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法律论文范文
时间：2023-04-08 04: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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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法律诊所教学的目的应该体现通过法律实践来巩固法律基本知识、达到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效果，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最终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因为“法的最终目标是提供实践性的准则”［2］。所以，以实践为导向是法律诊所对法学教育的最大启发，也没有离开法学教育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这一根本目标。
二、法律诊所创新法学教育模式的功能
法律诊所教学，突破传统的法学教育教学模式，增强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众所周知，法律诊所采取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与传统的理论教学不同，是典型的实践性教学。法律诊所模式是法学教育的一种创新，而创新是提高质量的灵魂。所以，法律诊所的开展关系法学教育质量的提升。根据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在协同创新方面，鼓励高等学校通过多种形式自觉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推动高等学校服务方式转变，为地方政府决策提供战略咨询服务。而法律诊所教育正是协同创新的一个良好体现，是高等教育与经济、文化有机结合的一个平台。有学者指出：模拟法律诊所课程应作为法律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在本科和法律硕士生教学中设置［3］。法律诊所的运行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良好的制度规则。因为诊所教育过程中，学生完全参与进来的，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教师是指导者和引导者，而学生在诊所教育中始终积极参与且处于一个核心地位。通过教师对典型案例的介绍，更多的是让学生们分析、学生们讨论等方式进行理论授课，再利用课余时间通过教师带领学生进社区的方式指导学生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进行法律服务，内容包括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文书、进行公民等活动。这样的教学方式教师就不再是教学内容的讲授者，而也与学生同为参与者之一，让学生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避免流于形式，使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有了很大提升。
三、法律诊所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定位
法律诊所教学能充分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不断增强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法学应用型人才，是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发展的根本目标之一，而高校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是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但事实是，我国大多数高校教师的实践能力普遍偏低，需要进一步改善。高校法学院系教师通过法律所教育，可以增强实践教学能力、提高教学效果，增加法学教育的整体教学效果，这也是法学教育社会效果的一个真实反映。法学教育中，传统的教师教学是以法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为中心的，侧重于理论教学。这样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学生们通过课堂学习后，虽然可以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但是法学实践能力偏弱，而直接的体现是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也不足、教学效果不理想。通过法律诊所的案例演绎的实践教学、带领学生进社区进行普法宣传、积极提供法律援助等多种形式，使教师本身也在不断更新知识、提升法律知识运用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由此，法律诊所的教学模式改变了以往单一讲授的特点，不仅增强了学生对法学实践的认知，也提高了教师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所以，法律诊所模式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四、法律诊所对法学教育的深层意蕴
篇2
（一）学生对法律的学习积极性不够
高校的教学任务较重，所以除了法律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同学接触到的普法活动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都是靠一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来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但是这门课程在许多高校都是公共课，对学生的要求不高，所以，很多同学就不重视这门课的学习，也就没有了主动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甚至很多同学只是为了考试而对书上的内容死记硬背，这样的学习，会让学生产生法律学习是很枯燥的错误想法。
（二）法律意识淡薄
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一样重要，一个好的法律意识能使一个人积极守法。而现在许多的大学生法律意识都十分淡薄，经常分不清道德准则和法律的界限，对一些违法事情却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对一些需要公平公正处理的事情会带有私人感情，这些都是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不够，法律意识淡薄的表现。
（三）不懂得利用法律维权
其实对一个人的法律教育是一个漫长的、困难的过程，而在高等教育阶段，想要培养出一个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同样优秀的人才更是难上加难。就像前文所说，一门思修公共课就作为整个大学阶段的法律教育是不够的，如果都以应付考试的态度来对待这门课，那么这门课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一旦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不会把学到的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
（四）法律意识淡薄
甚至可能导致犯罪很多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到分不清犯罪和不道德行为的区别，这导致了近年来大学生的犯罪率越来越高。对大学生犯罪的研究表明，原因各种各样，可能是因为贫富差距，可能因为日常小事的矛盾、感情破裂、极端主义、报复心理，等等，但这些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学生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的严肃和不可侵犯性认识不够，连一些行为能不能做都不清楚。
二、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
从而培养出学生优秀的法律意识对高校的法律教育进行改革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一个主要途径，改革主要是针对法律教学方面，首先是对思修这门课的重要程度进行大幅提升，对教学内容也要进行改革，不再以枯燥的法律条文作为上课的主要内容，而是把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当成主要教学目标，对一些死的法律条文，可以当做课外读物。这样的改革会使得课程更加精炼，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
（一）学校应营造良好的法律教学氛围
高校应和国家保持步调一致，每个学校都应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去要求学生遵守，如果学生违反了相关制度，就应该根据规章做出适当的处罚，不能因人而异而让学生产生法律可以讲人情这一错觉。当然，这些法律法规一定是科学合理的，这样就能在校园里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法律氛围，让学生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慢慢提高法律意识，对学生日后走上社会起到巨大作用。
（二）加大法律的宣传工作的力度
法律的宣传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定期进行法律知识讲座，在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违法情景演练等，这些能把枯燥的上课内容形象生动地表现在学生的面前，使学生对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举办心理教育活动
篇3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高校已经不再单纯进行理论知识的教学，而是走与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因而大学生兼职成为潮流也就不难理解。对于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来讲，他们刚刚半只脚踏入社会的大门，对于外界的防范意识不强，这就造成对兼职大学生的各种侵权事件层出不穷。根据调查，大学生从事兼职时，只有16．3%的人与用人单位于签订书面合同。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在兼职时遇到权益受损的现象，主要表现为被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工资，要求大学生超时工作但无法得到相应报酬或从事无安全保障措施的工作。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权利受到侵害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财产权利受侵害。如拖欠、克扣大学生的工资，都直接侵犯了大学生的财产权利。其二，人身权利受侵害。一些用人单位不考虑大学生的人身安全的保护，给大学生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甚至存在危险行，如在无安全保障措施的情形下从事于化学相关的工作等”，甚至有女性大学生在兼职过程中遭受性骚扰、犯的事件发生。由此可见兼职大学生群体的权益保护已经成为一个急需决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和配合。
二、大学生兼职中权益受损的保护
从调查中得到的情况看，在大学生兼职的过程中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大约有80%的人维权意识淡薄，极少采取维权措施，一般是自认倒霉;还有一部分是自己有维权的意愿，但是不知该如何进行，不知道应该向什么机构进行投诉。大学生权益受到侵犯与其本人关系最为密切，只有大学生自身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大学生平时留在学校的时间最长，与学校关系关系也极为密切，学校应重视这方面的管理，由学校对于大学生进行相关的培训，学校可以开设相关课程，这样无论是对于兼职大学生还是将来大学生就业都有很大帮助。学校可以与一些正规的用人单位签订协议，为大学生提供帮助。大学生兼职权益受到侵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学生个人声音太过弱小，可以有学校牵头，组织一个兼职大学生自己的机构，当大学生自身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上报机构，有机构出面与用人单位进行交涉，以集体的力量来进行维权。
无论是大学生提高自身维权意识，还是高校加强对于大学生相关方面的教育，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校大学生兼职权益被侵犯的问题。我国法律对于大学生兼职的行为定位模糊，而据原劳动部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条的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虽然“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但法律只是不承认，在校大学生兼职的行为是就业，但却并没有排除兼职大学生的劳动权利，是因为“就业”与“存在劳动关系”这两者之间并不等价。既然兼职大学生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对象，那就应该归属于民法的一般调整，或是适用教育部有关的规定，如《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就目前来讲，我国法律中对于大学生兼职的定性身份模糊，而兼职大学生又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调整，或者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大学生兼职无论是假期工还是平时兼职，都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一定要明确每条条款的意思，特别是工资、劳动时间及劳动环境等，是否存在潜在的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都应做出事前的确认及防范，也可以为以后的侵权诉讼准备证据。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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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旅游产业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精神，随后各行各业相时而动，纷纷展开了关于如何在各自领域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深入探讨。作为第三产业排头兵的旅游产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积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重新定位其发展方向与战略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基于科学发展观“协调、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旅游产业要想实现科学、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主体和客体分别是人和旅游产品，人的要素包括旅游规划者、开发者、管理者、经营者、旅游者、服务者和当地居民等，而旅游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工自然扩大的一种产物。在旅游开发和规划中，旅游规划者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有重要的影响，在旅游规划中既要尊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要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对旅游发展进行科学化规划和设计。开发者、管理者和经营者都属于旅游产业的直接推动者，在旅游产业的经营管理中应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将旅游产品和服务人性化设计，保证行业的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同时又必须保证旅游资源和环境不受破坏。旅游者、服务者和当地居民是旅游活动过程中供需双方和受影响的第三方的集合，旅游者的到来给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当地居民对待旅游者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旅游发展的状况，如果当地居民采取比较善意的态度，则可同时扮演旅游服务者的角色。三者应该追求的是一种多方协调的局面，高素质的旅游者会对当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小一些，而高素质的服务者和当地居民也不会因为短期的利益而忽视自然的持续性发展。总的来说，由于旅游产业是建立在自然的良性发展的基础上的，同时旅游产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人与自然的关系错综复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良好的互动。
2现在与未来的关系
在时间维度上，旅游产业的发展要处理好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资源的利用上，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对旅游资源的利用必须考虑未来的需求，实现持续性发展，而不能局限在满足当代人或者部分人的旅游需求；第二，产业发展形态上，旅游产业的发展从最初的简单组团，发展到传统的“走马观花”式游览，现在已经开始转型到休闲度假与旅游体验相结合，逐步得到提升；第三，旅游规划上，旅游的规划和开发是基于现在、面向未来的一项工作，在规划中必须有长远的目光和敏锐的洞察力，才能超出时间的限制，将旅游产业定位于未来；第四，旅游者需求上，从初级的感官享受，逐步提升到了精神的享受，甚至将旅游作为提升自我素养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因此，旅游产业必须立足现在实际情况，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才能少走弯路。
3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阶段，在这一时期应努力实现从追求增长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一味追求数量上的增长，快速的旅游发展建设，在填实了旅游发展基础的同时，也出现了不科学的发展状况，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过失。因此，在稳定旅游产业发展速度的同时，要注重旅游产业的健康指数，将发展的质量摆到首位，运用科学的发展观规范旅游发展的高质量增长，而不是数量和速度的增长。
4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旅游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旅游资源的开发，而旅游资源在经过开发和设计之后，是否会面临着破坏的危机，就需要通过科学地正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做到开发和保护的统一，是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旅游资源的开发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资源的保护则需要大量的成本，因此需要在开发中贯彻保护的概念，而当旅游开发开始有了经济收益之后，又可以将部分收益用于资源的保护，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旅游开发不仅是旅游产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要求，旅游活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高级形式之一，人类的进步必然要求开发旅游产品。同时，旅游资源的保护又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的旅游开发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发，而不仅是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的开发。
5产品与市场的关系
旅游产品设计和创意不仅要考虑资源的赋存状况，还要考虑市场的需求特征和发展方向。只有在充分研究旅游市场需求特征的基础上，设计和规划出来的旅游产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最大程度地实现旅游产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同时，针对旅游市场的不同结构特征，为旅游者提供特色化、人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才能延长。另外，研究旅游市场的潜在消费趋势，将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市场迎合度，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或影响旅游者的消费倾向和消费偏好，从而引导旅游市场的科学消费、合理消费，实现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6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旅游产业是在竞争和合作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提升的，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初期，由于没有客观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形成了无序竞争的混乱局面，造成了大量的资源耗损，既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也妨碍了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目前，旅游产业开始了区域化整合和区域性合作，也就是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譬如泛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长江三角洲无障碍旅游区的形成、粤港澳区域旅游合作圈的构建等。因此，旅游产业要做强、做大，就必须正确处理好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在战略层面上强调区域整合的概念，通过产业联合、行业分工、内部协作的方式，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
7政策与舆论的关系
旅游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政策导向，而且很大程度上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引导。首先表现为弥补市场失灵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秩序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加以调节，但市场运行过程中有“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此时，政府就必须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来保证市场的正常秩序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其次表现为旅游均衡发展的需要，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保证旅游业各区域、各部门均衡发展，同时保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比例协调。最后表现为大力发展旅游业的需要，通过相关政策对旅游业的倾斜，形成旅游产业发展的优惠条件。因此，政策对旅游产业具有引导和保障作用，而社会舆论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而间接影响到旅游规划和项目的建设。另外，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能辅助政府实现旅游行业管理的职能，促进旅游行业规范化发展。因此，要正确利用政策和舆论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作用，科学地引导旅游产业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8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处理城市与乡村发展关系的原则，在大力推进城市旅游发展的同时，加快近郊旅游、乡村旅游和观光农业旅游的发展，有助于全方位扩大城乡旅游交流，实现城乡旅游资源互补和旅游市场互动，从而促进城乡旅游协调发展。此外，它还将带动乡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合理化。统筹城乡旅游发展，响应了国家促进农村发展的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了“三农”问题，对国家和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为实现旅游全民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出境与入境的关系
这里的出境和入境主要是指我国三大旅游市场的发展排序和旅游企业的国际化问题。从旅游市场角度来看，考虑到旅游业在外汇创收和回笼资金方面强大的拉动作用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况，近期我国旅游市场的发展原则上应遵循“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积极发展国内旅游、适度发展出境旅游”的基本方针。从旅游企业角度来看，国内大多数旅游企业呈现出小、散、乱、差的局面，总体竞争力不强，没有形成航母式的跨国旅游企业集团，无法主动“走出去”在国际竞争市场上站住脚跟；而我国加入WTO之后，随着服务贸易总协定中规定的某些行业进入壁垒的消除，我国的旅游业领域将被动“引进来”众多蓄势已久的国外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因此，我国旅游企业界的当务之急是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收购、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实现集团化扩张。
10危机与发展的关系
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要素的影响，属于敏感型行业。由于旅游危机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很容易对旅游业产生重大的影响，譬如SARS的爆发对旅游业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反过来看，危机的产生也会促进危机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旅游业的健康发展，不能因为危机的破坏作用而忽视了其积极的启示作用，客观、科学的认识到危机将给旅游业带来了更完善的管理功能和更强的竞争力。因此，短期损失和长远保障是辩证统一的，危机给旅游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免疫功能，使之更具生命活力。
总体而言，旅游产业的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必须运用科学发展观，才能辨析旅游系统内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明晰旅游产业发展的主导思路，从而保证我国旅游业全面、协调、稳定、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勇，周霄．WTO与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新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戴斌．以社会发展目标统筹旅游产业运行[N]．中国旅游报，200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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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
1） 法国的六法体系：民、刑、民诉、刑诉、商、宪（民商分立）
2） 1791年宪法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
3） 1958年宪法是法国现行宪法
4） 参事院是法国最高行政法院
5） 1900德国民法典（民商合一）
7） 法国法的依据是法学阶梯，德国法的依据是学说汇纂
8） 潘德克顿学派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9） 法国法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形成的，而德国法是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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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法律意识是促进大学生的个人素养提升
全面发展的需要。健全的法律意识能够促进大学生个人素养，能从文化上提高大学生的内涵，对于一个法制社会国家来说，能有培养具有法律意识以及深刻内涵的人才，无疑是推动这个法制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提升大学法律意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以及个人对法的理解，影响着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随着日益发展的社会，法律是如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法律有着重要的思想意识，才能更好的融入法律当中，运用法律，建设法制社会。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并不容乐观。不能正确的行使法律，以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并不能有效的得到保障，也使得法律意识淡薄的某些人走上犯罪的道路，近些年，大学生犯罪的例子也频频皆是，对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重要、紧迫的问题。
(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自我利益得到保障的重要途径
法律作为调节利益的规范，日常生活中在保护人民权益方面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大学生在步入社会后，其所具备的法律意识对其在社会生活中自身利益的保障与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工作与生活中，大学生需要面对许多在校时并未能面对的问题，有些情况下，需要运用法律的武器才能维护自己利益，而此时法律意识在问题下起着一个基础的作用。如若在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的大学生眼中，对权益的保护以及维护未能做到最好，从而使其低迷，失去信心，最终做出消极的决定。而社会生活中，法律意识不仅仅只是口头的空谈，自身的合法权益需要自己来维护，因此，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将来进入社会必要生存手段也是推动法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建设法制社会的必要因素
依法治国是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当代社会的知识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来说，增强其法律意识是使其为法制社会建设及推动依法治国的力量。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全体公民守法自觉性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建设主力军，当代大学生日益成为国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主体力量，其法律意识的深浅直接影响着对行政以及司法工作的开展，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不仅能为行政、司法工作的开展做出重要影响，也能为树立法律形象，健全、普及法律提供一个良好的精神力量。
(四)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将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中，是全社会对大学生所寄予的期望。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学习中得到的各种知识，与目前社会折射出的各种矛盾问题，在大学生心中树立一个正确的法律形象，才能使其对面对的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中，法律起到了一个平衡的作用，当代大学生若法律意识薄弱，则对社会构建中的不平等问题将会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增强其法律意识能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面对的那些问题，从而使其能正确的认识与处理，最终达到个人，集体的利益得到最完全的保障。通过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增强，使大学生能在将来更好的去面对，积极的客服与解决那些在构建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自信心，尽快的成熟起来。
二、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途径
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树立科学的思想的引导，才能够培养人们正确的观念和科学方法，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通过对法律意识的培养，从而使得思想层面的提升，来做到一个对思想树立的前提和关键。当代大学生需要加强思想建设，学习与研究法律，加强法律意识与法律素养的培养，树立一个法律形象，从而使其能在今后社会生活中能通过法律意识对其的引导，做出理性的判断。实际行动也是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之一。对法理的深刻了解，咨询有关律师，多观看公开审理的案件，对案件的基本事实以及案件的判罚做出相应的结论，以便在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能够运用所观察学习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同时，需要在学校多开一些法制教育的讲座，让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使得大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且，大学生入学期间，要多开展普法活动，让他们不只是学习专业课的知识，更要知法懂法。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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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法学专业法律教学课程设计的三个层次
即使通过经济法律制度整合民法中有关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单单这一门法律课程仍嫌不足。因为在学习经济法律制度之前，学生需要对法律的一般理论，经济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经济法律责任所涉及的刑法、行政法以及诉讼法等问题均需有基础性的把握。一般而言，经管类专业的法律课程设置应当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课程。基础课程主要介绍法的一般理论、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构造、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社会法及诉讼法所调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其基本内容。课程教学目标在于让学生对我国法律的基本体系与内容有个概括性的了解，并在此基础培养基本的法律思维与法治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为全民法治观念，要将法治教育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从中小学即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据此可以肯定的是，基础法律课程将成为高校所有专业的必修课程。目前，各高校经管类大多仅开设《经济法》一门法律课，很少未开设专门的法律基础课程。尽管思政类课程中涉及法律基础的内容，但其教学内容的侧重点并不在于基础法律知识的介绍和法律理念的培养，而是将法律作为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来对待的，其侧重点在于尊法守法意识的树立，与作为专业类法律课程的基础以及十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相差较远。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基础类课程中的《经济法学》课程的讲授缺乏必要的基础法律知识背景，仍需先行介绍法律的基础知识，从而严重影响了《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实现。第二层次即经济法律制度。该课程属于学科基础类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与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果说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在于认知和理解，经济法律制度的教学目标则应适当增加法律的具体应用能力。第三层次为专业类课程。这类课程是根据具体专业方向的需要而有针对性地开设的课程。经济法律制度由于涉及到的法律领域十分庞杂，只能侧重于基础，而难以具体和深入。更为深入的内容只能就不同的专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另行开设。比如人力资源方向，需要专门开设劳动法，工程管理专业需要开设建筑工程法，物流专业方向需开设物流法规，而对外贸易专业方向则需要进一步了解海商法的专业法律知识。这一层次的法律课程由于是针对具体的专业方向需要而特别开设的，故在教学目标上应更加注重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上述三个不同层次的法律课程，经济法律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于法律基础课程，它已经较为偏向专业需要，是对有关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的进一步深入。但相对不同专业方向的特殊需要，它又属于经管类的基础类课程。
二、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设计与创业教育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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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基于算理之上的，算理是算法的基础。教师应明确算理的重要性，并在实际教学中鼓励学生根据原公式推导变换式，达到巩固计算的理论基础、灵活有效地记忆算理的目的。教学实践中，首先我们要强调算理的基础地位，在教授具体的算法之前，先将算法所对应算理中的运算规则、字母所代表的含义等讲解明白，让算法有理可依；其次，要结合具体的例子，运用所学算理的具体内容，讲解算理的具体用法，便于学生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最后，要通过算法的总结，更加深刻地理解算理的含义，以算理促算法、以算法促算理。
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圆的面积公式》（S=π×r2）时，笔者分别说明S代表是面积，π代表是圆周率，r代表是圆的半径。再结合具体的例子：已知圆的半径为2cm，求圆的面积。则：题中r=2cm，取π=3.14，圆的面积为S=π×r2=3.14×22=12.56（cm2）。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巩固了学生计算的理论基础，更高效地实现了知识的有效运用，培养了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教师要注重算理教授的合理化，不可采用“灌输式”的教学，应鼓励学生举一反三，在原公式的基础上学会灵活推导变换公式。
二、鼓励算法多样化，培养发散性思维
算法多样化一直是教师在教学中所鼓励的，目的在于通过多样化的算法从不同的理解视角和不同的解题思路，加深对题目的理解，提高发散性思维的能力。算法多样化在实际教学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求学生准确把握题目，理解条件与问题的关系，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把所有的想法都积极大胆地表达出来。第二阶段，积极引导学生有效分析每种方法的正确性和优缺点，并逐一记录下来。第三阶段，通过分析所列的解答方法，在比较中选出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案。
例如，某工程队计划修一条长100米的公路，前5天修了这条公路的20%，照这样的速度，修完这条公路还需多少天？学生们列出了以下解法：
①（100-100×20%）÷（100×20%÷5）
②100÷（100×20%÷5）-5
③（1-20%）÷（20%÷5）
④1÷（20%÷5）-5
⑤5÷20%-5
以上解法，前两种方法是先求工作效率，即从“工作效率=工作量÷工作时间”的角度来思考；后三种方法是从分数的意义上进行直接解答。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解法五是最优的。算法多样化的头脑风暴法，在教师的激励和启发引导下，诱发了学生对数学问题钻研的极大兴趣，集思广益，师生共同探讨，达到以教促学、以学促教的目的。
三、合理设计生活情景，提高知识的运用能力
学以致用是教学的最终目标，把实际的生活情景融入到教学中，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知识去发现问题、解决疑难，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合理设计生活情景时，要充分体现“算”与“用”的结合，深入调查和了解学生所处年龄段频繁接触的事物，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合理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真实性，且学生所熟悉、感兴趣的生活场景，激发兴趣，引导思考，最终解决问题。
师：六一儿童节到了，大家要去商店选购节日礼物，但每人只有100元，请大家根据商品的价格提示选择礼物，你是如何合理使用这100元钱的？
生A：我会买一个大肚熊96元，剩4元！
师：看来你很喜欢布娃娃啊！嗯，不错，还有什么购买方法吗？
生B：我会买一个电动汽车93元，剩7元！
师：嗯，这也可以，没有超过100元。
生C：我会买一个笔袋31元、一个水杯19元、一个篮球50元，刚好100元！
师：这位同学很会精打细算，把100元都用完了！这三种购买方法，哪种比较好呢？
生D：第三种！买到的东西种类最多。
师：买到的东西种类多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把100元都最有效地花完了。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会合理利用资源，让资源利用率达到最大！
篇9
[英文摘要]：
[关键字]：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分析
[论文正文]：
资产证券化（AssetSecuritization）发端于1970年代的美国，是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由SPA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这一过程中，SPV以证券销售收入偿付发起人的资产出售价款，以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投资者所持证券的权益。资产证券化是融资过程，也是融资方式、金融工具和金融发展趋势[1]。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具有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等优势的资产证券化在亚洲资本市场发展迅猛，形式也渐趋多样。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都积极利用这一金融工具为本地经济服务。我国自1990年代起，成功进行了珠海机动车辆收费、中远集团航运收入、中集集团应收款证券化等资产证券化离岸操作，开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2]。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成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这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在中国正式启动。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国家贴息的、国有银行承办的、适用于普通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无担保贷款，它集政策、福利、教育、金融为一体，是一种以信用方式提供的个人教育消费信贷。2001年-2004年以来助学贷款余额在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中所占比例为0。4%-0。5%，与个人住房贷款以及汽车信贷、信用卡消费贷款共同构成我国个人消费信贷“一个大头，三个辅助”的格局[3]。因此，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探索前进的过程中，国家助学贷款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呈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及其现实困境
（一）国家助学贷款的法律基础
1。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通过学习促进身心发展，以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规定了“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表明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具体到高等教育方面，《反对教育歧视公约》（1960）第四条要求缔约国“使高等教育根据个人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2。政府有责任帮助公民完成高等教育
约翰斯通（D。BruceJohnstone）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认为，根据“谁受益，谁付款”的原则，高等教育的各种成本应由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纳税人、政府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共同承担[4]。该理论符合高等教育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政府面临的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我国从1989年开始实行大学收费制，每学年学费由最初的200元涨到如今的4000?10000元。涨幅近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此时，只有确立合适的资助制度，才能避免高校收费剥夺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指出应积极为一些特殊目标群体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便利条件”，“特殊的物质帮助和特殊的教育解决办法，可以帮助这些群体克服在接受和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所遇到的障碍”[5]，我国政府也提出了“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的政策目标。为了帮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于1999年应运而生。
3。国家助学贷款中各方的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贷款学生与银行之间是借贷合同关系，属于法律上的合同之债。该合同受《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学校是介绍人，与学生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学生家长、辅导员或班主任等）是见证人。介绍人、见证人并非担保人，因此在法律上与贷款之债并无直接联系。
由于政府在该贷款体系中只是提供贴息等优惠政策，而贷款按银行的商业贷款模式运作，学校和银行均未得到授权而成为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或被委托的组织，因此政府并未与学生形成任何行政法律关系。
2004年，政府对原有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进行了调整，设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分担银行风险，促进助学贷款。该专项资金在国家助学贷款关系中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
（二）国家助学贷款政策面临的困境
1。贷款规模发展缓慢，结构失衡
我国自1999年实行助学贷款政策以来，截至2005年2月，相关部门累计审批国家助学贷款96亿元，涉及学生115万人。虽然在总体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相对于贫困学生的人数和贷款需求来说，其规模还是太小。2004?2005学年，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约263万人，其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有122万人。2004年，全国有80万名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实际发放人数为35万人；申请贷款金额为140亿元，实际发放贷款金额为57亿元。同时，国家助学贷款投入的地区结构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助学贷款的投入情况较好，例如浙江省获贷学生数达到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数的90。16%，而西部地区在这一指标上远远低于平均水平，青海省仅有30%的经济困难学获得助学贷款[6]。
2。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性要求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之间的矛盾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授信业务，受到市场运作规律的制约。助学贷款的资金来源是银行吸收的存款，银行的营利性和安全性目标要求贷款的发放必须遵循信贷资金运动的基本规律。因此，银行审慎风险管理和给予困难学生足够的信贷支持之间存在冲突。虽然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能够带来好的社会效益、培养优质的潜在客户，但是由于成本高、利润薄，手续烦琐，贷前、贷中、贷后都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相对于其他贷款管理成本高，严重影响了银行开展这项业务的积极性。
3。贷款风险大，违约率高
助学贷款市场是信息不对称市场。高校通过核实相关文件资料来确认申请贷款学生信息的真实性，但是不能到生源地实地调查。银行无法了解贷款学生的真实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在选择发放助学贷款的对象时存在逆项选择。另外，由于学生就业的流动性大，银行很难掌握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我国的个人征信体系又很不完备，这又使助学贷款有着一定的道德风险。同时，由于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4?6年）较短，大学生就业率走低，收入水平不高，导致目前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现象极为普遍，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国家助学贷款的不良贷款率高达20%?40%。面对困境，国家助学贷款如何“突围”成为当前的热点议题。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及法律环境
助学贷款是各国高等教育财政中最复杂、最具争议、经常被误解然而又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公共政策议程上越来越受关注[7]。美国的高等教育助学贷款体系最为发达，不仅资助主体多元，而且资助形式多样。其中，斯坦福贷款约占美国助学贷款总额75%。该贷款依托于政府的再担保来提高助学贷款的信用等级，进而通过助学贷款资产证券化实现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来规避不良贷款的风险，因而其运作极其成功，贷款违约率低至5。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试点的同时，探索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相信对解决当前助学贷款市场面临的困难有所裨益。
（一）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将贷款债权销售给私有资本持有者，使之成为在私有资本市场上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为助学贷款体系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使之具有流动性，从而分散违约风险。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高等教育发展状况、个人消费信贷市场发育情况、外部政策及法律制度的完备之外，各专业机构分工合作至关重要。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基本参与主体和交易结构模式的设计如图所示。
1。由发起人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AssetPool）
发起人分析自身的融资需求，确定符合条件的助学贷款成为证券化的客体，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在结构上，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均以学校为单位在新生入学后统一办理，因此在资产种类、利率、期限、到期日等方面具有同质性，有利于对其资产风险进行重组和配置[8]。在形式上，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对助学贷款均使用语言规范、条款清楚、书面材料完备的合同，便于对资产实行有效的管理。
为了避免地域经济波动或衰退影响债务人履行债务，组成资产池时应尽量选择资产债务人的地区分布相对广泛的资产。一般来说，助学贷款的债务人毕业后工作地点分布较广，更符合对证券化资产来源上的要求。
2。组建具有政府信用的特设载体（简称SPV）
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要使证券化资产与发起人风险相隔离。当发起人破产清算时，证券化资产不作为清算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流按交易契约由SPV拥有，并支付给投资人，从而降低风险，保护投资人利益。SPV是资产证券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载体，SPV既可以由发起人建立也可以由第三方组建。
国家助学贷款带有政策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对SPV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求颇高。设立有政府信用的、国有独资公司形式的、以经营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为其惟一目的的SPV，能够保证其良好的信用，解决由银行、信托公司设立SPV时容易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而且，通过政府组建SPV既能推动银行在组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时加强内部管理、实现标准化，又能规范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相关的各中介机构的运作。
3。通过实现真实出售（TrueSale）破产隔离（BankruptcyRemote。
如上所述，破产隔离实现）是SPV的本质要求。否则，发起人破产时，SPV可能会没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给破产者，从而导致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目标落空[9]。发起人将证券化资产转移给SPV通常可以采用出售和担保融资两种方式。各国法律和会计制度中所要求的真实出售，是指发起人出售给SPV的资产以及由这些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权益必须是有效的，资产池中的资产能够从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SPV对证券化资产拥有完整的控制权不会被归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由于真实出售能够改变发起人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它在破产隔离的实现上比担保融资更为彻底。所以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中只有实现真实出售，才能实现已经证券化的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隔离。
4。信用增级（CreditEnhancement）
SPV对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中的资产采取信用增级手段，使其所发行的证券获得更高的资信评级，这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吸引投资者，是一种为了确保证券顺利发行与募集而设计的附加担保制度[10]。信用增级包括外部信用增级和内部信用增级。外部信用增级是指外部第三方提供的信用增级工具。在国外的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实践中，政府往往充当担保的角色。我国可以在现有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机构??国家助学贷款担保基金，为助学贷款提供担保。内部信用增级常见的方式是建立优先/次级结构，即对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先于对次级证券的支付，在付清优先级证券本息之前对次级证券仅付利息，在优先级证券本息支付完毕后才支付次级证券的本金。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也可以通过这种结构安排，使优先证券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被次级证券吸收，达到信用增级的目的。
5。对国家助学贷款证券进行发行评级，安排证券销售。
SPV请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向投资者公布评级结果，准备法律文件和办理法律手续，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投资者销售证券。SPV从承销商处获取证券发行收入，再按国家助学贷款买卖合同中的价格把发行收入的相应部分支付给发起人。至此，发起人达到了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进行融资的目的。
6。进行资产管理，偿付证券权益。
SPV收取、记录证券化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并存入托管银行的收款专用帐户，首先用于偿付投资者持有的到期证券权益，不得用于任何红利分配或进入破产，未到期的现金流按资产风险辅助安排处理。偿付了证券权益后，SPV向贷款证券化过程中聘用的各类专业机构支付费用。之后，由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产生的收入若有剩余，则按SPV与发起人之间的约定进行处理。至此，整个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完成。
（二）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环境
资产证券化是一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综合各项法律制度的新型融资工具。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既是经济过程也是法律过程。在支持资产证券化的环境中，法律制度的作用具有根本性意义。
1。与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相关的法律问题
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法律关系主要是通过合同这一法律行为来建立的，因此其法律关系的内容体现在一系列合同上[11]。银行与贷款学生签订的助学贷款合同确立了发起人??银行享有法律保障的收取应收款的权利，是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法律体系中的基础性文件。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下列三种情形下不得转让：（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按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因此，发起人如果将来欲将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应当在订立助学贷款合同时做出有利于未来转让的设计。只有明确该债权的转让条件，发起人才有可能将应收款汇集成国家助学贷款资产池，出售给SPV，进行证券化。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对此还未作特别设计。
2。与SPV设立、资产转让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的结构模式设计中，SPV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形式。这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证券法》规定“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所以我国承担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不能作为SPV的控股公司。而根据我国《公司法》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政府设立SPV基本具备现实操作性，不存在法律障碍[12]。
要实现资产转让，必须首先确认债权的可让与性。国家助学贷款属于个人信贷，我国《商业银行法》并未允许商业银行转让其信贷资产，只有根据关于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授权性条款，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以规章的形式赋予商业银行以资产证券化为目的向SPV转让信贷资产的权利，才能实现资产转让。
我国《合同法》关于债权的转让采用的是通知转让原则，这大大节约了贷款证券化的支出成本。但是，国家助学贷款的债务人分布地区广泛，流动性大，为了便利操作，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案件的规定》：在指定的媒体上债权转让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合同法》规定的通知义务。
3。与破产隔离、真实销售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结构模式设计中采用“真实出售”来达到“破产隔离”的目的，这是因为我国尚无法律对SPV的性质作特别规定，普通企业之间自行借贷是被禁止的，所以担保融资的风险较大[13]。我国在立法上还没有关于“真实销售”的规定，但在会计准则上有相关处理方法可以参考，例如财政部《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业务处理的暂行规定》。为了明确发起人的表外融资的操作标准，有必要在设计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时，对发起人资产转让意图、资产价格、追索权、回赎权、剩余利润抽取等做出规定，规范资产真实销售的操作，避免交易被界定为担保融资。
4。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我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受《证券法》的调整，《证券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政府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在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中，SPV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载体，不同于股票、公司债券以及政府债券的发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条件下，还无法明确该证券的属性和法律适用问题[14]。从利用现有证券监管体系的角度出发，修改《证券法》，把资产支持证券纳入其调整范围，是降低立法成本、切实可行的做法。
另外，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发行中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存在《证券法》的适用问题。由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是以资产信用为基础的，如果将《证券法》中关于信息披露的标准用于该证券，可能会使发行人公开与证券化无关的一些公司资产结构、治理结构、公司决策信息等内容，投资者并不能根据这些信息了解该证券化资产本身的情况。而适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中关于银行资产状况和风险的信息披露要求，能够加强对银行的市场约束，有利于投资者了解与证券化有关的信息，增加投资者的购买动力。
5。与信用增级相关的法律问题
在外部信用增级方式中，政府担保是国外助学贷款证券化中通常采用的方式[15]。但是我国《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能作为保证人，因此不可能直接采用政府担保。在当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中设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可以在此基础上成立国家助学贷款基金会这样的政策性机构，专门负责助学贷款的担保，降低违约风险，提高资产信用等级。
在内部信用增级方式中，超额担保方式（指SPV向发起人支付的价款小于贷款证券化价值）并不适用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这是因为根据《破产法》，超额部分应列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这样就不能实现破产隔离。因此，建立优先/次级结构是目前法制环境下较好的选择。
突破国家助学贷款的困境，建立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模式，需要有完善的法律环境。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过程中除了上述的主要法律问题外，还旁及与之相关的税收处理办法、信用评级的标准、程序等等，在此未能尽述。但从以上分析已可发现，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已存在有利于国家助学贷款证券化发展的因素，同时也有一些法律障碍和立法空白，有待于调整和完善。总之，改善法律环境，审慎发展助学贷款证券化“二级市场”，有利于推动银行开展助学贷款业务，增加我国高等教育的非公共基金收入来源，缓解教育资源短缺的状况，从而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注释
程荃（1975?），女，安徽滁州人，暨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1]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李建伟。知识产权证券化：理论分析与应用研究[J]。知识产权，2006，（1）
[3]杨大楷，俞艳。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状况及风险防范研究[J]。金融论坛，2005，（7）
[4]杨晴，沈红。从法学视角分析国家助学贷款面临的两大难题[J]。科技导报，2004，（3）
[5]赵中建。全球教育发展的研究热点??90年代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6]高国华。浅析现行国家助学贷款的运行问题与对策分析[J]。特区经济，2005，（11）
[7]马经。助学贷款国际比较与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8]李尚公，沈春辉。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分析[J]。法学研究，2000，（4）
[9]朱怀念，唐棣。试论我国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环境[J]。法学评论，2002，（5）
[10]覃天云，申海恩。论资产证券化的有价证券制度基础[J]。中国法学，2005，（2）
[11]何焰。关于贷款证券化的法律思考[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6）
[12]张志忠。资产证券化从理论到现实的法律思考[J]。西安金融，2001，（5）
[13]周显志，吴晓萍。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对法律的影响及对策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3）
篇10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1.Friedman,M.(1968),“TheroleofMonetary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
2.Modigliani,F.andL.D.Papademos(1975),“Targetsformonetarypolicyinthecomingyear”,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
3.Phelps,E.S.(1967),“Phillipscurves,ExpectationsofInflationandOptimalUnemploymentoverTime”,Economica,August.
4.Phelps,E.S.(1968),“MonetaryWageDynamicsandLaborMarketEquilibriu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