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三农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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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农民缺乏气象科学知识

就目前而言，三农气象宣传教育缺位，气象主管单位因管理、人力、财力关系没有将气象科学知识及时添加到农民培训内容中，也缺乏相关深入农村的气象宣传教育工作，导致农民欠缺气象科学知识，懂得气象科学知识的人严重欠缺。此外，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人通常会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也选择迁居到大城市中，因此，无法在气象服务信息中提出更多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严重降低了气象信息在农村中发挥的作用。

1.2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

农业气象服务针对性弱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绝大部分气象单位只单纯提供粮食生产服务，但没更深入地提供经济作物、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林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行业等项目的服务；各级气象部门对当地农业生产情况不了解，导致在为地方政府和农民提供气象服务时，未能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农民关注的焦点是天气预报，尤其是农业年景预报、农事关键期，以及各种气象灾害事件的天气预报；农业气象未能提供一个能够推广良好技术及某一地区的农业种植布局的专业指导。

1.3气象服务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

现代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短信、网络等方式获得气象服务信息，但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水平还较低，无法完全普及网络、有线电视，造成农民获取气象服务信息的渠道不通畅，且气象信息的及时性也无法保障。这样导致了农民未能获取及时性的气象信息，一旦遇到突发性、危害性大的气象灾害，气象信息不能及时传输到每个农户，给农户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2三农气象服务存在问题的改善对策

2.1强化气象工作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由于气象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紧密，虽无法为三农直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但气象在生产中却是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为提高三农气象服务工作质量，就要强化气象工作者“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意识，开发适用于农村使用的气象产品。因此，气象部门要观测农业气象、重大病虫害气象、生态气象、大气成分等情况，为现代农业气象服务研究提供有效的监测数据。此外，还要积极更多符合“三农”气象服务需求种、养业各个环节的气象保障预报服务、新品种引种的气候论证、特色农业发展的农业气候区划、农业气象灾害预警等产品。

2.2拓宽气象信息渠道

气象信息传输不顺畅，会对农业、农村、农民带来不可估计的损失。为拓宽气象信息渠道，当地广播电视部门应积极建立重要灾害天气信息绿色通道，保证气象信息可在第一时间传达到农村，及时指导农业生产及防御和减轻农村气象灾害的影响。同时，强化各种气象灾害预报预警方式的宣传和教育，通过广播、电视、简报、电话和手机短信等让农民快速获取气象信息，且让农民可以清楚掌握最基本的气象信息传输技能，更好地利用气象服务，帮助其在遇到气象灾害事件时可立即做出相关应急措施。

2.3强化灾害性天气的预报和预警

由于气象服务工作质量会对现代农业经济造成直接影响，因此，要充分利用气象服务中的基础性、预测性和警示性功效，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相关气象单位部门要积极建设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确保在小范围内为农业经济提供准确性高的气象预警和监测服务，利用天气雷达、自动气象雨量站、闪电定位仪等多样化的现代气象探测方法对灾害性天气进行准确的预报，促进农业经济不断发展，有效规避灾害性天气带来的风险，保障农户经济效益。

2.4加强气象服务的针对性

相关气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关气象服务，与农户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了解农民的心理状态，充分了解农民在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细心、耐心解答农民对气象服务的不解和疑惑。通过气象资料收集和普及，更有针对性和高效率地为农民提供更多优质的气象服务。对于某些让农民因气象情况造成的经济损失担心与焦虑，气象部门应当指导农民获得灾害天气的预警和预防技巧，及时做好相应防护措施，避免经济损失。

3结束语

篇2

第一个要素看土地。在很多讨论中我都一再强调：事实上，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且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面积在下降，再加上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它不可能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可以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这使我感到，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在中国农村很难找到适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断减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载的双重功能。在农村政策研究领域中，人们都知道大包干以后国家不再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而转由土地来承担，这样就形成了土地的双重功能。中国农村的耕地不仅具有双重功能，而且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以承担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为主。

人们20年来约定俗成的共识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可以被简化为“大包干”。但什么是大包干？

我在去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别强调了一个观点：大包干其实是一种形成制度改变的交易。80年代初期政府集权控制的解体、允许农民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分户承包土地，农户实际上占有了土地的完整使用权和大部分收益权。政府之所以同意做这样根本性的制度改变，是由于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财产制度创新中，政府在放弃对农村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控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例如对村社的行政管理、抚养乡村鳏寡孤独，以及其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一般公共品的供给等；这些公共责任作为农民占有土地使用权的代价转移到土地上。因此，在我们中国农村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农村土地不能被单纯地当作一种生产资料来完全交给市场处理。

第二个要素是劳动力。农业人口和劳动力严重过剩，是清末以来的长期问题，本来不是建国以来才有的现象。其实，人们只是对中国近代史上追求工业化导致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差别扩大引起更多的关注。现在中国农村有五亿劳动年龄人口。另外，上到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下到半大小子，他们只要能动，总要到地里去干活，所以，农村整、半劳动力加起来不止五亿，估计有六亿以上。农业需要多少劳动力呢？一亿多。那么总共有多少劳动力需要转移呢？至少三四个亿。往哪转移？因此，如果劳动力不能转移或者转移得不那么顺畅，在这种情况下，土地也不能增加，那么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效用只能递减到零以下。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可能减少，怎么办？农民作为劳动力的拥有者，只能被迫减少劳动时间。按现行法律规定一个劳动力一年应该劳动300天，然而却只能在农业上劳动20多天，那剩下90%以上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呢，没有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吃饭，不消费，结果呢，一个活劳动所有的消费，也就是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过程，都得由土地产出来保证，假如他没有外出打工的话。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提高，不仅不能提高，实际上这些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大幅度低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资源严重短缺的地方，农业甚至连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都不行了。

第三个要素看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作为龙头要素的资金当然就进入不了农业领域。因为资金投入必须要产生利润。但是，农户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是负效益的，导致每年农业资金至少净流出几千个亿。为什么农业资金会流出呢？农业生产连平均利润都达不到，资金怎么会进来呢？有人说，可以通过政府的“农业投入政策”，用政策性的政府资金来加强农业投资，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且不说增加投入并不能增加产出，也不能增加产出效益，如果产出效益不增加，投资敢增加吗？就算政府真投了，那高度分散的2亿多农户到底应该投给谁，怎么投才能到那些真正需要的户？事实上这些年政府增加投入的结果是，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

而且，90年代以来农业的硬成本每年增加10%，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业的主产品几乎没有国际竞争力，大部分高于国际价格。这是硬投入方面。

软投入呢？软投入就是所谓服务，也同样有成本问题。例如加强技术服务，提高技术含量，等等。硬成本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每年增加了10%，软成本年平均起码增加了9%，其结果是农业的负效益越来越严重。农户调查显示，1997年以后，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产出比逐年递减，纯收益已经是负值，1995年种植业亩均可以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而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得到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真的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1/3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年一个人就只能收入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算在内。这样看来，农村种植业人均每年一两百块钱的现金收入水平，怎么能保证农业的正常发展呢？

综上所述，人们现在之所以终于接受了三农问题的提法，是因为“好一个农业了得”。这么多矛盾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使得我们至少在政策层次上不可能再讨论纯粹的农业问题。

学术界一般性地跟我们这些长期搞农村问题研究的人谈市场经济的ABC，本来就意义不大。我们是1988年最早提出农村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那时面上的提法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如何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道理，当时我们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兴趣的人不妨翻阅一下当时的资料再参与讨论。但是，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几年过去，以现在这样的国情矛盾制约，怎么搞单纯农业领域的市场化？在目前这种三要素不能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的情况下，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的话，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筑其上的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在农村中如何体现？市场的话语在农民和农村经济的语境中变得很尴尬。而我们现在强调的这些政策，请问有多少在这样的三农问题上是不尴尬的？人们应该知道，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中，农业其实从来就不是一种符合计划经济特征的生产，因此才有所谓“改造农民”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过于意识形态化，以为农村改革就等于市场经济。其实，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无法根本解决与分散小农的交易问题。但当人们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放在这里的时候，似乎对现实问题就失去了解释力。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前人们提出的失去解释力的那些认识误区。

当前第一个重要的认识误区是私有化。切不要以为，只要土地私有化就能解决农民问题，就能成规模地集中土地，而只要规模经营能够参与国际竞争。这个道理看上去逻辑完整，实际上似是而非。现在中国人均土地就是这么少，在南方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都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而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遭受干旱，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总体上水太少。尽管有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仍然不能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能力，不可能依靠提高规模效益来参与国际竞争。这些所谓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考量农业问题的思路，在目前我们这样的资源环境中都要碰壁。

有人问，为什么不革新农业技术？靠技术创新提高农业效益。需知，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前期成本，这些前期成本谁来付？现在讲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识产权，技术是要拿来卖的。更何况，分散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哪个单家农户能够成为这种技术和投入的载体？

又有人说，为什么不提高产业层次？只有搞产业化才能解决农业的出路问题。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在我们这里，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产业层次如何提高？进一步看，能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与负效益的农业结合起来吗？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下伸的部门和政府控制的国有部门垄断、并且凭借加强垄断获取利润的时候，农业能产生利润吗？再说，搞产业化经营是要成本的，假如在不产生利润的农业领域从事生产经营，组织成本从何而来？

所以，以前约定俗成的看法，在今天复杂的三农问题面前都要重新思考。在最近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出，要“慎言三农”。为什么要慎言呢？因为学术界已经多年不了解基层情况，不做调查研究，往往习惯于在两个极端上跳舞，往往缺乏对国情问题的常识，因此会犯一些幼稚的错误。

我说慎言三农，并非要占有话语权。虽然首先应该感谢大家关注三农，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我哪怕再谦虚谨慎，有时候也会不耐烦十几年来总被人家“耳提面命”；不愿意听“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因为，人们往往用基于各种理论的约定俗成的概念来套到三农问题的解释上，这的确有可能帮倒忙。如果没有大量的实地调查资料的积累和政策经验的积累，套上去会出现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现在遇到的复杂局面，在一定意义上与长期照搬照套的做法有关。所以我大胆向学术界呼吁慎言三农。

篇3

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国家市民社会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出现了村民自治，此后，它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广泛关注。村民自治研究不仅成为我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

本文无意对所有村民自治研究作出概述，而只是试图分析其中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内容，并试图通过对村民自治这一“标本”的解剖，提炼出某种理论资源；通过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大视野进行区分，对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发展、新趋势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

村民自治研究的“政治民主”视野，指研究主要集中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运行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持这种视野的研究又因其对“民主”理解的不同侧重，大致分为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偏重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实质内容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即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是对村庄场域内的公共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而国家政治民主是对国家场域内的政治资源的一种支配方式，两者是同质的；认为村民自治是中国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把建设民主的试验点和突破口放在农村，可以大大降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成本和风险，既可以推动民主进程，又可以保持全国的政治稳定。他们以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两票制”选举试点工作的成功为例，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开始由村民自治向更高层次的民主建设——基层政权建设迈进”。

后一种观点认为，村民自治的民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示范意义主要是形式上的，村民自治产生的原因是农村的承包制突破体制的国家外壳时，国家急于以一种替代性组织填补国家治理真空；村民自治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民主价值，作为“草根民主”的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是有限度的“，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村民自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民主进程中，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并通过形式化民主训练民众，使民众得以运用民主方式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不断赋予民主以真实内容”；“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来说，一方面必须重视为民主创造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更不可忽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形式实践，通过在民主形式实践中建立民主规则和程序，训练民众，为民主创造内在的条件，逐步实现由形式化民主到实体性民主的转换。这便是村民自治给我们的启示。”这可以看作是对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的一个总结。

上述两类观点，前者认为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有实质性价值，将社会民主(自治)和政治民主相等同，把作为“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与作为主要政治体制的政治民主相等同，研究视野从村庄所代表的社会范畴不自觉地转到了某种意义上与之相平行的国家这一政治范畴；后者则始终将视野限定于村民自治的社会范畴，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揭示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形式上的示范意义。当然，前者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从法律条文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个“自我”、四个“民主”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正式法律文本对村民自治的性质概括和定位。

有些研究者没有区分这四个“民主”的程序和形式上的意义，以及三个“自我”所代表的村民自治的实质上的内涵，从而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混为一谈。从实际执行情况看，村民自治机构既是群众自治的组织，又充当着国家在农村的“人”的角色，这使村民自治的社会独立空间和政治体制内的民主的末梢不能从实际上分别开来，容易使人只看到两者形式上的共同点而没有看到其实质上的区别。罗伯特·达尔给政治民主的定位是：“在最低水平上，民主理论关心的是普通公民借以对领导行使相对强的控制的过程”④，而“独立的社会组织在一个民主制中是非常值得需要的东西，至少在大型民主制中是如此”⑤。达尔这里前半句说的是政治民主，后半句说的是独立社会组织对政治民主的作用，但独立社会组织内部也可以有民主形式，社会空间内的民主形式使社会组织的运作更公平有效，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影响和推进只是形式的或外部的，而不是实质的与内部的。

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性质，认为虽然村民自治起源于群众的自发行为，具有“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初始特点，但是大多数村民自治的相关制度都是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的，而且在推广这些制度的过程中对原生的制度作了选择和改造。研究者从中国的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的现实情况出发，认为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处于主动的地位，中国的民主政治有必要“自下而上”提供政治的社会基础，但是国家的权力体制与村民自治的原则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不从制度结构上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不断向乡村渗透和国家与乡村的权力边界问题，村民自治的发展限度是可想而知的。到此为止，村民自治“政治民主”研究视角的困难已经显现出来了。正如这些研究者所说：“虽然更高一级的基层民主制度知识是一种可以交流和学习的知识，但是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出发，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向更高一级民主制度演进面临无法回避的困难。”虽然村民自治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从形式上有示范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支撑，农村社会范围内的民主形式又有多大示范意义?更何况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形式也并不规范，所以村民自治的社会民主没有上升到政治民主的逻辑必然性。部分学者认为：“在国家民主和基层民主缺乏连接时，想不通过改革国家民主制度而享用基层民主的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认为，试图找出村民自治内的社会民主对政治民主的直接而实际的作用是不现实的。

二、“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运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始于邓正来和景跃进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上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该文引发了一系列以“市民社会”为话语的研究。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视为某种意义上的两个平行体。正如邓正来所说，这些研究者是想寻找一个与国家的体制外对话的模式。

科勒尔(Kelliher)发现，在非组织的、个体分散的中国农村，国家能够影响社会的原因，在于两者结构上的同一性而非社会独立的组织化③。持“政治民主”视野的研究者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从“政治民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村民自治出现困惑时，有研究者渐渐转换了视野，从寻找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治民主体制的“同”，转而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异”，试图找出促进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另一途径。他们除了承认国家对村民自治的介入和巨大影响外，还看到了村庄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与国家进行着一种独立的对话和博弈。“农村的经济改革不仅突破了这一结构性外壳，而且使亿万农民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国家的体制性权力上收至乡镇，在乡镇一下便产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主体组成的，同时也有公共事务、公共权力、群己的界限，有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也就有了民主的原始动机”④。这里说的“民主”是社会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当然，“政治民主”视野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野有内在的联系，因为民主可以看作是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方式，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

1998年“国家与社会关系”课题组“中国乡村制度：历史与现实”学术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对“国家与社会”视野形成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试行十周年之际，《中国书评》5月号刊发了该次会议综述和对徐勇教授专著《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主题书评。张小劲在《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再思考》一文中指出：“研究村民自治有两个视角是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其中之一是所谓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研究视角，其二是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视角”。景跃进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消除‘乡政村治’内在紧张的根本出路”，村民自治研究“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政府行政管理的合理/合法性(抽象到理论高度，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②。其实，早在1997年王旭就指出：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国家与农民权力相互增强的绩效”“，从长远来看，一种相对和平而有序的民主化转型过程是可能的，而国家的专制性权力在这过程中最终将被消解，其基础结构性权力则得以保持甚至加强！”

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认为，解体以后，“国家仍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的生活理念却无力安排村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国家介入基层社会的成本过大，没有必要。

而另一方面村庄借国家的力量合法地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和与国家对话的实力：“村庄正在利用非均质的国家来塑造村庄的边界与整合村庄的利益。国家进退与村庄建构是同步的，村庄最终是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

那么，我国农村形成的独立的社会空间有多大?我国村庄的自治程度又如何?对此，郑法援引达尔的话说：“如果一个组织从事的活动被另一个组织认为是不当的，但任何其他组织——包括国家的政府———都不能阻止，也不能通过提高其行动的成本来阻止它这样做，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组织才是相对自治的”，并提出了衡量村民自治制度中的社会活动空间的尺度：“农民组织首先必须在组织上独立：能够以一个独立组织的主体资格参与社会生活，自主处理有关事务”，而我国村民自治的许多相关制度和职能设置都是由政府代为设计和规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的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国家可以按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比较容易地调整农村社会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村庄社会的自治程度还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野主要注重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而国家在“利益权衡中的绝对优势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上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样“，国家与社会”的视野也就回到了前述“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困境。

三、村民自治研究的新进展

以上我们区分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两种视野。在大多数论者的研究中，这两种视野并不表现得泾渭分明，这与村民委员会往往同时扮演村民自治机构和国家“人”的双重角色的现状有关。两种研究视野最终都把关怀点落在我国的民主政治(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体制的建设上。有论者说：“对于村民自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义不宜过分强调，那样可能反会损伤村民自治的实效与进展”。也有论者说：“现在不是担心民主来得太慢而是担心民主来得太快，知识界不能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援和制度构造。”目前研究者基本上已取得的共识是，村民自治的实行是国家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从社会的退出，同时村庄在村民自治中也为自身争取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当代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大师泰勒说：“就最低限度的含义来说，只要存在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市民社会便存在了”。换句话说，社会从国家那里争得一个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虽然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关注大多超越了村民自治本身，但无论持“政治民主”视野还是持“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者都认为，当前制约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因素之一是国家的制度供给不足，尤其是裁量手段缺乏，使得地方政府在具体制度实施中随意性过大，造成了村民自治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和形式化等问题。这些论者认为，当前国家颁布法律制度应强化制裁手段，对于违规行为尤其是政府的违法、违规行为，应予以司法制裁，对于村民则应提供法律救济。对此贺雪峰评论说：“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中，特别容易出现简单化和直观化的判断，不能科学分析表象背后的真实。更糟糕的是，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有些学者并未真正理解问题的复杂性即匆匆提出成套对策，由此严重损害了村民自治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对村民自治制度供给不足和裁量手段太少的判断，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况。”

前面已经提到，市民社会理论把重点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是想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转移了研究的视线。当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因国家方面的动作迟延而影响互动效果甚至影响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时，必须强调国家体制内的变革。这样说并不是要回到“民主先导论”的作法上，而是指为使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健康持续地进行，国家必须对社会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使社会拥有更多的原生性资源。这一要求与“民主先导论”的不同之处是，它并不要求从结构上对现有政治体制作根本性的变革。这一要求在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中表现为：给农民更多的经营自，给农民更完整的土地产权，使农村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同时更少地受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增强农村社会与国家对话的力量和主动性，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味强调制度变迁的“国家主导型”的性质。如果每一个具体情况都要有政策法规来规制的话，恰恰为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应给社会更多的原生性资源以实现更多的社会空间和与国家互动中的主动性，同时规范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汲取方式，减少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随意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需要国家对社会的行为进行规范，相反在社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后，更有必要加强和规范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方式；但这种规范社会的行为本身也需要规范，而不能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正是法治社会的精髓所在。在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具体研究是很缺乏的。在这方面，吴重庆对孙村的研究是一个有益尝试。在《孙村的路：“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中的民间权威》一文中，吴重庆通过对孙村的道路建设过程中展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进行考察，提出了“‘合算’的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利益权衡关系进行了个案说明，但他“把‘国家’与‘基层社会’间的关系视为利益权衡关系，目的在于说明利益权衡的动态性决定了‘国家’可以随时作出是否及多大程度介入‘基层社会’的抉择，而国家一贯的利益取向也决定了并不因为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的大小而改变‘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性质”。这表明他仍然没有跳出“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定势的影响，所以还没有试图从扩大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来解决村民自治发展的瓶颈问题。

萧楼、王小军认为，在国家与社会视野的研究中，“关键路径在以往的个案中总是未被深入探究”，因此提出了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以权力问题为核心，以权力运行空间为背景，以正式或非正式政治组织为对象的村民自治研究框架，强调要着力从个案中考察村庄与国家的复杂的权力博弈：“国家在不断地塑造着村庄，一如村庄在不断地塑造着国家”；“国家独占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的局面已经打破，村庄最终与非均质国家一起完成自我定位和自我构造。”但是他们的研究也并没有突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权衡的窠臼。

邓正来在对北京三个民营书店所作的案例分析中，对以前“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他吸取并改造了哈耶克关于“秩序原理”的社会理论，对其关于国家与社会互动中的完全“理性”的过程和结果提出质疑，提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过程中及其结果的“未意图扩展”的概念，即“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是介入这一过程的各方抱持自己的意图参与这一过程，却在每一阶段上和最后得到了事先未曾预料和计划的结果”。他发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是“理性”行为和“未意图扩展”的共同结果，“简单地‘自上而下’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力量对于社会转型的决定意义，或反过来，同样简单地‘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转型的‘民间动态’，都无法完整地覆盖我们正在经历的力量变局。”邓正来这项研究成果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国家主导论”，或者说突破了“国家力量在与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总是处于主动或主导的状态”这样一种粗放的结论。如果说此前部分论者只是论证了国家退出某些社会空间、社会在某些领域内保持独立的可能性的话，邓正来则论证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因为国家并不能完全控制它与社会互动行为产生的结果。他的研究试图告诉我们，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在政治之外，因而“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这种探索为我们重新分析村民自治、为我国民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援。

那么，“未意图扩展”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是否具有普适性?或者换一句话说，村庄的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博弈过程中是否也有邓正来所说的“未意图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家和社会的完全理性的设计和行动的结果?村民自治研究如何摆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窠臼?一些研究者不管是否明确认识到，实际上已经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具体来说，一些论者的研究兴趣已逐渐从与村民自治相关的政治制度转向以下其他相关制度，以此试图在政治领域以外寻找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其一，农村土地制度。有论者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制度的可行选择”，因为“土地股份合作制既符合国家关于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政策，又确保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但是这种制度创新给农村问题的解决带来的效果是有限的；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严重不足，由此产生了权利主体缺位、产权边际模糊、物权债权化等问题，“村集体土地虽然法定由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经营管理，但是村委会实际上是以政府人形象作为政权末梢而存在的，因而村有土地事实管理者同样也是政府”；又有论者指出，我国土地产权“正是由于没有上升为物权，土地承包权的内容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对抗他人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处置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为的权利效力随之降低”，农村土地所有制从多个层面影响了村民自治的绩效。其二，农村税收制度。有学者认为，农村、农民的一些权利保障可以通过建立合理的现代税收制度确立起来，从而为村民自治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外在于村民自治制度本身的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③；又有论者指出，要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深入改革，要彻底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实行与城市相配套的现代税收制度，废除农业税、屠宰税、三提五统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费④，从而给农民更多的能与国家对话的稳定的社会资源，进而增大农村在自身发展问题上“自下而上”的体制创新的力量。

其三，村级集体资产、农村财政体制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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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农业税取消后的三农问题

——来自##县的调查

##县地处五岭北麓，潇水源头，位于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是某省省的南大门。全县总面积====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万亩，耕地面积==万亩，人平耕地=.==亩，共辖==个乡镇，=个林业采育场，===个村（居）委会，总人口==万。全县林地面积====多平方公里，活立木蓄积量====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是一个林农参半的全国重点林业县之一。

====年，##县开始全面贯彻实行对农业税全免的扶农、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后，作为一个林农参半的林业大县，免征农业税后，农村工作应该怎么管？乡镇干部干什么？乡镇工作的重心往哪里转？=月份，我带领有关人员围绕这些问题，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现场查看等形式，在全县==个乡镇的==个村进行了为期==余天的调研。调查显示，政府取消农业税后，与之衍生相伴的一些新动向和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加以研究解决。

一、全县免征农业税前后的基本情况

免征农业税前，====年,全县农民负担农业税、三提五统各项集资等税费总额====.==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元，====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万元，按====年底==.=万农业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元，亩平==.=元，较改革前人平减少==.==元，减幅==.==%，亩平减少==.=元，减幅==.=%，====年农业税全免，总额====余万元，人平==.==元。

二、农业税取消后的新气象

（一）农民负担有效缓解。免征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分配关系由过去的“多取、少予”开始向“多予、少取”转变，====年全县农民人平直接减负==.==元，加上粮食直补资金===万元，良种补贴===.=万元，农民人平减负==.=元。全额免征农业税，杜绝了一切向农民伸手的借口，堵死了向农民搭车收费的路子。调查对象中，均未出现收费现象，基本实现了“零负担”。

（二）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免征农业税前，乡村干部强制征收和暴力征收时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直接导致了农村非稳定因素的增加。农业税全免后，职责发生转变，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而变。乡镇干部在工作形式上，从过去“索取型”向“给予型”转变；工作职责上，从“任务型”向“服务型”转变,从过去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计生）”的矛盾焦点中解脱出来；群众关系上，从“油水关系”向“鱼水关系”转变，受到农民的欢迎。==%以上调查对象对免税后的乡镇政府表示满意。

（三）种粮积极性得到提高。免征农业税后，加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不断落实，农民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弃田抛荒的少了，复垦耕种的多了；粗放经营的少了，精耕细作的多了；撂荒面积减少了，种田大户增多了。====年水稻种植==.==万亩，同比增加=.==万亩；烤烟种植=.==万亩，较上年增加====亩。

三、农业税取消后面临的新问题

（一）乡镇及村组干部的角色转换尚未及时到位。

=、思想观念不适应。长期以来，乡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收税，能把税费收齐就是最大的成绩，其他行政职能逐渐弱化。现在沿袭几千年的“皇粮国税”取消了，乡镇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了，乡镇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更加突出。调查中，==%以上干部认为“农民全部减负，干部如释重负”、“农民种田不交钱，农村工作何去何从”。免税后，乡镇干部帮助农民抓调整，首先就丧失了动力机制，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跟乡镇干部尤其是一般干部没有直接的利益联系。除计生工作外，乡镇干部大都产生了盲目感，对农业税取消后的工作心里没底。=、工作方法不适应。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明确，各项政策深入人心，农民的经营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单纯靠行政命令开展工作已没有了市场和空间，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涉及到新形势下如何创新工作方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搞好公共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等问题，==%以上乡镇干部表示心里没底。=、发展思路不适应。农业税费一直是乡镇赖以运转的财源，农业税取消后，虽然有基本相当的转移支付，但转移支付是一个定数，只能维持乡镇基本运转，根本谈不上偿还债务、发展公益事业等。农业无税，乡镇财源何来，怎样发展？这对于长期习惯就农业农村抓农业农村的乡镇决策者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有的乡镇领导反映说，农业税取消后，就发展思路角度来讲，乡镇干部的担子不轻反重。

（二）乡、村两级组织正常运转更加困难。一是财力大辐减少。免征农业税后，一般乡镇减收==余万元左右，多的==余万元，财力缺口大，==%以上的乡镇干部误餐补助和其它津贴无法兑现；村级收入较取消农业税前平均减少==%左右，每个村的收入包括各级转移支付平均不足=万元，只占正常运转所需支出的==%。调查显示，全县仅有==%左右的村组织有收入，其中收入上万元的村仅占=%，==%左右的村级组织没有收入。以湘江乡调查的三个村情况来看，====年总收入=====元，总支出=====元，结余=====元，被迫还旧借款=====元，赤字=====元。二是债务积重难返。免征农业税前，==%以上的乡村由于垫税、村级集体企业亏损、重点建设及招待等诸多因素，致使乡镇和村级组织负债现象较为普遍，不堪重负。据不完全统计，全县乡、村两级债务高达====余万元，其中乡镇负债====万元，村级负债===万元，平均每个乡（镇）在===万元以上，每个村在====元以上；其中负债最严重的沱江镇累计债务高达===万元。乡村债务久拖难解已成为一些地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三是村干部队伍难稳定。免征农业税后，村级唯一的集体收入来源被卡断，村级资金严重不足，各村正常支出难以保证。全县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不足====元，==%的村干部表示每年招待乡里干部的开支就不止====元，村干部成了“倒贴”干部，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湘江乡村民小组长在取消农业税前人均年发放===—===元，免征农业税后由于经费紧张已取消。四是农业税征收遗留问题多。过去在农业税征缴过程中迫于“双过半”和“结硬帐”，乡镇、村级组织通过借、垫等办法完成任务，有的向银行贷款，有的用乡村干部的工资垫付，目前全县农业税尾欠仍有====万元不能收缴到位，平均每个乡镇==万元左右，致使乡、村债务难以化解，乡、村干部陷入两难境地。乡村偿债压力很大，且因为==%以上是贷款，考虑到利息等因素，债务有上升的趋势。五是农民土地矛盾纠纷增多。由于取消农业税，土地收益增值，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争田要地的现象，由于国家土地承包政策明确规定“土地一定==年不变”，也使部分农户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农村人平占地悬殊竟在=倍以上。农村土地二轮承包的遗留问题日渐显露，农户之间因界端不详、面积不实、权属不明产生矛盾，一些原来已退田的农户又要求收回土地自己耕种，少数村将闲置地集中租赁给种田大户或外来户经营，农民现在又要求发包到户或提高租赁费或重新分配。六是公益事业开展困难。免征农业税前，村级集体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免税后，村级的道路维修、塘坝沟渠修整、学校建设等村级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骤减，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开展的“一事一议”存在“有事不议，有事难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加上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导致的投工投劳不足，造成村级公益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三）农资上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增收不乐观。调查表明，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水涨船高”，直接影响农民增收。以沱江镇山口铺村==组农户饶家杰为例，====年发现化肥等各项费用明显上涨，购买同样的化肥平均每亩上涨==元，农药平均每亩上涨==.=元，翻耕、抗旱抽水费每亩上涨==元，地膜、农具等其他物资价格全面涨价。同样的一亩耕地面积所需的农资费用，比上年涨价就超出===元。因此，因涨价而超出的各项费用高出了农业税免税额。调查中，有的村民埋怨说：“上面在骗我们，免了农业税，每年我们要出更多的钱（购买农资）”。

（四）取消农业税对林区发展意义不大，林农返贫未能得到扼制，林农区的经济差距日益加大。“三林”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林区水田面积少，种田方面的农业税本来就不多，免除农业税政策并没有给林农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国家的扶农、惠农政策为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致使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加上自然条件限制、林业保护性政策不到位、林业税费居高不下、部分惠林政策被取消、现行的惠农政策不能充分享受等因素，致使林农返贫更加严重，林区与纯农区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严重不足，吃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林区耕地少，人均水田=.==亩，粮食直补政策人均实得仅=.=元。相反由于国家采取粮食收购保护价政策，主要靠买米度日的林农为此每年人均增支购粮款在===元以上。====年以前林农每年自产粮====.=万公斤、林区平价定销粮===.==万公斤、造林抚育补助粮===万公斤，三项====.==万公斤，人均年口粮达===公斤，吃饭问题已经解决。====年以后，林区平价定销粮、造林抚育补助粮被取消，林农吃自产粮和市场购粮。====年===个林业村自产粮===万公斤，人均===公斤，比====年人均减少===公斤，人均年缺粮=个半月。吃“三夹饭”（包谷、红薯条、大米合煮）的现象重新反弹。二是经济来源单一，收入仍然较低。林农基本靠木材采伐销售为生，====前人年均木材指标=至=.=立方米，由于木材径大质高，木材销售价高，林农人均实得===至===元。====年后，采伐指标逐年减少，人年均=.=至=立方米，加之木材市场疲软，销售价降低，兼之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的影响，扣除一定的运输成本和上交的税费及劳务开支后，林农人均实得仅有===至===元，比====年人均减少===至===元。加上国家实行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木材限额采伐等林业政策，林农从生态公益林中所得补助仅为=元/亩（扣除管护费，实得=.=元/亩）。且由于生态公益林的划分，导致林农对林木和林地缺少了经营自，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砍一轮树种三年土，解决三年杂粮”的生产生活门路也没有了。雾江乡龙虎村谢冲小组共有林地====余亩，其中====亩被划为公益林，此后，该小组几无树可伐，全组===多人每年仅靠国家按=.=元/亩实得的=====多元补偿度日，人均不足==元。据统计，====年全县林农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其中水口镇仅为===元。目前林区现有贫困户=====户，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人，占全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的==.=%。三是基础设施差，发展仍然缺乏后劲。目前林区==个组未通电，===个村未通电话，==个村未通公路，===个组未通小四轮、板车路。由于交通不便，林农每年支付木材陆运费===多万元，买米交通费===多万元，人均增支===多元。====年，林区有过伐组===个，占==.=%，这些村组由于无树可伐收入锐减。由于林农用于吃粮、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以上，致使林农发展生产投入严重后劲不足。

三、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反映“三林”问题、呼吁国家调整现行有关林业政策。（=）建议恢复已经取消，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林粮挂钩、造林补助等林业优惠政策。这对调动林农营林积极性，保障林农基本口粮，维护林区林政和社会秩序意义重大。（=）制定调整有关林业政策。建议对林农实行“一取消、一补偿、一补贴”政策。一是取消育林基金，让林农直接在林木交易中增加收入。同时，对因取消育林基金后给地方政府减少的收入缺口由中央和省级财政予以弥补。二是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对现有公益林的林木资源进行价值评估，实行一次性补偿或分期补偿。对绝大部分山林划为公益林、耕地严重不足、生存条件特别困难的林农，实行生态移民，将公益林木补偿费和林地征用费一次性补偿到位。公益林林地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改变现行补偿（=元/亩）过低的状况。三是建立对林农实行生态直接补贴机制。参照种粮直补政策，可根据林木采伐指标或造林抚育面积，对林农进行粮食补助。（=）配套完善有关林业政策。为了确保政策落实，建议从水力发电、森林旅游、消耗森林资源的企业、排放污废物破坏生态的部门、企业和个人收取生态资源税，作为对生态营造、管理、保护的经济补偿，使生态资源补偿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对林业实行长期限、低利息的信贷扶持政策，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对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的营林贷款实行减免或挂帐停息政策；在明晰林业产权的基础上，实行林木、林地资产抵押的金融扶持林业政策；加大对林区县乡镇的转移支付力度，推进林区健康稳步发展。

（二）不断加快配套改革步伐，深化调整和完善涉农政策。

=、进一步推进县乡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根据中央机构改革方案及省里的要求，各个乡镇将分流=/=—=/=的富余人员。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机构改革。（=）要撤并机构。科学设置乡镇机构，并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要改革村组机构，大量精简村组干部，实行联组合片，由村干部兼任片长。（=）要分流人员。下大力气清退编外人员，压缩在编人员，解决好富余人员的出路。一是鼓励乡镇干部带薪带职离岗发展经济；二是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三是对==岁以下，没有达到大专以上文凭的乡镇干部实行脱产轮训，学习培训期间工资不变，培训费用自理。

=、进一步加强农资市场管理，还利于农民。同时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产品，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害。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含量，帮助农民科学种田，提高产量，增加收入。要鼓励和促进农资生产企业开发高效、高能、价优的农资产品投入市场，尽可能地满足农民的需要，使农民既能增加产量，更能增加收入，实现农资企业与农民双赢的效果。同时，政府要引导农民改变产业结构，种植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档次，提高耕地的综合效益；引导农民广泛使用有机土杂肥，这样既能改良土壤结构，又能降低农业投入的成本，还能减少农村因自身环境污染给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失。

=、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依法完善二轮延包等土地流转方式。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各项补贴政策的出台，土地问题逐渐凸显为农村的突出问题，更显示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针对农村土地承包发生的新情况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活用足党的农村政策，努力化解国家土地政策与土地承包现状之间的矛盾，及时依法完善二轮延包，调处各类土地纠纷，签订承包合同，颁发经营权证，做到“四至”清楚，权属明确，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同时，对农民在抛荒地重新耕种的，要合理引导，做到有序开发，不得乱砍滥伐、过度复垦。对长期外出务工农民的承包地在保障其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引导其通过代耕代种、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到人多地少的农户。对外来经营业主以协议方式开发村集体空地，也应通过其它承包方式保障其经营权，采取土地使用权入股、有偿转让等形式，既保护承租者的合法权利，又适当考虑农民的既得利益。

（三）进一步搞好乡镇职能的重新定位，转移工作重心。

农业税免征仅仅是“少取”，乡镇应该在“增收”和“多予”上对农民给予更多关注，主要职能应是发展经济、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重心由就农业抓农业向以工带农、以工促农转变，突出抓好农副产品加工业。一是要履行引导农民入市的职能。鼓励发展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产品销售队伍，推动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二是要履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职能。乡镇要花大力气制定出操作性强的农村建设规划，并认真付诸实施，探索多种途径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大力加强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抗灾能力，彻底改变农村脏、乱、散、差的旧面貌。三是要履行引导生产发展的职能。乡镇政府要引导村组干部转变观念，为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当前，农民最盼的是快富，最缺的是资金、技术和信息。可采取选派乡镇干部到村组任实职，或乡镇干部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乡镇派驻企业服务、引导外出务工、参与支农中介服务组织等形式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四是要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及时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进一步创新管理方式，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目前，乡镇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做好新形势下的乡镇工作，要求乡镇干部必须对我国目前农业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较深的理解和把握，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的重大意义。一定要使乡镇干部认识到，取消农业税的真正内涵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以工促农的发展阶段，实行包括取消农业税在内的各项惠农政策，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势在必行。乡镇干部必须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转变观念，调整心态，主动由领导管理向指导服务转变，甘当公仆，积极服务广大农民，带领群众致富，发展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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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银行；三农；金融服务

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了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坚持“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在新的形势下，积极推进县域农行改革与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金融服务，真正在农村金融体系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是目前农业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最近我们对农行武宁县支行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也引发了对县域农行如何搞好服务“三农”工作的一系列思考。

一、武宁县“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武宁县位于江西西北部，地处赣鄂湘三省边陲，全县总面积3507平方公里，总人口37万，辖8镇11乡、1个开发区和1个街道办事处。近年来，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财政和农民人均收入同步提高。2007年实现生产总值32亿元，比上年增长19.4％，其中：第一产业8.42亿元，第二产业16.64亿元，第三产业7.12亿元。一二三产业比例为26.4：51.4：22.2，结构日趋优化。2007年财政收入2.66亿元，占GDP的8.3％，比上年增长20.7％。其中：一般性财政收入1.75亿元，增长20.7％；财政总收入中税收收入占83％，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5亿元，占GDP的46.9％，增长47.5％；民营经济实现税收1.85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69.5％，增长18.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亿元，增长15.7％；农民人均纯收入3980元，增长6.9％。

武宁县域经济具有四大特色：①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钨、锑、大理石、瓷土等，现有法人煤矿12户，钨加工企业2户，锑加工企业2户，大理石厂34户。②小水电资源丰沛。至2007年底，全县共建小型水电站97座，总装机容量6.5万千瓦小时，装机容量在5000千瓦小时的有2座，年发电量达1.3亿度。2008年4月份，九江华宁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又在礼溪镇下坊村开工兴建装机容量3.6万千瓦、年发电量1.11亿度的下坊电站，总投资3.6亿元。③森林丰茂。全县有林地面积373.5万亩，森林覆盖率64.1％，活立木蓄积量达773万立方米，林权改革后，林农护林造林积极性空前高涨，林业发展大有前途。④工业园区成果丰硕。武宁县目前建有万福工业园，属省级开发区和省级民营科技园，规划面积2万亩，现已形成节能电器、医药胶囊、矿产化工、玻璃钻石、汽车配件、纺织服装为龙头的六大支柱产业。到2007年底，入园企业达106家，其中投产企业84家；园区工业产值30.5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完成工业增加值11亿元，增长138％；主营业务收入31亿元，增长39.6％；上缴税收4926.6万元，增长90.7％；企业净利润2.35亿元；劳动用工达1.2万人。此外，武宁县位于庐山西海全国风景名胜区，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现已成为全国文明小城镇示范县、全国文化先进县、国家卫生县城、全国生态示范县，其旅游业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二、武宁县农行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近年来，农行武宁县支行在省、市分行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施股份制改革为动力，紧紧抓住当地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机遇，始终把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作为业务工作的重点，创新思路，创新产品，完善健全政策措施，组织运用资金，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支持城镇一体化建设，强力助推“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为武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实现了社会效益和自身效益的双重提升。到2008年6月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47441万元，比2005年末净增17349万元；各项贷款余额21087万元，其中2006年至2008年6月新放贷款7037万元。特别是2008年以来，武宁县农行加大了有效信贷投放，至6月末已累放新贷款3716万元，其中：法人贷款1850万元，个人贷款1866万元。该行2006年和2007年累计到期贷款4708万元全部收回，收回率均为100％，没有出现新的不良贷款。2007年该行实现各项收入1282万元，其中利息收入541万元、中间业务收入205万元，账面盈余474万元，该行还制定了3年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和县域经济的扶持力度，计划2008－2010年净增贷款27400万元。近期，县农行支持“三农”的主要举措是：

一是积极支持优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武宁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也是各家金融机构竞相争夺的重点市场。武宁县农行按照县委、县政府“全民创业”、“工业强县”的战略措施，实行因地制宜，择优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优质法人客户提供信贷、结算、汇兑、银行卡等多方面的金融服务。重点支持了AAA级民营企业九江市昂泰药用胶囊公司，使之产、销、利同步提高，成为江西省优秀民营企业。2008年春，县供电公司遭受冰雪灾害损失严重，武宁县农行及时贷款300万元，解决救灾资金困难，使供电公司能及时恢复供电，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好评。

二是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实现农业产业化。武宁县农行抓住这个关键，着力从结算、现金供应、信贷服务方面，扶持县政府招商引资的重点农业产业化企业。例如，支持船滩镇剿丝厂改制为民营的武宁县凯丽丝业有限公司，年收农民鲜茧25000担，年产优质白丝140吨，产值3000余万元，带动船滩、礼溪、东林、清江四个乡镇的农户种桑养蚕，增加农民年收入达2500万元。又如支持江西晨阳灯业有限公司生产节能灯，取得良好效益，带动工业园区引进节能灯企业12家，人园资金23.83亿元，吸纳农民工1580人，增加农民工年收入2607万元。

三是大力支持新型城镇一体化建设。随着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故土，定居于城镇，开始了新的创业之路。武宁县农行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拓展住房按揭和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业务，仅2008年1－6月就发放个人贷款1137万元，同比增加1026万元，其中，发放住房按揭贷款526万元、个人生产经营贷款502万元、综合消费贷款109万元，帮助农民工定居城镇、建设城镇，从而有助于加快城镇一体化进程。

四是着力为各类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武宁县农行主动适应和引导县域金融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为各类法人和个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投资理财、电子银行、代收代付、消费贷款等一揽子金融服务，引领县域金融服务升级。仅2007年以来至2008年6月，该行发行金穗卡56249张，销售各类基金、寿险产品2990万元，代收各类电话费、水电费、学杂费等1721万元，代付各类资金333万元，开通电子银行3537户。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使县域广大客户感受到了现代金融服务的快捷方便，巩固了农行与客户的合作关系，也增加了农行业务收入。

三、对农业银行县域支行加强金融服务、支持“三农”发展的几点思考

1、解放思想，观念上要有新突破。首先，要增强机遇意识，夺取发展先机。中央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决定，江西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同时，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明了农行改革的方向，全行上下正在推进股份制改革，“三农”金融业务的经营机制必将更加完善，这些都为县域农行业务发展创造了难得的政策机遇和内外部环境。农行县域支行必须抓住这些历史性机遇，解放思想，乘势而上，把业务做强做大，步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其次，要增强竞争意识，发挥农行自身优势。随着WTO后过渡期结束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调整，国内商业银行、外资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政策性银行都将进入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农村金融领域的竞争势必更加剧烈。面对这种形势，农行县域支行必须调整发展策略，充分发挥自己的网络、资金、产品、社会资源等优势，大力拓展业务，占领和农行地位相称的市场份额，在县域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三是要增强市场意识，提高农行经营效益。必须消除“支农吃亏论”的想法，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随着建设新农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与推进，中部地区县域拥有越来越丰富的客户资源和旺盛的金融需求，有着金融业务的巨大空间，蕴藏着巨大盼潜在商业价值。如果不率先发掘这一潜在市场，县域农行将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充分分享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无限商机。

2、园地制宜，体制上要有新突破。农行在深化内部机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根据我国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特点，构建有利于农行县域支行业务发展的管理机制，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新路子，做到因行施策，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县域农行要充分运用好现有县域服务网络资源，深入分析县域机构撤并与续存的成本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准确把握自己市场定位与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有差别地设置县域机构网点，对现有农村网点布局不合理的，要予以优化调整。要改变把县域机构单纯当作吸存网点的做法，进一步丰富和增强县域机构的服务功能，使之成为资产、负债、中间业务等各类产品的综合性营销平台。在信贷管理体制方面，要适应县域信贷业务特点，推进县域农行业务流程的再造。对于风险控制水平高、业务市场广阔、有效信贷项目多的县支行，应扩大信贷授权，适当放宽基层分支机构的信贷投放自，适当下放优质中小企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精简业务流程，加快办贷速度，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要建立合理合规的权责机制，在不违背一级法人原则、有利于风险防控的前提下，既要落实信贷风险责任，也要强化正面激励引导，纠正一些领域权、责、利脱节的现象，充分调动基层员工开展信贷营销的积极性。

3、不断创新，产品上要有新突破。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既是农行的职能，也是农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县域农行要增强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三农”，就必须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满足社会各界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变化，让他们享受到优质的、个性化的、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这样业务才会得到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农行与客户“双赢”。目前，我省县域金融产品相对短缺，尤其是贷款品种和中间业务品种较为单一，难以完全满足“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为此，县域农行应根据县域客户特点和特定市场需求，加快“三农”金融产品研发，或根据我省县域经济特点对统一制式产品进行本地化改造，保持在县域金融产品领域的领先和主导地位。要围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县域中小企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特色资源开发、农户生产生活消费信贷、提供公共金融配套服务等八个重点领域，创新研发贷款产品；围绕银行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保险、基金、同业、个人理财等业务，创新开发中间业务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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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持续增加农业投入是农业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由于农户、农业企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经济主体的自身积累能力较差、底子薄弱，我国农业资金投入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财政和信贷等外源型资金“供血”。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明确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支农重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的发挥财政、金融支农合力，对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期，我们以东营市广饶县为样本，对基层财政金融支农合作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当前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支农合作的主要形式

（一）金融机构直接承担部分财政支农职能。计划经济时期，我国财政、金融职能相互交织，财政支配金融，金融充当“第二财政”，扮演着财政的出纳角色。近年来，随着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基本构建起了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农村合作金融为主体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商业银行承担的财政性职能相应移交给了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演变成沟通财政与金融支农合作的主要桥梁。以广饶县为例，该县1994年设立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除保留小额农户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政策性业务，原承担的粮棉油贷款购销等政策性贷款业务均划转至农发行。支农再贷款？

（二）财政部门透过对相关“三农”经济主体的贷款贴息。为促进“三农”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龙头企业的幅射带动能力，财政部门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额扶贫贷款等提供了部分利息补贴，以减轻农业企业财务负担，促进了金融部门对农业贷款投放的刺激性。据调查，2000年以来，东营市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贴息。2003年，广饶县委、县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县财政每年拿出3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贴息、补助、奖励等方式，用于支持重点龙头企业。

（三）财政部门出台鼓励金融支农有关优惠政策。为吸引金融机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财政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直接给予财政资助，出台了减免三年营业税、所得税减半征收、承诺分红补贴等优惠政策。据调查，东营市政府为促进县区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利津、垦利两县农村信用社的股东承诺，如信用社2年内达不到分红比例，市财政将予股东补贴；并在政府权限范围内，尽量减免农村信用社在抵债资产接收和处置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税费。全市涉农资金和业务全部交由农村信用社办理，所有农口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各级预算外资金按一定比例存放农村信用社，乡镇的国库、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各种行政收费由农村信用社，县、乡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由农村信用社，县级财政集中支付中心设在农村信用社。研究制定了做好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盘活工作的具体意见。对过去行政干预的贷款和协调农村信用社购买的企业债券、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用社的行政性贷款，由县、乡政府负责限期收回；对公职人员的贷款，采取纪律和行政的手段收回；采取以优质资产置换、整体“打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清收不良贷款。

（四）人民银行助推，政府部门主导，积极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2005年初，周小川行长多次在重要场合论述金融生态环境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面对金融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各级人民银行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取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据调查，2005年，广饶县委、县政府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由分管县任组长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领导小组，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考核，加大了督查力度。开展了“金融生态示范县”创建活动，出台了《创建“金融生态示范县”建设的实施意见》，研究设计了“建设金融生态示范县”的具体指标体系，制定了《“金融生态示范县”评价标准》，形成推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规范化机制。截至2005年底，全县已命名“文明信用乡镇”21个，“文明信用村”684个，“文明信用企业”61个，“文明信用户”9.9户，“文明信用工商户”2333个，2006年力争全市60%以上的村镇、农户达到文明信用标准。

二、当前合作方式中的不足

2003年以来，广饶县向“三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9亿元，投入信贷资金85亿元。财政投入和信贷投入的不断扩大，有力的促进了该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了农民收入。目前广饶县已形成以凯银集团、驰中集团、华誉集团为首的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收入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据统计，2005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820元，同比增长14.7%。2001年-2005年，广饶县农民收入年均增长10.1%。收入结构中，纯粹来自农林牧渔的增幅仅为5.93%，非农产业纯收入增幅高达92.45%。

（一）财政金融支持重点“不到位”与“越位”并存。近年来，为发展农村经济，地方财政不断扩大了支农资金投入，市本级财政支农支出以20%的速度递增。据调查，近四年来，我市投向“三农”的资金达50.7亿元，2003年市级财政用于扶持“三农”的资金3.8亿元，2004年达到了4.6亿元，分别占这两个年度市级财政支出的28.4％和29.6％。但是，地方财政支出在制度安排上一直向城市倾斜的格局没有改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应由财政供给经费的公共产品，财政投入的力度不足。主要表现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水设施及环境治理等社会公益性的投入相对较少。调查中，我们设计的“当前财政和金融对当地经济的支持哪个更大一些”中，有7/8回答金融支持力度更大。

（二）支农项目管理部门庞杂，投资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由于各部门职责定位不清，没能有效地建立起责、权、利相匹配的财政支农激励和约束机制。既有争项目、争资金形成的投资越位现象，也存在互相推诿导致的投资额缺位现象。因此，项目和资金多头管理，留下不少弊端:一方面，由于支农项目涉及的部门众多，部分项目交叉，有些地方出现同一类型支农项目存在多个部门重复立项、实施的情况。

（三）财权与事权分离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乡镇、村委成为财务空壳，不能成为有效承贷载体。城乡财税体制改革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但另一方面，资金链条长，管理困难。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管理采取的是分级配套、层层下达、项目单位具体实施的做法，有些专项资金从上级财政下拨到实际使用，经过多个环节。资金在途时间长，影响了资金的及时到位，又增加了资金管理成本。一个项目，分级配套，每个级次都要考察论证，都要进行检查验收，需要大量的管理费用。县级财政配套能力弱。停收乡村公益事业金，使农民人均每年减少税赋100多元。2004年降低农业税率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减负58元，今年全部取消农业税及附加，由此所减少的乡镇及村级收入全部由市财政转移支付。

四）财政补贴在流通领域消耗太多，轻生产领域。农发行贷款目前还仅局限在粮棉流通领域，虽然对解决农民“卖粮难”、“卖棉难”问题，稳定粮棉价格，保护农民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家的补贴基本在流通领域消耗，因此农民直接受益有限。

（五）政策性与商业性关系模糊。政策性与商业性并存是当前信用社经营中的基本格局，也是改革的基本矛盾。信用社肩负金融支持“三农”的职责，这具有强烈的政策性。另一方面，信用社又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商业企业。并且，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展，商业性业务的比重日益上升。由于当前信用社存在强烈的政策性，以至于它还不可能摆脱行政桎梏而真正成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金融企业。

（六）财政支农支出结构不合理，供给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财政支农管理的领域和事务不能随农村城市化的加快而及时调整，造成很多部门和单位仍在占用财政支农资金，而应由财政资金供给的领域和事务却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广饶县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三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县级农业服务机构仍然过多，职能没有进行较大调整，是财政资金供给范围过宽的主要原因。如：农口设有畜牧、农业、水产、农机等几个服务中心，各中心仍然是全套配置，各中心资源分散，不能整合，存在浪费现象。如：2002年财政安排几个中心事业发展经费各100万元，从财政检查的情况看，各中心事业发展的效果不明显。

三、政策建议

一方面，贫困地区公共财政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健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无法建立；另一方面，将农村金融机构作为支农的工具，进一步扭曲了农村的金融体制。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谢平，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

第一，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一是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直接投资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予补助。二是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变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只有城市干部职工才能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包括居民生活补助和救助、基础的生产生活设施和文化教育支出，还包括对农户个体生产及合作组织的补助。

第二，把财政和金融资源结合起来，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提高融资效率。财政和金融两者相互补充、支持、促进，形成合力，就可以产生明显的放大作用，极大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通过财政直拨或其他渠道下拨的支农资金千头万绪，开行要通过市场建设和融资推动的方法加以整合，改变长期以来支农资金使用分散、效率低下的局面，确保资金安全运行。资金一旦整合，就能发挥集合效应，提高支农效果，产生“一个平台、一个信用、一个账户”多种功能的贷款模式。即通过融资平台账户管理、整合各级政府的支农资金、发放贷款、回收本息，形成统一高效的信用支持和管理模式。目前大部分县域，特别是贫困县机动财力很少，自身活力相当脆弱，开行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配合，尽快打开工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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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制度设计。宁国市制定了《宁国市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宁国市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办法》，宣州区制定了《农村房屋发证与抵押流转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郎溪县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家庭农场的实施意见》和《郎溪县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当地农林、国土、房管、财政、金融、法院等单位也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为推进“三权”抵押贷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2．做好颁证确权。宣州区1994年即启动农房确权颁证工作，目前农房宅基地确权颁证已完成83．9%;宁国市2007年6月启动林改，目前全市集体林权确权颁证完成97．5%;郎溪县2013年5月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上述颁证确权工作都将有今年完成。

3．组建服务平台，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宁国市设立了林权交易平台，为抵押贷款提供多种服务;郎溪县也将于近期设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为降低贷款风险，宣州区设立风险补偿专项基金，对按新增农房抵押贷款金额的5%拨付风险补偿金。此外，当地还积极拓展涉农保险品种，新增林业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以规避运营风险。

4．严控贷款风险。一是金融机构细化“三权”抵押贷款条件、额度、期限、利率、风险管理、抵押登记、抵押处置制度。二是限定抵押条件，以提高处置流转率。如农房抵押贷款规定不得为他人作抵押担保，且抵押权人仅限于金融机构，以控制过度放开风险。三是扩大处置范围。如《宣州区农村房屋抵押贷款实施办法(试行)》规定，抵押处置的房屋经房管、国土等主管部门审核后，可在全区范围内转让，农房处置受让人由集体组织(村)内部成员之间扩大至城市居民。

二、“三权”抵押贷款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1．我国现行法律未能为“三权”抵押贷款提供充分依据，抑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以宅基地使用权为例，《物权法》184条和《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土地管理法》第8条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62条规定，一户村民只可以拥有一处宅基地。由于宅基地证是村民合法拥有房屋和用地的权利凭证，且其只可以在集体内部成员之间转让，不得向非集体组织成员转让。宅基地申请标准上的限制，实际上是变相限制了宅基地的出让。［2］同时，由于现实中的“房地一体主义”，宅基地使用权的受限也使农房抵押、流转难以在法律上成为有效。再以土地经营权为例，《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规定，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列为可以抵押，却将耕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排除在外。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法无规定即禁止”，因此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

2．金融机构难以有效处置抵押物，降低了“三权”抵押贷款发放的积极性。以林权抵押贷款来看，宣城市目前共产生15笔逾期贷款，但还没有信用合作机构成功处置抵押山林的案例。从农房抵押贷款来看，虽然宣州区在试点进程中将农房处置受让人由集体组织(村)内部成员之间扩大至宣州区范围，但户籍等配套制度尚未跟进，导致实际无法执行;本地农民受传统观念影响，碍于情面不愿去购买抵押房屋，城镇居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外的村民因法律、政策限制又不能购买抵押房屋。此外，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农房处置后可能将导致农民无安居之所，进而影响社会稳定。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不能改变集体性质，不能流转到集体之外，不能改变土地用途，这造成了此类权益难以流转处置。

3．土地价值难以有效评估。由于农村土地长期归集体所有，既没有城市中成熟的土地评估制度，也缺乏良好的评估经验和手段。如果盲目开展“三权”抵押贷款，可能对农民切身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甚至危害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现阶段有必要结合农村实际研究制定农村土地评估制度，为拓展“三权”抵押贷款做好准备。四是市场风险较大，需要相关政策支持。由于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特殊性以及林业生产易受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影响的特点，加大了农村企业和农户生产经营的风险，需要在推行“三权”抵押贷款的同时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等政策措施支持。

三、“三权”抵押贷款的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现有研究成果和调查问卷的测评结果，综合考虑农村“三权”抵押贷款贷款以及研究区域自身特点，本文将影响因素分成三大类型:［3］

1．户主特征变量。(1)性别。女性由于与男性相比就业能力较弱、思想较为保守，获取“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也相对较弱。(2)年龄。年龄愈大的人投资行为愈加保守，投资意愿薄弱，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因此“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愈弱。(3)学历。学历愈高，视野更开阔，接受新事物和新知识速度愈快，对贷款投资收益的预期会更高，对“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也更强。(4)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户相对见多识广，具有社会资本和人脉关系优势。

2．家庭特征变量。(1)是否有人(曾)担任村领导。家庭里有人担任过村领导，思想更开放，更容易获得信息，对“三权”抵押贷款制度的认知和接受速度更快，贷款需求相对也更强。(2)非农就业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非农就业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愈高，对农业生产性经营的依赖性和积极性愈低，通过“三权”抵押贷款来增加农业生产性投入的意愿也愈低。

3．社会经济特征变量。(1)家庭可支配收入用途。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扩大再生产比存放银行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申请“三权”抵押贷款。(2)距离县城远近。距离县城愈近，产品的运输成本愈低，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也愈高，“三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愈强。(3)生产资金是否不足。生产资金愈不足，“三权”抵押贷款的需求也愈强。(4)有无民间借贷经历。有民间借贷经历的农户对农户信贷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5)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愈高，农户对农业生产性经营依赖度与重视程度愈高，从而更愿意通过“三权”抵押贷款来增加农业产业化投入，进一步提高收益水平，由此假设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愈高，“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愈强。

四、样本分析及模型构建

以安徽省宣城市农户“三权”抵押贷款的需求意愿为因变量，以农户自身、家庭及社会经济特征为自变量，由于因变量是一典型的二元选择问题，农户在需要与不需要“三权”抵押贷款之间进行选择的概率是由所决定的，故选择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行进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向后逐步似然筛选进行变量选择，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0．10，运行结果如表2。从估计结果看，X1、X2、X3、X5、X6、X7、X10、X11等8个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检验基本可行。户主自身特征对农户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性别和学历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有显著正影响，年龄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有显著负影响，符合预期。性别和学历影响系数为2．190和0．761，且系数为正，表明男性和学历较高的人依靠投入增加收益的愿望更强;年龄的影响系数－2．153，表明年龄愈小的农户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愈强。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户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非农就业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有显著负影响，是否有人担任村领导有正影响。非农就业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影响系数为－3．5，表明非农就业人口占家庭总人口比重愈大，农户愿意贷款进行农业投资意愿愈小，因此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愈小。而家中有人担任过村领导，对“三权”抵押贷款意愿较大。社会经济特征对农户农村“三权”抵押贷款需求意愿的影响。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距离县城远近、有无民间借贷经历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有显著正相关。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影响系数为2．965，表明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愈大，农户愈愿意进行农业投资，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也愈强;距离县城远近影响系数为0．66，表明距离县城愈近的农户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愈强。有无民间借贷经历影响系数为2．541，表明有民间借贷经历的农户对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意愿愈强。

五、法律政策建议

1．修订相关法律制度，为农村土地、林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提供法律支持。吸收各地农村“三权”抵押贷款的试点经验，适时修改《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和《担保法》中关于抵押品的限制性条款，构建适合现代农业发展的“三权”流转法制平台。

2．有效解决抵押物处置问题。建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国发〔2011〕38号文和〔2012〕37号文的政策框架内，组织开展承包地、农房、林权的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同时推进农业保险、农业担保公司组建等配套建设，完善农业要素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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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农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DF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9-3198(2009)09-0041-02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米，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1 “三农”问题的症结

(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效率低。在我国，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定的经济根源。当前大多数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2　“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漳平是重点产煤地区，近几年来大量煤矿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大部份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全身投入到煤矿企业，这为家庭增收、减轻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这给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很多人仍是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随时转变。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作为自己的重点，保留在农村占有的资源。这既便农业在日后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带动农民发展非农产业，促使农民增收。

(1)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将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只要我们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2)鼓励外出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富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更大的贡献。

(3)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到乡下发展，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

3　“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1)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目前我乡的大部分农业人口均属于剩余劳动力，这些过剩的劳动力大都需要转移，但由于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情况，很大程度上难以在发达地区就业。目前由于我国工业结构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在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就更加的落后了，据统计数字表明，勺窝乡第三产业的发展态势不容乐观，在勺窝乡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占到15％左右，主要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第一或第二产业，而在我国其他地方第三产业的比重就远远高于我区达到30％－40％，而全国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也远远地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据相关部门权威数量，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中，第三产业可提供的就业机会至少应在1500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3)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就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乡的第三产业相比全国的发展要滞后，而我国的第三产业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又要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所以各级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4)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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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中国加入WTO六年多以来，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国际贸易呈稳步发展趋势。但是在农产品贸易中，我国却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很多就是由绿色贸易壁垒引起的。而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又比较明显，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运用关联规则对其扩散性进行检验又从数理的角度给这个问题提供了更多有意义的想法。

一、引言

非关税壁垒作为国际贸易壁垒的一个重要种类，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加入WTO后，非关税壁垒成为了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贸易制约的重要手段。而我国的农产品贸易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贸易项目，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对我国实行越来越广泛和严苛的绿色贸易壁垒（非关税壁垒中技术性壁垒的一种），使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占总贸易额比率呈下降趋势。很多学者对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果。而绿色贸易壁垒由于其涉及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等和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方面，因而和一般的技术贸易壁垒相比有其特殊性，也有着比其他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强的扩散性，对其扩散性的成因和特点的分析就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案例分析

由于数据来源的有限以及关联规则数据挖掘过程的复杂性。下面以案例为主结合关联规则对我国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又称连锁反应）进行分析。

案例一，欧盟、美国、日本相继宣布对动物源性产品、水产品进口的一系列新规定（禁令）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影响。

欧盟禁令，以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多次检出氯霉素、磺胺类等药残为由，认为我国动物药物残留监控体系不符合欧盟要求，对我国动物源性产品、水产品出口造成严重影响。2002年1月25日，欧盟以产品中含有抗生素为由通过决议，暂时停止从中国进口鸡肉、兔肉和冻虾等产品。随后，日本也跟着发表申明表示要与欧盟合作，共同检查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安全问题。以鳗鱼为代表，日本厚生省于2002年7月正式对中国进口的蒲烧鳗追加9类药物残留进行检测，这标志着日本政府对我国鳗鱼业正式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1

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出，就农产品中动物源性产品的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效应是比较强的，主要表现为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欧盟转移到日本，并且有放大趋势。

案例二，以我国为例，2002年1月欧盟以我国动物源性产品抗生素残留超标为由，全面禁止中国蜂蜜进入欧盟市场；以欧盟实施禁令为由，2002年2月初沙特宣布禁止进口中国蜂蜜，至今未开关；日本也于同期开始对进口中国蜂蜜10%抽样检验氯霉素等抗生素残留；2月20日加拿大开始对中国蜂蜜加强抗生素检验，并要求对进口蜂蜜中苯酚和19种磺胺等残留进行检测；5月，美国FDA宣布中国蜂蜜氯霉素残留检测限为0.3ppd,这一举措使我蜂蜜2002年对美出口比上年下降52.35%，出口额约809万美元，下降43.56%；墨西哥农业部6月2日下令把扣留的356吨受污染的中国蜂蜜销毁或退回中国，主要是在抽样检查中发现这些蜂蜜中含有链霉素等一些有毒物质的残留物和一些对人体健康和国家养蜂业造成危险的污染物，而实施这一严厉措施实质上是为了保护墨西哥的养蜂业。2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农产品贸易在遭受一国绿色贸易壁垒制裁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散到其他国家。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提出一个公允的技术法规、产品标准或环保标准，也难以建立起复杂有效的检验方法和检验程序来实施绿色贸易壁垒措施。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另一方面，绿色贸易壁垒的扩散也有较强的地域集中和连带现象，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个传播轨迹：欧洲（欧盟）亚洲（沙特、日本）北美洲（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这次对于我国蜂蜜的绿色贸易限制，从欧洲起源，向东逐渐传播到亚洲和北美洲。可以看出对于这个扩散过程，地域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基本遵循逐渐传播，边缘影响的规律。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绿色贸易壁垒作为限制我国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其特点可归纳如下：

（一）地域扩散性特点突出。

（二）扩散对象经济水平相近，一般较高。

（三）部分实施新条例的国家有明显保护国内相同产业的目的。

（四）农产品内部商品种类扩散性明显。

参考文献：

张诤王惠文：《技术性贸易壁垒扩散效应分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林国华、林卿、王庆：《农产品贸易——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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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河三角洲生态农业发展模式

1988年，国家从经济地理角度界定黄河三角洲包括山东省滨州市和东营市的全部地域，即位于北纬37°56‘58“～38°15‘51“，东径117°51‘40“～118°24‘29“之内，总面积17623km2，其中滨州市9570km2,东营市8053km2。本区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均降水量560mm，自然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发展前景较好。

一、黄河三角洲生态农业发展模式选择的指导思想

黄河三角洲地区位于山东北部，其特殊的区位和自然条件，形成了该区一方面表现为环境脆弱的总的生态特点，另一方面又显示出了具有良好发展态势的自然趋势。因此，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生态农业的定位点就是依靠现代农业技术，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改善农业生态条件，保护和改善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阻止土地盐碱程度的进一步恶化，进而力争达到使土地盐碱化程度能够减轻的目的；提高抗灾能力，资源实现可再生增值，并逐步走向良性循环；农林牧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大农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培育新的依靠高科技的高效农业增长点，使农业产出率持续稳定增长，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逐步建成生产高效、生态协调的现代农业体系，使农业成为三角洲的优势产业。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农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主攻方向

保持耕地面积稳中有增，合理调整粮经作物种植比例，重点实施“种子工程”和“节水农业”新技术；保护好现有林草植被，建立黄河三角洲林业生态保护区，重点建设平原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和环城防护林三大体系。加强经济林建设比重，大力发展特色林果，提高森林覆盖率；优化畜牧业的产业结构，重点实施畜禽良种、牧草良种工程，推动畜牧业的产业化进程。巩固和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综合开发利用畜牧业养殖场，建立和完善国家、区、乡镇的疫情监测网，确立畜禽生产的标准模式。同时，加大对畜禽场废水和污物的处理；以咸、淡水养殖基地为依托，以工厂化经营为支柱，点面结合，拓宽生产养殖面积，加大水产科技投入，努力提高产值。利用工厂化的养殖模式，因地制宜建立特色水产养殖场，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降低成本，提高经营利润。同时，加强海洋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技术研究工作。

三、黄河三角洲生态农业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

1.枣粮间作模式（山东省无棣县、沾化县）

(1)概况黄河三角洲地区枣树种植历史悠久，所产小枣早已闻名遐迩，享誉国内外，黄河三角洲区域内的沾化县，有“中国冬枣之乡”的美称。由于枣树有着较高的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因此，黄河三角洲地区经过实践探索，因地制宜的发展了以多种效益并举为最初出发点的枣粮间作生态农业模式。枣粮间作，即在粮田之间套种枣林。一般是在成片的粮田中，每隔一定的距离种一排枣树。很明显，这种生态农业模式属于林粮间作一类。枣粮间作，其意义就在于它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一般来讲，单位面积的枣树所得到的收益远大于单位面积粮食收益，这也是许多农民积极主动实施枣粮间作模式的内在动因。同时，黄河三角洲地区，地势平坦，风沙较大，大面积的种植粮食，易受风袭，实行枣粮间作，枣树有一定的防风屏障作用，这对粮田来讲也是有益之举。

(3)分析评价一是由于林粮间作必须在宜农宜林的土地上进行，而这些田块早先一般都是从事种植业的生产，所以，枣粮间作对黄河三角洲地区改良土地盐碱化和提高林草覆盖率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但枣树对小气候的调节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二是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很难保证大多数年份的风调雨顺，同时，由于地形地貌的差异和土壤类型的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宜农宜林的，因此，枣粮间作生态农业模式在该地区的推广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决不能盲目照搬2.“上农下渔”模式

(1)概况。“上农下渔”是当地农民所起的一种形象的名称，简单的说，就是将农田分为“上”（台田）和“下”（鱼塘）两个部分，在台田上种植粮食作物，在低洼地挖塘养鱼。基本做法是：在黄河沿岸和其它有引黄条件的低洼盐碱地带通过深挖池塘，高筑台田，实行水土分层治理，并在塘内养鱼，这样既能改造盐碱洼地，又能达到高效利用土地的目的。黄河三角洲地区的“上农下渔”模式采用的大多是“四四二”布局，即鱼塘占四分，台田占四分，道路沟渠占二分。鱼塘规格一般为长98m，宽82m，深2.8m，台田的主要规格限制在高度，一般都要达到2m，如果台田高度不够，超不过盐分随土壤毛细管上升的阈值，将会达不到改盐的目的。

(2)分析评价一是修筑台田，改造土地盐碱化的关键，在于降低地下水的水位和淡水压盐。一般说来，在条形台田上连续种植三年水稻后，土壤的盐分就能洗去很多。“上农下渔”模式从根本上改造了土地经营中的主要障碍因素——含盐量高，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二是鱼塘的存在，使局部的空气湿度也有所增加，这十分有利于创造良好的小气候环境，有益于台田作物生长。一方面，为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保证的淡水供应，这样即使在有限的枯水条件下，农作物仍能照常生长。另一方面，鱼塘的存在，无异于一个小型的水库，有利于实现“旱能浇、涝能排”。因此，“上农下渔”生态农业模式，能够合理有效利用黄河三角洲地区广泛分布的盐碱地，达到治理与开发的协调推进，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全面提高。三是“上农下渔”模式在黄河三角洲地区也只是刚刚起步，并不完善，还有一定的缺陷：①台田的塌方问题。由于台田完全由挖塘土方堆砌而成，并无任何支撑保护措施，在雨季或农作物灌溉用水过剩时，极易造成台田的塌方。②经济上的问题。首先表现为目前台田上的经济作物种植较少，种植的还只是一些低成本、浅根作物；其次池塘养鱼缺乏名优品种；③推广实施该模式的一次性投资较大，如无政府的支持，单靠农户的投入，经费难以得到保证。

3.草业—牧业主导型生态农业模式

(1)概况。国外常把草业作为一个产业，而我国草业尚未提到应有的地位，我们习惯把草业附属于畜牧业。以草养畜固然重要，但草与农林副渔业的联系也不容忽视。如农业方面，豆科草类有根瘤菌可固氮，绿肥可肥田，草还可减少土壤水分蒸发与返盐，保持水土；林业方面，草是营林的先锋植物；在渔业方面，草则是鱼的重要饵料；农副产品加工方面，可利用草原料生产加工一系列的相关产品。黄河三角洲地区有广阔连片的草地，故发展草业——畜牧业为主的生态农业模式，前景可观。

(2)分析评价。黄河三角洲地区的“草业——牧业”生态农业模式，一是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抑制土壤盐渍化；二是能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顺应了“大农业”发展的要求，对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应予以积极推广。

参考文献：

[1]何煜:不同地域环境下的生态农业模式探讨[J].学术论坛，2000,5:42～43

[2]范小克:草业应作为我国优先发展的产业[J].宏观经济研究，2001,9: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