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自然启示的资料范文
时间：2023-03-24 14:30:2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大自然启示的资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活教育；启示；意义；科学教育
一、引言
“活教育”思想是陈鹤琴教育思想的核心，它充分体现了陈鹤琴立足国情、放眼世界的中国化新教育创造精神。而“活教育”课程理论是“活教育”思想的核心理论，它不仅是我国幼儿园课程中国化、科学化的宝贵遗产，而且对于今天中国的幼儿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影响深远。他提出以大自然大社会为我们的活教材，在幼儿科学教育中有许多应用，笔者在实习中对此很有兴趣，因此笔者选择“活教育思想对幼儿科学教育的启示”作为本次研究内容。
通过对陈鹤琴“活教育”课程理论的研究分析，借鉴陈鹤琴“活教育”课程理论，促使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幼儿园科学教育该如何实施，为当今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解决当前幼儿园科学教育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一些思路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概念界定
“活教育”，是由陈鹤琴先生一手创立的，其灵魂是“活”，核心是“做”。他反对没有人性的、死读书的死教育，所以他提出了“活教育”理论，希望改善当代的教育现状，这种全新的教育观对旧教育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它是陈鹤琴从事学前教育多年的经验和总结，理论基础也很深厚，对我国幼儿教育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幼儿科学教育”， 所谓幼儿科学教育其实就是指在孩子还是幼儿的时候对其进行的科学的教育，要注意的是这个词的关键点是幼儿而不是其他的人群所以必须是幼儿能接受的方式，而科学呢只的是要用正确的方式，而且要做到循序渐进。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当前,关于国内对于科学教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继而，也出现了不少理论。
1、关于活教育对幼儿科学教育的启示
陈鹤琴活教育理论中的课程论对于我们幼儿科学教育方面，有着很深的教育意义，他提出我国幼儿教育的三大目标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在幼儿科学教育中他主张让幼儿自己去做，去实践了解，他在他提出的17条原则中指出：凡是儿童能做的让他自己做，让他自己去接触了解。
2、杜威“儿童中心论”
杜威先生对于旧教育中的科学教育持有批判态度，他指出旧教育对于新时期幼儿教育的不足，不利于幼儿科学有效的成长发展，所以他提出要让幼儿“从做中学”。他认为仅仅让儿童从书本和教师口中获得经验是远远不足的，要让幼儿自己去动手、去操作，这样幼儿获得的经验才能更加深刻。
三、“活教育” 思想的主要内容
“活教育”思想，其核心就是“活”，现当代的教育都是相当的死板，只有活教育才能使幼儿有更好的发展。“活教育”包括：目的论、课程论和方法论和17条教学原则和13条训育原则。它不仅是陈先生长期教育实践总结，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中西文化教育思想融合的产物。
（一）活教育的目的论
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做人？为什么讲做人呢，从古至今，都非常注重做人。这个“做人”的“人”是广义的，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先做好这个中国人。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也要认清社会性质，做一个“现代中国人”。
(二)“活教育”的方法论
即“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活教育”与死教育不同，传统的死教育可以说是“教师讲，学生听”，儿童处于机械的被动接受式学习，得到的知识也是间接的，都是从书本中得知的，是前人的经验总结，这些对于孩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出真知，这样孩子对于他们得到的知识，了解的知识才能够更加透彻，掌握的更加牢固。
(三)“活教育”课程论
即“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传统的“死教育”都是让儿童直接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书本上获取的知识是间接的、死板的，所以应该让儿童去接触大自然大社会，从大自然与大社会中获取知识是活的、直接的。陈鹤琴指出，课程是整体的，连贯的，他反对分科教学，提倡综合的单元式教学，主张游戏式的教学模式，就是把各科与各项活动有机地联系起来。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该研究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1、角色游戏对于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的影响有哪些方面？
2、如何对中班幼儿的角色游戏进行指导？
3、该研究在实践中可以提供那些帮助？
（二）研究方法
1、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观察法具有真实性，通过直接观察来获取资料，不需要其他的中间环节，同时观察法具有及时性，可以及时的捕捉到正在发生的现象。本研究以T园的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观察法在幼儿教师的日常教育行为进行观察。
2、调查法
调查法，是指通过各种途径，间接了解被试心理活动的一种研究方法。调查法能在短时间同时调查很多对象，获取大量资料，并能对资料进行量化处理，经济省时。本研究以Q园的小班群体幼儿为调查对象，通过访谈、问卷点差、面谈等多种途径进行调查。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Q园小（四）班52名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27人，女生25人，探究时长为3个月。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此次研究我发现在幼儿科学教育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在下文中我将对此进行一一分析。
（一）轻视幼儿科学教育，偏重知识教育
通过在与其他同学的谈话调查时我发现，在W同学所实习的F园中，日常教学活动中根本不存在科学教育，对幼儿进行的只是单一的知识教育，甚至是提前渗透了小学教育的内容，这种做法是很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发展的，容易造成幼儿的片面性发展，违背了幼儿全面发展教育。陈鹤琴在活教育的课程论中提出的“五指活动”，意在让幼儿进行全方面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单一的发展。
（二）教师教、幼儿听，缺少实践
笔者在T园实习的经历中发现，幼儿教师上课所采用的形式基本为“教师做、幼儿听”，并不会让幼儿自己去动手操作实践，幼儿所获得的仅仅是单一的口头经验，并不能去亲身体会。“活教育”的方法论中指出要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其核心就是这个“做”字，而该园的幼儿教师并没有让幼儿去“做”，去实践操作，仅仅就是做给幼儿看，甚至是单一的口头传授，幼儿不能够实践操作、亲身体验，获得的经验也是不深刻的。
（三）教育内容的选择不符合幼儿的认知经验
幼儿教师在课程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不符合幼儿的认知经验，所授内容不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幼儿很难理解教育的内容。有时仅仅提供书本给幼儿进行学习，幼儿阶段所识汉字十分稀少，更不要说直接给他们书本供他们学习了。“活教育”课程论中指出“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活教材”，我们应当让幼儿去接触大自然、大社会，让他们在接触的过程中进行学习。
六、“活教育”理论对幼儿科学教育的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笔者针对教师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不偏重单方面的教育，注重全面发展教育
日常教学活动中，不能单方面的进行某一方面的教育，要结合多方面的元素，不能过分偏重知识教育，从而忽视了幼儿的全面发展。课程设计中要多领域渗透，课前认真做好备课工作，做好幼儿的全面发展。将陈鹤琴的“五指活动”灵活的运用到日常教学中。
（二）让幼儿去操作实践
平时教学过程中不能只是简简单单的做给幼儿去看，更不能去单一的口头传授，要多让幼儿去感受，去操作，这样幼儿获得的经验才是直观的，全面的。要让幼儿在“做”中学，在“做”中去获得知识经验，让幼儿去直接感知、实践操作、亲身体验。
（三）教育内容选择恰当
在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上要根据幼儿的兴趣需要、年龄特点来选择，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教育内容，这样更有利于幼儿理解，在教师的授课方面也变得更加简单，不会那么复杂。要将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我们的活教材。
（四）提供合适的活动材料
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活动材料是必须的，活动材料准备不充分会造成幼儿的消极等待现象，授课的效率将大打折扣。同时活动的材料还要符合幼儿的兴趣需要，要让幼儿对它感兴趣，喜欢去做，千万不能让幼儿厌恶。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师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2]朱家雄，国际视野下的学前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陈秀云，陈一飞编，陈鹤琴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4]陈幸军，幼儿教育学 [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5]陈静，陈鹤琴教育思想对幼儿园课程发展的启示[J].北京:早期教育教科研，2011.
篇2
关键词：趣味性；综合性；实效性；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197-02
《语文课程标准》首次提出了“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这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开设，就像平静湖面上的一道涟漪，它如一剂催化剂，使课程发生了质的变化，使教师有了创造的新空间，让孩子们走出了封闭的课堂，在广阔的天地里实践、探索、体验、创造。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呢？
一、挖掘语文教材资源，提高参与的趣味性
轻松愉悦的活动气氛是萌发创造性思维的最佳动力。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只有激发学生活动的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使学生在轻松、活泼的活动中学到知识，发展能力。实验教材开拓了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每一册都安排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有社会调查、办各种小报、诗歌朗诵、演课本剧，故事会、调查访问等。因此，在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设计上，根据语文教材资源和儿童的心理特点，我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有关内容，引导学生积极去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尽量把学生的自主性突出来，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学习的过程，提高他们参与的主动性和趣味性。如第五册的《我的课余生活》实践活动，我要求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课余生活以各种形式进行汇报，学生的兴趣被调动了，有的学生以表格的形式，有的以手抄报的形式，有的以表演的形式，还有的通过图片讲故事的形式，不管是哪种方式，我都充分肯定他们，并鼓励每位同学，只要他们乐于参与，乐在其中就行。
二、整合语文教材资源，突出活动的综合性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将听说读写整合在一起，既为听、说、写创设了生活化的问题情境，提供了有意义的话题，又为学生课外阅读圈定了内容，指明了方向。在综合性学习活动中，我们可以设计一系列小型的实践活动，把听说读写巧妙地融于活动之中。比如第六册第五单元是以“爱”为主题的学习，我们开展“感恩父母”的综合实践活动，设计出这样几个活动：（1）用三天的时间来观察父母的活动情况，并写观察日记。（2）请你当一天的家，亲身感受父母在家庭生活中付出的辛勤劳动。（3）通过采访父母长辈等亲戚朋友，从侧面了解父母对自己付出的爱或父母对长辈付出的爱，并做好记录。（4）对父母说一句问候的话。（5）给父母写一封信，说说心理话。通过以上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就把习作、口语交际整合于综合性学习中，进而促进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
三、依据学生生活实际，重视活动的实效性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他们已有的知识、生活经验，是不容忽视的丰厚资源，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生活实际，设计一些生动有趣、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如第五册《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综合实践活动，要求学生了解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知识知道多少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和孩子们先进行了一次“传统文化知多少”活动。我先把活动的要求通过校园网平台告诉家长，取得家长配合，让孩子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更加深入。接着再进行“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学生带上剪纸、对联等实物以及一些照片和关于传统文化的小资料到学校来，课上，我先请孩子们说说自己了解的传统文化，在孩子们简单介绍后，我再出示关于“年”来历的一段故事视频，然后我告诉孩子们大部分传统文化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或美好的传说，平时要多读、多看、多问，那样，才能真正感受中华传统文化。最后让孩子们运用各种喜爱的方式来介绍自己了解到的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或现场制作，或展示对联，或讲故事……通过同学们的自由展示，加深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活动中我充分肯定学生收集信息的能力，指导学生自己去感知获取知识的途径方法，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介绍喜欢的传统文化小资料。这样学生不仅习得一些生字词，掌握了一些典故，积累了知识，而且学生在收集、整理、交流、展示的过程中学会了探究，学会了合作。同时还实现了课堂与生活的沟通，注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让学生从生活走入课堂，再从课堂了解生活，使活动落到实处，增强活动的实效性。
四、尝试多样学习方式，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篇3
关键词::生态文明:小康社会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39-02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断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探讨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思想,确立了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解答的基础上,其内容博大精深,哲理意蕴深长。
1.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说,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员,人对自然具有根本的依赖性。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1]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实践。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它的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从而也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可能性。但是实践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 “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由此,生态文明理论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
2.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实践的高度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受动性。然而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己从自然界提升出来,又在能动的实践中改造着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仅满足了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并且能同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切的伦理的关系,体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和关心。人类对于环境的能动性表现为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预见与调节的统一。对于自然影响,“从20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对于社会影响,“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3],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在实践上的一致和统一。
3.的生态文明理论揭示了人类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对自然规律是一个由无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由会利用到科学利用的过程。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4]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5]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发展,人反转过来影响自然的手段也增加了。地球的表面、气候、生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他们不仅变更了动植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类必须同自然规律相一致。
二、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人类智慧创造的工具和各种绝对精明的手段,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攫取,在征服、改造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给自然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温室效应、有毒化学药品危害加剧、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不可再生性资源枯竭、野生动物大量灭绝等已成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其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由于人口剧增和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造成森林锐减、草原退化。因大片植被被毁,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风固沙作用,造成了水土流失、沙漠扩大和荒漠化,也以此导致北方许多城市每年春天的沙尘暴天气。
其二,生物多样性减少。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大量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加上人们的滥捕乱杀,物种灭绝速度正在加快。
其三,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我国占了八个,污浊的空气已经使很多居民难以见到晴朗的天空。水污染也非常厉害,大到江河湖海,小到溪流池塘,大多数已不同程度被工业废水、生活垃圾以及农药残留物等污染,造成饮用水紧张,鱼虾难以生存。
其四,人炸、能源短缺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人与环境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生态文明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基本上形成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形势还相当严峻。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以下几个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要进一步认识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意味要彻底摆脱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寻求“在发展中整治生态,在生态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之中去。
启示之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当代的人类要重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思想前提。传统的工业文明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将人对自然的无限、无偿索取视为荣耀,由此而引发了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物欲主义泛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至了征服和被征服的边缘。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仅仅是自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人们必须学会尊重自然、爱惜自然,不再把自然看作可以无止境盘剥的对象,而应与自然重新加盟,建立一种亲善关系。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绝不能为所欲为,无所顾及,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
篇4
一、双向运动的复调：自然的在场与人性的衍化
西部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西部人特有的生存样态与人文情感，而置身于既定环境中的西部作家，当然不可能不在其创作中把这种特殊性加以反映，而这又深层规范着西部作家的文化心理及美学准则。正如研究者所言，“没有哪块地方像这里一样，自然的参与、自然的色彩对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和制约如此直截了当地突现在历史生活的表象和深层”②。西部几乎汇聚了中国内地所有恶：劣的地质地貌与气候条件，大自然对西部人表现得格外吝啬而残忍，资源匮乏，天灾不断，似乎到处是草原的荒凉沙化、大漠的死寂无边、冰川雪山的阴冷森寒、黄土高原的干枯贫瘠，从而给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涂上了一层浓重的魅性色彩。大自然的无时无处不“在场”，对西部人而言，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压迫的力量而存在的，因此，虽然西部人更经常地意识到大自然的存在，却难以感受到某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正是在自然的伟大与人的渺小的巨大反差中，西部人对大自然形成了那种既敬畏又亲和，既谦卑又力图在自然面前证实人的本质力量的矛盾的情感结构。在人与自然的复杂的双向运动中，“人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人必须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发现人，发现自己，并且只有在与自然的不断对话中，西部人才能更好地完成其对自我的追问与确认，而关于这些活动的书写便构成了西部叙事中考察人性变迁的主要参照系之一。有人指出，“本初形态的西部自然为现代人的朦胧灵魂的栖息和对于生命本相的追问保留了可贵的空间，同时也为文学提供了‘美’的生成的资源和环境”⑧。基于这种人与自然既冲突又和谐的复调，西部叙事便极有可能跨越历史的、社会的和美学的羁绊，而跃居当代文学的某种高地。
在邵振国、冯苓植、柏原和王家达等西部乡土作家那里，人与自然的紧张和冲突是生存的常态，对这种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一度形成了他们的叙事母题。主人公的痛苦或快乐、期待或绝望都维系于大自然，这里的大自然却不是冷冰冰的一种客观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物主要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直接参与到人物的命运演变中。柏原的《天桥崾岘》，从表象上看，讲述的是三代女人“被换”的婚姻悲剧，是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性的压制，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因为贫穷，生命中所有的尊严都消失殆尽，人的全部努力只是为了活着，只是为了延续生命，所谓“换”与“被换”也不过是延续生命的常见方式。为什么会如此贫穷?不是乡民们不勤劳，也不是他们不节俭，根本原因是黄土地的贫瘠与严酷，这里十年九旱，自然资源匮乏，大自然在以无声的方式惩罚着黄土地上的每一个生灵，无始无终。冯苓植的笔触有时驰骋于茫茫的内蒙古大草原，他笔下的骆驼、马、牛、羊，沙柳、沙蒿、骆驼刺、芨芨草，野兔、狐狸、老鼠、蜥蜴，都在彰显腾格里沙漠抑或是阿拉善草原的生命景观，但作家不厌其烦地书写这些自然的生命景观却是为了反衬人性之善或人性之恶。张弛的《甲光》、《童子魂》、《汗血马》讲述的是自然神秘而邪恶的力量，以及人的抗争而无果的悲剧。《甲光》中的自然，以瘟疫遍地、猛兽出洞、赤霞千里、战马克勤克厮咬等异常现象暗示着种种战争命定的趋势，但又漠然旁观，无意去挽救悲剧的出场，而人性之恶便成了作家拷问的核心对象。《汗血马》中的自然更是惊险奇特，置身于这种自然的人也处在无限循环的怪圈之中，为了生存，人必须向自然发起挑战，但人难免又都败在严寒、干旱、瘟疫等自然的惩罚面前，自然给人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剧，而又无动于衷地冷眼旁观。
80年代的西部军旅作家，如李本深、唐栋、李镜、李斌奎等也致力于传达人与自然相冲突的主题形态，同样备受文坛关注。他们在这个阶段推出了一批反映西部边陲哨卡生活的作品，这些叙事着重从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中彰显人性的探索。尽管它们起步于“十七年”主流文学的传统，如不时显现出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模式化的痕迹，但因为着眼点在于表述“英雄也是人”的命题，故它们往往将视野投放于西部自然给人造成的复杂感受，诸如因为大自然的迫压而形成的某种苦难、孤独或崇高的审美体验。在主人公同大自然持续不断的搏斗和对“苦难”勇敢的担当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某种崇高的“精神存在”的况味，诚如黑格尔所言，“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因此，军旅作家对西部的冰山、大漠、高原等自然景观的书写就显得意义突出，它们不仅构成了人物活动的特殊背景，而且对于叙事的人性观照与诗意化的审美把握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意义。边防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军人的特殊使命，使主人公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处于大自然的包围之中，无论在巍巍昆仑的群山之巅，还是在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大自然总是使人感到生命的艰辛与苦难，以及人的渺小与孤独。在人与自然的持续冲突中，冰山大漠成了主人公发现和塑造自我的最佳机缘，它们以其严酷性与强制性，持续强化着人的坚韧的意志和进取的品格。杨志军80年代末推出的长篇力作《海昨天退去》，是展现西部人与酷烈的西部自然以及异化的现代社会之1司相冲突的一部有着强烈悲剧色彩的叙事。主人公华老岳是一位极富传奇性的铁汉人物，作为西部军人，他敢于挑战，率领部下向青藏高原的生命绝地进发，他们的任务是穿越西部的五大山系，建成一条通往内地的输油管线。但大自然不仅通过残暴的力量在考验着人们身体机能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且像高高在上的神，在冷酷地注视着这些经历着悲剧的人们的心理负载能力，终于有十多个士兵，因为忍受不了无边的悲剧的威胁，用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悲哀地将生命留在了威严而无声的唐古拉山。也是在大自然的极度暴虐中，人的意志力量的出场才显得如此的动人。西部军人表现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表现出的那些忠贞、韧性和无私，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使大自然的所有、暴虐和残忍都相形见绌，人的本质力量像一轮不可阻挡的旭阳冉冉升腾。在当代文学史上，像《海昨天退去》这样将人与自然的冲突和搏杀书写得如此Ig心动魄的还不多见，其文学史意义尤其体现在将自然的“在场”以角色的身份进行了叙写。回荡在这个叙事文本中的，始终是海明威《老人与海》式的苍凉而悲壮的旋律，是杰克•伦敦《荒野的呼唤》式的高亢而沉雄的音符，它的1司世，给80年代渐趋弱化的文坛送来了气贯长虹的浩荡长风。
二、“绝域产生大美”：心灵的震颤根于对大自然的深层解读
大自然乃是一个既有丰富活力、又有严整秩序和规则的运动着的生命整体，人作为自然的一个构成部分，是存在于自然的整体生命链当中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㈢。大自然的生生不息与人类的关系如此紧密，决定了人不能从自然当中独立出来而存在，更由于大自然将人类也涵养其中，人与自然万物实际具有同构性与同质性。原始宗教神学常常把自然看做是人的同类自有其道理，它们以拟人化的方式来解读自然，认为“万物皆有灵”，其导致的结果是将自然巫魅化与人格化，“自然原来是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东西，充满了各种藏身于树中水下的神明和精灵”。原始宗教神学对人类的童年影响深远，故远古时期的人对自然皆心存敬畏，并虔诚地从大自然的运行中领悟“人的存在”的真知，如伏羲创立的先天八卦，就是对自然万象的概括却无不适应于人事。从自然出发并回到人自身，使古代的诗人不断获得心灵的和谐，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传达的就是人与自然深层的精神交流与情感体验。但当历史进入近现代，人类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对大自然加以“祛魅”，大自然与人类走向了形神分离的道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大自然便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也从“主体一客体”而蜕变为“客体一主体”，这其实是人与自然走向冲突的开始。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人类感觉自己俨然是大自然的主人，不再敬畏大自然，不再顺应自然而生活，也不屑于再怀着谦卑之心从自然的运行中感悟什么，自然之神死了，人的欲望活了，这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而作为作家，离不开对大自然的美学观照，但想从静默的大自然获得有质量的审美感知，就必须将已经“祛魅”的大自然恢复本原的魅性色彩与人格化力量，唤回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心灵的震颤，这也就是“复魅”。海德格尔曾说，“自然在场于人类劳作和民族命运中，在日月星辰和诸神中，但也在岩石、植物和动物中，也在河流和气候中。自然之无所不在‘令人惊叹”～。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在场”的自然，即作家眼中的自然，它既无所不在，更可能激起作家的某种“惊叹”，因为在作家与大自然相遇的那个瞬1司，大自然已经被复魅，恢复了失落的“神性”。
在2O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对自然的神性与魅性的双重观照，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自然文化叙述，这种叙述既是对人与自然冲突的主题形态的延伸或颠覆，也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显示着别样的现代性追求。自然文化是一种富于生命力的世界性文化思潮，其渊源极深，如中国的道家文化，古希腊的犬儒哲学、斯多阿学派，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的哲学与文学，德国19世纪末期尼采的哲学和20世纪初期海德格尔的哲学等，都属于自然文化的范畴。自然文化对文学的深层渗透，使20世纪的中国文学成就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性。从鲁迅的“狂人”到沈从文的“野人”，再到莫言的“土匪”和张承志的“回民”，无不张扬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强力。从创造社作家如郁达夫的欲望言说到新时期女性作家的情感倾诉，又回荡着卢梭式的对自然生命感悟的声音。周作人更是在美文中尽情挥洒道家清静无为的况味，林语堂在晚期的创作中一如周作人，追慕道家文化的底蕴。回视新时期西部文学，无论张贤亮、张承志、杨志军、王家达，也无论扎西达娃、杨争光、雪漠、红柯，尽管都有凸显人与自然冲突的一面，但他们更有复归自然的趋势，而这一趋势的发生，基于西部作家对大自然的深层解读，其典范的美学特征，用一句话来讲，即“绝域产生大美”。
张承志对西部的钟爱，使他能够从常见的自然景观中升华出令人流连忘返的意象，如广袤的草原，无涯的大漠，奔腾不羁的烈马，碧血染就的晚霞，以及雪岭冰峰、黄土梁峁、河流戈壁、静夜荒滩、春阳残月、寒风雪路，但这些自然意象却都能与人的情绪或命运融为一体，从而生成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他笔下的自然更像一个场域，一头连接着俗世，一头连接着神性，却无不弥散着神性的启示与召唤的力量，大自然在尽情展示着神性与魅性。他眼中的自然真切而又神秘，浩大而又具象，他的心是静的，充满了对自然的虔诚与谦卑，他甚至能够从大自然最轻微的声响中听辨出某种灵魂的启示。张承志自然书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的灵感大多来自于自然那些狰狞而严酷的形象，也是在自然的直接参与下，他完成了人生蜕变的仪式，从《黑骏马》到《北方的河》、《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都是这样。他的叙事文本清晰地记录着其“在路上”的情感变迁与心路历程，那让人望而生畏的自然不仅是他放飞心灵、释放情感的场所与对象，更重要的是，自然以其自在自为的方式影响或改变了这个不顾一切闯入它腹地的人，并使其产生人生境界的某种飞跃。红柯的西部书写同样尽情展示着自然的神性与魅性，阅读红柯的小说，总能感觉到作家对自然的复杂感受，其中“敬畏”与“谦卑”是最常见的两种情感样态。在红柯所描述的自然世界里，似乎大自然的一切生命都有了灵性，它们已经超越了物性而成为人的精神价值的构成部分，一只羊、一匹马、一棵树，甚至于一块看似平凡的石头，都拥有一种神秘的使人敬畏的力量。红柯对西部这块大地上人的生命活动尤为关注，他以悲悯的眼光打量着人的艰难而又倔强的生命活动，往往通过展现那种近乎原始、近乎蛮荒的自然意象来升华生命，让生命酣畅并且飞扬，从而实现人的生命的某种超越。但红柯叙事讲述更多的则是自然的神性与魅性的统一，其人物在敬畏自然中生活着，而自然的神秘力量又是一种超越性价值的化身，人物对自然的真诚膜拜，使他_们恢复了自然的感觉，发现了自然的本相，并在自然镜像中看到了人自身真正的生命力量。红柯也是从人的内在生命力与自然的同构关系中，将人的生命本质与自然的原始状态融为一体，从而也就实现了自然哲学与生命哲学的统一。如《树桩》中的那个男人，《莫合烟》中的父亲，都是一种自然化的人，自然性已渗透到了人物的身心内外，而人物身上的社会性与价值观念已大为淡化，人性消融在自然性之中。正因为人物与自然的高度融和，所以，红柯叙事中的人物大多没有名字，只是自然场景中的一种角色，或者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儿子，一个父亲，如此而已，就像那些没有名字的高山、荒原、河流，或森林，人只不过是自然的必要构成。从金色的阿尔泰到神秘的哈那斯湖，从手指间的大河到黄金草原，红柯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给人们展示着雄奇苍凉的西部自然，他深情的目光总是能够发现西部自然的绝俗之美，这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深层次的解读，来自于心灵的震颤。诚如他自己所言，“我曾为新特的自然景观所震撼。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必然产生生命的大气象，绝域产生大美”⑧。
三、寻根的路还在继续：西部生态文学的崛起
西部生态文学的崛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前文所言，西部的苍凉、辽阔和浩大，使西部作家更经常地意识到大自然的存在，这几乎成为他们深层的心理积淀，是地域性地理条件使然；其次，西部作家常常对大自然包含着神性与魅性的双重体验，也许他们对“大自然的报复”体会更多，也更深，这是他们创作生态文学的生活积淀。因此，当生态危机开始出现并无限蔓延，就不能不引起西部作家的高度关注与忧思，而在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成为主流话语的时刻，也最有可能引发西部作家的迅速回应。在某种意义上，这使西部文学与世界前沿『生文学思潮形成了深度的契合与共振，并使西部文学再次跃居当代文学的某种高地。大多数西部作家其实也是乡土作家，从柳青到路遥、实、贾平凹，再到雪漠、红柯、石舒清，他们更多的是乡土言说，也更擅长于乡土言说，对于城市文明，他们保持着天然的心理距离，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像东南沿海地区的作家那样，怀着一种审美的、欣喜的态度观察和书写城市文明的演讲。而乡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文学，这种文学传统深刻影响着西部作家的美学选择，故当文学主潮转向的时刻，西部作家也更容易从文学传统中汲取养料并形成新的文学话语。还应该看到，西部也是宗教文化覆盖较大的地区，如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各类原始宗教，这些宗教文化渗透到了西部人的所有活动之中，而这些宗教大多又包含着深切的生态关怀，仅以伊斯兰教为例，就有禁食规定、对水资源的虔诚等，表现出强烈的生态色彩。既然富于生态关怀的宗教文化深度规范着西部人的衣食住行，西部作家从宗教文化中获取相应的生态话语资源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从上述论证可以看出，西部生态文学的崛起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原因，但无论如何，这种叙事仍然没有僭越“人与自然的冲突”的主题形态，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主题形态的深化。雪漠的《猎原》是一部充满了生态寓言性质的叙事。
篇5
[关键词]《诗经》；生态意识；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02-0054-03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当前针对《诗经》中所体现的浓厚的生态意识和对当代重要的意义研究不多。下文就《诗经》中所体现的我国先民们亲近自然、关爱自然的自然生态意识试作探讨。
一、《诗经》生态意识的产生背景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初始状态
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初始状态并非一开始就处于和谐状态。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自然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着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类对立着”，人类对于大自然有着“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①《诗经》对此也有丰富的描写，《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就是说上古时候洪水茫茫，大禹平治天下四方，说明人类当时对大自然持有对立的态度，反映出人与大自然在初始阶段并非一直处于和谐的状态。
（二）《诗经》生态思想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诗经》时代的周人对自然的本真认识、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的萌芽，都与其所处的西周初到春秋中叶的500年间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条件、文化因素的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诗经》时代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从物质资料非常匮乏、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到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夏商时期，再到农业相对成熟的周代，不管是农具制造、生产技术还是对农业条件的认识都有很大的进步。在《诗经》中，不少诗篇可以说明西周时的耜大致属于金属生产工具。在《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中，“钱”、“铚”、“镈”等都证明在西周时的一些主要农具都是金属制成的；《秦风·驷鐡》“驷鐡孔阜”和《大雅·公刘》中“取砺取锻，止基迺理”，②都提示了周初使用铁器的信息。正是生产工具的改善，促进了西周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周人对与之朝夕相处的土地和自然环境产生了热爱和崇敬的情感，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变得和谐起来。
先秦时期，政权更替，战事不断。《诗经》时代的500年间战事依旧频繁。《诗经》战争诗中，战争给人带来的是背井离乡、骨肉分离的心灵煎熬，尤其是征人对后方家园、父母妻子的牵挂，在《诗经》中刻画得尤为深刻。如《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次，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譻？訛提到了出征作战。战争是残酷的，除了对征人及家人的煎熬外，还给周人的家园、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如《豳风·东山》：“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反映出人们出征之后，家园荒芜，民生凋敝。
硝烟过后，一部分眷恋故乡的百姓选择回故乡重新建立家园，另一部分背井离乡的人们为了生存，迁徙到环境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重新安家，这样势必会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总之，自然环境帮助人们完成建设，让人们能够重新建立了家园，势必会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感激之情。
西周继承了殷商时期人们所信奉的“天命观”以及当时人们对“天”、“神”的认识。由于人们的有些心愿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达到，人们就力图用祭祀的方法取悦他们心目中的人格神。《诗经》中人们对神的崇拜涉及到人们劳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了周时代人们特有的与天、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局面。
二、《诗经》中的自然崇拜
（一）《诗经》时代的生态环境情况
史念海先生说：“当时黄河流域主要是森林地区。这个地区大致从渭河上游及更西的地区开始，一直到下游各地。黄河中游西北部是草原地区。森林中兼有若干草原植被，而草原地区也兼有森林茂盛的山地。”？譼？訛在《诗经》时代，像梅、竹之类的亚热带植物，在北方黄河流域也比较常见。如《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瀌瀌俟俟，或群或友。”描写了空旷的原野和成群的野兽。“发彼小豝，殪此大兕”，提到了大犀牛，它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动物。《诗经》中一些诗篇还提到雄兽、狼、狗、鳊鱼、鲲鱼、马群等动物。而今许多河流都已干涸，大量湖泊已成为平地，不少水洲与岳阜也因水枯或挖掘变为平地，许多物种在黄河流域已不复存在。
（二）知命畏天的思想
《诗经》中自然崇拜的对象是被神化的自然现象、自然力和自然物，如被神化的天、地、日、月、雷、山、水、石、火等。人类文明初期对大自然的崇拜，在《诗经》中最重要的表现是周人对天的崇拜。人们对大自然的这种认识经历了回避天命、畏惧天命、敬重天命、认知天命的过程。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以《诗经》中的《周颂》为例，其《维天之命》中“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不显”是对天命的热情赞美；《我将》中“我将我享，维羊维中，维天其右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是讲世人应该早晚注意敬畏天命，对天虔诚祭祀力图让天帝保佑世人与社稷的安宁。
（三）其他的自然崇拜
在《诗经》中，人们对山的崇拜也有表现。如《周颂·般》：“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描绘的是周人登山而祭的情景，是一首为武王克商之后，巡守而祭河岳之类的乐歌。《周颂·天作》：“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于是彼险僻之岐山，人归者众，而又有平易之道路。子孙当世世保守而不失也。”也是西周最高统治者祭祀岐山的乐歌。
（四）人与自然的和谐
1.《诗经》中的生活资源意识
人离不开自然，自然给人提供了各种能够维持生活的事物。周人的自然崇拜意识，反映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与和谐共处的需求。《诗经》反映了周人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
在漫长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趋于和谐，周人与大自然的事物的接触相当广泛，尤其表现在与人类生产生活有着直接关系的动植物。据清代学者顾栋高《毛诗类释》统计，《诗经》中的动植物种类共有331种，其中鸟43种，兽40种，草37种，木43种，虫37种，鱼16种，谷类24种，蔬菜38种，花果15种，药物11种，马27种，这是较为宽泛的统计。孙作云在排除了“一物多名”或“一名多物”等重复因素后，最终统计是：“《诗经》305篇，共记载动植物252种，其中植物为143种，内含草类85种，木类58种，动物为109种，内含鸟类35种，兽类26种，虫类33种，鱼类15种。”⑤《诗经》中所涉及的动植物名称之丰富、种类之多是目前为止任何一部著作所不能企及的，它为我们研究周朝的生态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价值。如《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这是说天降雨雪，正好有利于五谷生长。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这里咏“芣苢”是因为它是治病的药物。
这些动植物都是与物质的功用相联系的。《诗经》中的诗篇所提及的动物种类也很多，鱼就达14种。《小雅·鱼丽》：“鱼丽于罶，鲿鲨……物其有矣，维其时矣。”诗中出现的鱼有鲿、鲨、鲂、鳢、鰋、鲤等。
然而，在《诗经》中从物质功用角度直接描写自然景物的作品不多，大量都是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表现人们的精神生活、心理活动和感情生活，表现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种高层次的和谐意识。如《小雅·斯干》：“如竹苞矣，如松茂矣。”暗喻了主人的品格高洁；《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扶苏和荷花都是对底层平民百姓的赞扬；《秦风·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都是通过对自然的描写来表现人们的精神生活、心理活动或者生活感情。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觉察到大自然中的万物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如《邶风·匏有苦叶》：“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大雁叫，朝阳升，这一生机勃勃的景象，唤起了人们心中美好的希望；《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风雨交加的景象总是使人产生凄凉之感；《召南·摽有梅》诗中女主人公看到梅上“其实七分”、“其实三分”到“顷筐堲之”，终于发出“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的呐喊。《邶风·凯风》：“晛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由黄鸟婉转的歌声想到母爱的崇高和无私。人们通过这些具体形象的“对应物”来表达微妙的内心世界、细微的心理世界。
2.《诗经》中的环境资源意识
环境资源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其中土地、水、动植物等在古代是最重要的自然环境因素。《诗经》中有大量诗篇涉及到山川河流的描写，体现了周代先民的环境资源意识。
首先，在《诗经》中，江、河、淮、济四条大河曾被诗人无数次咏叹。这种对河流的咏叹正是先民们珍爱、亲和环境资源的生态意识的表现。
关于长江，《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召南·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它们都在咏叹长江之宽广，并且寄情于江河。
关于黄河，《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邶风·新台》：“新台有泚，河水弥弥。”他们往往用一些奇特的夸张来赞叹黄河一望无际。此外，《诗经》还提到淮河和济水。
其次，《诗经》中对山地资源的刻画也不少见。据有关学者统计，就山方面而言，《诗经》中“山”字出现66次，加上与山有关的丘陵、岩、谷、冈等，共有119次之多，其中《国风》46次，《颂》9次。？譾？訛还有很多诗篇反映了山川本身所提供的环境生活资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彼南山，言采其薇。”写到去摘蕨莱叶和巢菜苗。还有很多都描写了山川本身所提供的环境资源。
3.《诗经》中环境资源利用中的生态意识
从周代开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然界的生物资源，反对过度利用或肆意破坏。西周时期颁布的保护水源、森林和动物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今者，死无赦。”在《诗经》中也可体会到先民们在利用资源上关爱自然的情况。如《大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毋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意思是说芦苇丛生长在一块，别让牛羊踩它。《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拓。”“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写的是周太王在岐山大规模地植树造林，足见故人对绿化造林的重视。还有很多都旨在表现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道”的物产养护、生态维护意识。⑦
另外，在《诗经》时代，先民们把良好的生态环境视作国家富饶的标志，他们选择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作为兴邦建国之地，并注意开发和改造自然环境以适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如《大雅·韩奕》：“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反映了先民们一种进步的生态价值观。还有《小雅·黍苗》：“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都体现了人们原始的生态意识。
4.《诗经》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诗经》中部分诗篇也间接描述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从中可以看出，周人已经把自己融于大自然之中，耕种、除草、灭虫、收获等活动，表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诗经》生态思想的当代意义
《诗经》中的生态思想对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具有指导性作用。在我国当前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现状下，针对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核心，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也就是说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我国长期以来的环境问题严重破坏了生态，导致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许多物种业已或濒临灭绝。所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诗经》以特殊的方式记录了周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质朴的理解，却反衬出当代人的浅薄的生态意识。周人很早就意识到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优化、协调发展，并在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和开发建设过程中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诗经》中反映出的生态意识对于我国当下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2页。
②③诸葛山人：《诗经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362页、第231页。
④史念海：《河山集》（二集） ，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52页。
⑤孙作云：《诗经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篇6
历史教学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要更多的着眼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让学生在自身的思考和感悟中,学会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提高人文素质。因此,对教材的再创造成为新课程教学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新课程历史教材的内容涉及面较广而不深入,正是这种“框架式”的教材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首先是内容的选择,对于教材所给的知识点我们可以按不同的教学要求加以取舍,这样有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更便于学生在某些知识点上进行自主探究并有所突破。其次教学内容可以突破教材的限制适度拓宽。学生在历史课上的感悟和收获是建立在对教学内容广泛深入的了解之上的,而初中学生对历史普遍只有一个模糊的、似是而非的印象,需要足够的补充。鼓励学生通过熟悉的现实问题,走近历史、接触历史、了解历史,认识到历史对我们今天、未来的启迪作用,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用历史的眼光观察分析现实生活,增加学习历史的兴趣。
二、开放教学,手脑结合,用现在的心理去品味历史
历史已经过去,不能重演,但我们可以从社会现实中受到启示,找到学习历史的钥匙。在教学中通过师生共同创设熟悉的现实情境走近历史,拉近历史和现实的距离。例如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让学习临摹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展示了学生的临摹作品,谈谈临摹的体会等活动,通过自己动手去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引起审美意义上的共鸣,感悟只有刻苦勤奋、不懈追求,才能成功的道理。从自己的身边事去体会历史,变结论式教学为过程教学,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教学过程中,实现历史教学的现实意义。
另外,在教学中要使课堂变成一个超链接,让课堂成为同学们吸收和释放信息的场所、展示自我的平台。同样在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时,引导同学们关注现代人对书法艺术的看法,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传统书法艺术是否要弘扬?现代社会青少年学习书法有何意义?”的辩论,同学们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张扬个性,展示观点,学会表达。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同伴合作,增加了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培养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教师在辩论中了解了同学们的所思所想,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变学生与教师的单向信息交流为多向交流,引导学生多疑、多思、多问,对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同学,不论正确与否,教师都要学会宽容尊重和欣赏,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挑战权威的勇气。
三、将历史与环保结合起来,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在不断地恶化,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于是呼吁环保,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中国,人口多,长期无限度的砍伐造成植被面积少得可怜,而土地沙化严重,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日提高,那么中国人的环保意识是从今天才开始有的吗?不是,早在战国时期的庄子就提出天人合一、万物共和的生态与环保理念。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意思是说人类改造自然,生产物品要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与自然相协调。那么,同学们再思考一下:人类该怎样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与大自然和谐发展呢?如果我们违背自然规律,又将遭到什么惩罚呢?再举例论证说明,使学生树立善待自然的科学发展观。
篇7
一周的时间转瞬即逝，笔者参与的“四川羌族文化之羌戏的探究”实地考察活动也告一段落。在前往四川之前，为深入了解羌族以及作为其文化经典的羌戏，笔者和其他小组成员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对羌族和羌戏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当笔者和其他组员到达目的地，零距离接触羌族文化之后，才发现之前对它的认知不过是羌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的冰山一角，以下便是此次羌族文化之旅。
一、探访羌族博物馆
在七月到达四川后，为了加深对当下羌戏发展现状与少数民族传统戏曲历史文化的了解，笔者和其他组员着重参观了羌族文化博物馆。羌族博物馆除了有传统文物、民俗实物的展示外，馆内还有一个特点：以声、光、电等科学技术手段来复原羌族人民生产劳作的历史过程和自然景观，用动态的展览方式与参观者进行互动，体验羌族特有的一些文化习俗。博物馆工作人员完美地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互渗透、静态展览与动态演绎相互补充、馆内馆外相互映衬，建成了经济文化繁荣、科技发达和民族团结奋进等多元素融合的良好示范点，工作人员引人入胜的讲解、品种繁多的古羌族民俗实物与生动的音视频展示令人流连忘返。
印象最深刻的就属三楼的羌汉语结合展示区，虽然羌族在历史上没有特有的文字，但羌语、羌戏、羌舞一直融合在羌族人民的生活中，流传至今。三楼文化展区中就有一个羌语和汉字相结合的展示区域，是由地面和天花板上的一块块方砖所构成的。每一块地砖都对应着天花板上的方片，方格上写着“月亮”“妈妈”“太阳”“吉祥如意”等不同的汉语词组。当参观者想要知道“吉祥如意”这个汉语词汇在羌语中是如何发音时，只需将脚踩踏上对应着“吉祥如意”的地砖上，耳边就会听到“纳吉纳鲁”的语音，十分有趣。羌族音乐戏曲专区，除了汉字与图画的展示，博物馆还特地研究出了专门的“羌歌KTV”，博物馆正式开放后，参观者将会看到数个iPad播放器，以便参观者尽情享受各种羌歌，颇具穿透力的羌歌在房间里回荡，余音绕梁。馆内还为参观者提供了一个小巧而精致的广场，供参观者在解说员的解说和介绍下共舞羌族萨朗，更好的地感受现场的氛围。
结束了颇具地方特色的羌族文化博物馆的参观体验，傍晚时分，小组全体成员有幸应邀前往观赏羌戏。身着盛装的羌族人，敲打着羊皮鼓，跳着羌舞，以原生态的歌舞形式，全景展演了当地羌族农作、生活、祭祀等大规模场景，共同祭拜大自然万物之神，祈祷来年吉祥丰收、幸福安康。最后，压轴的羌族花灯戏更是精彩连连，诉说着羌族群众过上新生活的喜悦和对重建新生活的感恩之情，进一步展示了羌族别具魅力的原生态羌文化和丰富的群众文化生活。整场节目编排精妙、不断，在原生态的大自然环境中，笔者和其他组员尽情地享受了一场古羌文化盛宴。
羌族文化探访之旅已告一段落，从羌族文化博物馆到亲临现场体验羌戏，从羌舞到羌族花灯戏，一路上的收获让全体组员受益匪浅，也有所深思。
二、羌戏的发展
在华夏数千年的历史上，羌族人民一直在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增添独特的文化魅力，羌族人民和祖国各族人民携手，为中华的缔造、文化的多元、民族的复兴，作出了非凡的贡献。根据资料，笔者了解到现在的羌族同胞主要居住在四川茂县、汶川、松潘、理县、黑水、北川等地，是古代羌人自黄河上游，即祖国西北部地区，南迁于此的遗裔。他们居住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促使其创作出各种史诗，如创世纪实史诗《木吉珠与斗安珠》《木比塔造天地》和《木比塔造人》；英雄史诗《大禹治水》《羌戈大战》等；各种形式的释比祭祀傩舞，如《席步就》（恃缥瑁《石奎余奎》（赞美颂扬舞）《莫思纳莎》（羊皮鼓舞）等。除此之外，羌族也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的戏曲文化，而且羌戏的历史源远流长，被不少人所熟知。不过，在这些文化硕果的背后，其蕴藏的悠扬韵味和灵魂精髓才更让人心驰神往。
（一）羌戏的分类
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当徘徊在羌族文化浓厚的古镇中时，看到的许多身穿民族传统服饰的羌族同胞，其给人的美感足以与温婉细腻的江南水乡女子相媲美。后来，笔者还找到了一位正哼着羌戏的老艺术家。看着有人走向她，这位老艺术家温和大方地向笔者打招呼，她的眼神与姿态如习习春风般，让人想去亲近、交谈，这大概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给传达者最具独特的艺术气质。笔者向老奶奶询问了一些关于羌族戏曲方面的问题，她温柔地解释道：“从时间长短来说，羌戏分释比戏和羌族花灯戏。羌族花灯戏是人们通过对释比戏的改造和补充得来的。”
（二）羌戏在民间的演变
据传明朝初年，汶、理、茂、北川等县就有了搭彩楼（俗称搭戏台）、扎花灯、演坛戏的习俗。这些地区每年正月十五，各乡县都要集中有名的释比到县衙门外唱坛戏，释比坛戏结束后，由于家家户户火树银花，且有彩坛彩阁，赏灯之人车水马龙，长时间不愿归家安歇，于是那些年纪比较小的释比趁假日空闲之时，利用自家的工具，或手拿五颜六色的花灯灯翩翩起舞，或即兴，或模仿创造一些小品、杂技，这种表演方式慢慢被人民所接纳，从而成为一项不成文的而约定俗成的习俗。原先灯戏开始前，除了要表演传统的庆坛戏外，正规戏曲表演只有舞龙灯、舞狮队，中间有些杂耍表演。而伴随花灯戏的一直进化，演艺情景的二人戏（有点类似于东北的二人转）相继出现，男女各一人或男扮女装，内行语称一丑一旦（民间称之为花鼻子、么妹子），男艺人手持花扇，女艺人手持花帕，都迈万字步，或前或后，或交叉扭腰来回走步，一前一后，一问一答，一唱一和。歌词多为男女传达爱意、祝福许愿之类，因为这种表演形式简短、活跃，民间将它称作“跳花灯”。
随着观众观赏水平的逐渐提升，释比在原来的跳花灯的基础上，开始介绍表演历史人物的故事，参与表演的人也不仅仅限于两人，而是逐渐增加为三五人或七八人不等，还添加了敲锣打鼓班，节目阵容也越来越庞大壮观。羌族的花灯戏，经过智慧的民间艺术家的继承和改良，走过了好几百年的历史长流，当下已拥有了丰富的剧目菜单，比如被人所熟知的《夫妻观灯》《元宵观灯》《鸿雁传书》《上山打柴》《彩莲船》《蓝桥汲水》《孟姜女哭长城》《丁男子招亲》《薛仁贵征东》等。可是现在，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人们愈来愈淡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羌戏无人继承已成了目前最大的问题。
三、探访羌文化所得启示
在返程的路上，笔者和其他组员一直在回味老奶奶的介绍和聆听到的曲目，亲身经历后无不被其悠扬的特色唱腔和得心应手的表演技艺而深深折服。她们演出时专注而又沉醉的神情，彰显着对羌族与羌戏无比深沉的爱，仿佛歌唱着自己敬爱的亲人。这种纯粹真挚的民族精神值得新时代青年学习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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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也有助于完善生态文化体系。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维相一致的思想颖拉，认真挖掘佛家思想中蕴含着的生态伦理观念，对于丰富生态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要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要扩大对生态文化的宣传;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念。
佛教起源于古天竺，进人中土并获得发展大约是在公元1世纪。随后在中国获得巨大发展，并与中国的玄学融合，因此形成了佛学的中国化。中国佛教作为世界著名宗教之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佛家的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虽带有朴素的直观性质，但却彰显了人类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不断在人类道德演进过程中被认同，进而铸就了人类生态伦理的智慧。
一、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概述
(一)万物一体的生态和谐观
佛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张“万物一体”，即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生命与环境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佛家认为，生命主体和生存环境作为同一整体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因果联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离开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通融”。佛家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心与世界的关系，即“一心二门”。“一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本，是世间的物质和精神等一切现象的本质，也是众生本来具有佛性的依据，这一表述带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前者是说心具有无量的本有的功德，能产生人世和出世的善因果，它显示出心本性的一面;后者是说人世和出世的一切现象是真如本体的相和用，它显示心表象的一面，这与儒家“天人合一”的观点是相通的。
(二)众生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佛家认为，生命对人类和一切动物及植物都是同样宝贵的，人类因其具有思维和意识而成为生命界的主人，但并不能因此而伤害他物，小至尘埃，大到整个宇宙，同处于同一生命河流中。而且，佛家是从佛的内在性承认众生平等，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特别是禅宗，不仅肯定有情的众生有佛性，无情的草木也有佛性。“有情、无情、皆是佛子”，“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所有生命都潜藏着佛性，都有可能达到“佛”这一生命的最高境界，故宇宙万物的存在及其差别都是虚无的、不真实的，一切现象都具都共同的本质。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即本性上的平等，所以，自然界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
(三)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
佛家的慈悲在强调保护自身生命的同时，更强调对其他生命体的关怀，甚至放弃自己的利益，保护其他生命体的权利。它从非人类中心和万物平等的立场出发，主张善待万物。佛家对生命的关怀，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在佛法上，“与乐”叫做慈，“拔苦，”叫做悲。佛教教导人们要对所有生命大慈大悲，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家倡导的“慈悲”心怀以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要求人们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以平等心对待众生。“诸恶当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在佛教中首恶是杀生，这里的杀生不仅意味着对人的生命的伤害，而且也包含对所有生物的伤害，不杀和不伤害的戒律规定着人与动植物的关系。珍惜生命是佛家的第一要求，为此，佛家要求佛徒素食、放生。
佛家把世界万事万物看成是一个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万物相辅相成、和谐相处，世界万事万物处于不断循环中。人对自然既要合理利用，又要积极保护，这对于解决 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更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危机已成为当前乃至将来制约中国发展的阻碍。严峻的生态环境状况促使中国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党的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生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严重影响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无数事实表明，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健康和谐的社会生活，就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完善生态文化体系
生态文化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借鉴中创新。从发掘和整理文化遗产人手，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和总结在深人研究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并使之具有科学性、时代性。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融人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尽可能的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生态文学作品，充分展示大自然的魅力，激发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动员人们投入到保护地球家园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行动中去。
(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战略。作为理想主要是指实现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作为一种战略则注重国家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他蕴含着关于社会建设和发展理论的真理性和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生态文明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外部支持和环境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佛家生态伦理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在内核上是相通的，都是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佛家中关于生态环境的智慧是值得借鉴的，探讨佛家生态伦理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念
现代生物学和生态学证明:人与自然是同质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人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视角着眼，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角度出发，合理利用自然界，加强环境保护，有助于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更助于我们用整体的理念审视自然界，树立正确的生活方式。佛家追求“常、乐、我、静”的境界，倡导“清心寡欲”的朴素生活方式，强调“修行”的戒规生活。这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使人类的要求和欲望得以净化和控制，使人类不断适应环境和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基础，只有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人们才能更好的实践。
(二)要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
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殖的权利。生存权是生命体最基本的权利，这种生存权对于万事万物是平等的，而且这种平等要求生物之间彼此尊重。佛家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质来进行认知。万物统一于佛性，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去保护自然，发展生态文明，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界和睦相处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要扩大对生态文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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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补性的生物物理过程；效用满足；共同利用环境
中图分类号：F091.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2-0040-05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趣的是，尽管生态经济学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对于马歇尔的一些经济思想却异乎寻常地大加赞扬。特别是对于马歇尔提出的“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的主张，一些生态经济学家更是看作是经典之谈。这可能是与马歇尔经济学所体现出科学严谨、兼容并蓄和人文精神等特质，以及对经济学数理抽象的适度把握有关。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于马歇尔所提出的经济生物学思想和理念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同时生态经济学家也没有很好地在马歇尔经济生物学思想基础上融入主流经济学，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分道扬镳。本文从马歇尔的经典著作中全面梳理出他的经济生物学基本思想和观点，从现代主流经济学与经济生物学逐步分野的视角进行反思，并探求经济生物学思想的现代启示。
一、生产过程是互补性的生物物理过程
马歇尔虽然首次把组织与土地、劳动和资本一起列为四个基本的经济要素，但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产要素只有两个――自然与人类。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与组织是人类在大自然的帮助下，在人类的能力和意愿指导下进行工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人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塑造形成的，而在环境中，大自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1］(P158)。
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马歇尔是从一种很宽泛的角度来界定“土地”概念的。在对于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对于边际报酬递减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租的讨论中，他特别强调对土地自身的特性如肥沃性、土地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自然条件（如阳光、空气、水）等因素的考察。他明确指出要区分清土地从大自然中获得的原来的或固有特性，与土地得力于人类活动的人为特性之间的区别。前者与土地的空间位置和自然所能给予它的阳光、空气和雨水等自然条件有关；而后者则与人类为了一定的目的对土地进行的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有关。由于土地的产量迟早要受到土地固有特性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因资本和劳动而增加的产量，迟早要递减的［1］(P166)。
马歇尔认为，研究资本和劳动报酬变化规律，是以所获生产物质数量来衡量的，而与同时可能发生的生产物在交换价值或价格上的任何变化无关。报酬递减规律是关于生产物的数量，而不是它的价值的数量［1］(P168)。对于报酬递减或要素替代问题，他特别提醒要考虑两种基本情形：其一，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对于要素的使用做到了谨慎的使用，或者准确地说，在最完好的比例关系上的使用的情形下由于要素投入所产生的边际报酬下降；其二，由于要素使用的比例关系不适当，而引起的报酬递减或递增现象。马歇尔认为，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报酬递减规律的应用包括了两个假定条件：其一，农场主一定是在考虑了农作物的市场相对需求情况下，种植那些他们的土地和资源最适宜于种植的农作物的；其二，农场主必然是把他们的资源以适当的方式分配给各种不同的用途，也就是说，假定了农场主在分配资源方面显示了相当的慎重和明智［1］(P94)。另外，马歇尔还认为经济学同物理学一样，变动是连续不绝的，急剧变动虽然的确可以发生，但是取自急剧变动的例证不能真正说明正常稳态的进化过程，他警告道：因为任何一种生产要素供给的急剧减少，可以很容易地使所有其他要素变得实际上的一无所用，它所引起的损失比该要素由于边际减少而引起的损失要大得多；而对于复杂数量关系变动方面的研究，往往因忽略这种考虑而受到侵害［1］（P95）。
虽然李嘉图是第一个利用农业投入报酬递减规律来解释地租来源的，但他并没有探究产生报酬递减的内在原因，而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则。马歇尔认为农业投入报酬递减的真正原因在于，当资本和劳动投入到土地上去的时候，它们所转化利用或者说结合的土地的自然力，其实是在土地上“无形”流动的营养物质（肥料、矿物质、水分、大气等）和能量（太阳能、地热能等）。因此，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特定面积土地投入的边际关系，实际是与该土地中以固定数量存在的营养物质、能量之间的边际关系。对于土地耕作越精细，则意味着对这些物质和能量的吸收强度越大。在这里，物质守恒定律同工业生产一样依然有效――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没有物质和能量的增加就不会有产出的增加。在农业中之所以有边际产品的存在，是因为存在有待被开发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生产的基本要素是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生产过程则是对这三种要素进行转化、传输或应用的生物物理过程，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更多的是互补性而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正确地认识到工业生产中机器与原材料、动力之间的互补关系――没有后者，前者将什么也生产不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土地的生产，而这正是边际报酬递减的真正原因所在。在他们看来，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一样，生产要素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替代关系，即像土地那样在一种要素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单纯地增加其他要素投入来获得同等水平的产量。这严重忽视了要素投入之间的互补性，即在特定技术条件下，在原料、动力投入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不可能依靠机器的增加来增加产出，从而使经济理论背离了物质生产的客观规律。但是，还不能就此认为要素边际生产力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它恰恰可能要说明的就是存在正如土地那样的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的现象，或者是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源投入上的节约。而且这个定律并没有排除协同生产的可能性。马歇尔则认为要把要素边际生产力的有限存在与资源的可替代性联系起来。边际的存在与可替代性，尽管在数学表达上具有联系性，但两者毕竟不具有相同涵义，而且替代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在发生着，因此要反对的不是一定范围的替代而是无限的替代可能性。显然，新古典经济学把只是适用于一定范围内由技术决定的现象，看作是由价格和收益最大化决定的经济行为,颠倒了因果关系。
二、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
在对传统经济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作家中，马歇尔是最后一个从生产的物质过程出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详细论述的。他重申了自萨伊以来在古典经济学著作中不断得到重述的“人不能创造物质”的观点――“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生产物质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之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1］(P82-83)不仅如此，马歇尔还进一步把生产和消费看成是两个相反的物质过程――生产的目的在于产生效用，也就是通过改变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之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而消费则可以看作是负的生产。“正像他生产物质产品实在不过是物质的重新整理，使它具有新的效用一样，他消费的这些产品也不过是打乱了物质的排列，减少或破坏它的效用而已。”［1］(P83)
正是马歇尔的“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这句被熊彼特称为与经济学“毫不相干”的话，成为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前提。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不仅在生态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章――《熵定律和经济问题》中专门提到了马歇尔的这句话，并且又进一步提出了“那么经济过程在做什么呢？”这一问题。罗根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输入经济过程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经济过程所产生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废物……从热力学的角度看，物质―能量以低熵的状态进入经济过程，而以高熵的状态出来。”［2］(P88-89)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马歇尔关于生产与消费是个相反过程的看法显然在本质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把经济过程与物理学上的“熵定律”联系在一起，把经济过程看作是一个熵增过程，是罗根对于生态经济学发展的重大贡献。马歇尔似乎早已预见到了这一点。
三、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
长期以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一直受到力学的影响，特别是牛顿的机械主义方法论的影响，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弹性等概念都来自力学，与马歇尔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瓦尔拉斯、杰文斯、埃奇沃思、帕累托等人，都是经济学力学隐喻的热情倡导者，比如帕累托就认为“理论经济学就是力学或类似于力学”。马歇尔却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大相径庭，把经济学看成是生物学的模拟［3］(P69-72)。在《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中,马歇尔这样写道：“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1］(P18)。他认为，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概念更为复杂。力学概念主要适用于对经济活动的静态研究，而生物学概念适用于对经济活动的动态研究。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追求不断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因此，用生物学而不是力学类比对经济学显然是适当的［1］(P18-19)。马歇尔所主张的经济生物学关注经济现象的动态变化，关注经济现象的活力、经济活动自身的规律以及经济增长的生物性规律,认为社会经济是一个处于运动中的各种经济力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一种运动和进化的过程，这远远不是力学上的机械的简单移动，而更像生物学上的有机体的演化。
从研究对象、行为目的、经济主体行为的决定原则以及行为约束条件等方面，马歇尔赋予经济生物学更加具体的内容。经济生物学把经济运行主体看成是有生命的组织实体，然后用生物学中关于生命体演化与生命体活动的规律来解释经济现象。经济生物学分析生命体行为活动的目的在于促进生命体的正常生存与健康发展，主要是通过该生命体在市场上所有生命体中的相对份额(或市场占有率)来表示。从生物学中生命体演化规律出发，从生命体的演化主要由其基因决定原理为前提，论证经济主体的行为不是最优决策，而是由其固有的传统决定的。这种传统是经济主体的各种风俗、习惯、文化、伦理、道德、制度等共同构成的有机体总和，而且每个个体、家庭、企业、民族、国家因为所固有的传统不同，所以他们的行为会有很多的差异，很少有所谓一致的因素。因此经济运行主体的行为约束因素会有很多，同时，不同的经济主体，固定常量的因素也会有所不同，要对不同的组织进行分析，就要结合不同有机体的特点进行变量选择。
对于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主张，赫尔曼・戴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在现代经济学家中，似乎只有肯尼斯・博尔丁和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这两个生态经济学的先驱显示出一种认真效法马歇尔的倾向［4］(P392-406)。马歇尔的这一基本思想逐步被主流经济学家淡忘，一直到今天，主流经济学对于这一基本思想并没有很好地传承和发展，导致现代主流经济学没有了经济生物学的精神。
四、具有利他精神利用环境的民族才能生存
马歇尔从生物学或生态学的角度，对自然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进行了富有启示性的对比分析。这些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产业生态理论对产业系统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关系的对比研究和分析具有很大的相近性。从经济学角度而言，马歇尔是继马尔萨斯之后把生物学原理用于经济分析的又一个典范。对于生态经济学而言，一方面要像马尔萨斯那样慎重而富有远见地考虑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及其意义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地研究马歇尔是如何把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于经济活动的分析当中的。
在马歇尔看来，从柏拉图时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家，都喜欢研究劳动从组织中所得到的效率的增大问题，而斯密的劳动分工学说，赋予了这一旧有学说新的和更大的意义。亚当・斯密力陈分工的种种利益，以及这些利益是如何提升生活在有限的领土之上的人口的生活质量，并做出以下论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会淘汰那些由于缺乏组织或其他原因而不能尽量利用它们所住的地方的利益的种族。在斯密对人类组织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的同时，这一时期生物学家也在研究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在组织上的种种差别。马尔萨斯对于人类生存竞争的历史叙述，以及这一思想对于达尔文以生存竞争为核心的物种进化理论所产生的影响，说明了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曾经共同研究生存竞争对于组织的影响问题。从那时起生物学便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经济学家也因在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发现许多奇妙的相似之处而获益不浅。
马歇尔认为，存在着足可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之间的作用的统一性的一般性原理，那就是：“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它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其它部分。”［1］(P257)
按照马歇尔的解释，有机体机能再分部分的增加，或称为“微分法”，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有机体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或称为“积分法”，表现为商业信用保障的增大，交通运输和信息交流传递的日益发达。
对于生物学和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有机体的生存竞争法则，马歇尔认为，这一法则在经济学上的主要意义是：生存竞争使最适合于从环境中获得利益的有机体增多。在他看来，“适者生存”法则要说明的是，那些最适合于利用环境为了它自己的目的的有机体趋于生存；而最能利用环境的那些有机体，往往是最有利于周围的东西的有机体。在动物界中，对于个体对家庭和种族的义务的要求是很高的，即使凶暴的猛兽，作为个体来看，也必然是愿意为它们的子孙的利益而努力的；而在像蜜蜂和蚂蚁那样的社会动物之中，生存下来的种族就是其个体最努力为社会尽各种义务而不是为它自己的直接利益的种族。同样，在人类生活的野蛮阶段，个人对别人所提供的服务，几乎像蚂蚁和蜜蜂那样，完全是出于遗传上的习惯和非理性的冲动。但是，因为预言家、僧侣和立法者的富有远见的指导，以及寓言和传说的谆谆教导，有意识的、道德上的自我牺牲不久就出现了。马歇尔的结论是：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获得生存的民族往往是那些个人为了他周围的人的利益最愿意牺牲自己，因而是最适合于共同利用环境的民族［1］(P258-260)。这一结论对于20世纪80年才正式提出的，为了人类整体的长期存在和持续发展，而照顾和关怀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启示性和先见性。
五、马歇尔经济生物学思想的现代启示
马歇尔是现代经济学之父，马歇尔经济学充满了生物学的演化因素，对静态的均衡保持高度的警惕，其《经济学原理》第五版后的每一版前言都重复生物学的名言，但不幸的是，马歇尔经济学中的生物演化思想为其继承者所抛弃，相反，他们采用了牛顿物理学的观念来替代这些生物学元素，从而使经济学走上了机械化的窘途；而生态经济学家仅仅抓住马歇尔经济生物学中的生物学的一面，没有更好地理解经济生物学中的经济因素，导致在市场经济中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警示。重塑马歇尔经济生物学思想的实践框架，对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及其融合富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依赖道德的提高和完善
马歇尔从生存竞争的角度，对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在组织特征上所做的类比分析，有着很深刻的多重意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于种族的生存竞争或者说存续发展的最高策略，他着重强调的是个体之间的互利、合作甚至牺牲精神。要知道马歇尔所说的组织，包括了单一的企业、特定的行业组织、相互有关的各种行业的组织，以及对保障公共安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组织等各个层次的组织系统。他显然是站在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人类整体的立场上，从生存竞争的角度来对人类社会有机体进行生物学上的剖析的。正如他指出的那样：“进步（主要指道德上的进步――本文作者注）与人类对技术和自然力量的支配力的增长相比，必然是缓慢的；这种支配力不断地日益需要勇气和谨慎、智谋和坚定、深透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1］(P264)他不仅在更高的层次上预见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可持续生存或者说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严峻挑战，而且清楚地指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最终依赖于道德行为方面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特别是为了整体利益牺牲的精神。
（二）经济社会发展应该尊重自然法则
马歇尔为了强调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明确指出“进步的本身就增大了以下警告的迫切性：在经济界中，自然是不能飞跃的”［1］(P270)。马歇尔以后，受到马歇尔把经济学与生物学进行类比的启发，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经济学与生物学之间类比和隐喻关系的学术成果，特别是生态经济学和产业生态学的出现更是把这种理论上的类比转化为指导现实经济行动的纲领。从目前来看，这些研究或者是在方法论上的探讨，例如，经济学是对力学的模拟还是对生物学的模拟；或者是在技术上的探讨，例如，各个层次上的社会经济组织与各个层次上的生物组织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异同之处。但是，几乎没有人像马歇尔那样，从组织形式与生存竞争的关系出发，来探讨支配和保证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在有限的环境中持续生存的基本法则。这是主流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在探讨经济学与生物学类比时所没有心领神会，而恰恰又是最为关键的地方。
（三）经济过程不能简单地数学化
现代经济学越来越从基本假定出发，通过抽象的数学逻辑推演来建立理论体系和作出结论。一切都围绕着获得单一的最大经济效益出发，一切要素和产品都变成了需要进行优化的单一的经济量。它们的物理特性首先从效用上被抽象化，然后效用再变成更抽象的价值，从而完成了要素之间的在量值上的统一，这样一来，千差万别的物品就成为可以进行数学上加总，进行优化的经济单位。以这种抽象的方式来看待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背离。正如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指出的那样，并不是经济过程每一个要素都是可以用一个数字联系起来的，经济过程就其整体而言并不能用一个数学化的模型来表达；在我们匆匆地对经济学数学化的时候，常常会被数学形式主义引领到无视科学上的基本事实的地步；而科学事实要求我们尽可能使每一个符号都要与现实存在对应起来［5］(P1-9)。
对于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保罗・克里斯汀森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作了很有代表性的评价。他认为，自帕累托以来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公理化和演绎性的科学，由于越来越缺乏对于现实经济体系的系统化了解，从而成为“扶手椅里的科学”。在古典经济学及其以前的经济学那里经常看到的关于经济活动的物质方面的描述在现代经济学中消失了。目前经济学最需要的是重构经济活动的生物物理基础，即关注来自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事实和原理，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传统［6］(P17-36)。
（四）决策者要重视消费转变的引导和培育
根据马歇尔的观点，可以反思当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转变的制度供给与政策制定。在经济增长与环境转变之间有很多的中间变量，其中消费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并且主要在生产领域进行环境治理。在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从生产领域已经不可能全面、有效地进行治理，因此必须对消费进行研究。消费研究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才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在研究单位上必须以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同时正确理解人口学家或其他研究者的有关家庭生命周期动态学，通过观察动态和生命周期如何影响消费模式，将有助于人口、消费与环境的研究。当然这又会引发一系列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消费转变与国家竞争力、消费转变与产业国际竞争力、消费与生活质量等，因为这种消费转变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转变，它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消费者行为和偏好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有赖于决策者对于经济生物学思想的理解。
参考文献：
［1］［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陈良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美］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熵定律和经济问题［A］．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C］．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王翼龙．从经济学的力学隐喻到经济学的生物学隐喻［J］．经济学动态，2000,(12).
［4］Daly,H.E．Oneconomicsasalifescience［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68,(3).
篇10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 小学作文 习作
作文教学是一种综合训练，它既从写法上训练学生谋篇布局、构思选材能力，也从思想认识方面训练学生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感受，为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奠定良好的写作基础。它是语文要求的终极目标，所以从小学阶段开始，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小学习作课堂经常会出现学生左顾右盼、冥思苦想的情景，阅历的限制使他们对事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缺乏选材和创作经验都会影响学生习作的成功。随着科技的发展，学校教学设备日渐齐全，为教学方面提供了方便、快捷。在此，我谈谈现代教育技术为小学作文教学带来的益处。
一、借用网络，搜集资料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是实践性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实践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语文教材在设计时设有“资料袋”和“综合性学习”等语文实践阵地，写作部分也经常出现“我们学习了本组课文，还搜集了有关的资料”这样的句子，可见搜集资料对于小学生学习语文和习作的重要性。
网络因其获取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逐渐成为学生搜集资料的主要媒介。在进入新单元学习前，我经常推荐学生阅读相关书籍，以期为本单元习作做好资料准备。如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习作要求交流搜集到的有关大自然启示的资料，本单元学习伊始，我就要求学生阅读关于仿生学的科普知识，学生充分利用网络查找打印相关资料并筛选阅读，与大家分享交流。
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直观、快捷地进行个别化自主学习。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主动参与认知结构不断重组的递进式学习过程。而通过网络搜集资料、积累资料的环节在习作之初起到了对材料感知、理解的作用。
二、巧用媒体，激发兴趣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赞科夫曾经说过：“只有在学生情绪高涨，不断要求向上，想到把自己独有的想法表达出来的气氛下，才能产生出儿童丰富多彩的那些思想、感情和词语。”现代教育技术引入课堂，力求实现与教学的融合，我们可以利用教育技术激发学生习作的热情和兴趣，使安静的课堂变得有生气有活力。
三年级下册习作“介绍我自己”，其中要求写出“我”的特点。为了使学生理解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以找几个有典型特点的人物肖像或神态图片，使学生更清晰地理解“特点”的含义。如通过白板展示了成龙的大鼻子、孙悟空的猴子脸和本班一位同学的大眼睛，让孩子更清晰地理解“特点”就是与众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学生习作就会对要求把握更准确。
习作中我们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创设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情境、实物情境、艺术情境、语言描述情境等，激起学生的审美情趣，以及愉悦的情感反应，使作文课堂教学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
三、影音引入，开发想象
运用先进的教育技术手段，突破时空的限制，将人、事、景、物等通过声、色活化画面生动形象地展现在学生眼前，激发学生心底的情感，为学生提供习作素材，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
三年级习作“一次课外活动”，我事先拍摄好学生课外活动中有意义的场景，习作前，先展示活动视频，学生看到自己日常生活有趣的场景被老师捕捉，会感到非常熟悉且兴奋，他们争先恐后，急于表达自己活动的过程和心情，我适时提出活动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学生补充使得过程更具体生动。接着提出习作要求就水到渠成。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发挥多种感官的功能区认识和理解事物，更关注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述学生在习作时之所以能有话可说、有话可写，并且善于发散思维，与现代教育技术媒介的使用密不可分。
四、习作反馈，品评修改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在作文教学中提高学生评价修改能力。《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实施评价，应注意教师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与学生间互相评价相结合”。教师的评价是孩子写作上的精神支柱。而平时教师花费大量精力批阅作文，苦不堪言，学生却不能完全领悟教师的评语意图进而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少而见效差。
利用多媒体，学生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欣赏大量的作文素材，并反省自己文章的改进之处。教师可利用多媒体的修改功能当场修改例文，学生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各抒己见，共同完成例文的修改。接着生生合作，借助投影下共同改好的例文，修改自己的习作，而后教师找有代表性的习作展示，这样既直观又快捷。
在写作的前期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对学生习作提出前提要求，引导学生从多方面去观察事物，思考问题，使每个学生养成用真实的情感去感知事物，用贴切的语言抒感的习惯。
参考文献：
1、张中原 徐林样《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新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