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五言律诗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典五言律诗，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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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解铝行业生态污染的主要废物

（1）废水。废水中主要含有氟、COD、SS和石油类，超标排放会严重影响天然水体水质，电解铝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来自于机械冷却水，以及厂区的生活污水，对于一个大规模的铝厂来说，水污染不可忽视。（2）废气。电解铝生产对环境最主要的影响是大气污染。目前世界上铝冶炼一直沿用冰晶石一氧化铝熔融电解法生产工艺，生产原料在950℃～970℃熔融电解过程中因分解、挥发、渗透与扬散，会产生大量大气污染物。其主要环节如下：一是原料中冰晶石和氟化铝含氟量大都在50%以上，同时还含有H2O、SiO2等杂质，在电解槽高温作用下，电解质中的氟与水蒸气发生水解，生成HF气体排出。在电解槽内，电解质的挥发，氟化铝的升华等过程将产生粒径小于1微米的固态氟化物，从电解槽中散发出来，形成含氟粉尘。此外，电解铝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氧化铝、冰晶石、氟化铝等原材料皆系粉末状，它们的飞扬、挥发以及搬运加料等过程中的散发，也将形成含氟粉尘。氟化氢和含氟粉尘是电解铝工业中最主要的污染物。二是氧化铝在电解过程中生成大量的游离氧向阳极运动，与阳极的碳相结合产生大量的CO2和CO气体排出；此外，游离的F一也会与阳极的碳结合产生CF4和CZF6（全氟化合物PFC2）气体。三是阳极糊主要由碳素和沥青组成，沥青约占30%～33%，若阳极未经预焙处理，则在电解过程中随着阳极糊的不断消耗，将产生沥青挥发物排放出来。沥青作为粘结剂成分十分复杂，其中含硫约0.8%，在电解过程中随着阳极糊的消耗也将会有SO2和H2S气体排出。此外，沥青中含有致癌物质苯并花。综上所述，电解铝工艺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包含有害气体、温室气体、粉尘和沥青挥发物。有害气体有HF、SO2和H2S等，温室气体有CO2、PFCS等，粉尘为含氟粉尘、氧化铝和碳粉；沥青挥发物的主要成份是焦油，含致癌物苯并花。（3）废渣。在铝电解生产过程中，阴极碳素内衬及其他筑炉材料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钠、电解质和铝的侵蚀，吸收大量含氟盐，同时侵蚀过程中产生的应力作用会使槽变形和内衬破损。铝电解槽大修时，要全部清除电解槽内碳素内衬及其他筑炉材料，即形成大修废渣，据美国铝业统计，平均每生产Ikg铝就会产生0.01kg～0.04kg废渣，而废渣内含有可溶性氟化物。从铝电解槽大修废渣中可溶性氟化物分析结果看，阴极碳块和底糊两部分含氟量大，浸出液浓度高，保温砖次之，因耐火砖与炭块内衬未直接接触，含氟量低。电解槽大修废渣中氟化物超过标准，属危险废物。大修槽废渣的存放若未找到合适途径，极易造成二次污染。其一是受雨雪冲刷和浸泡，其中的可溶性氟溶解进入水中，渗入地下将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另外是废渣长期露天堆放，渣表面风化，形成粉尘，将产生二次扬尘而污染大气。因而，含氟废渣也是电解铝厂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污染。电解铝行业的废水、废气、废渣如不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将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影响铝厂所在地区的生态，为了造福一方，减少污染，必须采取措施进行环境修复。

二、治理电解铝行业污染的生态措施

（1）电解铝行业要进行技术改进。电解铝工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采用一系列国内外先进技术，对目前的生产技术进行改造，降低能耗、物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外，还应对所在的地区负起自己的生态责任，恢复区域生态环境，把厂区及周边地区建设成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绿色生态系统。（2）建造工业生态防护林带。绿化在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不仅美化环境，还具有较好的调温、调湿、降低污染等功能，尤其是它具有净化空气、减弱噪声的特殊作用，因而应加强绿化工作，电解铝企业绿化时应选择对氟化物吸附能力强的植物。对电解铝和辅助工程项目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生态防护，要在污染物的工程控制基础上，减轻其特征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污染，满足电解铝及其配套工程的生态保护需要。种植生态防护林是电解铝企业的有效选择。（3）加强铝的回收循环利用。一是生产再生铝消耗的能源比生产原铝少得多。制造铝的能源不会被流失，它可以包含在产品中并在每次再加工时被“激活”。据有关资料统计，每生产1t再生铝合金锭所需能源消耗仅为原铝锭生产能源消耗的2.6%，因此从铝废料中生产铝，其节能效果更加显著。浙江的原料就是废杂铝再生加工，原料靠进口国外废旧金属拆解。如果我国有相应的法律支撑，建立有专门的回收机构，就可以给国产废铝提供稳定的供货渠道，尽管生产再生铝等再生有色金属确实存在着诸如以手工拆解为主、机械化处理程度低，废水、废气、废液的处理不够规范等外表特征，但是如果能加强管理，生产再生铝无疑对节约能源、节省矿产资源、环境保护贡献重大，既能充分利用我国废弃的铝料，又能节约外汇。二是加强回收再生资源方面的法律和制度建设。确保收集再生铝的最有效措施就是立法，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推动实施。以世界上再生铝比例最高的日本为例，日本在制定和实施《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的过程中，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等等，以推进铝的回收。与之相比，我国在回收再生资源方面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却大大落后。至今尚无有关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法律出台可以说如何通过有色金属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未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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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王勃 诗文赏析 独创性

唐诗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唐诗的良好发展与诗文的良好改革不无关系，而王勃就是提倡诗风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在研究唐诗之际我们要对王勃的诗文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明白王勃诗文的独创性。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诗文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唐诗中的送别诗的经典之一，通过全面地赏析《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能够全面地了解王勃诗文的独创性，明白王勃诗文在唐诗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唐诗的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送别诗在诗歌中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的诗文中送别诗占有重大的比例。从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到李白的《赠汪伦》，从“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送别诗贯穿于诗歌发展的整个过程，送别诗在中国诗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是诗人情感表达最为真切的几种诗歌之一。送别诗在古体诗歌中的意义在于表现了诗人的依依惜别之情，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友情进行全面的阐述。当读到一首送别诗的时候就会被诗人与朋友、与家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所感动，同时在送别诗里也往往隐藏着诗人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理想，通过离愁别苦来表现诗人的壮志未酬，前途渺茫等等，所以送别诗是诗人的情感载体，是诗人将自己内心真实情感进行良好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送别诗在诗歌中的意义还在于它所抓住的情感脉络都是简单而真切的，使读者在欣赏送别诗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辞藻来发现诗人的内心的想法，是古体诗歌中的一种比较简单的诗歌类型，其最主要表达的意思也不过是“伤离别”。古体诗中送别诗占有重要比例的原因在于古代的交通不方便，此时离别由于路途遥远或许今生难以再见，或许再见时已毛发斑白，也就有了“多情自古伤离别”。而王勃的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送别诗中的经典佳作，既表现了与友人之间的离别之情，也表现了自己前途的不顺，从而这首送别诗也对古体诗带来重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王勃所处时代的文化风气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是“初唐四杰”之一，在王勃以前或者王勃所处的时期，诗歌受到魏晋诗风的影响，诗文辞藻华丽，情感肤浅，诗风浮艳，诗文中的情感虚假，诗文创作无实际意义，只是一种辞藻上的堆砌，这是王勃所处时代的文化风气，这对于诗歌的良好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王勃是最先认识和极力改革诗坛弊端的人物之一，“初唐四杰”中的杨炯曾用“尝以龙朔初岁，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来对王勃进行评价，可见王勃对于当时的诗风改革的决心，有意提倡刚健诗风。王勃的诗文质朴雄浑给当时的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由于王勃的诗风和当时的诗风有着重大的差异，所以从诗风上来讲王勃的诗风就具有独创性，能够真切地认识到诗歌的重要意义，很好地掌握诗歌的表达方式。

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全面赏析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王勃在长安时候的作品，是一首典型的送别诗，全诗主要表达的是对游人的难离难舍，以及对前途的一片渺茫。在诗文的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中作者对离别的地点和友人将要去的地点进行准确地交代，三秦之地保卫着长安，在风烟之中难以看见友人将去的目的地，诗文的开篇就给读者一种宏大的气势，在宏大的气势中又有一种浅浅的伤感，“浮云遮望眼”，看不见了，在此离别之后，首联采取的是一种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通过对长安离别所处景色的描写与想象中的五津的描写，将离别之情通过虚实景物的描写进行准确地阐述。在诗文的颈联（与君离别意，同时宦游人）中直接将离别的愁苦进行书写，为何我等要受这样的离别之苦，因为我等都是四海为官之人，这一联在书写离别之情的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于前途的茫然。都是四海为官之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漂泊，拥有好的前程？离别之情与壮志未酬进行完美的结合，使得情感上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而全诗的颔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诗句，主要表达的是朋友就算是在天涯海角，但是此心相依，空间的距离不是问题，只要心灵在一起，那四海也形同虚设，于你于我也不过是距离上的问题，但是心在一起就如同人在一起。这句诗句表达了作者相信纯真的友情是没有限制的，距离不是问题，但是同时也隐藏了作者一种浅浅的慰藉，四海广阔，此去将距离遥远，还好有着纯真的友情，希望这友情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而诗文的尾联（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往往被众人所忽略，而其实这句也是一句经典诗句，不光是对以上诗句的一个总结，同时也将离别之情表现到了极致，作者在诗句中劝解朋友在离别的路口不要像小儿女一样热泪满眶，同时也是在告诉自己，千万不要落泪，此时这里的无泪胜过有泪，将离别的伤感全面地展现了出来。全诗是一首送别诗，所以全诗以离别愁苦为基调，同时也对友情和壮志进行良好的地表达，全面地展示了作者和友人之间的友情，同时也表达出作者的壮志，而壮志的表现主要在于颔联中化用了曹植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的意境，整首诗抑扬顿挫，时而慷慨激扬，时而情感细腻，是唐诗中的精品。

四、《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王勃诗文独创性的具体表现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这首诗在中国唐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着作者的独创性，从而使得这首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得这首诗经过几百年以后还能被广大的读者所熟知。

1.诗风和诗体上的独创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首诗是王勃进行诗风改革的一个重要代表作，全诗撇弃了六朝承袭下来的浮艳诗风，创建了一种刚健的诗风，这种诗风在后来的唐诗中得到良好的展现，使得唐诗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成为了我国诗歌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在诗体上，五言律诗作为一种新诗体，在王勃等诗人的笔下尝试而形成，并走向成熟，使得五言律诗成为唐诗诗体的一个典型，从而使得更多的诗人来进行五言律诗的创作，使得中国诗文得到进一步地良好发展，丰富了古体诗歌的诗体类型。

2.诗文创作思想上的独创性。以往的送别诗都是比较缠绵的，总是有一种催人泪下的感觉，王勃的这首诗将壮景应用到情感的表达之中，通过壮景来对情感进行良好的表达，将送别诗的情感良好表达的同时，避免了诗文中的无病现象的发生，全诗虽然写的是离愁别苦，但是却能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这给后世的诗文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李白的《赠汪伦》也就是这种创作思想的良好利用。

3.诗文创作手法上的独创性。全诗的首联采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将情感进行良好的表达，在传统离别的诗词歌赋中往往采用的是凄凉的景物来进行离别情意的表达，而这首诗采用的却是一种辽阔的景物来对离别之情进行表达，其表达手段相对于用哀景来表达更能表现出离别的伤感，同时使得全诗的情感色彩更加亮丽，避免了送别诗那种阴暗的感彩，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感觉。而诗文的尾联采用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写作手法，通过劝解莫要流泪，将离别之情进一步地进行升华，使得依依惜别之情更加淋漓地展现出来。

五、王勃诗文对唐诗发展的重要影响

王勃的诗文对于唐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从诗风上将以往的浮艳诗风转变到健康的刚健诗风，从诗体上将五言律诗这一新诗体进行很好地推广，而从诗文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上对送别诗进行改进，而这些方面都影响了后世唐诗的创作。唐代诗文的良好发展就是靠如王勃一样的具有独创精神的诗人创作使得唐诗得到很好地发展，奠定了唐诗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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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香菱学诗》 阅读教学 阅读兴趣 阅读方法

现代社会，阅读是一种学习能力，更是一种生存能力。通过阅读，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培养审美情趣，塑造伟大人格。特别中学生在这个年龄阶段，人生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定型，是获取知识，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培养健全人格的最佳时期。《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中学生应当广泛阅读。

《红楼梦》能测出一个人的阅读能力，红学大家周汝昌曾说：“最有智慧的人才能读《红楼梦》，才爱读《红楼梦》，因为这部书里有你一生需要的知识，希望大家多读读这本书。”福建省历年高考文学名著书目中都有曹雪芹的《红楼梦》。人教版初中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五单元的第四课《香菱学诗》节选自《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主要写黛玉指点学诗门径，香菱学诗写诗的全过程。探究香菱学诗成功的原因，既是香菱虚心好学、刻苦勤勉的结果，更是林黛玉精心指导、不断激励的结晶。林黛玉高超的教育艺术值得每个语文老师思考和借鉴。

《红楼梦》常常因内容博大精深、人物关系复杂、语言艰涩难懂而被绝大多数中学生拒之于千里之外，细思不难发现：大多数中学生课业负担重、不懂阅读方法、基本没有交流平台等是他们阅读兴趣普遍低下的真正原因。因此，每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不仅要多读名著，还要通过课堂上对名著文本的解读、阅读方法的指导，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帮助学生学会阅读、喜欢阅读，全面提高文学素养。

一、阅读兴趣的激发

《红楼梦》中香菱未住进大观园前，就对诗歌产生了兴趣，苦于没有机会，只能偷偷找本旧诗集，抽空看两首。住进大观园后，她主动向宝钗求教作诗，遭到拒绝后，转求拜黛玉为师，黛玉欣然收下她这个徒弟，说明香菱对读诗、写诗是源自内心的真正喜欢。得到黛玉高师的指点后，且看她“香菱拿了诗，回至蘅芜苑中，诸事不顾，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宝钗连催他数次睡觉，他也不睡”。“香菱听了，喜的拿回诗来，又苦思一回作两句诗，又舍不得杜诗，又读两首。如此茶饭无心，坐卧不定”。“香菱听了，默默的回来，越性连房也不入，只在池边树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抠土”，“各自散后……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两眼鳏鳏，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去了”。从以上句子可以推知香菱学习作诗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可是她却乐此不疲、如痴如醉、废寝忘食，最终成为一个诗人。香菱学诗成功的案例说明源自内心的热爱才是到达成功彼岸的唯一动力。

爱因斯坦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两千多年前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两位伟人都强调了兴趣的重要性。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人们力求认识某种事物或爱好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它能激发人们的斗志，增强人们的自信心，鼓舞人们朝着目标方向奋勇前行。因此，如果在课堂阅读教学过程中能点燃学生的阅读兴奋点，让他们的感官处于最活跃状态，积极接收有用信息，达到最佳阅读效果，这样教学、学习效率就会大幅度提高。激发阅读兴趣是中学语文阅读教与学的双赢策略。

二、课外读物的推荐

《香菱学诗》中香菱介绍自己只喜欢陆游的诗句。黛玉纠正：“千万不能喜欢上这么浅近的作品，一旦陷进去，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接着向香菱推荐王维的五言律诗，杜甫的七律律诗，李白的七言绝句；然后推荐陶渊明、应，谢、阮、庾、鲍等人。从黛玉推荐的结果来看，不仅要读一二流名家的作品，还要读名家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纵观《红楼梦》全书，黛玉平日里喜欢看的的确是像《西厢记》那样的名家名作。

“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要坏”。中学生正处于精力充沛、青春躁动时期，老师有责任和义务向学生推荐经典作品，尤其要挑选文质兼美的作品，对拓宽文化视野，提高审美情趣，完善自身人格，培养语感都很重要。除教育部颁布的两个新教学大纲中，指定中学生（中学生（包括初中和高中）课外必读的30种名著外，我们应该向学生推荐以下书目――史书：《史记》、《战国策》、《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小说：《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简・爱》、《茶花女》、《少年维特的烦恼》、《汤姆叔叔的小屋》……科普读物：《昆虫记》、《从一到无穷大》、《生命的多样性》……期纸杂志：《百科知识》、《青年文摘》、《幽默大师》、《意林》等。

三、阅读方法的指导

指导学生阅读，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方法运用。值得注意的有下面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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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上总末 珠名娘子一首并短歌》是高桥虫麻吕所做的一首和歌，取自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高桥虫麻吕是“万叶诗人”中极具个性的一位，他擅长以传说故事为题材创作和歌。《咏上总末 珠名娘子一首并短歌》中的“珠名娘子”也是一位貌美如花的经典文学形象。

日本古典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深刻渊源。例如《万叶集》的编纂就深受中国《诗经》的影响。仅从《万叶集》卷头歌《御歌》来看，它与《诗经》卷首的《关雎》十分相似，一个在浅山冈上采野菜，一个在河流溪畔采摘荇菜，都表现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情愫，又带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的韵味。而作为“万叶诗人”中的高桥虫麻吕，其自身就深受汉魏乐府诗的影响。下文将浅谈一下《咏上总末 珠名娘子一首并短歌》与《陌上桑》中女性形象的塑造的异同。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二.《咏上总末 珠名娘子一首并短歌》

上の周淮の珠名娘子をむ歌一首、并せて短歌①

しなが 安房にぎたる 梓弓 周淮の珠名は 胸の き我妹 腰の すがる娘子の 花の如 みて立てれば 玉の 道往く人は おのが行く 道は行かずて 召ばなくに に至りぬ さしぶ の君は 予め 己妻れて 乞はなくに さへ奉る 人皆の かく迷へれば うちしなひ 寄りてぞ妹は たはれてありける

反歌

金にし人の来立てば夜中にも身はたな知らず出でてぞ逢ひける

附译文：

《咏上总末 珠名娘子一首并短歌》

上总国周淮，毗连安房地。周淮有一女，珠名人人知。宽胸深丰满，封妖如赢细。

女有丰姿好，端庄胜花丽。伫立面含笑，过路人不去。忘行已行路，停步自止息。

不经召呼换，却来女门际。更有邻家主，事先别已妻。不须女张手，捧钥来献递。

众人迷若此，容艳娇柔意。阿妹以自恃，纵情事嬉戏。

反歌

人来门前立，金门紧紧闭。夜半身不顾，出外得相遇。

罗敷与珠名娘子人物塑造中的异同点

从对主人公的直接描写来看

罗敷是通过其艳丽高雅的服饰，亮丽的配饰，雅致的采桑器物等方面勾画罗敷的美丽，而珠名娘子则通过丰乳细腰来展现其卓越风姿。相比较而言，珠名娘子的刻画更加大胆开放，借助对女性肉体的描述展现其美丽，而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却较为少见，中国古典文学多采用委婉的表现手法，体现“乐而不”的韵味。

从对主人公的间接描写来看

首先从环境描写来看，罗敷的出场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她透过点点滴滴的阳光在林间采桑，环境铺垫丰富，烘托形象鲜明。而相比而言，珠名娘子就较为简洁，仅涉及其所在住址。

其次两者都通过他人的反应侧面揭示了两位绝代佳人。而不同在于珠名娘子到了令他人抛妻献家的地步，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相违背，最典型的算是《孔雀东南飞》中的对抛妻行为的批判，这违背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

从表达情感来看

罗敷勤劳，机智，勇敢，不畏权贵。如果说前文对其美貌的称赞是勾勒了罗敷的形象，那点睛之笔就在与罗敷的夸夫，这种表里如一的“美”，正是作者想想读者传达的正能量，也塑造了罗敷“好女”的形象。相反，珠名娘子纵情嬉戏，夜半私会，塑造了一个迷惑人心，“妖妇”的形象。

从反歌与“夸夫诗”来看

反歌内容与和歌一致，旨在强化珠名娘子纵情嬉戏，放荡不羁的形象，其表现形式不遵循严格的诗律。而罗敷的夸夫诗则是与前文内容承接，通过高贵的夫君与低劣的使君的对比，使得使君无地自容，表现形式为严格的五言律诗。

出现异同点的原因分析

罗敷与珠名娘子的人物刻画中多处相同点，不难看出高桥虫麻吕汉诗造诣颇高，深受汉魏乐府诗的影响，这也是其时代的日本诗人具有的普遍特色。而不同点的出现，笔者粗认为有一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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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修辞 数词 习俗

数词作为汉语的重要词类之一，是用来区别事物量度关系的一种符号。数词和其他语言符号一样，都具有任意性，都是语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语言。数词决不只是简单的“一、二、三”等数值符号，它还承载了多种功能，有着丰富的内涵，与文化修辞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数词运用的基本功能

数词属于饰词中的限定词，其基本功能是作定语。例如：

a.系数词：一、二、两、五、七、九……

b.位数词：十、百、千、万、亿……

c.概数词：几、许多、若干……

数词表示数值，也可以用来表示顺序或编号，起这种作用的数词叫序数词，仅表达数值的数词叫基数词。序数词常在前面加序数助词“第”，但也可以不加。

数词与数词组合而成的结构叫数词结构，如“三十、二百、几万、三万三千四百五十六”。

数词结构的语法功能与数词基本相同，它们的主要语法特点为：

1.修饰量词，构成数量结构。如“一个、两本、十斤”。

2.与“第、点、百分之、分之、多、余”等助词搭配，构成数词结构。如“第二、三点一四、百分之三十、五分之一、二十多、十余（人）”。

3.修饰名词。数词中能直接修饰名词的主要是序数词和序数词结构，如“三楼、第一中学”。基数词和基数词结构修饰名词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主要表F在：大整数修饰名词，如“百万大军、十三亿人民”；修饰集合名词，如“三兄弟、四姐妹、两夫妇”；用于科技、新闻、法律等语体的语言格式中，如“两车速度相等、这一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一车煤”中的“车”是名词用作临时量词受数词修饰，不能看作数词修饰名词的例子。

4.一般不作主宾语。作主宾语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运算表达，如“一加一等于二”，这里的“一、二”称为对象语；二是转指表达，如“一死两伤”。

二、数词运用的修辞功能

数词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修辞作用主要映射在哲学、民族心理、节日习俗及语言等各个方面。

首先，数词在中国哲学方面的文化修辞反映如下：

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数”来认识和解释宇宙本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已超越了其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一种哲学思想。

“一”是数字之源，汉民族视它为世间万物起源的象征。《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思是说“一”是“道”的万物之源。另外，“三”这个数字也是汉民族十分推崇的，人们对“三”的崇拜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应该是“鼎”的出现。由于鼎有三脚，三足而立使其最稳固，所以“鼎”象征着“平安、稳定”，后来被视为“立国之重器”，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也具有神圣的意义。在哲学中，“四”被看作是一个整体，从而被视为“平稳、安定、昌盛”的象征，因此，天下太平称为“四海升平”，“忠爱、无私、用贤、度量”被称为“治国四术”。

其次，数词在民间习俗、风俗方面的文化修辞反映如下：

“八月十五”中秋节正是花好月圆之时，家家户户吃着月饼、赏着明月，尽享团圆之乐；“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中国传统佳节之一，人们在这一天吃元宵或汤圆，祈求生活美满；“九九”重阳节这天人们要登高望远，赏菊插茱萸，人们认为“登高”一方面能躲避灾难，另一方面还有高寿的寓义。

中国地理方面的一些风俗、习俗也与数字息息相关。如根据地球绕太阳运动一圈为三百六十五天，将一年划为三百六十五天；一年又分为十二个月，每三个月为一季。另外，还把一年划分为十二节气，并根据气候变化来安排农事。

中国传统的婚葬习俗对数字也有讲究。结婚日期以双日为吉日；迎亲和送亲的来宾均需成双；结婚用品、红烛、喜字等都取双数。丧葬习俗则与单数相关，尤其与“三”和“七”这两个数字关系紧密，如出殡前后有“送三”“迎七”“七七”“烧七”等礼俗。

第三，数词在民族心理方面的文化修辞反映如下：

数字本身是枯燥的，并不具有美感，但是当人们赋予它一定的形式和内容后，它就能够产生一种独特的艺术美，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的一种反映。

偶数排列起来往往具有整齐、对称、和谐之美，它所具有的这种形式美和艺术美，造就汉民族对偶数的崇尚和欣赏心理，人们把偶数看成是美好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这种心理。

从婚配到饰物、送礼等均要成双成对，如俗话所说，“送双不送单”；从房屋建筑布局讲求对称到汉语诗歌、对联讲究对仗等，都体现了汉民族对偶数的推崇。“四”是“二”的倍数，一方面它在古代哲学思想中就具有平稳、安定的含义，另一方面，它在汉民族心理中也有所映射，如“四时”指完整的一年；“四世同堂”形容一个家庭的兴旺；“四通八达”“四平八稳”中，将“四”“八”各自所表示的完整之义综合在一起，更加体现了百姓们的美好愿望。汉民族自古以来对“六”就带有偏爱，“六”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吉数。早在先秦时期，六本儒家的经典被称为“六经”或“六艺”；“六六大顺”这个吉祥语一直在民间流传；农历初六、十六、二十六也被视为举行婚礼的好日子。而“八”这个数之所以在人们心中是一个耀眼的数字，是因为“八”与“发”谐音，因此，农历初八、十八、二十八逐渐成为商店或公司开张的吉日，带“八”的连汽车牌号和电话号码都比其他没有“八”的要抢手得多。

然而，数字的禁忌也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现象，这也是民族心理的一种体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如日本人忌讳的两个数字是“四”和“九”，因为“四”与“死”谐音，“九”与“苦”谐音，所以在日本的医院里没有四楼或四号病房。而在中国，虽然“四”与“死”谐音，但人们仍然不能彻底割舍掉对“四”的喜爱，送礼时常要送四件；宴请客人仍然是四菜或六菜等。对日本人忌讳的“九”这个数字，因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字在古时的书写形式就是“九”字，所以，汉民族将“九”与皇权相联系，“九五之尊”就是用来专称帝王的。由此可见，数字的禁忌在各个民族之间具有差异，这也是各民族人们心理的不同反映。

第四，数字在语言文学方面的文化修辞反映如下：

数词在语言中使用频率很高，其自身也负有多种功能。数词除了用来标注事物的数量或顺序外，还可以用于构词，成为词语的一部分，且在所构成的词语中，其意义往往是虚化的，并不是确指的，同时，它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如“一”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被当作万物的起源，在意义方面常被引申为“全”或“始”，前者如“一心一意”，后者如“一见钟情”等。数字“三”在构词中多是虚指的用法，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其中的“三”不是确指“三年”，而是指“多年”。“三寸金莲”中，中国古时称女子的裹脚为“金莲”，“三寸”并不是确指，而是虚指，此处是极言其小。

在汉语成语、熟语中，这些数词的作用更为突出，由数词所构成的成语、熟语等数不胜数。如“二百五”指缺心眼的人；“三只手”喻指小偷；“八字还没一撇”表示事情还没有确定；“不管三七二十一”指不顾一切，不问是非情由。

中国文学与数词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古代的诗歌在格式、字数等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一首诗若有八句则称为“律诗”，四句则称为“绝句”；每句中若有五个字，则称为“五言律诗”或“五言绝句”；每句中若有七个字，则称为“七言律诗”或“七言绝句”。中国古代汉魏六朝时期所出现的“赋”中有一种叫“七”的文体，即分七段、写七事、谈七个问题。有些诗歌作品中，作者巧用数字，以达到特殊效果。如宋学家邵雍写的一首五绝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十个数字为这首诗的特色所在，使这首诗具有很强的普及性，便于流传。

综上，数词所传达出来的修辞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意蕴深广，它也是呈现民族文化的一个窗口。数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可以映射在哲学、心理、民族、文学、语言等多个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数字文化，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意蕴。

参考文献：

[1]古远清，孙光萱.数量词的修辞作用[A].诗歌修辞学[C].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肖晔.数字的修辞作用[J].修辞学习，1986，（1）.

篇6

关键词：流行音乐 意识形态 传统文化

在流行音乐的市场竞争中，台湾流行歌曲，尤其是国语流行歌曲的创作一直都走在乐坛的前列。台湾流行歌曲之所以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除了旋律和曲风的现代流行元素比较符合时代审美需求，还在于创作上传统人文情怀的厚重，使人产生一种怀旧情愫。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思想上对于艺术的简单理解有了改变，通俗音乐也逐渐“解禁”，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开始被越来越多地写进通俗歌曲之中。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没能摆脱正统歌舞、戏剧文艺组织的规范，获得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和空间，此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流行音乐文学内涵的比较

1982年，著名词作人晓光一挥而就，写下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中国大陆打破了文艺上的禁锢，通俗歌曲的复兴开始了。改革开放后，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主旋律歌曲成为当时大陆乐坛的主流。这些通俗歌曲，在思想上以表达爱国情怀，歌颂新社会为主要内容；歌词上蕴涵着全新的蓬勃朝气，情感奋发向上，同时也饱含平民性的诗情画意。比如1980年2月大众评选的包括《祝酒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妹妹找哥泪花流》、《洁白的羽毛寄深情》等在内的“15首抒情歌曲”，成为那个时代最受大众欢迎的大陆“第一代流行歌曲”。

由于十年思想文化禁锢的枷锁刚刚解开，国人在通俗歌曲的创作方面还处于比较保守的状态。如1978年谢添导演拍摄的电影《甜蜜的事业》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 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

这些代表新时期萌芽阶段的通俗歌曲，在抒发普通人情感的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因此在歌词的创作上，基本上全篇歌词使用白话，简练通俗，极少带有文言语句，鲜见对古代诗歌、词曲文本引经据典的痕迹。

但在很多台湾流行歌曲中却可以领略到渗透着古典文学营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老少咸宜，传唱至今依旧不觉得过时。比如台湾歌手邓丽君，1983年她亲自参与策划的第一张诗词歌曲特辑《淡淡幽情》中，其中主打歌之一《独上西楼》选自南唐“词帝”李煜的《相见欢》：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这种词原调为唐代的“教坊曲”，又名《乌夜啼》、《秋夜月》、《上西楼》，李煜将这首词的调名标为《乌夜啼》。这首名为《相见欢》的词，咏的却是离别愁，歌名取自首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摄尽凄婉之神。此外，还有最为人所熟悉的、取材自苏轼名作《水调歌头》的金曲《但愿人长久》更为脍炙人口，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和空灵之感。范仲淹的《苏幕遮》、欧阳修的《玉楼春》、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甚至包括李之问与妻子聂胜琼的爱情之作《鹧鸪天》，都在这张《淡淡幽情》专辑中被改编成歌曲，也从歌词中欣赏到了中国古代诗词的精华。

素有“台湾音乐教父”美誉的创作歌手罗大佑就有许多这样的歌曲，像198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的《之乎者也》：

知之为知之 在乎不在乎 此人何其者 孔老夫子也

知之为不知 在在不在乎 此人何其者 寒山子是也

不知为知之 不在乎在乎 此人何其者 齐人是也

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曾经这么说……

歌手以一种近乎调侃经典的方式，将孔子《论语・为政》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原话和现代白话组合成歌词，借古讽今，产生了一种颠覆传统严肃感的诙谐，让传统经典和后现代主义精神交相辉映。

意识形态对创作的影响

一些音乐人在创作时尚先锋式的流行音乐的同时，敢于在作词或曲风上做一些“古为今用”的尝试。而中国大陆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长期以来受到苏联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新社会的精神动力”的理论影响，坚持以文学艺术的“他律”性而非“自律”性为核心，迟迟无法走出一条现代性审美自主的道路。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大陆的流行音乐创作也相应地被类似传统的观念所限制，非主流的流行歌曲和主流音乐就如同儒学中“郑声”和“雅乐”之间的差别、审美观念中的“自主性追求”和“革命性”之间的矛盾那样，在创作的过程中必须有所区分。很多“古为今用”的歌词在大陆似乎往往只有在题材较为严肃的历史电视剧的主题歌或插曲中才比较常见，如电视连续剧《唐明皇》中的《倚天拔剑观沧海》、毛阿敏演唱的《隋唐演义》主题曲《独钓千古愁》和《武则天》中的主题曲《人之初》等包含大段的古代文学和历史典故。

音乐或其他艺术中意识形态的表述，是把某一类音乐或艺术视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代言物和代表。流行音乐作为这种“代言物”，在创作上所形成的一些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相同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不同地区意识形态的差异，对艺术形式和内涵的差别所产生的一些影响。

社会文化氛围的熏陶

作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行音乐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形成和发展以及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发展特点，一定会受到该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对流行音乐具有更为直接的成因性影响。因此，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文化状况，也对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古典文学元素的内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社会认知，国学传承。“国学”这个词的概念，是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国学”二字，包含着泱泱华夏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礼教文明。青年作家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一书中写道：“当年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的一批著名学者、国学泰斗们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张大千、梁实秋等，在国家巨变的前夜做出了去留的抉择，这些或许纯粹是出于个人价值观的选择，却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精髓撒播到了宝岛。”

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特点，很大程度体现在社会文化环境与流行音乐互动发展的关系之中。其中社会文化环境的存在是第一性、前提性的存在，影响着流行音乐发展的整体特点。相比较而言，台湾的流行音乐在创作在歌词内涵上倾向于包含本土化的传统理论思辨色彩。例如台湾诗人歌手黄舒骏在其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雁渡寒潭》中的这首歌，取意于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所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菜根谭》中一句“雁渡寒潭，雁过而潭不留影；风吹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原句表达了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对各种事情都可以放宽心胸，不受外界干扰，保持自我的高洁品性。

这样的音乐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且受到市场的欢迎，在赢得发行量的同时，更普及了一种创作和欣赏理念，提升了流行音乐这种非主流文化的人文内涵。当然，这一切很大程度取决于整个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度，才给了创作上渗透“国学”、古今相融的生存空间。

潜移默化，教育特色。流行音乐最主要的创作、消费群体是广大的青少年，而对这个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学校的教育。

台湾地区中学采用的“国文”教材突出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台湾中学标准教科书编委会”编定的一套初中国文教材为例，其选文大致有三方面：1.传统的名家名篇，这在教材中的比重最大。文言文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列子的《愚公移山》、周敦颐的《爱莲说》、彭端淑的《为学》以及《论语》、《左传》、《礼记》、《史记》中的文章，以及古典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等部分章节。在诗词方面，教材收录了杜甫、白居易、王维、王焕之、孟浩然、柳宗元、陆游、岳飞、郑成功、郑板桥、梁启超等名家佳篇。2.和台湾有关的史迹、典故、历史人物、传说和风俗民情的乡土教材。如郑成功的《告诸将屯田书》、梁启超的《台湾杂诗二首》、华振之的《礁溪行》、钟梅音的《乡居情趣》和《苏花道中》、杨一峰的《阿里山五奇》等，这些文章无不洋溢着炎黄子孙的思乡爱国之情。3.关于劝学、立志、修身、处世的课文。如《孔子与弟子言志》、史可法的《遗书》、的《我的母亲》等，这些文章充满了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内容健康向上。另外，台湾其他语文教材，也同样重视有关传统文化内容的选编，以教育和感染青少年学生。

《青花瓷》的歌词作者方文山，一举获得2008年第台湾“金曲奖”三项年度大奖；音乐制作人周传雄，一首脍炙人口的《闻笛》中曲末“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过行云横碧波，余音娆娆尚飘空”选取自唐代赵嘏的五言律诗《闻笛》。台湾很多音乐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挥洒自如、驾轻就熟地运用传统文化元素来为流行音乐增色，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古典文学频繁的接触和长年的积累。这必然和其教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台湾的“国文”教育特色，为音乐人提供了一个学以致用的大环境。

结语

从流行音乐歌词中的古典元素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表现上，台湾乐坛做得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国学在台湾地区良好的延续和普及。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谈及的电影创作时曾说：“香港的技术、大陆的市场、台湾的人文……”可见传统文化在台湾人眼里成为一种赖以自豪的资本，它给予了台湾各个艺术行业和领域足够强大的影响力和创作原动力。

借台湾流行音乐这个角度，我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的维护和传承状况，可以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将传统人文和当代艺术形态良好结合固然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当然更需要合理的尊重和包容，一以贯之的延续和发展，最重要的是通过让年青一代了解和接受我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使之不断地焕发新的生命力，更好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官风华主编：《台湾校园文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李婷娟：《从当今流行音乐中简析中国古典诗词》，《商业文化・学术探讨》，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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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音颖：《略论流行音乐歌词创作中的古典文学元素》，《艺术教育》，2004（7）。

5.周为筠：《文化没有两岸――写在〈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前》，《社会观察》，2008（8）。

6.王磊：《马列文论――中国语境下文艺意识形态理论的三种形态》，《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