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5 11: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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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硕士论文

篇1

1.1充分发挥实验室教学、科研、服务的三大功能与学术型研究生相比,专业硕士生更重视实验课程。虽然学术型研究生也有一些类似的实验课程,但教学效果的优劣往往不会引起教师和学生的足够重视(重视程度甚至低于本科生),有些甚至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其更重视理论和学理性的探究,技能性的课程只是了解一下而已。专业硕士生则不同,学会技能是其就业的“看家本领”之一,因而学生和教师都格外重视。实验室精良的设备、完善的服务、科学规范的管理为教师课堂演示、操作和学生实际模拟、操作提供了客观条件。实事求是地说,良好的实验教学是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型硕士的重要硬件之一。实验室也是完成科研成果的重要场所。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承担或参与媒体或导师的部分课题,并在实验室完成。教师的涉及实验的课题也可以在实验室完成,甚至本科生的有关传媒的课题绝大多数也是在实验室完成的,传媒实验室是学生和教师科研成果的重要出产地和科研的基本场所,为学生和教师的科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验室也同样很好地发挥了服务的功能。除了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以外,至少还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服务。对内,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本校的新闻中心兼职做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策划、采访、摄像、剪辑、制作、播出等环节,展示了学校的风貌,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服务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专业型研究生可以把实习岗位的部分工作转移到实验室来做,或是承担的媒体的课题也拿到实验室来完成,这既缓解了社会媒体的资源紧张状况,又使社会媒体受益,同时也达到了服务社会的目的。

1.2专业硕士生有研究成果,增加了学生就业前自信心相对于学术型的硕士来讲,专业硕士生似乎更容易在媒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媒体固然需要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但更需要上手快、会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且这部分人占媒体聘用人的大部,如编辑、记者等。专业型研究生在实验室制作的作品,可以参加省里组织的“DV作品大赛”、“专题片大赛”、“图书装帧设计大赛”、“杂志封面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网页制作大赛”等,获奖作品可以作为就业求职的成果,用人单位自然愿意录用有成果的应聘者。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实现了由“校园传媒人”向“社会传媒人”的转变。专业硕士生有自己的获奖成果,就为求职增加了自信心,增加了“命中”的可能,从而缓解了以往许多研究生由于手里没有“过硬的成果”,面对用人单位的种种提问,倍加忐忑的尴尬状况。

1.3倒逼了导师的实践能力专业型研究生的实验课一部分由校外实践型导师来上,但大部分实验课是由校内理论型导师和一部分非导师来上。校内导师一般理论水平较高,但媒体实践经验、操作技能相对缺乏,带学术型的研究生还能凑合过关,带专业型的研究生就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缺陷和短板。因此导师必须适应专业硕士生的培养要求,强化技能。新闻类的实验课要掌握电视片的拍摄、剪辑、配音、制作等全部技能。传播类的实验课要掌握广告的设计和制作,图书的装帧设计、排版和印刷等技能,报纸、杂志的排版,杂志的封面设计,网页的制作等相关技能,这对学术型的导师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虚心学习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倒逼理论型导师强化自己的实践技能,使导师自身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赢。

2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中的实施方案

2.1实验室的配备要实现全媒体模拟培养职业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没有装备精良的实验室是难于奏效的,实验室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一是从规模上看,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模拟。也就是说媒体有什么设备,实验室也要有什么设备。媒体大体有哪些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实验室也需要具备同样的工作流程、工作环节,只是程度、精准度不同而已。二是从水平上说,实验室设备的型号、参数、配置要与现代媒体同步,至少要不低于当下媒体的水平。具备了这2个要件,学生才能把媒体的工作拿到实验室来做,才能实现媒体与实验室的“兼容”。实验室的全媒体模拟,为相关高校提出了硬性要求,相关高校要高度重视,舍得投入,要像建设工科实验室一样建设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如果仍然沿用培养学术型研究生的方法来建实验室,专业硕士生的培养目标便无法实现。

2.2完成平时作业、结课成果和社会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对专业硕士生考查的重点,因而教师在布置平时作业和结课成果时,一般是选一些实践性较强的题目供学生选择,既可以是媒体或导师课题的一部分,也可以自拟题目完成一项应用性的成果,而这些都是在实验室完成的。实验室又为专业硕士生进行社会实践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必备条件。学术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往往流于形式,甚至个别研究生找个单位开个证明蒙混过关。专业型研究生的社会实践就不能敷衍了事,必须扎扎实实做好。依托实验室这个平台可以很好地完成社会实践的任务。实验室既是学校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专业型研究生可以在学校的新闻中心兼职,担任主持人、编辑、记者,通过在实验室拍摄制作节目,为校报、杂志社排版,承担校报和杂志社的部分编辑任务,设计、校园公益广告等社会实践活动,使研究生亲身感受校园传媒的实际情况,增长见识,积累经验,为进入社会媒体岗位实习打下基础。

2.3完成毕业论文专业硕士生的毕业论文大致分为毕业设计和调研报告2类。其中毕业设计可以采取“作品+报告”的形式,如新闻学专业的可以是“新闻调查片+报告”,广播电视学专业的可以是“专题片+报告”,广告专业的可以是“广告设计+报告”,编辑专业的可以是“图书装帧设计+报告”等,这些离开了实验室是难于完成的[9]。调研报告可以以媒体在工作中或管理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作为选题,重点考查研究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研报告不仅要有调研采访,更要有相关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这些内容也离不开实验室。实验室是毕业论文的出产地和加工厂。

2.4吸纳社会资源,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保障新闻传播学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的长远发展,学校要树立服务意识,切实加大投入,提供和保障开展实践的条件。如实验室与社会媒体建立联合培养基地,为学生学习、实践、创业等提供良好条件;吸纳和使用社会资源,建立“实验室+媒体”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这是实验室在专业硕士生培养过程中需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11]。另外,联合培养基地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文章上,应该在挂牌之后切实发挥基地的培养作用。导师在平时作业、岗位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多个环节要加强和社会媒体培养基地的合作,多吸纳先进的社会经验,与时俱进。

3结束语

篇2

>>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应对 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对策分析 境外孔子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基于文化视角 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分析及趋势初探 试析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中的障碍 汉语言文化国际推广的收益问题及孔子学院等的运作建议 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困境及改进建议 浅论孔子学院的对外推广传播 孔子学院: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播技术困境及对策 论“华莱坞”类型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及应对策略 孔子学院“躺着中枪”的文化昭示 独立学院建设校园文化的困境与对策 美国孔子学院发展的困境及其消解 孔子学院视角下的中医传播与发展 孔子学院的书法教学和传播活动评析 关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新兴策略之“孔子学院大春晚”的思考 论活动营销的传播效果及文化困境 农村文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 孔子学院在线教育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06个国家,年投入过亿美元”

②DON STARR,“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

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③⑥DON STARR,“Chinese Langua-

ge Education in Europe:the Confuci-

us Institutes European”Journal of Education,Vol.44,No.1,2009,Part I

④Guy Healy,“Call to let Conf-

ucius Institutes bid for funding”,Australia,2010 Newspaper Source

⑤⑦Jay Rey,“Confucius Institu-

tes debuts: UB site to become part of worldwide,Chinese-sponsored network” Buffalo News(NY),2010

⑨Carol Bellamy and Adam Weinb*

erg“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

ange to Restore America’s Image” A-

meric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7

⑩⒁,“孔子学院在欧洲生根”

⑾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J].复旦大学优秀硕士论文,2008

⑿http:///wiki/Fulbright_Program“Fulbright Pro-

gram”

⒀张西平、柳若梅,《研究国外语言推广政策,做好汉语的对外传播》[J]. 《语言文字应用》,2006

篇3

关键词: “切糕事件” 跨文化交流 心理学 传播学 人类学

不管有多少人真正见过切糕、吃过切糕,“切糕事件”作为2012年最后一个热门话题,已然变成网民们的一次集体回忆。早些年,国内很多地方就出现了“项链五厘米”的事件:商贩称项链五元,当你买的时候才说是五元一厘米,这时不买的话就会遭人围攻。从性质上来说,发生在岳阳的这件民事纠纷并无特别之处,但偏偏是切糕变成了众矢之的,这时的“切糕事件”就被赋予了附加的含义,涉及了一系列跨文化交流的问题。“切糕事件”多大程度上来自我们的想象,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呢?

一、心理学分析:制造想象

自1922年被一位叫W.Lippmann的新闻记者提出之后,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概念就被各学科广泛涉及,但由于散落在各个分散的领域中,并没有形成体系的研究,还曾一度受到冷落。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出现和发展产生出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验方法,刻板印象的研究再次受到关注。使用刻板印象的概念,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人类的认知行为,不妨作为思考“切糕事件”的一个视角。

出于认识纷繁复杂的世界的需要,人类具有分类的本能或倾向,因此便产生了刻板印象这一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20世纪70年代前,刻板印象的研究主要关注其造成的结果,70年代后,认知心理学的出现使心理学家更关注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在这一趋势下,刻板印象被重新译为“类属性思维”。不可否认,刻板印象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机制,具有认知上的功能性。由此,刻板印象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关于某群体的特征或属性的观念集”(王沛,2000),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变为消极的偏见。此外,刻板印象形成的加工机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然而一旦形成,就会相对持久和稳定,内隐刻板印象更是人们自己所不自觉的,是不能有意识避开的。

对维吾尔族的刻板印象也是多重性的。以中央民族大学的一次大学生刻板印象调查①为例,在对维吾尔族的刻板印象中,按百分比排列在前的“能歌善舞”、“漂亮、美丽”、“热情”、“友好”。在所涉及的频数大于5的29项对维吾尔族的形容词中,仅有两项是消极的。在“切糕事件”中,人们的反应比较过度,这和某相关对象身份中的消极层面不无关系,刻板印象此时成为偏见。

这种消极的刻板印象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刻板印象威胁。这是个体所经历的一种风险,处于该风险中的个体担心自己会验证所属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Steele & Aronson 1995)。

二、传播学分析:传播想象

制造出的想象存在于个人或群体意识中,若没有某一公众性事件的激发和传播,则不会引起广泛共鸣。传播学是研究跨文化交流的主力学科,一定程度上来说,交流就是传播,就是人们的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岳阳的事件演变为网络“狂欢”,与事件的传播有很大关系,以微博、人人网等为代表的网络平台这一新大众传媒,作为引发和传播“切糕事件”的主要载体,对事件的发展态势起了关键作用。

大众传播媒介所产生的诸多效果之一就是,媒介似乎常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这一效果就被称作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功能②。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将公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美国“禁毒之战”期间,非法使用的人数在下降,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正是由于报刊上有关禁毒报道的数量激增。这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一个经典案例。

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相比,网络新媒介有更强的时效性和互动性,它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传播的时空格局。基于网络平台的议程设置,会在设置主体、发生过程和发生效果等方面产生与传统媒介有很大不同。切糕事件在微博上掀起,以微博为主要传播力量,但设置议程的主体却很难说是第一个警情微博的某机构警事。不到140个字的微博透漏信息有限,无论是评论转发的网友,还是其他新闻媒体的关注,在多方互动中,议程被共同设置。发生过程不同以往单线进行,而是媒体宣传、大众舆论、政府引导同时互动和进行。结果单纯的民事纠纷案件经过媒体宣传策略的引导而被构饰,偏见报道淡化了事件本身,而将舆论指向了对切糕的调侃、对切糕的想象在疯狂地传播。

网络新媒介时代给人们建构了话语权,“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者”。切糕事件中,网民对官方的信息质疑、讨论的声音并非坏事,相反,这正是网络时代社会变迁的象征。当事件本身被忽略,对切糕的讨论已经变成一场无厘头的网络狂欢,人们应该警惕丢失的理性和思考。美国学者波兹曼在电视时代提出了“娱乐至死”的概念,他认为当时的美国人把一切都娱乐化了,文化正在堕落,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切糕体”的蹿红也是一种娱乐至死的表征。一个本应让人笑不出来的应当深思的社会问题,却变成了笑料。把一切都夸大恶搞的言论模式,使我们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和严肃认真的态度,以“点”盖“面”,妨碍了和谐氛围,分明有失分寸。网络时代带给我们的是真实的世界还是想象的世界,值得深思。

三、人类学分析:寻找真实

人类学要站在人的立场上发言。在这场切糕买卖的事件中,所有相关或无关的人都享受了一次的言论狂欢,而唯一不能发声的就是反而是小贩本人。人们忽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背井离乡、艰难生营,是有诚信的社会的弱势群体。站在他者立场,关注事件背后的信息,切糕事件反映出的是社会问题。

新疆有27个国家级贫困县,占自治区县(市)总数的34%③,其中,喀什地区的贫困县就有8个。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族学者阿布都艾尼曾在北京对售卖切糕的维吾尔族商贩群体进行调查④,发现其中大多数人都来自喀什地区贫困县伽师县下的克孜勒博依乡。经济落后、生计艰难使得南疆维吾尔族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表现在汉语水平较差,在外沟通困难。语言、文化不同,他们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缺乏让外部世界了解自己的能力。这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问题,更是现实的社会问题。家境贫困、汉语水平低、缺乏找到更好的工作的劳动技能使得这些维吾尔族青年群体没有多少选择。应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处境,以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分析处理此问题。

地区间经济发展相对均衡是必要的,除想象中的经济增长数字之外,文化交流与理解发挥更真实的作用。就卖切糕的行为本身而言,人们对玛仁糖这种食品不了解,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自我判定它应该是松软的、便宜的。当得知它密度大、质量大、价格贵时,便导致心理预期失衡。对新疆的不了解,很容易使人产生对卖切糕者心态和文化的想象,放大差异和冲突。在事件的处理上,相关方面缺乏处理涉及少数民族事务的经验和民族政策的了解,一件本该普通处理的纠纷,却引起众议。随着国内经济飞速发展,地区间人员流动急剧增加,可以预见,未来会有更多民族间的流动,对民族政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是否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四、结语

时隔一年多,“切糕事件”已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卖切糕的小贩依然零星可见于街头巷尾,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难以估计,相应的反思不能停止。面对真实的抑或想象中的差异和冲突,跨文化交流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

首先,人们要认识自己,这往往比认识他者更难,而且需要在和他者的交流碰撞中实现。在跨文化交流中,不仅要从他者对我们的反馈中了解他者,而且要从中察觉到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对他者是什么态度,了解我们自身的态度,是交往的前提。

其次,跨文化交往要考虑不同人群的物质、文化背景,仅认识自己是不够的。要将自己移情到他人的位置,承认差异和误读的可能性,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在对自我的重构中进行跨文化交流。

最后,要从不同的文化中寻求共性。一味强调差异和冲突可能导致误入歧途和交流裂痕,在“异”中求得“同”,在“同”中理解“异”,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

①朱洁琼.大学生群体的民族刻板印象研究――以中央民族大学为例.硕士学位论文,2011.

②Werner J.Severin.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244.

③有关新疆国家级贫困县资料./content/12/1025/18/2812407_243736613.shtml.

④卖切糕的年轻人.刊《南方周末》,2012-12-15.

参考文献:

[1][美]萨姆瓦,著.陈南,等译.跨文化传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美]E・T・霍尔,著.韩海深,译.超越文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3][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四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5]邹庆宇.地域刻板印象的研究[D].硕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2006.

[6]孙静.对“切糕事件”的思考.新西部,2013.05-06.

篇4

摘 要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关键词 体育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积累的重要文化财富,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力和劳动力的复合与统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1]。

深挖本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阐释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新时期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符合河南省建立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要求,是推动中原文化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打造鲜明地域特色、展现中原风貌、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迹,体现着中原的竞争力,同时河南省的非遗文化的开展仍存在着发展缓慢的态势,为促进体育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欲着重分析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奥运机制还是群体机制?),分析制衡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发展的因素,试图通过对现代瑜伽项目的研究为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提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谁来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的问题。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中原生态体育文化信息进行抢救、集聚和整理,研究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综合涉及传统的人类学,快速发展的传播学和亟待完善的体育学。通过这些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不仅可以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一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而且还有可能为丰富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添砖加瓦,为满足该领域的教育和研究需求起到积极的意义。

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研究,可以扩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社会影响,对于其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地助推作用,还可以详尽的了解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与问题;同时,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发掘,符合河南省现阶段积极推进的把河南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建设为文化产业强省的战略决策和大力实施“中原文化崛起”的既定方针,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2)实践意义

研究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武术文化遗产,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河南地域武术文化,全面地认知中国武术文化版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一方面对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体系进行整理与挖掘,探索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从而调动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起人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不断加大对其保护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借鉴瑜伽的发展理论和经验,探索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发展之间找到对其进行保护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其生命力,为河南省更好地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建议,以利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研究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具体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政策实践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5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根据国务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在河南境内,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与体育相关的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文化,是河南人们创造的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

(二)传承和发展的概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中明确指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发展并重的工作要求。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传承”一词首见于民俗学中,以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为标志,他提出要对普通人的日常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从而阐释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发展特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其他与传承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传播论学说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持学派与傅厄斯学派等[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湖南传统武术传承研究》中提出传统武术的传承就是由传人实施的,在代际之间进行的技艺、理论、习俗等传统武术文化内容的传递和传播。

研究认为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创新并广为传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和生态环境。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同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会随着社会特征、竞技生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发生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因此,完善的传播方式对扩大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保护研究、立法研究、制度研究、现状调查等,但都侧重于本区域的研究,地域性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区域特点,但从总体是显示出各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当地文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传承方式。

2.国内关于体育类或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观点

国内学者多以本地区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根据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追溯,相应的提出传承和发展建议。

牛爱军从全民健身和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融于当地生活风俗中传承,并结合当代新农村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体育的健身功效,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开发,提出商业开发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

白晋湘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建立管理和保护体系,建立体育博物馆,开展文化普查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

社会活动和社团的开展体育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姚应祥对湖州船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加强立法、加大宣传、依托学校,建立体育社团,开发旅游的传承建议。董亮在对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中指出要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体育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大众健身娱乐项目,延长其生命周期。

张巧凤对非遗文化的软文化实力进行研究,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我省文化软实力》中指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是对非遗文化的可持续性延伸,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文化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应打造河北特色的非遗文化品牌。

李荣芝、虞重干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指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途径、竞技化途径、社会教育途径、生活化途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也针对民众缺乏民族传统知识认知现状,提出加强政府管理、加大媒体宣传、维持文化“原生”的生存环境和发挥院校优势及赛事促进等建议。王林在《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对策》中指出应营造适宜传承的文化生态,加强传承人的名人效应,加强传承梯队的建设。徐旭对岭南醒狮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要推动武术与醒狮相结合的影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安剑群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人龙舞”的文化传承研究》提出要进行广泛地区的横向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加强群体性传承和学校传承、社会传承的方式相结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陈关于发展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立法、教育学、传播学、民俗、社团、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基础。

3.关于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传承管理机构的研究中,王志高的硕士论文《嵩山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强调法治机制的建立,建立有制度的组织运行方式,提出以发展武术文化产业的方式传承和发展。

在传承主体的研究中,王玉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及挖掘保护对策》提出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将非遗保护工程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本人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中提出通过对健身团队的管理和扶持,推广和传承非遗文化的技艺推广。

在传承内容的研究中,李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以河南少林武术、陈氏太极拳为例》指出要加速多种方式的宣传,挖掘民俗文化的体育娱乐审美价值;王伟红《河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提出开发非遗文化的器物层产品,做大做强非遗文化品牌活动,建立省及地市“非遗展示中心”。

在传承方式的研究中,任丽萍《传承・创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体育研究》中提出将其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倪同《基于JSP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硕士论文中提出建立数据库,有效提高非遗文化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供可视化信息,用网络模式提供资源共享,数字化宣传和保护非遗文化;赖学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思考》提出政府政策导向与舆论宣传是推动其传播和发展的保证,形成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科研之路,利用商业开发实现体育文化传承和弘扬,建设体育加旅游的产业机制,构建教育为中心的传承机制;王静的硕士论文《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资源开发研究》中提出通过培养专业的出版人才,开发高质量的传统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郭鹏飞《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强调要加大普及力度,调动民众文化自觉性,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学校教育资源,提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加强非遗文化的长远规划和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对传承团队建设的研究基本没有,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和器物层面的开发,传承方式聚集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晶,大多数认为多种形式及层次的广泛传播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篇5

【摘要】公民新闻 话语权

一、“公民新闻”的概念

所谓公民新闻,维基百科上将其解释为“citizen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即公民共享新闻,是指“民众在收集、报道、分析和传播新闻和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也就是来自公民的非专业新闻报道。报道者或是现场的目击证人,通过现代科技,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直接传送给大众媒介;或者自己创办小众媒介,实现在一定范围内的自主新闻生产与传播。①

说起“公民新闻”,或许大家更熟悉每天在网上看到的,由个人自己采集上传的一些新闻报道或是视频。比如2009年6月5日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在新闻媒体还没有做出反应时,网上已经出现了市民自己用手机拍摄下来的视频。在这里,“公民”主要是指区别于专业新闻记者的普通民众。

二、传播失语导致“公民新闻”的兴起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结构失衡也明显影响到大众传播领域,从而出现传播失衡的现象。传播失衡即传播的非均衡发展,是指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在媒介资源分配、媒介使用及媒介效果、媒介收益等方面产生的地区不平衡或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和不均衡现象。②

社会传播发展的不均衡,必然会造成媒介资源占有和使用的不均衡,既得利益集团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占有更多的媒介资源,从而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力;而其他社会阶层占有较少的传播资源,在意见表达和诉求上没有足够的空间,甚至出现了传播失语的情况。于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让新闻的传播和报道有了新的模式和渠道。宽带网、数码相机和DV的普遍运用,使得“公民新闻”在互联网上的发展迅速。目前,“公民新闻”已经涵盖了“博客”、“维客”、“播客”以及公民网等多种网络新媒体形式。

虽然“公民新闻”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传统媒体和精英集团的话语霸权,信息不再来源于特定的传播者,可以来自任何组织和个人,公众的信息在大众传播中的比重明显增加,影响力也显著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目前大众传媒和网络传播并存的情况下,网络上的个人作为网络传播活动主体的地位还十分脆弱。

三、“公民新闻”中话语权的分配

1、传统媒体:“公民新闻”的“王者”

判断一条信息社会影响力大小的标准之一是,看该信息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程度和范围。但是我们从“公民新闻”诸多具有影响力的个案中看出,“公民新闻”产生影响力的必经途径是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

例如德拉吉博客网(),因率先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拉链门”事件而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传媒机构,这个博客网至今还是“一个人的媒体”,主持人麦特・德拉吉不过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附属公司一个礼品店的老板。许多年后,人们对其轰动一时的报道津津乐道,但其实,它的风光还是少不了传统媒体的功劳。该事件之所以在美国乃至全世界迅速、广泛传开,与众多传统媒体跟进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鲁宾斯坦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就提到这个事件。实情是:“德拉吉博客网最先把这个消息传到网上,广播电台的脱口秀节目开始讨论这个事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情。最糟的是那些报纸也开始报道,大报于是不得不闻”③

除此之外,“公民新闻”的社会影响力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反面例证来说明。网络上刊登出来的某些消息,本来挺有价值,但是由于传统媒体没有注意到,没有跟进报道,故未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或者传统媒体也注意到了,只是因为考虑到潜在的负面影响,未能参与报道。于是这些本身有价值的新闻就淹没在济济的网络消息中。

这种现象,有学者称它是“二级传播”。即“公民新闻”出现后,经过传统媒体的进一步报道,才会产生大的影响力。由此可见,在今天这个公共平台上,传统媒体依然手握绝对的话语权,依然是传播的王者。

2、精英人物:“公民新闻”中的主角

除了传统媒体之外,精英团体在“公民新闻”中也占有绝对的主动权。我们以“公民新闻”最具代表性的载体博客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以新浪为代表的网络空间上,名人博客与草根博客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作家叶永烈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应邀在新浪博客上开了“叶永烈的BLOG”,平均每天的点击率超过五千,但他以其孙女的名字在新浪博客上注册之后,平均每天只有一位访客。新浪公布出来的博客排名前100位中,演艺人员(包括影视演员、歌星、模特)占36人;媒介从业人员(包括记者、主持人、自由撰稿人)共计29人;作家9人;专家学者6人;企业名人5人;团体博客(包括“中国明星羽毛球队”、“中国第一公安”、“新东方”、“全家总动员”)占4个;剩下的草根占11人。除团体博客以外,演艺人员本身就是媒体曝光率最高的人群,而排名靠前的博客主人,如媒介从业者、作家、学者、企业名人也都是经常在传媒曝光的“知名人士”,他们本来就是传统媒体或大型门户网站这些公共空间的发言者和话语权威,在号称百万之众的新浪博客俱乐部排名榜上,前100名中知名人士占85%之多,其“名人效应”可见一斑。

因此,博客只是一个技术平台,每个人在登上这个平台之初,由于身份地位、职业阶层的不同,在话语权上先天地就有天壤之别。

3、普通民众:“公民新闻”中的陪衬

“公民新闻”作为一种准入门槛较低的全民式新闻,曾经有人认为它是颠覆传统媒介的一种力量。现在看来,这只是不同地位阶层、身份职业者话语权以网络为载体的一次真实呈现。一个所谓的“全民新闻”时代,最终起作用的却是现实的话语力量。在这场大合唱中,传统媒体以绝对优势作为把关人出现;社会精英团体各自守着一块阵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也不乏普通民众的身影,但他们至多只是个陪衬,绝大多数被湮没在这嘈杂的网络信息中,自娱自乐。上传在网络上的“公民新闻”,即使获得了小众的关注,但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放大报道,根本就不会获得大规模的社会轰动效应。而“公民新闻”的载体也是社会精英们发表言论的最佳舞台,普通民众的声音只是作为一种小众传播的方式,很快就消失。于是我们在大众媒体与门户网站的互动借势和“接力传播效应”中发现,现实生活中谁拥有更为强大的话语权,那么他就占据更多的公共空间。

“公民新闻”作为一个普通民众都可以发表言论的平台,它所能提供的“开放、自由、共享”仅仅只是一种技术上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否认“公民新闻”为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自我书写、自我表达和沟通交流的渠道,但任何媒介技术的运用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包括话语权结构),虚拟空间反映的更多是现实的权力格局,传媒技术的先进,有时甚至可能导致权力再分配中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包括话语权的鸿沟正在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

参考文献

①苏小四,《超越客观――公民新闻学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6

②姚君喜:《社会转型传播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22-134

③包丽敏,《新媒体和我们的生活―美国杂志主编鲁宾斯坦在清华大学的一场演讲》,《读者》[J].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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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行为

一、国内微信发展概况及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保护现状

(一)我国微信发展的基本概况

微信(WeChat)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个为智能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通信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需消耗少量网络流量)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同时,也可以使用通过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位置的社交插件“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公众平台”等服务插件,用户也可以将精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或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截止到2015年第一季度,微信已覆盖中国90%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5.49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超过20种语言。微信可以说是亚洲地区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1]

微信作为近几年最热门的社交网络平台,因其及时性、便捷性、平等性等特点符合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重娱乐的特性而广受网民的喜爱。但随着微信用户数量的急剧增长,通过微信传播的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作品引发的法律问题日益突出,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侵权事件屡见不鲜,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成为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我国目前涉及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微信兴起于2011年并迅速发展壮大,但专门针对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法律法规几乎没有。相较于法律法规制定和适用的稳定性,网络技术和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较短,司法实践一般根据网络著作权侵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将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比照相对成熟的网络作品侵权的处理方法来解决。[2]

我国现行的网络著作权保护立法主要有五大渊源:[3]第一,国际公约,WTO规则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及WTO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二,法律,2012年3月3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法律;[4]第三,行政法规,国务院2013年1月30日公布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年1月30日公布修订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2013年1月30日公布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四,司法解释,最高院2012年12月17日公布的《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06年12月8日公布修改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2002年10月12日通过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5]第五,部门规章,2005年5月30日施行的《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6]

二、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判定微信公众平台上传播作品的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行为,必须先明确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作品是否真正构成著作法意义上的“作品”,只有确定后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还要判定哪些行为构成著作权法规定的各种作品传播行为,只有这二者都满足了,才能判定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

(一)侵权主体

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主体即指故意实施侵犯他人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并造成原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受损的直接侵权行为主体,包括直接侵权人和间接侵权人。直接侵权人是直接实施侵犯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微信用户,间接侵权人包括网络服务商和过失侵犯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人利益的微信用户。

微信用户在不知情时转发已经侵权的微信公众平台作品及时采取措施减少原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人损失的行为一般认为不构成侵权。但随着微信公众平台的日益完善,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认定侵权行为是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发展趋势。若微信用户在已知该微信公众平台作品属于侵权作品仍然转发,并且使原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人产生严重损害结果则构成间接侵权。不过这一行为的主观认定比较难实现,所以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间接侵权人主要是指微信服务提供者。[2]

(二)侵权客体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此可知,所谓的独创作品应该包括“独创性”与“可复制性”两个特性,学术作品一旦完成,原创者对其作品自动产生著作权,不允许任何媒体、个人、平台在未经原创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私自的转载、使用其研究成果。[7]

微信公众平台作品只要符合以上形式和实质要求就应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微信上的内容大部分属于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信息,在形式上是满足《著作权法》关于作品的要求。再者,微信公众平台作品中文字类的作品可以直接复制,摄影作品、录音录像作品等也可以通过下载等技术处理方式进行复制,故微信公众平台作品是具有可复制性的。作品的独创性是指作品由作者亲自创作,具有作品自身的个性表现,排除抄袭、复制、剽窃其他作品的表演方式,并与其他作品的思想表达明显差异。[8]判定独创性是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关键。笔者认为微信用户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形式加以个性化的构思组合形成的作品应该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而不能以微信公众平台作品的字数、题材篇幅等形式内容来判断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

(三)侵权的行为方式

微信因其开放性、共享性、数字化等特性,使得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被侵权的行为大量存在。这些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也扰乱了著作权原有的利益平衡。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形:

1、微信用户的侵权违法行为。首先是对他人微信的复制行为,对他人微信公众平台文字作品进行直接复制、截图或下载他人微信公众平台音频视频作品后于自己的微信账号并且没有注明出处和原作者或者只进行一定修改并于自己的微信账号并且没有注明出处和原作者,则构成侵权行为。其次是对他人微信的转发行为,转发是加工链接,载明了原微信的作者与出处,基于微信的特有性质,转发行为一般不侵权。最后,是对他人微信的转载行为,微信转载者的侵权行为就是微信用户或网络出版商对他人原创微信公众平台作品直接原封不动的抄袭或者去掉水印,刻意隐去文章的来源与出处,然点击“发送”按钮或以商业为目的出版。[9]

2、平面媒体的侵权违法行为。平面媒体主要是指报纸、杂志、书籍等传统媒体。在当下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媒体在正面临着来自网络媒体的强大挑战。在这种挑战下,传统媒体有可能未经微信用户的同意,直接引用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微信公众平台作品用于商业出版以此牟利,这种行为同样也是侵犯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侵权违法行为。[9]

3、微信信息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违法行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主要是指提供搜索、连接服务以及提供网络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商。[10]通常情况下,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对于网络上大量的信息无法逐一鉴别,但若是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通过微信参与他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比如跨平台抄袭他们微信公众平台作品,或是通过微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将构成侵权。

三、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原因

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问题频繁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侵权人的主观原因,也有微信公众平台自身特点的客观原因。笔者将从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受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社会大众对数字时代的作品著作权保护意识不到位、微信公众平台侵权立法滞后法律依据缺乏、微信公众平台著作权遭侵权后维权难度大这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受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都赋予了微信公众平台作品强大的吸引力和关注度。市场经济中的巨大利益的驱使是造成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被侵权的做根本的主观原因。这种利益一方面来自网友创造的微信公众平台作品对使用者来说是方便易取的“免费午餐”;另一方面则是知名微信公众号吸引的关注所引发的商业价值,这也是众多商业平台以及传统媒体所看重的利益。一些组织、机构可能会把微信公众平台上经典的作品进行整合和汇编,以便获取更多的点击率,或者是编辑成书出版发行,他们往往明知这是侵权行为,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铤而走险。

(二)社会大众对数字时代的作品著作权保护意识不到位

在当今互联网环境中,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保护问题没有得到社会大众充分的认知与重视。本文对当下关注度较高的微信公众号的运作人员进行了有关微信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的调查。40%左右的运营者持较为明朗大度的态度,认为可以允许其微信公众号的分享与转载功能,并认为作品被转载不是侵权问题。29%左右的受访者对其作品被转载与分享持怀疑态度,但对这种行为是否侵权并不明确,并且对维权方法也不知晓。剩下小部分受访者把微信传播中出现的侵权现象归结为“国情”,并认为这种现象在社会文明没有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前是难以改善的。[7]可想而知社会大众对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意识是不到位的。

(三)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立法滞后法律依据缺乏

相对于物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有着明显的滞后性。目前我国尚无针对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专门立法,也没有关于网络侵权的比较统一的成熟立法。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关于对法律条文的不同理解、著作权归属认定、侵权行为认定、合理举证、侵权赔偿标准等问题,也都影响了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发展。[11]

(四)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遭侵权后维权难度大

微信公众号的飞速发展可以说带来了各种信息在手机客户端的“爆炸式”推送,大量的转载与传播必然会涉及著作权侵权的问题。腾讯公司作为微信网络服务供应商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微信侵权行为进行了打击,比如2014年实施的《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为其打击侵权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但这些手段的最终效果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行为仍然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客观存在的根源在于微信作为一种网络媒介维权难度比较大,因其具有互联网的开放性特征,对其进行监管必然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腾讯作为一家商业公司不具有执法权,也不大可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监督和管理。[12]腾讯公司所给出的“原创声明”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明确微信内容著作权的问题,作者的授权实际上并没有转移著作权。并且“不是举报内容的权利人不得确认对他人的抄袭举报”这一规定,对于公众参与维权举报的积极性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7]

四、我国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建议

当前进入司法程序的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案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许多被侵权作者通过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大多数人往往选择沉默。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带来的损害通常是潜移默化,但微媒体上的著作权侵权带来的损害却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13]为了维护微信公众平台的秩序,遏制移动互联网成为一片虚假繁荣,社会各方主体应当积极行动,共同为微信公众平台的良好发展做出贡献。

(一)微信运营商应加大监管力度

目前腾讯公司在减少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不过最近的侵权行为层出不穷,所以仍有继续努力的空间。首先,腾讯公司应进一步简化版权的流转程序,降低维权者的维权成本。其次,在技术鉴定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对抄袭内容的智能化鉴定来降低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发生频率。再次,可以设置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的投诉平台[14],向用户提供侵权的救济途径。此外,微信也可以采纳这种预先预防的措施,在每条微信公众平台作品中都可以提供“原创”、“非原创”、“不得转发”、“无需署名”等版权表情作为备选,允许用户选择是否主张微信公众平台作品的著作权。[15]

(二)提高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意识

首先,是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人要有保护自己作品的意识,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微信公众平台作品,在转载复制他人作品时应当注明信息的出处与原作者,若有特殊用途应取得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并支付相应报酬之后进行合理的使用。其次,广大微信用户乃至整个社会大众都应该提高这方面的法律保护意识,这就需要政府加大普法教育,新闻媒体应进行相关法律意识的宣传,社会大众自身也应当去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提高自身的法律保护意识。

(三)完善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虽然有不少关于网络侵权的立法,但多数都存在局限性,完善相应地法律法规可以说是迫在眉睫。首先,提高立法层次,立法者应认识到网络的特性,出台相应的法律以弥补司法实践依据不足的缺失。其次,可以根据微信独有的特点,借鉴我国博客的自律性规范来起草《微信自律公约》,对微信公众平台作品的著作权给予更好地保护。再次,从司法实践和国外社交网络作品中总结相关经验,再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运用现有的法律来解决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

(四)倡导建立行业自律组织

为了建设让网络用户信任的网络环境,切实保护著作权人的网络权益,应成立由微信用户、微信网络服务提供商等组成的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具体的行业规范,在行业内部进行监管,提高行业的自律水平。如2009年56网、大洋网、网易等网络运营企业共同签署了“建立版权保护机制,落实保护知识产权”倡议书,提倡尊重知识产权,共同抵制侵权盗版。同时也可以创建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作品的统一数据库保护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以此来推动微信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保护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是为了维护互联网背景下的智力成果分享的传播环境,为传统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作品创造了全新的发展空间。然而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侵权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只有更好地保护微信公众平台作品著作权人的权益,才能使得微信等互联网文化创作的价值得以实现。我们不能因为它具有劣势而不使用微信,而应从各方面去努力,全力营造和构建一个和谐、规范的微信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 http://

[2] 蔡永明.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与实务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312-322

[3] 陈景海、李祥莹.我国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及完善[J].世纪桥,2012,7(246):44-46

[4] 张灵敏.论我国网络著作权法律保护之缺陷及其完善[J].经济与法,2012,7(39):182-184

[5] 吴敏、雷鑫.试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法律保护[J].湖湘论坛,2005,2(14):37

[6] 白庆武、刘晶.论我国网络著作权的法律保护[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9(5),55-60

[7] 张家铭.微信传播学术期刊作品中著作权侵权分析与防范[J].出版发行研究,2016,4:80-82

[8] 王烨.浅谈微博对著作权的侵犯与相关立法建议[J].法制与社会,2012,3(下):240-241

[9] 苏玲.微博的著作权保护研究[D]:[硕士论文].湖南:中南大学法学院,2012

[10] 蒋强.著作权纠纷 新型典型案例与专题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38

[11] 李青.微博作品著作权保护研究[D]:[硕士论文].南昌:南昌大学法学院,2013

[12] 王超群.微信公众号转载侵权责任判定与对策研究[J].编辑实务,2016,4:64-68

[13] 陶海波.我国网络微博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D]:[硕士论文].沈阳:沈阳工业大学法学院,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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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论依据

(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研究意义

新一轮的素质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茶的进行,改革的深度和范围都在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样为我国的音乐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作为我国音乐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理念的倡导下,推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同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成绩,究其根源就在于,社会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在理念上是一致的,他们都倡导面向全民、全面发展、过程重于结果的教育理念。

XX 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针,从而明确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这对于作为实施美育重要途径的基础音乐教育,无疑是个肯定。XX年7月29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目前我国的教育还存在着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机制不完善,教育内容方法比较陈旧、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等等问题。我国的社会音乐教育虽然在近些年高速发展,但受到经济因素以及我国教育大环境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诸如地域发展不平衡、教育市场混乱、教育评价系统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的问题。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 对于儿童音乐修养及音乐学习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但不可否认, 因为目前音乐培训市场鱼目混珠现象存在, 也使深圳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选取了部分小学及社会教育机构进行问卷调查, 希望能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目前社会音乐培训市场的现状。本文希望通过对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并对如何解决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提出建议,希望为深圳市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国外研究趋势

社会音乐教育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欧洲文化中,个体人的音乐素养被认为其社会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欧洲存在大量的非专业的社会音乐教育,师从于私人音乐教师学习音乐是西方音乐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绝大多数人的音乐素养的形成并非是学院式音乐教育的结果,而是来自社会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既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又是一个普遍的音乐教育现象。

苏振兴、成露霞(河北师范大学)在《论古希腊音乐教育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一文中对古希腊社会中的音乐和音乐教育有所描述:古希腊有关音乐教学的一记载最早见于《荷马史诗》。荷马史诗是当时是希腊人学习音乐最主要的教材,因此荷马成了希腊人最早的音乐教师。吴跃跃在《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概况》中写到: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与市民的日常生活、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对于增进市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作者分别对加拿大的社区音乐教育、街头音乐艺术、社会音乐考级、华人音乐活动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体现出加拿大对社区音乐教育的重视及投资,几乎每一个社区都有艺术中心,教堂在社区市民音乐生活中也具有很大的影响,街头音乐艺术更是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作者认为加拿大的社会音乐教育可以用三句

话来说:“人人需要音乐,音乐满足每个人”;“音乐教育多元化”;“社会音乐教育以提高人的音乐素质和文化修养为目的”。从中借鉴加拿大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将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水平。维尔弗里德·格鲁恩在《80年代音乐教育大讨论中的六大热点》中写到:音乐不必去美化学校生活,而应以各种音乐会和音乐活动去影响校外的文化活动和社区生活,并把校外音乐文化的各种活动(报道、展览和演出等)纳入学校工作中。

2.2国内研究趋势

目前,有关于深圳的社会音乐教育研究资料几乎没有。有关其他地区的社会音乐教育的书籍和论文有:曾遂今在《音乐社会学》中写道:音乐社会学与音乐、社会两方面均密切相关,音乐社会学一词强调了音乐,也指向了社会则明确标志出音乐与社会相联系的内涵。曹理在《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与创造意识培养》一文中通过对梁雷的音乐成长历程的描述,让家长和教师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并指出良好的环境氛围对于音乐创造意识—创造精神、创造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有促进效应。舒泽池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中写到: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当然不是从天而降,主要基于两个条件:首先是改革开放、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其次是人心思“文”,越来越重视精神文明,重视文化品质。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蓬勃中有混乱,追求中有迷茫,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音乐教育基本上是作为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属和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缺乏理论的思索和独立的形式。冯效刚在《试论专业音乐教育与其他类音乐教育协同发展》文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在音乐院校和普通学校以外进行的音乐教育,如文化馆(站)、群艺馆、青少年宫、音乐厅等进行的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群众音乐辅导、教学和组织,以及音乐表演的教育模式。王萍在《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中对两种音乐教育的差别和两种音乐教

育在普通大学里可能的混淆及其后果进行了论述,提出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必须妥善加以区分。长春大学的陈明大《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一文从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社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音乐教育者的素质要求进行了讨论;从发达国家音乐教育的启示、早期音乐教育的优越性、社会音乐教育的素质要求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陈雅先在《社会音乐教育实践的着眼点》中提出:音乐教育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文内涵,但音乐学习带有很强技术性的特点又常常导致音乐教育中人文教育内容的弱化。

因此,正确处理音乐学习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现音乐学习的技术性与音乐文化的人文教育的交融,是社会音乐教育研究的着眼点,亦是社会音乐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孙继南在《社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40年之三》中指出:社会音乐教育,是国家整个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办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和教育对象的普遍、广泛性,它在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了人民群众音乐文化素养,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张力元在《人民音乐》(XX,l)中发表文章《社会音乐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文章中主要阐述了社会音乐教育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和改革开放的大步发展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罗

静(XX)在《重庆市少年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陶馨(XX)在《武汉城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查研》;高畅《管窥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甄妍妍《枣庄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胡园飞《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及对策》综合阐述了我国及各省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并提出了相应措施。

3、参考文献

[1]李凤英《学校音乐教育应该教什么?》中国音乐教育XX,8

[2]舒泽池《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人民音乐XX,12

[3]张力元《教育与改革开放同行》人名音乐XX,1

[4]斯雯《乌鲁木齐社会音乐教育调查与研究》硕士论文XX,6

[5]薛艳萍《关于吕梁市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国音教网XX,2

[6]李景忠《发展社会音乐教育之我见》深圳市观澜中学网站XX,3

[7]白雪《浅谈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现状》民营科技XX,12

[8]甄妍妍《枣庄市杜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硕士论文XX,4

[9]张英豪《社会业余音乐考级研究与思考》硕士论文XX,4

[10]魏豪扬《音乐学院参与社会音乐培训的市场机会》福建论坛XX,

[11]桂平 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大众文艺 XX

[12]陈燕 长春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XX,2

二、研究方案

1.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1研究目标

希望通过研究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问题对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整体产生借鉴,为丰富我国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些许参考;同时,通过我的研究引起更多音乐教育同行对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关注,从而为最终解决目前存在问题、建设良好的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大环境创造条件。

1.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在本次调查中,共采用了两份格式的问卷,一份针对学生和家长,另一份针对教师。调查问卷发放后,由调查对象以书面形式答卷,问卷收回后,通过整理、统计和分析,得出最终调查结果。在统计问卷调查的过程中,采用描述性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借助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软件 office 中的 microsoft excel 和microsoft word 进行电子数据处理,再结合人工分析,找准问题所在。除了无记名形式的问卷调查法,还对有关人士采用田野访谈法,通过与被访谈者的口头叙述和交流来收集所需资料,以保障本文调查内容的真实有效。

1.3拟解决关键问题

本选题以学校音乐教育为立足点来审视社会音乐教育、以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理念来指导社会音乐教育,以便促进社会音乐教育更好的发展,对深圳社会音乐教育的培训机构和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2.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2.1研究方法

本文从音乐教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现状调查、数据调查、分析问卷为核心,运用音乐学科教学论理论,结合音乐学、音乐传播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和哲学、音乐文化学等知识,通过资料梳理、文献考查、问卷与谈话调查、技术分析、比较分析、逻辑思辨、归纳总结等研究过程,在分析大量调查数据以及非量化信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本研究论题的认识框架,并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比较、集中不同层次所涉及的问题,最终形成本论题的认识结论。

2.2技术路线

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2.3实验方案及可行性

本文主要采用现场调查、文献查阅、访谈、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方法。通过对深圳市 120名学生、家长进行调查问卷,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工商局、琴行、深圳市社会音乐教育界及小提琴教育界部分老师、个别典型家长及学生进行访谈,以及网络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和总结提出建议和对策。

3.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目前,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音乐学习班开办的如火如茶,学生和家长们也整天奔波于各个学习班之间,忙的不亦悦乎。本篇论文主要是针对深圳市琴行培训机构展开调查研究与分析,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大多数社会音乐教育只重视音乐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技术应为情操服务的原理,琴行培训作为社会音乐教育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学校音乐教育则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培养,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培养学生,忽略了人刁’的培养。本选题从学校音乐及社会音乐教育的不同角度审视怎样更好地使社会音乐教育有力地辅佐学校音乐教育,使学生能够全面发展。

4.预期的论文进展和成果

预期发表学术论文1-2篇。

三、论文大纲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2、目的意义

3、研究内容

4、研究方法

二、儿童社会音乐教育国内外研究现状

1、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概念分析

2、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形式

3、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特点

4、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内容

5、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三、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调查

1、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社会文化背景

2、深圳市儿童社会音乐教育调研概况

2.1 调研地区

2.2调研对象

2.3调研方法

2.4调研目的

3、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简述

四、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现状探析

1、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主要问题

2、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问题原因探析

五、改善深圳市福田区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对策

1、明确儿童社会音乐教育的功能定位

2、对社会培训机构和考级组织机构规范制度,加强管理

3、贯彻素质教育,取消导向性的政策

4、构建合理课程体系,发展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5、完善社会音乐教育学生评价体系,保障正确的发展方向

四、研究基础

1.已参加过的有关研究工作和已取得的研究工作成绩

查阅了一定数量与选题相关的文献,基本掌握了开展调查研究的主导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掌握了基本科研思路、方法和模式。

篇8

关于电视广告和青年形象的理论研究,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整理:其一是电视广告对社会文化的影响的研究,其二是关于青年和青年形象的研究,第三是从再现理论的角度研究人物媒介形象。

关于电视广告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的研究,还是做的比较多的。学者们从视觉文化、符号学、消费主义、电视广告的社会功能与社会责任等方面来探讨电视广告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部分研究者把视觉文化作为电视广告的文化语境和基本属性,从分析图像传播的特点入手,认为电视广告依据图像符号制造超现实幻象,这种“表层形象”的“狂欢”,诉诸的是观众当下的即时反应、引起视觉的和欲望,导致一种视觉符号的“通货膨胀”,钝化了人们的审美判断力,误导着受众的现实生活。如饶德江、章俊在《现代广告视觉转向的文化批判》中指出“现代广告视觉符号的‘通货膨胀’在加大对消费者视觉冲击的同时,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消费者视觉神经的麻痹”。

也有研究者从消费主义角度入手,认为电视广告是当代最为活跃的消费文化文本,是消费主义最直接的载体。电视广告建构了一种消费乌托邦或者说“消费主义神话”,它所表现的深层价值观通过“神话”和“涵化”对受众形成强大的控制力,使其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霸权统治,然而这只是一种“幸福生活的空幻许诺”,它导致受众对现实世界和自我主体把握的双重错位,陷入生存的困惑。

电视广告在观念意识上拜金享乐、崇洋媚外、消费主义至上,在内容和手法上媚俗陈腐低下、违背诚信、在实践上脱离现实、误导儿童、助长抄袭,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如《广告文化的负面效应探析》中作者柳礼泉、刘社瑞指出,“广告在给社会文化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一是广告形象的超现实性,导致享乐消费观念的过分张扬;二是广告传媒在“爆炒”文化的背后,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价值判断的迷惘;三是电视广告语言和画面的庸俗化倾向,导致广告文化品位和价值导向的迷失。”另一些研究者在分析大量电视广告文本的基础上,乐观地探讨了电视广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指出电视广告通过传播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等潜在的文化信息,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引导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电视广告特别是公益广告能够促进文化融合和增值,对大众文化起到正面牵引的作用,并且在增长受众知识、协调人际关系、引导社会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积极影响。在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电视广告能够提供正面的审美体验。

青年是个常说常新、值得研究的话题。在青年研究方面,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及学术机构相继出版了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科研成果,如单光鼐主编、创刊于1978年12月的《青年研究》,上海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金国华主编的《现代青年学》,作为教材使用的《青年思想教育学》、《青年组织学》等。

许多学者在文章当中指出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建设步伐缓慢,如田杰在文章《“谁是青年”与“青年是谁”》中指出,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应从理清“谁是青年”和“青年是谁”这两个问题入手,不求构建那种主观的、封闭的庞大体系,而应注重回归青年自身,回归社会与青年的种种互动关联研究,在一个开放的状态下,在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中,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吸纳和吸引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力量,走一条“集约化”发展的路子,逐步改变中国作为青年人口大国却是青年研究弱国的不合理局面。周燕来的文章《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几点思考》中也点出了这一现状:“近年来,关于中国青年研究的理论文章明显下降,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建设步伐缓慢,造成对中国青年工作的指导存在理论滞后、零碎而分散的局面,政治性、实用性、滞后性、单一性突出,理论性、学科性、民族性特点明显不足。基于这些,我们认为应当从学科性、民族性、系统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今的中国青年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青年工作。”

学者们也指出了中国青年研究当中方法上的一些问题,如刘成斌在《方法的反省:青年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问题——以“抽样”为例》中指出,“以样本抽取为例,就存在诸如样本与总体关系不清、样本规模不符合应有标准、滥用与误用样本抽取方法、样本质量缺乏监测与控制,片面追求量化与问卷化、片面追求随机概率之类的专业术语等。” 具体到对青年形象的研究,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青年形象研究”,得出的结果有101,000篇。除了一些介绍性质的文章外,大多数文章都是从文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研究青年形象。如《身体或欲望:当代文学中的青年形象钩沉》、《谈跨世纪青年干部的形象塑造》,也有诸如《中国大学生形象调查》的关于青年大学生媒介形象的研究。少数从传播学角度上来进行阐述的研究性文章多集中在对青年女性形象的媒介再现上,如《女大学生形象的媒介再现》,也有关于电影中的青年形象的研究如《多元化的一代——美国当代电影中的青少年形象》。还有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对青年作为负产阶级进行研究的,如《城市年轻负产阶级的调查与思考》中认为,“年轻负产阶级群体的硕士论文出现,正慢慢瓦解着中国的某些传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个人和家庭的负债生活和消费现象,也成为企业负债经营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又一个鲜明特点。中国城市里所出现的这个负产阶级群体,其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方面都是非常深远的。个人信贷消费的扩大,负产阶级们高负债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对我们住房和汽车消费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力地拉动了内需。负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他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

从再现理论的角度研究人物媒介形象,多是从女性主义角度来进行。如台湾学者李宜玲的文章《性的屈从与主动:女星写真集内容的符号学分析》。在这类文章当中,作者大多从媒体作为一种社会文本的角度入手,研究媒体中再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对女性自我定义和行为举止的影响。在生物学方面,女性在满足男性窥视欲时被简化为“三围”,不断被推到媒介的曝光处展示“肉”的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女人”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和欲望,首先被消费物品和物品附加的概念培植起对市场的需要和欲望,然后又靠消费大量的关于成为“女人”的物品,成为市场和媒介认同的“女人”;在话语方面,“女人”不论是在大叙事还是在个人叙事方面都始终扮演第二的臣服角色。

篇9

【关键词】 手机报 第五媒体 发展趋势信息

我们都生活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媒体承载了信息的传播,是我们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报纸、广播电视和电视代表传统的三大媒体,因特网特别是万维网的出现,被称为“第四媒体”。而如今手机的普及,开拓了一个新的发展领域,慢慢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这就是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报。

所谓手机报,是指以手机彩信为载体,通过无线技术平台向受众彩信手机发送新闻资讯的一种新型的无纸的报纸,使用户随时随地通过手机阅读到当天报纸的内容。其信息主要来源于传统媒体及网络。这些信息经过一番整合编辑,成为适合在手机上观看的新闻,以彩信的形式发送到用户手机。

相比较以往的手机看新闻业务,“手机报纸”具有很大的优势。手机比电脑的普及性高,比报纸信息及时性强,比电视便于携带。这决定了手机报能够迅速在用户群里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与传统媒体相比,“手机报纸”新闻时效性更强,很多新闻都能在报纸上报摊之前看到,可以做到即发即报,用户在最短的时间得到最新最及时的新闻。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时,手机报可以像网站一样实现新闻的动态传播,用户不仅可以第一时间知道新闻的结果,而且可以时刻关注它的发展过程,使用户身临其境般地感触新闻事件。

第二,使用上,多媒体传播,瞬间接收,随看随翻,彻底摆脱了传统纸媒介的时空限制。手机报所发送的新闻是一个包含图片、文字、声音、动画等等的多媒体数据包,用户可以借助多重视听形式更深刻地理解新闻,实现新闻的多维阅读。

第三,覆盖面积广泛,大范围传播。每个行业每个阶层的用户都可以自由挑选感兴趣的信息类型,目前全球手机用户达到20亿,这为手机报纸提供巨大的潜在受众资源,远远超过报纸读者的数量。手机报可以借助现移动通讯网络全面覆盖,并且保证发行有效到位。

第四,手机报的互动性强于传统媒体,订阅者还可将自己的感想意见及时发送到无线报纸平台,编辑和读者之间再没有隔膜,实现直接交流互动。这改变了传统的传者传递信息,受者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实现了互动有效,人情味十足的沟通新局面。尤其是2006年下半年发放3G牌照以后,手机媒体可传送的信息量和信息形式越来越多,手机的媒体趋势越来越明显。

手机报由于基于传统媒体发展而来,又有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很多优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超过了手机电视、手机短信等业务。但手机报这个新兴事物的发展也并不是一路顺风的,在其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发映出很多的问题。

首先,作为手机报的最终载体―手机,具有小巧玲珑、随身携带,交流便捷的特点,手机主要功能是通话和短信,也是现在人们最常使用的功能,而在图形视频信息交流方面,手机却有它的局限性。手机报发送到用户手机端的内容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字新闻,而是一个多媒体数据库包,包括图片、文字、声音等内容。这样手机报的容量在全网彩信大小的上线是50K,这样一条手机报的内容是有限的,部分低端的手机接收的彩信小于50K。再有手机屏幕的限制,手机在视觉信息传播方面也无法与传统媒体比较。手机的对信息的展现程度成为手机报发展的一个瓶颈。

其次,手机报内容的“同质化”。“同质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手机报的内容与传统报纸的“同质化”,手机报内容基本是传统媒体内容的翻版,图片和视频资料也都是现有的媒体内容的剪辑、下载,没有自己独立的采编体系和从业人员队伍,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特品牌优势,也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降低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是各手机报间内容的“同质化”。目前,我国各类手机报内容大多数以各类新闻资讯的大综合为主,缺乏提供受众个性化定制的专门资讯类手机报。以中国移动平台目前提供的110种手机报为例,时事新闻类81份,财经类2份,教育类2份,科技类1份,生活类9份,体育类5份,文学类1份,文娱类1份,游戏类2份,娱乐类2份,娱乐体育类2份,品牌专刊2份,综合资讯内容的手机报占80%以上,各类专业资讯手机报数量极少。

最后,技术软肋---信号不稳定。手机报是通过手机传播新闻信息,依附手机技术功能是手机报的“软肋”。与其他的媒介相比,手机报画面不如电视,声音不如广播,报道的深度不及报纸,内容丰富性不如网络。手机报所依附的手机平台如果发生技术性或网络故障,就有可能发生变字、图像走形、用户无法接收等问题,此类问题的发生对于手机报这个新兴事物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意味前期的努力全部白费,直接影响了手机报订户的使用。

手机报在它特定的阶段,利弊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用户需求制定相应的策略,细化客户群体,不断创新优质的产品。可将手机报的客户群体划分不同的客户类别,根据不同的客户类别,可制定相应的业务发展目标和营销策略。细分目标用户群,就要针对不同的目标用户发展个性化的服务,满足读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手机作为个人终端,应提供给读者个性化选择服务,让读者自己选择内容、版式、色彩,甚至发送时间等。要通过建立分类信息数据库和分类客户数据库,精细化地编辑手机报的内容。

目前,虽然我国手机报发展还处于起步的阶段,但它作为一种新生的传播方式,有其自身的顽强生命力。现阶段,手机报还存在着很多障碍和不利因素,但它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方式,确实给人们提供了许多便利。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手机报可以大大节省人们的时间,直接获取自己最需要、最感兴趣的信息。手机报还是一种发展性业务,将逐渐从现在的彩信和WAP形式向更为先进、更具拓展空间的手机报发展。随着用户群体的培养、技术条件的成熟和手机自身的媒体化进程,手机报必然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相信不久的将来,手机报将成为新媒体领域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1] 匡文波.中国手机媒体发展前景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8(3)

[2] 宋凯.手机报纸发展研究.中国传媒大学硕士论文,2007.

篇10

1922年,弗拉哈迪拍摄的《北方的纳努克》被公认为是民族志影像的开山之作,此后,理斯芬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国内近二十年来的纪录片,如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武汉记者陈为军描述艾滋病人生活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央视大型的纪录片《再说长江》等,均在不同层面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进行了各自的诠释与延伸。

2002年,凤凰卫视拍摄的《唐人街》大型记录栏目,采用“民族志”方法在全球五大洲40多个华人集中的国家展开拍摄,以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主线,以华人的风情为辅线,以华人的移民历史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示华人真实而多彩的海外生活。将狭义论中限于乡村、部落的“田野民族志”扩展到国家、洲际“地球村”的广度,令人耳目一新。

一、释义“民族志”

“民族志”是人类文化研究对异文化考察时所采用的一种质化方法,是指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描述和分析。它是描述性的、文字性的,主要指人类学家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作田野调查,深入到其特殊的社区生活中,以“长时间参与”或以“一对一的访谈”方式搜集数据,通过观察和认知,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客观的民族学描写而形成民族志,然后再对这些民族志描述进行分析、比较,以期得到对此文化的基本概念。1

(一)记录栏目《唐人街》中的民族志特点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随着华人的移民而向世界各地散布。目前,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华人族群是一个庞大的分布极广的群体。

由于西方社会反映华人内容的不客观性,华人形象在世界范围里面临着严峻的境况。凤凰卫视在这个背景下制作了长篇幅、大跨度的系列纪录片栏目《唐人街》,《唐人街》摄制组依次走访非洲、西亚、欧洲、大洋洲和亚洲的近40个国家,深入探访各地唐人街、华侨社团社区和家庭,接触超过100名海外华人华裔人士,题材涉及华人参政、移民史、新移民生生活等。

《唐人街》选择用最平实和平静的拍摄手法深入到华人生活中记录下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个体命运与生活过程,进而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更接近生活本质的群体面貌。

1、 强调情节化描述

人文学科是需要描述的。没有描述,研究者就不能记录大量生动的、情感的、个性的人文现象,也就不实事求是地对人文现象做分析和研究。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民族志是深描。所谓的“深描”民族志方法,是阐释性的描述,是把文化象征符号(或文化行为)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意义结构中进行综合考察,通过一层又一层地揭示这些象征符号或行为的背后真正意义。2

情节化描述的提倡也是我国纪录片创作者对于纪录片主观认识的一个转变。过去对于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认识过于狭窄,对于纪录片精英文化和意识则过分强调,而忽略了纪录片中的故事、情节,限制了纪录片多元化的表现形式,限制了纪录片自身的发展。随着西方纪录片传入国内,一些新的纪录片创作理念随之入境,对国内的纪录片创作者形成了很强的冲击。

我国的纪录片工作者重新定义了纪录片的真实性,他们意识到纪录片实质上是在真实的生活蓝本基础上运用多种方式,传达给受众生活的意义,传达给受众美的享受。纪录片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内容的多元化要求形式也应多样化。在这种背景下纪录片的情节化描述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唐人街》的影像中曾反复出现过“家书”“钢笔”等生活中细小的物品,且对这些物品进行过反复的拍摄以及表现。这些细节描述旨在通过对这些物品的深描,表现流落在海外的华人对故乡的思念以及自身身处于海外的“异文化”中的不适与无奈。

分集《温哥华:秋天的选举》讲述的是温哥华华人周炯华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温哥华市议员的故事,全片具有很多的细节描述。这一分集的叙事是以时间顺序来组织的,但不完全遵循现实时间流程的发展,而是以竞选活动当天为时间标,展示时间不断向竞选当天临近的倒计时过程,描述“距竞选还有12天”、“距竞选还有8天”等时间线上人物的相关活动和人物心理的变化细节,全片叙事形成一种紧迫感和庄重感,而这些细节也透漏出华人在温哥华政治生存空间小、自身权益得不到保证等问题。

2、 介入者身份的双重性

Anderson(1991)指出:民族志的田野工作固有的辩证就是研究者影响及被他期望了解的现象所影响;这个研究者及参与者的双重性导致更深入地了解特殊文化现象之变迁。

《唐人街》分集《留在缅甸:中国远征军的最后故事》,讲述的是李锡全等流落在缅甸的原军人在异乡的生活。在这期节目中节目的采访者作为个体介入到这些老兵的生活,跟随着他们一起去寻访老兵故友。在采访者的影响下,年过花甲的老兵们忆及故土,讲述起60年前的往事。这个过程中,采访者的到来又唤起老兵们多年“回家的愿望”。另一方面,老兵们在异国的生存现状以及他们对祖国的依恋和向往之情也深深的影响着采访者。他们回国后致力于完成老兵们的心愿。2009年,在胜利60周年之际,他们终于收到了由主席签发的纪念奖章。这是中国远征军老兵的回家心愿达成的第一步。

3、对“他文化”的一种探索

《唐人街》所探寻的地点是远离传统中华文化、且没有遭受中华文化强势占领的地域。在这些地域内生活着一群华人,这些华人原本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新的地域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中华文化的“他文化”,这种“他文化”根源于中华文化,属于中华文化的“亚文化”,但是又受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的影响,使之异变为一种不同于中华文化的“他文化”。

之前传统的民族志关于这类人群的生存状态以及文化的研究都是来自西方社会的描述,这些描述、民族志记录带有很重的倾向性、歧视性。这种以中国人的视角描述海外华人的生存状态的纪录片更加客观。但同时又是对另一种文化的解读,对另一种文化的探索。《唐人街》以中华文化的视角对这些“异文化”进行探寻、分析,比之西方学者更加具有文化基础,同时更容易产生文化共鸣。

4、强调特定的社会和时空

现代民族志写作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文化”。这样也避免了民族志中的现实关切导致的不真实性。

分集 《活在东京歌舞妓町》讲述的是自费来到日本留学的李小牧,因东京巨大的生活压力,使他不得不放下曾是芭蕾舞演员的清高,寻找每一个可能的工作机会,最终成为了一名歌舞伎町的皮条客。在这一分集中,采访者很明确的将环境和背景交代的很清楚,即所在的背景为日本的歌舞伎町,在这里皮条客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这种背景的交代以及限定的社会和时空,有利于采访者能够以一种采访对象接受的观念对其进行采访,采访探寻到被访者最深、最真实的内心感受。同时,这也是能使采访者能深入的了解在这种环境中的“他文化”。

三、《唐人街》与“海外民族志”

所谓“海外民族志”,是我国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海外民族志”是一个中国现象, “海外民族志”是相对于中国人类学通常作的“乡土研究”而言。旨在以中国的学术语言描述和分析非中国文化。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以中国为处境,以汉语为学术语言的研究与论述方法,这种民族志所描述的人、事、物,主要存在于中国之外。那么《唐人街》即属于“海外民族志”的研究范畴。3

在纪录片《唐人街》中,研究记录的不是马来人,不是美国人,而是海外华人,就这一群体东西方的学者研究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西方学者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当作是当地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来对待,而中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是习惯把那个群体社会当作是中国社会的延伸,有一点像是嫁出去的女儿建立的另外一个家一样。慢慢地,这种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有所变化了,中国学者逐渐地把这一群体社会看作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异文化”社会。

从《唐人街》的研究记录来看,经过漫长的国家认同的转变,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群体无论其民族心理,还是文化特质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的婚姻、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他们在海外的家庭越来越多,而在中国的家庭关系却越来越少。《唐人街》对世界各地的华人的研究记录是表明他们与当地的南亚人、欧洲人、美洲人等有区别,在文化上是存在着差异性,是为了探寻这一群体人们的生活状态,并不是为了强调他们与中国有怎样的亲缘关系。

四、结语

在多元化的学术语境中,民族志已渐与社会学、传播学、文艺学等学科结合,变得生机勃发。“民族志”引入纪录片创作,为纪录片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为纪录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有其值得肯定的存在价值。

注释:

[1]李 潇.新闻传播学方法论研究——论“民族志”方法论[J].大众文艺.

[2]邱建彬.浅论格尔茨的民族志方法——深描[J].大江周刊·论坛,2011年3月

[3]王铭铭.所谓“海外民族志”[J].西北民族研究, 2011年第二期

参考文献:

[1]王晓江.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新方法的引入——以民族志研究方法为例[J].新闻前哨,

2011

[2]何虹.纪录片栏目“唐人街”的叙事研究[D].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