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传媒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page_break]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page_break]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page_break]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篇2

报纸是广大消费者经常购买的东西，其通过印刷发行，流通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泛、受众人群众多，群众通过阅读报纸了解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同时报纸也有很强的收藏价值和反复阅读的功能。所以对于报纸传媒来说，其自身需要不断努力完善自身的不足，以迎合消费者不断变换的需求，提高自己在消费者当中的受欢迎程度。在对报纸传媒广告设计的过程中，最大的变化是报纸的版面数量在不断增多。最早的报纸版面数量很少，只有四版，但是随着受众群体的众多，和吸引消费者的需求，版面数量在逐渐增长，目前常见的版面数量有八版的，也有三十二版的，报纸传媒增加版面数量的方法对受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加了他们的阅读量，去浏览更多的新闻。有的报纸在头版头条的安排上也别出心裁。很多报社喜欢用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来当作报纸的头版头条，将字号放的特别大，以吸引受众的目光，有的企业也会利用当下的头条来提高自己的企业效益。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刘翔因受伤而退出了跨栏比赛，是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很多报纸当日的头条都以刘翔作为了头版，而对于刘翔的赞助商来说，刘翔退赛对他们企业效益影响很大，很多企业放弃了刘翔的广告代言。而耐克集团却独树一帜，其利用刘翔退赛这一热门话题，在报纸上了自己新的广告语，支持刘翔热爱比赛的精神。对于中国的受众来说，耐克集团与众不同的举动体现了一个国际品牌应当有的宽阔胸襟。因此，该条广告的设计不但没有减少自己集团的效益，同时还起到了提高的作用。目前，很多受众已经习惯了“微博”式的阅读方法，对于大篇幅的阅读已经丧失了兴趣。这对报纸广告传媒是一个提醒，其在设计广告的时候应当更多地放弃大篇幅的报道，而是采用新鲜的词汇、图片来吸引大众的眼球。

二、杂志传媒广告给受众带来美感

杂志传媒同报纸传媒有很多的共同点，都是通过印刷来传播广告信息，尽管其没有报纸及时，但是杂志通常都有很好的排版和印刷，也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杂志重视对自己色彩的布局和安排，以鲜艳独特的色彩来吸引受众群体的目光，激起他们购买产品的欲望。杂志广告在版面的设计上不拘束与传统，很多广告会跨页面显示，增强受众对其印象。同时，目前很多杂志摆脱了呆板、严肃的报送新闻的方法，通过讽刺、娱乐的语言来为受众展示当下热门话题，使受众感觉更加亲近，使受众在阅读新闻的时候不再感觉枯燥无味，而是平添了几分乐趣和美感。《新周刊》作为国内有名的新闻类的杂志，其里面的内容与当下热门的话题关联度很大，同时语言不像播报新闻一样死板，而是带有讽刺意味，引人深思。该周刊在编写新闻内容的时候，通常会配有彩色的插图，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图片加上生动精彩的文字叙述，使得当时发生的场景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仿佛亲身经历了一般。

三、网络传媒广告对受众的影响

目前，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普及，网络传媒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网络传媒广告也成了当下最热门的获取新闻的渠道。对于网络传媒广告来说，它需要做的不是通过一切办法来吸引受众的眼球，而是需要在受众浏览页面的时候，能够使观众注意到它。网络媒体广告的数量在与日俱增，每天网页上广告的数量很多，信息内容也很繁杂，如何使自己的广告在众多广告中脱颖而出，吸引到受众的注意，使受众点击进去观看广告的具体内容，这些都是网络媒体广告改进的目标。网络传媒广告强调广告的互动性，其能够根据受众群体的性格特征、心理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网络传媒广告能否被受众所阅读，完全取决于受众是否有阅读这个广告的欲望。因此，广告设计的时候更应当迎合受众的心理和需求。只有这样，受众才能在众多的网络媒体广告中发现该条广告，并且点击进去深入阅读。当下，很多网络传媒广告喜欢在自己的广告中加入图表，来对新闻进行清晰、明了的分析，使受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该广告的大致内容。图表的设计也是多种多样，通过数字、图形等元素的运用，将复杂的新闻内容简单化。例如，该新闻涉及大量的年代信息，就可以采用纪年表的方式，将每一年发生的大事总结出来；如果该新闻主要强调的是数据变化的情况，则可以通过条形图的方式来呈现。如今，人们关注新闻的范围已经不局限于国内，通常对于国际上的大事也想要了解，所以广告的设计方面要涵盖更多的国内外的大事件。除了对事情有个大致的了解以外，更多的受众还想进一步了解该事件发生的各种小细节，这些零散的细节如何进行整合展现在受众的眼前呢？很多网络传媒广告通过对“新闻地图”的运用，将新闻中的细节部分都全部展现在一张地图之上，使受众一目了然，也减少了受众的阅读量。除此以外，随着电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传媒广告的设计也需要引入更多的技术元素，如通过动画的设计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在青藏公路建成的那一年，很多网络广告都通过Flash软件设计出一个火车穿越隧道的情形，通过动态的图片来吸引受众的主义。

四、结束语

篇3

1、现代传媒冲击、消解了传统民族文化原有的传播逻辑

（1）现代传播方式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现代传媒以其跨时空、信息高度密集、传播面广、辐射力强、社会功能显著等优势逐渐得到广大少数民族的接受和认可，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信息沟通的主要方式，已有千百年历史的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等方式已降至次要地位。②以喜花鼓《黄四姐》为例，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中，只能通过现场演唱这种一次性的文化消费，影响范围相当有限。而如今，电视现场直播、微博微信的现场分享、网络视频分享及链接，可以让不同地方的不同爱好者随时欣赏到这一特色文化，并把这种民族文化传播出去。

（2）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文化传播具有优势扩散的特点，因此，优势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力。现代传媒传播的是大众文化，这种优势、主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是单向的信息传输和文化植入。当现代传媒所传播的文化并非当地的本民族文化时，也就在悄然解构着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如今，对于现代传媒的接受和习惯慢慢改变了当地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越来越多的人对本民族的传统已经麻木甚至丢弃遗忘，传统民居、服饰和节庆等文化就在这看似喧嚣的现代浪潮冲击下逐步瓦解，甚至消失。

（3）现代传媒可以将民间记忆转化为媒体记忆，完成“文化修补”。民间记忆与媒体记忆，是指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方式。相对于前者，媒体记忆可以利用媒体挖掘并完整的将某地区的民族文化保留下来，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增强传播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也并不是把所有的文化活动都记录下来，而是会经过文化筛选，逐步修补甚至还原民族文化。以建始县的丝弦锣鼓为例，当地分为南乡、北乡丝弦锣鼓，由于地域保守思想，他们在传承上具有不完整性。而媒体记忆就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通过对南乡和北乡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进行分别深入挖掘，并通过媒体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就间接弥补了民间传统传承方式的保守性的弊端。

2、现代传媒在民族文化生态嬗变中的角色——现代化的推动器与加速器

现代传媒正在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着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生活和娱乐方式，不知不觉中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嬗变构建着话语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认同等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地方性，变得更加开放，并慢慢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动向达成一致和协调。对于这种文化转换，日本学者主内郁郎把它称为“原有文化的消逝”③。所以，湖北武陵山片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受到以电视和网络为首的现代传媒的解构，其民族文化正经历着一个嬗变的过程。

（1）部分特有的民风民俗逐渐消失，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商业化。据我们了解，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活动和节日众多。例如每年农历七月七号举行的女儿会等等。然而随着现代传媒的兴起和渗入，《非诚勿扰》、《百里挑一》等相亲类节目大火，深受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与推崇，与此同时带来的却是土家族传统女儿节的“变味”。换句话说，随着现代传媒的渗透，湖北武陵山片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正加速着商业化的发展道路。

（2）网购兴起，少数民族服饰已非主流服饰，现代传媒推进了民族文化的社会化。这点在购物习惯和服饰上尤为明显。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居民们最早都是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生活需要的，后来逐渐通过市场购买。而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网购，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甚至很多中老年人也都学会网购了；在服饰方面，几乎全面汉化，少数民族服装已非主流服饰。美丽的婚纱、帅气的西装、舒适的休闲服等等，每时每刻都充斥在各种荧屏上，电视和网络无时无刻不在宣扬着现代服饰的时尚和方便。相反，辗转各个街区，专门卖民族服饰的店铺几乎没有。

（3）传统吊脚楼消失，代之以整齐的楼房，现代传媒加速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在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土家吊脚楼一直以来以清爽、简洁和不惧山区地形的优点为我们所知。如今，随着现代媒体传递并勾勒着一幅幅现代都市化的生活画面，人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希望过上这种城市化的生活了。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武陵山区，保留完整的土家吊脚楼已经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是非残即破。现如今的湖北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市镇还是乡村，已然是在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步伐已不可阻挡，而现代传媒正是这次现代化建构的推动者。

3、结语

篇4

论文关键词：湖南时尚词语方言词语社会心理

近年来，受到湖南电视、广播传媒飞速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有湖南方言特色的时尚词语非常流行。这些时尚词语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力，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频繁出现，传媒也为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竞相使用，为它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湖南时尚词语的性质

语言要素中变化最频繁、最迅速、最活跃的因素是词汇。从词汇的生成来看，反映最灵敏的又是时尚词语。什么是时尚词语呢?时尚词语是指具有很强时尚感，在一段时期内频频在新闻媒体亮相的流行词语，并具有新的词义的词汇，它使新事物、新现象与语言符号很快地发生对应关系，从而准确的反映社会现象。(于红，2004)例如《三湘都市报}2003年9月23日笫13版有标题《汪涵碰大兵，有理“策”不清》。其中的“策”(声调是长沙话的阴去55)就是一个表示“调侃地说”的方言时髦词语。可惜我们在《长沙方言词典》和《长沙方言研究》中都没有查找到。《长沙方言词典》根本没有“策”。《长沙方言研究》第70页有“策(ca人声)”。但是没有读阴去声调的“策”。从同音的“择”文读是人声，白读是阴去来看，读阴去的“策”应该是白读声音。

时尚词语又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它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比普通新词语更加直接也更加敏锐地反映着当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观念心态，体现出城市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和创新。由于在一个时期里使用极其频繁，所以，和普通新词语相比较，时尚词语具有更加深刻和丰富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湖南时尚词语就是以长沙为中心，包括全省各地出现的反映社会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时尚词语。其中不少词语具有浓厚的湖南方言色彩，而且来自日常口语，口语色彩较强。往往是来自长沙方言，又是湖南其他方言共同或者接近的词语。由于是混合在普通话中使用，往往在语音上做了适应普通话语音系统的适当调整，又为了方便一般读者看懂，我们没有采用国际音标注音，而是折合成普通话语音用汉语拼音注音。

二、湖南时尚词语举例

三、湖南时尚词语的特点

1.形象性

形象性是时尚词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性。用通俗的比喻引申意义，立意新奇、新颖生动、富于表现力，具有形象性。湖南时尚词语中有很多是运用比喻产生新奇效果的。例如:“吃了铁”用吃铁比喻做事情的胆量太大。“捡篓子”用拾到篓子比喻得到便宜。“提篮子”用空篮子比喻空手赚钱。“扯麻纱”把纠纷比喻成像一团乱麻一样扯不清。

2.通俗性

很多时尚词语从内容上来说，大多表现日常生活，是表达当今流行的和老百姓所关心的事物和现象。首先只通行在一文化层次较低的阶层，后随扩散，成为地域方言中的流行语。因此，湖南时尚词语具有浓厚的方言色彩，不同地域的流行语常能反映不同的地域文化。再加上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市民阶层，所以时尚词反映的主要是社会下层文化，其褒贬色彩体现的主要是市民阶层的趣味和价值观，具有日常口语色彩，非常通俗。

3.流传性

时尚词语是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喜闻乐用的词语，它一经产生并流传开来，就具有独特的新鲜感和强大的生命力，被大多数人接受。它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甚至传媒也会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竞相使用，为它的盛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确实”、“那确实”、“的确”等具有方言语音特色的词，通过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在普通话中偶尔插入又反复使用，已经成为湖南街头巷尾使用最为频繁的口头禅。甚至还出现专门用长沙方言表演的节目。

四、湖南时尚词语反映的社会生活

1.反映湖南人交际的时尚

表现新时期新的人际关系。例如:“装文”(讲客气)、“了难”、“撩别”(做事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在遇到麻烦，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一般都说:“找人了难”。又例如:“这个讶子是专门吃了难饭的。”这说明经济发展时代杜会交往越来越频繁，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不正常现象，使一些非正规组织或者个人有时具有比正规单位和组织更加有效地解决间题的作用。

2.反映湖南人称呼的时尚

表现人际关系更加随和，人性化。例如:“满哥”、“大哥”、“老弟”、“靓妹”、“帅哥”、“美妹”、“细妹子”、“的哥”、“青年哥哥”等等。“满哥”是对年轻男人的一种昵称，例如:“几年冒看见。三份子长成哒小满哥”。“满爹(满爷爷)”是对中年男人的一种昵称。

3、反映湖南人经商的时尚

表现经商过程中的一些新现象。例如:“来米”(给钱)、“带笼子”(卖主设圈套引诱顾客上当)、“拣篓子，’(占便宜)、“提篮子”(自己没有本钱，买空卖空)等。“提篮子”是经商中用得最广泛的一个新词，例如“那几年真的是全民皆商，连退休老娱她都去提篮子”。

五、湖南时尚词语折射的社会心理

语言中受到社会文化心理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词语。语言就像一面色彩斑斓的镜子，照射了经济、文化、心理素质各方面的特征。社会文化心理是潜藏在人们意识深层的价值和在长期历史中积淀的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观念。文化心理观念主要来自本土文化传统。例如湖南的湖湘文化及独特的心理特征等会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这种独特的区域文化直接影响人们对词语的认识和理解，大量新词语的出现说明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人们又用相应的文化心理接纳这些新词。湖南时尚词语的产生折射出这样几种心理特征:

1.求新的时髦心理

人类追求新颖的共同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力求变化创新的心理。在社会交往中，人们经常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要求个人语言更能适应不同语境交流的需要，往往不愿意使用一些用久了，用烂了的旧词语，而喜欢别出心裁地采用一些代表时代性的新词。这一点在湖南新词语的创造和使用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例如商品经济中出现的一连串时髦名称:“辣妹子”、“老干妈”、“辣翻天”都是湖南特产辣椒酱的新名称;“叭叭车”(旧词)经过一段时间的流行已变成“摩的”(新词)、“踩士”、“慢慢悠”，它们都是指的是同一种交通工具。这些新词语的出现反映了湖南人求新的趋时心理。

2.求异的个性心理

新时期，人们在求新的基础上追求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独特的杜会心理比以往强烈多了。正是个性意识的突显催生了一大批新颖别致的新词新语。创造时尚新词的群体中，以城市青少年群体创造的流行语最惹人注目，绝大部分时尚新词是人们在扎堆聊天中脱口而出的口头禅，既带有鲜明的个性又能合乎时代的潮流。例如:“酷”、“酷毙”、“酷呆”、“帅呆”。

3.从众的群体心理

湖南人受到区域文化的影响大多具有鲜明的湖湘群体性格特征，就是那种“蛮横”、“倔强”、“刚烈”的群体性格特质，而这种群体性格又很好地通过湖南的时尚词语反映出来。例如:“霸蛮”、“蛮有味”、“蛮劲”、“蛮巧”、“蛮绊筋”、“扳俏”、“叼搔”、“硬是”等词语都体现了湖南人“蛮横”的共同特点。

篇5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三大类：以远离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篇6

现在的高等院校几乎都是全国招生，生源面较广，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来自开放、经济条件好的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相对较好，而来自不发达地区的学生英语水平相对薄弱。而且由于高中的教育模式，尽管很多学生的英语应试成绩很高，但英语的运用能力较差，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高分低能”、“哑巴英语”等情况屡见不鲜。还有，因为考上大学了，很多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或是看重专业课程，而忽视了英语的学习，英语往往成了大学生的学习摆设，为了应付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往往靠的是高中的英语基础得以通过，而一旦英语考级通过，就很少在学习。但也有很多高校学生，因为学校的教学设施完善，以及教学理念的新颖，学生对英语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主动通过互联网交流、学习。

二、大众传媒对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影响

（一）大众传媒改变了大学英语教育模式。以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下为主体，主要是“讲授”的教学方法，学生采用听、记、模仿发音的学习方式，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课堂以后，这种单向性的学习模式被打破了，大众传媒方式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图书、音像制品,以及互联网等，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体现，致使教学与学习的方式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学生不再只是信息的接受者，教师也不再只是信息的传播者，师生之间增加了很多重要的交流，相互探讨与学习，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能力得到不断地曾强。而在传媒信息时代背景下，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得处于不同空间的学生能够参与教学讨论中去，形成师生共同参与互动的教学模式。同时，大众传媒还打破了地区间教学水平的不平衡。大学英语教育水平的差异，往往受地方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大学英语教育一直被重视，获取的信息资源较新、较快，所以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较高。而大众传媒进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就可以共享英语学习信息资源、搭建更多的信息交流平台，通过教学课件共享、网络教学与授课，将更好的教学资源以更快捷的方式进行传播。

（二）大众传媒丰富了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大众传媒更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理念，丰富了大学英语教育的内容。英语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进行介绍，大学英语教学中，开始对外国文学作品不断地重视，摘选优秀、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赏析、评价，使得英语的学习，不仅是一门文化的学习，更是对学生素养的培养。教师在大众传媒的教育方式下，引用一些重要实事讲话、文学赏析、经典歌曲、电影等作为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加生动、深刻的学习与掌握英语。就大学生而言，对大学英语学习的方式，也随着大众传媒由传统媒体转向电脑、手机等新媒体为主导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大学生通过大众媒体观看、收听英语国家的电影、电视及时事新闻等，及时、准确地获取英语国家的信息，拉近与英语国家文化的距离，提升了英语学习兴趣，积极主动地寻找学习资源，了解英语文化内容。传媒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对教育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也使大学英语的学习方式多样化。

三、在大众传媒背景下中国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前景

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大学英语教育资源可通过电子数据形式存在，使教育资源公开分享，这可以促进中国大学英语教育走向国家化。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技术及时地宣传和传播英语文化，可以对不同国家的大学英语教育进行比较与借鉴、取长补短，促进我国大学英语顺应时代潮流、走向国际化。另外，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大学生对国外经济、文化了解的加深，很多学生希望可以出国留学，大学课堂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由此应运而生了很多英语培训机构。由此，大众传媒在促进大学英语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更加促进其市场化。

四、结束语

篇7

从广义上角度而言，传媒行业可以分为移动媒体、传媒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如果将其进行细分传统媒体还可分成电影、书籍、报纸、电视、广播等；而网络媒体以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等为主；移动媒体则以微博、手机终端、PAD终端等多元化的形式划分。

二、数字技术视域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

（一）数字产品较少

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文化产业方面早已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国家在发展国家经济时都将“文化创意立国”作为基础。如果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这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大多数传媒业都还延续着传统而单一的媒体形态，数字媒体技术、信息媒体时代还未真正的到来。例如我国电视、广播、网络、卫星等数字媒体技术并未实现全面的融合，虽然目前已经逐步实现了报网融合，但是其形式也是“新瓶装旧酒”经常出现传播信息重复，未实现全媒体传播的情况。

（二）市场相对不成熟

由于我国国民思想长期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在看待文化传媒产业时经常有偏见，加之我国传媒文化消费并未成为居民的自觉消费项目，这些情况都造成传媒文化市场不成熟。目前我国居民的主要消费还是以吃、穿、用为主，对传媒文化产品的消费热情低，这就对传媒文化产业结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三）缺乏原创，数字资源不足

每个国家对文化产业的理解都有所不同，创新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形式看，许多在国内大受欢迎的传媒文化产品都是模仿、引进或者抄袭国外的结果，例如电视栏目《中国达人秀》，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等。这使我国传媒产业出现缺乏创意的问题，并已经成为我国文化产品的一大缺陷。

（四）缺乏品牌效应

品牌对于传媒产业文化来说是品质和实力的象征，随着传媒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传媒产业定位不明确、品牌塑造能力差，这不仅影响了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进程，而且使我国传媒产业失去了市场的保障。

（五）科技含量低下

传媒产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论是移动传媒、传统传媒或者网络传媒都需要在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受到推动，而就我国目前传媒产业现状来看，传媒产业的基础设施不够齐全，在信息、网络、传播手段以及技术升级方面由于科技含量较低受到了限制，提高我国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

三、数字技术视阈下传媒文化产业的发展困境之突破

（一）加强数字产品开发

要想使我国传媒产业中数字产品得到开发，首先应当改善传统单一的媒体形式，将电影、卫星、广播、报纸、电视、网络等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度的结合，从而搭建出信息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共享以及资源的相互配置；其次，我国传媒文化产业领域应当认识到数字技术是推动传媒文化产业的根本，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丰富传媒产业中的数字技术形态，并且拓宽数字技术的使用渠道，从而在总体规模上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力度。

（二）积极进行变革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传媒产业市场消费不成熟的情况，需要将旧的传媒产业体制进行改革，提倡并发展全新的传媒产业发展体制非常关键。例如传媒产业下报纸一般有时政类和非时政类构成，我国非时政类报纸经常由于未触及时政而得不到宣传和推广。面对这种情况就应当转变其管理体制，加大非时政类报纸的宣传和推广力度，从而改变传统的市场格局，使市场消费的整体理念得到转变，最终达到由“生存型、温饱型”市场向着“精神型、文化型”市场前进。

（三）加强创新

传媒产业走向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向世界传播国家的传统文化，我国作为拥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国家，在进行传媒产业创新时，可以将我国优秀的传统元素以及深厚的文化资源融入到传媒创作之中。例如将美国传媒产业作为借鉴，美国在制作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时就将我国的民间故事以及国宝充分利用在其中，我国在开发新的传媒产品时也可以大量的发掘我国这些传统的文化，使传媒产业作品得到充实，也使我国文化得到传播和发扬。

（四）构建品牌效应

随着传媒产品不断丰富，首先应当重视传媒产品的品牌效应，明确开发出的传媒品牌在整个市场中的定位；其次，应当在数字技术的引领下不断提高传媒产品的技术水平，打造出品质一流、技术一流、形象一流的传媒产业产品；最后，以一流的产品作为基础在市场范围内为品牌塑造并且开拓出全新的市场，使我国的传媒产业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席之地。

（五）强化网络生产，提升科技含量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提升传媒产业的技术含量迫在眉睫，要想突破其科技含量低的困境，首先应当在网络媒体以及移动平台方面进行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为传媒产业提供一个坚实的科技发展平台，使传媒产业也能走向科技产业化之路。

四、结束语

篇8

［关键词］中国媒体；市场细分化

市场细分属于传媒产业微观层面上的营销范畴。但是，我国传媒业从“跑马圈地”式的规模扩张到在有限的市场份额下“精耕细作”，媒介市场细分获得了远远超出营销范畴的意义。它是媒介贯彻受众本位、市场导向观念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也是媒介经营行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的推进和受阻，成为媒介市场化运作的关键。

一

市场之于媒介的作用，从一个陌生的学术概念到一个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在中国仅仅经历了10年的时间。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媒介已经卷入了市场经济中，几乎每一个媒介中人都在关心和议论媒介如何在激烈竞争中的传播市场上抢滩占位，拓展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面对媒介买方市场的形成、受众中心地位在媒介领域的确立，媒介市场化行为走向自觉。在媒介营销时代里，媒介经营者树起的一面大旗就是市场细分化。

所谓媒介市场细分，是指媒介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人口、地理、受众心理、受众行为）把传媒可进入的市场分割为若干个具有受众相似的欲望和需求的分市场或子市场，以用来确定传媒市场目标的过程。简言之，媒介市场细分就是对受众的科学认识和把握，它是设计制作一切有卖点的媒介产品，进而实现一定的传播目的的前提和基础。

综观我国媒介产业经营的历程，就是市场细分观念逐渐形成，占据媒介经营中心视野的过程。

报业报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产业经营尝试，但真正历史性地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报业结构、并使报业形成一个迅速扩展的产业是都市报的崛起，都市报的成功便是通过地域化、市民化寻求到最具潜力的细分市场，进而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这之后新一轮的报业市场化变革以报业集团的规模扩张为标志，而这种扩张又是以抢占细分市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成熟的案例首推南方报业，它旗下各子报分别占据了国内财经投资类、文化新闻类、生活消费类、体育娱乐类报纸等细分市场的领先者位置。2003年以来的报业市场走势，诸如《东方早报》开办、《南方日报》改版等，更进一步表明报业竞争将在读者目标市场细分上，以差异性定位的形式展开。

期刊业如果我们拿最近5年的广告经营额数据来做分析的话，就会发现期刊广告经营额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报纸和电视，也继续领先于广播，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国杂志越来越走向细分市场、小众化的道路，追求独特品牌价值，深度开发包含不同特质和市场价值的受众资源，其市场细分程度位居四大媒介之首。

广电业上世纪末才实行财政断奶的广电业，可以说是最后进入市场大潮中的媒介，但随之而来的白热化竞争使它也迅速向分众化与专业化方向发展，以频道（频率）专业化和节目内容的专题化和对象化为特征，特色竞争成为广电业的主要竞争策略。各地广播电台重点打造面向特定受众市场的交通台、音乐台，使其成为主要的创收来源。电视在窄播、品牌建设、媒介定位、打造核心竞争力中，有一批“标新立异”者脱颖而出，比如湖南卫视、安徽卫视、浙江卫视、海南卫视等，它们通过聚焦目标市场，从一家独大的中央电视台手中抢下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2003年，数字电视、付费电视被正式列入广电业发展的日程，这意味着频道专业化的进一步向前推进，也意味着广电媒介市场的细分将更加深入。

网络业在经过了互联网冰河期后，各网络内容提供商纷纷给出了自己的定位，所涵盖的内容由过去的“多而浅”转化为现在的“专而深”，它们不再为了简单增加点击率去传播信息，而是开始注重受众需求市场的作用，出现了专门的新闻网、游戏网、女性网、旅游网等专业网站以及不可计数的“小众”网站。在发现和挖掘细分市场的同时，网络媒介的盈利边界、盈利能力都有所扩大和增强。

总之，媒介市场成熟发展的过程就是市场细分与深化的过程。媒介产业的布局、结构也是在不断拆分市场以及对这种市场需求的满足中形成的。随着媒介产业运作的深入、市场作用的增强、竞争的加剧，一家媒体能否获得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条件就是，是否进行了市场细分及其适应的定位。市场细分化运作已成为中国媒体生存竞争及发展的基本策略，成为媒介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和必由之路。二

尽管当前我国传媒的市场细分化运作在不同的媒介、不同的媒体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它们在所处阶段、所采取的模式，所侧重的细分市场以及发展趋势上，仍然体现出共同的特征；

基本上处于市场细分的初级阶段，有向高级阶段演进的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媒介市场发展经历了大众受众时期、分众受众时期、适位受众时期、一对一受众时期4个阶段，这是受众市场不断细分的过程。我国目前处于分众受众时期，同质竞争造成的媒介产品“过剩”，迫使媒介通过产品差异化来吸引相应的受众群体，测重点在媒介产品本身的变化。

这个阶段的市场细分是粗放的，受众需求被划分为大的类型，媒介通过类型化的产品与之对位。时下风行的专业台、专业频道、专业报刊、专业版面等，媒介内容虽有定位特征，但外延很宽，包容性较大，界定相对模糊，其目标受众并不是小众及其特殊需求。以电视为例，湖南卫视打娱乐牌、海南卫视以旅游为特色建立自己的品牌、湖北卫视以公益号召等，实际上都只是在综合频道里面力图展现出某一种主题概念、一种专业品牌而已。

进入新世纪后，媒介市场细分出现了高级阶段演进的趋势。部分媒介开始寻找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作为目标市场，按照目标市场的需求进行定制服务，柔性生产，侧重点在受众需求的变化。其实质是“从我提供的内容中选择你的需要”的产品差异化策略，向“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目标市场策略转变。

这种趋势下的媒介市场细分，是寻找受众在同一需求上的更细微的差异点，寻找受众在同一消费行为中的不同购买障碍，通过对受众的二次细分，以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来无缝隙地瓜分、占领可能的市场空间。成功的案例如浙江卫视周末版对双休日白天收视资源的开发，就是根据受众需求量身定制的结果。

以中低端大众市场为细分主体，有向高端市场发展的趋势。依受众的社会阶层、决策能力、消费能力的差异可将媒介市场划分为大众市场和高端市场。在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媒介“平民化革命”延续至今，这场革命以告别精英文化传统为特征，以争取最大规模的注意力资源为目的，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评价指标，一言以蔽之，赢得大众市场成为媒介经营的重中之重。这一背景下的媒介市场细分以中低端大众市场为主体，都市报的兴旺、娱乐节目的走红以及电视剧的热播无不是细分这一市场的受众需求的成果。

然而，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虽然大量的中低收入阶层依然存在，但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强力消费群”却也在各大城市中出现。当大家都蜂拥向大众市场时，高端市场的传播空档也因此显露出来。近年，有相当一部分媒体都把触角从大众市场伸向高端市场，锁定主流人群，即最具社会行动能力的、拥有较多消费、知识、时尚和管理话语权的人群，以此而凝聚的媒介影响力来获得高额市场回报。2003年改版的《南方日报》更是“以高度决定影响力”，意欲成为严肃的高级大报，为大批改革中的党报探索出路。

以简单稳定的细分模式为主，有向复杂多变模式转化的趋势。由于我国媒介缺乏营销传统，市场调研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加之处于社会转型期，受众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需求等都在不断变动中，还不能提供成熟稳定的抽样样本，这就使得媒介市场细分主要依据地理（全国、省、市、区等）或人口（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等）这些易量度的静态统计变量，至于动态易变的因素如心理（社会阶层、生活方式、个性特征等）和行为（寻求利益、购买时机、使用状况等）则往往依赖经验判断和不断试错来加以甄别和确定。而在细分市场选择策略上，无差异性市场策略（一种产品适应所有受众）是我国传媒界惯用的策略，密集性策略（集中一切力量在一个细分市场上）目前也为我国中小传媒所普遍采用，但多是依条块分割划地而营。

目前，这种简单稳定的模式逐渐向复杂多变的模式转化。首先就是媒介开始重视市场调研，大批专业调查公司出现，在锁定目标市场后随时监测，适时调整；同时越来越多的媒体已经认识到仅靠地理、人口变量已经远不能准确把握市场了，运用多种变量来细分市场成为趋势。如《南方体育》的市场细分就兼顾了人口、行为、心理多个变量，形成了以体育报道为线索的城市男性生活类报纸定位。同时，差异性市场策略（以多样化内容满足各类不同的受众群）得到媒体的广泛重视。媒介市场细分模式出现了从平面向立体过渡、从静态向动态过渡，多方位、多角度地去分析媒介消费群体的趋势。三

市场细分及其适应的定位是产业实体进入市场的基本前提，有效的市场细分必然有助于媒介发现最优的市场机会，有利于提高媒介的核心竞争力。但是当前我国传媒的困境之一在于不能形成有效的市场细分，或者市场细分不能有效地起作用。

1、微观层面上，媒介市场细分化运作进退无据。

媒介市场细分是以科学、详尽的市场调研和客观、准确的媒体自有资源分析为内在前提的。造成当前很多媒介市场细分失效的最大问题就是市场调研的缺失和资源评估的失灵。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调研不仅仅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存在着，而是作为营销的生命线而存在着。目前我国媒体市场细分化运作不能得到市场调研的有力支持的重要原因在于营销观念的落后、营销体系的不健全以及营销投入跟不上。

首先，长期形成的“以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使很多媒介常常几个人一拍脑袋就虚拟出一个所谓的受众群落来，这种由错误的营销观念所刻画出来的受众群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之中或者只是个别的受者，不可能形成市场。其次，媒介零售商和广告商是媒介流通的中介，他们承担着媒介的调研、促销、沟通、财务和风险分担等功能，因而他们比媒介更加直接而广泛地了解受众的需求动态，媒介通过他们可以获得第一手的市场变化信息。然而，营销渠道的单一和营销体系的不健全使媒介很难通过销售渠道及时准确地获得市场变化信息。再次，营销投入跟不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市场调研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如果传媒本身的资金运作规模不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调研成本超出收益的情况。从理论上说，用于市场调研的费用投入一般占经营额的1.5%—3%，有学者计算，按照目前调研项目的支出成本计算，只有当媒体的年经营额在1500万元以上的情况下，媒介才有可能惠顾市场调研。而现在很多媒体付不起这笔费用。

媒介市场细分的另一个前提是对媒体现有资源的分析，包括：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公共关系资源、媒体形象资源等，以便找到最适合自己资源配置的细分市场。

对媒体资源评估经常失灵，原因在于我国现在的传媒企业制度沿袭计划经济制度，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管理落后。内部资源的利用和配置，因国家政策调整或人动，就会造成难以预测的影响或后果，何况资源浪费，人浮于事，无成本意识、主观专断等弊病导致了很难形成准确的资源分析，形成了也不足为据。

这两大前提的缺失和无力，使媒介市场细分无所凭据，只能成为纸上谈兵，甚至贻误商机。

2、宏观层面上，媒介市场细分化运作举步维艰。

媒介市场细化的外在前提是它建立在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竞争上，以一定的产业规模为基础。而我国媒体则是在市场化和规模化未竟的情况下就面对着市场细化化，因而举步维艰。

——不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媒介市场细分。我国媒介的制度框架建立在计划的宏观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并不处于完全市场环境中。因而现在媒体间的激烈竞争，是在现实条件所能提供的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和不开放的市场空间中进行的，在市场的潜量和规模都无法作有效估计的情况下，媒介市场怎样细分，在多大程度上细分等于失去了“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另外，媒介细分市场需要足够的受众支持，这必须以地理的大覆盖面为条件，由更广地域的分众取代特定区域的大众，目标市场不能被地域所局限。但长期以来，我国媒介市场条块分割，森严的行业市场壁垒和区域市场封锁常常使细分市场无效。

——规模经济未竟下的媒介市场细分。西方的媒介市场细分开始于规模经济形成后，媒介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使生产规模扩大，才导致了对相对狭小的市场更精细的经营。而规模生产能够降低成本，增强生产力，加快对市场的反应速度，为细分市场提供内容支持和质量保证，反过来又发现、挖掘甚至创造出了更多的细分市场。

篇9

方言传媒正式在电视媒体上亮相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春风和观念的更新。开始富裕起来的人们以某种反叛的心理开始追求生活的多样化，以方言为介质的方言类娱乐节目就应运而生了。到了90年代，以赵本山为主的“东北风”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同时如重庆电视台1994年9月的《雾都夜话》等节目也开始用方言媒介的形式与当地的受众进行了亲密接触。影视节目也不甘寂寞，《傻儿师长》电视剧的成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到了21世纪，方言传媒更是愈演愈烈，如州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湖南交通广播电台的资讯类节目《快嘴陈辣利》、北京电视台的《第7日》、湖南电视台的《越策越开心》、成都地区《天府食坊》、《胖姐帮忙》、宁波台的《来发讲啥西》、上海东方卫视2005年9月的《娱乐腌笃鲜》、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呱》、湖北经视的《畸天》等，以方言为媒介的影视类节目比较成功的则有《东北一家人》、《武林外传》、《疯狂的石头》等。

这些方言类节目一般都由富有本土气息的当地人主持，而且相貌平平。给人以邻家之子的亲切感，同时，因其独特的语言魅力、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贴民的民生特点很快地征服了当地的受众，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拉近了主持人与节目受众的距离，收视率迅速提高，人气也随之一路飙升，使得众多媒体纷纷效仿，就连官方也一度默许了方言类节目的存在，例如在2004年“中国百佳栏目”的评选中，方言类节目《雾都夜话》、《生活麻辣烫》、《越策越开心》、《阿六头说新闻》等就名列其中。

在这些方言类节目纷纷登场、红红火火的同时，关于方言类节目存在的合理性与否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其中持反对意见的学者的理由似乎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们的播出与国家提倡普通话的精神背道而驰：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文字法》明确规定传媒必须使用普通话，2005年国家明确指明方言电视剧类中的语言属于“不规范语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的《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自律公约》也明确要求各种传媒应“一律使用普通话”。

本文拟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对方言传媒的现象进行分析。以方便学者们能够从高屋建瓴的高度对之重新审视，以期有更全面的认识。

二、方言传媒的生态学价值

方言是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它是特定地域文化的象征并为生活在某一地域的所有社会成员而服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方言，所以方言与方言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种把语言分为上流语言(acrolect)和下流语言(basilect)的做法纯粹是语言歧视的结果。语言不可以独立存在，它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生物体一样是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它和人类的语言外环境具有同质性，即每一种语言都是某种特定地域特定信仰、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综合反映，生态语言学就是要了解每种方言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语言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生态破坏和生态协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Gabbard,2000：1)”。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方言必须在整体性的前提下加以考虑。当我们使用一种方言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参照其他语言形式的前提下同另外一个语言参与者进行交流，如此，方言并不是独特的，因为它是所有言语意义行为中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方言也不是自治的，因为语言价值的体现必须参照与其他意义形式的对比和关系，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在特殊情形下语言的特定形式以及功能的问题。因此方言的研究必须考虑到它们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心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中国共有7大方言区，每个方言都是其历史、文化、社团心理、民俗的化身。普通话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从众多的方言中间抽象出来的一种标准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首先也是一种和其他方言并行的一种方言。因此和其他方言是一种平等的、相互借鉴、相得益彰的关系，同时它可以以其独特的优势博众家方言之长，从其他地方方言中汲取着很多生动活泼的因素。因此作为一种地方方言而言，它是中华民族语言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正是有了各个方言体中鲜活的生物色彩才使得我们的标准语更加快生气勃勃。

其次，方言在语言生态中的作用是动态的。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把自然比喻成一架机器，功能明确的零件按既定的程序不停地运转着，生态学则把物体的构成成分看成是稍纵即逝、相互界定、自成一体的东西。就语言学而论，传统的观念认为，说话者按照特殊的语法规则说出一句话语以表达某个意思；而从语言生态的角度来看，现实生活中每一句话语的实现都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参与者的物理环境、相互间的了解、语言以外的相关因素、交流的意向性等。方言由于其独特的地缘因素、历史因素及民俗因素很容易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使大家在身份上首先取得了认同感。同时，方言话题的时效性和较强的针对性也是得到受众肯定的主要原因。

再次，方言的语言魅力是交际互动的结果。从生态学的观点看，环境决定了一个生物体的本质：拓展的还是简单的，一次性的还是反复性的，自发的还是必须的，敌对的还是友好的，孤立的还是共同的。表面看来话语过程是一个词汇、句法和形态规则组合成合法句子的过程，而实际上互动才是语言发展和使用的本质，所以话语过程不仅要依赖于字词这些形式结构，更重要的是要看它们与交际现场的互动关系——例如目光交流、面部表情、姿态、手势等，当然也包括参与者的领悟能力、相互之间的理解程度以及自然、社会及文化环境等。或缺了这些副语言(paralanguage)形式的互动因素，方言的存在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最后，媒体方言的最终意义是处境性的。处境性意味着一个生物体必须有其存在的处所，而且这个处所不仅仅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就语言而言，语言的意义是由其所在的语境(语言语境和情景语境)所决定的，没有语境的语言就象一个人只有躯体而没有灵魂一样。这正如环境类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其价值是由其环境描写所决定的，或缺或改变了相关的环境，该主人公的价值就会改变甚至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方言的意义并不是由其自身的词汇价值所决定的，而是由各种社会背景和社会历史文化所奠基的，离开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语言便没有了意义，该语言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反过来说，如果一种语言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话，与之同时消失的不仅仅是使用该方言的社团的文化，同时还会危及到与之相关的其他相平行的生态语言类别，例如通用语、混合语甚至标准语等。

三、方言意义的生态学解释

按照生态语言学的解释，任何一种方言的意义都是由其社会性来决定的。方言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要进行语言活动必须了解对方的性格、谈话的目的、对方的情感和智力状态、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和希望等等。也就是说要了解一种方言的意义，必须要了解构成语言社会的因素，具体来讲应该在以下三个系统内来研究方言的意义：即群体、交际和文化。

所谓群体就是指使用某一种方言的所有成员，群体只是人们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一瞬间，因为任何个体都是在群体的洪流中沉浮着，所以我们真正面对的不应该是群体，而应该是群体化(communification)，即个体是如何使用语言来体现这种群体化的过程的。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调节手段和方式，以及个体对于群体潜在的朦胧的集体忠诚感等等。

语言交际不是单方面的管道行为，而是旨在达成共识的多层面同步协同的活动，所以交际的本质是交际双方都在尽力建立一个都能认可的意义，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交际实质上是几个层面同时运作的结果，具体来讲可以大体有交际行为、交际事件和交际关系三个方面。每个层面都存在着层级关系，小的行为可以组合成大的行为，一个小的事件可以是一个大的事件的一部分，一个小的交际关系可以在大的交际关系中加以印证和解释。

文化是方言的精髓，是人类遗传以外所学习的一切东西，是群体中学习和交际的过程。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套习惯的标签。它是人类为了生存而从其他群体成员那儿学到的生存范式。它包括、人生态度、法规条文、个体情感等可以相互影响并可以种族传递的社会因素。

这样群体、交际和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不断创造、保持和相互修正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为了交际的效率和质量，人们在做同样事情的时候形成了一些典范的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都预设好了的东西，这就是范式。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看，交际行为的本质是连续的、多层次、多参数的范式化，这些范式化与我们认识和解释我们自身或别人的行为范式的能力有关。任何一个行为都只有在行为的总体语境中才有意义，语言的范式化也只有在整个交际行为的总体背景中才可以得到解释。四、语言生态的多样化及方言传媒

由上文生态语言学关于方言意义的解释可知，方言的存在和使用方言的群体、该群体的文化特征以及交际范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方言的效用范围就是与这些方言社会性相关的领域，比如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等。这就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粤语情景剧《外地媳妇本地郎》只能在广东一带播出，为什么湖北经视推出的方言栏目《咵天》富有非常浓郁的武汉文化特色，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无锡电视台的《阿福聊斋》中的阿福喜庆、可爱的形象为什么就很快使老百姓有了身份上的认同感，其中关于无锡方言语汇的来历、传说、用法等在人感到新鲜的同时，也让人领略了一个地域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正是这种方言类节目在传承本土文化方面的不可复制性以及在构建文化生态保护区方面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决定了方言传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有特殊的意义和存在价值。这就是方言类节日在一定地域、一定群体、一定播出时段内关于一定的国计民生的话题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真正原因。

韩礼德认为languageconstruestheworld，即语言影响我们的思维、行为及信仰。AsifAgha(2007)也认为方言是社会结构的反映，它可以通过话语交际来达到身份的识别。因此，一种方言就是一种文化语境，一种方言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这些相关交际情景的缺失。生态语言学就是在关注语言在社会、社团、国家甚至是全世界大背景下的相互竞争。而目前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日渐呈现“麦当劳”现象，导致了地方和地区性方言和土话的消亡。按照Terralingua组织的研究，本世纪末，会有50％到90％的本族语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关于濒危语言红皮书》中分析，欧洲135种语言中，13种已经消亡，9种几近消亡(只有几十个老年使用者)，26种极度濒危(没有儿童使用者)，38种濒危(儿童使用者越来越少)，6种隐性濒危(没有官方形式)，44种正常。

我们知道生物多样性的缺失会给人类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语言的多样性也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鉴于其与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保护濒危语言和保护濒危物种一样重要。

五、方言节目的是非前瞻

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和其他生物体的存在一样，也有这种生老病死的内在规律，“语言的竞争正如自然界中有限的生态资源产生的冲突一样。如果一个小鱼碰到了一条大鱼，招致灭顶之灾的很可能是小鱼。(Machey,1980：35)”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武断地忽略方言存在的生态学意义，它作为生物圈内的一个链条的缺失同样会导致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早在1958年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就指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是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因此我们对于方言媒介的态度，一是要从生态的角度理解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二是要理清方言传媒与普通话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方言传媒进行积极的引导。这样既可以避免单一大众传媒的单调，同时也可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给老百姓带来一些清新、幽默，充满乡土气息和人情味道的节目。

篇10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新的亮点：媒体开始与证券市场结合筹资融资，吸纳社会资金为自身的经营和发展服务。当时新闻媒体与证券市场的互动有几种方式：一些媒体将可经营性资产剥离出来进行整合，成立隶属于新闻媒体并由国有资产控股的股份制子公司，然后申请直接上市，如东方明珠、电广传媒、歌华有线；还有一些媒体采取借壳上市的方法，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等方式控股一家上市公司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达到融资目的，以绕开子公司直接上市的多方障碍，如博瑞传播，赛迪传媒；同时，由于媒体行业整体的预期收益比较看好，一些上市公司也纷纷投资入股媒体领域，利用现有资源与媒体产业整合，达到多元化经营和优化投资结构的目的，如上海强生、巴士股份和厦门信达。一时间，传媒业的资本运作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到目前为止，上市公司已成为国内资本投向媒体业的主力军。

2我国传媒产业与资本市场融合的必然性

2.1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资本运作与资金利用能力是传媒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向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加快资本运作的步伐已是深化新闻业的改革和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的必然。传媒业的资本运作不仅是指如何利用传媒企业自有资金以外的资金以实现更快发展，而且是指能从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与传媒运作规律角度出发，利用银行或国企的资金做强传媒、改善经营能力与状况，甚至能够资本化运用自有资金，寻找风险较低或风险可控、回报稳定或高于银行利率水平的项目投资。

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目前缺的不是钱而是机制；对中国资本市场来说，缺的也不是钱而是项目和机会。因此，资金利用能力在传媒产业核心竞争力构成中的重要性将大大上升。传媒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因素是资金利用能力。

2.2发展新闻事业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尽管传媒业被称为经济效益显著的“朝阳行业”，但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1）激烈的市场竞争,使新闻媒体不得不扩张规模，更新设备，引进人才，进入新的资金投入期。（2）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大多已停止财政拨款，实行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媒体经营收入的75%～95%来源于广告经营收入，又受制于经济环境而显得脆弱。（3）作为特殊产业的新闻媒体，不但要像其他企业那样缴纳各种税收，甚至还要承担当地党政部门的一些硬性摊派，如赞助文艺团体，购买体育场看台包厢，参建文化发展基金等。（4）从2001年起，新闻媒体实行税收的先征后退政策，使传媒产业的资金压力加大。这些情况使得新闻媒体普遍面临着发展资金不足的困难，对新的资金的需求强烈。

2.3中国入世媒体面对世界传媒业竞争急需资金壮大实力

原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的《基本电信协议》开放国内电信（广义）市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侵蚀就会堂而皇之地进行。但从我国广播电视业现状看，一旦境外电子媒体大规模进入，不仅缺乏抵御渗透能力，一些小的广播电视台甚至难以生存，中国广播电视在21世纪将面临它诞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我国的传媒企业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事业单位为国家服务，没有机会来扩大自己的规模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导致其规模小、经营效率低下，面对国外规模大且资金实力雄厚的传媒企业的竞争，我国的传媒业迫切需要注入资金来与之抗衡。

2.4内外资本高度关注我国传媒市场

无论中外，投资媒介产业的高回报率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著名的摩根斯坦利全球投资报告(1998年)经过对11种产业建立有世界级竞争能力的大企业所需年限的统计分析后得出结论说，大众传媒业所需年限仅为8年，其收益远远快于医药、银行、电力、能源等其他产业。我国传媒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告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并且仍有巨大发展空间。面对中国传媒产业这一资本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国外传媒资本自然不甘寂寞，如国际数据公司IDG同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先后出版了《计算机世界报》等12种刊物。IDG公司董事长麦戈文表示，到2007年该公司将在中国投资10亿美元。

3加强传媒业与资本市场融合的建议

传媒产业与资本市场融合，必须充分考虑媒介产业所特有的属性：既要服从媒介作为“公共事业”、“社会公器”的社会规定性，在产业化运作中不能见利忘义，不能忘记媒介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又要服从传媒产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和利益组织的产业规定性，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力追求资本利润的扩张，不断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积极参与国际间的传媒竞争。3.1传媒企业重组上市发行股票融资

中国传媒企业进入融资市场的方式基本有两种：部分上市和借壳上市。所谓“部分上市”就是指媒介把自己拥有的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可经营性资产:广告、发行、印刷、信息、节目传输及其网络增值服务、出版等产业,娱乐时尚、体育等不涉及意识形态的节目制作等，从母体中剥离出来成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新公司，再通过包装改造使其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在适当时机挂牌交易上市，作为母公司的媒介，再以一家公司作为其进行媒介产业化与资本运营的桥头堡，依托股票市场巨大资金的支持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同时也给投资者带来他们所预期的较高的收益,以防资本市场移情别恋。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歌华有线（600037）就是将北京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的网络部分、播出部分、网络广告制作经营部分的资产分离而组建的。所谓借壳上市就是媒体通过其下属子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控股上市公司,然后将媒体可经营的那部分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从而达到涉足资本市场的目的。《成都商报》创办的成都博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600880)通过控股上市的四川电器而实现借壳上市成功给人以启迪。3.2传媒企业发行企业债券融资

企业债券又叫公司债券，是为筹集资金而发行的长期债务性证券。在发达资本市场企业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美国，尽管人们对股票市场的了解胜过于其他任何资本市场，然而债务市场的规模还是大大超过股权市场。在我国，由于政策体制及思维观念等种种原因，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迟迟未得到有效的发展，与股票市场相比，目前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发行企业债券有很多好处，如：对融资者来说发行债权比发行股票的综合成本更低,同时债券融资公司原有的管理结构(公司原有的性质)基本不受影响；从发行者的角度来看，企业发行债券比发行股票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媒介产业发行企业债券可以筹集到产业化进程中所需的巨额资金，且不会使媒介的国有性质发生改变，因而政策性风险非常小。

因此，我们的媒介产业完全可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的形式涉足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来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因此媒介产业的财务主管们可以借鉴国外大型传媒集团的成功经验，确定合理的股票与债券的发行比例，以使企业资本的结构最优、最合理。因此可以说媒介产业与债券市场的融合，将会是资本市场与媒介产业融合的又一重要发展趋势。

3.3传媒企业与业外企业合作引入资金

在国外，行业外企业介入媒介产业运营是非常普遍的事。媒体与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联姻”，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双方的优势，达到“双赢”的目的。一方面，媒体可利用企业的资金优势，进行资本运作，迅速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在资本的层面与对手展开竞争借以提升行业门槛；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快速成长起来的媒体，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明确提出：媒体的经营部门经批准可以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由集团控股吸收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资金。但在国内由于政策上的限制，因而企业介入媒介运营目前还处于比较低层次的阶段。在进行产业化运营较早的报纸和杂志媒介方面,企业介入媒介运营的现象比较普遍,如北大青鸟斥巨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随着众多行业微利时代的到来，传媒产业的暴利必然会吸引众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眼光。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媒企联姻将会作为传媒产业与资本市场相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得以存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管理有力的电信部门，我国的媒介产业尤其是电广产业只是一个带许多产业特征的事业单位，连国企都算不上。因此在资本市场与媒介产业化融合的进程中，为了更易为投资者所认可，媒介单位还需要努力塑造新的形象。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国有大型企业，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移动等的整体形象上都是国际化的。相比起来，我们的媒介产业的经营团体的特征并不突出。

3.4传媒企业应积极引入国外资本

国外传媒和海外资本进入国内传媒市场的方式是灵活多样的，其中最直接的是将国际性信息内容在中国落地，如新闻集团的业务在珠江三角地区的落地。全球最大的媒体巨头AOL-时代华纳斥资1亿美元入主香港华娱卫视，将卫视节目进入广东省的有线电视网。全球第二大传媒娱乐集团ViaCOM在我国推广MTV。作为凤凰卫视中文台主要股东的STAR进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有线网络。

在专业媒体方面，全球著名体育节目传播网ESPN与我国33个地方有线电视台签订协议，转播中国足球甲A联赛。美国传媒巨头维亚康姆公司与国内机构合作推出的音乐电视节目，已经进入中国家庭。国际传媒资本的另一个触角，就是参与信息通道的建设，如有线电视网、宽带网络以及报刊发行渠道的建设。集团在网络媒体方面，收购了内地网站鲨威体坛100%的股权；在报业方面，用资产换羊城报业广告有限公司和广东羊城报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70%的股权，收购内地最大户外广告媒体公司之一的昆明风驰明星公司49%的股权。香港友利控股公司也于2005年2月3日宣布：斥资5.5亿元收购北京保利华亿传媒50%的股权，已涉足内地影视制作和卫星频道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