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峰塔的倒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集贤亭的倒掉与当年的雷峰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倒掉的雷峰塔可是真家伙，虽然被鲁迅认为是“破破烂烂映掩在湖光山色之中”，未见得佳，可作为实打实的古董，经历过近千年的风雨沧桑，雷峰塔最后的消失与中国文化而言确实是一大损失，而这次倒掉的集贤亭，却是一个只有十年历史的赝品。

真品能矗立千年，而赝品的生命只有十年——不仅集贤亭，同样是在杭州，同样是仿古建筑，不久之前的8月12日，河坊街的牌坊突然倒塌，当场造成两亡一伤。而且，无论上次的牌坊和这次的湖亭，竟出自同一家“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

在河坊街牌坊倒塌后，照例的加强监管，加大检查力度等等，却不能阻挡第二次倒塌到来。不过幸好，这次相关部门有了合适的理由：当时妖风阵阵，瞬间风力达到了十二级。如此大风，大树都被拦腰折断，湖中间一个小亭子，被掀倒也就理所应当了。

不过，这“十二级大风”，基本上算是相关部门自说自话，而据媒体调查，浙江省气象台和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表示，离集贤亭最近的监测点也就是湖中央的湖心亭，其时检测数据显示，最大风力只有6级。倘若不是相关人员夸大其词，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也许，从湖心到湖边，这风只愿意绕着集贤亭转吧。

在中国人心目中，拥有西湖的杭州是个类似天堂般的地方，也充满了灵性。如此，才会把白娘子这般凄美的故事安放在这个城市。当年鲁迅写《论雷峰塔的倒掉》，也正是从白娘子的故事开始，为爱情得到解放，人性重获自由而欣喜。因为按照小说家言，法海和尚收了白蛇青蛇二妖之后，曾经留下四句偈子，“西湖水乾，江潮不起，雷峰塔倒，白蛇出世”。破破烂烂的雷峰塔，自然在其时语境中成了要被打到的旧世界的象征，时间的背后，是“革命”、“进步”、“进化”这些时髦话语，“打碎旧世界，制造新世界”的逻辑，在我看来也是这篇杂文能够久久占据中学生教材，成为塑造国人价值观的重要工具。

不过，如果还原历史语境，会发现当时倒塔，人祸多于岁月历史潮流等等。直接原因在于当时忽然有谣言传出，说是雷峰塔砖具有“辟邪”、“宜男”、“利蚕”的特异功能，因而屡屡遭到盗挖。最终导致了1924年9月25日，塔身轰然坍塌。历史大势不可阻挡，白娘子翻身得解放之类，基本上后来者，特别是相信“历史发展规律者”的附会了。

实际上，今天的西湖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西湖了。人常说“物是人非”，实际上早已变成“物人两非”。

我曾经去过今天重新修建的雷峰塔，坦率说，是一个充满“铜臭”的拙劣仿品——而且，它真的是铜制。与不结实的修旧如旧的牌坊和集贤亭相比，这个建筑物非常结实，生命长久，但是品味拙劣。而那些复旧的建筑物，则给公众带来了现实中的安全风险。因为即便是通过验收，符合国家标准，今天的工艺，这些地方已经很难与古时相提并论了：正像杭州园文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程师所解释，在古代人们制作木质支柱时，会将整根木头浸泡在桐油中数月，以求达到防潮、防腐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人往往会偷工减料，或者象征性地将木头在桐油中浸泡一下，有的甚至是简单地在表层刷些桐油。两种处理方式做出来的支柱，质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年代久远的建筑仍然屹立，这些仿古建筑却不经风雨原因。

篇2

管理中是否也存在类似冲突？销售部希望增加人手以扩大销售，而市场部门则希望追加市场广告投入；财务部门要求每一笔投入都追求最大的回报，市场部则强调品牌培育需要时间；研发部精雕细琢希望推出精品，而生产部门则希望尽可能节省成本……管理者如何才能协调和化解冲突呢？

第一，管理者必须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冲突解决机制。这在孔子《论语·卫灵公篇》中称之为“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一个公司只有大家存在着共同的目标，，解决冲突才有可能。诚如孔子所言，管理者并非“多学而识之者”，化解冲突必须“一以贯之”地遵循大家认可的规则。比如，销售部与市场部之间的分歧在许多行业都普遍存在，而许多跨国公司则通过确定共同的业绩考核指标、根据客户满意度调研来分别反馈工作成效，促进两个部门之间的合作。

第二，管理者要调研和了解具体事实，给冲突双方讲道理的机会。孔子认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对于大家认可或者反对的事情，必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正如“法海你不懂爱”，这是白娘子的想法；可是法海也很委屈，“白娘子你不懂事”，这“人”和“妖”本就不应该在一起……此外，在协调冲突的过程中，管理者还要考虑到冲突双方在地位、经验、能力等各方面的悬殊，真正做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某药厂在调查一起产品质量事故，销售主管一口咬定是生产车间质控的责任；车间主任确信产品出厂前全部通过检测，但她不善言辞，并未过多争辩。而后来发现，产品质量问题是运输过程中保温设备故障所导致的……

篇3

关键词语文整体性；阅读教学；语文素养

阅读教学，顾名思义，就是教学生怎样读书。阅读即通过“看”和“诵”意义上的“读”达到对课文含义的理解。阅读教学中语言的理解运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阅读方法和技能技巧的形成等都离不开对课文的分析。语文教学实际是语文整体观的教学。那么，阅读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一个主体，我们如何在阅读教学中运用整体性原则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呢？

首先，从解词释义到课文分析都应考虑整体性对部分的制约关系。如解词释义，任何一个词的准确性、形象性、生动性都是从整体结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比如一个“一”字，孤立的看无所谓准不准确。而在唐代诗僧齐己的《早梅》中，“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的“一”，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早”字，又描摹了孤梅独放的奇特景象，用得准确。又如“闹”字进入宋代诗人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词中，以动写静，传神如化，引人联想地渲染出一片盎然的春意，诗人也因此得到了“红杏尚书”的美名。

第二，注意引导学生从整体出发，抓点睛之笔。在艺术品的整体结构中，常常有一个和作品整体质密切相关的重要部分，它的表现状况直接关系着整体质的表现是否充分。也就是我们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抓住中心句、关键句，抓能体现文章主题和思想感情的句子，抓作品的“文眼”、“诗眼”，在这些上面大做文章，其他的读一读也就可以了。比如，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的“文眼”就在“活该”二字上，教学中就应该抓住这两字引导学生联系全文理解文章。为什么“活该”？文章全文论的就是一个“该”：雷峰塔“该”倒，白蛇娘娘“该”解放，玉皇大帝“该”拿办法海，法海“该”做“蟹和尚”、“该”出不来。“活该！”真的“活该！”

第三，引导学生注意作品结构的协调完整性。作品结构的协调完整性是由组合成整体的部分决定的，符合这种整体性的组合，就显示出和谐协调的特性，反之则不能。例如，马致远的《天静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和白朴的《天静沙·秋》“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进行对比教学。马致远的《天静沙·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组自然景观：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凄凉的景色，暗淡的色泽，衰败的意味，低沉的格调。它们很容易组成一个整体，表现一种和谐、统一的情调：游子思乡的情怀。白朴的《天静沙·秋》提供了落日、残霞、老树、寒鸦和青山、绿水、红叶、黄花两组意象，情调意味不一致。前组是萧条衰败的情调，后一组是充满生机和朝气的景象。两组自然景观又不存在从整体出发的对比关系，不像马致远的《天静沙·秋思》的自然景观与“小桥、流水、人家”形成对比反衬，体现出在夕阳西下的背景中“断肠人在天涯”的愁思。白朴的《天静沙·秋》的意象组合不能构成协调完整的整体。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批评其“松散零乱，看不出内在联系，好似散金碎玉、断线珍珠。”

篇4

【关键词】西湖十景；符号学；景观；变迁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3.005

地方（place）是记忆的仓库，而景观则是地方历史记忆的符码[1]。英国地理学家D・格温塔尔论述了景观与记忆的关系，认为历史必然存在于现在的景观中，而历史景观提供了文化连续性，可视的物质文化景观可以再现或重塑地方记忆，从而实现地方精神与文化的传承。“八景”、“十景”作为中国传统景观概念的重要范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涵，承载着丰厚的时代记忆，它们通常有文学化的景观题名，以数字的集合来称谓某一时期、某一范围的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集称题名景观”[2]，其中兴起于南宋的“西湖十景”题名景观流传最为广泛、保存最为完好、也最具影响力。2011年6月，杭州西湖被作为“关联性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西湖十景”题名景观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文化传播价值在西湖成功申遗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那么，作为西湖标志性景观的“十景”，其变迁会不会影响西湖的形象表达，景观变迁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呢？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旅游符号学理论

皮尔斯认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3]，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如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都是人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产物[4]。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有赋予自己的行为、活动以一定符号意义的倾向，研究旅游就是要分析其符号内涵和文化意义（Graburn）。Dean MacCannell首次将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提出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认为旅游景观是由景物、标志（关于景观的信息）和旅游者形成的一个符号系统，标志是景观符号“能指”，“所指”是景物本身，两者构成表征关系[5]；麦肯奈尔特别强调标志体验的重要性，认为真正吸引旅游者的往往不是景观或景物本身，而是景观的象征性标识物，后来研究者多受其思想的影响，旅游符号学研究多围绕“标志”符号的生产、传播和体验展开。而对“标志”符号的过多关注引起旅游“符号化”危机，旅游开发忽视对地方文化内在精神的挖掘，旅游者亦停留在对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参与上，旅游的文化内涵被简单化、表象化[6]。后来，Lau（2011）指出在历史战争地点，旅游者真正感兴趣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关于该事件的信息（即旅游标志）。他强调了景物体验的重要性，认为景观符号“能指”是景物本身，“所指”是真实历史事件，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产物，着重对旅游景观的物质载体及其文化意义进行探讨[7]。

麦肯奈尔的“标志符号”与后来学者提出的“文化符号”是旅游符号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形态。皮尔斯符号理论认为，符号始终处于符号（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角关系之中[3]，符号即“能指”，对象为“所指”，符号所引发的思想为“解释项”，“符号”与“对象”之间构成表征关系，“对象”与“解释项”之间构成意指关系，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完整的符号；皮尔斯符号学将符号“表征”与“意指”过程联系起来，能够对“十景”题名景观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本文认为“十景”的题名即是“十景”景观的标志，而“十景”历经历史文化变迁，景观的文化内涵（“解释项”）不断变化并日益丰富。因此，将每个景观的景名看作符号“能指”，“所指”即具体的景点景观，社会所赋予景观的文化内涵是“解释项”，它们共同构成皮尔斯理论中的完整符号。

（二）旅游景观的符号学建构

旅游景观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其生成、演化与变迁不仅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更是被注入了情感色彩的产物，它渗透了时间的深情和人文的依恋，充盈着地方的历史记忆，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想象和社会内涵，是在自然与社会双重意义的再生产中不断建构的产物[8]。马凌[9]曾提出旅游吸引物不但具有客观属性，还具有人为建构的符号属性。旅游景观要具有旅游吸引力，需要对其符号属性进行社会建构，使其成为承载社会价值与理想的符号。旅游景观的社会建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价值的建构和意义转移过程，且这一过程随着社会主流价值与理想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林清清、保继刚[10]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结合社会文化变迁，发现茶王树从物理属性到具有符号属性的旅游吸引物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时代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社会意义的转移，极好的印证了马凌的观点。马凌、王瑜娜[11]运用“文本与语境”范式对凤凰古城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进行历时性分析，揭示了随着社会语境和时代特色的转换，旅游目的地形象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意义的动态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旅游景观建构过程中的意义转移的最基本动力是“社会人”，是多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陈岗、黄震方[12]曾指出旅游景观的形成和演变是基于各方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马天、谢彦君[13]认为旅游吸引物和旅游体验是多主体（旅游生产经营部门和政府、旅游者、旅游地居民）共同建构的结果，旅游者对景观符号的建构是基于政府和旅游生产经营部门等初次建构结果的再次建构，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对预先形成的景观符号记忆加以检验、深化和再创造[14]，实现对景观符号意义的再生产。

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关于旅游景观的建构实质、建构过程和建构主体等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对本文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既有符号学和建构理论基础上，本文对“西湖十景”景观符号的形成和演变进行历时性梳理，结合方志、游记、诗文书画等景观文本，对“十景”景名、物质景观实体和景观符号内涵进行深刻解读，探讨“十景”符号内涵的传承与变迁折射出的西湖形象演化路径及社会文化变迁；最后对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对“十景”景观的修复和重建来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再现和重塑进行探讨，并分析“西湖十景”传承数百年并保持持久旅游吸引力的原因，既有为其他区域集称景观资源开发所借鉴的现实意义，又开辟了集称题名景观和符号学建构研究的新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西湖十景”兴与衰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亦声名鹊起于南宋。自1129年南宋王朝迁都临安，这里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文化日益繁荣。据《咸淳临安志》载“西湖……自唐及国朝，号游观胜地，中兴以来，衣冠之集，舟车之舍，民物阜蕃，宫室钜丽，尤非昔比。”都市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使临安市民追求起了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西湖“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成为杭人首选的游览胜地。随宋室南迁而至的画院画家惊艳于西湖山水之美，因景作画，因画命景，形成了中国留存至今最经典、最具影响力的集称性题名景观――“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走过近千年岁月，于南宋兴起、清康乾时期达到鼎盛、民国时曾因大众旅游兴起兴盛一时，其余时期多因不被统治者重视或战乱处于衰败状态，“十景”景观在衰落期毁损衰颓却又在繁盛期得以重建，它见证了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承载了丰富的社会记忆和文化意涵。“西湖十景”在南宋时其景、其人、其文达到完美融合，仿若“诗意的天堂”。此时的西湖“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丰豫鱼庄、清波聚景……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15]文人画家汇聚于此，吟诗唱词、挥毫作画，使“西湖十景”广为人知，后继文人纷纷到访，在“十景”驻足，或留恋美景，或缅怀先贤，为“十景”增添了丰厚的文人内涵和审美观照。明清时期，杭州成为江南区域的经济中心，特别是清代，统治者对处于江南经济中心地位的杭州高度重视，康熙、乾隆皇帝几度巡幸杭州，康熙帝亲为“十景”赋诗题碑，乾隆帝亦多次作诗吟咏“十景”，再次掀起文人们游赏西湖、吟诗题词的热潮，“十景”亦得以修复、重建，一定程度上恢复旧时风貌。民国时因近代旅游兴起，杭州进行城市建设时带着“欲借天赋艳丽之湖山，吸引游客，振兴事成，效欧洲瑞士之故伎”的经济意图，对西湖进行全方位整治，“十景”也得以重新修整，且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使得“西湖十景”广为人知，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西湖十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多以名存而景衰的状态现于人前，其传承却从未中断，文士及其创作的诗文书画是最主要的传承媒介。景盛时有文人歌咏美景，景衰时有文人提笔兴叹，著书以“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16]，“十景”景观符号始终承载着文人情怀和时代记忆。

“西湖十景”的形成和确定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西湖疏浚历史和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历史的见证。它承载着千年历史，千年记忆，更加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感情，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演化成如今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部分景观被历史湮没，又被建构出的新的景观所代替，景观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叠加与融合，也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时代记忆的映射，传达出不同特色的西湖形象，“十景”也因此得以传承数百年，虽沧海桑田，仍声誉斐然。

三、“西湖十景”变迁的符号学解读

从符号学视角看，旅游景观除了具有自身特殊的物理属性外，还有符号属性，后者源于社会所赋予景观的价值和理想（即符号化过程）[9]；而旅游景观也是在经历“神圣化”塑造、符号化建构后才具有吸引力。麦肯奈尔认为景观的神圣化过程大致包括命名、取景和提升、神圣化、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5个阶段，“西湖十景”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完成了其神圣化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每个景观符号都有其独特的符号景名“能指”、“所指”实体和符号“解释项”意涵，在文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照下聚合在一起，彼此呼应联动，形成综合性的西湖景观形象。历经兴衰的“十景”，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文本表征和文化内涵，下面将沿着时间的脉络，通过解析景观文本探访“十景”景观的变迁形迹。

（一）古代“十景”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更于文人墨客、宦寓游居者创作的诗文词画中声名鹊起，不仅因其别致的美景，更因发生在此处的故事、遗留在此处的记忆，以及凝聚在景中的文人情怀和审美观照。在符号学观点下，“西湖十景”名自景始，景以名传，其景观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文人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义的生产制造就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3]，因而“十景”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其被符号化建构的过程。

西湖之上，值得称道的景观太多，但只有少数景观符号用以建构“十景”。利用符号的双轴关系可以很好的解释这一问题。双轴理论最早是由索绪尔提出，认为组合轴和系谱轴是符号在表意过程中的两个展开向度。组合轴的功能是邻接黏合，从而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文本”，聚合轴可简单理解为“选择轴”，其功能是比较与选择。“西湖十景”一系列景观符号，就是在文人审美观照下选取部分意象符号组合聚合的结果。

从横向组合轴来看，“西湖十景”每个景观符号均采用富有诗意的四字景名，每个题名大体是前两字指明特定景点，后两字指明特色景象[2]。文人画家选取的实体景观意象，或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或是当代南宋风格的典型。“苏堤”、“三潭”是坡任杭城太守时为保杭城用水疏浚西湖所建，是西湖山水与杭州城市发展、人民生活友好互动的见证，更是坡勤政为民、关心百姓福祉的士大夫品格的体现；“雷峰塔”、“南屏净慈寺”则是吴越建成的有名佛塔，是佛家文化的代表，更是西湖“东方佛国”的体现；“曲院”、“花港”则展现了南宋时士大夫的文人风气；“平湖”、“双峰”的选取，则强调西湖之美，美在山水相依的景观格局，几乎包容了西湖形象的全部要素。每个景点背后都有其传说、典故，是西湖百年来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缩影，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而“春晓”、“风荷”、“秋月”、“残雪”、“夕照”、“晚钟”等则描绘了西湖的春夏秋冬四季，昼夜晨昏四时，晴雨风雪四相，这些意象组合起来，展现了西湖不同时态下的万千种风姿，“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竟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正应东坡那首千古绝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15]。这些意象符号的选择，使“十景”较为全面的展现了西湖四时之景的别样风貌，成为西湖的标志性景观。

从纵向聚合轴角度看，每个题名都是在文人审美观照下“诗化”的结果。“春晓”、“秋月”、“夕照”、“残雪”是常见的诗词意象，湖是艺术化处理后波澜平静的“平”湖、钟是日暮敲响的“晚钟”、桥是似断非断的“断桥”；景名中实体景观与诗词意象的组合，如秋夜月色下的“平湖”、春季清晨的“苏堤”、夕阳下映入湖波的雷峰塔，微风吹拂下摇摇曳曳的荷花……都是经由诗人艺术化加工建构出的心中理想化的风景。景名所描绘的景象并非时时可见，但诗人画者通过捕捉这转瞬即逝的鸟语钟响、浮光掠影，将四季和四时最具美感的那一时那一刻定格，向后来者传达出蕴含丰富文人美学和文化追求的理想化西湖意象。“西湖十景”符号化建构的结果，是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意义的新的符号系统，每个景观符号的景名成为符号“能指”，“所指”即具体的景点景观，文人所赋予景观的审美旨趣、人文思想和历史记忆是“解释项”，即符号所引发的思想，它们共同构成皮尔斯理论中的完整符号。

封建时代的“西湖十景”历经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被不断注入各时期的社会价值和理想，最终形成内蕴深厚的文化意涵，景观文本是这一过程的具体呈现。诸如方志、文人诗词、游记等景观文本，记录并储存了与西湖相关的历史记忆，也表征出多样化的西湖形象。

南宋以前，西湖即在唐代宰相李泌、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官居杭州的坡的治理下，“湖葑尽拓，树木成荫”，尽展其清妍秀丽之姿；南宋时朝廷南迁至杭，西湖随之备受瞩目，并得到朝廷的精心维护，湖周围新建诸多台榭亭阁、花木园圃，增添了湖山的秀丽。“西湖十景”的出现，就是通过选取四时、晴雨、夕阳、初晓等意象符号，不断对细节、特征进行描绘，愈发精微细致的构造出西湖唯美的意境，后代诗人孙锐的“白苹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尹廷高的“孤峰犹带夕阳红”、陈璨的“红衣绿扇映清波”，无不凸显着西湖“诗情画意”的景观形象。“西湖十景”不只是诗人心中理想山水的代表，更是他们情感的依托。张炬笔下的苏堤是“草色旧迎雕撵，蒙茸暗香陌”；柳浪闻莺是“翠迷倦舞，红驻残妆，流莺怕与春别”，对雷峰塔则发出“算惟有，塔起金轮，千载如昨”的感慨；陈允平眼中的平湖秋月是“对西风凭谁问取，人间那得有今夕。应笑寒宫殿窄。露冷烟淡，还看数点残星，两行新雁，倚楼横笛”，这些意象意境都表现出浓厚的消颓、伤感之气，极具兴衰之感[17]。深处动荡时局的南宋文人因被迫南迁而兴发出无奈漂泊之感，面对西湖这永恒不变的山水，不免兴起感叹人生短促的时间意识，文人将内心情感倾注笔端题咏“十景”，将这段往事刻入文本，同时赋予西湖悲凉的形象特征[18]。

文人们感伤时乱之际，西湖市井却异常繁华，每逢节日，杭人无论贫富，倾城而出。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记载：“清明节，公子王孙、富室骄民踏青游赏城西，店舍经营，辐辏湖上”、游者“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足见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都市旅游的兴盛。西湖的秀丽山水配以轻歌曼舞、管弦绮船真正成为人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但此时的西湖，淡去了自然的秀丽清雅而过于纸醉金迷，成为文士眼中的“销金锅儿”，西湖亦多了一份靡丽绮艳的形象特征。

元明清时期，“西湖十景”经历南宋国破家亡和朝代更替，多已废弃，昔日繁华胜景不再，唯景名得以流传，少数文人在面对眼前物象时藉由对景名的想象追忆往昔胜景，或感叹旧景难复。如明代诗人王瀛追忆曲院风荷胜景：“古来曲院枕莲塘，风过犹疑酝酿香。熏得凌波仙子醉，锦裳零落怯新凉。”；而清初诗人眼中的“柳浪闻莺”是“燕子飞来，桃花不语，阅过几沧桑”的萧瑟凄凉景象，西湖逐渐成为文人心中寻而不得的“梦”。但另一方面，明清两代是中国旅游大繁荣时期，士大夫和平民大众均可参与并热衷旅游活动，西湖不再只是文人眼中充满诗情画意的理想山水，还是普通大众展开节庆、宗教旅游的场所，现实市井意识逐渐增强，西湖形象也日益的通俗化，沾染上市井气味。张岱《西湖梦寻》中写道“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具丽，然倚献笑，人人得而r亵之矣”，西湖曾经如西子般的高雅清丽的形象不复存在，反而成为满带风尘、历经沧桑的风流名妓。直至清代，康熙巡游西湖时逐一品题“西湖十景”并题写碑刻，乾隆亦多次作诗咏赞“十景”，地方官员纷纷建亭立碑，设观景台，对“十景”进行恢复和重建后，西湖的审美功能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西湖十景”历经朝代更迭，在朝廷的疏治与民众侵占中兴衰更替，与“十景”相关的历代人物活动及感怀成为后人记忆的部分，也被载入景观文本中成为其深刻的文化意涵。历代文人是“十景”的建构者、描绘者，也是传播者，他们在湖上吟风弄月，将自己的风格、想象和感情化入诗中，融入景中，实现了人与自然山水的“诗意的对话”，塑造出理想化的山水景观。“十景”的变迁也是西湖形象变迁的映射，由清幽到妩媚、由脱俗到绮艳，由精英化到世俗化。

（二）民国“十景”

“西湖十景”自南宋由文人画家命名并赋予其符号意涵后，历经朝代更迭，至清康熙帝御书“西湖十景”匾额，地方官员建亭立碑确立“十景”的观赏地点，完成了景观命名和取景阶段；而历史的变迁赋予“十景”丰富的符号内涵，景观“神圣化”阶段也基本完成。民国是一个社会思想大变革的时代，西方文化渗透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和旅行观念，旅游逐渐成为民众新兴的文化生活方式；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更使得“西湖十景”在普罗大众间广泛传播，西湖形象得以深入每个人的生活和记忆，成功实现了“十景”的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

“西湖十景”在民国初年多已胜景难觅，名存而景衰，民国政府从发展旅游业角度考虑，本着“保留原有形式，以求率真”的原则对西湖景观进行修缮、重建，花港观鱼、平湖秋月、双峰插云、曲院风荷、断桥、苏堤等“十景”景观大致得到修复，多数景观的景名“能指”和实体景观符号“所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其符号内涵却在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过程中不断丰富，西湖也表现出新的时代形象特征。

广告传播媒介兴起后，旅游生产经营部门纷纷借助报刊媒体旅游类广告，如中国旅行社在《申报》开辟《旅行专刊》，专门介绍各种旅行知识和信息；景区和交通管理部门等编印发行旅游宣传册、风景名胜指南等，详细描绘西湖的精确游览路线。“西湖十景”是所有宣传册中重点介绍的景点，必不可少的还有游程路线、饮食住宿娱乐和往来交通信息等，可见民国时期旅游已成为较纯粹的休闲娱乐活动。另外不少文人在期刊上发表游记类文章，既文笔优美地记录所游所感，又颇具实用知识，详尽介绍游览路线、交通、住宿等各项事宜，足见在作为经济行业的旅游业出现之后，旅游日益大众化和平民化，西湖不只是文士精英们的审美对象，更是普罗大众游赏放松的休闲场所。

与文字相比，图像传播更为具体可感，通过观察民国时期关于“十景”的图像资料，可以感知到西湖独特的形象魅力。民国时期的西湖图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画家绘制的西湖或写实或写意的西湖风景画，如陈抱一的《苏堤春晓》、刘海粟的《花港观鱼》、陈树人的《三潭倚棹》等；画中的“十景”多是古朴而沧桑的，却也难掩美丽的湖光山色，湖面上总有游船的痕迹，足能够体现出当时盛行的旅游之风；另一类是带有明确商业宣传意图的绘画，最为典型的是“十景”作为背景出现在烟草、茶叶、贸易公司等的商品广告中，且几乎都是“美女+美景”的形式，这一方面是对自古以来西湖“美女”形象的传承，对民国美女经济的时代特色的表征，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西湖景色之美。且这一时期摄影技术的出现，使得普通游客能够真实记录当时的“十景”景观及旅游活动情景，画面常常是一派欢欣景象，充满休闲、欢快的生活气息；专业摄影机构大量发行风景明信片，更使得西湖那一片美丽的湖光山色广为人知。

民国时大众旅游蓬勃发展，西湖景象一派繁华，道路被拓宽以接纳更多的游人，湖边宾馆、饭店、剧院等娱乐设施遍布，西湖逐渐转变为集游览、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的风景区，而不再只是激发士人精英阶层吟诗作画的审美对象，致使文人眼中出现了另一类西湖形象――“丑西湖”。如徐志摩笔下曾塑造出“明月泻影在眠熟的波心”、“深深的黑夜，依依的塔影”等富于神秘美感的月下雷锋形象，但当他重游西湖后，却略显夸张的描绘西湖的“丑”，写出西湖的“俗化”，如“平湖秋月开了酒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这些意象，展现了日益世俗化、大众化的西湖形象，这与西方近代文化传播有关，更与近代旅游大众化导致旅游需求增加有关[19]。

“西湖十景”自形成以来，就是历代文人吟咏的对象，其秀美的山水激发诗人们的灵感，诗人的吟唱更使“十景”声名远扬。在近代大众旅游兴起之前，文士精英们是参与“十景”景观建设和西湖文化形象建构的主体，历代文人进行的是一种精英式的旅游方式，追求适情悦意、人景交融；至民国时期，西方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旅游日益成为大众的生活内容，西湖呈现出世俗化的形象特征。当时的旅行社、民间旅游团体借助于新兴起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旅游广告、旅游宣传手册、游记等手段，对西湖进行无孔不入的、重复的、模式化的传播，成功完成符号化过程的“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阶段，西湖见证了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湖形象也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成为民国时代的文化记忆。

（三）现代“十景”

民国时期短暂的繁荣后，“十景”历经战乱又失于修缮，建国初期均荒败不堪，名存实亡。后杭州市政府多次展开西湖整治和景观修复工作，经过几十年建设，“十景”再次以完整而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景观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通过主体记忆所形成的主观映像[1]，是建构主体在新时代特征下选择性建构的产物；在社会建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价值理想和意义的转移。“西湖十景”历经时代变迁，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景观符号再建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解码，即对景观文本进行解读，体现其内在的文化意涵，透视其传递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记忆以便传承；第二个层面是编码，即建构主体依据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对符号重新建构，赋予其时代特色以便创新。因而在“西湖十景”的景观修复过程中，部分景观符号被清除，被重新书写的符号所替代；部分景观符号被从文本记忆深处挖掘出来，被重新塑造现于人前；部分则是全新的富于时代特色的建构物。这些景观符号的增添与变化，显示着景观与地方文化的演变，唤起或重塑各时代的文化记忆。

“十景”景观的实际建构，是在保留景名能指，尊重地方文脉的前提下，通过对景观文本如方志史料、文学作品、媒体宣传的解码，挖掘出景观背后的文化意涵和潜藏的历史记忆，构建新的符号所指（修复、新建景观）并赋予其新的符号内涵意义（解释项）。通过修缮、复建、仿建使一些遗迹景观得以重现，以唤醒游客记忆；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建构新的景观以满足游客新需求。如今的“西湖十景”不是单纯的呼应景名的观景场所，而是包含了不同主题的综合性景区。各景区内既有重新修缮的不同时代的建筑古迹，还有新建的现代新生事物；即便是同一景点，修缮过程中也融入了设计师独特的想法和现念。“十景”景观成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符号意涵载体，兼具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时代精神的张力。下面将通过对“西湖十景”历史与现代的存在状态的阐述来说明“十景”景观的修缮与复健过程中是如何传承文化记忆并融入新时代内涵的。

1.苏堤春晓。苏堤春晓因苏堤而得名，苏堤因坡而流传。据《西湖游览志》载：“苏公堤，苏子瞻守郡，浚湖而筑之；夹植花柳，红翠烂盈，灿如锦带矣。”坡任杭州知州时，西湖葑草丛生，已淤积过半，为保杭城用水，两次奏请疏浚西湖。带领杭城百姓除葑草、挖淤泥，利用挖出来的大量葑泥筑成一条连通南山北山、横贯湖面的长堤，将西湖分为里湖和外湖两部分；堤上造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座桥，既连通里外两湖，又方便游船往来；沿堤建有九座亭子，两侧栽种桃树、柳树、芙蓉等花木以供游人玩赏。长堤建成后，苏轼曾赋诗一首，曰：“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后任知州为纪念其治理西湖的功绩，将此堤命名为“苏堤”。后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专门拨款，修葺沿堤亭榭，在堤上补植花木数百本，修建先贤堂、三贤堂、湖山堂等景点，一些文人名士也在此建居所，使苏堤成为“园林茂盛，装点湖山”的繁华景地。每当阳春三月，苏堤桃红柳绿，群鸟和鸣，一派春光景色，“苏堤春晓”因而得名并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当时的文人纷纷以诗词、书画加以描写，更添其人文风韵。后来历经朝代更迭，苏堤景色几度衰败又被多次整修，至清代康熙御题“苏堤春晓”景名碑，乾隆帝南巡时赋诗赞曰”“一株杨柳一株桃，夹镜双湖绿映袍”使其声名更甚从前。

后来杭州市政府对苏堤进行整治时，维修堤上亭阁，新增治湖事略石碑，用以凸显坡布政民间的政绩及其厚重的历史感；堤岸桃柳夹种，增植芙蓉、桂花、玉兰、碧桃等名贵花木，重现“花满苏堤柳满烟”（杭谚）的诗歌意境，再现春日之苏堤桃红柳绿、姹紫嫣红的美丽景色，不愧“苏堤春晓”之美誉；新铺设的常绿草地则是西方园林中的常见元素，是现代休闲理念的呈现。

2.柳浪闻莺。柳浪闻莺位于清波门外聚景园一带，南宋时是皇家御花园。据记载，当时的聚景园内种植许多柳树，品种多样，形态曼妙，柳丛间黄莺飞舞，婉转啼鸣，悦耳动听，故称“柳浪闻莺”。时人张炬曾写词赞曰：“翠迷倦舞，红驻残妆，流莺怕与春别。过了禁烟寒食，东风颤环铁。游人恨，柔带结。更唤醒、羽喉宫舌。画船远，不认绵蛮，晚棹空歇。争似涌金楼，燕燕归来，钩转暮帘鳌6杂锘梁消息，香泥砌花屑。昆明事，休更说。费梦绕、建章宫阙。晓啼处，g系金狨，双灯笼月。”南宋灭亡之后，聚景园被废弃，“柳浪闻莺”胜景更是一派“燕子飞来，桃花不语，阅过几沧桑”的萧瑟凄凉景象。解放初期只剩下康熙题写的“柳浪闻莺”残碑、石牌坊等旧迹。

如今的柳浪闻莺被改造成供市民休闲娱乐的现代性大公园，它拥抱半边西湖，融入都市生活，弥漫现代气息。景区以清脆柳浪和婉转莺啼为主题，沿湖和道路栽种特色柳树，柳下设涌泉、莺啼、蛙鸣等背景音乐；新建仿古建筑闻莺馆和造型清雅古朴的“百鸟天堂”，笼内仿自然山水，增添山、亭、桥等仿古园林小品，人工复原昔日柳丝飞舞、婉转莺啼的自然景趣，重现昔日“柳浪闻莺”盛景及和谐自然的美好意境。园内有重修时填平沼泽而建造的大草坪，草坪北部是迁移而来的康熙御题景铭“柳浪闻莺”，有供品茗休闲的“凝香居”，还建有露天舞台等文娱活动场所，创造出轻松闲适的都市休闲生活氛围，成为杭州市民和游客晨练、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3.曲院风荷。曲院原是南宋时期开设的酿酒作坊，在九里松旁的洪春桥畔，取金沙涧之水酿御酒，远近闻名。曲院内有一方莲塘，种植着许多荷花，每逢夏天，微风乍起，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令人不饮亦醉，时人誉为“D院风荷”。南宋王朝灭亡后，D院不再，荷塘也逐渐荒芜。至清康熙帝南巡杭州，御书“西湖十景”时将其改名为“曲院风荷”，并建亭立碑。

改造后的曲院风荷景区以荷花为主景，各湖泊池塘植有品类丰富的荷花，尤以风荷景区为最。风荷景区内种植着红莲、白莲、并蒂莲等名贵荷花，夏日来临，莲叶田田，荷香阵阵，菡萏妖娆；池畔建有迎熏阁、风徽亭等亭榭，河池之间筑有小桥连廊，颇有古风古韵。曲院景区是为纪念曲院风荷最早作为酿酒作坊而建，区内一组反映酒坊为官府酿酒、送酒情景的雕塑，实现文化记忆的再现，并巧妙迎合“曲院风荷”景名。此外，园内还建有荷文化陈列馆，以现代性表现风湿，展现中国传统荷文化；另辟供游人野炊、聚会的湖滨密林景区，既是现代生态理念和西方园林绿化思想的体现，也反映了普通市民休闲娱乐的生活情态。

4.花港观鱼。从西山大麦岭后的花家山麓，有一条小溪经此流入西湖，名曰花港。南宋迁都杭州后，内侍卢允升在花家山下建造私家花园，并在园内叠石为山，凿地为池，引花港水，在池内养奇异鱼类，供观赏游乐，当时文人纷纷为其赋诗作画，称为“花港观鱼”，此景亦流传于世。清康熙帝南巡西湖时，重新砌池养鱼，题写“花港观鱼”景名，地方官员在此建亭立碑；乾隆帝巡游时留有“花家山下流花港，花著鱼身鱼嘬花”刻于石碑背面。

花港观鱼景区的改建注重以现代园林手法重现历史上的花、港、鱼的景观特色，疏通港道，深挖红鱼池，辟建牡丹园，整修蒋庄，新建沿湖长廊、茶室等，形成以“花港”、“观鱼”为主题，拥有鱼池、丛林、湖港、花镜、草坪的综合性大型观光休闲娱乐公园。这是一座传统与现代元素交织的地方，如景区内的牡丹园的植物搭配的尺度、比例、形态等都经过精心挑选，凸显中国传统造园艺术，而作为背景的树林草地则是西方现代公园的体现，自然洒脱，符合现代使用功能；红鱼池内锦麟红鲤汇集，桥上游人如织，桥畔垂柳依依，微风吹过，柳枝轻点水面，花瓣落入池中，实有“落红千片，飞堕水面，与朱蕴碧藻，点缀映带，游唼喋，转与人相忘”（《西湖志》）的鱼趣人趣交融的美妙意境，是游人理想的休闲好去处。

5.雷峰夕照。雷峰塔始建于北宋，后因江南战乱损毁，于南宋初年重修。黄昏时，斜阳夕照，塔影横空，景色迷人，为诗人画家所称颂，故而入诗入画，题名为“雷峰夕照”，成为西湖十景之一。明朝时遭受倭寇纵火焚烧，只留赭色砖石塔心残留在山上，却无意间造就其别样风姿。从帝王到文人到普通百姓，无不为其残缺之美所倾倒，康熙题匾“雷峰落照”，乾隆赞其“玲珑旭影照纵横”，文人墨客也曾这样描绘其如画美景“黄妃古塔势穹窿，苍翠藤萝兀倚空。奇景那知缘劫火，孤峰斜映夕阳红”（许承祖《雷峰塔》）。白蛇传说也为其增添神秘色彩，使其更是声名远播。在清朝后期，民间盛传雷峰塔塔砖能镇邪避凶，一时之间盗挖塔砖者众多，1924年9月，以残缺之体耸立四百余年的雷峰塔轰然倒塌，鲁迅接连写下《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篇杂文，雷峰塔名声日隆，然“雷峰夕照”胜景从此不再。2002年雷锋塔得以重建，“雷峰夕照”盛景也得以重现。新建的雷峰塔仿南宋塔风格和形制，塔内展示着木雕《白蛇传》、铜版线刻壁画《吴越造塔图》、雷峰塔历代诗词佳作、彩绘壁画《西湖十景》等，还有被保存在八角形保护罩内的雷锋旧塔遗址，这里神话传说和佛教文化兼备，更有传统文人士大夫情怀，是文化记忆的再现和重塑；新塔外观与古雷峰塔相似，内在却充分运用现代建筑技术和工艺元素，塔身的钢材框架、塔中心设有的观光电梯，周围的不锈钢扶梯，存放雷峰塔重修记、新塔模型的穹顶天宫等都极具现代感，充分体现现代化的建筑理念，是一座兼具传统与现代的景观。

6.南屏晚钟。南屏晚钟并非实景，而是指净慈寺内的大梵钟声，据《西湖志》载：“寺钟初动，山谷皆应，逾时乃息……致足发人深省也。”每当傍晚仓烟暮霭之时，寺内钟声响起，于南平山间、湖水之上久久萦绕不去，意境悠远。南宋时称“南屏晚钟”，列“十景”之一，后来康熙帝为其题名“南屏晓钟”，地方官在净慈寺外建碑立亭，但民间一直以“晚钟”相传。后来净慈寺内巨钟被毁，南屏晚钟成为绝响。建国后对净慈寺多次修缮，寺钟也得以重建，宏亮的钟声重新回荡在西子湖畔的群山之中，“南屏晚钟”胜景得以重返人间。

7.三潭印月。前身是五代吴越国所建的水心寺，坡疏浚西湖后，在寺外湖中建三座石塔为标记，严禁在塔界内种植菱荷，到南宋时“三潭印月”景观已经形成，每当皓月当空，若置灯在塔内，洞口蒙上薄纸，从各个石塔的圆孔中透出的灯光与天上圆月及其湖中倒影相应，十分奇趣，有“明月映深潭，塔分三十二”之说。后来寺塔皆毁，又经几代兴建，康熙帝南巡到杭，御书“三潭印月”匾额，清雍正时期，浙江总督李卫主持重建湖心寺，在池中种荷花、睡莲，环池植木芙蓉，在岛上建亭台楼阁，形成现今的“田”字形格局。后杭州市政府对其进行整修时始终保持那份古风古韵。

8.平湖秋月。南宋时，“平湖秋月”成“十景”之一，很多诗人以“平湖秋月”之名作诗填词，吟咏传唱，使西湖秋夜之月充满诗情画意，但此时尚无具体的赏月景点，诗词多是描写泛舟湖上，欣赏西湖秋夜月色，如孙锐《平湖秋月》诗：“月浸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白O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清康熙巡幸西湖时御书“平湖秋月”，地方官员建御书楼，楼前铺设跨出湖面的石平台，楼上悬挂康熙皇帝御书“平湖秋月”匾额，至此“平湖秋月”才正式成为一处景点。如今以平湖秋月楼、御碑亭为主景，是著名的秋夜赏月佳处。

9.双峰插云：双峰指的是南北两高峰，是“十景”中唯一的山景。两峰遥相对峙，中间山峦起伏，从远处眺望，“俨如天门双阙，拔地撑霄”。吴越时，两峰上都建有佛塔，当云雾缭绕时，两座山峰隐隐绰绰，而峰上双塔分明，如插云天，南宋时归入“西湖十景”。到清代两座古塔都已经损毁。康熙南巡时立下“双峰插云”碑亭。目前高峰上双塔已毁，景已不全，只留下一座御碑御亭，成为西湖十景中唯一一处名存实亡的景观。

10.断桥残雪。关于断桥的名称，一说因从孤山延伸过来的白堤至此而断，故称断桥。南宋时断桥一带水色山光、布满楼台烟树，吸引当时的文人前来吟诗作对，留下许多歌咏断桥的千古名作，也有以“断桥残雪”为名的诗词绘画，如周密的《木兰花慢・断桥残雪》、刘松年的《断桥残雪》画作，“断桥残雪”因此而成名，成为“十景”之一。据文献记载：“自断桥一径至孤山下，残雪满堤，恍若万丈玉虹跨截湖面，真奇观也”。清朝末年，一些艺术作品也以断桥为场景地，开始流传神话故事《白蛇传》，断桥因许仙与白娘子的凄美爱情传说更添一抹神秘色彩。

由此可以发现，历经时代变迁的“西湖十景”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但其文化主脉――文人化和诗化的山水文化，诗人们寄情山水、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理想以及文人审美观照下“诗情画意”的理想山水图景――始终得以保留；这是不同时代景观建构主体对文本解读的结果，而景观建构过程（编码）是融入主流价值与理想、社会心理取向和游客需求的符号价值的重组和再造。在后现代背景下，都市化进程使得地方文化积淀流失殆尽，都市人的地方记忆和历史感逐渐消失，“人们心中始终保留着那份历史真实感的失落与怀旧情绪”（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因而旅游者的旅游需求中多了一抹富有怀旧情绪的追忆[21]，他们缅怀传统和自然景致，希望通过旅游重新回到自然，寻找传统和记忆中的景象。在“西湖十景”景观重新编码时，紧扣其文化主脉，结合旅游者找寻记忆、回归自然的需求，力图再现诗文书画中的理想图景。苏堤上桃柳夹植、花红柳绿；曲院风荷景区叠山曲水、莲叶田田、荷香阵阵；柳浪闻莺景区柳丝摇曳、莺歌燕舞；花港观鱼景区百花竞放、锦鲤嬉戏……通过这些景观符号表达和对历史场景的模拟，应和其诗意景名，再现文本记载的“十景”记忆，也唤起游客意识深处的文化记忆；每个景点处保留或复拓的康熙御题景名碑、苏堤上治湖事略石碑、雷峰塔中再现造塔情景的《吴越造塔图》等是历史的标识，是那段历史记忆的见证，引发游者的怀旧体验和“思古幽情”的同时又凸显其历史真实性，满足游者探寻“真实”的心理诉求；传统的山水园林、重新修缮的亭台楼榭，种种遗留下来的人造景观，让旅游者感觉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感觉是在触摸已经逝去的久远年代的人和事，使游者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记忆再现。“十景”每一处都有故事、都承载着西湖的文化记忆，都能使游览者找到自己的记忆和地方归属。

“西湖十景”是时代变迁的见证，如今的十景传统与现代交织，雅致与世俗并具。栽种植物、花卉、凿池养鱼、圈林喂鸟等方式，使“十景”如诗画般的题名景观得到一定程度的再现；而传统需要继承，却不可将历史的时间过于美化而疏忽掉属于自己的时代特点。因此，“十景”内部具有西方园林特色的大草坪的铺设、供市民健身、娱乐的露天舞台的搭建、各种供游人休憩的景观小品的设置、品茗休闲、餐饮住宿设施的配备，都是现代休闲理念的体现，西湖真正成为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悠游娱乐的休闲天堂。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建构出的“十景”，通过人工营造的同名实景与引人遐想的虚景景名相结合，共同建构出“真实”的历史记忆中的“天堂”胜景，使其应和旅游者心中的各种想象，吸引着广大旅游者前来追寻记忆，寻梦西湖。如此，“西湖十景”这一复杂的景观符号系统得以完整的构建，西湖诗情画意般的休闲“天堂”形象也得以凸显，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广为流传。

四、结语

本文从符号建构视角出发，结合西湖景观文本对“十景”景观符号变迁进行历时性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一）符号建构视角下，“西湖十景”的形成、变迁过程实质上就是景观的符号化过程及其思想价值、文化记忆的传承和不断丰富的过程。南宋文人因景作画，将自身理想和价值情感转移至诗文书画中；又因画命景，使“十景”成为文人审美观照下理想山水的代表，赋予其深刻的符号内涵，最终形成由一系列景观符号组成的结构化符号系统，系统内各个景观符号完整而独立存在，景名是符号“能指”，“所指”是实物景观，景观符号内涵是“解释项”。后来“西湖十景”历经多次兴衰，但其每一次重建与变化，都是一次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叠加与融合，既传承了历史记忆，又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照，成为当下文人凝视的对象，景观符号的“解释项”愈加丰富；直至民国时期新兴传播媒介出现和近代旅游兴起后，“十景”在普罗大众中广泛传播，渗透进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完成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阶段，最终形成承载着丰厚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的极富吸引力的景观符号体系。

记忆固化在物质形态的景观中，也凝聚在被书写的景观文本里。新时代的“西湖十景”尽皆废弃，景观文本成为文化和记忆传承的主要载体。在景观重建过程中，各建构主体在对景观文本进行解码，传承历史文脉的前提下，结合现代社会主流思想和旅游者回归传统与自然的新需求，建构新的景观符号来再现历史记忆。如流浪闻莺景区为了重现文本记载的“柳丝l地”、“黄鸟其间”的自然景趣，遍植柳树、新建“百鸟天堂”、闻莺馆等仿古建筑，既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再现又赋予新建景观符号以新的时代意义――现代休闲理念。诚如皮尔斯所言，“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一直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3]，也就是说，要解读符号的内涵意义（再现文化记忆），需要创造新的符号，而新创造出的符号又具有新的符号意义，带有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印记；那么理论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是可以被无限衍义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流思想和旅游者新需求的产生会激发出新层次的符号意义，从而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意义循环，好比不断擦去纸上的文字再重新书写，旧有的痕迹未曾消逝，又加上新的覆写，最终呈现出所有消除与覆写的总和。

“十景”景观基本涵盖了西湖所有类型的景观形象要素，其变迁一定程度上映射出西湖整体形象的演变形迹。文士精英们选取颇具典型意义的景点确立“十景”题名，承传了记忆中的西湖形象――自吴越国起兴盛的“东方佛国”以及白、苏笔下青妍秀丽、雅致脱俗的女子形象；又融入自身的情感和生活理想使西湖形象意境化，充满诗情画意；另一方面，西湖周边都市旅游兴盛，其女子形象靡靡之态渐显，逐渐成为满带风尘的绮艳名妓，西湖形象日益通俗化。西湖之上，士大夫文化与市民风俗相融，其形象由清幽到妩媚、由脱俗到绮艳，并伴随着明清时旅游大发展，由精英化到世俗化。民国时新兴传播媒介和近代旅游的兴起，更使西湖形象具体可感，而不再是诗词中描绘的、透着神秘气息的想象中的仙境；现代背景下的西湖是一个休闲天堂，是人为营造的充满诗情画意的记忆寻访之地，是雅俗共赏的综合性大众公园。事实上，“十景”景观的变迁、西湖形象的演变，归根结底是适应社会思想文化变迁和新时代旅游需求的结果，但其始终保留最核心的文化形象本底，这也是西湖历经数百年变迁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最本质原因。

“西湖十景”之所以在景衰名存的情形下传承数百年，不仅在于其春夏秋冬各异、晴雨风雪情致别具的如画美景，还在于景观本身高度的诗化和人文化，其景观符号背后蕴含着某种文化、精神的终极价值――适情悦意、人景交融的理想生活图景和具有普世意义的审美观照；更在于“十景”于变迁中日益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的每一次修缮都是在承袭旧有文化记忆的同时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流价值，最终使“十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其“社会寿命”大大延长。历经变迁的“十景”是地方记忆的仓库，建构主体通过对景观文本重新解读，修复、重建景观符号所指以最大程度的还原充满诗意的景名能指，复活往昔的历史想象，满足现代旅游者缅怀传统、追求自然和谐的需求；“十景”又是一部涵义深厚的无字书，给阅读它的人留出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多样的体验可能，这里传统与现代交织，雅致与世俗并具，文人精英文化与市民风俗交融，足以使基于不同需求的旅游者获得满意的情感体验，真正找寻到“真实”的记忆和心灵家园。“十景”这种人景交融的独特性和雅俗兼具的包容性使其具有无限的符号内涵和可持续的旅游生命力。

集称题名景观是中国普遍的文化现象，杭州“西湖十景”作为保存最完好、最具影响力的题名景观，其所具有的诗意景名、文人化山水、意境化景观形象及文化传承性是所有集称题名景观的共同特点。因此本文开辟的符号学建构研究新视角，对集称题名景观的研究具有普适性。另外在现实层面，集称题名景观是地方形象的标志，基本涵盖了全面的地方文化信息，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为地方打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在地方形象建构时，可以尝试从集称题名景观着手，依循景观蕴含着的丰富地脉和文脉信息，挖掘地方文化和历史记忆，通过集称题名景观的修缮和重建，展现独特的地方“神话”。值得一提的是，在景观重新建构和形象建设过程中，既要植根传统文化，又要不断融入新的社会思想和时代特色，结合景观承载的时代记忆和当下人们的精神需求，赋予景观符号价值理念层面上高远的意义，以使其具有广阔的意义延伸空间[22]，从而保持持续的旅游吸引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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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近年来，我所在的学校学生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思维方式也具有跳跃性，不少学生在课堂上勇于发言，敢于质疑。为顺应新形势，我在教学中设置“学生质疑”这一环节。每讲一节课，在学生预习、教师提问的基础上让学生对课本一些不会不懂的疑点、难点展开质疑、讨论。这对发展学生智力、开拓学生思路大有裨益。

这几年，我在教学活动中，遇到学生在课堂中提出了一些质疑，现结合自己没有深入细致的备课所遇到的挫折和教训，谈一点想法。

案例一 人教版语文第一册有篇文言短文《塞翁失马》。在这篇短文中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其父曰”，另一句是“其子好骑”。按文意，“其”是指善术者，第一句应译为“他的父亲说”，第二句应译为“他的儿子爱好骑马”。在我译完全文，学生质疑时有同学提出：“老师，这篇文最后写的是‘父子相保’，但是你却讲成三代人了。”当时我就一怔，心想：我这也是按教材上讲的啊，怎么会错呢？以前也没人提出这个问题。今天学生，一质疑倒把我给难住了。我只好对学生说：“你很细心，也善于思考问题，这样很好。这个问题让老师课后查查资料再说。”我又查了一下其它有关材料，才知这“其”字应解释成为“这”，“父”除了“父亲”意义外，还有“老年人”的意思。这样两句话分别译为：“这位老翁说”、“这位老翁的儿子爱好骑马”，这样首尾就符合“父子相保”这一说法了。

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教师备课只依靠教参，不深入钻研教材是不能上好一节课的。过去随便讲讲，不发动学生提问题也能应付过去，可是新课改实施以来，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再照本宣科，再想“糊弄”他们肯定会出笑话的。

案例二 在一次评讲试卷时，是鉴赏王维的诗歌《鸟鸣涧》，我就犯了一次因知识面狭窄而出现的常识性错误。诗中写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在讲到“桂花”一句时，我大谈什么“八月里来桂花香”，为了吸引学生兴趣还高兴的唱了一句“八月里来桂花香”。当时就有学生质疑说：“老师，这首诗的后几句写的不都是春景春光吗？你说八月里来桂花香不就讲成秋天了吗？”我当时头脑就懵了一下！是啊，春天哪来的桂花呢？因为缺少植物学和花卉方面的知识，我只好对学生说：“这个问题应该是老师讲错了。让我下课去请教一下生物老师，并查查资料看看。”课后查《辞海》，那里写到：“桂花即木樨。”再查“木樨”条，那里写到：“木樨也称桂花，……常见的有金桂、银桂、四季桂等。”既然说有“四季桂”，那么春、夏、秋、冬应该都有桂花。后来又请教了生物老师，证实确有“春桂”这一说法。

孔子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第二天早自习我认真订正了昨天课堂上的错误，并表扬了那位动脑筋提出质疑的同学。其余同学也深受鼓舞，质疑提问的情绪非常高。这对老师每讲一课之前认真备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我也相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因此在钻研教材上我就更加的细心了，“苦心人，天不负”，我也尝到了由此带来的甜头。

案例三 在讲授《钱塘湖春行》这一课，拓展延伸我和学生一起读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时，我对文章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文中第六节这样写道：“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自取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直是一定的。”我认真琢磨了“嫉妒”一词的含义，准备解疑。果不其然，一位同学在质疑时问道：第六节，“大约是怀着嫉妒吧”，“嫉妒“一词是指什么说的？这位同学的话音刚落，同学们都纷纷举手要求解答。

同学甲：许仙娶了白娘子，法海也想娶她，所以她嫉妒许仙。

同学乙反驳：不对，和尚怎么能娶老婆呢？其实我认为法海倒不是招是搬非，而是由于他的职责所在，是他的职业道德决定的。

同学丙：我认为法海是专管妖怪的。许仙脸上有妖气，他应该管，如果不管这件事就显现不出自己的本领来，他嫉妒的是妖怪的本领，不是为了娶白娘子。

……

篇6

那么，什么样的课堂提问才不是形式主义呢？

一、课堂提问的原则

主要要注意提问的合理性、明确性、针对性、量力性和启发性。

1.所谓合理性，一是指提问中的已知判断不能是学生根本不知道的。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已知领域，不熟悉初中语文教材的有关内容，提问就难免是不合理的。如对初二年级的学生提问：“‘吾与汝毕力平险’（《愚公移山》）中有几处是词类活用？什么词活用作什么词’？”又如：在学生才预习过《故乡》的课文后就提问：“你认为‘豆腐西施’杨二嫂是怎样一个人物？作者对其是采取什么态度的？”这类问题当然是不合理的。其二是指提问不能无疑而问。如“韩麦尔先生的这些爱国言行表现了他的什么思想？”未知就包含在已知中，无需再思考，当然也是不合理的。

2.所谓明确性，就是说问题要提得明晰，使学生能弄清问题的性质和要求，否则，学生就无从思考，无从作答了。一是问域不能过大，问域过大，学生会无所适从的。如教学《荔枝蜜》时问“起初，我对蜜蜂是怎样一种感情？”这个问题就是明确的，如果问：“开头是从哪里写起的”？问句中“哪里”这个问域就太大了，学生无从作答。二是问句中的概念不能含混不清。概念不明确，就会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仍以上文为例，如果问“课文‘蜜蜂’象征什么？”就是明确的，若问“蜜蜂是表示（或：代表）什么的？”就问得不明确。三是要求学生分类的问题，问句中的概念不能是相容的。例如“哪些词表现了大海的愤怒与凶猛？哪些词表现了大海的巨大力量与威严气势？”概念相容，令学生无法作答。此外，问句不能有歧义，有了歧义，模棱两可，也会令学生不知应如何作答。

3.说到针对性，王安石谓之“问之不切，则所听之不专，听之不专，则取其义不固。”提问要有针对性，一是要问在学生有疑之处，以切合学生求知的需要。二是要在学生无疑之处置（设）疑，以唤起学生新的求知需要。如果所问的都是学生本来就知道，就了解的问题，或者课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的问题，如“竺可桢为什么要从北海公园里去上班？”“卢进勇为什么要把那点面团捏成长条？”之类，都是缺乏针对性的问题。

4.量力性。提问的难度要适度，是学生力所能及的，正所谓跳起来就能摘到的果子。所提问题要难易适度，繁简适当。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设问，答域应在学生的最近知识发展区里面，既需要认真的思考或讨论，而又非“丈二的和尚”。太难太繁，超越学生已知的知识范围，学生就无从思考、推导，导致学生置之不理；若太易太简，一则难以引起学生重视，再则学生无需思考，问而无益，徒耗师生的时间和精力。违反量力性原则的提问，不能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于教于学皆无益。

5.启发性。其实，提问是为了启发学生去思考，引导学生去设疑解惑的。那些不假思索即可回答的问题，或者思考性很差的提问，都是拙劣的。疑问句中的是非问、选择问等，如果不追问一个“为什么”“何以见得？”就没有什么思维训练价值。如“车夫真是自讨苦吃吗？”

二、课堂提问的优缺点

我十余年语文教学的实践证明，课堂提问也有其不足，这是和它的长处相互依存的。例如：教师提出的问题不可能适合所有学生学习的实际，而且一次问答一般仅限于教师与一个或很少几个学生间的双向交流，处理不好就可能形成只有少数学生积极，多数处于消极的境地；不利于系统的传授知识，也不利于保持知识的完整性等等。

但是，课堂提问法具有许多优点，这是不容置疑的。

1.能够唤起学生的有效注意力，克服随意注意，活跃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使之养成敏捷思考、迅速回答问题的习惯和能力。这是其主要价值所在。

2.学生也有提问的机会，有分辩的余地，有利于培养其积极主动的学习精神，从而增强其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是它的又一主要价值所在。

3.提供了口语实践的机会，有利于口语表达的练习，培养说话能力。

4.既有从教师到学生的知识传授，又有从学生到教师的信息反馈，使教师能够随时了解学生的理解、掌握及至巩固情况，发现问题并及时改变教学内容和方法。

篇7

关键词：爱情；生长；物质生活基础；爱的能力

一

鲁迅的文章常常发人深省，每个读者读后都自有一番体会与感受。《伤逝》文中，子君爱涓生爱的如此深切，却最终将自己推向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涓生为寻找希望而提出的分离，没有使他得到真正的解脱，却是终身悔恨的精神枷锁。对涓生和子君而言，鲁迅是残忍的，他“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涓生与子君的人生又恰恰是：“生于传统之中、寻求超越传统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命运。”[2]反观现在，其实正是这种鲁迅式残忍避免了更多人在情感、婚姻路上重蹈覆辙，让更多读者在沉默中读出了自己的故事……因爱相知，未必能做到为爱相守，今天，当人们化身涓生、子君走进自己的婚姻家庭时，当他们面对复杂的人性、易逝的爱情、平淡的婚姻，又该如何自处、如何抉择？让我们走进文本，思索、寻求答案。

二

《伤逝》文本中涓生爱的子君原是一个美丽优雅、温柔知性、阳光无畏、充满进步思想，给人以无限精神力量的进步女青年，一句“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让涓生彻底坠入爱河。而这样的子君却在他们同居后，在面对生活琐事和经济、现实所带来的重重压力中大变样了：原先那个带着笑涡的，面容绯红的，穿着玄色裙的子君，现在变成了“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的模样；从前那个与我畅谈家庭专制，打破旧习，男女平等，伊学生，泰戈尔，雪莱的子君，现在已“什么书都不看”，每天乐衷于喂阿随、饲油鸡，忙碌在做饭、吃饭和筹钱之间；过去那个骄傲的，走在路上遇到他人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仍能镇静地缓缓前行的子君，却在面对我失去局里工作的时候变了色，由无畏变得越来越怯弱了；子君带着“不快活的颜色”、“怨色”、“冰冷的颜色”、“忧疑的神色”、“恐怖的神色”、“麻木似的镇静”敷衍生活，结果可想而知……

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像极了子君，为爱不顾一切，为爱伤痕累累，深爱对方，却没有能力让这份爱维持长久。面对爱情的消逝，他们无能为力，面对伴侣的劝说，仍然无动于衷，在婚姻中将爱情消耗殆尽，已无法再给彼此的生活增添一丁点乐趣、新意和幸福感。值得我们为此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让涓生与子君的家庭由温暖的港湾变成了可怕的梦魇？恩格斯曾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3]。文中子君的爱情如烟花，稍纵即逝，难以保持。因为她爱的盲目、她在爱情中迷失了自我的、也根本不懂得通过个人成长、进步来保持长久吸引力。真正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爱是一种能力，你要尝试了解并给予对方的真实需求，要能够及时、独立地解决各种问题。爱情从不允许人们做生活的惰者，安于现状，裹足不前；爱情需要坚持，需要勇气，需要生活的智慧，两个人携手同行，任一方退却，都难以为继。

三

除了个人的成长进步外，爱情其实还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即“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我们回顾造成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几个重要原因，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他们步入同居生活后捉襟见肘的经济生活状况，虽然不能把物质生活条件视作压垮爱情的唯一稻草，但也足以起到致命的危害。

回顾文中情节：涓生与子君同居时简单的家具就已用去了涓生筹来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想来，如此拮据的生活状态是难以维持他们当初畅谈人生理想、泰戈尔、雪莱时的激情的，后来当我读到涓生失业后忙碌在堆满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的书案边时，突然又使我想起《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中的主人公“他”，在我看来，两位主人公的命运悲哀得何其相似，而这种充斥着无奈和艰辛的生活正是当下很多普通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在现实生活压力面前，爱情往往是脆弱、不堪一击的，大家为了更好的活着，不得不为生活奔忙，忙得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经营爱情。文中的子君为了管家务连和涓生谈天的工夫也没有，更别说读书和散步，涓生为了生活也终日徘徊挣扎在由家到局和由局到家的路上，最后两个人相视无言，在无休止的忙碌与奔波中泯灭了爱情，这样的结局不仅会在那个年代中出现，其实同样有可能在今天的社会里上演。今天，是一个让人忙得停不下脚步的时代。人生要想活得有味道总要有舍有得，有停下来和爱人经营婚姻，享受生活的时间，长期得不到爱情滋养的生活注定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最后只剩痛心遗憾……所以，再辛苦、再艰难，切忌顾此失彼，要不忘初心。

四

此外，爱人之间不能太自私，要学会体谅与包容。和生活相比，爱情轻如鸿毛，来去悄然无踪，所以在涓生失业后承受严重经济压力的时候，他想到“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此外，他甚至想到了子君的“死”。

这就是复杂的人性——现实、善忘、自私、残酷……

又如文中描写涓生心理活动的那段文字：“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岂但现在，那时的事后便已模胡，夜间回想，早只剩了一些断片了；同居以后一两月，便连这些断片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一个人太过自私，就会只记得爱情中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忘记曾经的美好与温存，这个时候爱情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一旦背离就会被无情的抛弃，就像涓生在文中一个很现实的做法：当家中经济难以支撑的时候他选择丢掉阿随。涓生并不理解子君为何因为这件事久久难以释怀，常常对他的神情冰冷得很。对子君而言，阿随早已如同家人一般，文中可知：即使在家中口粮不够的情况下她仍把连他们都舍不得吃的羊肉喂给它。而涓生在无力改变经济处境的时候，毅然选择丢掉阿随，或许正是这种自私的“丢包袱”的心理和做法让子君伤心、绝望，或许子君从阿随的命运中看到了她自己……

婚恋中，不能太自私，太考虑自己，太为眼前的利益考虑，一个人生活的困顿其实不是简单因为生命里某个人的拖累造成的，要学会审视自身，寻找解决办法，不要像文中的涓生那样“没有能力应付现实，理解现实，并找到一条可以在其中游刃有余的人生之路”，有着“自我的缺陷”[4]，人们应学会完善自身。

再穷苦的情侣也有幸福的一对，再富有的夫妻也有反目成仇的例子，《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启示我们：选择爱一个人，注定是要为之承受与幸福相应的爱的代价，如果你想拥有更好、更幸福的生活，请与你的爱人携手奋发；而当你无力改变生活窘境的时候，也请你欣然接受，暂时忍耐，不要抱怨；希望不在别人身上，而在自己这里，当你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也就遇見了未来更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 

[2]（日）丸尾常喜著，秦弓译：《“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79. 

篇8

关键词：写作教学　授法　引路　开门

正如水随容器赋形而本身却并无定形一样，文有法却无定法。也正因为这样，作文教学才愈显得困难重重。古人在论述文章写法时，曾说“定体则无，大体须有”（金·王若虚《文辨》），又说“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清·章学诚《文理》）。这些关于写作的经验之谈，至今仍有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曾听过这样一种说法：学生的作文是自己学会的，不是教师教会的。此话看似有理，但未免失之偏颇，因为它有意贬低了教师“教”的主导作用，若照此逻辑推演，作文指导就成了多余。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细细体味起来，这句话本身就含有为达“不教”之目的必须有一个“教”之前提的意思。教师的作用在于“引路”、“开门”，路通了，门开了，登堂入室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教师不该并且也无法代替。作文教学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引路”、怎样“开门”的问题。基于这点认识，下面就初中作文教学中“授”的角度，略陈管见。

一、初中作文教学可从传授些基本的写作知识入手

从根本上说，写作不是知识，而是一种能力。但从知识与能力相互作用的关系来看，知识是能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学生的能力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掌握知识、运用知识而获得的，离开了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能力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践也已证明，缺乏必要的写作知识，是作文能力发展的重大障碍，所以，初中作文教学也可从传授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入手。这些知识，即文章写法的共性，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大体”和“规矩方圆”，属于“可授受者”。诸如如何观察积累、如何审题立意、如何选材剪裁、如何布局谋篇、如何处理详略、如何开头结尾、如何衔接照应、如何叙事记人、如何写景状物等等，这是前人总结的经验，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作文时就敢于动笔实践，就像学会了裁剪知识，给你一块布料就敢下剪刀一样。初中生掌握一些写作知识，其好处就在于对写作思路和方法起到引导与规范的作用，即使开始时可能显得被动和生硬，也总比一味堵塞或任其泛滥要好得多。

二、读写结合，是“授”与“受”之间的桥梁

作文知识是一种抽象，必须结合具体的文章去揣摩才能深入领会，然后还需尝试以领会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才有取得实效的可能，这就突出了“读写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师的“授”以学生的“受”为目的，“授”与“受”之间，是以千姿百态的各类文章为中介来达到理解的默契和情感的共振的。 教师应尽量地发挥教材的潜在因素，让学生在阅读这些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的众多课文的过程中，理解一些写作方法的共性，形成知识体系。如通过学习《荔枝蜜》、《白杨礼赞》，理解象征联想、托物抒情的写法；通过学习《谁是最可爱的人》，领会围绕中心选择典型材料及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的写作方法；通过学习《论雷峰塔的倒掉》，领会以议为主、议叙结合的写法及借景生议、借物生议、借事生议等3种具体形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现行教材在编写体例上重视读写结合，读写训练的安排具有阶段性、连贯性和系统性的特点，教师应充分发挥教材的优势，以读导写，读写结合。

但是，在阅读教学中结合传授写作知识，必须针对具体课文的特点找准“结合点”，然后以课文为写作范例，把写作知识的传授，融会于具体课文的阅读指导之中，使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心领神会。这样才能克服学生在学习作文知识时可能产生的厌烦情绪和心理障碍，改变“授而不受”的无效劳动现象。反之，若离开课文只单纯讲那么几条干巴巴的筋，纸上谈兵，于事无益，反而会败坏学生的胃口，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的结果。

古语云：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实践性是写作自身的一个重要特点，掌握写作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用写作理论来指导写作实践、提高写作能力。而任何作家、教师都无法直接传导写作能力，只能传导一些知识和方法，然后由学生完成把它转化为能力的任务。这“转化”的过程，就是运用知识进行长期的、反复的、刻苦的实践练习的过程。

篇9

摘要：林黛玉是我国古典小说里不朽的悲剧人物形象。本文从美学的悲剧角度，以林黛玉这个作者蘸着血和泪塑造的形象为悲剧典型，从林黛玉一生的遭遇来谈悲剧的深刻意蕴，让人去体验人生，领悟审美之极致。

关键词：林黛玉；第三种悲剧；价值的毁灭；永生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就暗示了此作品是一部悲剧，里面的人物几乎全部带有悲剧色彩。林黛玉，这个中国古典小说中堪称不朽的艺术形象，凝聚了曹雪芹极大的热情和诗意的灵感。她是花之魂，诗之骨，月之魄，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精神凝注的焦点。她从一个贵族之家的千金小姐，到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氛围中，不断地用自己的泪水浸润自己坚执的爱情，最终用死来殉她忠贞的爱情，她的一生是悲剧的。

一、消磨于平常的悲剧

我们读《红楼梦》，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我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在书中，我们看不到悲剧所有的惊心动魄，也看不到悲剧“振其邦人”，“使之兴起”的力量，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大宅子以及生活在这宅子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仔细观之，林黛玉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性格造成的，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多疑又多愁善感”，使得她周围的一切都不得不如是发展，这是一种缓慢地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是一种因其平常，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灭亡。这也恰恰与王国维“第三种悲剧”说相契合。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阐述了自己对《红楼梦》美学上价值的看法，他根据叔本华之说，分悲剧为三种。指出《红楼梦》既不是由于恶人破坏的那一种，也不是由于盲目命运的拨弄的那一种，而是属于第三种：“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

这第三种悲剧既无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发生，又没有恶毒到极限的人物出现。只是现实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人们，因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而被迫为对方制造灾祸。这就意味着悲剧是轻易而自发的，是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必然实践，它是人的命运，是无法为不公平而抱怨的灾祸。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如此接近，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鲁迅曾经说过：“人们天生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单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正因为《红楼梦》的悲剧长卷是以这种方式展开，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图景，而对于《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一的林黛玉也不例外。她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大波大澜，也没有什么极其恶毒的人来加害于她，只是一些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人物，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而使悲剧不得不发生。

二、价值的毁灭

寄人篱下的生活遭遇，不仅使林黛玉对封建时代加在妇女身上的各种压迫，有了更为切身的体验，还使她终于没有完全沿着封建礼教所规定的道路直线的发展，而且在很多思想行为上，背离了封建主义的妇道。因此，在这一人物的身上，出现了某些具有反封建意义的叛逆性。这主要表现在：她对贾宝玉的许多违反封建礼法的行为，不但从不规劝，而且常常采取同情或支持的态度。而她的这种态度，引起了以贾母为主的封建家长的厌恶，最后只能是凄惨的死去。

宝黛的爱情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是由知己之情升华而来的。它平平常常的发生，就像现在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爱情一样。我们看着他们爱情一点点成熟，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最后又看着他们爱情的毁灭，这种痛楚是深刻的。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们之所以会为林黛玉流泪，伤悲，正是由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毁灭了，美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下被撕碎了。她的性格，她身上所具有的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形象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们心上，我们开始同情她，怜悯她，而最终我们感到的是欣赏她。

三、从毁灭中得到永生

从上面的“价值的毁灭”中我们可以看到悲剧的最初一幕是丑对美的无情践踏，是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其实，悲剧真正的审美意义，并不在展现丑对美的践踏，展现人生有价值东西的毁灭，而在展示人在毁灭中永生，展示在有限的肉体生命毁灭中人的无限的生命意义的再造。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者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林黛玉对爱情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正是她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议。她的绝粒而亡，是对社会制度敲响的抗议的大钟，这钟声久久回响于人们耳际，使人无法平息，正义受挫，善良被毁，英雄就义，其结局固然使人震惊，使人悲痛，然而其奋斗精神，其进步思想却因此更加激扬光大，使人艋，催人奋发，从失败中给人以警醒，从而更加接近成功，悲剧展示了毁灭中的永生。林黛玉，这是一个被不合理的封建社会所损害了的形象。《红楼梦》通过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但深刻的批判了封建制度，同时也反映了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妇女们的某些共同希望和痛苦。

“一个悲剧，简而言之，是一首激起怜悯的诗。”林黛玉的不幸夭折，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得以最后完成。尽管她的悲剧缺少英雄史般的崇高美，但却拥有历史的深厚性。这是因为她的悲剧并不是“由极恶的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的悲剧，也不是“由于盲目的命运”“意外的变故”所导致的悲剧，而是“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不得不如是”的悲剧。林黛玉形象就是在消磨于平常的悲剧和她身上那种悲剧精神中得以深化，获得永生。

参考文献：

[1]俞晓红.王国维笺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96.

[2]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M].且介亭杂文二集.

[3]鲁迅全集[J].第一卷：297.

[4][美]斯马特.《悲剧》见潘知常《生命美学》[J].第163.

篇10

【关键词】勇士；自我救赎；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0-0103-02

作为纪念胜利八十周年的电影《勇士》，以战士在途中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史实为故事原型，着重讲述了红四团战士一昼夜奔跑一百二十公里，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夺取泸定桥的故事，充分展示了战士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和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影片塑造了一系列“典型化”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们的事迹固然可歌可泣，但却过于完美，导致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立体。相较而言，以俘虏身份加入到队伍中的原战士田有才的人物形象倒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可圈可点。

田有才原本是军队中的一名炮手，在被红四团俘虏后被强制扣留，一开始对队伍抱以排斥态度，不过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他甘愿加入到队伍中。从最初的“排斥”到“皈依”队伍，并最终完成“自我救赎”，完成了从敌军俘虏到战士的身份蜕变。

一、排斥

由于寻弟心切、自身的俘虏身份、部队价值观不相同以及对队伍的不了解，使得田有才一直央求“放我走”，急切想要脱离队伍。因为队伍中缺少像田有才这样能打炮的技术性人才，所以一直强制扣留着他，并且指派小战士王冬宇看守着。无论是因为要寻找自己的弟弟、还是由于自身观念问题而不愿意融入到队伍中，都是“小我”理念作祟，在田有才的思想观念里基本上没有家国情怀。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观众对这个人物的喜爱之情，反而会觉得比高大全的正面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袁于令说：“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1]只有人物形象存在瑕疵、不合正统，才能消除观众心中的隔阂感和与故事人物间的距离感，才能使观众感同身受而沉浸在观影的审美体验中。更何况，“人性中的善与恶都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2]田有才也有作为小人物善良的一面。

田有才抱怨过，“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好打的”，在他的思想认识里，这本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战争――中国人打中国人。不过，他的疑惑被一名战士的一句“你懂个屁”给驳回了。作为小人物，他没有大理想，只能想到眼前的利益，只是想好好活着而已。当红四团在树林里遭遇的狙击手伏击时，田有才告诫身边的战士“别往前跑，阎王老子在等着你呢”。虽然他自己贪生怕死，但是同样尊重别人的生命，只是他还不明白如果没有鹗壳捌秃蠹蹋就不会有中国的未来。也就是说，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面前，在“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取舍问题上，他依然认为个人的生命和安危更为重要。

田有才反复强调自己是“不杀生的”。在红四团战士质问他为什么打死自己的兄弟时，他解释说“是长官让他打的”、“子弹不长眼睛”；在强渡大渡河时，黄团长要求他炸掉敌人的炮楼，他首先要祈求上天宽恕自己杀生的罪行，并且反复强调“是你让我杀的，罪过都记在你头上”。观众在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可气又可笑的人物时，会在笑过之后流露出几分悲悯之情，因为是他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人在自私的同时作为小人物显露出的懦弱与善良的一面。田有才最终出色地完成了黄团长指派给他的任务，不过他完成任务的目的是让他走。

与其说田有才是在排斥队伍，不如说是在排斥战争。他相信，无论是战士还是官兵，每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不过在他得知自己的弟弟被杀害之后，他原有的价值观彻底崩塌了。

二、皈依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文章中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田有才来说，他的人生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他弟弟的生命。当他得知弟弟被杀害之后，当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之后，时代才真正将他扯进了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悲剧里。在他歇斯底里地悲伤之后，声称要去给弟弟报仇，杨政委说这里每一个人的亲人都被敌人杀害过，并劝说他留下来。一个人去报仇，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留下来，才有报仇的希望。田有才这时才真正意识到集体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一群人团结在一起，才有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从田有才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命运就与小战士王冬宇联系在了一起。在奔赴泸定桥的路上，王冬宇始终任劳任怨地照顾着田有才，与他分享自己的食物，主动提出当他的弟弟，甚至是在田有才声称自己的腰杆不好而不愿意继续向前跑的时候背着他直至将自己活活累死。

王冬宇的死，是田有才承受不起的。他虽然口口声声埋怨王冬宇是“瓜娃子”、“为什么这么傻”、“背不动就把我放下来”等等，实质是在埋怨自己为什么这么自私，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一时舒服而夺走了一个人的生命。即使无心，但是有过。他重复自己“还不起”，他遭受的不止是悲痛，还有良心的谴责。当然，也是王冬宇的死，使得田有才的价值观得以重塑，是王冬宇的牺牲让他明白了什么是付出。付出应该包含更高层面的精神，一种舍“小我”为“大我”的牺牲精神。

当一个战士向杨政委汇报“田有才跑了”的时候，观众可能会感到意外，但是相信他一定还会回来，因为在此时田有才的人物形象已经足以让观众产生心理期待了。果不其然，在红四团准备抢夺泸定桥的时候，田有才及时赶到，并在敬礼后说道：“战士王冬宇前来报到。”田有才说过欠红四团一条人命，他一定会还，他选择顶替王冬宇参战就是一种偿还的方式。在后面影片的处田有才的心理独白里观众可以知道田有才是希望成为一名战士的，只是在他拿着炮筒和炮弹再一次出现时，还不够自信、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杨政委给了他肯定的回复，“无论你是王冬宇还是田有才，都是一名战士”，完成了田有才身份的重新确认和彻底的心理皈依。

三、自我救赎

其实田有才顶替王冬宇参加战斗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救赎，在他打掉敌人主火力点的时候喊的“王冬宇，这一炮是为你打的”，是田有才自我救赎的重要展现。这种自我救赎表面上是需要为王冬宇的牺牲负责，更重要的还应该包含在个人价值观重新确认后的历史使命与民族担当的驱使。

田有才希望自己能像王冬宇一样，死后能在墓牌上写上“战士田有才”。这是田有才对自我身份和个人价值观的最终确认。从最初排斥队伍，时刻都想着离开，到在个人价值观认同的理念，并实现内心与灵魂对的理想与精神的皈依。在战士飞夺泸定桥时，他毅然抱着赴死的决心选择加入到首批队伍里，直面敌人的子弹，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残酷环境中，已经与原来的自己决裂，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我救赎。此时的田有才已经不是那个懦弱而自私的敌军俘虏，在经历了一系列残酷的现实考验后，已然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

英雄人物未必非得高高在上并接近神坛，“道德上的不完满性恰恰构成了他们个性丰满性的基础”，[3]英雄人物也应该具有作为凡人的惶恐、无奈与内心纠结。毕竟，相比“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更容易获得观众的认可。

像黄团长、杨政委、廖大强和余振中一样，田有才也是一名勇士，在民族危急时刻、国家存亡关头站出来，不畏牺牲、奋勇杀敌的中华儿女都是值得称赞和被后人铭记的。

参考文献：

[1]袁于令.西游记题词[A].郭绍虞.中国历史文论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91.

[2]杨晓林，丁真真.主旋律电影人物审美比较论[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4（3）.

[3]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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