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评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5 22:23:2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电影评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电影评论论文

篇1

一、电影批评的历史回顾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创作繁荣,电影批评也非常活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支配了电影创作的走向。不过从那以后,电影批评逐渐丧失了“表演”的舞台,电影批评自身的新陈代谢也似乎出了问题。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电影批评陷入了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一方面,电影批评呈现出了“理论化”的趋势。电影批评开始了由本体批评向文化学研究的转轨,批评家借助西方种种批评的“新方法”如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等来强化自己的“话语权威”,刻意追求理论辞藻的花样翻新,不仅一般读者消化不了,就是专业批评家自己也是一知半解。把批评变成了批评家自己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另一方面,在商业大背景下,一些批评也不可避免地被潜在的商业利益所左右,不经意之间就失去了批判的独立立场以及建立在独立立场基础上的理性判断和客观评价。批评不仅没有有效地引导观众的鉴赏和消费,相反对观众产生了误导,从而也失去了观众的信任,失去了自己的公信力。反思批评自身,对于批评自身的健康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要的。毕竟,电影批评绝不仅仅是批评别人,更应该反省自己。

二、电影批评的“大众”立场

可喜的是,近两年电影批评正在不断地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电影批评的立场问题,也就是电影批评从精英文化立场向大众文化立场的转变问题。谈到立场问题,或许有人联想到政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所谓的立场问题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而是文化学意义上的。

事实上,电影批评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大众的冷落,首先在于电影批评的立场发生了问题。电影评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张扬着评论者个人主观的艺术感受和体验,但它在本质意义上是“形而下”的产物,最终是要面向最普通的读者的。因此,对于一部电影在市场上的反响,是否受观众的欢迎,是绝对不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都是一种精英文化,而我们的电影批评家也患上了这种书斋情结或者士大夫情结,最终把本应该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的电影批评做成了“沙龙文化”。他们端坐于庙堂之上,居高临下,坐而论道,似乎不这样不足以显示批评、批评家的“高雅”。他们甚至不希冀自己的评论能被大多数人理解、认可,因为他们所真正在意的不是“他者”,而永远是“自我”。问题在于,冷落、甚至蔑视大众的电影批评,最终必然被大众所冷落和蔑视。

出于和源于电影批评的精英文化立场,一些批评家关注的重点永远只是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那几部电影。而且,为了显示批评的“深度”,不惜大量使用各种新名词、新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了运用、使用新名词、新概念的“竞赛”。其结果是,尽管批评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详尽的、甚至是过度的阐释,但普通的读者和观众还是不买账。而对于那些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入,受到了广大观众喜爱和欢迎的电影,批评家似乎就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或是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或是从艺术角度对这些作品吹毛求疵,至多也就是蜻蜓点水似的说几句“观众爱看”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语。笔者前段时间深入中小城市和农村作市场调研,发现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观众非常喜欢《暖春》《太行山上》《举起手来》等影片。但是,我们的主流电影批评对这些电影表现出了多大的热情呢?对这些电影是不是也有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必要呢?我想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毕竟,当下“文化已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杰姆逊语)电影虽然是文化产业,冠名文化,但实际上它的文化不是指精英文化,而是指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因此,文化产业首先是要面向大众的文化。作为与电影生死相依的电影批评也应该是面向大众的批评,面向电影市场的批评。事实上,电影批评本身的兴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和观众的认同,取决于电影市场的接纳。总之,电影批评不应该是端坐于庙堂之上的“沙龙文化”,不是个人趣味、个人观点的过度阐释,也不是电影批评家的“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而是应该立足于大众的立场、观众的立场去观察、去思考,不仅要了解观众需求什么,还要想方设法去满足观众的需求,从而建立大众的信任度和美誉度。同时,电影批评亟须改变自身的固定模式,适应电影产业化及其电影市场的发展变化。

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立场的转变。

三、电影批评的“现实”立场

电影批评的“现实”立场,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电影的现状出发,尤其是要从中国电影推进产业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其出路和前景出发,重点关注中国电影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并给予客观的、科学的、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解释和回答。

新画面公司的掌门人张伟平在多种场合强调“票房才是硬道理”。对商业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来说,票房多少确实应该是衡量电影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量化指标。但是,不能以票房就是硬道理衡量所有类型的电影。如广泛受到好评的《静静的嘛呢石》,其票房就是惨不忍睹的。对这样一部电影,票房就恐怕不是硬道理,我们应当寻找另外的考量指标和评价标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拿这样一个指标去衡量和评价所有的电影。在电影产业化背景下,儿童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农村题材电影,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对儿童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农村题材电影,就不应该简单地仅仅只用一个经济的视点、经济的尺度和经济的标准。总之,不能简单地套用票房就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建立不同类型电影的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

更重要的是,把每年主流院线的票房收入作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衡量指标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电影产业化推进的实际状况,尤其是所取得的成就。如国家通过大力实施“2131”工程、西新工程,使得农村电影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初步改善,农村电影的放映能力明显增强,放映场次和观众人数明显增加。农村电影观众人次加上中小城市的二级院线的观众人次,总量大大超过了主流院线的观众人次。从这个角度看,票房是硬道理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此,我们必须在注重主流院线票房收入的同时,加上包括农村电影观众和中小城市的二级院线的观众人次的统计,因为后者也是反映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指标。总之,我们应该综合考虑票房收入、全行业的长期发展、观众总体人次、社会效益等各种因素,有序地、健康地、可持续地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

篇2

1995年由罗兰?约菲执导的影片《红字》改编自美国 19 世纪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同名小说。电影以17世纪美国清教殖民地社会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阿瑟?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白兰二人从偶然相识、逐步相恋到排除万难最终相伴的爱情故事。影片播出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人们感动于男女主人公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并最终迎来了好莱坞式的完美结局;另一方面,因为它在细节甚至是结局上与原著的诸多不同而遭到谴责。目前,对该电影的研究主要涉及宗教文化、女性主义、反讽手法、颜色及某些事物(如刑台)的象征意义等方面,主基调是批判当时的清教压迫,肯定主人公勇敢追求爱情等。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综合考虑故事发生的背景、清教社会固有的伦理原则或伦理秩序,并以此界定人物的行为。

2004年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以此为基础分析这部电影,我们发现,海斯特?白兰和阿瑟?丁梅斯代尔二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是整个故事的伦理线,而连接该线的两个伦理结分别是主要人物伦理身份的变化和他们兽性因子的凸显。海斯特的丈夫可能身亡的消息传来,她与牧师阿瑟苟合,导致其伦理身份的改变;阿瑟本是受人尊敬的牧师,与海斯特发生关系后,又变为人人喊打的奸夫;海斯特的丈夫在安全归来之后,为找出妻子的奸夫,隐姓埋名,化名罗杰?奇林沃思,以医生的身份生活了下来,其伦理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兽性因子的驱使之下,海斯特与阿瑟发生性关系,并怀孕生女,拒不说出奸夫;阿瑟在经过漫长而又痛苦的挣扎之后,站在人前,与海斯特相伴而终;而罗杰在确认奸夫后,设计了一次谋杀事件,但杀错了人。兽性因子的主导地位导致各主要人物伦理身份的变化,最终体现了人性的迷失。

二、主要人物伦理身份的变化

(一)海斯特伦理身份的变化

电影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先于丈夫来到美洲清教殖民统治之下的马萨诸塞州,进行先期的准备工作。她独自一人带着新买的仆人住在远离居住中心的海边。她美丽、自主且坚强。与天主教徒对童贞和禁欲的尊崇所不同的是,清教徒提倡结婚,并且不主张夫妻两人分居两地。[2] 海斯特独自一人的操劳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尊敬。她处于社会阶级的上层。随着她与年轻牧师阿瑟?丁梅斯代的相识及联系的加强,二人对彼此的爱意逐渐加深。终于有一天,他们在海边相互倾吐了心声。但由于固有的伦理观念,二人决定要压制这种情感,不再见面。至此,海斯特的伦理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理性仍处于上风。

但是,当丈夫可能遭屠杀的消息传来,海斯特内心压抑已久的激情爆发了。她与阿瑟发生了性关系。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其丈夫已死,按当时的律法规定,她需要为他守丧7年,所以,海斯特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伦理关系的混乱,她的伦理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婚姻的背叛者。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1] 作为妻子,在自己的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海斯特却与他人共赴云雨。尽管从原有的情节上我们了解到,海斯特与她的丈夫年龄相差很大,彼此之间也没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海斯特与阿瑟之前已经互生爱慕,但海斯特的婚外性行为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圣经》对婚外性关系是谴责的态度,清教徒对婚外性关系也是反对的,认为它同杀人、偷窃等没有区别,是大罪,是奸。只有和婚姻联系起来,性才符合伦理道德。因此,海斯特和阿瑟的这种偷情行为违背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教义,造成了伦理混乱。

(二)阿瑟伦理身份的变化

阿瑟本是受人尊敬的年轻牧师。他的布道充满激情,引人共鸣。在与当地印第安人的交流中,也起着巨大的作用,他用实际行动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与海斯特相识之后,尽管知道她已为人妻,仍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但他的理智尚存,所以在忍不住跟海斯特表明心迹后,依然决然地说出了“我要离开这里,永不再和你交谈”[3] 这样的话。之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希望以此忘情。此时,他艰辛地守护着社会伦理道德观,言行举止都不敢超越道德的底线,其伦理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但随着海斯特的丈夫可能身亡的消息传来,他忍不住以传递消息的名义又去见了海斯特。之后,在明知法律规定、了解海斯特此时并非自由身的情况下,他仍旧与海斯特发生了性关系,打破了伦理禁忌及法律的规定。这也造成了伦理混乱及其自身伦理身份的改变,他由人人敬仰的牧师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奸夫。

牧师本是负责管理教会工作、引导教徒日常言行、宣扬神的旨意以徒的思想的神职人员。他既是连接教徒与神的桥梁,也是教徒们的榜样。与普通的信徒们相比,社会伦理及宗教教义在牧师的心中有着更深的印记。因此,作为牧师的阿瑟打破伦理禁忌与海斯特偷情、在事发后虽然屡受心灵的煎熬但仍然没有任何悔意的行动,这种严重违背牧师的职业道德、违背社会伦理道德及宗教教义的行为的确应该受到谴责和批判,甚至是刑罚。

(三)罗杰伦理身份的变化

罗杰本是海斯特的丈夫。他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来到马萨诸塞,却发现自己的妻子因为与人通奸正接受审判。作为被背叛的一方,如果他选择坦言自己的身份,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同情与支持的,他的归来会使海斯特和阿瑟受到更为严厉的道德谴责与法律制裁,并且其伦理身份并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但是,罗杰选择了隐瞒身份。他化身医生,一边工作,一边窥探他人,试图亲手找出奸夫并给予其制裁。罗杰的这种选择使得他自己的伦理身份发生变化,由受害人变成了害人的人、由海斯特愧疚的对象变为其恐惧、憎恨的对象。在确认奸夫是谁之后,罗杰埋伏在路边,用印第安人的方式,割下他的头皮,残忍地将其杀害。这一行为完全使他自己成为一个杀人凶手。至此,罗杰由一个被同情者变成一个杀人犯。

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律法使人自由,它是反对专制的有力武器,不管这种专制是来自个人、家庭、教会还是社会的。因此,任何人都无权对他人所犯的罪行实施制裁。罗杰的这种行为破坏了社会的伦理秩序,违背了律法精神,且激化了殖民当局与当地印第安人的矛盾,造成社会的动乱。

三、兽性因子的凸显

聂珍钊教授提出,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4]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的斯芬克斯因子是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核心。一般情况下,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使人具有理性或者说伦理意识,与动物相区分。而有时候兽性因子也会占据主导,使人在此过程中失去理性。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理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会影响到人物的行为和性格。[4]

影片中,人物的兽性因子在很多时候都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一开始就由那只红色的小鸟――兽的代表预示了出来。一只通体红色的小鸟停在海斯特劳作的地边树枝上,海斯特被它吸引,想要靠近它。小鸟就好像一盏引路的明灯,时飞时停,带领海斯特穿过树林、穿过独木桥,最终来到一个深潭边。潭里的水声引起了海斯特的注意,她躲在树后,看到一个裸泳的健壮的男性身体。影片的镜头一直追随着水中裸泳的人而去,直至他上岸穿衣,直至寻找海斯特的呼声传来,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此镜头即海斯特的目光。通过这些画面,她目光所及之处,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个健壮的男性身体深深地吸引着她,让她移不开视线。她的羞耻心等伦理意识荡然无存,兽性本能占据主导,这种本能在红色小鸟第二次出现时,彻底爆发了。

当海斯特的丈夫所乘坐的船只遭印第安人袭击、船上人员被全部屠杀的消息传来,海斯特和前来送消息的阿瑟都非常激动,认为是上帝听到了他们的祈祷,让这一切发生。当时的法律规定,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死亡时,他(她)的配偶需守丧7年才可以再次谈婚论嫁。尽管如此,二人仍激动地拥吻,并转移到仓库。就在这时,红色的小鸟紧随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镜头中,并飞进了海斯特的屋中。在它的影响下,海斯特和阿瑟在仓库发生了性关系,而海斯特的女仆也在红色小鸟的注视下羞涩地脱衣沐浴,并抚摸自己,人的兽性本能得到充分展现。

在人的兽性本能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以爱的名义,海斯特在背叛自己的丈夫后,生下通奸的罪证――孩子;在受到惩罚佩戴红字A之后,她仍顽强地、积极地生活着;她甚至准备找合适的机会和自己的爱人、孩子抛弃世俗的一切,逃离他们被惩罚的地方,虽然之后因为罗杰的回归而未能成行。阿瑟也在海斯特的要求下绝不说出自己奸夫的身份,而是利用身份的便利,为自己的女儿洗礼;偷偷与海斯特见面并商量逃离事宜;在海斯特差点丧失女儿的抚养权时为她说话;甚至在因为巫蛊之术而受到牵连的海斯特被判以绞刑之时,“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自己奸夫的身份,从而恰巧因为印第安人来袭而逃离审判,“一家三口”团聚并移居他处。罗杰更是以医生的名义四处窥探他人的秘密,以此找出妻子的奸夫;最后甚至设置陷阱,野蛮地杀害了他以为的奸夫;在意识到自己杀错人后,他选择自杀,客观上为海斯特和阿瑟的爱情之路扫清障碍。

当然,在海斯特和阿瑟开始互相吸引的时候,他们也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海斯特尽量减少与阿瑟碰面,阿瑟也决定不再与海斯特交谈。在海斯特因为怀孕拒不说出奸夫而被关在监狱受苦时,阿瑟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刑台上折磨自己。在罗杰回归威胁海斯特的时候,海斯特为了爱人的声誉和前途,决定终止逃离计划…… 所有这些貌似也说明他们是有理智的,但结合整个影片的情节发展以及故事的讲述者――海斯特和阿瑟的女儿珠儿的陈述,我们发现,所有这些情节都是用来表现海斯特和阿瑟之间的真爱的:他们的爱情历经磨难,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心性坚定,所以他们最终修成正果。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还创造了一个原著中没有的人物――培达,他对海斯特一见钟情,先是想用温柔的言行感动她,后来在海斯特怀孕生女后恼羞成怒,想要她,最终却被罗杰当做海斯特的奸夫给杀了。影片用这个人物来表明,海斯特并不是一个的人,她和阿瑟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爱,是情到深处的必然结果,否则她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因此,整个影片大肆渲染爱情的伟大,从而不惜改变原著的多处情节甚至是故事的结局。

篇3

[关键词]空间研究方法电影文本分析 电影批评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2.09.032

一、空间研究方法兴起的原因及在新时期中国电影文本批评中应用的可行性和意义

时间和空间是人们感知世界的两种途径。然而在上个世纪,人们对于空间的重视和研究,始终滞后于对时间问题的关注。人们对于线性时间过分的信任和依赖,他们相信世界是随着时间发展的伟大生活,一切现存的问题和矛盾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涤清。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矛盾的加剧,人们似乎明白,时间只是自己虚构出来的一颗包治百病的“大力丸”。在对线性时间的怀疑中,人们开始重视对于空间的探索。因此,在过去被认为是静止、固定的物质空间才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真正的被看作是社会关系、文化演变的平台或容器,甚至动态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作为一种时空艺术的电影,其空间并不单指故事发生的场景(物质空间),以及如何利用场景来讲述故事(叙事空间),它更像是影响和制约着故事发展走向的背后推手(社会文化空间)。因此,对于电影空间的研究,也就由研究“说什么”“如何说”上升到了“为什么这么说”的层面。如影片中的物质空间可分为私人住宅空间(如商品楼、棚户区等)、公共休闲空间(酒吧、百货商店、影院等)、交通空间(立交桥、站台、火车等交通工具)、自然空间(田野、河流等)、非写实性空间等多种空间类型。研究每一类空间在不同影片中呈现方式的特点和其原因,以及它在影片叙事上的作用,就会发现影片是如何隐喻人物心理空间或当代社会文化空间来突出影片的主题表达的。

空间研究方法特别适用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分析研究。这是因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社会文化空间也逐渐走向多元化,传统、现代以及后现代不断的相互抵抗、交织和渗透,加之电影创作环境的更加宽松,制作设备的更加精良,以及高科技带给电影的新鲜元素,这些都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呈现出更为纷繁多元的形态。分析这些影片中不同的空间体验、认同以及焦虑,或许会发现电影文本与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诸多社会文化因素的一个“耦合”的过程。

二、空间研究方法的理论旅行

关于空间理论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方对于空间理论方法的探索;中国的社会学、文化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 ;空间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影响。

1.西方对于空间理论方法的探索

西方对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开始得较早,如福柯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意识到“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列斐伏尔在他的著作《空间的生产》中更是得出这样的结论:“空间性的纬度将会在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传统联姻中注入新的思考和解释模式,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及其复杂性与相互依赖性”。然而索亚在他的《第三空间》中所提出的,有别于传统非此即彼二元空间的一个亦此亦彼的多元化第三空间,更是对于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2.中国的社会学、文化研究领域的空间转向

目前中国的文化、社会学研究领域也早已开始了空间转向,文化地理学、空间社会学成为新的方法论。如包亚明、陆杨等人将福柯、列斐伏尔、索亚的空间理论引进,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独特性,如其主编的“都市与文化论丛”、《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等著作,以及汪民安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他们的理论和阐释无疑改变了中国人平面化和静态化的传统空间观念,将其拓展到历史的、文化的层面。

3. 空间理论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影响

关于中国电影的空间研究方法,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电影本体形式和美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如周登富的《银幕世界的空间造型》,包括了对电影场面调度等方面的研究。此类研究多从视听语言角度来分析电影的物质空间,属于电影空间的基础研究。另一类是叙事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如李显杰的《电影叙事学》中关于空间叙事的章节,这类研究多用叙事学的理论来分析电影中的空间呈现对于叙事的影响及作用。这两类属于旧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第三类是对于中国电影空间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如戴锦华的《:现代寓言空间》、徐敏《电影中的交通影像》,这些文章大多将影片中的空间呈现与中国的社会文化进程相结合论述。此外,对于都市文化的研究也涉及到了电影的空间分析,如张一玮的《异质空间与都市意象》,陈晓云的《电影城市:中国电影与城市文化》,旅美学者张英进的《电影的世纪末怀旧——好莱坞·老上海·新台北》等著作。这一类新方法改变了过去将电影的空间单纯看作是物质场景的思维定势,开辟了电影文本由视听语言本体分析和叙事分析到影片社会学、文化分析的新路径。

三、空间研究方法在电影分析中的几种实践应用途径

1. 空间研究方法与作者研究相结合

将导演所生活的历史文化及地理环境与其影片空间呈现特点结合分析,来发现某种暗合的关联。如香港导演王家卫,这位敏感的香港文艺青年,香港特殊的地理和文化历史状况使得他的影片带有浓厚的无根感。他所有影片的空间几乎都是一种碎片化的呈现,画面总是支离破碎,缺乏统一感和整体感。比如在他的《春光乍泻》里,“空间、场景就被杜可风(影片的摄影师)碎片似的光、阴影、颜色以及影像的颗粒分切开来。于是它们自此失去了应有的完整性,电影中所表现的城市再也无法复原现实中的那些城市。”①

2.空间研究方法与叙事分析相结合

电影中的空间有时并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在很多影片中还被当作重要的叙事元素推动故事的发展。如影片《疯狂的石头》中主要的叙事线索——那块让众多人疯狂的“石头”是在即将拆迁改造的工艺品厂的厕所内发现的。而影片叙事的主导推动力即是现代空间的改造者房地产公司与传统空间的代表者老式的工艺品厂对于土地的“守征之战”。

3. 空间研究方法与原型批评的结合

借用原型批评的研究方法,会发现影片中的一些典型空间呈现已上升为一种意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如河流,因为流动性,可以作为通向外界空间的一种途径。正因为于此,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母亲通过河流以一种奇特方式的“公

开出走”才具有意义。

4.空间研究方法与符号学电影理论结合

通过一系列的编码解码的过程会发现空间在影片中的隐喻意义。如《图雅的婚事》中,骆驼、轮椅、卡车、宝马等众多的交通工具,亦可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隐喻。

5. 空间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相结合

分析影片中物质空间的强烈的文化内涵。如在影片《鸡犬不宁》开头的平行蒙太奇,将乡间小路上的驴车与高速路上飞速行驶的大巴交叉剪辑,并最终让驴车导致了车祸的发生,表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并为之后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豫剧团倒闭做了铺垫。

6.空间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研究结合

篇4

女儿读的专业,叫啥子电影美学,和我的文学、妻子的教育心理学,各是一回事。可是,女儿常赖着我给她指导论文,这下,巨大的"灾难"就降临了。因为我不爱看电影,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看电影,好多年我都没有进过电影院了。听说现在一张票要几十上百的,能当多少天菜钱?我舍不得。

这不,女儿上个月写了篇《从新现实主义出发对巴赞再解读》,说是作业,让我先看看。可是巴赞何许人也,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不得已,我只好放下正在写的一个系列短篇小说,查起了资料。

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女儿假期一回来,就要我们陪她看电影。

有的还好,比如意大利的《美丽人生》《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邮差》;法国的《广岛之恋》《虎口脱险》《布拉格之恋》等等,确实好看。但女儿偏好英美电影,而且是原声版的,这就苦了我和妻子,因为我们的英语水平根本无法和女儿相比。她本科读的外语学院,是能考雅思高分的人,我们陪看,就同傻瓜一般。

但我和女儿也能找到共同点,比如国内的电影,大多改编于文学名著,这就是我的长项了。比如姜文的《让子弹飞》,我先是读了我的本家马识途老先生的《夜谭十记》,再一对照,发现原作跟电影还是有区别。

女儿认同了我的看法,说商业电影就是这样的。再比如,老谋子的《山楂树之恋》,女儿就很不认同他,认为并不好。我读了艾米的小说原著,却认为原著写得就一般。只是讲了个清纯的爱情悲剧,而没有对那个时代有着更深入的批判。

当然,女儿最惊讶的是,我的藏书中,居然有《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电影卷》《钟惦裴电影评论集》《中国电影剧本选》《世界电影小说集》等等,还有像陈残云的《羊城暗哨》电影剧本什么的。

女儿能跨专业以第二名的高分考上硕研,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全靠自学外,就是我家丰富的藏书也帮了不少忙。因此,我对电影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了解的。何况,我的童年最喜欢看电影,只是那时代的电影太少,除了八个样板戏,就是《铁道卫士》《卖花姑娘》《第八个是铜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外国电影,国内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等,有的看了不止五遍呢。

篇5

争论的焦点,无外乎一句话:好动漫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标准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拿各种技术要素、数据指标、创新指数等来衡量,当然可以。拿一个最简单的标准――是否能留下立得住的动漫形象来衡量,也可以。套用一句流行Z:好动漫,还得让人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的,是作品塑造出的鲜活形象。好的动漫作品,必然有特征鲜明的动漫形象。上世纪风靡一时的“葫芦娃”“一休哥”“阿凡提”等,时至今日来看,画面未必完美,技术也不算高级,但这些鲜活形象真正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当中。这些动漫形象能够立得住,有特殊年代反复播放的客观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凭借自身形象深入人心。

念念不忘的,是动漫世界瑰丽想象背后真善美的价值坐标。动漫,看似是一个个奇幻的虚拟世界,但背后的价值观与人性曲折,必然是现实世界的映射。鞭挞丑恶、颂扬美好,是全世界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无论当时是风靡一时还是寂寂无闻的,最终能获得大家认可的,能留存人们记忆当中的,必然是符合这一价值坐标的动漫作品。

当然,从技术层面来看,将动漫形象成功嵌入观众脑海之中,有不少路径与技巧。反复渲染是一种,一眼惊艳也是一种。也因此,跟那些可以在电视荧屏上反复播放的动画长片相比,动漫电影树立自身形象的难度只会更高。要在短时间里,无论是人物造型还是动作场景、哪怕是风格色调、故事立意,能让人看完以后还记得住,必然要有将大巧隐匿于大拙之后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是对一部部动漫作品的切实考验。而只有当经受住了这些考验,当这个动漫形象真正立起来之后,动漫才有更多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还真用不着急着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不如云淡风轻,留待时间检验,看看再过一段时间,还有多少人想得起这部作品?或者再过更长的时间,这一动漫形象会否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存在?不仅能触动心灵,也能与人们的生活相伴而行,或许,这才是能真正经得住考验的优秀动漫作品。

篇6

[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篇7

关键词:贾樟柯 顾长卫 长镜头

贾樟柯、顾长卫的电影不约而同的选取小城这一独特的空间作为影片的叙事背景,从而使他们的影片呈现出独特的气质。小城的喧嚣、灰色、狭窄、城乡结合等特点成了他们电影表现的共同点。小城既是他们影片的叙事背景,同时也是电影隐形的角色,他们用镜头把小城的人生百态摆到了人们面前,让人们似曾相识,又若有所思。在镜头的调度上,二人各显神通,又异中有同。

镜头调度是电影的场面调度包含的层次之一,导演在拍摄之前往往会有分镜头剧本,内容包括镜头号、景别、摄法、画面内容、台词、音乐、音响效果、镜头长度等项目。

安德烈・巴赞为了证明他的影像本体论,提出了构思拍摄电影的两个基本原则,即长镜头和景深镜头。虽然他本人不是导演,但他是法国最著名的电影评论杂志《电影手册》的创始人,在对电影史上经典影片进行分析研究的同时,能够比较客观的站在观众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认为“长镜头通过注重事物的常态和动作的完整而保持了一种“透明”和“多意”的真实,长镜头保证事件的时间进程受到尊重,因而可以让观众看到事物的实际联系,长镜头再现现实事物的自然流程,因而具有真实感。”[1]

贾樟柯在他的电影中大量使用了长镜头,通过镜头或表达人生思考,或委婉含蓄的展示特定历史时期体现的生存意识,这是他想通过镜头表达小城人的日常生活的最佳选择。正如美国《综艺周刊》的评论,“静止镜头内人物的从容调度,可以看出贾樟柯具有老到的手法和收放自如的能力,并擅长诱导出演员们自然细腻的表演。这些特质极少可能在只拍摄了两部影片的导演身上见到。”[2]

贾樟柯对于长镜头的热爱几近痴迷,他的每部电影都在用长镜头来冷静的叙事,通过镜头打造一种僵持感,有意的拉开与人物的距离,从而使得影片的故事内容看起来更真实,也更贴近现实。“长镜头不仅指胶片尺数长,也不仅指单个镜头持续的时间长,而是指在相对长的镜头内包含着丰富的场面调度,它包括镜头内人物与人物、人物与摄影机之间复杂的运动关系,也包括对景深镜头的自觉追求。”[3]独立短片《小山回家》中民工小山两次在北京街头游走镜头足足用了七分钟,占去了影片八分之一的时长,这个让人有点不耐烦的长度其实更有利于表现人物辞工后返乡前的迷茫与无助。《小武》中小武和胡梅梅坐在床上聊天的镜头,用了六分多钟,两个都是身处异乡的人用六分钟的相依暂时温暖着两颗孤独的心。《站台》中尹瑞娟与崔明亮在城墙上约会的镜头用了三分三十秒,灰色的老城墙上,崔明亮委婉的向尹瑞娟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两颗躲躲闪闪又渴望靠近的心终于有了着落。《任逍遥》中小济和斌斌“抢眼行”后小济骑着摩托车仓皇出逃的场景,摩托车在公路上飞驰,风吹着小济的头发,画面几乎静止,共用了三分钟,时间之长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把小济当时的紧张情绪充分暴露了出来。《世界》的片头镜头是赵小桃穿着演出服到处寻找创可贴的情景,是一个三分钟左右的运动长镜头,这个寻找的长镜头正是来自小城的小人物在大都市打拼的一个写照,他们在付出自己青春的同时受到伤害,而为了疗伤去寻药的过程也是漫长的。《三峡好人》片尾韩三明和妻子麻幺妹最终得以相见坐在桌边谈话的镜头用了三分半钟,十六年没有见面的夫妻,终于又坐到了一起,而十六年的经历仅仅就用短短的你问我答来描述过去,片中的沉默其实就是现实中小人物的沉默,无奈的沉默;《二十四城记》中采用访谈的形式来叙事,比如采访下岗女工侯丽君这个画面用了八分半钟,在摇摇晃晃的公交车上,镜头始终对准侯丽君,背后是不断变换的街景,通过人物的讲述,原402厂一个普通的女工的家庭、工作、下岗、再就业等人生经历展现在观众面前,也让人们看到了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表现出来的极大的承受力。

顾长卫作为“中国第一摄影师”,更深悟长镜头在电影叙事上的重要性。他在谈到“希望是长镜头”时,曾说:“长并不意味着呆,并不意味着静止,并不意味着郁闷。长的镜头,从电影叙述的形式上讲更简洁,更朴素,更不突出导演的强调。”[4]所以,他在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孔雀》中大量使用长镜头,以达到对现实主义回归的效果。如一家人打煤球的一场戏,摄影机的位置基本没有变化,画面中始终是一家五口人在房前的空地上忙碌的景别,先是大家沉默的在忙碌,铲煤的铲煤,提水的提水,打煤球的打煤球,那时天气晴好,没曾想一声炸雷带来了倾盆大雨,刚刚打好的煤球与和好的煤渐渐被水冲走,母亲第一个冲进雨里,之后是父亲,最后是兄妹三人,他们竭力的想保住煤,但一切都是徒劳,大雨还是无情的把他们赖以生存的燃料变作黑水冲走了。在这段长镜头中,没有任何人物对白,完全靠演员的表演,却真切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小城中的小人物的典型生存状态,他们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平凡而沉闷的生活,并且习惯于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但一旦这种模式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断,小城人就会变得或不知所措,或无能为力,或无可奈何,这是小城人无法回避命运状态。通过长镜头对一段生活场面看似浅显的描述,实际上是对特定空间下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深层表达。还有母亲给哥哥最爱的白鹅灌老鼠药的一个片段,也是使用一个长镜头,表现了一家人在饭桌前看着白鹅临死前的痛苦挣扎的不同心境。父母无奈而心痛,哥哥无知的傻笑,姐姐弟弟震惊和愧疚。同样没有一句对白,却实现了对人性最强烈的叩问、对生命最强烈的震撼。这个长镜头的运用使得导演可以通过客观事实外化人性中残酷的一面,引人深思。《立春》中也大量使用长镜头,比如影片开始不久,镜头定格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在人流中周瑜出现在镜头里,一头长发在风中飘扬,当他行到近前,为广播里播送的王彩玲的歌剧所吸引而停在那里感动的哭了,这个长镜头共用了50秒,人物虽然没有说话,却为周瑜假借学习歌剧来追求王彩玲做了铺垫。再有就是王彩玲在帮高贝贝成名后却发现原来自己掉进了高贝贝精心设计的圈套里,之后出现了一个王彩玲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在风中艰难的行进的长镜头,用了25秒,周围是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路边小树,同样是没有台词,却把王彩玲独自一人在艺术的道路上行进的艰难和凄凉渲染了出来,自己一再编织的成为中央歌剧院首席女高音的美梦在现实中不但没有被实现,却被高贝贝利用而完成了她出名的梦想,这是一种讽刺,更是一种世态炎凉的体现。

注 释

[1]:《穿过尘土的优雅――贾樟柯电影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第375页。

[3]:《穿过尘土的优雅――贾樟柯电影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篇8

关键词:院线动画电影;产业链;票房;发展瓶颈

中图分类号:J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国产院线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

动画电影作为中国美术片的重要类型之一,其发展历程可谓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1941年万氏兄弟完成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道路漫漫已经走过了75个年头,从被局限到主动寻求发展,有坎坷也有喜悦。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电视机走入平民百姓之家,传统媒体的介入,让更广泛的中国民众接触到动画电影,目标受众群体的数量从这一时期起进入爆发式增长。

这些80后、90后的目标观众,他们称自己为“粉丝”,对国产动漫有着多年的“情怀”,他们收获的观影乐趣,几乎完全取决于对作品的了解程度和热爱程度。如今,他们已经成长为动画电影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体。这一群体的基数是庞大的,他们的消费贡献,可以帮助动画产业链持久地运转下去。经典“情怀”之作――《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后文简称《大圣》)收获9.56 亿元票房,成为中国影史上票房成绩最高的国产动画电影,它的成功正是粉丝电影的效应,也印证了目前国内拥有良好的动画电影消费市场。

但我国动画电影的产业链正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低龄化的院线动画占据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无法满足全年龄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样以“情怀”吸睛的《我是哪吒》,豆瓣电影短评给出了“幼稚”的标签;低质量、低评分的影片依旧充斥着市场,仅2016年国庆档上映的四部国产动画电影中,就有三部票房成绩不足千万,其中《新东方神娃》的票房仅为20万元。笔者通过统计豆瓣电影短评,2016年前11个月的影片评分数据显示,国产动画电影评分低于5分的占58.9%,进口动画电影评分低于5分的占4.3%(10分制)。

二十一世纪新媒体的发展,从各个方面深入动画电影领域,无论是前期制作、宣传,还是后期发行、放映,从业需求量也随之增加,政府投入资金、制定政策来培养动画专业人才,填补行业空缺,动画从业人员数量增长显著。据2015年仅杭州地区的数据统计,动漫相关企业已达220余家,就业人数达1.8万,且仍在增加中。

中国动画专业从业人员的制作技术近年来也有大幅提升,与国外的技术交流也在不断加深中。早在2003年左右,中国动画人就开始在三维动画技术方面进行研发了,包括口型动画、模型制作等。梦工厂动画公司(DreamWorks Animation SKG, Inc.)作为美国排名前五位的动画公司,与中国合资组建了东方梦工厂,共同完成《功夫熊猫3》的制作。从侧面体现出,我国动画从业人员已能参与制作高水平动画作品,技术上已经得到了弥足进步。

二、国内外院线票房对比

作为一部成功的院线影片,我们除了探讨它的艺术性价值,还要看它的商业性价值。电影行业的主流运营方式,仍旧是需要人们通过购买电影院门票,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大圣》9.56 亿元的票房佳绩,保证了续集的顺利制作,为逐步形成具备优秀民族IP的系列片打下基础,横向带来更广的商业圈和更长久的经济效益。

近几年,国家大力扶持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在政策上给予补贴,在竞争上限制进口片数量。根据《中国动画电影发展报告(2015)》中显示,2015年进入中国城市主流院线并完成上映的动画电影共计57部,票房共计超44.08亿元,票房较上年增长了45%.其中国产占43部,票房总计约20.54亿元人民币;进口占14部,票房总计约23.54亿元人民币。国产动画电影以约75%的上映总量,取得了约47%的票房成绩。

笔者根据2016年1月至11月票房数据的统计显示, 国产动画电影(由中国大陆独立制片)已上映39部,票房约18.34亿元人民币(D1);同时间段内已上映的进口动画电影24部,票房总计约55.82亿(图2)。总体票房成绩国产不及进口动画电影,尽管刷新了单部影片最高票房,但仍有64.1%的影片票房低于1000万元,大部分低质量影片的产出仍是局限住中国动画电影的绳索。

图1 2016年1月~11月国产院线动画电影票房统计

图2 2016年1月~11月进口院线动画电影票房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电影票房数据库(http://)整理

三、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的发展瓶颈

(一)投资方对动画产业认知的欠缺

我国的动画电影产业虽然前景巨大,但产业链的规模形成较晚,特别是国内动漫市场的盈利模式的不明确性,使得产业链断裂的风险较大。

首先,投资影响着影片的审美水准。动画电影中体现艺术性的宏大的场面,色彩的极至运用,制作精良优美的画面等等,都是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如果投资金额不到位,直接影响产出作品的质量;其次,从长期投资方面来讲,很多投资方的功利心重于耐心,不敢扶持新人,某一种类型作品火了,就扎堆做相似题材作品。但是动画电影的商业性不仅仅体现在电影本身,由影片而引发的对周边衍生产品的市场范围也不容小觑。如果投资方能将目光放长远,对优秀的动画电影项目多一些信心与耐心,商业回报便不再是水中月、镜中花。

2016年票房破5亿元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曾遭遇资金链断裂的问题。2013年通过影片资金众筹,最终筹得158万元,一度打破了中国众筹融资纪录,也因此引起了主流资本的关注,影片才得以再度重启,为十二年的“跳票”最终画上圆满句号。

(二)主流媒体对国内动画电影及受众群体的“歧视”

国内主流媒体对于进口动画电影的“偏爱”程度远大于国产,在新闻报道的数量上可以直观体现出。通过对百度新闻实时数据的搜索,对比2016年3月同期上映的两部影片的相关新闻的报道数量,国产动画电影《摩尔庄园3》相关新闻标题共计378篇,进口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相关新闻标题共计7950篇,新闻量相差21倍之多。

主流媒体对中国动画类型的认知停留在Cartoon(卡通)而不是Anime(动画),将动画电影的定义局限于青少年甚至幼儿(泛指14岁以下)影片。在一份由盘剑指导的中国动画受众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国产动画电影的受众群体中,小学生和成年人对动画的喜爱程度远多于中学生和大学生。

反观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票房,不论是2015年票房榜首的《大圣》,还是2016年票房榜首的《大鱼海棠》,都突破了低龄范畴。但相比而言,这两部片子更多针对的是成年人,而中国近些年却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年龄动画电影作品。反观日本动画电影市场,宫崎骏导演的《千与千寻》、《幽灵公主》等一度创造票房神话,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不单是高超的制作水准,还因为他的作品是面向全年龄的,不论男女、老幼都适宜观看,这使得影片的受众群不局限于一个特殊的年龄段或群体中。

(三)发行方在宣传力度和宣传策略上的错判

随着经济消费水平的提高,搜索网络资源的人将会越来越多、低龄也越来越低、越来越普及。截至2016年1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仅仅控制线下的平面广告宣传已经不足为道,未来动画电影的市场竞争,面对的是线上网络这个竞技平台。

特别是在影片前期宣传阶段,在上映前狂轰乱炸般的造“势”。迪士尼有一套完整的宣传体系,以媒体报道为主力,配合线下推广,通过实时动漫作品创作历程、展示作品细节等,来拉拢人气、提高受众的观影热情。相反,消极的宣传必然会失去一部分受众。

2011年《功夫熊猫2》在中国创下的5345万元首日票房纪录,2015年《大圣》首日票房1795.6万元。相比于深谙市场运作之道的梦工厂动画,在项目立项时就为未来的发行、排片做好了筹备;《大圣》的出品方是在后期才慢慢介入的,宣传显得弱势和“不作为”。《大圣》能取得较高成绩,离不开以网络为主要阵地的“自来水军”――通过个人观影影评,主动、自发参与电影宣传的方式。正是这种在国产甚至整个电影界都不常见的口碑营销,将《大圣》推到了广大观众面前。发行方如何在动画电影上映前期,正确的预估宣传力度并拓展新媒体宣传渠道,是打开影片市场的重要保障。做好面对全年龄段的精准宣传,便能在电影宣发营销上获得更高效、更具针对性、更好的优势。

(四)创作上的单一和粗糙

由于上世纪末中国动画行业的断层,我们只顾着吸收外国的动画文化,国产动画的原创能力也被逐渐削弱。就创作方面来说,国产题材不够丰富,思维模式受局限导致影片类型不够多元化。《狮子王》、《花木兰》、《功夫熊猫》等,这些贴着外国标签的动画电影背后都有中国的影子。

美国动画电影往往通过故事情节和精致的观影画面,吸引受众的关注。人们主动观看的最主要原因是打发时间和纾解压力、调节心情,真正被其画面、情节和配乐配音所吸引的人并不多,这说明国产动画在创作质量方面吸引力还比较薄弱,尤其以配音配乐为最弱项。[1]248

2015年上映的《汽车人总动员》其制作水平不尽人意,电影宣传海报有抄袭皮克斯《汽车总动员》的嫌疑。作为一部三维动画电影,有网友甚至评论其“动画效果还不如flash软件做出来的好”。豆瓣电影短评对该片评分,破有史以来的最低分―2.1分(10分制)。正是这样的一部粗制滥造的动画电影,该片475万元的票房难以覆盖1千万元的制作成本,诸如此类的低质量、高产出的影片,恰恰体现出了国内对动画电影品质监管、把控的不足。

四、总结

目前,中国动漫产业市场存在不良循环,中国动漫产业链不完善主要是整体环境的问题,投资、制作、宣传,以及围绕在中间的受众群体,任意一个环节决策的失误都会对整个链条产生严重的连带影响。面对好莱坞的强势“入侵”,国产的动画电影仍在艰难中前行。虽然发展的态势刻不容缓,但相比于2014年唯一一部进入“亿元俱乐部”的《熊出没之夺宝熊兵》(2.4639亿元票房),2016年已经有三部的提高,进口动画电影票房动辄上亿的目标也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亿元突破不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如何拿出更多秀的动画电影作品才是下一步路的方向。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充满希望的时代。中国动画电影并有因为起步晚、发展一度缓慢而停滞不前,在追赶时代步伐的路上,必将摆脱瓶颈的束缚,让作品更多的提升到文化和艺术层面上来。低门槛的动画电影终将面临时代物竞天择的淘汰,行业监管的门槛也必然会随着发展而提高,无论历程怎样艰辛,但是这个行业仍旧有着无限的可能。

参考文献:

[1]盘剑.动漫研究: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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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殷俊,杨金秀.迪士尼动漫发行销售环节策略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

[5]米澄质.从动漫产业发展看中国动漫模式创新[J].美术大观,2010(7).

[6]陈志宏.我国动漫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发展[J].社会科学家,2012(S1).

[7]邢学生.从文化生态看中国现代动画的发展契机[J].电影文学,2011(18).

[8]王赫.日本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宫崎骏动画电影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9]王卓敏.中国动画电影的全龄化研究[J].当代电影,2014(6).

篇9

“知道我每天上什么网吗?上‘开心’。知道我上网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买卖朋友’。”

李萍是大四学生,最近生活的焦点,本应是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而且时间紧、任务重,但她还是管不住自己在开心网上“浪费”大量时间,“玩完之后感觉自己挺幼稚无聊的,但第二天仍然想上去玩”。

李萍所说的,是从今年初开始,一个名叫开心网的SNS(社会性网络服务)网站,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他们的交流对象是现实中朋友、同事的“网络角色”。而这个社交网站在年轻人中很火的原因,不仅因为可以上传音乐、建立专辑、赠送虚拟物品、公开投票、分享足迹、发表电影评论等,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两款社交游戏“买卖朋友”和“争车位”。李萍和身边的同学经常因迷恋上面的社交网络游戏,深夜也挂在网上,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到现实中的人际交往。

据了解,目前,这类游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80后、90后年轻人中颇为流行。

记者登录网站体验了一下,用真实姓名注册后,轻点鼠标就可以安装两款游戏的插件。在“买卖朋友”游戏中,可用虚拟账户中的资金购买自己的好友,无论对方是家人、同事还是老板,买来之后就变成了自己的“奴隶”,可以任意“折磨”;“争车位”则需将自己的车子尽可能长时间地偷偷停放在别人的车位里,赚来的“资金”就可以换购新车,从二手奥拓到迈巴赫、布加迪威龙等应有尽有。

“最近我老被一个人买作他的‘奴隶’,每次都让我去‘黑煤窑’打工赚钱。”虽然是在跟记者诉说被别人买作“奴隶”干活的事情,但北京理工大学大二学生元嘉却一直乐呵呵的。“根据游戏规则,我拉进来一个朋友注册,就可以得到一笔‘奖金’,所以我给好多朋友都发-了邀请邮件。有些人觉得烦,都不愿意理我了。”元嘉无奈地说,“有时候在‘争车位’游戏中给朋友的车子贴条、举报,我就可以用挣的钱买豪华车。但有朋友火冒三丈,因此影响了现实中的关系。”

“我将宿舍的室友全都买成‘宠物’了,有时候在宿舍里发生冲突或平时他们的一些行为让我很生气,又不好发作时,我就上网命令‘他们’刷马桶,或者拉到大街上当马骑,在网上对他们进行报复,这样玩一会儿,气就消了。等他们发现受虐待时,大家的气都消了,不过他们也会报复我。”一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小李告诉记者,他自从安装了“买卖朋友”程序后,经常在网上报复现实中的入。

法律界人士袁君凯认为,同上“买卖朋友”是一种侵权行为,不但侵犯当事人的姓名权、名誉权,像“拉到大街上当马骑”等行为还诋毁、侮辱了当事人的人格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该网站工作人员表示,“买卖朋友”是网络商家为了增加网站的点击率、增加收益而推出的一种隐性促销手段。这种小游戏迎合了当前很多年轻人心理上空虚、工作和学习上压抑、攀比欲望强烈等状况,因此十分火爆。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1月份开始用户注册至今,开心网的用户数激增至目前的80多万人,8月份的日均网页浏览量甚至达到了3000多万。为了拉升点击率,校内网等SNS同站也增加了相似的游戏。

心理学教师常小虹认为,虽然参与“买卖朋友”能通过虚拟环境宣泄不良情绪,但也会对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很大影响,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网上的一些错误行为习惯复制到现实生活中。重要的是,仅依靠网络发泄,不尽快学会如何解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未来在社会复杂环境中很难“生存”。

篇10

关键词:《邻居们》 多元化 主题

澳大利亚文学在国际文学中不断发展,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其价值,蒂姆・温顿作为澳大利亚最多产、最杰出的青年作家,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会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不仅长篇小说吸引读者,短篇著作同样享誉文坛。蒂姆・温顿的短篇代表作《邻居们》捕捉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一对新婚夫妇搬入新社区后所面对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幸运的是,这对年轻夫妻逐渐向邻居们敞开心扉,邻里间慢慢相互理解,尊重和沟通,最后多元文化融合终于得以实现。

尽管《邻居们》很有名,但并没有很多评论家深入研究这部短篇作品。胡健(2008)从历史观和美学标准来分析《邻居们》,从美学角度来看这篇小说继承了澳大利亚传统短篇的风格。从历史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描述了澳大利亚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状况,反映了生活中真实的一面。而杨娟(2009)着重抓住了四季变化的主线,进一步讨论了这对年轻夫妇怎样融入到多元文化背景的社区中。另外,曹丽华(2012)阐述了《邻居们》中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要实现不同文化共同发展,文化冲击是必然的,但融合仍然是主流。此外,玛丽・罗德(2000)从社会认知感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他认为在澳大利亚社会认知感在日益缺失,并强调这份认知感对于移民群体格外重要和宝贵(p.19)。

本篇论文将从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两方面进行构思,来阐述多元文化的主题。更深层次讨论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是如何能够在新环境中和平相处的。此外,新婚夫妇孩子的出生无疑象征着多元文化的融合。

在这部短篇小说的开头,蒂姆描述了一对刚结婚不久的夫妻搬入了一个新社区,与周围邻居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无法融入到新环境中。蒂姆在文中写道:“当他们刚搬进小区中,这对年轻夫妇对新社区始终保持着戒备之心。”他将这对夫妻刻画成傲慢自大的形象,对周围欧洲移民不屑一顾。但其实这对年轻夫妇是澳大利亚人,刚从一个清静而又安宁的郊外社区搬来。蒂姆在文中是这么描述的:“他们一直生活在高档的社区,那里的邻里间不会互相串门或拉家常,甚至很少看见邻居的身影。”(p.299)然而,在这个社区居住的都是欧洲移民,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澳大利亚人截然不同。在澳大利亚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组成的国家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传统的偏见,民族的差异以及文化的碰撞。因此,最初的时候这对夫妇很难适应社区的生活,甚至是无法忍受,尤其是看见邻居们的怪异行为,听见隔壁马其顿人制造出的声响。邻居们的“洗漱声,吐痰声,大呼大叫声,小孩的当街大小便等等”都使这对夫妻感到极度厌恶(p.299),他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才明白邻居们的大吵大嚷并不是打架,只不过是交谈而已。年轻人很疑惑为什么“波兰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将钉子敲进木头中,之后又拔了出来”(p.299)。与此同时,邻居们对于他们夫妻俩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难以理解。马其顿人看见年轻夫妇每天很早起床,就颇不以为然。另外,邻居们对于年轻人整日呆在家里写论文,妻子却始终忙忙碌碌而大为吃惊和不赞同。因而,这对年轻夫妇和邻居们的紧张关系持续了数月,不可否认,在他们之间存在很明显的文化差异和冲突。

不过随着故事的推进,邻居们之间通过相互沟通,理解和尊重,渐渐消除了多元文化冲突。几个月之后,尽管年轻人还不习惯与周围邻居交流,但是这对夫妻还是尝试着与邻居们接触。到了秋天,小夫妻俩清扫了后院的垃圾,给土壤施肥,准备种些蔬菜。周围的邻居们走到篱笆前观望并给出了自己中肯的建议。年轻男人并不喜欢他们的干涉,可仍旧记下了邻居们的忠告。没过多久,这对新婚夫妇搭了一个鸡棚。丧偶的波兰邻居看见鸡棚倒塌后,就自顾自地帮他们重新搭建好。这种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关心和帮助,使得这对年轻夫妇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微笑面对邻居了。蒂姆在文中写过“逐渐转入冬季,年轻夫妇给邻居们送卷心菜,邻居们则给他们送格拉巴酒和柴火”(p.300)。很明显,从秋天到冬天,新婚夫妇被邻居们的友善所打动,便主动与邻居们交谈,并一步一步适应了邻里关系。

在这部短篇小说中,妻子的怀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夫妻俩还没计划要孩子,但是年轻的妻子却在春天里怀孕了。没过多久,社区里的邻居们似乎察觉到了年轻妻子怀孕的事情,人们对他们友好地微笑,开始准备礼物并给与温馨提示,每个人都给准爸爸妈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夏天到了,意大利妇女热心地给即将出生的宝宝起名字。希腊妇女在大街上看见年轻妻子,停下了脚步摸摸她的肚子,说一定会是个男孩。到了夏末,隔壁的妇女为孩子织好了小衣服和帽子。

无庸置疑,这对夫妻已经融入进了多元文化的氛围里,同时,邻里间也相处得很愉快。

新生命的降临为小说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分娩来得很突然,整个生产过程既漫长又揪心。在年轻妻子临产的时候,邻居们焦急地守在篱笆外面,为即将出生的婴儿祈福,他们就一直坚守到深夜。当听见新生婴儿哇哇的啼哭声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邻居们喝彩不仅仅是庆祝这对年轻夫妇喜得贵子,更是对新生命的礼赞,因为他给整个社区带来了希望和未来。年轻人看到自己孩子的那一刻,望见篱笆外邻居们激动的脸庞,令刚刚做父亲的他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感动,落下了幸福的热泪。在这部短篇中,新生婴儿的诞生其实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晶。整个分娩过程正是年轻夫妇如何融入到新社区的缩影。尽管刚开始会很痛苦,可是结局却令人欣慰。最初由于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但是渐渐地,新婚夫妇开始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当他们真正接纳了这个新社区,夫妻俩很讶异自己的邻居们并没有那么糟糕,学着接受他们,并喜欢和他们一起生活。孩子的降临更是充分体现了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宝宝已经完全和邻居们融为一体,他们彼此之间已经实现了良好的文化融合。

结语:

由蒂姆・温顿的短篇小说《邻居们》,虽然短小却十分打动读者,吸引读者的心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进入小说情境。起初,一对新婚夫妇感到在新社区中处处不自在,与小区邻居们的生活格格不入,甚至无法忍受这些欧洲移民们的生活习惯。事实上,由于多元文化的冲突,他们面临了许多困难和挑战。庆幸的是,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这对新婚夫妻逐渐适应了新的生活,慢慢融入到这个充满多元文化色彩的社区。最终,孩子的诞生寄予整个小区新的生命和希望,象征着多元文化融合。因此,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和谐地居住在一个社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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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源深,(1997).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