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的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战争的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唐·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2、《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篇2

目前素质教育发展的现状给我们思品教师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将政治教师的发展定位为素质教育下教师的发展策略与与发展途径两点。

古人曾说过：“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行教化之业者在教师”。今人列了这样一个公式：教学质量=（学生+教材+环境+教法）*教师素质，可见教师素质就象科技对于生产力要素的影响之大一样。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必须全方位的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自身素质，以培养更多的人才。

下面我结合自身的实际谈一下我对教师如何较好的实现自身的发展。我在参加淄博市农村骨干教师培训时有一门课程做《研究型教师》。其中提到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九个命题，有一个命题叫“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对教学进行持续不断的实验和批判性反思”。我认为实验和反思的过程即为课改实验和将实验成果转化为教研论文以进一步优化教学实践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需要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吸取别人的一些优秀理论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我认为作为一名政治教师发展的途径与策略应归结为：意识、学习、创新与反思。

谈到发展意识我有自己的亲身体验颇深，作为一名农村中学教师，我以为让他们成人成材的意义重于让他们单纯地掌握书本知识，因此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使我从未也不敢在工作中懈怠。 基于这种想法，课堂内外我总是在行为习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力求使学生不断获得全面发展。

由于年年担任初四教学，自己的惰性慢慢的变成了一名仅靠经验照本宣科的所谓经验型教师，因而课堂或多或少地带有对学生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嫌疑。有人曾把政治比喻为流动的哲学，而我的教学有时不由得就把哲学变成了停滞的政治说教，这就严重束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致使课堂教学效率十分低下。有了这样的体会后，我在认真地反思：作为政治教师要想解决上述困惑，自身要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高屋建瓴的开展教学、驾驭课堂；教师的学习是一个不断充实自身教育教学理论，以指导自身教学实践的过程。

因为，知识的更新是日新月异的，所以教师的知识也必须随时代而更新，教师要更新知识就必须加强学习。俗语说得好：要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自己必须有一泉活水；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教师必须要不断地加强学习，要让知识与时代紧密结合，不断快速更新知识对政治教师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教师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较好的指导、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观点、形成系统的认识思维能力，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才会得以提高。

教师学习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通过听课评课交流、研讨学习，借助网络进行学习，可以通过实地考察学习等，在一系列的学习中不断地取长补短、查缺补漏，在研讨交流中获得心理支持与安慰，在合作过程中产生新想法并能做到吸取集体的智慧。只有学习的精彩生活才会过的精彩，要让不断地的学习伴随自己的一生。

发展的第三种途径是创新，教学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在目前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新形势下，创新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在各级主管部门积极倡导的各种教学模式改革中，对于政治教师的教学完全照搬某种形式可能不太适宜，因为学生的学情不同、不同学校的管理模式不同，因而师生的“教”与“学”会有很大的差异。作为教师，关键是要激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与热情，教师要不断地挖掘启发式、引导式教学方法，要善于运用经典性、概括性点拨课堂用语。我在原来的政治教学中，曾经每节课帮助学生分析教材，划分知识点用到20分钟甚至还要多的时间，自从实施新课改以来，教学案改用成导学练案，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培养并提高了学生的合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最终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提升了教学成绩。

篇3

主题词：公用事业 市政管网 违章建筑 三年大变样 依法拆除 行政手段 长效管理

水、气、热、排水等市政管线是城市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它不仅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也反映了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生产、生活的基础和城市承载力的具体体现。多年来，由于少数单位和群众大局意识缺乏，安全意识淡薄，资源意识不够，法律意识不强，造成了占压市政管线的违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并成为全国普遍存在，且多年难以解决的大难题、棘手事。而市政管线是城市生产、生活和运行的生命线、保障线，特别是燃气管线，还是易燃易爆的高危线。因此，占压市政管线，不仅使违章建筑本身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也对市政管网的安全运行造成了较大的威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

针对以上问题，邯郸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清理市政管线占压作为三年大变样拆违的重要内容进行安排和部署，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市政管线违章占压的清理工作。现将经验、做法进行交流和探讨。

1、占压的基本情况

邯郸市共有各种管线占压347处，占压长度22863米，占压面积86068平方米。其中煤气管线106处，6347平方米；供水管线193处，32115平方米；供热管线32处，8668平方米；排水管线16处，38938平方米。占压管线的建筑主要是违建、临建，也有部分正规建筑和居民的配套煤房。

2、清理违章占压情况

邯郸市清理管线占压从2009年7月中旬开始，经过全市有关区、县两个月的共同努力，截止2009年9月20日，已拆除管线占压333处，占整个任务的96%，剩余的14处已纳入旧城改造，近期也将逐步拆除。可以说邯郸的市政管线占压基本全部拆除，解决了多年都想解决而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3、多措并举，强势攻坚

3.1、纳入邯郸市三年大变样的工作内容。

市政管线是全市的保障线，为此，市领导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大变样的内容进行安排部署（三年大变样是河北省委、省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3.2、成立高规格的领导机构。

由主管市长任组长，相关区县、部门和市大变样办公室共同组成的领导机构，下设四个工作推进组分赴各区县进行督导、协调。

3.3、区县政府为清理违章占压的责任主体。

由于市政管线涉及面广，遍布全市各个角落，且占压管线的人员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者是蛮不讲理者，因此，仅靠市直部门依法清理，多年来收效甚微。邯郸市借全省三年大变样的东风，全面发动，区（县）、乡（办）、居委会层层分解任务，并明确时限，压死责任，限期完成。

承担任务的区、县也都高度重视，成立组织、制定方案、分解任务、动员部署。各乡（办）、村（居委会）也将任务分解到人，并积极做拆迁人的思想工作，强力推进管线占压的清理。

3.4、加强督导，强化落实。

采取多种方式，运用各种机制，调动区县的工作积极性，变压力为动力，变困难为机遇，充分发挥每个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展示各自的能力。

3.4.1、召开调度会。

一是根据清理管线占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组织区县及市政公用局、规划局召开了“清理市政管线占压”调度会，听取汇报，发现问题，统一思想，解决问题，并提出下步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时限；二是每两天召开一次“四个推进组”组长的碰头会，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制定下步工作方案。

3.4.2、加强督导。

一是市委、市政府督察室、市三年大变样办公室、市清理管线占压领导小组和新闻单位独自或联合对各区县、部门的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对问题较多，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区县，公开曝光或以督导专报的形式直报市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二是分包各区县的“四个推进组”，每天与各区县一起工作，现场督导、现场协调、现场审核，既帮助各县区工作，又形成压力，形成强势，保证清理管线占压拆除到位，且底数清，情况明。

3.4.3、开展日报制和三日比比看。

从7月14日个别区县有进度以来，要求承担任务的区县，每天上报进度，且要求主管领导签字、盖章。每三天进行汇总、排名，开展比比看，并将排名表下发相关区县的区（县）委书记、区（县）长、主管区（县）长、区（县）三年大变样办公室，或者在媒体上公开，使各区县清楚任务，知道差距，变压力为动力，形成“比、赶、超”的浓厚氛围。

3.5、加强宣传。

通过各种媒体宣传管线占压的危害和清理的意义和必要性，赢得全市百姓的认同、理解和支持。同时还通过“百日攻坚专刊”及时报道各区县的举措、进度及好的典型，弘扬正气，打击歪风。

3.6、坚持依法拆除和行政拆除相结合。

按照保护市政管线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对违章占压市政管线的单位和个人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讲法律、讲政策、讲道理，不厌其烦，和谐工作，直至拆除；对个别有手续的人员，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补偿后拆除。同时对个别蛮不讲理，拒不拆除的人，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采取行政措施加以解决。

篇4

燕赵水文化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水文化的一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华北平原水资源环境问题具有世界典型性，这一客观条件必将使燕赵水文化也具有鲜明的典型性。燕赵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其文化风貌多姿多彩，文化支脉纷繁复杂，这使燕赵水文化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和深广的探讨空间。燕赵水文化与世界其他水文化不同，也与中国内部其他地区水文化不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必然有着它自己的鲜明特征。

一、燕赵文化与燕赵水文化

1.勇武任侠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特征。赵国源于三晋，而晋国正是中国古代法家与豪侠的发源地。赵朔时，赵氏被灭族，门客公孙杵臼与程婴为保护赵氏孤儿，先后壮死，感动赵国志士争相仿效，于是侠义之风在赵地形成。燕国力一直比较衰弱，常常受到邻国和外族的侵扰。在这样的情势下，化育出燕人的反抗精神和侠义性格。荆轲、樊於期、高渐离等死节之士纷纷登场，演出一幕幕豪壮悲剧。特别是荆轲刺秦王出发前的一曲《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几千年来一直响彻在历史长空，激励着历代仁人志士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前仆后继。

2.变革图强是燕赵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赵在正式建国之前，就采取了许多封建化的改革，使赵氏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公元前513年，赵简子铸刑鼎，把法律条文公布于世，这是对奴隶社会秩序的巨大冲击。赵正式建国后，赵烈侯接受臣下的献策：倡仁义，行王道，“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并注意节约和发展经济。公元前326年，赵武灵王亲政后，提出胡服骑射。胡服骑射不仅仅是服饰和军制的改革，它还大大改变了赵国贵族中的保守观念，使赵国走上振兴之路。

二、燕赵水文化与河北近现展滞后性

一说到河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河”。黄河流经中国北方的很多省份，却唯独没有流经河北。说到河北，我们还能想起万里长城、北戴河，想起赵州桥、深州蜜桃、金丝小枣，想起《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和《荷花淀》……然而，我们从河北这块土地上能回忆的仅仅是从前的光荣。在飞速发展的今天，河北被远远抛在了后面。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文明的停滞性，在河北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放之整个中国则不尽然。从近代起，上海、广东等沿海城市及东部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河北的发展却步步滞后，勇武任侠、变革图强的精神气质日渐衰退，燕赵文化的个性和风格也日趋单调。河北发展的滞后原因很多，主观原因在于近现代河北人性格中因循守旧的保守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观念落后，城市化率很低，核心城市缺失等问题；而客观上是同燕赵水文化的特点分不开的。

旱地农耕、缺水，使地处华北平原和太行、燕山两大山脉的河北人形成了独特的生活和处事习惯，一是交通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单一性造成“恋家”情结。所谓“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河北人的典型特征，缺乏山东人闯关东、福建及广州人闯海外的冒险精神。所以，河北人出去打工、创业的人特别少，至于出国留学、移民就更少，他们往往小富即安、温饱即满，缺乏东北人的彪悍、南方人的精明。二是文化氛围不够浓厚，缺乏才子。与江苏、浙江、福建等南方省份相比，河北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环境十分简单，从古代到近代，多数人从事农业生产，而专门经商、做学问的人不多，成为商界或文界奇才的更是少之又少。

从文化性格来分析一种区域经济，其目的是找到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从而经过科学的置换和重构，使文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我们应该从燕赵水文化的实质出发，扬长避短，推动河北经济的发展。

首先，节水与调水并重，建立起和谐的人水关系。对于燕赵地区而言，解决缺水的问题，盲目开采显然是不可取的。南水北调固然能解决一定的缺水问题，但是，更应该考虑如何节水和涵养本地区水资源的措施，扬长避短，兴利去弊。只有建立起和谐的人水关系，才可能改善气候，改变交通，进而创造一个宜居的生存环境，推动燕赵地区本身乃至与全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协调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篇5

【关键词】伊拉克战争 金融危机 加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一书的红色腰封上赫然印着这样一段对话：

美国政府：伊拉克战争是免费的。既不用削减政府开支，也不用提高你们的税负，还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美国人民：那钱从哪儿来呢？

美国政府：向外国政府借，主要是中国。

这段虚拟对话意味深长，它形象地指出了伊拉克战争开始前美国政府心目中的战争融资计划。现代战争耗资巨大，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都远远不够支付战争费用，因而必须靠融资的方法解决战争费用问题。一般而言，筹措战争费用的融资方法主要有三种：增加税收、削减政府的非军事开支、发行战争债券。这三种方法都能使政府获得资金去打仗，然而也都有其弊端。加税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会使政府失去民众的支持；削减非军事开支会使原本用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减少；发行债券也有其弊端，不仅是政府要支付利息，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发行债券可能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引发通货膨胀或经济停滞。

然而，还有另一种战争融资方式：从全世界的范围内获取战争费用，即美国打仗，别国出钱。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1991年的海湾战争，那场战争总费用约为600多亿美元，其中90%左右由德国、日本、韩国、沙特、科威特等国所承担，然而，中东产油国虽然出钱给美国打仗，但他们并没有受损失，战争爆发后石油价格上涨，产油国卖石油赚了更多的钱，石油进口国则花了更多的钱买石油，其实世界上的石油进口国也隐秘地承担了那场战争的费用。美国隐秘地向全世界转嫁战争成本，从而将战争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那段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之间的对话，它形象地反映了美国政府想要再次故技重施，向其他国家转嫁战争成本的意图。小布什政府早在上台之初就承诺要减税，因而不太可能用加税的方法，而削减政府开支和借贷的方法如前文所析要么不得人心，要么潜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如果能够靠向外国政府借贷的方式解决战争费用问题，则可以把战争成本和国内经济隔绝，使国内经济不受战争的影响。

起初，美国政府或许认为靠向外国政府借贷得来的钱足够支持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发动之前，大多数预算者对伊拉克战争所需的费用问题较为乐观。耶鲁大学的努德豪斯虽然预计伊拉克战争的成本最多可能达到2万亿美元，但他认为那是在一种最为糟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时任美国防长的拉姆斯菲尔德坚信由于技术进步、武器价格降低、战场规模可控等因素，伊拉克战争的费用将能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因此他将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林赛关于伊拉克战争的费用将达2000亿美元的预算斥之为“扯淡”。①

如果伊拉克战争的费用真的只需要几百亿美元，那么美国政府确实可以只靠向外国政府借贷即可。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许多国家出口产品换回的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由于缺乏好的投资渠道，有许多就买了美国的国债。在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仅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超千亿美元之多。若果真如此，美国政府所言，通过向外国政府借贷使得伊拉克战争既不用削减政府开支，也不增加税负，还不会引发通胀，应当是确实可行之法。

伊拉克战争的成本分析

有一种看法认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所花费的成本确实并不高：自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开始至同年5月1日小布什总统宣布主要战事已结束为止，美国所花费的成本大约在280亿美元至300亿美元之间。2003年5月1日以后，美国政府为美军在伊拉克的占领“每月追加40亿到50亿美元，到2004年6月底，共追加了520亿到650亿美元，截至2004年7月1日，总成本大约达到800亿到950亿美元；到2004年12月1日，达到1000亿至1200亿美元”②。

然而，以上关于战争成本的计算和统计或许只看到了表面，而忽略了一些因战争而带来的深层成本。比如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中指出，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战争费用，如军事人员的的费用，武器装备采购、更换或重置的费用外，伊拉克战争还有许多隐蔽的成本，如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所造成的国内经济成本增加，抚恤、保障伤残军人、阵亡军人家属的费用，借贷的高额利息等。他认为，若将这些因素全面考虑进去，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至少是3万亿美元，甚至超过5万亿美元。③

事实上，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耗资巨大，且远超过战前美国政府的预计。这就使得美国政府战前那个完美的战争融资方案（不加税、不削减政府开支，仅靠花外国政府买债券的钱）遭受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或许在伊战爆发一年后的2004年就开始显露。钱不够用，又不能加税，不能削减政府非军事开支，那就只能靠财政赤字了，为了不挤压民间投资，不向民间资本发行太多债券，赤字的大部分只能向美联储借。而美联储如果通过开动印钞机创造货币的方法给美国政府提供借款的话，势必会引发通胀，这是美国政府所不希望发生的，因此，最符合美国政府利益的做法是不印钱就能有足够的货币供应给政府。

美联储加息的原因分析

通常认为，美联储是根据物价因素来决定提高或降低利率，自2000年后，由于大量来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廉价商品进入美国，使得美国物价持续走低，美联储于是不断调低利率，以防通货紧缩。然而到了2004年，美国物价有上涨的势头，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美联储开始加息。上述看法就单一的经济学视角而言是没有错的，然而美国许多重大的国家政策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是多方（美国政府内部两党、政府与军火商、银行家等寡头）博弈的结果，必定是各方利益的最佳均衡点，始于2004年的加息也是如此。该轮加息对各方都有好处。对于那些与美联储关系密切的寡头而言，由于预先得知“加息”这一重要信息，可以利用此信息对股市、期货等金融市场作出准确预测，从而提前布局而斩获颇丰。加息对于美国政府大有裨益，最为直接的就是可以在不多印货币的情况下从美联储借到更多的钱去解决因伊拉克战争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虽然一直有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把美元投放到美国的银行，但2004年6月以前，由于利息很低，美国老百姓从银行借贷的成本很低，因此大量美元货币都流入美国老百姓手中去从事买房买车买商品的消费活动，而利息提高后，由于借贷成本上升，老百姓就会减少借贷，甚至增加存款，这样银行的货币就会很充足，美联储就有能力向美国政府提供足够的货币，美国政府就可以既解决战争融资问题，又不引发通货膨胀，还能遵守“不加税、不减公共开支”的承诺。

避免通胀对于美国政府意义重大。越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都不会忘记越南战争导致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惨痛教训。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久拖不决，战争费用日渐攀升，美联储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低利率+创造货币”。由于利率一直很低，大量货币流向民间，为给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货币，美联储采用了“创造货币”的方法。这些宽松的货币政策为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埋下了伏笔。其实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的财政政策和融资方式很相似：都承诺不加税甚至减税，都不愿意削减政府的非军事开支用以贴补战争费用，都只能通过财政赤字、借贷的方式解决日益飙升的战争费用。当伊拉克战争不能按原定计划速战速决，渐渐陷入和越南战争极为相似的旷日持久、战费节节攀升的境地之时，美联储的加息举措对于美国政府而言无异于及时甘雨。虽然加息会使得民间借贷成本增加，使得民间投资被政府“挤出”，对宏观经济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但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相比，这种伤害无疑较轻。因此，在伊拉克战争陷入僵局的2004年6月，加息无疑是避免美国政府重蹈当年越战覆辙的一剂良药。

加息引发次贷危机

后来，加息刺破了美国的借贷消费泡沫，引发了次贷危机并演化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许多人都认为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2004年之前的低利率为华尔街的投行引诱“次贷者”借贷提供了机会。然而，给那些原本不符合贷款要求的“次贷者”提供贷款的行为就像是埋下了一颗非定时炸弹，它的爆炸一直要等到利息上升至“次贷者”还不起贷款之时。如果利息不上升，它也许一直不会爆炸。加息就是点燃了引爆这颗炸弹的导火索。而加息和伊拉克战争之间又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因此笔者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引发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注释】

①③[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琳达·J·比尔米斯著：《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卢昌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第19页。

篇6

[ 关键词 ] 市场竞争 营销战略

面对市场竞争的新形势,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营销战略,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试图提出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企业营销战略变革,并从营销观念、业务运营、企业组织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营销观念变革

营销观念是指导整个企业经营活动的思想观念,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都应贯彻执行。尤其是对于企业营销战略来说,如何从宏观上深刻认识和把握企业营销战略所涉及到的重大问题就显得更为关键了。

1.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

目前,学术界对于应该奉行核心能力战略还是以市场驱动作为行动指南从而取得企业竞争优势还颇有争议。不少学者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战略的中心主题,是战略形成中层次最高、最持久的单位,企业只有培养并充分利用自已的核心能力才能取得竞争优势。而有的学者认为只有“市场驱动”的企业才能取得竞争优势。

本文认为,以资本的流动规律来看,只有将核心能力战略和市场驱动观念有机结合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核心能力战略主要是内向,“市场驱动”主要是外向的,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从资本经营出发,解决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并向消费者提供适当的产品。

2.营销价值观

营销价值观就是对“企业是什么”、“企业是干什么的”的认识和态度。这集中体现在营销主体(企业)对自身与消费者、竞争者、内部员工和政府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上。目前,“顾客就是上帝”、CS战略、4Cs战略等营销观念被企业界和理论界炒得火热,这对从传统体制中走出来的我国企业来说无疑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然而,这些观念也受到了来自现实和逻辑的双重挑战。在市场日益深化的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以消费者为中心营销策略往往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即所谓的“营销失效”现象;在逻辑上,这些观念也存在着固有的缺陷。

1992年,营销学泰斗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跨世纪的市场营销新观念――整体市场营销,他认为,从长远利益出发,企业的市场营销应囊括构成内外部环境的所有重要行为者,即供应商、分销商、最终顾客、职员、财务公司、政府、同盟者、竞争者、传媒和一般公众,这种营销观念实际上是对关系营销、内部营销、整合营销、社会市场营销观念进行整合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可惜理论界和企业界并未足够重视这一新发展。

3.对自身资源结构的认识

企业营销战略的运用总是以一定企业资源结构为基础并不断优化其资源结构。企业资源可分为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有机结合,以无形资产为主的市场营销。具体说来,重视科研投入提高的科技含量并带动产品的创新;提高服务、品牌价值在产品价值中的含量;重视人力资本,不断吸收、培养、重用优秀人才;注重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占有市场主导权等;这种市场营销观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逐步形成和发展了设计营销、形象营销、服务营销、名牌营销四大基本模式,以及从中演变发展了文化营销、公关营销、直复营销、基准营销四大衍生模式。

4.企业的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是企业营销战略的核心,不仅主导了市场营销战术组合的创新重组,而且主导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重组,渗透了企业运营的整个过程,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营销战略将消费者导向、竞争者导向和自身资源优势相结合时行市场定位,也就是将资本运动和市场竞争相结合。

二、业务运营变革

企业的业务运营是市场竞争导向战略的实践操作层,为了实现企业资本最大限度的增值,通过资本市场化运动,将企业控制和支配的配置到回报率高的产业和地区,从而实现企业业务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结构的优化,最终以适当的产品或服务的实体形式推向目标市场,这些主要包括:

1. 调整企业产品结构

调整企业产品结构可以使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趋合理和有竞争力。纵观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史,多元化已成为企业成长的普遍方式之一,尤其对大企业来讲更是如此。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还很低。TCL集团、海尔集团等选择多元化经营取得了较大成功,这对我国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2.调整企业业务运营的地区结构

在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努力实现跨地区经营、跨国经营。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和其运动规律决定的。世界500强企业的发展历史表明。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从国内市场起步,然后以本国为基础,逐步走向世界,最终成为跨国企业的。

3.调整企业的资源结构

调整企业业务运营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是企业取得成功的基础,同时也对企业资源结构的优化提出了要求,而资源结构的优化所积蓄的能量需要通过业务运营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优化而获得释放。实现企业业务结构和资源结构的优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强内部管理,开发内部资源,主要包括产品、建立独资企业和工厂进入新行业、利用企业技术副产品和与经营主业不相吻合的人才开发经营新领域。二是吸收外部资源,主要包括组建合营企业、吸收外来资本、开发技术转让、建立战略联盟、长期融资、进行兼并与收购等等。我们仍然强调,无论采取上述哪种途径,都要围绕培养、巩固和发展企业的核心能力为核心,以实现资本最大限度的增值为目标,结合市场状况和自身资源优势审慎决策。

三、营销组织变革

市场竞争导向战略对企业的组织变革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钱德勒在其《战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发展的历史阶段》一书中提出了“结构跟随战略”、“公司的战略必将决定其结构”的著名论断。以市场竞争为导向的营销战略不仅要求“全员营销”,而且也要求企业组织营销化。实际上,营销不仅仅是销售部门的事,而是整个企业的事。现代企业应对传统组织结构进行改造,构造以营销部门为龙头、适应现代化企业营销大战略需要的组织结构。企业组织包括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

1.内部组织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与帕特里西亚•阿布尔丹指出,企业组织结构改进的方向是告别传统过分集中的多层次金字塔式的体系,代之以灵活精干的组织体系例如专业小组、横向多学科专业小组、网络组织、合伙组织、高级成员组织、生物组织等,以减少中间环节,方便信息流通,简化决策程序,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人翁精神。现代企业组织创新的主要趋势有:分立化、扁平化、柔性化等。

2.外部组织

企业之间除了竞争以外,其实还存在协作关系,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强强合作”的现象越来越多。例如麦当劳与迪斯尼公司决定彼此分享在93个国家的独家经销权等等。特别是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今企业的一种重要成长方式。网络化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资本与合约关系建立起一个企业群体,其成员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介于独立企业间单纯的市场交易关系与企业内部交易关系之间,从而使原来企业边界模糊化、弹性化。这样不仅可使各成员企业获得所需的经营资源,而且在市场竞争中强化了自身优势,从而使企业竞争方式由独立企业之间展开转为企业群体之间的竞争。其主要形式有:合作营销和战略联盟。

参考文献:

[1]曾晓洋:协同经济与企业运营战略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2]邓 江:市场深化中的企业营销大战略构思[J].经济评论,2009(2)

篇7

长期以来，在实践美学中，自然作为与社会实践有内在关联的重要一极被充分关注，而在与社会的弹性关系中，自然作为独立它极本身的相对与绝对的意义，作为有生命的与人类历史相对脱离的自发自为的存在物，以及这一孤立的特征对人类的影响尚未充分阐明。这一问题的产生，与实践美学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和自身发展的尚未充分有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与生态问题的探讨成为实践美学研究的时代性缺失。这一相对的缺失成为生命美学、生态美学、后实践美学批判与超越实践美学的依据。

就实践美学已经形成的整体科学体系而言，生态维度是实践美学有待继续补充和发展的部分，而缺失是相对的。由实践美学的代表著作来看（李泽厚先生的《美学四讲》、《华夏美学》、《美的历程》，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新论》，刘纲纪先生的《艺术哲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以及新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的作品），实践美学从实践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发展观等原理与原则的层面均蕴涵生态维度的拓展，但由于历史与现实多方原因未具体展开论述。这首先表现为，具备理论基础而引而不发。1.实践美学代表人物均认为自然是人类诞生的前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未能将这个前提（自然物质本源）与实践本体完整地联系起来，正面论及这一先于人类的同时又是相对独立于人类的本源如何构成对人类实践本体的影响、互动与贯穿。而这一前提作为生态意义的影响及其实践本体与此的系统性关联，正是实践美学结合生态整体观需要探讨的部分。2.从原理的层面论述人与物的辩证统一，并以此打下了关于“自然美”论证的良好基础，但是具体论证时往往侧重于人的主体性、主动性的一面，以人的目的、主体性为视点囊括自然，对自然的理解多与“工具”、“手段”、“利用”相关联。而在生态整体的维护中，人类往往必须发挥其作为生态“工具”和“手段”的意义。3.对自然客体的探讨侧重于对主体形成“制约”的一面，成为一种对主体的阻碍性的存在，忽视人类对自然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从生态整体的眼光看来，自然不仅仅是“制约”、是“工具”，同时又是影响、是培育、是引导，参与创造着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而人类对于自然赠予的回报在于“与物为春，开启自然自身的生命”，让自然呈现自然而然的自由本性。本质力量本身也正由自然对象与对人的影响共同构成，由自然的“制约”转化为对自身的制约。4.对自然作为“规律”的内容有待充实。生态视阈中，自然不仅仅是抽象的“规律”或“物质材料”，而是整体运行的生命，具有自生成、自组织、自发展的能力与目的指向。人不再是唯一积极主动的因素，自然也具有某种相应的积极主动性。5.多强调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别，以此确定美感的特点，虽然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不同、分离的基础，但缺失了人与动物相关联的生态完整的部分，以及共同的自然生态本源，缺失了劳动在实践本体意义上对人与自然的新的沟通。实践美学代表作中也常有因论证社会性而出现的较为极端的、类似人类中心主义的发言，忽视了自身提出的自然的前提，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与此相应，“人的自然化”作为实践美学命题也长期处于被搁置的状态，形成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然人化”观单向的反生态的误解。

本来就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其“自然人化”的观点、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性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现实性上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观点等直接与生态问题的探讨相关联；其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更具指导意义。在以唯物实践观为根柢的实践美学框架内，以生态危机、生态科学共同支撑而形成的生态有机整体观必将以其时代意识进入实践之美与自由的追求与创造，促进实践美学更新自身，进一步扩大视野、优化思维、丰富学理、提升境界，积极参与到“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的现实当中。

（一）扩大视野。实践美学视阈中的自然既非纯粹野性的自然，也非纯粹驯化的自然，而是历史地辩证发展的自然。生态整体有机自然观作为原有基础上科学与现实的新成就，不仅将扩大实践审美的自然对象的范围，并将借鉴生态中心的内容，丰富实践美学审美经验的方式，提升审美自由的境界。

这一视野的拓展，首先表现为自然视野的扩大和对于自然认识的深化。实践美学从前对于“自然规律”的笼统阐述将被生态整体生命观所充实完善。在生态学看来，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周流、动态连贯、优先于个体的总体生态网络。在这一整体特征之下又蕴含生动发展的各类组成要素（较适者生存，张力聚力，松散的偶然，网络限度，化丑为美的循环，变易发展的中和等），这些要素共同规定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共存性。就自然而言，其范围由从前外在于人类、被改造的僵硬局部性存在扩大到包括人类自身存在的整个生态系统；其性质由不同于人类的仅有物质属性的“规律”认识对象上升为与人类生命存在相同的、并包涵人类的自然生态生命整体，这一整体生命贯穿人与社会和自然整体的关联，并将成为人与社会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前提与对象。这一整体中的自然既属于人类，更属于自身，既有可被人类认识的规律，更有人类永远无法完全参透的生命最终指向（在生态整体的意义上，自然生命流程的运行和指向具有生态学所界定的“目的性”，为一种关联人类目的又具有特殊独立性的“客观目的”，即蕴涵生态系统质的生命整体发展取向）。生态整体观还自然以先于人类的本源性，以及一直存在的自为性、自我延续性。这一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生态他者生命超越人的精神性存在之上，以其相对独立的客观主动性力量构成对于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相应的，对于生态整体中的人类而言，必须与之共存的生态自然划定了人类主体性发挥的性质与限度。生态视阈中，自然不再是无限的时空而是有限的存在，包括自然量的有限与和人类张力关系的有限（资源的总量与质量有限，人类个体发展的有限，系统整体均衡的有限）。所以自然视阈的扩大，又表现为对客体自然可利用可扩张范围的缩小。自然环境中的人类，要维持与外界的联系，必须在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受到自然动态结构的生态极限的束缚，保持在其系统价值的限度内。对于生态自然有限与无限的了解，重新规定了人类种种可能性的范围，在这一范围中，人类不仅仅是目的，同时也应该是自然生态达至平衡的手段；自然规律不仅仅要合于人类的目的，人类目的更要日渐深广地合于自然生态生命的规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仅仅是单向的“自然的人化”，更是人类主动合于自然的“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摆正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成为生态非中心之中的正确中心。

自然视阈的扩大，同时构成实践美学自由领域的扩大、审美境界的提升。刘纲纪先生曾认为，“在人类之前，未经人的实践作用的自然界当然也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但它不是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生了现实关系的物质。……这个在人类实践范围之外，尚未同人类实践发生关系的‘物质’，无疑也决定着作为自然物来看的人的动物生理的存在条件，但它不能决定着人的意识状态，因为它还未通过实践反映到人的意识中来。”[2]现在生态问题让我们认识到亘古的自然依然存在，它不仅影响着人的动物生理的存在条件，而且将决定着人们意识状态的改变、审美观念的更新。在这一点上，生态中心主义所追求的超越人类一己功利的自然观值得实践美学参考、借鉴。“人的人化”是实践美学追求的人真正成为人的境界，是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人的潜能自由充分的发展。当代生态整体观将继续充实这一发展，继人的社会性超越之后，将人类族类整体对于自身的超越作为自由理想新的内涵。在生态视阈中，理想人格的自由境界必定在与人类――自然的共同体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同时也意味着所有生命潜能的实现，自然他者的自由保持愈充分，人类的自我实现就愈充分，精神的链接就越深远。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将力求融汇万物的生态尺度，以自然它者的自由来验证人类自身的自由，将自然它者的整体生命目的置于超越一己目的的位置，在与自然最为深切广大的沟通中探求更高层次、更广空间的审美境界。

时代生态危机，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对于生态力量被动与主动的体验，给予我们对人类生存状况更为深入与全新的启示，这一启示将促进人与自然更高层次上的融合，并为实践美学以及相关的“自然人化”的研究扩充新的内容。同时，对于实践美学自身而言，其传统研究的视阈和范围也将充分拓展，从以艺术为中心的研究扩大到题中应有的涵盖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生的多极范围，成为一门真正面向生活并介入审美现实创造的实践的学说。

（二）丰富学理。生态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对实践美学而言，对整体生态系统规律与目的的生命理解，将成为新的思想依据，改变对自然传统的认识，形成“人类目的合于自然规律”、“人类手段合于自然目的”的思维转向。实践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将以“人的自然化”向度为重心，探讨人与自然完整的沟通，实现“自然人化”命题时代辩证的转化。

作为以实践为本体的美学，其生态维度将由实践本体――物质生产劳动出发，着重阐释劳动沟通人与自然的方面。从前学者们对于劳动实践本原的解释，常常侧重于人类通过劳动使人独立于自然、分离于自然、区别于其它自然物的方面，并以此为基础张扬主体性、突出社会性。生态维度的研究则将重点放在劳动在区分人类的同时，产生了的人与自然的关联，即人类第一次以属人的性质与自然达成的新的实践意义的关联。在“自然向人生成”、“自然界的人化”、“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等伟大命题中，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自然的本源性，另一方面更体现了生产劳动是人类在真正属人意义上与外部自然相结合的起点。劳动让自然成为人类“无机的身体”，而这一无机的身体正是生态“大我”彰显的空间，将人类的发展与生态它者紧密关联。这一来自实践本体的关联，将在时代生态背景下进一步昭显美学“类存在”、“类意识”的品质，一定程度上克服对象化与自我确立、存在与本质、自由与必然的分离，深入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分裂的核心，对人类的主体性从生态的视角重新加以规定，在人与自然的历史互动中建立以和谐共处为中心的思想形态。

人类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实践本原，必然引发对于自然生态价值的探讨。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在以生态系统的稳定繁荣为阈限的范围内，价值不以人类为中心，凡与生态整体相关、能够维护整体健康发展的部分，都具有平等的内在价值。这一整体观超越了人们以往仅仅将非人类生命体看作“工具”、“资源”的片面认识，肯定所有物种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在固有价值。人，人类社会，人的生存的发展是生态问题的主要起因与终极目标，而这一问题必须在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共生、共赢中得到解决。作为人与自然交流的起源，实践视阈中必然能够扩展生态“大自我”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念。实践价值以合理的生态价值为基础，肯定自然万物的价值，尤其是超越其工具价值之上的自为价值，以生态他者价值的自由实现确定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由追求的价值的实现。

与已有本体论与价值观相呼应，实践认识论也将扩展新的重点，以自然作为自为它者的存在，真正确立对万物尺度的认知。虽然认识只能是人类的认识，但真正属于人的认知必然能兼及万物的尺度，按照他者的尺度来建造。然而在这一建造当中仍然有一个尺度重心区分与合理运用的问题。如果缺乏对于外在于人类的自然生命存在的确认与尊重，在否定自然生命内在固有尺度与目的性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目的，那么任何物种的尺度也将只是人的尺度。生态整体主义以其多极存在、系统平等的价值观清晰划定了人与非人类生命各自明确的生态位，以及在整体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功能区分，在这一基础上物种的尺度将不再是人类尺度可以随意改造的对象，人类的内在尺度的实现亦不得超过生态整体张力的范围，必须在充分肯定对象固有尺度的基础上实现万物共有的目的，让万物成为它自身。“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六十七章）生态实践以及生态整体观进一步澄明了尺度认知的内涵，并将促进人与自然生态共同尺度的实现，真正做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

以生态整体认知为基础，实践辩证的方法必将包括人与社会与自然全面整体的关联。在人与自然双向对象化的互动构成中，物种尺度的生态合理性、危机背景下的生态优先性将成为重点探讨的对象。自然的客观主动性、客体向人类对象化的现实、规律对于目的的划定是实践的生态辩证法理论固有的方向。对于实践本体论美学，生态视阈中人类主动的“自然化”，即更高层次上的“自然人化”，这一思维与存在、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即为美学实践观中贯穿主观与客观、艺术与现实的真实的辩证法。

在全面吸收人类生态思想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美学自身特性的探索，实践美学一定会再次呈现崭新的生命形态与精神风貌，不仅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发挥切实的作用，而且能够超越文艺中心的视野，与科学美学的思维成果相互融通，最终成为马克思所期许的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有机统一的一门科学。

（三）参与实践。古往今来，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家园，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家园。当今生态环境危机让“自然”的主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衡量人类物质能力、理性能力、审美能力的新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对应时代生态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美学生态审美观，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而迫切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生态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加之西方工具主义观念、消费主义时尚的流行对中国生态环境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在市场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同时并举的当下，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市场竞争与环境代价、超高消费与生态良知之间存在的矛盾成为生态科学与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既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的经验概括与总结，也离不开优秀传统思想的深入发掘，更离不开科学世界观的指引。作为以唯物实践观为基础、全面研究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美学，中国实践美学将始终“密切关注当代美学的变化和中心问题，不断发展创新，作出与当代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及广大人民群众审美需要的新变化相一致的回答，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4]

生态整体美的建设是人类对自然以物质生产改造活动为基础的多层累的和谐统一。它一方面是一种外在性的物质存在，需要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综合协调的解决；另一方面，从更为本质的意义上看，生态环境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存在，需要思想文化、哲学与美学的支撑。审美指向人类灵魂最深的理想，是人类自由发展的终极导向，是实践的未来建构中自由创造的精神。一直以来，审美始终具有“启真”、“导善”的重要作用，能够融合真的规律、善的目的达到无为而为的理想境界。实践美学视阈中合于规律与目的、或目的合于规律的生态美建设，不止是功利、效用的对象化观念建构过程，同时又是人类主体知识、智慧、意志、情感、个性、想象等全部本质力量的发挥和运用过程。生态审美实践从人类求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本性出发，切实把握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探讨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活动，建立实践的生态约束意识与合理意识，改造价值观、培养环境素质、思想情操、审美情感、塑造生态深层人格，以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展开，以对大自然生机盎然的促进作为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健康的生存价值观、生态整体观将成为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生态关系时可遵循的原则，推动人的需求和情趣向生态和谐的方面转化，将人们从征服自然、无尽索取的主客对立中唤醒，在人与自然的交融同一中，复活自身沟通自然它者的审美感官，辅助万物而不争，让生态和谐之美重现于大地。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通过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及宇宙中的角色的体验，让对生态美的自觉追求融化到人们生产实践与日常生活当中，与其它领域共同促进，实现超越世俗生活的深刻转变，在符合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去创造健康、丰富的新生活，自觉地促进自然生命力的周期性再生和更新。

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司法体系；刑罚制度

中图分类号：DF8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500（2014）01-0052-01

一、刑罚制度追溯

刑罚，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限制人身自由，采取劳动改造、信念再塑与文化道德修习为手段对犯罪人施以身体的处罚，以达到惩戒、警示及教化的作用。重点体现在 “罚”字上。

中国古代自隋唐直到晚清，一直适用“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我们可以发现，“笞、杖、死”都牵涉到对犯罪人身体的折磨。而“徒、流”则类似于今天的有期徒刑，“徒”较轻，主要是强制服劳役，“流”则严重许多，以都城为中心，向边远军州发配，动辄流三千里、五千里。非大赦是不得返回原籍的。

欧洲中世纪有世俗法律和教会法律的区分。但行刑制度同样残酷，均以身体摧残和剥夺生命为主。直到17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关怀思潮影响下，特别是“社会契约论”学者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罚人道”三原则促使欧洲近代监狱从短期收押未决犯转变为惩戒教化罪犯的场所。

在东、西方以监禁刑为主的时期，都有过把罪犯当作廉价劳动力与社会企业争夺利益的阶段。我国自1949年以后，因为收押大量的战犯，而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连守法公民都存在吃的问题，所以在1978年以前，监狱首先解决的是自我生存的问题，期间囚犯的劳动强度是非常大的。所以那个时期改造罪犯的方针特别强调“改造第一，劳动第二”。实际上是变相承认当时有些疏离了监狱“教育改造”罪犯的核心功能。

二、监禁刑向教育刑过渡

监狱是什么地方？依照《社会心理学》的定义，监狱是对“社会化”不成功的那一部分人实施“再社会化”的地方。通俗的讲法就是“你和大众同时接受社会规范教育失败了，现在集中起来，通过强制手段逼迫你知晓并接受作为社会一份子应当遵守的社会规范。”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公平、正义及宽容的思潮逐渐影响到监狱的行刑理念，1994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便明文规定监狱的工作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重点体现在监狱应当强化罪犯的教育改造作用，逐渐弱化利用廉价劳动力创造财富的作用。

行刑，从刑罚产生至今，经历了从行刑无定制到行刑标准化、从行刑封闭化和行刑社会化、从行刑简单化到行刑科学化的转变。

基于人员和经费的紧缺，对罪犯的矫正效果大打折扣，刑满后再犯罪率居高不下。随后，作为监禁刑的替代方式社区矫正，经法院判决有罪而批准在社区进行矫正的犯罪人数量开始猛增。

三、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将符合特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环境中，在法院判定的期限内，由当地司法机关主导，辅以社会团体以及志愿者的力量，引导他们参加公益劳动，学习劳动就业技能，帮助罪犯矫正恶习，促使他们顺利回归，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

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2004年5月司法部了《关于印发的通知》，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为在全国范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指导。

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的进行了规定，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2年3月1日，两高两部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始正式实施，使社区矫正的操作有了标准可依。

无论“监管改造”还是“社区矫正”，其理论前提都是假设“人是可以改造的”。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先哲孔子、孟子便提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非常肯定的指出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

社区矫正工作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司法所具体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民政、人事劳动、机构编制、财政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关工委、妇联等单位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下开展的。虽然刚修改的法律凸显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因缺乏必要的考核奖惩，导致各参与主体职责不明，配合不力，形成司法行政机关单打独斗的工作局面，从而影响矫正工作质量。

司法所承担着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理、人民调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基层法律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多项职能，人少事多的矛盾十分突出。

篇9

[关键词] 县域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Granger因果检验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指县域经济是指县级行政区划内的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是联系宏观和微观、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桥梁纽带，在国民经济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2005年，全国县域面积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人口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3.3%;GDP总值占全国GDP的57.7%。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社会稳定、农民增收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就是资本的投入。要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县域经济的不断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入，县域金融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也越来越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并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明。但就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因果方向产生了较多的分歧，并逐渐形成了几种观点: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纯属偶然。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机构同样增长，但是两者各自按自身的逻辑发展。二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即“需求拉动型”的金融发展。在市场的不断拓展和产品的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金融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三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即“供给引导型”的金融发展。金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起基础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四是以“金融风险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带来的风险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由此会阻碍经济增长。五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经济增长也带来了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建立，深化了金融创新，从而更大的推动了金融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加倍的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随着现代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以 Levine(1997)为代表的经济学者认为金融体系主要通过提供五个方面功能来影响经济增长：为可能的投资生产事前信息并进行资源分配；在提供融资后监管投资并进行公司治理；分散风险、管理风险以及便利风险交易；动员储蓄；便利商品以及服务的交易。

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集中于国家层次，而我国县域金融发展存在着金融机构数量少，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机构服务质量较差，资本市场尚未建立等诸多问题。金融体系的功能还不能完全发挥，因此，金融发展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能简单应用于县域，对于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式，检验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检验两者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ADF单位根检验

传统经济学理论以序列平稳为前提，Granger(1988）指出，当用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OLS估计时，系数估计量将丧失最佳线性无偏性，同时回归系数的t检验也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会出现伪回归问题。

如果一个序列的均值和自协方差不依赖于时间，就说它是平稳的。非平稳序列的典型例子是随机游动yt=yt-1+εt，εt是平稳随机扰动项。序列y有一个常数预测值，方差随时间增长。随机游动是差分平稳序列，因为y一阶差分后平稳。yt-yt-1=(1-L)yt=εt，差分平稳序列称为单整，记为I(d)，d为单整阶数。单整阶数是序列中单位根数，或者是使序列平稳而差分的阶数。对于上面的随机游动，有一个单位根，所以是I(1)，同样，平稳序列是I(0)。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及因果关系检验要求每个变量序列都为等阶单整，且齐次的阶数必须大于或等于1。

2.Johansen协整检验

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有基于回归残差的Engle-Ganger协整检验和Johansen极大似然法。由于Engle-Granger法在基于残差检验的基础上，附加了“公共因子约束”而降低了检验的势，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Engle和Granger（1987）指出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假如这样一种平稳的或I(0)的线性组合存在，这些非平稳（有单位根）时间序列之间被认为是具有协整关系的。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被称为协整方程且可被解释为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检验的目的是决定一组非稳定序列是否是协整的。阶数为p的VAR模型可以写成:

yt=A1yt-1+…+Apyt-p+Bxt+εt

其中， 是一个含有非平稳的I(1)变量的k维向量;xt是一个确定的d维的向量，εt是扰动向量。

3.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是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结构下，检验变量间的影响程度是否显著的影响，从而判断其因果关系。所要检验的参数模型为：

这里m、n、p和q分别表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εt为白噪声序列。在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中，回归方程中的系数显著性对应着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Granger，1969)。原假设为:

H0∶y1j=0,j=1,…,m

检验结果如果认为原假设H0成立，则表明所有前期y3对y1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此时认为两者没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由于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应着模型中部分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利用模型整体显著性的F―检验进行。

三、数据检验

鉴于目前我国县域证券市场发展几乎是空白，县域金融机构也主要限于银行和信用社的实际，本文选用县域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余额作为衡量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选用县域GDP指标来衡量县域经济的增长。根据微分近似公式，对数变量的一阶差分近似等于该变量的增长率。因此，对各变量取对数，分别以LNGDP和LNF代表县域GDP和县域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由于县域经济数据统计上的局限性，本文选用辽宁省1997年～2005年的县域金融与县域GDP数据。

本文首先利用ADF检验来讨论变量的单整阶数。利用Eviews4.0

软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注:D表示一阶差分；DD表示二阶差分；表中临界值均表示拒绝单位根假设的MacKinnon临界值；*、**、和***、表示10%、5%、1%显著性水平下检验值是显著的，无标志说明检验值不显著。

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对数序列均为二阶单整序列，单整阶数相等，满足了协整关系检验的条件。

在确立了金融发展变量与县域经济增长变量的单整阶数的基础上，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对1997年～2005年间的辽宁省县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变量进行了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注:假设方程个数中的*(**)表示在显著性水平5%(1%)水平下拒绝零假设。

综合分析协整检验的结果，在显著性水平5%下，选定两个变量存在一个方程(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LNGDP=-2.277639 LNF + 0.095719 @TREND(98)

(1.8E-07)(1.3E-08)

协整模型揭示的是变量之间协同发展变化的长期趋同行为。因此，从长期来看县域金融的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

由于LNGDP和LNF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时用LNGDP和LNF两个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时，并不会造成虚假回归，回归结果是有效的。因此可对LNGDP和LNF两个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无论滞后期为1年还是2年，县域金融发展都不是县域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县域经济增长也不是县域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在县域层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相一致。

四、结论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对1997到2005年辽宁省县域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县域层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处于割裂状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不存在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也不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证明：在县域层次存在着严重的金融抑制。这一结论与我国县域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县域经济主体融资难的现状相吻合。导致县域金融抑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的二元金融体制结构。因此，要消除县域金融抑制，发展县域经济，必须要打破二元金融结构，进行县域金融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增加县域经济主体的融资渠道，利用金融市场来实现金融发展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Engle R F, Granger C W J. 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Representation, Estimation and Testing [J]. Econometrica, 1987, 55: 251 -276

[2]Granger C. W. J., “Investigating Causal Relation by Econometric Models and Cross-Spectral Methods [J]”, Econonmetrica, 1969, 37: 424-438

[3]Granger C. W. J. Some recent development in a concept of causality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88, 39: 199

[4]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 Views and Agenda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 688-726

篇10

[关键词]　非正式约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问题。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过度分析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资本)、技术和制度这几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而忽视非正式约束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因素在区域经济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是相对易变的，尤其是它们都会对空间差异做出适应性调整而发生诱致性变迁。因此，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变迁都不足以对国家或地区兴衰的全部历史做出有力的解释。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迫使我们从另一个全新角度寻找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本质。不同区域间的各种非正式约束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其核心价值体系影响着区域经济主体的价值趋向、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路径。

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述评

非正式约束是人们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习俗、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经济行为影响因素集。从非正式约束视角揭示经济增长的文献多以定性方式展开。马克斯·韦伯认为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性中去寻找。格雷夫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揭示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

哈耶克认为，非正式约束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非正式约束是一种由习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复杂的非正式约束形态的形成往往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结果。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将经济动机归结为复杂的心理，强调经济活动植根于广泛的社会习惯和文化道德之中。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具有“利己心”，也具有勤勉、节约、慎重、机敏、质朴、用心、周到等若干品德。“经济人”的活动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如果不具备这些必要的伦理道德，仅仅追求自利无法促进社会财富的增进。穆勒认为各国的经济情况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相互信任程度对生产要素、生产力程度有较大的决定作用。阿瑟·刘易斯认为，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他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和冒险等等的态度。而人们的不同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阿马蒂亚·森强调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运行依赖于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他论证说，一个交换经济的成功运行依赖于相互信任以及对公开的或隐含的规范的使用，即使对机构和制度而言，其运行也是以共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信任以及对对方道德标准的信心为基础。转贴于

二、非正式约束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一)非正式约束是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层次因素

通常利用资本、劳动、技术三个要素分析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向是将经济发展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然而，技术和劳动这两个要素深受非正式约束的影响：技术进步需要的是崇尚创造、摒弃简单模仿、包容错误的氛围，需要的是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根本的是知识技能、职业道德、个人操守等多方面修养的提高，可见非正式约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具有重要作用。

(二)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诸因素具有整合效应

非正式约束总是要渗透到经济增长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造成经济增长因素功能和绩效上的差异。非正式约束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整合，既体现在从工具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从价值理性层面把握生产要素的各个环节。从工具理性层面看，各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形成、发展和进步过程，是一个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不断渗合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生产要素总是包融在区域非正式约束印记中的；从价值理性层面看，非正式约束整合效应，着重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诸因素的人文价值和人文信念的回归。生产要素不仅是人们创造有形财富的手段，而且还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认知成果和创造成果，因而具有以人的发展为向度的价值尺度。一种非正式约束如果无法接受和融合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的进程，就必然要受到由不断创新的科技和制度所包蕴着的文化潜能的侵蚀和创伤，而这又能够刺激该种非正式约束自我革新，重新以积极的姿态接受、融合和拓展科技、制度等因素的发展冲力。

(三)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

非正式约束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准确地说，非正式约束是能够实现边际报酬递增的稀缺要素。这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具有自组织能力，它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自我强化，这也是一切非正式约束所具有的特性。一种非正式约束一旦在竞争中被人们接受，它就会竭力形成垄断，排除其他非正式约束的存在。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非正式约束的偶尔积累带来了利润，利润会吸引更多的人来迅速学习或复制特定的非正式约束，要想阻拦这种观念的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更多的人习得了特定的非正式约束后，该国家或地区的非正式约束似乎被“锁定”在一个独特的路径上并沿着这一方向持续发展下去。而导致经济增长的特定文化资本会进一步同各种相近的思想观念混合在一起，自我组合，互相传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非正式约束的自我强化行为，推动着那些有机会进入增长轨道的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增长。

三、基于非正式约束的经济增长一体化模式

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相互融合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社会生产力系统的重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带来了新的文化、经济、科技与信息产业的出现和迅猛发展。社会化生产与交流的发展，使人们经济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都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产业发展中的非正式约束因素与日俱增。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原因，在于要素的集聚，也包括非正式约束要素的集聚。非正式约束深刻影响着集群内企业的裂变、要素的流动、创新能力的形成、区域品牌的创立和发展等，由此形成了十分独特的集群特征和竞争力。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摒弃传统的生产方式，要求以市场为纽带和以市场规律为主导的文化、经济资源的广泛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走向新的融合，趋向一体化的基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的板块结合，而是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内在的有机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融合成整体关联的一体化格局。非正式约束和经济原本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具有非正式约束的人，经济活动的组织和方法就包含着非正式约束品性。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联系，而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突破传统，在理念、实践、模式和制度上的全面创新。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是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的生态有机体。非正式约束与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具有系统性、整体关联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在非正式约束和经济之间以及非正式约束与经济系统内的诸因子、诸方面之间都存在着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也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协调和变化的动态关系。在社会现实中也有诸多因素和方面影响和制约着非正式约束与经济一体化的形态。

[参　考　文　献]

[1]Krugman P， Fujita M， Venables A. J.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M].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1999

[2]Myrdal 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