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全集范文
时间：2023-03-30 18:3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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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美国银行业的股权激励
四种激励方式
在美国上市企业的实践经验中，股权激励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股票期权：一种与股票增值收益连动的长期激励制度，是上市企业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即行权价)和条件购买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股票期权作为一种看涨期权，代表的是选择权，激励对象可以在行权期内任何时候行权，也可以因股票价格低于行权价而放弃行权，行权时间与行权与否均具有不确定性。从实际情况来看，股票期权是美国上市企业最为常用的股权激励方式。
限制性股票：指上市企业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授予激励对象定数量的本企业股票，激励对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业绩目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条件的，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并从中获益。经营者在得到限制性股票时，不需要付钱去购买，但他们在限制期内不得随意处置股票。并且如果在这个限制期内，经营者辞职或被开除了，股票就会因此而被没收。限制性股票奖励计划目前在美国银行业使用比较广泛，是与股票期权计划相并列的一种长期激励手段，由于对出售股票的时间做出限制，该项激励计划有利于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某个或某些长期战略目标中。
员工持股计划：一种兼具激励与福利的双重机制，由企业内部员工自愿出资认购公司部分股权，让员工成为股东，分享企业成长成果的一种员工福利计划。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普通员工的积极性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激励他们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多财富。
股票增值权：一种虚拟的股份激励计划，是上市企业授予经营者的一种权利。如果经营者努力经营企业，在规定的期限内，上市企业股票价格上升或公司业绩上升，经营者就可以按一定比例获得这种由股价上扬或业绩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收益为行权日当日的股票市值与行权价之间的差价。激励对象不用为行权支付现金。行权后由公司支付现金、股票或股票和现金的组合。
从实施效果来看，四种方式各有优点和不足。对于股票期权而言，其优点是激励成本由市场承担，企业利润不受影响，股价下跌时被激励对象放弃行权，从而锁定其风险；而缺点是来自股票市场的风险以及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对于限制性股票而言，其优点是激励约束效果明显，缺点是有可能造成过度激励。对于员工持股计划而言，其优点是在美国能够享受政府在税收上给予的优惠，缺点是福利性较强，与员工业绩挂钩较差。对于股票增值权而言，其优点是由于并非实际持股而不会稀释股东权益，且较少受到法律政策的约束，缺点是激励效果差，企业现金支付压力大。
四个基本特点
目前，在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所列的前250家最大公司中，有98％的公司已建立了股票期权制度，有55％的公司发行了“限制性股票”，有58％的公司设计和实施了与公司业绩直接挂钩的股票奖励，而银行业更是几乎都实行了股权激励制度。美国银行业的期权激励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由于受安然事件等影响，美国银行业股权激励经历了倒U的走势。即1996～2005年间，美国银行业管理层股权补偿占总报酬比重的变化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走势。
二是股权激励已经成为银行股东激励管理层提高经营能力、降低经营风险的重要举措。据统计，美国银行业内管理层股权补偿占总报酬比重与资产规模、杠杠比率呈现负相关性，与商业银行成长机会(市值账面价值比)、外部董事的比例呈现正相关性。即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银行成长性越好，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范围应该越大。
三是注重长短期激励方式相结合。从具体实践来看，美国商业银行通常实施组合薪酬激励。短期薪酬激励与长期薪酬激励两者激励效果各有优势，实施短期薪酬和长期薪酬的组合激励可以综合两者的优势、弥补两者的不足，从而起到优于单纯的短期激励和单纯的长期激励的效果。
四是重视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与一些投资银行不同，高级管理层在商业银行的发展中虽然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商业银行的发展靠的不仅仅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力量，其团队整体的力量亦不容忽视。因此美国商业银行业非常重视对全体员工的激励，一般通过激励层次的多样化来对全体员工实施有效激励。
我国金融机构的股权激励
我国国内银行目前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短期激励机制比较充分，比如资产回报率、资本回报率，以及其他一些业务考核指标上来了，收入就能跟着上来；但中长期激励普遍不足，由此造成长期以来人才流失和大案要案频发的两大困扰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因此，国内部分银行开始对激励机制进行摸索和实践。
从表2中可以看出，已上市的大部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均有着比较明确的股权激励计划，并且有些金融机构都已将激励方案或计划付诸实施。
然而，由于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因历史原因而实施了员工持股计划，这对其他商业银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并不具有参考性。因此，本文选择已经公开披露且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工行，建行、中行，交行和招行的股权激励方案进行具体分析。
结合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商业银行股权激励方案比较一致，激励方式比较单一，激励对象、激励期限等都大同小异。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目前实施股权激励方案仍存在如下些问题：
一是虽然我国法律法规对股权激励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但目前监管部门仍然对股权激励尤其是基于A股的股权激励持谨慎态度。从表2可看出，我国银行业股权激励只是基于H股进行实施，除了宁波银行等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为了提高员工积极性，实施职工持股计划)实施股权激励外，在A股上市的银行(如民生银行，北京银行等)仍然停留在方案制订阶段，尚未有真正实施股权激励的银行。
二是激励范围较小。从表3可看出，除建设银行当时为了吸引H股投资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外，其他商业银行几乎都是对高级管理层的激励。对于为调动广大员工积极性而采取何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有待干在立法和实践中进一步探讨。
对我国商业银行实施股权激励的思考
在我国银行业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为缩小国内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之、司的差距，以及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能力，制订和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将是现实的选择。
一方面，我国银行业在制订股权激励方案时，应该充分考虑到银行的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致力于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提高员工的积极性，而不能仅仅是一种改善员工福利甚至高管福利的工具。建议
一是尽可能扩大激励范围。对于现代商业银行而言，员工积极性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经营，影响到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尽可能扩大激励范围是更好的选择。从前文对美国股权激励机制特点的分析可知，资产规模与激励范围是负相关的关系，对于规模中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地方性商业银行而言，在采取股权激励措施时，激励范围应该更大一些。
二是采取业绩指标为考核的主要方式。在增长迅速的行业，企业的考核重点应当偏重于市值，相反，属于稳定发展行业的公司，市场对其已经有了足够的预期，考核的重点应该着重于企业内部的价值创造。银行业作为稳定发展的行业，仍应采取财务指标作为考核的主要依据，否则很可能会大大增加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三是加强薪酬信息的披露。国外商业银行的经验表明，通过薪酬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既有利于激励员工潜力的发挥，从而实现更好的激励效果，也有利于加强薪酬激励的规范化管理，探索更好的薪酬激励方式。
另一方面，我国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促使我国银行业尽快建立适应国情的、行之有效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
一是有关部门在研究制订股权激励机制相关法规政策时应加强协调配合，保持相关政策规定的一致性。
二是有关部门在颁布相关法规政策之后，应通过完善监管政策和工作流程而将其贯彻始终，确保相关政策规定的连续性。
篇2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与城市商业的发展,商圈在大中型城市经济贡献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以其特有的污染少、直接带动消费、接近消费者等优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而商圈重心在大中型城市的商圈发展过程中显现得比较突出,其核心优势是带动整个商圈的发展。商圈重心移动的影响因素及动力对一个商圈的形成、走势、规模及前景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这些都会在商圈的发展轨迹上有所体现,本文以发展较为成熟的广东省广州市天河路商圈为例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商圈重心 移动 天河路商圈 影响因素
商圈,是指商店吸引顾客的地理区域,或来店顾客居住的地理范围。商圈重心是指商圈中人流量、客流量、交易量、商户数量最集中的区域,简单来说是商圈中最核心的部分。传统上经常将商圈划分为三个层次:中心商业圈、次级商业圈和边缘商业圈。中心商业圈占商圈顾客总数的55%-70%,顾客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最高,单个顾客的平均购货额也最大,很少同其他商圈发生重叠。次级商业圈占商圈顾客总数的15%-25% ,是位于中心商业圈的商圈,顾客较为分散(唐红涛,2007)。边缘商业圈包含了剩余部分的顾客,最为分散。商圈重心是商圈辐射能力中最强的部分,商户数量集中,商品种类全面,有自身的突出特色和定位,与周围商业的业态互补及错位经营较为合理,可满足顾客的多种需求,所带来的人流量占据整个商圈中很大的比例,且其人流量中有购买行为的顾客(交易率)也属最多,交易量大,营业额较高,其地位可得到商圈内部和顾客的高度认可,并会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商圈集聚效应。
商圈重心的影响因素
商圈重心在整个商圈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但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及影响,商圈重心处于一种动态性的变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下商圈重心在商圈中的地位将会不断地被强化或被弱化,它预示着一个商圈的发展正在发生着变化。商圈重心的地位被强化则意味着其目前符合商圈的发展方向或商圈正处于不断壮大的发展进程中,被弱化则说明在商圈中出现了对其重心地位有威胁的更为适合商圈发展的单位或商圈处于衰落进程之中。对商圈重心的移动进行研究可对商圈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趋势产生一定的预测作用。
在商圈重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一些因素对商圈和商圈重心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概括起来可分为六个方面:消费者行为、环境要素、竞争因素、商圈生命周期、交通因素、定位变更。其主要内容和影响途径如表1所示。
商圈重心的转移受到时间维度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环境(人口因素、产业结构、交通地理状况、城市商贸网点布局、商圈内商店的聚集状况、消费者的购物方式等)与内部成长(零售商店的业态、商品结构、商店规模、营销手段和信誉等)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商家进入商圈的时间早晚会对其在商圈中的地位产生一定影响,较早进入的商家不仅具有成为商圈重心的时间优势,更能见证商圈的发展历史,从而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更好地预测商圈未来的发展趋势,巩固自身的商圈重心的地位。
通常商圈形成之初,会有某一特色鲜明的商业设施成为周围人群所关注的对象,成为最早的商圈重心,以其为核心,在集聚力的推动下,会在其周围逐渐形成商业集聚效应,商家不断增多,商业设施不断完善,人气不断积聚,地理辐射范围不断加强,商圈逐步形成,但商圈内部竞争力度不强,这一阶段属于商圈的起步期。当商业集聚到一定程度,随着消费者对商圈的认同度逐渐增加,商圈的定位也逐渐清晰,由于人气是终端商业经营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消费者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商圈中将会逐渐出现适应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商业单位,甚至出现多家定位相仿的商业单位,则在这一时期,最为容易对原来的商圈重心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商圈重心。这一时期伴随着商圈的整体扩张,商圈面积、辐射范围、商圈定位、商业档次等都会有较大提升,这一阶段属于商圈的成长期。在商圈经过一个较大的发展之后,商圈内的各项商业设施发展较为完善,由于商圈内的中心商业圈的发展空间限制,商圈发展会基本维持在相应水平,商圈定位较难改变,这一时期商圈内部也在不断调整业态组合,各相似主要商业单位之间会出现竞争加剧的现象,商圈发展的瓶颈也逐渐显现。但总体来说,商圈发展相对稳定,处于商圈发展的成熟期,商业重心的替代较难发生。在商圈的衰退期,随着商圈总体的衰退,商圈重心也逐渐衰落。在商圈的起步期和成长期,以及商圈生命周期的交叉阶段,是商圈重心最容易发生变更的时期,商圈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力与扩散力会分散原来商圈重心的分量,最终导致商圈重心的转移。
商圈重心的转移方向主要取决于商圈的发展空间。商圈发展中的预留空间及政府对交通规划的设计都会对商圈重心的变更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商圈发展的预留空间决定了商圈发展的程度与方向,预留空间不足将会对商圈的发展形成限制,预留空间的位置决定了商圈发展的方向走势,一般商圈的发展都会沿着交通线扩散,交通线的变更会导致商圈重心的转移甚至一个新的商圈的形成。在商圈的成熟期,商圈之间及商圈内部的替代效应较难发生,此时对商圈重心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商圈内部核心商业单位之间的竞争,只有当新兴的核心商业单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的时候,商圈重心才会发生移动。
商圈重心移动的动力机制因素分析
在推动商圈重心移动的动力机制中,其动力因素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化进程
目前,我国城市处于一种不断向外部扩张的状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自身人口的不断增加还伴随着很多人从农村迁入城市或选择到城市打工,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商圈的繁盛。城市化进程将城市的格局重新进行了调整,新进入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城市的条块布局及商业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城市出现了新商圈产生、原有商圈的扩大、部分商圈衰退等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人口的集聚与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依托这种变化产生了适应不同消费者需求的商业,自发或规划而形成的商圈,商圈重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发生变化。
(二)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对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消费倾向的改变等消费者行为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消费水平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也会变得更为高端或更趋向于对潮流的追赶,对质量、产品性能、服务水平等的消费也会增加。此外,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出现也会使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发生变化,及其主要消费内容发生改变。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若原商圈重心未能比竞争对手更及时地跟上消费者的消费变化,则商圈重心会出现转移的现象。
(三)市场化推动
市场在商圈重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商圈重心地位的确立是由于其适应市场变化的结果,在市场化过程中,更能适应消费者需求、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且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多优势是商圈重心地位确立的关键。市场化进程也不断地推动着商圈中其它商家的发展,如果产生了超越原商圈重心的替代优势,则商圈重心发生转移。因此,市场化是商圈重心转移的推动力量。
(四)交通促进
商业发展是建立在流通经济基础之上,交通在商圈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商圈的形成与发展程度都受到交通因素的限制,城市与商圈的发展都会沿着交通线进行,交通会促进商业的集聚与扩散。在交通易达的地域会自发或经过规划而出现商业集聚的现象,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则成为商圈,而当交通情况不能达到商圈需求时,则会形成商圈发展的瓶颈,制约商圈发展。商圈重心在商圈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依托交通而形成,又会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促进商业集聚,将交通的作用充分发挥。
广州天河路商圈重心移动的轨迹及条件分析
天河路商圈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几何中心偏北位置,2002年广州市中轴线的确定使天河路商圈成为城市中轴线的最大商圈,是广州商业的制高点。天河路商圈西起广州大道,东到天河东路,南起黄埔大道,北到天河北路与火车东站一带,围绕广州大道、体育西路、体育东路2条纵向道路和黄埔大道、天河路、天河北路2条横道形成三纵三横片区(蔡国田、暖,2004)。天河路商圈的主要发展历程如表2所示。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立之初成功举办了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六运会后又不断地发展完善,吸引了很多人,是天河路商圈开始形成的标志。在天河商圈,国内首个货仓式商场“广客隆”曾一鸣惊人,尽管其市场寿命很短,但却吹响了中国零售业业态革命的号角(徐印州,2006),它是天河城商圈初始而短暂的重心,但却对天河商圈的形成和聚客力有了初始的累积。此后建立的广州购书中心见证了天河路商圈的发展和变化,也是当时全球最大的书店,是广东地区对文化追求的一种象征。
广东省广州市的地理分布是沿珠江呈东西走向,天河城百货的建成在选址上与城市规划相协调,顺应了广州商业中心东移的趋势,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天河城建成之初仍为开发新区,地铁尚未开通,商业氛围不足,地铁一号线的正式营运使天河城交通便利程度得到极大提高,促进了天河城的发展。体育中心站是当时全线乘客进出频率最高的地铁站,与天河城直接连接带来了大量的人流。随着天河北路办公建筑的逐步完成,周边中高收入消费群体逐步形成,为天河城提供了主流消费群体的支撑。天河城作为中国大陆最早的购物中心,一直不断调整布局与经营,迎合不断变化的消费理念。宏城广场与天河城以及周围的购书中心共同形成了商业集聚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天河城逐渐代替天河体育中心和购书中心成为天河路商圈的重心所在,并发挥了其作为重心的集聚作用,天河路商圈逐渐繁荣。随着天河城百货周围交通情况的不断发展,天河城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天河路逐渐成为与北京路齐名的商圈。
天河城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以下因素:新型商业零售业态的选择并按国际先进购物中心模式运作,占据地理位置优势,坚持专业化的业态管理。天河城的商圈要素得以齐备,消费人群、有效经营者、有效的商业管理、合理的发展前景和政府支持,此外还有商圈的形象、功能、建筑形态等都已具备(徐印州,2009)。天河城的名字代表着品牌影响力、品牌美誉度、商业诚信、人气、市场号召力等,是天河路商圈的重心,也是天河路商圈得以成为与北京路齐名的商圈的关键所在。被称为“时尚购物者的天堂”的维多利亚广场的运营为天河路商圈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名气。
正佳广场的开业可谓给天河路商圈增色不少,正佳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完全贯彻“体验式消费”模式,集零售、娱乐、餐饮、会展、康体、休闲、旅游、商务于一体的现代化购物中心,也是第二代MALL的代表,在商业布局上严格按照餐饮18%、娱乐30%、零售52%的黄金比例安排(王先庆,2008)。经营面积大,消费理念先进,是天河路商圈中最有竞争潜力的商业中心,有望成为新的商圈重心。
2009年天河又一城的建立则意在通过地下商城的建设将天河路商圈连为一体,地下连接着天河城、维多利广场、广百、购书中心等大型地面商业建筑,同时还是广州地铁3号线两条支线、地铁1号线、广州机场快线的转接点,BRT的起止点,有众多公交线路可达。一方面在天河路商圈中开辟了一块新的黄金商业经营区域,另一方面打破了天河城商圈发展的空间障碍问题,使天河城商圈将商业圈、商务圈、文化圈连为一体,方便了消费者购物与交通,进一步扩大了天河城商圈总体的影响力。
从天河路商圈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商圈内商业设施的不断增加和完善会加大商圈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商圈的吸引力又会不断增大,吸引更多的商业设施兴建,更多的经营商家进驻,而天河城周围现代商务区和高校集聚区,为天河城发展形成了人口基础优势,对商圈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天河城的辐射能力又进一步吸引珠三角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消费者购物,使天河城商圈不断发展壮大。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变化都对天河路商圈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交通路线的变化对其发展产生了尤其重大的影响,便利的交通是其商机汇集的前提。天河路商圈的交通情况如表3所示。
作为天河路商圈重心的天河城则在交通线路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仅从公交出行设施来看,天河城周围的公交站场便具有相当强势的地位,如表4所示。
由表3和表4可以看出,天河路商圈的交通优势是其它地区多无可比拟的,正是这种交通的易达性给天河路商圈在人流量方面带来其他地区所缺乏的优势,满足了商圈消费人口数量的需求,天河路商圈的发展因此而占据了发展先机,使天河路商圈十分顺利地发展成为当下如此大规模的商圈。天河城位于距关键交通站点较近区域,其发展和成长过程中都位于人流最容易接近的位置,从中得益最多,也是其作为商圈重心地位的保障。
此外,天河路商圈的商业设施也较为完善,天河城广场、维多利广场、大都会广场、时代广场、珠江新城广场、万佳百货、中泰广场、中信广场、正佳广场、新国际广场、财富广场、太古汇广场等诸多大型商业设施的集合,为天河城商圈形成了一个可以满足餐饮、娱乐、购物、休闲等多项功能的一站式购物场所,使天河路商圈的辐射范围得到了很大提升。2010年即将开业的太古汇和万菱汇也是以MALL的形式出现,届时,天河路商圈形成了天河城、正佳广场、太古汇三足鼎立的态势,华南最大的MALL群也将形成,但目前仍是以天河城作为商圈的重心。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各个商业中心之间的竞争及融合,此消彼长的实力发展使天河路商圈在不断向更好的方向努力,也使其商圈重心时刻面临着改变的挑战。
经过长期发展,东西走向的天河路已形成以下格局:路北依次排列广州购书中心、维多利广场、天河体育中心、太古汇;路南依次为中怡时尚MALL、天河城、正佳广场(天河城、正佳广场、太古汇的单体商业面积均超过10万平方米);向东延伸,广州电脑城、南方电脑城、太平洋电脑城、百脑汇、颐高数码广场、天河娱乐广场等。天河商圈逐步形成了以百货零售、IT数码、文化娱乐三大产业为主的多元化业态,天河城商圈已日趋完善,进入生命周期中的成熟期。竞争商家的增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竞争的同质化,商圈重心能否发生变化,则取决于天河路商圈中的各个商家的个性化经营,及市场竞争。
在商圈的集聚与扩散过程中,商圈的各项资源配比及商圈内的差异化经营会使其目标顾客及业态组合、购物体验等发生变化,更为适合消费发展趋势的一方终将胜出,形成新的商圈重心。
综上,在大中型城市的商圈发展过程中,商圈重心可以说是一个商圈最为关键的代表,而商圈重心的转移从根本上来说是消费者行为变化和竞争导向的共同作用,但其背后又存在着隐性的推动力。商圈重心的地位对商业中心的经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吸引许多慕名而来的顾客,但是,商圈重心的地位也时刻面临着挑战,这就使商圈重心和非重心有更大的空间来不断改善自身的经营策略及提高商业意识,注重整个经营过程中细节的不断完善,从而更好地实现顾客价值,促进整个商圈甚至商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巴里•伯曼,乔尔•R•埃文斯.零售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李文翎,曾素芬,周登杰.天河商圈竞争力及其开发策略[J].现代商业,2007(13)
篇3
内容摘要：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外商业银行竞争日趋激烈，知识产权管理对于各商业银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与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应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知识产权管理措施，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
关键词：金融危机 商业银行 知识产权 战略研究
自2007年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推进，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争夺已扩展到银行业等金融领域。中外商业银行的竞争已从传统的实体竞争演化为全方位的品牌价值、商业方法等无形资产及智力层面的较量（何崇阳、杨飞，2008）。依照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我国已经开始逐步开放或扩大金融市场准入，国际比较优势原则将在更大范围内与更深的程度上作用于我国的银行业；此外，随着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制度的变化，过去意义上的分业监管将被新的监管措施所代替，金融创新的空间加大。不论是整个国内银行业之间还是中外资银行之间都存在着更为严峻的知识产权创新压力。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知识产权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知识产权意识有待加强
我国一些商业银行的决策者与经营者还没有认识到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对知识产权的潜在价值及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一方面导致我国商业银行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明显少于外资银行，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自身拥有的知识产权的流失，使我国的商业银行在参与国际竞争、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处于不利地位。受传统经营思路的限制，我国商业银行对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淡漠，倾向于专利及产品的简单复制与模仿，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导致了产品的同质化程度严重（何崇阳，2008）。
（二）内部管理机构、管理制度不健全
知识产权规范内容的缺失。在现有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知识产权管理规定中，对专利、商业秘密等内容有所涉及，但对自身经营中涉及到的著作权、商标或服务标志等内容则涉及较少，拥有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全面保护。
规定缺乏系统性。在我国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规定的制定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使银行内部规定与国家法律间未能有机衔接，导致内部规定只是国家有关法律的重复，并没有依据国家相关法律并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管理规定，使内部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激励机制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大多缺乏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激励和制约制度以及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与人员。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大多缺乏激励员工研发金融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机制和要求员工保护金融产品的制度。与国外银行相比，国内银行对研究成果的奖励力度有限，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研发人员申请专利的积极性较低。由于缺乏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造成我国商业银行难以形成有效的、系统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与战略。银行业普遍未将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纳入自身工作的经营决策、技术改造与研发工作之中，知识产权流程管理制度不够健全（陈少松，2005）。
（三）申请知识产权数量较少且技术含量较低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申请知识产权数量少且技术含量较低的问题。如在专利的申请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申请的专利以“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在为数不多的发明专利中，也大多只是识别人民币的方法和装置等较为简单的内容，而对涉及金融产品发明的重要领域则较少涉及，受自身研发能力的影响等原因，我国商业银行往往直接购买国外的产品或利用通用平台加以改造，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能力薄弱，申请的专利科技含量较低，缺少具有持久竞争力的基础专利。我国各商业银行申请的专利存在着创新点雷同、技术方案大同小异的情况，离专利审查的实用性、新颖性、创造性的审查标准普遍相差较大，导致出现我国目前商业银行在专利申请方面重复率较高、授权数较低的现实存在。如果不认真地加以引导并确立可行的审查标准，一方面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由于授权不慎而出现对商业银行的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对金融秩序造成破坏的后果（叶莉、陈立文、马璞，2008）。
（四）商标管理有待加强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品牌意识有所加强，但是文化含量显然不足、品牌定位缺乏个性、品牌管理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指导。我们较难从市场中发现具有感染力的、体现商业银行经营宗旨与服务理念的内容。由于细分市场是商业银行品牌战略的逻辑内涵，是品牌战略最为基本的特征。商业银行的品牌要占领市场，所期待的是消费者中一类特殊群体的忠诚，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在品牌的定位上缺乏个性。同时，我国商业银行的组织架构与传统的部门设置使得商业银行的品牌战略在各部门之间的执行不统一，在战略品牌上缺乏统一的品牌指引，品牌产品基本由各业务部门分散营销、缺乏系统的整合（胡忠，2008）。在现有的品牌上也缺乏采用商标制度进行有效保护的措施，使我国商业银行在品牌建设上明显弱于外资银行。
（五）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不足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大多对知识产权的研发投入不足，大多是购买国外相关产品进行改造后使用，这使得我国银行系统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
（六）商业秘密流失未得到足够重视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各商业银行竞争加剧，对人才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直接导致银行间人员流动频繁，特别是银行管理人员的流动会导致银行的经营状况、经营模式、客户档案等商业秘密随人员的流动而泄漏，银行的商业秘密由于人身的流动而被竞争对手所掌握，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障碍。此外，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员工的流动较为频繁、各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客户档案、经营模式、管理模式等商业秘密也随人员的流动而泄露，银行间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件时有发生（孙晓英，2004）。此外，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自身研发能力不强，所需要的软件很多都是由计算机软件公司设计完成，引起了商业秘密的泄漏。
金融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一方面，我国大陆商业银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度与广度均不足，技术含金量普遍不高，品种较为单一，缺乏有价值的战略储备，与之相对应的是，外资银行及金融机构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针对性较强，质量较高（李岚，2007）。
我国商业银行专利权的管理
截止至2009年12月，国内外商业银行与银行业相关行业共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738件，其中发明专利563件，实用新型专利114件，外观设计专利61件。国内银行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识别人民币的方法与装置、办公自动化设备等硬件方面，对于作为商业银行电子商务发展支柱并与计算机软件、网络技术密切联系的商业方法专利则涉及较少（陶红武，2010）。
商业银行专利战略是指银行基于自身条件、竞争环境等的分析，充分运用专利制度、打开市场、占领市场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保证自身权益而实施的专利工作的总体规划。
我国商业银行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商业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除要树立专利保护意识外，在专利授权后，加强对专利的经营管理，对专利的价值与市场进行科学的评估，以决定从转让、许可、自行实施、作价投资、质押、维持、放弃等方面运用专利。在防止侵权同时，要加强对专利权的维权保护，由于商业银行业务特有的易模仿性的特点，在专利实施后，应密切关注同行业之间的竞争，如发现被侵权的现象，应采用包括诉讼措施在内的策略进行应对（温英杰、李镇西、邱洪华，2008）。
从金融商业方法专利国际保护的发展趋势看，跨国金融企业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此问题展开的斗争将会越来越激烈。欧盟专利局曾研究报告指出，在民族、文化的竞争中，知识产权将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新加入者在影响进化系统的定型方面会取得很大的成功，并以次建立自己的经济发展优势，在自身地缘政治优势扩大与增强的同时，不断改良旧的游戏规则（杨振东，2009）。以美国花旗银行为代表的外国银行在我国申请的专利均为价值高、有前瞻性的金融服务系统和方法专利。其中的大部分是与网上银行业务相关的方法与系统，如“电子货币系统”、“用于在账户间传递资金的面向用户的自动系统”等。这些基础性的银行网络结算系统被授予专利权后，必然会对我国商业银行今后在创新网络金融产品、开拓市场方面造成阻碍。花旗银行在网上银行业务取得优势，可抵御我国国内商业银行劳动力成本低、营业网点多的优势，挤占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陈向阳，2010）。
比如，在日本政府及各界的支持下，日本商业银行商业方法专利在1997年以后出现了逐年快速增长的趋势。相关专利的研发与申请更加合理。日本银行业专利布局稳定了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并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邱红华、金泳峰、余翔，2008）。
此外，日本许多大银行都有专门研究专利的战略部门，当一些基础专利被授权后，资料便公开，他们在这些公开的专利的基础上开发出了更适合本国国情，并属于自己的从属专利，取得了后发的优势，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借鉴（胡梦云，2005）。
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在专利积累、人才及技术的储备等方面均相对薄弱，因此，应将专利的经营重点转移到培育相互之间的合作力方面。建立我国商业银行的战略联盟、各银行间加强信息的沟通与合作，在银行商业方法专利调查、申请、纠纷解决与专利的购买方面，形成联合机制，协调行动，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风险应对能力（苏婷，2007）。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必要建立高效的商业银行专利数据库，加强各商业银行对商业银行专利战略战术实施的状况，也有助于我国社会公众对金融产品及其专利保护等的了解，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赢得广阔的市场。
我国商业银行的商标管理
商标是现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工具，不仅是企业的商品标志，同时也是企业的象征。一个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加强企业的商标管理工作，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张琪，2002）。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推出了个人理财、网上银行等金融业务，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各商业银行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却忽视了对自己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品牌的商标注册，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商业银行对商标的管理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及时对商标进行注册与续展
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监会应当充分发挥管理者与监督者的作用，我国商业银行的品牌建设有助于锁定市场与提高经营效率，展示银行自身的产品与服务特色、有效地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誉与竞争力（张金星、李名银、许祖明，2009）。
国外商业品牌建设主要是具备较高的客户认知度和较强的情感渗透力、具备品牌一致性和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具备长远发展、兼顾社会进步的价值理念（庞加兰、白兰，2009）。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借鉴。
（二）注重防御商标与联合商标的注册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日益成熟与发展，金融行业的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潮流。我国商业银行注册防御商标与联合商标，有助于开展新的业务领域、维护品牌的统一与加强品牌的保护。
（三）及时制止商标侵权行为
当出现侵犯我国商业银行商标权行为时，应当及时运用行政、司法等手段进行解决，运用法律手段对侵权行为进行打击，加强对自身商标权的管理与保护。
在我国商业银行知识产权管理的过程中，品牌建设是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增强银行员工的金融服务意识、形象意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商业银行在建设现代金融企业的过程中要实现质的飞跃，增强核心竞争力，就应当确立新的品牌发展目标，运用法律武器对侵犯商业银行商标权的行为予以制裁，以确保自身的商标权不受侵犯。
我国商业银行著作权的管理
除了商业银行的承销指南、招股说明书、银行支票或股权凭证上的艺术性创作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外，商业银行经营中的数据库也应当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商业银行的数据库，可以使银行在经营的过程中迅速找出客户经济活动的规律、筛选出优质的客户群体、预测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商业银行的市场营销能力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保证商业银行的稳健经营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汇编作品对数据库进行保护，虽然可以是数据库的权利人获得一定程度的著作权保护，但使用著作权商业银行的数据库存在较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商业银行使用的数据库由于缺乏独创性而被排除在著作权的保护体系之外。而商业银行的数据库收集的信息越全面，对构成数据库的信息资料的选择性越小，因而无法在数据的选取上体现出独创性。越发难以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数据库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只保护结构，而不保护数据库的内容，因此商业银行数据库中大量的事实材料，因属于著作权法中的思想范畴而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李镇西、金岩，2008）。因此，对于商业银行经营中使用的数据库，可考虑采用商业秘密的方法进行保护。
我国商业银行商业秘密的管理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外商业银行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商业银行对自身的如客户档案等商业秘密的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商业银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职工泄露企业商业秘密法律责任的规定主要采取要求侵权者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等方式，但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商业银行商业秘密的泄露会给银行的经营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根据各银行自身的情况，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与职工约定保守本银行的商业秘密，并且要在劳动合同中对职工竞业禁止的事项作出规定。此外，各商业银行还可以依法确立本银行商业秘密的内部保密制度，以加强对自身商业秘密的保护，应对市场竞争。
总之，商业银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与质量，已成为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商业银行经营的创新与发展，也必然伴随着知识产权的运用和保护。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我国商业银行要想在与外资银行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当将自主创新成果申请为专利、将自身的技术品牌注册为商标，同时采用商号权、著作权、商业秘密权等知识产权的全面保护与管理，这样不仅可以加强自身的服务能力，使金融产品日趋品牌化，还可以从知识产权转让中获得收益，推动金融创新的广度与深度，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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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全面风险管理；商业银行；风险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052-02
引言
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经营的是风险。风险涉及到商业银行的方方面面，引入COSO委员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COSO—ERM）对商业银行进行全程监控，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采取相应对策，提升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
一、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分析
本文主要从COSO委员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COSO-
ERM）的八个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分析商业银行存在的主要风险。
1.内部环境。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环境是控制环境在内容上的拓展，引入了风险偏好和风险管理概念，风险管理理念及对待风险的态度决定了内部控制设计的理念。商业银行对待风险的态度与内部控制设计严格性呈反向关系。即商业银行越偏好风险，其内部控制设计越松散；越厌恶风险，其内部控制设计越严密，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方面投入的时间、花费的代价就越大。
2.目标设定。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框架是为实现其目标服务的。管理层要保证拥有设计合理并得到有效运行的风险管理程序，及时发现商业银行运行中存在的不良苗头，将问题消灭在萌芽中。不切实际的经营目标和持续的超常规发展可能会导致有效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程序无法得到有效地运行。
3.事件识别。事件识别关注事件的负面影响，限制了风险管理增加企业价值的作用。事件可能会产生不利或有利影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商业银行作为高风险行业，不能害怕风险、回避风险、风险无法回避，积极创造条件将风险转化为机会，实现价值增值。
4.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思想、方法、手段落后，无法有效应对风险，影响了风险应对的效果与效率。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识别与评估的思想、方法、手段上与世界先进银行差距较为明显。风险评估要进行定量与定性评估，更需要对未来风险进行预测，定性评估与对未来风险的预测需要风险评估人员进行大量的职业判断，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5.控制活动。控制活动有助于确保实施必要的措施以管理风险、实现银行的经营目标。商业银行的控制活动体现在组织中的不同层级和部门。（1）制度建没滞后，更新不及时，传递方法落后，形成大量潜在风险。制度如同标杆，规范商业银行员工的行为。金融业的竞争十分激烈，各种新业务、新产品层出不穷，制度建设无法跟上业务发展的步伐。中国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一般都是总行领导下的派出机构，最长的链条是总行一级分行（省分行）二级分行（地、州、市分行）支行（县级行）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文件传输的及时性有待加强。（2）员工风险意识淡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措施无法得到有效运行。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涉及到两个方面：设计的合理性与运行的有效性。设计合理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程序无法得到有效执行的主要原因是员工的风险意识淡薄，没有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为了执行制度而执行制度。（3）业务学习与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商业银行要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业务学习与教育培训，及时更新员工的业务知识，提升员工的业务技能与风险意识，灌输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思想和理念，减少差错发生的概率。但有时业务学习与教育培训无法达到应有的目的，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员工没有意识到业务学习与教育培训的重要性，培训内容、方法无法满足员工的需求、没有对教育培训内容建立科学有效的考评机制。
6.信息与沟通。信息交流与沟通机制不健全，无法实现有效的信息交流与沟通。风险管理涉及组织的各个环节、各个层级。商业银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只有在实际执行中才能更好地发现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缺陷，加强自上而下、横向及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与沟通，完善信息交流与沟通渠道对及时发现和改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设计中存在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监控。监控是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程序是否得到有效运行进行评估、认定的全过程。适度的监控可以及时发现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程序设计是否合理并得到有效运行，提出改进建议，提升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
二、提升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建议
1.设计科学合理的目标责任制。经营目标的设定要根据整个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组织以往发展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过低的目标，组织没有活力，造成低效，无法适应竞争的需要；过高的目标，容易造成舞弊，科学合理的目标责任制从源头上保证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运行，有效降低风险。
2.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纳入业务考核体系。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执行需要动力，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纳入业务考核体系有效减少“重业务、轻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思想。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执行情况与业绩挂钩，提升管理层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促进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程序得到有效执行。
3.明确监督部门在商业银行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内部监督部门在组织中的地位越高，其独立性越强，监督人员更有可能客观地开展工作，有效减少在执行监管过程中的外在压力，将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适当的层级报告，提出有效地改进措施，规范被监督部门的行为。
4.建立以风险识别和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系统。全球化进程的提速，外部竞争日趋激烈，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风险的不确定性更大，如何识别风险、预测风险、量化风险对于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加强制度和电子化建设，实现全行内部相关信息网上共享。中国商业银行的制度建设无法及时跟上金融产品发展的步伐，加强相关制度研究和电子化建设，在相关的制度数据库系统中及时更新过时的旧制度，相关的新制度，实现全行内部制度数据的网上共享，及时将相关文件、制度、通知传达到基层行。信息的网上共享要根据保密等级设计适当的访问权限。
6.加强不同层级的纵向、横向沟通。商业银行的业务一般要涉及纵向和横向的多个部门，加强纵向与横向沟通能够提高业务效率，减少重复劳动，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交流，提出改进建议，提高商业银行运营的效果与效率。
7.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商业银行文化建设。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最终体现在“人”的身上，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既要能够防范、控制风险，又要考虑组织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要有可执行性，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商业银行文化建设。
8.加强业务培训，强化员工的风险意识。业务发展要有一只过硬的队伍，必须加强业务培训，强化员工的风险意识、根据组织的目标和员工的需求，设计科学合理的培训内容，并进行严格的考核，努力做到培训不走形式，真正实现培训的目的。
9.积极利用不同部门检查督导的结果，改变“重检查、轻整改”的旧观念。商业银行与外部监管部门都十分重视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各个层面的督导检查很多，内外部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其他监管机构检查结果，针对被检查单位存在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检查督导的质量与效率，减少重复工作。改变“重检查、轻整改”的思想，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被检查单位、部门及时改进。
小结
中国商业银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建设、风险管理水平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银行的大案、要案突出的特点之一仍是风险管理不到位，内部控制没有得到有效运行。治标更要治本，很多问题的暴露只是表面现象，要深刻挖掘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及时改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设计中的不足，强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建设，促进中国商业银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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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一、双方的法律法规依据
1、《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十条规定：对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不难看出，根据《商业银行法》只有“法律”规定才能实施冻结措施，而且这里法律是指狭义上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规章等等。例如：《刑事诉讼法》1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已被冻结的，不得重复冻结。《民事诉讼法》第221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
2、《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可以按照规定程序通知其开户银行暂停支付。与之对应，《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必要时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批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暂停支付。暂停支付的数额不得超过违法金额的数额。暂停支付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法律用语，即《商业银行法》中规定的是冻结，而《条例》中规定的是暂停支付。根据现行法律，工商部门的确无权冻结个人和单位帐户内的存款，但是否有权暂停支付呢？
二、暂停支付和冻结
我们认为，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看暂停支付和冻结是不是一个概念，有人认为暂停支付就是冻结，从而认定工商部门无权采取此项措施，但我们认为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实质不同：
1、对冻结最新和最权威的解释，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银发[2002]1号）第二条规定：协助冻结是指金融机构依照法律的规定以及有权机关冻结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单位或个人提取其存款帐户内的全部或部分存款的行为。同时，第十六条规定：冻结单位或个人存款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期满后可以续冻。有权机关应在冻结期满前办理续冻手续，逾期未办理续冻手续的，视为自动解除冻结措施。
2、 《条例》及其《细则》规定的暂停支付：对投机倒把行为人的银行存款，…可以按照规定程序通知其开户银行暂停支付。暂停支付的数额不得超过违法金额的数额。暂停支付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可以看出二者相同之处是冻结和暂停支付的对象都是当事人的部分或者全部存款；但冻结的时限可以延长，即续冻；暂停支付的时限是三个月而且不可延长。二者在形式上类似。
冻结实质上是一种财产保全措施，可以实施冻结措施的是法院、税务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安全机关、海关走私侦察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保卫部门，它们采取的冻结措施是由于可能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引起的执行罚的财产保全，或者是诉讼一方当事人可能被执行的财产保全，或者是纳税扣缴义务人可能偷逃税收的财产保全。这可以从两大诉讼法、海关法和税收征管法的立法本意上看出来。比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8条规定税务机关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是税收保全措施的一种。冻结的财产的法律后果，除解除外要么是直接扣划，如法院、税务机关和海关，要么是进入司法程序后最终由法院执行，如公安机关、安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保卫部门和检察机关。
工商机关的暂停支付措施是一种附期限的行政强制措施，最多执行三个月不能延长，而且与执行财产没有直接的联系。通俗地说，如果实施暂停支付之后，三个月之后案件仍没有调查结束，此措施仍然自行解除，即使是三个月内定案之后，如果当事人不执行处罚决定，也必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事人的财产，而不能直接扣划。
篇6
1、念念不忘
【解释】念念：时刻思念着。形容牢记于心，时刻不忘。
【出处】《朱子全书·论语》：“言其于忠信笃敬，念念不忘。”
2、刻骨铭心
【解释】铭刻在心灵深处。形容记忆深刻，永远不忘。
【出处】唐·李白《上安州李长史书》：“深荷王公之德，铭刻心骨。”
3、历历在目
【解释】历历：清楚，分明的样子。指远方的景物看得清清楚楚，或过去的事情清清楚楚地重现在眼前。
【出处】唐·杜甫《历历》诗：“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
4、牵肠挂肚
【解释】牵：拉。形容十分惦念，放心不下。
【出处】元·无名氏《冤家债主》第三折：“可怎生将俺孩儿一时勾去，害的俺张善友牵肠割肚。”
5、耿耿于怀
【解释】耿耿：有心事的样子。不能忘怀，牵萦于心。
【出处】《诗经·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6、没齿难忘
【解释】没齿：终身。一辈子也忘不了。
【出处】唐·李商隐《为汝南公华州贺赦表》：“司马谈阙陪盛礼，没齿难忘。”
7、记忆犹新
【解释】犹：还。过去的事，至今印象还非常清楚，就像刚才发生的一样。
【出处】宋·刘克庄《后村全集·跋章南举千藁》：“仆曩官健上，多识其士，友去之数十年，犹记忆如新相知；今屈指故交存者十无一二。”
8、朝思暮想
【解释】朝：早晨；暮：晚上。早晚都想念。形容非常想念或经常想着某一件事。
【出处】明·冯梦龙《警世恒言》卷二十四：“再说沈洪自从中秋夜见了玉姐，到如今朝思暮想，废寝忘餐。”
9、难以忘怀
【解释】形容记忆深刻，不容易忘掉。
10、魂牵梦萦
【解释】形容万分思念。
【出处】宋·刘过《醉太平》词：“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销香暖云屏，更哪堪酒醒。”
11、昼思夜想
【解释】昼：白天。日月想念。形容思念极深。
【出处】她昼思夜想，食不甘味，卧不安席。
12、镂心刻骨
篇7
摘 要：《笠翁对韵》存在出韵24例，除1例外，均发生在邻韵；另有错韵1例。李渔能够根据古今语音的变化，不泥古音，而从今音，以求文意的准确表达、音韵的和谐悦耳，不致于因韵害义。《笠翁对韵》的出韵，是李渔有意识地选择邻韵通押的结果。
关键词 ：《笠翁对韵》 李渔 出韵
郭芹纳、吴秋本在《<笠翁对韵>中的出韵现象》中指出，《笠翁对韵》有17例出韵现象。[1]（P161～164）郭文的立论存在若干疏漏，笔者特撰文商榷。第一，据笔者考证，《笠翁对韵》共有出韵24例，较郭文的统计多7例。第二，郭文认为《笠翁对韵》的出韵，均发生在邻韵，这个说法有误；其中1例出韵，并不发生在邻韵。第三，《笠翁对韵》尚有错韵1例，郭文未予指出。第四，郭文对《笠翁对韵》出韵原因的探讨，牵强且不全面。笔者不揣浅陋，加以重新梳理，所依据的版本为《李渔全集》（第十八卷）所收《笠翁对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一、《笠翁对韵》中的出韵
（一）东韵与冬韵相混
1.东韵中混入冬韵的字
“茅店村前，皓月坠林鸡唱韵；板桥路上，青霜锁道马行踪。”（一东·其二）
“踪”，在《广韵·三锺》，为“即容切”，依平水韵，当属二冬韵，却用在一东韵中。
2.冬韵中混入东韵的字
（1）“垂钓客，荷锄翁。仙鹤对神龙。”（二冬·其一）
（2）“凤冠珠闪烁，螭带玉玲珑。”（二冬·其一）
（3）“花萼楼间，仙李盘根调国脉；沉香亭畔，娇杨擅宠起边风。” （二冬·其一）
（4）“内苑佳人，满地风花愁不尽；边关过客，连天烟草憾无穷。” （二冬·其三）
“翁、珑、风、穷”，均在《广韵·一东》，分别为“乌红切”“卢红切”“方戎切”“渠弓切”，依平水韵，当属一东韵，却用在二冬韵中。“沉香亭畔，娇杨擅宠起边风”中的“风”，《李渔全集》校记曰：“疑当作‘烽’”。此说虽无版本可依据，但“边烽”乃古人习语。例如，南朝梁徐悱《白马篇》：“闻有边烽急，飞候至长安。”唐代贾岛《暮过山村》：“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宋代吴泳《鹊桥仙》：“边烽白羽，军符赤籍，弄得不成模样。”烽，属于二冬韵。
（二）支韵与微韵相混
主要是微韵中混入支韵的字
（5）“黄盖能成赤壁捷，陈平善解白登危。”（五微·其一）
（6）“占鸿渐，叶凤飞。虎榜对龙旗。”（五微·其二）
（7）“灞上军营，亚父愤心撞玉斗；长安酒市，谪仙狂兴典银龟。”（五微·其三）
“危”，在《广韵·五支》中，为“鱼为切”；“旗”，在《广韵·七之》，为“渠之切”；“龟”，在《广韵·六脂》，为“居追切”；依平水韵，均当属四支韵，却用在五微韵中。
（三）鱼韵与虞韵相混
1.鱼韵中混入虞韵的字
（8）“羹对饭，柳对榆。短袖对长裾。”（六鱼·其一）
（9）“参虽鲁，回不愚。”（六鱼·其二）
（10）“罗浮对壶峤，水曲对山纡。”（六鱼·其三）
“榆、愚、纡”，均在《广韵·十虞》，分别为“羊朱切”“遇俱切”“忆惧切”，依平水韵，均当属七虞韵，却用在六鱼韵中。
2.虞韵中混入鱼韵的字
（11）“花肥春雨润，竹瘦晚风疏。”（七虞·其一）
（12）“罗对绮，茗对蔬。柏秀对松枯。”（七虞·其二）
（13）“苍头犀角带，绿鬓象牙梳。”（七虞·其二）
（14）“祖饯三杯，老去常斟花下酒；荒田五亩，归来独荷月中锄。” （七虞·其三）
“疏、蔬、梳、锄”，均在《广韵·九鱼》，“疏、蔬、梳”为“所菹切”，“锄”为“士鱼切”，依平水韵，均当属六鱼韵，却用在七虞韵中。
（四）齐韵与支韵相混
主要是齐韵中混入支韵的字
（15）“砗磲对玛瑙，琥珀对玻璃。”（八齐·其二）
“璃”，在《广韵·五支》，为“吕支切”，依平水韵，当属四支韵，却用在八齐韵中。
（五）佳韵与灰韵相混
1.佳韵中混入灰韵的字
（16）“门对户，陌对街。枝叶对根荄。”（九佳·其一）
（17）“陈俎豆，戏堆埋。皎皎对皑皑。”（九佳·其二）
“荄、皑”，均在《广韵·十六咍》，分别为“古哀切”“五来切”，依平水韵，均当属十灰韵，却用在九佳韵中。
2.灰韵中混入佳韵的字
（18）“青龙壶老杖，白燕玉人钗。”（十灰·其一）
“钗”，在《广韵·十三佳》，为“楚佳切”，依平水韵，当属九佳韵，却用在十灰韵中。
（六）寒韵与删韵相混
1.寒韵中混入删韵的字
（19）“至圣不凡，嬉戏六龄陈俎豆；老莱大孝，承欢七秩舞斑斓。”（十四寒·其三）
“斓”，在《广韵·二十八山》，为“力闲切”，依平水韵，当属十五删韵，却用在十四寒韵中。
2.删韵中混入寒韵的字
（20）“裙袅袅，佩珊珊。守塞对当关。”（十五删·其一）
“珊”，在《广韵·二十五寒》，为“苏干切”，依平水韵，当属十四寒韵，却用在十五删韵中。
（七）肴韵与豪韵相混
主要是肴韵中混入豪韵的字
（21）“雉方乳，鹊始巢。猛虎对神獒。”（三肴·其一）
（22）“祭遵甘布被，张禄恋绨袍。”（三肴·其二）
（23）“鲛绡帐，兽锦袍。露叶对风梢。”（三肴·其三）
“獒、袍”，在《广韵·六豪》，分别作“五劳切”“薄褒切”，依平水韵，均当属四豪韵，却用在三肴韵中。
《笠翁对韵》中的出韵，多出现在邻韵之中；只有“璃”当属四支韵，却混入八齐韵，不属于邻韵。
二、《笠翁对韵》中的错韵
《笠翁对韵》中的错韵，仅见1例，即“六鱼·其三”中的“沮”字。
“六鱼·其三”为：“欹对正，密对疏。囊橐对苞苴。罗浮对壶峤，水曲对山纡。骖鹤驾，侍鸾舆。桀溺对长沮。搏虎卞庄子，当熊冯婕妤。南阳高士吟梁父，西蜀才人赋子虚。三径风光，白石黄花供杖履；五湖烟景，青山绿水任樵渔。”
按照《笠翁对韵》的体例，“沮”字这个位置应该用韵，且为平声六鱼韵。但是，“沮”，在《广韵·八语》，属上声，又在《广韵·九御》，属去声；依平水韵，“沮”，当属上声六语韵，或去声六御韵。此不当用“沮”字，“沮”为错韵。
三、《笠翁对韵》出韵现象成因探析
郭文所指《笠翁对韵》出韵现象的成因，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与曲韵《中原音韵》有关，二是受唐人诗作通韵现象的误导，三是受《声律启蒙》等蒙书的影响，四是作者李渔“未能细查”。
第一点原因，有一定道理。李渔是戏曲行家、曲学大师，无论创作什么体裁的作品，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带有戏曲的痕迹。李渔在编写《笠翁对韵》时，他的戏曲创作经验与体会，特别是韵字的运用，自然会产生关联作用。仅从曲韵《中原音韵》来看，隋唐时期，东韵独用，冬、锺同用，界限分明；《中原音韵》将其合并，称为东锺韵。东韵与冬韵混用，在《笠翁对韵》中有所反映。隋唐诗文中，鱼韵独用，虞、模同用，二者读音不同；在《中原音韵》中，它们已无区别，可以通押。鱼韵与虞韵混用，在《笠翁对韵》中有所反映。《广韵》萧、宵同用，肴独用，豪亦独用；《中原音韵》立萧豪韵部，包括萧、宵、肴、豪四韵。肴韵与豪韵混用，在《笠翁对韵》中有所反映。这些都是李渔编写《笠翁对韵》时受曲韵影响的例证。
第二点原因，理由不充分。我们知道，近体诗必须一韵到底，原则上不可以通韵。据王力考察，唐人近体诗一般不通韵，用通韵者为少数。例如李商隐，往往东、冬通用，萧、肴通用。李商隐是有意识押通韵，不是误出韵。[2]（P136）因此说，《笠翁对韵》受唐人诗作通韵现象的误导，理由不充分。
第三点原因则不成立。《声律启蒙》的确有数处出韵现象，郭文已指出，兹不赘述。但是，《声律启蒙》的出韵用字，与《笠翁对韵》并不相同。因此，两者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郭文所谈第二点与第三点原因，均显得牵强。唐人诗作中的通韵、《声律启蒙》的出韵，不一定误导、影响《笠翁对韵》，使之出韵，即由前两者不能必然推出《笠翁对韵》一定出韵，彼此不存在必然性因果关系。郭文将其视为必然性因果关系，陷入逻辑误区。因果联系是普遍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分两种情况，即必然性因果关系与或然性因果关系。唐人诗作中的通韵、《声律启蒙》的出韵，与《笠翁对韵》的出韵，只是或然性因果关系，不具备必然性，即由前两者不能必然地推出后者。郭文视或然性因果为必然性因果，混淆了彼此的关系，推理缺乏逻辑性，陷入虚假因果论的泥淖。再者，唐人诗作中的通韵，并非普遍现象，影响非常有限。
第四点说《笠翁对韵》的出韵，是由于作者李渔“未能细查”，此观点也不能成立。《笠翁对韵》是本小书，有对文90则，每则对文78字，原书正文仅7020字。在这样短的篇幅中，存在几处小的瑕疵，可以理解。但全书存在17例（其实是24例）出韵，仅用失查来解释，难以说得通。李渔编有《笠翁诗韵》《笠翁词韵》，对诗词用韵十分娴熟。《笠翁对韵》中的所谓出韵用字，在《笠翁诗韵》中，均归属在古已公认的韵部，并不误。这也间接证明“未能细查”说站不住脚。
对《笠翁对韵》出韵现象的合理解释应该是：
其一，李渔是在有意识地选择邻韵通押。在对文中，以一个韵部用字为主，若没有合适的韵字，则选用邻韵的用字，以求文意的准确表达，不至于因韵害义。据此说，李渔出韵有因，是有意为之，而不是失查。李渔之所以选择邻韵通押，说明东韵与冬韵、支韵与微韵、鱼韵与虞韵、佳韵与灰韵、寒韵与删韵、肴韵与豪韵等几个韵部，从当时的实际读音看，已经没有差别，可以视为同一韵部。李渔在编写《笠翁诗韵》、特别是《笠翁词韵》的时候，已经注意到当时的语音实际，在韵部划分上别有系统。李渔能够根据古今语音的变化，不泥古音，而从今音，以求音韵和谐悦耳。这种做法在《笠翁对韵》中也得到贯彻，可见他的主张是一贯的。
其二，《笠翁对韵》不是近体诗，它是用韵语形式写成的蒙学读物，不能完全用近体诗的用韵来要求它。即使是近体诗，首句也可以用邻韵。邻韵通押，古已有之。据王力考察，盛唐以前，首句用邻韵的甚少，中晚唐渐多，成为一种风气。宋诗首句用邻韵似乎是有意的，几乎可说是一种时髦，越来越多。[3]（P53）从王力所统计的首句入韵情况看，有东、冬同用，支、微同用，鱼、虞同用，齐、支同用，佳、灰同用，删、寒同用，萧、豪同用等，这些在《笠翁对韵》中大多有用例。《笠翁对韵》的所谓“出韵”，除1例非邻韵外，其它均为邻韵，反映了李渔所处时代的实际语音状况。对书中非本韵部的字，在教学中只需交待清楚，在蒙童具体作诗时，将其用在首句即可。
其三，《笠翁对韵》是声律启蒙读物，目的是通过韵语的形式教童蒙掌握平仄、对仗，学习吟诗作对（从前叫做属对）。张志公说：“属对是一种实际的语音、语汇的训练和语法训练，同时包含修辞训练和逻辑训练的因素。”[4]（P88）用韵与语音有关，但《笠翁对韵》语音训练的关注点是正音和辨别平上去入四声，不在用韵。因此，出韵算不得大毛病。
附带说个问题，有的学者因为《笠翁对韵》在对仗、用典、用韵方面存在一些失误，就否定它是李渔写的，而是托名之作。如《笠翁对韵》的对仗中有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相对的，犯了忌讳，像“二冬·其三”中的“意懒对心慵”“浪蝶对狂蜂”等；又如“一先·其一”中的“山涛骑马”句，将山简（山涛之子）的事误为山涛。《笠翁对韵》还存在一些出韵现象。首先，关于对仗中有用同义词或近义词两两相对的“问题”。在一组对句中，出句和对句完全同义或基本同义，称为合掌，是诗家大忌。但是，《笠翁对韵》是教蒙童对对子的蒙学读物，对对子就没有那么严格，因为对对子有时为了能对得工整好看，允许合掌的存在。再如，关于出韵的现象。《笠翁对韵》是依照平水韵编排的，平水韵用于诗韵是不允许出韵的。但是，《笠翁对韵》中的出韵现象，多为邻韵，这些“出”的韵，因为是邻韵，用于诗的首句是可以的。所以，“出韵”也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从另一个角度看，仅仅根据书中存在的某些错误，就否定它的作者，这个思维逻辑经不起推敲；尽管李渔是著名的学者和戏曲家，他的著作也不可能完美无缺；而且也没有任何文献能够证明李渔不是《笠翁对韵》的作者。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几篇好文章，能写一两本流传后世的著作，就很不错了，何况李渔的《笠翁十种曲》《闲情偶寄》已经堪称不朽，我们就不必苛求他的其它著作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了。
《笠翁对韵》是在李渔去世后刊刻的。米东居士的序作于道光己酉年，即公元1849年，故此书当刊于本年或其后。为什么李渔生前此书没有问世，我们不得而知，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一，它是李渔的不经意之作，不成熟，尚需加工；二，它是李渔匆忙之间操作的“急就章”，没有仔细打磨，还很粗糙；三，李渔去世时，此书还没有完稿；四，与它之前的《训蒙骈句》《声律启蒙》相比，体例因循，没有创新，不值得示人。以上四点原因，只是猜测，没有文献根据，但也不是随意妄想，当有一定道理。这些可能是书中存在舛误的原因。另外，《笠翁对韵》在传抄、印刷过程中，也会误写、误植，也会被随意改动，都可能带来错误。这样说并不是为尊者讳，而是可能存在的客观事实。
参考文献：
[1]郭芹纳，吴秋本.《笠翁对韵》中的出韵现象[J].中国训诂学
报，2009，（1）.
[2]王力.诗词格律概要 诗词格律十讲（修订第3版）[M].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3]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篇8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篇9
关键词： 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史实考证；寓考证于注释；诗歌注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128-07
冯应榴（1740一1800），字诒曾，号星实，晚号踵息居士，浙江桐乡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官至鸿胪寺卿。著有《苏文忠公诗合注》（以下简称“《合注》”）、《学语稿》等。《合注》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最早刻本为乾隆六十年（1795）的踵息斋刻本，后有冯应榴之孙宝圻的同治七年（1870）重刻本。《合注》为五十卷编年本，汇集了冯应榴能看到的苏诗历代旧注，其中包括：（1）宋刊五家《集注东坡先生诗后集》；（2）题名王十朋所编《集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类注本”）；（3）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以下简称“施顾注本”）；（4）邵长蘅、李必恒、冯景删补施顾注本而成的《施注苏诗》；（5）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以下简称“查注本”）；（6）翁方纲的《苏诗补注》，最后加上冯应榴自己的补注，称为“榴案”。
《合注》以精于文献考订与史实考证而受到历代研究者的好评。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指出：“窃谓王本长于征引故实，施本长于臧否人伦，查本详于考证地理，先生则汇三家之长，而于古典之沿讹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补之，舆图之名同实异者核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标举姓氏，其虚怀集益又如此。若夫编年卷第一遵查本，其编次失当者随条辨正而不易其旧，则先生之慎也。……是书出而读苏诗者可以得所折衷矣。”[1]2636吴锡麒则认为：“人皆称其诠释之学精，余独叹其兼总之功大。” [1]2638本文拟重点探讨在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学风的影响下，《合注》对“以史证诗”方法拓展升华而成的“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
一、《苏文忠公诗合注》的注释学背景
清代学术的根本是重视实证，反对宋明理学一昧用“心解”的方法追求“义理”。清代学术的核心是古典的考证学，无论经、史、子、集，清代学者一律先视作历史文献，治学基础包括： 1、文献学：版本、校勘、辑佚、辨伪；2、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 3、历史学：名物、地理、职官、典制、史实等的考证。
在这种学术背景之下，清代诗歌注释者普遍认为，前代诗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作品，而且是一种历史文献，甚至首先将前代诗歌看作历史文献，其次才兼及文学作品的属性。对于清代诗歌注释者来说，理解诗歌的意义，不能单纯依靠“以意逆志”式的“心解”，最先应该考虑的是突破注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历史隔阂，知其人而论其世，才能接近作者的本意。于是，清代诗歌注释者将重点放在“知人论世”方面，解释诗意普遍采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务求以史实为根据。这种解释思路，在清初康熙年间就已经深入人心。例如，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认为：“爰是校理旧文，芟柞浮蔓。搜遗补逸，不欲为空谬之谈，亦不敢为深文之说，总期无失作者本来之旨而已。”[2]赵殿成认为解释诗意必须以史料为凭据，并且对诗歌的意旨不敢挖掘太深，以免胶柱鼓瑟，甚至于求深反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注自序》亦云：“学者不察其本末，以才人浪子目义山，即爱其诗者，亦不过以为帷房暱媒之词而已，此不能论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时事，推求至隐，因笺成而发之。”[3]对李商隐诗这类托意深远的作品，要推求其意旨，更强调以史实为依据。此外，钱谦益的《钱注杜诗》等注释作品也普遍使用了“以史证诗”方法以考释时事。
因此，诗歌中凡是具有历史考证意义的各种因素，包括诗歌编年、人物生平、历史事件、地理、职官、典制、名物、风俗在内，成为注释工作花费精力最多的环节。这类因素，清代诗歌注释者一般统称为“时事”，如《读杜心解》的作者浦起龙指出：“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语，曰时事。”[4]所谓“古事”与“古语”，一指前代书籍中的故事，一指前人诗文作品中的语词，合起来就是诗歌研究者常说的“典故”。而“时事”则是相对于作者而言的，指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与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
在这种学术思维的影响下，康熙年间的苏诗注释者查慎行，尽管本人是著名诗人，但其补注苏诗，却较少探讨苏诗的文学属性，而将重点放在地理、职官、人物生平与史实的考证方面。
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顶峰。乾嘉诗歌注释者的视野中，前代诗歌的历史文献属性进一步凸显，文学属性进一步弱化。乾嘉学者注诗，往往更加慎言意义，而专注于考证故实。相对于康熙年间的诗歌注释而言，乾嘉的诗歌注释者仍然偏重于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时事，但在方法上进一步考证化，加强了对历史名词与历史事件的考证，形成“以考证为注释”的特点，务求在严密考证的基础上探究作者的原意。如冯应榴之弟冯集梧在《樊川诗注自序》中指出：“自孟子有‘知人论世’及‘以意逆志’之说，而奉以从事者，不无求之过深。夫吾人发言，岂必动关时事？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兹故第诠事实，以相参验，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5]冯集梧甚至不追求对意义的解释，只重视对地理、职官、典制、史实等的考证。
乾嘉时期另一位苏诗注释者沈钦韩长于经、史考证，注诗亦强调考证故实，他在《王荆公诗集注序》中指出：“夫读一代之文章，必晓然于一代之故实，而俯仰揖让于其间，庶几冥契作者之心。”[6]。沈氏所说的“故实”，就是地理、职官、典制等历史名词与各类历史事件。沈氏所著《苏诗查注补正》，在地理、职官、史实等方面作了严谨的考据，纠正了查注的不少错误。
除了时代的学术风气之外，冯应榴的家学渊源对《合注》的注释方法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冯应榴之父冯浩（1719一1801）精于诗文笺注，著有《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其中《玉溪生诗笺注》颇得后代好评，该书在吸取朱鹤龄等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史实、典章制度等作出解释与引证，并能在此基础上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在《玉溪生笺注发凡》中，冯浩认为：“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似凿而非凿也。”[7]冯应榴之弟冯集梧亦尝撰《樊川诗集注》四卷，上文已述，该书注释的重点在于名物、地理、典章、史实，颇为精审。
在上述学术背景的影响下，《合注》将乾嘉时期重考证的学术思维与清代诗歌注释者普遍采用的“以史证诗”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并体现了自身的特点。
《合注》的“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建立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体现了文献学与历史学的交融。冯应榴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旧注进行了全面整理，这是由以下两个因素决定的：（1）乾嘉学风本身就很重视所引用文献的真实可靠性；（2）合注这种体例也决定必须对旧注作全面的整理。于是，冯应榴对各家注文作了适当的位置调整，删除了一些冗注，并重点纠正旧注在引用文献方面的错误，如引书不标书名、引书弄错作者、引文弄错出处、引文与原文不符、引文非所引之书所有等。冯应榴全面地将旧注注文与原书文字加以详细核对，一一改正上述错误，并汇成《苏文忠诗旧注辨订》一卷，附在《合注》之后。总而言之，《合注》的文献考订工作，即使在乾嘉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冯应榴致力于历史考证，在编年、史实、人物、地理、职官等方面对各家旧注进行详尽地补正。
二、《合注》的编年考证
诗集的编年注本，始于宋代。宋代是编年史修撰的鼎盛时期，代表作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代编年史书开启了年谱的编撰，年谱实为微观的个人生活“编年史”。现存最早的年谱，是一批诗人年谱，包括北宋吕大防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与《杜工部诗年谱》。宋代编年体史书还影响了文集的编纂，产生了编年本这一新的文集编排体例。如果说年谱是个人事迹的编年史，那编年文集则是文学作品的编年史。注释者以编年本为底本加以注释，从而形成编年注本，其优点在于能够随作品产生的年代逐篇注释，将作品与注释置于当代史事的背景之下，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寓意。自宋代注家采用编年注以来，这种注释体例就一直为历代注家所喜爱，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注释的主流。
宋代刊行的《东坡集》即为编年，施、顾注本就是在《东坡集》的基础上形成的编年注本。到了清代，苏诗注释者进一步讨论苏诗的编年问题，考证前代编年的错漏。如查慎行认为：“苏诗宜编年固矣，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时地屡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从游，畴能定之。施元之、顾景繁生南渡时，去先生之世未远，排纂尚有舛错。”[1]2723他认为施、顾注本的编年亦存在错误，于是以邵长蘅整理的《施注苏诗》为蓝本，对其编年作了调整。冯应榴首先对苏诗的最初编年者作了考辨。冯云：“今所称《东坡七集》……其《前集》卷首以《辛丑十一月初赴凤翔》诗为冠，而《南行集》中诗皆在《续集》内，则《前》、《后》二集之诗必系先生及子由所编定，其《续集》诸诗皆经删削。是以宋刊施、顾注本亦照《前》、《后》集次序。”[1]1冯应榴指出了《东坡集》的真正编年者应为苏轼本人及苏辙，并进一步对旧注的编年作了严密的考证。
（一）针对类注本的编年考证
王十朋所编类注本，体例虽为分类，但其前身的苏诗集注本皆为编年。上文已述，最早无注的《东坡集》即为编年本，注家一仍其例进行注释，从四注、五注、八注、十注发展为百家注本。王十朋集百家注文之后，诗篇仍按编年排列，后来由著名学者吕祖谦将全书分为七十八类。
类注本的注家中，任居实比较重视探讨编年问题，但也存在一些错误，为冯应榴所纠正。例如《沈谏议召游湖不赴明日得双莲于北山下作一绝持献沈既见和又别作一首因用其韵》：
任居实注：熙宁五年壬子十二月作。
冯注：莲花开于十二月者绝少，况后《和沈留别》诗公自注云：“去时余在试院，而放榜在八月十七日”，则其误尤显然矣。[1]338
任居实断定本诗作于熙宁五年壬子十二月，却没有提出任何根据。冯应榴根据事物的常理，指出莲花开于十二月者极其罕见，对任注先是提出了质疑，后来又提出了佐证：苏轼与沈谏议同时唱和的另一首《和沈留别》诗保存了苏轼的自注，记录作诗时间为八月。两相参证，便可颠覆任居实的结论。
又如《和王晋卿》：
任居实注：元祐四年己巳作。
冯注：先生叙中先云元丰二年贬谪，又云不相闻者七年，则此诗决非元祐四年作矣。原注误。[1]1461
冯应榴根据苏轼此诗的自叙，指出任居实注的错误。《施注苏诗》、查注本皆将此诗编入元祐二年（丁卯）。
（二）针对查注本的编年考证
查慎行的《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亦为编年注本，全书50卷，第1～45卷为编年诗，编年顺序以邵长蘅《施注苏诗》为基础。施顾注宋本流传到清代，已阙十二卷，但全书目录尚存，邵长蘅在补充这十二卷时仍以原目录的编年顺序为准。但查慎行认为《施注苏诗》的编年存在不少的问题，因此根据自已的考证改动了原本的编年。事实上，宋代施顾注本的编年者并非注者，而是苏轼本人与苏辙，施元之与顾禧只不过是利用已编年的《东坡全集》进行笺注而已。此外，施、顾注本不收而见于明人所编《东坡外集》及邵长蘅所编《苏诗续补遗》者，凡是能确定编年的，查慎行亦将其移入编年的各卷之中。查慎行致力于苏诗的重新编年，成就虽高，失误亦多。尤其是施顾注本的编年只根据年份撮其大纲，并没有尽量根据月、日逐首细分，查注则细分年月。冯应榴肯定施注的做法而否定查注，并从以下方面纠正查慎行编年之误。
1.根据地理。例如《入峡》：
查注：《吴船录》：发泥碚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峡。……按《栾城集》，《入峡》诗在《巫山庙》之前，盖误以瞿塘为入峡也，今依《吴船录》附编《渝州》诗后。
冯注：余视学蜀中，自成都水程至夔州，凡过涪、忠诸险地，皆不称峡，至夔府以下方入三峡。《栾城集》编次并不误，查说非也。[1]15
嘉祐四年，苏轼、苏辙兄弟陪侍苏洵由长江水路出川，沿途二人有许多同题诗，《入峡》就是其中一首。关于这组诗，苏辙《栾城集》的编次与苏轼集中是一致的。冯应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栾城集》编次无误，亦即东坡《入峡》诗原编次无误。查慎行没有亲历二苏的行程，仅凭范成大《吴船录》中的记载而误判。
2.根据人际活动常理。例如《次韵子由除日见寄》，查慎行编入头一年即嘉祐六年辛丑卷中。冯注云：“汴京与凤翔相隔，子由于京都除日所寄，则和章必在下年。”[1]103冯应榴的意见无疑是符合事理的。
3.根据东坡的生平活动。例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
查注：此二首施氏原本讹编丙子重九诗后，今改正。
冯注：题曰“欲成”，则尚未成也。新居成于四年二月，此诗编于三年九月之后，甚为惬当，《七集》本亦然，并不讹也，查说非。[1]2091
苏轼贬谪惠州时，在白鹤峰西建造新居，于绍圣四年二月落成。本诗题曰“新居欲成”，则施顾注本原先编在绍圣三年（丙子）九月重阳诗之后，并无太大的问题。查慎行显然持论过苛。
4.根据东坡文。例如《苏州姚氏三瑞堂》：
查注：此诗施氏本讹编密州卷中，今据《外集》改正。
冯注：先生《答水陆通长老书》云：《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是蒙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又云：枣子两罨，不足为报，但此中所有只此耳。玩书语，意似为枣为密州特产，则此诗竟似在密州作。施氏原编不误，王本注转不确，查氏改编亦误也。今姑从之，而附辨于此。[1]541
苏轼的《答水陆通长老书》一文提到了《三瑞堂》一诗的创作已毕，又提到了密州的特产枣子，《三瑞堂》作于熙宁八年密州任上的可能性很大，加上施顾注本原先就编于密州卷中，因此冯应榴倾向于认为查慎行改编到熙宁六年杭州通判任上是错误的。但冯应榴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在缺乏更确凿的材料的前提下，没有轻易地改动查注本的编次，只是将自己的意见附于注文之后，以俟后人补充。
5.根据《乌台诗案》。例如《颍州初别子由二首》：
施、顾注本、查注本二本皆将此诗编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陪欧阳公宴西湖》二诗之前。
冯注：在颍州与子由同访欧阳，陪燕赋诗。则相别在后，不应转编下二首之前。查氏似亦失详细也。况《诗案》云：“后十一月到杭州本任，作《初别子由》诗。”尤为可证。今以相隔不殊，姑仍其旧。[1]249
苏轼与苏辙在颍州拜访欧阳修，根据人际交往的常理，应当先有在欧阳修处陪宴赋诗等活动，然后才有兄弟分别，尤其是《乌台诗案》记录了《初别子由》的作诗时间。《乌台诗案》是苏轼本人在御史台的自供状，可信度高，因此可以冯应榴的结论是有根据的。
6.根据他人的生平事迹。例如《滕达道挽词二首》，施顾注本、查注本编入元祐七年。冯注云：“元发既卒于元祐五年，则先生挽词不应入于七年。”[1]179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九“元祐五年冬十月”条云：“乙卯，新知青州、龙图阁学士、右光禄大夫滕元发卒。”[8]根据滕元发（字达道）的卒年，施顾注本、查注本的编次显然是错误的。
冯应榴尤其着重于查注本编年的几类问题：
1.指出查慎行未辨别东坡原编年的错误。例如《和致仕张郎中春昼》，施顾注本、查注本编入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
冯注：先生于冬至后往湖州，此诗有“东风屈指无多日”句，当是在湖所作。至下首《再寄莘老诗》有“泥中相从岂得久，今我不往行恐迟”句，当是在盐官督役，未至湖以前作。原编似稍失次，查氏并未更正，今亦不另移矣。[1]376
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曾连续被差遣于外，先是十月之后督开运盐河至盐官，十二月运司又差往湖州相度堤岸，与诗中的“东风屈指无多日”正相符。而本诗的下一首《再寄莘老诗》有“泥中相从岂得久，今我不往行恐迟”之句，与苏轼督役之举相符，应作于督开运盐河之时，两首先后次序应互换。查慎行未能辨别出施顾注本编次的错误。
2.指出查不知年代而强分。例如《和陶诗》，冯应榴《苏诗旧注辨订》云：“《和陶诗》除《饮酒二十首》外固皆在岭南作，但年月有难细分者，不如诸本各自为卷之善。”[1]2670《和陶诗》是苏轼晚年的力作，非一时一地之作，很难断定具体的作诗年月，施顾注本将其单独列为二卷，放在全书之末，本来是最谨慎的处理方式。查慎行强行编入某年某月中，查云：“《和陶诗》一百三十六首，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细考之，惟《饮酒》二十章和于扬州官舍，余悉绍圣甲戌后自惠迁儋七年中作也，岁月大略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编年之例。其间亦有未能确指年月者，则慎以意推之，要难迁就他所也。” [1]2728《和陶诗》的大多数诗篇未能确指年月，查慎行“以意推之”，过于武断。
3.本可编年而不入编年。例如《出局偶书》：查本此诗编入卷四十八《补编诗》中。冯注云：“此诗王本所有，在“书事”类，旧王本在“杂赋”类。并据自题年月，应编于元祐戊辰冬卷，查氏不入编年，何也？”[1]2451此诗有苏轼自注，写明了作诗年月，未入编年诗部分，显然是查慎行的遗漏。
三、《合注》的时事考证
苏诗有“以议论为诗”的特点，许多诗篇与时事相关，苏轼在《乞郡劄子》中说过：“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9]甚至可以说苏诗是继杜诗之后的又一部“诗史”。解释苏诗的意旨，“以史证诗”是重要的方法，即考证苏轼及与其和答唱酬之人的相关事迹，并联系当时的重大事件，由此使读者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来理解苏诗。宋代施宿所作的《注东坡先生诗》题下注，就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的人物与事件出发，援引了大量宋代国史、实录、墓志、笔记、诗话、方志、文集中的材料，对与苏轼本人及与之唱酬寄赠之人的生平事迹作了翔实的介绍，展示与苏诗有关的时代背景，在熙宁变法与元祐党争的背景下解释诗意，由此揭示了该诗的写作背景与诗篇的寓意，并且以时事为依据解释相关的句意。这时的“以史证诗”方法，本质上还是“以史释诗”的思路，重在“印证”，即将苏诗的诗题或诗句与时事相互对照、印证，用各种文献材料中的史实解释说明、佐证诗意。查注本沿着这一思路对施宿注作了有力的补充。但仅仅继承是不够的，因为清代注释者离作者苏轼已有六七百年的时间间隔，清人能接触到的各种与宋代相关的史料，在历史的长河中泥沙俱下，必须通过严密的考证，去伪存真。乾嘉时期的“以史证诗”，除了“印证”之外，更强调“考证”。《合注》较之施宿注、查注的突破之处在于，冯应榴以主要的精力对诸家旧注所援引的史料进行严密的考证，纠正其中的不少错误，保证了“以史证诗”方法的有效实施，形成了“寓考证于注释”的方法。
（一）补正解题
在类注本中，赵夔是对题中人物生平最着力的注家，但同时错误也不少，其错误包括弄错人物身份的多个方面，包括姓名、字号、籍贯、世系、官职、卒年、卒地等。题中人物的生平，是理解诗意的重要背景材料。赵夔作为距苏轼不远的宋代注释者，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令人遗憾，幸得冯应榴一一补正。如《京师哭任遵圣》：
赵夔注：遵圣尝为寺丞，卒于京师。
冯注：玩诗中“竟使落穷山，青衫就黄壤。归见累累葬，望哭国西门”等句，当卒于蜀中平泉官舍。尧卿云：“卒于京师”，误也。先生必于京师闻信哭之，故题云然。[1]690
本诗为苏轼悼念亡友任遵圣所作，赵夔未细品诗意，只是望文生义，从而想当然地认为任卒于京师，亦可能误导读者。
查注对人物生平与事件的错误叙述亦复不少。如《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查注：《宋史》：王古，懿敏公素从子靖之子，第进士，历迁户部侍郎……堕党籍，责衡州别驾。独不载北使事。
冯注：《宋史》本传明载“奉使契丹”，即北使也，查氏误甚。[1]1880
在这首送别诗中，“王敏仲北使”是其中的关键字眼，而查注重点指出“独不载北使事”，显然对诗题提出了不正确的质疑。冯应榴指出“《宋史》本传明载‘奉使契丹’”，避免了混淆视听。
除了辨正旧注中的错误之外，冯应榴还补充了旧注中的疏漏，特别是一些历代旧注全都失注之处。冯应榴的补注善于使用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类的编年体史书，当纪传体史书阙载某人的传记时，冯应榴可以从《续通鉴长编》中抽取该人数年的行迹汇合在一处，起传记的作用。例如《送沈逵赴广南》，施顾注、查注都没有注沈逵。
冯注：《续通鉴长编》：熙宁六年十二月，诏新知永嘉县沈逵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九年十一月，诏大理寺丞沈逵改一官，与堂除，论前任信州推官兴置银坑之劳。当即此人也。其战西羌事，无可考。[1]1209
从而交待了沈逵的来龙去脉。
（二）补正句意
1.直陈其事、与史实密切相关的句意。
如《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联翩阅三守”：
查注：子由初到陈州，时张安道留守南都，至熙宁七年，陈述古自杭州移知应天府。其一人无可考。
冯注：《续通鉴长编》：熙宁七年十一月，张方平为宣徽北院使，判应天府。方平辞，乃命与知青州滕甫易任。方平卒不行，归院供职。八年十月，张方平判应天府，是则方平于八年始继滕甫判应天也。至陈述古判应天，年月已见前《和拒霜花》诗注。合计三守中先陈襄，次滕甫，次张方平。查云子由初到陈州，张安平留守南都，非也。至安道于嘉祐中两知应天，其时子由并未相随，与此无涉。[1]902
苏轼此诗作于元丰二年，“联翩阅三守”指的是苏辙在熙宁至元丰年间陈州教授、齐州掌书记、南京判官等任上受应天（南京）知府管辖，前后历三任。查慎行的考证功力显然有所欠缺，只能列出两人，而且其中的张安道还是误入者。冯应榴综合《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数年的相关记载指出，张安道任应天知府是在宋仁宗嘉祐年间，与苏辙并无关系。苏辙所阅“三守”是陈襄（字述古）、滕甫、张方平等三人，从而正确地解释了诗意。
2.与地理、职官相关的句意。
地理、职官、典制一类的历史名词，是注释中的难点。这一类名词，作者在使用时未必有深意，但因为官制历代更易，地理屡朝变迁，后代注者与读者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从而导致误读诗意。
查注本把地理作为重点，但其中错误也不少，为冯应榴指正。例如《南都妙峰亭》“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
查注：杏山，历代地志俱不载，惟《一统志》云：开封府钧州，后改禹州，杏山在城北二十里。《洛阳记》云：仙人刘根尝隐于此。
冯注：查注所引杏山在开封钧州，断非先生诗所指。今考《一统志》：归德府有幸山，在府城南三里。虽据明李嵩诗“最是翠华临驭地，上人今作幸山呼”，似因宋高宗即位于此始得名，而《栾城集》《次韵文务光游南湖》诗自注：湖前小山，曰杏山。考南湖在南都，则必南宋时方改“杏”为“幸”也。先生诗即指此。[1]1256
查注所引杏山在开封，而苏轼诗题中有“南都”，前句又有“商丘”，二者必非同一处。如查注所云，必然干扰读者对诗意的判断。冯应榴不仅指出了查注的错误，还且还考证出南都（即商丘、归德府）确有杏山，后改为“幸山”。
冯应榴亦善于补正旧注中职官典制方面的问题。例如《初到黄州》“尚废官家压酒囊”：
苏轼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
冯注：《文献通考》：文臣料钱，一分见钱，二分折支。陆锡熊曰：自注所云折支者，谓以他物代钱也。退酒袋者，官法酒用余之废袋也。盖宋时俸料，每以他物折抵，退酒袋即折抵之物耳。又榴案：《通考》载杨亿言：半俸三分之内，其二分以他物给之，鬻于市廛，十裁得其三。今先生云检校例折支，并当一分见钱亦不得也。[1]994
苏轼自注所云，尚属简略。冯应榴引用《文献通考》的多处相关记载，详细地解释了折支制度的来龙去脉，对句意作出详尽的拓展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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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青词；诗体青词；骈文；唐诗；唐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2-0015-008
青词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蕴含着多维的研究价值，但历来少受学界关注。经历过长久的冷清，直到近些年有关青词的研究才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张泽洪认“青词是道教神仙信仰的文学化表达”[1]，并着重分析了青词的撰写、投送等科法规定；成娟阳、刘湘兰以杜光庭为中心，指出其斋醮词的创作“对青词进入文学领域及宋代青词创作的大盛具有关键性作用”[2]；张海鸥、张振谦分析了青词的文体形态，并指出其文学性体现在“骈俪对偶的语体，隶事用典的文风，文学化的修辞”[3]等三方面。我们则发现青词与唐诗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对此略陈管见，希望为道教文学、唐诗学等研究作出有益探索，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青词的基本问题
作为研究青词与唐诗关系的基础和起点，有关青词的得名、品格、数量等基本问题尚有再探讨的必要，我们略作分析如下：
（一）得名
宋吕元素《道门定制》卷六曰：
唐天宝四载，敕太清宫行事官：皆具冕服，停祝版改为清词，书于纸上。逮及宋朝真宗皇帝，更以青纸谓之青词。清青之义，各有攸始。”[4]
“清词”是“青词”最主要的别称，“清青之义，各有攸始”，无疑是正确的。天宝二载（743），李唐“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九月……谯郡紫极宫改为太清宫。”[5]天宝四载（745）四月，玄宗敕曰：“自今以后，每太清宫行礼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改为清词于纸上。其告献辞，及所奏乐章，朕当别自修撰。”[6]学者们多将此作为青词最早的得名和出处。但这仅是“清词”一词最早出现之例，并非“青词”。晚唐五代时期，“青词”的说法成为主流，如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有青藤纸朱字，谓之青词。”[7]晚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九“其申告荐之文曰青词”条：“案开元二十九年初置太清宫，有司草仪用祝策以行事。天宝四载四月甲辰，诏以非事生之礼，遂停用祝版而改青词于青纸上，因名之，自此以来为恒式矣。”[8]唐末五代道教学者杜光庭多次提及“青词”，如《广成集》卷四、卷十三，《太上黄斋仪》七次提到“青词”，可以说“青词”的说法压倒“清词”，完全占据上风。（1）宋人则常写为“青辞”，如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一七二专列一卷“青辞”，“青辞”与“青词”同义，只是写法不同。
“清词”源于“太清宫”之“清”，而“青~”则源于“青藤纸”之“青”。后一种说法显然更切合实际，所以成为流行的说法。道教贵青，用青藤纸书写各类文书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南朝道经《赤松子章历》卷二曰：“若治邪病章，用青纸，三官君吏，贵在青色；若疰气鬼病，作系鬼章，朱书青纸。”[9]梁陶弘景《登真隐诀》、唐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均有类似记载。青纸难得而尊贵，具有神奇的力量与功效，以致吞服青纸朱字的符咒文书成为道教修炼术之一，东晋道经《洞真八景玉晨图隐符》即曰：“每至本命日，以朱书青纸服之，雌黄书素带之。”[10]青纸不得随意使用，唐代道医孙思邈即在《千金要方》卷四四中强调“合药勿用青纸”[11]，等等。
对于青色的崇拜，来源于儒道文化的双重影响，查阅《难经》《说文解字》《白虎通》《太平经》等书可知，青为东方之色，为木为肝；朱为南方之色，为日为血。以青代肝，以朱代血，两者相合“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4]《续资治通鉴》卷九十即有“刺臂出血，写青词以祷”[12]的记载。道教用青纸朱字书写奏告文书，以表虔诚与忠心，则“青词”最初当为此类文书的统称，而非别是一体，《全唐诗话》之“青词”指代斋醮乐章《步虚歌》，正为明证。而至太清宫建成，遂将“青词”专指荐献老子的公文，而命之以“清词”，但后者并未通行太久，“青词”之称得到广泛接受。
由此可知，“青词”乃是以青藤纸书写的道教奏告文书在唐代专用于太清宫之后的自然演化形态，并非玄宗个人所创。中唐之后，青词不再专用于太清宫，“清词”之称便逐步停用。
（二）品格
对于青词品格的判断，决定了古人对其持有何种态度。
唐代道教兴盛，斋醮活动代表国家意志，所用青词的格式十分谨严，《翰林学士院旧规》便收录了完整案例作为范式。杜光庭对青词用纸、行数、文风以及各种禁忌都作了详细规定，如：
凡书词之时，当入静室，几案敷净巾，朱笔朱盏，勿用曾经秽之物，口含妙香，闭气书之。不得以口气冲文，写未乖不得落笔及与他人言语，仍不许隔日书下。“臣”字不得在行头，行内不得拆破人姓名，此为书词之格。[13]
凡此种种，皆是为了更好地将醮主的诚心传与神知。此外，中唐以后民间斋醮也大量应用青词。宋代青词更加普及，以致“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科仪奏事于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为青词。”[14]可见唐宋时期，不论道教自身亦或朝野内外，皆因青词的通神能力而对其十分重视。
宋人对“青词”评价不高，多从文学方面考虑，将其排斥在“文章”之外，如欧阳修曰：“今学士所作文书多矣，至于青词斋文，必用老子、浮图之说……然则果可谓之文章者欤？”[15]明代是青词盛极而衰的转折期。一方面，统治者极度迷信青词的通神力量，以致严禁私自创作及使用青词，《大明律》“亵渎神明”条：“亵渎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斋设醮，而拜奏青词表文及祈禳火灾者，同罪，还俗。”[16]另一方面，大臣们为了统治者的喜好而纷纷进献青词，“皆谀妄不典之言”[17]，大大助长了朝廷的崇道行为，这使得朝政荒怠、吏治腐败。同时，明朝嘉靖皇帝及其“青词宰相”的负面形象根深蒂固（2），因此后者借以进身的青词便被认定为媚上邀宠的工具，为人所不齿，如与严嵩共事过的徐阶，在编订《世经堂集》时，将所作“一切青词致语，删削殆尽”。[17]到了清代，青词则遭到了全面否定。朝廷认为青词“非斯文正轨”“尤为不经”“迹涉异端”“尤乖典则”[18]，因此大量删削文人别集中的青词作品。贬抑青词之风弥漫开来，在清代官修图书中多有显露。《四库全书》删削青词自不待言，它如前引李行言吟唱青词之事，各书多以“上频叹美”结尾，惟有清编《全唐诗》卷一百一代之以“时论鄙之”[19]1076，以示不屑。又如《全唐文纪事》卷七八曰：“扬子云之《美新》，贻笑千古，固文人之最甚者。余如退之……放翁……西山《建醮青词》，皆为白圭之玷。”[20]将真德秀的青词作品等同于扬雄阿谀王莽的《剧秦美新》，将创作青词视作文人德行的污点，可见其贬抑之甚。因此可知，由于明代青词宰相的负面影响和清代官方的直接压制，青词最终被划入“怪力乱神”之列，遭到贬抑。
（二）声律
唐诗声律理论在逐步完善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其他文体，最主要的便是骈文。青词作为典范的骈文，在唐代骈文诗化的大潮中，也受到了唐诗声律的影响。
骈文与诗歌的关系宋人业已点明，如王曰：“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31]今人则论述更详，如莫道才总结骈文的诗化特征为：“诗的句式与节奏构成了骈文句子的基本格局；诗化声律规则构成了骈文的音乐美感特性；诗情与境构成了骈文的情韵与意境。”[32]先师余恕诚先生从“对偶、用典、虚字、句法以及绮丽委婉、富于象征暗示、富于情韵等方面”，分析了李商隐诗文间的深刻联系，指出他“以骈文入诗，开辟了又一片新天地”[33]。李商隐之外，王勃、骆宾王、张说等人均兼善诗歌与骈文，学者们对其诗文关系也多有论及。
作为敬献天神的公文，青词必须精心结撰，方能传达醮主的赤诚之心，如杜光庭《醮泸州安乐山词》：“虽申降福之仪，几阙飞霜之韵。”《洋州令公生日拜章词》：“恭陈醮礼，精备章文。”《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文用四六，音律相协”[22]等等，显示出青词对于文采声律的重视。与骈文类似，在唐诗声律的影响下，青词也颇为讲究押韵、平仄相对与黏接。
押韵如杜光庭《晋公太白狼星醮词》：“臣封疆之内，戈甲逾年。野废农蚕，人罹涂炭。念兹冤抑，痛迫肺肝。”“年”与“肝”分属下平声“一先”和上平声“十四寒”，为邻韵，可通押。又如沈亚之《郢州修明真斋词》：
众动既品，随而有名。清浓薄厚，四气之营。乃岐乃陌，拆其混并。众动寿量，道居浓清。覆人为大，启悟为明。拒恶为堑，护善为扃。居恶如何，耻然面黥。居善如何，阳然怀声。道之所宰，尊无与京。
以上各句结尾用字，除“扃”属下平声“九青”之外，均属下平声“八庚”，符合唐诗押韵要求。
除押韵外，青词多于节奏停顿处（四言之二四字，六言之三六字等）讲究平仄相对，如前所引“众动寿量，道居浓清。覆人为大，启悟为明”，其关键字平仄相对，为“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又如封敖《祈雨青词》“将展敬于精诚，俟降灵于Q霈”，其关键字平仄为“仄平，平仄”。平仄相对使得句子玲珑错落，精巧别致。
与“对”相似，“黏”在青词中也多有运用，如白居易《季冬荐献太清宫青词》：“虔奉祯祥，伏深o惕。今时惟元律，节及季冬。仰荐明诚，敬率恒典。”上联末字与下联首句末字的平仄相同，为“仄。仄，平。平”。又如杜光庭《宣醮鹤鸣枯柏再生醮词》：“果闻祥异，显此福庭。垂至阳生化之功，变枯柏凋摧之质。柔条迥茂，洒瑞露以飘香；密叶重荣，动晴风而袅翠。”其黏接情况为“平。平，仄。仄，平。平”，如此黏接，增强了联与联之间的整体感，使文章音韵圆融，通透流畅。
由上可见，唐诗声律影响了青词的押韵、平仄相对与黏接等方面，使其诗化特征更为明显，音乐美感大为增强。
（三）情感
“诗言志”是先秦至汉末时期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基本认识，陆机提出“诗缘情”之后，两者便合力作用于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影响甚巨。而唐人的文学观念则更为重情，如唐初孔颖达便以情释志，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34]这对唐代文学观念影响很大。而唐诗重情的特质更被反复论及，如元戴良曰：“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35]明潘之恒曰：“诗以情至，惟性是近。凡述志陈辞，非至性所安，未有能定其情者，征之唐诗，庶几得性情之正。”[36]唐诗重情的气质深刻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其他文体，青词也在其中。
青词本为奏告天神的祝文，尤重表达仰赖神明的至诚之心，不应过分表露其他私人感情，有学者即批评青词“恭敬之心有余，而个人情感表达不足”[37]。然而，“斋醮自始及终，皆备词关申，是高功措辞者。独青词乃斋主之情旨。”[38]青词因而又有“心词”之称，蕴含着深沉真挚的个人情感：亲情，如杜光庭《黄齐为二亡男助黄斋词》：“才逾一月，继丧二男。憔悴中年，寂寥孤影。痛蒸尝之时绝，念冥漠以何依。惧彼营魂，尚为拘滞。伏思迁拔，唯仗焚修。”月余光景，二子相继而亡，醮主憔悴凄苦，痛断肝肠，惟有行黄斋以安其魂魄，读来令人动容；自我，如杜光庭《众修三元醮词》：“迹处人寰，身拘俗网。沉浮声利，流浪死生。未穷超拔之源，徒慕清虚之旨。”《马尚书南斗醮词》：“罪网牢笼，莫有奋飞之路；情关固闭，曾无开拓之门。”《温江县招贤观众斋词》：“尚拘世网，未脱樊笼。”多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和难以超脱俗世的困惑；为公，如杜光庭《皇太子青城山修斋词》：“翼翼小心，宏朽索薄冰之惧；朝乾夕惕，有栉风沐雨之劳。”《莫庭V青城山本命醮词》：“唯夙夜在公，敢忘虔恪，而吉凶难测，倍切兢忧。”分别使用《尚书》《庄子》《周易》《诗经》的典故，恰切地表达了忧劳于公务的勤勉之情；为民，如杜光庭《五星醮词》：“兵锋凌暴，士庶流移。千里疮痍，一方残毒。念兹忧痛，实切肺肝。”《川主醮九曜词》：“区封既广，统制所难。常虑非才，有负殊寄。夙夜忧惧，不敢遑安。”《宣再往青城安复真灵醮词》：“祷祈盖切于生民，注念非关于秘祝”等等，均与子美“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的情感基质相同，读之令人不觉为作者怜悯生灵、胸怀天下之心感动。
先师余恕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唐诗作为……在唐代最受重视、高度繁荣的文体，既主动吸收其他文体之经验，更凭借其‘强势’地位，散发着光热，影响着其他文体。”[39]唐诗从内容、声律、情感等方面，促进了青词的诗化，使其呈现出描写生动、声韵婉转、感情深挚等特点，故卿希泰将青词界定为“道教仪式中的诗体祝文。”[40]除文学性和艺术性大大增强之外，青词的诗化丰富了道教文学的内容，增加了宗教文学的价值。
三、青词对唐诗的反作用
青词对唐诗具有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内容、形式及化用等三方面。具体来说，即是青词成为唐诗的描写内容、诗体青词出现以及青词创作中大量化用唐诗。
（一）内容
道教是唐代国教，道教斋醮活动属于国家层次，所用青词皆提前命翰林学士撰写，然后宣读、焚化，隆重而庄严。斋醮既为国之重典，官员文人有幸参与，无不引以为荣，斋醮活动自然成为唐诗的描写内容，除了众多郊庙歌辞之外，张说、韦应物、王建、许浑、卢仝、李商隐、皮陆、齐己等诗人也存有相关作品，皆典雅庄重，肃穆恭敬。宣读青词是斋醮的重要环节，青词自然也成为唐诗的描写内容之一，如韩愈《奉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陈诚上李相公十六韵》：“紫极观忘倦，青词奏不哗。”《唐会要》卷三三曰：“太清宫荐献大圣祖元元皇帝，奏混成紫极之舞。”[41]紫极舞为荐献老子的专用乐舞，令人观之忘倦，而宣读青词时，众人皆凝神敬听，不敢喧哗。两者合用，可见歌舞以娱神，青词以陈信之意。又如刘禹锡《同白二十二赠王山人》：“飞章上达三清路，受平交五岳神。”李郢《紫极宫上元斋次呈诸道流》：“碧简朝天章奏频，清宫仿佛降灵真。”“飞章”“碧简”亦指青词。
随着道教的兴盛及斋醮活动的频繁举行，青词受到了李唐王朝的极大重视，青词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青词骈俪华美、典重雅致的特点也得到文人士子的广泛认可，在某些语境中，已将“青词”作为“诗文”的美称，如陆龟蒙《奉和袭美寄题罗浮轩辕先生所居》：“鼎成仙驭入崆峒，百世犹传至道风。暂应青词为穴凤，却思丹徼伴冥鸿。”“青词”的出现，与“鼎”“崆峒”“冥鸿”等均与轩辕先生的道士身分相符，而“暂应青词”却为“奉和袭美”之意。又如皮日休《奉和鲁望病中秋怀次韵》：“静里改诗空凭几，寒中注易不开帘。清词一一侵真宰，甘取穷愁不用占。”陆龟蒙原诗末句“重凭詹尹拂龟占”用詹尹善占之典，而“侵真宰”乃是青~的基本功能，皆有通神之意，而此“清词”却被用来指代“静改”之诗与“注易”之文。两例对照，在皮陆相互推重之情外，既可看出“青词”的宗教底色，又可看出“青词”作为诗文典范在文人间的认可程度。
青词除了骈俪典雅的文学性备受推崇之外，其“重情”特质也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李商隐《碧城三首・其三》：“检与神方教驻景，收将凤纸写相思。”其注引《天中记》曰：“唐时将相官诰用金凤纸写之，而道家青词亦用之也。”[42]《长生殿・第四十六出・觅魂》载明皇欲招太真之魂时，即有“御笔青词写凤笺”[43]的唱词。与青藤纸相同，金凤纸亦为书写青词的上等材料，而更表尊贵。《碧城三首》虽众解纷纭，但其为女道士而作是毫无疑问的。这组诗首先描绘了女道士的修炼场所和其人之美，然后回忆了往日恣情欢会之状，最后倾吐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将相官诰”自然无法“写相思”，因而“凤纸写相思”便是义山借用青词重情至真的特点来强调自己隐曲幽微而又热烈赤诚的相思之情。
青词作为重要的斋醮公文之一，在道教鼎盛的唐代受到了朝野内外的极大重视，很自然地成为唐诗的描写内容，其典雅骈俪的特点得到广泛认可，其重情至真的特质也深入人心。这些均在唐诗中有一定反映。
（二）形式
诗体青词又称青词诗，自从产生之时就已被编入诗集，如李贺《昌谷集》之《绿章封事》及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二百二十首“九州生气恃风雷”等。但“诗体青词”“青词诗”的提法却出现较晚，1994年张泽洪论前者：“中唐诗人李贺，曾为吴道士夜醮作一诗体青词，题为《绿章封事》。”[44]1999年周高德论后者：“这就是清代龚自珍四十八岁时……所写下的一道诗体青词。”[45]其后论述最详者为任宗权道长，其《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列专章讨论“道教青词文化”，认为：“青词诗是由早期的祭歌受天道思想影响转变为游仙诗，由游仙诗进入道教斋醮活动中而再生的道教斋醮诗体。”[46]任道长指出游仙诗与青词的密切联系，我们非常认同，但其对青词诗的定义似乎稍显宽泛。我们认为，应以青词的标准格式来确定诗体青词的定义。
据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及现存青词可知，完整青词以“启圣”起首，包括斋醮时间、醮主姓名、神o尊号等要素；“伏以”“臣闻”之后为“陈情”部分，包括斋醮的缘由、悔过、祈福、盟誓等要素；尾致“谨词”，以表谦敬。元初陈绎曾将其简述为：“青词，方士忏过之辞，一吁天，二忏过，三祈祷。”[47]如此，则诗体青词即是以诗歌形式呈现以上所有或部分内容的青词。李贺所启之圣为“元父”，所祈之事为“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龚自珍所启之圣为“天公”，所祈之事为“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48]作为结束语的“谨词”已被省略。李贺之外，唐代还有一些诗体青词，如李W《醮词》：
犬咬天关闭，彩童呼仙吏。一封红篆书，为奏尘寰事。八极鳌柱倾，四溟龙鬣沸。长庚冷有芒，文曲淡无气。乌轮不再中，黄沙瘗腥鬼。请帝命真官，临云启金匮。方与清华宫，重正紫极位。旷古雨露恩，安得惜沾施。生人血欲尽，搀抢无饱意。
公元888年昭宗即位，罗弘信、朱全忠、李克用等节度使兴兵作乱，荼毒生民，朝廷无力平定，只得通过斋醮求助于“玄元圣祖”，诗中所奏之“尘寰事”盖指此焉。当此搀抢无饱、生人欲尽之际，惟求“天帝”不惜雨露之恩，重正紫极之位。作者更以“醮词”为题，是当之无愧的诗体青词。
翻检《全唐诗》，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作品，虽然未必尽如李贺、李W之作一样明显，但仍可划归诗体青词之列，如张九龄《奉和圣制谒玄元皇帝庙斋》：“紫气尚蓊郁，玄元如在焉。”王翰《龙兴观金建醮》：“中有群仙兮乘白云，陈金荐璧兮。”顾云《华清词》：“丹砂黄金世可度，愿启一言告仙翁”，等等。在唐代大量的《郊庙歌辞》中，诗体青词更以组诗的面貌出现，将“启圣”“陈情”“谨词”等要素分解入“迎神”“奠币登歌”“迎俎酌献”“亚献终献”“送神”等环节中。此外，唐帝因斋醮而作的诗作及臣属奉和之作，大多具备了青词的基本要素。又如诗人在谒老君庙、王子晋庙，或借宿道教宫观，甚至读《道德经》时，均有大量类似诗歌创作。
作为道教影响文学的典型，诗体青词在唐诗中占据一定比例，既包含道教义理，又富于文学美感，应当获得更多关注。
（三）化用
青词“每依郭璞诗中，精调玉石”“诸式之作，其文字法则效《滕王阁序》四、六章句”[49]，可见其借鉴优秀文学作品的自觉性。对此，宋人早已论及，如王《野客丛书》卷十论唯室先生陈长方青词曰：
唯室先生追荐弟青词，有曰：“气分父母，孰知兄弟之亲；痛切肺肝，无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为切当于理。仆观白乐天《祭弟文》，有曰：“亲莫爱于弟兄，别莫痛于死生。”唯室此言，盖乐天意耳。[50]
具体到本文所论，作为唐代最受重视、高度繁荣的文体，唐诗在唐代便已经成为其他文体的取法对象，青词也不例外。青词对于唐诗的学习，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化用。现存唐代青词化用予樘迫耸句可谓随处可见，李绅《肥河维舟阻冻祗待敕命》：“食蘖苦心甘处困，饮冰持操敢辞寒。”杜光庭《莫庭V青城甲申本命周天醮词》则曰：“食蘖苦心，饮冰洁己。功应无补，过必彰闻”。李益《过马嵬二首・其二》：“唯留坡畔弯环月，时送残辉入夜台。”杜光庭《黄齐为二亡男助黄斋词》则曰：“秋月凝坛，想照夜台之下”。薛能《杨柳枝十首・其一》：“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杜光庭《宣醮鹤鸣枯柏再生醮词》则曰：“柔条迥茂，洒瑞露以飘香；密叶重荣，动晴风而袅翠”。李中《捧宣头许归侍养》：“蝼蚁至微宁足数，未知何处答穹F。”杜光庭《谢恩北斗醮词》则曰：“蝼蚁力微，乾坤恩重。用伸醮酌，仰报生成”。严休复《唐昌观玉蕊花折有仙人游怅然成二绝・其一》：“终日斋心祷玉宸，魂销目断未逢真。”杜光庭《越国夫人为都统宗侃令公还愿谢恩醮词》则曰：“瞻褒沔以魂驰，望山川而目断。”等等。宋代青词化用唐诗也十分常见，如“王《皇后生辰道场青词》借用佛教用语‘青莲趺坐’，就是予橥跷《河南严尹第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句‘青眼慕青莲……趺坐檐前日’……南宋舒邦佐《斋醮青词》‘江上数峰，方乞灵于湘瑟’……予榍起《省试湘灵鼓瑟》‘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3]。等等。
青词化用予樘剖，除了直接增加自身的文采之外，还显示出作者对唐人诗句熟稔于心，这对唐诗的传播、接受及其经典化进程的完成，均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属于唐诗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小 结
唐诗在唐代具有无可匹敌的“强势”地位，从内容、声律、情感等方面促进了青词的诗化，使其呈现出描写生动、声韵婉转、感情深挚等特点。而青词凭借斋醮的举行和朝廷的重视，也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认可，成为唐诗的描写内容之一，并促使诗体青词这一特殊形式的唐诗出现，在其实际创作过程中更是通过化用予榈仁侄挝收了唐诗的优长。唐诗对青词诗化的促成，不仅体现出唐诗强大的影响力，还表现出青词提高自身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自觉追求；青词对唐诗的反作用，不仅是道教影响文学的典型案例，还在客观上宣传、普及了唐诗，承认并确立了唐诗的经典地位。研究青词与唐诗的互动关系，不仅挖掘了宗教文学的巨大价值，也丰富了唐诗学的研究范畴，但因涉及了宗教学、文学、诗学等诸多范畴，较为复杂，本文只是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注释：
（1）也有材料说明“青词”的出现比“清词”更早：宋人尤袤《全唐诗话》“李行言”条曰：“景龙中，中宗引近臣宴集……（李）行言……能唱《步虚歌》。帝七月七日御两仪殿会宴，帝命为之。行言于御前长跪，作三洞道士青词歌曲，貌伟声畅，上频叹美。”《全唐诗话》多因袭《唐诗纪事》，两者此处仅有若干文词差异，后者作“行言于御前长跪，作三洞道士音词，歌数曲”。《天中记》《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全唐诗》与后者相同，《佩文韵府》《月令粹编》作“清词歌曲”，任半塘引《全唐诗话》作“青辞歌曲”。“音”“青”二字，形近而误，“三洞道士音词”语意不通，当以“青”为是。中宗崩于710年，则“青词”至少早于“清词”30余年就已出F。按：此可备一说，证据尚不充分。
（2）明嘉靖帝中年以后尊崇道教，幻想得道成仙，词臣顾鼎臣、李春芳及夏言、严嵩等辅相，竞献“青词”，时论鄙之，号“青词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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