《英国诗歌选集》（王作良编选）、《冥想之诗》《漫游之诗》（蔡天新主编）、《帕斯捷尔纳克诗选》（智量译）、《帕斯捷尔纳克传》（王嘎译）、《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死于黎明：洛尔迦诗选》（王家新译）、《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阿米亥诗选》（傅浩译）、《幻象集》《毕加索诗集》（余中先译）、《舞步――迈克尔・杰克逊诗文集》（陈东飚译）、《佩索阿诗选》（欧凡译）、《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薛庆国译）、《兰波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希尼的《人之链》（王敖译）、《电灯光》（杨铁军译）、《区线与环线》（雷武铃译）、《夜舞――西尔维亚・普拉斯诗选》《重建伊甸园――莎朗・W兹诗选》（远洋译）、《高窗――菲利普・拉金诗集》（舒丹丹译）、《奥登诗选：1948―1973》（马鸣谦、蔡海燕译）、《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范静哗译）、《月光的合金：露易丝・格丽克诗集》（柳向阳译）、《卡明斯诗选》（邹仲之译）、《浪游者》（林克译）、《现实与欲望：塞尔努达流亡前诗全集1924―1938》（汪天艾译）、《春天 得以安葬》（高银诗集，金丹实译）、《密茨凯维奇诗选》（林洪亮译）等。除了汉译，诗歌的对外译介也值得关注，比如多多的双语诗集《诺言》以及古典诗歌集《独立》、古典诗歌集和游记《寻人不遇》、痖弦的诗集《深渊》、伊路的《海中的山峰》等被翻译成英文。此外，《中国现代诗系》韩语版、蔡天新《幽居之歌》亚美尼亚版、《杨克诗选》蒙古语版的出版多呈现了多元化的对外传播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历时八年之久翻译的《杜甫诗》全译本的出版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熊辉的专著《翻译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孙晓娅编选的《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以及日本汉学家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立体化呈现了不同视野的诗歌译介。《人歌人哭大旗前――时代的旧体诗》以1950―70年代知识分子的旧体诗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一种相当开阔的历史视野中对于中国革命做出了独到理解与别致阐释。洪子诚认为这本书通过对“若干热情参加、追随革命，却遭受难以想象的磨难的知识分子写的旧体诗的分析，来探索他们的独特命运，他们不同的应对方式和精神、心灵轨迹，并扩大引发至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思考。”（《构成了一种同一时代人的关系》）荷兰著名汉学家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专著《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则从文本、语境和原文本三个方面对198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社会转型、先锋诗歌裂变、诗歌思潮、创作新变以及诗人专论进行了别开生面、角度独特、立论新颖的观察、剖析与反思，体现了一个“局外人”对中国当代诗坛“多方面的深入而独到的观察、理解”。陈太胜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诗》则向我们敞开了诗歌阅读的多重空间和可行性方法。

一定程度上，汉语诗人在国际上获奖也是汉语诗歌写作认可度的提升，比如吉狄马加获得2016年度欧洲诗歌与艺术“荷马奖”以及罗马尼亚《当代人》杂志与布加勒斯特作家协会联合授予的“卓越诗歌奖”和“诗歌创作奖”、中国台湾诗人杨牧获得瑞典“蝉奖”、多多获得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潇潇获得罗马尼亚作家协会颁发的“阿尔盖齐诗歌奖”。

本年内诗歌批评与研究继续深化，研究者的整体考察和问题意识突出。尤其是在新诗百年之际相关的研讨会、研究文集、报告和文丛、专著均取得建设性成果。代表性的有《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中国现代诗学丛书》（12种）《声音的诗学：现代诗抒情艺术研究》《李瑛诗歌研究文选》《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4―2015》《新世纪诗歌批评文选》《诗的证词――一带一路诗之旅 诗学卷》《70后批评家文丛》《阅读的姿势》《梁平诗歌研究》《分叉的想象》《萤火时代的闪电》《陌生人的悬崖》《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文本细读）等等。李少君、刘复生主编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诗歌》收录了17篇关于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现象和问题研究文章，涉及到诗歌的地方性、现实感、校园诗歌、诗歌的大众化、诗歌伦理以及传播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