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译文范文
时间：2023-03-24 12: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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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1），时无止（2），分无常（3），终始无故（4）。是故大知观于远近（5），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证曏今故（6），故遥而不闷（7），掇而不跂（8），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涂（9），故生而不说（10），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11），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12）？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篇2
1、原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jīng）流之大,两涘(sì)渚(zhǔ)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shǎo）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nán）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dài）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2、翻译：秋天的洪水随着季节涨起来了,众多的河流注入黄河.水流巨大,两岸的水边洲岛之间,不能辨别牛马.在这个时候,河神非常高兴,沾沾自喜,认为天下所有盛美的东西都在自己的身上.顺着水流向东行进,到了渤海.面向东看看不见水的尽头.在这个时候,河神才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抬头仰望着海神感叹道：“俗语有这样的说法，听说了上百条道理便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的,说的就是我啊.而且我还曾经听说有人认为孔子的学识少,认为伯夷的节义轻.开始我还不相信,如今我看到你的无边无际,我如果不到你面前来,那就危险了.我会永远被有学识的人所讥笑.”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新《税收征管法》第8条第3款规定：“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的权利。”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交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此二条规定基本构建了我国税法上关于纳税人税款返还请求权之法律框架，亦可视为乃为“加强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1 的原则之佐证2 .然而细细推敲，当可发现其中尚有诸多规定不明、表达晦暗之处，与发达国家之立法规定相比，我国关于纳税人税款返还请求权的规定似略显单薄，实难以涵盖税法实践中各种复杂莫测之变化。3
纳税人的税款返还请求权无论在理论上抑或实务中都有十分重要之意义。笔者以为，从大处着眼，此一论题关乎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之认定，对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权利与地位应否平等问题之探求，对实质课税原则（经济考察方法）及税收法定主义内容之理解；于小处看来，纳税人之税款返还请求权乃纳税人一重要实体权利，对其保护得力与否事关纳税人法律意识及信心之强弱。其内容琐碎且繁多，牵连甚广，如返还请求权于何时得以成立？对其答复不惟涉及对税收债务关系成立时点之认定，亦与溯及税收债务关系之事项有关；又如返还请求权人及返还义务人各该当何人？返还范围如何确定？权利何时归于消灭？此类行使权利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皆有其法理渊源可寻，关系一系列税法乃至民法之重要理论……如是看来，纳税人返还请求权问题几可容诸多税法学上重大理论问题于一体。4 然此一重大论题在国外虽早已引起学者关注，5 在国内却甚少研究，6 此不可不谓之为国内税法研究之一大缺憾，实务中亦难免常引起混乱。
本文尝试由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之解析着手，探讨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理论基础、涵义及性质、构成要件（或曰发生原因）等若干理论问题，力求对纳税人之返还请求权问题做一全面且深入说明。惟此一论题包罗甚广，限于篇幅与时间，更碍于笔者能力有限，诸多论述未见如笔者所愿得以充分展开，更休言深刻。想理论研究原本如此，若此文得有抛砖引玉之功，则无足憾矣。
二、 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说，对纳税人税款返还请求权的承认与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
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曾长期有“权力关系说”与“债务关系说”之争。以奥特。玛亚（Otto Mayer）为代表的德国传统行政法学派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托财政权力而产生，并在作为权力优位主体的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人民之间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是为“税收权力关系说”。但以1919年的德国租税基本法制定为契机，产生了一种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新理论，该法以“租税债务”为中心，对租税实体法以及租税程序法的通则部分作了完备的规定。需特别指出的是，其第81条规定“租税债务在法律规定的租税要件充分时成立，为确保租税债务而须确定税额的情形不得阻碍该租税债务的成立。”此即意味着明确规定了税收债务不以行政权（行政行为）的介入为必要条件。在该法制定以后，阿尔伯特。海扎尔（Albert Hersel）在其《税法》一书中对此问题做出详尽阐述，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1926年3月在明斯特召开的德国法学家协会上，以“税法对私法概念构造的影响”为题，海扎尔代表的“税收债务关系说”和奥特玛尔。比拉（Ottmgar Biihler）代表的“税收权力关系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标志着两论的争执开始明朗化。7 这以后，“债务关系说”渐占上风，并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税法学家所接受，由此，税收债权被认为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征纳双方的债权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适用于债法的一般原理。8
“债务关系说”引入了税收债务观念，其实质乃在于税法对私法概念之借用，诚如海扎尔所述，“税法是与私法相衔接的一门公法，课税构成要件与民法的概念形式相联系，为此原则上应从租税概念和私法概念相一致立场解释税法。”9 此种观念为税法学理论带来了一系列突破性变革，它标志着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力要素渐隐幕后，自此，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得以提升，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问题亦得以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10 有关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正日益成为学界的共识。11 解读所谓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理论基础，不可脱离此理论背景。
在民法上，有所谓“不当得利”制度，谓“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之事实。”12 不当得利使利得者与受损者之间成立不当得利返还之债权债务，为各国民法典通例。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亦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有学者将此制度引入公法中，提出“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说，并视其为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理论基础；13 有学者则索性认为，纳税人之返还请求权，乃直接援用民法上不当得利之法律规定，认为“关于还付金、超纳或误纳金的还付请求，基本符合有关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法理（在税法上有特别规定，没有构成不同理解的合理理由范围内，应当适用民法上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及法理）。”14 此二种观点所区别者，只在于公、私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区别，然究竟有无此种区分之必要，尚有待探求。15 另有学者认为返还请求权产生于“行政合法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消除不（再）符合法律规定的财产状态，故此纳税人之返还请求权乃用以调整自始不合法或嗣后不合法之财产状况。16 通说则认为，“一般公法之返还请求权，为一独立之公法法律制度。”17 在笔者看来，返还请求权之理论基础究竟是独立的公法制度抑或是类推适用民法上不当得利之规定，于理论上或尚有意义，于实践中则实无本质分别，独立的“公法之返还请求权”并非意味着不得援用民法之不当得利法理。理论研究不应当拘泥于部门法之界限，某些理论亦非只专属于某一部门法或某一法域，此种认识对税法研究的深化至为重要。18 当然，并非所有返还请求权都是基于不当得利而发生，容后文详述之。
此外，于税法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税收法定主义”及“实质课税原则”亦构成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重要理论渊源，前者乃为普遍性指导原则，即为“法无明文规定不返还”，体现为我国新《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条：“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后者则于税收行为嗣后无效时发挥指导功能，对何种情形应该返还以及返还范围如何确定有重要意义。不容忽视的是，“税收法定主义”与“实质课税原则”在理论上有发生冲突之可能，对此似有深入探讨之必要，然目前尚少研究。
三、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概念
从广义上说，税法上的返还请求权又可分为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与国家的返还请求权，19 此点常为学者所忽略。当然，从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角度出发，显然对前者的研究更为重要，本文亦立足于此。
一般认为，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是指“在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由于征税主体对纳税人交付的全部或部分款项的保有没有法律根据，因而纳税人可以请求予以退还的权利。”20 对此定义之表述，学者们多无异议。有争议者，在于对所欠缺之“法律根据”之理解有别，究竟应当为实质或是形式之法律原因？又者，自始无法律根据者自当适用税款返还请求权之规定，然嗣后无法律根据呢？此二问题乃纳税人返还请求权理论之核心，本部分拟就前一问题展开粗略讨论，下一部分将着重解决后一问题。
学理上对税法上的返还请求权所欠缺之法律原因，有“实质法律原因说”（die materielle Rechtsgrungtheorie）与“形式法律原因说”（die formelle Rechtsgrundtheorie）之不同主张。“实质法律原因说”是以实体法上之法律原因为受领给付之法律原因。具体来说，若税收实体法上并无相应的请求权存在，其给付即属欠缺法律上原因，至于税务机关是否就有关给付做出行政处分，并不影响法律原因有无之判断。21 与之相应，“形式法律原因说”是以核定税法上金钱给付义务之有效行政处分为受领给付之法律原因。根据行政处分的一般法理，行政处分的“合法性”（rechtsmaei？g）与有效性（rechtswirksam）是两个虽有着密切关联但并不相同的范畴，合法的行政处分未必是有效的，有效的行政处分也未必是合法的。22 在根据税收行政处分而为给付的情况下，有无法律上的原因并非取决于处分本身的合法性，而取决于该处分的有效性。23 违法的行政处分（如核定的金额有误或有其他瑕疵）所核定的给付义务，虽可能并无实体法上之法律原因，但只要处分本身是有效的，依该处分所为之给付仍属具有法律原因，只在原行政处分不生效力或被废弃时，始属无法律原因。24
一般认为，“形式法律原因说”偏重于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乃为德国学界之通说；但从保护纳税人权利的角度出发，则显然“实质法律原因说”更为合理。日本学者金子宏即采“实质法律原因说”，并认为，“考虑到税收确定处分影响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较少，所以保护信赖其处分的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必要性也较小，再者，承认国家及地方政府保有无税收实体法上的理由之利得不符合正义和公平原则，鉴于上述两方面原因，税收确定处分如果在课税要素方面有重大问题，该问题即使不明显，也应视该处分为无效。”25 此种对“形式法律原因说”之批驳可谓有力。
考察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概念，尚需厘清“返还请求权”与“退税权”之界限。学界对此多不做区分，然笔者以为，二者实属不同之概念，纵然由广义上讲，二者亦可等同。“退税”一词乃泛指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对人民所为之金钱给付，其外延甚广，除包括返还无法律原因而受领给付之税款外，常用以指称出口退税，税收优惠退税，及为考虑税负衡平之退税等等并非“无法律原因”之税款返还。由此点观之，基于“无法律原因”的“返还请求权”只是“退税权”属下的一个概念。故而本文不用“退税权”来指称“返还请求权”，亦不讨论出口退税等“有法律原因”之税款返还。
四、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构成要件
本文所探讨的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构成要件主要指纳税人返还请求权的行使条件，亦即“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于何时发生？”比较各国（地区）税法典有关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之基本规定可获若干启示，如韩国《国税基本法》26 第51条第1款规定：“在纳税义务者作为国税、加算金、或滞纳处分费而交纳的金额中，有超过、误纳的金额，或根据税法应还给的退还税额时，税务署长应即时决定将其误纳税额、超过缴纳的金额、或者还给税额作为国税退还金。”日本《国税通则法》27 第56条规定：“国税局长、税务署长或海关关长在有退还金或有关国税的过误纳金时，须立即以金钱退还。”有日本学者据此将日本税法上的多缴误缴税款分为还付金、超纳金及误纳金三类，并认为，还付金是指虽依法进行了缴纳或征收，但事后根据适用税法的计算规定，国家丧失应保有的正当理由，而应向纳税人还付的税额；超纳或误纳金则指税收实体法上规定的自缴纳及征收之时起，国家及地方政府无应保有的正当理由的利得。由税收程序法看来，超纳金是在缴纳或征收之时具有法律上的根据，但后来因法律上的根据不足所导致的税额，而误纳金则是在实体法以及程序法上，自缴纳和征收时起就缺乏法律根据所征收的税额。28 《德国租税通则》第37条第2款规定：“无法律原因而缴纳或返还租税、租税退给、担保责任金额或租税附带给付时，为其计算而为给付之人，得向受领给付之人请求退还所缴纳或返还之金额。缴纳或返还之法律原因嗣后不存在者，亦同。”29 我国台湾地区《税捐稽征法》第28条亦规定：“纳税义务人对于因适用法令或计算错误溢缴之税款，得自缴纳之日起五年内提出具体证明，申请退还；逾期未申请者，不得再行申请。”可见，各国普遍承认税收返还请求权发生的基本前提有二：一为存在多缴或误缴之税款；二为多缴或误缴并无法律原因。此亦与有学者就公法上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之概括相一致，依该学者之见，公法上返还请求权需必备之要件有三，其一为有财产之移动；其二为无法律之原因；其三为于公法内发生。30
具体而言，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发生尚有诸多情状，然各国税法均未予以明示。盖纳税人的返还请求权之反面乃国家之税收请求权，故而纳税人返还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也即国家税收请求权的“无效要件”，由是纳税人返还请求权之条件与国家税收请求权之效力实乃同一问题，两个方面。已有研究多从此处着眼，探究国家之税收请求权归于无效，亦谓税收给付之法律原因归于无效之情形，基本有“法律原因自始无效”与“嗣后无效”之分。31 然笔者以为，尚有一条路径虽常为学者所忽略，对理论研究及实务操作却并非无助益。此即由稽征行为有无瑕疵的角度着眼，将返还请求权之发生情状概括至“稽征行为有瑕疵”与“无瑕疵”两大类下。其中，“稽征行为有瑕疵”意指税款征收时因税务机关或纳税人自身违反税收法规，或适用法规错误或计算错误等事由，而导致多缴或误缴税款之情状发生，此种情形理应有返还请求权作为对瑕疵之补救，其理论基础即民法上之不当得利法理。需注意者，乃为瑕疵之形成并非皆导源于税务机关，因纳税人自身原因而发生多缴或误缴税款者，亦不少见，惟此二种情形虽皆可产生税款返还请求权，于具体行使时却稍有不同。有学者即认为，因稽征机关之错误（适用法令错误、计算错误），以致纳税人无法律原因而缴纳税收者，自应一律加计利息返还，而若适用法令错误或计算错误咎在纳税义务人本身，则不加利息返还，亦无不可。32 “稽征行为无瑕疵”即为税款征收时并无上述情形，税收债务关系业已依法成立，却因嗣后发生某种溯及税收债务关系效力之事项，致使税务机关对税款之保有不复有法律原因，由此而产生纳税人之税款返还请求权。此种情形下，税收给付之法律原因的灭失多源于纳税人自身的原因，且税务机关稽征税款时依据充足，继续援引不当得利法理作为返还请求权之基础似非妥切。学界对此虽少有研究，却大都认为若稽征机关原据以课税之法律事实已不存在，则倘不准退还纳税义务人已缴纳之税款，未免有欠公平。33
大体说来，上述两种研究进路虽角度不同，却内容相当。“稽征行为有瑕疵”与“税收给付之法律原因自始无效”几乎同义，而“稽征行为无瑕疵”与“税收给付之法律原因嗣后无效”亦意义相仿。笔者所为特别强调者，只在于一种思路耳。兹扼要述之：
（一） 给付之法律原因“自始无效”
若采“实质法律原因说”，则法律原因自始无效之情形意味着无法律原因之课征，返还多缴之税款乃应有之义。若采“形式法律原因说”，情况稍有复杂，是否返还税款要视税收是否经由稽征机关核课而定，在无需稽征机关核课的情况下，与“实质法律原因说”并不本质不同；但在需经稽征机关核课之情形，原课税处分违法而有效者，纳税人需先使其废弃或变更，消灭原税收债务之法律原因后，方可成立返还请求权。
（二） 给付之法律原因“嗣后无效”
原则上，税收债务关系之请求权自构成要件实现时成立，即如《德国租税通则》第38条之规定，“租税债务关系之请求权，于法律所据以课赋给付义务之构成要件实现时，即行成立。”34 税收构成要件中的“税收客体”既有单纯的生活事实，又有法律事件。35 其中，单纯之生活事实一经发生即无法以另一反方向之事实，使其未曾发生，36 因此，就单纯的生活事实征税，其税收请求权成立后不因有相反方向之事实而溯及动摇。而法律事件则可能于成立后因意思表示之撤销、契约之解除、法律行为之原因不存在等，而溯及受影响，因此，以法律事件为税收客体而成立的税收请求权，方可能因有关的法律事件嗣后发生之事项而溯及消灭或变更原有之法律效力，进而影响已成立之税收债务，纳税人之返还请求权始于此时发生。
因嗣后发生之事由，而溯及变更已成立之税收债务，攸关税收公平原则以及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其中所涉问题甚多，诸如究竟发生如何事由税法始承认其具有溯及之效力？税收债务受影响之范围如何？应以何等程序变更原课税处分？有无时间之限制？……本文并非此方面之专论，故无法就此展开面面俱到之说明。37 笔者所论者，只是若干溯及影响税收债务效力之具体事项。
1. 课税处分之变更或废弃
如采“形式上法律原因”说，“给付之法律原因，嗣后不存在之最重要例子，乃是课税处分嗣后被变更或废弃。”38 原因前已述及，乃依此说见解，判断一项给付之法律上原因是否存在的依据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以课税处分是否仍有效存在为准。为此，若原课税处分之确定力遭破坏，或曰原税收核定遭废弃或变更，则给付之法律原因当然归于无效。一如《德国租税通则》第175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课税处分在下列情形，应废弃或变更之：……2. 发生之事实对过去发生税捐效力者（溯及生效之事实）。”39
2. 法律行为效力之不完全
于民法理论上，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或未完全发生效力，谓之不完全法律行为，计有无效，可撤销及效力待定三种情形，40 皆有可能产生溯及影响税收债务关系之效力。
（1）无效法律行为
无效法律行为是否足以溯及影响税收债务关系之效力？此常为学界争执之焦点。有学者认为，应基于实质课税原则予以判断，核心是看无效法律行为是否已发生经济效果。若无效法律行为已发生法律效果，则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法律仅就法律行为本身或其法律效果而课征以外，并不影响租税之课征。41 否则，因违反强行规定或公序良俗而无效之法律行为，得免除法律之负担，在税法上则较合法之法律行为有利，殊非合理。《德国租税通则》第40条规定，“行为实现税法构成要件之全部或一部者，不因其违反法律之强制或禁止，或违反善良风俗而影响租税之课征。”第41条第1款规定，“法律行为无效或嗣后归于无效，而当事人仍使其经济效果发生，并维持其存在者，不影响租税之课征，但税法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42 此二条规定乃为此理论之佐证。若无效法律行为之经济效果亦经消除，亦即当事人已将受领给付予以返还，是否产生税款返还请求权则略有复杂，尚需依无效原因具体分析，43 但总体来说，应以退还税款为原则。44 我国台湾地区税法实务中多作如此处理。45 另有学者认为，在税法上，已依法成立之税收请求权，不能由税收义务人嗣后予以影响，不得以私人协议干涉公法法律关系。亦即主张，确认纳税人之返还请求权的要件只在于税收行为自始无效或有瑕疵，嗣后无效或欠缺效力之法律行为则不具溯及税收债务关系之效力，强调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不可变更性。46
比较两种学说，显见前者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之利益，更强调私法对公法之介入，更有利于实现税法公平；后者则更有利于保护国家及第三人的利益，更强调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以及公法的高层次性，更有助于实现税收效率。究竟何者更足取受制于税法基本理念之变迁，由目前看来，前者在理论界似占上风，笔者亦持同种观点。只是其中恐尚有“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原则之争，另有诸多具体的操作性问题有待解决，如返还程序问题。我国新《税收征管法》第51条虽规定“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然而所谓“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即指《国库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却并无相应的配套规定，47 脱离了程序保障的权利势必只能是一纸空文，遗憾的是，此种情形在我国税收法律规定中却比比皆是，甚至可谓为我国整个法律体系规定中的“通病”。
（2）可撤销之法律行为48
法律行为之可撤销，谓法律行为已生适合其内容之效力，然得使其失效之状态。可撤销之法律行为在被撤销前暂先为有效，但若为“使一定之人免受因瑕疵行为所生之不利益为目的”而被撤销后，则视为自始无效。49 故此，“可撤销之法律行为”若未经撤销，则固无发生溯及效力之情形，而一经撤销，即可类推适用上述有关“无效法律行为”之法理。即，就可撤销法律行为所课征之税收，仍需看有无实际发生之经济效果而决定是否予以返还。台湾地区的税法实务中，对于已撤消法律行为，且其经济效果并不存在者，一般皆许可溯及影响原来之税收效力，准许退税。50
（3）效力未定之法律行为51
效力未定之法律行为，亦称为法律行为之不确定的无效，或浮动的无效。谓法律行为当前不发生适合意思表示的内容之效力，与确定的无效法律行为相同，然又有发生效力之可能性。乃处于确定无效与可撤销之中间地位。52 效力未定之法律行为，经承认权人承认，即确定为有效；反之，如经承认权人拒绝承认者，则确定为自始无效。因此，若效力未定之法律行为，在承认权人拒绝承认前已发生经济效果，而于拒绝承认后，消除其经济效果的，其税法上的效果亦如上述“无效法律行为”之情形。53
3. 法律行为之解除
已成立之契约，可以因契约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权而使其效力归于消灭，解除权行使之原因，有依法律规定和依当事人约定之分。契约解除后，当事人双方恢复原状者，54 不仅其法律效力溯及归于消灭，其经济上效果亦被消除，因此足以溯及影响就该契约所课征之租税。此种观点亦为台湾实务所支持。55 需注意者，乃是理论上及实务中都有学者主张“契约之合意解除”不具溯及税收债务关系之效力。盖税法上之税收请求权不应由纳税义务人任意予以影响，当事人并不能以契约之协议肆意赋予税收上之溯及效力，否则则“无异许可以私人之协议干涉公法法律关系，并且无以避免纳税义务人为减轻租税之负担，而以合意解除契约之方式，溯及动摇已成立之税收债务。”56
篇4
加速度让时空穿梭机飞快脱离了引力，脱离了这讨厌的米洛森可粒星球的引力，脱离了这个厌烦的沙漠世界的引力，向着虽说有点支离破碎的地球，向着永远属于人类的地球，向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飞奔而去。
殊不知，在时空穿梭机的后面，你看不见他他却紧紧咬住你的后面，悄然跟着一架飞船，远远地尾随而来，时不时特意放慢速度，以免跟得太紧被时空穿梭机发现。
穿梭机的方位，显然是在银河系的侧上方。
从观察窗往外看去，风光一片旖旎，绝对比任何一个风景名胜区更为风景名胜。闪烁的群星，以千记以万记以亿记。靠着的，疏疏朗朗，像一条发散的长尾；越往中心，成千上万，哦，不，成万上亿颗星星紧密相拥，形成一个闪耀着光芒的巨大无比的漩涡，就像是一个大得无法丈量的地老鼠烟花永不停歇地旋转着，又好似从高空所看到的一个放大了的龙卷风风团那样气势磅礴。银河系的中心，正如一只深邃的巨眼，闪着光，默默注视着整个宇宙，思索着，思索着。
多么绚丽多姿，多么扣人心弦，多么雄伟壮丽呀！
陈子文、赵紫青、司马飞灵、王钰、东方明宫、欧阳奋图他们，一如来时的旅途中一样，发出阵阵惊喜、称羡、赞美、陶醉、惬意、快慰的那些词汇。
是呀是呀，多么绚丽多姿，多么扣人心弦，多么雄伟壮丽呀！我们的地球，就是这光彩夺目、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银河系中亿万分之一的一员中的一个星球。虽然，它现在有些破烂不堪；虽然，它现在有些斑驳陆离；虽然，它现在有些支离破碎，然而，它却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家园、唯一能够居住唯一能够生存的星球。在广袤的宇宙中、在浩渺的星系里，到目前为止，它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
俗话说“金屋银屋不如自家的狗屋”，俗话说“敝帚自珍”，何况，我们还没有金屋银屋，还没有新的扫把，有的只是只有自己爱的狗屋，有的只是只有自己把它当作宝贝的敝帚。
忽又想起那个米洛森可粒星球、那个沙漠世界、那个古里古怪的建筑物里的黑色球体，可恶，就是那乌漆抹黑的鬼东西烂玩意儿，弄得我们地球乌烟瘴气的。
想起这些，上官星涌觉得很有必要和万能博士说一说。
正要起身，抬头先往驾驶舱瞄了一眼，一眼望去，万能博士正躺在椅子上闭着眼睛，是闭目养神呢，还是正在思考着问题呢？上官星涌又觉得不好去打扰万能博士，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穿梭机飞速穿过冥王星天王星海王星，又飞速穿过土星木星火星，转眼就看到地球了。
“注意，注意，已经到了地球大气外层，穿梭机将以正常的角度进入大气圈。如有变化请用手动程序。”六号机器人按照设定的程序呼喊了一遍。
“嗯，就到了地球啦？”万能博士从“睡梦”“醒”来，问了一句。
“已经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博士，有什么指示。”六号机器人回答说。
“没有。就这样吧。”
万能博士的“吧”字才刚刚坠地，时空穿梭机轻轻晃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阵更大的晃动。
篇5
关键词 水产技术推广体系；问题；建议；安徽霍邱
中图分类号 F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4-0291-02霍邱县是安徽省第二水面大县，全县总水面达4.13万hm2，可养水面3.47万hm2，另有1.33万hm2滩涂地可发展水产养殖。全县水生鱼类43种，水生植物70余种，独有的沣虾、银鱼、芡实等资源享誉国内外。至2011年，全县建成70个标准化养殖小区，标准化养殖示范小区占养殖面积的50%以上。16家养殖单位被评为市级水产标准化养殖小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场2个，市级水产良种场1个，创建国家级水产良种场已通过部级专家评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处。全县涌现各类水产大户561户，水产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达46个，社（会）员1 960人。2011年，全县水产品总产量达9万t，水产品总产值达10亿元，占全县大农业总产值的12.8%，跻身全省水产大县行列，连续2年获全省平安渔业示范县、全市水产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1 霍邱县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发展情况
1.1 机构建设情况
霍邱县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包括县级水产技术推广站1个，成立于1986年，隶属霍邱县水产局，公司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核定编制3人，在职人员5人，其中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2人，初级职称1人。主要职能是水产技术推广、职业技能鉴定、水产项目实施；新技术、品种材料引进与试验、示范、推广；水生动植物防疫、检疫、病害测报、防治；水产苗种、渔用饲料、药物的监督、检验、水产品质量检测、养殖水环境监测；水产经济、信息服务等；乡镇级水产站32个，有水产工作人员32人，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
1.2 队伍建设情况
全县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共37人，从学历构成来看，本科以上5人，占13.5%；大专19人，占51.4%；中专8人，占21.6%。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1人，占2.7%；40～50岁19人，占51.4%；30～40岁15人，占40.5%。从专业类别看，水产类专业24人，占64.9%；其他专业6人，占16.2%；转业军人及其他7人，占18.9%。从职称方面看，高级职称7人，占18.9%，中级职称16人，占43.2%；初级职称8人，占21.6%；其他人员6人，占16.2%。
1.3 经费保障情况
县级水产技术推广站没有独立账户或分立账户，由县水产局统一管理，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全额拨付县水产局，再由县水产局打卡到人；财拨办公经费由县水产局统一安排使用；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享受全县财政统一标准，2012年住房公积金个人按工资总额的20%上缴；医疗保险财政上缴工资总额的8%，其中个人缴纳2%。乡镇级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工资、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保障情况与县级相同。
1.4 条件能力建设情况
县级水产技术推广站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配备了电脑及电教设施，没有试验、示范基地。32个乡镇级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原在乡镇畜牧水产综合服务站与畜牧人员共同办公。2009年以后，随着国家畜牧兽医制度改革，畜牧人员、财产收回县级管理，上级投入资金建设独立办公楼，而水产人员未作调整，办公场所由当地乡镇政府提供，水产人员根据乡镇情况安排开展工作。
1.5 推广工作开展情况
全县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坚持依靠科技助推渔业健康安全发展，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以实现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和渔民持续稳定增收为目标，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技术培训，宣传党和国家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开展水产技术推广工作，提升水产科技含量，提高科技入户率和转化率，促进渔业科技创新以及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提升渔业科技对现代渔业建设的支撑保障能力，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对全县水产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全县水产技术推广人员近5年在《科学养鱼》《中国水产》《水产养殖》《安徽农学通报》等国内期刊上80多篇。其中，县水产技术推广站人员完成的《安徽霍邱城东湖太湖新银鱼生长的初步研究》等6篇论文获安徽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三等奖4次，获安徽省“兴皖之光”青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1次，论文入选《中国南方十六省（市）水产学会渔业学术论坛学术交流大会优秀论文集》2次。编著《观赏鱼养殖新技术》等著作7本。获得省、市、县科技进步奖10多项，其中霍邱县水产站《猪鱼莲种养结合生态养殖模式》《乌鳢人工繁育及配套养殖技术研究》《中华鳖（甲鱼）人工繁殖与健康养殖集成技术研究推广》获六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银鱼移植增殖及持续发展利用研究》获六安市科技科技进步二等奖；《克氏螯虾人工繁育与高产养殖技术研究与示范》《提高泥鳅、黄鳝繁殖力及健康高效养殖关键技术研究》获安徽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霍丘县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的问题
霍邱县乡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在公益性水产技术推广服务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广大水产养殖户对水产科技人员的满意度有所提高，但该县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存在体制不顺、力量不足、素质不高、保障不够、队伍不稳、配套不力、后继乏人等问题，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2.1 管理体制不健全，导致推广效果、效率双低
霍邱县乡水产技术推广体系管理体制、技术推广的基本理念、运行机制、广大水产技术推广人员的思想陈旧，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渔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水产科研成果与渔业生产实际脱节，不能充分发挥其工作职能。乡镇水产技术推广机构实行县乡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但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反而造成“谁都管、谁都不管、谁都管不好”的不良后果。推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未达到纵向成线、横向成网的要求，影响水产技术推广事业的发展[1-2]。
2.2 水产技术推广专业人员短缺
霍邱县总水面4.13万hm2，若按333.33 hm2配备1名水产专业人员计算，全县应配备124人。目前，全县有县乡水产技术人员37人，出县不在岗不在位7人，在县但不在岗不在位8人。在岗在位人员中还有部分人员从事兼职或第二职业，全职从事水产技术推广人员严重短缺，推广机构更缺乏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推广人才。
2.3 人员断层和素质不高问题严重
2000年后，随着大学生分配制度的改革和机关事业单位编制所限，县乡水产推广部门普遍存在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不精等问题。部分在职人员不钻研业务，观念陈旧，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已经跟不上现代渔业的发展要求，很难适应现代渔业生产发展对新技术的要求。
2.4 推广条件无保障
当前县乡水产技术推广机构经费不足，只靠县财政拨的人头费开展工作，很难开展试验示范、科技攻关等项目，推广机构存在基础设施陈旧、办公条件简陋和资金缺乏等问题，离“五有”标准（有较好的场所、有齐全的办公设备、有先进的技术服务手段、有一处较好的培训场所、有一定规模的试验示范基地）相距甚远[3-4]。
2.5 激励机制不健全
对推广人员缺乏科学有效的考评激励机制，工作无动力、部门无活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人员工资、职称评聘、职务晋升、奖金福利上，与其他行业或行政人员相差很远，严重影响了水产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部分科技人员工作不安心，思想波动大，转行跳槽现象时有出现，极大制约了基层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
3 建议
3.1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争取各级领导重视和关注
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是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技兴渔战略的重要载体，是推动渔业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促进渔民增产、实现增收的主要直接力量。特别是渔业进入新的阶段，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现代渔业，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养殖者素质提高。各有关部门应切实贯彻执行《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充分认识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这项基础性、核心性工作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列入各级领导重要议事日程和工作安排，及时帮助解决水产技术推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充分调动和发挥水产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议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出台一系列进一步加强水产技术推广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措施，确保将水产技术推广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3.2 改革完善基层水产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
一是要明确职能。明确水产技术推广机构主要承担的是国家公益性职能，根据水产技术推广机构和岗位职责设置，建立、完善保障制度，改革完善水产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按照“强化公益性，放活经营性”的总体要求，加强队伍建设和人员管理，从制度上明确岗位职责，明确目标任务，确保推广机构独立、依法履行工作职能。二是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各级政府要为水产技术推广工作的正常、有序开展提供工作和生活条件。三是整顿队伍。全面清理县乡水产技术推广服务机构人员的在编在岗情况。根据清理情况进行分类处理，对空岗严重的要及时补充，对不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限期归位，不能归位的要及时转岗。四是完善多层次、多元化推广体系。调动养殖大户、合作社、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水产技术推广工作，逐步形成政府扶持和市场引导相结合，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相结合一主多元的新型水产技术推广体系。
3.3 创新机制，激发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人员工作活力
一是创新用人机制。建立和完善以“竞争上岗、以岗定责、动态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规章制度，采取公开招聘、竞聘上岗等方式，充实基层水产技术推广队伍。二是建立首席水产技术推广专家制度，实行专业竞争上岗、定岗、定职、定薪，营造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以制度确定在岗科技人员应承担的最基本的职责和工作，加快水产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三是对在职专业技术人员，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立一支能适应新时期渔业技术工作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推广队伍。四是加强专业技术培训，建立基层公益性水产技术人员定期轮训制度，实施基层水产推广人员知识更新和学历提升计划，不断提高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人员的业务技能和素质，增强基层推广队伍战斗力。五是开展职业技能监定、认证，实行资格证制度。持证竞争上岗，建立健全全员聘任、能进能出的机制，保证水产技术推广体系队伍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3.4 强化保障，确保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正常运转
一是强化经费保障。进一步加大财政对推广人员工资、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保障，确保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人员相关待遇及时落实到位，逐步提高技术人才待遇，保障留住人才，推出优惠政策吸引人才。二是设立专项基金。在原有基础上，财政或农村领导小组每年从财政预算安排一部分资金，用于水产科技成果转化、农民科技培训、高新水产技术推广、重点水产示范园区建设、重大水生动植物病虫害防治、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服务条件建设等工作，专项资金由财政监督，专款专用。三是强化物质保障。重点加强水产试验示范基地建设、技术服务场所建造和仪器设备、交通工具配备，实现县乡水产技术推广机构工作有场所、服务有手段、下乡有工具、推广有基地，确保服务及时、便捷、高效。
4 参考文献
[1] 唐德文.武汉市水产科技推广体系建设与科学发展的思考[J].渔业致富指南，2011（19）：15-18.
[2] 曾明昱.关于江西省上犹县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调查思考[J].北京农业：下旬刊，2011（10）：55-57.
篇6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需求性
作为文化和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参与价值取向、广泛的覆盖方式被认为21世纪全球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因而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高度重视。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率先在国内提出发展文化产业，2005年开始确立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创意之都的发展战略，并将文化产业作为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空间载体，自2006年以来在北京迅速发展起来，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创新模式的重要发展方式。但经过几年发展，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出现了整体布局不足、空间利用不高、同质化发展严重等瓶颈问题。市场、产业、企业、公众都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集聚区根据自身特点，细分整个市场、消费者和服务对象，提升服务水平，形成差异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态势，已成为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世界城市”建设的时代需求
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进步而发展起来的人文家园，世界城市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是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控制力的城市，具有国际意义的生产要素聚集和配置的战略中心。”①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首次提出要将北京建设成为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2010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加以确定。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提升文化影响力是北京打造创意之都，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战略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城市是一种先进的发展方式，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是多元的、集约的、低碳的。设计、会展、媒体、软件等文化产业行业门类的蓬勃发展，可以逐步取代不适应世界城市发展要求的落后企业，为城市创造新的活力和经济增长点。“据统计，2011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938.6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12.1%.全年文化产业实现收入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产业支柱地位更加稳固。文化产业收入增速高于第三产业收入增速3.3个百分点，”②北京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通过创新文化功能，传承城市文化，创造文化价值，极大地满足了世界城市的发展要求。
虽然，近些年北京市文化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在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水平提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从全球来看，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世界城市文化产业在经过长期精细化、集约化、可持续化的内涵式发展之后，汇聚了创意产品研发、制造、供应的整个产业链条，开放的政策环境、完善的中介服务、专业化的培训体系、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实现了产业内信息、资本、人力等要素资源的最大化共享，形成了一套系统化、专业化、完整化的产业服务体系。北京文化产业由于起步较晚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求，使其在科技创新、文化创新、集约化管理等方面，与世界城市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科学、专业化的服务指标体系加以衡量，局限了北京文化产业服务水平的提升。
努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服务水平，拓展国际化市场份额，打造“文化之都”，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优先发展路径。北京市亟需将以文化创意领域为代表的“软实力”加以升级，针对产业链条发展的各个环节，企业创业需求，公众消费预期，打造精细化、专业化、完整性的服务指标体系，有效指导文化产业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开发服务特色，促进北京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增强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定位。
二、集聚区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
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企业的集聚不仅有利于文化智力资源的共享，节约运作成本，促进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而且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关联效应，也进一步推动了交通、金融、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促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作为创意产业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据显示，2012年1-5月，“北京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拥有规模以上文创法人单位778家，实现收入479.8亿元，增速甚至比全市规模以上文创产业收入增速还高5.5%。”③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最初大多由一些企业改造老厂房自发运营，具有成本低、可复制的特点，短期经济利益的取得也加剧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间的竞争，各区县为争夺优质文化产业项目，吸引优秀文化企业入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产业园泡沫等发展弊端。2013年《北京市文化产业资源空间布局规划》，也指出北京市将整合已有的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形成19个产业功能定位鲜明的文化产业功能区，有效改善集聚区同质化竞争现象，形成错落竞争，重新布局产业定位，强化集聚效应。
近十年来，基于城市空间成本的增加，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发展逐步由中心向外扩散，中国（怀柔）影视基地、宋庄原创艺术与动漫产业集聚区、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等市级集聚区的规模、品牌和影响力已逐渐赶超中心城区集聚区。可见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并不单纯依赖地段、政策、资源，而越来越向品牌、内涵、服务发展。仅以收取租金和提供物业配套初级服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只能带来低端和同质化的客户和企业，在经过快速扩张和优胜劣汰之后，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开始更加注重内涵建设，逐步转型到以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产业整体联动发展的新阶段。
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推广是政府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重要载体。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内容涵盖政策咨询、产品孵化、技术服务、人才培训、展示推广、投融资等，从多个维度为集聚区提升配套增值服务，使集聚区从一般房屋租赁到提供完备的物业服务，进而发展到注重集聚区服务能级提升和运营模式创新的新阶段。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从单纯的招商引资向孵化企业、同区域企业共同成长转变，努力实现从集聚区运营者到区域产业撬动者、从二房东到服务集成商的角色转变，促进区域的整体转型升级。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已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孵化器，集聚区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北京市应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提升发展效能的必然需求；是文化产业投资热点背景下，集聚区经营者提升企业识别和服务能力的阶段需求，在调结构、促转型、增活力、提能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对用。
三、中小文化企业优化创业环境的的成长需求
服务对象的需求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的目标和主要方向，文化创意集聚区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为从事文化产业的中小企业，其生存现状与可能面临的发展问题是集聚区所致力解决的关键问题。自2011年以来，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在很多方面依然存在着普遍性问题。政策扶持在高成本、高通胀时代下，力度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生存问题，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和持续落实，已成为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关键，加之落实政策审批一系列时间、交通、协调等隐形成本，也削弱了政策的贯彻执行。据北京市社科院调查发现，北京中小文化企业每年用于获得政策扶持的公关费用占到收入的5%，费用之高不仅限制了中小文化企业的发展，也影响了扶持政策效益的良性发挥。融资困难同样也带给中小企业成长的阻碍，据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报告显示，北京市中小文化企业从金融机构直接融资比例还不足2%，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比重不到20%，当企业受到资金制约时，由于投融资渠道不畅，导致企业破产或项目中止，这对创业人员和民间资本投资都是一种打击和浪费。中小文化企业无形资产评估体系的未建立，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放款难度。在面对第三方服务组织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时，中小企业仍无法以自身力量冲破制约。针对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文化企业的北京市行业协会、商会等中间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措施、管理体制、交流平台、活动经费等方面还存在不健全、不完善、不充足、不规范等问题，资产规模和经营范围有限，大多局限于本地区，经营管理的随意性较大，难以保证业务质量，无法提高工作效率，导致针对中小文化企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十分有限，获得人才、资源等发展要素的独特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中小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因而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在面对中小文化企业上述诸多问题之时，推出更具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增值服务十分有必要。如在针对中小文化企业人才欠缺，面对与求职者信息难以对等时，应提供相应的人力资源宣传、招聘、培训、考核、监督等服务；对于扶持政策难以落到实处的问题，集聚区应推出针对政策咨询、政策实施反馈、优化政策落实的服务。而中小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进行合作与共赢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鉴于服务多元、外延等特性，以一套标准规范、具有参照性的服务水平指标作为中小企业选择集聚区的衡量工具也极为关键。因为服务指标体系的制作是通过大量调研将难以用常规直观的衡量标准评判的服务水平系统分层分类，并且根据实际情况赋权量化，再通过不同角度进行合理性求证的过程。根据此过程，研究者可以通过指标更加客观地了解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服务目标、服务侧重以及每一项服务的指向性，而园区服务的方向正是园区入驻企业的需求所在，因而指标体系的建立同样恰好反映出入驻企业对集聚区的服务的需要。此外，从北京三十家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角度而言，指标体系的构建目标是可以更好地衡量三十家集聚区的服务优劣以及在不同服务方面的侧重或偏颇，这将是入驻企业选择园区最好的参照依据，如某一企业对人才培训方面有较高需求，可参考指标评定结果找出在人力资源等部分得分较高的集聚区。而其最终结果通过数据分析对三十家集聚区进行分类排名，如排名靠前的A类园区分别是哪几家，排名最靠后的C或D类园区是哪几家，一方面提供合理的依据刺激集聚区两性发展，另一方面也初创阶段的企业提供发展方向。因此，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园区中小企业对集聚区大背景的需求，是对集聚区所提供的各类服务的需求，是结合自身发展方向而在合作园区方面进行择优入驻的需求，也是中小企业成长发展选择创业背景的需求。
四、公众提升文化消费服务层次的心理需求
除了园区入驻企业，公众也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主要消费者与服务对象，这种园区一般包括消费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主要业务涵盖旅游休闲、艺术品鉴赏收藏、文化体验等文化消费，如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北京（房山）历史文化旅游集聚区、琉璃厂历史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卢沟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斋堂古村落古道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前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北京欢乐谷生态文化园等。而国内的文化消费市场却并不景气，一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短板，长期的贫困、灾难、危机的集体记忆和对突发事件的恐惧，成为我国民众不敢多花钱、乱花钱，并养成要多存不时之需的储蓄习惯。而今居高不下的房价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教育高支出等现实问题，又为大众的文化消费增加了不小的经济与心理阻力。加之我国长期的审美教育缺失，文化认同感与共鸣不足，缺乏对于知识产权及“软”性、品牌、无形价值消费的意识，也成为制约文化消费发展的主要因素。④以北京市为例，其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力仍有待挖掘。一方面，北京市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人均GDP达到13797美元，依据世界银行划分各国贫富程度的标准已达到中上等国家水平，这也是文化消费的爆发期；另一方面，北京市文化消费水平人均只有700多元。2013年9月3日，2013文化产业（北京）研讨会“文化消费与文化投资”分论坛上发言指出，北京市文化消费尚不及生活消费的10%，而欧美的发达国家已达30%。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人视野的不断开阔，有许多市民有了强烈的文化消费意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提供文化消费设施与场所的主要平台，有必要提供相应的文化消费服务，并且以此来促进公众对文化场所的了解，对文化活动的关注与参与，从而带动文化消费市场的活跃以及提升国民文化消费能力。一般广义的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具体到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针对大众或个人文化消费而提供的服务包括观光旅游消费、展览观赏消费、游乐设施消费、娱乐场所消费、艺术品购买消费、线下文化活动参与消费等，这些活动大部分需要特定的文化场所，如北京的前门传统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欢乐谷生态文化园等，与日常生活场所具有一定的割裂性，因而个人或公众的自发性文化消费需要文化消费提供方做形式上的诱导，使消费者对文化消费的选择有时间、空间上的参照。根据前文所述，公众在选择文化服务时由于与意识形态或个人审美等因素，以及由于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积累的种种社会因素，“没有相应的信息反馈采集系统，没有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之间彼此关系的互动模型，以及没有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统计数据存储和的权威平台”因此“在文化的消费生产营销领域缺少统一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⑤，即缺少一套公认度较高的量化标准，因此，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是北京市个人或公众文化消费的选择指南，是提升公众文化审美的重要衡量工具。
总之，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作为文化产业资源集聚的主要路径和载体，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集聚区服务功能发挥的有效程度，是检验集聚区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立足城市、集聚区、企业、受众的发展需求，提升集聚区服务水平，对集聚功能效能、形成品牌效应和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北京印刷学院校级资助项目《北京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研究》（编号：E-b-2014-02）阶段性成果。
注解：
①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对策研究》[J].周家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03期
②
篇7
译文：有人为崔徽画了一幅肖像，画上的两眼清澈明亮如同秋水剪成，嘴唇红润如用朱色点染。
2、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唐代：李白《上云乐》
译文：他的双眼眼瞳碧绿而有光，头发金黄而弯曲，两鬓呈红色。
3、明眸善睐，靥辅承权。——两汉： 曹植《洛神赋》
译文：一双善于顾盼的闪亮的眼睛，两个面颧下甜甜的酒窝。
4、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唐代：杜甫《哀江头》
篇8
1、泊秦淮（作者：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花。
2、译文：烟雾弥漫秋水，月光笼罩白沙；小船夜泊秦淮，靠近岸边酒家。歌女为人作乐，那知亡国之恨？她们在岸那边，还唱着花。
3、这首诗是即景感怀的，金陵曾是六朝都城，繁华一时。目睹如今的唐朝国势日衰，当权者昏庸荒，不免要重蹈六朝覆辙，无限感伤。首句写景，先竭力渲染水边夜色的清淡素雅；二句叙事，点明夜泊地点；三、四句感怀，由“近酒家”引出商女之歌，酒家多有歌妓，自然洒脱；由歌曲之靡靡，牵出“不知亡国恨”，抨击豪绅权贵沉溺于声色，含蓄深沉；由“亡国恨”推出“花”的曲调，借陈后主之尸，鞭笞权贵的荒，深刻犀利。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馀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参考译文］
生下来以后还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了相思。身像飘浮的云，心像纷飞的柳絮，气像一缕缕游丝，空剩下一丝余香留在此，心上人却已不知道在哪里去留？相思病症候的到来，最猛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灯光半昏半暗时，是月亮半明半亮的时候。
篇10
关键词：《庄子》 成语 英译方法
一、《庄子》书中成语的构成方式和结构特征
作为中国先秦文学中的重要典籍，《庄子》以它斑斓多彩的文学色彩和深邃隽永的哲学思想著称于世。该书中的成语是其文学性的重要体现。据统计，《庄子》全书共计65182字，其中直接取自该书的成语179条，由该书词语或短句改编而成的成语多达320余条，其数量远超其他的先秦诸子之书。[1]《庄子》中的成语主要以取自原文、变换词语和改变顺序等方式构成。
《庄子》中的成语形式灵活多样，富于变化。从每个成语的字数看，从三个字到七个字不等，这就使《庄子》的语句长短交替，文学色彩浓厚。三个字组成的成语有出自《让王》的“不敢当”，出自《盗跖》的“抱柱信”以及出自《逍遥游》的“一枝安”等。四个字组成的成语在《庄子》中占大多数，如内圣外王、栉风沐雨、变化无常、送往迎来，直木先伐等。除了大量存在的四字格成语外，《庄子》中还有大量的五个字、六个字和多个字组成的成语。如出自《逍遥游》的“无何有之乡”和《盗跖》的“无置锥之地”，出自《田子方》的“哀莫大于心死”和《秋水》的“夏虫不可语冰”。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则是《山木》中的相关描述的提炼。从出自《庄子》成语的语法结构看，有联合（送往迎来、亦步亦趋）、偏正（井底之蛙、害群之马）、述宾（望洋兴叹、以管窥天）、主谓（庖丁解牛、白驹过隙）、兼语（使蚊负山、咳唾成珠）、连动（捉襟见肘、得心应手）、紧缩（有名无实、官止神行）和述补（相濡以沫、失之交臂）等结构。
二、汉语成语一般的处理方法
汉语成语种类繁多，或取自历史文化典故，或语言平铺直叙，形象鲜明直观，也有的成语由于受到汉语注重结构对称、音韵协调的影响，成语英译时应根据不同成语的特点灵活选用相应的处理方法。
对于用具体形象来描述抽象概念的成语，若直接翻译成英语不会产生违反译语规则、引起错误联想等问题，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如“雨后春笋”可以译为“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shower”。直译的优势在于可以保留成语的表达方式、比喻形象以及修辞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成语语义的整体性，有些成语表达的意义不能从组成成语的每个字中猜测。这时若用直译的方法将成语译成英语，会使译文读者很难理解整个成语所表达的意义。例如，用“have a bamboo in one’s stomach”译“胸有成竹”即会产生上述问题。
对于其中的文化内涵难以用直译的方法再现的成语，可以采用舍弃形式、传达意义的方法。如“守株待兔”是出自《韩非子》中描述的宋国耕田人的故事。若采用直译的方法则需在成语后边加上很长的注，这样会影响该成语在英语文化中的接受与传播。因此该成语可舍弃形式，译为“trust to chance and stroke of luck”[2]。
若汉语成语与英语中某个习惯用语或俚语的比喻意义相近，则可采用套译法处理，即用英语中的俚语或成语归化汉语成语。
对于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演化而来的成语由于承载大量的文化信息，单纯采用直译、意译或套译的方法都不能准确、全面的表达出其意义。此时可采用加注的方法，在译文中或译文下边增补理解译文所需的文化和背景信息。
三、《庄子》中成语的英译方法
《庄子》英译本众多，不同译者由于翻译策略、翻译目的的差异，在翻译时对原著中的成语会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但不管采用何种翻译方法，译本的目标读者是哪类人群，译者在翻译时都会尽最大努力在译本中再现原著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文化特色。汪榕培的《庄子》全译本以普通英美读者为受众群体，因此强调译文忠实性的同时更加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译者在翻译时坚持以流畅的现代英语再现原作的精神实质，在译文读者能够接受的基础上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若直译词不达意或产生歧义或误解，则采用其他的翻译策略。此外，汪榕培是中国著名的典籍翻译家和研究学者，对他的译本中成语的处理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归纳总结出《庄子》成语一般的处理方法及其优劣之处，从而深化对《庄子》成语英译进而对典籍英译特点的认识。
（一）直译法
由于译者的翻译目标和翻译策略，汪榕培的译本对于成语多采用直译的方法，在注重传递原著成语意义的同时兼顾译文的流畅性。如：
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天下》）
选文出自《天下》第一章，是作者对先秦各学派的评论。他认为由于天下大乱，有德有才的人被埋没，道德也不能统一。各家学派割裂天地的完美，肢解万物的情理，因此内可使心灵圣明、外可以成就帝王之业的大道之学被遮蔽而不明，被压制而不能得到发扬，天下人各自为所欲为，把自己的一孔之见作为学术来宣扬。[3]汪榕培将该句译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